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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基层服务平台较为薄弱。目前河南省不少乡镇人力资源基层服务平台在机构人员、设施配备、功能服务、经费保障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农民外出务工存在用工信息不共享、不对称的现象，不能给予及时有效的服务。二是河南省虽有60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但多以年龄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且以45岁以上中年妇女和55岁以上男性群体为主，对他们进行转移就业开发难度较大。三是技能培训补贴标准低，效果质量不佳。由于培训补贴标准偏低，且兑付补贴资金程序复杂，再加上用工企业门槛不高，导致农民工参加培训和培训机构承担培训的积极性不强、培训效果质量不佳。四是农民工融入城市还存在体制机制。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制体制的存在，致使河南省农民工特别是长期在外居住务工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就业、社会保险、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城市户口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待遇方面，还存在许多体制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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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数农村妇女还存在思想观念陈旧、保守的问题。一是不愿在本地打工,怕所谓的丢面子。二是好高骛远, 高不成, 低不就, 不愿做一个普通打工者。三是目光短浅, 不愿接受新生事物,大多数的妇女在没有什么文化和技能, 年龄又大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到工厂上班,而不愿意从事简单、工资又不算低的家政服务。
3、 中介服务组织不健全,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没保障, 造成了转移大军的盲目流动。目前, 虽然有一些中介服务组织,但在提供信息、就业培训、权益保障等方面, 服务方式及手段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妇女劳动力的择业需求, 真正通过中介服务组织找到工作的很少。在就业中,农村妇女的权益受到侵犯、人身财产无保障的现象屡见不鲜。
4、 乡镇企业举步维艰,吸纳农村女劳动力的能力弱化。 近年来乡镇企业由于受市场、体制、资金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优胜劣汰,乡镇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同时, 随着乡镇企业的结构升级和调整, 高新技术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吸纳农村妇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减弱, 原来从事乡镇企业的农村妇女劳动力就业岗位也将同时减少。
1、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努力为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主要是抓好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要把加快建立和健全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作为农业推广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和促进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环节来抓。同时, 要不断加大农业招商的工作力度,通过积极引进项目, 加大各项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的力度,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的培育,以此拉动农业发展项目对土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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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机场的一期建设涉及大兴区榆垡、礼贤两镇，共计13个村、6865人因此搬迁，其中劳动力5645人，拆迁劳动力呈现出如下特点。
1.务农失地劳动力较多
13个拆迁村共有劳动力5645人，其中1653人务农，占劳动力总数的28%。这部分人因长期在农村从事种养殖劳动，以土地为生，失去土地后面临就业问题。
2.年龄以中青年为主
5645位劳动力中，16～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等个年龄段的人数分别为2005、1508、1306、826，各年龄段所占比重分别为35%、27%、23%、15%，85%的劳动力不足50岁。中青年是就业的主力军，这一人群是否就业、就业质量如何关系到其个人的幸福感和社会稳定。
3.文化层次偏低
学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大专、本科及以上的劳动力人数分别为2541、1909、804、391，所占比重分别为45%、34%、14%、7%。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9%，整体文化层次偏低。
二、机场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情况
机场拆迁地区的劳动力中，3329人通过“单位招用”“自主创业”“社区管理员”“自由职业”“村两委任职”等方式实现就业，占劳动力总数的60%，务农及未就业的劳动力人数为2216，占劳动力总数的40%。
1.劳动力就业情况
（1）就业方式分析。3329位已就业的劳动力中，通过单位招用、自主创业、社区管理员、自由职业、村两委任职等方式实现就业的人数分别是2977、127、31、184、40。通过单位招用方式实现就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89%，创业的劳动力仅占4%，自由职业的劳动力占5%。
（2）待就业劳动力分布。待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为2216，占拆迁地区劳动力总数的39%，就业压力较大。其中1563人务农，另有753位未就业人员，分别为“在校学生”536人、“军人”14人、“无业”203人。
（3）未就业劳动力分布。“无业”状态的203人，其中“新生劳动力”6人，“解除劳动合同”28人，“个人原因无法就业”11人，“有就业需求无合适岗位”52人，“无就业需求”106人，各类别人数占无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14%、5%、26%、52%。
（4）无就业需求劳动力分布。无就业需求劳动力共计106人，其中67人“需要照顾家人”，8人“有其他收入渠道”，31人因“其他原因”而无就业意愿。
三、影响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原因分析
1.学历偏低，职业技能不足
5645位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占比为79%，整体学历偏低，在求职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5645位劳动力中有1563人长期从事农村劳动，职业技能不足，不能适应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学历低、技能低影响了拆迁地区劳动力的就业水平及就业质量。
（1）就业方式较为单一，创业意识不高。3329位已就业劳动力中，通过传统的“单位招用”方式实现就业的人数占到了89%，通过“自主创业”、“自由职业”、“社区管理员”、“村两委任职”等方式实现就业的人员合起来的占比才11%。就业观念较为陈旧，通过创业实现就业的意识不高。
（2）就业意愿不足，积极性差。处于“无业”状态的203人中有106人没有就业需求，占比达到52%，占除去“务农”以外的未就业人员的7%，占拆迁劳动力总数的2%。106位无就业需求的人员中有31人因“其他原因”而不愿就业，占无业人员的15%。不想就业、不愿就业体现出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意愿不强，“小富即安”的思想严重，就业积极性较差。
（3）工资预期高，工作条件要求多。本地劳动力的工资预期，一般都在2000元/月以上，并且还要求社会保障齐全，而外来务工人员工资预期一般在2000元/月，且很多人不要求缴纳社会保险。比较来看，本地劳动力较高的工资预期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弱。
2.工作条件的“五不干”
在工作条件上，本地劳动力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五个不干”：离家远不干、工作累不干、工作脏不干、经常加班不干、不体面不干。究其原因，是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非体面工作不干，不是先就业后择业，而是宁可无业也不就业。而拆迁地区劳动力整体素质相对低，文化、技能水平达不到现代企业的用人需求、特别是达不到管理岗等高端岗位的用人标准，概括起来就是“低端岗位瞧不上、高端岗位不适应”，眼高手低，就业竞争力不强。
四、针对机场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服务的建议
1.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就业观念转变
开设职业指导讲座，帮助拆迁劳动力了解就业的重要性。就业不仅是个人价值的体现，也是促进家庭幸福、社会稳定的有效方式，同时也能为下一代树立勤劳、上进的良好榜样。通过广泛宣传，引导拆迁地区劳动力端正就业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摆脱“瓦片经济”等小农意识，提高他们的就业意愿，奠定实现就业的良好心理基础。在机场拆迁地区加强就业政策的宣传，让拆迁地区劳动力掌握就业政策，特别是灵活就业方面的政策，就业不一定非要通过“单位招用”，还可以有多种形式的就业方式，帮助拆迁劳动力拓宽就业途径。
2.加强就业引导，促进转移就业
帮助劳动力了解就业形势，结合当前市场就业形势及个人实际情况，引导劳动力对自身形成正确认识和准确定位。帮助拆迁劳动力尤其是务农失地劳动力合理定制自己的就业预期，对工资预期、工作条件的要求趋于合理、合乎市场需求，避免“眼高手低”的情况，促进他们就近、就地转移就业，提高就业成功率。
3.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就业竞争力
针对拆迁地区劳动力学历低、技能低的情况，加强对该地区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统计大兴区内企业的用人需求，挑选用人需求较大、有技能要求的岗位设置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采取“订单式”培训，争取培训一人、推荐一人、成功一人，提高拆迁地区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帮助他们在职业技能上“脱贫”，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4.加强就业帮扶，输送匹配岗位
结合拆迁地区劳动力的文化层次、年龄结构、岗位预期等情况，采集大兴区内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筛选相匹配的岗位，组织面向拆迁地区劳动力的专场招聘会，为企业及个人搭建供需平台，帮助企业解决用人需求、帮助个人实现就业。通过提供有效岗位，对机场拆迁地区的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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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劳动经济学对歧视的定义，它是指由于个人具有某一群体的特征，而遭到的系统性的不公正对待。例如，我们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依据户籍制度划分雇员群体并实行不同待遇的行为称之为户籍歧视。户籍歧视包括两种情况，一种为统计性歧视，是指雇主在确定就业岗位和工资水平时，由于获得的雇员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而根据群体的特征来代替个人特征帮助自己做出选择。例如，如果雇主相信，一般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率会低于城市的劳动力，即使在没有对特定个人户籍有偏见的情况下，他也会做出对农村劳动力不利的决定。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户籍歧视则完全来自于“偏好性”，也就是说，雇主在确立岗位或工资水平是完全依据户籍的不同来制定标准，而削弱其他个人特征的作用。事实上，户籍歧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形式被规定下来的，雇主被迫接受，是一种劳动力市场制度性歧视。
二、户籍歧视的实例差额法分析
（一）农村迁移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特征比较
我们抽取2007年几个发展水平相似的省市的企业，得到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小时工资平均值约为6.57元，城市劳动力的月工资平均值约为14.38元的结论。在分析差额时，本单位工作年限对于解释收入差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工作的时间越长，工资收入就会越高。当然受教育年限也是影响工资收入的相当重要的变量，受教育年限越长，工资收入会越高，并且年龄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一般来说，年龄越大，工资收入会越高。由以上因素，简单构造出农村迁移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特征比较表（参见表1）。
（二）计量经济分析
对上述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分析，首先对模型中使用的变量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预期非农工作年数对工资收入产生正方向的影响，但是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线性关系。随着工作经历的延长，他对工资的收入影响会越来越小，所以其平方项系数为负，以及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年龄对工资收入有正方向的影响，图表分析如下（如表2）：
三、差额法分析
我们以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情况说明，Wa与Wb分别表示城市劳动力和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现在假定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假定城市劳动力与农村迁移劳动力拥有同等时间的工作年限、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此时城市劳动力的工资为w2，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为w1，工资差额为w2-w1；第二种情况是假定城市劳动力本身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年龄和受教育年限高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此时，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w1，此时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w3，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w1，且城市劳动力的工作年限与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此时工资差额w3-w1；
我们的理论认为，在w3-w1的差额中，我们排除了因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的不同造成的合理差额，再排除了教育年限不同造成的合理差额，以及年龄不同造成的合理差额，但是w2-w1的部分无法解释，属于收入歧视造成的不合理的工资差额。
根据差额法所计算的结果，工资差额中有（w3-w2）/（W3-w1）是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和年龄不同所引起的工资的差别，（w2-w1）/（W3-w1）是歧视造成的。
再参考上述计量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于城市劳动力和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同一职位而表现出的工资差异，75.94%的比例是合理的。源于城市劳动力有较高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和年龄水平，但有24.06%的比例是不合理歧视造成的。上述事实证明，收入歧视行为是存在的，并成为导致不平等工资收入的一部分原因。
四、户籍歧视的后果及改善措施
