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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演化经济学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思考，根据生物进化的观念来关注经济变迁过程。它的重点基本落在组织层次方面，分析论述的内容是当企业遇到市场环境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及风险，应怎样按照自身的“惯例”来行事，经受住环境的考验与选择。学者们也积极尝试将这一理念放到区域经济发展中。
从演化角度来看，区域间也存在如同市场内的企业一样出现竞争。区域创新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区域竞争力的大小。而影响区域创新力的重要因素就是共同的知识基础与区域内行为人的多样性。区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共同知识基础能为经济行为人的多样性产生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与选择作用。一方面，区域内的经济行为人利用区域中累积的知识可以再相关知识领域增强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区域共享知识基础还能发挥出选择机制的作用，避免引入或创造不符合当地背景的知识内容。
二、区域内的制度环境
（一）区域局部变革
它是经济行为人的搜寻创新和区域环境选择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结果。经济行为人，比如企业遇到各种局部问题或常规问题或局部锁定时，通常就会促使局部变革的发生。这种变革方式从行为主体来讲，大部分属于一种适应行为，可预见性极强，有较强的选择作用。也有助于为政策制订者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
（二）结构变革
即根本性变革，若区域经济陷入困境及锁定状态时，通常会促使和原有的发展轨迹完全脱离，使区域产生根本性变革。该变革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源于区域自身内部；二是由其它多种渠道引进。该变革形式对环境选择影响很小。
三、从演化视角提出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尝试提出一些基于演化理论基础上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首先要不断提升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不断改进区域制度环境。提升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必须通过强化沟通与交流，主要包括区域内经济行为人之间、经济行为人和区域内外部之间等的信息交流、沟通。同时，在此基础上促使各经济行为人加强学习、交流，从而让知识，尤其是默示知识得到有效转移，甚至产生创新。改进区域制度环境的一种有效方式，即确保区域保持开放性。针对流动性资源，例如资本、企业等，实施“退出”机制，确保区域“即使遇到压力集团的抵制，也一定要提供合适的制度，从而形成具有吸引力的区位性要素”。
处理区域内的局部变革问题时，区域政策带有微调的特性。此时，区域政策的基本目标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多样性的产生；确保区域选择过程的有效发生；努力排除锁定状态。
区域内的多样性基本依靠创新来激发。因而，要强化区域内的学习能力。比如，政策制订者可加强企业、科研院所、风险资本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从而确保相关知识、信息流动的及时、通畅，进而促使区域学习与创新的产生。
区域内相关创新的发展及扩散均依靠区域内市场以及非市场环境具备的有效选择机制来达到。在此条件下，实施政策微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政策的制订来关注对四周环境的提升，用以弥补环境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由于局部变革与路径依靠有可能引起次优问题，因此，在制订区域政策时，还应注重减小新的区域锁定风险。政策制订者应着重建立“区域层次的冗余”，即区域各组织间松散的联系。而区域层次的冗余极难建立在市场基础上，重点取决于相应的政策。因此，政策制订者要重视区域系统的开放及多样化，主动刺激促进开放性及多样化，避免强大的组织控制区域系统并仅为其再生产服务。
针对根本性变革时，区域政策的目标为重构区域发展路径，建立新的系统，并且防止早期锁定。在这种背景下，相对于局部变革，政策制订者会获得更多的自由与选择。比如，在重构区域经济体系过程中，可选择很多新的技术、制度等，而不必如局部变革一般，只能在原有的路径下发展。区域政策的着力点不仅要提高区域的适应能力，保持多样性，而且要促使区域资源向新的发展机会、新的发展轨迹开放，同时加强区域内各个组织间的新交流与沟通。
下面，我们对比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来进一步说明根本性变革的区域政策特点：
1、相对于局部变革，根本性变革极少受到当地实际环境的影响，更偏重于制订普通意义上的政策。局部变革则带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大多数会受到专门化知识及技术的影响。2、局部变革通常是在原有系统基础上的微调，区域仍旧护按照原有形态进行发展；根本性变革则是完全脱离已有的发展形势，在组织、技术、制度等方面重新构建。3、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的目的在于促使区域内相关要素、组分间的沟通，加强知识、技术方面的交流。根本性变革则重点在于刺激区域内的要素及组分进行新的交流，从而达到创新以及找到新的发展路径的目的。④局部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有限，必须在原有的技术、知识区域内进行政策制订，因而政策成功率较大。而根本性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偏大，不过，成功率较小。
篇2
“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第一，指明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客观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直率批评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直陈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却可圈可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基础理论层面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
第二，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中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而需加入供给侧能动因素作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与超常规的“追赶-赶超”长期过程。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第二，“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第三，“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第四，“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需要强调，所以放在“双扩”概念之下来体现）。
第五，“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第六，“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第七，“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
第八，“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其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该思路设计的视野，是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问题。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近年的矛盾积累与凸显，已日益表现了其局限性。今后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因素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已不切实际，较高水平“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要求，其后领导层更宣示了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解除供给抑制释放增长潜能的系统工程。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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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F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2-0161-04 收稿日期：2008-09-20
一、引言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对竞争政策与竞争法的关心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其原因在于世界各国政府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认识有了变化。而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俄罗斯、东欧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地区导人了市场经济制度。同时，市场经济制度的导入，也引发了各国政府对产业规制所带来的弊端的反思，进而开始尝试依靠民营企业的自由竞争来带动、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竞争政策、竞争法因此而产生。
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受到竞争压力的各类企业会不断地改进经营方式、提高效率并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Innova-tion)。不难发现，实行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国家不仅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且也能促进本国的产业结构更加高效化。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呈现活性化的繁荣景象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竞争政策是以撤除、废止与缓和各种市场规制(Deregu-lation)与运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本文为称之为“竞争法”，以下同)等限制企业阻碍竞争的各种规制为内容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英国、美国为首开始实施的缓和规制的竞争政策，迅速波及到西方各国。规制缓和的竞争政策把市场经济从繁杂的政府规制中解脱出来，进而提高了竞争政策、竞争法的地位与重要性。
从以往的政府规制中(主要是产业政策)解脱出来的企业，大多希望在今后的市场竞争中自由发挥、稳步成长。但是，也有一些企业想方设法阻碍竞争、不愿付出努力就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为了促使市场经济有效地运行，限制“阻碍竞争行为”的竞争法就成了市场竞争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法律制度。
当前，在市场经济国家，其竞争政策的正当性、合理化愈发高调。不仅是在竞争法领域，而且在商法、知识产权法、企业法等多个法学领域内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竞争政策。一般情况下，竞争法被学者看作是竞争政策的唯一、正当的代表者。当然，竞争政策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竞争法。但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状况，本文对竞争政策的分析主要限定在竞争法的范围之内。
二、竞争法的立法目的考察
美国是最早制定限制“阻碍竞争行为”的竞争政策、竞争法的国家。美国的竞争法被称为“反托拉斯法”。之后。日本以及欧盟各国也相继制定了类似的法律。日本的竞争法称为“禁止垄断法”，欧盟各国统一称为“竞争法”(Compe，tition Law)。目前，“竞争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法的统一称谓。
