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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贷规模控制难度增大，通胀面临抬头之势
一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都采用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核心，营业收入主要依赖存贷款利差收入。而一旦放开利率管制,商业银行在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中展开竞争,利差会受资金来源与运用两方面的挤压而缩小。在资金来源方面,为防止资金向金融市场其他领域过度分流,存款利率会出现“棘轮效应”,难以向下调整,商业银行的成本上升；在资金运用方面,由于企业拥有了更多的融资选择,银行议价能力被明显削弱,因而贷款利率上升水平有限,导致存贷款利差出现收窄现象。如美国1980-1985年的存贷利差平均为2.17%,而至1986-1990年则20降为1.63%。存贷利差的减小必将刺激商业银行投放更多贷款以增加自身经营利润,这也就导致了信用总量的扩张和信用总量增速的提高。韩国和日本在利率市场化期间,M2平均增速均高于前后年份2-4个百分点。即便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高的美国,货币供应增速也出现了较快的提高,1980-1986年货币供应平均増速为9.32%,比1980-1990年高出1.89个百分点。而根据经典货币理论可知，货币供应增速必将致使宏观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抬头之势。本想为经济注入更多活力的市场化改革如果控制不当反而会给民计民生带来多一重的压力，给各种宏观调整与政策推行增加难度。
（二）商业银行风险冒进可能增高，政府面临巨额“担保”成本
如上文所述，利率市场化将会推动银行存贷利差缩窄，加之银行传统业务结构及其业务发展过度依赖大中型公司客户的经营模式面临巨大调整压力，调整进程中的各种研发、经营成本必将使得商业银行的生存日益艰辛。银行如要维持其原有的盈利水平，很多高风险业务或将纳入其日常经营的考虑范畴。而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没有真正推行存款保险制度，而是用政府的隐性支持保障的商业银行没有倒闭的风险。而当利率市场化广泛推进，各商业银行自主灵活性增大，在拥有隐性担保支持这种使得银行风险和收益不对称的条件之下,则很有可能激励银行高风险经营。而一旦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或苗头闪现时,政府都会成为银行该高风险经营行为的最后买单单者，面临巨额的“担保”成本。
（三）资产泡沫与外资流入压力增强
如上文所述，利率的市场化极有可能带来信用总量的扩张,而在此情况下必将使得更多资金流入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出现泡沫。观察国际利率市场化的推行经验，1989年,日本大举推行利率市场化政策期间，日经225指数由五年前的11542.6点猛增至38915高点,并且同期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导致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台湾地区在利率市场化推行期间的TWSE加权指数也由1985年末的835.12点激增至1989年的10602点。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智利、瑞典等,都在利率市场化后遭遇资产价格飘升的问题。加之我国民众对房地产投资的一贯热衷，我国股票市场的不成熟性，利率市场化推进中资产市场面临的风险与压力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警惕。另一方面，由于利率市场化政策为利率注入的灵活性很有可能同时也吸引国际游资流入，给人民币本就不低的升值预期施以进一步的压力。在我国这种金融体制尚不成熟和监管尚不到位的国家,境外资金的大幅度流动也会给我国带来巨大不稳定性。拉美国家利率市场化后,由于外资流入过多,汇率出现严重高估现象,高估汇率由于过分脱离经济基本面而最终难以维持,出现汇率大幅赔值的结果,大量外资流出,引发了拉美债务危机。因此利率市场化给外汇市场所带来的压力也是我国此项改革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层面。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风险防范
鉴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而其进程中又存在着诸多方面风险的现实，探索其风险的防范措施成为了关键性问题之一。
（一）增强市场利率的联动性
在开放的经济格局中,资金流动规模大、速度快,如果金融市场统一、产品丰富、联动性强则有可能避免短期内利率的大起大落,给经济带来危害。为此,首先要继续发展同业拆借市场,使同业拆借利率真正成为反映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的晴雨表。扩大票据的贴现和再贴现业务,使得再贴现率成为中央银行调控市场资金供求的基准利率。其次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建设,规范证券市场的动作,推动我国债券一级、二级市场的发展。此外要发展银行债券柜台交易,这样就可以使债券发行和交易都市场化,形成零售与批发、场外与场内有机统一的、分层次的债券市场体系,消除不同市场债券交易价格与收益率的非正常差异,增强市场利率的联动性。再次要进一步降低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货币市场的限制,通过交易主体的交叉,增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沟通与渗透。
（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与存款保险制度建立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是单独的、孤立的改革,而是伴随着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整个金融系统向着自由化方向的步伐迈出的越是到位、稳健，提供给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发挥的空间也就自然越大，对其风险的防范作用也就越是明显。这些改革包括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货币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金融业监管制度的改革、证券市场的改革以及人民币汇率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其他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在各项金融体制改革中，存款保险制度的尽早建立对于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风险防范有着重要的意义。存款保险制度的宗旨在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尤其是小额存款人的利益,从而提高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利率市场化之后,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一些新兴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都将同样面对市场风险,而且由于银行业“借短贷长”以及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导致的内在脆弱性,极容易将某一银行的问题传染给其他银行及金融机构，从而蔓延到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之中。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则能够有效降低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三）加强金融监管
在各国利率市场化的实践经验中,能够很好的正反两方面证明重塑金融监管在改革中的关键作用，建立有效监管机制是利率市场化成功实现的前提。要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必须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金融监管;按市场化金融运行的要求,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监管法规;选拔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监管队伍,从而大大提高我国监管水平。有了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商业银行的冒进式经营与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将会被降至最低；信贷投放量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通胀抬头、资产泡沫高起等宏观经济层面上令政府与国人担忧的问题都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这其中，中央银行监管水平的提高,是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前提条件。
篇2
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还需以以往的宏观经济波动为研究的基础。拉美国家、日本、亚洲等国纷纷经历了一个经济急速增长，资产快速升值、涌入，信用与杠杆化快速扩张，而后外部经济撤出，自身金融体系遭遇严重衰退的宏观经济波动。现在已经有人意识到很多经济体在经济扩张的时候都会为之后的系统性危机留下种子。在经济乐观时，信用风险看起来很小，而此时银行对于前景过于乐观，会更倾向加快资金的流转速度，不稳定因素也会在此时悄然产生，如果金融体系不稳定，那么在经济扩张之后，经济在顶部区间或衰退的时候，这种不稳定就会释放出来，宏观经济将会遭到重创。而商业银行天然具有这种性质，会让经济周期产生更大的振幅，在宏观经济好的时候，信贷质量会很好，而在宏观经济下行的时候，信贷违约就会显著增加。
根据人们以往对宏观经济的看法，通常都有增长期、繁荣期、下降期、萧条期四个周期，而信用风险在第一阶段事实上非常小，因为增速普遍大于成本及银行的利率，在第二阶段信用风险开始来临，但此时人们会更加疯狂的增加自己的信贷额度，而第三第四阶段就是泡沫的破灭，大量利用泡沫和炒作形成的虚假繁荣相继破灭，给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实体经济最后一击。而由于大量的信贷危机产生的复合效应，拉美国家、日本、亚洲等进入萧条期之后至今无法重现当年的盛况。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信用风险的蔓延，再加上上述的情况严重损害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在不可控的宏观经济波动中，发展中国家的信用风险问题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宏观经济波动对于信用风险的影响
拉美国家：上世纪40年代中期，阿根廷经济学家提出发展主义理论，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中心和。而造成他们不同的原因就是技术进步和应用均衡的原因，中心国家科技进步快，应用普及，国家技术进步慢，应用不普及，一些稍稍先进的技术则要依赖进口，而且只生产中心国家需要材料的廉价部分。中心国家贸易条件优于国家，原材料出口便宜，成熟工业商品进口价格高。拉美国家要摆脱现有处境就要改变当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提出进口替论，把国家战略定位内向的工业发展，发展民族经济，面向国内市场，扶持民族工业，这个政策持续的三十年时间，拉美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速都达到5%。而在1973年之后，欧美经济停滞，通胀并发，大量资金融入拉美，为保住经济增速，拉美一些国家提出债务发展模式，通过外债来实现国内的现代化，该模式主要内容是借钱来扩大再生产，增加出口，增加收入，然后还债并进行资本输出，上世纪70年代，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都走上了这一模式 。
而后，阿根廷等国家实现了全面私有化，大量的美欧资金一波一波的进入阿根廷，他们廉价收购了阿根廷所有战略行业及廉价出卖的产业，然后推高本地股市，让阿根廷本地投资者疯狂追捧，把并购来的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兑现，当他们把财富掠夺的差不多的时候，这些资金带着丰厚利润大规模撤离，导致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从其中，我们不难看到宏观经济波动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宏观经济波动越大，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就越大。
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迎来了新一轮的增长，实际GDP增长达到5%以上，而个人住房投资和随之而来的家电消费也迎来了一个繁荣的新时代。而且，当时的物价水平并没有跟随货币供应量而迅猛的上升，一直处于较低的状态，这点有些像今天的中国，高增长、宽货币、低通胀。但是不能掩饰的是，当时日本的经济爆发引发了西方市场的恐惧，于是通过操纵汇率，使日元进行升值，以此让热钱涌入日本，炒高日本本土房价股价。
而后，资产价格上升无法支撑实体经济，一些投机者失去了投机的热情，土地和股票的价格下降，导致账面资本亏损，由于很多企业和投机者将上升的账面资本考虑在内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融资和投资，从而带来大量的信贷问题，随着金融缓和政策的结束，日本国内资产已不可能维持原价。而大幅度衰退的可怕之处在于各种投资标的都存在大量的信贷问题，从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资都有人或公司大量破产，之后产生的恐慌心理使得消费和投资紧缩的加乘效应，不只毁掉泡沫成分也砍伤了实体经济，且由于土地与股市的套牢金额通常极大，一般都超过一个人一生才能积累的财富，导致许多家庭发生悲剧，而多数的高价买房的一般家庭则成为背债者，对以后长达一代人的日本社会消费萎缩经济不振种下了因子。
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GDP每年的增速平均达到了8%以上，而近年来，人民币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实现更集中的货币政策，也表达了政府已经关注到了信用风险。根据我国目前的信用风险形式我有以下看法，国有银行主导的政府债和国企债可能会产生较大的逾期风险。我国的银行将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级，而其中大量的本应该是次级可疑甚至是损失级的贷款被分为正常和关注中，银行这么做毫无疑问会让账面的信息更好看，但是其中借给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很难在预期时间还上。于是银行就会把债务整体出售给信托公司，然后由信托公司把债务分割为理财产品在银行等地销售，而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信托类的理财产品通常周期很短，并且很多都是非保本类型的，而信托公司的资产是持有一些银行的股份等标的，有些信托公司会把手中某些股份作为质押标的质押多次，而信托类理财产品也沦为地方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也就是我国证监会主席肖钢所说的理财产品就是庞氏骗局。
另一方面：按揭房贷也在国内占据了很大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对房地产市场一直实行放松的经济政策，长时间的政策惯性助长了房地产投机商的高回报预期，致使房价一张再涨，而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假按揭造成了银行的不良资产，而早期的宽松制度更让一些投机客用一套房子的贷款再买一套以此来推及更多房源来推高房价，而这种由于信贷扩张所推动的畸形房价上涨也在近年来问题凸显，去年各地政府分别限制第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就是政府的应对之策，而在房价上升时这种高杠杆比例的信贷暂时不会有问题，但房价一旦停止上行，就会由于高利息等产生更多的信贷违约问题，信用风险凸显，会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大的冲击。
2014年3月4日是中国债券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ST超日当晚公告称，公司因资金原因无法按时支付债券的到期利息，中国债券市场首次实质性违约宣告诞生。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代表着我国债市的刚性兑付就此终结，政府不再兜底，其中的信用风险会得到释放，而信托募集量将会下降，导致民企债券价格下降，这会进一步地增加企业债券的兑付风险。很多人对我国的债务有一种乐观的估计，而这种乐观的估计是建立在虚幻的资产价格基础之上的，如果资产价格发生下挫，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则必然导致系统性风险。2014年2月，我国罕见的出现了贸易逆差，这预示着更多的出口企业将会面临较大的风险，而其中的债务风险将会逐步得到释放。国企与地方政府债务则由于2014年国内部分城市将会面临的土地价格下降而出现兑付风险。2014年，美国政府会逐渐退出量化宽松，其下一步必然是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例如加息，一旦加息资金会加速回流美国，国内债务成本上升，企业个人实际债务上升，消费者不敢消费，进一步增加经济困境，这会引发更大的宏观经济波动。
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整体信用风险的因素
（一） 政府宏观调控因素
为减少在宏观经济波动中整体市场经济受到的打击，国家会基于自身的国情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危害程度降低到最小。与此同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信用风险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辅相成的，并且随着宏观经济发展不断调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幅度调整对于信用风险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和挑战。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决策，如若在根源上就不合理，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银行处于一个不可知的经济环境中，任何风险值都在上升，信用风险也不例外。宏观经济波动带动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同时，不理性的政府宏观调控会加剧信用风险。
