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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这轮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对民营企业的负面冲击也是非常之大。内部冲击来自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以及铁公基项目投资增速的大幅下降；外部冲击则来自欧美及其他经济体的不景气，导致外需不足，出口增速下降。而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两大行业，同时又占出口加工业的绝大部分比重。在民营企业较为集中的东部沿海，受到的冲击程度更大，除了内需和外需下降因素外，企业过多使用资金杠杆导致负债率的上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几年用工成本的大幅上升也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
因此，要让中国经济实现稳中求进，关键是要让中国的民企恢复活力，让民间投资保持较高增速。从目前我国宏观层面已经采取的政策措施看，对民企的帮助已经非常全面了：如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一是采取了两次降息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降贷款基准利率，二是降低企业债发行门槛和条件，三是给部分小微企业优惠贷款；在降低税负方面，采取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增加民企投资机会方面，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实施细则已经出台，包括电信、银行等一些长期处于行政垄断的行业，也向民间资本开放。但是，就目前看，在政策的操作和执行层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民企的生存环境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如两次降息之后，民企的实际融资成本并未明显下降，原因众多，值得反思。再如，为小微企业提供的财政、信贷支持额度，能否真正落实好，也存在疑问。而在新36条实施细则方面，开放度还是略显不足。
为了让民企恢复活力，今后应该在降低税负和开放投资领域方面的力度更大，使得民企的发展环境、税负水平和可投资领域与国际惯例一致。从长远看，中国民企的发展空间还非常大，尤其在金融、电信、石油开采等一些民企比重极低的行业，若这些行业的开放步伐加快，则一方面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民企则可增加投资，一举两得。
篇2
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就业人数两生产要素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协整的，即两生产要素与国内生产总值是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这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下的资本要素弹性和劳动力要素弹性保持了一致的协调性，几乎相差无几，并且各自都以较近似的贡献率反馈到经济增长机制中，成为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的要素，也就是说，这两种生产要素在长时间范围内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这就要求经济增长与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相协调发展，保持固定的投入－产出比率，避免资本生产过剩与劳动力供给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同时，充分发挥两种生产要素弹性的最大化。目前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实现从就业带动增长到就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转变；而从误差修正模型（ECM）来看，在短期，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要大于从业人员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反映了经济增长受资本形成总额增长、从业人数增长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
篇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8―0010―03
一、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逆转之势
1．长期以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空间有限。一直以来，以高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较大，2005年这一比例曾高达48．6％。高投资率确实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大部分投资还延续着以物质资源投入推动增长的粗放式经营模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巨大挑战。中国万元GDP能耗1．43吨标准煤，这一数字是发达国家的3倍～11倍，单位GDP的环境成本居于世界前列。基于对环境和能源问题的重视，以及宏观调控或行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政府会对某些行业尤其是高能耗的传统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政策上的调控，以保持合理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因此投资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性很大，投资的高增长相应也会受到影响。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在结构调整中增速得到控制，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04亿元，增幅25．7％，同比回落0．9个百分点。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投资的增长趋缓，其经济带动作用也必然会受到一定影响。
2．过度依附出口拉动经济亦非明智之举。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于外需过分依赖，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很高，2004年这一指标甚至高达67％。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已达到1019亿美元，同比增长699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顺差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出口带来的外汇收入已经不再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应该看到在出口创汇的背后，是以大量低成本低价格的商品为支撑的、中国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的低价让渡。如果把本国的经济增长与他国的消费需求捆绑在一起，无疑是将经济增长的主动权人为地添加了一个与他国消费相关的约束条件，难免有作茧自缚之嫌。而且出口易受其他国家经济状况、消费偏好等因素影响，产生波动的可能性很大，从而对国内经济产生连带影响；从国际经验看，靠内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经济往往更为稳定。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这势必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
进入2006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增势趋缓，2月出口同比增长25．5％；进口增速回升，同比增长达27．4％，在近一年来首次超过出口。此消彼长，2月份实现贸易顺差仅为24．5亿美元，比1月大幅减少71．1亿美元。净出口对国民经济的驱动还有多大空间，这很值得商榷。
3．扩大消费潜力巨大。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中，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最大。长期来说，消费需求才是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投资的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相应扩大作为承接，就会变为无效增长，甚至造成浪费。在中国，消费需求长期以来恰是最薄弱的环节。居民储蓄率始终居高不下，相对应的最终消费的增长一直低于名义GDP的增长，十年来最终消费率平均值低于世界水平近20个百分点。
巨大的差距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从消费的内核部分――居民消费来看，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消费的质量和水平会有更高要求，存在很大的增长潜力。在温饱阶段，居民消费的对象大多是弹性较小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增加的比例会落后于收入增加；而随着收入增加，居民消费的对象将逐渐扩充，包括需求弹性高的奢侈品，这样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消费会以较收入更快的速度增长。同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也远大于资本形成、净出口所占的比重。这说明相同的增速下，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消费完全有能力成为拉动经济的真正和持久动力。
二、中国最终消费构成现状及对扩大消费的影响
虽然，居民、企业、政府都是消费主体之一，但从各自消费比例来看，居民消费占绝大部分。长期以来，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率一直在80％左右，其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也最大，因此扩大居民消费会对整个消费增长起到很大作用。事实上，近十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一直比较慢，落后于名义GDP的增速。这一方面是由于广大居民出于传统的预防需求的考虑而在手中保留大量货币资金，以应付子女教育、婚嫁、个人老年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需要，相对应的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一直以较大幅度攀升。另一方面，也是受居民收入绝对水平不高和中国传统的“先赚钱，后消费”的消费习惯的影响，处于温饱阶段的居民的消费对象一般来说收入需求弹性较小。2002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长实际上是递增的，这与中国基本进入小康社会的现状相吻合。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和最终消费率的提升都是可预期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计也将会越来越大。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在中国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的比重仅为20％左右，这远低于国际上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重。这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少，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基础建设投资和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因此，要真正实现消费的扩大不能单纯委任于居民，政府和企业也应该责无旁贷的提供配合，稳定民心和居民的消费预期，使得他们更加“敢”于消费，以带动居民消费部分的增长。
三、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消费
农民作为居民消费主体的绝大多数，有潜力为扩大消费做出贡献。长期以来，农村消费占整个中国消费总量的比重相对农村人口的比重非常小，消费增速低于城市消费，城乡之间消费相距较大。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与城镇居民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呈现一个剪刀差。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消费逐渐超越农村，且差距越来越大。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以农补工，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农民收入较低，可用于消费的基础小，导致占人口总数60％的农村居民在最终消费中占比仅40％的情况出现。