世界最初的竞争法是100多年前美国制定的《谢尔曼法》(Sherman Act，1890制定，是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中心法)。在该法刚实施的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围绕该法的目的究竟是促进经济效率或是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在学术界展开了论战。当然，这一论战的展开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考察这一论战的背景，还要追溯到当时的那场民众运动，而这场民众运动的起因是因为巨大家族企业的势力逐步扩大，民众普遍认为应该对中小企业加以保护，这才促使了谢尔曼法的出台(淹川敏明，2006)。分析其原因可以发现，导致这场民众运动的最终原因还是缘于大家族企业不正当地压迫中小竞争者的行为(掠夺行为)所致。针对当时的谢尔曼法，毋庸质疑其目的是为了解散大家族企业、保护中小企业。但是，美国随后又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反托拉斯革命”，直到现在，美国的竞争政策、反托拉斯法的目的已不再是单纯地保护中小企业利益，而是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实现、扩大消费者的利益。由此可见，反托拉斯法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竞争及竞争政策，而不是单纯地保护竞争者。
二战以后，日本与欧盟各国也制定了竞争政策与竞争法，同样围绕该法的目的究竟是促进经济效率或是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也在学术界展开了的论战。其结果，在美国确立的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竞争法的目的最终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小川正雄等，2005)。
对竞争法的保护竞争政策、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目的的解释，一般认为包含以下两个方面，而且这些内容也只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
第一，资源的有效配置。由垄断而造成商品、服务价格的上涨，势必会造成消费者需求的减少。如果消费者本来希望得到的商品、服务不能得以满足，那么就会造成经济效率低下(经济学称为“DWL”Dead Weight Loss，由垄断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一般来讲，经济学者理想的产业结构是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也就是说，希望市场中的产业结构是一种任何企业均具有一个不会受到竞争对手影响的(主要是价格)小市场(主要表现是“市场占有率”，MarketShare)的状态。如果政府强制构建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那么，市场就会失去这个产业的生产效率与技术革新效率。而竞争市场虽然不是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但是。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存在，就会给其它企业(竞争对手)带来竞争压力，也就会促使该类产业的有效竞争得以实现。如果能够实现有效竞争，就可以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
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竞争企业的生产效率、技术革新效率也会不断提高。因此，维持、促进有效的竞争能够促使经济时常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土田和博等，2006)。可见，竞争政策、竞争法的目的实际上是在于保护竞争企业的对抗关系(竞争关系)。也就是“竞争过程”(Competition Process)。
第二。竞争法的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与技术革新效率。实践证明。促进生产效率与技术革新效率，能使市场经济的生产性保持长期上升状态，进而促使新产品、新服务(手机、互联网等)的不断上市。竞争政策、竞争法的这一目的可以防止经济效率的低下，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基于竞争政策、竞争法具有上述目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竞争法、竞争政策的重要作用也得以显现、发挥。近年。世界各国也越来越重视竞争法的完善与发展。这已成为各国政府与学者共通的认识。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竞争法的作用比先进国家显得更加重要。今后。产业的发展方向不可能再由政府产业政策来决定，民营企业在竞争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摸索着向未知的产业领域发展。比如，计算机、半导体、高科技IT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均不是由政府的产业政策
决定的，而是随着企业之间的竞争在竞争过程中而产生的。在此竞争过程中，竞争法与竞争政策承担着确保整个竞争过程合法有序进行的责任。
三、竞争过程规制与市场结构规制分析
尽管世界各国对于竞争法、竞争政策的目的认识日渐趋于一致，但是，具体的规制标准却不尽相同。历史上，竞争法的规制标准也曾发生过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一直持续到现在。概观世界各国竞争法的规制内容，可以得知，竞争法的规制对象大致上可以分为竞争过程规制与市场结构规制两大类。下面，针对竞争法在竞争过程与市场结构中的规制状况进行探讨。
1 竞争过程的规制理论分析
如果企业在市场中不进行竞争而只进行协调，那么竞争就会流于形式而不会有任何效果，市场经济当然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而能够限制企业这种协调行为的正是竞争法中对卡特尔行为的规制。在企业的众多协调中。价格卡特尔、串通投标行为被认为是明显的不正当的阻碍竞争行为。但是，如果把企业之间的所有协调都看作是违法的卡特尔行为，那么共同研究开发、零售店的共同采购业务等这些有益的协调也会相应地被禁止。因此，市场要求竞争法必须规制一个能够明确区分禁止协调与许可协调的标准(来生新，2002)。
利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把竞争对手赶出市场或者迫害对手的行为(排除、掠夺行为)。自然会损害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当然，协调行为时常表现为一种复数企业之间的共同协议，而排除、掠夺行为则是单独企业的独自行为。比如，大型垄断企业为了将中小企业赶出市场所实施的低于成本价格的倾销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排除行为。竞争的本意就是要处于对手之上、超越对手的一种对抗关系的博弈过程。竞争法介入到市场中的这种对抗行动(单独行为)，其主要职责、作用应该是来保护企业之间竞争过程的竞争秩序的。相反，竞争政策、竞争法一旦成为保护竞争者的工具。那么就很有可能会造成限制竞争的后果。因此，竞争法对于单独行为(对抗行动)的规制范围、规制对象等的设定更要慎重、细心。美国反托拉斯法对单独行为的规制对象只限定在垄断型企业，而其它一般企业只被作为“不正当的竞争方法”所规制的对象(丹宗晓信等，2002)。
2 市场结构的规制重点
竞争法、竞争政策不仅要全力以赴地规制企业之间的协调与对抗行为，而且还有必要对市场自身的结构予以关注。在由少数大企业构成的集中市场中，这些企业就有可能不采取对抗行动，而可能始终采取协调行动来规避竞争。比如，在寡占市场中尽管没有进行卡特尔协调，但是通过默契的配合同样能达到协调的目的。所以，如果竞争法单单规制卡特尔行为以及单独行为等。就不能完全限制企业阻碍竞争的行为，所以还要规制、限制市场集中行为等。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确保竞争的公平、公正、有效。因此，竞争法对于市场结构进行规制还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竞争法的市场结构规制主要是以维持竞争为目的而设定的对竞争过程的规制。但它并不等同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而实施的产业组织政策。简单来讲，市场结构规制可以看作是事前阻止市场集中行为的合并规制(经营者集中)。对竞争企业之间的水平合并进行规制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寡占市场结构的形成，而垂直关系(买方与卖方的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合并规制则主要是从排除厂家的流通途径等方面进行事前规制以阻止企业集中行为(铃木满，2000)。当然，企业合并的程序是要严格依照竞争法事先规制的步骤来进行。
有些企业不是依靠合并而是完全凭借自身努力成长起来的，这些企业也能在市场中处于支配地位，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市场结构规制(企业分割)时更应该慎重、严谨。肆意进行企业分割，有时会适得其反，也有可能会限制竞争，阻碍企业的正常发展。美国对企业分割设定了一套严密的程序。只有在认定大型垄断企业的垄断行为确实妨碍了竞争对手的利益时，法院才可以做出分割垄断企业的判决。1984年的AT&T分割可以说是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代表案例。1998―2002年微软第3次诉讼中，地方法院虽然做出了分割微软的判决，但是其结果在控诉判决中又被颠覆。日本竞争法关于垄断状态的规制虽然很严格，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例实施的案例。
四、竞争法规制的设定方法
竞争法的实施对设定企业行为规制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设定的方法受以下两个方面的限制。其一，竞争法介入企业自由决定权的时机与程度的规制；其二，竞争法如何平衡禁止规制与柔软性规制。
1 介入的时机与程度
竞争法、竞争政策明文规定，反对政府依靠自由裁量权介入企业的行为。但是，为了使竞争更加有效地运行，竞争法就必须设定企业的行为规制。在市场竞争中应该给企业充分的自由，从这一点来看，限制企业自由行为的规制愈少愈好。相反，如果放弃监管企业行为，任凭其自由放任，势必会阻碍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深度介入的规制愈多愈好。
采取什么样的规制方式，一般会受到经济学家对市场竞争的看法及见解的影响。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的传统产业组织论(反托拉斯经济学)认为：如果放任市场竞争，市场的集中度就会提高，进而阻碍竞争，导致竞争恢复困难。那么，根据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应该对集中度较低的合并也予以禁止，采取深度介入的规制方法(土田和博，1998)。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强调市场自身机能的“芝加哥学派”影响力的增强，除了对卡特尔行为以及市场高度集中的合并采取了禁止规制之外，其他的禁止规制都大幅度地废除、缓和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新产业组织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要求强化竞争法规制的新产业组织论派与芝加哥学派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对于介入企业行为的程度的分析。不仅受经济学的影响，还会受到各国文化、风土的影响。各国市场环境的差异会导致介入程度的不同。因此，介入的程度应该根据经济学理论同时依据本国市场环境以及风土人情的实际情况等来设定。
2 禁止规制的优点
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导致经济向未知方向的发展。为了保证企业自身的自由竞争，企业的发展方向不能由政府来决定，而应该由企业自身来决定。但是必须明确，企业的自由行为不能妨碍其他竞争对手的自由。为此，竞争法应该设定一些禁止事项来限制企业行为。比如，禁止串通投标行为、价格卡特尔行为、禁止拥有一定比例以上市场占有率的企业合并行为等。
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竞争法中，大都是根据“本身违法原则”(Per se illegal)对串通投标行为、价格卡特尔等行为予以禁止的。对于某些行为是否应该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不是根据该行为的正当与否来判断的，因为对该行为的完全禁止与放任，对竞争过程都有可能产生好或不好的影响，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尽管某些串通投标行为、价格卡特尔行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是一种正当行为，但是对于这种违法可能性较高的行为，在竞争法中一般
不予特殊考虑。因为完全禁止规制对竞争过程的整体是有利的(官本信彦，2003)，因此竞争法采用了本身违法的判定原则。
