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对古典文学的认识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采取多种方式,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孔子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只有对这一学科充满兴趣,才能乐学并好学，所以我在教学首先注重导语的设计。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精彩、新颖、扣人心弦的导语，一下子就能吸引学生，引人入胜。如在讲授《桃花源记》时 ，上课伊始，我先让学生闭上眼睛，随着我的描述神游桃花源，“这是一片桃花林，你看，河流两岸长达数里的地方，竟然没有一棵杂树，远远望去，盛开的桃花就像一片粉红的彩霞……；你看，红瓣纷落，就像一只只飞舞的粉蝶……；你看，这里面的土地坦荡如砥一望无垠……；你看，老人坐在屋前晒着暖暖的太阳，孩子们在绿草坪上欢快的追逐……”随着我的讲解，学生陶醉其中，遐想联翩。有的学生接口就道：“此景真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见一处呀！您该不是要带我们进入仙境吧？”学生们开怀大笑。我当即抓住时机，引导他们朗读课文：“‘人间难觅神仙境，书中神游桃花源’，还是让我们一起朗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吧。”（以往学生一听要读课文，就会失声喊苦，可这一次，学生被我口述的境象吸引住了，都想去了解书中的桃花源，读得异常流畅、响亮。）
二、加强诵读，培养语感。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朗朗上口的唐诗、宋词、古文既有音韵的和谐之美，又充满自然之美、人性的光辉，国家、民族的精神贯穿其中，友情、爱情点缀其间。朱自清先生讲过，经典的训练主要是背诵。背诵是一个重要功夫，同时也需要训练，能力才会有提升。因而初中的古诗文课堂教学重诵读轻讲解是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亦是有效的教学方式。无论是课堂还是课后有效的诵读必然加深了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同时丰富学生的间接人生积淀，可谓一举两得。在吟诵过程中，我们语文老师要辅以朗读技巧的必要指导，使其掌握重音、停顿、节奏、速度、语调等要领，力求通过声情并茂的诵读引领学生步入审美佳境。首先，在教学中，可配乐朗读，读出韵律美；其次，为了让学生在诵读时达到眼观文、口出声、耳悦音、心领义、神会情的多重效果，在抑扬顿挫、轻重舒缓中领悟情感和趣味。教学中，我们让学生注意听录音，小声跟读，再模仿诵读，掌握正确的朗读方法。从而读出情致、趣味；第三，教学时，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仔细品味，反复推敲，领悟文章写法的巧妙，朗读时要读出艺术美。这样，既可以丰富学生的语言，又可以给学生表达情感提供借鉴。如周敦颐《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表现诗人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品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感受到世外桃源的宁静……这些名句或是语言独特别致，或是修辞优美独特，它们将积淀于学生的精神中，成为学生人格的底蕴。
三、品味语言，整体感悟，注重迁移。
课程标准在“古诗文阅读评价”中指出：“ 评价学生阅读古代诗词和浅易文言文，重点考察学生的记诵积累，考察他们能否凭借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因此在古诗文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掌握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实施文言文阅读教学除了诵读外，还要把握古诗文理解的原则。古诗文的理解包括对字词的理解了，对词句的理解，对一层意思的理解，对一个段落的理解，对全篇的理解。理解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梳理写作思路，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把握课文的主旨。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个性化的鉴赏，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同时老师可适当作些拓展与迁移，让学生在知识的实际运用中提高阅读能力。如学了《桃花源记》，可对作者的《五柳先生传》、《归园田居》、《饮酒》等其余作品作些介绍。又如学了《关雎》，可对《诗经》的内容作些介绍。除此以外，还可作些相关迁移。例如学了《送东阳马生序》，要使学生认识到勤学苦读的道理。老师还可介绍凿壁偷光、闻鸡起舞、囊萤映雪等故事，这样通过同类及相关内容的迁移，可以让学生加深对课文主旨的理解，同时也扩大了阅读面，对古诗文的有关知识也得到了有益的拓展。
四、学习写法，进行创新
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创造力，学习也一样。通过教师引导让学生对学习过的古诗文进行创新，也就是激发他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过程。会背是一个“普遍”层次，而会用会写却是一个更高的层次。
古诗文教学中的创新是指将学过的古诗文进行仿写和改写，就是俗语说的“依葫芦画瓢”。“取其形，仿其意，求其神”，化为己用，然后进行自我认知作用下的再创造。它与编写、扩写有着显著的区别，改写可以在原著基础上增删一些情节，也可以改变文章的中心，甚至可以改变题目。有的改写则要求形式上的改变，如改变叙事人称、改变体裁（把诗歌改成散文），改变语言（把古文写成现代文），或改变文章顺序等。由于改写含有创作成份，所以，经常做改写练习可以提高写作技巧，发展想象力。如在学习《三峡》、《小石潭记》等文章时，可以让学生在原有文本的基础上，加入适当的联想和想象，运用恰当的修辞方法，充实内容，丰富语言，将之改写成优美的现代文；在学习《陋室铭》等文章时，可以让学生学习这种文体的特点，并仿照形式，自选主题，进行仿写。当然，再创造是有前提的，就是学生已从形式到内容层面理解了古诗文，也掌握了需要改写和仿写的古诗文的文本创作特点。
篇2
一、学会正确认识古典文学
1.现如今的中学生都很惧怕古典文学
许多中学生在文言文的课堂上，普遍都具有排斥和厌烦心理。认为古人的东西都是晦涩难懂的。而且年代也十分久远，没有必要进行学习。这样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古典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发展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恒星，是任何文化都无法替代和无法比拟的。
2.转变中学生错误的观点，加深对古典文化的认知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灿烂多姿。一直都是中华儿女为之骄傲的精神港湾。正因为这种古典文化的深度和广度，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当今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越来越喜欢追求新鲜的事物和新鲜的思想，却早已将古典文化忘在脑后。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从平时的初中语文古典文化教学中将这种“追根”的思想调动起来，认识到进行古典文化的学习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还能陶冶学生的情操。
二、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古典文学的学习本身就比较难理解
如果还是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会把本身就让学生难以接受的古典文化课堂便得更加不愿接受。所以只有将课堂变得生机勃勃，才能抓住学生的好奇心，保证学习的激情和学习的动力。
2.教师在进行古典文学的教授时，要有一颗不畏艰难险阻的心
教师强硬的知识水平是基础，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才是引导学生学习古典文学的制胜法宝。只有教师将枯燥的课本知识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学生才能更好地接受。
三、将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理念相结合
篇3
首先,文学教育以现代文学教育为主。、至期间,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只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的文学思想。直到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高考,才让中国古典文学教育重新回到教育的层面。但由于深受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还是以“照本宣科”的教育理念为主。
其次,应试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以高考古典诗词鉴赏为例,中国的高中教育,老师会给出文言文中高考的重点,而学生则根据重点去刻板的面对高考。从2002年开始,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的诗歌鉴赏考查由选择题型变为简答题型,改变了以往的诗歌鉴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为选项分析能力考查的状况。
第三,现代文学多元化的趋势对古典文学造成威胁。文化也是在时代中不断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发展,1998年,第一本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使台湾和内陆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网络文学的狂潮,此后的题材除了爱情,也有历史、武侠、恐怖、魔幻、侦探、悬疑、纪实等,拉开了一股“新新人类”的“新”,人们更加愿意喜欢阅读新颖的题材类型。文化种类的增多,人们更愿意接受网络带给我们的快捷、娱乐化的信息,使得古典文学的地位更加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文学的教育。
第四,古典文学的接触渠道较少。中国教育的模式普遍是填鸭式教育,这也让在校的学生能够接触到古典文学的机会只限在课堂。但书本上的文言文、古典相对于中国2500年的历史文化来说,只是凤毛麟角。同时由于古代文学在地域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使得学生在接受时有一定的难度。
三、如何面对古典文学教育存在的危机
首先,加强教师的职业知识素养。古典文学的传教,不一定要按严肃、古板的方法。而是要课内课外的结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教师也必须加强古典文学“深”度、“广”度,才能满足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讲诗经侧重于艺术的角度,突出情感的渗透;讲唐宋文学,侧重想象力的发挥,扩散学生的思维;注重自己在各方面知识的扩展,不应只按教材式的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应用现代教学方法将古典文学拓展到学生心理。