首先，户籍歧视不仅会对被歧视者――农村迁移劳动力产生影响，也会对做出歧视行为的雇主造成损失；其次，如果长期存在歧视性政策，必然会形成一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当农村迁移的劳动力在城市感受到的相对贫困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会重新迁回或回迁，这可能造成城市化进程无法向前。最后，当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歧视和扭曲非常严重，农村迁移劳动力感到的相对贫困意识非常强烈时，他们还可能会对政策不满，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因此，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现象，使农村迁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一个城市的健康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都非常有必要。所以在提高外来劳动力工资水平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其提供培训等手段；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建立更规范的用工制度以保障外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降低外来劳动力的受歧视程度，从而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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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南农村劳动力务工企业分析
2.1农村劳动力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男女比例接近，女性稍多;已婚占大多数，其次为未婚，但离异比例呈上升趋势;年龄集中在18～55岁年龄段;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和初中等较低教育层次，其次为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占比较低。
2.2农村劳动力务工企业总体分析由表1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在企业工作的人数占农村整体劳动力的33.36%。务工企业包括6成多私营企业、1成多国营或合资企业以及极少一小部分外资企业。说明私营企业仍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力军，国营和合资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相当有限。
2.3河南五大地域农村劳动力务工企业分析由表2可以看出，私营企业占据较高的比例，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等占比较低，说明河南五大区域中，私营企业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方面均起了主导作用。另外，豫中地区国营企业务工人员占比较高，可能与豫中较多国营企业有关;豫东和豫中均有少量外资企业务工人员，而其他三个地区则没有，这与豫东和豫中有相对较多的外资企业有关。
2.4农村劳动力务工企业相关性分析
(1)性别与劳动力务工企业相关性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私有企业务工的男女劳动力比例均居首位，外资企业务工的男女劳动力比例均居末位，说明私营企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巨大贡献，也凸显出外资企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贡献的有限性。另外，除了合资企业的女性劳动力比例略高于男性以外，其他性质的务工企业中，男性劳动力比例均高于女性劳动力比例，这说明总体上来讲，企业更愿意雇用男性员工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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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转移概述
在1993年，Braun采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探讨了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将导致人均产出速度降低。因此，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在人口增长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劳动边际产出降低，人均产出增长速度将下降，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劳动力流出会降低人口和劳动力增长速度，使人均产出增长速度加快。间言之，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将会进
步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这结论在多个国家已经得到了验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的规模逐渐扩大，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比如樊纲认为，要素流动可以缩小地区差异；李实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甚至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小鲁等人在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产出的贡献进行研究时，证明劳动力流动缩小了地区差距。
二、劳动力迁移对区域间经济差距产生的影响分析
以东西部劳动力迁移为例，以就业劳动力的数量作为参考依据，估算出劳动力的净流动量，相较于用农村劳动力转移代替劳动力流动和用人口流动代替劳动力流动来说，弥补了其中的不足，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通过次回归对东西部劳动力的净流动量与衡量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差距的Theil系数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二者的均高度相关的情况下，则从劳动力净流动量的变化规律探讨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差距产生的影响。
（
）描述性分析。运用经济增长模式对劳动力净流入与Theil系数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伴随着东部劳动力流入速度的加快和西部劳动力流出速度的加快，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将会促进地区经济收敛。选取2000年至2010年区域间Theil系数的变化趋势各净流八人口占区域总人口比重进行分析。
（二）格兰杰检验。1.东部地区。在进行滞后期为2的格兰杰检验的时候，E代表东部地区劳动力的净流入比重，T代表区域间经济差距的Theil系数。使用Eviews软件输出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结果显示，区域间经济差距形成的格兰杰原因并非是东部的劳动力流入，相反，东部劳动力流入的格兰杰原因是区域间经济差距，这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合。东西部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导致了东部地区大量劳动力的流入，相较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回报率较高，劳动力更倾向于东部地区。
2.西部地区。在进行滞后期为2的格兰杰检验时，w代表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净流出比重，T代表区域间经济差距的Theil系数。使用Eviews软件输出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结果显示，东部劳动力输出的格兰杰原因并非是区域间经济差距，相关，区域间经济差距形成的格兰杰原因是西部的劳动力流出，这
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合。东部地区之所以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与西部向东部的劳动力转移离不开关系。这种转移使得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东部地区，极大地满足了东部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出，使得落后地区的人均量增加，因此，劳动力迁移是区域间经济差距缩小的原因。
（三）劳动力流入（出）与Theil系数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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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数量增长特征
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数量日益增长，1997年，农村劳动力到外省就业人数为1 488万人，2003年这一数字为4 031万人，增加了2 543万人，增长1.7倍，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及其增长情况（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商务印书馆，2005年，183页。
在全部跨省就业农村劳动力中，进入到东部就业的数量远远大于进入到中西部地区的数量，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跨地区①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较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不仅如此，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向东部聚集的趋势依然突出，2005年农村常住户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为10 038万人，其中流入东部地区的就业比重高达70.3％，并且在中西部地区已转移农村劳动力中，有多达4 077万人进入到东部地区，约占中西部地区已转移劳动力的45%（国家统计局 2006）。2006年，农村常住户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为10 568万人，其中转移到东部地区就业的比重为70.1％，因而，随着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数量的不断增加，东部地区的外出农村劳动力主要选择在本地区内就业，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则主要外出到东部地区就业。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数量在不断增加，其中的较大比重就业于东部地区。这似乎表明，对于中国各地区而言，农村劳动力如果较多在某一地区转移就业，则将会促进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从而形成与其他地区明显的经济差距。因此，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东部地区就业必将快速推进东部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其与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日益拉大。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则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就业将是促进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不断强化的重要因素。下面将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二、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促进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及说明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流动性较强，就使得相关的数量统计以及流向统计比较困难，缺乏长时期的连续统计，因而不能形成时间序列分析。这样，考虑到可利用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及特征，这里将运用面板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数据将用1995―2000年间30个省份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数据表示，其中，1995―1997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数据库》，其余来自《中国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网》，重庆数据并入四川。地区经济差距将用30个省份1995―2000年的人均实际GDP变动情况表示，相应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重庆数据仍然并入到四川。
2.计量模型的建立和结论
一般地，用面板数据建立的模型通常有三种，即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当数据中所包含的个体成员是所研究总体的全部时，即个体成员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做是回归系数的参数变动时，则固定效应模型就是个合理的面板数据模型（高铁梅，2006）。由于这里将检验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因而样本数据包括了所有省份，所以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这里将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这样，给出面板数据模型的表达式：
yit =i + xit + it i = 1, 2, …, N； t = 1, 2, …, T（1）
（1）式中，y为各省市的人均实际GDP，x为各省市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入数量，i表示截面，t为时期。为误差项， α、β为待估计参数。将相关数据代入此模型中，得到表3的估计结果：
根据表3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的解释程度很高。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确实对流入省份的经济增长形成明显的促进效应，但对不同省份的促进作用是不同的，从模型本身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则转移到东部省市的农村劳动力越多，对东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和突出，从而加速东部经济增长，相应地，转移到西部省市的农村劳动力越少，则对西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小。这样，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跨省转移到东部省市，将明显加快东部经济增长，并形成与西部省市的经济差距。所以，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促进了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
三、本文主要结论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由于劳动力再配置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差别，导致其对于不同地区的经济促进效应是有差异的，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要强于对西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因此，相应导致了东西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拉大。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再配置也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动，根据现有文献资料看，农村已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多是年轻人且具有一定教育程度，但是由于地区间人力资本流动方面的调查统计资料十分缺乏，因此无法进行具体分析，这将是本文分析的缺憾，因而，本文所作的分析仍然是初步的，需要进一步拓展。
参考文献：
[1]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孔泾源,胡德巧.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6.