农村人口基数大和低位的消费现状，表明农村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前提是农民收入必须得到切实提高。不论从这个角度考虑，还是从减少贫富差距、解决“三农”问题为出发点，提高农民收入都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要继续通过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和优惠力度，切实提高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务工、经商方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方式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增加其可支配的非农收入，并通过他们及其赡养的家庭人口摆脱传统的“温饱型”农村消费方式。只有这样双管齐下，对扩大农民的消费才可能真正起到作用。
篇4
2016年年中至今，中国工业企业利润逐渐回暖，成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的关键证据。然而，本轮企业利润的回暖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点，并非所有企业的利润都有好转。具体来说，这些结构性特点表现为：
其一，大中型企业利润回暖较快，且同比增速快于工业企业整体增速。2017年1～4月，大中型企业累计利润同比增速为31.7%，比整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出了7.3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总利润的占比已经达到66%，基本上主导了工业企业的总利润水平。其二，国有企业利润显著好转，是企业利润整体回暖的关键因素。2017年1～3月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长70.5%，远远高于其他类型企业（集体企业7.6%，股份制企业30.2%，外商企业24.3%，私营企业15.9%）。其三，上中游行业盈利回暖远好于下游行业。2017年1～3月，上游行业利润达1228亿元，去年同期亏损54亿元。中游行业利润达到8040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黑色加工、有色加工、化纤等行业盈利改善最大。相比之下，下游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仅为2.9%。
从供给端来看，行政化去产能政策急速推进是导致上述结构性特点的重要原因。去产能快速推进导致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这在煤炭、钢铁、化工和有色金属等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2015年底至今，煤炭和钢铁产品价格出现明显回升，目前5500大卡的动力煤价格基本稳定在了600元左右，相比2015年底的价格增加了230元，增幅超过70%，螺纹钢的价格在3500元上下波动，比2015年底的价格几乎增加了一倍。2017年1～4月，煤炭开采与洗选业的累积利润比2016年同期增加了100倍，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的利润同比增幅达141.5%，远高于其他行业。反观纺织、橡胶、食品等下游行业的利润增长则较为温和，市场需求整体偏弱。2017年1～4月，纺织、橡胶和食品加工业的累计利润同比仅为5.3%、5.4%和8.4%，大大低于同期工业企业整体的累计利润同比增速24.4%。
更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利润的结构性特点反映出利润正在不同行业间进行再分配。如果上游行业是由于价格上涨而出现利润回升的，那么，这一价格上涨因素很难完全传导到下游行业，大部分价格上涨都转化为下游行业的成本上涨。纺织、金属制品、橡胶、食品等行业的生产成本（PPRIM）的增速快于产品价格（PPI）的增速，这其中的缺口部分就是因成本上升导致的利润损失。
投资缺乏持续回升的动力
从历史数据来看，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投资的增长。二者在2016年以来出现了背离的趋势：在盈利不断回暖的情况下，实际投资的同比数据却一路下滑。一般情况下，企业盈利改善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的投资。除煤炭、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之外的其他制造行业，确实能够发现这些行业的盈利和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这些行业恰恰没有出现很强的利润回升。反观煤炭、钢铁、有色金属和化工等行业，这些行业的盈利与投资之间几乎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恰恰是那些利润增长速度最快的企业，投资意愿反而最弱。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近期利润增幅较快的行业在前期亏损幅度也较大。当企业盈利增加后，这些企业首先想做的是用利润减少以前的亏损、减少债务负担、尽快修复资产负债表，而非贸然地增加投资。这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经济衰退时期企业的行为表现异曲同工。
在目前偏紧的信贷环境中，即使盈利增长较快的企业确实有意愿增加投资，要获得相应的融资也会比之前困难。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要资金支持，而外部贷款是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从历史经验来看，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刺激了较为强劲的投资增长。但是，当前国内金融市场去杠杆正处于攻坚阶段，短期内看不到货币政策重返宽松的迹象。2017年初至今，各项利率明显上升，表明央行有意引导利率上行，无论是发债还是去银行贷款，企业融资的成本都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即使想增加投资，获得融资的难度和成本都在增加，这在客观上又会削弱企业的投资意愿。
强改革方是驱动中国
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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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农业旅游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并有效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引导城市工商资本以及返乡创业农民到农村发展旅游业，展现出多元化的业态。同时，国家政策对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也给予大力支持，各项政策与规划陆续出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调查报告表明，当前我国已步入全民休闲度假时代，从数据上来看，目前我国每年旅游人次达到36亿，而超过半数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为农村以及古镇村落，未来5-10年，农村旅游接待人次将超出20亿。《中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报告（2016年度）》数据表明，我国休闲农业与农业旅游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非常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2016年我国农村旅游以及休闲农业从业人员达到840万人，农业旅游与休闲农业从业户年均收入达到6万元。［1］农业旅游产业得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态旅游融合程度日渐深入，农业旅游拥有生态农业的内涵，与传统农业产业相比，更为注重生态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全面结合。从农业旅游经济增长效益来看，发展农业旅游经济，可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转型，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同时，农业旅游经济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在农业产业规模、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以及专业人才培养上做更多的工作；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通过农业旅游开发，可进一步发挥农业服务功能、生态功能以及民俗文化功能，因此，促进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对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以山西省朔州市为例，当前朔州市共有农业旅游特色乡村30余个，农业旅游经营业主超过100家，从业人员1400余人，全市2016年旅游收入超过1亿元。其农业旅游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增长，推动农村基础建设，也促进了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
二、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现状
山西是黄河流域农耕文化重要发源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旅游资源，其农村古建筑、自然生态风景、古民居村落、革命遗址等数量众多，历史、人文以及生态资源丰富。山西省农业旅游自2007年步入正常化发展轨道，近年来，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以及旅游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山西省农业旅游呈现出类型不断丰富、规模日渐增长、内涵逐步提升的良好发展趋势，农业旅游近年来也得到了高速发展，特色小镇、自驾营地等新农业旅游业态陆续出现，例如晋中市百草坡森林植物园房车露营地、寿阳田益生态庄园、祁县红海玻璃文化艺术园等，都是其农业旅游发展中的新亮点。山西省农业旅游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增长点，推动农村经济的升级转型。经济稳速增长，农业旅游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山西省完全有条件与基础进一步发挥农业旅游优势，获取旅游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山西省不断加大对农业旅游的扶持与引导，加大资金投入、提供政策支持，农业旅游得到了快速发展，如今其已成为山西全省旅游产业中的重要部分，更是大众就业与创业的新路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山西省已有农业旅游示范县22个，其中国家级休闲农业与旅游示范县8个，国家级休闲农业与旅游示范点17个；全省农业旅游从业人员超过24万人，农业旅游全年接待游客数量27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190亿元；农业旅游收入占据全省旅游总收入超过6%。农业旅游成为了山西省旅游业发展的有效力量，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了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媒介。
三、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制约因素
山西省自2007年便开始实施《山西省乡村旅游客栈服务规范》，并陆续出台多项经营管理制度规划农业旅游发展。但总体来看，许多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旅游环境以及经营管理水平仍然较差，其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产业结构失衡
总体来看，山西省农业旅游资源主要以乡村景观、文化习俗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等为依托，其旅游发展模式相对较为单一，地域特色不鲜明。部分地区农业特色旅游资源开发不完善，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相对较低，其农业旅游产业多处于无序开发以及自然发展状态，缺乏健全产业体系，产业结构布局分散、体量小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具备鲜明地域民俗文化特征的乡村在旅游开发中由于系统规划意识的缺乏，无法实现旅游与农业产业的有效结合，旅游要素整合不到位，导致旅游资源开发档次较低。其次，旅游产品开发与经营存在各自为政的问题，资金与资源尚未形成整体合力，部分地区农村旅游开发缺乏全面规划与系统安排，开发投资较为盲目；旅游产品重复建设的情况也较为突出，使得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也不断增大，无法形成市场规模效应；部分农业景区简单照搬、盲目复制，缺乏文化乡土味与历史厚重感，无法满足现代城乡居民多样化需求。此外，从服务上来看，服务形式与内容普遍存在盲目跟风的弊端，缺乏自身特色服务内容打造，区域旅游特色无法形成。［3］
（二）基础条件落后
当前山西省部分农村旅游景点离城市较远，许多具备自然原生态风景与原汁原味民俗风情的农村处在山区，干线公路同农村连接道路的等级较低，通信、信息等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同时停车场不足、旅游引导指示牌缺乏、旅游厕所质量较低等问题都较为明显。“网难上、路难走、事难问”导致难以留住游客，更难形成良好的市场口碑。例如地处繁峙县与河北阜平县交界处的茨沟营，其是太行山深入兼具人文与自然风光的村落，更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农业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由于交通不便，旅店饭店等基础配套产业不完善，导致旅游市场效应并不尽如人意，旅游资源优势无法发挥。
（三）专业人才缺乏