其次,通过多渠道传播学生宣传古典文学教育。在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可以把古典文学上传到网上,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快捷的阅读古典。老师经常带动学生到名胜古迹、博物馆等地进行交流学习,使学生能够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美;不断拓展古典文学的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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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里，古典文学的研究积累十分丰富，尤其是进入新时期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古典文学的意义和内涵不是某个时期的某个人或某个流派所规定的，而是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积累形成的。一切古典文学研究都是在当代意识下进行的。从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来看，挖掘其审美价值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接受古代文化遗产，领略感受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之美；从古典文学研究的功能来看，既可以满足人们对人类心灵历程的认识、理解和把握的需要，还可以为当代艺术与文学的创作提供经验素材，促进当前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上来看，必须具备当代的研究观念，掌握当代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不管是古典文学的传播者还是研究者，都应从多个角度诠释中国古代经典的现实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扬中，真正树立世代传承、坚韧有力的精神支柱。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利于传统民族精神的传承，彰显坚强乐观的民族魂。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分析中国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洞察到文学家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总结评价文学好坏的是非标准和最终取舍，都具有认识价值。作家们把自己一腔的理想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他们的作品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自时代的风貌，反映了人民的理想与追求，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大力挖掘和积极倡导这种民族精神。
第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作家作品，文学典型可以引导人们提升人格品位。
学习的根本价值在于能塑造人的灵魂。人文素质教育应把培养当代人的高尚人格与远大理想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国古代众多文人的人格高贵，他们的作品都是自身崇高人格的自然流露，传达出对人生价值的深刻追问，讲究人格修养与操守，呼吁强烈的民族感和社会意识。屈原的不苟世俗、竹林七贤的洁身特立、司马迁的刚直不阿、陶渊明的淡泊明志等高品格使当代人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自觉地感受和体验其中的人格精神，使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和谐社会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中国现在不断倡导和谐社会，和谐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的一大阐释。只有将感性与理性、人文和科学精神高度统一，才能培养出和谐发展的人，才能用审美的方式按照美的规律来构建现实世界。我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传递的同时，注重古今的融汇贯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而文学的和谐在某个方面促进了思想精神的和谐。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和谐与融通，在很大程度上既扩展了古典文学的传播范围，也为古典文学基础上的新文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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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技工院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的意义
1.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是传承古典文学的重要途径
我国的古典文学不仅包括汉族民族的文学瑰宝，也是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世界古典文学的核心构成要素。中国的古典文学一般指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直到五四以前大量的有一定价值的文学作品，包括先秦文学、楚辞汉赋、魏晋文学、南朝文论、唐宋诗词、元杂居、明清小说等。技校学生的整体素质比较低，加上个人学习兴趣、家庭环境、升学压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很多技校学生的古典文学基础非常薄弱。笔者在语文教学中已有发现。因此，在技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非常有必要，这对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2.以语文课程改革为突破，能进一步深化语文教学改革
目前，技校使用的语文教材大多以散文、说明文、小说、诗歌、古文等文学体裁为单元，每单元安排4～5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模式下的教材。技校语文课程教学主要还是关注每篇课文知识点的内在逻辑性与完整性，忽视了历史文学脉络，这样以知识点为线索教课的方式，让学生“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且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学中大多采用灌输式方法，教学评价简单粗放，进一步导致了语文教学效果不佳。笔者认为，现行技校语文教材显然不能适应时展的需求，学校及各级主管部门应重视语文课程改革，加大古典文学的教学力度，尝试在技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逐步探索语文教学改革的途径。
3.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能提升学生的古典文学修养
语文教学虽不直接提高技校学生的操作技能，但作为新时期的高技能人才，只懂得技能而不熟悉一定的古典文学，会显得有点苍白。因此，在技校语文教学中，通过课内外的教学活动，教师应有意识地向学生传播古典文学知识，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学生的语文知识面，提高学生对古典文学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使学生形成对浅易的诗、词、歌、赋、曲、小说等古典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逐步养成乐学、自学古典文学的良好习惯，为提高学生的古典文学素养奠定基础。
二、在技工院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存在的困难
在技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尚且存在不少困难。例如，各地技校对于语文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本身科研能力有限，校本教材开发能力不足，导致无力开发适合学生需要的语文校本教材，因此，具有地方特色的语文教材便难以进入课堂。学生对语文课程学习的兴趣不够，也影响了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此外，教师的古典文学素养参差不齐，学生的语文基础较差，特别是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更是严重缺乏，导致在技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困难重重。
笔者通过语文教学实践发现，如果将古典文学教学纳入语文教学计划，就可以系统地改变语文教学的格局。将古典文学教学以小组讨论、辩论等形式展开，进行古典文学阅读训练，将古典文学知识的讲解融入活动中。可以开展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猜谜语、贴春联等语文趣味活动，介绍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在生活中运用语文的能力。例如，过春节时，学生家里经常贴春联，如何辨别对联的上下联，上下联应贴在大门的哪个位置，是学生经常碰到的问题。在进行《史无前例的一次大迁徙》的课内练习“对联写作训练”时，笔者重点介绍了有关对联的知识，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实用性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比较高。
三、在技工院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的途径
在技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应当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加强师资培训，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开发校本教材，提升学生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
1.发挥技工院校的作用，加强校本教材的开发
技校以往开展的古典文学教育，通常是教师根据各自的掌握情况，在讲课时自然开展，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缺乏课程整体设计。在技校语文教学中融入古典文学教育，势必会影响原有教学计划规定的语文教学进度，且需要语文教师进行大量的备课，在对古典文学进行提炼、梳理的基础上，才能很好地开展古典文学教育。因此，应该从语文课程开发的角度重新梳理技工院校学生的语文教学的需求，特别是对古典文学的需求，并按照技工院校学生特点，组织人力对现有的语文课程教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删除无关紧要的课程，为古典文学课程的开设留下空间，进而开发出适合本校学生使用的较为系统的古典文学知识的语文教材。
2.加强语文教师培训，提升教师的古典文学修养
无论是教学改革，还是课程改革，抑或是语文教学，其最为根本的因素就是语文教师。要能够顺利地在技工院校语文教学中推行古典文学教育，拥有一支高素质、古典文学底蕴深厚的语文教师队伍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当务之急是做好语文教师的古典文学业务能力培训，结合各校语文教师的工作任务情况，以集中培训、自我学习、教研组集体研修等多种方式开展语文教师培训，提升他们的古典文学研修和讲课的能力，为在语文教育中开展古典文学教育夯实基础。
3.提升学生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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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典文学作品蕴涵传统医学知识