（二） 主体因素
宏观经济波动会影响信用风险的主体因素在于商业银行应对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做出的信贷政策不同，它体现出一种亲周期的态势，带来的后果是信用风险增加，并容易陷入信贷紧缩时不良贷款增长的窘境中。如若商业银行没有掌握住整体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规律，就很难制定出正确的信贷政策，同时也很难调整资质较好的放贷对象，这些不确定性已经增加了信用风险。在经济过热时期，实际上增加了风险的指数，相比较下，经济紧缩时期，受宏观经济波动较大影响的周期性行业的信用风险剧增，又由于部分的中小企业的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使得银行层面的信用风险暴露出很多问题，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整体的信用风险提升。
（三）客体因素
宏观经济波动会影响信用风险的客体因素在于借款人在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下偿还能力与借款数量的不平衡，如在经济上行的周期内，随着经济的上行信用风险呈现逐渐增大的态势，而一旦宏观经济停滞上行或有所减缓，那么由于借款者对于之后宏观经济盲目乐观所造成的大量信用风险堆积就会成为压垮借款者的稻草，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且借款者们普遍存在互相担保的情况，如果有一部分借款者违约，那么就会对整个信用风险体系产生"蝴蝶效应"般的系统性风险。
研究总结
（一）不同经济阶段违约距离或违约概率不同
通过实证性的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违约距离随之变动，并且总的来说违约距离表现出一种继续拉大的态势，这表明信用风险存在着持续下降的可能。而此种现象与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周期在大体上保持了一致。分析宏观经济的运行，首先从违约距离与它相关的关系进行分析。因为GDP 对宏观经济与违约距离的关系有重要影响，所以对其分析：信用风险与GDP总量呈现出负相关，也就是说违约距离与其存在正相关；信用风险与GDP增长速度呈现出负相关，进一步解释说违约距离与其呈现负相关。
（二）不同信用等级受经济周期影响不同
实证研究表明，不同信用等级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同。信用等级越高，对宏观经济变化的反应越不敏感。 与此同时，不同信用等级的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依据上文对于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之间关系的分析，又深入探析了宏观经济波动下影响信用风险的各个因素，从宏观角度入手得出在日益波动的宏观经济下，要掌握好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国家经济的大方向是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匹配的，反之会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对信用风险造成巨大危害，从而需重视国家的政府宏观调控；再者，影响信用风险的主体和客体因素也应引起注意，调节好之间的关系，加强防范信用风险的意识和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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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悦.经济周期对信用风险的影响[J].浙江金融，2006（8）
3.王欣昱，张浩博.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变化比的相关性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 期
篇3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发达经济体先后推出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普遍通过长期低利率减轻债务负担，从而走上了债务货币化的道路。自国际金融危机迄今，欧美发达国家已大大突破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所企及的政策宽松底线。一方面，美欧日等主要央行从2008年开始连续降息，近几年来政策利率基本维持在近零水平，比上世纪90年代初平均低了三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美欧日等央行接连推出QE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资产规模相比危机前大幅扩张了2倍以上。如美国，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至目前的3万亿美元左右。尽管伴随着欧债危机和美债上限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向屡有波动，但近几年来整体保持了资本流入。尤其是2012年下半年之后，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明显加速。
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流入中国达10亿美元，占比近一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从约7500亿美元，增至近去年底的7万亿美元左右，占比已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中国有近3.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为追逐人民币利差和和汇差的双重利益，金融市场上套利活动频繁，推高了人民币的被动升值。今年一季度新增外汇占款已超过1.2万亿，4月当月新增外汇占款2943.54亿元，维持高位。特别是今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逼近6.1，创2005年汇改以来的新高，国内巨量的资金加上外部市场对人民币升值不切实际的预期，会导致境内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从而越来越远离基本面，这种资产价格短期内的大幅上扬，毫无疑问是无法持续的。
6月20日，伯南克在美联储例行议息会议上明确表示，美联储很可能在今年稍晚放缓资产购买，并于2014年年中结束量化宽松（QE）。这一表态立刻成为市场最大利空，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市场均大幅度下挫。QE结束让市场对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变得比较明确。如果我们控制不力的话，将有大量的人民币资产被兑换成外币，到海外寻求预期的高回报。这种资金从大量涌入到迅速流出所带来的巨幅刺激，恰恰是过去30年来发展中国家所反复面临的来自于国际金融界的巨大冲击。美元的强势政策让全球资产面临重估，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会带来整个市场的波动。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部风险
（一）经济面临减速风险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这个基调也明确了中央要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为下一步的发展打基础。中国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大致经历了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红利所带来的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阶段。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有专家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
今年5月份中国制造业PMI降至49.6%创下七个月新低，内需走弱，外需疲弱等因素拉低PMI数据，总体来说，当前实体经济偏弱，会导致经济增长继续偏低，复苏疲软。2012 年以来，CPI 和PPI 一路下行。CPI差不多每个季度跌一个百分点，全年CPI 仅增长2.6%，远低于年初确定4% 的调控目标。今年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2.4%，升幅高于3月份的2.1%，通货膨胀数据相对温和，但需求依然疲软。PPI增长的波动更大，自2012年3 月份开始，连续9 个月负增长，而且跌幅较大。今年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4月份PPI同比下降2.6%，低于之前下降2.2%的市场预期；同时，这一数据也创下去年11月以来新低。至此，我国PPI同比涨幅已连续六个季度低迷，加上大宗商品持续暴跌、PMI数据反季节下跌，越来越多的分析机构已开始警示制造业带来的通缩风险。未来一段时间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突出，这对PPI 和CPI 都构成巨大的向下压力。
各大投资机构都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瑞银把中国GDP增速预测下调至7.7%，摩根大通将增长预期下调至7.6%，汇丰下调至8.2%，渣打下调至7.7%。由此可见，2011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是趋势性的，我国经济这种惯性回落态势已经形成，这使得今年我国经济增速的不确定性增强，经济调整压力加大，给完成7.5%左右目标带来较大挑战。
（二）中国制造业风险
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内忧外患。在国内，制造业面临三大压力。第一，综合成本上升压力，随着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降，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上升，人力资本近二十年来的贡献率较80年代水平有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波幅的扩大使出口企业难以判断汇率走势，使得结算方式更复杂、风险更大，增加企业换汇成本。中国企业的税务负担在全球209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大概排在第31位，重复课税占利润的84%。在生产综合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制造企业又难以迅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的恶性循环倾向。第二，产能过剩压力，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很突出，日前，产能过剩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钢铁和水泥等传统行业尤为明显，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根据中国欧盟商会了名为《中国产能过剩研究》的报告，中国六大产能过剩核心产业集中于钢铁、铝、水泥、化工、炼油、风电设备制造。随着PPI的趋势性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中国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缺乏关键核心技术，被发达国家竭力固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企业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比如说去年微软、英特尔的研发投入约为80亿美元，而我国的信息产业，前100家相加起来的研发投资约为110亿美元，差距非常大。
然而在国外，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其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价格等要素成本优势加快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与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形成“同质竞争”。同时欧美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认识到了“去工业化”的危害，转而提出“重回制造业时代”。美国政府2009年提出“再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推行“出口倍增计划”；欧盟则提出“未来工厂项目”，实施制造业振兴计划。其“再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创新最活跃、附加值最高的产业，美国的页岩油开发技术和3D打印技术都会对新兴市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些充分表明，未来十年可能是发达国家抢占并控制高端制造业的十年，并由此堵截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三）政府债务引发的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0年间，中国总体杠杆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上一轮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相应推升了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国家审计署的数据称，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约为当年中国GDP的四分之一，未来三年将有4万亿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惠誉国际评级继今年1月30日发出警告并调低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至AA-后，4月9日又下调了中国本币长期债务评级到A+。这意味着，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关注，并且开始拉低中国的信用评级，并抬高中国未来的国际融资成本。
中国政府债务扩张背后的投资高度依赖是中国式债务风险的根本逻辑。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9%的增长率，其中有60%左右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率。可以说，高投资驱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4.6%，比2011年同比加快8.1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0.4%，投资驱动增长的趋势越发明显。2013年1月份前后，各地制定的今年经济发展目标陆续公布。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天津市等省市都不约而同的调低了收入增长目标，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并未有所减退，又宣布了大手笔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这引发了外界对地方政府债务或再度膨胀的担忧。与发达国家直接负债驱动模式不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投资于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短期内难见效益，导致短期内很难偿还本息，只有靠借新债还旧债维持债务循环，“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
（四）中国金融机构风险
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为配合经济刺激方案，银行贷款增长率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大幅增长，2009全年新增贷款9.7万亿，为历史最高水平。2009年至2010年期间，随着政府大幅增加通过银行融资的投资支出，中国经历了急速的信贷扩张，信贷/GDP比重2009年迅速攀升到了24%，而M2/GDP更是达到180%，居全球之冠。这种对银行信贷过份依赖的融资体制使借款人与放款人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从而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新一轮全球流动性泛滥无疑将进一步做大或做空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扰乱其信贷循环，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等尾部风险。
政府主导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巨额信贷多半投资于基础设施行业。这些项目多数以地方融资平台为放贷对象，贷款资金使者却是各级政府，地方政府隐形化地干预了银行信贷，这就将财政风险转嫁为了信贷风险。然而，在政府主导银行信贷的趋势下，一些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这也使得“影子银行”声名鹊起。包括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规避了监管层对信贷规模的监控。这三种“影子银行”的信贷规模简单相加，到2012年末就达到约20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规模的一半。影子银行的存在，易导致“金融脱媒”即资金的供给绕开商业银行这个媒介体系，直接输送到需求方和融资者手里，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这种金融脱媒造成了总体流动性宽松情景下的银行业结构性货币短缺，给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
