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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目前对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肺心病)病理学研究多限于原发部位肺组织、支气管、胸廓和肺血管以及右心的改变。近年来研究显示，肺心病可累及脑、肝脏、肾等多脏器损害，但关于其外周血管的病理生理变化国内外还未见报道。本课题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周围血管指动脉血流动力学多个指标变化来判断肺心病患者周围动脉血流动力学的变化，同时观测动脉血氧指标，探讨二者相关性，为临床肺心病患者病情的判断提供新的检测手段，也为临床医生及早纠正患者的缺氧，合理进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对象及分组 按《内科学》(第6版)中肺心病的诊断标准选取我院呼吸科门诊及住院老年肺心病患者35例为观察组。其中急性加重期17例，男13例，女4例，男女比为3.25∶1，年龄(65.1±6.4)岁;缓解期18例，男14例，女4例，男女之比为3.5∶1，年龄(60.0±8.5)岁。上述病例均除外其他器质性病变。随机体检健康人员34例为对照组，男26例，女8例，男女之比为3.25∶1，年龄(62.2±5.7)岁。
1.2 仪器及方法 应用美国ACUSON128/XP10、ATL5000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测定观察组及对照组患者双侧中指指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各病例的中指第二节动脉纵切扫查，选取清晰的二维图像并进行多普勒取样，其取样角度小于60°，藉以获得动脉收缩期最大流速(VSMAX)、舒张期最低流速(VDMIN)、平均流速(TAMX)、动脉搏动指数(PI)、动脉阻力指数(RI)。并采集各病例股动脉血，应用丹麦ABL5血气分析仪测定动脉血氧分压(PaO2)和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所有数据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LSD法，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法。
2 结 果
多普勒超声图显示正常人指动脉血流频谱收缩与舒张血流良好，而肺心病病人指动脉血流频谱收缩期与舒张期流速均明显降低(图1)。进一步分析数据显示，肺心病缓解期组和加重期组的PaO2、SaO2、VSMAX、VDMIN、TAMX、PI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
图1 指动脉血流频谱对比
3 讨 论
肺心病是肺、胸廓或肺动脉的慢性病变引起的肺循环阻力增高，导致肺动脉高压和右心室肥大，伴或不伴右心衰竭的一类心脏病〔1〕。形成肺动脉高压的因素包括功能性因素、解剖学因素及血容量增多和血液黏稠度增加，其中功能性因素尤为重要〔2〕，缺氧是其中重要的功能性因素。
慢性肺心病患者由于长期缺氧，红细胞生长刺激因子分泌增多，刺激骨髓生成红细胞增多，导致继发红细胞增多，增加血液携氧能力;但当红细胞增多超过一定临界值以后，增多的红细胞不再增加血液的携氧能力，反而导致血液黏度增加，血流阻力增大〔3〕，甚至引起局部微血栓形成。王辰等〔4〕报道肺心病急性加重期尸检肺小动脉血栓发生率为89.8%，且皆为肺小动脉原位血栓形成，而非血栓栓塞。同时，缺氧尚引起缺氧性肺血管收缩及肺血管结构的重建，主要表现为肺细小动脉的重构，血管壁增厚硬化、管腔狭窄，使血流阻力进一步增大〔5〕，肺心病的这种微循环障碍与缺氧相互促进，加重病情。本研究也观察到，肺心病缓解期组和加重期组的PaO2、SaO2均低于对照组，且加重期组较缓解期组患者的低氧血症更为严重。
目前对肺心病的病理学研究多限于肺、支气管、胸廓和肺血管以及右心，近年来也注意到肺心病可累及左心及多脏器损害，有报道可累及到脑、肝脏、肾脏等〔6〕，但对外周血管改变的研究目前未见报道。本研究观察到对照组、肺心病缓解期和加重期组的指动脉VSMAX、VDMIN、TAMX、PI指标有显著差异。肺心病患者指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明显降低，说明肺心病缺氧不仅可以引起肺血管的器质性及功能性改变，还可引起体循环小动脉(指动脉)血流动力学各项指标的明显异常，提示肺心病患者外周血管的弹性和顺应性较健康人群差。这一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肺心病是多系统损害的全身性疾病，不仅累及心脏及大血管，亦有小血管不同程度的受损。将指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与股动脉血氧分压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PaO2与VSMAX、VDMIN、TAMX指标呈正相关，这说明肺心病患者指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对缺氧较敏感，指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能够间接反映体内血氧状况，提示监测指动脉血流动力学变化能够指导临床上对肺心病患者病情及治疗效果的判断。
当前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在血管疾病的应用广泛开展〔7，8〕，李恒岩等〔9〕报道正常青年成人拇指固有动脉超声表现，提示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监测指动脉的血流动力学的可行性。本实验结果显示肺心病患者指动脉血流动力学改变能间接反映肺心病患者体内缺氧情况。该方法具有无创性、操作方便、病人易接受，适用于老年人、准确性较高的特点，可为肺心病患者的诊治提供新的监测手段和实验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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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研究――基于‘云和师傅’的个案分析”（项目编号：DKA110298)，主持人：刘克勤。