农业旅游从业人员素质问题是目前山西省农业旅游发展制约的重要因素。当前山西省从事农业旅游的经营业者多为本地农户，经营管理思路、投资金额以及市场预估等都受到较大程度制约；同时由于缺乏专业、规范性指导，导致农业旅游市场行业以及卫生规范等标准都亟待提升；少数农业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意识较为淡薄，导致旅游权益侵犯时间屡有发生。同时，农业旅游需要一系列专业管理人才、信息人才、技术人才以及营销人才的支撑。而由于高素质人才普遍不愿意到基层农村就业，农村景区经营业主也难以做到脱产学习，进而导致旅游从业人员专业素质相对不足，粗放型经营与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农业旅游发展。［4］
（四）生态环境破坏
农业旅游快速发展背景下，农村城镇化成为大势所趋。如果对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传统风格保护两者间的处理不当，就会导致农村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的破坏。农村旅游的最大特征在于其与城市不同的生态与民俗文化风情，一旦农村生态民俗环境遭受破坏，其优势与特色便会受到影响。当前山西省许多农村兴建游乐设施与场所，使农村传统风貌以及特色旅游资源受到很大影响。部分农业旅游景点由于无序开发，导致林地与耕地面积流失严重，生态环境遭到较大影响；部分乡村盲目招商引资过度开发，地方环境破坏巨大；许多农村在旅游开发中也不注重农业生态的保护，导致自然原生态的“乡村味道”被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所侵蚀，游客无法在农村旅游景点中感受朴素自然的农村情怀；一些开发商缺乏对地方自然生态区的考察分析，农村旅游资源利用开发存在很大随意性，导致当地旅游资源遭受破坏；游客人数的不断增多所带来的垃圾、尾气、污水排放等，都对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威胁。
四、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动力系统构建
新常态下，结合对山西省农业旅游发展现状以及问题的分析，现基于新常态下农业旅游整体发展环境状况，从供给系统、需求系统以及支持系统几个方面构建起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动力系统，为促进山西农业旅游经济提供参考。
（一）完善供给系统，丰富产品结构
旅游经济为典型的眼球经济，要促进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加快地方农业旅游产业发展，产业创新与特色打造显得尤为重要。首先，针对山西省当前农业旅游发展同质化问题，新形势下应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思路，基于市场需求出发，推动农业旅游业态功能多元化发展。具体来讲，可构建“旅游＋文化”的发展模式，文化始终是旅游的灵魂，对于农业旅游也不例外。当前许多农村景区都注重外在形象的打造，但忽视了人文内涵的展现。旅游发展新常态下，山西省农业旅游应重视“旅游＋文化”的发展，不断丰富农业景区内涵；大力推动“农业＋文化”发挥农村各类非物质资源与物质资源的特征优势；推动“农业＋康养”发展，拓展农村养老养生以及健身运动项目建设。［7］其次，应丰富旅游产品结构。具体应结合游客需求，设计与开发一系列农业旅游配套服务，丰富农业旅游产品类型，延伸旅游系统产业链，提升农业旅游附加值，进而全面提升山西省农业旅游竞争力，促进旅游经济增长。例如以新业态与新产品为基础构建农业旅游要素，更深层次发掘乡村文化民俗内涵。如从简单的“瓜果采摘”“农家乐”等初级旅游产品向康体健康、养生休闲等新模式升级；围绕古村落、民俗村镇的民俗文化特征，构建度假观光类型特色化旅游村，例如右玉县马营河村、山阴县旧广武村等都为此种开发模式，其中马营河村通过对软硬件配套设施的完善，以及对民俗文化的深入开发，受到了许多自行车俱乐部、自驾游等游客的广泛推崇，其旅游发展模式值得其他农村借鉴。第三，山西省需进一步加大旅游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农业旅游对象以城镇居民为主，其不属于低端消费。因此必须要提升农业旅游的质量层次，加强基础建设。具体来讲，应改善农村旅游景点的住宿条件，完善有线电视、无线WIFI、床铺等住宿条件，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如停车场、气化、下水道等。同时应在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道路公路网的大框架下，规划通往A级景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农业旅游示范点以及传统村落的旅游公路，打通干线与农业景区间的交通。此外应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地方部门可定期举办农业旅游培训班，邀请旅游企业管理人员、大专院校教师等，对农业旅游经营管理者展开集中培训，提升其专业能力；加强服务培训，提升服务水平，使服务从业人员掌握基础服务标准与礼仪规范，给予游客更好的游玩体验；组织较大景点代表外出参观与学习，提升服务技能与管理经验；地方政府也应联合企业、协会等各方力量，加大专业人才引入力度，利用各项优待政策吸纳经营管理、营销策划等人才，为农业旅游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6］
（二）优化需求系统，促进产业融合
农业旅游需求系统的优化，首先应促进产业融合，加强全省农业旅游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坚持旅游规划引导，促进产业融合与功能配套的完善，实现农业旅游产业向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发展。例如通过“农旅一体化”实现农业旅游营销模式的创新，将旅游与农业融合，以文化为引领，以农产品等作为农业旅游宣传载体，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建立起以旅游为基础的复合农产品形态。同时强化对金融、电商、企业等外部发展资源的应用，使地方特色农业旅游产品与资源走出去，实现农民增收，享受农业旅游经济带来的红利。其次，新形势下，强化旅游市场开拓力度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山西省农业旅游宣传营销具体应结合电视台、网站等开设农业旅游专业栏目，加强推广与宣传；同时要积极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微博等新媒体，向游客全方位展示相关旅游信息，加强与游客的互动。通过各地传统民俗风情、民间节事等，策划具备鲜明地方特色的农业旅游节庆活动，如朔州旅游局所打造的“美丽乡村看朔州”栏目，其栏目通过走访50余个村庄，利用航拍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展示朔州乡村民俗文化与自然生态特征，并充分结合移动客户端、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传播，起到了非常好的营销效果。［8］同时，宣传内容上需深层次挖掘山西省农村农业文化、红色革命文化、民俗文化等，多方位、多角度进行宣传；通过诸如《又见平遥》等大型实景演出活动，将农村传统历史文化向游客展示。同时，可构建新型农业旅游以及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加强美丽休闲乡村推介、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山西美丽乡村认定等工作。
（三）健全支持系统，加强统筹规划
首先，地方政府需强化农业旅游的集群化发展，将农业旅游发展纳入大旅游产业进行统筹规划，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与组织作用，合理规划与开发，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农业旅游项目，形成农业旅游建设发展合力。推动太行山、管涔山、关帝山等为核心的生态休闲农业产业带建设，加强以大同、长治、太原、临汾等为核心的现代城市休闲农业旅游圈建设；以乔家大院、平遥古城、关帝庙、革命老区等为核心构建起特色农业旅游景区。其次，明确农业旅游标准，具体包括接基础设施标准、接待标准、服务标准等，构建起可持续性农业旅游发展标准模式，为农村发展“造血”。进一步加强对农业旅游工作的重视程度，将农业旅游经济发展融入全省重大发展战略当中，推进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针对资源优势明显、基础较好以及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突出的村镇予以重点扶持，打造农业旅游名村，充分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8］此外也应加强农村旅游生态保护、保洁卫生等环保保障体系建设，提升管理服务水准。提升农业旅游资源以及环保强度，制定严格的环境监管制度，对农业旅游景区中的环境状况展开长期监控与管理，定期认证与评估，促进景区生态化；同时加强宣传，利用社会团体力量共同完成环保目标。
五、结论
农业旅游是新型消费与产业形态，其是当前农村极具潜力的经济增长点。新常态下，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增长也是农业产业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面对当前农业旅游发展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山西省需从农业旅游整体规划、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品开发、专业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入手，完善供需与支持系统，为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促进地方农业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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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叶星寒，赵惠娟.河北省山地农业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以野三坡百里峡为例［J］.农业经济，2013（11）：48-49.
［4］韩林平.农业生态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2013（2）：29-31.
［5］于婕.经济新常态下河南省农业旅游发展战略研究［J］.农业经济，2016（5）：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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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朱敏5月13日至14日、中国总理在天津调研时你,当前中国经济存在六大矛盾、宏观调控面临12个“两难”问题。面对诸多“两难”,如何实现“复苏管理”――既稳固经济复苏的基础,又避免经济短期内过度波动甚而“二次探底”?
巴曙松: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会实现“再平衡”,即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复苏顺利转化为市场主导的可持续复苏。为此,政府必须要做到财政支出和货币政策两个“再平衡”,这两大平衡正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努力的方向,也是未来政策走向的索引。
从财政支出“再平衡”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可能会把握城市化主题,使之成为可持续复苏的重要线索,也使实现财政政策“再平衡”,推动实现消费增长、促进区域结构平衡成为可能。
基于此,我个人认为,在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整体结构当中,一方面,居民消费在GDP中的份额将扩大,从而逐步实现消费主导型增长,并以此促进内需结构的“再平衡”;另一方面,促进不同区域的增长格局更为均衡。这一点,在中央日前再度将“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上议事日程并展开大规模的讨论动员中已得到印证。
从货币政策“再平衡”的角度来看,2009年中国危机应对货币政策的定调是“适度宽松”,实际上信贷投放是“真正宽松”。因此,更为准确地说,是信贷投放对提供流动性和稳定市场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敏:由此意义而言,中国货币政策退出的实质,应该是由超常规的大规模信贷投放,转向正常状态下均衡的信贷投放。那么,中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后,宏观经济是否会转向“正常化”?
巴曙松:中国2009年超常规刺激政策其实主要表现在三个环节:信贷投放、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因而退出也基本从这几个环节着手,把握宏观经济调整的方向。
其中,信贷正常化也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热点。今年以来物价水平持续上升,加大了管理通胀预期的压力,因而可以预计,在物价于年中见顶回落之前,信贷投放的从严监控可能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基调。总体上看,下半年的信贷投放环境较之上半年以及去年同期相对要宽松一些,这也是2009年底设定今年的信贷目标时根据全年经济增长“前高后低”的预期制订的。
至于房地产调控,这次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核心不仅仅只是打压投机性需求,而是扩大供给、抑制投机以及引入市场秩序的监管和问责、完善保障性住房等三条线同步推进。如果调控到位,房地产将出现良性调整局面。但同时,若此轮调控仍未见效,政策工具选择的余地仍然较大。最关键的几个调控指标目前还没用,例如,加大土地的供应,对占开发商相当大资金比重的预收款的从严监控;对住房持有环节的税收措施,对投机的盈利部分征税,等等。
朱敏:但近年来的数次房地产调控,似乎都在“楼币调控――供给减少――需求爆发一更大的调控压力”这个怪圈里运行。此外,由于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产业链涉及的上下游行业众多,房地产业发展又与金融、税收、地方财政等息息相关,每一次调控都会引发人们对经济可能下滑的担忧。对此您怎么看?
