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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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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经济管理的公正性偏失
1.公共管理和公共经济管理。公共管理以捍卫公共性价值为第一原则，强调运用管理主义工具，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在新形势下，新公共管理具有新的特点，虽然政府仍然是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但开始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化，重视私人、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引进私营部门管理的经验，以及市场竞争机制，降低管理的成本，同时注重提高管理的效率，对管理主体的职能也开始重新分配，对政府的职能边界开始重新界定。公共经济管理是综合性学科，包括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等，多学科交叉，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框架和体系。公共经济管理主要是管理公共经济的三大关系，公共部门和市场结构与经济体系的关系，公共经济活动各要素间的关系，公共部门和私人经济部门的关系。2.偏失表现。政府主体的缺陷是公正性偏失的重要表现之一，新公共管理引入市场机制，注重追求经济、效率和效益。但效率或者效益的最大化不是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性，或者说保证公平性的基础上，兼顾效率。在新的理论主张下，政府主体在决策时就会偏重选择效率、效益，而忽视公正性，出现方向性的错误。并且在政府主体中，存在着自利性的行为，容易出现腐败问题，加剧了不公平的现象，也违背了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也会出现失灵的问题，在公共经济管理中，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缺乏成本和利润的约束，容易出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导致政府公共经济管理没有效果。在公共经济管理中，引入民营化是为了刺激竞争，提高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但是不正当的民营化反而造成公共利益的流失。另外，监督的缺失也加剧了公正性偏失的问题，我国监督体系比较庞大，也比较杂乱，缺乏有机的协调，无法保证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
二、矫正公正性偏失的对策
1.注重多元化公共经济管理主体的培养。在公共经济管理中，要注重多方主体的参与，培养多元化的管理主体，加强各主体的协作性，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有利于矫正公正性偏失的问题。在民营化的过程中，要坚持政府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引导其他的主体能够正确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同时要强化公民的意识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保证公民参与公共经济管理的权利，提高公民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维护公共性。2.规范政府职能。政府主体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持公众利益至上的服务理念，对政府主体的职责范围进行合理的界定。在公共经济管理过程中，政府主体要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将其作为基本的原则，不逾越公共性来进行管理行为的考核。政府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共经济管理也是为了追求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政府必须认识到服务公众的重要性，使公众满意。在新形势下，政府职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更应该重视方向性的引导，完善宏观管理的体系，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3.强化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政府主体内部要加强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注重职业道德建设，避免出现腐败的问题，不仅要从道德上约束公职人员的行为，还要利用法律进行约束，督促公职人员合理使用自己的公共权力，依法行政。同时要加强监督，建立完善的评估机制和公民参与机制，使民众参与到公共经济管理中。社会公众的监督，可以及时纠正执行的错误，或者政策的偏差等，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共经济管理的公正性。总之，对于当前出现的公共经济管理的公正性偏失问题，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强规范化管理，培养多元化管理主体，规范政府的职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注重职业道德建设和监督评估，改进公共经济管理。
参考文献：
[1]王琳.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与矫正[J].中外企业家,2014(33):23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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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依法有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保证人民群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的途径。
1 公民参与概述
1.1 公民参与的基本概念
公民参与也称为公共参与、公众参与，是指有参与愿望的公民通过一定的途径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公民参与，是官民合作，是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通过无遮蔽的意见表达，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平博弈，达致有公信力的决策。公民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第二，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第三，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1.2 基层公共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内容
政治生活同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一起构成，公民在参与政治生活时，既要行使政治权利，又要履行政治义务。公民还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我国的政府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我国政府工作的改进，决策的完善，政风的廉洁，效率的提高，都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所以，公民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我国公民更应该积极广泛的参与政治生活，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决策机关可以通过举行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组织跨学科、跨部门、跨专业的专家学者对决策加以研究论证。公民还可以通过社会听证制度参与决策。公民通过民主管理参与政治生活，我国发展基层民主，可以通过参与村委会和居委会方式，这样可以有效的调动广大居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公民可以行使监督权，实行民主监督。
2 基层管理中公民参与的障碍
2.1 公民的选举意识淡薄
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但在生活中，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情况并不乐观，公民参与意识淡薄，远不及其他国家，我国公民有这种思想，和我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有着必然的联系，我国人民不愿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人民惧怕权威，更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这和我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制度有关，为了让人民真正的实现当家作主，一定要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2.2 公民反应的意见、要求并没有得到重视
公民在积极的参与政治生活时候，一定希望自己所提出的意见、要求得到实现，并发挥有效的作用，但是有很多公民提出的要求都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很多公民的上访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所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降低，有很多人就不愿意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意用法律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说，政府应该不断地完善基层管理中公民参与制度。
3 更好地实现我国基层公共管理中公民参与的途径
3.1 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并不高，导致了很多问题，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缺失，我国的民主制度得不到真正的实现，所以我国要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让公民有序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加强对我国公民的素质教育，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我国更要加强对公民的文化素质教育，我国可以借鉴他国成功的经验，让公民懂得基层公共管理方面的知识。
3.2 完善基层公共管理公民参与制度
公民参与基层公共管理的意识淡薄，和我国基层公共管理公民参与制度不完善有关，所以我国应该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完善我国基层公共管理公民参与制度，我国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公民参与的法律地位，通过法律的手段让公民参与管理的权利得到有效实现。我国更应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和公开办事制度，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性，我国的一些省市已经陆续向群众开展了对政府“红头文件”的查阅，政府的这一举措，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也被人民称为政府的“阳光工程”。所以应该将政府的“阳光工程”在各省市广泛推广，这样既可以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便于群众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也有利于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更能够完善基层公共管理公民参与制度。
3.3 创新基层管理中公民参与的方式
我国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中采取了多种方式，例如：举行论证会、座谈会、听证会、重大事项社会公证制度、给国家机关写信或打电话，向有关人员当面反映自己的意见，向人大代表反映自己的要求，还可以通过舆论监督制度行使监督权，但这都是传统公民参与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应该不断推出新的管理方式，比如利用网络技术让公民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让公民更方便有效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但是让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参与政治生活时，要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管理让微博等网络平台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达到创新的作用，正如“微博达人”蔡奇所说：“政务微博体现应有之义，政务微博既是社会管理创新”。
4 结语