但是，在竞争法的实际运用中，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范围应当尽可能地缩小。美国只对于恶劣的、影响较大的价格卡特尔行为与串通投标行为以及限制转售价格的行为等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日本与欧盟各国也采用了同样的适用标准。
3 柔软性规制的必要性
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的竞争法限定了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行为，除此以外的行为，一般情况下是依据当时的违法状况对其不正当性要进行综合判断。这也是竞争法柔软性规制的一种体现。因为，如果明确地、彻底地区分违法行为与合法行为，这势必会给执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如果对价格卡特尔行为以外的投资协调、设备协调、销售手段协调以及经济不景气协调等卡特尔行为也要进行详细分类。那么，这些卡特尔行为是否也应该考虑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呢?并且，每一种类的卡特尔又可以再详细地进行分类。比如，投资协调又有多种类型。因此，竞争法对禁止规定以外的行为采用了柔软性规制的方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此得以充分体现。
但是，在对企业行为的不正当性进行综合判断的同时也赋予了执法当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这种自由裁量权过大，势必会与禁止规制形成对立局面。因此，综合判断也只能以“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等一些抽象的规定为标准(岸井大太郎等，2002)。如果这些标准任由政府行政执法部门恣意地解释，那么竞争法实质上也就转化成了产业政策手段了。所以，柔软的规制虽然是必要的，但是要尽可能明确判断标准，减少恣意性的解释与运用。
4 禁止规制与柔软性规制的统合
概观主要先进国家竞争法的综合判断标准可以得知。尽可能地明确判断标准已经成为竞争法的一种发展趋势。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完善与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本身违法以外的行为适用“合理的原则”(Rule of Reason)，其运用标准随着判例的蓄积而更加明朗化。其中，合理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市场支配力”(Market Power)的判断标准(岸井大太郎等，2005)。该标准是完全依据经济学的理论经过分析与研究而形成的，并且还制定了客观标准(以市场占有率为主)与安全圈标准(Safety Zone)等，以保证市场自由、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
美国在反托拉斯法执行过程中，一般不依据行为的种类来推定其本身违法与否，而是提供给企业一个提示反证的机会。对于外观上看似本身违法的行为，其实只不过是合理的共同行为的一个环节，在此情况下，一般采用合理的原则来进行判断(附属限制论)。
从以上分析可知，利用经济学理论来判断对象行为，可以缩小对对象行为的违法性与合法性的认识差异，对正确判断其合理性起到关键性作用。
五、竞争法规制的经济学视点
从分析竞争法的目的到探讨竞争法的规制范围、规制对象，势必要考虑到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分析企业的经济效益，毫无疑问，要运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竞争法并不是以建立一个经济学者理想的市场经济结构为目标的法律，而是通过对竞争过程的规制，进而把原有的竞争现态提升到一个好于现状的竞争状态，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的法律(白石忠志，2006)。因此，理想的经济结构理论(完全竞争等)并没有给竞争法带来有益的作用。经济学给予竞争法的最大帮助是借助经济学能够透彻、精确地分析各种企业行为的动机与经济效果等。例如，在分析、判断生产企业与零售店的交易行为(垂直的限制)时，是为了限制竞争而进行交易的呢?还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而进行交易的呢?并且这种交易行为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经济效果呢?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利用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研究，以完善竞争法的规制方向以及内容。
篇4
非正规就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就是非正规部门就业或非正规组织形式就业。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非正规就业指的是没有建立正规的劳动关系和没有正规的劳动组织程序的就业。从现象上来看，摆地摊、微型“小企业”、沿街叫卖、人力车夫、修鞋、修配钥匙、搬家、送货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就业空间十分广阔；从其生存的环境来看，包括非正规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小业主等自营劳动者和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雇用者三个基本类型。由于非正规就业自身具有进入障碍小、经营规模小、劳动技能低等特点和扩大就业、减缓贫困、解决城镇失业等外部特征，近几年已为多数国家和地区所重视。从国际经验看，美国目前有27％~40％的就业属于非正规就业；西欧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人口比重已从80年代的12.4％提高到90年代的15.8%；非洲这一比例为57.2％；拉丁美洲为36.2％；亚太地区为32.8％。可见，非正规就业已成为各个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
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农民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据统计，2000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1.8亿左右，2005年流动人口达到1.4亿，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到60％左右，而这其中又有80％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就业，可见，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乏力的情况之下，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与完善为庞大的失业群体提供了较大的就业空间，这对缓解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下将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和就业难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1.修正模型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在人口流动的政策制定方面，包括工资、收入、工业化和农村发展等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工具。但由于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和就业结构的特殊性，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完全反映我国的实际情况。首先，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城市就业存在二元结构，即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并存；其次，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就业；最后，城乡人口流动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更取决于城乡预期纯收入差异。因此，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加以修正，以反映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的实际状况。
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入城市的动机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更取决于城乡预期纯收入的差距和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差异和找到工作的概率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这种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而城市预期纯收入取决于城市预期收入与城市预期支出，农村实际纯收入取决于农村实际收入与实际支出。所以，
表示城市预期收入，表示城市预期支出，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成本。可见，城市预期纯收入主要取决于城市预期收入、预期支出及迁移成本。Wr表示农村实际平均收入，表示农村实际平均支出，即农村实际平均纯收入主要取决于农村实际平均收入与实际平均纯支出。而城市预期收入与支出主要取决于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包括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所以：
Wf表示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率，We表示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工资率，∏表示流动人口正规就业概率， 1―∏表示失业率，即以非正规形式就业的概率。从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城乡人口流动的动机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率和非正规就业的工资率；（2）正规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和非正规就业的概率；（3）城市的预期收入与支出和农村实际收入与支出；（4）迁移成本。
以上建立的人口流动模型是就一个阶段而言的。事实上，迁移者大多以非正规就业形式或者待业形式存在，以等待正规部门的工作机会。这样为了更加接近现实，该模型应建立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基础上，对其城乡预期纯收入进行贴现，设V（0）代表迁移者计划期内城乡预期纯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t)代表城市预期纯收入，Rr (t)代表农村预期纯收入，P(t)表示t时期内在城市就业的概率，n表示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r表示贴现率。
结合前面人口流动模式的分析，该贴现值可进一步表示如下：
在这个贴现值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其大小的不仅是城乡预期纯收入的差距，非正规就业所带来的收入及就业概率（1―∏）也是该贴现值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迁入城市的劳动力的特殊性，非正规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对贴现值的大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非正规就业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已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是由非正规就业者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更重要的是非正规就业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对解决失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失业问题或就业不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对解决我国目前的就业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政策含义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当地人口的就业，于是政府往往采取各种限制性措施禁止其在城市就业，但这种做法往往一方面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政策效果也会很有限，不但不利于提高城市就业水平，而且还人为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作为人口众多的中国，就业问题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中国城乡就业矛盾，根本的办法是改变观念，调整政策，把大力发展城镇非正规就业作为缓解城乡就业矛盾的重要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2.1 非正规就业大大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国内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进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自身文化水平、技能等方面的限制，很难进入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因此，在未进入正规部门就业期间，非正规就业就成为他们就业的主要形式，这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双重的作用。
