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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地铁工程建设前，地铁工程建设方会根据工程量和施工安排寻找合作的施工单位，与具有劳务分包资质的单位进行合作。但个别情况下，部分企业没有劳务分包资质，伪造资质与工程建设方签订合同，进行劳务分包。地铁工程耗资巨大，诸多劳务分包方力争参与建设的机会，为了获取企业的最大利益，往往铤而走险。这样无资质的企业通常存在人员杂乱，用工不规范的现象。一旦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施工单位还可能再进行转包等，这样对工程建设的质量很难保证，会影响地铁工程的建设质量和效率。在用工上的不规范也容易引发经济纠纷，甚至引发冲突。
1.2法律意识淡薄
劳务分包过程中没有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或劳务分包合同不合理，双方利益关系没有约定明确。地铁工程建设方与施工方进行劳务分包谈判时，由于进行谈判或劳务分包业务的管理人员缺乏法律观念，在业务处理上缺乏经验，没有意识到劳务分包合同的重要性。没有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或签订了简易的劳务分包合同，在合同中对工程建设的进度、安全规定、建设要求、劳务工人的薪酬核算等等问题缺乏必要的沟通，在合同内没有明确规定，这将导致合作双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一方面地铁工程建设方的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难以保证，另一方面劳务分包的工人的薪酬待遇、工作条件等难以保障，容易引起经济纠纷。
1.3地铁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的存在引发合同纠纷
地铁工程建设耗时较长，且工程建设还会受当地地理因素的影响。在建设期间可能会出现自然灾害、工程事故等等，这些因素在施工前期无法预判，任何风险的发生都可能会影响到地铁工程建设。这些不可控因素一旦发生，地铁工程建设进度将会受到影响，无法按原签订合同完成，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引发的合同争议该如何处理，造成的经济损失谁来承担，这些都涉及劳务分包合同管理上的法律问题。
1.4劳务分包工人流动性较大，增加了工程施工风险，难以有效监管
劳务分包工人由劳务分包公司管理，人员混杂，来自各地，其技术水平也难以保证。在施工期间，由于工程难度、工程周期、薪酬待遇、施工环境等都会对工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劳务工人有可能出现中途离开的情况，进而影响工程建设。在劳务分包过程中也是常见现象，对于劳务分包工人的监管上难度较大。
2.如何避免地铁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管理常见的法律问题
2.1在地铁工程建设前要按照规定签订劳务分包合同
地铁工程建设周期长，与施工单位合作较多，在劳务分包操作上必须严谨、仔细。在工程建设前必须按照相关规定与施工单位签订劳务分包合同。通过合同的签订，规范地铁工程的建造要求，处理好与合作方的关系，以合同的方式明确地铁工程建设方与施工方的责任和义务，尤其要规定好劳务分包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保障劳务分包的顺利进行，从而促进地铁工程建设顺利完成。地铁工程建设方要设立法务部门或要求法务人员参与到劳务分包合同的签订的全过程，针对法律相关规定，严格项目进行的各个环节，确保工程建设方与施工方间的劳务分包事宜的规范性、完整性。
2.2严格审批劳务分包企业的资质，抬高合作门槛
地铁工程的建设关系着国计民生，是利国利民的大举措，因此工程建设管理人员要意识到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在选择合作的施工单位时，要严格把控施工企业的准入门槛，核实企业是否具有劳务分包的资质，服务质量、人员多少、人力成本、盈利状况等都要进行了解，选择与优质企业进行合作。地铁工程建设方必须派专人对施工方进行实地考察，查看是否符合合作的要求，对于不具备劳务分包资质的企业坚决不合作。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择进行对比、分析，优选合作单位，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同时也是对地铁工程建设的保障。
2.3严格执行地铁工程前期的招投标工作
在地铁工程项目建设前期的招投标项目中，从制定招标计划书、招标信息、发标、开标、评标、定标等诸多环节，通过公开招标，寻找最佳投资方，促使招投标过程更规范化、标准化，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对发起招标的企业和参与竞标的企业都严格要求，本着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维护市场有序竞争的原则，仔细审核企业的招标文书、竞标企业的投标资质等，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坚决不允许参与招投标活动。工程建设方要严格按照招投标工程的程序进行，根据招投标的招标原则，邀请三家以上具有劳务分包资质的公司竞价投标，更多的竞标方的参与才能更大程度的保障招标的公平、公正。招投标管理程序有利于优中选优，保障工程建设质量。不单是招标过程中竞价的高低，还要对企业进行各个方面综合考察，在对招标各方进行充分调研和研究后，综合评比，选择最合适的合作方。完善采购招投标管理程序，通过现场招投标活动，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合理、客观评估，加强对活动现场的监督，提高活动的透明度。
2.4提高劳务分包合同的规范性、准确性、全面性，最大程度保障合作双方的利益
地铁工程建设方首先要选择具有高水平的施工人员队伍，同时也要肩负起对劳务工人合理的工作待遇。同时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合作双方必须以合同的形式进行责任、义务的约定。地铁工程建设方与施工方要根据工程建设的需求对劳务分包过程中的工人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工人技术、工程工序、质量标准等诸多条款认真协商，仔细研究后拟定一份较为全面、规范的劳务分包合同，双方在确认无误后进行签订。合同签订的过程要经过层层把关，经由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尽可能减少合同漏洞。通过劳务分包合同进一步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减少合同风险，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
2.5增强合作各方的法律意识，在劳务分包操作上认真遵守法律规定
我国支持建设工程中劳务分包形式，但法律较为宽泛，由于现实中问题纷繁复杂，地铁工程建设单位与劳务分包企业间的责任划分、权责归属涉及经济法、民法、劳动法、合同法等多方面法律问题，甚至有些条款在权益的确定、法律规范的执行方面较为模糊。因此加强相关法律的学习，根据法律规定细化合同约定，增强法律的可行性，执行性。在进行劳务分包谈判和合同签订上，合作双方要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证件、资料，手续齐全，双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并备份归档，留存察看。
2.6加强对劳务分包单位施工过程的监督
要加强对劳务分包单位的监督，在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把控工程建设质量。对于分包合同中的建设工期、工程施工顺序、材料标准、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等都要进行监督和管理，将劳务分包方施工状况定期汇报。严格督促施工方按照工程进度进行施工，将施工进度与工程计划表及时比对，要在工程建设期间建立良好的工程进度反馈机制，确保信息交流顺畅，确保工程在预期时间内完工。对于在施工过程中不合理的施工现象和不符合工序要求的施工行为及时叫停，督促施工方及时整改。同时监督施工方在后期施工过程中是否有转包行为。部分劳务分包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会有转包行为，这种情况下不但工程建设方的工程质量难以有保障，劳务工人的合法权益也将受到侵害，拖欠农民工工资，多方债务问题时有发生。因此加强对劳务分包单位的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2.7通过投保的方式进行风险转移
在地铁工程建设前，可以根据工程的建设状况进行投保，通过投保的方式进行风险转移，降低企业经济损失。目前，工程险有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后新增科技工程保险。根据工程项目保险种类和行业的不同，保险进行细分，有工程质量保险、工程保证保险、职业责任险、建筑安装一切险、安全生产保险、建设工程相关保险等等。地铁工程建设期间，存在劳务分包的问题，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合作风险，在用人、施工、质量、自然灾害等等诸多方面，一旦出现风险，将对地铁工程的建设造成经济损害，甚至耽误工期。为了减少损失，更好地进行工程建设，地铁工程建设前期，建设方可以提前进行风险评估和预测，进行一定的工程保险的投资，通过转移风险来减少工程在劳务分包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损失。比如工程保证险，保证险是劳务分包方需要根据工程建设方的要求，由保险人担保自己的信用，即便劳务分包方不能履行义务，也将有保险人向工程施工方履约赔偿。工程质量保障险也是工程进行的一项很好的保障，工程质量保障险为工程建设方提供地铁工程建设中，劳务分包方在期间内履行工程质量缺陷修复义务的保险，当工程施工方不能履行合约修复义务时，保险公司将向工程施工方代偿，这极大地保护了地铁施工方的利益。此外，地铁工程也可就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进行巨灾保险的投保，降低意外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总之，在工程开始前，进行合理的保险投资是一种较为妥当的降低风险的方式。
劳务分包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为地铁工程建设方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合作双方增强法律意识，完善合同管理，促进工程建设有序进行，减少劳务纠纷，保障双方利益。同时加强对劳务分包企业监督，督促施工方认真履行职责，保障地铁工程建设的顺利完工。
【法律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篇2
Abstract:Contract is the linkageand the supreme working rules among all sides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which acts as the instrument regulating economic action ofcontract both-sides.There have been plenty of conctracts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so much misunderstanding about contract also.So,in this paper two-sides contract and tripartite contractshould be studied comparably to find out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n order to supplying theory gist for contract management practice.