依法有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要求。在现阶段，我国应该采取一系列合理有效的措施让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基层公共管理中，并且要引导公民有序的参与政治生活，遵循法律、规则、程序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并正确处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真正的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参考文献
[1] 丁倩梅.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J].才智，2008（1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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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的范围较广，主要包括公共资源、公共项目和社会问题三大方面。公共资源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公共管理的主要对象，主要包括公共设施、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公共信息资源。公共设施主要是城市的道路、桥梁和路灯等，这些公共设施不仅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也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宝贵的财富，对环境保护和经济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公共信息资源包括科技成果、文化产品和经济信息等各种精神产品。经济信息资源管理水平的提升，不仅能够帮助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还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
2信息时代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为了提升社会的发展水平，必须以全方位的角度提升公共管理水平。信息时代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数据量、数据处理能力和存储方式三个方面。庞大的数据量，为公共管理提供更全面的资料，给管理者增加了更多角度。而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不仅能够减少数据的处理时间，还能够增强数据处理的精度。减轻管理者工作量的同时，提升社会的公共管理水平。而存储方式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数据的展示形式方面。传统资料以文字描述为主，不仅结构单一，而且无法深入了解公共管理的各个方面。而信息时代的来临，使资料除了文字描述，还有音频、视频、图片和网页等多种展现方式。既能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共管理现状，又能帮助管理者科学有效地开展工作。除了数据的展示形式，在资料储存方面，信息时代的优势也尤为突出。以往的资料通过档案袋集中管理，对资料的查阅会造成很大的阻碍。而且公共管理的资料，往往需要多年保存。所以传统的存储方法会导致公共管理资料的缺失和遗漏。在信息时代，可以将公共管理资料上传到网络中。这种做法不仅利于资料的保存和查找，还能够对社会民众公开信息，使公共管理更加透明。
3信息时代的公共管理面临的挑战及问题
尽管信息时代数据收集、处理、存储的优势众多，但是应用在社会公共管理中，还带来了诸多挑战。比如专业性人才缺失、信息资源无法共享、数据观念薄弱和安全问题，对社会公共管理产生了阻碍。
3.1缺乏专业性人才
专业性人才的缺失，成为信息时代的公共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公共管理中，现代信息主要应用在数据技术方面，主要分为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和数据三个步骤。无论是哪个步骤，都需要专业人才进行操作。而我国的社会公共管理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没有过硬的网络信息背景，无法利用数据技术发现挖掘信息和规律，阻碍了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
3.2信息资源无法共享
在我国社会公共管理工作中，信息资源无法实现有效的共享。主要原因是不同的公共管理部门内部的资源没有进行科学的整合，这就导致了各部门信息孤岛的产生。
3.3大数据观念薄弱
开展社会公共管理时，除了信息资源共享和专业性人才的问题，工作人员的观念意识也亟待提升。由于信息时代大数据技术的兴起时间较短，大多数的公共管理人员观念薄弱，对决策缺乏大量的数据分析，因此当遇到问题时工作人员往往会根据以前的经验解决问题，很难保证解决措施的准确性。
3.4安全问题
信息时代为资料的存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样也带来一些安全问题。信息泄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公共管理方面的重点和难点。
4信息时代的公共管理策略
4.1加强工作人员的培训
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主要从专业性和意识观念两个方面入手。不仅要加强工作人员对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意识观念，还要通过培训考核等方法，提升工作人员数据搜集和分析的能力。只有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强，才能够高效精准地对数据进行处理，全面提升公共管理水平。
4.2提升信息共享能力
信息共享是信息时代的一个特点，更是提升公共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加强部门间的协作能力，能够有效提升信息共享能力。这种做法不仅为社会民众带来高效化的服务，也大大提升了公共管理的工作效率。
4.3加强信息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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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政府采购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研究，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意味着政府对公共政策和其他公共组织进行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作为一种研究，公共管理是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的价值和定位行为的学科。
一、公共管理政府采购现状
在公共管理中，公众是委托人，也是行使社会公共权力的人。行使公共管理活动对现实中的公共行政权力，因为价值观的不同，出现了公共管理的冲突和道德认同不统一的公共管理的现状。经常提供丰富的机会，行使公民的意愿，如果以不道德的方式来行使国家权力，市民就会被潜在的和实际的利益损害和威胁，导致道德风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随着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信息化的公共管理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公共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公共管理也包括各方面的管理，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自21世纪初，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此外，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会受文化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公共管理问题逐渐个性化，产生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公共管理在中国的公共行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为学科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进一步发展公共管理学科。
二、公共管理中政府采购常见问题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中国政府吸收西方政府的绩效管理经验和做法，进行了绩效管理实践的推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利用政府资源，提高管理效率，促进公众对政府管理，特别是对政府采购的认识，。政府采购以经济发展和政治功能的公共支出绩效的视角，针对政府采购发展的过程，发现了绩效管理不全面和没有发挥的作用。绩效评价是社会公众参与评估活动的标准，如今我国还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政府采购绩效评估的标准和科学的评价，存在开放性不高、较低的基本规范、合同、采购信息不够透明等问题。政府，因为很大一部分采购的不透明、采购垄断、购买价格贵等一系列的问题，产生了的恶性循环。据统计，80%以上的政府采购商品的价格高于平均水平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70%，高于市场价的3倍。近年来，一些相关的新闻也出现在报纸上。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政府绩效管理相关制度，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在整个采购过程中缺乏科学的绩效管理思维，只局限于财政资金的使用，而忽略了其性能，尤其是公共支出的价值实现。从微观上，公共绩效内容不完整，只关注本身，忽视了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协调与平衡。对政府采购行为的公共管理体制与机制是对公共价值的体现，目前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对常见问题提出的几点建议
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②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③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④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⑤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一)深化预算管理工作
提高政府财政管理，确保绩效管理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这就要求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当前中国的实际发展和战略目标，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建立合理、实用的适用性强的预算管理制度，在了解公众的基础上，政府对社会公众的监督，将根据相应的规则为每个连接到管理系统的采购，包括采购的所有连接工作，必须严格按相关采购标准的采购计划进行。创立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等新能源创新，改善公共价值，加强公共利益的工作而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创新公共绩效指标
建设公共绩效指标，是各级政府采购风向标，从公共利益的公共价值的工作指标，是多样的、复杂的，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完善相关的指标，但是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增强业绩指标，涉及公共预算管理、采购在控制过程要进行随后的测试和评估，包括有关的采购环节。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工作的实际，创新采购部门和设施的性能，这种指标具有重要意义。
(三)改革与创新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我们必须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制度约束措施，完善涉及的方法和提高效率的节约，构建规范、透明、公平竞争、监督到位的制度，严格的问责机制的混乱和政府采购使用“权力”才能的土壤，我们必须在国家的政策文件、相关人员的指导下使用，提高创新能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公共价值视角下的公共服务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四、结语
总之，公共价值视角下的公共服务工作，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进步。在政府采购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的前提下，要体现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要及时发现政府采购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政府要进行立法、标准和实施有关建议，对实际的解决方案要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状态和效果。
参考文献：
[1]冯骁.推进我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J].人力资源管理,2015
[2]苏云.以绩效评价推动地方政府形象识别系统创新——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实践建议[J].西北师大学报,2015.
