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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而在地区间、产业间、部门间、就业状态间、企业间、乃至工作间的转移。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商品化的结果，是劳动力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直接表现。
意义：
1、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2、还可以说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一是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并举发展的道路。发展现有城市，扩大现有城市规模，融资便利，资金聚集容易，扩张速度快，具有规模经济特征，能为农村劳动力进城经商务工提供极大机会，也为城市就业增加岗位。二是要特别重视小城镇的发展。面临如此巨大剩余劳动力数量，全部靠发展现有大中城市转移劳动力，也是不现实的。发展小城镇，农民融入容易，进入成本低，承担风险能力强，是原城市体系外新增加的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的载体。而且白纸好画蓝图。只要突出特色，加强引导，小城镇发展本身有很强体制创新、规划创新意义。同时也便于实现城市文明梯度辐射，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提高农村现代文明水平，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小城镇是个大战略，是篇大文章。发展小城镇要长远规划，不要急于求成、求大、求全，要集中重点发展县城的少数中心镇与发展乡镇企业、乡镇工业园区，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和农村社会文化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三是要对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着重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扩大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而且三产业门类，内容丰富，投资少，能广泛承接各层次劳动就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第三产业越来越成为容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产业。
对策之二：要继续大力推动乡镇企业改革和发展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全部依靠城市工业、城市三产业来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是不现实的。发展乡镇企业是长期稳定的、有序实现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然选择之一。发展乡镇企业要在新的形势下，改善原有的发展模式。一是要向乡镇工业园区集中，与发展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以节约土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发展环境。乡镇工业园要在原来基础上进行长远规划，科学调整，有重点开发，从根本上解决原乡镇企业“乡乡开花，村村冒烟”、分布过散、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问题。二是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这样既有利于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变化了的需求，又特别有利于延伸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的效益，实现乡镇企业以与城市大工业竞争资源、不具备竞争优势、与农业农村发展关联不大的项目向有比较优势、与农业农村发展关联较大项目转移。发达国家实践证明，农产品加工产业尤其是食品加工业是一个有相当潜力的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三是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积极引进与现代企业发展相关的新的要素，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科技素质，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改变乡镇企业产权不清、家族式经营、管理落后、技术陈旧、人才缺乏的状况。四是要继续坚持国家政策扶持指导。要明确相关政策鼓励有关项目、产业、资金、技术向乡镇工业园转移，重新培育乡镇企业发展优势，为高效益、低成本转移农村劳动力，创造有利的条件。
对策之三：大力发展城乡劳务经济
劳务经济就是有组织向外输出农村劳动力，以务工为手段，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劳务经济一是要积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要抓住发达国家劳务需求量大、国际经济合作一体化发展和我国已经入世的机遇，开展境外劳务输出，拓展输出行业。开拓国内市场，要建立地区间劳务协作交流机制，开展多种劳务交流活动，特别是要定期交流地区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信息。二是要取消不必要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按市场经济要求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三是要改进劳务输出工作的组织，推进劳务输出的产业化建设。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经营的一体化劳务输出组织。通过以建立培训机构为输入系统，职业介绍机构为输出系统的联合运作方式，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四是要充实农业劳动等部门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管理职能，在国家劳动政策指导下，加强劳动力就业指导、信息服务、市场开拓、劳务中介组织管理、技能培训、维护农民权益等工作，推动农村劳务经济健康发展。
对策之四：深挖农业内部潜力
稳定农业发展，最大限度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内部转移，或者是最大限度调节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规模，对于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要采取最严厉措施，加强耕地保护，坚决制止当前乱建开发区，滥占、耕地现象，并高度重视现有水资源合理利用，维持和保护国民经济发展和农业劳动力就业所需要的基本农业生产资料。二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在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大力发展蔬菜、水果、花卉和畜牧、水产等其它产业，向农业的广度进军。同时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组织农民积极保持和扩大国外农产品市场，达到通过大量出口农产品，从而最大限度实现劳动力农业就业目的。三是要积极适应市场变化，提升传统农业。我国传统农业讲究精耕细作、物质循环、自然繁育，经过有效提升能够满足人民追求农产品安全、风味、特色的需要，也符合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而且传统农业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大量吸纳农业劳动力，农民有一种技术、资源、经济上的天然适应性。四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这也是一种利用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加劳动积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有效途径。
对策之五：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加快农村教育发展是开发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最根本手段。健全教育体系，一是稳定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扩大高中招生规模和高等教育规模。高中、高校扩招，可以有效推迟劳动力就业年龄，增加国家人力资源积累，更重要的是通过高考上大学可以一劳永逸解决了农村部分劳动力转移问题，并使农村青年和城市子弟获得一种制度上的就业平等；二是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满足各种产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需要。要建立劳动预备制度，使农村初、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造的学生，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要加大改革力度，一方面引导原有中专、大专和社会有关资源积极面对社会，发展职业教育，建立完备初、中、高合理搭配职业教育体系，一方面转变办学观念和办学模式，建立学校办学与市场需要更紧密结合机制，使学生毕业后，能够尽快获得就业岗位。三是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各类短期、专业性质的劳动力就业学校，积极开发农村劳动力市场，为农村劳动力输出提供有效教育培训服务。
篇3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黄金发展期及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之际，劳动力（本文主要指农民工）流动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重大论题之一。这其中，最近关于中国随着沿海地区生产成本增加而出现的产业梯度转移出现以后，在各地出现的“民工荒”问题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后发展地区也陆续出了“民工荒”，致使农民工一时成了“抢手货”。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劳动力流动现象，发现其中的规律性，那么我们便不能在劳动力流动的水管出口处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就业，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较大的影响。
一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贸进出口便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势头。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中国的高速外贸增长以粗放式发展为主，由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原材料的廉价使用和非法出口。但彼时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工厂，中国农民工以廉价的劳动力给世界许多商品打上了“中国制造”的烙印。
但是，随着人民币的逐渐升值，国家根据国际承诺提出节能减排的硬性要求等的一系列措施引起了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近年来物价节节攀高，劳动力成本也因而上扬。原料、劳动力和升值的三重压力下，沿海的产业发展已经不再具有传统优势。产业梯度转移便成为必然。
逐利的资本会选择两个产业梯度转移的方向。一是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如东南亚国家；二是向中国内地转移。而内地各地方政府乐见产业转移的出现，纷纷打出各种政策优惠牌。但与此同时，产业梯度转移中却出现了“民工荒”。珠三角，长三角从03年以来，每年春节后总是有“民工荒”。而内地承接了梯度转移的各县市亦出现了“民工荒”，企业落户了，却在当地招不到工人。这两种“民工荒”都有愈演愈烈的情势，为什么过去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好像都消失了呢？这恐怕要从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层面去寻找原因。
二
纵观以上两种“民工荒”，均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工资太低，挤出了农民工（当然，这里的工资是一个相对工资，即在相对当地的工资水平而言的）。但两者又有结构上的不同，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主要受外向型经济变化影响，但加工企业并不注重自主创新，主要利用价格低廉的农民工作为粗放投入的关键环节去赚取加工费，实质上，这些企业获得的是加工品进口国和加工品出口国之间的劳动力价格差。在农村劳动力高度剩余的时代，自然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工涌向发达的省份去工作，他们能赚取到比在家务农更高的收入，但自身群体的竞争又互相压低了群体工资。
我们可以简单地估算农民工对工资的要求，大致而言，农民工在本地打工的工资要求≥（外出打工的工资－衣食住行看病等基本花费），农民工如果认为外出打工的钱扣除来回车费和当地的花费能比本地打工要多，那么他们出去打工的概率便会增大，即便他们外出可能暂时找不到工作，他们只要心理在外预期工资达到要求，他们就会外出。至于就近工作能照顾家里这一提法也许能在统计中找到数据支持，但从目前留守妇女及留守儿童的调查情况来看，农民致富的渴望是第一位的。那些转移到内地的一些企业通过本地消费水平来计算工资的方法显然无法获是农民工的认同，这样，内地即即便引进了企业，也难免会有“民工荒”。
三
劳动力流动是一个经济社会全部力量作用的结果，想要全面掌握显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以下这几个方面应当为政府所注意：
首先，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需能吸纳剩余劳动力。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的最后容身之地和生身立命之所，城镇化不能为所有人都解决工作，而且，中国的财力也无法迅速地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因此，发展能回收农民劳动力的现代农业是必要之举。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加工制造业将面临更多挑战，更多农民工将失业返乡，这部分农民工如果没有吸纳其回归的现代农业，那么情况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实践和经验表明，如果没有“三农”问题的解决，城市化的发展便不可能持久。
其次，地方政府当前应着重引进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只有顺势而为才能水到渠成。产业梯度转移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地政府争抢的当然是能培育成良好税源的企业，但是从中长期来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外向型的企业最终会在与其他后发展国家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一旦梯度承接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再具有税源的作用，定将成为当地政府的负担。
产业梯度转移对于中国各地都是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劳动力的流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方政府应因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考虑自身所处梯度，在适当的产业环节处分流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劳动力及扮演好现代政府角色。
参考文献：
篇4
2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经济的消极影响
2.1降低了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率农村劳动力外出后，部分土地实现了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生产效率提高了，但同时也有大量的土地被搁荒。农村外出的劳动力大多是有知识、有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又以男性为主，留在农村的大多是妇女、小孩和老人以及一些身体残疾没有劳动能力者，这部分人群缺乏劳动能力和种田积极性，大多采用传统的粗放式种植方式，土地生产效率低下，农田单产难以提高，很多中低良田改造工程被搁置，有的地方因为劳动力大量外流，耕地抛荒面积己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对农业生产带来釜底抽薪的影响。
2.2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困难当前，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含量不高，使得现代化科技不适用于农户的小规模经营。随着外出农民的日益增多，留守农民大多是老人和妇女，思想保守，为政府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带来了难题，一些农村即使完全免费，农民也不愿意应用新的农业技术，一些农民表示自己年纪大了，收入靠孩子们外出打工，自己种点地够口粮就可以了，没有积极性去参与技术推广，抱有这种心态的农民不在少数，导致现代农业无法进行很好的推广。
2.3农村第三产业萎缩尽管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增加，会增加生活消费，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是在很多农村，第三产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萎缩。过去，在农村经营小商店、理发店以及修理部的农民被认为是农村经济的带头人，对于解决农民生活生产需要，带到农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一些本来打算在农村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也开始去大城市发展，而且随着大量人口的外流，农村个体工商业的需求市场也开始萎缩，直接导致了大量个体工商户的倒闭，很多农村甚至一个理发店和电器维修店都没有。