2.2 非正规就业市场的灵活性、多样性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这不仅表现在雇用形式和工资价格制定的灵活性、敏感性上，还表现在对消费市场多样性、个性化需求能够迅速反应，组织批量生产的灵活适应能力上，这种能力为一般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弹性，具有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的巨大潜能。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非正规就业较低的准入门槛，为低技能群体和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在不同部门之间的置换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带，避免了大量结构性失业群体的出现。
2.3 非正规就业起着调节就业和收入的双重作用
当经济增长出现低迷或严重危机时，正规就业的工资将下降，就业随之减少，而非正规就业相应上升。例如，1981～1983年巴西经济衰退期间，非正规就业上升了近30％；同时在经济衰退期，非正规就业可以提高一部分人员的收入，从而在宏观上保持一定的有效需求。目前，就业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家庭贫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除了要健全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外，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水平，而非正规就业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2.4 有利于弥补城市生活服务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相当多的大中城市，原体制下的“配给制”消费品分配系统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具有小商品经济特征的“马路市场”和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如上海市75.1％的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主要在社区从事零售配送、文体服务、修理修配、计算机应用服务、小型制造业等职业，不仅推动了居民服务业的发展，还满足了市民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生活服务系统的供给真空。
3.结论
通过对非正规就业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非正规就业对缓解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调整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的重视不够充分，使得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健全的就业形式，存在诸如劳动雇用关系不规范、劳动条件恶劣、法律不健全、行政部门干预过多等问题，使得非正规就业者在夹缝中生存，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因此，现阶段完善和发展非正规就业成了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应该努力做到：在意识方面，我们要正视非正规就业的存在，而不是把他们归于失业或下岗；在经济层面上，尽量减少非正规就业“正规化”的外在成本，加以正规化；在政策层面上，制定与非正规就业相配套的各种法律制度，为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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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文广（1971-
篇5
英国学者梅森曾说过，“科学主要有两个根源。首先是技术传统，它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代传下来，使之不断发展。其次是精神传统，它把人类的理想和思想传下来并发扬光大[1]。” 科学起源的这两个传统使其兼备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特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人文精神逐渐窒息，科学的技术理性却过度膨胀，使得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异化。如何控制这种异化，如何保证科学能在正常规律下发展，就少不了政策的规范与引导了。在伴随着政策不断出台的同时我们同样需要兼顾精神的传统。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科学精神与科技政策的关系进行分析了。
一、科学精神的内涵
对于科学精神的研究可以说是一幅百花争艳的局面。从早期R.K.默顿的己被普遍引用和评论的观点:“科学的精神特的质是指用以约束科学家的有感彩的一套规则、规定、惯例、信念、价值观和基本假定的综合体。”开始不同的中外专家学者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他们对科学精神内涵的看法各有千秋，然而笔者认为， 理解科学精神的内涵，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求真精神注重实践反对空谈是科学的求真精神。
2.理性精神崇尚理性思考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
3.实证精神科学基于事实，科学实验是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的最终源泉和最高检验标准。
4.批判精神怀疑和批判可以促进科学进步。合理怀疑是科学理性的天性。
5.创新精神科学的生命就是创新，创新是科学精神的灵魂。创新精神是科学得以创造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6.协作精神 团结互助的协作精神已不容置疑地成为科学事业得以继承和发展的保证。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是贯穿科学的内在动力。无论是针对科技的学习、建立科学体制、形成科学方法以及发展科学思想都离不开科学精神。它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的一种意识，是需要具备的一种态度，是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科学精神是科学活动的精神动力，是科学活动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
二、科技政策的内涵
政策是行为规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下的产物。政策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其他行为规范不能取代的作用. 科学技术随着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它已经不再仅限于一个狭窄的领域，而往往是对全球、全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几乎是所有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政治、法律等等问题，都会有科技问题掺杂其中，并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当科学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几乎所有的科技活动都被纳入国家或政府的规划之下,因而国家或政府为了有效的管理和引导科技的发展,制定了各项科技战略、科技规划和立法,这三项措施构成了对现代社会科技活动的强大的外部控制[2]。这就使得科技政策在各种政策当中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由于科技政策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系统中的，也并非与其他领域的政策相隔绝，而是与许多领域的政策有交叉重叠之处，并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当今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对国家、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对于科学精神与科技政策的关系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进行探讨的。
三、科学精神是科技政策的灵魂
在政策过程的两大阶段都需要科学精神的指引，因此说科学精神就是科技政策的灵魂。我们以科技政策的制定这一阶段来说明。
科学精神有引导科技政策制定的主体和客体的作用。任何有悖于科学精神的东西都会对具体的政策造成影响，也会出现相应的政策失灵现象。在科技政策制定的主体当中，在国家层面就要坚持理性求真的科学精神，任何科技政策的失误都会对科技的发展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或破坏。
从政策制定到政策目标的实现之间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还存在着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只有科学精神的正确指引，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否则，再好的政策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由于缺失了科学精神的指引也往往会出现执行的偏差，造成科技政策失灵的现象。而恰恰是少了科学精神的约束，往往在政策的后制定阶段就会导致监督的有效性受到挑战，就会出现一些失灵的表现.
四、科技政策是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科学精神是在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国内国外的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步形成的，并在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被运用，把这些精神或思想内化在他们的主观取向中，并在他们制定和执行科技政策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科技政策是科学精神的载体，科学精神是“本”，而科技政策是“末”。科学精神给科技政策制定和科技活动指出目标和方向，倘若本末倒置，科学精神就会成为诠释科技政策的附庸存在，科技政策亦会变成没有根基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技政策失去了科学精神作为指导，就会陷入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非理性化、非规范化的泥潭，而在非理性化的科技政策指导下的科技活动就必然表现为有悖科技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盲目活动[3]。
五、小结
科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不断地完善整个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是科技发展政策能够不断地发挥它对科技研究的催化。在不断完善科技政策与对策时，我们必须沿着科学精神对整个科技发展的启示，它的启示就是在遵循科技发展规律的同时，又要不断地去追求和弘扬科学精神，那使这些精神能够真正的贯彻到科技发展过程中，使得科技变得更加的开放与包容，也是科技发展变得更加的纯洁与高尚。
作者简介：
1.殷常涛，郑州大学学院2008级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创新与科技政策研究。