[3]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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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9-0032-03
1文献综述
从全球来看，劳动力配置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我国转型时期的劳动力配置尤其是农村劳动力配置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之一（李厚喜，2011）。对于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影响因素，研究学者从各研究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表述。
斯加斯塔认为劳动者个体素质、年龄结构、转移距离和成本是影响劳动力配置的重要因素。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经济发展中各产业出现的收入差异，使得劳动力不断的在各产业间转移。威廉·配第则用实例证明不同产业间收入的比较利益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动力。而我国研究学者普遍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或预期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配置的根本动力。王凯（1990）认为，农村各行业比较利益的差别与农民的致富要求构成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内在动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自然经济的逐渐瓦解是农村劳动力流转的外部原因。徐飞等（2011）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配置的重要因素，而制度约束，素质偏低，进城务工成本较高，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由现有文献可以发现这些研究范围大多数是针对全国农民劳动力配置而言，而对林农劳动力配置驱动因素方面的研究甚少。正是基于此现状，本研究试图探讨在林改背景下的林农劳动力配置的驱动因素，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和分析。
2研究过程
2.1样本选择
本项目对宁夏自治区3个县的农村劳动力配置情况、劳动收入差异、农户家庭特征、林业政策及土地资源进行了调查。以问卷的形式进行，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每个县抽取3个乡，每个乡抽取2个村，每个村抽取10个左右农户进行一对一的入户访谈，共收集182户样本，涉及658人（女性322人，男性336人），其中劳动适龄人口为437人，占总人数的64.41%。
被调查地区有66.48%的农户家庭参与了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参与程度较高。其中，参与退耕还林样本的数量最多，为75.05%；其次为生态公益林工程，约占9.8%；再次为荒漠化治理工程约占7%；参与天保工程、三北工程的农户家庭数量则较少。数据显示，适龄劳动人口学历为初中以上共计317人（其中男性有171人，女性有146人），占总人数的72.71%。其劳动力配置情况按占工作总时间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是打工投入（47.3%），农业投入（21.6%），林业投入（16.2%），畜牧业投入（8.5%）和自营投入（6.4%）。
2.2方差分析
2.2.1林改前后劳动力配置变化
本研究分别调查了宁夏样本地区林改前（2008年）和林改后（2011年）农户家庭的劳动力配置情况，运用方差分析中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分析林改前后家庭劳动力配置是否有变化。分析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上表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林改前后林农劳动力配置各变量的变化情况，农户家庭人均打工投入月数在林改后明显大于林改前（Sig.为0.038，小于0.05）。而劳动力配置的其他变量，农业投入、林业投入、自营投入及畜牧投入均无明显变化。
2.2.2林业工程参与情况与劳动力配置
关于林业生态工程参与情况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研究将宁夏样本地区的按照是否参与林业生态工程分为两类。由调查数据可知，参与林业生态工程的农户家庭为121户，未参与的户数为61户。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所得结果如下表2所示。
根据上表中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是否参加林业生态工程对于劳动力配置中的林地投入时间有显著的影响（Sig.为0.003，小于0.05），并且参加林业生态工程的农户要比未参加林业生态工程的农户林地投入时间要多。而是林业生态工程参与情况对于林农劳动力配置的其他变量均无显著影响。
2.2.3相关分析
在方差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又对劳动力配置各变量与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表3列出了各研究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
由表2可知，对于林农劳动力配置中的打工投入变量，在各影响因素中，Ln（打工收入）、家庭社会资本与林农劳动力配置中的打工投入呈显著正相关；Ln（农业收入）、Ln（畜牧收入）、Ln（补贴收入）、农户耕地面积均对农业投入有显著正向作用，而Ln（转移收入）与其呈负相关关系，且相关关系显著；Ln（林业收入）、农户林地面积、参加林业工程变量对林业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而农业收入对其有负向作用；对于自营投入变量，与其显著正相关的有Ln（自营收入）和Ln（畜牧收入），与其呈显著负相关的因素有Ln（打工收入）和Ln（转移收入）；对于畜牧投入变量，与其显著正相关的有Ln（农业收入）和Ln（畜牧收入）及农户耕地面积，与其呈显著负相关的因素有Ln（转移收入）。
3研究结论
3.1农户打工投入在林改后明显大于林改前
林改前后林农家庭在打工投入的时间方面有所变化，且林改后的投入时间要多于林改前，而在其他的劳动力配置变量变化并不显著。这是因为随着宁夏地区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以前单一的农、林、牧等第一产业逐渐向工业、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转移。
3.2劳动收入差异、农户耕地面积与林农劳动力配置
农户家庭人均打工收入、农业收入、林业收入、自营收入和畜牧收入分别对林农劳动力配置中的打工投入、农业投入、林业投入、自营投入和畜牧业投入有正向影响作用，说明通过劳动力各配置情况获得的收入越多，则家庭劳动力针对这方面的时间投入比例就越大，劳动收入差异在林农劳动力配置中起着重要的引导和调节作用。
同时，农户拥有的耕地越多，越倾向于将劳动力时间投入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中，而在林业生产中的投入时间会相对减少。这是因为耕地面积决定了农业的生产量，而畜牧业中牲畜的饲养又主要是以农业产品为原料，因此耕地面积影响着农户家庭农业、畜牧业的投入时间，使得在林业中的投入时间相对减少。
3.3家庭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林农劳动力配置
家庭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劳动力配置各变量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大致可看出，以上两变量对劳动力配置各变量作用方向较一致，随着农户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经验、健康及社会关系、人际网络等的提升，农户更倾向于增加打工投入的时间，这是由于社会资本决定了林农的信息获取量，而人力资本决定了林农的工作技能和工作经验，因此，提升家庭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也可以对劳动力的多元化配置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3.4农户林地面积、林业工程与林农劳动力配置
农户林地面积、林业工程对林农劳动力配置中林业投入的时间有正向影响作用，而对其他变量无明显影响。这是因为林地资源丰富的农户家庭越重视林业生产的投入，且在林业工程期间，政府给予参与工程的农户大量的林业补贴以及政策支持，农户从中获益较为明显，因此，愿意将劳动力投到林业中，促进林业投入在整体劳动力配置中占的比例增加。
4相关建议
4.1政府方面
政府应保障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各项权利，避免目前存在的农民工欠薪问题；对于在本地务农以及进行畜牧养殖的劳动者，政府给予财力、物力、人力多方面支持，促进多产多收；对于进行大量林地投入的农户，政府更应大力倡导和鼓励宣传，既利于农户增收又促进当地生态文明建设；而自营的农村劳动力无论是在资金上还是经验上都存在资源匮乏，所以政府应就这方面给予帮助。同时，政府也应建立公平报酬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合理分配，均衡与差异并进，避免两极严重分化。
4.2农户方面
林农应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参加林业科技培训及医疗、养老保险，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同时应重视女性在农林等产业生产投入中的贡献度，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从而使家庭整体增收。另一方面，林农应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林业的发展，切记仅着眼于眼前利益，而造成滥砍滥伐现象的发生。对于有条件的林农，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森林游憩产业，以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
参考文献
[1]于丽政，李卫忠，何婧娜.宁夏三北防护林建设成效与问题研究[J].西北林学院学报，2008，（4）： 228-232.
[2]李厚喜，苏礼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因素及启示[J].地方财政研究，2011，（3）： 77-80.