篇5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我国的实体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其负面影响从沿海地区扩散到内地,从出口外向型企业向其他企业蔓延,恶化了宏观经济形势,导致沿海及大中城市的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一些企业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被迫处于停产、关闭状态,进而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就业容纳能力的扩张,导致大批涌入大城市或者沿海地区的外出劳动力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不得不返回家乡,中国境内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农民工返乡潮。另一方面2004年春,珠三角、闵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集中地区的企业遭遇招工难问题,“民工荒”一词开始频频见诸媒体。其后几年来招工难问题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并不仅仅局限于东南沿海,也并非人们原先估计的那样只是一种短期现象,很可能在今后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08年12月初完成《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1月底,全国10省份农民工返乡人数总计有485万名,占2008年9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5.4%。10省份是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其中河南省11月底前提前返乡人数达107.5万。以上“民工荒”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回流现象,对于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而言,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与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判断形成鲜明的现实悖论。
二、农民工回流的原因分析
1.金融危机背景下预期收益比较的理性选择。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城市生产部门,使城乡生产具有明确的分工,促进了工业化也促进了城市化。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基本思想归结为:(1)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理性的经济考虑,这种考虑还包含心理因素;(2)使人们做出流入城市决的,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差异。所谓预期的收入差异包括两个因素:一是收入水平;二是就业概率。如果城市收入为农民收入的一倍,只要城市失业率不超过50%,农村劳动力会不断流向城市;(3)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 (4)人口流动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在城乡预期收益差距很大的条件下,情况必然如此。按照托达罗的模型,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在城乡预期收益差距很大的前提下基本呈现正向流动状态。在预期收益差距缩小的情况下,这种流向则可能出现逆转。珠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从反面验证了托达罗模型的合理性。全球金融危机是导致目前农民工失业增加,大量回流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在这场巨大的金融海啸之中,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外贸出口型企业,由于其自身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加之人币民升值,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大面积地出现了停产、半停产、破产等情况。在从事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不断提高(尽管提高的程度有限),外出打工的收益常年得不到改善,打工还要承担很多潜在风险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必将选择风险小、收益提高、还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回乡务农。
2.农业政策调整、农产品价格回升推动农民工回流。自2004年初,中央政府还决定在五年内逐步取消全部农业税。同时,中央政府还推行基层组织的机构改革,调整乡镇财政制度,实行村务公开制度等,试图以此重新激发农村的活力。特别是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农业税取消后,农民可自行支配用于交纳农业税的那部分资金,农民的生活无疑会得到一定改善。在某种程度上讲,取消农业税可以再次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农民可以更自由、自主地选择和从事他们的增收行为。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我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开始走出1995年10月以来的低谷,小麦、水稻等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持续上升,我国粮食价格出现了六年来的首次全面上涨,其中大米上涨9.4%、小麦10.6%、大豆23.6%、玉米10.10%,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大量回归土地的局面。
3.成本收益比较下的劳动力回流。物质收益方面,据调查,珠三角地区10年内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只上涨了68元,农民工参与企业分红的比例就更小。精神收益方面,调查显示,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的确有所提高。预期的子女能在城市获得相对优质的教育的收益减小。原因在于,大量农民工子女无法正常入学,缺少高质量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农民工子女因此无法接受稳定并且高质量的教育。物质成本方面,城市的生活成本最近几年大大提高,子女上学因为要交纳借读费等成本升高,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费用也大大增加,精神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据调查,城市务工人员受到各种不同的歧视,对于变化巨大的城市生活表现出的不适应性也在不断增加。务工风险虽然在政府努力下有所减小,但仍然存在。在成本几乎大于收益的情况下,农民工会做出理性的选择―回流。
4.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约束下的劳动力回流。改革开放后,尽管我国对原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城乡封闭的“二元”管理体制有所松动,并未根本改变,在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仍存在很大差异,进城农民与城市市民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国家在农民工的医疗、养老、工伤保险以及工资、福利等方面存在政策上的漏洞。一些城市甚至出台了限制使用外地民工的管理办法,本已向农村劳动力敞开的城市就业大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关闭,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迫使己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逆向流动。
5.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引致劳动力回流。乡镇企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低,多属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农、矿产品的深加工,其就业生成能力比城市国有企业要高得多。随着政府对于乡镇企业发展所需外部条件的改善:加强基础建设、增加资金投入、引导外资投入、减轻乡镇企业的负担、规范乡镇企业的布局、我国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效率都取得了长足地发展。在带动一批特色的小城镇的兴起的同时,也促进整个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他们的兴起,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其中就有相当部分是从发达地区回流的劳动力。
三、农民工回流的对策分析
1.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对于当前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要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大力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开展小额担保信贷业务,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其次还需要对中小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同,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提高出口退税率,各级政府采购政策也可以向中小企业倾斜。再次劳动保障部门要对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小企业进行岗位补贴、社保补贴、降低社保费率、缓缴社保费等方面的扶持。
2.支持回流农民工创业。对于掌握一技之长,有一定资金积累,有创业愿望的回流农民工,政府应积极支持他们利用家乡资源,创办企业。其一、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在行政审批、核准、备案事项等方面给予支持;其二、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在项目信息、小额贷款、政策咨询,市场信息方面给予必要的服务。
3.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政府要加大对关系到民生工程的投入,依托基础设施及文教卫事业的建设。这样既增加了农民工在本地的就业机会,又引导了农民工为家乡建设作出了自已的贡献。比如采取以工代捐的形式,组织回流农民工积极参与农村危房改造、农村中小学校舍、乡镇卫生院、文化设施等建设。这样不仅可以消化部分劳动力,增加就业,同时也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有效地扩大了内需。
4.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再就业。积极与外省用工量较大且经营业绩好的大型企业联系,争取就业岗位,为返乡农民工再就业提供服务。充分发挥再就业培训的作用,由政府牵头依托高级职业中学、技校等作为基地,做好返乡农民工的劳动技能的培养工作,并保证在学习的同时,能对其给予一定地经济补助,以提高他们的参与积极性。确定培训内容时,重点围绕目标企业和人力资源市场的需要,开展定单、定向式培训,以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为再加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5.引导扶持返乡农民工开展农产品的深加工。目前,我国农产品的深加工行业发展的并不理想,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升级的地方。加大对农产品深加工的扶持力度,不仅能够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对扩大就业需要,解决返乡农民工的问题也具有积极地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返乡农民工虽然从事的是与农业相关的行业,仍然是农业户口,但从产业分类的角度讲,这部分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已不再属于第一产业。
总之,只要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正确引导、有效扶持;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会;正视此次民工回流潮的挑战,把握住有利的机会;我国的社会经济就能继续向着整体平稳、高效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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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原理告诉我们：整个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是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这样社会两大部类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顺利地卖出去，各自所需要的产品才能顺利地买进来，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由于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农村市场容量有限，致使我们的工业品即使在结构上平衡、在总量上也是不平衡的，有相当部分的工业产品是注定卖不出去的。
在上世纪5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很少讨论发展中国家农业本身的发展问题，一般都把农业看成是促进工业化的手段，它的作用就是向工业支援剩余劳动，剩余粮食和资本，是从工业品的角度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发展模式上采取了工业支援农业，并最终挤占农业的发展模式，以至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约翰·刘易斯曾经深刻地指出：“除非农业生产也同时得到增加，否则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这也是工业与农业革命总是同时进行的原因，是农业停滞的经济中看不出工业革命的原因”。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有一个显著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不能得到有效的增加，没有相应的购买力，工业品的生产就难以增长，工业部门很难发展，同时也使第三产业发展步履艰难。从经济学上来说，现代第三产业发展，需要分工和协作极为发达，形成规模化的交易和运输，需要人口集中、收入提高、生活方式改变、消费多样化。没有这些条件，发展一个现代的第三产业是不可能的。显然，现时的城乡差距的存在，农村短期难以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它所必须的条件。农村落后于城市、城乡发展的失衡，成了制约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瓶颈”。
2.影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门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有传统型的和现代型的两种。传统型的社会结构即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多数则处于社会下层；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比较形象的说法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
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社会中间层（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社会，对稳定社会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中产阶级是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对社会高层和底层的冲突会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二是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很难有影响力。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三是中产阶级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和企业家阶层，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雏形。概括起来说：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而城乡的非均衡发展是我国社会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因素。农民人口占将近70%，加上无业、失业和半失业的庞大的社会边缘化群体，估计，中国现在有80%的人口处于社会下层和边缘状态，庞大的社会底层的存在既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又使中国社会隐藏着极大的不稳定性甚至是颠覆性。
3.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
十六大报告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小康水平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总体小康只能说是刚刚跨进小康的门槛。总体小康是一个偏重于物质消费的小康，强调的是经济学的指标。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了注重物质生活提高外，还特别注意人们的精神生活、所享受到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更加注重社会意义上的全面社会进步，追求的是物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和谐的发展。
著名的社会学家陆学艺认为，全面小康社会要求我国农业劳动力不能超过15%，农村人口不能超过50%，大学人数不应低于适龄人数的20%，第三产业占45%以上。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在全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将近70％。城乡的非均衡发展，使农村各方面的发展落后于社会整体水平。根据1991年确定的小康社会16个基本监测指标，到2000年尚有三个指标没有达到小康标准，即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蛋白质摄取量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这三项指标都集中在农村。显而易见，中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经济增长空间在农村。
二、发展物流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发展物流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工业发展工业化水平提高提供支持市场支撑，并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1. 现代物流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物流”引入我国以后，我国的各级政府、企业、知名学者都对物流产业的发展给予了极高的重视。 物流产业在我国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而且具有强劲的增长势头，它绝不是昙花一现的“泡沫经济”。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分析、认清、把握这些机遇与环境，我国的物流产业就会得到长足的发展，进而可以成为我国今后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转移的稳定就业渠道。
