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非遗文化商业化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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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年收入
销售成本
运营成本
净收入
实际投资
资本支出
年终现金余额
*投资与收益（如企业已成立请另附已有财务年度的相应财务报表） （单位万元）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年收入
销售成本
运营成本
净收入
实际投资
资本支出
年终现金余额
*开户银行 *简述本期风险投资的数额、退出策略、预计回报数额和时间表？五、资本结构迄今为止有多少资金投入？ 您目前正在筹集多少资金？ 假如筹集成功，咖啡厅可持续经营多少久？ 下一轮投资打算筹集多少？ 可以向投资人提供的权益有股权 不确定 *目前资本结构表 股东成份
已投入资金
股权比例
*本期资金到位后的资本结构表 股东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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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费用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构建
科斯是交易成本理论的开创人，他分别于20世纪30年代和60年表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让交易成本理论成为产业经济和组织研究的新视角。交易成本理论试图揭示企业的本质和企业组织内在的运行逻辑。科斯认为任何交易的实施都需要成本，威廉姆斯则形象地将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般认为交易成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事前搜集信息、度量产品的成本、签订契约的费用；二是事后为保证契约的实施而进行的监督等活动的费用。在契约选择、交易形式的选择、制度和组织的决策过程中交易成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斯认为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市场交易成本是不同的；企业对市场的替代，本质上是一类市场契约对另一类市场契约的替代，交易时作为理性人，总是会选择交易成本低的契约形式，交易成本对比决定了交易方式或是契约形式的选择。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资产的专用性，二是交易的不确定性，三是交易的频率，四是交易度量的困难程度。
1.资产专用性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
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交易中企业将资产转作他用所要付出的成本，与经济学的沉没成本密切相关。资产的专用性主要源于契约的不完备，及在交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无法在交易前预料到以后将要发生的所有情况所致。鉴于此，文化企业的商业模式构建应该立足于如何提高其内容资产的专有性，增加用户使用替代产品的成本，进而增加用户黏性。当然这种商业模式的设计是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为基础的，如果产品和服务跟不上，用户从长期收益考量，宁愿承担沉没成本也会转移到替代产品的消费上。
2.交易的不确定性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
交易的不确定性与有限理性紧密相关，它也是影响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这里所指的不确定性，既指在交易中无法预测的事件，同时也指那些即便可以预测，但是预测的成本过高，让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预期的事件。由于用户对文化产品或服务消费通常缺乏刚性，因而这种不确定性在消费交易中显得更加突出，这也容易导致文化产品或服务往往存在产销不对路的现象。比如出版行业，绝大部分图书的热卖与否很难进行精准预测。这就需要我们能够设计出这样一种商业模式，它可以最大程度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众多出版企业重视教育出版正是因为教材、教辅用户通常具有一定的刚需，企业容易对销量进行预期。
事实上，由于消费者在进行文化产品或服务消费时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容易增加交易不确定性的发生程度。在之前，文化企业很难解决企业规模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但是随着当下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文化企业可以充分运用此技术开展用户消费行为分析，通过追踪消费行为为产品和服务的设计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增强生产的针对性。
3.交易的频率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
交易频次的高低直接影响交易费用的高低。通常当交易高频次发生时，企业的成本显然可以被分摊。因而文化企业在设计商业模式时应该立足于可以产生高频交易的交易模式。但是在现实中，部分文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偏高时，往往很难就原有消费对象构建理想的高频交易模式，此时文化企业就有必要通过重新选择用户群体来设计商业模式。比如从对个体用户的服务转向服务于机构用户，借助机构用户的集聚效应，间接增加对产品或服务的使用频次。
例如国内一家通过策划、设计和研发中国连环画数字产业化平台（SINOCOMIC）的企业，在创业初期该企业设计的商业模式是通过中国连环画在线商城向个体用户销售纸质版和电子版连环画作品，收取作品销售所得。但是受制于品牌知名度，市场一直难以拓展。此后，该企业改变盈利模式设计，从做C端客户转向服务B端，客户聚焦于幼儿园、中小学、职业学校、部队电子阅览室和各级图书馆等机构用户，通过为它们提供连环画数字图书馆阅读服务，按年收取使用费。同时通过与动画开发公司和衍生品制造商进行授权交易，收取版权或形象使用费。盈利模式的转变使得该企业得以快速发展。
4.度量交易的困难程度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
影响交易实现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交易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度量和考核的难易程度。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这种对产品的度量往往存在一定的难度。对于生产有形产品的企业来说，这种度量相对比较容易进行，但是文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大多基于无形资产进行生产，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对其质量进行度量的难度。当无法对文化产品或服务质量进行度量时，消费需求就可能没法由企业进行相应供给。
为了降低度量难度，文化企业在构建商业模式时就必须格外重视品牌的建立和维护。比如教育培训企业，由于消费者对教育服务质量的度量存在很大的困难，所以用户的选择多数基于企业的口碑。也正是源于此，当下的文化企业非常重视社会责任的承担，希望以此来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便于消费者进行选择。
二、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对数字出版企业商业模式构建的案例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交易费用理论在文化企业构建商业模式中的运用，本文选择了近年文化产业中重要的数字出版企业进行案例分析，以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交易费用理论对文化企业商业模式构建的重要作用。
当前，数字出版产业事实上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盈利模式，但是数字出版企业在进行不断的商业模式调整，以期尽早实现盈利。其中对图书馆市场的占领就是运用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的一个很好应用。
数字出版物已经占据了图书馆的重要馆藏份额，尤其是数字期刊对传统学术著作的馆藏产生了明显的挤压效应。由于新期刊反映了最新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成果，相对学术著作更具有时效性，因而越来越迎合学术研究的特性，逐渐在大学图书馆占据更大比例。目前，国内外图书馆期刊购买费用呈快速攀升趋势，这源于新期刊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价格的不断上涨。目前国际上公开发行的科学期刊大约12000种，并且还在以每年200～300种的速度新增。与此同时，期刊价格的上涨已经成为明显的趋势。据统计，1980～1990年期间，欧美期刊价格的上涨幅度甚至超过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即便如此，针对期刊采购，图书馆也不得不逐年增加预算，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期刊出版企业运用资产的专有性设计的商业模式成功绑定了图书馆用户。
首先，对很多图书馆而言，是否建立某些学科领域的期刊库是衡量图书馆是否优质的重要标志。于是，由于期刊出版的连续性，一旦图书馆期刊库建成，为了保证期刊库的连续性、完整性，图书馆便很难再中断对期刊的订阅。
其次，期刊出版企业成功影响了大学学者，使得图书馆馆藏采购始终要面对来自大学教授们的压力。一方面大学科研人员认为期刊是学术和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平台，他们需要通过这些期刊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对于自然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其学术成果能够在此类期刊上发表对其学术影响力的营造非常重要。所以教授们坚定地认为，建立完善的期刊库是大学图书馆必须做而且需要做好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在面临订购的强烈要求和期刊涨价的压力权衡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选择默默地承受。
此外，部分期刊出版企业控制着一些重要研究领域的期刊发行，使得它们拥有非常高的定价权，让图书馆只能非常被动地接受高价。随着电子期刊的发展，发行商们通过网址许可方式代替传统的订阅模式，图书馆只能从一小部分出版机构批量打包购买期刊。于是那些控制大量核心期刊的发行机构在捆绑销售和确定电子资源许可价格方面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打包销售可以使诸如图书馆等订购机构获得出版商所拥有的更多资源，但同时也减少了图书馆控制订阅内容的能力，因为他们不得不买下全部有关或者无关的数据库，而不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为那些他们想要的部分内容付费，图书馆用户也进一步被绑定。
爱思唯尔集团联合期刊出版业不断抬高价格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过去几十年中，爱思唯尔集团成为全球领先的科学期刊出版集团。在它2001年兼并哈克特公司前，爱思唯尔集团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科技期刊出版商，出版超过1200种科学期刊，无论是出版的数量还是销售量都居世界首位。在兼并哈克特公司后，爱思唯尔公司又新增500种STM领域的期刊发行量。当前，爱思唯尔集团雄心勃勃地发展所谓“科学直通项目”，即将其所拥有的所有科技出版刊物移植到网上在线发行，并开发出新的定价模式可以让订阅机构在线订阅其全套期刊信息库。鉴于它海量的数据库，此举进一步强化了爱思唯尔在与机构购买者谈判时的强大议价能力，在这种资源垄断背景下，如果图书馆试图绕开它，将会付出昂贵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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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是人类珍贵的文化记忆，它文化内涵丰富，但面临着缺乏保护载体，展示平台和充分的资金支持的状况；而游憩商业区（简称RB”）拥有广阔的空间、人流和资金流动，却缺乏特色文化内涵。