Keyword:two-sides contract;tripartite contract;difference analysis
前言：在现代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合同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已成为与进度管理、质量管理、成本（投资）管理、信息管理等并列的一大管理职能。现代建筑工程项目的具体实施通常是通过合同委托完成的，从而决定了合同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独特作用。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的需要，一个工程必须有几个、十几个，甚至更多参加单位，这决定了在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合同。其中，大量的合同属于双方合同，但也存在相当数量的三方合同。并且，三方合同的数量和重要性有着上升的趋势。本文对工程合同中的双方合同和三方合同进行比较研究，以明确各自的界限，为工程评标和合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建筑工程合同概述
1．1 建筑工程合同基本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合同的定义如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力义务关系的协议。”其中对于建设工程合同有专项定义：“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包括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合同。”[1]从建设工程合同的定义可以看出合同是发包人与承包人法律关系的定义，合同条件明确定义了双方的责权利：承包人在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内实施工程，发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接收工程，同时支付约定的工程价款。在建筑工程项目中，绝大多数合同只有两个合同主体。但由于现代工程项目的复杂性，出于联盟或者制约等的目的，三方合同应运而生。
1．2 建筑工程合同的特点
（1）单件性或一次性。任何项目从总体上来说都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项目的一次性是项目最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造成合同的签订和实施过程充满着不确定性和风险，合同的签订和实施没有比较可靠的参照（虽然有标准的合同范本）。
（2）合同标的物――工程对象系统的复杂性和个性化。现代工程不仅体积大，涉及的专业门类多，而且科技含量高，常常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体。这是工程合同一切问题的和复杂性的根源。
（3）合同定义的工程业务方式的特殊性。工程合同与通常的货物采购不同，先通过招标投标确定合同价格和工期，然后再完成工程的设计、供应和施工工作。然而，在招标投标阶段，对合同标的物――工程对象系统地描述通常是不完备的，双方的理解也可能常常不能保持一致。因此，要求承包商事先比较准确地确定合同价格和工期是十分困难的，这是工程合同的基本矛盾。
作者简介：李娜（1981-）女，河南郑州人，工程师，从事工程造价与工程项目管理研究
（4）合同双方参与合同标的物的实施建设过程。由于项目的一次性、项目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项
目投资金额巨大，使得项目的建设实施过程充满风险，迫使业主参与项目的实施，掌握项目实施的
主动权。这与简单的货物采购合同存在极大的差别。
2 建筑工程双方合同与三方合同的差异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知，建筑工程合同与一般的经济合同最大的或者最终的差异是――甲方参与合同标的物的实施过程。基于降低风险、掌握项目实施的主动权或者监督权，建筑工程合同中经常出现业主签字的三方合同。这给项目评标或项目的实施带来一定的困难和疑惑。一份有三方参与签字的合同是否属于三方合同？作者就这个命题进行双方合同与三方合同的差异分析，以期明确两者的根本区别。
2．1 合同标的差异分析
合同标的是指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标的物是指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商业买卖合同中会有的特定名词，标的物指买卖合同中所指的物体或商品。例如，在房屋租赁中，标的是房屋租赁关系，而标的物是所租赁的房屋。标的和标的物并不是永远共存的。一个合同必须有标的，而不一定有标的物。如在提供劳务的合同中，标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劳务关系。而在劳务合同中，就没有标的物。在建筑工程合同中，不管是双方合同或三方合同，标的物不会在性质和范围上存在差异，其相对应的工程对象系统都可以是相同的；同时，在合同工作内容上也不会存在差异，都属于全寿命周期范围内的工作。基于以上的分析，双方合同与三方合同可以适用于相同的标的物。
但在合同标的上，双方合同与三方合同存在根本差异。合同标的的根本是合同当事人之间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建设工程合同的定义可以看出，合同是发包人与承包人法律关系的定义，建设工程合同的基调是双方合同。合同主体只有两个――发包人与承包人，利于权利义务的划分和纠纷的解决，利于标准化和格式化，利于合同研究和标准合同的推广。在双方合同中，合同标的――即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权力义务关系是双向的。在合同是完善的假设条件下，合同双方的权力义务是对等的，这是双方合同标的的特点。
而在三方合同中，双向关系即可以达到权力义务平衡的状态是不存在的。其合同标的的特点是权力义务连环，权利义务只有在三方制约的前提条件下才能达到平衡。如“三方代建合同”，除规定代建单位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外，还明确规定“政府主管部门”的权限和义务：对代建单位（受托人）的监督权、知情权；提供建设资金的义务。“使用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对代建单位（人）的监督权、知情权，对所建设完成的工程和采购设备的所有权；协助义务、自筹资金供给义务[2]。这是双方合同与三方合同最大的区别。另外，在三方联营承包合同中，联营体内的每个成员除了对联营合同规定的自己的工程范围负有责任外，还与业主有合同法律关系。双重合同关系是三方合同的特例，但这也是双方合同不具备的特点。
2．2 合同性质差异分析
从建筑工程合同的定义上分析，承包合同的目的是工程成果和报酬的交换，工程中绝大多数双方合同属于这种性质，其合同关系适用于合同法调整范围。而三方合同则比较复杂，其不仅是一种合同模式，同时还属于一种社会契约。
如三方联营承包合同的目的是合同各方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和利益而联合，所以它属于一种社会契约。联营体具有团体性，但它在性质上又区别于合资公司。因此，工程承包合同的法律原则和一般公司法律原则都不适用于联营承包合同关系，它的法律基础是民法中关于联营的法律条文[3]。另外，三方待建合同就更加复杂。代建机构作为项目法人的制度设计与现行的法律环境还存在一定矛盾。争议在于代建关系是一种民事委托关系或是行政委托关系，直接导致代建行为的法律关系不清。通过委托代建，建设单位的民事责任风险转移了，但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风险并没有转移，原因在于代建制度并不是一项法定制度。尽管在《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到了“代建制”，但由于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健全，代建机构的法律地位仍不明确[4]。由此带来的是三方代建合同的法律关系模糊，但基于三方代建合同的基石也是合同各方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和利益而联合或者制约，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契约。以上两种合同，其范围都已经超出了合同法的调整范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工程担保合同中。通过以上分析，双方合同与三方合同在性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焦点在于是否超出合同法的调整范围。
2．3 合同效力差异分析
合同一经签订，只要合同合法，则成为一个法律文件。双方按合同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享有相应的法律权利。合同双方都必须用合同规范自己的行为。如果不能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甚至单方撕毁合同，则必须接受经济的甚至法律的处罚。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使合同不能实施外，合同当事人都不能摆脱这种法律约束力。这是建筑工程双方合同的效力特点，同时也适用于大多数三方合同。
但是，在三方合同中的三方联营承包合同中，是不存在这个特点的。通常联营承包合同在工程承包合同投标前就得签订，作为工程承包合同的一个附件。业主在资格预审时既要将联营体作为一个总体单位来考察，同时又要分别考察各成员的资质和业绩。在评标时业主也必须研究联营合同、联营体运作的问题，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只有总承包合同签订，联营承包合同才真正有效。只有总承包合同结束，联营体才能解散，联营体必须完成它的总承包合同责任。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三方联营承包合同的效力是有条件的，只有在总承包合同签订的条件下才成立。假如没有成功签订总承包合同，那么之前签订的三方联营承包合同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这与一般的双方合同有根本的区别。
另外，双方合同在合同任务结束或者单方毁约的条件下结束（毁约方需要承担毁约责任）。在某些三方合同中，即使单方毁约（除了业主），合同依然继续履行。如在三方联营承包合同中，当某联营成员退出时,其他联营成员有将联营体的业务进行到底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某些三方工程合同中（非联营）或者工程担保合同中。
3．案例分析
作者在评标工作中，发现在工程实际操作中存在大量的对三方合同的误读。如在某工程清标过程中，业主要求承包商所提供的以往的承包合同必须是双方合同（即不认可三方合同），而同时业主认为只要合同中出现三方签字的即为三方合同，从而导致了许多合同作废。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作者发现，处于监督的目的，业主作为鉴定方经常会出现在分包合同或者指定分包合同中。而在这种合同当中，业主其实是不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中的，即此类型的三方合同本质上是属于双方合同。因为分包合同或指定分包合同，合同主体只有两个――总承包商和分别商或指定分包商。合同的权力义务关系只在两者之间存在，即使发生本合同范围内的纠纷，也与业主没有任何关系。
4．结论
合同作为工程建设的纽带，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随着现代项目复杂性的日益增加，为确保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加强合同管理是关键。从而，加深合同的认识就显得非常必要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双方合同和三方合同存在着合同标的、合同性质、合同效力等方面的主要差异。同时，两者之间在其他方面，如合同界面、复杂程度、应用范围、操作流程、风险控制等方面也会存在差异。对两者差异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工程合同的理解，为实际工程合同管理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起草小组.招标投标法操作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第一版.2004.4
[2] 梁慧星.“双方合同”或者“三方合同？－代建制试点中的“代建合同”模式分析” [J].中国招标，2006，（Z1）.