消费需求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从而导致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发生改变。消费需求的改变首先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消费者追求商品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按照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安排“订单”生产，而要顺利完成订单生产必须要有高效的物流系统作支持，以保证原材料的顺利供应和半成品的生产加工及组装等；另一方面消费者对高质、快速、专业的售后服务需求日益强烈。如现在非常流行的“送货上门”服务，而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求也同样需要物流系统作为前提，所以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为物流产业提供了市场需求，也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发展机遇。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是一切物流活动的组织基础，是进行各种物流作业的前提。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充满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各种计算机软件、程序、办公自动化系统、互连网系统等都在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为物流产业的信息技术应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现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已经使得物流信息技术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例如，条形码、CD-ROM存储器、EDI等新技术的出现。
政府部门宏观上的政策支持。自从物流引入我国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就对物流产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支持。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中国民航总局联合了《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若干意见》。同时，我国各级物流行业主管部门制定了若干物流节点与物流线路的建设规划和投资计划，努力改善物流基础设施，为物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 现代物流企业能够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多种就业岗位
物流领域涉及面广，作业活动多，主要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七个方面。近年来，随着物流产业的迅速发展，它吸收劳动力的就业规模逐年上升，已从1991年的1617万人上升到2002年的2084万人，因此物流产业可以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在物流的所有作业活动中，除了信息处理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良好的计算机专业素质外，其他物流作业活动非专业的管理和技术岗位，劳动力转移人员经过培训完全可以胜任。
3. 现代物流产业可以使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实现消化和转移
现代物流产业能够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得到增加。首先，现代物流产业信息优势明显，能够指导农业生产。现代物流产业具有强大的信息网络系统，它能够及时、全面地各种商品在市场上的供求信息，利用这个供求信息，农民在生产前期可以及时、合理地调节农业种植种类，减少种植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实现增收。其次，现代物流产业能够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现代物流产业以物流配送的规模大、速度快、效率高、辐射面广见长。它能够提高农产品的流通速度，有效控制农产品在流通中的损耗，所以能够降低农产品的流通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提高了，则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种植，从而在农业生产内部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专业的农业物流企业能够推进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专业的物流企业通过进一步挖掘农产品的价值，对农产品进行生产加工、提供规范化的包装。而这些可以给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使他们实现农业内部转移，即“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
4.我国现代物流产业规模正在迅速扩大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交通运输、仓储等物流行业的市场需求增长速率远远大于其他行业，物流产业规模逐渐扩大，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机遇。据统计，1994 至2001年社会物流货物总额从3万亿元上升为 38.4万亿元，增长了 11.8 倍，年均递增了26.1%，大大高于同期 GDP16.1%的年均增速。而且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日益完善，社会对专业化的物流服务需求也将逐渐加大，因此第三方物流市场也在逐渐扩大。
三、结论
在发展物流的过程中，新思想新观念的流入，促使农民价值取向的革新，加速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思想观念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观念的转变，从而使农村和农民更快地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这必将使农村劳动力向物流行业转移，增加农民就业，成为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
规划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办2006年课题（2006FJJO29）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李仙娥，王春艳.国内外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综述[J].经济纵横，2004，4：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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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方社会则呈现出一种“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这是一种以个人为社会之基本单位的结构模式。团体格局强调权利义务关系，突出规则和制度，特别是正式的成文的规则和制度。自16世纪起，西方国家通过革命建专起资产阶级的制度，包括以市场和价格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以权利义务、民主自南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几个世纪的发展，使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发展的比较成熟。
中西方社会结构格局的相同点在于每种社会结构都是长期的、历史的发展过程；都是适应当时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发展的结果。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所以发展成注重权利义务，规则契约和制度的团体社会格局模式。中国却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发展成为重伦理人情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无可否认的是，这两种社会格局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各自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当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农村地区，种种迹象表明着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结构模式正在建立。由于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存在久远，它的解构需要强大的推动力。当然，这个推动力已经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将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一、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舒尔茨认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称为传统农业。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不仅农业生产技术长期不变，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基本不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发展呈现出一种被“锁定”状态，这是乡土中国最显着的社会结构格局特征。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来打破这种状态，推动农村的社会结构改进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有以下作用：
(一)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要素在农村劳动力流出后将会重新流转。现阶段农民离开土地后，在保留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将土地有偿或无偿归还或暂时归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集体经济组织发包，进行规模化经营。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中国土地制度现状讲，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应该引导土地朝这个方向流转。也可以暂时由他人代管，按各自的贡献分配土地收入。无论何种方式，都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当家庭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后，土地的劳动投入减少，势必会以资本和技术替代之，这有利于土地的单位劳动报酬率提高。不仅提高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也提高了劳动力的单位报酬率。有利于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此外，能够留在农村，从事土地的规模承包经营的农民，必是富有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经营模式。他们的生产经营，有力推动农村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收入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是外出人员带回的工资或者是汇款。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必然会投入到农业中去，或者是农村中的第三产业，这在整体上必然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有学者对有外出打工的样本户调查访问发现，外出劳动者每年人均带回6476．92元，这部分现今大多用于改善生活的开支和农业投资上。二是，由于外出，使得农村的劳动人口减少，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势必以资本和技术来替代，这样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资本化科技化水平，发展规模经济，提高留守农民的收入水平。
(三)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中国现行的农村治理结构模式是在乡镇党委政府指导下的村民自治。然而，实际上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却是乡镇政府任命的。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思想水平的提高，农民开始对乡村政治抱有越来越高的热情。随着参与率的提高，他们开始要求农村治理的话语权，选举自己满意的代表。根据周大鸣在江西所做的田野调查表明：外出务工者影响着农村的政治结构。外出务工对乡村政治的影响，主要通过村民的民主选举。村民多倾向于接受能致富会赚钱的村长和书记，如果他们没有外出的经历，没有致富的经验，就很难赢得村民的信赖。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一大批富有现代经济意识的农村精英脱颖而出。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协调能力，较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影响、带动农村的发展。
(四)劳动力流动对农民的非农化和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后，只有很少的部分回流到农村，根据学者的研究，回流的比例并不大，如在江苏省北部，回流数量占迁移总数的1／4。白南生通过对农业大省安徽和四川两省的调查发现回流人数占外出和曾经外出劳动力的28．5％。绝大部分务工者留在或者暂时留在城市，使得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村中的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到农村后，他们更愿意从事非农的产业。这都有利于农村土地的集中以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后，农村的社会阶层就处在不断分化的不稳定的过程中。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深度发展，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组合将更加剧烈。
二、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从根本上讲，就是…个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向团体格局社会格局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乡土中国的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的社会关系转向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职业的关系——业缘的关系。业缘关系的确立不再依靠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依靠的是正式的规则和制度。通过规范的经济规则、契约和制度来实现个人与经济社会联系。在经济社会中，正式的有效的规则和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人际交往的成本。传统的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存在却同于狭小的血缘和地缘之间。
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充分的信息。但是，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成本的。传统农村信息的获得仅靠熟人，基本上没有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这也造成了信息供需双方的不对称。市场的交易出现极大的不信用，造成信息成本的二次附加。信息的不完备使得契约的签汀存在欺诈的陷阱，农村的信用状况总体水平不高。但是，毕竟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向团体格局的社会格局转变，从血缘、地缘开始向以利益为核心的业缘关系的转变。转变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的基本物质利益的经济制度和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的过程。
相比于城市，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优化具有更多的困难。在尊奉人际关系的农村社会，正式的丰十会规格和制度难以真正的实行下去。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出城乡“固化”状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开始从生产组织制度方面打破这种状态。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措施，因为农村依旧是农村，农村的封闭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真正使农村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他们在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去寻找工作。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职业联系而存在的业缘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他们通过政府的职业宣传、用工厂家的招工广告和中介机构的服务寻找工作，不再依靠熟人关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仅增加了农民的收人，更多的是为农村带来观念和发展的思想。通过城乡之间的交流，现代化的追求物质利益的市场、职业观念开始影响农村。
中国的农村在保持差序社会结构格局的同时，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使这种传统的乡土社会格局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迁。纵观整个农村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更像一种混合的结构模式。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基于职业的联系关系要比血缘关系强得多。当中西部的农民流转到东部沿海地区时候，中西部的农村社会结构也将随之改变。可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展望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推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有效地缓解了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升级；也从根本推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得的收入高于农村务农的收人，所以外出务工对农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然而，农村并没有和农民同步发展，农民是富裕了，农村依旧相对贫困。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当剩余劳动力流出殆尽的时候，农村社会又能凭借什么因素发展?