[3]尹文嘉.公共价值管理及其民主意蕴.学术论坛,2016(10).
[4]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5.
篇6
积极推进城市文化治理工作进展是当前城市工作的重中之重，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如何塑造、保护、开发城市文化既是城市问题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也是当前城市发展的现实要求。
1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1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
当今世界，文化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学术界和公共管理者的公认，重视城市文化、发展城市文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一座城市是否拥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关系到这座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城市文化治理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值得欣慰之处，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新的文化建设理念的提出，对新的治理方式的摸索，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数量的不断增加，市民素质的提升等。这些进步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在看到城市文化治理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我国城市文化治理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主体等多个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1.2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共性问题
1.2.1治理主体单一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城市文化治理的根本要义，现实情况中，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治理主体依旧只是政府一元，其他治理主体参与不足，治理效果不明显。社会组织和公众都是城市文化多元治理主体中极为重要的一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会治理力量得到壮大。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社会组织依旧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资金不足、独立性不足、人才不足、协作能力不足等方面。1.2.2治理方式落后受传统行政模式的影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方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管理方法缺乏民主理念和服务精神。多数情况下，政府管理方法属于专制型方法，多数的政府工作人员把自己看作是高高在上的“官”，把管理对象看作是普普通通的“民”，极大降低了城市文化治理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专制型的政府管理方法使得政府只注重统一性，忽视了差异性，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掩盖了人们的个性，他们的积极性也无法发挥出来，致使行政工作单调乏味，缺乏灵活性，降低工作效率。②治理方式缺乏引导性。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然而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法制建设还存在较多空白，治理工作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不理解，从而产生各类矛盾。③治理技术手段更新滞后。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是现代政府管理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府部门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不足，技术手段更新滞后，电子政务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1.2.3治理资金投入不足传统的城市文化管理领域政出多门，城市文化治理在资金投入方面存在资金投入方式单一、投资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效益低下等问题，从而导致城市文化治理资金投入不足，无法满足治理要求。1.2.4治理队伍建设滞后人是一切工作的实践主体，队伍建设关系到城市文化治理工作的具体落实情况。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队伍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城市文化治理队伍规模较小，队伍积极性不高以及队伍专业性不强等三个方面。
1.3各类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问题
①政治类城市文化治理：政府过度集权，宣传效果不佳。②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缺乏科学完善的经济文化治理体系。③教育类城市文化治理：经费投入不足，服务质量较差。④生活类城市文化治理：不能充分满足市民文化生活需求。
2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2.1政府在治理理念上缺乏服务意识和系统规划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经济发展压力渐大，政府培养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势在必行。然而，在现阶段我国的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政府行政管制的色彩大于公共服务的色彩，官本位思想横行，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质量不高，服务效率低下，政府短视等问题层出不穷。
2.2政府自身角色定位不准确
治理理论的一项重要主张就是去中心化，即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原来的绝对核心角色转变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份子，政府在公共管理总的核心地位被动摇，向市场分权、向社会甚至公众分权是治理理论的内在要求。因此，政府自身准确的角色定位是城市文化治理有序进行的关键。
2.3市场组织、市民等治理主体参与意识淡薄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城市文化治理的题中之义，城市中的各类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市民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然而在现实情况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市民等治理主体的参与意识不足，从而使的城市文化治理未能取得一定进展。
3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对策建议
3.1完善城市文化治理主体
①充分释放市场潜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经济类城市文化和生活类城市文化的治理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市场参与，实现市场经济组织与政府对城市文化的共同治理。②充分发展社会组织，让社会力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既需要政府鼓励第三部门等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需要社会组织自身谋求变革，追求创新，从而加速自身发展。③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让公众真正参与到城市文化的治理当中。公众参与城市文化治理一方面需要政府要赋予公众一定的权利，包括政策制定前期举行市民听证会，通过网络渠道倾听市民政策建议等。另一方面也需要公众提高自身素养，养成城市主人翁意识，提升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3.2创新城市文化治理手段
①更新文化治理部门的设施设备，提高文化治理部门治理效率。设施设备的更新是创新治理手段的物质基础，没有先进的设施设备，治理手段智能化、科技化都无从谈起。这既需要文化部门引进相关人才，以合理选取设施设备，操作维修设施设备；也需要有合理的资金配置机制，以满足设施设备更新的需求。②转变文化治理部门工作人员观念。设施设备的更新不是创新治理手段的全部，如果人的观念得不到及时更新，再先进的设施设备也无法起到提升治理效率的作用。文化治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与时俱进，在充分学习相关技术知识的同时，转变传统行政观念，奉行效率至上、服务群众的理念，尽快掌握新的治理手段。
3.3创新城市文化治理体制机制
首先，创新城市文化治理投融资机制，建立多种投资渠道、多种投入主体的城市文化发展机制。一方面需要转变政府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的角色，合理解决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增进市场、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的参与程度，改善社会力量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鼓励捐赠以吸引社会资金，转变传统的单一财政拨款形式，畅通社会资金投入渠道，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最后，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为科学的城市文化治理投资机制提供立法支持。
3.4提高城市文化治理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①改革文化部门聘任制度，区分文化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对专业技术人员坚持按照岗位要求择优聘用，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力度，构建科学的社会评价机制；对管理人员实行直接聘任、推选聘任和委任等多种任用方式，建立竞聘上岗制度，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增强文化部门活力；对工勤人员实行合同聘任制，加强工勤人员职业技能培训，规范工勤人员的进管出环节。②完善文化部门聘后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和辞退制度。对受聘人员的工作情况实行年度考核，坚持客观、公正的考核原则，努力形成科学的领导评价机制，把考核结果作为晋升、奖惩、辞退的主要依据。
3.5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
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方针，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各类社会问题、城市病也随之出现，实行以以人为本为根本理念的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势在必行。改善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现状，关键在于政府要加强引导，同时也需要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
3.6提高市民参与度
由于政治类城市文化特殊性（政治性、权威性、敏感性）的关系，本文认为该类城市文化的治理主体应该包含政府和市民，政府作为当前政治类城市文化的最重要主体自然不用多提，市民对政治类城市文化治理的参与不足是其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完善治理主体最为关键的就是增进市民的参与。