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9-0037－05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关于范式可以说是基于一定学术立场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运用生态学范式来分析和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特点和规律，为培训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而且，也已有学者对生态学是否适切教育研究作出分析，认为自然、社会和教育系统有共同遵循的生态学原则，在和谐价值观的观照下，生态智慧可以应用于教育研究，生态思维模式本身更贴近教育形态[1]。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活动同自然生态系统相似，也可以看作一个各组因子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究其原因，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对于需要培训或已接受培训的农村劳动力而言，转移培训是一种消费品，农村劳动力群体在培训实施的过程中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提供和承担培训服务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是培训的载体，供给农村劳动力所需的各类培训，在培训生态系统中的充当生产者角色。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是影响培训的重要外界因素，好比自然系统中的太阳、空气、水和土壤，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发展不可或缺的宏观因素。转移培训这一系统的良好运作，离不开各个成分的有效协作。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特点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一个综合培训环境、培训生产者和培训消费者等各组成分，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发生作用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等特点。
（一）培训系统多样性
培训系统的多样性首先体现在培训消费者的多样性，农村劳动力作为一个异质群体，根据其工作地域的差异性，可以细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已经长期居住在城市，拥有一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由于生产的季节性和就业的不稳定性造成的需要在城市与农村“候鸟式”迁移的兼业型劳动力；另外一部分是仍愿生活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
其次，培训多样性表现在培训生产者的多样性，培训生产者会根据培训消费者不同社会需求不同提供多样化的培训产品。从培训提供者分析，目前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部门，有教育部制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农业部提供的“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署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从培训活动的实施载体来看，有教育部门机构，包括：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专和农村化技术培训学校等。此外，还有隶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心、成人教育中心校、计算机培训中心、美容美发学学校、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农广校、农机校等。从参与培训的机构的性质分，可以分为公办和民办学校。多样性的培训可以提供与之最匹配的培训类型，满足不同文化层次的农村劳动力对培训的需求。对于想接受培训的人员，政府应该营造这样一个环境，不能因为客观条件而剥夺他们继续学习的机会。
再次是培训环境的多样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环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培训为中心，综合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价值环境组成的生态系统；第二层次是以单个培训机构或组织为中心的整个培训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第三层次是以单个培训者、外部自然、社会及精神文化氛围构成的外部环境。这三种层次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系统。此外，还有不属于任何一层次，涉及培训的虚拟网络环境，比如获取培训资料的互联网络。
培训系统的多样性不局限于培训对象、培训类型和培训环境，还涉及深入培训系统内部的各个方面，例如，培训教师的身份和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培训内容的多样性，培训地点的多样性等诸多方面。多样性发展可以满足农村劳动力对培训的需求，而且可以保持培训持久的生命力，正如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可以保证食物链的供应，脆弱的生态系统往往经不起外界环境的巨大变化。
（二）培训系统动态性
培训系统的动态性是系统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决定的。众所周知，生态系统的最优状态是各部分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但这种平衡不是静止的平衡，也不是持久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化的，表现为系统一直在平衡和失衡之间不停的波动。在从一种状态的平衡到一个下一个平衡，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会出现失衡现象，但都处于合理的、可控的范围内，其动力机制是矛盾的出现和冲突的化解。培训系统的动态变化是一种常态，动态性也推动了系统的进化。