自《诗经》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涉医内容丰富，几乎涉及中医药各方面的知识。举凡疾病诊疗、中草药知识、针灸，乃至气功、养生之道等等，无一不在古代文学中得到充分的描写。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大多通晓医道，有些人还亲身从事过医药实践。由于具备医药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因此他们创作的作品中的医药内容，往往有科学或经验的依据，真实可信。先秦时期《左传》、《庄子》、《吕氏春秋》等书都可见到不少医药寓言故事。在《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醒世姻缘传》、《老残游记》等名著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医学思想更是举世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曾多次借用书中人物之口，描写了刘备的痢疾，姜维的心绞痛，司马昭的中风，曹操的头疼等等。文学对医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反映出不同时期医学思想在市井的普及情况，也使得文学作品更加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性。小说《镜花缘》写了17个医方，或为作者李汝珍所自拟，或为民间验方，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代医家陆以湉《冷庐杂识》［3］尝谓:“《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有人作过统计［4］，《红楼梦》涉及疾病114种，方剂45个，药物约120种，书中用大量笔墨描述了弱不禁风的林黛玉的病情和诊断过程，“两弯似蹙非蹙柳叶眉，一双似情非情含情目”的林妹妹在中医看来就是肺肾阴虚。这些有关疾病医疗的描写，不仅从一个侧面着实形象地反映了黛玉的性格和命运，也生动阐述了大量的医理，推动着性格与情节的发展。有的情节甚至直接表达出了作者的医学观点和见解。书中八十三回描述了贾府保健医生王太医给林黛玉的诊疗过程:“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一部《红楼梦》就有如此丰富的医药内容，由一斑而窥全豹，可见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医学知识之宏富了。传统医药素材丰富了古典文学的内涵，为古典文学注入了活力，提升了古典文学的社会价值，成为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融织的结晶。与此同时，中国古典文学所反映的丰富的医学素材，实质也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传统医学的丰富内容，可以看到传统医学对人们防病治病、养生保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兴盛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体现了传统医学广泛地浸透到不同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心理、行为和风尚。
3传统医学作品承载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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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史》是一门复杂的课程，其复杂性在于它首先具有古老性，其次是具有历史一贯性。其中用多种语言文字记载着维吾尔先民衬托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历史的多变形生活现实。它早先是开放的文学，将东西方最优秀的文化精髓集于一身，形成复杂的思想体系，使得经验和模拟文学得到盛行，着力于作品的艺术性。最重要的是，维吾尔文人首先是学者型作家和诗人，其作品超越了纯碎的文学范畴，成为了反映所有学科、传播其最新成果并且传给后人的伟大窗口。总之，这类文学内容丰富、语言多样、形式独特、思想复杂、紧密联系历史，一般单科教师很难胜任其授课任务。笔者认为，要承担此门课程的教师除了首先应该了解课程内容和体系之外，还要精通维吾尔历史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历史、民间文学，多少了解语言学知识和古代语言，家庭书房要有古典著作藏书，真正了解各种宗教的传播和特点，要具备能够及时掌握有关本学科的最新科研成果并将其带进课堂的能力，还要了解其他相关学科包括《写作基础》、《文学概论》、《比较文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以及《宗教学》，即伊斯兰教、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等专业学科和人文学科知识，很好地掌握维吾尔民族的精神境界。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教师，一般很难胜任《古典文学史》课程的授课任务，也很难让学生满意。
三、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
在2000年以前，其它高校和各类进修学校将教育家瓦伊提江•吾普尔和艾斯哈尔•玉赛因合著的《维吾尔古典文学初探》一书(民族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研究家阿布杜热依木•提编著的《古典文学史》一书(内部教材，喀什市师资培训部，1982年10月印)都作为教材使用，将射尔夫丁•吾买尔教授的《论维吾尔古典文学》(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一版)、《中世纪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两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19世纪维吾尔文学史》(三册，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等著作也作为参考资料。2002年起由海热提江•乌斯曼教授之前编写的《古典文学史》(新疆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出版)也被作为教材使用。以上教材都有自己的特色:《维吾尔古典文学初探》体系完整、语言精巧、教材性质强，易于记住。当时，它是作为在维吾尔古典文学领域里出版的、很清晰精致、符合教材要求的第一部书，对维吾尔古典文学教学的组织、保证其正常秩序和培养出部分古典文学爱好者、研究者队伍的作用很大。不足之处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很多新研究成果没被吸纳，忽略了修订更新出版、有些见解被。至于海热提江•乌斯曼教授牵头编写的《古典文学史》一书，在《维吾尔古典文学初探》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及时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内容不断被丰富，体系更加优化，集体的智慧得以发挥，信息价值进一步提升。不足之处是由于执笔者较多，以致书中的思想和语言的一贯性受到阻碍，语言不够流顺，有些内容层次模糊混乱，有些内容光提出了问题而没有做出结论，年鉴、内容排序上出现错误和模糊现象。因这本教材出版已经十多年了，没有吸收和补充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应该对这本教材的体系，语言等方面做进一步的修改。
四、优化教学方法
《古典文学史》是一门内容丰富，综合性、研究性很强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应以讲授法为最佳。
(一)制定进度计划应从实际出发，增强科学性、操作性。目前，我校人文学院2010级学生开设的《古典文学史》课程(三年制度)安排了102课时，2012级学生安排了136课时(课堂讨论、小测验、考试安排都在课时之内，这样一来，实际授课课时又缩减了10课时左右)，实际授课时数不多。采用的教材为海热提江•乌斯曼教授牵头编写的《古典文学史》上下两册书。这本教材实际上是为本科层面的学生使用而编写的，对大专层次的学生来说，无论是内容还是时间方面，的确有点儿吃力。总之，我们的《古典文学史》课程既受到时间(课时)，又受到学生素质，同时还受到教材等几方面的压力。显然，制定计划时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就无法保证课程的体系、进度甚至对课程的领会。那么，进度计划怎样制定才合适呢?笔者认为，制定进度计划应坚持突出重点，对重复的内容、非文学内容要采用简略的原则处理。具体来说，绪论部分时间要宽裕一点儿，特别是要把《维吾尔古典文学的特点》这一内容讲的深入，使学生深刻认识到该学科的复杂性和学习的重要性，培养兴趣;有关语言文字的内容因在《语言学》和《现代维吾尔语》课程中专门进行讲解，故应予以简化;因《民间文学》课程单独讲授，故本课程中与此有关的内容应予以精简，只讲传说神话部分;长诗部分，特别是《乌古孜汗传说》要重点地讲授;塔里木－吐鲁番绿洲古代文学艺术部分没有像样的内容和值得给学生讲授或者阅读的大著作，所以按照一般评论的形式进行讲解，为给其后的经典内容的讲解抽出时间打下基础;对鄂尔浑时期的文学特别是当时的历史论述多抽出时间，就塔里木绿洲和鄂尔浑流域的维吾尔人的总体状况和个别情况、以后的命运进行全面的讲解，力争解开学生头脑中对维吾尔族的起源和所生活的地域不太清楚的观点;重点讲解碑铭文学;重视高昌时期的文学，对喀喇汗王朝文学特别是对《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真理的入门》的讲解创造条件，抽出宽裕的时间，讲清讲透;辽、元文学要以总体评论的形式进行讲解，重点讲解察哈台和帖木儿时期的文学，要突出其中的拉勃胡兹、鲁提菲、纳瓦依等人物;在叶尔羌王国时期的文学中要重点讲解当代历史和赫尔克提的创作，着力于霍卓时期的文学;突出讲授仔黎里、艾尔西、哈拉巴提、诺比提、麦赫宗等先驱;在清朝统一新疆以后的文学中要重点讲授艾合迈德•沙•喀拉卡希、阿布都热衣木•尼杂里、诺茹孜阿洪•孜雅毛拉•夏克尔、纳克斯和毛拉•比拉力•艾则孜、毛拉•比拉力•纳孜木等;介绍性地讲授各时期史学家及其著作;关于阿布都卡德尔•大毛拉和泰杰里的内容要在《维吾尔现代文学史》中进行论述，暂时忽略不讲。总之，把应讲授200课时左右的内容压缩到100课时左右的情况下，减缩上述一部分属于非文学或者正处于研究阶段的内容，重点讲授既有作者，又有著作而且造诣较深的内容，更要突出其中的有些内容就显得尤为必要。这对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古典文学史》课程中达到在短时间内取得更多效果的目的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教学方法要灵活、机动、针对性强。在组织课堂教学中要以讲授法为主，也适当采用讨论法和研究法。重要的是要能在短时间内正确掌握学生的特点，设计机动的教学方案，要灵活执行。《古典文学史》是以具体的作家诗人及其著作为主的文学，在讲授某一位作者及其创作时，教师应有与其有关的著作和图片，在上课时让学生观看，有些重要著作，比如:《乌古孜汗传说》、《希四传说》、《碑铭文学遗产》、《占卜书》、《卜古可汗传说》、《高昌维吾尔诗歌》、《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真理的入门》、《圣贤传记》，纳瓦依的各类著作，其他作者的大典要以整篇或摘录的形式阅读给学生，如果学生自己能够查阅的应布置学生在课外阅读。在课堂上，不要动不动就说“很可惜，他的著作没有被流传下来”之类的话来忽悠学生;也不要一味地说那些“其诗歌语言轻巧、流畅，有效利用修辞手法”，“在著作中赞扬真善美和人间真情以及忠孝、鞭笞假恶丑和不忠不孝”等通用的套话，将学生拉入条条框框之内;要用该作者创作中的实例来印证每一句话，突出个性。笔者认为讲授文学史课程时，对自己没有读过著作，甚至连情节都不知道，就进行盲目进行分析的教师是对学生、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教师，这样的教师在学生面前也不会树立起自身的威信。另外，授课教师要善于将课程联系历史，力争在课上让学生成为既能了解几千年的历史，又能掌握历史知识的人。在整个课程过程中要以完整的意义充分体现课程名称所提到的“维吾尔”、“文学”、“古典”、“历史”等四个词。
篇8
一、研究现状
国内外翻译学者就翻译社会学进行了有益尝试，其中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拉图的行为者网络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论等理论的出现，重新审视了翻译行为和译者身份。霍姆斯(Holmes)首先提出“社会翻译学”的概念；胡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学角度表明了建设性研究的必要性；李红满根据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当今翻译社会学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考和问题；武光军首次翻译了翻译社会学的起源，指出翻译社会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翻译社会学的发展方向；郭建辉强调了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机制研究以及工业化研究；王悦晨建议翻译社会学的任务是展示和解释社会上翻译活动的合作和影响。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即翻译，“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研究总体数量不多，刘霁认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在编撰体例内容上依附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忽略或遗忘了许多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译介群体，“学衡派”是其中之一；江帆对《红楼梦》的英语译介行文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行为方式提出了一些启发性建议；耿强指出译介过程不仅要考虑译本选材、翻译方法、营销策略等内容，更需要时刻注意目标语文化系统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郑烨主要以《中国文学》这本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为例，借助译介学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理论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状况。