4结束语
城市文化治理的要义在于清楚地认识到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全面践行治理理念。因此，对“城市文化”和“治理”两个概念的认识深度直接影响城市文化治理的效果。论文以上述两个概念为重心，对城市文化治理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以期对当前我国的城市文化治理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铺垫。
参考文献
篇7
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像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的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内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关系的关键，使委托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①。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为了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能做出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内在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又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常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3］313－324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如何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们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则将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做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纽曼(1996)和柯林(1996)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题为《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纽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什么是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4］409－415
在题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中，柯林表达了与纽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到社会的水平;面对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7个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2)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4)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5)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6)什么样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
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
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
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
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
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
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给予说明。［11］395－407
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之上有个性的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称之为“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5个议题:(1)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2)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覆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一方面富有地区特点，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
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
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合作努力。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地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给予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地对待人们。
在一些情况下，它要求给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者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者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给予一些情况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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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其他专业，公共管理专业设置较晚，加之自身具有的独特性(专业学科的交叉性、中外文化的差异性以及学科的实践性等)造成了当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严重制约着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教学的质量。
1.教学目标定位不准确。教育主管部门明文规定：毕业论文是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毕业之前，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撰写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它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也是对学习成果的综合检验。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的教学过程要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培养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教学目标定位不准确是制约当前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的教学水平提高的根本因素。就目前而言，国内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公共管理专业本科课程定位不准确。
2.教师人员安排不合理。尽管我国相关教学大纲规定教学应当由教学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项规定执行过程中遇到困难。目前无论是青年教师还是高级职称的教师都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
3.相关专业教材缺乏。教材作为承担课堂教学的重要载体，直接关系到教学水平的提高。目前，就全国范围内而言，高校公共管理专业课程教材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相关教材数量而言，专门针对公共管理专业教材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公共管理专业在国内开设较晚，加之相关高校对课程的定位偏差，直接导致了国内从事公共管理专业课程教材编订的人员有限。
4.教学方法和手段相对滞后。目前，相对滞后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专业本科课程的教学质量。第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现阶段，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仍未摆脱普通课程教学的窠臼，缺乏针对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自身特点的教学创新。教师的教学方法局限于知识点的讲授，并没有注重通过将知识点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的实践有机结合，而是空洞的说教，一旦遇到具体的写作，学生就无从入手。因此，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仅仅停留和局限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已经很难适应时展的需要。第二，教学手段单一僵化。公共管理专业教学应该结合公共管理专业和本科论文写作的双重特点，尤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科研意识。
二、当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提升的路径探析
1.明确教学目标。设置公共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应当依据教育部对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有关规定，结合各自学校自身公共管理专业发展的情况制定的教学目标。就目前而言，应当突出强调它在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必修课地位，引起师生们的重视。公共管理专业教学的总目标应定位为：“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要求，结合顾客——学生的要求和用人单位的要求，建立各环节的质量目标，达到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和满足学生个性的发展，最终目的是训练学生的初步科研能力、高水平的知识运用、技能的培养和创新精神、开拓创新能力和学术道德的培养”。公共管理专教学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在教师的教授和帮助下，通过学习了解毕业论文的基本属性和特点，逐步掌握如何进行论文选题、如何撰写开题报告、资料的收集和信息的检索、论文的结构和撰写规范，论文的修改和论文的答辩等相关问题，最终确保学生能够高质量地完成。
2.优化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是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综合运用能力的基础。针对当前公共管理专业教师队伍的构成的现状，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其一，针对教学和科研相对欠缺的青年教师而言。未来公共管理专业的青年将逐步实现高学历，科研能力将成为青年教师的强项，教学经验的不足可以通过逐步的教学实践得以弥补。因此，未来青年教师无疑将成为课程教学的主力。其二，针对具有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的老教师而言。老教师科研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他们参与到课程中来，对于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水平和质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现阶段而言，由于老教师承担着相对繁重的科研任务或行政任务，而课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部分学校强制让这些教师承担这门课程，其教学成果往往是事倍功半。