2.马姗，郑州大学学院2010级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创新与科技政策研究。
3.谈新敏，教授，郑州大学学院教授，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室主任，科学技术哲学学位点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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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侠等.浅谈科技政策失灵现象[J].科学学研究,2001.
篇6
外来资金进入我国市场后，进、出口模式包括直接进出口和间接进出口；契约模式包括合同制约、技术协议、贸易安排等；投资进入模式包括建立合资企业或新建全外资企业。
一般情况下，外资企业涉及到的资源投入和风险性比较大而且较难控制，但运转灵活性低；契约模式的技术转让、进出口贸易等资金而非股权进入模式对涉及到的资源投入少，风险也比较小，而且较容易控制，运转灵活性大；合资企业介于二者之间[1]。
契约模式和合资企业都是在本国内生产和销售。进出口局限在最终成形产品，因为无形的产品无法运输。间接出口是通过在本国内的公司或中间人进行出口，通过这种方式的交易，国内公司无须对国外市场进行研究和投资。两种相比较下，直接出口需要对公司以外的国外市场投资，公司需要对外国市场进行计划营销和相对控制力量，能够保护公司的商标、产品专利和信誉等其它无形的文化资产。但这种方式的进出口贸易对外国市场的控制是有限的[2]。
契约模式是公司与国内法人以合同签约形式，构建的长期合作关系，使公司的技术或员工从本国转移到国外。这种模式并没有权益性投资，许可经营是契约模式的主要类型，指本国的授权人允许外国的被授权人使用同一资产，有形的产品或无形的专利、商标或公司名称等，同时将获得相应的版权费或其他回报。这些无形资产的转移需要一定技术服务的支持，以保障公司资产的合理使用[3]。
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可以为进入模式找到合理排序及解决办法，实现一个崭新的、简洁的实用操作办法。AHP模型的计算工式需要将问题分层处理，形成一个结构模型。在结构模型中，将问题分解为单一的元素，再按照问题属性形成若干层，其中层次分三大类：①最高层：最高层内包含一个元素，作为分析问题的目标与结果存在。通常被称作目标层；②中间层：中间层包含了以结果为目标的多个层次，以准则为标准，所以被称作准则层；③最底层：为实现目标而存在的措施层次，被称作措施层。
将三个层次进行统一比较时几乎无法得出准确的结果，但是对其进行两两比较时就能够按照公式计算得出之间存在的区别或差异。因此AHP在对各层因素与上层因素之间的重要性权数进行确定时，可以按照调查数据建立判断矩阵，以B=（bij）n×n表示下行层次与上行层次因素A之间的判断矩阵。
在对各个要素的重要度进行计算时，需要预先计算矩阵当中的特征向量（E），具体求解公式为：Ei= =1，2，……n
随后对特征向量E=（E1，E2，……，En）T进行归一化处理，公式为：
EA=
Wi=
在上述两个公式当中，Wi为Ai的权重。
二、政府政策干预外来资金引入
政府政策干预外来资金引入――实施个案审批。国内外的产业条件应该为两方面，整合的企业效率比较和固定资产的投入比重。
政府政策干预外来资金引入――调整贸易政策。外资企业在数量和市场都占有优势时，企业依然使用并购模式进入时，政府增加税率；反之，企业若改变并购模式，调整税率后，政府则降低税率，加大整合力度[4]。
三、外来资金引入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外来资金的投入，也会考虑到技术成本，若技术成本较高时，则比较偏好于新建公司而不是并购形式。因为技术成本过高意味外资对本国企业只有较小成本优势，政府也比较偏好于收购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可以使更高程度的技术力量投入和较高的收购价格。
因为新投资建设方式会提高本地市场的竞争力，而且由于外国企业的技术成本战略，其技术投资程度定会增加。但外资比较偏好于收购而非新建，认为收购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竞争空间，我国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如果竞争市场激烈，也可以限制外资收购本地企业[5]。
篇7
一、我国公共政策参与的现状
（一）政府逐步放开公共政策参与的空间
与过去政治文化中官民对立的思想不同，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公民参与的重要性日渐凸现。立法层面，《物权法》《婚姻法修正案》等法律法规的出台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政策层面，出租车调价、个人税起征点在确定之前召开听证会，了解公民的意愿；社区层面，公民直接参与决策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已经在部分地区试行。
（二）公民的参与意识日益增强
封建思想遏制了公民主体意识的形成，“权威崇拜”、“与世无争”的政治哲学抹煞了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更多公民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参与政策制定来维护个人利益，其中以新兴的网络政策参与方式为主。在“南京网络问政平台”和“龙虎网上”发表《南京老城区道路交通的改造方案》和《南京弃婴岛案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在短短10天内就收获3500次的浏览量和近百余名热心网民的回复，也从侧面充分体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积极性。
二、公共政策参与的模式分析
一般而言，政府主导模式意见易于被政府采纳，而民间主导模式中公众参与意见则较难被采纳。政策执行阶段注重政策的落实情况，制定阶段则更关注利益的分配。因此，根据公共政策参与过程中发起者和参与环节的不同，可划分为四种不同模式。
1.监督式参与模式，由政府发起，在公共政策执行阶段引入公众的监督，从而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其动力在于公众监督是抑制腐败和行政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
2.咨询式参与模式，由政府发起，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主动获取公众意愿，从而保证公共政策反映公众的现实需求，维护公民利益。其动力在于政府希望提高公民对政策的理解度和接受度，在执行阶段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
3.申诉式参与模式，由公民发起，在公共政策执行阶段表达自身诉求，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其动力在于公民期望切实保障自身权利、维护自身利益。
4.倡导式参与模式，由公民发起，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表达自身利益和诉求。其动力在于公民期望通过参与政策制定环节，使最终政策反映公民需求与利益。
三、大学生公共政策参与现状
根据研究方向设计问卷，并将数据汇总整理如下：
（一）样本基本情况汇总；研究数据来自南京市内高校大学生问卷填写
调查采取自填式问卷的形式，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37份，回收率为96.3%。其中，有效问卷329份，有效率为97.6%。本研究问卷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1.个人基本信息；2.政策参与客观状况；3.政策参与主观状况。
（二）大学生公共政策参与的现状描述；已有研究表明，公民对政府满意度与政策参与行为有着较大影响
本问卷对于政府满意度的考察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入手。问卷从政治政策、基础设施政策、科技文化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五个方面出发，采取里克特量表形式评测大学生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数据表示大学生对政治政策满意度最高，标准差最小。对社会政策满意度最低，标准差最大。
（三）大学生公共政策参与行为的差异；接下来我们对于大学生公共政策参与意愿情况进行了宏观分析
从数据不难看出大学生群体对政策参与整体呈现积极态度。
此外，调查中还设计了政策意见反映途径重要性排序问题。多数人表示直接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是最为有效的途径，排在后边依次为在网上发表意见和向媒体反映。众多大学生也表示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相对其他反映途径相比更加便捷，成本也相对较低。因此成为大学生政策参与的首选途径。
（四）大学生公共政策参与的影响因素
1.学历层次，统计显示，本科生在政策参与途径得分均值为1.74，研究生为2.13；本科生在政策参与现状得分均值为1.16，研究生为1.50。经方差分析，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同学历层次的大学生差异具有显著性（sig值0.000
2.专业类型，统计显示，自然科学类专业大学生在政策参与途径得分均值为1.23，社会科学类为1.28；自然科学类专业大学生在政策参与现状得分均值为1.76，文科类为1.93。经方差分析，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同专业类型的大学生，在政策参与途径和政策参与现状上差异不具有显著性（sig值0.216>0.01；sig值0.035>0.01），专业类型不是影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
3.政治面貌，统计显示，大学生党员在政策参与途径得分均值为1.44，非党员得分为1.17；大学生党员在政策参与现状得分均值为2.14，非党员为1.71。经方差分析，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党员与非党员大学生在官方和大众参与途径中的网络政治参与差异显著（sig值0.000
除以上问题，我们还对大学生自我公共政策的认知进行了问题的数据汇总与整理。
近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对自我政治认知还是有明确把握。但数据分析也表明，大学生在社会中虽处于较高知识层次上，但由于一些客观因素和思想不成熟等原因，导致其在公共政策参与的模式选择上多以监督式参与模式为主。
四、网络政策参与的价值
（一）网络政策参与的自由性优势
网络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适应了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为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生活提供了现实可能。网络与其他传播媒介的主要区别在于传播的普及性。网络的信息言论自由，强化了政策参与自主性，提高公民参与积极性。这将有利于公民政策参与意见的真正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策参与度。
（二）网络政策参与的低成本优势
参与决策收集信息，提出方案，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如果参与成本大于预期收益，参与者就会选择退出或不参与。公民参与成本大部分耗费在政策信息获取上，这间接制约了公民政策参与能力。网络突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界限，改变了过去单一信息传播渠道，降低了公民获取政策信息成本，进而提高公民政策参与能力。
（三）网络政策参与的平等性优势
传统政策体系中，管理权力由上到下贯彻执行，管理权力上层大、下层小。要想突破层级限制，实现面对面交流，对普通公民来说遥不可及，因此政策参与权利并不被平等的享有。信息网络有着明显不同结构。第一，“网络倾向于水平延伸，而不是纵向发展。”也就是说，网络关系是同等级间的横向联系。第二，在这个网络上的每一个信息点，既可以信息，也能接受信息，因而每一个信息点都是一个信息中心。这种特性可以避免信息的集中控制。网络的平等性优势使得普通民众的参与变成了可能。真正实现了政策参与权利的平等。
五、结论与未来的展望
通过数据整理和汇总不难看出大学生对公共政策参与热情度很高，但多数情况不知从何下手，但新兴网络的发展，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与途径。但网络的自由与无序，再加上其潜在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也加大了决策风险性。我们更应理性看待网络政策参与时代的到来。通过分析，得出三点结论：
1.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在两种参与途径中表现出较大差异，大众参与途径的参与积极性明显高于官方参与途径。在大众网络参与方式中，网络论坛和社交网站参与相对于政府公开网站更受到大学生的青睐；领导信箱相对于政民互动平台和法律政策民意征集活动的参与度较低。
2.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不积极的最主要原因有所不同，担心意见被屏蔽和审查是阻碍大学生在大众参与途径中政治参与的主要原因，而担心意见无法传递给政府是阻碍大学生在官方参与途径中政治参与的主要原因。