二、译介模式
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播，包含拉斯韦尔传播模式五大基本要素，本研究重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三大要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介途径，从而探索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最佳译介模式。
（一）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研究的是探讨“谁”翻译的问题，即译者应该是“谁”的问题。杜博妮（BonnieMcdougall）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翻译存在以下4种模式：学术翻译、商业翻译、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以及个人翻译，4种模式翻译发起人不同[1]。就中国古典文学译者模式而言，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中国本土译介主体模式。译介主体基本上对异国文化有一定体验和了解，作品基本是由中国国内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第二种是海外华人译介主体模式。海外华人译者大多具有较强双语能力和双语文化，如美籍华人王际真、林语堂、张爱玲、许芥昱、穆爱丽等。第三种是国外汉学家译介主体模式。汉学家深谙英语汉语两种文化，具有超强的英语写作能力。英美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的译介较多，翻译《聊斋志异》的翟理斯（H.A.Giles）、翻译《西游记》的阿瑟韦利（ArtherWalley）、翻译《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闵福德（JohnMinford）等。除了这3类模式之外，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还有一种与林纾、庞德的翻译活动相似的合作翻译形式。中国国内本土译介主体模式和汉学家译介主体都存在着不足，比较科学的模式就是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即国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中国学者为翻译辅助，取长补短。“中译外绝对不能一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如果中译外译者是中国人，深谙中国文化，就需要请外国学者在语言上帮助理顺润色；如果中译外译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是汉学家或者是学中文的人，就要搭配一个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外文基础又好的中国人。只靠中国人或外国人翻译我认为都不保险。”[2]
（二）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选择是翻译文本能否得到有效传播关键因素之一。翻译文本选择的成功，就会受到读者的亲睐，取得较好的译介效果，反之会达不到预期的译介效果。对作者的选择是译介主体翻译前需要做的重要选择之一，一个译者选择翻译一个作者的作品一般有几个原因。首先，因为该作者有着吸引译者的思想以及其作品深得译者的喜爱;其次是因为了解读者的喜好，认为该作家能够满足大众读者的需要；第三，是因为该作者所具有的市场价值,这一原因尤其体现在翻译发起人是出版社的时候。文本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成品所塑造的文学形象、国家形象及读者评价，如果将“挑选”的客体延至翻译项目的发起人、委托人、合译者、出版商、发表媒体等，那么对于“挑选重于翻译”原则的强调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翻译成品的可接受效度及最终传播力和实际影响力[3]。翻译的选择不仅体现在对作者以及文本的选择上，它同时包含翻译策略的选择。影响翻译文本和策略选择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的文化语境空间中，译者会形成一定的文化立场，译者的文化立场直接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会在翻译一部作品时明确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面对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译者至少可采取3种文化立场：其一，译者站在原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其二，译者站在目的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其三，译者站在沟通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就会避免采取极端的异化和归化策略，将交流作为翻译根本宗旨，努力寻找合适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劳伦斯•韦努蒂认为译者总是倾向于本族语文化立场，他认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4]一般来讲，当原语文化强于译语文化时，译者为求将原著呈献给译文读者，弱势文化读者往往更喜欢原汁原味的译作，译者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反之，当原语文化弱于译语文化时，强势文化认为自己文化比弱势文化更自然进步，更具普遍性，多倾向于用归化翻译方法。
（三）译介途径
传播途径包括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媒介组织和信息载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图书、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译介途径同样包括报纸、杂志、出版社、杂志社等。中国古典文学译介途径主要包括本土出版社、报刊杂志等媒介、海外书展。本土出版社方面包括：其一，本土出版社。多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途径比较单一，中外合作出版虽然近年来有所加强但为数不多。例如，由国内本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出版工程”等。其二，海外出版社；其三，中外合作出版。中外合作出版主要有贸易式、契约式和投资式3种基本模式。贸易式是一种最直观、最简单、风险最小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契约式是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签订合同或转让合同方式把版权给海外出版机构。投资式模式指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在海外形成出版分支机构的海外图书市场进入模式。媒介方面：在译介中国文学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报刊杂志作为大众媒体的重要形式一直是传播中国文化译介中国文学的重要途径。书展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交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中国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他域。中国政府也积极创造机会，开拓中国作家和国外作家、出版家、读者面对面交流的途径。办书展是新书、进行交易版权、探讨全球出版业发展动向展开深度的交流与研讨的平台，是作家作品走出国门参与交流并获得关注的重要途径。总体来说，在这3种出版途径中，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主要依赖的还是国内本土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翻译目前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占有非常小的比例。比起国外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西方读者更倾向于阅读“自己人”参与出版销售的作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途径较单一，中外合作不多，主要是本土出版社。因此应该加强合作，加强中外出版机构多渠道合作：版权贸易、图书贸易、合作出版、数字出版物、国外办出版社等等；加强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拍摄。
三、古典文学小说译介模式的弊端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虽然一直致力于走出去，但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翻译策略不合理：翻译的译者大多数为本土译者，但他们将中文翻译成第二外语时，就会遇到很多问题。译者对英语的精通程度与母语相差很远，翻译时很难确保译文的准确性，甚至与原文的作品风格有很大的出入。译者要尽量避免对原太大的改动，尊重原著的文化语境。
2.选材不当：中外文学的语境不同，部分译本无法被国外读者所接受，自然也不会关注中国文学。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到意识形态、文化素养以及阅读兴趣的差异，不能纯粹地追求译出的数量。
3.销售渠道单一：通过文学译介的译本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读者对译本的误读会影响在国外的广泛传播。多数译本的出版发行方式是比较单一的，以熊猫丛书为例，他们选择在国内出版并通过国内的销售商在国际书店进行推广，没有选择国外的商业出版社，这就很难了解和把握其销售市场，大大降低了译本的竞争力。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译者要做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还要考虑传播过程中涉及的众多因素。文学译介不仅仅是语种的转换，它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交际行为。其次，要充分认识译介现状，翻译时不能只是埋头翻译，更应对传播状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再次，要多渠道销售译本，中国古典文学完全走出去不能只依靠自己，可以与国外知名出版社进行合作。政府和研究者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开辟新的图书译介模式与销售渠道，先在中国出版社出版再通过国外书店推介的方式固然不如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由于国外出版社更能准确了解和把握读者市场，译本可以充分利用成熟的销售渠道进行推广。中国古典文学小说需要彻底改变传统的译介模式，才能把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宣扬出去。译介模式的成败，体现在读者能够顺畅的拿到译本。国家应不遗余力地对译介活动给予支持，但是通过外文局图书推广渠道的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学就不能完全走向世界，《牡丹亭》的推介以及“熊猫丛书”的失败都印证了这个模式的不合理性。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要大胆实行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充分考虑国外文化系统的诸多因素。要积极与本土的文化机构出版机构合作，选择正确的译介模式，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和销售资源，让中国古典文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参考文献：
〔1〕Mcdougall,Bonnie.TranslationZonesinModernChina[M].NewYork:CambriaPress,2011.
