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通常分析中，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似乎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两者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但实际上两者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经济增长方式”通常指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衡量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国民收入（NI）等。经济增长方式实质是指依赖什么要素，凭借什么手段并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振兴。现代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将经济增长的方式分成两类，即粗放型经济和集约型经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的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包含结构（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收入分配、经济效益、城市化程度、环境保护、工业化水平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强调经济增长，同时要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生产技术，完善社会组织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它的内涵不仅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德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而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转变：一是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二是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并举转变。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却大相径庭，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思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应该突出经济领域中的“数量”变化，更应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其鲜明特征是：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可持续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
2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区别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虽不能视为同一概念，但是经济发展显然包含了经济增长，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疑也要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实现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总结起来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于：第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经济发展的方式，但经济增长方式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方式侧重于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质量的提高，二者共同构成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总量与结构的统一。第二，经济发展方式包含了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也讲求经济质量增长，追求集约型、效益型增长就是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三，二者相互促进，又快、又好、又省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又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持续，更有效。总而言之，经济增长只是手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所以经济发展才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经济发展又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没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就无所谓经济发展。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高增长与高发展，同时取得了举世瞩目和令国人振奋的光辉成就。但高速增长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各种问题，并且这次些问题十分明显和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国当前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举出桑，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次提出的目标更强调人均理念。从总量翻两番变为人均翻两番，既考虑了人口增长的因素，是一个更高标准的小康；又增加了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要求，这比实现小康难度更大。所以，十七大报告更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同时也是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篇2
收录日期：2013年10月8日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城市和乡村等。环境为我们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条件。环境保护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就是运用现代环境科学理论和方法、技术，采取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等多方面措施，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治理环境污染和破坏，综合整治环境，保护人体健康，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争论由来已久，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必然要导致污染，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环境污染的代价，否则经济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在经济增长成为各国重要宏观经济目标的条件下，这种观点一度成为破坏环境的正当理由。许多国家，尤其是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几乎都采取了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方法。但这并不能作为后起国家借鉴的样板。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经过上百年历程，环境资源供给相对减少，而对其需求却在不断增加，环境所面临的压力增大了。人类经济发展所能够消耗的资源在减少，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因此，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已走不通了，不保护环境资源，经济根本无法实现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加快增长与环境保护矛盾尖锐，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拥有13亿人口，是一个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大国。目前，中国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事实上也正在改变。中国目前应当如何对待和处理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呢？本文认为发展经济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是短期行为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片面经济利益和全面综合效益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平衡问题。实施绿色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行的，否则就要落后挨打，没有GDP却是不行的，关键是要给它涂点“绿颜色”，让它变成一个呼之欲出的“幸福指数”。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污染排放，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GDP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一、不重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后果
从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国民收入显著增加，在总体上基本实现小康水平。但遗憾的是，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导致环境保护工作的边缘化，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是以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为代价取得的。随着全球环境状况日益恶化，大气、陆地、水与海洋污染日益严重，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物种正濒临灭绝，森林的过度砍伐与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都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了现实的与更严峻的潜在威胁。时至今日，我们发现，忽略环境因素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甚至是自杀性的。这些后果包括：
（一）影响人的生存环境。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水、土地、气候。水是生命之母，土地是财富之父，而气候则决定了一个地区是否适合人类生存。从这三方面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的“三北”地区，即东北、西北、华北三地区约331.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4.6%），被地质学家称之为“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区”，其间80%（即262.2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实际上早已成了一片荒漠，占了中国国土的27.2%，也就是说，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同时，水土流失严重，一些地方的地力下降，产量下降，形成“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很多美丽的河流消失，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造成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目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90%以上都生活在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水土流失地区。水土流失的结果正是植被消失、土地荒漠化、众多河流死亡的原因。
当今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不断产生，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相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和生产资料两个方面，环境遭受破坏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日渐稀缺和劳动者幸福感的日渐枯竭，这就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但环境保护指标没有完成。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对社会稳定也造成重大影响。
当前，经济加快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尖锐。2012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6%，但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上升。据对17个省（区、市）有关数据的综合分析，上半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2%、5.8%。
（三）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人民和经济建设实体以及公共部门的关系，进而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当某个地方的某个或某些经济实体因发展经济而给周边自然环境带来巨大污染，造成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势必导致居民和该经济实体之间的冲突，产生民众对公共部门的不信任，影响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因此，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保障。
二、只顾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的原因
经济发展是“鱼”，我们无法舍弃这条“鱼”，因为祖国的强大、民众的富裕都有赖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保护是“熊掌”，我们同样无法舍弃这只“熊掌”，因为人的生存、和谐社会的构建乃至经济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环境保护。古人云：鱼和熊掌不能皆得。今天我们说：鱼和熊掌必须皆得。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能否皆得，而是如何皆得。对策的提出依赖于原因的分析，只有弄清环境破坏背后的原因才能找到环境保护的应对之策。细观之，经济大发展背景下的环境大破坏，其原因是：
（一）缺乏科学的发展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一对“两难”矛盾，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环境经济学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到达某个临界点（拐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但是，要特别防止这样一种误区：似乎只要等到拐点来了人均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就自然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因而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采取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显然，这种错误认识将使我们不得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
（二）政绩考核体系的不科学。唯GDP的政绩考核体系主导了广大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官员们片面追求GDP，以求通过经济总量的增长实现个人仕途的进步，其结果是环境保护被经济发展边缘化。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是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一是一些企业以临时停产代替达标，一过关照样超标排污；二是建设项目环境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没有完全落实，有的不按法规先环评后建设，造成选址不当；三是国家明令禁止的“15小”企业出现死灰复燃，且还为数不少。
（三）经济发展规划的盲目性和非统一性。生活区和工业区本应分而治之，在空间分布的考量上应该把居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发展经济的前提是对人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而某些地方的市政规划却忽略了这一点，导致生产影响生活，激化各种矛盾。比如，很多重工业城市，尤其是钢铁城市，工业布局严重不合理，一些钢城工厂遍布整个城市，虽然这几年对排污进行了大力治理，但其生产用的煤炭、矿石等的粉尘，产生的废水废气对城市的污染依然非常大，使整个城市环境都受到污染，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搬离或者是把生产厂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样主要是好治理，比如唐钢就是集中一个地方，唐山市的环境受唐钢的影响就很小。
（四）环保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环保执法力度不够。环境质量标准、环保执法权力、破坏环境的处罚措施等都需细化和完善。环保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不法者将环保置于脑后，一味追求利润增长。环境保护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一些地方对环境保护监管不力，有的地方不执行环境标准，违法违规批准严重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 没有形成群众、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内部以及新闻媒体等多渠道的、多层次的监管机制，使监督机制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五）制度设计不合理。环境问题涉及到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研究治污防污的有效技术、环境质量的标准设定、生态保护区的设立等等；管理层面，如何按照既定制度有效组织安排生产；制度层面：设计制度，合理构建各相关主体的产权与利益关系，如排污企业、受污染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制度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好的制度才会催生出好的技术，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就会抑制高效率的环保技术的产生，目前我国治理污染的政策制度比较单一，以收取排污费为主要形式。由于收费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企业治理污染缺乏激励及监管不力。
三、推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对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决策者决不应该产生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他们必须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个错误的命题。其实可以同时选择二者——从未来的角度看，它们并行不悖。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增长是可以兼得”。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资源的稀缺性逐步表现出来，环境问题正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治理环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只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这样经济和环保是能够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
（一）强化科学发展观和“绿色GDP”，强调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落实好环保优先政策，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才能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的转变；才能真正做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才能既培育好“金山银山”，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又保护好“绿水青山”，在生态建设方面为国家做贡献。
1、改变现有的GDP核算体系，变现存的GDP为“绿色GDP”。将生产消费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引进到GDP的核算中，如果环境污染，则予以扣除，从而纠正现存GDP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误导。生产过程污染少了，治污费用就少了，这样的生产对GDP的作用才是实在的。