篇9
Key words： rural labor force；training for transfer；effectiveness evaluation；evaluat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9-0001-03
0 引言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劳动力转移的核心保障，扎实有效的培训对提升人力资本、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成功转移具有重要意义。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有利于明确培训目标是否能够良好的实现、分析培训的投入是否获得了较高的产出，有助于挖掘培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培训中产生的经验教训，从而有针对性的制定下一轮培训工作计划，提高培训管理的效率和培训工作的效益。
1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的认识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是指应用科学的方法与合理的手段，测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整体价值与实际效果的过程。这一培训效果评估的对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培训对象（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培训前、培训中和培训后的评估，主要评价劳动力培训在反应、学习、行为与结果等层面的实际效果；二是对培训本身的效果评估，评价培训在成本、收益、潜在优势及竞争力方面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三是对培训管理的效果评估，评价进行培训管理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管理机构所发挥的实际效果。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比一般培训项目的评估具有更强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它涉及人数多、部门多、范围广、时间长，并且各地区在管理部门、培训机构、企业需求、产业发展、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等方面差异巨大，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又是一个全国性的系统工程，所以特别需要建立全面科学的培训实效评估方法与体系。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是一项目的性强、意识明确的行为，在开展实效评估时，首先要确定采用什么样的实效评估模型，只有确定了合适的实效评估模型，才能选择正确的评估方法与评估技术，从而对转移培训实效作出准确的评估。
2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模型分析
2.1 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 D. L.）评估模型 Kirkpatrick[1]从反应、学习、行为、和结果四个层面评估培训的实效，在提高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效果和论证劳动力转移培训活动的有效性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反应评估层面，主要分析农民对培训课程的授课方法、授课手段、培训程序的接受情况和满意程度，具体包括培训内容、培训教材、培训教师、培训时间等评估内容；在培训的学习评估层面，主要分析农民对培训课程的掌握和理解程度，具体包括“培训中学到什么”和“培训技能怎样使用”等评估内容；培训的行为评估侧重于分析农民接受培训后的技能应用情况，具体包括“新技能能否得到应用”、“工作行为是否得到改善”、“工作效率是否获得提升”等评估内容；结果评估注重对劳动力培训后所获得成果的评价，包括“劳动力个人能力与素质的提升”、“劳动力收入提高”、“雇工企业绩效提升”等方面的评估内容。
2.2 考夫曼（Kaufman， P.）评估模型 Kaufman[2]对Kirkpatrick评估模型做了两处改进，一是拓展了反应评估的内涵，认为评估的第一层级除了要了解学员对课程的满意度与兴趣度，还需要对培训的可能性进行深入考察，特别是对培训中所需的各种资源的可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做出详细的评估与分析；二是增添了社会效益评估这一新的层级，认为培训评估不仅要考虑培训中个人与组织的效益，还应该包括培训的社会效益，了解社会及客户对组织的反应情况，见表1。
Kaufman评估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的应用中，一方面要求在培训实施前有效的分析培训可行性，合理的组织资源，保障培训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还要分析劳动力转移培训给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比如对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促进。
2.3 菲利普斯（Phillips， J. J.）投资回报率模型
Phillips[3]认可Kirkpatrick评估模型的四个层面，他把全部要素转化为培训的成本与收益来分析培训的投资回报率，具有更高的经济分析价值。菲利普斯投资回报率模型首先分析评估的目的，评估目的直接决定了评估的范围；然后按照评估手册，为各级别评估层次选择合适的评估时间，按照计划完成培训数据的收集；接下来将培训的影响因素分为成本类与收益类两大类，并把这些因素转化为货币表示，培训收益包括劳动力转移培训中明确获得的有形收益与分析估计得到的无形收益两部分，这两部分加总后减去培训所消耗的成本，就是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投资回报，如图1。投资回报率分析方法主要是比较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成本和收益，对数据的全面性、分析的透彻性有着较高的要求，能否准确的运用该模型，取决于对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熟悉与把握程度。
2.4 CIPP培训评估模型 CIPP模型是由背景评估（Context evaluation）、投入评估（Input evaluation）、过程评估（Process evaluation）、成果评估（Product evaluation）构成。背景评估主要是考察培训项目运行所需要的基本条件，研究培训开展面临的问题，分析培训需求，确定培训目标；投入评估分析可利用的资源，确定最优开发与合理利用这些资源的方案；过程评估则是选用合适的方法，准确及时的收集培训过程中学员的反馈信息，分析深层原因，改进培训工作；成果评估通过收集与分析培训成果与绩效方面的信息，针对预期目标寻找差距，不断提高培训效果。CIPP评估模型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它不是把实效评估活动看作培训的最后一个步骤，而是将其融入在整个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过程中，成为转移培训的一个环节，扩大了培训实效评估的内涵与外延，更加突出了培训实效评估的全程意义、过程意义和反馈意义。
2.5 “培训圈”评估模型 “培训圈”评估模型[4]是一种培训新思想，该模型认为培训是一项由培训需求分析、培训设计、培训实施、培训实效评估四个环节构成的系统工程，这四个环节紧密结合、协同运作，形成螺旋式上升形状的循环体系。模型涵盖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三个方面，同时研究培训接受者的个人态度、培训组织和培训环境对培训动力和培训技能转化力的影响。培训前评估是培训实效形成的基础，培训中评估是培训实效形成的过程，培训后评估是培训实效的最终表现形式，三者密切关联。利用“培训圈”模型能够从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全过程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体系，体现出培训实效评估是整个培训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它既是上一轮培训圈的终点，又是下一轮培训圈的起点。“培训圈”模型能够促进培训实效评估不断升级与改进，使整个劳动力转移培训更加系统化、集成化和一体化。
2.6 培训的平衡计分卡评估模型 仅仅分析培训的财务收益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关注非财务指标，需要把培训行为与培训结果统一起来，实现它们之间的平衡与协调。Kaplan等[5]建立的平衡计分卡评价模式值得借鉴，他认为传统的财务评价指标只关注运作绩效的过去与结果，而忽视了组织运作的过程与未来。围绕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战略，从财务、客户、员工学习与成长、流程四个方面来评估培训实效，平衡地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才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实效评估更加合理。在具体应用中首先要以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战略为内核，综合与平衡考虑转移培训的具体情况，将劳动力转移培训战略转化为下属各相关部门、机构在财务、客户、学习与成长、流程四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并建立对应的实效评估体系，实现转移培训的长期和短期目标统一、各方面利益的协调与平衡，综合反映培训管理实效的财务与非财务信息。
3 当前培训实效评估模型的应用与不足
3.1 当前培训实效评估模型的应用 在具体的研究中，张景林[6]应用Kirkpatrick模型对4县704户农民进行了问卷调研，选取了影响农民科技培训组织与实施中的几个重要因素来分析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实际效果，然后针对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培训改进的对策和建议。李玉高，邵长芹[7]用Kaufman评估模型从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受训农民情况、环境四个方面，量化分析了农业生产技术培训效果，对各个方面的相关性也进行了探究，突破了仅仅选取关键因素考察的局限，从更大的范围展开分析。李丛蕾[8]用投资回报率模型从决策绩效、过程绩效、结果绩效三个方面构筑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能够用成本——收益方法全面、客观的评估培训实效。宫静静[9]基于CIPP模型，以开阔的社会协同与集成视角，从培训管理机构、培训机构与受训者三个主体构建了农村劳动力培训实效评估体系。
3.2 当前培训实效评估模型的不足 当前的评估模型在应用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评估中仍然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评估对象不够全面，二是评估指标针对性不强。从评估对象来看，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主体包括接受培训的农民、培训管理部门、培训机构和培训相关组织，这些参与者都是接受评估的对象。如果仅仅针对单一的或者少数的几个培训参与者或培训参与组织开展实效评估，往往不利于从宏观上对评估系统进行整体推进，难以有效的指导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的长远发展。从评估指标设计来看，培训涉及到不同的参与者、组织机构和部门，比如有的是农村劳动力群体，有的是政府行政部门、有的是培训企业、有的是从事培训的事业单位，还有盈利的中介机构和非盈利的行业协会等，他们的属性、职责、分工、流程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用相似的指标体系去评估各种机构，针对性和实用性就很难保证，得出的实效评估结果可信度就不高。
4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四维联合评估模型
为此，本文建立了整合性较强的四维联合评估模型。模型中以接受培训的农民、培训管理部门（政府相关部门）、培训机构、培训相关组织（劳务中介、行业协会等）这四维主体作为评估对象，针对不同主体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实效评价方法，如图2。
4.1 培训农民实效分析 针对接受培训的农民，通过Kirkpatrick评估模型的反应、学习、行为与结果评估较为合理，在培训农民的反应层面，由接受培训的农民对培训内容、教师、方法、时间等进行打分；在学习层面要考核培训农民对培训技能的熟悉与掌握程度；在行为层面要分析劳动力是否能找到对口的工作、是否能胜任工作、是否能发挥出培训的价值；在结果层面要研究农民培训后是否获得了适当的回报、这种培训是否有助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从这四个方面调研培训的实际情况，对农民培训情况进行动态的综合分析评估。这四个层面对于分析接受培训农民的培训实效非常合适，能够更容易、更方便、更准确的获取评估数据，得出准确的实效评估结果。
4.2 培训管理部门实效分析 作为培训管理部门，使用CIPP法从背景评估、投入评估、过程评估、产出评估四方面分析更为切合。背景评估主要分析培训管理部门目标制定的合理性、审批流程的完整性和政策制定的有效性，通过背景评估能够不断修正培训目标与计划、优化培训管理流程、完善培训支持政策；投入评估主要分析培训管理部门的预算资金实效、培训补贴实效和组织管理实效，通过投入评估分析，可以准确衡量培训管理部门资金的使用效率，对下一步资金、补贴的安排和使用也起到反馈作用，同时也能准确评价和掌握培训组织的管理水平与运行效率；过程评估主要分析培训管理部门组织的规范程度、培训管理能力和政策的执行力，对于规范管理、约束权利、提高效率十分有益；产出评估主要分析劳动力转移培训整体上的农民增收实效与转移就业实效，考核培训管理部门最终的成果。
4.3 培训机构实效分析 作为市场主体的培训机构，则按照平衡计分卡的财务、流程、客户、学习与成长这四个指标考核绩效更为妥当，像其他企业一样从平衡计分卡的四个方面提升培训质量与竞争力。从财务方面看。培训机构要有合适的利润，才能保证培训机构的长期稳定发展，这种获利能力是考核培训机构实效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流程方面来看，要考核培训机构的培训与运营流程能否适合农民的需求，能否以高效率的流程服务好培训农民；从客户方面看，要评价企业的客户满意度，农民是否满意培训机构提供的服务，培训机构要把农民作为客户，仔细研究他们的需求，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提升自身的培训水平与转移服务能力；从培训机构员工的学习与成长方面来看，主要考核培训师资的不断提升与学习的能力，培训机构需要吸收与培养具有优秀技能与传授能力的教师，也要让师资队伍不断学习进步，保证师资队伍的稳定性与先进性。
4.4 培训相关组织实效分析 相关组织机构如劳务中介、行业协会、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同样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的评估研究中常常被忽视。培训相关组织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桥梁，失去了这些中介机构的协同与支持，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实效就大打折扣。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衔接、集成与整合，需要从持续学习文化、整合沟通能力、协同运作能力三个方面评价相关组织机构。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是这些相关组织的存在价值，对于他们来说特别要发扬持续学习的文化，使这些劳务中介、行业协会、第三方评估机能及时了解最新的用工需求、培训农民情况、培训机构特色及国家培训政策；还要考核相关组织的整合沟通能力与协同运作能力，分析其能否有效实现用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政府间的沟通与对接、能否有效实现用工企业、转移培训农民、转移培训机构间的沟通与对接。
这种四维联合评估模型既考虑当前利益，又结合长远利益；既有定性描述，又有定量分析；既重显性成果，又重隐性效益；既重经济效益，又重社会效益；既考虑多方主体，又有较强的针对性，对指导培训实效评估工作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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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景林.农民培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05.