那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拥有适宜的空间，大量的人流、资金流的城市游憩商业区，则有可能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增加非遗所需要的人员要素和资金支持，促成非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而通过在游憩商业区内进行非遗文化产品的开发，则有可能将非遗资源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创造出经济效益，并提升游憩商业区的文化内涵与吸引力，从而推动游憩商业区的发展。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要想实现互动，除了具备“需求”作为内生动力外，还需要有实现二者接触的媒介。这个媒介，需要能够使非遗的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满足游憩商业区的发展需求，又需要具备非遗发展所需要的人员载体，物质载体和空间载体。本文将重点研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互动的媒介。
二 媒介的选择
对城市游憩商业区的研究发现，RBD的形成实质上是城市商业活动与旅游活动、游憩活动及休闲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因而文化+旅游+商业”的发展模式是适宜游憩商业区发展的理想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文化（内涵）为灵魂，以游憩（活动）为平台，以商业（盈利）为动力，既适应城市居民休闲活动以及城市旅游发展的需要，又实现“以旅促商，商旅互动”的效果。
而非遗文化能否作用其中，成为这个模式中的灵魂呢。这就取决于非遗文化是否具有商业盈利的价值，也就是经济开发价值。经济开发价值是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价值形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价值利用。通过研究发现，非遗文化具有丰富的经济开发价值，包括文化旅游开发价值，休闲文化开发价值、艺术品开发价值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价值等，因此在对游憩商业区发展模式探讨的基础上，结合非遗所具备的经济开发价值，我们认为，非遗与RBD互动的良好媒介就是利用非遗的价值，在游憩商业区开发非遗文化产品。借助于非遗文化旅游产品，休闲文化产品，手工艺品等产品或活动，实现二者的互动。通过这些活动项目，非遗实现了其向文化资本转化，产生经济效益，并满足游憩商业区文化需求，推动RBD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在这些文化产品的消费中，产生了非遗传播所需要的人流，文化空间，和物化载体。这种媒介可以从内容上来划分，也可以从形态上划分出不同的类型。
三 媒介的类型
1.从内容上划分媒介。
从产品内容上分，可以将非遗文化产品分为文化旅游产品，休闲文化产品，手工艺术品，文化创意产品等。
（1）非遗文化旅游产品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特定时空关系中，是传统文化的活的记忆，是原生态的历史遗存，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对旅游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游憩商业区是城市旅游的重要空间之一，借助非遗文化，通过游憩商业区内的文化旅游开发，旅游者融入到文化旅游活动，可以从中动态地了解历史、认识文化，满足文化需求。所以，非遗文化旅游，可以满足游憩商业区旅游者对文化的需求，也可以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播。
（2）非遗休闲文化产品媒介。
学者程遂营指出，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国国民传统休闲活动的产物，我国现代国民休闲方式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相关，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着非常强的休闲价值，可以开发出系列的休闲文化产品[1]。游憩商业区也是城市休闲的重要场所。通过在游憩商业区内进行非遗的休闲文化开发，可以满足游憩者的休闲需要。非遗休闲文化产品，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和人气，是非遗与RBD互动发展的重要媒介。
（3）非遗手工艺术品媒介。
传统手工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传统手工技艺下创作的手工艺品，艺术水平高超、艺术形式独特，具有观赏价值；有些作品虽历经沧桑，但仍具有装饰、陈列等实用价值，因而完全可以进行相应的非遗工艺品的开发，利用游憩商业区的平台，在游憩商业区中销售，满足外地旅游者和本地游憩者的购物需求，既使非遗文化转化为商品，实现经济价值，为非遗保护提供资金支持；又使非遗文化有了依附的载体。
2.从形态上划分媒介。
总结起来，游憩商业区所开发的非遗文化产品，构成了非遗与RBD互动的媒介。具体而言，从形态上讲，这些非遗文化产品消费的空间，又构成了互动的空间媒介；消费活动的参与者，也就是商户，传承者，游憩者，构成了互动的人员媒介；而非遗文化的具体物化商品，构成了互动的物化媒介。
（1）空间媒介。
空间媒介为非遗文化提供了展示平台与传播空间，即空间载体，同时也是非遗文化产品得以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场所依赖；空间媒介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静态空间媒介，即一定的活动场所，包括游憩商业区的各条街道和商业街上的各种非遗文化产品商铺，这需要完善的基础服务设施作为支撑；二是动态空间媒介，即各种表演活动和游赏互动的过程，通过观看演出乃至游客亲身参与活动，完成主客体的互动过程；三是氛围媒介，游憩商业区浓厚的文化氛围，让游客置身其中，即使不购物，也是一种熏陶，此时，媒介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吸引物。
（2）人员媒介。
人员媒介包括非遗文化产品的传承者（包括生产者，经营者），又有游憩者和购物者。这些人员，既是游憩商业区的经济活动得以实现的主体，又构成了实现非遗文化传播的传播者与受众。
（3）物化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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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商投资企业中方退休人员，应就近选择两所定点医院（指我市公布的大病统筹定点医院）并凭卡就诊。家住外地的人员应就近选择一所县级以上医院就诊。
三、为增强个人节约医疗费用的意识，体现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合理负担医疗费用的原则，外商投资企业中方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采取分档计算、累加支付的办法，个人需负担部分费用：
年度内，医疗费累计在5000元以下的部分，报销90％，个人负担10％；医疗费累计在5001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部分，报销92％，个人负担8％；医疗费累计在10001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部分，报销94％，个人负担6％；医疗费累计在30001元以上的部分，报销96％，个人负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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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内几乎每一个旅游景点都有非遗元素的纪念品出售，甚至连路边摆摊的小贩都说卖的是非遗产品，自己是非遗传承人。在众多文化生意形态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是一块金字招牌，因为“遗产”二字彰显的是稀缺性。
什么是非遗？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各地争相申遗，掀起了一股“非遗热”。截至2016年9月，已经评定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 372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 986人，省、市、县级非遗项目更是不计其数。
“非遗热”的背后，一方面是政府对文化遗产采取的抢救保护措施，以达到传承和发扬的目的。另一方面是民间试图通过“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借助商业力量，对传统技艺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
大风吹皱了一池春水，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正在走出博物馆，借助生产和销售手段，从展览品变成消费品；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告别手工作坊的“自娱自乐”，朝着产业化、品牌化的模式过渡，想要把非遗做成一门大生意；各种以非遗为主题的博览会、表演、旅游体验、文创市集、手工艺场纷至沓来。据保守估计，非遗拉动的是一个千亿级市场。
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濒临消失的传统，如今正以“非遗”之名，成为各路企业和资本眼中的金矿，并试图用商业手段进行一场救赎。
商业化这味药引
根据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结果来看，我国有近90万项非遗资源。但如此庞大、丰富的非遗资源，并非都具备商业开发价值。
马斌是湖南一家演艺公司的老板，经常策划、组织一些地方民俗类节目进行商业化演出。在一次考察中，马斌发现一种源于土家族祭祀仪式的舞蹈，是当地的非遗项目，于是便把会跳这种舞蹈的村民组织到城里参加商演。
跳到一半，观众大呼“难看”。尴尬的马斌付完演出费之后，连夜把村民送回老家，从此再也不提这个舞蹈。
曾经还有人想把非专业性的民间传说故事、谚语童谣包装成商业节目，引进到剧场。同样遭遇观众不买账。
马斌们的失败在于，这类用于祭祀和迎神赛会的民间舞蹈类非遗，如侗歌、苗舞等，历史上并无商业传统，又因社会发展失去了生存土壤。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将其从原生态的土壤环境中抽离，强行包装成商演项目，很难符合现代观赏要求。
不是所有非遗项目都适合商业化这味药引。相比之下，大量美术、手工艺、中医中药、戏剧、曲艺、音乐类的非遗项目更具优势。他们都是在千百年的生产、加工、销售、治疗、表演中，借助商业的力量才流传至今。
那么，具备商业价值的非遗项目有哪些特征？
首先，具备市场基础。比如，传统戏剧、评书、相声等，历史上本来就是通过商演的方式“走市场”的。在现代消费环境下，找到新的流量入口相对容易。
由白先勇操刀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从2004年起，已经上演近300场，并且场场爆满。白先勇团队主要动了关键的两刀，颇符合现在流行的“颜值”经济倾向，一是用现代舞台技术呈现传统戏剧；二是用年轻演员去吸引年轻观众，坚持高校巡演，培养未来的观演群体。
其次，本身就是商品。比如大量通过传统手工艺生产的器具、食品和药品。这类项目则需要从原来“高冷”的定位、单一类别中跳出，向大众消费品方向转型。
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和中药传统生产工艺的代表，东阿阿胶的快消品策略以桃花姬阿胶糕最为典型。阿胶糕的定位本是滋补品，桃花姬则定位为女性白领的养颜零食。其体量与普通糖果一样大小，方便携带和食用，外包装带着浓郁的中国风，颜值颇佳。在营销方面，桃花姬在《甄执》《女医明妃传》等热播影视剧中以宫廷滋补美容佳品的形象“出镜”，成功俘获一干爱美女性。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马应龙。当年互联网上流传着“马应龙痔疮膏对黑眼圈有疗效”的偏方。马应龙借势在自己“八宝古方”基础上，研发出眼部护理品牌“瞳话”，并且借网络恶搞风潮好好地刷了一把存在感，甚至一度成为年度营销案例被研究。
活化路径2.0
对于已经被论证了具备商业开发条件的非遗，如何在当下出一条市场接受度高的金光大道？
开发新的场景和用途，是很多非遗项目拓展市场的突破口。
海南椰雕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长期作为高档工艺品销售。由于缺乏创新，样式老旧，椰雕也面临着市场瓶颈。
椰雕非遗传承人吴名驹尝试把传统手工艺嫁接现代科技产品，设计出可以通过蓝牙、Wi-Fi连接移动设备的椰雕音箱。现在，吴名驹团队主打以椰雕为核心的创意商品生产，比如椰雕蜡烛、椰雕茶叶罐等，让原本只供欣赏的传统椰雕与现实生活产生了更多链接。