如何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恐怕要从制度上找其破解方法。农民基于经济利益外出务工，完全符合经济学上经济人的假设。对于农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成为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对于农村来讲，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也基本上属于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相对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对于农村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的效率，是值得思考的。农村的真正发展，需要有～个对农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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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认为交流与需求一样是有层次的，在同一速度层次上的交流是比较容易的，也比较协调，恰如高速公路上奔驰的汽车，如果他们速度都是一样的话，那么就不可能会撞车。同样道理，同学之间、同事之间、同一级别同一层次的人们之间由于处于同一速度层次，共同话题多，因而就容易交流，这也是 “非正式组织”出现的主要原因。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这个道理。相反，不同速度层次的交流就非常困难，甚至是危险的，如上下级成为好朋友的例子就很少，再如“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再如我们常说的“伴君如伴虎”就是这个道理，恰如行人穿越高速公路是非常危险的。不同速度层次的人们要顺利的交流，前提是高速度层次的一方要降低其速度层次或者低速度层次的一方要适时提高其速度层次，前者如“平易近人”，后者如“趋炎附势”，这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影响某一地区居民速度层次的主要因素在于：一是该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达程度。一般来说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达程度的提高，人们速度层次总体是提高的。一般认为，城市居民的速度层次总体高于农村居民的速度层次，而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速度层次总体高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的速度层次。所以我们可以得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要大于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二是该地区与外界交流的程度。一般认为某地区与外界交流的程度越高，其居民速度层次就越高，用俗话说就是“见过市面”、“大气”，反之，某地区封闭程度越高，其居民速度层次就越低。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就快，居民速度层次就高，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就不严重。三是该地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一般来说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速度层次就越高，反之，其速度层次就越低。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居民几乎不需要政府帮助其转移，而需要政府帮助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和转移难的原因分析
传统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微薄的农业部门和以现代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高的工业部门。即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两个速度层次差异明显的居民：农业居民速度层次低，而工业居民速度层次高。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土地资源的稀缺和土地质量的下降，造成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低下、劳动力过剩，进而为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工业的资本存量的增加，工业规模的扩张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也需要不断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因此，随着经济活动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的非农产业转移，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将不断得到提高，二元经济逐步向现代经济转化。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促使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必然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是一种必然趋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为什么会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的现象呢？原因在于农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层次总体低于非农产业劳动力的速度层次，导致农村往外转移的劳动力无法与转移目的地居民顺利融合。由于速度层次不一样，就会发生“撞车”现象。一方面，导致被转移居民有着背井离乡的感觉，短期无法感觉到生活的美好，另一方面，转移目的地居民也感觉到生活不便利，对被转移居民的采取排挤态度。
三、速度层次交流理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应用
上面已经论述到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的原因在于被转移居民和转移目的地居民的速度层次不同，导致相互抵触现象。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于提高被转移居民的速度层次使其与转移目的地居民的速度层次相一致，如对被转移居民进行一定的职业培训、给予被转移居民国民待遇等等。具体对策如下：
1、改革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全面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创造良好政策环境
1958年我国开始实施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明确将居民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并严格规定非经城市有关户籍管理部门同意，农村人口不得进入城市，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挖出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筑起了一道难以冲破的制度性壁垒。从理论上说，它不利于劳动力的优化配置，窒息了竞争，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的长期存在，农业比较效益低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因而农民进城的经济利益驱动将长期存在，如果用政策限制来阻挡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不但难以起到良好的效果，同时也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而实际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对城乡双方是互惠互利的。就农村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减轻农村就业压力，提高农民收入；就城市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入并不会对城市劳动力就业构成多大威胁，因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专业技术相对较低，缺乏竞争优势，他们大部分在城市中提供城镇居民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家政、护理、环卫、餐饮、建筑、保安等服务，弥补了城市劳动力结构上的短缺，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方便城镇居民生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当前来看，现行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仍然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有关调查表明，大部分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在现行户籍制度约束下，无法取得同城镇市民同等的竞争能力和平等的待遇，他们在就业、加薪、吃、住、孩子上学等方面存在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虽然已有相当部分劳动力已基本脱离农业，属于转出的剩余劳动力，为全国城镇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因没有城镇户籍而被认为是城市“二等公民”。因此，我们要考虑逐步取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改革现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实行按实际居住地落户的原则。同时对就业、企业注册登记、子女入学等等阻碍城乡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其他歧视性政策也必须改革和废除，以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2、改革除户籍制度外的其他人为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因素，促使城乡两个不同的速度层次趋于融合
除了户籍制度方面的限制外，还有就业制度、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限制。在就业制度方面，国家禁止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招收进城农民工，即使是非国有企业在招工时也有限制，对招募、使用外来民工的工厂进行罚款等行政处罚，或者在就业安排上也都要求用人单位“先市内，后市外”的原则，优先招用本市居民，未达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不得新招劳工，并且对许多工种禁止或限制使用民工。其次是子女入学限制，进城农民子女的入学问题往往难以得到解决，即使学校同意了，也要缴纳一笔数目可观的费用。再次是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往往难以享受。有的城市还要求民工进城后要缴纳暂住费、管理费、岗前培训费等等，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转换成本，特别是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来说，进城寻求就业须先支付将近千元的转换成本是无法承担的，他们只有望“城”兴叹了。因而，社会各界要积极鼓励和保护农民合理就业，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保护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相关政策体系，完善企业用工制度，逐步放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3、加快建立城乡统一协调的劳动力市场，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就业，为城乡两个不同的速度层次趋于融合做贡献
目前全国劳动力统一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还受到许多非价格因素的制约，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差异很大。在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方面，需加快劳动力就业制度改革，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用人单位与劳动力双向选择，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提供信息服务，特别要建设为农民外出就业服务的职业介绍网络，定期劳务信息，增强市场透明度，降低供需双方的交易成本，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营造出一个自由选择就业、自由选择居住地和自由流动的大环境，并降低和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迁移成本。城乡统一协调的劳动力市场主要内容如下：(1)市场主体地位要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2)社会服务、保险为市场主体提供保障条件。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以社会保障为前提，这就是要加快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3)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调节劳动力流向和组合。劳动供给者主要依 据劳动力价格信号决定就业或转业，劳动需求者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及生产经营状况调节用人数量。(4)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维护市场秩序。政府要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组织及管理协调机构，包括信息、咨询、职业介绍所等，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外部条件。
4、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增强转移劳动力的市场竞争能力
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转移数量特别是转移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中国总人口中文盲率已下降到7%左右。但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4%，小学程度的为 31.1%，初中程度的为49.3%，高中程度的为9.7%，中专程度的为2%，大专及大专以上的为0.5%，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总数的13.6%。进入城市的民工中存在着部分文盲、半文盲，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50%。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崛起，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而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往外转移。由于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低下，决定了他们即使进入城市，也很难进入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工种进行工作，而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工种。大量的低层次劳动力也易造成我国劳动力结构的失衡。在这主要拼技能而不是拼体力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般处于劣势，转移的领域越来越窄，就业空间越来越小。
为此，我们首先应进一步抓好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我们要把基础教育放到重要位置，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提高财政中的教育经费的比例。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支持的力度。其次，努力普及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对低层次劳动力的需求将会缩小，对技术工人、技术人才的需求将大大增加。因此在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要针对城市劳动力的需求变化，充分利用劳动、就业、教育部门的师资、技术和设施，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的举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做到先培训、后上岗，切实提高外出民工的职业技能素质和竞争就业岗位的能力，为城市企业培育优秀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才，进而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后，加大向农村教育投入比重，不仅有益于提高农民的素质，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做好合格的劳动力储备，而且也推迟了新增适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待业大军的速度和减少就业压力。