3.更新专业教材内容。当前公共管理专业教材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不强，教材多侧重于经济管理类或政治学类教学，脱离了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的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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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伦理是具有时代性的，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公共生活或者说公共领域都是以公共管理为“主导”；结合公共伦理的背景可以得出现阶段的公共伦理所要规范的公共领域也是以公共管理为主体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公共管理是占据着公共伦理所规范对象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当今在我国政府、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失范问题的形势下对公共伦理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1公共伦理的概述
1．1公共伦理的涵义
公共伦理是以公共理性为核心的社会精神价值趋向，直接决定着社会民众的道德走向与精神建构。我们可以将公共伦理理解为主要用来规范公共管理活动的伦理范式，是公共管理主体包括政府以及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应遵循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公共管理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一个准则体系。张康之教授曾在其《公共管理伦理学》中，运用研究方法的研究技巧提出了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三种社会治理模式，论述了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的相关因素，并指出服务型的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伦理为本质的，由此公共伦理是服务型公共管理活动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必经之路。对公共伦理的概念界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普遍的是将公共伦理视为公共管理伦理。持有这种观点的原因是认为公共伦理学的对象是公共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内容是研究公共管理的主客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及伦理规范问题，即公共管理主客体之间的道德关系。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伦理是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下的一种新型伦理形态，是规范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基本伦理维度与社会公共行为的一种基本道德准则。所以公共伦理可以说是为公共领域或参与到公共生活的成员所提供的精神服务体系。
1．2正义论视域下的公共伦理
罗尔斯把他的正义论之所以成为“公平的正义”理论，罗尔斯明确的表达了，在他的正义论中，正义的主体或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罗尔斯所讲的正义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强调的社会秩序强调的是人的自由与平等，罗尔斯认为所讲的正义原则是体现了由自由、平等以及对公共利益作出的贡献给予奖赏这三个观念结合起来的正义。罗尔斯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中都强调了一个基本的原则立场，就是“权利优先于善”，它可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公共伦理学的原则。我们一般将认为“善”是伦理学的中心概念，因为我们现在的伦理学通常是指规范伦理和美德伦理，前者旨在以获得人的行为的善的价值而推论出道德规范体系，后者是探讨如何获得善良意志，如何进行涵养，达到心灵的善的状态，即美德，所以说善是伦理学的中心概念。摩尔的《伦理学原理》曾将善看作是不可定义的，但随着公共伦理学的发展，善不再是中心概念，只有在“自由平等权利”的引导下才能是正当的，可以说权利是善的前提。若我们真正的能理解罗尔斯《正义论》中提及的权利优先于善，那么我们对公共伦理问题就会更进一步。
2我国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伦理失范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为适应国情的变化和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及领导水平，党和政府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建设、价值观教育活动和反腐倡廉建设，这无疑已经为我国公共伦理建设进行了铺垫，但依旧存在着各种伦理失范问题有待解决。
2．1制度及体制的不完善
道德伦理失范，我们往往会联想到的就是制度的设置和体制不合理的问题。公共伦理的失范，我们会认为是缺乏制度及体制的约束或是政府的监督不到位，然而与我们常忽略的制度建设滞后和体制自身问题往往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我国政府的管理模式来看，在当代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政府习惯了用行政手段来进行管理，从而致使我国忽视了对制度建设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处在不够完善的地步，社会主义法制也并不健全，因为我国的法制建设主要是依赖于政府来进行推进，法律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政府权威，但法治的本质就是要求法律力量要超越政府力量。此外行政体制及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也是公共伦理失范的原因，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是在曾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将政府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于一身，很难受到制约及监督，虽然也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而改革了行政体制，但目前依旧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及理论支持。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有限的，大部分应交由市场，当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政府过多的干预，必然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从而会造成政府的“权”与市场的“钱”相关联，衍生出权钱交易，寻租现象，产生腐败等伦理失范的问题。
2．2政府及公职人员自身的“经济人”特性
一些学者根据经济人假设，认为政府及公职人员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偏好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诉求。政府及公职人员这种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行为与身为人民公仆要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产生了冲突，阻碍了我国公共利益的发展与实现，这似乎也可以说是我国政府及公职人员自身的伦理失范问题。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是在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政府高度介入经济发展，导致政府对经济利益的高度追求，忽略了要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公职人员是政府进行公共管理活动中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仅是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的提供者和维护者，随着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公私合作的越来越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断相交往往会产生利益冲突，当公职人员在处理公务时，他们会在自己权利允许范围内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问题。因为政府及公职人员自身的“经济人”特性，当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可能会优先考虑自身而忽略了作为人民的公仆应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这也成为我国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公共伦理失范问题的原因。
2．3思想道德观念的影响
认为经济决定着伦理道德观念，但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传承等思想文化因素也对伦理道德的塑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公共伦理失范问题不仅受传统的思想文化影响，还与我国当前的文化与道德观有着关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也进行着交融，引起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在不考虑国情及体制不同的情况下被机械的结合，一些社会成员包括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扭曲，引起了一些公共领域道德与诚信失范等公共伦理失范问题。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也在不断加深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迷恋，并缺乏一个新的伦理道德观来对我们的思想道德进行约束，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公共伦理建设的发展。
3强化我国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伦理建设的对策
3．1加强制度建设，深化体制改革制度与体制
对人们道德观具有客观的约束力量，加强公共伦理制度的建设及对相关的体制进行改革，是我国公共伦理的建设的必要保证，对我国公共伦理建设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制度建设要从增强制度的约束力着手，建立一套明确的、完善的规范制度，明确公共管理主体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重点要加快制度建设，同时完善已有制度。此外加强公共伦理的法制建设，除了加强对政府组织及公职人员的伦理立法，更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在深化体制改革方面，首先要明确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责与权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并加快推进政企分幵，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3．2提升政府及公职人员自身的诚信建设，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诚信缺失是造成公共伦理失范的关键所在，并且已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所以加强诚信建设显得日益重要。首先是加强政府及公职人员的诚信建设。我国提倡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进行国家治理，因此，政府诚信不仅讲法更讲德。我们不仅要加强行政立法以规范我国政府的行政行为，还要加强公职人员的法律意识，做到真正的依法行政。此外要做到加强对我国政府及公职人员的监督及加强反腐力度，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我们党在不否定对个人正当利益的正当追求前提下，坚决对不正当行为进行严惩，旨在建立一个廉洁自律的好政府。我们政府不仅要做好自身的诚信建设，还要用自身的诚信带动非政府组织的诚信建设同时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此外，还要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实践的责任意识，正确合理的履行责任，对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个人利益等失范行为进行行政问责，以促进政府及公职人员将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所进行的公共伦理建设。