培训系统的动态变化可以分为两种：被动变化和主动变化。培训系统自身无时无刻不与外界环境进行者信息、能量的交换，外界环境也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外界环境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信息和能量交换的过程，培训系统本身必须对这种变化做出回应，这种有外界因素变化而引起的变动，称为“被动变化”。最为典型的例子则是教育政策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到培训的经费投入。更多的情况是培训系统自身意识到目前自身的状况已经不能较好的适应后续发展的需要或是已经开始阻碍发展，必须根据现状，适时变革，主动的适应环境，发挥其主动作用，称为“主动变化”。例如，对培训经费的使用，如果按照目前的方式可能会出现不足局面，甚至导致培训活动停止，这是培训的决策者就会意识到现在的做法难以为继，必须果断改革。简而言之，引起被动变化的多是外因，主动变化的多是内因。
引起系统动态性变化的因素有多种，其一是经济社会的周期性发展规律会影响培训学员的数量变化。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情况下，企业、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就较大，甚至会出现“技工荒”局面。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稍微有点技术的劳动力也会充分就业，不愿放下工作，接受培训，他们认为这样不太划算，机会成本太高，导致培训的生源不足。其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也要求培训内容做出改变。培训的本质就是将农村劳动力从剩余的一次产业转移到二三次产业，产业变化也会对培训内容的更新起到导向作用。为了匹配产业需要，防止培训的学员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脱节，转移培训必须立足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开放性的姿态迎接这种变化，实现与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
（三）培训系统开放性
系统之所以是系统，因其具有天然的封闭性，但这种封闭性是相对的。开放性是生态系统赖以实现生态平衡的一个基本特性，生态系统要想维持内外平衡，就必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2]。开放性系统可以无障碍地与其他系统进行信息和能力的交换，弥补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正如学习一样，“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开放性系统还可以拓展信息来源渠道，提高信息的可信度，克服“孤证不立”。此外，开放性可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来说，好比建立了一个平台，不断吸引更多的个体或群体加入这个组织，从而组建更加多样化的生态链和生态网，形成一个多层次高效率的物质、能量共同网络。一个有生命力、可持续的系统，可以不需要自身增加投资成本的和风险的前提下，提升系统的可承载能力。琳达・桑福德在《开放性成长》也提出开放性可以使价值链得到不断强化，最终打造一个稳定的商业生态系统。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这个理论同样适用。
培训系统的开放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训学员的来源及去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学员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等级偏低，来自于社会经济生产的各行各业。接受培训后的去向也是服务社会各行各业。这就要求劳动力转移培训要从多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
二是培训类型的开放性，培训是一个多种教育交叉的领域，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之间相互衔接，不是割裂的，相互孤立的。对于接受过普通教育的生源，他们没有机会升入高层次的机构学习或者是不想继续在学校，面临走向社会的选择，培训恰是一个可以提高他们技能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对于高级技术员，培训系统中的机构不能再提供他们需要的知识，培训也难以再发挥其功能，这个时候，高等教育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培训系统也必须依赖其开放性获取全社会的支持，从而避免“经费危机”和“质量危机”等。长远看，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暂时解决了他们的工作问题，但培训的层次定位与学员的期望存在着矛盾，培训系统的开放性是完全有必要的。培训不仅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延伸，也是继续教育的中转站。
三是培训环境的开放性，培训环境包括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无论何种等级的培训，都需要外界环境给予支持，脱离这些环境，培训的存在也就毫无意义可言。培训系统要保持自身平衡，也要寻求外部环境的支持，培训仅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对技能的需求，他们的就业出口仍然需要就业部门和雇主组织的通力协作。开放性还体现在培训需要依靠舆论的力量宣传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正面作用。系统长久发展也要求必须站在培训系统之外审视培训系统本身，以更宽阔的视野处理培训内部的变化，以达到最优化状态。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学解读
（一）培训生态位