篇10
据统计，2009年，湖南省城镇人口为2980.89万人，农村人口为3919.31万人。劳动力转移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省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现象，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积蓄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作为农业大省同时也是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剩余已成为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动我省经济发展，加速我省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发展的内在要求。
劳动力能否实现顺利转移，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但是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多以定性为主，定量分析的指标体系不够全面。另外，对于湖南省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仅仅限于在省内转移的情况，而忽略了转移到外省的劳动力的影响因素。据《湖南年鉴》的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湖南省劳动力转移的趋势是约一半人数在省内转移，省外的主要迁入地分别是广东、海南、福建。本文在选取指标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四个省发展的综合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通过量化四大影响因素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将相应指标的关联度计算出来，分析出影响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显著性因素，并因地制宜，更好地促进劳动力的转移。
1.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1.1湖南省农村劳动力现状
根据《湖南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9年底，湖南省现有农村劳动力数量为3017.50万人，其中转移劳动力数量为1210.3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比重的40.11%。
2009年末湖南省农村从业人员为2759.94万人，从行业分布来看，传统的农林牧渔业仍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从业人员1684.13万人，占从业人员比重61.02%；非农行业中，工业的从业人员较多，占从业人员比重的13.25%。
1.2 湖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根据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上提供的资料显示，湖南省农村劳动力呈现以下特点：
（一）转移劳动力的素质有所提高。2009年，“百万培训工程”中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人数为61.1万人，加强了对转移劳动力素质的培训。同时，外出就业劳动力中高中及大中专文化程度的人数占劳动力外出总人数的比重由2007年7.9%提高到2009年的15.3%，提高7.4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由2007年的62.6%下降到59.4%，下降3.2个百分点，表明了劳动力自身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
（二）二产业就业人数持续下降，三产业人数逐步上升。2007年至2009年期间，二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人数下降28.79万人，占外出就业劳动力总人数的比重由63.8%下降为61.0%。三产业就业人数三年间增加17.89万人，占外出就业劳动力总人数的比重由35.8%上升到37.7%，正好验证了配第-克拉克定律揭示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即随着经济的发展，会出现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现象。
（三）“离土离乡”模式有所改变，省外就业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近年来，湖南财政一直大力进行农村综合开发财政投资，2009年，共投入11.3亿元。而且各种粮食补贴、良种补贴、大型农机购置补贴的投入补贴额为78.56亿元，促使土地增收幅度增大，使得农民更多地选择在省内转移。
2.指标分析与建立模型
影响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众多，由于统计资料限制等原因，本文选取十二个影响指标（2000~2009年的数据），参考卢亚丽（2005）[5]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建立以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参考数列，选取城乡人均收入比、平均受教育年限等相应指标作为比较数列，分析在众多的影响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其影响程度最为显著的因素。
2.1指标选取
2.2指标说明及数据来源
在经济因素的5个指标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反映的是城镇居民收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的拉力影响。二三产业产值在GDP所占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业化的进程和所能容纳的劳动力的空间大小。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比值，反映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中释放的快慢程度。农村非农行业产值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也推动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居民固定性生产原值能从一定程度上衡量农村劳动力本身的经济情况。
一直以来，制度因素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很大的阻碍，制度因素指标主要包括户籍因素、劳动就业制度等因素。本文在借鉴陈宗胜（1999）[12]、金玉国（2001）[13]基础上，设定非国有化率，即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全部工业总产值，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在劳动力自身因素的两个指标中，农村劳动力数量反映了劳动力数量供给的多少，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是根据刘巍（2003）[14]提出的第一种办法，以学制年数视为受教育系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16，高中文化程度12，初中文化程度9，小学文化程度6，文盲0。从而核算出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在农业生产条件因素的三个指标中，以农用机械总动力来衡量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化程度。以劳均耕地面积、有效耕地面积来反映农村的基本情况。
据湖南年鉴上的统计资料显示，湖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包括省内转移和向省外转移，而转入的省外地主要是广东省、海南省以及福建省。因而在上述提出的量化的指标中，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之和、非国有化率和城镇化率的核算为该四省（包括湖南省）的平均值，从而能更准确地反映出其指标对转移劳动力的影响程度。其中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数据的核算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海南统计年鉴以及福建统计年鉴。
3.实证分析
将中国统计年鉴等年鉴上的数据通过计算或者直接取得，将其数据标准化，利用Excel统计分析工具，进行多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得到分析结果如下：
3.1四类影响因素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灰色关联次序
在四大类因素中，农业生产条件因素（0.6992）排在第一位，其次是经济因素（0.6787），制度因素（0.6441）排在第三位，排在最后的是劳动力自身因素（0.5947）。这样的分析结果是合理的，湖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同时也是一个人口大省，近年来，湖南省财政支出大力支持农村的发展，包括新农村建设，使得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提高，尤其是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使得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促使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促进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其次是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要求的提高促使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来提高收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到第三位，这与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的自由度不断扩大、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宽松的发展政策是息息相关的，也反映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国情。排在最后的是劳动力自身因素，在前三的都是影响劳动力的外生因素，由此可见，对劳动力转移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是外生因素，而非内生因素。
3.2各类影响因素内部指标的灰色关联次序
在农业生产条件因素中，其内部指标的灰色关联次序依次是：农用机械总动力（0.8296）、劳均耕地面积（0.6592）、有效灌溉面积（0.6119），说明在农业生产条件因素中，农用机械总动力是该影响因素中的优势因素，也是整个指标体系中的优势因素。这反映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机械化水平的推广和普及减轻了劳动力负担，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极大地促进劳动力的转移。
在经济因素中，其灰色关联度最高的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0.7858），说明在经济因素中，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最大，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越高，释放的劳动力数量就越多，释放的速度也越快，加速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的关联度也很高，城乡收入差距拉动劳动力转向非农业，正好验证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在制度因素中，城市化率（0.6596）比非国有化率（0.6286）的影响程度要大，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经济环境不断提高，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农村劳动力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推动城市化进程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在劳动力自身因素中，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农村劳动力数量（0.5696）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供大于求的现象，湖南人口数量众多的情况下，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0.6198），反映了劳动力的一般人力资本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但相对于外生因素而言，劳动力的内生因素的影响并不如外生因素带来的效果强。
4.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各指标对劳动力转移作用方式以及影响的关联程度的大小，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在此提出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性建议。
1. 加大财政投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的支出，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水平，使得农业生产条件得以改善，从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释放富余劳动力，促进劳动力转移的进程。
2.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容量。特别是湖南省劳动力资源丰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具有竞争优势，一方面可以吸引农村低成本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专业，优化产业结构。
3.积极发展民营经济
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吸纳和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和主要载体，使之有效地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推动非国有化的过程，特别是发展本省的民营经济，促使劳动力实现就地转移，从而减少转移成本，促进城市化过程。
4.消除制度障碍，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从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制度因素在影响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正在淡化，历史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制度创新成为了必然。应该进行农村产权制度的创新，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可以依法进行土地流转。制度创新会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障碍减少，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得城市化率提高。
5.强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加大教育支出力度
劳动力素质低下，一直是阻碍劳动力流向高收益部门的限制因素。通过加大教育经费的支出力度，强化劳动力的转移培训可以增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但是，政府应该针对相应的市场需求，培养相应的人才，进行针对性地培训，使劳动力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转移。
参考文献：
[1]卢亚丽.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D].四川：四川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2005.