北京前门大街，是老字号的聚集地，内联升布鞋总店就位于其中。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具有160年的历史。但在年轻消费者唱主角的今天，内联升却利用生产IP衍生品布鞋，实现了品牌向年轻化的过渡。
比如，内联升与迪士尼合作，取得其授权，推出了迪士尼公主和米奇系列时尚布鞋，打中了年轻女性和儿童的“萌点”。一直以来，内联升布鞋以成年男性消费者居多，拿到了迪士尼的IP授权后，“老门脸”秒变小萝莉。今年，内联升还与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合作，推出中国风浓郁的“大鱼海棠”主题布鞋，迅速成为网红，线上开售不到一天，就全部售罄。
不只是内联升，大量非遗老字号都面临着品牌老化的困境。因此，找到适合自己的姿势和方式，向年轻化、时尚化转型，才是这类非遗品牌正确的玩法。
“非遗+旅游”是另一条活化路径。相较带有生产属性的手工技艺项目，民间音乐、舞蹈、传说、民俗等一些非生产性项目想走向市场，需要与一定的场景相结合，而旅游显然是一个不错的场景。
近年来，在政府的主导下，打造了许多与旅游相结合的非遗小镇、非遗体验馆、非遗传习基地等，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很多项目并没有深度挖掘非遗特点，呈现形式雷同单一。这种“场景化”过于简单，自然留不住游客。
由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人打造的“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就将非遗元素成功融入旅游场景，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以根据国家级非遗项目刘三姐歌谣改编的《印象刘三姐》为例，十余年间常演不衰，观众超过1 200万人次，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究其原因，第一，《印象刘三姐》冲出了实体剧院模式，把漓江山水打造成实景舞台；第二，演出把刘三姐的经典山歌、壮族民间风俗、生产生活方式等非遗元素组合创新，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增强舞台效果，带给观众视听冲击；第三，聘请当地村民作演员，把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艺术加工后搬上舞台，保留了原生态。
之后，印象团队又把这套模式复制到《印象武隆》中，起用川江号子传承人，在山水间重现了川江号子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
“印象系列”的成功，引爆了国内旅游演艺的热情。各地纷纷打开自己的非遗“宝库”进行挖掘，邀请名导和演艺公司，打造了一系列实景演出。在近年来“井喷”的旅游市场中，这些实景演出大多取得了不错的商业回报。
事实上，与物质和自然遗产相比，非遗的特点在于它是活态，只有通过不断的生产和展现，其文化基因才能被传承，才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商业价值。
非遗生意新维度
长期以来，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手工艺非遗资源，大多数处于个体、零散、封闭的生产状态。加上很多手艺人经营渠道狭窄，导致产品销路不佳，规模化产出困难。对线上与线下、产出端与销售端、传统手艺与现代商业的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6年1月，永新华韵文化产业集团旗下的非遗主题垂直电商平台“e飞蚁”上线，专门为非遗传承人和非遗企业提供推广平台，主打电商+营销+线下园区模式，帮助他们对接市场，联合销售手工艺产品。
目前，“e飞蚁”已签约了300余名非遗传承人和上千名专业匠人。除了线上展示和主题宣传，“e飞蚁”还在线下布局了多个非遗文化产业园。园区分为一街（中国非遗大街）、两核（非遗博览馆、非遗大戏院）、三区（非遗博览区、非遗体验区、非遗创意区）的布局建设，具备交易、展演、体验、美食、传习等功能。
另一种整合者模式的代表是重庆百工传艺，其模式为手工品电商平台漫淘网+线下手艺工场+在线教育平台手艺网。这相当于搭建一个非遗文化和技能的知识平台，将非遗传承人、手工艺爱好者和手工产品进行了有效连接。
本身就拥有平台优势和整合能力的阿里巴巴也切入了非遗市场。
2016年“阿里年货节”期间，淘宝众筹联合故宫淘宝在线上发起“非遗众筹”。众筹产品全部由故宫淘宝提供设计方案，高密剪纸、朱仙镇木版年画、内联升老布鞋等非遗传承人进行手工制作。
Q版宫廷帝后像的木版年画、故宫气质的齐天大福剪纸、“探花”主题布鞋等萌版非遗作品上线后，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数据显示，项目上线仅半天，高密剪纸众筹项目筹款超过13万元，项目达成率1 300%，很快满额停筹；山东花饽饽和朱仙镇木版年画众筹项目达成率也超过150%。
“让天下手艺人没有难做的生意”，这是非遗资源整合者企业一个共同的目标。但互联网只是为非遗产品提供了一个新的销售平台和玩法，能否在更高的层面打开新的维度，才是推动整个非遗产业发展的关键。
资本的风正在吹来。2016年6月30日，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宣布“文化四板―非遗专板”上线，打造非遗产业产股权交易专业市场和资源整合平台。按照计划，非遗专板将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宣传、商业模式梳理、国际销售渠道建设以及国际文化交流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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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雕艺术即是以各种禽类蛋壳为载体进行雕刻创作的一种技艺。春秋时期，管仲曾于《管子•奢靡》写道“雕卵然后沦之”。这是有关蛋雕最早的史籍记载。自明朝以来，民众自发尝试在蛋壳上雕刻简单的文字图样，并赋予其吉祥的喜庆意味，现代蛋雕艺术由此发源。蛋雕艺术并非为中国所独有，欧洲于六世纪就曾出现寓意“重生”的复活节彩蛋，这一习俗直至今日仍然盛行。在俄罗斯等地，民众更是尝试于蛋壳上镶嵌珠宝等珍品。在中国，蛋雕作品多为传统文化载体，书法、绘画、雕刻等技艺浓缩于作品之中，匠人运用阴刻、阳刻、浮雕、镂空等方式将个人构想呈现于蛋壳之上，或用以讲述历史故事，或用以呈现神话典故，因此广受民众喜爱。近年来中国的蛋雕艺术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于蛋壳上进行彩绘等装饰，并不破坏蛋壳完整性；另一种则是直接于蛋壳上进行雕刻，在蛋壳表面留下凹凸质感乃至镂空的纹样。
二、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桎梏
中国蛋雕艺术传承历史悠久，但当下发展前景并不容乐观。现行蛋雕作品局限于民间手工制作，且因原材料的特性致使成品率低下，流通于市场的精品蛋雕更是寥寥无几，传统的蛋雕技艺正面临着严峻的传承发展桎梏：首先，传承人的流失及缺位。因原材料自身特性（如蛋壳脆弱难以雕刻等），蛋雕艺术要求制作者需经长时间反复机械的练习，以此具备一定的绘画基础与纯熟的雕刻技巧，这就导致蛋雕技艺者的培养时间十分漫长。随着老一辈传承人年龄的不断增长，传承人才缺位的现象也愈发突出。据相关资料显示，当下中国蛋雕艺人年龄集中于40至60岁之间，①乏味枯燥的技艺培养过程并无法有效吸引新生代传承人参与。如若未能及时在社会层面加大蛋雕技艺的宣传力度，拓展传承人群体，蛋雕技艺注定只能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其次，宣传力度的不足。蛋雕艺术是蛋壳上的“舞蹈”，小巧精美即是其最大特点，受限于原材料特性，其技艺只能运作于“方寸之间”，这导致部分群体对其产生“雕虫小技”的刻板印象，认为其技艺不足挂齿。且因原材料极易破碎，作品成功率低，不具备大规模机器生产条件，匠人投入的时间及精力成本往往无法与社会预期价值有效契合，民众更愿意将目光停留于“物美价廉”的手工艺品上。加之蛋雕作品不易保存，民众更倾向于选择根雕、竹雕、木雕等欣赏价值差别不大，但更易于保存的作品，社会缺少有效途径帮助民众了解蛋雕艺术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再次，传承方式的滞后。区别于其他相对独立的手工技艺，由于蛋雕艺术还需制作者具备一定的书画基础，因此从学徒到合格的蛋雕艺人直至艺术家不可避免需要历经多年技艺与经验的积累打磨。在手工艺人的带领下，学徒在长时间不断重复的机械实践与反复练习中领悟、提升技艺，再由模仿向创作转变。这种缺少系统书面记载和体制模式的传承手段导致时间成本巨大且效率低下，并无法有效适应社会发展。如若蛋雕技艺无法找到更佳的传承方式，极有可能陷入传承困境甚至面临失传的风险。
三、蛋雕艺术保护、传承对策
（一）加大对新生代传承人的扶持力度蛋雕艺术是非遗历史长卷里一抹宝贵的亮色，理应受到良好的保护与传承。对于任何非遗技艺的传承工作，其核心皆在于传承人群体。针对蛋雕此类注重实践与培养的非遗手工技艺来说，老一辈传承人受限于年龄及精力等因素，已无法有效承担起传承、保护与未来发展的重任。而相较于老一辈传承人而言，新生代传承人更具工艺创新的视野、理念、精力及知识储备，能够保证自身承受住高强度且枯燥反复的技艺生产工作，且具备长足的发展潜力与发展空间，因此社会应将重点聚焦于蛋雕艺术的“新生代传承人”群体。②针对有志于蛋雕艺术保护，能够将蛋雕技艺融入市场性运作的高素质新生代传承人，政府应当大力加以支持鼓励，通过政策保障该群体基本生活的同时加大对他们的物质激励，以此促进青年蛋雕技艺人才的成长，鼓励青年从事蛋雕传承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蛋雕技艺前沿的优秀带头人，从而为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二）拓展新的传承方式蛋雕艺术传统的授徒方式因其小规模、小范围等局限性已无法完全适应非遗传承的基本需要，这就要求政府将非遗传承纳入到现代教育体系之中，从而培养出一批理论知识与技艺手段相结合的新时代传承人。对于蛋雕技艺而言，传统的口耳相授固然可以保留最原始的核心技艺内容，但其传承的封闭性很难支撑技艺的现代化发展，而传承人一旦去世或离开行业，技艺就会面临断层甚至失传风险。③因此，如何寻求新的传承方式并使得这一技艺能更好地发展传承成为了当务之急。这要求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打破小范围传承的固有特点，更加积极主动地为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比如，蛋雕手工艺人除现有的成立工作室等手段供市民参观学习、授徒教学之外，同时可利用抖音、快手、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等新媒体手段去扩大蛋雕艺术的宣传面，让更多的群体有机会认识蛋雕、了解蛋雕、喜欢蛋雕、传承蛋雕，进而有效推进蛋雕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四、蛋雕文创化发展与前景研究
在当下非遗传承工作形势日益严峻的环境之下，除转变非遗传承人选拔培育模式及传承方式外，只有通过面对市场发展的商业运行机制，将传统手工技艺非遗融注于文创化发展之中，才能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真正实现技艺的可持续发展。④蛋雕艺术作为传统手工技艺的一种，同样可以适用于非遗文创化发展，借市场商业化运作来实现保护传承。以蛋雕技艺为例，除加大宣传力度、增大受众面积等具体举措手段以外，传承人仍可尝试文创化发展的新思路。即创作者将一定的历史故事、文化背景融入蛋雕作品的制作之中，适当衍生一些蛋雕的文创产品，通过展览会、体验馆等形式将其宣传推广，在提高非遗产品文化内涵的同时寻求新的销售途径。对比研究市面上较为成功的文创企业与文创产品，手工自制或许是蛋雕艺术发展的新途径之一。例如苏州博物馆推出的苏绣体验，故宫博物院推出的3D便利贴和手工纸雕灯等文创产品，都是将手工技艺与文化传承聚焦于物质载体之上的成功范例，此类模式无疑为蛋雕艺术的文创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参照标准。蛋雕艺术的趣味性强，制作者如若能够亲手将个人喜欢的图案或文字雕刻于蛋壳之上，并且在制作过程中要求参与者在构思、绘画、雕刻等环节的情绪投入与精神集中，极易吸引参与者投入。此类活动除参与度高、体验性强等特点外，蛋雕的原材料成本也较为低廉，只需禽类蛋壳即可进行雕刻活动，具有宣传推广的巨大潜力。可见，在引导受众亲自体验的过程中进行历史文化的普及宣传，蛋雕技艺的文创化发展有着广阔前景，大有可为。
五、结语
蛋雕艺术是非遗文化舞台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与极高的欣赏价值。在面对传承过程中如知名度低、传承方式滞后、传承人缺位、市场狭小、受众匮乏等问题时，通过进一步扶持非遗传承人等举措对非遗项目进行有效保护，同时积极寻求新的传承途径等方式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改善蛋雕艺人的生存状况，并以此推动蛋雕艺术的创新发展。同时，文创化概念的加入不仅能够有效解决蛋雕艺术保护工作中的迫切性问题，而且能够通过引入市场资源，以合法的商业化运作促进了蛋雕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切实满足非遗传承的新时代要求。
参考文献：
[1]施展,周星宇.关于“非遗文创化”的调查研究——以河南省八项传统技艺开发为例[J].文化产业,2019,(21):7-10.