5、完善社会保障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后顾之忧
政府应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的就业务工、居住生活、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覆盖全体劳动者的市场化的医疗卫生和劳动保障体系，达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后能与城市居民受到同等的制度保障和平等待遇。要鼓励雇佣关系长期化、稳定化，从而使企业和农民工利益都得到保障。积极倡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家门，迁移到城镇，切实解决户口、孩子上学等问题。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求出发，帮助和动员农民解决医疗保险和其他保险，确保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的健康和人身安全。
6、通过法律机制的调节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法律调节是指政府通过劳动立法、社会保障和福利立法来引导和约束劳动力行为，从而创造一个有效和公平的就业环境。通过法律机制的调节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体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健全劳动争议方面的法律，将现
有的各自为政的仲裁机构合并，成立仲裁局，明确它是经济行政执法机关，赋予它应有的法律地位，内部设立若干专业性的仲裁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和地方劳动仲裁工作。随着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多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专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其次，要制订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则方面的法律，包括劳动标准法、最低工资法和社会保障法等。劳动标准法是以最低限度的劳动条件为依据，制订最低劳动标准，以及为保证和维护这一标准在行政上采取的措施。劳动标准法的基本内容是对劳动时间的规定，如规定法定劳动时间、法定休假日以及法定劳动时间以外的补偿等。最低工资法是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具有最低工资额的法律，其目的是通过最低工资保障劳动者的生活安定。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法律是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条件。目标是建立城乡一体的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最后，对政府的各项就业政策加以法律化。制订这些法规时都应特别考虑农业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
Theory of Dynamic utility exchange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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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沭柳编从业人员10万人,杞柳种植面积10万亩,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民致富的阳光产业。由于近几年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浪潮比较高,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柳编产业面临新的挑战,产生新的问题。
我们以柳编产业的发展时间为线索,以柳编制品的发源地――白旄镇为例,分析出现问题的基本原因,劳动力的流向特点。为此从政策支持,柳编工艺品企业,市场导向角度提出可行性建议。
二、临沭县柳编产业特色模式简介
1.历史简介
临沭县杞柳栽培和加工历史悠久,其中,白旄镇柳庄的植柳编柳历史最早见于唐朝初年。明朝永乐年间,青云、白旄等地村民,就将杞柳编织成逢年过节出门串亲戚的箢子(相当于手提袋)、餐饮炊具用的笊篱等工具,供人们生产和生活使用。
1973年,临沭县柳编产品被纳入国家首批柳编出口计划,当年出口200余套,打破了我国柳制品出口空白。
1978年,该县组建了全国最早的柳编制品外贸企业――临沭县工艺美术公司。
1983年被国家轻工部、外经贸部授予“出口创汇先进企业”等荣誉称号。
临沭县以创建“中国柳编之都”为抓手,着力打造“临沭柳编”区域品牌,提升柳编产业竞争力。截止2009年7月,全县杞柳面积达10.7万亩。临沭县的柳编制品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国家林业局、中国经济林协会授予“中国名特优经济林-杞柳之乡”。
2.柳编产业模式及存在的优势和问题
柳编产业是以庭院经济为基础,柳编企业为龙头,出口外贸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临沭县地处沭河之畔,地势低洼,适合杞柳生长。县域内有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为柳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并以其特有的自然资源优势,以柳编工艺品出口创汇。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及要素禀赋理论,这种出口贸易是存在利益的。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流程风险过大。一是市场对外依赖太强,其实现收入的方式只有出口创汇,国外订单数量变化会直接影响整个产业链条的波动,进而影响到柳编加工企业及柳编从业者的收入水平。二是柳编工艺品不属于生活必需品,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工艺品,工艺品的需求弹性较大,美国金融危机造成柳编手工艺品厂的订单大量减少就说明了这一点。三是杞柳交易市场局限于本县的杞柳供应量,原料供应存在风险,使得其它地域的杞柳不能完全替代本地的杞柳,所以这种供给弹性较小的原料供应存在较大风险。另外,杞柳属于农副产品,生产周期较长,也就具有符合蛛网模型基本假定的特点,即商品的本期产量决定于前一期的价格,加上广大农户的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因此杞柳价格的周期波动的特点越发明显,从而加剧了整个局部市场的不稳定性。
三、临沭县柳编产业近期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柳编种植面积的变化情况及分析
经过我们对柳编发源地――白旄镇的调研得知,自1999年该地柳编种植面积迅速增加,从2.1万亩增至4.3万亩,此状况一直持续到2007年。因当时处于全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白旄镇政府抓住这一契机利用本镇的杞柳资源,开办杞柳交易市场,鼓励农户种植杞柳。同时设置经济开发区,积极招商引资,大力支持杞柳加工企业的发展。2008年到2009年,杞柳种植面积大幅下滑至不足3万亩。经过走访调查我们得知,原因有三:一是受美国次货危机冲击,国外订单大幅减少,导致柳制品积压,从业者积极性受挫。二是自然因素导致杞柳减产。由于杞柳种植后寿命较短,大多为4到5年,农户种植的时间相似,造成市场供给波动较大。三是国家政策对种植杞柳的负面影响。2006年以来农业补贴大都集中在粮食作物上。根据机会成本原理我们发现白旄镇的杞柳种植户种植杞柳的机会成本在上升,所以农户逐渐放弃种植杞柳,转而种植其他农作物。
2.柳编从业者的特点
通过我们走访的100户农户经过数据统计,结果如下:
从年龄结构上看,45岁以上占39.2%;35―45岁占30.8%;22―35岁占22.6%;18―22岁占7.4% 。我们发现大部分从业人员已趋于“老龄化”,青壮年大多从事养殖或外出务工。由此我们认为从业者的结构反映现阶段的柳编产业并新一代青壮年的青睐,他们不把柳编产业作为发家致富的唯一道路,而是在寻找更为迅速有效的方式增收致富。从从业者的性别来看,76%的从业者为女性,而男性较少。
从编织户从事柳编业获得的收入分配看出,大多数农户用于零星支出,应付日常开销。少数用于子女教育,积累财富。由此可见,柳编户的收入水平不够应付较大额的支出开销。
通过以上数据,总结临沭县柳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问题:一是柳编从业者的积极性降低,杞柳种植面积减少,使杞柳供需关系紧张,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收益水平;二是“老龄化”的从业结构,使柳编业得发展潜力不足。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分析
通过走访农户可得出白旄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城镇的“推拉”因素。
如图所示及以上调查分析,新的土地政策――责任田面积不随家庭人口增减而增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趋势不可逆转,这是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肯定。然而,农村特色产业所依赖的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渐丧失,这对其自身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因此产业升级成为他们面临的一大新课题。
经调查了解,由于家庭等等其它因素,从事编织的农户有一定的稳定性。由上文数据可知从业者多为妇女,男子多外出务工,形成了妇女留守,男子外出务工的特点。柳编产业对于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一定的作用。由于外出务工存在风险,某些村民考虑在家从事经济作物种植。
现阶段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步伐的迈进,户籍政策的放开及城镇的快速发展,城镇对廉价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给城市的市政、环境及治安带来重重问题。所以为了减轻现阶段城镇的人口环境压力,政府应大力发展本地特色产业,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
五、临沭县柳编产业发展政策建议
临沭县在发展柳编产业方面具有很大的自然资源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为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形成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条。我们结合以上分析的存在的问题分别从政府、柳编企业和两个角度入手提出自己的见解。
1.政府应积极发挥自己的服务和引导职能
(1)结合当地的资源状况,积极探索周围县域(如郯城县)的杞柳种植情况,努力开发新的可完全替代的杞柳交易市场,提高杞柳的供给弹性,降低成本波动,进而保障柳编从业者的稳定收入。
(2)建立更加畅通的资金融通渠道。鼓励吸引外资进入临沭柳编产业,参与到产业开发区的建设中。同时,为现阶段资金周转存在困难的柳编工艺品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渡过现阶段的外贸低谷时期。
(3)在鼓励与支持柳编产业的政策上要注意中央与地方政策的冲突。在保证小麦基本种植面积的情况下,避免使杞柳种植面积的大幅降低,以防杞柳供需紧张给柳编企业组织生产带来的压力。
2.柳编企业应自主创新开拓国内新市场
(1)整合自身优势,根据国内外的市场信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翻新编织工艺品花样,提高市场适应能力。
(2)大力开展产业升级,以技术及机械化代替现阶段严重依赖劳动力的状况,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3)大力开拓国内市场,降低对外依存度,进而提高柳编制品因的个别国家需求变动的适应能力。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扩大对自己的宣传,树立品牌意识,积极地宣传自己的品牌特色。同时,加强市场营销宣传,让更多的消费者注意到它的实用性、美观性及环保性的特点。
最后,政府要与企业积极合作,大力开发自己的产业文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既可共同开拓市场,又可集中力量发展特色品牌,把柳编产业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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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文献综述
从目前搜集的资料来看，国内外学者围绕劳动力转移的课题已经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就国外而言，目前影响最大的依然当属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模型”[1]。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扩展后提出的“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在《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的分析》，阐述了乡村――城市转移模型[2]，文中对前人的传统理论做了深入补充，引进了人口转移与失业关系的研究，建立“托达罗模型”。除此之外，还有乔根森二元经济发展模型、钱纳里―赛尔圭因多国模型等。这些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因、过程和作用，但是因为受到时代局限性，这些理论都没有能够针对因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和农村社会产生的不利影响展开详细分析研究。
相对于国外的研究，国内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由于有了很好的借鉴，相关理论研究也很是丰富。可是就整体研究成果而言，国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意义方面，而对于在因劳动力转移产生的不利影响研究上成果有限，这主要有以下几点：侯云风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虽然仍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农村劳动力外流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3]，一方面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但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由剩余转移发展到过度转移，必然会导致农村发展后劲不足，加剧了城乡发展差距。另外，高士亮和段成荣等人的研究也都同时指出了农村人口的过度流失会对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提出一系列的现实挑战，如农业从业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下降、后备力量严重不足等。
二、六安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六安市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市，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出。根据2012年安徽省统计年鉴可以看出：2011年六安市全市总人口有709.5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六安市农村人口数为610.01万人，农业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85%，而流出人口占到了总人口41.41%。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六安地区的农村流出人口数量大、比例高且男性劳动力数目多于女性，从流向来看绝大多数的流出人口流向了外省，比例高达79.8%，这些流失的劳动力对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本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状况已经从“剩余转移”在向“过度转移”演变。
除了对总体的数据进行分析外，笔者还专门进行实地调研。具体选择了在六安市舒城县进行了调查问卷，此次调查共随机发放调查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200。根据问卷调查结果统计信息表明，受访者家中有青壮年外出务工的问卷共有176份，占到了总数的88%。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反馈，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当前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流出。