〔2〕鲍晓英.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3，（5）：43-45.
篇9
中国文学的外播，同任何民族文学的外播一样，始自与近邻的文化交流。韩国史书有箕子入朝、诗书从焉的记载(《东国通鉴》)，这就是说，早在殷周之交，它就借助车马舟楫之便，传入了山水毗连的邻邦。此后它又东渡扶桑，南至菲越缅泰诸国，对于远东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学在邻国的播扬之中，以东渐日本最为引人注目。公元三世纪(应神天皇十五年)，儒家经籍由百济传入了日本，这是它东播的肇始(见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那时，日本还没有本国的文字，从外舶来的中国文学便成了惟一的书面文学，也成了以汉字为书写媒介的“汉文学”的催生剂。关于这种情况，日本学者有所描述：“用这一帝国的共通语——汉语，来表现人类世界所共通的思想与感情，是日本知识阶层理所当然的使命”(中村真一郎《江户汉诗》)。日本文学不仅借用语言符号，而且还刻意模仿中国古代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随着文学思潮的兴替，汉文学作家追随中国文苑新说，步入文坛巨子者，代不乏人。甚至侍宴应制、聚饮唱和、登临抒怀、伤时感事等等文人习尚，也以中国为摹本。在假名出现以后，日本的和文学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本土文学依然与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由于假名的普及，中国文学通过训读本、训译本和意译本，而拥有了更为广大的读者。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学纷至沓来，中国文学的地位相对而言有所下降，但它的传播，却借助现代学术而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总而言之，它对日本和其他邻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实属罕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即使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未能像汉语对远东的影响那样，占据支配的、正统的地位”(孔雅瑟《亚洲文学》)。
中国与欧美相距迢遥，其间且有关山阻隔，中国文学的西播自然起步较晚。一方面，我国汉代曾经开拓西域，发使“黎轩”(《史记·大宛传》)，但并没有把文学带到欧洲去。另一方面，虽然早在公元前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提及中国，后来柏朗嘉宾、马可·波罗等人的报导也给西方人民以多种遐想，但直到十六世纪西班牙学者门多萨撰写《大史》之时，西方史籍才稍稍涉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学。1590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完成了明代童蒙读物《明心宝鉴》的西译，迄今所知，这是中国文学正式西播的肇端。自明末清初以降，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得以亲身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出于传播宗教的目的，大量翻译儒经和其他经典，客观上却为中国文学的西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通过这些传教士，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现了许多趣闻和佳话，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移植中国戏剧，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称赞中国小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翻译《诗经》，均直接间接地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有所关联。进入本世纪以后，全球性的人文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传统信念的震撼，中国作为独立之邦的复兴，西方现代派对异国艺术的孜孜追求，比较文学平行学派的隆然崛起等等——这一切，均给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西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运，使它继而影响到了西方的现代文学。诸如意象派、垮掉派、赛珍珠、布莱希特以及其他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结缘，便是它在西播历程中的新篇章。异质文学姿态别具，彼此间易于截长补短，有着极强的互补性。鉴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影响一定会日益广泛，日益深入。
中国古代典籍在世界各地的流传，几乎无不是通过学者的译介、注释和研究而完成的。所以它外播伊始就与传入国的学术息息相关。经过长期的积累，在国外首先形成了综合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 (Sinology)；后来渐渐分化，甚至文史、语文的综合研究也渐渐解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和学派传统。从横向来看，如今日韩、俄苏和欧美的学术，堪称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三大板块。尽管这些学术实体有历史久暂之分，成果多寡之别，但它们无不是既重视译介，又重视研究。两者双管齐下，互相促进，使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一步步走向深入但中国古典文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学者们又不得不力求更加精细地分工，去专攻某代文学，某类文学，甚至某个作者。在各个研究领域，从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从文人作品到民间文学，国外汉学界几乎均有一批各擅胜场的专门家，均撰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进行的研究，与国内研究相比，明显具有若干特色。第一，这一研究在将中国文学与本国文学互相比照、证同辨异之时，便自然而然具备了比较文学的性质。跨越国界追寻中外文学间的实际联系，辨认中外文学间的似与不似，是比较研究关注的焦点。平行学派倡导东西方文学的比较，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第二，这一研究是新的研究方法的试验田。本世纪西方此起彼伏的文艺思潮，冲击着各国的学术论坛，中国文学研究亦受其影响。诸如意象派、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创作主张和批评理论，都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横向研究(即移植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理论，用于文学研究)也以中国文学为对象，积极地开展起来。凡此种种，无不丰富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国外学者的批评方法、分析角度相对来说较为灵活多变，其文艺观、价值观以及趣味好尚又与我们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这一研究所做的结论，很多在国内论坛实属罕见。第四，这一研究经常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例如，瓦西里耶夫(俄)、翟理思(英)等人所撰的中国文学史，均早于国人的同类著作，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研究。又如国外佚书的著录和考证，国内学者往往不得其便，这是一种占尽地利的研究。再如游仙诗、寒山诗研究，则又常常以不同于国内的文化心态进行观照。第五，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国外绝少关门闭牖做学问的现象，学者们很注意参考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研究成果，在着手做某一课题之前，务求资料详备而后止。他们重视从国际学术的背景上考虑问题，目的是为了避免资料的疏漏、观点的偏颇或者劳动的重复。 除了上述共同的特点之外，各个学术板块相互比较，也可见出不同的特点。日韩的治学方法受我国传统的影响很深，他们在吸收西方学术的同时，仍以传统眼光大量做注释、考证、校勘、索引等学问，并且做得又深又细。西方学者有不少得益于日本。前苏联和东欧学者坚持文艺观，特别重视进步文学的研究，多从社会和历史角度去考察作品的人民性、阶级性或思想性。美澳西欧诸国(尤其是美国)的学者，喜欢尝试新方法，每每从作品的形式入手，进而剖析作品的技巧和意蕴，他们明显有追随新文艺思潮和学术思想的倾向。总之，国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于采取了移植新观念、试验新方法、开辟新领域、交流新成果等做法，使自己的学术品格具备了现代性与国际性。
既然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是一种历时悠久、横贯东西、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现象，那么，我们如何着手进行考察，才能窥见其全貌，捕捉其精蕴从而获得有益的借鉴呢?