[3]成虎.工程合同管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篇3
由于现代建设工程项目投资日益增大,技术日益复杂，工期要求日益增高，承包商压力越来越大。在大型及特大型工程项目中，由于某承包商能力有限，为能在投标中取胜获得该工程的承包权，该承包商可能会寻求其他专业承包商组成承包联营体[2]。如工程施工承包商联合设计单位和设备供应商签订三方联营承包合同，作为一个联合经营体进行投标，并与业主签订总承包合同。该三方联营承包合同需作为总承包合同的附件合同，其法律效力只有在总承包合同签订的情况下才成立。或者在工程项目平行发包中，某承包商需要借助其他承包商才能顺利完成某项施工作业，在业主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两承包商和业主三方签订一个三方非联营承包合同。
（2）业主（政府）为降低风险、实现工程建设施工和项目投资资金的专业化管理。
政府投资建设的工程项目往往规模大、投资高、结构复杂、管理困难。为充分发挥招投标制度的积极作用，防止腐败，改革政府的投资体制，推行公共工程建设的专业化管理，全国各地试点进行了“代建制”。其中北京、武汉、浙江采用的代建合同模式就是“三方代建合同”，由政府投资管理部门与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签订。
（3）国家为化解建设信用风险，用经济手段管理建设市场。
1998年，建设部提出“要在全国建设工程领域逐步建立健全工程索赔制度和担保制度”。紧接着，首家专业化工程担保公司成立，许多专家学者也深入进来对工程保证担保进行了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在众多的担保模式中，保证担保是以债务人、债权人之外的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第三方担保人的信用作为保障债权实现的担保方式，其在工程实际的应用形成了“三方担保合同”。
（4）项目发起人为实现资金的杠杆效应，在项目融资模式上进行了创新。
基于杠杆租赁的项目融资模式在国际上较为流行，资产出租方通过银行贷款获得租赁资产的所有权，通过出租获得收益。显而易见，出租获得的收益肯定比银行的贷款利息要高很多，出租方由此实现资金的杠杆效应。另外，这种融资模式具有显著的税收优势，通过吸收项目中资产折旧和利息的扣减使税收大大削减，实现出租人（项目发起人）、承租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三方共赢[2]。在这种融资模式下签订的杠杆租赁合同也是一种三方合同。
1.2建筑工程三方合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从建筑工程三方合同的产生出发，笔者提出建设工程项目三方合的定义:建筑工程三方合同是在工程实践中,为了更好的完成工程项目总体目标，实现多方共赢，而出现了三方合作，为明确在某一具体阶段或目标下，当事三方的责任、权力、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
1.3建筑工程三方合同的特点
（1）有三个事实上的合同主体。
在三方合同中,三个合同主体都是事实上的合同主体,都需要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享有相应的权力。如在三方代建合同中，投资人（政府部门）、使用人、代建人都是合同的主体，相互之间通过三方代建合同相互制约达到责任权利的均衡。在三方合同中,双向关系即可以达到权力义务平衡的状态是不存在的。三方合同标的特点是权力义务连环,权利义务只有在三方制约的前提条件下才能达到平衡[2]。三
方代建合同”，除规定代建单位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外，还明确规定“政府主管部门”的权限和义务：对代建单位(受托人)的监督权、知情权，提供建设资金的义务。“使用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对代建单位(人)的监督权、知情权，对所建设完成的工程和采购设备的所有权；协助义务、自筹资金供给义务[4]。由于三方合同中三个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个整体，不能简单地把三方合同拆分为两份双方合同,否则将难以全面把握和理解,合同主体间的权利责任关系，造成合同管理的困难。
（3）三方合同既是一种合同模式，同时还属于一种社会契约。
如三方联营承包合同的目的是合同各方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和利益而联合，所以它属于一种社会契约[5]。联营体具有团体性,但它在性质上又区别于合资公司。因此,工程承包合同的法律原则和一般公司法律原则都不适用于联营承包合同关系,它的法律基础是民法中关于联营的法律条文[6]。
另外，三方代建合同就更加复杂。代建机构作为项目法人的制度设计与现行的法律环境还存在一定矛盾，笔者将在后面具体讨论。
（4）三方合同的内容差别非常大。由于合同主体利益立足点和标的物的巨大差异，使得三方合同在合同内容上千差万别。如三方联营合同关注于如何进行资源整合以能够签订总承包合同；三方代建合同关注于如何分配权力；三方担保合同关注于分担风险；杠杆租赁合同则关注于效益的最大化；非联营承包合同则关注于在确保工程顺利实施的条件下实现承包商的利益和降低业主风险。
2建筑工程三方合同的“是”
2.1完善了现有的建筑工程合同体系
我国工程承包合同关系和合同形式的主流模式是设计和施工分离的平行承发包,而且在设计和施工领域还有专业化的分工。由此而产生的合同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双方合同。但在现代工程建设中，随着各种承包模式和融资模式的产生和应用，工程建设涉及各方的关系纷繁复杂，双方合同在平衡各方权利和义务上出现了盲点。三方合同的出现使得现有的建筑工程合同体系得到了补充和完善。
2.2拓展了建筑工程合同的范围
从以上常见的几种三方合同来看,建筑工程三方合同涉及的工作内容和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合同内容也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设计、施工和劳务合同范畴。如三方代建合同在前期策划阶段就要签订，其合同内容关注于合同当事三方权力的分配和制约。杠杆租赁合同和工程担保合同,也都大大地拓展了传统建筑工程合同内容的范围。
2.3丰富了工程项目管理理论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新的融资方式、工程承包模式和管理模式不断出现,同种类丰富和合同形式也不断增多。建筑工程三方合同就是其中顺应时代和行业发展的一个产物，其合同形式、内容、组织行为、组织架构、风险分担和操作流程等对现有的工程项目管理理论有着极大的丰富作用。
2.4促进相关法律的发展
实践工作总是走在前面,相关的法律法规总是相对滞后,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三方合同也是如此。三方合同的出现,不仅仅是对现有合同体系的有力补充,同时也对相关法律提出了新的课题,从而促进其发展。
3建筑工程三方合同的“非”
3.1部分三方合同的合同关系超出合同法的调整范围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三方代建合同和三方联营合同都超过了合同法的调整范围。
3.2三方代建合同的法律关系模糊
代建机构作为项目法人的制度设计与现行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委托制度的规定有所不符。在三方代建合同的合同主体中，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属于行政法（财政法）上的主体；而代建单位、使用单位属于平等当事人的“民事主体”，这种法律主体的交叉直接导致了代建行为的法律关系不清。通过委托代建,建设单位的民事责任风险转移了,但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风险并没有转移,原因在于代建制度并不是一项法定制度。尽管在《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到了“代建制”,但由于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健全,代建机构的法律地位仍不明确。
在北京市的试点中，由北京市“发改委”与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签订合同，浙江省的试点中，由“政府投资综合管理部门”与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签订合同，按照《中央预算投资项目招标选择代建单位试点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规定，中央预算投资项目代建制就应当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与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签订合同，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不妥[4]。
3.3三方合同的内容及其对应的组织结构和信息流较双方合同要复杂得多
对合同涉及各方的实际合同管理水平有较高的要求。使得很多合同管理水平有限的单位对三方合同理解和管理出现漏洞，导致纠纷、损失甚至合同的失效。在有业主参与的三方合同中,三方都有责任权力义务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实体,界面的划分相对复杂。在组织上,由于合同内容的复杂化,导致组织结构的相对复杂,组织结构与合同关系不再相互对应。
3.4容易造成多头领导
在三方合同中，由于组织结构复杂，与合同关系不再相互对应，各方在处理问题上又都喜欢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造成多头领导，多重矛盾，导致能量内耗，效率低下。
4建筑工程中使用三方合同应注意的问题
（1）广开思路，转换视角，灵活应对三方合同的法律关系。对于三方代建合同，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发展改革委员会”，不宜直接成为代建合同的当事人。因此，解决问题须从改变出面签订合同的“委托方”（即“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的性质入手。如果能够在“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之下，设立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投资项目管理机构”，由该“投资项目管理机构”出面选择代建单位，并与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签订“三方代建合同”，即可使“三方代建合同”成为符合现行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一种“新型合同”类型[4]。
篇4
一、监理单位与业主的关系
工程项目业主责任制与建设监理制这两大体制的关系，决定了监理单位与业主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委托与被委托、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紧密关系。我国实行建设监理制的时间不长，工程建设各方对监理制度的认识还不够。在业主方面，有的业主合同意识较差，不把合同中约定的权力交给监理单位，致使监理工程师有职无权，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业主对监理工作干涉太多，给监理工作的质量、进度和投资控制带来了诸多困难。为了保证项目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监理方必须牢固树立主动协调意识，妥善处理好与业主之间的关系。
1.监理单位与业主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监理单位和业主都是建筑市场中独立的企业法人。不同行业的企业法人，只有经营性质的不同、业务范围的不同，而没有主次之分。即使是同一行业，各独立的企业法人之间(子公司除外)，也只有大小之别、经营种类的不同，不存在从属关系。业主为了更好地完成工程项目建设任务，而委托监理单位负责一些具体的事项，二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在业主和监理单位之间的关系中，虽然监理单位要依合同约定开展工作，完成业主所委托的监理事项，但必须依法按照“公正、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工作。监理单位决不是业主的代言人，并不受业主的完全支配。业主对监理单位的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没有任何支配权、管理权。
2.监理单位与业主之间是一种委托与被委托关系
在监理单位与业主之间的委托与被委托中，业主是买方，监理单位是卖方，即业主委托监理工程师代为对建设工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双方的经济利益以及各自的职责和义务都体现在签订的工程建设监理合同中。监理工程师的任务和职权具体由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及业主与监理工程师签订的委托监理合同做出规定。在业主与承包商签订的承包合同文件中，详细地规定了监理工程师的权利和职责。那么，在业主与监理单位签订的委托监理合同文件中，则详细规定了监理人员数量、服务范围、服务费用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在监理服务协议中也对监理工程师权利做出了明确规定。
二、监理单位与承包商的关系
监理单位与承包商之间没有订立合同，不存在合同法律关系。但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他们之间又有着十分密切的工作关系。业主授权监理单位来管理工程，监理单位及其监理工程师接受委托之后，业主就把一部分工程项目建设的管理权授予监理单位。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监理方在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但监理方决不可因自己的特殊地位而以权压人，而是要以双向服务的实际行动，公正地协调好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如果监理工程师不能公正地进行协调，承包商就可以通过仲裁和诉讼途径以求得到合理解决。
1.监理单位与承包商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在建筑市场中，没有承包商，就没有卖方，交易活动也就无从谈起。承包商是建筑市场的重要主体，但并不等于他应当凌驾于其他主体之上。监理单位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双方为了完成工程建设任务而承担的具体责任虽然不同，但在性质上都属于“出卖产品”的一方，即相对于业主来说，二者的角色、地位是一样的。在项目建设中，无论是监理单位，还是承包商都是在为共同的建设目标而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为此，监理方一定要尊重承包商的劳动成果，认真听取承包商的建议，通过互通信息、交换意见以求得共识。
2.监理单位与承包商之间是监理与被监理的关系