篇11
在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的边际生产率估计当中，通过相应函数的建立，能够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给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在GDP的研究当中，应当将其分解为农业和非农业的GDP，并且分别进行生产函数的建立。在农业GDP当中，主要是农业物质、土地、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函数。而在非农业GDP当中，主要是资本、非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函数。在非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当中，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农业与非农业GDP的综合，等于全国GDP，所以，可以综合这些因素，进行方程组模型的联立，从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定。在这种函数模型当中，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评估，需要对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进行准确的计算。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处理情况，能够直接影响到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计算。对此，可以假设农村劳动力具有同质性。这样，农村专业劳动力与未转移的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同，就能够进行准确的计算。此外，可以对农村劳动力的同质性进行验证。根据相应的统计检验，如果证明该条件为真，则说明农村专业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同，因而农村劳动力总量与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之差，就是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而如果统计检验的结果为假，则说明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之间的生产率不同。那么就需要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数量利用生产率差异系数进行调整，然后在按照上述方法计算。
三、函数模型的结果评估
从农业GDP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当中，能够看出，所有的结论与之前分析的结构基本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农业GDP的发展来说，农业物质投入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土地面积和劳动力投入等因素，这种情况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十分吻合。正是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量十分巨大，使得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始终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在非农业GDP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中，也与之前的分析结果一致。对于非农业产出来说，资本的投入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就劳动力投入来说，其对非农业GDP的影响要高于农业GDP。通过函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非农业国民经济增长来说，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对于农业国民经济增长来说，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对此，要想真正评价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名经济增长的贡献，还需要对二者之间的净效应进行计算。同时，这也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之间边际生产率的比较。通过对比计算发现，无论是在中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都会对劳动力生产率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所以，由此证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良好的贡献，并且能够同时促进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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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逐步放松，农民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尤其是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涌入城镇，这为城镇工业化生产所急需的大量劳动力提供了保障，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农村青壮劳动力的大量流失。这种劳动力流失是一把双刃剑，有利的一方面是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增加了土地流转规模[1]；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青壮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也是造成大量耕地撂荒现象的关键，进而不利于中国坚守18亿亩耕地和保障13亿人的饭碗。在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耕地闲置撂荒、土地流转现象都不多见，但随着城镇工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农村耕地不再仅限于自我耕种，土地处置方式出现了多元化趋势，耕地撂荒现象、土地流转大量出现。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农民对土地处置方式的选择？或者说，决定农民在耕地自我耕种、转出、转入和闲置撂荒之间选择的因素是什么？
就本文的检索，只有两篇直接关注中国农民土地处置方式的研究文献：张务伟、张福明和杨学成基于在山东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程度与农村土地处置方式之间的联系[2]；龙开胜和陈利根则基于在江苏、安徽、湖南、河北等9省的500多份调查统计分析，探讨农民意愿对农村土地配置可能带来的影响[3]；张务伟等人将土地处置方式分为家庭耕种、请他人帮忙耕种和转包给他人耕种，并未考虑耕地撂荒的情况；龙开胜和陈利根则只把土地处置方式划分为闲置和流转两个方面，未能考虑家庭自我耕种的情形。同时，二者的研究都只考虑农户转出耕地，而忽略了考虑转入的情形。此外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地方局部的调查数据，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当然，本文也注意到：也有很多学者的研究间接地涉及了这一主题。这些学者从土地管理的视角，集中关注了农村土地处置方式的某一个方面。如骆东齐、周于翔和姜文[4]基于在重庆市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农民流转意愿和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曹志宏、郝晋珉和梁流涛[5]等对中国农地撂荒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杨东朗和吴正安[6]则对农村劳动力务农意愿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都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借鉴。但这些研究，并没有从农户家庭的视角来综合分析影响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问题，特别是未能对家庭劳动力配置和承包土地经营规模的影响给予充分的重视。
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利用CGSS2010的相关数据，从农户选择的角度来综合考察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家庭承包土地数量与当下中国农民耕地处置方式选择之间的关联。具体而言，就是考察农村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农村家庭长期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农村家庭短期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和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等因素对农民在自我耕种、农地转出和闲置撂荒之间选择的影响。基于少有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对“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这个概念予以澄清。蔡昉的研究曾经提及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的概念，但他并没有明确定义这一概念。就本文的理解，蔡昉把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理解为农村劳动力在务农、乡镇企业就业、非农产业经营和外出务工经商等不同就业领域的分布状况[7]。本文则在蔡昉研究的基础之上明确这一概念，把“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定义为农村家庭劳动力在不同的市场工作之间的分布情况，具体而言就是指农村家庭劳动力在农业生产、农村非农产业就业、长期外出务工及短期务工之间的配置状况。
二、研究假设
本文理论假设共有三组，即承包土地规模假设、务农劳动力支持假设和务工收入替代假设。
承包耕地规模假设：家庭所承包的田地数量与农民自己耕种存在正向的关联，即家庭所拥有的耕地数量越多，自我耕种的倾向性越大。
农业规模（Farm Size）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存在的，农业物质生产函数中是有规模经济的，或者农田规模的扩大所致的成本节约可以带来相对价格优势[8]。此外，出于劳动力充分利用和经济收益的实现，单个家庭持有足够数量的耕地是必要的，否则不足以保证农户生存和发展。
务农劳动力支持假设：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数越多，农户越倾向于选择自己耕种或转入田地。
作为理性的个体，农民会充分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争取务农总收入的最大化。同时，从理论逻辑看，劳动力是当前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源投入，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越多，从村集体所获得的承包土地经营规模越大，自己耕种的倾向也越高。
务工收入替代假设：有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家庭，由于外出务工收入相对较高，更可能闲置耕地或转出耕地。
家庭联合劳动力供给理论认为存在家庭劳动力联合分工，每个家庭必须在市场工作、家庭工作和闲暇之间做出选择，同时，这三者之间也存在效用的相互替代。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家庭而言，他们不仅要在市场、家庭工作和闲暇之间做出选择，他们还要在外出务工与在家乡务农这两类市场工作之间做出选择。农户时间配置中，农业经营与非农活动时间配置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但非农比较效益要高于农业，如果农户存在非农机会，那么他从事家庭经营会存在较高机会成本——非农就业报酬，劳动力资源最终流向报酬较高的行业，家庭经营中常出现季节性劳动供给和劳动时间投入不足，粗放经营（李谷成，冯中朝，范丽霞）[9]。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源于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本次调查抽样设计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对全国100个县（区）的12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了调查。经过数据清理，删除变量中回答不知道、不适用、拒绝回答和其他该答而未达的缺失数据值和存在不合理值个案，最终剩余有效个案数为4311个。
（二）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1.因变量：土地处置方式
关于因变量“土地处置方式”，CGSS2010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问题：请您谈谈您家目前土地的使用情况？具体内容包括田地的4种处置方式，即田地转出、转入、自己耕种和闲置各有多少亩？在这4类土地处置方式中，转出和转入反映了土地流转的情况，闲置度量的是耕地撂荒情况。本文通过这3类土地处置方式与农民自己耕种的比较分析，意在全面考察农户土地处置方式，并厘清农户选择流转、撂荒和自我耕种田地背后的影响因素。出于研究需要，本文将4个变量值进行重新处理：将选择自己耕种和转入编码为1、选择转出编码为2、选择闲置编码为3。当然，有些应答者同时选择了自己耕种和闲置，也有应答者同时选择了转出和闲置，但为了研究的简便，本文将选择部分自己耕种和部分闲置的应答，按闲置处理；选择部分自己耕种和部分转出的按照转出看待，而对于同时选择了转出和闲置的情况，则按照土地处置面积较大的情况编码。因变量4类变量值的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
（2）模型AII中，就承包田地闲置与自己耕种相比较而言，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长期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短期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对于农户在闲置和自我耕种之间的选择近似于对转出和自我耕种的选择，即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对于农户土地撂荒具有反向的显著性影响，外出劳动力数量对于土地撂荒具有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但与模型AI不同，农户从村集体所承包土地数量对于农户在闲置和自我耕种之间的选择具有显著性影响，农户承包土地越多，越倾向于自我耕种田地。此外，绝大部分控制变量对于农户在闲置和自我耕种之间的选择与农户在转出和自我耕种之间的选择是方向一致的。与模型AI不同的是，在婚姻状况中与已婚农民相比，未婚的和离婚丧偶的农民都更倾向于选择闲置田地。此外，控制变量省份，人均GDP水平越高的省份闲置耕地的倾向性更高。
（三）稳健性检验
前文通过对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与家庭劳动力配置和家庭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之间关系的统计分析，本文得出了一些相关的结论。为了验证这些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将对结论进行稳健性分析。