绿色GDP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谁拥有好的生态，谁就拥有未来，就有经济持续的发展。未来的竞争是生命科学的竞争，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基因库，是经济增长的法宝，科学发展观涉及的就是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2、强化环境意识，树立生态理念。正确处理环境与建设的关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环境保护，教育为本”，要大力普及环保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环境意识，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念同中华民族关爱自然、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通过多种途径，普及科学知识，在全社会形成了解国情、珍爱环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造福后代的共识，大力倡导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以及生态环境、生态人居和生态文化建设，摒弃盲目追求过度消费，倡导正确的生活方式。
3、强化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念。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要在统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人口数量、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的基础上，实施区域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实践中，强化“环境是资源、资本”、“环境是生产力”的意识，提高“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营造环境就是创造生产力”的认识，以环境补偿促进社会公平，以生态平衡推进社会和谐，使整个社会在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
4、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能够互相促进的。英国在1990～2002年间的排放量减少了15%，而经济增长了30%。在丹麦安徒生童话的故乡，风电产业创造出30亿欧元的出口工业，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独占鳌头，制造了改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商业化成功的故事。利用风力这一可再生能源发电，每生产100万千瓦小时的电量，减排600吨二氧化碳，可再生能源的环境科技化提供了可观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二）将环保指标引入政绩考核体系。把环境保护作为决策的重要环节，从源头落实环保基本国策。环保从源头抓起，实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用绿色GDP核算体系代替传统的GDP核算体系，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树立长远的、可持续的政绩观。
1、加强领导，强化环境保护责任制。要转变体制和机制，经济体制的转变既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符合生态环境的规律，干部政绩考核不仅要考核GDP是否增长，还应该考核环境质量变化的指标和环保法规执行的情况。
2、加强对资源开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管理。对一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一律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后才能立项的政策，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指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达100%。大力发展旅游业等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色产业。
3、推进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实践。发展与保护相结合，在经济发展中同步实施环境规划，同步增加环保投入，同步强化环境监管，将有利于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社会行为、科技支撑和文化纳入到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框架，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在保护中优化经济增长。
（三）经济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统一性，尽量减少生活和生产在环境层面上的冲突。做好经济发展规划和环保的前瞻性和统一性，体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思想，是一种新的价值观；这种新的价值观引导人们追求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最佳结合。
把环境保护作为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环节，把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摆在首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河流湖泊资源。在人口集中的中心城镇建设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继续整治煤烟污染；加强汽车尾气达标排放检查；控制交通和建筑施工噪声；创建绿色环保文明社区。在农村重点抓好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和保护农村饮用水源地，确保农产品基地环境安全。
调整工业布局要合理规划和调整工业经济布局，把目前城市内存在的工业分散布局、重复布局、与居民点穿插布局等不合理布局现象造成的工业污染通过合理规划、合理布局的办法加以改善。
（四）进行环境保护制度本身的创新，形成新的环保理念。环境问题的解决在依赖技术进步的同时，更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创新，通过对现存部分环境制度进行改革，并进行环境制度创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就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共生。
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发展体系之内，将其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使经济主体能够从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中受益，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给予经济主体足够的激励，将环境问题内化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其决策的变量，这样企业在做决策之前就会像考虑劳动力与资金成本一样，将对所采取的行动作为一个决策因素，或是将保护环境本身作为一种可赢利的事业加以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五）进一步加大环保工作力度，构建科学、完备的环保法律法规规章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我们不断加强环境保护。面对经济发展新形势，国家要制定有利于增长方式变化的经济政策，包括各种资源能源节约的政策、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的鼓励政策、排污收费制度等。
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手段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
（六）不断增加环保投入，依靠科技进步保护环境。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整合动员和发挥各方面的科技能力，集中力量研究当前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应用技术的研究推广。加快先进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将环境保护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化进程，要加快环保产业的国产化、标准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政策扶持和市场监管，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环保技术装备和基础装备，在立足自主研发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努力掌握环保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大力提高环保装备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的自主制造。培育一批拥有著名品牌、核心技术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优势环保企业。加快发展环保服务业，推进环境咨询市场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
依赖技术进步，推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组织对污水深度处理、燃煤电厂脱硫脱硝、洁净煤、汽车尾气净化等重点、难点技术的攻关，加快高新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应用。积极开展技术示范和成果推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七）把环境保护作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经过工业革命以来近300年的消耗之后，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日近枯竭，因此人类必须寻求“新”的资源起点，“废物”正是最重要的选择之一。传统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物，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
1、用循环经济力促GDP增长。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用“绿色核算体系”来重新审视和把握经济发展途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推动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生产新模式，彻底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末端治理模式。中国人均资源少，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是当务之急。以沿长江城市企业为例，加大工业用水循环利用，其实就是减少了对水的污染，企业不能因为企业紧临长江就可以无节制的用水。
2、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宣传循环经济理念，引导企业、工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生态农业，促进产业生态化。研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机制，特别是研究如何利用经济激励手段和制定在土地使用、贷款和税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全社会共同开展循环经济的工作，并提出开展循环经济工作的具体操作措施，探索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和评估机制。要从企业内部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艺，推行清洁生产；从企业之间的循环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业链园区；从社会整体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市场和资源回收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最近成立的皖江循环经济园区就是发展循环经济，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3、循环经济不仅是对企业的要求，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人们首先要改变消费观念。循环经济要求消费既能满足自身需求，又不对环境造成危害；既要消耗物品，又要回收利用生产生活物品。“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企业在废旧物资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中产生利润，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比如，安徽马钢集团以电能、燃油等清洁能源代替煤炭，利用除尘灰作为烧结原料，利用高炉煤气余热进行发电，将高炉水渣、钢渣销售到相关企业作为生产原料，仅此4项每年就增加效益近7，000万元。该公司还对工业废水进行回用，循环回收率达到94%，每年又可节约水费近900万元，同时减排有机污染物4，500多吨，大大削减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同样，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要从节约每一吨水、每一吨煤、每一度电做起，大力节约资源。
总之，发展、环保，一个都不能少。“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目前已进入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不但需要保持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而且需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满足人们对环境质量日益提高的要求，而搞好生态建设，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证。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篇3
国内外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颇具深度的探讨，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到了丰富的成果。近些年来，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把金融发展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1973年，麦金农和肖分别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早日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企图低成本地利用国内外金融资源，于是对内压低存贷款利率，对外高估本国利率，从而导致金融市场丧失了调节资金供求关系的能力。因此，要实现金融发展，必须消除金融抑制。肖从金融深化的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金融深化能够通过储蓄效应、投资效应、收入效应、就业效应和分配效应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强调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并没有强调金融结构问题，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金融发展水平低，金融深化也隐含着金融结构的进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指出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内生性，以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King（199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机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而且金融发展可以比经济发展更快。Levine（1997）从功能的角度阐释了经济增长中金融发展的作用，金融中介为风险管理和流动性提供了机会，凭借着有吸引力的风险分担特性，激发了金融市场和工具的发展。Greenwood（1997）通过建立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模型发现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指出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运行成本或参与成本导致了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内生形成。Levine和Zervos（1998）把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添加到回归模型中从而扩展了King和Levine（1993）对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根据47个国家1976年-199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后得出结论：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发展不仅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能很好地预测经济增长前景。
与国外浩如烟海的研究文献相比，国内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作用如何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发表了大量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文章，对中国未来金融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谈儒勇（1999）利用季度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韩廷春（2002）把金融发展作为一个因素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结论表明生产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和R&D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投资额占总投资额比例越大，则投资效率越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越快。王景武（2005）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则存在相互抑制关系。
事实上，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本文以基于福建省的年度统计数据，运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采用的计量经济学软件是Eviews。
2.福建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条件分位数回归
线性分位数回归理论由Koenker和Bassett（1978）最早提出，是估计一组回归变鲢与被解释变量的分位数之间线性关系的建模方法。分位数回归通过对古典条件均值模型为基础的最小二乘法进行延伸，用多个分位函数来估计整体模型。相比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只能描述自变量对于因变量局部变化的影响而言，分位数回归能更精确地描述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不仅分析被解释变量的条件期望（均值），还能够分析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中位数、分位数等的影响。不同分位数下的回归系数估计量常常不同，即解释变量对不同水平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同。而且，分位数回归对误差项并不要求很强的假设条件，因此对于非正态分布而言，分位数回归系数估计量则更加稳健。
在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文献中，人们常常运用生产函数作为基本估计框架。这里也将它用于分析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假定总量生产函数（t期）的形式，把总产出抽象为金融发展水平与控制变量的函数，控制变量是除金融发展水平以外的其它主要影响因素，可以用函数表示：
Yt=f（fiancet，controlt）
其中，Yt是总产出，一般用GDP表示，financet代表金融发展水平，controlt代表控制变量。为了根据可得数据研究福建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里被解释变量取国内生产总值反映经济增长，用GDP表示；解释变量是金融发展水平和控制变量。金融发展水平采用金融相关比率指标，即FIR，等于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控制变量是指那些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源禀赋差异的变量，目的是用来控制其它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1）实物资本投入，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值反映物质资本的投入水平，用INFIXP表示。（2）人力资本投入，一般用中小学毕业升学率或者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近似反映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财政金融的紧密联系，这里设置了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占GDP的比值综合近似反映人力资本水平，以及财政金融的紧密联系，用LGEXPP表示。（3）经济开放程度，考虑到外国直接投资额与金融的紧密联系，这里设置了外国直接投资额（或者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GDP的比值综合近似反映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与金融的紧密联系，用FDIAUP表示。