3．3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营造良好的公共伦理建设环境
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就要加强公共管理主体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及道德素质建设，这对加强公共伦理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就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多形式的道德实践活动，弘扬我国优良的传统美德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并引导人们提高自身的道德判断能力。进一步推行廉政思想建设，开展旨在加强公共管理主体廉政思想的教育实践活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各项工作都必须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公共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加强道德素质建设主要是在公共管理活动主体的思想上加强其责任意识及公仆意识，同时要树立“德治”的理念，做到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治国，达到德才兼备。忽略德的重要性必将造成公共伦理的失范问题，通过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共伦理建设环境，从而减少我国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伦理失范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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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城市管理的含义[1]
从最基础的管理来切入，一般来说，管理(Management)是一切组织的根本，它普遍存在于各种组织活动之中。就城市管理而言，管理有多重含义。第一，管理不仅仅是施政。管理的概念涉及承认政府正式当局内部和外部都存在有权力。在许多文献中，管理包括政府、私人部门和民众社会。第二，管理是一个中性概念。管理可以有多种表现：专横或仁慈，有效或无能。第三，管理强调的是“过程”。它确认、决定的做出是基于许多参与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做出的，而那些参与者均有着各自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优先事项。
现代城市管理是指多元的城市管理主体依法管理或参与管理城市地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属于公共管理范畴，所以也叫城市公共管理。目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管理的内涵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管理的内涵有明显的不同。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城市管理既包含了以城市政府为主体的城市管理者依据国家法规体系、通过国家计划和发展规划对城市运转和发展所进行的控制行为和活动，也包含了城市政府通过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城市管理法规对城市企业、城市公民、城市非政府机构的生产生活所进行的组织、控制、协调行为和活动。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现代城市管理还包含着城市政府管理职能与非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市民等参与城市管理的行为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结合。[2]
1.2城市管理的重要性
健全的城市管理必须使居民都能享受到城市公民的利益。基于城市公民资格原则上的健全的城市管理，强调任何人，无论男女老幼，均不得被剥夺取得城市生活必要条件的机会，包括适当的住房、房屋租用权保障、安全的饮水、卫生、清洁的环境、保健、教育和营养、就业、公共安全和流动性。通过健全的城市管理，使市民们得到发表意见的讲坛，充分发挥其才智，以便改善其社会和经济状况。
1.3城市管理的特征
(1)管理的综合性(2)管理的开放性(3)管理的动态性(4)管理的参与性[3]
2.城市管理方法
2.1城市管理的一般过程
管理是一种人的行为，其本身就是一种过程。城市管理过程实质上是由各个管理环节组成。城市管理是个人和公私机构用以规划和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众多方法和行动的总和。这是一个调和各种相互冲突或彼此不同的利益以及可以采取合作行动的连续过程。它包括正式的体制，也包括非正式的安排和市民的社会资本。
2.2城市管理的目标和手段
2.2.1城市管理的目标。城市在空间上高度集聚，高度集聚使得城市中人口和环境的平衡受到影响，造成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城市的发展急需有力的城市空间布局调控，合理的人口密度和疏导，有效的资源配置和使用，灵活的产业结构调整，持续的改善交通状况，不断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与提高。因此，城市管理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实现城市整体的协调运转。
2.2.2城市管理的手段。城市管理作为过程，包括调研、决策、计划、实施、协调、反馈等环节，在现代城市社会中，为达到一定的目标，其管理手段应该是综合的，应该建立“以法制为规范、以行政为主导、以社会自治为基础”的城市管理的手段体系。
3.中国城市公共管理问题及改进建议
3.1问题
3.1.1经济管理手段问题。由于我国目前的各种经济手段还不能很好地衔接和配套，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在对个人进行控制时，往往过多地使用了经济杠杆，尤其是过多地使用了罚款，这成为了有关部门变相谋取收益的重要途径，也成为被控制对象不服从的理由。针对部门之间的管理，常常由于过多地照顾到了企业经济收益对地方财政收入的作用，而忽视了生产过程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罚款的手段进行控制显得很乏力。
3.1.2行政管理手段问题。城市行政管理的权威来自管理者的行政级别和被赋予的权力。因此，很多管理者为了行使更大的权力，往往千方百计地提升本部门的级别;或者为了使某一个问题能得到彻底解决，往往安排比较高层次的官员前往，高级别的管理者在行使行政手段时往往更有力度。但是，由于责、权在很多部门都不对等，很小的事情往往也需要动用比较高的级别解决。
3.1.3法律手段问题。目前我国城市管理中的法律法规涉及的都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认为需要立法的领域。虽然制定了众多法律，但我国在执行方面仍存在着很多问题。由于城市管理人员把执法简单化，对违反规定的人员抱有敌视情绪，使得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紧张，在我国很好的表现就是“城管过街人人喊打”。[4]
3.2解决问题的建议
3.2.1明确城市管理各个部门的职责和任务。科学的城市管理体制，就是要组织、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使城市管理各系统、环节分工协作、形成合力，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工作目标及任务，调动各方面加强城市管理的积极性。
3.2.2变执法为管理和服务推动和谐执法。城市管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不仅需要处罚，更需要管理。城市管理者应该变原有的执法观念，以为民服务、便民服务来推动执法，把执法和服务融为一体。城市管理不是治民而是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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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10年年末全国民用汽车持有量达到9086万辆，同比增长19.3个百分点，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多达6539万辆，增长率高达25.3%。据郑州市交通部的统计显示，郑州市的机动车数量在2000年至2009年10年间机动车增加90多万辆，2011年达到176.5万辆。根据我国相关标准，每一百辆汽车需要35～45个停车位，照此推算，郑州市区内至少需要约29万个停车位。但目前郑州市区车位缺口更是高达约20万个，还不到最低需求量的一半。
二、郑州市公共停车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停车场管理机构混乱
公共停车管理是公共停车系统建设和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环节，规范、有序地停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公共停车设施的利用率，也可以有效缓解城市道路的交通拥堵问题。目前，郑州市公共停车场的管理混乱，没有特定的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的协调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权益受害人在遭遇到停车纠纷时，往往会面临投诉无门的窘境，各部门相互推诿，而这种“推诿”的后果是一方面扩大停车纠纷的程度，同时也更进一步强化了职能部门的在解决停车问题上的“自我保护意识”。
（二）停车管理技术落后，效率低下
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就在公共停车场管理问题上引进停车诱导系统，这种系统是通过无线通信设备、交通信息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向驾驶员提供附近停车场的位置和使用状况，附近道路交通拥堵状况，以及诱导路线，进而可以有效缓解道路拥挤状况。但是，停车诱导系统在郑州却还是一片空白，公共停车场只能依靠最传统的路标指示牌、人工指示等吸引车主。另一方面，郑州市公共停车场管理手段落后还表现在公共停车场经营管理手段的落后。总的说来。郑州市公共停车场管理的随意性很大，效率低下，管理混乱，技术落后，不利于公共停车场的长远发展。
（三）公共停车管理缺乏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郑州市停车管理缺乏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和机构，缺乏权威性管理法规，现有政策法规之间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无法适应当代停车管理的需要，影响了全市停车管理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另外，再加上相关资金的筹措难，停车用地协调难，统一政策制定难等问题，导致了停车业管理体制不通畅、部门责任不明确、职能交叉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郑州市停车业的良性发展。
三、加强郑州市公共停车管理的政策建议
公共停车管理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公共停车规范制定对于停车设施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意味着政府应该在公共停车管理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一）完善政府职能，改变公共停车场的“多头管理”