我们认为，要想全面而又系统地把握这一文化现象，应该采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两种方法。所谓历时研究，就是从纵向角度去梳理中国古典文学向外传播的历史。如上所述，它在同质文化圈和异质文化圈里的传播情况，是互不相同、各有特色的。不同对象应该不同对待，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无论遇到的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应该采用渊源学、媒介学和流传学的视角，分别描绘出外播的热点与重心、触媒与契机、途径与方式、际遇与影响。民族文学向国外传播的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件，而是我们对于与之相关的客观存在的理性认识。因此，任何一种有关文学外播历史的描述，都必然与文化观、历史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体察世界文化与文学如百川汇海、既见融合又见分立的总体趋势，才能明辨异国他邦对中国文学何以采取亲疏、迎拒态度的深刻原因，才能透过文学与文化交流那种错综复杂、千姿百态的表面现象，去把握其潜在的客观规律。
所谓共时研究，就是从横向角度去清理国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丰硕成果。由于国外学者的主客观条件与我们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必然会对某些作家作品、某些文学问题持有不同的见解。他们也常常采用中国古今学者的定论成说，但即使如此，即使论述的是同一个问题，在那种特殊的学术环境里，也不管其独有的真知灼见、弘论博识、以及可备一说的论断。显而易见，如果单纯地依靠纵向梳理中国文学外播史的方法便不可能完善地总结这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设立专题，分门别类，横向加以归纳、整理，是一个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如果一味地述而不作，引而不论，当然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应该说针对那些纷纭、新奇的论点，辩明它们是正确还是错误，全面还是片面，公允还是偏颇，积极还是消极，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看来，这项工作实际上还具有披沙拣金、采珠集玉的性质。
基于上述设想，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相应地分成了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两个系列。前者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历史的梳理，按照学术板块分别加以描述。但为了说明某一影响的性质，也不排斥通过横向比较进行阐说。后者主要是以文学体裁为单位，整理、归纳比较重要的学术观点，与此同时，也用一定篇幅来概括说明某一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纵一横、纵横交织的探索，最终能够对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这一文化现象，做出系统深入、全面细致的描述。
篇10
“转型”必需的前提就是不因循既定的格式套路。一般研究者多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作为现代学科的确立，是以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并最终写成《文心雕龙札记》为标志的。循着这种规范的学术思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或者被确认为传统文学批评的自然延续，或者被确认为同其《红楼梦评论》一样，是当时以西方思潮为动因而展开的新文学批评，总之是不宜拿它来当20世纪古典文学批评之研究的开山著作！而现在想提请大家讨论的是：这样一种规范的思路，是否可以与另一种思路连通？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于是，可以尝试双行思路。而一旦超越了单行思路，就会生成为多维思路。王运熙先生曾呼吁过，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应该重视作家作品评论中所具体展开的古典文学思想。这一呼吁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响应。举一反三，我们其实还可以意识到，在进入20世纪以后，古典文学思想的展开方式将是多维的：既可以在纯粹的古典文学思想以及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专门化研究中展开，又可以在具备了新与旧、中与西之思想冲撞运动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展开，还可以在新世纪人们创建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思考中展开，等等。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走向更加开放的大形势下展开的学术思维，不可能不具备中西比较的思维态势，但这必须是具有原创性的，不宜因循于既定的比较模式。比如，人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认识：西方文化善于逻辑推理，中国文化善于直觉感悟，其实，我们何妨一问：那种被称作逻辑的东西，是否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发现百年以来人们以西方逻辑思维模式审视中国古典文学思想时所可能出现的错觉和误解。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尝试着去发现中国古典文学思想，以及其所体现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政治思想等所具有的逻辑理性——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逻辑理性。
不论是多维展开方式的确认，还是对中国传统逻辑理性的“证明”，都要求我们具备一个“思想者”所应该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捕捉真正的“问题”，于是就成为我们最为艰巨的学术任务。在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希望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古典文学思想的现代延伸方式与现代高校文学教育。只要回顾一下已经流行起来的古典文学批评方面的研究著作，就不难发现，其中很多是作为高校文科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而出现的，于是，大学文科教育就自然成了古典文学思想之现代延伸方式的基础，也自然就成了我们的基本关注点。百年以来中国高等学校的文学教育思路，以及其中相应的古典文学的内容，究竟有哪些“问题”值得思考呢？
篇11
“文学作品必然蕴含着思想意识和价值判断，广泛意义上的‘道’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则是用来表达思想意识的手段。”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表示，如果没有“载道”这一目的，则“文”将没有存在意义。思想意识本是文学作品的精髓和灵魂，“文以载道”非但不会损害作品的文学价值，反而会使作品具备充实的内容和丰富的意义，会使作品具备感动人心的丰盈力量。
“这种‘道’，并非前人宇宙论图式下的‘自然之道’，而更多是伦理学意义上本体化的社会伦常与秩序。”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广宏表示，在承载“道”的目的性层面上，以“文”或“辞”为代表的文学才更能明确位置、获得重视。
“中国古典诗歌在本质上都是个人抒情诗，凡是优秀的诗歌作品，都是直抒胸臆、毫无伪饰的。”莫砺锋以杜甫的诗为例表示，被称为“诗史”的杜诗是对历史的价值评判，诗中展示了崇高的人格境界，蕴含着充沛的精神力量，是“文以载道”之说具有积极意义的有力证明。
中华文化为古代东亚文明主题
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广泛传播，使中华文化成为古代东亚文明的主题，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戏曲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特殊形式。“观察日本伎乐与汉魏乐府的关系，可以看出其中的中华文化因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认为，考辨伎乐的表演内容以及“吴公”一曲中的假面形象等要素可以看出，伎乐虽然根源于印度文化并融入了西域文化元素，但也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了适合表演形式的素材。
“朝鲜王朝独尊儒家，卫道文人保持传统的文学观，对小说一向保持批评的态度。但16世纪以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变。”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教授崔溶澈表示，16世纪中期，朝廷大臣主动接受《三国志通俗演义》，并将其以金属活字印刷出版、广泛传播。至18世纪以后，中国小说的输入更加普遍，并被统治阶层接纳。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文学的发展，小说逐渐成为通俗文学的主流。大量进入朝鲜社会的明清小说，传播了外部广大世界的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意识的逐渐产生。
18世纪以后，中国古典诗歌开始西传法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钱林森表示，中国古典诗歌西传法国，得益于18世纪法国汉学的勃兴与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的译介。从《诗经》法译文本的流布看，马若瑟、白晋、钱德明、韩国英等神父进行了大量的译述与诠释工作，并在当时即引起了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的积极参与和回应。
以现代视野推进研究创新
学者认为，以现代视野对中国古典文学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既是中国文学研究长期和基础的工作，也是系统梳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探讨当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创新的重要任务。
“研究中国文学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旧体诗歌的现代性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林宗正表示，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一直都是现代文学的研究重点，但多数研究集中在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且集中于小说研究。实际上，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一直是主要的文学形式。旧体诗人，不论是唐宋元明或是晚清，都熟悉古典诗歌的传统，也都讲究创新。
篇12
经济全球化已经产生强烈的文化效应，文化和经济共融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是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而古典文学的译介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模式，是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
随着文化全球化，译介模式在对外传播中越发重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要想实现本土化优势，译介模式需要及时改变。翻译社会学视角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古典文学小说进行研究。翻译社会学视角能反映出古典文学小说中社会历史状况和译者生活轨迹结合的情况，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而且可以更好的解释翻译实践的特殊性，使更多的人对翻译活动的开展、影响和作用有更生动的理解。
一、研究现状
国内外翻译学者就翻译社会学进行了有益尝试，其中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拉图的行为者网络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论等理论的出现，重新审视了翻译行为和译者身份。霍姆斯（Holmes）首先提出“社会翻译学”的概念；胡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学角度表明了建设性研究的必要性；李红满根据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当今翻译社会学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考和问题；武光军首次翻译了翻译社会学的起源，指出翻译社会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翻译社会学的发展方向；郭建辉强调了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机制研究以及工业化研究；王悦晨建议翻译社会学的任务是展示和解释社会上翻译活动的合作和影响。