虽然监理单位与承包商之间没有签订任何经济合同，但是，监理单位与业主签订有工程建设委托监理合同，承包商与业主签订有工程建设承包合同。在业主与承包商签订的工程建设承包合同条件中规定，监理单位受业主委托，对承建工程建设各方实行监理时，就得到业主的授权，就有了监督管理承包商履行工程建设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与承包商之间产生了监理和被监理的工作关系。在监理单位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中，监理方的指挥与协调，对承包商的进度和成本无疑都有重大影响。但是，监理方对承包商的任何监督和管理都必须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并符合设计文件、合同约定和工程实际。
三、业主与承包商的关系
业主采用招投标等手段选择承包商，业主与承包商签订的建设承包合同便构成了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依据。承包商按照合同条件的约定，对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工程进行施工、竣工，并修补其出现的任何缺陷。同样，业主也按照合同条件的约定履行自己的职责。需要指出的是，在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业主一般不直接与承包商接触，而是通过监理工程师来下达指令、行使权力、管理工程，但项目的最终权力还是应当由作为施工合同主体之一的业主来行使。当业主和承包商双方发生争议时，监理工程师可以调解，调解不成可以通过仲裁和诉讼程序来加以解决。
1.业主与承包商的关系是一种承包合同法律关系
业主和承包商之间是一种互相合作、互相监督的合同法律关系。业主和承包商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属于双务合同。双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和利益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业主的义务是提供施工的外部条件以及支付工程款；这同时也是承包商享有的权利。承包商的义务是按合同约定的工期及质量要求等合同条件进行施工、竣工以及修复其缺陷；这同时也是业主享有的权利。
2.业主与承包商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经济关系
业主和承包商是交易的双方。业主是工程和服务的买方和采购者，而承包商则是工程和服务的卖方和销售者。而且双方合同管理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只有业主满意的工程对于承包商才是成功的。因此，业主和承包商应当保持联系，以便使工程不受阻碍地顺利进行。但作为合作者，业主和承包商在各自利益方面又是对立的两方。双方利益冲突的结果最终会导致索赔和反索赔的产生。如果业主违约，承包商可以降低施工速度或中止工程，可以提出索赔，乃至撤销合同。如果承包商违约，业主可以授权他人去完成工作，乃至终止合同。
作者单位：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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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请求：
2、对案件依法进行改判或者发回xx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3、本案一、二审一切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不服xx县人民法院（200x）x民初字第900号民事判决书，现提出上诉，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和互相矛盾
（三）关于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问题。一审判决以部分村民自发到该荒山植树造林为由，从而认定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该判决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本合同正常履行受阻的原因，在于被上诉人以及部分村民的侵权行为，而非上诉人的行为。在上诉人种植树苗部分被毁的情况下，上诉人完全可以另行栽种，从而完成合同目的！可以这样说，只要上诉人有劳动能力，只要荒山没有因地震等不可抗力而灭失，荒山承包合同就不存在无法继续履行！另外，因被上诉人及其他村民侵权行为造成合同履行的障碍，而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是完完全全背离公平原则的！
二、一审法院认定承包合同转让协议的法律关系错误
荒山承包合同的当事人是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承包合同转让协议在协议上签章有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但并不是说，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就是三方，这种理解是对承包合同的误解。承包合同转包只是在承包方和转包后的承包方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并不能改变原承包合同的内容，转包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原承包合同的解除。被上诉人在转让协议上的签章，只能证明该转让协议征得了被上诉人即发包方的同意，而并不能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产生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转让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是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转让协议中，被上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因此不享有申请解除转让协议的请求权。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准许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合同解除权，是违反合同相对性原理，是违反合同法规定的！
三、本案转让协议不存在约定或法定解除的情形
合同的解除，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有协议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判决理由认定“该‘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中解除合同的条件已经成就”，上诉人一字一字查遍转让协议，别说解除合同的条件，八个条文中，甚至连“解除”两个字都找不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双方存在解除合同的条件约定，纯属空穴来风、主观臆造或者醉酒之梦话！因此，本案并无最高院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项适用之余地！
那么，一审法院该条第（三）项的引用是否正确呢？该款规定主要涉及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一方面上诉人前述已阐明合同履行遇到阻碍纯属上诉人侵权所致，另一方面也如前述，在被上诉人停止侵权行为后，上诉人完全有能力继续履行合同，不存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因此，引用该项规定也纯属牵强附会的拉郎配之举！
四、被上诉人的反诉根本就不能成立
（一）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并非转让协议的当事人，作为转让协议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依法不享有合同解除请求权，因此被上诉人不是反诉的适格原告，对该反诉依法应予驳回！
（二）被上诉人口口声声说转让协议系被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杨xx串通上诉人所签订，这根本就不符合事实，因为转让协议涉及的关键是原审第三人的利益，如果原审第三人不同意，仅仅有上诉人和杨秀海的串通，转让协议是根本就不能签订的！此外，被上诉人并未证据能够支持其主张！
（三）被上诉人认为转让协议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是对法律的误解和歪曲。根据最高法院解释，承包合同签订需要经民主议定程序，转包等行为无需所谓的民主议定程序，原因就是如前所述的发包方并非当事人，因此无需发包方去民主、去议定！被上诉人反诉状所引用的解释第15条针对的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转包的情形，上诉人是被上诉人村民，不存在此种情形。因此该条文引用纯属牵强附会、肆意歪曲！
（四）中国只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而不存在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承包法》，承包合同及转让协议均签订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生效之前，根据立法法关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土地承包法不能适用，也不存在所谓的参照！
（五）被上诉人行为属于严重的侵权行为。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承包期内，下达所谓的处理意见，横加干涉诉人依法享有的承包权，其实质在于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使上诉人可以得到部分补偿，而被上诉人又想染指这部分利益！被上诉人属于典型的“红眼病”行为！
五、一审法院解除转让协议将造成林权证“有证无权”
《林权证》是xx县人民政府政府确认上诉人享有林地及林木权益的法定有效证件，是县政府对上诉人林地承包权的行政确认，在该证件依法撤销或者变更之前，上诉人依法对承包的荒山拥有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不顾核发林权证书的存在，而判令解除转让协议，这将造成上诉人持有合法权利证书，却享受不到权利，其他人无权利证书却能享受权利的怪现象，造成上诉人的“有证无权”，一审法院等于在实质上行使了行政撤销权，民事审判机构在实质上行使了行政审判的权力，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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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清楚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条件。然而，有些案件虽然认定事实清楚，但由于对法律规则的要素内容不理解，对法条的精神实质不能准确把握，同样导致适用法律错误。2002年乐民初字第292号案：唐海兰和黄修宇均系国营乐光农场中心小学学生。某日下课时，唐海兰跑出教室经过黄修宇身边，其左眼撞触到黄修宇搭放在伍桂全肩上的右手中的圆珠笔笔帽而受伤。经法定鉴定，唐海兰为7级伤残。唐海兰诉请国营乐光农场和黄修宇赔偿。一审法院判决国营乐光农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80%），唐海兰、黄修宇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各10%）；二审法院改判唐海兰承担主要责任，国营乐光农场承担次要责任，黄修宇不承担责任。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完全相同，但判决结果截然相反，原因在于适用的法律不同。关键问题在于一审适用《民法通则》第133条之规定认定唐海兰、黄修宇之父母的“监护责任已移转为校方”。这是注定一审错判的根源所在。要特别指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制度是以一定的亲属关系或者身份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法律对担任监护人的范围已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监护责任不因未成年人到学校接受教育而发生转移。教育机构对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在性质上是违反法定义务的过错责任，而不是《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的监护人的责任。
（三）错误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违反证据采信规则，在使用单一证据的情况下，直接用证人证言否定客观真实的书证。2002乐法民初字第267号案：原告孙亚琴凭被告陈秀凤借款时出具的金额为1000元之借据向被告主张债权。庭审中被告对借据无异议，但认为债务已偿清，5位证人到庭作证，证明被告已偿清债务。一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之规定，否定借据（书证）之效力，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在没有其他特殊情况下，借据（书证）的效力优先强于证人证言之效力。因此，应当依借据认定本案当事人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存在。一审法院以证人证言来否定原始书证的证明效力，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民事诉讼证据采信规则，显属适用法律错误。
除上述情形之外，还有因适用法律错误而将本是预付款而认定为定金，进而错判双倍返还定金；将本是质权关系而认定为典权，进而错判权利人可将标的物出租；将本是狭义的无权认定为表见，进而错将效力待定合同判定为有效合同；将本是融资租赁合同错定为一般租赁关系，进而错判出卖方对标的物质量暇疵不承担责任，等等。原因何在？除有些法官责任心不强等因素外，主要是未能把握法律规则的精神实质和适用法律的方法与规则。实践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不但导致案件被二审法院改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审法院的公信度和裁判权威。因此，对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二、关于适用法律的基本方法与要求
我们总结多年的审判经验，将适用法律的基本方法归纳为-查清案件事实，以其表现的法律关系性质，走进法律体系，寻找相应的法律部门，在法律部门中寻找相应的“子法”，在“子法”中选择相应的法律规则，根据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条文。基本要求是：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下面重点讨论适用法律的基本方法。