根据以上的分析，为了进行弹性研究，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都取自然对数，则计量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为：LnGDP=po+pILnFIR+p2LnINFIXP+D3Ln LGEXPP+
B4Ln FDIAUP+μ
为了对比研究结果，以下将采用条件均值回归和条件中位数回归进行计量分析，它们的结果分别见表1和表2。
由于条件均值回归和条件中位数回归采用的计算方法不同，得到的拟合优度值存在明显差异。一般来说，如果采用相同的数据，伪拟合优度值（Pseudo R-squared）明显小于拟合优度值（R-squared），调整的伪拟合优度值（Adjusted PseudoR-squared）明显小于调整的拟合优度值（Adjusted R-squared）。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伪拟合优度值是0.841360，拟合优度值是0.960442；调整的伪拟合优度值是0.817858；调整的拟合优度值是0.954582。
另外，比较两种方法估计得到的解释变量的系数，存在明显的小同。三个解释变量（INFIXP、LGEXPP、FDIAUP）系数的条件均值回归估计值的绝对值大于条件中位数回归估计值的绝对值，一个解释变量（FIR）系数的条件均值回归估计值的绝对值小于条件中位数回归估计值的绝对值。四个解释变量系数对应的条件均值回归估计值与条件中位数回归估计值的符号相同。
为了深入探究金融发展和其它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增长不同水平下的差异，接下来对经济增长的多个分位数水平进行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
表3是取自20分位数回归的5个分位数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的不同分位数水平上，金融发展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K的作用大小存在差异。在解释变量LnGDP不同的分位数水平，解释变量LnFIR和Ln INFIXP的系数都是正数，而解释变量Ln LGEXPP和Ln FDIAUP的系数都是负数。从绝对值方面比较，解释变量LnFIR和LnLGEXPP的系数较大，LnlNFIXP的系数次之，LnFDIAUP的系数最小。
篇4
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可以以麦金农和E.S.肖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中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即“麦金农—肖模型”。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落后，金融二元结构存在，金融管制严重，导致信贷资金得不到有效配置、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资金，抑制了经济增长。肖认为健全的金融发展和良好的经济增长能够起到互相促进作用，使金融资源得到进一步的优化配置。
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提出后，引起了理论界的研究热潮，促进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七八十年代，从投资数量、质量等方面对金融抑制和深化论进行深入研究，认为由于受到利率和收益影响，导致资金无法顺畅流向投资领域，无法有效配置，所以必须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九十年代后进入了第二阶段，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着重研究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功能和作用，规范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解释，得出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金融内生化的机制作用，提出了金融约束论和金融内生增长论，深化了金融发展理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潜在国民产量或潜在实际GNP的扩展。（萨缪尔森，1992）经济增长既可以是国民收入的总产量，也可以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有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代表性的有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他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两种途径是劳动数量和劳动效率。
之后不断有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包括了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基础上哈罗德和多马提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和储蓄率成正向关系，和资本与产出比成反比关系，资本是经济增长主要决定因素。但该模型基于储蓄率和资本与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存在缺陷，麦金农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储蓄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之后经济学家又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模型为代表，他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各自的产出弹性以及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同时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金融的作用仍然没有提及。20世纪80年代后围绕索洛模型缺陷，经济学家开始从技术进步、人力资源等因素研究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以卢卡斯和多马为代表，卢卡斯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封闭性，同时认为技术进步至少部分是是内生的，多马提出了以规模报酬在外部性和生产中是递增的，而在新知识创新中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为假设前提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的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但是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研究的成果和结论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只是促进交易的工具，对生产和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计量统计中的相关性仅仅是金融对经济的反映和体现而已。经济学家托宾和熊彼特从货币功能角度认为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和流通功能影响社会储蓄增加资本，满足了企业信贷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人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原因是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要求相对应和匹配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发展。麦金龙则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良好的金融市场能够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社会投资，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客观上要求与之对应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凯恩斯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则认为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等行为导致了金融风险的产生，有可能影响实体经济领域导致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国内经济学家对此的研究结论与国外研究也大体相同。当然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全球和国家级别的层面，基于省内级别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机理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大家关注的都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论证.而较少关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即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问题。所以其作用机理分析主要是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分析内在作用机制。即研究金融功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增长又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
金融机构可以以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优势帮助金融交易双方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通过金融市场帮助资金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和单位，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正是由于金融系统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特点，金融市场的机构和制度可以以其专业化和严格的审查帮助储户分散和降低风险，增加储蓄，同时帮助投资者提供长期流动性使企业获得资金，高效促进社会资金流向投资领域促进经济增长。为了降低交易和信息费用，金融市场会在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上下工夫，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交易工具创新，使金融交易更加高效，加速资金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参与，金融制度加强了对公司的监督和监管，避免了委托风险和道德风险，改善公司治理，促进资本更快积累和长期增长，最终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根据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资本的投资效率、储蓄率以及制度安排，金融系统通过上述资源配置、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增加储蓄、创新交易手段和改善公司治理等功能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了社会分工，金融便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经济不发达阶段，社会分工水平不高，阻碍了金融的发展。经济增长促使社会分工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财富增加，商品价格下降，增加居民储蓄，同时，专业化水平提高增加了商品交易数量、交易种类和交易方式，要求相应的金融服务。经济增长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要求相对应的金融发展。（作者单位：1. 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2. 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篇5
制度设计理论对可靠地强制财产权的效力进行了肯定。认为产权人有权利从其投资中获得利益，这一因素是在金融交易过程中最实质性的。La Porta等人（1997）提出了金融理论，认为潜在金融投资者会面临资金被征收的风险，而且一国的有关财产权的法律体系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17世纪英格兰创造的普通法，主张保护财产所有权免受王室的剥夺与干涉，这使得投资者的产权也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再比如，法国的民法就没有对私人契约关系以及财产权进行保护，该法律是受政府权力制约的。这中集权主义的法律不仅没有行为，反而使得谋求私利为公权滥用开来（Beck，2003）。从英法两国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其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法律手段具有良好的救济效应。但强制的法律效力会导致一些权力的行使有了必然的随意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官僚、政客等阶层有了侵犯财产权的机会，从而染指金融交易，从中获取更多的私人利益（Acemoglu，2005）。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联系的理论综述
从一些列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发展良好和金融机构健全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就较快。King和莱文等人（1993）以77个国家为例，进行了1960-1989年间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使金融深化的措施是多样化的，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等。这些措施一般更倾向于一些小国。尽管调查报告没有涉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但并不会对研究结果有太大影响。Zevros和莱文等人（1998）用股票指数来测量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金融体系是以银行还是以债券为基础并不重要。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Beck和莱文等人（2000）利用辅助变量模型对金融与经济的因果联系进行了直接研究，认为外在有效地金融因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据Smith和Benecivenga（1991）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存在一定的影响。Obdfield（1994）在其金融理论研究中表示，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存在确切的联系。但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却不与与个人存款产生关联。Benecivenga（1995）指出，证券市场的生产量、增长率以及都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十分密切。
Wachtel和Rousseau（1998）两人以时间顺序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以及瑞士五个工业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领域发出的信号能够预测经济的增长与否。Zingales和Rajan（1998）两人也以时间顺序（1980～1990）进行了相同的研究，他们支持Wachtel等人的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确有很强大的影响力。
三、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综述
20世纪末期，学者们开始关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从研究结果来看，对二者之间联系的观点并不相同。有一部分人认为，通过降低交易等费用，可以使企业获取更多的资金，也就是说，金融发展对资本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贫困阶层的影响巨大。Jovanovic和Greenwood等人（1990）指出，由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发展是U型曲线，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出现：在金融发展初期，只有极为少数的富人可以涉入金融市场。但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聚集，正式参与到金融市场的人数欲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金融的发展，从而对经济增长更加积极。因此，他们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石象湖作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Beck和莱文等人（2004）对金融媒介物与收入不平等的Gini系数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了社会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以及贫富人口数量的比例问题等。研究显示，金融市场的发展非常有利于缩减贫富收入的差距。它甚至可以控制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金融媒介物能够使消费指数更加迅速地下降，五分之一的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也会加快，日平均收入在两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会大大减少。
四、结论
经过上述理论综述可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而且金融发展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而对于此，一些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如南非国家等，就面临着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一切发展金融媒介的障碍如何清扫。尽管上述相关理论之间相互补充，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它们解释了法律制度体系如何推进了金融媒介的发展，而对于发展落后国家金融媒介障碍的扫除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篇6
（二）通货膨胀压力较大，但同时也存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利因素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CPI上涨率连续5个季度回落，从2008年一季度的8%回落到2009年二季度的-1.5%；从2009年三季度开始，CPI上涨率连续7个季度上升，从2009年二季度的-1.5%，上升到2011年一季度的5%。2011年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3%。其中，城市上涨5.2%，农村上涨5.8%。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通过比较分析，我国仍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其原因来自多方面。1.输入性通货膨胀因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经济体为刺激经济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元贬值等因素导致国际市场上粮食、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由于中国资源性产品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受其影响，国内包括石油、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几乎全部上涨。2.国内成本推动因素。由于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农具、农药、化肥等价格迅速上涨，在成本推动下，国内农产品价格不断上移。人工、土地、环境保护等成本上涨对2011年工业品价格构成上行压力。3.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程和旺盛的投资需求。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中国采取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商业银行信贷迅速增加，社会融资规模剧增。2010年M2对GDP的增长率达180%。这导致中国面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中国也存在“十二五”前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利因素：连续7年主要农产品获得丰收构成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坚实的物质基础；主要工业品产能过剩有利于抑制价格持续大幅上行；汇率弹性的增强有利于减轻输入性通胀压力。
（三）稳定物价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通货膨胀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加重了低收入群体的负担，扰乱了市场环境，不利于投资者的长期决策，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因此，要重视通货膨胀问题，把应对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水平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具体措施包括：