[2]郑天皓.浅谈蛋雕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J].人文天下,2019,(18):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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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缺乏数据库标准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指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3]。此法案在法律上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的要求。非遗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呈现方式多样化，有图像、表演、音乐、制作技艺、模型等形式。在非遗数据库建设架构、内容、媒介等方面缺乏相关标准，导致各地建设的数据库标准不一，无法实现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标准的数据采集及数据呈现，这将直接导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
1.2 缺乏资源共享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由于非遗类别的差异化，导致对非遗资源采集的方式有所不同，其获得的数据资源也就不同。各地在信息采集、资源应用、传播媒介等对非遗有效传承的方式与手段方面没有实现合理的资源共享，导致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局限在其原生地，且导致国家的资源浪费和重复投入[4]。非遗数字化的根本目的是对非遗的传承和应用。只有建立有效的资源共享机制，加强地方非遗保护的沟通合作，建设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库资源，减少无序的资源浪费，才能实现非遗数字化的初衷。
1.3 过度产业化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产业化建设有极大的关联。产业化建设随着工业发展与经济建设有了极大变革，但是，过度产业化建设带来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新技术带来的技术变革，使得非遗传承陷入了另一个困境，如激光雕刻的剪纸作品、数码印刷的木版年画、3D 打印的泥人张泥塑等，让普通受众无法分辨真伪。
随着科技发展，很多传统手工艺类非遗已经走向生产线式的规模化制作，而表演类非遗则变成了商业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及商业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为非遗传承与展示提供了平台，也为大众提供了更多接触非遗的机会，然而过度商业化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丧失了文化的意味。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展示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除了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外，仍有很多传统媒介为其提供展示与传播平台。传统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特定区域内的展示与传播，相对数字化媒介有诸多不便和局限性。然而，传统媒介在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仍然作为非遗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
2.1 非遗原生地展示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地展示媒介，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进行相关文化、物品、技艺、表演等形式的展示和传承。非遗原生地作为非遗展示最原始、最原生的展示媒介，直观再现了非遗生存现状及传承状态。
2.2 公共文化场馆展示媒介
公共文化场馆承担着地区文化传播与建设的社会基本功能，是服务公众的社会基础文化设施。从广义上来讲，公共文化场馆包含两类，一类是社会公益性文化场馆，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公共空间;另一类是商业性公共共享空间，如商场、购物中心、超市等具有商业性质的公共空间。
公共文化场馆作为非遗展示的传统媒介，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受众数量大、阶层及背景丰富，为非遗传播提供很好的平台，一直以来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传播和展示渠道。
2.3 公共旅游场所展示媒介
公共旅游场所，以供公众休闲旅游为主要目的的公共场所，其中很多本身就是文化遗产，如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公共旅游场所，除了一些建筑群落、自然资源及人文景观外，各个旅游景区的旅游集散中心也包含其中。
公共旅游场所作为非遗展示的传统媒介，作为向外展示地域文化的窗口，集中展示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化遗产，是最常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展示的手段。
2.4 大众教育展示媒介
利用大众教育展示媒介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可以使中华文化贯穿在教育体系中。教育机构通过与非遗相关的课程、课外活动及专题展示等方式，对非遗进行传播展示。中小学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课堂教育，高校开设与非遗相关的专业或研究院所，青少年宫开展手工艺类非遗制作培训等，均为非遗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是建立在非遗传统展示媒介基础上，借助多媒体技术、物联网、4G 移动网络、智能应用终端、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和展示目的[5]。非遗的数字化展示媒介，充分利用了各项影像及互联网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视化、情景化地展示在数字终端设备上，使非遗呈现出交互性、体验性的新属性，实现快速、有效的传播与展示，从而达到非遗传承与保护的终极目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媒介，融合了展示传播的多种手段和技术应用，呈现出极强的学科交叉性。数字化媒介将非遗展示从传统的PC 网络平台移动到智能设备的应用程序上，从社交网络的快速传播到公共文化平台的公共资源应用，从虚拟现实设备影像呈现还原到现实事物，丰富多元的数字化媒介平台为非遗展示提供了更多的表现形式。
3.1 基于PC网络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基于PC 网络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是数字化展示媒介中较为传统的一种媒介形式，也是最早应用、最普及的形式。基于个人计算机终端，通过互联网在线浏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可通过图片、视频、音乐等影像方式呈现非遗数字化资源[6]。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各种互动性的虚拟展示也趋于普及化[7]。
基于PC 网络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开发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天津大学冯骥才研究院负责开发的中国传统村落网以及国际非遗博览园网站等。此外，VR 虚拟展示技术的应用，使得非遗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实现了仿真可操作式体验[8]，大大增强了受众在展示媒介中的带入感和体验性。目前故宫博物院在其官网中实现了360 紫禁城全景漫游敦煌研究院数字化研究中心，在腾讯地图了三维全景敦煌石窟。
3.2 基于移动智能设备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移动智能设备已经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从智能手机开始，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移动智能产品的出现，对人类生活方式有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智能手机，已然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随身物品之一，甚至机不离手。而以Apple Watch，Google glass 为代表的移动智能产品，将再一次用科技改变生活方式。
基于移动智能设备的数字化展示媒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传播的新兴媒介，有着更加广泛的应用平台和受众人群。移动智能设备作为数字化展示媒介，其应用程序是非遗展示和传播的重要渠道。在应用APP 程序推广非遗文化及展示非遗成果方面，故宫博物院及社会文化传播机构已研究出了一些成果[9]。
故宫博物院在近期已了5 款APP 应用程序，使得众多的故宫馆藏文物触手可及，被受众收藏在手机中成为指尖上的文物，大众可以更加容易和便捷地享受文化的饕餮大餐。其中《每日故宫》，每天为用户推荐一件故宫馆藏文物，同时提供日历、笔记本等功能，界面设计精美，让受众在享受文化信息的同时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除此之外，故宫不仅将馆藏文物数字化，而且还思考了传播方式，将宫廷文化和书画作品以游戏、日历、教育等形式进行传播，融入了更多互动体验，共享交流内容，大大提高了传播的广度和速度，切实起到了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展示的目的。
明清古典家具制作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其制作工艺、使用工具、装饰纹样、木料选择等都是中华文化瑰宝。由中央美术学院彦风设计开发的《中国古典家具》，作为一款APP 应用程序，以360的旋转、张合拆组家具部件、深入零件至榫卯结构展示明清家具，通过简单富有趣味性的互动体验激发用户探寻古典家具的奥秘。作为非遗的移动智能设备的数字化展示媒介典型案例，体现了数字化媒介的传播性、交互性、趣味性的全新体验方式，为非遗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实现了非遗展示的目的和意义。
3.3 基于社交网络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社交网络作为互联网时代最流行和普及的社交工具，拥有大量的用户群体。基于社交网络的数字化展示媒介，恰恰可以利用拥有大量用户的社交软件，如微博、微信等，进行社交自媒体的非遗展示，其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人群丰富、数量庞大等众多优势，势必成为非遗展示与传播的重要渠道。