巴曙松:楼市调控使经济陷入“二次探底”,我觉得可能性不大。首先,中国房地产市场并不存在全国性的泡沫。去年以来房价上涨过快矛盾最突出、泡沫最明显的,主要是一线城市,本轮房地产调控也主要是指向一线城市,而不是一刀切地打压整个行业。房地产行业不仅仅包括商品住宅,还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以及商业地产等多重组合。
其次,中国处于城市化加快发展阶段,房地产业中长期前景仍然良好,调控不会改变整个房地产行业持续发展的趋势。相反,挤出部分城市的局部泡沫,对整个行业来讲是一次良性调整。再次,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土地的供应是避免“二次探底”的重要前提。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开工将对冲商品房投资的减少。从建设计划看,今年全国共将新增各类保障性住房700余万套,新开工面积总计将达到4.2亿平方米。
篇7
二、劳动力参与率的基本含义
劳动力参与率一词是由英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翻译而来的。它一般被用来反映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劳动力市场的活动水平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
由于劳动力参与率反映的是一国或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劳动力指年龄在16岁及以上，正在工作或正在积极寻找工作，或暂时失业而等待被召回的人口。因此可以用劳动力人口总量占16岁及以上人口总量的一定百分比来表示，即：
劳动力参与率 =
三、劳动力参与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
分析劳动力参与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就要从两个方面考虑：①劳动力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②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
1.劳动力参与率及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理论分析
根据上述的劳动力参与率的定义与公式可知，劳动力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1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明显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参与劳动的人口数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因此劳动力参与率从理论上讲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2.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参与率的模型分析
(1)指标选取
①使用1978年―2005年统计年鉴数据，其中包括GDP（以1978年为100，以后各年为其定比）和LFPR（劳动力参与率 %）。具体可见附录。
②由于只考虑GDP增长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所以只选取GDP一个作为解释变量。
③劳动力参与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2)模型设计和回归分析
为简单起见，各指标采取对数形式。建立模型为：
LnLFPR = β0 + β1lnGDP + μ
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得：
LnLFPR = 4.602 － 0.040lnGDP
(240.270) (12.328)
R2 = 0.8539D.W.= 0.66058 括号内为各估计量的t统计值
由回归结果可知，模型拟合较好。可决系数R2 = 0.8539，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得很好。从截距项与斜率项的t检验值来看，均大于5%显著水平下自由度为 n 2 = 26的临界值t0.025(26)=2.056。GDP和LFPR显著相关，而且呈现负相关。即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LFPR将降低0.04个百分点。但是其D.W.= 0.66058 较小，存在自相关。因此将原模型添加滞后项，建立新模型为：
LnLFPR = β0 + β1lnGDP + β2lnGDPt-1 + μ
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得：
LnLFPR = 4.601 － 0.220lnGDP +0.183lnGDPt-1
(242.421) (2.765) (2.275)
R2 = 0.867D.W.= 0.752 括号内为各估计量的t统计值
由回归结果可知，模型拟合较好。可决系数R2 = 0.867，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得很好。从截距项与斜率项的t检验值来看，均大于5%显著水平下自由度为 n 3 = 25的临界值t0.025(25)=2.060。GDP和LFPR显著相关，而且呈现负相关。即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LFPR将降低0.220个百分点。
由上述回归模型可知，GDP增加将会引起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根据我国著名统计学家邱东的研究，中国劳动力参与率对经济增长起正向的推动作用,并且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先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上升,后又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这便与本文在理论分析中的观点相似。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本文认为产生该矛盾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引起的。
①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 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经济的较快增长推动就业增长, 工资水平和就业率水平提高, 劳动者的劳动力参与倾向提高, 劳动力参与率也随之上升；而当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相当高, 达到一定水平后, 经济的较快增长伴随的将不再是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而是下降。因为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来说,劳动力参与所带来的收入增加产生的效用低于闲暇产生的效用, 因此他们选择更多的闲暇, 从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下降。如图：
②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也明显提高，知识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是从模型1中却看到，教育在我国表现出影响经济增长水平下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较多的年轻人离开劳动力队伍加入到教育和培训行列，造成自愿失业增加，劳动力参与率降低。
③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阶段，产业结构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移。但是我国产业结构主要还是劳动力密集型，所以劳动力参与率的增加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经济的增长会促使产业结构的转移，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不得不被淘汰或者退出劳动大军。这样便呈现出当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会降低劳动力参与率。这样便和本文的两个模型相吻合。
④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大都在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便形成了所谓的“隐性失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隐性失业逐步被释放，使得我国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断下降。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自身生产力的提高，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便解释了模型2以及其图形。
四、劳动力参与率的问题及其对策
1．劳动力参与率的问题分析
根据邱东等人的研究，当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问题的难点和本质在于适度劳动力参与率问题。劳动力参与率与劳动力供给密切相关。在人口总量和劳动力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意味着提供较多的劳动力供给，而降低劳动力参与率则意味着提供较少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劳动力供给与失业和社会保障密切相关，在较大劳动力供给总量的条件下，过量的劳动力供给不能被社会需求所吸收，其结果将造成较大数量的失业；当大量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参与率较低，劳动力供给总量较少时，社会上会存在大量的非劳动力人口，加大社会保障的压力。因此，在研究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数量关系时，寻求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适度劳动力参与率，具有重要意义。
邱东等人认为所谓的适度劳动力参与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理想的劳动力参与率，在适度劳动力参与率条件下，社会上将存在最适度数量的失业人口和非劳动力人口，失业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非劳动力人口造成的社会保障压力将达到最低程度，社会将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用公式表示为：①
GDP = MAX ①
1－ LFPR = MIN②
LFPR－ 就业/人口 = MIN③
式中，GDP代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式表示社会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1－ LFPR代表非经济活动人口率；式表示非经济活动人口率最低，非经济活动人口对社会保障的压力也最轻；式则表示失业率最低，失业的社会压力和负面影响也最低。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劳动力参与率即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适度劳动力参与率。因此，要解决劳动力参与率的问题就应该从上述几个方面着手。
2．对策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见, 目前我国劳动力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转轨时期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一特殊关系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大力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来推进经济增长。为此, 今后一段时间内, 不应以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参与率为政策取向； 相反, 应努力采取各种措施, 适当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同时统筹考虑失业、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 以求更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1）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高，发展教育事业可以提高劳动者文化素质，为社会积累人力资本，而且在短期可以降低中国劳动力参与率。因此，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发展教育可以推迟青年人口的劳动力参与、降低劳动力参与率，同时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保持我国经济的持久发展。
（2）扩大劳动力输出
我国劳动力然丰富，成本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很小，远远低于印度、巴基斯坦等近邻国家，因而劳务输出的潜力很大。扩大劳动力输出，对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来说，可以缓解当前国内的就业压力和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
（3）适度经济发展带动劳动力参与率问题的解决
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失业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而经济增长的快慢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就业状况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太慢不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和现有经济资源的利用；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有助于扩大就业，但从长期来看，急功近利的经济过快增长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其结果反而也会不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参与率和就业问题，就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发展。
五、总结
根据上述本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理论分析和模型却得出的相矛盾的结果，则表明了我国现阶段在劳动力参与所体现的问题。产生矛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这种矛盾是经济转型的代价；另一方面是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原因。当对两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知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结果却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劳动力参与率要适度。对此，本文给出了三大点对策。①大力发展教育事业；②扩大劳动力输出；③适度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邱东等著.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年.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3]韩泽渝.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青岛市为例 山东经济 2006年第三期.