1.需求管理方面，要调整当前的负利率政策，把负利率变为正利率，实行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的微观管理，建立对低收入人群价格补贴机制，加快市场秩序的治理，防止各种游资利用居民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心理进行投机活动。2.供给管理方面，要做好进口工作，加大进口，增加国内稀缺产品进口；建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适度进行人民币升值，抵消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对特殊行业国际游资存在的新方式进行有效的管理；保农业，保粮食，加大支农力度，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3.改善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改变货币政策“政出多门”的状况；约束和防止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带来的信贷倒逼。二、“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在新一轮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运行，宏观调控的侧重点是使经济走稳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态势表现出四个阶段的变化：由2007年的“高位偏快”，转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的“大幅下滑”，随后转向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恢复性大幅回升”，又进一步转向新一轮合理的“适度增长区间”。具体看，2011年和“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将在新一轮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8%～10%）运行，由于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10.3%的较高水平，因此，经济增长继续加速上升的空间不大。中国经济运行已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的大幅下滑和其后大幅回升的“V”字型非常状态向适度增长的区间转换。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看，2011年重在稳定物价总水平，“稳物价”与“稳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为实现这一任务，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搭配。
三、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时代到来，中国面临经济转型和实现经济再平衡的艰巨任务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以自有禀赋为基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实现了制造业的高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和出口，中国的高增长是以牺牲能源和环境为代价的。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导致资源的匮乏和通货膨胀的攀升。“十二五”期间将是中国重要的经济转型期，中国将面临从高速增长的赶超型经济向高质量、均衡发展经济的转型。如果转型能够成功，中国将向富裕国家迈进，将会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能，中国会进入一个中等收入阶段的振荡期。
（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1）内需不足。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2）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3）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迟缓，居民收入内部差别在迅速扩大。居民幸福感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匹配；（4）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低。这些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不是短期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能解决的，而要依靠制度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制度创新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中深层次结构问题的重要举措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解决经济增长中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必须要依靠制度创新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实现。而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让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一般的要素投入量扩张转变到要素效率的提高，依靠技术的进步拉动经济增长。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使社会公众公平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福利。因此，应结合我国在本世纪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调整传统的通过扩大出口、扩大投资来实现规模扩张的做法，把保持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作为更重要的发展目标，而出口、投资和GDP的增长应该服从于这个目标，即以较低的出口、投资和GDP的增长率，获得较高的消费增长率。制度创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宏观调控，也应服务于这个目标。
（三）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成为开启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经济结构调整。但是收入结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却在持续加深。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居高不下，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仍相对缓慢。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把握需求的动向，无法根据国际分工发展的规律来确定未来产业的定位，从而使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中存在大规模的政府失灵问题。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使市场化的结构性调整全面展开。中国低端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必将成为引领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新的契机，开启中国市场驱动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
1.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关系，改变工资上涨严重滞后于国民收入上涨的局面，使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改变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国民的整体消费率，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增加农民工进城的机会，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2.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上涨将对不同区域的生产成本带来不同的影响，从而使各种传统产业在区域成本差异的推动下，向中西部加速进行“梯度转移”，使东部流出产业升级的空间，同时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必将迎来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的新时期。
3.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各种要素价格比，使市场主体自发进行要素替代，采取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促使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技术进步水平，积极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往行政性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的弊端，开启市场化创新的新时期。
四、要实现中国经济再平衡、从“赶超经济”向“大国经济”迈进需要国家竞争战略的转变
篇7
因此，区域金融理论不是区域与金融的简单叠加，而是将区域与金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观察，分析其产生、发展、运动的规律，探讨的核心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在地域上的表现，或者说是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间互生共长关系的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一、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1、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资本的形成。一个区域若没有足够、持续的资本供给，既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能促使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区域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资本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储蓄的规模和资本产出效率决定的。区域金融发展之所以能够增加储蓄规模，原因在于实际利率水平、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金融资产的多样化程度以及金融部门的效率和融资机制会影响到储蓄率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金融系统越发达、金融机制和金融工具提供的选择机会就越多，金融服务越便利周到，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就越强，一些非生产性的或暂时闲置不用的资金就可以被吸引到生产性用途上来，储蓄率就会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同时金融发展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降低了信息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到了储蓄水平、投资决策、技术创新以及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进而提高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在实际中，金融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融资方式能将区域内、外企业和居民的盈余资金通过储蓄间接转化为投资或直接转化为投资而形成资本，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这也是金融的基本功能。
2、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和提高资源配置。金融对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有利条件。资本市场中，企业资产可通过证券化形式，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借助使用权的转让，引导企业资源从一个行业或企业转向利润率更高的行业和企业，改变资源配置结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二是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增量资金来源。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增量资金投入，以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为主的资本市场，作为一种直接融资机制，可以根据资金的趋利性，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更多的投入到优势产业、新兴产业。三是拓宽产业结构存量调整空间。增量投入往往会受到资金来源的约束，而改变现有资源在不同产业间分布，能迅速实现存量结构调整。不同企业间的资产重组是存量调整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操作方式，借助资本市场的虚拟化资产具有较高流动性的特点，可使资金向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间的流动与组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资产存量调整所需的资金，可加快存量调整的步伐，拓展调整空间。总之，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并通过它实现资金配置效益最大化，从而实现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提高。
3、区域金融发展具有引致其它资源要素流动和聚集的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运行中是联系其它部门的纽带，它通过资金这种特殊资源的流动，起着引导和配置其它资源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流动，从而获得本地区稀缺的资源。例如，由于物随钱走，伴随着资金在区域内的流动，相应就会带来技术、信息等要素。同样劳动力资源要素的流动也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哪里有资金有项目，劳动力就往那儿流动。
4、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合作。首先，金融促进区域经济的分工。区域分工是由于各地区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和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而引起的产业活动在区域上的差异。金融通过区域性的信贷、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及引进外资等手段，合理支持地区性优势产业的发展，并使各地区形成不同的主导产业部门，从而促进了区域分工的形成。其次，金融促进区域经济的合作。合理的区域分工是有效的区域合作的基础，没有区域的分工，就没有区域经济的协作，也就更没有区域间的开放。区域经济的协作要以统一的、开放的金融体系作为基本前提。一个按照经济区设立的中央银行分支行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政府行为对金融系统的直接干预，这样就提高了区域经济有效协作的可能性。随着区域性、全国性的资本市场的形成，资本市场本身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将促使区域性主导产业带动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作。再次，科学的区域性金融投向能够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区域间“梯度”差异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它是产业生命周期在空间上的一定程度的自然表现形式，但“梯度”的差异不能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顺序的人为的出发点。落后地区可以在区域性金融政策的直接支持下，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对口支援等制度，缩小区域间的差距。
5、区域金融发展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无论是社会生产力体系中诸要素面貌的重大改变，还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抑或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和产品竞争力的迅速增强，均离不开科技进步的巨大作用。调查表明，科技投入缺乏是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障碍。金融发展过程客观上推动了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进程，从而一方面为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强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帮助科技成果迅速传播、普及，加速向现实生力的转化。
二、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
1、区域的经济运行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运行及其效率。在现代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基本经济状况决定和支配着金融资源的供求及其平衡。国民经济运行对金融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扩大，而经济规模的扩大不但会引起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规模的相应增长，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金融产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区域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会改善金融交易者包括金融资源供给者和金融资源需求者的交易地位，使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和融资者的满意程度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同时，区域金融效率还要受到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可以引起金融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融资结构，影响金融效率，而且还可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引起金融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金融效率。
2、区域金融创新环境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资源分配规模不断扩大、金融需求不断多样化和金融效率不断提高的客观要求，是金融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金融创新的程度客观上取决于金融创新环境，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环境作为区域创新环境体系中的一部分，必然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3、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影响到金融资源的跨区流动。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安排，很明显，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才能随着货币信用体系的发展独立生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并在经济资源分配中发挥着引导作用。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造成金融资源的供求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如果是过度的区域差异，必然大大降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参考文献：
篇8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21-03
一、引言
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仅要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金融的区域化运行得以实现。因此，探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及时总结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经验进而指导中西部地区，制定适合区域金融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就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的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他的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9）中指出：在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也是金融发展速度较高的时期；反之，经济发展趋于缓慢甚至处于停滞时期，金融发展的成效也是微乎其微的。谈儒勇（1999）模仿King和Levine使用OLS回归方法，首次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王志强、孙刚（2002）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VECM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验证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丁晓松（2005）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探讨了1986年―2002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除了时间序列数据结构的实证研究以外，很多学者利用截面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如周立和王子明（2002）利用1978年―2000年的数据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促进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笔者采用2000年―2007年的数据，借鉴其他学者的方法，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面板模型的建立对我国31个省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试图找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区域和时点差异以及差异程度。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指标和数据的选取说明