生态位源自拉丁文“nidus”，原意为“巢”、“龛”，一般指群落中种群或物种个体占据的一定空间和具有的功能[3]。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中，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教育和培训机构都占据一定的位置，拥有各自的生态位，并与其他部分共同组成生态位体系。这种情况下，同等层次、同样项目的培训就可能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培训生产者共同利用同一个生态位，造成生态位重叠现象。生态位重叠看似是对资源利用空间或关系上的重合，其实质是本身所发挥功能的重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位重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培训系统外部，培训活动与社会其他部门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生态位相同；二是在培训内部，不同类型同一层次或同一类型不同层次间培训子系统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在培训实践中，根据生态位重叠程度的高低，还可以分为：完全重叠和部分重叠。完全重叠是指培训的参与因子生态位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二者或多者之间必然会出现激烈的竞争。部分重叠是培训参与因子生态度有重叠，但没有达到完全相同的程度。这种情况，虽然存在者竞争，但不足影响系统的平衡，而且适当的竞争有利于系统发展。通常情况下，同一生态位上出现的参与者越丰富，说明其存在可替代因素，这样系统的稳定性也就越高。
有学者认为占据同一生态位的因子之间的关系是竞争与共生的关系，笔者认为他们之间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中，竞争的分析视角是指在教育资源有限、教育主体生态位重叠的条件下，按照教育主体为谋求发展而开展竞相争斗、相互排斥的关系之预设去认识、整理和看待教育活动和现象[4]。合作与竞争恰恰相悖，是指培训生产者在满足培训消费者对培训的需求时，各种培训的生产者可以采取合作的态势，共同提供服务。在笔者看来，同一生态位因子的竞争侧重满足对质量的要求，而合作的基础仅是满足数量层面。大部分情况下，各生产者内部的结构、功能、定位都各不相同，所提供的质量也有区别。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消费者选择任何一个培训生产者的概率是相同的，因为这种选择也是随机的，依据个人偏好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培训消费者对生产者有这新的认识，曾经的印象也有所改变，信息也会不断扩散，致使人们会越来越理性的选择培训生产者，培训生产者原本整齐划一的形象，现在开始变得丰富多次，这时合作的关系就会转变成竞争关系，各个培训生产者的所占的份额也将不断变化，出现强弱分化。强者会愈强，弱者就会淘汰，久而久之，就会完成一个演替的过程，即消失的个体所占的份额会被其他个体吞食，或者出现新的个体来代替。
在培训系统内部，如何避免出现生态位完全重叠或重叠程度加大的局面，这就要求在制定培训方案之初就加以考虑。正如我们所了解，当培训因子在同一生态位重叠过大时，将导致恶性竞争，日积月累就会内耗掉大量精力和发展的能力，不仅不利于系统的稳定与发展，还会降低培训的实效性。消除这种影响的方法有：一是对培训因子功能的泛化或是特化，重新进行目标定位。如果该因子的生态位宽泛，则适合泛化处理，生态位狭窄，适合特化处理。二是错位发展，错位发展就是利用比较优势，在发展目标和发挥的功能方面，主动避开重复建和和产品趋同，定位差异化，利用自身优势去发展特色专业。通过这两种措施可以适度调节各因子生态位。
（二）培训生态链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结构图上可以清晰看到培训生态链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接受各级各类培训，发展为初级技术员、中级技术员和高级技术员。在数量关系上，受培训劳动力转变为初级技术员的数量会有所减少，由初级技术人员发展到中级技术人员数量上也会有所减少，中级技术员发展到高级技术员数量同样也会减少，总体呈金字塔结构。在这一点，培训生态链同自然界中食物链相仿。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信息流和能量流的散失，初级技术人员不可能同样的全部升级为中级技术员，中级技术员也不可能全部转变为高级技术员。但又有不同食物链的地方，食物链中能量只能从第一营养级流向第二营养级，再依次流向后面各个营养级，既不能逆向流动，也不能循环流动，究其原因在于生物之间的捕食关系是一定的，能量只能由被捕食者流向捕食者而不能逆流。在技能职称的升级过程中，这种发展方向是可逆的，培训的消费者可以发生角色的转变和更新，在低一级的消费者身上所“富集”或是累积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的数量级别时，有能力通过技能等级测试，便满足转化条件，逐步最后达到金字塔的顶部。对个体受训者而言，自身以获取的知识在较长时间内，没有运用和更新的状态下，会面临遗忘和衰减的风险，当再次测评时，如若达不到技术等级要求的标准，为了维护技能资格证书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受训者则面临降级。因此，受训者需要不断强化学习过程。
培训生态链的信息流和能力的富集累积，并不是遵循林德曼提出的10%的数量级，而是同受训者劳动力的能力、学习动机和教育特点有关。经验上讲，同等努力程度，人力投资的力度越大，转变的速度就相对越快。教授同样的内容，受训者自身的能力越强，其接受的速度也就越快。学习动机越强，对知识的渴求也促进其对知识的获取。同样还有诸多影响知识累积的速度。这种天然的生态链关系发挥着教育筛选的功能，造成培训人员数量呈金字塔排列。这并不是带有轻视的口吻来叙述，培训的功能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但培训本身并不能直接创造就业岗位，接受培训的学员必须走向市场才能发挥其作用。产业结构需求数以万计的一线操作员，数以千计的中层技术人员以及相当数量的高级技能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恰好与筛选的结果相吻合。
（三）培训生态承载力