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即翻译，“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研究总体数量不多，刘霁认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在编撰体例内容上依附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忽略或遗忘了许多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译介群体，“学衡派”是其中之一；江帆对《红楼梦》的英语译介行文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行为方式提出了一些启发性建议；耿强指出译介过程不仅要考虑译本选材、翻译方法、营销策略等内容，更需要时刻注意目标语文化系统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郑烨主要以《中国文学》这本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为例，借助译介学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理论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状况。
二、译介模式
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播，包含拉斯韦尔传播模式五大基本要素，本研究重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三大要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介途径，从而探索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最佳译介模式。
（一）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研究的是探讨“谁”翻译的问题，即译者应该是“谁”的问题。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翻译存在以下4种模式：学术翻译、商业翻译、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以及个人翻译，4种模式翻译发起人不同[1]。
就中国古典文学译者模式而言，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中国本土译介主体模式。译介主体基本上对异国文化有一定体验和了解，作品基本是由中国国内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第二种是海外华人译介主体模式。海外华人译者大多具有较强双语能力和双语文化，如美籍华人王际真、林语堂、张爱玲、许芥昱、穆爱丽等。第三种是国外汉学家译介主体模式。汉学家深谙英语汉语两种文化，具有超强的英语写作能力。英美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的译介较多，翻译《聊斋志异》的翟理斯（H. A. Giles）、翻译《西游记》的阿瑟韦利（Arther Walley）、翻译《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闵福德（John Minford）等。除了这3类模式之外，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还有一种与林纾、庞德的翻译活动相似的合作翻译形式。
中国国内本土译介主体模式和汉学家译介主体都存在着不足，比较科学的模式就是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即国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中国学者为翻译辅助，取长补短。“中译外绝对不能一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如果中译外译者是中国人，深谙中国文化，就需要请外国学者在语言上帮助理顺润色；如果中译外译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是汉学家或者是学中文的人，就要搭配一个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外文基础又好的中国人。只靠中国人或外国人翻译我认为都不保险。”[2]
（二）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选择是翻译文本能否得到有效传播关键因素之一。翻译文本选择的成功，就会受到读者的亲睐，取得较好的译介效果，反之会达不到预期的译介效果。
对作者的选择是译介主体翻译前需要做的重要选择之一，一个译者选择翻译一个作者的作品一般有几个原因。首先，因为该作者有着吸引译者的思想以及其作品深得译者的喜爱；其次是因为了解读者的喜好，认为该作家能够满足大众读者的需要；第三，是因为该作者所具有的市场价值，这一原因尤其体现在翻译发起人是出版社的时候。文本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成品所塑造的文学形象、国家形象及读者评价，如果将“挑选”的客体延至翻译项目的发起人、委托人、合译者、出版商、发表媒体等，那么对于“挑选重于翻译”原则的强调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翻译成品的可接受效度及最终传播力和实际影响力[3]。
翻译的选择不仅体现在对作者以及文本的选择上，它同时包含翻译策略的选择。影响翻译文本和策略选择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的文化语境空间中，译者会形成一定的文化立场，译者的文化立场直接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会在翻译一部作品时明确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面对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译者至少可采取3种文化立场：其一，译者站在原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其二，译者站在目的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其三，译者站在沟通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就会避免采取极端的异化和归化策略，将交流作为翻译根本宗旨，努力寻找合适的翻译原则及策略。
劳伦斯・韦努蒂认为译者总是倾向于本族语文化立场，他认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4]一般来讲，当原语文化强于译语文化时，译者为求将原著呈献给译文读者，弱势文化读者往往更喜欢原汁原味的译作，译者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反之，当原语文化弱于译语文化时，强势文化认为自己文化比弱势文化更自然进步，更具普遍性，多倾向于用归化翻译方法。
（三）译介途径
传播途径包括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媒介组织和信息载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图书、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译介途径同样包括报纸、杂志、出版社、杂志社等。中国古典文学译介途径主要包括本土出版社、报刊杂志等媒介、海外书展。
本土出版社方面包括：其一，本土出版社。多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途径比较单一，中外合作出版虽然近年来有所加强但为数不多。例如，由国内本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出版工程”等。其二，海外出版社；其三，中外合作出版。中外合作出版主要有贸易式、契约式和投资式3种基本模式。贸易式是一种最直观、最简单、风险最小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契约式是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签订合同或转让合同方式把版权给海外出版机构。投资式模式指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在海外形成出版分支机构的海外图书市场进入模式。媒介方面：在译介中国文学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报刊杂志作为大众媒体的重要形式一直是传播中国文化译介中国文学的重要途径。书展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交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中国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他域。中国政府也积极创造机会，开拓中国作家和国外作家、出版家、读者面对面交流的途径。办书展是新书、进行交易版权、探讨全球出版业发展动向展开深度的交流与研讨的平台，是作家作品走出国门参与交流并获得关注的重要途径。总体来说，在这3种出版途径中，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主要依赖的还是国内本土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翻译目前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占有非常小的比例。比起国外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西方读者更倾向于阅读“自己人”参与出版销售的作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途径较单一，中外合作不多，主要是本土出版社。因此应该加强合作，加强中外出版机构多渠道合作：版权贸易、图书贸易、合作出版、数字出版物、国外办出版社等等；加强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拍摄。
三、古典文学小说译介模式的弊端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虽然一直致力于走出去，但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翻译策略不合理：翻译的译者大多数为本土译者，但他们将中文翻译成第二外语时，就会遇到很多问题。译者对英语的精通程度与母语相差很远，翻译时很难确保译文的准确性，甚至与原文的作品风格有很大的出入。译者要尽量避免对原太大的改动，尊重原著的文化语境。
2.选材不当：中外文学的语境不同，部分译本无法被国外读者所接受，自然也不会关注中国文学。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到意识形态、文化素养以及阅读兴趣的差异，不能纯粹地追求译出的数量。
3.销售渠道单一：通过文学译介的译本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读者对译本的误读会影响在国外的广泛传播。多数译本的出版发行方式是比较单一的，以熊猫丛书为例，他们选择在国内出版并通过国内的销售商在国际书店进行推广，没有选择国外的商业出版社，这就很难了解和把握其销售市场，大大降低了译本的竞争力。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译者要做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还要考虑传播过程中涉及的众多因素。文学译介不仅仅是语种的转换，它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交际行为。其次，要充分认识译介现状，翻译时不能只是埋头翻译，更应对传播状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再次，要多渠道销售译本，中国古典文学完全走出去不能只依靠自己，可以与国外知名出版社进行合作。政府和研究者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开辟新的图书译介模式与销售渠道，先在中国出版社出版再通过国外书店推介的方式固然不如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由于国外出版社更能准确了解和把握读者市场，译本可以充分利用成熟的销售渠道进行推广。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需要彻底改变传统的译介模式，才能把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宣扬出去。译介模式的成败，体现在读者能够顺畅的拿到译本。国家应不遗余力地对译介活动给予支持，但是通过外文局图书推广渠道的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学就不能完全走向世界，《牡丹亭》的推介以及“熊猫丛书”的失败都印证了这个模式的不合理性。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要大胆实行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充分考虑国外文化系统的诸多因素。要积极与本土的文化机构出版机构合作，选择正确的译介模式，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和销售资源，让中国古典文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参考文献：