在前文的分析中，本文使用调查数据中关于田地自我耕种（包括转入）、转出和闲置的数量做转换，来衡量农户的土地处置方式，在此本文再来考虑其他农户土地处置方式的衡量方式。通过CGSS2010年调查问卷一个直接关于外出务工时土地处置方式的问题来度量土地处置方式选择情况。具体而言，在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问题：请问你最近一次外出务工时，土地是如何处置的？答案包括：部分耕种、部分闲置；部分耕种、部分给别人耕种；自家全种；全部闲置；全部给他人耕种。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对其重新编码：1=自我耕种，即自家全种；2=转出，包括部分耕种、部分给别人耕种和全部给他人耕种两种情况；3=闲置，包括部分耕种、部分闲置和全部闲置两种情况。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统计研究发现：
第一，农户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越多，越倾向于选择自我耕种，而务农劳动力越少，农户越倾向于选择闲置和转出田地，农业生产劳动力支持假设得到基本证实。
第二，与自我耕种相比，长期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比短期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转出田地，务工收入替代假设得到完全证实。同时，短期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比长期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对于农户撂荒倾向影响更大；长期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比短期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对于农户土地流转倾向影响更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对于那些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而言，他们具备更长远的计划，所以采取转租或转让的方式把土地流转出去获得部分收益；而对于那些短期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来讲，他们并不准备离开农村，离家人太远，他们往往在家乡所在的城镇打工或农村的乡镇企业就业，处于“半工半农”的状态。
第三，也是最令人奇怪的是，模型统计显示：在农户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的不同水平下，农户选择自我耕种还是耕地流转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同时，对于农户选择耕地撂荒和自我耕种的影响也较弱，承包耕地规模假设并没有得到完全证实。这有可能是与外出务工收入相比，农业生产的收益太低，那些承包田地较多的农户经过多年的生产经验，认为“种地不赚钱”所以不愿意耕田。
第四，控制变量工作经历和省份也对农户的土地处置方式选择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就工作经历来看，有过或正在从事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更倾向于流转土地或撂荒耕地，而没有过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则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乃至转入部分田地耕种。就按照人均GDP排序的省份对于农户土地处置方式的影响相对复杂一些；就自己耕种与土地转出相比，富裕省份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土地，即土地流转倾向较强；但就农户自我耕种与耕地撂荒相比，富裕省份的农户则更倾向于自我耕种。一个可能的理论逻辑在于，在经济发达的省份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更强，土地价值及所生产的产品价格也更高，所以农户会选择自己耕种或土地流转来获取经济利益；而相对欠发达省份的耕地及所产生的收益都较低，甚至可能种田不赚钱，农户撂荒的倾向也就更强，土地流转也就更加困难。
概括来说，农村家庭承包土地数量对于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影响是微弱的和不明确的；而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是影响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基于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和农业收入相对较低的现实，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向非农工作倾斜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本文的建议是：从长久来看，要避免耕地撂荒和加速农村耕地流转，政府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千方百计为农村劳动力创造稳定长期的非农就业机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政府要继续大力支持承接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进入非农产业；二是加强制度设计的激励和惩罚约束，保障农民对所承包土地的收益权，把对耕种田地的补助与对耕地撂荒行为的惩罚相结合，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约束撂荒行为①，否则未来耕地的撂荒程度会越来越严重。
参考文献：
[1]骆东齐，周于翔，姜文 基于农户调查的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9，23（5）：47-52.
[2]张务伟，张福明，杨学成.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程度与其土地出资方的关系.中国农村经济，2009（3）：85-90.
[3]龙开胜，陈利根. 基于农民土地处置意愿的农村土地配置机制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4）：80-87.
[4]曹志宏，郝晋珉，梁流涛. 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经济分析与策略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8（3）：43-46.
[5]杨东朗，吴正安. 转型期农村劳动力务农意愿与耕地保护[A].2008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C]，2008.
[6]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7）：4-14.
篇13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4-0009-06
收稿日期：2009-12-18
随着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和国内产业发展政策导向，广东省政府推出了“双转移”战略。“双转移”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这将可以解决产业结构落后的东西两翼、北部山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减少对外省劳动力的过度依赖。产业转移为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推动力，劳动力转移又为产业转移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劳动力是企业的主要生产要素，珠三角等地的企业员工主要来自农村富余劳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结构、素质和流动情况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生产、发展和集聚等动态变化。
一、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
(一)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其流动因素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拉尼斯、费景汗认为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托达罗理论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动机主要受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托达罗的动态失业模型和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均认为劳动力转移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剧城市的失业问题。李丽辉(2007)认为工资率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差异才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终极因素。蔡(2005)指出在农民转移不充分、外出打工收入赶不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敖荣军(2005)认为地区制造业发展状况是影响区域劳动力迁移流向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一般会流向制造业发达的地区。吴兴陆(2005)则指出传统习惯对外出务工人员选择是否要迁移仍然有较强的影响力。姚晓荣(2004)认为旧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只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外部原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素质低，才是制约其转移的关键因素和深层次障碍。
(二)新经济地理中心一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其典型模型就是中心一模型。该模型以“D―S”分析框架、“冰山交易技术”、“演化”和“计算机”为特征，这一模型认为大部分经济活动最终会集聚在中心区域，而劳动力流动是导致经济活动地理集中的基本因素，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是经济活动集聚的推动力。克鲁格曼基于包含运输成本的贸易模型，建立了包含劳动力流动的空间经济模型(没有人口迁移约束)，其基本分析框架包含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系统。农业部门的特点是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许多差异的产品。两个部门分别使用劳动力这一种资源，但是农业雇佣劳动力要素不可流动，而制造业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品则存在运输中的“冰山成本”。在满足运输成本足够低、制造业的差异产品种类足够多和制造业份额足够大这三个条件时，经济的演化就有可能导致制造业“中心”和农业“”这样的格局。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劳动力向中心迁移有两方面力量：一是本地市场效应，即中心提供的工资率远高于区域；二是价格指数效应，在人口集中的中心劳动者价格较低，使得工人的真实工资升高，为了追求高真实工资劳动力会主动向中心迁移。这两种力量分别是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属于劳动力向中心迁移的向心力；而促进劳动力向迁移的离心力是市场拥挤效应，即抑制向中心迁移的趋势。当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所产生的向心力大于市场拥挤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在本地区集聚形成“中心”；反之，经济活动会向等其它地区转移。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样本分析
(一)农户劳动力调查的样本基本信息描述
本文是基于2008年底展开的一项关于农户劳动力情况的问卷调查，样本主要是广东省的农村地区，共获得有效问卷754份，调查农户的基本信息如表1。问卷调查显示，调查的劳动力主要是以中青年人为主，他们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人均收入以3000元以下(占比重51.86％)为主。
(二)样本中农村劳动力。情况分析
问卷调查中显示，农村家庭中劳动力人数占家庭总人数的比重为49.4％，其中男女劳动力的比例为53.32％：46.68％；这些劳动力的年龄大都是在36岁以上，所占比重为53.27％，他们的文化程度主要是以初中文化水平为主，其比重达到64.09％，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29.85％，还存在6.06％的小学文化和文盲，这说明农村中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普遍的不高。另外，农村中现有69.14％的劳动力已经外出务工，农村中已经外出打工劳动力的去向主要是选择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其所占比重达到52.94％，选择留在本地区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40.46％，有6.6％的人选择其他地区，这说明珠三角地区对当前广东省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比较大，因为珠三角这个“中心”地区的工资水平还是远远高于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工资水平。另外选择本地区的劳动力还是不少，这对发展本地产业很有利，只要本地产业发展起来了，将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留在本地发展。
(三)劳动力转移意愿分析
问卷调查(表2)显示，在珠三角企业迁入珠三角的欠发达地区的“本地”后，当地农村劳动力中愿意留在本地打工的人数比例为71.35％，导致留下来的首要因素是家庭因素。其中，为了更好地兼顾家庭的因素的比重占86.43％，减少打工开支的因素占23.42％，看好转移来的企业的因素占10.59％，其他因素占3.9％。不愿意留在本地打工的人数比例为28.65％，其主要原因是担心本地的收入不如珠三角地区。其中，收入因素占72.22％，其次是担心企业前景不好的因素占16.20％，其他因素占12.96％。由于问卷中所设的原因比较少，因此，根据问卷显示，劳动力是否外流主要考虑的是家庭和收入这两个因素，此外，打工中开支问题、珠三角地区转移来的企业是否前景好等因素对劳动者是否外流的影响还不是很大，这说明从珠三角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所产生的吸引力还不大。
由此可知，珠三角地区企业迁入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愿意留在迁入企业打工的人数虽然居多，但这并不是迁入企业能对当地产生“向心力”所致，
而是由于家庭等非经济因素，即迁入企业并未形成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愿意选择外出的劳动力人数比例较少，因为这是针对留在家乡并未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所作的意愿调查， “收入因素”反而说明了劳动力由向珠三角这个中心流动的真正原因是由于珠三角企业产生的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所构成的“向心力”所致。