生态承载力指一定条件下生态系统为人类活动和生物生存所能持续提供的最大生态服务能力，特别是资源与环境的最大供容能力。生态承载力包括两层基本含义：第一层涵义是指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资源与环境子系统的供容能力，为生态承载力的支持部分；第二层涵义是指生态系统内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发展能力，为生态承载力的压力部分。培训系统的生态承载力具有客观性、可变性和多层次性。客观性是培训系统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具有客观存在的承载力，不是主观臆想的。可变性是指培训系统的承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相对稳定的动态性的调节，系统自身会根据参与培训的主客体变化做出相应的自我调节，并对外界条件变化给与信息反馈。多层次性是系统本身的多样性和多维度决定的，即对于初级技术培训、中级技术培训和高级技术培训，各种层次的培训所表现出的承载力也是不同的。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承载力就是现有的培训资源和培训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培训量。在未达到这一极限值，培训系统可以自行良好运作，一旦超过这一阈值，系统自身的修复功能将受到破坏，也意味着现有的平衡状态已经打破，如果继续增加对培训系统的压力，则系统可能会完全崩溃。
另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生态承载力的因素有：一是制度环境和自身结构。制度环境即坚持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需求相统一，坚持多元化的办学体制，相关利益主体权益与责任统一。库姆斯认为：必须在任何想通过发展教育来改革社会的努力之前进行，或至少同时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改革[5]。制度环境是影响高等教育行为决策、资源配置与办学效益的最重要的环境变量，对高等教育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对资源的利用方式与手段[6]。教育目的性通常不是由教育本身孕育的，而是受外界的因素决定的。这种外生性的培训价值取向也影响到培训的资源承载力。我国教育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导致教育资源的“非生态”分布，理应得到较多的资源投入的却没有得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应该摒弃长久的“二元结构”格局，系统的成员对资源的获取机会均等。生态学的理论提示我们，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不同，人们获取资源的机会不均等，不能仅依靠系统内部力量，还要从系统所处的环境着手。
（四）培训生态平衡
我国很早就“天人合一”的理念，其实质就是强调平衡，生态平衡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也是自身发展的前提。培训系统内的各个因子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毫无规律可言的聚集在一起，它们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则意味每一个要素的波动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平衡。生态平衡过程就是如何调整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过程。规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所参与培训的人员的数量。（超过承载力）是输入的问题，质量和效应部分是输出的问题。结构是失衡的问题。
秦小云、贺祖斌认为造成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失衡的原因有两种，一是系统本身与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的输入输出失调，二是系统的自身结构与功能的失衡[7]，这两只解释同时适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劳动力物质和能量的输入包括培训生源、培训师资和培训资金设备等，输出即经培训后达到标准的合格的劳动力以及他们提供的社会服务。目前，供给体现在两个层面，即供给的数量与需求的数量、供给的质量与需求的质量。主要因为培训更多的应该体现一个很自然发展规律，是农村劳动力真的觉得需要培训了，便会产生需求。在我国，这种趋势更多是受到“人为”的施加因素的影响，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或是政府的行政性的目的，出现对行政力量的依赖，培训自我意识薄弱。比如，国家机构常常设定一个人为的、认为合理的比例，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至于其中的合不合理，很难有个明确的解释。
环境因素、生物种类、生物信息系统破坏（培训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具有整体综合效应的生态系统，本文重点从宏观分析）……培训的目的是合理有效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换句话说，就是为社会提供教育产品。通过这种形式完成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实现生态链的畅通。
培训生态平衡需多方面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伴随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应该具有阶段的可持续性。生态学强调持续进化。其中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保持系统的持续发展，二是保持系统的不断优化。
培训系统平衡实质是克服生态危机。因为作为个体存在的职业院校是构成职业院校生态系统的基础，如果其脱离了整个职业院校生态系统，其就不再具有系统的特性和功能，而各院校之间相互联系、协同发展，就能促进整个职业院校生态系统的性质及其功能的发挥，其自身也就能获得较好的发展环境[8]。
剔除直接的培训的生产者，同样有许多群体对培训的生产者起扶持作用，他们提供师资等，某些部分可以对培训的直接生产者替代作用，他们对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起辅助作用。