3.4 基于公共文化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博物馆、美术馆、购物中心等公共文化平台，除了作为传统媒介展示非遗外，其在数字化建设上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展示提供了良好的公众平台[10]。以博物馆为例，在展示陈列展品的设计中融入数字化手段，同时借助全息投影、可触摸屏幕、3D 影像、感应设备等互动设施增强观众的参与感，通过互联网实现影像、信息的同步传输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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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片区的苗族银饰在历经几十年的沉寂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恢复之初出现了一个发展期，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武陵山片区的苗族银饰重新得到世人的重视，虽然有了很好的发展势头，但也潜藏着发展中的危机，如苗族银饰生产数量的一味增加从而导致生产质量的下滑，这也使得银饰生产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和市场效应不再耗费大量时间进行精细的手工制作。又如当苗族银饰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土特产品进入旅游市场后，银饰生产者和经营者没有考虑到消费群体的总体需求和价值观念，更没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从而使得武陵山片区的苗族银饰逐步边缘化，度陷入发展的困境，为此，有必要在武陵山片区重建苗族银饰的生存环境，引导其进行健康的发展，形成高质量的集团化生产和规模性经营，因势利导地利用市场做好其保护传承工作。为此我们还要注重银饰质量中的图案内容和装饰风格问题，现在很多苗族银饰的新式图案虽能反映民俗的装饰风格，但也不乏矫揉造作和哗众取宠，主题内涵变得肤浅平淡，形式语言不像过去有民族文化的讲究，缺失了应有的质朴纯真，变得无序驳杂，制作的工艺流程也进行了简化。因而我们不能将苗族银饰的生产性保护简单地看作是般的文化产品生产，生产性保护和传承是非常重要的，生产性保护就在于维护苗族银饰本真性的手工生产，不能用机械化大生产所取代，而苗族银饰生产性文化产业开发的目的也不应该一味地追逐利润和在意苗族银饰是否直接对社会产生可计量的物质财富，而是要使得这项锻制技艺和民间艺术在当前得到稳步的、渐进的发展。目前随着时代的发展，武陵山片区苗族银饰的佩戴习俗逐渐衰微，但是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及艺术价值依然存在，要进行生产性保护，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和探讨，带着学术视角去研究武陵山片区苗族银饰的发展规律，不要随意更改和干涉其发展道路。由于生活观念的改变，苗族人们对银饰的需求不再那么重要，这是历史的事实，对其进行生产性保护还要尊重历史，坚持银饰生产过程中的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和传统核心技艺不变，适应现实生活和市场情况，实行目的有计划保质量的生产，从而达到保护非遗的初衷。
苗族银饰的文化产业开发方式
篇9
当日，雪莲集团与25位手工技艺大师签约，其中不少手工艺大师也是国家级的工艺传承大师。“雪莲”品牌跨界手工艺，其实并不突兀，若梳理“雪莲”的历史，便可知其与手工艺有着不解的渊源。据雪莲集团副总经理赵俊杰介绍，雪莲品牌最早起源可追溯至1919年的仁立商号，创办人是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周诒春，并与梁思成、林徽因等京城文化名人渊源颇深，曾生产手工地毯，经历“仁立毛纺厂”、“仁立麻纺厂”的时代，而后突破国外的技术封锁，研发生产出中国第一件羊绒衫？？“这说明了在“雪莲”身上，从一开始就带有手工的基因。”赵总表示，从这种意义上看，创立仁立时尚手工坊本身就是一种对“雪莲”自身历史文化优势的回溯、传承与发扬。
非遗大师零距离接触
普通人大概很难想象，与非遗大师面对面零距离接触，倾听他们的声音，触摸他们的作品。而今“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的成立，让想象照进了现实。“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著名的非遗传承人，包括金丝镶嵌大师黄小群，景泰蓝大师张向东，陶瓷艺术大师赵传玉，画家程忠麟、王一茗，书法家范寅斌，当代油画家王洪旭，著名服装设计师王燕喃，剪纸大师陈玉梅、刘峥嵘，皮影大师赵翠莲，文彩绣大师高彩侠，柳编大师赵丽萍，内画大师张冰，十字绣大师文清，盘绣大师哈承清，新锐服装设计师巨菲菲，羊皮画大师吴勇等等。日前，记者走进“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对话非遗大师，了解这些传承人的从艺故事以及入驻“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的初衷。
景泰蓝大师张向东入行已有40年，据他介绍，一件景泰蓝作品的完成，需要经过百余道工序。其中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为最具代表性的五道工序，称为“曼妙五部曲”。研习技艺的过程中，难免会手腕伤、颈椎病、网球肘等职业病，但依旧深深迷恋其中。张向东表示，希望通过签约“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能够促进景泰蓝技艺的传承，“我会一直守着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有人守着，就永远倒不了。”
金丝镶嵌大师黄小群同样已入行40载，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她成为国内最早“下海”的一批手工业者。金丝镶嵌艺术以金属丝展示金碧辉煌的造型，丰富的色彩经高温烧压，在灯光下呈现出闪烁的质感，魅力无穷，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完美统一的精湛手艺，让黄小群的作品一直得到市场的认可与好评，但她表示，可探索的空间无穷尽，未来希望自己可以做出艺术价值更高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培养出能够潜心钻研的传承人。
剪纸艺术大师陈玉梅表示，自己走上剪纸艺术之路缘于受到妈妈巧手的启蒙，过去“逢婚庆节日，妈妈都会被邻居请去剪窗花或喜字。”陈玉梅是家中最小的女儿，通常小孩子不被允许动剪刀，她却自小就挥着剪刀，随手拾起一张小纸片就剪得不亦乐乎。这也让陈玉梅打小练成了画稿在心中、脱稿即剪的手艺。在实践的过程中，陈玉梅不断将剪纸技艺精髓发扬光大，曾受奥组委委托设计制作剪纸作品。
据纹彩绣艺术大师高彩侠介绍，一件纹彩绣作品的完成要经过七八道工序，尤其当需要手绘和手绣时，就更加复杂繁琐，耗时也更长。产品高端的特性、自身资源的紧张以及工艺师人才的匮乏，致使商业化面临困难。高彩侠曾与一些演艺界的明星、设计师合作过，此次与“雪莲”合作高端定制产品，并进一步探索深度合作的模式。
工笔画艺术大师王一茗表示，自己从小喜欢画画，并为此考入正式院校，曾为了梦想来京自费学习三年。据她介绍，一幅工笔画的完成，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辛苦的付出，尤其是为了参加大型展览赶制作品。但就当下的艺术环境而言，工笔画家经常要纠结于选择生存还是执着于创作。而今与“雪莲”合作，王一茗还得到了一个独立安静的画室，“这为我静心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她表示，也希望自己能为“雪莲”设计出一些好的作品。
据另一位剪纸大师刘峥嵘介绍，剪纸作品的花样均为自己设计，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寻求创新。此次与雪莲合作，会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高级定制的尝试。“雪莲提供平台，帮助我们推广。”她表示，没了后顾之忧，自己便可以安心认真地做作品了。
受访过程中，多位传承人都坦言，当下面临招徒困难以及市场推广的瓶颈。而入驻“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后，这些难题迎刃而解。据雪莲集团副总经理赵俊杰介绍，非遗文化存在着“有技艺”但“无传承”、“无设计”、“无平台”的现状，“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的创立，正是致力于为传承人提供平台，搭建渠道，推动传统手工艺的市场化进程，从而实现传承与发展。
示范纺织产业转型提升
篇10
21岁，走出国门，向世界传播蜡染文化；
……
48岁，创办贵州杨芳蜡染有限责任公司，带动300余户村民增收致富。
她，就是丹寨县苗族蜡染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芳。
30多年来，她对蜡染事业始终如一地艰辛付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从未退缩。正是这份执着，令她获得“全国优秀农民工”“创业之星”等荣誉称号。
苗乡蜡染佼佼者
10月14日中午，见到杨芳时，她正忙得不亦乐乎，一边洗菜，一边将电话夹在肩上事无巨细地安排着公司的各项工作。她身后的墙上贴着两张奖状，分别是2002年和2003年她参加扬武乡“双学双比”蜡染比赛活动被评为先进个人而得来的。
丹寨的苗族世代有制作蜡染布艺的传统，苗族妇女在包好浆的画布上用铜片作画，然后制成漂亮的工艺品。在长年的勾画创作中，面对一块白布，创作者必须对即将勾勒的图案了然于胸，无论是动物花草的构图，还是民族图腾的组合，每人都有截然不同的构思和风格，所有作品绝无复制，这就是苗族蜡染精奇独特之处。
由于家境贫寒，12岁那年杨芳辍学跟着长辈学习蜡染，学习的过程不但辛苦，而且枯燥，她的手总是被植物熬制的染料泡成黑色，绘图时一不小心就被滚烫的蜡烫到，但她从未懈怠过。
“祖祖辈辈学习蜡染都需要勤学苦练，想学好一门技艺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既然决定去学，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杨芳说。
15岁那年，她以一套亲手制作的盛装远近闻名，成为苗族妇女学习的标杆。学习到第4年，她掌握了一整套蜡染技术。
至今，她仍然记得父亲说过的话：“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学会一整套蜡染技术的人并不多，能画得好的就更不多了。”父亲的肯定让她日后更加专心于蜡染，杨芳淡笑着说：“对我来说，那是一股催促我不断前进的力量。”
1986年，杨芳19岁。
贵州省文联到村里组织蜡染比赛，凭借娴熟的蜡画技艺，杨芳从众多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被推荐前往香港三联书店点蜡献艺。
杨芳从未走出过丹寨县，去香港对她来说是一件从未想过的事，她既期待又焦虑，“那时候没到过大都市，有些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自己的技艺会不会在香港受到肯定，挺担心的。”回忆起年轻时候的那段焦虑时光，杨芳眼带笑意。
到了香港，杨芳静下心来，用精湛的技艺赢得了海内外艺术家的赞誉。
非遗文化传播者
从香港回来后，杨芳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到蜡染的创作中去。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她的技艺更加精湛，越来越多的蜡染爱好者慕名而来向她取经，一时间她成了村里炙手可热的“蜡染大师”。
1988年，杨芳被省文化厅推荐前往美国展示苗族蜡染。
从未出过国门的杨芳忽然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
辗转难眠的夜晚，杨芳便起来练习蜡染，常常一练就是一个通宵。
到了美国，杨芳正常发挥了自己的蜡染水准，在各国民族文化交流的展示中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观看。
“来美国之前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担心自己的东西不会被认可，毕竟当时前来美国参展的国家挺多。但出乎意料，外国人对蜡染很感兴趣。”杨芳说。
从美国回来后，杨芳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时的感受，回来后我重新用一种眼光来看待蜡染，忽然间明白了许多，觉得它是苗族人民的智慧结晶，我有义务将它传承下去。”