三、六安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对当地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导致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成为社会问题
六安市是传统的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基数大。可是，近年来伴随农村青壮年普遍流失，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和妇女的数量急剧增加，根据笔者走访的125户发现其中存在家庭成员留守现象的多达98户，占到了走访总数的78.4%，由此可见，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与妇女的存在已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家庭问题，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从目前来看，留守儿童主要存在的是教育和安全问题，有多重案例显示，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犯罪行为与父母的教育缺失存在很大关系。另外，留守儿童由于缺乏有效监护，时有发生溺水、火灾等安全事故。
对留守妇女而言，夫妻双方的长期两地分居极易导致家庭关系破裂，继而引发离婚。更有甚者，不堪忍受生活压力而选择自杀等极端方式。例如，发生在2010年底的六安金寨“12・24”特大杀人案就曾震惊全省。2010年12月23日，死者陈霞以带13个月的儿子打预防针为由将其带出家门，并以为女儿买衣服的借口将女儿带出校园。当晚6时后，有村民发现其13个月大的儿子被人用泥土掩埋致死，而陈霞本人及女儿亦陈尸塔儿河大桥的西侧与东侧。事后经公安机关全力侦破，陈霞的一双儿女均是死于陈霞之手，而其本人亦属于跳桥自杀。为什么陈霞会选择残忍杀害一双儿女后自杀？虽然陈霞已死，此事成谜，但是据公安机关调查发现，陈霞的极端行为与丈夫常年外出务工，本人长期负担沉重、生活压抑有直接关系。
（二）农村老龄化严重
据安徽省2012年统计年鉴显示：六安市65岁以上人口有69.5万人，占全市人口比重12.33%，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92个百分点，这表明六安市人口老年化问题严重，养老形势严峻。目前，政府部门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时，主要还是将探索方向集中在城镇方面，对于农村养老投入明显不足。尤其是伴随着农村青壮年的过度流失致使农村的养老主体普遍缺失，许多留守老人处于有子女而无人养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子女迫于生存压力无力将父母接在身边赡养，另一方面出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之农村养老院在数量上的不足与质量上的缺陷，留守老人宁愿留在家里养老。农村的留守老人往往是小病靠忍、大病等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持续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预计未来我市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还将愈演愈烈。
（三）农村人才严重流失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大量的农村优质人力资源单向流入城市。就六安市而言，其中外出人口数超过了总人口的41%。一般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出是该有限制的，最好能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但事与愿违，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转移几乎带走了属于农村的全部优质人力资源，严重的人才流失不仅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更不利于像六安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市的发展。
（四）农业生产缺乏壮劳力
当前六安市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总体偏低，全市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还是依赖传统或半机械化的作业方式，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仍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要素。但现实是随着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体主要集中在留守妇女及5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而青壮年的男性劳动力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造成了农村大量土地处于低产状态[4]，因劳动力流失导致的土地资源荒芜浪费情况在笔者所调查的六安地区并不少见，这迫切需要得到作为农业大市的六安市政府重视。
（五）部分农村地区治安环境恶化
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外出，较多的是由孤寡老人留守，这就给一些不法分子作案创造了机会。近年来，在六安偏远农村屡有发生骗、抢、偷等治安事件，不法分子利用老人警觉性低，大肆在农村地区兜售假冒伪劣产品、偷抢村民财物等。一方面由于警力资源有限，及时打击难度大；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农村青壮年普遍缺失，无形中助长了犯罪分子嚣张气焰。
四、破解六安市劳动力过度转移带来不利影响的对策
（一）六安市要增大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
就当前农村因为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言，人员的过度转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能引导六安区域内的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在满足城市建设需求基础上，尽可能吸引并留住一批农村青壮年自愿在家乡就地发展，那么很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究竟应当如何吸引并留住人才呢？
1.鼓励外出人员回乡创业
经过多年在外打拼，相当一部分早期从农村走出去的人已经掌握了一定财富。对于这一部分人当地政府应当尽力争取，从政策到资金都尽量给予支持，鼓励他们回乡创业。这样不仅能留住人才支援当地农村经济建设，还可以带动和吸纳一批人直接在家门口就业。
2.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据调查，六安本地有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是因为在当地难以找到合适就业机会，所以如何增加优质就业岗位就成为了吸引劳动力留下来的关键。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既符合我市城镇化发展大趋势，又有利于劳动力就地安置，发展当地经济。发展乡镇企业不仅避免了劳动力盲目地向城市转移，还使得在当地就业的农民可兼顾家庭，大大缓解了留守家庭的矛盾。
3.重视发展农村教育
随着农村家庭一胎化普及，家长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而当前分布在六安市农村地区的教育力量远落后于城镇，城镇的优质教育资源是吸引一部分家长集中进城的重要原因。所以，政府要适时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基础教育条件，提高基础教育水平，为更多愿意留在家乡发展的人才解决后顾之忧。其次，政府还应当重视和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为当地的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智力支持。
4.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与城市相比，当前六安地区大部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大多仅能够满足通电、通路的基本需求。因而要想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人在农村生活，就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在通电、通路基础上争取实现部分地区通水、通网，同时要加快小村庄合并，统一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社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二）加强对留守儿童安全监护和留守妇女的心理疏导
留守儿童由于大多处在家庭教育盲区，因而学校教育就显得更为重要。作为一个留守儿童数目庞大的大市，六安市政府应该适时增开一批寄宿制学校，专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安全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并定期进行安全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辅导。除此之外，对于不愿寄宿的留守儿童，除了应当要求主管教师做到定期家访，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政府还应当鼓励社会力量加入对留守儿童的帮扶与关爱中。
对于留守妇女的帮助，笔者认为应当主要集中在对其心理疏导上。留守妇女由于要长期独力承担生活重担，精神压力大，易产生负面悲观情绪，如果负面情绪不能及时有效排解，很容易形成心理疾病，继而可能会导致部分留守妇女走上极端。所以，广大基层政府应担起责任，尤其是基层的妇女工作者。一方面，村政府可以利用集体活动场所在业余时间组织广大留守妇女参加心理讲座和文娱活动，让大家能够敞开心扉，相互学习和交流心得；另一方面，广大基层妇女工作者要走村下户，及时深入留守妇女家中了解情况，帮助她们排忧解难。
（三）加强对留守老人的关爱与帮扶
根据笔者走访调查了解的情况，当前六安市农村地区的留守人员群体中老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中的大部分除了要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必须兼顾孙辈，但自己却因为子女外出而无所依靠。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的养老问题变得迫切需要解决。对于留守老人，除了定期地对他们组织关爱帮扶活动外，还要增加农村地区养老院数量，提高养老院服务水平。
想解决留守老人养老问题，光靠硬件建设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与农村老年人权益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免费吸纳全体老年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发放标准，降低大病救助的门槛等。另外，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和资金的参与社会养老，既能减轻政府部门的压力，又能传递全社会敬老、爱老、养老的正能量，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尤其是青壮年普遍流失，导致了六安地区农村劳动力质量的急剧下降，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变成了老弱群体，土地的边际产出下降，荒芜闲置在所难免。在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农业生产正常不受影响，实现六安市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的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首先，必须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设。根据中国目前实施土地政策，农民只有土地的承包权，并没有所有权，加之土地流转政策滞后，土地要想实现自由流转还很困难，更谈不上利用市场手段来自由配置土地，这样土地的规模效益难以发挥，甚至导致土地闲置荒芜。所以，要想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除了依靠科技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外，还必须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加快土地流转速度，将土地在耕地面积安全线内自由配置，将土地分配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早日实现六安市“农业强市”的目标夯实基础。
（五）加强对农村治安犯罪打击力度
对于农村治安环境的治理，一方面需要基层民警加大对农村留守人员的安全宣传教育力度，教群众识别骗子的常见诈骗手段和盗窃方式，提高广大留守人员的防骗、防窃意识；另一方面更需要公安部门加大对农村治安犯罪的违法打击力度，要对犯罪分子形成震慑力，无论案情大小，坚决做到发生一起、查处一起、打击一起，切实为广大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治安环境。
五、结论
综上所述，六安市的农村劳动力过度向城市转移已经对当地农业和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虽然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以城镇化为重点，但是绝不可以就此忽视农村的发展需求。目前六安市农村地区已经基本告别了劳动力剩余的时代并逐步向劳动力短缺过渡，因而在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上必须把握一个合适的尺度，合理加以引导和控制，在满足城市化建设的基础上，要设法为农村地区的发展储备一定的优质劳动力资源，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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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宏丽.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10，（34）：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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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tomidate and propofol on the hemodynamics in 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for the elderly patients
WANG Zhijie1 ZHANG Chunping2 HUANG Xiong2
1.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Brain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Hui'ai Hospital，Guangzhou 510370，China；2.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eutic Room，Brain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Hui'ai Hospital ，Guangzhou 51037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s of etomidate and propofol on the hemodynamics in 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MECT） for the elderly patients. Methods One hundred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MECT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evided into etomidate group （group E，n=50）and propofol group （group P，n=50）.Group E were given etomidate 0.3mg/kg for venae，and group P were given propofol 2mg/kg.MAP and HR were measured of two groups before anesthesia induction（T0），and 1（T1）、3（T2）、8（T3） and 15min（T4） after MECT.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fore the MECT，MAP of two groups increased，and HR increased at T1（P0.05）.MAP and HR of group P at T2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ose at T0（P0.05）. Conclution Etomidate induced anesthesia in the MECT for elderly patients shows less influence on haemodynamics，and the propofol has great influence on haemodynamics.