1.实际人均GDP。为了真实反映我国各省份经济增长水平，我们拿31个省份实际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的是2000年―2007年经过GDP指数折算过的实际人均GDP数据，数据均来自统计年鉴和金融年鉴及相关测算。
2.金融相关率。金融相关率（FIR）是衡量一国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笔者将金融相关率定义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名义GDP之比，即：FIR=(DT+LT)/GDP，DT和LT分别代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额。本文选取的是2000年―2007年的数据，数据均来自统计年鉴和金融年鉴及相关测算。
（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1.单位根检验的方法。主要运用纵剖面时间序列独立的面板单位根检验和纵剖面时间序列相关的面板单位根检验中常用的LLC检验和IPS检验。
LLC检验的主要思路是首先分别对每个纵剖面时间序列进行ADF回归，其次构造两组正交的残差序列，最后利用正交残差序列的合并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得到修正的t统计量，此统计量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具体做法是先从和中剔出和确定项的影响，并使其标准化，成为变量。再用变量做ADF回归yit*=pyit-1*+vit。t（p）。渐近服从N(0,1)分布。如果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结论是存在单位根，如果统计量t（p）小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结论是不存在单位根。
2.单位根检验的结果。笔者采用LLC和IPS的检验方法，对实际人均GDP和FIR分别进行LLC和IPS单位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看出，实际人均GDP和金融相关率FIR在一阶差分的情况下二者均不存在单位根，故这两个变量均是一阶平稳的。
（三）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1.协整检验的方法。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面板数据协整回归检验式残差数据单位根检验的面板协整检验，称为第一代面板协整检验；另一类是从推广Johansen Trace检验方法的方向发展的检验，称为第二代面板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的结果。本文运用第一代面板协整检验法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从表2可看出，LLC和IPS检验均在5%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通过第一代面板协整检验可知：我国31个省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四）模型的选择及说明
1.混合估计模型。假设建立的混合估计模型为：
GDP=β0+β1FIR+μ(1)
利用OLS估计模型(1)得到
GD＾P=-51.71+4720.85FIR
(-0.0338)(8.6023)
R2=0.23RSS=1.75E+10
2.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
GDP=β0+β1D1+β2D2+…+β31D31+β32FIR+μi(2)
引入虚拟变量D1，D2，…D31，其定义是：
i表示我国31个省份。当i=1时，D1=1，D2=D3=…=D31=0，当i=2时，D2=1，D1=D3=…=D31=0，…，当i=31时，D31=1，D1=D2=…=D30=0。
利用OLS估计模型(2)得到
GD＾P=18377.48+31325.26D1+14705.41D2+…-2672.11D31
-2337.68FIR
(-2.29)
R2=0.8 RSS=4.58E+09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F检验：H0：不同个体的模型截距项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H1：不同个体的模型截距项不同（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F统计量定义为：
F1=2.1421>F0.05(30，216)=1.48，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故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更合理。
3.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时点固定效应模型为：
GDP=β0+β1D1+β2D2+…+β8D8+β9FIR+μt (3)
引入虚拟变量W1，W2 ，…，W8 ，其定义是：
t表示2000年―2007年8年的年份。当t=1时，W1=1，W2= W3=…=W8=0，当t=2时，W2=1，W1=W3=…=W8=0，…，当t=8时，W8=1，W1=W2=…=W7=0。
利用OLS估计模型(3)得到
GD＾P=-877.79-3471.28D1-3593.59D2+…+7493.41D8
+5037.25FIR
(10.1711)
R2=0.41RSS=1.35E+10
时点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F检验：H0：不同横截面模型截距项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H1：不同横截面模型的截距项不同（建立时刻固定效应模型）。F统计量定义为：
F2=10.12>F0.05(7,89)=3.25，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结论是应该建立时点固定效应模型。
4.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
引入虚拟变量D1，D2，…，D31，其定义是：
引入虚拟变量W1，W2 ，…，W8 ，其定义是：
i表示我国31个省份，t表示8年的年份。当i=1时，D1=1，D2=D3=…=D31=0，当i=2时，D2=1，D1=D3=…=D31=0，…，当i=31时，D31=1，D1=D2=…=D30=0；当=1时，W1=1，W2=W3=…=W8=0，当t=2时，W2=1，W1=W3=…=W8=0，…，当t=8时，W8=1，W1=W2=…=W7=0。
利用OLS估计模型(4)得到
GD＾P=12636.27+21754.69D1+14217.93D2+…-2145.57D31
-4419.32W1-3701.28W2+…+6701.47W8-138.75FIR
（-0.2139）
R2=0.94RSS=1.30E+09
时刻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F检验：H0：不同横截面不同序列模型截距项都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H1：不同横截面不同序列模型截距项各不相同（建立时刻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F统计量定义为：
F3=70.7277>F0.05(37，209)=1.21，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因此建立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合理的。
5.随机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为：
引入虚拟变量D1，D2，…D31，其定义是：
i表示我国31个省份。当i=1时，D1=1，D2=D3=…=D31=0，当i=2时，D2=1，D1=D3=…=D31=0，…，当i=31时，D31=1，D1=D2=…= D30=0。
利用OLS估计模型(5)得到
GD＾P=11212.34+406.63FIR
（4.5037） （0.4971）
R2=0.94RSS=1.30E+09
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是否由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H0：σu2=0。（混合估计模型）；H1：σu2≠0。（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统计量LM定义为：
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故个体随机模型优于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是否由于随机效应模型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H0：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H1：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相关。统计量H=187.1719>?字20.05(2)=5.99，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故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三、研究结论
综合上述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均优于混合估计模型，且固定效应模型更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在文中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但是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中，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克服了时点效应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弱点和缺陷，因此笔者选取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协整检验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的可靠性进行分析后，发现全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差异。同时，在不同的年份这种差异也是明显的。这种地区差异表现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不显著，而在东部地区，金融对经济促进的作用较明显。时间上的这种差异表现在：2004年之前，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显著，而在2004年之后这种促进作用有所下降。因此，在采取金融政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区域自身因素的影响，对不同的地区采取有差异的金融政策，还要考虑这种年份的差异，在不同的年份采取相应的金融政策，做到政策实施的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适时调整政策。通过政策的实施和调整，大力推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使金融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白仲林.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2.张晓峒.Eviews使用与案例指南[M].北京：工业机械出版社，2007
3.王文胜.西部大开发视角下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实证研究[M].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
4.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篇9
自银行产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思考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King、Levine等从产业层面对经济和金融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结论： 健全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帕特里克（1996）从“供给导向型”和“需求导向型”两个方面来辨析金融和经济的关系。他认为在金融水平较低的阶段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会起到支配作用，金融体系为那些急需资金的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最初的资本，帮助企业启动起来，这个阶段处于“供给导向型”形式。而当经济发展逐渐成熟，由各部门对投融资的强烈需要而引起的对金融系统的需求成为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就是所谓的“需求导向型”模式。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何风隽（ 2005）对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来自不同方面的观点和争论进行了客观的比较和总结。张旭军（2007）回顾了最近几年来国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发现了其中一些有失客观和全面的观点，指出了有待改进之处。
我国关于金融发展和金融增长的研究总的来说大概有以下三种论断。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长期增长存在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促进关系。杨晓华（2005）通过研究证实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如韩廷春（2001）建立了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而不是一味追求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和资本市场的更大规模。
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互相促进，还是单向因果，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增加、劳动增加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我国充分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在世界经济的产业链中占得一席之地，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今，人口红利已经慢慢减弱，如何发挥金融体系的作用，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M2/GDP代表我国的金融发展程度，用FD表示，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发展情况。样本选取1995年到201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证实在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此，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查。本文选择ADF单位根检验法，GDP和FD都是不平稳序列，为了消除不稳定性的影响，对GDP和FD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为LNGDP和LNLNFD，再次对变换后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可见得到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
在得到平稳变量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通过格兰杰检验来验证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结果如表1所示，该结果显示了在置信度为95%的水平下，第一个假设不成立，也就是说LNLNFD是LNGDP的原因，而第二个假设成立，LNGDP不是LNLNFD的原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实证研究证明，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刺激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并未成为驱动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这说明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金融体系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很快。金融发展通过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刺激了经济的增长。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经济增长并未促进金融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发展还不够成熟。因此，我国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程度，争取形成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
尽管金融发展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体现了重要作用，我国金融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金融产品的结构不尽合理，层次不够丰富；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充分；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同步建立，存在真空地带；汇兑换自由化问题等。这些都是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比较困难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实现金融的自由化。
（一）加大市场机制在金融市场的作用
政府应当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尤其是给与利率和汇率机制更加灵活的空间，使得外汇市场和资金市场的供求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来。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够集聚社会闲散资金，为生产性活动筹资，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普通民众对理财的需求更高，而各企事业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这些都会倒逼金融体系的发展。最近比较火的互联网理财产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广大平民阶层提供了理财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大大推动了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二）重视金融深化中的质量问题
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理论中比较重视金融体系量的扩张，对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关注度不够，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却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金融系统的整体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在我国金融深化的过程中应注意逐步确立良好的金融系统的架构，监管部门在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也不能对风险的防范掉以轻心；逐步改变以往政府兜底的局面，引入竞争，健全推出机制，全面提升金融系统运行效率，避免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状况。
（三）使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程度相适应
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分割的，忽略金融监管的金融发展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根基不实，无法抵御来自外部或内部的风险，而金融监管过于严格繁琐，则会束缚金融的发展，同样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如何协调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是确保金融健康稳定发展的重点。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催化剂，金融和经济的关系更加紧密。经济的发展深度和广度，决定着金融体系的规模和质量；金融通过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的增长，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断彼此促进，相辅相成，这才是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
参考文献：
[1]何风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争论的述评[J].生产力研究，2005（08）.