3.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受到若干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从客观方面看，在网络政治参与途径上，男性大学生比女性大学生更积极、研究生比本科生更积极、大学生党员比非党员更积极，而专业类型没有显著性影响，不是影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从主观方面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效能感、网络政治参与责任意识、网络政治参与兴趣和网络政治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都呈现一定正相关关系，说明现实社会中政治参与态度与参与行为的正相关性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同样得到体现。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政策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公民政策参与有利于实现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利于实现和扩大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网络政策参与的出现，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了崭新的平台。不同以往的政府主导政策参与模式，新兴网络问政的出现，丰富了申诉式参与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倡导式参与模式。公民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阶段通过网络积极表达自身诉求，维护自身利益。本文从公共政策参与过程中发起者和参与环节的不同，突出了两者对于当代大学生公共政策参与的重要影响。强调了网络政策参与的重要地位，同时也给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好的政府一方面会注重引导公民监督意识的养成，这样才能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保证民主意见反馈渠道的畅通，加强网络问政平台的建设，有效确保决策的民主性。此外，在网络政策参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境，还需政府设立相应的制度进行必要的管理与引导，以促进其健康、有序、有效发展。
参考文献：
[1]郑琦.公共政策参与的模式及原则分析[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 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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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不育症是人类生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生殖内分泌激素与男性的发育、发生及有着密切的关系。锌对性器官和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还影响前列腺结构和功能[1]。2009年9月～2012年9月，我们对210例男性不育症患者在常规体检和分析等检查的同时，进行精浆锌、血清及精浆生殖激素（FSH，LH，T，PRL）检测，旨在探讨精浆锌、血清及精浆生殖激素水平测定，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断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男性不育症患者210例，年龄24～40岁，平均28岁（不育组）。身体健康，性生活正常，均为婚后2年以上未育。均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经男性学及配偶妇科学常规检查，均排除生殖器官先天性异常、遗传、内分泌障碍，以及损伤、感染等引起的器质性的病变。同时，以80例健康男子作为对照，年龄23～35岁（对照组），近2年内均有生育史，常规检查正常，无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1.2 标本采集与处理
要求被测对象用方法采集一次射出的全部，并排入清洁、干燥的采样杯中。收集的标本立刻放入37℃水浴中，待完全液化后取混匀lml，离心分离精浆（3000rpm，15min）。去除及其他沉淀物，吸取精浆贮存于-20℃低温冰箱中待测。被测对象在收集的当天上午9时左右抽血，分离血清4～6℃贮存待测。
1.3检测方法
1.3.1常规分析（SemenAnalysis，SA）采用计算机辅助全自动分析仪，检查结果参照WHO的分析标准，以密度≥20×109/L、活动率≥50%、a+b级活动率≥50%为正常值。
1.3.2精浆锌测定 用北京普析MB5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对两组精浆进行测定；
1.3.3生殖激素检测 用德国Roche411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两组的血清、精浆生殖激素。
1.4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用X士SD表示，采用t检验，以P
2 结果
2.1 33例无精症和87例少精症患者精浆锌含量为（105±5.71）mg/L，对照组为（139±87.10）mg/L，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浓度与血清生殖激素FSH、PRL、LH、T的相关性见表1。
表1显示，少精症、无精症患者FSH水平明显升高，与正常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通过分析精浆激素，血清和精浆激素比值（B/S）。初步得出以下结果，见表2。
表2显示：
2.3.1精浆中FsH含量比较恒定，但在少精症、无精症中FsH的B/s值增高（P
2.3.2精浆LH含量在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精浆LH和血浆与精浆LH比值（B/S），各组间无明显筹异。（P>0.05）
2.3.3精浆T含量 在存活率低下症和个月观察生精功能恢复者巾有明显增高，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3.2.4精浆PRL含量，在少精症、存活率低下症中有明显增高，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3 讨论
3.1 不孕症患者精浆锌测定的意义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的调节是人类生殖生理活动的关键，任何一个环节有异常都有可能导致男性不育。缺锌影响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可导致减退，数量减少，重者可使生成陷于停止。本实验结果显示，无症组的精浆锌含量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降低（P
3.2精浆锌对生殖激素水平的影响
精浆中微量元素锌可以通过干扰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降低性腺功能[2]，甚者影响生殖激素的分泌。我们分析了33例无精症患者的精浆睾酮，发现生精功能损害到不可逆的情况下，精浆睾酮可以降低或者不变；少精症、活率低下症，其精浆PRL浓度高于生育组，并有显著性差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看出，精浆锌隆低，生精功能障碍，精浆中T、PRL增高。而当功能受损到不可逆程度时，精浆睾酮下降或者不变。因此，精浆锌和生殖激素的测定，在男性生殖生理的研究和评价生育力的方法上可作为一项辅助指标，对男性不育症的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3.3精浆生殖激素与血清生殖激素水平的关系
实验结果各组间精浆FSH含量无显著差异，而血清FSH与精浆FSH比值（B/S），在少精症、无精症组有明显增高，与生育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原发性少精症和无精症患者，当功能受到损害时，分泌的抑制素减少，反馈作用降低，垂体分泌FSH增加，使血液FSH浓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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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对我国高等教学竞争力的影响
根据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以及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通知》的分析，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对区域高等教育教学竞争力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是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引导区域高等教学方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设置可以引领高校教学理念的创新改革。例如2014年国家级教学奖侧重对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视，因此在此背景下，高校教学中越来越重视实践教学，侧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根据对2014年国家级教学奖获奖区域的分析，东部地区高等学习获奖数量比较多，而该区域高校则比较重视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成为高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校企合作模式改革已经获得较为成熟的经验。
二是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激发高校教学科研能力，提升高校教学改革动力。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通知明确提出国家级成果奖评审要坚持以标准、质量第一的原则。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可以从源头上激发高校教学科研能力的提升。例如通过获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高校可以获得相应的资金奖励，以此为后续的教学科研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同时通过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有助于保护长期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例如《通知》提出要坚持引导优秀人才从教、终身从教。教师团队的稳定是教学竞争力的基础，而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设置为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教师提供了动力，有效地净化了教学环境。
三是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聚焦专业标准建设，提升高校专业学科质量。《通知》对于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内容提出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改进教学内容。新时代高等院校要不断优化专业结构，适应社会经济产业发展的要求，以此培养出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而国家级教学奖可以督促高校积极调整专业设置，调整教学内容，构建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教学体系。
纵观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对高等教学竞争力的影响，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对我国高等教学竞争力的影响体现在：一是从获奖项目上看，获奖项目越多的区域，该区域高校的教学质量水平就越高。例如北京地区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项目比较多，而北京地区整体的教学竞争力就比较高；二是从从获奖学科上，近些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偏重社会推广价值的教学成果。越具有社会推广价值，具有实践操作性的项目就越可能获得评审委员会的认可，从2014年的获奖学科上看，工科类的教学获奖数量比较多，由于是工业较为发达，校企合作模式成熟的区域获得该奖的数量比较多，因此国家级教学奖对于教学质量越高的区域其影响力就越突出。
三、提升高校教学竞争力，提高获奖能力的对策