今年9月26日，“2016墨西哥・多彩贵州文化节暨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拉开序幕，杨芳与苗绣、银饰、木雕等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同前往墨西哥国立多元文化博物馆传播蜡染文化。
多次的出经历让杨芳格外从容，她带去20把蜡刀，200张包好浆的画布，在博物馆内认真作画。吸引了很多墨西哥观众围观，观众甚至自发排起长队请杨芳教他们点蜡。半天时间，200张画笔全部用完，而排队的墨西哥群众依旧很多，很多人甚至跑来找杨芳要联系方式，表示有机会一定要来中国找她拜师学艺。
“看到那么多外国人喜欢我们的
文化，我很自豪，我以后还会继续出国交流，把蜡染文化传播出去。”杨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些年，她先后去了印度、俄罗斯、韩国、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传播蜡染文化。她已然把传播蜡染文化当做己任，两个儿子在她的严格教导下，已对蜡染技术谙熟于心。
不仅如此，她还在扬武民族中学特长班、蜡染文化培训班任教，培训苗族妇女和学生2000多人次，通过杨芳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蜡染。
村寨致富带头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蜡染是苗族妇女自制自赏自用品，随着国内外对蜡染需求的不断增加，见识面广，经济意识较强的杨芳看到了广阔的市场前景，便号召蜡染能手，于2004年创办了“丹寨县扬武乡蜡染专业合作社”，并从大山深处移民到扬武乡，用自己的房屋作为专业合作社使用，建立集培训、交流、展览和观光为一体的“蜡染民间艺术博物馆”。
此后，杨芳大量向村民收购蜡染原材料以及半成品，为当地村民搭建了一个增收致富的平台。
合作社成立之初，村民在杨芳的号召下制作画布并作画。收到村民制作的半成品，杨芳十分焦虑，村民没有市场意识，画作大多简单粗陋，杨芳委婉地告诉村民产品不合格，需要重做。这可惹恼了村民，一些人认为是杨芳故意刁难，纷纷找上门来讨说法。无论杨芳如何解释，他们都不能理解。无奈之下，杨芳咬牙买下了他们的所有产品。
“无奈有一些，但更多的是不忍心，这也是他们辛苦大半年的成果，他们的愤怒可以理解。”说起此事，杨芳毫无怨言。此后，为避免重蹈覆辙，杨芳挨家挨户指导村民如何制作蜡画，并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
2006年苗族蜡染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杨芳成了非遗传承人。
在收入逐步增加的同时，作为非遗传承人的杨芳并不满足现状，为让更多苗族同胞增收致富，她致力于产业发展，逐步使蜡染技艺从自产自销向商业化转变。2014年9月，杨芳在产业规模上作进一步尝试，将合作社注册成贵州杨芳蜡染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公司订单+农户”的模式，充分利用农村妇女农闲时间从事蜡染加工，用订单收购。
“农闲时我都在给公司提供半成品，勤快时一年至少增收3000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50岁的罗云美是典型的苗族家庭妇女，除了务农没别的增收途径，自杨芳成立公司以来，她每年给公司提供蜡染产品，足不出户就能挣钱。
如今，杨芳的公司年收入逾200万元，周边300余户村民在公司接订单，年均增收达到1000余元以上。“这只是起步，我还需要更努力才能让村民的收入迈上一个新台阶，真正达到脱贫。”杨芳说。
对话杨芳
记 者：你去过不少国家，见识到很多国外的民族文化后，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篇11
一、丽江特色艺术旅游演艺项目的种类和特色
一直以来，有关纳西古乐内涵与外延的解读可谓形形、莫衷一是。由于对纳西古乐缺乏一些更为深入、实质性的了解，因此，人们常常容易将“洞经音乐”与“纳西古乐”相互等同，甚至误认为“洞经音乐”与“纳西古乐”仅仅是人们对于同一乐种的不同称谓而已。其实不然，“纳西古乐”实际上包含有三个具体而明确的内容与成分：即东巴音乐、勃拾细哩、丽江古乐。
丽江古乐又被称为“洞经音乐”，它是明清以来渐次由汉族、白族地区传入纳西族地区，迄今广泛流传、承袭于纳西族地区，并且已被“纳西化”的一组民间音乐其中包含道教洞经音乐、明清小曲和部分戏曲曲牌音乐。与广泛流行于云南省各兄弟民族和各地区的洞经音乐相比较，丽江纳西族的洞经音乐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的地方特点：其一，颤音的使用颇为频繁而独特。此种特色源于纳西族民间的民歌演唱方式，此种演奏方式正是纳西族民间音乐的灵魂，它充分融入了纳西人的审美情感和气质；第二，独特的弓法即指洞经乐队中擦弦乐器全部采用一拍一弓的动弓方法，使其有机地辅助并夸张了旋律中的颤音，构成一种十分奇特的音响效果；第三，特色乐器即指苏古独在乐队中的使用，不但产生了特殊的音响效果，还采用了特殊的演奏方法（即“每音必滑奏”）。曲项琵琶、波波等在乐队中的使用及其所产生的音响效果，都与其他的乐种有明显的不同，使丽江洞经音乐最终均糅进了纳西人的情感、气质及其审美心理（即许多学者撰文中称的所谓“纳西化了的音乐”）；第四，丝（弦）竹（木）不同的乐器组合，是小调演奏中的另一特色。纳西人通常称不含吹管气鸣乐器竹笛的演奏称作“丝弦”。“丝弦”演奏中最常见的曲牌有《浪淘沙》、《慢五言》、《到春来》、《水龙吟》四首，以及杂曲曲牌《步步娇》、《南极宫》、《小白梅》等。此种加进特色乐器波波的“丝弦”组合方式，既使乐风如诉如吟、声调柔和，又使人陶醉。与有竹笛加入的演奏形式对比，能产生一种情趣、音响均较为特殊的效果；第五，诸多道教打击乐器的使用，尤其是诸如钹、铙等的引入，使洞经音乐充满了虔诚、肃穆、缥缈、脱俗等的神秘色彩；第六，丽江（洞经）古乐除了用于道教经典的谈演外，还用于众多的（诸如节庆、祝寿、婚嫁、乔迁、庙会、丧葬等）民俗活动中，尤其在丧葬活动中，这可详见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成书的《丽江县志》中。丽江县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把纳西古乐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宣科当时定义“纳西古乐”是由“白沙细乐”和“洞经音乐”组成。随着古乐演出晚会的成功，这个概念开始广为人知，并因丽江政府的申报行为进入申遗文本。
二、丽江民族艺术成为演艺产品的市场卖点
从游客的角度来说，游客花一大笔钱兴致勃勃来到云南，来看旅游演出，除了消除旅程的疲惫而寻求一种精神放松外，也能满足猎奇心理，让背不动带不走的民俗风情通过艺术欣赏的形式深入游客内心，丰富探秘云南的行程。文化旅游产品的新、奇、美应该是旅游演出寻求特色和差异的突出亮点，也是增加卖点的基本要素。
第一，调整产业结构，注重文化塑造。云南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来云南的游客大多热衷于游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其他地方却难有繁荣的景象。究其原因，除了交通等硬件建设或宣传推介等一些原因外，文化内涵的开发挖掘还显得力度和深度不够。发展云南旅游产业离不开文化的塑造与引入，特别是包括旅游演出在内的具有云南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娱乐项目的投资与建设。
第二，创新演出形式，提升节目创意。旅游演出作为文化旅游的一部分，要和一时一地的景观文化、民俗文化、饮食住行一脉相承。从资源的角度出发寻找差异和特色，才有可能让云南的歌舞打动人心，让游客流连忘返。在一些旅游景区，大演出大演大亏，小演出小演不亏的状况时常存在，这就看演出形式和内容与满足游客的各种需求吻不吻合。因此，符合游客需求的互动性强、参与面广的演出形式，以地方民族特色为基础、符合现代审美情趣的演艺创意，是增强旅游演出吸引力的关键。
篇12
从2004年起，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早期的缔约国之一，2006年国家分别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保护，并从2006年开始确立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国定“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日”的确立意义重大，这不仅是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国际规范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列，更是通过立法保障，呼吁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关注和保护，让更多人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做贡献，展现民族文明觉醒的重要表现。截止到2014年12月，国务院共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53项，其中包括民间文学（30项），传统技艺（29项），传统戏剧（4项），传统音乐（15项），传统美术（13项），传统舞蹈（20项）和曲艺（13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12项），传统民俗（15项）和医药（2项），另外，从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了解到，国务院分别从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公布第一、二、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目，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加已有1219项之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冯骐才先生曾论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类物质遗产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共同宝贵的财富，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文化命脉，而无形的文化，往往比有形的文化更为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了人类无限的情感，包含着深远的意义和价值”。在亚洲，我国邻邦日本、韩国和欧洲法国等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效突出，经验值得借鉴。日本政府早在1950年办不了《文化财保护法》，第一次提出“无形文化”的概念，开始注重对诸如戏剧表演、工艺技术、著名建筑和各类民俗文化等方面的保护，并建立出“人间国宝”的法律制度，经政府认定后的大师级别的艺人、工匠、技工人才，由国家保护享受每年200万日元（约14万人民币）的特别扶助金，用以钻研技艺，培养传承人。韩国则借鉴日本的经验，在1964年启动“人间国宝”工程，众多技艺传承人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和保护，在国家大型节庆活动的不间断下，开设诸如刺绣、农业、钱币、泡菜等方面的民俗博物馆，大量“非遗”项目被开发成商品，并以民间传统艺术为资源，吸引游客，大力发展当地旅游业。法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本国乃至欧洲产生巨大影响。