[2]张旭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近期国内外文献综述[J].嘉兴学院学报，2007（01）.
[3]李钊，李国平，王舒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基于两部门模型中国实证研究[J].南方经济，2006（04）.
[4]杨晓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纵横，2005（07）.
篇10
理论界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问题上争论激烈。在二者关系问题上，“供给领先”论和“需求跟随”论针锋相对，前者认为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后者坚持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还有观点认为二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不同的阶段和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不同。在作用机制问题上，假定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功能观坚持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通过发挥特有的功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结构观则认为金融结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金融发展是一国（或地区）金融深化的过程与达到的水平 (周立、王子明，2002)，它包括金融结构和金融增长。金融结构是金融发展的质；而金融增长是金融发展的量，主要是金融功能的提升。二者与经济的因果关系随条件变化而变化。本文基于比较功能观和结构观探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文献简要回顾
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注可以追溯到Bagehot (1873)和Schumpeter(1912)。Hicks(1969)认为金融系统在工业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Schumpeter(1912)主张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通过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创新项目而刺激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Mackinnon（1973)继承了Schumpeter的观点，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理论：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抑制”，金融抑制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并且批评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政策，认为应该由市场形成较高的实际利率以消除金融抑制的作用。肖（1993）进一步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完善金融市场机制以提高货币化程度，利用金融市场和银行的资源配置作用拉动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突破了Mackinnon和肖的框架，将金融因素看成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研究金融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谈儒勇，1999）。Patrick(1966)最早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包括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供给主导(supply―leading)和需求跟随(demand―following)。但开创性研究始于Goldsmith（1969），他认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运用35个国家103年(1860-1963)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金融系统规模与金融服务供给和服务质量正相关的假定下，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超过平均速度)发展。Gupta和Levine等人 (Gupta，1984；Levine，1992；King & Levine，1993；Levine，1997)的研究表明，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快、资本积累速度高、经济效率提高也快，而且金融部门的发展水平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指标；反之，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金融系统通常也比较发达。他们的研究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其后出现的大量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金融系统作用的认识。
二、金融功能与经济增长
Merton和Bodie首先提出金融功能观。金融体系具有便利清算和支付、聚集和分配资源以及分散风险三大核心功能，并且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加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区域的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金融功能高于组织机构，比金融组织机构更加重要，只有机构不断创新和竞争才能最终使金融具有更强的功能和更高的效率。从金融功能来看，金融发展至少可能带来三种收益：其一，金融市场供需双方参与者增加或交易机会增加，相互竞争导致银行的存贷利差下降和证券经纪人或交易商的佣金、手续费的降低，被金融体系耗散的资源减少，转化成本的下降导致储蓄者或投资者的收益增加和生产商的融资成本下降，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拉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其二，金融发展意味金融体系发挥功能效率提高，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强，准确地评估投资项目和引导资金投入高效率的生产部门，更加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激励更多的投资流向高风险、高生产率、高投入的高科技项目，由于风险投资组合技术的完善，投资者能够在较低的组合风险下通过风险投资促进创新活动，所有这些都能够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其三，伴随金融发展产生大量的衍生金融工具，降低了投资风险并提高资产流动性和收益率，极大满足投资者流动性需求，可以刺激居民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Pagano, 1993）。
（一）增强流动性与降低风险
流动性是指经济人能够按照满意的价格将资产转化为购买力的难易程度和转换速度。18世纪英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由于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长期资本投资，如果没有这种流动性的转变，工业技术创新就不可能实现，工业革命也不可能爆发（Hicks，1969）。对储蓄者而言，金融机构改变经济人的储蓄结构，提高低流动性、高效率资产的比重。对生产者而言，生产周期中的不确定性可能要求其保持较高的流动资金比例，而金融机构却可以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从而降低流动资金占用、提高资金生产能力（Bencivenga & Smith，1991）。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储蓄工具和消费信贷，拓宽了消费者在未来和现在商品的选择集，提高社会福利（Dutta & Kapur，1997）。股票市场通过促进交易减少了流动性风险(Levine，1997)，金融中介机构也可以增加流动性（Bencivenga & Smith，1991）。较高流动性会增加投资回报和减少不确定性。但当流动性增加时，储蓄率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不确定性 (Jappeli & Pagano，1994)。
（二）降低投融资成本
金融体系除了通过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以便投资者发现最佳的投资机会以外，还能够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发现最有前景的公司和经理，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较快增长。
投资者对公司、经理和市场条件进行评价是非常困难和耗费时间的。个人储蓄者一般不会有足够的时间、能力或手段来收集、处理关于企业、经理和经济状态的大量信息，也不愿意依靠少量的或不可靠的信息来进行投资活动（Carosso，1970）。从个人投资者、银行和企业家之间构成双重委托关系的角度，银行从个人投资者获得资金再投资于企业家所选的项目。银行对投资者提供的是“监督”服务，即由银行挑选借款人、监控借款人的活动、执行贷款契约。银行对投资者提供的服务比投资者自己进行投资的成本低，信息获取与处理成本的节约可以使投资者廉价地获取更多的关于投资机会的信息，并因此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动员许多分散的个人储蓄，再由它们把这些集中起来的资源借给项目所有者。金融机构因此成为“监督者代表”（代表分散的债权人），这有利于节省重复的监督成本（Diamond，1984）。Levine（1997）认为由于交易成本产生了市场摩擦，金融中介的作用在于消除这些摩擦，起到融通储蓄优化资本配置等作用。金融发展降低了信息与交易费用，提高了储蓄――投资的转化比率及投资的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储蓄水平、投资决策、技术创新以及长期经济增长速度。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风险管理、储蓄聚集、资本配置、公司治理与监督以及商品和服务交易等方面，而最终都是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这两条途径来实现的。在有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的经济体系中，金融体系所起到的作用不断得到增强。金融发展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以及畅通无阻的传导机制有利于储蓄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推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三）监督经理与实行公司治理
公司经理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公司所有者能够以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制定制度以期约束经理行为。因而股票市场越完善，就越能够有助于改进公司治理（Stein，1988）。而那些不能每天都对公司进行监管的“外部”信用提供者（银行、股票和债券持有者）也追求利益最大化，借助金融体系制定同样能够制定契约约束公司内部人员（所有者和经理）。在金融中介机构与公司建立起长期关系之后，还会进一步降低监督成本。信息不对称性的减少反过来可以部分消除投资机会发现障碍，更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那些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会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来促进资本加速积累和经济增长(Bencivenga & Smith，1991)。但如果缺乏强化外部公司治理的金融契约，这将增大“外部人”的投资风险，阻碍从分散储户手中吸纳资金的动员机制正常运行，因此也会阻碍资金流向高收益项目（Stiglitz & Weiss，1981和1983）。金融体系还可以通过对公司的外部监管，促使所有权得到有效的分散。金融中介具有外部融资监管的比较优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Diamond，1984)。
（四）动员储蓄
金融体系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动员储蓄，把资本从分散的储蓄者手中集中起来进行投资。在动员储蓄的过程中，金融体系必然要创造出小额投资工具，这为分散化的资产组合投向有规模效应的企业提供了机会，增加了资产的流动性。个人或单个家庭的资产不足以建立大型现代企业，但通过储蓄的形式，金融机构可以吸纳与集中分散在各个家庭的金融资产，形成充足的资金以资助大型企业的建立和发展。通过使风险分散化、增强流动性和使企业达到合理的规模，动员储蓄可以改进资源配置的规模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Sirr & Tufano ，1995）。然而，吸纳与动员极度分散在储蓄者手中的资金是耗费成本的。为解决从大量的个人手中动员储蓄资金的交易与信息成本问题，金融机构创造出许多金融制度安排来缓和这些摩擦，促进资金的集中。金融体系除了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用于资本积累的储蓄资金以外，还可以改善资源的配置状况，推动技术创新。通过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用于最有效率的项目投资，金融中介机构在推动企业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Bagehot，1873)。
三、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金融结构是指市场主导型融资与银行主导型融资的比例关系和作用机制构成。主流的观点认为，证券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提供风险交易工具和增强流动性；而金融中介的功能主要是消除信息成本和增强公司治理。正因为存在金融功能的差异，金融结构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一个经济体系中，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各自发挥不同的优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各有侧重，从而一般性地寻求哪一种金融结构更适合经济增长变得没有意义。韩廷春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分为两派，即金融结构论（Financial Structuralism）与金融压抑论（Financial Repressionism）；其金融结构论的核心观点是，金融变量的数量及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韩廷春，2001，2002)。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共同解释了未来的经济增长，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情条件下，才可能存在较为适合经济发展的金融结构（张晓晶，2001）。林毅夫等人进一步指出，只有当金融结构与制造业的规模结构相匹配：即在一个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中，存在一个市场型的融资结构或存在一个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时，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林毅夫等，2003）。
金融结构只有适应市场需求，才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同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功能方面存在不同的比较优势，金融体系是否推动经济增长取决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适应效率（孙伍琴，2004）。在经济快速增长初期，大量资本需求与私人储蓄转化有限性的矛盾必须由银行通过货币创造（货币乘数原理）来解决，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厌恶风险的居民将银行储蓄作为保值增值的金融工具，而且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导致市场参与各方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很高，因此，该阶段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显著。然而，银行与企业长期业务往来却使其具有发挥储蓄向投资转换的信息优势，所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适应并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各类金融市场逐渐成熟，经济也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收入水平的提高使资金供给充沛，投资者厌恶风险的程度降低、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有向高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需求；单个银行无法满足大型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巨额资金需求以及信息处理能力要求，而银团贷款程序繁杂、时间长、成本高，企业必须借助大容量、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灵活安排筹融资；银行为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规避金融管制、组合资产化解风险亦需要金融市场，单一的融资结构无法满足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需要，日本开放和发展本国金融市场的目的正在于拉动经济发展，而美国80%的融资方式仍为间接融资，两种金融结构各有利弊，充分发挥二者的相对优势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四、结论及启示
在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上存在两类不同的观点。金融功能观认为金融功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金融体系通过增强流动性、降低风险、监督经理与实行公司治理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和资源向“好项目”集中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体系功能发挥的程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但功能观无法解释为何金融体系功能相似的国家存在巨大的差异，也不能说明为何功能相同的金融市场在不同的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
金融结构观指出，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金融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存在差异。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共同解释了未来的经济增长，但金融体系提供的金融功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金融体系是否推动经济增长取决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适应效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国情条件下，只有适合经济发展的金融结构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关于适应经济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究竟是什么，金融结构观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与以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孰优孰劣，哪种金融结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至今仍然存在争论。
金融功能观与结构观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其研究成果对中国金融改革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目前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资本市场对经济的贡献有限，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在推进银行体系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动态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适应力，充分发挥金融体系中各类市场功能的相对优势，提高投融资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 Arrow, Kenneth J. & Gerard Debreu.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J］．Econometrica,1954,22(3):265-290.