篇8
图1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产出蛋糕切分
这种“三分法”中的“剩余方法”解构经济增长，存在着许多问题。它没有解释生产要素除了数量积累之外的其它积累方式，即劳动或资本时间上的非同质性（质变）带来经济增长，除此而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具有增长效应（即所谓残差效应），这些因素同样归结为技术进步，也是不甚合理的。如图所示。
第一，“技术进步”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经济内容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将技术进步独立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之外而存在，那么，技术进步是如何实现的、它的实现机制是什么，就很难说清楚。第二，新古典主义的“三分法”假设了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为既定不变的条件，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更新部件或增添设备，都不止是对原来生产能力的复制或单倍扩大，而具有了更大的生产力。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也在变化，特别是在就业压力下，知识体系也在不断更新与发展。因此，如果资本与劳动在时间上不具有同质性、是变化发展的，上述这种处理办法显然是低估了资本、劳动的贡献率，相应地放大了技术进步的作用。第三，资本和劳动这些生产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存在着多种形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创造着新的生产方式。如果简单地将二者割裂开来，势必不能透析出技术进步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不能展现生产和再生产的全部内容。
新古典主义试图利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市场机制消除资本和劳动（在时间上的）非同质性现象证明“三分法”仍然可行。但是，这种局面越来越难以维持。对于物质生产资料来讲，由于科技进步、特别是计算机和软件更新速度与日俱增，加速了机器设备折旧率，其精神损耗（时间损耗）比物质损耗（有形损耗）远大得多，不是说要等到一台机器磨损到不能再用才报废，即使它保存在仓库里完好无损，经过一年两年也可能意味着报废。劳动者的知识教育状况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很大的改善，使得过去年代长期积累下来的知识、教育和信息，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宽带网），从而被更多、更广泛的群体所接受。
在劳动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三种类型中，由于技术进步并非独立的生产要素，因而，它只能从属于劳动积累或资本积累过程。那么，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的？
附图
图2 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
二、资本积累与劳动积累的分离
资本积累本质上也是劳动积累，是劳动积累的结果。资本积累是特殊形态的劳动积累，即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积累。从资本积累所实现的再生产的本质来看，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即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注：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人们议论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掘取“第一桶金”，这便是讲如何实现资本的初始积累。），劳动积累表现得最为充分。只有对劳动价值的占有才能取得最初的资本（除了遗产或掠夺以外），没有别的积累方式。“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注：重农主义最早提出了这种朴素的劳动价值观。）资本的来源除了遗产和掠夺之外，只有劳动，而遗产或掠夺的最终来源也是劳动成果。
因此，资本积累与劳动积累具有相同的本质，都来源于劳动价值。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剥削劳动的经济前提和市场条件，从而实现资本积累和劳动积累对立、分离、分化，使得资本积累取代劳动积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方式。甚至成为了唯一形式，资本家成为人格化资本的象征，形成“为生产而生产、为积累而积累”的过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为什么劳动积累会退而成为资本积累的条件与附庸、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这是由特殊的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决定的，在工业化过程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现象，即由“劳动创造价值”转化为“资本创造价值”。
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机器代替体力，不仅节约了劳力，而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它不但创造了新兴的工业部门，同时也改造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经济。因此，不断地从传统产业、特别是从农村人口中释放出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数量。这些劳动力是否为新兴的工业生产所需要呢？大工业化的劳动分工，主要是借助于工人的体力劳动用来补充机械动力的不足，对劳动力的需求不需要提出任何质量上的特殊要求，因此，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而产生。在这里，劳动具有普遍的同质性，即马克思所讲的“简单劳动”，因而，可以直接看作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因此，劳动具有无差异性，不需要有特殊的劳动者。即使需要特殊劳动，也是生产过程中实现的。特殊要求、特殊技能的岗位，可以通过岗位培训、短期轮训加以解决。正因为是对同质的（主要是体力劳动消耗）的需求，因而劳动力普遍地出现过剩现象，劳动力的实际价格将长期维持稳定不变的水平。
刘易斯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将产生持续高增长现象，这种过程将跨越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注：W.A.Lewis，“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Allen＆Unwin，1995，pp.232-233。中国非农化持续了20年，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认为，这种高增长过程还可以持续30年。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农村剩余人口进城，不但扩大了工业生产的劳动供给与市场消费，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城市人口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对城市化的良好预期推动了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过程：
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城市人口增长工资水平不变但总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加房地产开发基础建设投资制造业其它后向产业关联消费品生产收入水平提高，……
随之迂回生产的链条不断延伸，迂回生产过程不断循环扩大。这个过程一旦启动，就能够产生不断增长的经济效果。此时，即使没有任何新的技术进步因素、仅依靠不断地技术复制就能够创造持续增长现象。（注：例如，房地产业是公认的技术进步最缓慢、可以看成是仅依靠资本积累实现持续扩张扩大的一个行业。“圈地现象”摊大饼式地一圈又一圈、一轮又一轮地扩大，建了二环、建三环，还要建四环、五环，甚至于六环、七环都出现了，许多市政建设的平面面积在10年间都扩大了一倍以上。开发区热和市政建设不但划进了大片的生地，更多情形下则是填埋了城郊长年精耕细作的熟地。郊区城市化和卫星城市的出现，使得城际间轨道交通也发展起来了。）但是，要产生这样一种最初的状态，却非轻而易举，在它的初始阶段，需要市场给出明确的需求导向，而这样的市场本身却是不存在的，因而，构成了发展的困境：落后经济（或传统产业）很难突破自身发展的起点，相反地，它落入了“恶性循环状态”（注：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1953年。谬尔达尔：《亚洲的戏剧：贫因问题研究》，1968年。）：
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低市场需求小产出供给少利润率低工资水平低收入水平低……
如何突破发展的困境、跨越落后的门槛，产生持续增长的经济力量？因此，提出了许多发展理论。主要围绕着如何创造局部性的市场需求而展开。罗森斯坦一罗丹提出“大推进”理论，优先发展那些需求弹性大的部门、产业关联程度高的部门，特别是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能够产生局部性的市场需求与高起点的规模效益。但是，它不得不面临着资源价格扭曲的市场格局。由于劳动力相对稀缺，因而，相互关联的市场需要政府投资。还有一种能够形成局部性的市场需求的格局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由于其需求主要来自于国外，相比于前一种发展战略，可以减少资源的价格扭曲。外向型经济优先发展与出口相关的产业，然后带动相关的上游产业，最终传递到全社会的各部门。这是一种以劳动积累为主的生产过程，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
三、劳动积累的低级形式与高级形式
劳动积累有低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劳动积累的重要性，不止是在传统形式上体力劳动这种形式、而且反映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的知识生产过程。
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乃至中期阶段，劳动都是资本的附庸，或是“资本的奴婢”（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劳动仅仅是补充机器动力的不足，停留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简单形式上，即使是复杂劳动也还是能够用倍加的简单劳动进行量化计算，主要是体力劳动的支出。如果说，工业革命使得人的体力得到了延长从而创造更高的生产力的话，那么，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发展所带来的信息革命，则无限延伸了人的脑力活动。只有这个时候，多层次的劳动的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首先，劳动分工已经初步形成了体力劳动和智力活动的分离，虽然体力劳动仍然需要智力活动配合，而且，企业经营活动只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积累过程，但是，社会基本上划分出了蓝领和白领阶层，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跃迁，蓝领阶层的数量和比重趋于下降，白领阶层的比例进一步上升。智力活动首先表现为产业内的分工，例如，大企业设立以生产为中心的会计、设计、营销等职能部门，然后发展到产业外的分工，出现新兴产业部门，如研究与开发，大企业纷纷将产品开发设计作为外包工程对外招标，智力活动的分化独立过程，由产业内扩大到产业外，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体现，是技术进步的过程，它不断地扩大到全社会。熊彼特认为，经济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创造能力不断扩大的“创造性毁灭过程”，是智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不仅丰富了劳动的实质，从而也提高了劳动和劳动者的价值。对于劳动者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必须要作七项扣除，除了补偿体力耗费、劳动保障和家庭抚养这些人口简单再生产的价值以外，还需要扣除精神耗费、人的发展的需要。（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其次，知识产品相对独立性，不仅是市场需求的结果，同时它也创造自身的需求市场。一开始是产业内投资研究与开发，大企业重复建设实验室、添置仪器设备和科研人员，这些大企业因而拥有了许多创造发明，但是，与企业的经营方向不适合，难于推广应用，因此，被锁保险柜里，这种情形在IBM、施乐公司中屡次发生，浪费了企业资源和精力。而且，新知识的推广、应用是许多垄断企业所无法控制的。英特尔和微软最初都是IBM外包工程的代工企业，最后都发展成为了超大型跨国公司，都是靠一种产品、一项技术不断开拓出新的产出、新的市场，具有高度的风险性和营销策略，往往是大企业所不宜采取的冒险行动。因此，外购知识产品成为大公司的经营略，在信息经济中，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为知识产品的独立化创造了条件，知识生产往往是风险投资。
再者，“干股”的出现，在所有制关系上体现了知识积累与资本积累，产生二者的“分润”现象（注：即使在商业和金融资本关系内部，也产生过“人力股”。清朝末年出现的山西票号就对帐房小伙计配以人力股，年终取得分红。20世纪80年代实行企业体制改革，深圳等地先行试验的地区出现了“技术股”、“干股”等，作为非资本投资的一部分，作为分红或取得产权的依据。）。知识生产并不是像体力劳动那样容易监督，从而投资多少资本，可以预期产生的回报率，投资者不能“事先”或“事中”监督产品开发设计人员脑袋里的思想活动，资本家获取“剩余”的做法并不能激励员创造性劳动，提高劳动积极性，相反地，只会鼓励员工偷工减料、滥竽充数，对产权的激励机制就要赋予员工以期权、“干股”。在不完全竞争的风险市场上，体现知识价值的劳动积累再次显示了自身的优势。
第四，教育成为赢利空间大、赢利能力强的盈利性产业。人力资源的消费过程，也就是生产过程，消费本身就是生产，同样，人力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也就意味着消费。在劳动积累问题上，消费与生产是一致的。但是，体力消耗是不可储蓄的，只有转化为物质产品才是可以积累的，因此，消费与生产又出现了背离。消费是工资性支出，成为纯粹意义上的消费，而生产则转化为资本家占有的物质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仅仅意味着就业、适应工业化生产的需要。但是，精神生产则不然，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消费，它同时是一种投资和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教育和积累，可以创造理更高的价值，体现在区别于物质产品的形式上，因而不再内生化为资本再生产过程。
因此，从劳动积累到资本积累、再到劳动积累，是个循序渐时的历史过程，它意味着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效率和人口素质的极大改变，本身就需要物质和技术积累，是在更高形式上实现的生产方式。子曰：庶之、富之，然后教之。首先是人口数量增长，实现劳动积累，教育是最终目的，属于消费范畴，但是，如果经济循环来看，教育也未尝不是手段，它可以在更高程度上实现富裕。这就是劳动积累的高级形式。因此，劳动积累除了体力劳动之外，还有更高形式上的知识生产。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④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1953年。
篇9
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研究的理论溯源