当前郑州市公共停车场管理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公
共停车场的“多头管理”，导致公共停车场管理混乱，效率低下。郑州市政府可以设立一个专职机构负责停车管理，该机构可以配合郑州市各相关管理部门合力制定郑州市公共停车场建设规划，落实停车场的资金和建设管理等问题，制定公共停车收费标准和发展战略。这样一个特定机构的设立，不仅可以适当缓解当前的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改善政府相关职能，解决公共停车场的“多头管理”问题，使停车问题可以得到治理和解决。
（二）完善停车管理体制，提高停车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提升城市现代化形象、衡量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管理水平的标准之一是公共停车场管理的科学化、智能化的实现。路边停车的管理很复杂，只有利用新兴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才能有效提高管理的明确性和高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市民合法停车观念的形成。郑州市要改进公共停车场的管理手段，最有效的手段是推广停车诱导系统的应用，为驾驶员提供准确的实时停车信息和具体车位信息，这一行为可以明确停车收费的标准和可停车时间，消除人工管理的模糊性，并且明显减少人工管理的漏洞，更方便、迅速地引导驾车者寻找停车位，从而提高公共停车场的利用效率和转换频率。
（三）完善公共停车场管理的法规政策
公共停车场的管理是一项综合的公共事业管理项目，其管理的社会性、公众性和政策的变迁性都非常强，停车管理法规政策是公共停车场管理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要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停车场管理方面的问题，关键要有停车政策法规的支持。郑州市政府应尽快升级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停车场管理主体和职能，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明确停车场建设发展、优惠政策和管理、收费等规定，依法开展工作，真正实现郑州市停车场管理法制化、科学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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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郝正君. 郑州市静态交通问题研究[J]. 科技资讯，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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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际的研究我们能够看到，网络新闻能够给社会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第一，网络新闻的出现，使得民主政治的参与以及转型得到了有效的推动，对于政治来讲，公民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公民的参与能够使得社会更加有效的进步，而在这一过程当中，公民的参与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通过民众参与的平等性，网络能够将信息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渗透，这就能够对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网络新闻能够政府的行政活动更好的受到公众的监督，现如今，很多的媒体都建立了门户网站，建立了新闻的平台，这些平台能够使得民意表达更加畅通，从而帮助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第三，网络新闻能够使得政府的反腐工作更好的得到开展。与网络媒体相比，传统的媒体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及时、全面的对信息进行表达，这就会造成反腐工作的开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利用网络平台，则能够对这些限制进行突破，使得政府可以更加顺利的对反腐工作进行开展。
（二）网络新闻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
不管什么事物，都是有里也有弊，网络新闻也同样如此。网络新闻虽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也同时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危害。第一，网络新闻的泛滥使得人们对于社会的认知受到了影响，网络的环境是比较开放的，因此在网络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虚假新闻，这些新闻的出现，使得公众对于社会的认知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影响。第二，在网络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侵权的现象，网络新闻的转载等会涉及版权问题，而网络新闻的也会涉及版权问题，一些有心之人或者是不法分子在网络当中随意的篡改原文章，这使得原作者的利益受到了侵害。第三，网络新闻的出现有可能使得个人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网络空间十分开放，这使得个人的隐私，尤其是名人的私人信息会被上传到网络当中，这就会对个体造成很大的伤害，而近年来流行的人肉搜索，更是使得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了严重的侵害。
二、网络新闻对政府危机管理以及公共管理的影响
（一）网络新闻对政府危机管理影响
作为人民对自己的意愿进行表达的重要渠道，网络对政府的微机管理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实际上就是新闻的传播。在新闻传播当中，信息时最为主要的内容，而信息的功能就是能够保证人们不确定性的消除，而新闻的传播就是对信息传达的实现。根据马斯洛的理论，安全是人类一项重要的基础需求。因此，不管是在发生危机前还是发生危机后，人类都希望能够对社会当中的各种危机信号进行获取，而新闻的传播则是人们对危机信息进行获取的最主要的渠道。作为当代大众信息传播当中十分重要的工具，网络新闻的传播也需要对公众对相关的危机信息进行提供。而危机管理其实就是利用新闻传播的方式，使得人们能够准确地了解到自己所面临的威胁。在事件初期当中，网络新闻更需要利用信息的来公开危机，这样的行为一方面对公众的知情权进行了体现，另一方面也使得传媒本身的环境监测功能得到了发挥。
（二）网络新闻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在公共给管理的过程当中，政府需要涉及十分复杂的环节以及步骤，其中包含有制定、监督、管理公共政策等，而在这些环节当中，同时也需要民众的参与，从而对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体现。
以公共政策的制定为例，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权力机关围绕某问题对政策目标进行制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需要对一定的程序以及原则进行遵循。因此，在公共改政策的组成部分当中，对政策目标的确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府也需要对公众的意愿进行充分的考虑，从而最终对政策目标进行确定。但同时仍然需要看到的是，当前公众的表达渠道仍然比较缺乏，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利用网络公共舆论的方式，则能够对这样的现状进行有效的改善，使得民意表达的渠道得到有效的畅通，并最终使得政府能够制定出民主、公平的公共政策。
三、加强网络新闻公共管理的策略
（一）建立法规体系
对于新闻来讲，真实是必须坚守的重要准则。现如今，很多的网络新闻都会采用匿名的性质来进行，这样的特点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对其利用以散步耀眼，这就使得网络新闻的真实性难以得到保障。缺乏真实性的网络新闻一旦得到广泛的传播，就会对一些问题进行无限的放大，并最终造成群体事件，难以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应实施实名制立法来使得这样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在保证隐私的前提下，严格的要求一部分新闻，使得新闻自由与使命之间的平衡点能够得到良好的把控，现如今，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W络新闻管理条例，但并未完全在实践当中得到良好的实施，这就更需要加快立法工作。
（二）实现新闻网站良好的整合以及缩减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网络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网站。因此，政府首先应对网站的管理进行强化，并对网站进行相应的整合。相关部门应依据相关规定，扶持优秀的网站，并对其影响力进行扩大。其次，还应对现有的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整合有价值的新闻资料，使得资源的利用率能够得到稳步的提升。最后，相关政府部门还应为优秀的新闻网站创造出更好的发展空间，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审核标准进行放款，并鼓励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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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教学的起源
20世纪初，案例教学法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医学院，后来在商学院的推广下，逐渐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教学方法。它着眼于教学目的，参照法律工作中立案的办法，把与教学有关的内容编成案例，通过教与学对案例分别进行分析讨论的一种教学方法。
2.案例教学的内涵
案例教学理论的前提:假定被动获取知识的效果低于在教师的引导下主动获取知识，它的显著特点表现在案例讨论的组织形式、案例获得的方式及参与主体等方面。学生———参与式案例教学的对象，是教学活动的中心，案例教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学生积极参与。无论是案例教学效果的评价，还是案例教学的组织及案例的准备，都离不开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中心始终是学生。教师在其中的作用更像乐队指挥在乐队中的作用。
3.案例教学的特点
案例教学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教学理念，是一种学生自主性学习方式，它以问题为基础，是一种在教学实践中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与传统教学相比，有以下五个特点:一是在教学案例中，学生是中心，处于主要地位。在案例的选择和讨论方式上，与教师一样，都享有控制权。而教师则处于次要地位，经常作为资源提供者或者辅助人员存在，在传统教学中，学生则处于被支配或者消极地位，一切以教师为中心，完全围绕教师，“好学生”完全服从于教师;二是教学案例的基础是讨论，而传统教学的基础是讲授;三是教学案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例如辩论能力、分析性的思维、概括能力等方面，而传统教学主要是通过考试及点名回答问题来验证学生的知识水平，目标是掌握教师传授的“真理”;四是案例教学讲究的是师生间的交流互动，教和学双方都要承担学生学习的责任，强调知识和思想的双向流动，而传统教学则是单向的，单纯的从教师到学生;五是案例教学既不会造成学生的无政府主义也不会造成教师专制和家长作风，而传统教学，学生要在教师的监视下使用某种学习方法或学习方式，出现错误被教师及时发现并纠正，这种方式近似于“训练”。
4.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主要类别