［2］ Bagehot,Walter. Lombard Street: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 (1873)［EB/OL］．ecn.bris.ac.uk/het/bagehot/lombard.htm.
［3］ Bencivenga,Valerie R. & Bruce D. Smith.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2):195-209.
［4］ Carosso, Vincent . Washington and Wall Street: The New Deal and Investment Bankers,1933-1940［J］．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70,44(4):425-445
［5］ Diamond, Douglas W. & Philip H. Dybvig.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91(3):401-419.
［6］ Diamond, Douglas W.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 ［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4(51):393-414.
［7］ Hicks, John R.Direct and Indirect Additivity［J］．Econometrica, Econometric Society,1969,37(2):54-353.
［8］ King, Robert & Levine Ross.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 ［J］．Quart. J. Econ,1993b,108(3):37-717.
［9］ Levine, Ross & Renelt, David.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ross-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J］． Amer. Econ. Rev.,1992,82(4):63-942.
［10］Levine, Ros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35(2):688-726.
［11］Mckinnon, Ronald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M］．D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
［12］Valerie R. Bencivenga, & Bruce D. Smith.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s Stdie,1991(58):195-209.
［13］Goldsmith Raymond.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M］．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4］Gupta, Kanhaya L.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London: Croom Helm,1984.
［15］Jayasri Duttq, & Sanddeep Kapur. 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r, 1998(65):551-572.
［16］Pagano, Marco. Financial Markets and Growth: An Overview［J］．Europe Economic Review,1993(37):613-622.
［17］Schumpeter, Joseph .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Leipzig: Dunker & Humblot, 1912; translated by Redversopie. Cambriase, MA: Harvard U. Press, 1934.
［18］Shleifer,&rei and Vishny, Robert W. Value Maximization and the Acquisition Process［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88,2(1):7-20.
［19］Stein,Jeremy C. Takeover Threats and Managerial Myopia［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8,96(1):61-80.
［20］Stiglitz, Joseph E.& Weiss, Andrew. Incentive Effects of Terminations: Applications to Credit and Labor Markets［J］．Amer Econ. Rev.,1983,73(5):912-27.
［21］Stiglitz, Joseph E. & Weiss, Andrew.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393-410.
［22］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23］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1(3): 31-40.
［24］韩廷春.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实证与政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5］林毅夫,章奇,刘明兴.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制造业为例［J］．世界经济,2003(1):3-21.
［26］孙伍琴.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适应效率看金融结构的演进趋势［J］．浙江金融,2004(5):10-12.
［27］吕品，彭勇.金融发展水平对收入差距影响分析［J］．商业研究，2011（8）：161-165.
［28］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 53-61.
［29］张晓晶.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综述［J］．世界经济,2001(2): 61-62.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omparison of Financial
Function Paradigm and Structure Paradigm
CAO Yong-qin
（Institute of National Economy，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篇11
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工作既有成果，也有困惑。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较为重要的文献。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亚当?斯密[1]等古典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银行可以通过信用创造积聚资本，促进社会现实资本的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熊比特[2]发现，银行有媒介资本和信用创造的功能，能够通过购买力的创造，将资金不断地投向创新活动领域，给经济注入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罗纳德?麦金农[3]和爱德华?肖[4]认识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信贷供给的行政干预，扭曲了资源的配置，降低了金融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效率。我国学者谈儒勇[5]以实证的方法对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中国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发展，二者同向发展。武志[6]采用戈氏指标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考察，并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我国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2.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Greenwood等[7]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两者间存在着“倒U”型库兹尼茨曲线关系。他们对这种“倒U”型关系的解释是：在金融发展初期，由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比较严重；而到了金融发展逐渐完善的时期，收入分配状况不断合理化，差距就逐渐缩小。Beck等[8]对99个国家1960―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支持和投资对解决贫困是有益处的，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贫困，缩小穷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李勇辉等[9]根据国内1952―2005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深化与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之间呈现“倒U”关系。张立军[10]用广义货币M2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作为选取项目，研究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收入差距增大。乔海曙等[11]根据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选用非参数相关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间呈现“倒U”形的库兹尼茨曲线关系。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3年
第3期 王伟涛，等：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
3.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Barro[12]考察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非线性关系，在解释变量中不仅包括收入差距，还包括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项，发现发达国家收入不均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是负相关。陆铭等[13]基于联立方程和分布滞后模型对我国1987―200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王少平等[14-15]在研究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和不同时期的阈值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不同时期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曹裕等[16]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存在区域差异效应的结论。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结论有较大差异，但仍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与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包括关系民生的收入分配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特点来研究并分析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0―2012年的相关数据，以金融相关率（FIR）、基尼系数（GC）、经济增长率（GDPR）3个指标分别衡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3个变量。其中金融相关率指标通过M2/GDP计算可得。由于1990―2002年的基尼系数官方未公布，不同学者采用的计算方法有所差异，计算结果也不尽相同。本文根据定义，同时参考世界银行网站和国内相关文献计算得出1990―2002年的数据[17]，2003―2012年的基尼系数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经济增长率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年鉴。各指标1990―2012年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1990―2012年我国金融相关率、
经济增长率和基尼系数变化趋势1.模型的构建和求解
自 Sims于1980年首次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以来，该模型已经获得了广泛应用。由于 VAR 回避了结构模型设定，在经济学理论不足以指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估计模型及出现内生性问题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分析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
根据选取的指标，构建包含FIR、GDPR、GC的3向量自回归模型：
Yt=L+∑ni=1βi×Yt-i+ε
式中Yt=[FIRt，GDPRt，GCt]T，代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即期值；i为滞后期数，βi为系数矩阵，ε为扰动列向量。
（1）样本数据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在实际检验前对变量取对数。数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采用ADF检验，显著性水平取0.05。表1的结果显示3个变量存在共同的时间趋势，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3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从表2中的迹统计量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nFIR，lnGC，lnGDPR 3个变量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以通过构建VAR模型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2 协整检验结果
（2）模型求解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VAR估计，结合滞后阶数选取的AIC和S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2，以FIR，GC，GDPR这3个变量建立VAR（2）模型，然后进行模型的平稳性检验，变量特征根均落在单位圆内，因此建立的VAR（2）模型是平稳的。在此基础上运用EViews7.0进行向量自回归分析，大部分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模型求解结果如下：
2.脉冲响应函数及冲击反映分析
在VAR模型平稳性检验通过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来研究在扰动项上加上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分析结果才是可信的。图2为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3个变量间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在脉冲响应图像两侧的置信带，滞后期数取为10。
由图2可知，FIR对GDPR的冲击影响在前5期均为负向，第5期以后转为正向，并逐渐收敛，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较长的滞后效应，随着时期推移，金融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GDPR对FIR的影响保持正向，原因在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对金融发展的需求增加，对金融发展水平的要求提高，从而推动了金融发展。FIR对GC的冲击影响一直为负向，在FIR给GC一个正向冲击后，基尼系数逐渐减小，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缩小收入差距。GC对FIR的冲击影响基本为负向，且负向波动增大，说明收入差距的扩大，阻碍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原因在于，收入差距的增大使得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财富集中，但收入较低的群体是社会的主体，占人口的比重较大，收入差距的拉大无疑会造成低收入群体的金融需求不足，从而不利于金融发展。GDPR对GC的冲击影响为负，但负向影响程度逐渐减弱，说明经济增长能减少收入差距。GC对GDPR冲击略有波动，但基本保持正向，两者存在正向效应，这说明了基尼系数的增加，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利。原因可能在于，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社会的经济效率较低，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一部分人和地区的经济效率得到提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与改革开放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产生的现实结果是一致的。