另外，房地产业占据巨额的信贷资金，给金融机构带来了风险。从2012年5月份后，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政府出台了稳增长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明显放松，但是，实体经济获得的支撑有限，房地产业却提供了显著的支持。去年1-6 月累计，房地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仅增长5.8%，远低于去年同期20% 以上的高增长，资金供给明显不足，但三季度后的形势明显改观。7 月份流入房地产的资金明显恢复，增长9.3%，8-10月连续三个月增幅高达20% 以上，多增的货币大部分仍然是流入房地产行业。以银行贷款为例，前11个月新增3960 亿元，其中流入房地产使房地产新增银行贷款资金1832 亿元，即近一半是流入房地产行业。随着1―5月份全球流动性增强，人民币不切实际的升值，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巨幅上扬。进入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复苏预期加强，美国结束QE的时间表逼近，逐利的国际资金外流，中国的房地产、证券等资产价格短期内会有迅速下降的风险，泡沫破裂。由此会造成包括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家庭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篇4
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大型商业银行跨国活动增加、信贷衍生产品迅猛发展,新形势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2007年底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严重恶化,大量银行纷纷破产,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因为种种政策性原因,在这次危机中损失较小,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商业银行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完全融合,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水平提出挑战。
目前,宏观压力测试由于能模拟潜在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对商业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政策当局广泛的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迅速推广。本文运用宏观压力测试法,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特性,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对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宏观压力测试是用于评估一国金融体系在受到“异常但合理”宏观经济冲击时的稳定程度,其通过情景设定或历史事件,来衡量宏观经济冲击对整个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外对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Wilson(1997a,1997b)用各工业部门违约概率与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敏感度直接建模,通过模拟将来违约概率分布的路径,得到了资产组合的预期异常损失,进而模拟出在宏观经济波动冲击下的违约概率值。Boss M(2002)和Virolainen (2004)利用Wilson提出的模型,根据加总的企业违约概率估计出宏观经济信贷模型来分析澳大利亚和芬兰银行部门的压力情境。
而在国内对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还尚在起步阶段。在理论研究方面,徐明东、刘晓星(2008)通过对国际上流行的几种宏观压力测试方法的比较,阐述了如何运用宏观压力测试方法去评估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模型研究和实证方面,任宇航、孙啸坤等(2007)利用Logit回归测试的方法,通过收集我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和金融机构的数据,对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损失作出了合理估计。但国内的这些研究只是借鉴了压力测试的思想,使用传统的方法,通过模拟情境下宏观经济因素异动,由Logit模型最终得出稳定性指标期望值的点估计来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宏观变动冲击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不能具体看出压力情境下哪些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大,这就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宏观压力测试是对微观层面压力测试的有益补充,它是将各宏观经济冲击变量整合量化为一个宏观因子,将宏观波动因素整合到评估银行信用风险的模型中,通过压力情境的构建,预测在极端情形下宏观经济变动对银行系统信用风险的影响。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时借鉴了Wilson(1997a, 1997b),Boss(2002),and Virolainen(2004)所提出的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建立了一个信用风险水平和宏观经济变量间的联立方程;用蒙特卡洛法模拟了违约损失的分布。
具体来说,假定商业银行将贷款贷给了J个经济部门,其中j部门在t时刻违约的概率为pj,t,在这里j=1,2,…,J,pj,t介于0和1之间,用它的Logit转换值yj,t作为回归值,即:
进而,设定yt=(y1,t,……,yj,t)*,yt为转换指标。本文所采用的模型是基于M个宏观经济变量的现在值和滞后期的值所构成的一个线性方程:
yt=m+A1xt+…+A1+sxt-sη1yt-1+…+ηkyt-k+vt (2)
式(2)中明确表示了各宏观经济变量与违约转换指标yt之间的关系。其中,xt=(x1,t,x2,t…xm,t)表示宏观经济变量,其为M×1阶向量;m为截距项,其为J×1阶向量;A1……A1+s和η1……ηk为系数,它们分别为J×M阶和J×J阶矩阵;vt为随机误差项,其为J×1阶向量。
同时为了考虑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根据Wilson模型中关于宏观经济变量的等式系统,本文采用了下列的描述:
xt=n+δ1xt-1+…+δpxt-p+μ1yt-1+…+μqyt-q+ξt (3)
其中,n为M×1阶列向量,系数δ1,…δp和μ1,…μq分别为M×M和M×J阶矩阵向量,随机误差项ξt为M×1阶向量。
本文所考虑的模型在Wilson(1997a,1997b),Boss (2002)和Virolainen(2004)基础上,进行了两点改进:一是考虑了宏观经济变量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时滞效应;二是模型的设定还考虑了商业银行体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回馈效应。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该模型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而用其来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二)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描述
为了建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实证关系,本文收集了2003年1季度到2009年2季度共26个季度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相关宏观经济数据,并通过参考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宏观压力测试时的变量选择,考虑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的特点,对相关变量做了如下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综合考虑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和相关数据的可得性,选用了商业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为被解释变量,以不良贷款率为其衡量指标,即: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越高,其信用风险水平就越高。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网站和国研网的统计数据库,其中,商业银行的样本包括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根据《贷款质量评估指导原则》,中国的贷款按照五级分类法进行分类,不良贷款率=(次级+可疑+损失)/贷款总额。
2.解释变量
在解释变量方面,鉴于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以及相关数据的获取难度,选取了GDP增长率、CPI指数(用以表示通货膨胀率)、广义货币增长率M2、进口额同比增长率M、三至五年期贷款利率R、房地产价格指数RE、失业率U七个宏观变量,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
3.数据描述
从表1可以看出:(1)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经过Logit模型转换为yt后,其波动率仍然较大。(2)从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来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繁荣时期,但房价指数RE和进口额增长率M的波动较大。
(三)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1.实证研究
根据上述的模型设定,首先对Pj,t运用Logit模型进行转换,得到转换指标yt,再将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构成冲击的各宏观经济变量及其yt的一阶滞后变量(考虑到宏观经济冲击的滞后性往往为一年)的数据代入,利用Eviews5.0与yt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GDP增长率ZGDP、通货膨胀率CPI、房价指数RE、贷款利率R、进口总额同比增长率M以及yt的一阶滞后变量这六个变量显著,而失业率U和广义货币增长率M2不显著,被剔除。然后再利用式(3)进行各宏观经济变量的自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1)在1%到10%的显著性水平上,CPI指数、GDP增长率、进口额增长率M、贷款利率R以及房价指数RE均显著影响到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且信用风险的转换指标受其滞后一期值的显著影响;(2)各宏观经济变量均受到其滞后项的显著影响,且除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RE外其余宏观经济变量还受到了转换指标滞后一期值的影响。
2.结果分析
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在宏观经济变量中贷款利率R对转换指标的影响最大,R的上升代表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为了按期还本付息,企业就必须拿出更多的利润交给银行,如果融资成本大于企业盈利能力,那企业就有违约的冲动,使得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加大。而CPI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与R则恰恰相反,其上升预示着国家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的盈利大幅上升,减少银行的信用风险。GDP增长预示着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比较景气,经济处于上升繁荣期,企业平均盈利能力较好,不良贷款率也将随之下降。进口总额增长率M上升,对我国的出口企业造成负面影响,致使其业绩下降,进而会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上升,会使得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产生泡沫经济,鉴于目前我国房屋贷款在银行贷款中的比重,将会使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提高,进而增大银行的信用风险。同时,也可以发现转换指标的滞后一期对当期影响显著。显然,模型的回归结果符合经济学上的解释。
四、宏观压力情景的设定及其风险分析
压力测试主要是通过情境设定,根据情境假设下可能的风险因子变动情形,重新评估金融商品或投资组合的价值。通常重新评估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情境设定的方式却有很多种选择。情境分析是目前应用的主流,即利用一组风险因子定义为某种情境,分析在个别情境下的压力损失。情境分析的事件设计方法有两种:历史情境分析和假设情境分析。整个程序通常分为两大步:一是情境设定;二是重新评估。
(一)情境设定
分析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贷款利率R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大,而GDP增长率则是判定一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同时考虑到大多数危机的冲击期会持续四个季度,因而假定2009年2季度为基期,模拟从2009年3季度到2010年2季度共4个时间点涵盖了一年期的未来路径。本文设定了两个压力情境:一是GDP指数突然大幅下降的情境。假定我国GDP季度增长率自2009年2季度起在未来的4个季度里每季度均会同比下降一个百分点。二是贷款利率R大幅上升的情境。设定我国的贷款利率自2009年2季度起在未来的4个季度里,每季度均会同比上升一个百分点。为了便于计算,假定这两个冲击是相互独立的,即当一个宏观解释变量受到冲击,其它解释变量仍然保持不变。
(二)重新评估
设定情景下的冲击结果如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设定的两种压力情境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明显增加,其不良贷款率显著提高。同时,还可以发现,贷款利率R的大幅升高比GDP增长率的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这也充分说明了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其对商业银行的显著影响。
为了更清晰地表现两种压力情境下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变化,将上述结果绘在图1中。
图1中P1代表了GDP增长率突然下降情境下的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P2代表了贷款利率R上升时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P2一直在P1的上方,即贷款利率R的大幅上升比GDP增长率的大幅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
五、结论
本文采用我国2003年1季度到2009年2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和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数据,基于Wilson (1997a, 1997b),Boss(2002)及Virolainen(2004)所提出的模型,通过Eviews5.0软件建立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转换指标 与各宏观经济变量及转换指标滞后一阶的回归方程,结果表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房价指数、贷款利率、进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影响显著。进而利用得出的回归方程,依据假设情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进行了压力测验,在宏观压力测试的情境分析中,得出了贷款利率R的大幅上升比GDP增长率的大幅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的结论。
鉴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变量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本轮的次贷危机中我国的商业银行虽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应该吸取欧美大银行在这次危机中的教训,防患于未然,提高自身的风险意识,继续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另外,政府在遇到宏观经济问题时,货币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国货币当局在面对危机时,应该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确保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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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lson T C. Portfolio credit risk II [ J ]. Risk, 1997, 10(10) : 56 - 61.