有学者将资本主义研究分为三类：一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更替，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原因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作用，以马克思为代表;一种是简单地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发展的结果;一种是从经济范畴之外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因，以韦伯为主要代表人物[2]。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分为两种研究视角，即一种是把经济增长看作一般的经济现象，单纯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另一种则不单单把经济增长的研究局限在经济学的范畴，同时将其视作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寻找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首先，我们来看经济学是如何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就是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一般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的共性实质。就这一意义而言，自从有了人类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就有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文献中看到他们对于财富性质和来源的探讨，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增加财富方法的讨论，这种分析的尝试正是基于经济增长问题最初的思想。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研究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开始的。亚当·斯密可谓是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一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被人们认为是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之作。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他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中心问题。以此为中心，亚当·斯密分别分析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得出了经济增长动态均衡过程的模式。他认为资本形成率、技术变革率和制度环境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中前两个变量取决于制度和环境，所以亚当·斯密十分重视制度环境在促进国民财富增长上的积极作用[3]39-40。另外他也十分重视资本积累的决定作用，认为“要增加一国的财富，只有增加生产劳动者数目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无论是增加劳动者数目还是提高生产力都要资本投入[3]32。之后，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同亚当·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的增长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且都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品增长进行研究。他把增加国家财富的途径分为两类：“一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一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加。”[3]43即是说，李嘉图也是将经济增长的制约要素分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而社会经济制度则是经济增长的环境要素。与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图关注的焦点从劳动(生产)转变为劳动过程中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分配关系的外部要素，将经济增长分析带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积累。
为了打破原先资产阶级经济学静态分析的传统，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了“创新—模仿—适应”的动态分析模式，认为经济增长是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交替过程。在此之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宏观调控论，可以说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研究的又一突破。尤其宏观调控理论是对亚当·斯密政府决策论的修正和深入发展，使其更加系统化，并且可操作性更高。正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在20世纪30—50年代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增长经济学，即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问题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动态发展的理论。①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在波动过程中实现增长，创建了一些著名的动态均衡模型。此外，不得不谈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谈到经济理论时指出：“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4]20。在马克思的巨大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此中，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扩大再生产，其途径有增加工资积累和提高生产效率两种。与之相适应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外延和内足两种形式。在具体的增长过程中，马克思还区分了三大经济部类，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在三大部类自由流通、动态均衡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研究迎来了转变——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转向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②这一转变也带来了原先经济增长理论基本假设的转变，就是不再把经济增长看作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即使经济学家也慢慢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
其次，正如上面提到的，将经济增长看作复杂的社会现象，无论在其动因分析还是在效应分析上都会有较为不同的论述。虽然马克思和先前古典经济学家也多有谈到经济增长的双重性质，但是他们的分析总是没有脱离经济学的限制。如马克思也认识到经济增长不但是财富的增加，亦会引起复杂的社会效应：一是生产要素社会结合的深化，一些经济组织和技术的应用在生产过程中日益重要，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带来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显然，这些社会效应是偏重于经济方面的。在动因方面，西方经济学偏重于认为资本积累和知识增加与应用是主要的动力，而在观念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寻求起源的首创者当属韦伯。韦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法律、行政机构和理性主义为中间变量，阐述宗教伦理如何产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精神气质(Ethos)，论证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affinity)。之后，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争持续不断，争论的焦点在于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导致经济行为取向和动机转变的推动力。答案莫衷一是，反对者将之视作的对立物，认为是诉诸观念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否定了物质在技术因素的决定作用;也有赞成者认为观念意识形态才是经济增长期的根本原因。也有学者为韦伯辩解，认为韦伯著述之“目的是解释因活动而产生的社会态度的变化，而这些新型态度的本质，在当时存在的物质发展条件下与市场金融机构、技术、人口和农业产量现状相适应，使经济定位于发展并促使了对经济发展的界定，即发展合乎社会需要，从而赋予发展以价值并促进了发展的制度化。该论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这些文化因素全盘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或引发了除了一个要素以外的任何其他要素。”[5]14
二、民族主义VS新教伦理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认为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赋予了宗教伦理重要的经济内涵。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了新的界定。她在该书导论中提出：“试图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即如何解释现代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倾向?二是是什么因素使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尤其是美国意识中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以至于我们的文明事实上可以被称为‘经济文明’?”[5]1对此，格林菲尔德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美国社会动态活力的产物，因而也是具有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5]1作为与韦伯观点的对比，我们暂且将第二个问题搁置，来关注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异同之处。
首先，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观点是具有相似点的。这一点后来者的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专门论述了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及其引起的争论，认为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现代经济的论点直接来源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提”[5]26。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因。另外，除了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认同方面，在寻找经济增长动因的方式上，二人也具有相同性，即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本动因。此外，格林菲尔德在其文章中一再强调“动因分析而非条件分析”的主张，也可以追溯到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研究方法，即是证明宗教伦理对一个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二人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这也是主要的。其一，格林菲尔德与韦伯就经济增长动因分析根本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同。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实现由宗教伦理向经济伦理转变的关键是合理化和合法化;格林菲尔德则认为“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现代经济行为的定位——并成为现代经济出现的决定性因素。”[5]27，她反对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甚至认为韦伯关于加尔文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假说是错误的。她援引了荷兰的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荷兰是与英国一样信奉加尔文教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它更具有取得“现代经济体制下的持续增长的领先地位”的优势，结果却是英国实现了这一突破，原因即是“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英格兰”，“民族主义必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5]20，23-29。而且，论及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格林菲尔德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5]143。
其二，“资本主义精神”内涵不一致。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是在新教伦理中产生的，但它的基本内涵是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之中的，无论是在国内的贸易还是国际的竞争之中。格林菲尔德因其将民族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故而资本主义精神也具有了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场域性特点，即是“只有在纳入国际竞争领域的经济形态中，只有在愿意介入国际竞争的国家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精神’”，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内源发展方面具有较小的解释力[5]629。但就资本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或是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而言，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有更强的相关关系。
其三，新教伦理和民族主义产生作用的层次不同。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最终需要通过社会个体的内化发生作用，也正是社会个体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韦伯最终把资本主义精神诉诸个体的社会行为之上;而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发生作用的层面是集体，是超越个体意识的集体情感。正如她在书中所说的：“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国有的集体意识的经济表象”[5]628。