早在1967年，吸收大量民俗歌舞、民俗舞蹈和具有代表性的手工艺品列入传统博物馆进行保护和展示，并在全国划定90多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实行整体性地文化保护，首创德“文化遗产日”于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的在全国活动，在法国的积极影响下，其他欧洲国家纷纷举办“文化遗产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三、存在问题与建议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高新科技技术迅速发展下，随着商业化功利性目的地突出，原本生命力旺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酷的断层与失传的考验，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已迫在眉睫。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笔者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1）西方文化、新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多元文化冲击，削弱了青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2）社会公众普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情况，认知度较低。（3）市场经济环境下，低收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直接影响到技艺无人继承的残酷困境。（4）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体宣传蜻蜓点水，不够专注、持续和针对性。（5）高校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艺术教育理论研究和培养。作为社会文化传承的优秀群体，大学生是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力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需借助高校独有的教育资源和环境，发挥学生个体特点和群体优势，实施高校“青年保护文化遗产”计划，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推进。
（一）以积极融入人文艺术教育课程，提高青年的文化自信
作为先进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大学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和无限充沛的学习精力，通过有针对、有选择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接，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课程中，扩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文艺术教育课程的“横向”宽度和“纵向”深度，有计划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和综合文化素质培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优秀因素进行改良和创新，提升文化遗产在青年学生中的认同感，树立文化自信，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和爱国情怀。
（二）以文化学术科研为基础，构建青年的文化自立
高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理论研究为基础，通过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发展，建立文化理论研究体系，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加快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深化文化遗产在高校青年群体中的命脉延续，让文化遗产在高校的学术科研中落地生根，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地位，加强对民族优秀文化的“文化自立”，向青年群体注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意义，让更多青年担负起保护文化遗产的重任。
（三）以传媒宣传平台为载体，唤醒青年的文化自觉
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立足本土非遗文化，通过微博、微信、学校官网，以及Facebook等国内外多媒体宣传平台，以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传媒接受方式，对非物质文化进行定期、持续，有针对性的宣传报道，将蕴含中国的文化中独有的中华民族精神价值通过形式多样的视频、图片、新闻、专访等传媒方式呈现出来，增进青年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新认识，建立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引领学生全面了解文化遗产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精华，唤醒民族的文化自觉，逐渐形成学习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四）以延伸丰富实践活动，增强青年的文化认同
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优秀的文化遗产活动对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有深远持久的影响，高校青年积极参与文化遗产实践活动，以“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的学习精神，通过参与喜爱的文化遗产项目，积极联结与民族文化的情感纽带，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色的文化特点无限放大，真正增强青年学生对民俗文化的认识，提升青年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团结，让更多学生发自内心的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民族优秀文化，保护文化遗产。
篇13
亲历申遗成功后的五台山，我们感到，虽说申遗已功德圆满，但长路还刚刚起头。
申遗：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高峰毅
这是一个被载入世界史册的日子，也是山西五台山走向世界的一座里程碑。
公元2009年6月26日北京时间下午6时20分，当地时间6月26日中午12时2 0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的第33届世乔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认为五台山符合世界遗产第(11)、(111)、(IⅥ、(V1)等4条标准，五台山正式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全球羡慕的目光中，在当地搬迁居民的泪花中，在台怀镇庆祝申遗成功的爆竹炸裂的脆响中，五台山又赢得了一顶冠冕。
五台山荟萃了元魏以来各个朝代的文物古迹，融会了印度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民间宗教、儒教、道教和三晋文化的精华。这些寺庙依山就势，错落有致，与周围环境形成了一个具有“天人合一”理念的古建筑群。其精深的佛教文化，丰厚的历史遗产，造就了五台山佛教名山的地位，其有“中国佛教缩影”、“中国佛教建筑艺术宝库”、“中国宝塔艺术展览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博物馆”、“中国佛教音乐奇葩”、“世界佛教文化中心”等美誉，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五台山以其历史悠久而又璀璨的文化和精美绝伦的景观，得到了全球公认的“突出普遍价值”评判，也以归真返璞，正本清源的博击业绩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谦逊风度在向世界讲述着这山里、山外为之奋斗者们昨天、今天、明天的故事。
申遗之路漫漫
严格来说，五台山申报世界遗产工作是2004年6月正式向国家建设部、文物局和全委会递交的申请，在省、市、县主要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2006年底，五台山申遗文本正式递交世界遗产中心进行初审。
当时五台山的情况不容乐观：旅游过度开发使这里几乎没有了“佛国”应有的容貌，路上车挨车，景点人挤人，尤其是旅游旺季，燃烧的香烛和排放的汽车尾气让五台山大气污染指数骤升。台怀镇，五台山寺庙最集中的地方，却难觅寺庙的踪影，挡住寺庙的是大型广告牌、林立的饭店、宾馆、商铺。山外，围绕着五台山的几个采矿厂采矿的爆炸巨响使得佛门难以清静。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当时五台山核心区共有宾馆700多家，饭店1000多家，大小商铺不计其数，原先寺庙之间供僧尼自耕自食，清静修行的林地也成了商业场所。这些背后，因缘纷繁复杂，有些宾馆是省直单位所建，有些是事业性公益设施，这远远不是一个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所能解决的，想解决大问题，能用的只有“尚方宝剑”。
五台山申遗项目获得提名后，山西省政府于2006年8月成立了中遗领导组，领导组办公室设在省建设厅，省领导亲自挂帅，成立了五台山申遗指挥部，历届组长分别由分管建设的副省长担任。为保护五台山的“佛国”氛围，加快“申遗”步伐，2006年10月，山西省政府开始对五台山核心景区进行大规模拆迁工程，使浓重的商业气息从五台山逐渐淡出，这次大规模的整治和修缮，让五台山的僧人们意识到文化遗产不光是庙宇，还有周边的人文景观和环境保护建设。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五台山景区风貌得到了极大改观。林立的小旅馆、小商铺不见了，商业气息越来越淡了，每天早上，游人可以清晰地听到寺院的钟声和僧人们诵早课的声音，五台山清净的佛国氛围又回来了。
从中国走向世界
2008年9月9日至12日，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委派，加拿大籍专家桑赛尔、日本籍专家杉尾伸太郎先生正式对(世界遗产名录>提名地五台山进行了实地考察，在与当地官员、商户、居民、僧民、消防人员和教师等进行了关于保护遗产方面的交流和座谈，深入地了解了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对遗产资源的保护与管理情况后，对五台山返璞归真，正本清源所取得成果表示满意。 如果说“清凉胜境”“佛教圣地”，是对国人对五台山自然境况和文化积淀的传统印象，那么入选世界遗产，则是放眼世界范围和在人类文明层面上，五台山获得的一种崭新的评价与认可。然而，一群纠结于发展和保护矛盾中的人们的观念蜕变和解放、一个封闭地区和世界接轨的热望和努力、一种人和自然文化遗存和谐共生的理想追求，也在五台山申报世界遗产历程中展露无遗，举世瞩目。那些搬离核心保护区的当地居民，那些风尘仆仆上下奔走的官员，那些坚守寺庙潜心修行的出家僧众，都足以赢得我们的尊敬和世人的铭记，没有他们的奉献，五台山断难再现佛国的清静；没有他们的运筹，五台山如何吸引世界的目光；没有他们的呵护，五台山不免风华逊色。
五台山印象：朝圣回归
王 鹏
对五台山的向往，是一种成为持续近两千年的独特文化。人们担心商业和旅游的力量会将它变味。可喜的是，在申遗成功的今天。我们在五台山看到了朝圣气氛的回归。
在五台山进山口买上一张173元的进山门票(含5元保险)，搭乘50元的景区内部环保车，半个小时后，五台山景区中心区台怀镇到了。那一幢幢各式各样的佛门大院浓墨重彩，被绿色的植被加以分隔，那醒目的红墙灰瓦，是前往五台山的游客们第一个难忘的记忆。尤其是在夕阳西下时，整个台怀镇被笼罩在难得的禅意里，像是超现实画家的一笔。