[Key words] Etomidate；Propofol；Mect；Hemodynamics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ECT）是将电休克治疗与麻醉相结合，产生镇静和肌肉松弛作用，避免电刺激引起的肌肉抽搐、牙关紧闭等并发症，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同时也对麻醉提出了新的要求[1-2]。老年人对麻醉和MECT的耐受力差，风险较高，常引起血流动力学的明显变化，可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率。依托咪酯和丙泊酚是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ECT）的静脉。本研究观察比较老年患者行MECT治疗使用依托咪酯和丙泊酚麻醉时血流动力学的变化，探讨两种静脉全麻药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为临床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2012年1～7月期间接受MECT治疗的老年住院患者100例，随机分为依托咪酯组（E组）和丙泊酚组（P组）。所有患者中男53例，女47例，年龄65～75岁，ASAⅠ～Ⅱ级，患者所患疾病为：抑郁症46例，躁狂症23例，双向情感障碍17例，精神分裂症14例。其中E组50例，男29例，女21例；年龄65～75岁；抑郁症21例，躁狂症
注：与T0时比较，*t=2.814，#t=2.548，t=2.692，P
13例，双相情感障碍9例，精神分裂症7例。P组50例，男24，女26例；年龄65～75岁；抑郁症25例，躁狂症10例，双相情感障碍8例，精神分裂症7例。排除标准：患者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力衰竭病史，术前肝肾功能异常，既往有重大麻醉手术使。按MECT常规每例患者行MECT治疗6次，共600例次。两组患者的性别比、年龄构成比及疾病分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MECT前禁食水8h，术前无用药，进入治疗室后，开放静脉通道。麻醉诱导：根据组别分别给予依托咪酯（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H32022999）0.3mg/kg或丙泊酚（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H20030427）2mg/kg，至麻醉诱导成功后，琥珀胆碱经脉滴注。麻醉成功后，采用面罩给氧，手控呼吸。全身肌肉松弛，腱反射消失后，给予电休克治疗，美国思倍通5000Q电休克治疗仪，辅助呼吸，直至手术结束，患者意识恢复，自主呼吸恢复，送入观察室。麻醉及观察由同一组医师完成。
1.3 观察指标
记录患者麻醉诱导前（T0）、通电后1分钟（T1）、通电后3 分钟（T2）通电后8分钟（T3）通电后15分钟（T4）的心电图、平均动脉压（MAP）、心率（HR）和血氧饱和度（SPO2）。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3.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通电后即刻E组2名患者出现室性早搏，4名患者出现房性早搏，P组3名患者出现室性早搏，3名患者出现房性早搏，所有出现心电图异常的患者早搏的频率均小于5次/min，12名出现早搏的患者最迟3min后心电图恢复正常。SPO2均在正常范围。
2.2 血流动力学的变化
两组患者在T1时均出现平均动脉压升高，心率加快（P0.05），P组患者T2时间点相比T0时MAP与H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期间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严重的高血压和心动过速（见表1，表2）。
3 讨论
电休克治疗是临床上治疗药物耐受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疾病的常用方法，其机制是采用电流刺激大脑，促使脑细胞放电，诱发癫痫发作，发生一系列变化，进而达到治疗效果[3]。丙泊酚是临床常用的物，其可缩短癫痫发作的时间，增加发作域值，并且有剂量依赖性[4-5]。而依托咪酯则降低发作阈值，对发作时间无明显的影响。研究显示，电休克治疗时间超过25s的治疗效果更为理想[6]。丙泊酚与依托咪酯均为经脉注射，优点为迅速起效，患者在30s内入睡，作用时间维持在3～5min。依托咪酯经肝脏代谢，对循环系统的影响小，较少导致心率血压发生波动，对心搏出量、心输出量影响也不明显，不抑制呼吸系统[7]。丙泊酚属于烷基酚类，具有较强的镇静作用，其通过导致心输出量的改变而影响血压波动[8]。丙泊酚广泛用于MECT，但其抗癫痫作用影响了电休克的临床疗效[9]。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均能安静、顺利的完成麻醉诱导及MECT治疗，治疗后患者均无明显不良反应。本研究观察了使用丙泊酚或依托咪酯诱导行MECT治疗后1（T1）、3（T2）、8（T3）和15min（T4）两组患者的平均动脉压及心率变化。行MECT治疗后1min，虽然已经使用物，且麻醉效果满意，但两组患者平均动脉压、心率比诱导前显著升高（P0.05），说明依托咪酯用于老年患者麻醉行MECT治疗对患者血压及心率基本无影响。既往有研究[10-12]比较了依托咪酯与异丙酚的应用效果，结果显示依托咪酯血流动力学稳定性优于异丙酚。P组患者在MECT治疗后3min时（T2）平均动脉压及心率的变化与T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依托咪酯及丙泊酚运用于MECT治疗时各有优缺点，丙泊酚半衰期略短于依托咪酯；依托咪酯诱导老年人行MECT治疗后血流动力学影响比较平稳，而丙泊酚对血流动力学影响较大。我们建议在临床工作中，对老年患者行MECT治疗时选择依托咪酯诱导，以免血压及心率波动太大对患者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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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8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渗透和制度更迭，劳动力流动现象呈现出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共生性与矛盾性，因而长久以来受到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劳动力流动问题也表现出了多面性：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体现着文化差异，同时又深受制度影响。正是由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要想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也极不容易。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梳理，以期掌握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 早期关注：宏观动因
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本观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劳动力呈现出宏观层面部门间的流动，对于把握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和机理给与了模型论证和经济学阐释，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由于刘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费景汉做出修正和扩展，故也简称为刘易斯模型），作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首次论证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实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性意义，既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又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二元经济理论肯定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影响。经过扩展和完善的刘易斯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和有限剩余。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处于无限供给阶段，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不受限制，资本积累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进程，在这个阶段，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市场处于明显的需求方控制的买方市场，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发言权，因此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且长期没有上涨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在加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时，二元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资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断，而此时二元经济结构尚属于主要经济结构，工业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发展，此时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将决定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乔根森[2]从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宏观动因在于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在乔根森模型中被内生化，它认为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却是无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拉动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乔根森模型为分析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推进。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3]研究认为个体劳动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实现自由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托达罗模型认为，预期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是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这是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创新，但是托达罗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现实极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争议。
劳动力流动模式研究中微观基础极为薄弱，对于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关注甚少，没有考察劳动者作为微观个体的流动决策过程，这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2 研究深入：微观主体
新古典主义劳动力流动理论弥补以上缺陷，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认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于微观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推拉理论从劳动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拉文斯坦“人口迁移法则”是最早探讨劳动力流动原因的理论，得出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唐纳德·博格在此基础上提出推拉理论，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动是否发生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随后经过李的扩展，将推拉理论进一步细化，分析劳动者个人特征对推力、拉力的反应，开始将宏观分析纳入微观因素。
在劳动力迁移行为研究的微观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斯加斯塔德[4]将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衡量行为的唯一目标则是通过对流动行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追求净收入最大化为劳动者的迁移目标。成本收益理论将收益成本划分为货币收益、非货币收益、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货币收益和成本决定着流动行为的货币性净收入，非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成本则体现了流动行为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理清影响劳动者迁移的个人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非货币性因素更多的表现为劳动者对流动行为的主观评判，其中个人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选择作为前提，但研究主体由个人发展为家庭，其核心理论观点被称为斯塔克[5-6] “相对贫困假说”，即家庭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决策主体，虽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标，但更加重视与参照群体的对比效应：家庭追求的是预期收入的最大与未来风险的最小，希望获得与其他参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当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间越不均等、家庭间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贫困感会越强烈，为了分散风险，消除贫困感，做出迁移决策的可能也越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这种由于相对贫困而做出的迁移和流动更为常见。因此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观点出发，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劳动力流动唯一动力，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启示。
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是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结论难以解释现实。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并非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劳动力作为流动的生产要素不同于资本等普通的生产要素，因为劳动力是依附于劳动者的流动而流动的，而劳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为与决策不能简单应用经济学假设和原理去分析。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等均认为是对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子，通过借助于劳动者流动的微观行为来解释宏观层面的流动现象。
博加斯[7]的自我选择模型（selfselection model）就是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劳动者个人禀赋的不同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最终发现劳动者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符合自己发挥能力的劳动力市场，个人素质高的劳动者往往会选择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个人素质较低者则会选择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自我选择模型为我们研究劳动力个人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为劳动力流动能力与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兹[8]在解释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就业过程时，关注到了劳动者年龄的影响，他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选择不同的就业形式：年轻时劳动者可以选择在小企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雇工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当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岁左右会选择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向现代部门流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继续积累，40岁左右劳动者会重新选择回到非正规部门，以创业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事业。这种研究结论对于研究劳动流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3 创新性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最具有时代特点，它弥补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微观个人决策的角度，开辟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层面。社会学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劳动力流动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际结构框架之下，重点关注潜在迁移者与相关亲朋好友的关系与联系对迁移者迁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劳动者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引发了更多的迁移行为、扩张了迁移的范围。
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模型有社会资本理论和风险多样化模型。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置于人际网络结构的研究中，劳动力通过利用社会资本最大化其流动所得收益。波斯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利用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格，从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拥有会使得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更为充分、渠道更加多样，风险和成本却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风险多样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认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风险最小化，家庭作为决策单元主体，利用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多样化其收入来源，分散家庭收入风险。
卡林顿和戈登对社会网络理论作了修整和扩展，其结论也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卡林顿[11]通过建立成本内生化的动态劳动力流动模型，论证了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网络的构建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较早的迁移者会在信息传送、工作搜寻、环境适应、语言沟通等方面给与潜在迁移者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迁移网络一旦形成，劳动力迁移成本就会较前期下降，迁移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戈登[12]的贡献在于加入了劳动力迁移决策中性别、家庭准则、预期、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区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迁移决定行为模型，研究发现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区分影响流动意愿和流动行为的因素，并能准确地确定何种因素在何种情境下会起主要作用，这是戈登研究给与我们的重要启示。
早期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于劳动力流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工资差别，并且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下无成本的流动，因此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内容和动力机制缺乏解释力。社会网络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和缺陷，它将劳动力流动看作一种“链式流动”，并且在流动中嵌入网络结构，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机制以及无法用收入因素解释的诸多流动行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路启发。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均是在劳动力流动经典模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其中有许多支持其发展的经验验证，也有关于其命题的激烈争论，无论何种声音，都对二元经济框架下劳动力流动理论起到了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正如Gustav Ranis[13]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有效的、经验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论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实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一体化的现代经济还未实现，二元理论就不失其指导价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引起诸多争论，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理论的相符性，如何在继承经典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发展，是我们认清二元经济发展历程，解决二元经济发展问题的必然之举。
4 国内研究动态：二元经济及其拓展
国内学者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实践，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与分析工作，有关文献不胜枚举。理论界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注，然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的逐步扩大，劳动力流动研究也扩大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劳动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以及纳入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人均土地面积等多因素的实证研究等，研究人员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方式、影响及结果。