（一）查清案件事实，为正确适用法律提供事实条件。案件事实，是法院经过庭审程序依法查证属实的情况。主要包括当事人之间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产生纠纷的时间、原因、经过、情节和后果。尤其是对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必须查清，对任何一项要素内容没有查清，将可能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例如，三亚市某股份公司经理甲，因单位房改急需款项，遂将个人所有的本公司股票质押给冲坡大地公司瓜菜老板乙，借款8.5万元。借期届满乙诉请主张质权实现债权。由于我们忽视了甲的公司经理身份，没有查清这一事实环节，直接适用《担保法》第64条、第78条第1款、第81条、第71条规定判决质押合同有效。其实，甲为股份公司经理，将本人所有的本公司的股票质押为法所严禁。《公司法》第147条第2款规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并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据此，应认定甲乙之间的质押合同无效。从结果上来看，如果没有查清案件的主要事实或者全部事实，是不可能最终正确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的。
在审判实践中的一般作法是边查清事实，边寻找与事实相应的法律规范。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也可在法律规范的指引下查清事实。如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其出资方面的纠纷案件，要在《公司法》第35条、第36条的指引下查清股东转让其出资是否已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是否主张优先购买权；受让的出资额是否已记载于股东名册等等。查清事实和适用法律，两者互为联系，相互结合，不宜分开。
（二）走进法律体系，依据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选准法律部门。法律体系是一国的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内部和谐一致而有机联系的整体。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由多个法律部门构成。包括宪法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刑法；诉讼法。各个法律部门均由具体的法律规范构成。如民法法律部门由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构成。作为法官，了解法律体系，对于正确适用法律解决纠纷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了解法律体系，才能在法律体系中走进法律部门的大门，选择我们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
然而，法律部门众多，而且“子法”又浩如烟海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选择法律部门？要明确，一般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基本相同的法律规范就可归入同一法律部门。因此，上述标准同样可作为我们选择法律部门的标准。如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调整方法是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民事制裁。审理民事案件，依上述标准就可找到民法法律部门。在法律部门中进一步选择相应的“子法”。如权利质押案件，直接选择《担保法》；融资租赁合同案件，直接选择《合同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案件，直接选择《土地承包法》。
（三）根据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法律规则是采取一定的结构形式具体规定人们的法律权利义务以及相应法律后果的行为规范。法律规则诸要素逻辑联结方式就是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法律规则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部分构成（学称“新三要素说”）。法律规则中有关适用该规则的情况部分就是假定条件，一般包括适用条件和主体条件；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如何具体为之方式或范型部分，谓之行为模式，包括可为模式、应为模式和勿为模式；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在做出符合或者不符合行为模式的要求时应承担的相应结果部分，谓之为法律后果，包括合法后果与违法后果。我们审理民商事案件适用法律的时候，应当把案件事实所反映的法律关系性质、主体、内容、客体等要素内容与所要选择的法律规则逻辑结构“三要素”的内容结合起来考虑，凡是两者相吻合的，均可选择、确定适用；反之，不应适用。
在实践中所要注意的是应当把法律规则与法律条文区别开来。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如法典）均以条文为构成单位。法律条文分为规范性条文和非规范性条文。规范性条文直接表述法律规范（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条文；如《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了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民事活动原则。《合同法》第107条规定了承担违约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非规范性的条文是不直接规定法律规范，只规定某些法律技术内容的条文。如《土地承包法》第65条。因此，法律规则是法律条文的内容，法律条文是法律规则的表现形式。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条文都直接规定法律规则，也不是一个条文都完整地表述一个规则，所以，我们在适用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当考虑相关法律条文所表述的法律规则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点，这样可以避免漏选、错选法律条文。
三、关于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冲突问题
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冲突，是指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对同一事实或法律关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文件作出了并不相同的规定，法院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就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在审判实践中常见到冲突情形主要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冲突，新法与旧法的冲突和层级法冲突三种情况。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法律冲突的适用均有具体明确的规则，即普通法与特别法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特别法，新旧法相冲突时，新法就优于旧法和法不溯及既往；属层级冲突时适用效力等级高的法律规范。
即使如此，由于法官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不一和对法律的理解程度不同，对同一案件在发生法之冲突的情况下适用何种法律规范也常常存在较大的分歧。下面举一例，试作分析。
甲村委会经全体村民一致同意并报镇政府批准，将本村集体所有的靠海285亩沙地于2003年5月采用招标方式向外发包。乙、丙、丁等植树专业户参加竞标。乙中标。5月7日，乙收到中标书。甲要求乙按招标书和乙的投标文件之内容另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乙以合同已成立为由不同意再签订合同。7月8日，甲将285亩沙地以公开协商方式发包给丙，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乙发现上述情况后，要求甲解除与丙形成的合同关系，遭拒绝。乙起诉，要求甲承担违约责任。对本纠纷应适用何种法律规范，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应支持乙的请求。因为乙的投标行为是要约行为，甲发出的中标书实际上是承诺行为。依据《合同法》第24条之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双方形成的合同关系，主体、内容、客体均符合法律要求，故应认定合同有效。甲擅自将沙地重新发包给丙，属严重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第二种意见在附和第一种意见的同时，认为甲已侵害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种意见认为，甲虽然已明确承诺且承诺已生效，但双方合同尚未成立，法院不应支持乙之请求。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理由是：其一，本纠纷争议的实质焦点在于甲的承诺已生效是否意味着甲、乙之间的合同成立。对此，《招标投标法》和《合同法》的规定发生冲突。由于本案采用招标方式签订合同，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适用规则应选择适用招标投标法的特别规定；其二，《招标投标法》第45条、第46条规定，中标人确定之后，招标人应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书发出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可知，《招标投标法》对中标通知书的规定，有两点不同于《合同法》关于承诺的规定：（1）《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发生法律效力，而《招标投标法》规定中标通知书只要发出即发生法律效力；（2）《合同法》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而《招标投标法》规定，中标书发出虽然承诺发生法律效力，但在书面合同订立之前，合同尚未成立。事实上，乙中标后，并没有与甲签订书面合同。而且，《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第45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故应适用《招标投标法》的上述规定，认定甲、乙之间的合同尚未成立。既然如此，就谈不上甲违约或侵权的问题了。
当前，在基层法院审理案件中适用率相当高的法律主要是《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土地承包法》和《海南省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发生冲突，适用时要引起注意，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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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和承包商的法律关系
业主和承包商之间是互相合作、互相监督的合同法律关系。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其基本特征之一便是行为主体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在合同中，合同双方的责任和利益是互为前提条件的，业主的义务是提供施工的外部条件及支付工程款，这是承包商享有的权利，承包商的义务是按合同规定的工期及质量要求对工程项目进行施工、竣工及修复其缺陷，这是业主享有的权利。
在施工过程中，业主一般不直接与承包商接触，业主是通过工程师来下达指令、行使权力、管理工程的。但是，作为施工合同的主体，必然由业主和承包商行使最终权力。当双方发生争端时，工程师可以调解，调解不成而履行仲裁和诉讼程序时，工程师的意见只具有一般参考价值。
业主作为工程和服务的买方，是上帝，而承包商是卖方和服务者，按照合同管理的目标，只有业主满意的工程对于承包商才是成功的，业主和承包商应相互保持联系，以使工程顺利和不受阻碍地进行。
2.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利益冲突
但作为合作者，业主和承包商在各自利益方面又是对立的两方。业主希望少花钱多办事，而承包商既要完成项目，又要争取最大效益。承包商的行为会对业主构成风险，业主的处事也会威胁承包商的利益，双方利益冲突的结果就导致索赔和反索赔行为的产生。如果业主违约，承包商可以降低施工速度或中止工程，提出索赔，乃至撤销合同。如果承包商违约，业主可授权其他人去完成工作，如果承包商未能履约，业主可以终止合同。
二、业主和工程师的法律关系
业主和工程师之间是监理咨询合同法律关系，确切地说是一种雇佣关系。业主聘用工程师代他进行工程管理。工程师的任务和职权是由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签订的施工合同及业主与工程师签订的监理服务合同两种文件确定的。
工程师在行使监理权力时，是业主的人，应维护业主的利益。工程师的良好服务，能为业主带来巨大利益。如工程师对承包商完成的工程量进行严格的计量和审核、控制变更工程和额外工程费用、处理索赔事宜等工作，能直接降低工程成本；工程师促使承包商按时或提前完工，能使工程项目早日产生效益；工程师严格控制质量，能使工程的未来维护费用、运行费用降低；工程师提出的改进建议，能节省投资等等。
作为独立的一方管理合同，当工程师行使自主处理权时，则必须行为公正，不偏向任何一方。但是工程师的报酬由业主来支付，工程师显然会维护业主的利益。对此，2.6款明确要求"工程师要行为公正"，由于工程师不是合同一方，则该款的责任必然施加于业主，这就使得业主对证书的正确性承担额外责任。可以认为，如果业主极力向工程师施加影响以便使自己利益凌驾于承包商之上时，业主即违反了自己的合同义务。施工合同是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合同，业主必须为工程师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工程师在管理中发生失误，造成工期拖延和承包商的费用损失，承包商无法让没有合同关系的工程师赔偿损失，业主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在项目管理中，工程师只承担管理责任及与之相关的责任而不是一切责任，这些管理责任与相关责任在业主和工程师的协议中规定。当工程师的错误使业主蒙受损失时，将进行赔偿，业主与工程师的协议书中可以规定工程师赔偿的比例和限额。这时，如果工程师自身能力不足或缺乏职业道德，就会损害业主的利益。
三、承包商与工程师的法律关系