篇5
一、第三方支付的运行机制及特点
我国当前的支付清算体系为中央对手清算模式，即以人民银行为主导，各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开设清算账户，跨行支付要通过人民银行转发，即所有的成员银行都与人民银行进行清算。与银行之间两两清算的对手网状模式相比，中央对手星状清算大大提高了支付系统效率，清算风险也大为降低。因为中央银行本身具有货币创造能力，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放准备金，从而减小信用与流动性风险。
然而，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引发了单笔数额小、交易频率高的支付清算需求。尽管国内现有的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支付体系也能满足这种需要，但在单位处理成本上却无法与电子商务的特点相匹配。在没有第三方支付平台时（见图1），商户需要与各家商业银行分别签订合作协议，由商业银行网银专用接口向商户提供客户资金到账信息和订单信息，跨行支付则通过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支付清算系统进行结算，这种模式下商户的系统开发成本高昂，且资金分散不便于管理；第三方支付介入电子商务后（见图2），其支付平台通过多点连接商业银行，一点连接商户，简化了商户的在线收款方式，并且这种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同时为其他商户服务，容易形成规模效应，从而降低了单笔业务支付清算的成本。图1传统模式图2第三方支付模式
由此可见，在传统模式下，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是星状的中央对手清算模式，但为商户提供的则是金字塔形的清算模式，由于他们不能在中央银行开设账户，因此商户与商业银行之间是网状的清算模式；而第三方支付模式下，第三方支付系统在商户与商业银行之间搭建了一个平台，前端以商户界面直接面对网上客户，后端则连接各家商业银行，因此，在进行网上跨行支付时，第三方支付系统的清算模式与上述星状的中央对手清算模式基本相同，只是各家商业银行和商户都以第三方支付平台为对手进行清算。
具体而言，传统电子商务中，买卖双方通过各自开户的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的大小额支付系统进行支付清算；第三方支付机构介入后，会在各家商业银行开立中间账户，当买家向卖家付款时，第三方支付机构通知A行将买方账户上的货款扣除（借记）并在其中间账户上增加（贷记）同样金额，然后通知B行将其中间账户扣除（借记）同样金额并在卖家账户上增加（贷记）同样金额（见图3）。最后，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不同银行开立的中间账户对大量交易资金实现轧差，再通过少量的跨行支付完成大量小额资金的支付清算。
图3电子商务支付清算示意图可见，第三方支付通过采用二次结算的方式，实现了大量小额交易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轧差后清算，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类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职能。这样，第三方支付机构不但获得了原本属于中央银行的收益，同时也可以借以监控买卖双方的履约情况。也正是基于此，第三方支付机构高效地帮助网络用户完成了电子商务过程中的资金流转，并借此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二、第三方支付的宏观经济风险
（一）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外部性风险
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却无须为此承担成本。负外部性往往构成监管的必要性之一。
支付体系连接着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等多个资金市场（见图4），也连接着资金市场和实体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最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支付系统有着很强的外部性。完善、发达的支付系统可以加速社会资金周转，改善金融服务质量，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其负外部性则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资金链的溢出效应，即单家机构的风险往往会感染整个系统甚至其他金融行业；二是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即资金层面的问题很容易感染实体经济。
图4我国第三方支付体系总体构架如前所述，第三方支付具有特有的运行机制及特点，一方面构成我国原有支付系统的有益补助，有效弥补了传统支付结算体系在网络小额、频繁支付方面的不足，其便捷、高效的支付清算服务促进了国内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型的支付清算组织，它的诞生也为现代支付清算体系带来了新的外部性风险。
首先，在第三方支付模式下，第三方支付机构承担了类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职能，但与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系统相比，其风险控制和金融服务意识等相对较弱，而商业性和盈利动机较强，容易在支付履约过程中产生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作为商业行为，更注重追求利益和支付系统的创新和效率，而容易忽视风险控制、系统安全和应急措施的完善，一旦支付系统出现漏洞、崩溃或损坏，在没有系统备份和交易信息记录不完全的情况下，将使大量的网络支付、预付卡消费和POS机业务无法正常完成，导致电子商务等经济活动的瘫痪。
其次，传统模式下，中央银行支付清算系统主要提供实时全额结算（RTGS, 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因此不会产生信用风险。而第三方支付模式下，主要采取的是延迟净额结算②（DNS, Deferred Net Settlement），其特点是在双边或多边轧差的基础上以净额完成资金结算，因此对支付清算的时效性要求不严，可以批量支付，故支付处理成本较低。DNS系统的特点与电子商务实物流和资金流不一致的特点相匹配，但由于该模式下支付与结算之间存在时滞，参与者在这段时间内可能故意或因为不可抗因素而无法完成最终的结算，引发信用风险。同时，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之间以及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复杂的资金链关系，在极端情况下，小范围的信用风险可能引发金融系统大范围的流动性风险，进而引发整个支付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此外，由于第三方支付主要依托于电子商务，其支付系统的风险还容易影响供货商的生产与销售，使金融体系的风险外溢到实体经济的相关部门，甚至危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二）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货币创造功能的顺周期风险
第三方支付在电子商务过程中承担资金流转和债务债权清算等职能，将在事实上保留相当的沉淀资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产生货币创造效应。当客户备付金可以游离于银行账户之外时（即不完全准备时），买方在交易初始注入第三方虚拟账户中的资金可以看作是存款，第三方支付机构利用这些沉淀资金进行放贷或投资可以看作是贷款和自营业务，这样，第三方支付机构就具有了银行业最基础的存贷款业务。虽然，这些“存款”都是短期的，不符合银行长存短贷的期限匹配原则，但由于电子商务交易笔数较大，并且也不存在提前取款的风险，因此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可以维持稳定的沉淀资金量。③因此，在对客户备付金挪用监管不善的情况下，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货币创造的功能，但这种货币创造机制游离于现有的监管体系之外，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第三方支付所发行的虚拟货币在特定使用范围内对基础货币有替代性。与第三方支付密切相关的另一概念是“虚拟货币”或“电子货币”，它与基础货币的组成部分“流通中的通货”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因此，第三方支付的发展扩大了基础货币的范畴，但目前的统计分析和政策研究均未将虚拟货币考虑在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统计数据的不准确和政策制定的偏差。
其次，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货币乘数。从第三方支付自身角度来看，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准商业银行的性质，因此也具有一定的货币创造能力，进而对货币乘数造成影响。当第三方支付机构将更多的客户资金用于放贷和投资，即相应的“存款准备”降低时，其货币创造能力将增强，货币乘数也将相应增大，反之亦然。第三方支付机构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将不受中央银行的控制，这将改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政策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对货币政策的制定造成了一定的干扰。
从第三方支付对外部的影响来看，可以通过改变个人持有现金和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存款准备的行为来影响货币乘数。狭义的货币乘数为：k=(1+c)/(r+e+c) ，其中c、r、e分别代表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其中r由货币当局规定，属于外生变量，而第三方支付和虚拟货币的应用和发展将对c和e产生影响。首先，第三方支付的便捷性和虚拟货币对现金的高替代性，会降低人们对现金持有的需求，使现金漏损率下降，货币乘数上升；其次，第三方支付促进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和网上银行业务的发展，减少了传统现金流转的资金在途时间，提高了资金清算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交易性需求，使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乘数上升。可见预见，第三方支付以及虚拟货币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使货币乘数持续上升。
第三，第三方支付的迅速发展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第三方支付的便捷性以及虚拟货币替代现金流转的发展趋势，大大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和虚拟货币的应用减少了货币和非货币资产之间的转换成本，人们对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变得更敏感，将降低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并增加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这导致人们降低持有收益率较低的现金、活期存款的意愿，从而增加货币流通速度。
随着第三方支付和虚拟货币的不断扩大应用和发展创新，加快了货币的空间和时间转移，虚拟货币对传统现金的替代会逐渐增强，使货币由贮藏手段快速向支付手段转化。未来第三方支付和虚拟货币持续创新、发展的结果就是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从长远来讲将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监管和调控，放大商业银行和金融体系潜在的负外部性，对传统金融体系形成一定挑战。
综上所述，第三方支付机构不仅具有扩张基础货币的能力，同时还具有类似于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金融市场的运行及传导机制，使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增加了金融业的整体杠杆率和风险。因此，随着第三方支付的蓬勃发展，势必会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造成更大的影响。
三、国外对第三方支付的宏观审慎监管
目前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两个方面，即针对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行为的顺周期性采取必要的宏观审慎监管。欧美针对第三方支付的宏观经济风险，采取了相应的宏观审慎监管对策，对我国完善第三方支付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针对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外部性风险
空间维度方面，作为金融基础设施之一的第三方支付系统，连接着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具有较大的外部性，随着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具有潜在成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可能。第三方支付作为商业机构承担类中央银行支付清算的公共职能以及采取的延迟净额结算，兼具了资金链的溢出效应和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是其外部性的根源。因此，针对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外部性风险，欧美监管当局均确立了宏观审慎的监管目标，旨在使金融机构行为的溢出成本内部化，并对第三发支付行业实施了一定的准入监管和动态监测，从而在适当的制度框架下减小其商业性和逐利性对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准入监管方面，欧美均致力于引导第三方支付机构实现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统一，以及第三方支付系统安全与效率的统一。通过在信息系统的技术支持、内控制度、应急措施等方面制定一定的准入要求，确保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健全和高效的第三方支付体系。美国的《统一货币服务法》④在州层面大多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取得从事货币转移业务的营业许可证，申请许可证需要满足拥有可靠的投资主体、雄厚的资金实力、良好的财务状况以及丰富的业务经验等准入要求。欧盟的《电子货币指令》⑤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入监管主要强调自有资本、充足的流动资金、完善的风控制度和必要的报告等因素，如要求电子货币机构必须具备不低于100万欧元的初始资本金，并且必须是持续性地持有，且其自有资金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少于其现存电子货币债务或前六个月月均对外电子货币债务中较高值的2%。可见，欧美对第三方支付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以确保获得许可证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在获取合理商业利润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承担金融基础设施的公益性和服务性职责。
其次，在动态监测方面，欧美均认识到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和第三方支付平台操作的隐蔽性对监管形成的挑战，因此需要对其实施持续的过程监管，增强监管的动态性。一是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美国的《隐私权法》⑥禁止联邦机构在未获得本人书面同意的前提下，将存储在其计算机系统内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任何第三人，同时《电子资金转移法》⑦对账单错误的调查与解决、消费者与发卡人间对未经授权而使用消费者存取工具所造成损失的责任分担等做出了详细规定。欧盟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应向网络支付和电子货币的使用者提供透明的权责界定和争议解决程序的指南，并考虑欺诈和伪造的风险；二是防范洗钱等违法活动的发生，以维护使用者的信心。美国在9・11事件后颁布的《爱国者法案》⑧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需要在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行网络（FinCEN）注册，接受联邦和州两级的反洗钱监管，同时需要及时汇报可疑交易，保存交易记录并形成报告文件提交。
欧美通过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入监管和动态监测，较好地限制了其道德风险的发生，从而降低了对金融系统的潜在负外部性。
（二）针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货币创造功能的顺周期风险
时间维度方面，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内在的顺周期倾向。欧美针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货币创造功能的顺周期风险，采取了不同的监管理念。其中美国并不强调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商业银行性质，因此以存款延伸保险的方式在银行业内部来化解沉淀资金挪用带来的外部性风险。而欧盟则倾向于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商业银行性质，以类似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要求来减少其外部性风险。
1美国的功能性监管。美国对第三方支付实行的是功能性监管，⑨将监管的重点放在交易的过程而不是从事第三方支付的机构。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认为第三方支付机构不属于银行或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而将第三方支付业务视为货币转移业务，因此不需要获得银行业务许可证。
由于美国将第三方支付机构定位为非金融机构，因此没有针对其准商业银行的性质施加特别的监管，而是在其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内，通过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延伸来实现对第三方支付系统的监管。
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商业银行性质主要表现在其对客户沉淀资金的运作，美国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沉淀资金监管，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提供存款延伸保险。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客户沉淀资金必须存放在FDIC开设的无息账户中，保险费用由沉淀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来覆盖。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平台和用户之间的利息分配问题，另一方面当该支付平台资金出现问题时，可以用存款保险金来弥补客户的损失。此外，FDIC还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必须将客户账户与公司账户严格分开，第三方支付机构只是客户资金的人，无权将客户资金进行贷款、移作公司经营之用，或在公司破产时用于清偿债务。