4.1 二元经济分析框架的理论探索
众多研究人员[14-15]认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价值，但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陈吉元[16]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鉴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三元经济理论，对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动因和机制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探索。杜鹰、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决策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响，家庭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重要因素，有别于西方迁移决策研究中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国劳动力流动则体现出明显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特征，并以经济收入的获得为直接目的。杨春瑰[18]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在考虑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发现预期工资率的差异与迁移的增长率呈正比。黄泰岩[19]、张宏伟[20]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元并存的三元经济理论，突出了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作用。肖六亿[21]则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二元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创新性地提出工资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才是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的观点。朱农[22]通过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力迁移过程既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别于托达罗的三部门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四元经济”的假设，即中国劳动力迁移是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这个四元经济中进行的。蔡昉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集中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认为[23]，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与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从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 实证研究：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实证分析占据主要比重，由于所选用的模型不同、样本对象不一致、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实证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补充和验证，弥补了理论分析的不足，同时对我们如何科学使用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提供诸多借鉴。
白南生[17]通过调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构成对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杜鹰[17]依托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对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经济背景做了实证研究，将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视，合理阐明了当时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原因和宏观背景。赵耀辉[24]在研究影响中国人口乡城转移的因素中发现，耕地面积不足、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农村税收的增加更加激发了劳动力向外流动，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会减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动机和可能。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稳定预期，导致农村消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城镇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郑真真等[25]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女性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流动妇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别因素在劳动力迁移流动中存在质的差异。袁志刚[26]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非城镇失业的主要因素。赵伟，李芬[27]开始关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行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研究显示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张永丽，黄祖辉[28]通过甘肃省10个样本村调查所获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流动主体，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9]对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5 理论述评与思路启发
5.1 理论述评
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表明，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视野迈向微观分析，从经济人假设深入到社会人研究，从个体决策延伸至家庭及网络影响。一方面证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研究该问题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微观切入，认清和把握微观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才会看清宏观经济现象的趋势与特点。
国内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来越多的专题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已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论证，以至于我们在进行文献梳理时难以找到很好的分类标准将各类研究归类，然而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探讨背后缺乏系统的、抽象的宏观把握，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一般化理论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现象还需从微观分析中走出来，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宏观的流动规律和特点，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微观分析入手，避免具体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将研究视野放眼于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以劳动力主体作为整个研究的切入点，看似微观的分析手段，实际上着眼于整个宏观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劳动力主体的分析和论证，考察劳动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和流动模式，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动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也为构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论上的创新与完善。此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性别差异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这表明当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如何将诸多影响因素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劳动力特征的提出和论证将有助于将整个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逻辑范畴，通过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论与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 思路启发：研究视角的时代选择
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对于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不符合劳动力流动现实。新家庭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异质性劳动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劳动力流动实践为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突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又为我们分析后人口红利时代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特殊性也为异质性劳动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础。笔者认为如此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有利于在异质性劳动力分析框架下展开对我国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
将异质性劳动力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异质性基本上限定于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无论是教育与培训经历的区分，还是技能与非技能型的分类，均只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关于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异质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比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反复流动、女性劳动力流动、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论证。笔者认为劳动力的异质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异质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劳动者个人决策差异的非经济因素都是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所在，他可能会包括劳动者对区域经济的整体预期、对出生地的眷恋、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考虑、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等等很多方面。异质性的突显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当整个经济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社会福利和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劳动力流动会更多地通过非经济因素做出决策。笔者有意通过对异质性劳动力内涵及外延进行严格界定，并将异质性因素纳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扩展和丰富，从而有效解释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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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Change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Theory
SUN Xiaofang
（School of Economics，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cromigration model，micromigration theory，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t concerns in different economic periods.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ual 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the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on domestic labor migr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lack of a logical link in the curren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failure to come to the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migration are the main defects. Considering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tide of rushing home”，“difficult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and “beachhead battle”，the author proposes research priorities that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ese phenomena and
establish
篇13
关键词：金融发展 劳动力流动 区域差异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僵化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模式，开启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历史。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劳动力流动迅猛发展，流动形式丰富多样，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跨地区转移等原始的流动方式，而展现出多层次、多角度同时流动的态势，劳动力要素流动也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
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历来相关研究甚多，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研究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研究多是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要素差异着手，比如工资差距、就业状况差异、工作条件居住条件等。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日益突出，金融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先导力量，具有强大的作用力、渗透力和推动力，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国内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和金融部门的持续扩张。金融中介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劳动力流动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因此，金融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以开放的视角，运用省际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把金融因素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对我国完善劳动力市场、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有着参考意义。
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效应分析
（一）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
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的研究是较多的，且主要集中于研究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对于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经济学家们均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有利。从金融中介发展的广度来说，金融发展能够让更多人获得金融服务，这有利于增加经济机会同时减少代际间的收入不平等。
由于在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收入不平等主要的表现形式，因此学者们关注更多的是我国金融发展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关系。叶志强、陈习定、张顺明（2011）利用1978-2006年各省的面板数据发现金融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且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显著负相关，并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进行影响的机制，即金融发展减少了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从而拉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关于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陶珍生（2011）认为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扩大了收入差距，同时通过对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地区收入差距贡献度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非平衡性对其区域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达到了22.97%，中部地区较低，而三大区域之间的金融非平衡性对区域间的收入差距贡献率达到了80.08%。
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就是工资水平。伴随着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加剧，区域收入差距会因此拉大，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报酬，会更倾向于选择从低工资地区流向高工资地区，由此金融发展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
（二）金融发展的就业效应
一般认为金融发展对就业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金融深化的作用，金融深化一方面能够使金融资产收益率提高，另一方面能降低实际利率，从而促进金融产业以及相关产业发展，最终起到增加就业的作用（Edward，1989）。
本文把金融发展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分为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指金融发展增加了金融产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提供了更多的岗位，增加了就业机会。金融发展的间接就业效应是指金融中介机构利用吸存放贷的行为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已有行业的成长及新行业的形成和推动城市化，实现就业的增长。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的增加能够吸引更多劳动力，不同地区就业情况的差异促进着劳动力的流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劳动力向该地区流入。
（三）金融发展的贸易效应
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地区国际贸易对国内劳动力流动产生作用。徐建军、汪浩瀚（2008）以及包群、阳佳余（2008）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全国金融发展对进、出口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东部沿海地区在地理上就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发展贸易和吸纳FDI，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又高于中西部地区，在金融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下，进一步扩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在对外开放条件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提高了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一方面，东部地区各种优势吸引着制造商以及投资者在该地建厂投资，而在当地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于生产规模的扩张时，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便会流动到东部地区。另一方面，劳动力不仅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劳动力的流入使得东部地区人口激增，这又促进了消费市场的扩大，加之该地地理上接近外国市场、政策上有税收等优惠，进一步吸引了制造商以及投资者，在这种循环之下，劳动力流动将非常活跃。同时，由于企业的增多致使劳动力需求增大，若供给满足不了劳动力需求，名义工资也会随之提高，这也成为吸引中西部省份劳动力流动至东部地区的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