承包商与工程师之间没有合同，因而不存在合同主体法律关系。但在工程实施中，承包商要时时与工程师打交道，因为业主是通过工程师来管理工程的。承包商必须接受和遵从工程师的指示，工程师在行使开列在第二部分的权利时，须经雇主事先批准。承包商无权核实工程师是否已获得此类批准。根据2.1款可以理解：如果承包商按工程师指示施工增加了费用，那么即使工程师无权对该项工作下达命令，承包商也有权得到该项工作的付款。尽管承包商可能不同意工程师颁发的某项指示，但根据13.1款，他必须执行该指示。工程师完全承担责任的错误一般是导致了承包商的索赔，如拖延给出图纸、拖延决定时间、错误指令等。
在工程中，不经承包商同意，业主不得更换工程师。因为在FIDIC合同中，工程师有很大的权利，具有特殊的作用，所以工程师的信誉、工作能力、公正性等，已是承包商投标报价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合同文件规定，凡根据合同在工程师有自己酌情处理权的地方，工程师在业主和承包商之间应行为公正，以没有偏见的方式使用合同。当然，承包商应掂量，是否相信业主的工程师具有独立作出决定的能力。如果工程师不能公正决定，承包商可以通过仲裁和诉讼取得合理解决，这时工程师就会被动。
如果承包商素质不够或者缺乏商业道德，则会给工程师的工作带来困难，甚至导致工程师蒙受风险。四、分包商与其他各方的法律关系
1.承包商与分包商的关系
承包商与分包商是分包合同主体法律关系。承包商作为分包合同的发包者，将主合同范围内一项或若干项工程施工分包出去，与主合同相似，它对分包商具有主合同所定义的业主的责任和权力，从市场角度看，这时承包商既是卖方又是买方。在分包合同执行中，承包商拥有似于主合同中所定义的工程师的指令权，分包商具有主合同所定义的承包者的责任和权力。所以在主合同和分包合同中，承包商的角色刚好相反。
通过分包，承包商获得分包差或管理费。相应地，从承担责任的角度讲，争包商被视为承包商组织机构的一部分，承包商并不能因为工程分包而减少其对该部分工程在承包合同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承包商对分包部分承担全部工程责任。在与业主关系上，承包商仍承担主合同所定义的全部合同责任。如果分包商履约能力不足，将给承包商带来风险。
主合同所定义的与分包合同工程范围相应的权利和责任关系则通过分包传递给了分包商。其中，指定分包商对于承包商的责任，不能小于承包商对业主的责任。相应地分包商也拥有要求补偿和索赔的权力。但是，无论变更还是索赔都要通过承包商之手递交上去，承包商对这项工作不一定有积极性，这是分包商的风险之一。分包商的支付常常受到业主对承包商支付的影响，而业主未及时支付的原因可能是承包商原因或其他分包商原因造成的，这是分包商的风险之二。
2.业主与分包商的关系
由于分包合同只是承包商与分包商之间的协议，分包商与业主之间没有合同法律关系，双方没有权力义务关系。对业主来说，分包商作为承包商的一部分，业主和分包商之间不能再有任何私下约定。
但特别规定，业主拥有权益转让的权力。即在承包商缺陷责任期结束，还有一些分包商对承包商的担保或其它义务没有满期，承包商必须把该权力转让给业主，承包商必须保证分包商同意这种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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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后，彭某组织人员对三座桥梁实施了施工。其承建的三座桥在合同签订次年即陆续完工交付，并投入使用。施工过程中，彭某从王某处已结得工程款3591.74元，尚欠工程款34508.26元， 王某未能及时支付。2002年春节前，彭某为解决民工工资问题曾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经协调彭某先后数次直接从发包部门预付工程款累计14100元，余欠工程款为20408.26元。2002年5月1日，王某以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彭某发出信函，对未能及时给付工程款表示遗憾，认为未能及时给付的原因系有关单位领导的行为所致。彭某追索工程款多年未果，引发诉讼。
案发后查明，2004年1月11日，王某以建设公司的名义与发包部门签订备忘录一份，该备忘录载明：双方总工程款为364900元，发包部门尚欠建设公司工程款38400元。
原告彭某向法院提出诉讼时，将建设公司列为被告。经向工商部门查询发现，建设公司未到工商部门依法进行登记。为此，彭某以建设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承担民事责任为由，申请变更行为人王某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同时申请追加工程发包人某部门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原告彭某诉称，被告王某假借某建设公司名义与发包人某部门达成15座桥梁的总承包协议后，又将其中的三座通过协议分包给我；但我按照协议施工完毕数年之后，仍被拖欠工程款20408.26元，经多方交涉无结果；现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王某、某部门向我支付上述工程款，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王某辩称，我单位是1998年按上级的要求组建的联营企业，我本人并不是法定代表人；由于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相关人员存在违法乱纪的行为，造成我单位严重亏损，资产和债权严重流失；我为此已多次向有关部门作过反映，至今没有结果；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彭某对我的诉讼请求。
被告某部门辩称，我单位尚欠工程款是事实，但拖欠的责任不在我单位，且原告彭某与我单位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海安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某部门将其承担的建桥工程发包给未经工商登记的建设公司进行施工，被告王某又以建设公司名义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彭某个人施工，双方所签订的承包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行为人王某（被告）以至今未经工商登记的公司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因此引发的民事责任应由其本人承担。鉴于彭某按合同约定完成了施工任务，工程已交付使用，且王某、某部门对其施工质量未提出异议，故彭某要求王某支付工程款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某部门作为施工项目的发包人，依法应在欠付承包商王某的工程款范围内对彭某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作出了前述判决。
评析：本案主要涉及建设工程分包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所谓分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承包人将所承包的建筑工程的一部分发包给具备相应资质的承包单位的行为。法律允许分包，但是分包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进行，否则即构成违约或者违法行为，甚至合同无效。分包必须遵循的规定是：一是总承包合同必须是有效合同；二是承包人分包时必须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单位；三是分包必须基于合同的约定或者取得发包人的许可；四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五是分包只能进行一次，不得层层分包。本案被告王某以未经工商登记的企业名义实施民事活动，而原告彭某不具备分包工程的相应资质，因而不仅总承包合同无效，而且分包合同无效。这就产生三个问题：1、分包无效的法律后果问题；2、所谓承包单位建设公司的法律责任由谁承担问题；3、能否要求拖欠工程款的发包单位承担法律责任问题。
关于本案分包无效的法律后果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法第279条同时规定：“ 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及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接收该建设工程。建设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该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该解释第2条同时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分包合同即便无效，只要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仍应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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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变更与合同变更
建设工程是在不断的变动自然环境和商业环境下进行的。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相关情事的改变是十分常见。工程变更（ProjectChanges）是指会造成合同范围、工期、费用和工程质量标准改变之相关情事。一般认为工程变更包括五种类型，即合同范围变化、异常的地质情况、工期迟延、暂停施工和加速施工等情事。
合同变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合同变更是指合同的内容和主体发生变化。合同主体的变更，是指以新的主体取代原合同关系的主体，但合同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合同内容的变更，即合同主体保持不变，合同的内容发生变更。我国《合同法》严格区分了合同转让和变更，当事人的变更属于合同转让范畴，而合同内容的变更属于合同变更。虽然在工程实务中存在有业主将工程项目转让给第三人或因为企业分立或合并所引起合同主体变化的情况，但合同主体变化会涉及变化后的主体，尤其是承包商是否有能力继续施作完成工程，因此在工程承包合同中一般会有工程不得转让或转包的规定，或规定应先经业主同意。基于以上两点原因，一般不将合同主体变更视为工程承包合同变更的范围。
由于工程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常常出现工程变更和影响交易基础之情事，需要变更合同内容，因此工程承包合同中一般包含变更条款。当合同订定后出现不可预见的情事时，业主可以发出变更指令变更合同，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承包人则可以据以提出工期展延及调整合同价款的请求。合同内容的频繁变更是工程承包合同的特点之一。变更条款的广泛使用，也是工程承包合同与一般商业合同的重要不同点。
二、变更权
工程承包合同属于承揽合同中的一种。承揽人必须完成约定的工作，始属履行其给付义务并自须能掌握其工作范畴，理应承担不能达成给付效果的危险性。一般标准工程合同范本都会规定承包商无变更的权利，往往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可向业主提出合理化建议。同时，为了适应工程的特点及保证给付效果实现，在工程承包合同中常规定在某些事项上业主有单方指示变更的权利。有些标准合同范本中还明确规定承包人应执行变更且受其约束。
《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即赋予了合同双方变更合同的自由权利，只要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内容，任何一方未经协商不得单方变更合同，否则，构成违约。但由于工程本身的特殊性和交易方式的特殊性，工程承包合同的内容除当事人双方可以合意变更外，业主还可以单方指示变更。业主发出变更并不需要经过承包人的同意，而承包人则没有单方变更合同的权利。承包人可以提出合理化建议，经业主的同意后，方可进行变更。
业主单方指示变更的法律性质，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见解认为：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业主拥有指示变更的权利”的条款是属于当事人之间强制缔约的约定，只要业主提出变更的要求，承包人除了有正当理由外，都应予以承诺。如果承包人对于业主所提的变更要求都不予以承诺的话，势必造成业主须另外寻找承包人而导致工期迟延并增加另行缔约成本。业主单方指示变更是变更合同的要约，而承包人因合同条款的约定而负有承诺的义务。业主的指示变更，因双方合意而成立。另一种见解认为：业主指示变更是指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一方拥有变更合同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性质解释上可认为是单纯形成权，不需要强制执行，不需要法院判决，只需要拥有权利一方完成需受领之意思表示，双方间的合同法律关系即发生得丧变更之效力。因此合同除双方当事人合意变更之外，亦可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形成权行使而产生。以上两种看法皆有其法理依据，前者是从强制缔约角度来看，后者则是从合同约定之形成权角度来看。但无论从哪一方面观察，业主单方发出变更指示即产生变更合同内容的法律效果，除非承包人有正当理由无法实施外，承包人都应予实施该项变更。
三、变更范围
（一）约定变更的范围
虽然在工程承包合同中规定了业主有单方变更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业主可以恣意要求承包人实施变更指令，因为业主单方变更合同的权利的权源来自合同约定，于何时、就何种事项可以行使单方变更权，必须符合法律和合同所规范的要件，并非业主可以任意行使。另外，权利因具有社会属性，而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依其性质有其界限，故业主单方变更合同权利也不得滥用。
根据目前流行的标准合同范本业主可单方变更范围一般包括如下事项：（1）合同中任何工作的工程量的改变；（2）改变合同工程的基线、标高、位置或尺寸；（3）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实施顺序或时间安排的改变；（4）取消合同中的任何一项工作；（5）为完成工程需要追加的附加工作；（6）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质量或其他特性。
目前在各标准合同范本中有关变更事项的规定并不一致，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范本》（GF—1999—0201）第30条规定合同履行过程中业主要求变更工程质量标准，由双方协商解决，即经双方合意才能变更工程质量标准，而在《标准施工招标文件》通用合同条款第15.1款中将改变合同中任一项工作质量作为业主的权利。由于约定变更事项的范围不同，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范本》下，业主并无单方变更工程质量标准的权利，而只能在双方达成合意的前提下才能变更工程质量标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业主单方变更合同的权利的权源来自合同约定。当然，工程质量与工作质量并非相同概念。工程质量是指在合同协议书中规定的整个工程的质量要求，而工作质量是在技术规范与要求中规定的某个分项工程质量要求。由于现行工程验收规范的规定和评定工程质量标准的评定程序限制，在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要改变工程质量标准往往客观上已不可能，即使可以协商变更，也是对合同标的物变化，导致合同实质性的改变。