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具有独特性，所以在案例的采集、编写上，与工商管理学科的教学案例不同，主要有以下类别形式:一种是政策咨询性案例。服务的对象是政府决策者，这种往往是针对特定的问题，提供真实的故事，突出问题的重点，给出多种解法，并且评估每种解法的优劣。一种是理论发现型，主要内容是对检验之前提出的理论假设，通过研究案例提出与理论教学相关的内容是其主要目的;一种是说明型案例，这些案例是完全开放的，强调其真实性、全面性、系统性，主要是记述和说明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发生的事件、决策的过程和使用的政策。
二、公共管理学科实施参与式案例教学的重要性
1.参与式的案例教学不仅能够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积极性，同时也能加强师生交流，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与传统的案例教学方式不同，参与式案例教学中，学生替代教师成为主体，教师只是起到规范、引导的作用，这样就能够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从而积极参与到学习中。公共管理学科是研究公共管理过程和公共管理部门的，实践导向非常明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参与式案例教学的重要内容是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案例，学生对案例非常熟悉，所以会让学生从无话可说到有话要说，大大增强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由学生的积极参与替代教师在课堂上单纯讲授，因为学生对自己的案例特别熟悉，所以在课堂上能够进行广泛讨论，改变由教师单纯讲授的传统案例教学的枯燥模式，学生在课堂上更加积极主动，更加能够活跃课堂气氛，从而使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得到提高。
2.参与式案例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参与式案例教学架起了一座学生走向社会的桥梁，案例是学生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的。所以，学生通过自身获取的案例，并对案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解决，不仅锻炼了自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接触社会。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参与到教学中，案例的获取、讨论分析都是由学生自己完成的，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而且也能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参与式案例教学的一系列过程，都需要学生通过各种尝试和努力才能获得，在获取案例的过程中，团队成员需要不断地沟通交流，在案例形成后，为了大家探讨方案，要对案例进行分析总结，每个环节都能体现对学生的培养和考验，从而激发学生主动求知的意识，帮助学生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从而提升综合素质。
3.参与式案例教学能够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同时也能够加强师生互动，改善师生关系
在参与式案例中，学生是中心，案例教学的全程都有学生参与，学生永远拥有绝对的自，教师扮演的是辅助人员或者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处于次要地位，所以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求知欲，增强学习的自主性。与传统教学中的教师传授知识，学生仅仅是接收知识不同，参与式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主体，学生积极分析案例，从案例中获取知识，教师也积极地辅导学生并提供支持和帮助，学生和教师充分沟通互动，从而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学生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求知，师生关系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4.参与式案例教学能够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能够让理论更好地应用于实践
公共管理学融合了政治学、社会学、政策科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论，是一门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学生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对知识的掌握也更加牢固，学习的效率也会得到提升，同时，通过案例的学习，可以将理论应用于现实生活的事例中，在实践中得到发挥。
5.参与式案例教学能够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丰富教学经验
不同于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参与式案例教学使教师的工作转成幕后，但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有更渊博的学识，为了达到参与式教学的要求，要不断创新，要有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要机智、风趣等。这样就使教师的教学水平得到大大提高，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教学经验。
三、公共管理学科传统案例教学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1.案例教学的理念缺乏充分认同
教育理念是否成熟会对教育实践的方向和进程产生直接影响。因为教育理念不仅是对教育活动的反映，也对教育实践起到指导作用。但是，现在很多教育从业人员不仅没有理解案例教学的优点，也未认识到其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很多教育从业人员在案例教学方面缺乏相应的意识和理念，从而使得案例教学没有得到重视和推广。
2.案例教学的内涵未得到正确认识和理解
案例教学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比较宽泛，主要是因为其在具体操作时的复杂性、灵活性、动态性及应用范围的广泛性等特点，加之当前对案例教学的相关探索、研究和实践相对较弱，故大家在对案例学的认识上存在一些不足和偏差。有的学者和教师甚至混淆举例教学与案例教学。这大大限制了良好教学效果的实现，也制约了案例教学的发展。3.案例教学组织实施不到位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涵盖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多学科和方法，是研究公共管理过程和规律及公共管理部门的科学。案例教学实施的关键步骤是公共管理学科开展案例教学，但从实际操作效果来看，公共管理学科的案例教学存在案理分离、教学缺乏师生互动、教师角色定位模糊、与其他教学方案配合不恰当、案例选择不合理、原创案例较少、缺乏健全的案例教学考核机制及课堂讨论的组织不到位等问题，抑制了案例教学的影响和实际作用的发挥。
4.案例教学效果不理想
很多案例教学实际效果很差、有名无实，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案例教学没有可以借鉴和参考的经验，相关的理论指导也比较欠缺，所以应用和实践起来比较困难。5.配套机制不健全案例教学因其内容选取及授课方式的特殊性，对其考核评价的方式也有特殊的规定和要求。同时，涉及到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创新，需要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教学的内容也要不断完善，学生也要积极参与到教学中。但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高校在案例教学的理念和思想上还未形成正确的理解，也缺乏统一的认识，而且案例资源的筛选和积累，案例教学考评方式的改革、案例库建设，教师及学生的综合素质等都难以达到严格意义上案例教学要求的水平。
四、完善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对策
1.树立案例教学的意识和理念培养
高校师生对案例教学的认同感和兴趣，宣导案例教学的重要意义，使案例教学的意识和理念灌输到思想中，培养案例教学的习惯，营造案例教学的氛围，使之逐渐形成规模，并最终广泛应用。
2.明确案例教学的内涵和本质
案例教学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和特殊性要求。加强对案例教学本身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障案例教学的水平和质量。案例教学具有自身的特殊要求和运行规律。因此要想保障案例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必须要加强对案例教学自身的研究和探索。有学者指出:“案例教学具有实践性、情境性、问题性、互动性、主体性等特点;案例教学的价值取向也包括社会价值、教育学价值及主体性价值，是一种先进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对价值取向有科学的了解，才能对案例教学的本质有正确的认识。”
3.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虽然案例教学的主体是学生，但是案例教学成败的关键因素是教师。案例教学对教师提出了全新的、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基础，其次，教师还要能够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及具备课堂组织能力。同时，教师要具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素养和能力。另外，教师一方面要明确自身定位，另一方面要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所以加强对案例教学教师的培训，培养其案例教学所要求的能力和素养，才能保障案例教学的效果。
4.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案例教学不仅涉及到课堂氛围及学生的参与方式，还涉及到教师的讲授方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案例教学中，应该丰富案例教学的形式，教师授课的形式可以是传统板书、影视片段、多媒体课件或者是视频等;学生的参与形式可以是课堂辩论、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形式。多种知识的理解视角的融合是在沟通交流中达成的。此外，对学生平时的课堂表现也要进行记录和评价，并且计入期末考核。这样，能够保证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得到提升。
5.加强课堂管理和课堂环境建设
由于案例教学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特点，所以不同于一般教学的固定的授课结构和模式。因此，为了保证教学案例能够体现既定的教学目标，对案例教学课堂的管理要不断加强。课堂策略首先是明确教育目标，确立促进性目标取向，使教师角色向民主型转变，建造良好的课堂环境。其次，要重视规划和引导的作用。通过对教学目标的规划和引导，可以让案例教学的任务和目标进一步明确，还能使教学实践以既定的目标为中心有序开展。
6.案例教学模式不断丰富
案例教学涉及多方面内容，包括案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体系。案例教学的模式也包含方方面面，例如案例的展现方式、学生参与的方式、学生回答问题的方式，合理安排案例与理论结合的方式等，这些都与案例教学的影响关系密切。公共管理学科应当致力于完善的案例教学模式的探讨，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同时，加强对案例模式的探索和研究，努力构建较为完善且多样化的案例教学模式，进而从整体上促进案例教学质量的大幅提高。
参考文献:
［1］李寒梅．案例教学在教师教育课堂教学中的观察与启示［J］．中国大学教学，2013(6)．
［2］刘录护，扈中平．教师教育中的案例教学:理念、案例与研究批判［J］．教师教育研究，2015(5)．
［3］李燕凌．公共管理教学中案例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高等教育管理，20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