〔1〕Mcdougall， Bonnie. 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M].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1.
篇13
1 园林与文学
园林是以物质为实体，融入一定的园林美学思想建造而成的，供人们游憩、活动的场所。文学，是意象思维的结晶，是以文字符号形式反映人类生活、精神及审美水平的艺术。古典文学容纳了许多关于中国园林的描绘。如四大名著《红楼梦》里面描写园林建筑的内容举不胜举，“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一段描写到：“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门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上面这段描写，正是对园林各景的精彩描绘，让我们仿佛跟着林黛玉进入贾府富丽堂皇的大宅院，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其中“垂花门”、“抄手游廊”、“大插屏”不正是现代园林中的“景门、廊、障景”的原形吗？有人曾评价：“《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也是一部著名的《园林史》。”正是因为有了《红楼梦》对古代建筑风格的描述，我们才知道大观园是什么样，荣国府有多么气派，我们才得以仿造，在现在建造的很多地方公园里我们也不难看到《红楼梦》里大观园的影子。正是古典文学中蕴含的园林文化，影响着人们的园林设计理念，人们在园林设计过程中更加注重园林景观的所要表达的意境，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国园林，让园林景观给广大的审美群体一种自觉与不自觉的审美体验。正如雪莱在《诗辩》中所说：“让心灵容纳许许多多未被理解的思想组合，从而唤醒心灵，并扩大心灵的领域。诗揭开帷幕，露出世界所隐藏的美，使平常的事物反而像不平常了，……人们一度对这些静观默想，使在自己的心灵上永远留下含义优美而有高贵的纪念碑。”假如你到某一公园游玩观赏，当我们对园林的个别形象进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观照和沉思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会得到升华，使园林的功能上升一层，起到美育的作用。这些名胜古迹，铭刻于我们的心灵，成为优美而高贵的“纪念碑”。
2 古典文学中记载的中国园林的发展历程
古典文学作品不但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园林的特点，同时记载了中国园林的发展历程，为我们展现了园林深广、博大的感性形态，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引起人们产生敬仰和赞叹，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通过文学作品的表述，园林崇高美与园林意境美的功能得到了双重体现。
2.1 自然山水时代
在我国，园林的发展源远流长，从有文字记载时的殷周的“囿”算起，中国园林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中国园林崇尚自然的思想对世界园林有着深远的影响，当今社会，人们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类希冀与自然达成更高的精神默契，园林艺术以其特有的功能凝固了人类美化的自然，同进也融入人类另一个艺术的殿堂，那就是文学。中国园林有文字记载的是周文王的灵囿（约公元前11世纪）。《诗经・大雅・灵台》篇对灵囿的描述是这样的，“王在灵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鸟篙篙。王在灵沼，於轫鱼跃。”灵囿除了筑台掘沼为人工设施外，其他全为自然景物，从文字可现灵囿的规模与布局，文王灵囿以其独有的文化载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格局、特色的典范，这一以文学体裁出现的记载中国园林的文学作品，方使我们知道中国园林最早的雏形。
在春秋战国时期，冶炼和砖瓦建筑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在客观上为统治阶级大兴离宫别院、营造宫室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如，吴王夫差筑姑苏台，并“于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铜构玉槛，宫之楹槛，珠玉饰之”，足以说明当时宫室建筑规模之宏大。另据记载，吴王夫差还曾造梧桐园、会景园，有“穿岩凿池，构亭营桥，所植花木，类多茶与海棠”之举，可以看到以自然山水为园林主题的萌芽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
2.2 建筑宫苑时代
到了秦汉时期，营造宫室，规模更加宏伟壮丽。园林建筑中有关于“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的记载，这时的建筑与造园家对于自然风景的艺术加工，有了自己的见解――控制自然气势，进行重点加工，赋予原始自然风景以明确主题思想，对后世宫苑建筑影响很大。上林苑是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38年在秦代一个旧苑址上扩建而成的宫苑，除修建有苑、宫、观外，还有许多池沼，如昆明池。据《三辅故事》：“昆明池三百二十五顷，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三辅黄图》中是这样描述汉武帝建造的建章宫的：“周二十余里，千门万户，在未央宫西、长安城外。”宫城内北部的太液池，《史记・孝武本纪》载：“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园林以山水、植物和建筑相互结合组成特色鲜明的山水园，如北魏张伦在宅园中模仿自然造景阳山、湘东王造湘东苑，园林形式由精确地模仿真山真水转到用写实手法再现山水；园林植物由欣赏奇花异木转到种草栽树，追求野致；园林建筑不再徘徊连属，而是结合山水，列于上下，点缀成景。
2.3 山水建筑宫苑时代
隋代则演变为山水建筑宫苑，如隋炀帝杨广在东都洛阳营建的别苑中的西苑，在布局上继承了汉代“一池三山”的形式，反映了王权与神权的统治以及享乐主义思想，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是中国园林从建筑宫苑演变到山水建筑宫苑的转折点。
国力强盛的唐朝，则以大内三苑最为优美，同时出现了运用艺术和技术手段来造景、借景而构成优美的自然园林式别业山居，如画家王维在蓝田县经营的辋川别业、白居易在庐山上修筑的草堂等，既富自然之趣，又有诗情画意。
唐朝晚期到北宋初期，造园者布局的章法、借景的运用、理水的技艺较前代都有较大的进步，因地制宜地营造了许多表现山水真情和诗情画意的写意山水园，正如《洛阳名园记》中描述的一样：“点景起亭，揽胜筑台，茂林蔽天，繁花覆地，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巧得自然之趣。”。
到了北宋，随着建筑技术和绘画的发展，出版了《营造法式》，造园多以全景式地表现山水、植物和建筑之胜景，被誉为山水宫苑，如宋徽宗政和七年兴工修筑的艮岳，并且亲自写有《御制艮岳记》。
2.4 明清宫苑时代
明清宫苑是我国古代造园发展的鼎盛时期，明清园林规模之大，分布之广，艺术手法之高超，构筑之华美是历代所不可比拟的，北京的颐和园、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等是当时皇家宫苑的代表。更值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关于造园技艺和造园理论的著作，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对园林胜景的描述，其中最有名的造园家当数明末的计成，他通过自己对园林的创作，把实践经验与造园传统总结提高到理论高度上，著有《园冶》一书，此外明代画家文震亨对园林艺术也颇有研究，所著《长物志》把画山水的理论运用于园林设计，对园林中瀑、泉、水的布局，以及湖石的运用，均有独到的见解。
3 中国园林与古典文学的关系
感悟中国古典文学，也许感受不到文学家描写景观时的心情和他所要表达的意境，或许作者正是对自己所处私家园林的简单描写，或许是作者心中的海市蜃楼，而文学家恰恰借助优美的文字，将自己所体会到的园林意境以真实的笔触表达出来，给造园家以启迪，二者追求的意境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致的，造园家将这种意境与园林的艺术效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提炼，融入到园林设计当中，构造园林意境，如苏州的网师园、留园、个园等都饱含明显的文学意境。古典文学如同园林设计当中的材料，就看造园家如何运用、安排、构思和组织。有些古典文学作品好似园林设计步骤，只要园林设计师将其意境和方法融入园林建设当中，就可建成环境优美、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相统一的园林作品，供后人鉴赏、品位，达到美学的效果。正是因为有了园林意境，留园、网师园、个园成为人们陶冶情操，超越时空的去处，让游园者去感受当时建园者的那种心境，让欣赏者从中体味出许多人生哲理。
3.1 中国园林和古典文学的共通点
中国园林和古典文学二者都是艺术作品，是人类大脑活动的成果，是依靠人类想象活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他们与其他精神产品的区别在于二者是通过造园家和文学家的意象思维创造的意象世界，借以传达人类的审美经验，这是二者独有的审美本质。远古时期的人们对于传说中“瑶池仙境”的向往，通过想象、幻想、联想等方式将其演绎成最早的园林，人们把人间优美的自然环境加以理想化，塑造成美好境域来改善自己的现实生存环境，有了最早的园林，就开始形成园林文化，通过文学家的思维给人们展示了一个非现实的意象世界，并以此传达人类的审美经验。文学家笔下的这种非现实的精彩的意象世界又给造园家提供了广阔的想像空间，为他们的造园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从某种意义上讲二者是共通的：
娱乐消遣。游园、读书可以使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获得一种精神性的放松和快怡，成为人们消遣的手段，好的园林山水建筑和好的文学作品都能给人带来不同的精神享受，有异曲同工之妙。
认识事物。园林文学作品源于园林建筑，但他不仅仅是对园林建筑简单的描述，其中不乏虚拟的意象世界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夹杂着作者对园林的认识，而造园家对园林文学作品意境的理解和作者本人的理解又是不一样的，二者认识的不同又进一步推动着园林理论和文化的发展。
引导教育。二者都会向受体显现和指示某种典范，以对受体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游园者和读者从中汲取精华，并根据游园者和读者对园林和文学作品的理解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
启迪思想。园林和文学作品对接受主体进行引导与启蒙，或以浩荡的气势，或以洗练的语言，给受体以思想启蒙，加深对园林和文学作品内在价值的提炼与欣赏。
平衡心理。通过对园林和文学作品的欣赏，使接受主体得到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和平衡，可以愉悦他们的心情，开阔他们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冲淡郁闷，保持情绪的稳定。
交流传播。二者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在各民族和全世界的互相传播，起到很好的交流作用，逐渐形成现代的混合式园林和自由式园林，为发扬中国园林和古典文学发挥重要作用。
3.2 中国园林和古典文学的区别
3.2.1 园林是一种实物，是客观存在的美，而文学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的描述，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如康熙在承德避暑山庄看到古松、岩壑，听到松涛声时曾作诗：“云卷千松色，泉如万籁吟”，美好的胜景激发了诗人强烈的感情，在作者的眼中不再是古松和岩壑，而是优美的诗句。
3.2.2 园林给人以感性认识，文学给人以理性认识。园林景观仅凭人们的感官就可得到直观、具体的意象，文学则需经理f生反思，结合读者本人对记载文字的理解和生活经验进行感知，对景观进行初步模拟，同样的园林景观文字记载，不同的读者感知景观是不一样的。
3.2.3 园林景观具有现实性，文学作品则更多表现虚拟世界。造园家构建的景观是现实生活中已有的或者可能有的东西，而文学作品则更多地体现非现实性，即虚拟性。如孟浩然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中所描写的“景物”并非实际存在的，而是经过了主体创造性的加工――虚构、虚拟，目的是为了表现一种苍凉的人生况味。
3.2.4 园林景观是对生存环境的美化，文学作品则是将其所负载的审美经验加以加工、转移和传递。如张于湖的词：“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此词上景下情，清澈空灵的景与萧疏空阔的情交融，是情景合一的意境，使读者从中体验一种超尘脱俗的审美心境、情趣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