2欧盟的机构监管。与美国的功能监管模式不同，欧盟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为机构监管，倾向于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给出明确的界定，欧盟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只有在获得银行或者电子货币机构营业执照的前提下才能从事相关业务。
由于欧盟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界定为银行或其他存款机构，因此对沉淀资金的监管采取了与对银行机构类似的准备金措施。法律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必须在中央银行开设专门账户，并在此账户上存入足够的准备金，以此来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同时，沉淀资金的运用虽然受到严格限制，但仍能用于低风险的储蓄和债券投资。
四、政策建议
在深入分析我国第三方支付的宏观经济风险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应该遵循监管与创新并重的原则，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将第三方支付纳入到我国支付清算系统建设的总体构架中。充分考虑第三方支付系统外部性风险，加强对第三方支付的准入监管和动态监管，在兼顾支付系统公益性与第三方支付商业性的前提下，实现支付体系创新过程中安全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将第三方支付和虚拟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纳入到货币政策制定和研究过程中。通过关注沉淀资金，改善货币统计监测，充分考虑第三方支付对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三是将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纳入到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中。鉴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宏观经济风险，以及潜在的金融创新要求与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加强对其宏观审慎监管是未来防范第三方支付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方向。
注释：
①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0-2011年中国网上支付行业发展报告》。
②在20世纪80年代，各国中央银行支付系统也普遍采用延迟净额结算，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渐被实时全额结算所取代，或者仅仅作为后者的补充结算形式，如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
③以支付宝为例，根据其官方网站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9月，日均交易额超过30亿元人民币，假定每单交易平均需要4天时间完成，其沉淀资金就达百亿元水平，相当于上百亿的长期稳定存款。
④Money Service Business Act ,
⑨现代金融理论认为，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金融功能更稳定，金融机构的发展就是跟随金融功能的创新而不断变化。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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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环境。经济环境是指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运作机制对于审计工作绩效的客观要求。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完善过程之中，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仍待解决的这种现状，无形中给审计工作增加了难度，导致审计结果失真，加大审计风险。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经济领域中的许多重大的举措，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扩大企业自等，都是为了增强市场主体的自由空间。这样对企业家个体行为的硬性约束减轻，企业经营活动的灵活程度加大，自主性增强，从而提高了审计的执业难度，给审计工作带来一定的风险。随着我国的加入世贸组织，也加快了我国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我国审计市场日益融合于各国审计市场，审计人员不仅可以在本国范围内从事审计工作，也可以到国外处理审计工作，同时国外的一些审计人员也会来我国进行相关的工作。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审计环境存在巨大的差异，审计工作一旦走向国际，往往因为环境造成审计具体标准不统一，使得审计人员在判断和执行国际审计具体业务时缺乏审计依据，加大了审计风险。
（三）法律环境。法律环境是指一定时期国家法律对于审计工作的干预指导和对依法审计人员自身权益的保障程度，审计监督的权限与范围由法律界定。随着社会上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使得一些问题很难加以限定。
法制不健全，相关制度有矛盾，加大了审计风险。依法审计是社会审计执业的基本原则。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注册会计师法》、《会计法》、《企业法》和各种相关的法律，以及《审计准则》、《会计准则》等的法律法规，但严格来说，法制建设却是滞后的，法律体系很有完善的必要。首先，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及时不完善，如在《注册会计师法》颁布实施后，相关配套的关于审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的标准和有关的具体程序和制度等没有及时跟上，这样就会出现法律上的“真空区”，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不利于社会经济实体树立审计观念，自觉委托与接受审计。其次，法规、制度相互矛盾、相互排斥，如现行的注册会计师执法审计的法规制度由财政和审计两个部门，无疑会出现一些矛盾，增加审计人员在执业中的操作困难。最后，对于有关“准则”的遵守与解释也需要进一步规范，企业在执行《会计法》和财务制度等履行会计责任方面固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有关机关对自己制定的法规在执行和解释过程中往往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这无疑会减轻注册会计师依法审计的分量。以上的这些原因都会给审计人员的执业带来相应的审计风险。
（四）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指人们对审计职业的认识以及对审计结果公允性、可靠性的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审计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使得社会这个大环境对审计的影响相对的加大。社会公众总是期望审计人员能够在技术上具有充分胜任工作的能力，并具备正直、独立和客观的态度，来执行审计工作；查找并发现所有无意和故意的重要错误，来防止公布容易产生误导的财务报表；向公众及时通知企业可能难以持续经营的有关情况；对被审计单位的盈利预测进行确认。但是由于审计固有的局限，审计人员不可能发现财务报表中包含的所有的错误，也不能对财务报表真实性作出绝对的完全的保证。面对社会公众与注册会计师双方在审计目标上存在的差距，一旦审计人员达不到公众期望的经济上的利益，社会上的一些报表使用人就会将审计人员推向法庭被告席，要求赔偿他们因使用不实的已审计财务报表作出决策而导致的损失。
二、审计风险的控制与防范
优化审计环境和条件，以减少审计被误导的可能，控制和防范审计风险，应当从以下的几个方面考虑：
1、保持审计的独立性。独立性是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的本质区别，独立性是赋予审计的特殊监督权，把握好审计三方面关系人的职责界限，独立审计操作，在工作中要保持组织、工作和经济上的独立，力争做到工作中不受被审计单位的牵制。具体环节要按现行的审计法规和准则办事，明确各自的职责，处理好相关事务。现行的审计机关的行政审计模式及双重领导体制有很多的弊端，应当建立隶属于国务院的，垂直管理的审计体制已是形式所需，这将更有利于审计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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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酷的是施工企业又遭受到了来自铁路市场的一场空前的“寒流”，铁路基本建设“紧急刹车”导致铁路市场急剧萎缩，施工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据铁道部公布的数据：
2009年、2010年全国铁路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分别6004亿元、7074亿元，而到2011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铁道部2011年全国铁路主要指标完成情况通报显示，2011年全国铁路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4610亿元，这较全年原计划7000亿元的基建投资减少了239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4。8％。，凸显了铁路建设资金的紧张。在此期间，全国陆续有近七成的铁路在建项目因资金吃紧经历了停建、缓建。铁道部现任部长盛光祖在2011年底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还表示2012年全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额为4000亿元，这一额度大大低于铁道部2011年原计划的7000亿元投资额，铁路建设放缓的趋势仍然明显。对于过度依赖于铁路基建市场的施工企业来说，企业的财务运行日趋困难，财务风险也在不断的加大。
在此背景下，如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客观深刻认识企业财务风险所在，强化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施工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诚待解决的课题。
一、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定义。
施工企业财务风险是指施工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活动的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的预期收益偏离实际收益而使企业蒙受损失的可能性。财务管理活动过程中的某一方面和某个环节的问题，都可能促使这种风险转变为损失，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降低。
财务风险是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企业管理者对财务风险只有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风险，而不可能完全消除风险。
二、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特征。
施工企业从事的主要是建筑施工工程及设备安装工程等，其在生产和经营各方面与其他企业都有明显的区别，这使得施工企业财务风险除了客观性、全面性和不确定性之外还有其自身特点：一是复杂性和多变性，每项施工任务因其施工环境的不同，如：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的不可复制性使得工程的施工设计、施工组织、施工工艺以及工程量大小等各不相同，施工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和施工过程呈现的多样化决定了企业财务管理行为的多样化，使得财务风险更具复杂性和多变性。
二是高危性，施工企业绝大部份是露天野外作业，没有固定的施工场所，施工劳务人员变换频繁且素质不一，施工环境恶劣，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施工安全质量问题始终是悬着的一把剑，一旦安全质量出了问题势必给企业带来损失。再加之施工点多面广、工程施工周期长、财务风险源多而分散，财务管控难度很大，一旦疏于管理，管控不能及时到位，则引发财务风险的可能性和危害性极大。
三、当前背景下施工企业财务风险主要表现形式分析。
1。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施工企业经历了2009、2010年度施工规模迅猛扩张，所承揽的工程项目和产值量增长迅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产和负债同时随之增长，致使施工企业财务报表反映的资产负债率急剧上升，财务风险显现。
2011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转变，铁路超常规发展之后又面临着大幅萎缩，但债权债务双高、资产负债率偏高的财务状况改变并不大，有许多施工企业资产负债率仍然高达85％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0％，财务风险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建筑市场中比较多的企业投资项目或合资项目存在投资不到位的情况，施工企业不能及时向业主办理验工计价，工程项目清算周期加长，大量的未完施工形成了高额存货挂账。另外铁路融资困难造成资金极度紧张，铁路项目拨款滞后及拖欠工程款现象明显增加，应收账款不能及时回收，施工企业又因资金紧缺无力偿付应付款项，以致债权债务居高不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支付风险。
2。债务纠纷诉讼上升。由于施工企业经历了前两年经营规模的快速扩张已埋下了债权债务双高潜在的偿付风险隐患，2011年突逢铁路基建停建、缓建，融资资金迟迟到不了位，业主不能按合同约定及时给付施工企业工程款，施工企业融资又受信贷额度限制，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使得施工企业与劳务分包队伍及材料设备供应商等刚性应付账款的偿付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施工企业普遍存在对到期债务管理不够重视，不主动与债权人协商取得理解，反而以资金紧张为由，消极等待、一味逃避，信用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银行账户存款冻结事件频发，债务纠纷诉讼案急剧上升，涉案金额有增无减，这些法律诉讼最终给施工企业带来的是经济和信用双重损失和资金安全风险。
3。资金运行困难。由于受国家货币信贷政策“紧缩”、商业银行信贷额度紧张、铁路和地方融资平台逐步清理、铁路基建投资骤降等多种因素影响，施工企业的现金流入锐减，尤其是经营性现金流大额净流出，资金紧缺的严峻形势凸显。再加上有些已竣工项目清概时间过长，已完工作量的合同概算外资金以及施工过程中扣留的工程质保金迟迟不能到位，企业施工垫支资金无法及时回收，使得资金紧张状况呈现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金周转，资金运行极度困难。另外，在资金的管理运作上，由于业主对建设资金的监管越来越严，大都要求项目建设资金在项目范围内封闭运作，以确保项目资金的专款专用，这使得施工企业内部调剂资金的功能大大受到限制，有限的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就目前形势看施工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有根本的改观，时间越久，企业的财务风险将越大，一旦风险水平超过了企业短期承担风险的最高限度，那么企业就将陷入危机之中。
4。闲置资产增多。
2008年底，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政府果断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随着高铁建设的兴起，各铁路参建施工企业为了抢占市场、扩大生产规模购置了大量的生产设备和周转料，大量的资金沉淀在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上。随着项目的陆续完工和高铁建设项目的缩减，此前购置的大型专用固定资产、钢模等周转料由于施工产品的流动性、单件性等特点，将造成大量的资产闲置，使企业面临着不能获得预期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的投资风险。
5。项目潜亏风险增大。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变化的影响，国内建筑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多、波动大，施工企业面临着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融资成本增大以及融资困难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使得施工企业成本不断增涨，成本控制难度和风险增大。随着铁路市场的萎缩和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国内外建筑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之市场经济行为还不够规范，企业间为了中标而竞相压价，而业主对工程项目质量、标准上的要求却越来越高，工程项目的低造价水平和高质量标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施工企业的高投入、低产出大大降低了盈利空间，如果施工企业管理粗放、内部控制流于形式的话，则亏损项目存在的几率较高。再者铁路暂缓新开基建项目和已开工在建项目的资金短缺，致使部分项目停工窝工或放慢施工进度，打乱了企业施工组织的方案、机械设备的配置、劳动力的安排，施工工期延长、人工和机械设备的清退场及重新进场将造成施工企业投入的成本费用大幅增加，最终导致项目实际收益远低于预期收益，项目面临着非常大的潜亏风险。
四、当前背景下施工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的主要举措。
1。加大对财务风险防范工作的重视力度，从树立财务风险意识抓起。注重培育良好的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文化，通过培训、宣传等多种形式，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增强全员财务风险管控意识及综合素质、履职能力的提升。坚持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管理的有效融合，鼓励员工风险管控的自觉行动，从源头上防范和降低财务风险。同时要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控体系，完善风险识别监测与防范体系，正确认识风险之所在，明确风险控制对象，加大重点、重大风险源的控制，使企业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2。调整思路，理性经营，确保平稳。