（一）发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引导作用，增强对薄弱地区的政策倾斜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对于高等院校教学竞争力具有引导作用，例如国家级成果奖的获取不仅能够激发高校教学质量改革的动力，而且有助于营造高校创新的教学氛围，因此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中需要给予中西部教学基础薄弱地区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加大对中西部高校的申报名额，对于中西部高校申报项目的评审要适当降低标准等，以此带动教学薄弱地区的创新积极性。
（二）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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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学毕业生就业总体状况
随着1999年以来的高校持续扩招，大学生就业也由过去的“精英就业”转变为“大众化就业”，2004年是医学类专业本科生扩招后毕业的第一年，之后医学生以大致20%~30%的速度递增。医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密集期。据福瑞医生网统计，2009年毕业生数量将达到108万人左右。医学类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会更加严峻。不久前广东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也显示，所有学科大类中，医学类学生就业率排在末位，其就业率在该省已经连续两年倒数第一。
有关资料分析，2004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对医学毕业生的需求情况是:研究生以上学历呈上升趋势，本科生基本持平但略有下降，专科生则下降明显。从福瑞医生网的注册用户来看，研究生以上占39%，并且多数医院目前想要研究生，至于本科生，只有一些麻醉、影像、检验等医技方面的可以接收，其余的除非特别优秀，否则基本上很难被接受。大多数医疗单位在招聘时，都希望招到有执业医师资格、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这给医学类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又增加了难度。
二、医学生就业竞争力分析
就业竞争力是指“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具有战胜竞争对手、找到适合才能发挥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适当工作岗位的能力，即满足社会和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的能力”。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不仅是高校内部支撑力、生存力和发展力的一种体现，其竞争力水平和内在各项要素的组合也直接反映出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医学生就业竞争力主要由就业核心竞争力、就业态度、就业环境等构成。
1.就业核心竞争力。医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主要包括专业知识、临床技能、综合能力等。目前医学生在专业知识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受传统应试教育影响，医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普遍存在“死记硬背”的现象，只掌握书本知识，不能有效地将理论知识“活学活用”到实践中来，不能根据医学发展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同时，一些医学院校的师资力量薄弱、教学经验不足，导致很多毕业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达不到职业要求。
2.就业态度。就业态度主要是指医学生的求职期望、求职努力以及面试技巧等。尽管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竞争异常激烈，但大多数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仍居高不下。医学生大都青睐于大型综合医院，不愿意去基层医院，有些甚至连县级医院都不愿意去。受专业知识学习的影响和限制，表达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的欠缺，使得大部分医学生在面试技巧和面试策略上明显弱于其他专业学生，很多医学毕业生具备很好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但往往由于面试不能通过而失去就业机会。
3.就业环境。就业环境主要包括市场供需和家庭、社会条件等。目前医疗行业的供需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结构的不平衡。最突出的是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与实际就业人群的特征存在较大的差距，用人单位青睐学历和临床实践经验，比如获得临床执业资格。本科生学历不是很高，并且绝大部分都没有获得医师资格证，存在就业瓶颈。此外，目前我国公平、公正、合理的人事制度和“公平、竞争、择优、有序”的人才市场机制还不够健全，家庭背景及社会关系在就业中的影响较为明显，许多单位在用人过程中“照顾关系”“任人为亲”的现象依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三、提升医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实现途径
要实现毕业生的合理充分就业，除了帮助大学生了解就业市场的需求和发展、分析和预测职业发展前景、提高大学生的择业技巧和技能外，最重要的是如何培育就业竞争力。
1.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知识更新，加快教育教学改革。激烈的就业竞争，使得用人单位对应聘者的实际操作、适应环境等基础性的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此，高校应加强对社会需求的预测，以就业为导向改革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职业能力、职业素质和岗位适应能力。对于医学生而言，要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适当调整理论课与实际操作课的时间比例等。
2.加强素质教育，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要通过各级党团组织和学生组织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比如，临床技能竞赛、法医推理竞赛、门诊小品赛等。通过各类社会实践，引导学生积极着眼于社会需求，加强和社会的互动，增加对社会的了解，明确于社会的需求，在提升自身职业素养的同时，加强对文字、表达、管理、实践等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提高综合能力的同时，要积极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基层医院其实也是可以有所大为的，有很大的个人发展空间。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要积极推动创业教育，鼓励学生创业，进而提供更多的就业空间。
3.完善就业市场，提供公平有序的就业环境。目前我国毕业生的就业市场还不够完善和成熟，“一个公平、竞争、择优、有序的就业市场还未形成;大学生就业市场必需的信息体系和服务体系还未建立;与大学生就业相关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等”。此外，就业过程中的地域、学校、专业、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家庭地位、社会关系等影响着就业的公平性，人为地造成了就业困难。这些现象的存在是与市场为主导的就业方式不相称的，这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势必影响毕业生健康就业心理的形成，导致就业中不良现象恶性循环。为此，全社会在努力构建一个完善的就业市场的同时，应通过公开、公平等手段弱化外部环境竞争力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参考文献
[1]张艳清，杜长林，张旭平.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培养的探索[J].医学与哲学，200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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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内血氨含量极微。体内氨是蛋白质代谢过程中通过氨基酸脱氨基形成，大部分在肝脏内通过鸟氨酸循环合成尿素。血液中氨的来源主要有三：①氨基酸脱氨基生成的氨；②由肠管吸收的氨，其中包括食物蛋白质在大肠内经腐败作用生成的氨和尿素通过肠肝循环在肠管中生成的氨；③肾生成的氨，谷氨酰胺在肾远曲小管上皮细胞内分解生成的氨。氨在体内能迅速地代谢而不致堆积。在正常情况下，氨的主要去路是在肝脏通过鸟氨酸循环合成尿素。此外，脑和肾脏等器官的氨与谷氨酸作用生成谷氨酰胺后被运输到肝脏，在肝脏转变为尿素或其他含氮化合物后由肾脏排出体外，或形成铵盐随尿排出，是蛋白质代谢的最终产物。氨对人体有毒，能影响神经细胞的新陈代谢，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有潜在的毒副作用。血氨的来源增加和去路减少，都会引起血氨增高。肝是清除体内氨的主要器官，因此血氨测定对肝性脑病，肝硬化末期肝昏迷，肝衰竭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高血氨症在饮食蛋白过多摄入时也有发现。影响血氨测定的因素有很多，为了能够给临床提供真实可靠的检验数据，实验室工作人员必须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敏锐的思维，认真、慎重对待每一份标本，现将多年来本人在从事氨测定方面的一些经验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2013年1月至6月住院处65例各种肝病和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血氨标本，经统计其中49例血氨浓度在正常范围内，16例结果异常，血氨浓度>55.3umol/L，对结果异常的标本进行复查并分析原因。
1.2 测定方法
1.2.1 试剂来源 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①试剂R1主要成分：三乙醇胺缓冲液、α-酮戊二酸、NADH。
②R2试剂：谷氨酸脱氢酶。
③校准品：硫酸铵。
1.2.2 反应原理 酶法血清中氨在过量α-酮戊二酸、NADH和足量谷氨酸脱氨酶（GLDH）作用下，使NADH转化为NAD+，吸光度下降速率与氨的浓度成正比，在340nm处连续监测吸光度的变化率。
α-酮戊二酸+NH4+ +NADH GLDH谷氨酸+NAD+ +H2O
1.2.3 检测仪器 法国BASIC半自动生化仪。
1.2.4 参考值 男：14.7-55.3umol/L；女：11.2-48.2umol/L。
1.2.5 临床意义 正常情况下，氨在肝脏中转变为尿素。重症肝病时尿素生成的功能低下，门静脉和侧支循环增加，先天性鸟氨酸循环有关酶缺乏，使血氨增高。血氨的测定主要用于肝昏迷时的诊断及疗效观察。消化道出血时，肠道内含氮的物质增高，经细菌或酶的作用会产生大量氨，肾功不全患者由于尿素排出减少使血氨增高。
1.3 标本来源 标本全部来自住院处各种肝病及消化道出血患者：采集静脉血2ml，用EDTA抗凝，密封后立即送检。
2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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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中小学教育对传统道德教育急切渴求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各界人士对中小学道德教育的问责要求越来越迫切。从本质上讲，问责是一种要求，要求中小学提供清楚的证据，证明他们为提高学生的道德教育作出的努力，从而使政府和公众了解中小学道德教育现状和取得的进步。然而事实证明美国中小学的道德教育并不健全。早在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下了个定论：明确引导孩子们怎样成为有道德的人是必要的。人是需要教化的。亚里士多德培育有道德的孩子的原则在大部分西方国家是没有受到过质疑的，即使是当今关于亚里士多德教学方法也代表着培养孩子常识观念。但是在18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智慧直接受到启蒙哲学家卢梭自然教育理论的挑战。卢梭认为社会化将孩子美的天性泯灭，未教化乃使孩子自然善意优雅。此后一直沿用了卢梭的孩子自然属性理论，而把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需教化的思想抛在道德教育之外。