3.方差分解分析
根据所构建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把内生变量的波动分解为与各方程相关联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各外生变量对内生变
图2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量的相对重要性。表3为FIR、GC、GDPR 3个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S.E表示标准误差，其他列为各变量的贡献程度。
从FIR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GC和GDPR对FIR的贡献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在第10期，分别达到24.305%，5.083%。从GC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FIR和GDPR对GC的贡献程度保持增长趋势，到第10期，分别达到17.967%，5.962%，GC对自身的贡献程度逐期下降，第6期之后基本稳定在76%的程度。从GDPR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FIR对GDPR的贡献程度逐渐下降，但保持在17%以上的较高水平，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较大；GC对GDPR的贡献程度除了第1期有所减少外，基本保持增长趋势，但贡献程度较小，保持在2.5%以内。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经济增长能够推动金融发展，反之也成立，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与武志[6]的研究结论相符。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体系完善程度有内在的要求，这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从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前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存在滞后效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能够减少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金融发展，但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效应，即在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长期均衡角度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控制和减少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注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入差距间可能存在的库兹尼茨曲线关系和拐点效应。充分关注理论研究成果，把握现阶段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推动经济和金融进一步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阶段下，应追求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金融的发展和改革要更多地注重内在质量，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收入差距提供金融支持。
篇12
引言：非再生能源虽然可以加快人类文明发展和前进的步伐，但是它迟早会有用完的一天，各国为了降低非再生能源的利用，减少不必要的自然灾害发生，保证产业经济结构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普遍都在加大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而太阳能、潮汐能、风能等作为新能源重要组成部分，对它们的广泛使用，可以提升能源综合使用的效益，为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因此，我国应该正确认识新能源的特点，以及它对能源强度和经济增长的产生的影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新能源分析
（一）新能源的基本内容
新能源主要就是指在以新技术为基础来开发和利用一系列可以再生的能源，例如，潮汐能、太阳能、地热能、洋流能、水能、波浪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新能源，除此之外，氢能、甲醇、酒精、沼气等也属于新能源的范畴之内[1]。因为对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常规能源的长期使用，使得我国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的不利影响，因此，新能源的使用已经受到了省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并且在社会各个发展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二）新能源的基本特点
首先，新能源资源相对较为丰富，具有较强的可再生性，可以供人们长时期开发和使用，例如，地热能、风能、太阳能等等。根据相关的调查发现，能够被开发和使用的风力资源约为250GW，但是到了2015年只开发和使用了0.67GW的风能，预计到2020年可以实现4GW风能的开发和使用。由此可见，风能资源的开发和使用是无限性的，可以供人们进行长期无限的开发和使用。其次，新能源本身的能量密度相对较低，它的开发和使用需要很大的空间;而且新能源资源的开发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其含碳量也比较低，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进行[2]。最后，新能源资源的分布也较广，有助于实现对新能源资源的分散使用。此外，新能源还具有着很多的特点，人们可以在新能源的持续开发和使用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并且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强有力的能源保障。
二、能源强度分析
能源强度通常也被称作是“单位产值能耗”，其主要就是指某个国家和区域、企业的单位产值在具体时间之内的消耗的能源总量。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能源强度主要就是指国内最终使用能源量或者一次性使用的能源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新能源的依赖程度[3]。此外，能源强度还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以及技术水平等，这不仅会使能源强度发生变化，而且还会影响着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
三、新能源发展对我国能源强度和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分析
（一）新能源发展对能源强度产生的影响
能源强度反映着单位产值能耗，所以开发和使用新能源可以代替常规能源的使用，弥补常规能源的空缺和不足，减少对环境的危害，能够有效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同时，加大对新能源的使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对能源资源的损耗，增加我国的社会经济收入，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新能源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具有无限性的特点，与常规能源相比，新能源的使用成本相对较低，其使用具有较强的重复性，从企业的发展方面来看，使用新能源可以提升企业发展的经济效率，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4]。而从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面来看，使用新能源可以降低能源的开发和使用成本，促进我国新能源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经济保障，并且企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从环境发展方面来看，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可以降低对环境的压力，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自然灾害。此外，环境的转换也可以为人们的身心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总之，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可以改变我国当前的能源消费结构，降低对非再生能源的使用，真正做到节能减排。同时，新能源产业作为我国发展中的一种新兴产业，不仅可以推动我国产业经济结构的升级，同时还有利于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5]。
四、 新能源的发展策略
（一）合理控制新能源的投入
一味的加大对新能源的经济投入，只能够对能源强度进行一定的控制，一旦经济投入力度较大，很容易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是对经济体系产生一种致命的威胁。通过对开发新能源等节能减排产业的投入，对能源强度有着一定的降低作用，但是增加综合投入很容易造成严重的经济滞后现象，然而随着节能减排系统的不断发展，新能源会逐渐的发展成熟，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深化调整产业结构
新能源和常规能源相比具有着明显的差异性，新能源资源储量丰富，能源密度较低，具有一定的开发难度，但是它具有着清洁和可再生的优势，可以进行无限的开发和使用[6]。因为新能源的密度较低，分布较广，开发新能源需要很大的空间，所以应该对为新能源开发空间进行合理的规划，提升用途的多元化，最终实现对新能源资源的分散使用。此外，全面发挥新能源的长期性优势，通过对其的重复使用，实现新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
结论：总而言之，新能源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它具有着能源资源丰富、能量密度相对较低、开发和使用需要的空间大、分布范围广等特点，不仅可以弥补常规能源的缺陷和不足，降低对非再生能源的使用，同时还可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应该不断加大对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正确认识新能源发展对能源强度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合理控制新能源的经济投入，深化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对新能源的分散使用，促进新能源的科学合理开发和使用，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能源保证。
参考文献：
[1] 张向南. 探讨新能源发展对能源强度和经济增长的影响[J]. 民营科技，2015，12：225+111.
[2] 李强，高楠，魏巍. 新能源产业聚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62-67.
篇13
1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
1.1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概述
以及发展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金融主要推行的政策是传统的农村信贷补贴政策。其主要以政府干预为主要方式，主张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补贴的理论。还有1种理论就是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它完全否定了农村信贷补贴这种手段，认为只有采取金融市场的方式才能够推动农村金融发展。为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的环境形势，不完全竞争理论应运而生，这种理论认为政府不起主导作用，而是通过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来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其反对政府进行市场利率定价，支持政府采取相关政策辅助协调来保证其他银行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低息融资。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主要经过了4个时期。1979—1993年，农村金融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建立新的农村金融机构，1993—1996年这段时间，其方向主要是完善服务性的农村金融体系，而1997—2005年这段时间，则强调了对农村金融风险进行预测和控制，提出要加强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能力，2006年—现在，实行的是农村金融改革，提出创新金融机构来适应新环境的变化。
1.2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村金融改革关键期，虽然近年来农村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农村的金融机构规模小、数量少、金融机制不健全、发展速度慢等问题。在现代化发展大环境下，流入第2和第3产业的贷款越来越多，而在农业方面的贷款额度都比较小，农业经济发展在基础上就没有其他产业牢固。目前，我国也正创立新型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农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这些都能够称得上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典范。
2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分析
提到农村金融的发展，可能大家第1个都会想到农业贷款，但金融机构进行的农业贷款对农业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作用不大。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2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主要体现在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影响农业经济增长机制。虽然储蓄率的上升下降是极不稳定的，但不能够否认金融发展可以给储蓄率带来不小的影响，金融的发展可以很大程度上分散金融风险。有效地开发农村金融资源，可以促进农村储蓄率的提升，也给农业经济增长带来影响。农业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多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金融储蓄向金融投资的转化率高低。目前有部分金融资源是不能够转换为投资的，他们多数都以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形式流入了金融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从分散的储蓄户那里吸收储蓄时带来交易成本，而金融机构为了能够让储蓄户放弃积蓄控制时会付出的信息成本。不能否定这种机构的存在，但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一定要让手续费用或者佣金费用得到降低，才能够极大地提高金融运作效率，让农村金融市场走向市场化的道路。农村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够改善农村金融规模以及结构，但农村的经济发展的确能够提高农村金融转化率。
3搞好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建议
要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就要合理化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立足于新媒体时代，合理应用网络化建设，把握农业经济实际状况和农业需要，从技术上确保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也要加强内部管理人员的素质培训，提高其管理水平和金融管理手段，进一步提升整个金融机构的效率。肯定以及重视非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积极引导其与国有金融资源进行合作，促进经济结构和金融机构的合理化。继续合理建设与运营操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推动全面农村金融机构与经济结构建设。加快改革和创新的脚步，构建科学化干预政策和现代化金融体系。顺应形势发展，政府应该减弱其控制力，促进非正式金融资本融入到整个金融市场领域，以活化金融资本为主要目的进行适当性干预，实现现代化金融体系的构建。面对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现象，应该要完善农村金融机制，促进国有和民有资本的融合，保证其推动农业经济增长。
4结束语
要正确的认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对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予以高度的扶持，这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消费水平的提升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