三、广东省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的基本情况及特点分析
2008年广东省农村转移劳动力中0.3％转向第一产业，42.8％转向了第二产业，56.9％转向第三产业，主要向经济发展较快的珠三角地区转移，以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出为主。据统计，改革开放近30年间，广东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一直徘徊在1500万～1600万人之间，目前，广东省还有550万农业富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另外每年农村新增劳动力约55万人。广东经济发展了，但本省大量劳动力仍滞留在第一产业，据统计农民工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25％(何雄浪、李国平，2007)，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很有必要的。通过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各产业吸收劳动力情况(如表3)，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说明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增加大于农业产值的比重的幅度，当前，广东省还存在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出来，第二、三产业结构偏离度都为正值，但是变化不大，说明二、三产业有能力继续吸纳一部分劳动力，由此看来产业升级带动就业结构变化并不明显。
(一)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向珠三角地区单向流动
根据人口流动规律和追求收益最大化目标，劳动力总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移，劳动力转移总是从边际效用低的区域流向边际效益高的区域。目前，广东省城乡及各地区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劳动力流向主要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经济率先发展的珠三角地区，引进外资兴办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 “向心力”强，极化作用明显，吸纳了本省欠发达地区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而很少有劳动力由珠三角地区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迁移，这主要是因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远远比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好，能够提供比较多的就业岗位。
(二)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以年轻人为主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军中，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以年轻人为主。如表4所示，年龄在16～40岁的占85％以上，其中21～30岁占的比例最高，他们是农民中素质较高的一个群体，在个人素质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一般都处在活力最强的年龄时段，尤其是具有很强的经济活动能力，接受新事物快，市场意识强，还有一定特长，他们是农村中最具有生产性的劳动力，同时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总体受教育水平。因此，他们比较愿意外出务工，是农村劳动力中流动的主力。
(三)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劳动密集型行业
农村劳动力主要转移在制造业、社会服务业及其他等行业，如表5所示，70％的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分布在这些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最大，这些行业具有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技术低等特点，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就业性别看，男性相对集中在建筑、采掘、制造等劳动强度大的部门，这主要是这些行业对体力的要求，因而男性劳动力比较多；而女性相对集中在电子、服装、玩具、餐饮服务业等劳动时间长的部门。这些行业中劳动力流动性强，缺乏长期稳定性。因此，劳动力流动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加上受文化素质的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
(四)欠发达地区的现有农村劳动力以女性为主
2007年，在农村转移劳动力队伍中，男性比例占58.6％，而女性比例占41.4％，产生差异的成因除性别差异外，主要由于城市本位主义观念、城市就业某些工作岗位的限制等，加之农村劳动力本身素质造成的就业选择范围比较狭小，致使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大多从事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苦、险等重体力活，而这些工种和岗位主要需要年青力壮的男劳动力，使得在转移劳动力中男性数量明显要高于女性数量，因而造成更多女性劳动力留在了农村。
四、广东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转移难点及原因分析
如图1，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珠三角地区集聚，产生珠三角地区的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因此，珠三角地区对周边产生了“向心力”，提高了企业间交易的效率，上下游企业获得了规模经济，使产品的种类增加，由此而形成对劳动力需求也相应的增加，吸引了周边地区大量的劳动力向珠三角这个“中心”区域集聚，并进一步促使企业规模扩大，经营能力提高，增强了珠三角地区企业的集聚效应，集聚效应又促使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又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不断的迁入，如此累积循环，这就加速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珠三角地区流动的流量和流速，加剧了农村劳动力单向流动的长期性和依赖性；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单向流人珠三角地区已经长达三十年之久，形成珠三角周边地区农村劳动力向珠三角流动的惯性或“路径依赖”。
(二)转移难点
1 改变单向流动惯性的难度大。珠三角地区的崛起，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强劲的拉力，形成了劳动力习惯性地向珠三角地区集聚；但是粤东、粤西及粤北山区面临工业化进程的缓慢，自身又因为拉力存在不足，很难吸引劳动力流入当地。因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欠发达地区仍是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地，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劳动力单向惯性流动的难度比较大。
2 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程度低，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小。大城市不可能大量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一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必然会转移到中小城镇，但是中小城镇企业规模小，结构单一，导致系统不完善，如中小城镇的城市间快速交通系统、区域共同开发系统、资源共享管理系统、教育共用应用系统、大型体育与文化设施共享系统等的缺失或不完善，不能有效地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也会不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3 欠发达地区现有农村劳动力结构不合理，有效劳动力投入严重不足。2000～2007年，农村中男劳动力的比例一直占50％以上；然而，由于农村外出就业的主要是中青年人，这些人中男劳动力比女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大，这就造成农村中剩下的主要是小孩、老人和妇女。而在这些人中又只有妇女才是劳动力，出现了农村劳动力结构严重不合理的现象，使得农村有效劳动力投入不足。
4 欠发达地区现有农村劳动力适应企业生产的能力差。广东农村劳动力文化结构不合理，绝大部分处于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掌握劳动技能程度较低，政府的专业技术培训少，因而面对竞争激烈的企业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难以达到企业需要的标准，很难做到尽快适应企业的需求。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2007年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
业培训的只有16.1％，有83.9％的人没有受过专业培训，这就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
(三)主要症结
1 珠三角地区的“向心力”仍然强劲。珠三角地区的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所产生的向心力的长期作用，吸引大量劳动力惯性地单向流向珠三角，这是主要原因。
2 珠三角地区的“离心力”尚未明显出现。尽管大量的劳动力在珠三角造成了人流的过分集中，加剧了珠三角地区人口稠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混乱等城市病现象，但市场拥挤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并未明显出现。其原因一是企业的产业链保证了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长期存在。尽管珠三角地区很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但企业长达30年的不断发展中已经在这块具有明显政策和地理优势的区域建立了自己的产业链和生产经营网络，企业的后向与前向联系紧密而默契，这些都为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提供了保证。二是企业的转移成本大，这也是抑制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出去的重要因素。我们在访谈和调查中发现，企业最不愿意失去的是企业因搬迁所损失的社会关系网络成本和企业正常的运行成本。企业不愿意转移，自然在企业打工的劳动力要转移就成为空话。三是向欠发达地区搬迁的企--业其工人往往不能随行。这是由于工人工资的刚性要求规律和工人长期工作和生活所产生的根植性所致。
3 欠发达地区的“向心力”还未明显产生。欠发达地区短期难于产生向心力，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也长期低下，产业发展缓慢，经济势能小，短期内难于培育集聚企业所需的各种必需条件，缺乏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不能有效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也是重要原因。
五、促进广东省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和合理转移的对策
(一)优化和完善投资环境
良好的投资环境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招商引资就没有吸引力、集聚力。其中投资环境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完善硬环境就是要促进交通、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功能的齐全；完善软环境就是大力优化经济环境、法治环境、服务环境、融资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根据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实行相关的优惠措施，拓展招商引资的门路，发展好配套产业和相关产业，以便吸引更多企业来欠发达地区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目前广东省内边远山区仍然聚居着不少人口，那里生存条件恶化，有学者提出，可以尝试将这些地区的人口集体搬迁到城镇，进行适当的人口聚居，加快城市化进程，一方面能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集中耕地面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同时，还能减少农村因住宅占用的耕地面积，保证农业耕地面积的稳定，使农业总产值随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丁元，2004)。另一方面城市功能的建设，更利于产业的集中和发展，大中城市有较强的扩散和辐射效应，可通过资本输出、技术转让、信息传播、产品转换等方式，带动周边城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中城市市场潜力大，就业机会比较多，更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可吸收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但是，这种方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牵涉面广，搬迁成本大，不易操作。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作为一种思路考虑。
(三)建立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体系，培养当地亟需的优质劳动力资源
广东省目前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仍然普遍不高，这与广东作为我国经济强省呈现明显的反差，根据2008年广东统计年鉴，农村劳动力中81.3％只接受过初中以下的教育，84％的人没有受过专业技术的培训。由于农村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不多，制约着他们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因而当面对不断变化和竞争日趋激励的市场竞争，对劳动者要求“高学历、高技能、高素质”的时候，农村剩余劳动力显然是难以适应这样的要求。此外，从农民自身来讲，很大一部分农民乡土观念浓厚，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对劳务技能培训认识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要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亟需建立相关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培养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