直至1999年4月，哥伦比亚高中（第七中学）发生了一起残忍的枪杀案，此悲剧给众人带来的不安可想而知。作案的是两个十五六岁的出自完整家庭并不贫穷的少年。这事件的发生，引发人们的深思。在这样的年龄阶段，来自完整家庭，并且是家庭条件并不差的环境的青少年为何在校园中对无辜人群做出类似于屠杀的事件？人们不断发问为什么是美国人？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在这里发生？卢梭价值自由的教育方式和理想化烂漫主义教育对美国正在文明化的粗野少年是一个失败的教育形式。校园枪击事件等类似此种暴力行为不断发生，使人们不得不关心校园道德风气，对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90年代开始直至今日大多数家长、教师、社区领导一再鼓励和支持传统的道德教育。由此人们急切的心声将传统道德教育喊回学校道德教育中。
2美国中小学道德教育对政策迫切需求
2.1将道德教育内容整合到学校教育中
为了保障中小学学校道德教育顺利健全地发展，联邦政府出台了有关道德教育的方针政策，还有具有权威性的团队也参与到道德教育体系的改进和完善中，如监督与课程开发协会专家组（An ASCD panel），在《学校生活中的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 in the Life of the School）一文中督促学校联合家长、大众媒体和社区规定并教授类似公正、利他主义、勤奋和尊重人格尊严的核心美德。文中还强调了 “学校不能忽视道德教育，它是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学校还应该教学生不同的基本的道德资源包括宗教”，还有“我们要托付学校建立和传达清晰寄予老师和督导以及管理者把自己当做道德教育者”、“道德教育可以是我们国家的活的遗产的一部分”等几个问题，旨在督促学校道德教育在遵循国家发展和青少年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突出道德教育文化化与生活化的基本特征。20世纪末在各种有权威的专家组和协会积极参与和互动下，道德教育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也给21世纪学校道德教育在校园中的顺利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中小学道德教育。“田纳西州山谷一神派普救说教会”（Tennessee valley Unitarian Universalist church）2008年秋制订的《青少年儿童宗教教育计划》（ Children and youth Religious Education Program）宣称以“培养负责、积极参与、关心世界，致力于终生进步和精神认识，关注社会、环境和世界问题的公民”为使命的教学计划，在周日的上午，通过讲故事、唱歌、游戏、手工艺、服务等形式，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与年龄相称的如关爱、诚实、关心自我与他人、宗教知识和仪式、社区历史等主题的教育。将道德教育内容和条例融入现实与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好地完善道德教育。在教育教学体系中完成了道德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衔接。
2001年乔治W・布什政府签署的联邦法律――《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关于将世俗化的品格教育整合到学校教程和教学方法中。立法提到关怀、公民美德和公民权利、公正和公平、尊重、责任、信用、给予的素质。立法要求学校不仅在学生的学术表现上而且要在他们的品德上有所作为。美国道德教育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Moral Education， AME）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成立于1976年，其使命是为那些对于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道德方面感兴趣的专业人员提供一个跨学科的论坛。协会致力于促进交流、合作、培训、课程设置以及将道德理论与教育实践结合起来的研究。
2.2为学校道德教育提供资金保障
21世纪以来，为帮助学校改善道德教育现状，美国联邦政府主要是通过拨款方式来加强对州教育局的调控。联邦政府对州的资助，都是有其特定的项目和要求。如具有代表性的《1994年提高美国学校法案》，该法案每年给州教育机构批准每年总共10个基金用以实施和设计品格教育项目。项目由在美国教育部的安全和无毒学校赞助支持。此项目在确保了学校道德教育的顺利开展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2001年1月小布什公布了名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蓝图，其中提到支持品格教育，增加对各州和学区用于品格教育拨款的经费，以培训教师学会各种品格养成课程和活动引入课堂。美国开展新品格教育运动以来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延续至今。例如，1987 年美国全国学校联合会向美国教育部提出“在公立学校塑造品格”的计划，1989 年布什总统亲自启动志愿者服务行动，第二年2 月他又签署了为 K -12的“国家和社会服务行动”（ National Community Service Act） 提供基金的议案，1993年 3 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为“国家和社会真诚服务行动”（ National and ational ServiceTrust Act） 提供基金的法律等等。
3小结
美国推进中小学道德教育对于维护美国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中小学道德教育是一种必要的政策工具或战略措施，它要达到以下两个目的：
3.1通过道德教育政策引导重塑中小学道德
道德教育政策是道德教育走进教学的坚强后盾，是道德教育在教学中顺利进行的保障。首先，因为政策的引导将道德教育内容很好地整合到教学；其次，有了政策的干预使道德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形式更加多样；最后，有道德教育政策的支持使得学校本位的道德教育成为可能。
3.2道德教育政策促进中小学学生全面发展
“少年强则国强”，国家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在中小学中实施健全的道德教育，让美国青少年自觉自然地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提升自己的内涵，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特别是“9.11”后，美国政府认真反思其对道德教育政策。
综上，中小学道德教育政策是美国政府实施道德教育的工具，其目的是通过对青少年各方面素质培养、提升科技和教育竞争力，实现美国综合国力永保前位，维护其国家的安定和谐以及领导地位。
参考文献
[1] 秦玉友.教育发展浪潮与中国教育政策的多层设计[J].教育政策与法律，2012（5）.
[2] 陈平.美国道德教育发展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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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思想政治必修4，即《生活与哲学》这门课程具有时代感，教学内容与社会生活、学生实际密切联系，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有针对性地创设情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思考、领悟、评价、体验和锻炼，不仅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更能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一、运用问题创设问题情境
教学过程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动态过程，而运用问题创设的情境具有启发性、敏感性、主动性、发散性和创新性等特点，有利于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探索、思维习惯。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好的问题创设情境，能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启迪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让学生在心存疑问、渴望答案的求知情境中学习。
二、设计探究活动创设探究情境
教师在引导学生探究问题前，应先运用探究法给学生创设必要的情境，给他们制造心理上的悬念，使学生产生向往、探索的欲望，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从而让学生有效地进行自主探究。学生在探索中，知道了怎样层层分析问题，又怎样去解决问题，体会了研究的方法。在探索过程中掌握知识，能知其所以然，能体验到成功感。如：学生对《生活与哲学》中“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很难理解，教学时就可用探究法设置这样的情境：张三向李四借钱并立了字据。一日，李四向张三要钱，张三振振有词地说，事物是运动变化的，此时的我已不再是原来的我了，我没欠你的钱，李四气得打了他一顿。二人闹到县衙，县官问张三：欠债还钱，乃天经地义，你为什么借钱不还？张三把他的理由又陈述了一遍。县官听了觉得有理，又问李四，为什么要打人？李四说，事物是运动变化的，此时的我已不是打他时候的我了，我没打他！县官只好不了了之。
活动探究1：同学们，你们能断这个案子吗？案例中张三为什么会犯如此荒唐的错误？
活动探究2：请结合案例和教材，列表比较运动和静止的关系。
活动探究3:生活中有哪些体现或违背运动与静止关系的事例、故事或谚语？
三、借助多媒体运用多种形象手段创设形象情境
运用网络或多媒体手段能节约时间，增加教学容量，还可利用诗歌、音乐、寓言、成语、小故事、录像、图片、漫画、视频、动画等形式来创设情境，全面调动学生的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从而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1）运用诗歌创设情境
诗歌是我国文学宝库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诗境不出于理外，哲理自存于诗中。诗歌在给人美的享受的同时，更能让人从中感悟到颇多的社会、人生哲理。运用诗歌创设情境，有助于增强教学内容的吸引力、感染力，形成活泼、生动的教学气氛；有助于学生对哲学观点作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有助于进行渗透教育，陶冶学生情操，升华学生情感，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
如：在讲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时，可用多媒体展示一首“动字歌”：
人生在于悟动，生命在于运动，
机缘在于活动，创业在于行动，
开发在于优动，改革在于巧动，
致富在于勤动，衰败在于懒动，
创新在于主动，挨打在于被动，
灾祸在于盲动，罪过在于乱动，
离心在于私动，无为在于不动。
在讲“联系的普遍性”时，可用多媒体展示中华民国时期爱国将领冯玉祥的诗《鸟爱巢》：
鸟爱巢， 不爱树，
树一倒， 没住处，
看你糊涂不糊涂。
人爱家， 不爱国，
国如亡， 家无着，
看你怎样去生活。
（2）运用音乐创设情境：
音乐的语言是微妙的，也是强烈的，给人以丰富的美感，往往使人心驰神往。它可以以特有的旋律、节奏，塑造出音乐形象，把听者带到特有的意境中。运用音乐创设情境的关键在于选取的乐曲与教材在基调上、意境上以及情境的发展上要对应、协调。比如在讲“矛盾普遍性”时，可用多媒体播放歌曲《篱笆·女人和狗》导入新课；在讲“矛盾特殊性”时，可播放歌曲《走进新时代》导入新课；在讲“事物运动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时，可播放歌曲《雾里看花》导入新课；在讲“量变与质变”时，可播放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导入新课，等等。
（3）运用成语典故创设情境
我国汉语中的成语典故源远流长，语言简练，含义精辟，熔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炉，给人以智慧的启迪、情感的陶冶和美的享受。在《生活与哲学》教学中，恰当地运用成语典故创设情境，不仅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能激发兴趣、启迪思维、培养情感、开发非智力因素，达到教书育人的根本目的。如《生活与哲学》教学中，在讲解“事物在总体上数量不变，由于构成成分在结构和排列次序上发生变化也能引起质变”时，可用成语“田忌赛马”来创设情境；在讲解“想问题、办事情应从实际出发，而不应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时，可用“按图索骥”来创设情境，等等。
结语
情境教学法作为《生活与哲学》教学的重要方法，能极大地培养学生对哲学课的学习兴趣,有效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融洽师生感情，促进师生情感交流；能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提高哲学课堂教学效益，情境教学法也是哲学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同类学校的《生活与哲学》教学中具有推广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