其四，我们可以将二人观点的不同还原到宗教伦理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宗教伦理最终转化成主导社会经济行为的经济伦理，是人们对待经济行为的基本态度，也是一种经济的观念，而民族主义是基于民族认同的情感，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经济，不可能转化为经济伦理来影响经济行为。前者的表现是观念和态度，后者的表现是排他的经济行为。此外，虽然他们都是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限定在民族以内，但是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内源式的，民族主义是对外而言的。这也许与二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理解不同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包括内源发展和外部扩张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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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四化”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都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信息化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正在加速发展阶段，农业现代化已进入成长阶段。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要求看，我国目前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程度还不高，城镇化也滞后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
当前，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我们必须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
三、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措施
我国要提升工业的竞争能力，必须提高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程度，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重点围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着力推动制造业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着力用信息技术促进生产业发展，着力提高信息产业支撑融合发展的能力，加快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步伐，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升级。在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工作中，我们要坚持创新发展原则，把增强创新发展能力作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战略基点和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的优先目标，以信息化促进研发设计创新、业务流程优化和商业模式创新，构建产业竞争新优势。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原则，把节能减排作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重要切入点，加快信息技术与环境友好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和能源资源节约技术的融合发展，促进形成低消耗、可循环、低排放、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我们要坚持智能发展原则，把智能发展作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长期努力的方向，推动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促进工业产品、基础设施、关键装备、流程管理的智能化和制造资源与能力协同共享，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我们要坚持协调发展原则，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引导企业将信息化作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形成推进合力。切实推动信息技术研发、产业发展和应用需求的良性互动，提升产业支撑和服务水平。注重以信息技术应用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促进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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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1至2005年三亚市经济年均增长11.96%，比前五年的年均增长率7.64%高出4.32个百分点，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效应及旅游消费的增长(见图1)。
图1 1996年至2005年三亚市GDP､固定资产投资､旅游收入增长比较
从图1中看出，2001年以来，三亚市固定资产投资和旅游消费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2001至200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旅游收入年均增长29.30%和21.48%，分别比前五年的增长率高出34个百分点和6.57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都很高。三亚市近几年获得如此高的资本积累和消费收入靠的是什么?这与政府的推动作用有很大关系。为了树立三亚市“健康､时尚､美丽”的城市品牌，政府不断开展各种营销､推介活动，从国际婚礼节､南海海上观音开光典礼到三届世界小姐总决赛乃至目前举办的城市名片征集活动等，都极力把三亚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政府的成功推动与经济增长有必然联系，但基础是城市的开发价值。三亚市优越的自然资源给政府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两者相得益彰，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应。
二､投资拉动与经济增长
(一)投资的乘数作用及相关效应
有人说：三亚是投资拉动型经济。这话有一定道理，一是符合三亚市目前的经济增长状况。三亚市人均经济总量小､城市化率低，属初级发展阶段。城市的初期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投资满足了积累要求，且初期投资的都是城市的重点项目，拉动性强，属于投资收益递增期。2005年三亚市的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58.6%，拉动经济增长7.68个百分点(占总增长的58.6%)。二是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Y=C+I+G+NX是个恒等式，Y指社会总产出(GDP)，C指消费，I指投资，G指政府购买，NX指出口净值。在C､I､G､NX中，哪项增加都使Y增大。因此，在三亚市建设发展相当长的阶段里，企业､个人投资或政府购买，对三亚市的经济增长都起到显著的拉动作用。[1]三亚市的投资90%以上是地方项目投资，地方项目投资对社会产出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投资过程的拉动作用，即通过投资乘数作用加大社会总需求;二是生产新的资本品，增加城市资本存量，为将来生产更多的物品和劳务做准备。
1.投资的乘数效应是指一元钱的投资会引起大于一元钱的总需求。这一经济学逻辑，不但存在大的经济体中，小的经济体同样存在;不但存在项目投资中，旅游消费同样存在。以三亚市2005年的地方项目投资为例：假设三亚的MPC(边际消费倾向――家庭额外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2，则三亚市的投资乘数为2，即：[1/(1-MPC)]。那么，三亚市2005年的地方项目投资为498591万元，它带来的社会总需求是投资额的2倍，为997182万元。
即：498591×1/(1-1/2)=997182(万元)
从图2中能更直观地看到，项目投资如何转化为消费､政府购买和储蓄，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
图2三亚市地方项目投资的支出构成
2.从投资结构看投资的拉动效应。三亚市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基本建设投资占大头，1996-2005年平均占投资总额的69.4%，基本建设投资周期长，对GDP拉动效应有限。而从三大产业的投资状况来看，三亚市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多偏向第三产业，1996-2005年平均占投资总额的66.4%(见表1)。总之，三亚资本积累，相当大一部分用在旅游产业建设及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三亚不断扩大旅游消费､增加就业､培育税源，夯实了基础。
表1 三亚市1996-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中投向基本建设和三产的占比
(二)投资的可持续性分析
一个城市投资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城市的开发价值。这是由资本的特性决定的。城市的开发价值体现在城市的使用功能与市场需求中。如果某城市的使用功能在市场中有旺盛的需求，该城市就会引来源源不断的投资。三亚市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和人居环境较佳的地方，其使用功能已初步被市场所接受。但市场因素复杂，存在着竞争和消费偏好等问题，这就要求准确地把握市场。虽然三亚市在经济起飞阶段政府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引导作用，但是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民间资本投资的气氛愈来愈强列。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在三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企业自筹资金占比不断增大，2001-2005年均达65%以上，说明三亚的城市开发价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一般是企业自筹资金比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更具自发性､持续性和稳定性。
图3三亚市1996-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几项资金来源对比
三､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
(一)旅游消费及相关效应
在恒等式Y=C+I+G+NX中，消费C是第一大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一般是投资拉动的四至五倍。在成熟的经济体中，消费占比较大，如美国2001年的GDP构成是：100=69+16+18+(-3)，消费占GDP的2/3左右。而平时所说的扩大内需也就是刺激国内消费。在三亚市这个特殊的经济体中，消费特别是旅游消费对经济的产出更具拉动作用，它直接给三亚市创造收入和就业机会。
三亚市的旅游消费有以下特点：
1.度假型消费。三亚市滨海的度假酒店，足可让旅游者敞开腰包。特别是冬季，成倍的住房开支，给三亚市的旅游企业带来大笔收入。这类消费较多来自高端客源，包括境外客源，消费的特点带有单一性，但人均消费水平较高。
2.观光型消费。指主要来自中低端的国内客源消费，它给三亚的各景点带来大笔收入，同时也满足了普通宾馆的需求。这一消费特点是一次性强，人均消费水平低，但量大。
3.饮食型消费。主要指旅游消费结构而言，它包括在每个旅游者的消费支出中。除三亚市海边的特色饮食对中低端客源更具吸引力外，高级宾馆的饮食也有来自高端客源的大笔支出，他们直接刺激了三亚市农副产品生产。
假设一位高端客人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消费了一天，在他上千块钱的消费中，70%支付了房费，15%支付了饮食，15%其他支出(包括交通､娱乐等)。而在70%的房费中，20%支付了劳务，15%购买了水电及食品等，15%支付了税费，50%归业主(包括折旧及投资成本的待摊等)。一般中低端客人在三亚市的旅游消费如图4，其支出涉及面更广，受益面更大。
图4 三亚市一般旅客的单位开支构成
从图4中看出，所有的旅游服务链都得到一定比例的收入，而且它拉动的产出90%以上在本地，直接促使当地的经济增长，并较之投资更能使群众在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
(二)旅游消费增长的可持续性分析
旅游消费增长取决于旅游环境建设､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市场拓展等因素。旅游环境建设主要指旅游资源的合理规划和利用以及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三亚市有非常好的旅游资源，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软硬件设施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标准，接待能力和水平也不断提高，为旅游经济的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随着三亚市基础设施和旅游消费项目的继续开发建设，将为旅游消费的持续增长创造良好条件，也进一步夯实经济潜在增长的基础。旅游产品开发主要指旅游的项目和内容而言。目前三亚市除亚龙湾休闲度假､天涯海角和南山寺三个大的景点外，吸引旅客的项目还不多，海上游乐的内容也不丰富。旅游项目的欠缺和内容的缺乏，将成为旅游消费增长的瓶颈。因此，必须加大旅游项目的建设，丰富旅游内容，才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旅游市场的拓展指市场的开发程度。这方面近年来三亚市政府和企业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效果。特别是近年来政府提出的旅游转型增效策略，初步开辟了高端客源市场。但三亚市旅游业的发展潜力还很大，可开发的旅游市场也很大，除国内不断壮大的旅游市场外，国外的旅游市场也有待大力开发。目前三亚市作为新兴的滨海旅游目的地，不仅与地中海度假区､加勒比海度假区有差距，而且与南亚旅游度假区也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一流的自然环境，还必须有完善的城市设施､丰富多样的旅游项目和高质量的服务水准。这就需要政府､企业和广大市民的不断努力。
四､三亚市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
(一)政府的推动作用
三亚市政府的推动作用在于创造环境，打造品牌，主要体现在城市的认知度方面。旅游城市的认知度就犹如产品广告，有过硬的质量还必须广而告之､开辟市场。新兴的旅游城市是需要营销和推介的，在这点上政府责无旁贷。三亚市近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点。市政府成功举办几次大的推介活动，向国内外宣传了三亚，使三亚的城市热度升温，带来了大量投资和旅游消费收入，充分体现“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的市场分工。为进一步完善政府在培育环境方面的作用，政府有关部门还需要不断的有创意､有创新。同时，推介活动一定要事先做好规划和评估，讲究成本效益和投入产出，确保每个推介活动都取得显著的效果。
(二)调整产业结构，夯实经济基础
当前制约三亚市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产业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对外依赖性强。三亚市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基础非常薄弱，在第一产业中主要靠农业和渔业，但都是个体作业，不成规模;工业主要是食品加工等传统小工业。2005年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8：26：46，而一般现代旅游城市的第一产业占比要求在20%以下，第三产业在60%以上。此外，三亚市近年发展突出的旅游业和房地产业，都具有较强的对外依赖性，如遇某种因素突发事件(如非典)影响，投资和客源就会严重不足，使经济遭受重创。从图1可以看出，1996-2005年三亚市旅游收入平均增长18.19%，而2003年由于非典事件只增长3.1%。2005年三亚市财政收入构成中，来自旅游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税收分别占地方财政收入30.6%和30%，如果这两个产业受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将大幅减少。因此，结合三亚市资源和环境优势，发展多种优势产业非常重要。政府必须在重点发展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同时，在政策上努力支持适合当地资源和环境要求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创意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培育城市的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厚实产业基础，提高抗风险能力。