（二）法律限制
近年来，政府均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增加公共工程建设投入。公共工程采购受到《政府采购法》的约束。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追加原合同范围之外的工程是十分常见的情况。《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供应商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因此，对于政府工程的业主改变工程范围增加工程量有明确的限制。若业主追加的部分超过原合同金额的百分之十，超过部分可能会无效，对业主和承包商皆有相当的法律风险。《政府采购法》规定追加部分不超过原合同金额的百分之十是出于控制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目的，但工程交易的方式与特点与货物和服务交易毕竟不同，一律以百分之十为限，也实值得商榷。同时，公共工程的投资管理制度中历来有以批复的设计概算控制投资的做法，经批复的设计概算是项目投资的最高限额，应当严格控制，除非有重大情化，一般不予调整。因此，《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和设计概算调整制度对工程承包合同的价款变更之范围有相当限制。
在工程建设领域推行工程担保与保险，一直是我国建筑市场改革的重要举措。目前，也有业主要求承包商在签订合同后需提交履约担保，以保证自身权益。《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保证期间，未经保证人同意，债权人与债务人变更合同，若加重债务人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业主无论单方指示变更或与承包商协商变更合同，只要加重承包人的履行义务，若希望将此变更范围纳入保证人保证范围内，变更前应征得保证人的同意，否则保证人对增加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若业主对于承包商违约之风险相当审慎，该规定无疑对工程承包合同变更也有相当限制。
业主要求工程提前竣工，提早投入使用，尽早获得收益，在工程实务中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在某些国际工程合同中，业主有单方指令加速施工的权利。而在我国现行的标准范本中也有关于业主与承包商可协商加速工程进度，提前竣工的条款，即双方当事人可以合意变更工程工期。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条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七条中有“建设单位不得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的规定。若有违反，应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法条，业主一旦要求施工单位加速施工提前竣工，即属违法，所签订的提前竣工协议的效力不无疑问。因此，业主提前竣工之变更合同请求受到了该法条的限制。
四、合同同一性的限制
（一）合同同一性理论于工程承包合同
合同变更实质上是在原有合同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变更后的关系与变更前的关系在性质上不变，学说上称为具有“同一性”。换句话说，变更后的合同应与原合同仍具同一性，是合同的非实质变更。倘若该变更已使合同丧失同一性，则不再属于合同变更的范围，而应属于合同的更改，导致原合同关系的相对消灭，成立新的合同关系。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业主有权发出变更指令增减工程量或增加需要的附加工作（additional work），但业主并没有创设新的合同关系的权利。因此其单方变更权应受到“同一性”的限制。
在美国，建筑师协会施工合同范本（AmericanInstitute of Architects，AIA）有所谓合同一般范围（the general scope of the contract））的说法，对此概念进行考察有助于理解何为“合同同一性”。合同一般范围是指承包商所建造的工程规模、类型和缔约的目的与业主和承包商签约时的预想一致。若业主的指示在合同一般范围内，具有对承包商的约束力，反之则属于额外工作（extra work），承包商有权拒绝执行。因此，若变更后的工程经济目的、规模、性质已超出合同当事人在缔约时所能合理预期的范围，可以认为变更后的合同与原合同不具有同一性，承包人有权拒绝履行。台湾亦有判决认为：“以契约为债之变更时，究为不失同一性之内容变更，抑为更改，应依当事人之意思及变更之经济的意义定之，倘于债之内容之给付发生重要部分之变更，依一般交易观念已失债之同一性者，为债之要素有变更，即应认为债之更改”。
在工程承包合同中何种变更会造成合同标的同一性的改变，实为值得探究的问题。在我国工程实务中，出于控制投资的目的，严格执行经批复的设计概算，禁止工程出现使用功能、质量标准、结构形式和建筑面积的变化。对照同一性的概念，若业主指示上述变更，应认为是对合同标的物的改变，属于债之更改，造成合同实质变更，承包商有权拒绝。
（二）重大变更和累积影响
重大变更（Cardinal Change）和累积影响是从美国联邦法院审判实务中发展出来的。重大变更始于1978年的Allied Materials andEquipment Company v.United States.一案，该案定义重大变更为一种违约，由于业主对于工程造成激烈的变更，以至于实际上造成要求承包商履行的义务实质上已不同于原来缔约时的约定。累积影响并非由单一变更造成，而是由许多变更造成的。当进行某单项变更估价时，承包商不能预见许多变更之间相互结合所产生的成本影响（SynergisticEffect），而业主也否认存在这样的影响，由此造成索赔。
以上两种概念能确立一项基本原则，即由于一系列合同变更指令相互结合在一起后，导致业主严重违约，以至于产生原合同终止的结果，承包商可求偿所受之损失。重大变更基于变更工作的规模或性质，合同变更已超出合同一般范围，也超出业主与承包商订定合同时的预期。根据美国法院的判例，当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时可能导致重大变更：业主多次发出变更指令、大幅删减工程、业主违约造成承包商成本大幅增加与单项变更已造成大幅增加成本和干扰承包商施工。然而属于重大变更，必须是承包商不能合理预期的，若变更是可合理预见的，即使对于成本或工期有重大影响，也不产生重大变更的后果。如在Wunderlich Contracting CO.V.UnitedStates.一案中，法院认为虽然业主以合同变更条款指令修改图纸多达35次，追加合同价款435720美元，但由于合同变更次数与程度相对于工程的复杂性与规模而言，属于承包商投标时可合理预见范围之内，不构成重大变更。
累积影响在美国工程实务界和法律界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定义。部分美国法院接受承包商以累积影响为由向业主求偿，要求承包商必须证明存在大量业主指令变更和干扰，并且承包商的成本增加与累积效应有因果关系，构成重大变更以及承包商所开支实际成本的合理性。美国法院基本认为累积影响并非为一项独立准则，而属于重大变更的一种形态。
我国工程实务界并没有普遍接受重大变更这一概念，法律上也并无此概念和相应规定，但在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下，由于管理费和利润分摊到每一个分项工程上，若业主依变更条款规定任意大幅删减合同中的工作，将使承包商承担无法预料的风险，实际发生的管理费无法获得补偿和可能获得利润无法实现，造成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构成重大变更应无太大疑问，此时业主显然有滥用权利违反诚信原则之嫌，构成违约，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而目前在某些部门规章和地方规范性文件中出现过与重大变更有关联的一个词，即重大设计变更，如《公路工程设计变更管理办法》（交通部令2005年第5号）第五条规定：“公路工程设计变更分为重大设计变更、较大设计变更和一般设计变更。重大设计变更包括：连续长度10公里以上的路线方案调整的；特大桥的数量或结构型式发生变化的；特长隧道的数量或通风方案发生变化的；互通式立交的数量发生变化的；收费方式及站点位置、规模发生变化的；超过初步设计批准概算的”。颁布该部门规章的目的是为了规范业主变更设计的行为，控制投资规模，似乎与上述的重大变更没有关系，但对照美国法院的判例，路线方案调整、特大桥的数量或结构形式以及特长隧道的数量变化无疑也构成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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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合同作为政府管理国家的一种行政手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职能的扩张、人民民主观念和国家意识的加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并进一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作用的改变而突显出来。他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突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让“合同”进入“行政”域，使以支配和服从为特征的高权利行政更加柔和和富有弹性，充分体现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及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学界对行政合同的定性问题争议不一，结果导致行政合同徘徊在民事契约与行政契约之间，对于层出不穷的各种实际问题，往往出现“阴不收阳不管”或搞不清到底由谁来管的混乱而尴尬的局面，严重影响了行政合同积极作用的发挥。同时，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不完善必然导致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合同的参与性、民主性的信心下降，势必影响行政合同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行政合同更好的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目标、更好的发挥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合同争议投诉有门，解决有据的初衷。因此，为行政合同建立一个合理、健全且与现行体制不相冲突的救济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迫切需要的。
二、行政合同救济在国的现状
我国目前行政合同救济的现状是：行政合同法还没有出台，行政合同的救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行政合同的种类不明确，救济方式混乱。
在行政合同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享有必要的统治者特权，即其享有行政合同的发起权；对行政合同履行的监督权、指挥权；单方变更、解除合同权；对不正当履行合同的制裁权。而相对人除享有合同缔结权外并无其他相应性权利。因此，在行政主体行使上述特权时，相对人的权利都极可能也极易受到损害。而在受到损害之后，行政主体大多不予理会、拒绝承担任何责任。此种不良现象的直接根源在于：我国行政合同法还没有出台，行政合同的救济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目前我国行政合同种类不明确，救济方式混乱。实践中已大量存在行政合同，如：土地承包合同；政府采购合同；人事聘用合同；科研合同；计划生育合同；公用征收合同；公共工程承包合同；工业企业承包、租赁合同。对于这些合同的种类、定性问题，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而相应的救济，在制度上将他们纳入了行政法的范畴，并且予以相应的行政法上的司法救济；但在实践中，一般将行政合同的救济纳入民事救济的范畴，多采用民事手段来处理。这是解决我国目前急待完善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与实践中纷繁多样的行政合同实务之间的矛盾不得已的措施
总之，我国目前行政合同救济水平在事实上导致行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不稳定，或处于悬空状态（主要是相对人利益上的缺失），行政合同法律秩序一片混乱。
三、行政合同分阶段性救济制度构想
为了遏止上述恶果的涌现，追求当事人双方行政合同法律关系的和谐，必须而且只能从根源入手，即：努力寻求当事人双方权利的平衡，并通过其他途径给予相对人的权利予更多的救济。具体到行政合同相对人的权利救济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合同定立过程中的救济——质询
以合同本身的要约——承诺规则解释，行政合同的主要条款是由行政主体以要约形式提出，由相对人作出承诺形成的。同时对于和谁缔结、如何缔结合同，行政主体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那些能够使相对人获利的合同的订立中，那些参与而未能与行政主体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就应能够要求行政主体对：为什么选择他人而非自己、根据是什么等作出具体说明，以能够进一步明确、主张自己的权
（二）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救济
1、对行政主体在行使指挥权时的抗辩。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享有监督权和控制权的同时，对涉及公共利益合同的具体执行措施还享有指挥权。这是因为行政主体享有大量的信息和相应的能力，是为了更好的促使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相对人在客观上也是为了公共利益。为此，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指挥权享有抗辩权不是为了抵制行政主体的指挥权；相反，恰恰是为了在行政主体的指挥下，更明确、充分的对产生的后果负责。
2、行政主体单方面变更、解除合同和行使制裁权时相对人的听证。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或由于情更、政策上的变更而单方面变更、解除合同或对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实施的多种制裁手段（如：罚款、强制执行和代执行、解除合同而不给相对人任何补偿）是比较严厉的，对相对人利益影响甚大。对此，相对人应有要求召开听证会的权利。通过听证，要求行政主体说明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给予相对人充分表明自己意见的机会。
(三)行政上的救济。在合同履行、订立过程中为相对人设立的质询、抗辩、听证是在程序上对其权利的救济，是没有实体保障的，还需进一步有赖于行政救济。