201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基调是稳中求进，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调结构、促转型。在当前严峻的市场形势下，对于过度依赖于铁路基建市场的施工企业来说，关键更是要调结构、促转型、保增长。要正视铁路基建市场当前的严酷现实，要及时调整思路，主动适应市场变化，要在承揽施工任务上下足功夫，全力拓宽经营区域，快速实现承揽和施工重点由铁路向路外、从地上向地下、从境内向境外等多方面的转变，使企业保持稳健发展。同时还要实行“理性经营”，即在开拓市场时不跟风，杜绝饥不择食“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做法，对于那些业主诚信度低、投资不落实、降价幅度过大、投入太多和保证金过重的项目要勇于放弃，审慎选择承揽工程，规避经营中的潜在风险，以确保企业稳中求进、财务运行平稳。
3。狠抓清收清欠，加速资金回笼。资金如同企业的血液，一旦运行受阻，整个机体便无法健康运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将难以为继。为了确保资金运行顺畅，最关键的是要有足够的资金流入，施工企业在面临承揽任务锐减、银行融资受限的形势下，最直接快捷、最有效低成本的举措就是及时回笼外欠应收账款资金。在狠抓已完工作量验工计价和拖欠工程款回笼的同时，还要加强工程尾款、质保金和各类到期存出保证金等各类债权的清收力度。可适当采用应收账款转让或保理的形式回笼资金，创新清收清欠手段。近期，铁路建设项目资金严重短缺、大面积停工等问题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铁道部的“维稳”资金在逐步到位，施工企业要抓住时机最大限度地回笼资金，要集中精力做好铁路项目的变更、概算清理和调差补差工作，针对当前形势铁路缓、停建造成的延误工期等情况，应及时收集相关证据，做好索赔工作，将应收客户合同工程款变为有效债权，最大限度地回收垫资款和补偿成本。
同时还要强化资金预算管理，认真把控对外结算，加强合同管理，严格计价拨付，坚决杜绝好不容易要回来的钱白白流失。
4。实行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利用率。施工企业面对目前资金紧缺的严峻形势，更要加强资金管理，聚财力，控财物，防风险。针对施工项目点多面广、逢项目就开立银行账户、内部资金分散难以管控的现状，施工企业应积极采取资金集中管理系统，按照“统一管理、分级授权、科学调配”的原则，建立内部融资平台，强化银行账户管理，加大资金集中力度，充分发挥企业内部资金调剂职能，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用。目前业主资金监管和开户银行利益保护仍然是资金集中的最大障碍，施工企业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大与业主和开户银行的协调、沟通力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努力实现资金的回笼和集中。
5。积极盘活资产，提高使用效率。施工企业应加强企业转型期的市场分析和研判，认真摸清自身资产家底，严格控制施工设备购置，合理配备施工主要设备，并积极推行资产内部调剂和租赁，尽可能盘活闲置的房产、土地、机械设备等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提升资产投资收益。同时还要加大对低效、无效资产的清理和处置力度，加速固定资产沉淀资金的释放和回笼，以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压力。
6。努力苦练内功，强化自身管理。要向管理要效益，增大企业经营积累，做强做优企业，以提高抵抗财务风险能力。
6。1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施工企业来说，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是减少财务风险的有效途径。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应完整地涵盖企业所有的业务流程和事项，有效地贯穿经营、施工、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施工企业要彻底根治粗放管理顽症和内部控制上存在的弊端，应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完善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用系统的、动态的方法在经营各方面、施工各阶段、管理各层面实施精细管理和有效的风险控制，使财务风险尽可能降到最低。
6。2加强精细管理。企业越是面临困境，越必须高度重视经济运行质量。面对着经济“寒流”的施工企业更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深入扎实推进精益化管理，推动企业由规模效益型向管理效益型的转变，努力实现“低成本竞争，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强化责任成本全过程、全方位管控，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要树立起“凡是有花钱的地方就要有人管成本”的大成本理念，增强全员创效意识，努力提升创效水平。
施工企业在向内部管理挖潜的同时，也要推进技术创新，积极研究利用新工艺、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施工成本，提升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实力。
6。3高度重视安全质量效益。当前业主对工程质量和安全责任都非常重视，项目的安全质量是直接与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和工程计量相挂钩的，涉及到企业的切身利益。而且作为高危行业的建筑施工领域不乏安全质量“一失万无”血的教训，因此施工企业对安全质量应尤为重视，在安全质量管理上一定要舍得投入，当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宁可牺牲经济效益也要确保安全。另外，施工企业可以通过参加社会保险来分散和转移安全风险影响，在施工生产过程中通过为特殊工种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并针对工程的特点参投工程保险等，可有效地避免和降低不可预见费用的发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施工企业而言，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要未雨绸缪，审时度势，科学研判，通过对企业内外环境的审视，剖析自身的优劣势和长短处，勇于面对挑战，找出化解危机的制胜之道。在清醒认识企业面临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机遇的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好的形势没有改变，建筑业仍处在难得的机遇期，施工企业要找准自身的定位，明确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做强做优企业，进一步提升抗风险能力，确保持续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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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4－0115－05
2011年年初，中国宏观政策关注的主要风险是投资过热、通货膨胀高和资产泡沫，而随着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实体经济增速下滑，房地产泡沫受到一定程度抑制，影子银行风险积累，地方债务风险积聚等。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不断增加，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继续恶化。在内外部不确定性叠加作用下，有必要对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及其化解对策进行全面分析，确保宏观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
一、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目前我国宏观环境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国际方面，经济形势持续低迷，欧债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全球经济放缓，但不会演变成为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国内方面，发展形势较好，但通货膨胀、结构失衡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宏观调控侧重点开始转变。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经济形势持续低迷
经济危机集中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和财政结构等各个层面存在严重扭曲。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均采用了大量非常规刺激政策,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这些刺激政策在短期内有阻止经济急剧下滑的作用，但不宜常态化，经常使用将对微观经济主体带来很大副作用。如今，这些负面影响已开始显现，近期欧美债务危机持续发酵，这无疑给艰难恢复过程中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1]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再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是一个必然态势。
（二）国内环境：希望很大，问题也不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内涵与质量
2011年10月份数据显示国民经济运行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工业生产稳步回落，消费增长平稳，但出口呈下滑趋势。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各重大项目陆续开工，地方投资热情高涨。
我国货币发行规模巨大，广义货币余额在2009年即已在总额上超过美国。2011年10月10日美国公布的货币供应量M2为9.621万亿美元，而截止9月末，中国的M2余额为78.74万亿元，折合12.335万亿美元。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超过美国28.2%，而同期经济规模却只有美国三分之一。如此海量的货币发行必然导致购买力下降和物价上涨。从2010年1月起，央行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此回收市场过多流动性资金，抑制物价上涨。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相当明显，CPI上涨率持续高位运行，前三个季度平均为5.6%。在第四季度CPI终于有所回落，10月份CPI由6.1%降至5.5%，11月CPI为4.2%。
为了应对实体经济下滑的风险，2012年货币政策适度微调，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是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012年宏观政策侧重点，将从更多注重把政策力度放在防通胀方面，逐渐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内涵与质量转变。
二、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前瞻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环境也越来越复杂。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欧洲债务危机不确定风险，中国实体经济下行的风险，股市、房市等资产泡沫破裂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影子银行引致的金融系统性风险，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相互转移叠加风险等。
（一）欧洲债务危机不确定风险
为应对债务危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纷纷采取紧缩政策，导致消费和投资下降，失业率升高，对经济复苏构成进一步制约。如果债务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势必导致信贷萎缩，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减少，进而延缓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债务危机打击了投资者对经济复苏的信心，进一步影响了国际金融市场，主要经济体金融市场均出现多次大幅度振荡，给欧元汇率、欧洲银行业与全球股市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2]欧元自启动以来，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欧债危机动摇了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随着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人民币的升值导致中国出口欧洲的产品竞争力下降，出口规模减小。如果国内出口企业用欧元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
（二）中国实体经济下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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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各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政策措施挽救经济。然而，由于各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互联网时代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外部性，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在通缩与通胀并存中摇摆复苏（郑良芳，2011），但美、欧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黯淡（金三林，2012）。后危机时代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是扑朔迷离，以至于学界难以作出一致的判断。尽管经济仍然保持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增速呈递减趋势；就业增长依然缓慢；物价水平却一路上扬，大有不可遏制之势。学者们在提出防通胀的同时，又担心陷入增长停滞的两难境地（刘澜飚 等，2011；柳欣，2010）。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正值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准确把握，关系到未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制定与有效实施。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剖析未来阻碍经济快速增长、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意义十分重大。
本文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进行了考察，通过引入社会总生产函数构造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运用货币经济学理论分析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从劳动力与资本的数量增加和要素效率提高、制度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合理化等方面提出应对滞胀风险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面临滞胀风险的现实考察
1.我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
“滞胀”是指经济停止增长且有通货膨胀的经济状态。本文研究的滞胀是一种边际滞胀，即经济增速趋缓且通货膨胀攀升的经济状态。尽管“滞胀”一度被认为在中国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特征（尹碧波，2007），然而，从下面几项指标来看，现阶段我国经济正面临边际滞胀的风险：
（1）GDP增速下滑，CPI持续高涨。2010年初我国GDP增速达到顶峰11.92%后一路下滑，到2011年末时仅为9.2%；物价指数则从危机时的低迷迅速回升，由2010年初时的2.2%持续上升到2011年第四季度的4.6%。
（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不乐观。虽然滞后指数仍在回升，但一致指数在震荡中呈下降态势，先行指数也持续下跌，到2011年末两者仅为99.8%和100.2%，发出较强的经济衰退信号。
（3）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在消费者预期指数和消费者满意指数下跌的影响下，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010年初开始下滑，虽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却仍然无法改变持续下滑的态势。这表明消费者对收入预期、就业状况、物价上涨等方面的满意度下降，对未来经济有担忧，意味着消费需求可能进一步减少；研究表明，消费者信心指数与失业率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说明失业状况可能趋于严重。
（4）采购经理人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我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由2010年初的55.8%下降到2011年末的50.3%，直逼制造业衰退的临界点50%；企业家信心指数也由2010年初的79.5%下降到2011年末的68.4%，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对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信心不足，预示投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2.导致我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主要因素