在台怀镇这片狭长的山谷里，矗立着形形的庙宇，它们有着宏伟的名字――菩萨顶、塔院寺、显通寺、殊像寺。巨大的白塔矗立在寺庙群之间，这是五台山的标志。事实上，五台山并不是一座山，它包括五座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山峰，分别称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台，和包围在五台之中庙宇最集中的台怀镇。五台山的自然环境景观与山间散落的北魏、唐、宋、元、明、清多个朝代的佛教建筑一起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进入五台山，明显燥热的空气凉爽了许多，清凉世界的果然不是虚名。夏日炎炎，人群正源源不断地涌来，台怀镇到处是人头攒动，祝贺五台山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人们既为拜佛而来，也为避暑而来，申遗成功后，人们又多了一个到五台山的理由。一位经常来此修行的居士说，十几年前这里讲山西话的人多，然后是讲河北、天津、北京话的，最近几年，来自全国乃至各地的客人又增加了。
信步走在台怀镇，感受着佛教文化的禅意。这里既有灰袍缁衣的汉地出家人，也有高鼻深目的喇嘛，青庙和黄庙、子孙庙和十方庙共存。由于佛教界认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而文殊又是释迦牟尼的首席菩萨，为显密诸宗所崇奉，于是五台山就形成了我国唯一兼有汉地佛教和喇嘛教的佛教道场。成为中国最早的汉藏佛教圣地而受到汉、藏、蒙、满等各民族佛教徒的尊崇。
从北京到五台山的火车凌晨两点到站，但这并不影响车厢里人满为患，贫富贵贱不同人种不同口音的人们从车站涌出，带着各式各样行李踏上朝圣或观光之旅。现在五台山与外界的交通状况已经大为改观，来自天津的邢先生是跟随儿子一起来还愿的，他说十多年前来过五台山，现在比以前漂亮多了，这地方可不是一两天能逛完的，过两年高速公路通了之后要常来，感受从喧嚣闹市到清净佛门的强烈反差。
排着长队的人群，有次序地登上免费的巴士，景区里来往穿梭的这种巴士，可以带你去指定的寺院与宾馆。台怀镇原先布满了乱搭乱建的宾馆饭店，如今，申遗使得这里的杂乱建筑都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绿色的草地和一弯净水，叫做月亮湾。只要一到月亮湾，一种禅意的气味就扑面而来。
来这里的人都认为一两天是短短不够的。如果厌倦了世俗那种令人过分紧张的竞争空气，那种令人窒息的勾心斗角，或不满于自身内心的肮脏形态，五台山都是个绝佳的选择。五台山像是一个心灵的后花园，佛门缓慢的节奏，充满着清静无为的感官享受。寺院里五台山的僧人们的生活场面，游客许愿拜佛的场景，安静祥和，或许能使人放下心中难以承受的念想。青庙与黄庙，交错在山中。在这里不仅可以学习到佛学知识，感受到佛文化的精妙，某些时刻，佛门更是世人的避风港、许愿地。
在台怀镇，香火最盛的不是拥有标志性白塔的显通寺，而是五爷庙。据说来五爷庙烧香拜佛求福十分灵验。一些富商巨贾更是手拿金佛住宿在五爷庙内――五爷庙通常是不能让外人居住的，以期第二天能第一个朝拜五爷。五爷庙供奉的并不是哪位佛祖菩萨，而是传说中龙王的第五个儿子，最早不知是哪些香客觉得敬拜五爷后做事非常顺利，于是口口相传，五爷庙前的香火就越来越旺了。从进入五爷庙的第一步，就感觉到香火的旺盛。青砖的地面磨得发亮，威严的大殿里满是拥挤的香客游客和虔诚的朝圣者。人多，对于客来说，就表示这里灵验无比。烧香许愿、拜佛求财、请佛还愿、唱戏、做法事……五爷庙里总是挤满了有求而来的人们，就连导游也要把这个地方当作必去的景点，劝大家上一炷香。
迈出五爷庙的大门，对面的梵仙山则是另一幅景象。梵仙山位于台怀镇南，距大白塔1公里左右。风光秀丽，号称“小南台”。夏秋之季，站在山脚仰望，只见漫山绿草如茵，繁花似锦，林木茂密，姹紫嫣红，烂漫锦绣。寺庙就建立在山巅，隐藏在郁郁葱葱的林木中间。
梵仙山的主持果明禅师，出家已有十几年了，和四五个师兄弟一起在这座游人极少的庙里过着晨钟暮鼓的生活。梵仙山顶正对着台怀镇，在这里他看着五台山一天天，一年年的变化。在过去的几年之中，五台申遗的准备战是全五台僧人不可忽视的回忆。有些建筑被拆除了，有些建筑被修复起来，商业性的设施被安置在中心地带之外，游人被区间车引导，五台山渐渐恢复了清净佛国的模样。
农历二月八月，台怀镇上佛事活动众多，一番热闹景象。清晨，阳光照在台怀镇上，梵仙山间飘着些许白云，寺庙在其中若隐若现，山上山下，似乎是新旧两个世界的分隔。果明禅师说，估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3到5年之后，梵仙山的香火也会逐步旺盛起来。
早晨六点，在台怀镇的中心区，那些由狭窄街道、住宅区以及风格各异的寺庙群构成的安静的世界。在著名的殊像寺前，一位僧人安静的站在那里，几个青年从山下上来敬香，阳光刚刚洒进山谷，整个寺庙群有一种静谧的诗意。抬头看去，慈眉善目的佛像，正在安静的看着给其上香的游客们，这是个庄严的场景。
不过，蜂拥至此的游客对此不感兴趣。来五台山烧香许愿、拜佛求财、请佛还愿才是他们的正事。五台山正在修复古老寺庙和山门，它们期待更多香客的到来。有人会说五台山请香拜佛做功德贵的要死，但是可能没人比信众更了解其中的含意。无论我们是否持有这种信仰，我们都没法对人心的向往说三道四。追求的是钱财、平安也好，清净解脱大自在也罢，也许只有心中有信仰与对未来充满着无限期望的人，才会真正了解这个清凉世界的真谛。
五台山印象：商人与景区共进出
王 鹏
面对正在到来的种种变革，五台山的商家都选择了服从和配合。很多人把生意兴隆的希望寄托在“申遗”成功上
五台山开发中，最受非议的是其旅游开发的过度商业化，在寺庙和农民都快速致富的进程中，传袭千年的文化传统却日渐剥蚀掉了。也许初次去五台山的人不会有什么惊讶，但是久去五台的人就不一样了。
五台商铺初印象
今天来到五台山的我们，格外留意了五台山的旅游商品市场。先是一家家的旅游工艺品，接着是土特产，然后是满挂的佛珠和女孩子喜欢的小饰品……这些摊位拥有统一的宽度，大约115米，一排排的摊位就这样一直延伸着，两排摊位间隔出了不到两米的走廊，在其中不断有其他顾客挤到了一处。
各个摊点的老板们或站或坐在这些堆满旅游商品的几平方米中，等待别人的询价和讨价还价。她们大多数是本地人，皮肤黑黑的，拥有一张你一看可知的“五台面孔”，说着五台土话，叫喊着“佛珠、山货……”。
一个来自五台县耿镇的中年妇女告诉我们，她五年前来到这里，因为她的一个同乡开设了这个摊位并赚了不少钱。于是，在数不清的小摊位构成的广场里，她置办了自己的一张太阳伞，主要经营佛珠和苔蘑，这是最具五台山特色的工艺品和土特产。
作为五台山的商贩，她对佛教文化用品介绍起来相当熟稔：手戴佛珠可保平安，捻念珠诵经持咒念佛，就能生诸种功德，佛珠都是中国人喜欢的吉利数字14、18、27、54、108、216……
“这边的生意不太好”
除了这些本地出产的佛珠与苔蘑，这些摊点更像是遍布在中国很多旅游景点的商品批发市场的翻版。老板大都是本地居民，而商品则来自各地，来自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中国过剩的生产力制造出的廉价商品被源源不断的运到此地，以各种价格出售。
为了迎接申遗，过去那些杂乱揽客的小商铺被拆除了，景区规划出一条明清街，专门出售旅游纪念品。河岸边的商店与宾馆都是仿古的明清建筑，佛教音乐充满着小街的每一个角落，街外是大片空旷的草地。我自己感觉置身浓厚的佛教气氛之中，尽管是商业场所，多了几分人间的香火气息，却总能在某一个瞬间感受到佛教圣地所蕴含的宁静魅力。
“这边的生意不太好。”智柱伟的诉说令我略感意外。智柱伟是这条街上的商户，今年37岁了，有一张憨厚的脸。1995年，他就从五台县到了台怀镇，先是开饭店，后来在明清街开了一个旅游商品批发店。如今他和妻子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
“这些年来，五台人都这样。”智柱伟是无数个这样五台人之一，眼看着家乡旅游业一步步发展，然后就加入到吃旅游饭的行业来。他并不算是最早进入经营的，在智柱伟进入台怀镇时，这种模式在五台县已持续了几年。五台县属于山区，气候寒冷，农业资源并不丰富。这些地处景区边缘的人，缺乏耕种的土地和其他资源，他们纷纷前来景区寻求生存与富足。在五台山经营有了些年头，虽然拆建对智柱伟的旅游纪念品生意暂时有影响，但是对于申遗之后的生意，他还是比较乐观：“毕竟人会越来越多嘛”。
“过渡期不阿訇受啊”
源源涌入台怀镇的游人，使得五台山一度成为“高山闹市”。在台怀街开家庭旅馆的张建国和我们一起回忆起台怀镇治理的过程。几年前，景区的过度商业化使得庙宇埋藏在商店宾馆之间，导致五台山的申遗难度加大，后来山西省政府组织拆迁，用数年的时间才把乱哄哄的集市变为现在的能看到绿草地，寺庙也都逐渐显现出来的样子。
关于拆迁，张建国和其他商户一样表示支持。不过，令张建国深感不安的是，过些时候五台山二期拆迁修建将会影响到他。“到时又是个麻烦事”。他说将来肯定会好的，“但是那个过渡期不好受啊!”而对于将来的打算，张建国则比较迷茫，“生活肯定有影响，我也不清楚。”
事实上，长期以来五台山有很多外地的经营户一直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以租赁门面的方式为海内外游客服务。面对正在到来的变革，五台山的商家都选择了服从和配合。拆迁拆建对商户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负面影响，很多人把改变这一局面的希望寄托在“申遗”成功上，现在五台山申遗成功了，商家们期待着会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和生意。怎样合理地保护开发，合理的面对政府与百姓的利益平衡，已经摆在了申遗之后的五台山面前。这不仅是对于五台山，对于那些已经成为世遗，还有那些准备成为世遗的中国风景名胜来说，这都是一个长久面对的话题。
五台山印象：他来看最古老的中国
尹 琛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在五台山成为世界遗产的第_时刻走进它。”
遇到Nicolas的时候，他正在和朋友逛黛螺顶山下的集市。来自法国斯特拉斯堡的Nicolas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在中国的半个月时间里，他先后去了北京、上海等最具中国现代化特点的地方。而本次旅行的最后一站，他选择了山西。
Nicolas的朋友推荐他把最长的旅行时间放在山西。
“而山西的最后一站，她推荐我来五台山。她说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最古老的中国。”
“我之前查阅了很多资料，主要是宣传图片。但是当我真正来到这里，才发现这里跟图片中的差别太大了。”
那么是好的还是差的差别呢?被问到这样的问题，Nicolas用蹩脚的英文笑着说：“当然是好的差别，这里太大了，每爬一座山都会累得喘不上气。”
Nicolas只是众多慕名前往五台山的外国游客之一。对他来说，比起要爬的让人喘气的高山，充满中国味道的寺庙和文化更让他惊奇。他笑着说这里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知道五台山是一座与佛教有关的山，这里有很多寺庙。”
“我去过，那里有很多喇嘛；可是在五台山，我看到喇嘛和僧人一同修行，这让我感到很好奇。另外，这里的环境非常好，有时候我甚至疑惑我是不是在比利牛斯山脚下。”
“在这里我还看到真正的大白塔。它带给我的震撼远比图片要大的多。我认为它是我见到过的最美好的建筑之一，和我平日里了解到的寺庙很不一样。
事实上，文化与自然的和谐，正是五台山的独特魅力所在。五台山这次被列入的是世界遗产的“文化景观”。文化景观这一概念指的就是“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它一般是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像五台山这样与宗教有关的纪念性建筑物就是典型。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在五台山成为世界遗产的第一时刻走进它。”说到五台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Nicolas把五台山比作埃及的金字塔那样的遗迹。“我一定会再来这里。我会把这里推荐给我的朋友，如果他们要来中国旅行的话，我会告诉他们一定不要错过五台山。”
对五台山而言，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无异于在联合国门前做了一幅巨幅广告，把五台山宣传到了世界各地。在五台山国际旅游月上，尽管比不上12年前申遗成功的平遥古城里如织的外国面孔，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像NicoIas这样慕名而来的游客。应该说，参选世界遗产并成功入选是五台山这些年来做的最成功也是最有效的宣传。
在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五台山作为世界遗产地，将吸引着更多的世界各国游客前来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