1、行政仲裁。随着我国仲裁制度的改革，依据仲裁法重新建立的仲裁机构性质转变为民间组织。而行政合同争议涉及公法（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的争议根本不适用民间仲裁机构的救济。因此，行政合同的救济不宜借助此类仲裁体系，对此，仲裁法也予以肯定。但仲裁制度的变革并不否认仲裁作为解决纠纷的有效方式也能够用于行政合同纠纷。目前，行政机关在行政体系内部设立了专门的仲裁机构，解决特定的行政赔偿。例如：人事部设立了人事仲裁厅，受理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这种模式对解决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其下级机构及其所属公务员之间的行政合同纠纷具有较强的示范和借鉴作用，落实在制度上就是考虑能否在行政机关体系内设立专门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仲裁机构。
2、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章行政复议范围中的明确规定，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复议。由此，农业承包合同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一旦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出现，便可选择直接进行行政复议，将相对人的损失降到最小。基于农业承包合同立法上的积极成就，该模式的立法应大力推广到其它种类的行政合同中。
3、行政赔偿。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责任之一，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由国家给予受害人的赔偿。其构成要件是：①必须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职权有关的行为；②必须是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③违法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④受害人的损失确已发生。由此来看，行政赔偿当然应适用于行政合同纠纷，但我国赔偿法第二章行政赔偿范围却没有将行政合同明确纳入赔偿范围。笔者认为，应在我国赔偿法中直接、明确地对行政合同纠纷的行政赔偿予以规范。
（四）司法救济。司法救济是行政合同的终极救济，是树立在程序救济、行政救济之后最坚实的屏障。司法救济既屏除了程序救济无实体保障的缺陷，又能有效防止行政救济“自己做自己法官”而产生不公正的出现。
行政诉讼（即行政合同司法上的救济）是由司法机关依司法程序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诉讼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上将行政合同拒之门外。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不可诉行为亦不包括行政合同纠纷。正是因为此种立法漏洞，尽管在实践中行政法庭有受理行政合同纠纷案件的实例，但严格的说，行政诉讼制度并没有将行政合同纳入救济范围，而是将其作为民事合同，按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这一后果使行政合同救济状况又落回到了初始的低劣层级。为了确立切实、明确的司法救济手段，有学者认为：应将行政合同纳入具体行政行为范畴之内，理由是：（1）行政合同都是基于一定的行政目的，行使行政权利的方式。（2）行政合同事实上能够引起行政法上的效果，产生行政法律关系。（3）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特定的相对人订立的，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笔者非常支持此观点，认为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法学著作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界定不够周延，理论界需要在行政法基础理念的基础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进行反思、重构，以便为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找到一个有效、合理的诉讼救济途径。
总之，行政合同纠纷在我国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这对我国行政法制进程有所阻碍的事实是不可忽视的。解决这些纠纷的救济途径必须明确，应当在最短时间内，确立一个贯穿其始终、分阶段性、具有针对性的救济制度，以能够有效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行政管理的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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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
徐冬梅
[案例]李某是一名国家干部，前不久与同一单位的吕某发生摩擦，遂被吕某以受贿为由举报至检察院。李某先是被单位纪委调查，后又被检察机关传去谈话。经核实，吕某所举报的内容纯属于虚乌有，李某因此蒙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吕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
[说法] 按照1989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3条规定：“故意捏造他人的犯罪事实，向国家机关告发或行使足以引起司法机关追究的方法，试图使他人受到刑事处罚，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予立案：1．为陷害他人，故意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犯罪事实，并由本人或者指使他人向国家机关告发的；2．为陷害他人，故意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犯罪事实，虽不是直接向国家机关告发，但采取的方法足以引起司法机关追究的。”吕某的行为是一种诬告陷害的行为，但其行为尚未达到足以使李某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因此，还达不到诬告陷害罪的立案标准。
(作者单位：农一师阿拉尔人民法院)
离婚协议约定单方还债对债权人无效
胡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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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审判实践中常见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主要解决该类合同在民事诉讼中如何正确确定诉讼主体的问题。
一、建筑企业内部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职能部门或者下属机构所签合同的诉讼主体问题。
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建筑企业内部的职能部门或者下属机构不具有独立的财产，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也就不能对外签订建设工程合同。但实践中，不少建设工程合同是由这些职能部门签订的，加盖的也是职能部门的公章。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此类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如果得到建筑企业的追认或者同意，则为有效合同，否则，则为无效合同。但从诉讼主体上看，职能部门毕竟不能是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不能独立承担责任，因此，这类案件应当由建筑企业作为当事人并承担民事责任。
二、建筑施工企业的分支机构（分公司、工程处、工区、项目经理部、建筑队等）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的诉讼主体问题。
产生纠纷后，一般可将该分支机构作为诉讼主体，如该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财产，则应追加该建筑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三、借用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所签合同的诉讼主体问题。
勘察设计和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是建筑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企业的技术力量、资金以及固定资产等情况对勘察设计和建筑施工企业综合考评后依法核定的经营证书，是一个建筑企业民事行为能力的主要体现之一。因此，任何借用和出借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的行为均是违法的。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第三人借用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无效，因此造成质量缺陷或者其他损失的，应列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第三人和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出借人为共同诉讼主体，并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四、共同承包或联合承包的建筑工程项目的诉讼主体问题。
产生纠纷后，应以共同承包人为共同诉讼人；如共同承包人组成联营体，且具备法人资格的，则以该联营体为诉讼主体。两个以上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合作建设工程并对合作建设工程享有共同权益的，其中合作一方因与工程的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合同而发生纠纷的，其他合作建设方应列为共同原、被告。
五、实行总、分包的工程发生纠纷后的诉讼主体问题。
按照我国《建筑法》有关规定，总包企业可以将主体以外的其他分部工程分包给其他建筑企业，但须对整个建设工程的质量负责。如果分包人与发包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区别不同情形确定诉讼当事人：分包人是总包人的下属企业，或与总包人存在隶属关系的，虽然下属企业也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但仍应以总包人作为当事人；分包人与总包人没有隶属关系，但分包人与发包人因承建工程发生纠纷的，应以总包人为当事人，分包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发包人、总包人和分包人三方协商，由总包人将自己承包的建设项目转让给分包人的，则属于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与总包人无关，发生纠纷，应以发包人和受让人为当事人参加诉讼。
六、涉及个体建筑队或个人合伙建筑队签订的建筑承包合同的诉讼主体问题。
产生纠纷后，一般应以个体建筑队或个人合伙建筑队为诉讼主体。
七、挂靠经营关系的建筑施工企业以自己的名义或以被挂靠单位的名义签订的承包合同的诉讼主体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一般应以挂靠经营者和被挂靠单位为共同诉讼人。但在实践中，施工人挂靠其他建筑施工企业，并以被挂靠施工企业名义签订建设工程合同，而被挂靠建筑施工企业不愿的，施工人可作为原告，不必将被挂靠建筑施工企业列为共同原告。
八、因承包人转包发生纠纷后的诉讼主体问题。
《建筑法》明确禁止承包人将承包的工程转包他人。对在转包工程和非法分包的工程纠纷中，违法转包工程所签订的合同都是无效的。因转包产生的合同纠纷，如发包人，应列承包人和转包人作为共同被告；如因转包合同产生纠纷，以承包人和转包人为诉讼主体，可将发包人列为第三人；多层次转包的，除诉讼当事人外，可将其它各方列为第三人。
九、筹建处、指挥部等临时性机构发包工程发生纠纷后的诉讼主体问题。
由于临时性机构虽然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但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仅是一个工程建设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只是代行建设单位的临时职责而已，当建设工程竣工后，该机构随之撤销。审判实践中，对于该类纠纷主体的确定，应考虑所涉及工程的投资单位和竣工工程的最后归口单位，遵循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如果该单位已经合法批准成立，应由其作为诉讼主体或应诉；如该单位仅是临时性的机构，尚未办理正式审批手续的，或该临时机构被撤销的，列该工程的归口单位或者组织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如果归口单位不明确的，可以列投资单位或者工程主管部门为当事人。
十、实行承包经营的施工企业，产生纠纷后，如果该企业是法人组织，则由该企业为诉讼主体，或应诉；如果该企业不是法人组织，则列企业发包人和企业承包人为共同当事人，参加诉讼。
十一、因拖欠工程款引起的纠纷，承包人将承包的建设工程合同转包而由实际承包人承包人的，可不将发包人列为案件的当事人；承包人提出将发包人列为第三人，并对其主张权利而发包人对承包人又负有义务的，可将发包人列为第三人，当事人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下称《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如转包经发包人同意，即属合同转让，应直接列发包人为被告。
十二、因工程质量引起的纠纷，发包人可以以总承包人、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为共同被告（参见《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发包人只承包人，在审理中查明有转包的，应追加实际施工人为被告，实际施工人与承包人对工程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的很多问题，诸如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垫资带资承包、黑白合同的认定和处理、建设工程承包人的资质、合同违约责任的认定和处理等等问题，因时间和篇幅的原因，本次探讨均未涉及，尚需进一步研究不当之处，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焦见杉.建设工程合同签订的常见问题与对策[J].中国招标，2012.
[2]周辉，张培，郑博.建设工程合同中常见法律风险及防范[J].黑龙江水利科技，2012，40（10）：299-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