从理论上讲，若社会总生产函数为Y=F（K，L），劳动力、资本（假设土地总量不变）等要素投入数量和各要素生产效率将影响经济增长。劳动力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增长、人口年龄构成及就业状况等，资本数量取决于资本存量、折旧率、社会总体储蓄率、储蓄—投资的转化率等，劳动效率的高低由劳动者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即积累的人力资本）决定，资本效率的高低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知识和技术通过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因素则通过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进而决定实际产出能否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可见，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结构、失业率、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投入数量和增长速度、生产技术水平、制度等都将影响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水平持续上涨。根据货币经济学理论，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从供给角度来看主要是产品成本的上升；从需求角度来看主要是政策因素使货币供给过多，导致市场上流动性过剩；同时，公众过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对实际通货膨胀产生放大的效果，从而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现阶段，导致我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因素主要有：
（1）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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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影响的理论分析
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运作均是在大的经济背景当中，必然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其财务健康程度和财务困境风险是否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就需要首先通过理论层面的假设论证和分析。
对于整体经济环境而言，如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则居民收入下降，购买力降低，企业的业绩也就相应下滑，且银行放贷难度加大，企业出现财务困境风险的概率也就越大。由此可假设整体经济环境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为负相关的关系。具体来看，以宏观经济因素中贷款利率和实际GDP增长率两个主要因素进行针对性分析。
首先，就贷款利率来看，如贷款利率越高，企业在相当的市场基础和条件下，其借贷成本也就同步上升，债务负担也就更加厚重。在出现经营不善情况时，无法进行及时的资金偿还，财务困境也就同步来临。基于此推断，可假设出贷款利率和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之间存在关联性，且应为正相关；其次，如GDP增长越快，则市场经济繁荣，人们的购买力上升，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均保持较高水平，收益较大，资金的流动性也就更强，财务困境风险发生率越低。由此可假设，GDP增长率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呈负相关。基于此理论分析和研究可得出，实际GDP增长率和贷款利率两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因素均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产生巨大影响。
二、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确保相关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应在完成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综合判断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影响。
选取我国非ST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将该公司前一年的年报数据作为数据分析对象，并选取该公司的财务变量和非财务变量作为预警指标。财务变量包括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现金流量、成长能力等方面的财务比率，非财务变量则为消费者物价指数、GDP增长率和M1年度增长率、加权平均一年其贷款利率。综合面板数据，以面板Logit模型作为分析和计算模型。经过模型估计结算，最终得出了非财务变量中的实际GDP增长率和一年期贷款利率。
就非财务变量中实际GDP增长率和一年期贷款利率而言，二者是宏观经济因素中的两个重要因素。一年期贷款利率在研究中的参数估计值为正，置信水平为5%时十分明显，由此得出一年期贷款利率和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存在相关性，且相互关系为正相关。在研究当中，实际GDP增长率参数估计值结果显示为负，同时其置信水平在1%时十分明显，则其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为负相关的关系。综合可知，宏观经济因素中贷款利率和实际GDP增长率对于企业的财务困境风险有着显著的影响。
综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可总结出，宏观经济因素对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影响显著，且贷款利率和实际GDP增长率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分别呈正相关和负相关。
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有效策略
（一）时刻关注宏观经济环境
关注贷款利率变化情况，当利率提高，则相关贷款业务应进行适当延缓，从其它途径实现资金的筹措。关注GDP增长率，如增长率较高，则在应在分析市场状况的基础上，适当扩大生产和销售。同时，将宏观经济环境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参考指标。
（二）建立财务危机预警机制
基于以上研究，为确保经营的安全性，防范财务困境带来的巨大风险，就需要在注重自身财务状况的有效管理的同时，时刻关注宏观经济环境。最为关键的一点，即建立起企业的财务危机预警机制。基于市场调研和企业财务管理分析结果，及时发现财务状况，并针对危机因素制定及时的处理措施，尽可能避免财务困境。
（三）重点关注关键性指标
重点关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关键性指标，使得企业在进行财务风险预防工作上能够把握重点，最大限度地避免关键指标造成的财务困境风险。如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等。在此基础上，做好企业信用管理和资金回收利用，实现经营效率的提高。
四、结束语
在综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之后，可知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有着巨大影响，且主要体现在贷款利率和GDP增长率上。为了避免企业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除做好自身的财务管理工作外，还应当时刻关注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情况，建立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抓住关键性指标，才能将宏观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使企业走上安全、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卢永艳.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3，05：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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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贷配给；宏观经济波动
信贷配给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它使得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动，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融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发生变化，信贷配给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加速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体制的不断改变，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要求越来越严格，监管部门要平衡信贷市场的整体利益，所以，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更为重要。
一、信贷配给的内涵
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贷款时，不仅依靠利息的高低进行贷款，利息达到一定的标准就给融资企业贷款，而是还要根据融资企业具体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信贷风险的行为进行准确判断，确保信贷风险在一定范围内的情况下才将资金贷给融资企业。也就是说，信贷配给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对贷款利息和融资企业的信贷风险的判断，不完全依据利息率机制，从而决定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金额，进而实现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重要的一点内容是，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金额一般情况下少于企业要求所需的贷款金额。
二、非对称信息与信贷配给的形成
(一)融资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商业银行在给融资企业借贷的过程中，融资企业对自己的内部实际情况非常了解，但是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具体情况和实力以及真正质量就不了解了，这就造成商业银行信贷配给的非对称信息的形成，这种非对称信息主要分为事前的非对称信息和事后的非对称信息两种，事前的非对称信息是指融资企业借贷投资项目未来收益的具体相关信息，融资企业投资的未来收益情况取决于融资企业自身的具体情况、企业的自身实力、投资类型、投资风险程度等因素，而这些因素都是融资企业自己所掌握的，商业银行能真正了解到的具体情况非常之少。事后的非对称信息是指融资企业达到融资的目的之后，违反与商业银行的融资约定，擅自改变投资方向和项目，改变资金的用途，对投资的收益实际情况有所隐瞒，对偿付义务的相关信息熟视无睹，严重损害了商业银行的切身利益，这些情况都属于融资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其实，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融资企业的还款概率和预期收益做出让融资企业还款的具体方案，但是另一方面，融资企业的还款概率和预期收益商业银行都属于其机密信息，这些信息商业银行都无从获取，从而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最后导致，融资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还款概率低于平均水平，预期收益又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平均水平的不良现象，这种现象对商业银行的收益非常不公平，融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都占有优势，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就减少对融资企业的贷款，甚至不贷款和融资企业，造成了信贷市场宏观经济的衰退，从而又提升了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形成恶性循环。
(二)融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融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是在事后的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发生的，具体有三种表现。其一是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借贷之后，企业就拿资金去投资风险高、成功率小的投资项目，但是投资一旦成功，将获得巨大的收益，而投资一旦失败，从银行贷款的资金就很难还上，从而造成一定的“道德风险”行为。其二就是融资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但是在权衡还款与不还款的相对利益下，融资企业选择获取更大利益的不还款的行为，也造成一定的“道德风险”行为。还有就是融资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成功后，为了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取消极的工作态度进行投资工作，从而严重造成了融资资金的损失，从而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融资企业由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合发展的鼠目寸光，导致商业银行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从而对信贷配给进行调整，采取少贷款或者干脆不贷款给融资企业的策略，从而导致市场经济萧条，信贷配给情况不容乐观，宏观经济衰退，而且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借贷的利息率一度提高，进一步导致融资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
三、信贷配给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理
宏观经济发生波动变动时会影响商业银行成本，而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会对信贷配给做出适当的调整，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化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变动当宏观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就会随之上升，这样影响到银行本身本金的获得，因为商业银行的前期利润直接决定着其本金获得的情况，所以宏观经济的衰退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本金获得。商业银行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就会对信贷配给做出适当的调整，但宏观经济衰退导致的借贷风险有时是银行自己无法承担的，严重时可能会导致银行破产，走向灭亡。而当宏观经济处于繁荣期时，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性就会相对降低，资本充裕，从而银行之间互相挤兑的情况也会相对减少。
(二)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衰退时，促进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会降低，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商业银行与融资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大转折，一般情况下企业融资借贷是为了更多的投资，拓展企业业务，但是这种特殊时期，企业向银行借贷完全是为了生存，为了保全自己，这种情况下，企业几乎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导致信贷配给形成非常严重的不对称性，进而促使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程度大大提高，贷款申请人的实力下降，从第带来资本运行风险。
(三)借贷配给起着加速器的作用在宏观经济的波动中，借贷配给在一定程度上还起着加速器的作用。宏观经济一旦出现衰退的现象，对企业的投资造成严重的阻碍作用，企业的发展和投资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中，从而影响了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宏观经济衰退的进程。
四、浅析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动宏观经济衰退时，融资企业的实力和质量都有所下降，投资能力不容乐观，从而造成融资企业与商业银行的借贷违约情况发生率升高，导致银行借贷风险提高，预期利润得到的本金回收下降，所以，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会降低，严重到一定情况时商业银行无法承担起贷款风险，资金无法流转，银行间的挤兑现象严重，甚至导致商业银行破产走向灭亡，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商业银行为保全自己的利益采取策略，相关的监管部门也会提高对商业银行资金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为了保全大局，避免金融秩序紊乱，损害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
(二)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融资企业的贷款的“道德风险”行为增多。其二是融资企业和商业银行的非对称信息，由于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多融资企业的贷款风险和预期收益信息都无法掌握，导致商业银行和融资企业在借贷配给上的非对称信息。其三是，贷款申请人的质量下降，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体制的变化，导致没有实力而喜欢高风险投资的人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提高。这样当宏观经济衰退时，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相比，受到的损失相对较小，其自有资本高于临界水平，从而成功的避免宏观经济衰退带来的风险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借着非对称信息的空档增加对商业银行的贷款申请，造成恶性循环的现象。也就是说，宏观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有实力的融资企业会减少贷款申请，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则增加贷款申请。所以，宏观经济衰退时，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升高，从而恶化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而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会相对优化，借贷风险降低，贷款金额就会相对提高。