(三)坚持硬件和软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在一个具有山､河､海，方圆1900多平方公里，50多万人口，且有较高财政收入的旅游城市搞建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既重要又不是十分艰难的事。现代旅游城市需要经济社会的软､硬件都得配套，这也是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三亚市发展初期由于财力有限，不可能对经济社会的软､硬件进行全面建设，现在应该说具备了条件。2005年三亚市财政总收入突破了10亿元，人均近2千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有了钱是好事，但要用好钱却不容易。为了使三亚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中国人民的后花园､海南南部中心城市，必须把钱用在许多“看不到政绩”的地方，即社会最基础的卫生､污水､治安､保障､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上。要制定有力政策措施，把最基础的软硬件项目，逐个规划､评估和预算，组织得力的人手，逐个完成。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要有明确的政策措施，才能引导资金到位､人手到位，高标准地筑起一座现代滨海旅游城市的软､硬构架。
篇12
二、中国经济增长趋势
1.中国经济增长第二季后加速
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下滑趋势，但到目前为止，这种下滑的势态已经基本结束，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上升的轨道，走出了低谷，并且经济规模甚至有可能在今年年底超过日本。
2.中国经济要想恢复到金融危机前还需要一定时间
虽然今年我国的经济复苏现象开始抬头，但要真正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增长水平，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在我国国内一些企业还面临着相当的实际困难，内需启动困难、就业和财政收支问题、出口额连续大幅下降等诸多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增长都会产生影响，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所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保持相对较慢的增长速度，而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连续性是必要的。
3.未来几年经济增长还需实行国家宏观调控
金融危机过后，只有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将其与改革、中长期发展相结合起来，才能处理好稳中求增长的关系，减缓经济被动的频率和幅度、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宏观调控，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加快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巨额的贸易顺差并不能完全代表我国商品的竞争力相对较高，中国商品的高竞争力是建立在超额的环境损耗和廉价的人力、资源成本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要看清这一现状，立足实际，看准时机进行经济转型，将国内消费高导做为经济增长转变的模式，以缓解顺差压力。
（1）加快产业结构调
加快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步伐，促进科技开发能力的提高，对于提升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性产业，要加大投入其核心技术的竞争力，传统的重化工、纺织、装备制造等产业用高新技术进行改造，并积极推进高科技的研究，在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关键技术领域集中力量，以期取得突破，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进步的主体；然后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等相关的出口照顾政策，调整贸易和发展战略，鼓励出口在当前形势下不应再做为政策目标，应该调整进口政策来刺激进口；最后要采用适当的政策措施扩大QDII规模、推动国内优质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只是要考虑到近几年大规模投机性资本流入市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需保持政策谨慎，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
（2）转变消费模式，促进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对于国际市场的过份依赖，不仅会增大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也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因此我国当前形势下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向，仍是推动形成内需拉动的经济平衡增长模式。首先，财政政策刺激需求方面要发挥一定的作用，以抵消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带来的紧缩效应。通过降低预防性储蓄积累的动机、放宽信贷限制等相关财政政策，来加快中国金融市场建设，从而解决中国投资和储蓄不均衡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忽略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要保证之前财政刺激政策的平衡退出，不宜过度放松；其次扩大内需的政策调整要高度关注民生，不仅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贫富差异，提升人民的整体实际消费能力，还要将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做为基础，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养老医疗做为重心，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使人民无后顾之忧的消费。并且要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使群众直接受益，扩大政府转移支付，支持民生工程建设。
2.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脚步
（1）藏汇于民，缓解国家巨额外汇储备压力：现有的管理体制使货币当局处于被动地位，吸收大部分的流入资金，而基础货币的投放又与外汇储备的吸收息息相关，无形中就加大了央行货币政策落实和操作的复杂性和难度，因此要积极推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国内资本流动进行安全有效的保障，从而实现缓解国家巨额的外汇储备压力，藏汇于民。
（2）对于人民币汇率上升保持谨慎态度：人民币从2002年以来就一直保持升值趋势，对进出口贸易企业和国家经济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大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储蓄过度和美国消费过多等结构性问题，并非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如果人民币汇率加速大幅的升值，会给正处困境的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沉重的包袱，严重的有导致全球经济滑坡加剧的可能。所以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应使用渐进式的改革方式，防止货币剧烈升值造成冲击。
（3）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当一个国家在选择其本国货币的汇率时，与其说是在跟市场竞争，还不如说是在跟美国竞争，因此当前世界货币体系以美元做为本位货币并不合理，这次的经济危机就暴露了该体系存在的缺陷。因此世界经济如果要持续稳定发展，那么就要尽快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而对于中国来说，面对当前复杂的金融形势，我们需要做的就晃让人民币走出国门，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篇13
2011年以来山东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减弱，经济增长新动力快速提升，这一深刻变化决定着今后一个时期山东经济走势。
一、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减弱
工业、投资、消费、出口是山东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2008年以后相继放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受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足影响，工业生产先行回调。自2008年开始放缓，年均增速由2002-2007年的17.5%回落到2008-2013年的12.1%，2014年1-11月已降至9.5%。过剩行业产品产量增速回落明显，钢铁由2011年的12.6%回落至2013年的4.6%；水泥由2011年的8.5%回落到2013年的5.3%；平板玻璃由2011年的29.5%回落到2013年的7.5%，化学纤维由2011年17.1%转为2013年的下降6.7%。
受房地产投资回落以及市场信心不足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调力度加大。2002年以来，山东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20%以上的较快增速，2013年降至19.6%，2014年回落明显，1-11月仅增长15.6%。房地产投资大幅回落。2003-2011年年均增速达29.2%，在宏观调控和供求关系变化作用下，2012年放缓至14.6%，2014年1-11月仅增长7.7%。房地产投资回落强化了相关行业的下行压力。
受热点消费需求减弱影响，市场消费稳中缓降。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区间由2005-2011年的15-20%逐步回落到2012-2014年的12-15%，2014年1-11月增长12.6%。部分热点消费需求快速释放后趋于平稳，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速由2011年的23.4%放缓至2013年的13.3%，家电音响器材类商品由2011年的30.6%放缓至2013年的17.5%。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家具、建材类商品销售放缓。2009-2011年家具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均在33%以上，2013年降至14.1%。建材类商品也由2009年的47.1%逐步回落到2013年的22.5%。
受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影响，出口转向低速增长。加入WTO后，山东出口额在2002-2008年间保持了年均26.3%的高速增长。2009年跌入低谷，之后开始恢复性增长，但由于全球复苏力度不稳，出口增速波动下行，2009-2013年年均增速已回落至7.7%。出口放缓加剧了省内产能过剩问题，减弱了经济拉动作用。2013年山东钢材出口额比2008年下降9.6%，船舶出口额比2008年仅增长1.5%，纺织服装出口额仅比2011年增长6.0%，而橡胶轮胎出口额增速自2012年开始大幅下滑，2013年仅增长5.0%。
二、经济增长新动力快速提升
当前经济运行正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合理、产业更高端方向迈进，经济增长新动力孕育而生。
科技带动能力增强，先进制造业快速增长。2014年前三季度，山东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31.12%，比2011年提高3.81个百分点。装备工业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的趋势加强。2011-2013年装备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2%，快于规模以上工业0.9个百分点，2014年1-11月增长12.1%，快于规模以上工业2.6个百分点。
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动力结构改善。传统产业加快技改步伐，向中高端转型。2013年，山东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额占全部投资比重达31.3%，比2011年提高6.5个百分点。新技术、新产业快速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2.15%，比2011年提高0.29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额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15.9%，比2011年提高2.6个百分点。服务业贡献率明显提高。2014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8.3%，为2002年以来的最高值。消费带动作用加强。对比于投资和出口增势回调，消费增势相对稳定，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社区消费、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消费形态发展加快。
改革红利释放，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与市场边界，市场主体加速增长，市场活力明显提升，带动了民营经济快速发展。2014年前三季度山东各类市场主体数量增长20.3%，相比于2012年的8.1%、2013年的12.1%，增速明显加快。民营经济投资增长19.6%，快于固定资产投资4.0个百分点。受此利好，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长9.3%，快于GDP增速0.6个百分点。
区域空间优化，释放经济增长新潜力。山东的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和西部经济隆起带等四大区域发展定位清晰，产业布局合理，正释放出经济增长新潜力。2013年全省“蓝黄圈带”四大区域分别实现GDP增长10.4%、10.9%、10.0%和10.9%，均高于全省的9.6%，对全省经济拉动作用明显。
三、增长动力转换时期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2013年山东人均GDP折算为9094美元，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爬坡阶段。因此要优化存量挖掘潜力，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助力经济的平稳增长，实现经济成功转型。
（一）加快重点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加快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切实缓解企业融资瓶颈，化解各类财政金融风险，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稳定投资增长。推进简政放权，加快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市场活力。
（二）加转转调创进程，优化增长动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供给创新激活市场需求，打响“厚道鲁商”品牌。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推动产业间融合发展。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把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有效产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