(三)融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融资企业自身就是一个商业银行，需要融资时，融资企业可以给自己的消费者和供应商提供信贷。宏观经济衰退时，融资企业经营情况恶化，企业向消费者和供应商的信贷也会减少所以，企业要减少在各个方面的投资行为所以说，其实融资企业的可得性是一种扩散效应。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融资企业要减少自己的投资项目，缩小投资范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对企业正常运行进行恢复，并且减少了相关产品的供应，导致与之合作的企业的正常运行受到阻碍，从而造成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进一步恶化了宏观经济的衰退，从而导致融资企业信贷可得性降低。所以说，宏观经济与融资企业信贷可得性相互影响，通过扩散效应造成恶性循环的现象。
五、结束语
总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稳定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变化情况。我国宏观经济衰退时，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升高，预期利润下降，融资企业贷款环境恶化，而且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采取一定的措施调整信贷配给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发抑制宏观经济的衰退程度。我们一定要重视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认真分析信贷配给的特征以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原理，以掌握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机理。从而在宏观经济的变动波动过程中，有效利用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国信贷市场的有力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J].商业经济,2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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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我国的金融体系的主体组成部分，同时银行的间接融资也是社会融资结构的主要组成形式。通常意义上来说，我国经济的增长需要依赖于出口、投资以及消费这三样内容，在这其中的投资又属于最重要的那一项，甚至理论研究表明投资和宏观经济的增长是呈现出了十分密切且正面相关的一个关系形式的。这之外，因为银行信贷是我国的投资资金的一个主要来源，因而银行信贷与宏观经济的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正相关的密切关系就显得十分合理了。
曾有人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某一段时间约二十年间在不同时期，银行信贷所表现出来的波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其结果显示银行信贷所表现出来的波动和经济周期总体上是表现出了一致趋势的，因而推断银行信贷的波动对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来说其实是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的。即便是通过一些宏观经济与银行贷款两者的增长与波动轨迹对比图，也不难得到关于银行贷款增长波动和宏观经济波动存在相关性的结论，即使波动的程度未必完全一致，时间点可能不完全吻合，可整体趋势情况是差不多的。有的时候，两者的契合程度也可以达到很高的状态，同样也在有些时间段，契合度会呈现下降的状态，但是并不妨碍得到它们之间存在相关性的结论。
进入到了后危机时代以后，由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在不停地增加，以致于区域性的金融风险跟着增加了不少，与此同时，有不少的银行问题也出现了。譬如说，不良贷款率的上升;钱荒问题;理财风险以及票据业务风险问题，再比如影子银行的问题。在金融市场不停发展的情况下，一起增长的还有市场化程度，加上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让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因而银行所面对的宏观经济环境也跟着复杂了不少。对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商业银行信贷行为进行研究，这对银行可能遭受到的外来冲击影响的分析以及风险控制的提前预防都是有帮助的。
三、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研究
（一）商业银行信贷受到的来自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
当宏观经济出现了波动的时候，通常可以分为上行与下行两种不同情况来进行它的不确定性分析研究。假如经济是处在扩张时期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资金借贷的需求将会上升，而公司经营的效益如果好的话无疑能够有更多可盈利的贷款从而意味着更多的银行资本金。此外，在这个时期，通常银行贷出贷款的利率会比较低。假如经济是处于放缓时期的时候，无疑很多公司的盈利与收入都会降低，也可能会出现亏损的现象，而这样的情况就导致这些贷款公司并没有办法顺利支付给银行贷款利息或者是本金，那么银行的本金会跟着减少，而这个时候，银行的贷款利率自然就会上升以致于让贷款得到减少。当经济出现了衰退情况的时候，其实银行也会因此而有所损失，这主要是因为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概率提高，以致于资本金被侵蚀，进而导致银行的资本需求就必须要对银行更加具有约束力才行。在经济出现衰退的时期，银行的新发证据成本会犹豫银行个体或者经济整体的不确定性因素而变得非常高，从而引发一些问题。只是，宏观经济的冲击会导致银行贷款增长率的结果是不变的。
（二）关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于商业银行信贷影响的传导机制
首先是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可以说，货币政策对于银行信贷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而它在作用于银行信贷的时候，它的传导机制将会利用法定的存款准备金以及资本充足率的规定、银行股权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这几样内容。譬如说，在借助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时候，由银行借贷渠道理论可知，银行要进行融资贷款第一需要按照法定要求将法定存款准备进缴纳好。是以，对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降低无疑会对银行借贷规模产生十分直接的影响，从而再对实体经济也造成影响。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提高的时候，银行贷款毫无疑问会出现一定的变化。其次是关于银行家在进行未来预期进而影响到决策行为的传导。银行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关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其实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需要慎重考虑的内容。比起大银行或者是盈利比较好的银行，一些盈利比较少或者是比较小的银行，反而没有那么容易受到来自于宏观经济环境产生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关于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将会利用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或者是微观层面的银行决策来让银行信贷行为承受相应的影响。
（三）关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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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业务是中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同时信贷风险也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信贷风险的管理是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它直接关系到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和资金的安全。要做好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就必须探求出影响信贷风险的因素，从而从根本上对信贷风险加以控制。
一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该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大小。因此，进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和宏观经济因素的研究有助于商业银行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防范信贷风险，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二、宏观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作用机理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具有显著地亲周期性。所谓亲周期性，就是商业银行会通过信贷活动推动经济周期的形成和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时，由于对未来经济形势有较好的预期，商业银行往往对偿债能力的预期过于乐观，降低信贷标准、扩大信贷规模。银行信用的不断扩张，信贷规模的扩大，使得产品市场上投资和消费不断增长，导致社会总需求过旺，产品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会采取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利率的上升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违约率上升，信贷风险加大。相反，在宏观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时，由于担心贷款质量的下降和还款违约的增加，商业银行倾向于减少信贷供给。信贷供给的减少会抑制实体经济中投资和消费，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此时，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稳定增长会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消费和投资。由于企业经营成本降低、经营利润增加，投资需求增加，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减少，信贷风险减少。
三、宏观经济因素对信贷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及样本模型的设定
本文选取信贷风险为被解释变量，以不良贷款率（Non-performing Loans Ratio,NPLR）为衡量指标。不良贷款率越高，说明银行的信用风险越大。用Y1表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由于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次对不良贷款进行政策性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所以本文选取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样本进行分析）。解释变量分别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用GDP表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用CPI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用M2表示）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用SR表示）。其中GDP增长率是衡量整个经济状况的指标，CPI反映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M2反映了货币当局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情况，SR则反映了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
本文收集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数据来自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宏观经济指标数据来自于2004年——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金融季度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已有的研究表明，线性模型对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本文对各宏观经济变量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之间建立多元线性模型。
（二）实证研究过程
1.平稳性分析
为防止出现伪回归，需要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分别对以上变量做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由上表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和SR时间序列数据为非平稳序列，因此对这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由表2可知，经过一阶差分后GDP、SR也是平稳序列。
2.格兰杰检验
为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分别对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3.协整检验
判断所研究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分别对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4
注：*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这四个变量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
4.回归分析
对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得到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5：
可以看到，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变量的显著性、方程的主要几项检验值也比较理想。
四、结论及建议
（一）实证检验的结论
2004-2011年二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分析结果表明：
1.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
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这三个宏观经济因素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之间是负相关关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3.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则相对较弱。
（二）相关建议
实证分析表明，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变化有较大影响，信贷风险与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因此，要降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减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应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并根据经济的运行状况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加强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的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
1.股份制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研究和监测，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对经济走势做出正确判断，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措施。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执行宏观调控政策与合理信贷投放之间的关系，完善商业银行的信贷信息管理系统。比如可以根据各商业银行内部建立的储户个人信息资料数据库，在各商业银行间实现客户信息共享，建立一个所有商业银行可以共同使用查询的大型数据库系统，从而高效合理的处理信贷业务。
2.健全和完善信贷风险预警机制。商业银行风险预警系统是商业银行预防风险，矫正不良发展趋势的重要手段。因此，应进一步优化商业银行的风险预测模型，将宏观经济因素纳入到风险预测模型中，建立一套能及时、灵敏反映客户还款能力以及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对客户还款能力影响程度的监测预警系统。
3.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加强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宏观协调。在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应及时采取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等措施抑制流动性，引导商业银行审慎放贷；在经济衰退时，应采取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信贷规模，刺激经济复苏。在金融监管方面，要建立“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并尽快使其制度化、法律化，改善由于监管分离、协调不到位造成的宏观调控高成本、低效率的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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