培训的生态平衡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同生态平衡相似，指“在一定的时间内和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态系统各部分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相互适应与协调的动态之中。它包括结构上的平衡、功能上的平衡以及输入与输出物质上的平衡”[9]。（结构：区域分布、专业设置、学校比例）、输入与输出不平衡不是培养数量的不平衡，二是培养结构的不平衡，培训的学院的能力结构与产业需求存在着差异。
培训作为满足农村劳动力文化日益增长的文化的需要的重要方式，应该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生存空间不应受到积压。就是要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同一与差异的关系、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四、结语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学分析实质是讨论培训的应然与实然的问题，具体到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实然”揭示了客观事实，是一个客体性概念；“应然”表明了主体的价值取向，是一个主体性概念。主体的价值取向自然要符合主体的利益与需求，同时又须遵循客观事物的特点和规律。缺乏事实根据的价值取向是毫无生命力可言的[10]。应然与实然是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本文用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目的在于给培训的政策制定者、承担者和参与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培训，通过深入发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使各个群体能够正确、客观地认识培训以及培训内部各个要素的内在关系和深刻的生态规律，树立有助于培训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有利于提出科学合理的管理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性的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可持续发展，为培训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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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目前,江西省共有各类中职学校500多所,大部分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其主要特点是:(1)学校所在地在农村的中职学校比学校所在地在城市的中职学校开展农村劳动转移力培训多。(2)“免费”培训的项目多,自费培训的项目少。(3)短期培训多、长期培训少。(4)就业培训多、创业培训少。(5)校内培训多、校外培训少。(6)农村劳动力输出地培训多,输入地培训少。(7)单纯的转移培训多,企业“订单式”的培训少。
二、中职学校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近几年我省中职学校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现状分析,发现中职学校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存在的以下问题:(1)对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认识不够。(2)经费短缺制约中职学校转移培训工作开展。(3)师资队伍、实训基地建设相对滞后影响转移培训工作开展。(4)培训模式、方式单一。(5)培训与转移脱节。
三、中职学校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建议
1.提高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也是中等职业教育的一部分,中职学校必须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中职学校从领导到教师,只有提高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认识,才能把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做好。
2.加强师资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中职学校应根据专业发展和教学工作的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积极培养“双师型”专业教师,采取有力措施支持教师参与企业生产实践,提高他们的专业实践能力,尽快建立起一支整体结构优化、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知识结构的专业师资队伍。实验实训是中职教育教学活动的核心,是实现以就业为导向的根本途径,加强实验实训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关键。只有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资金支持、加大投入力度,搞好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才能使我们的教育教学真正实现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
3.创新多元化培训方式。中职学校应本着以劳动力市场需求制订培训方案的原则,不断创新培训方式,提高转移就业率。针对劳务市场需求的多样性,中职学校应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方式。如鼓励农村劳动力参加转移培训,采取“校企结合培训”“订单培训”“定向输出”,确保他们培训后实现就业;为使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了能够跨地域、转专业、分阶段的“学分制培训”模式,形成学分互认机制等,还可采取“企业+中职学校+失地农民”联动型的产教结合培训模式,以及长期培训和短期培训、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引导性培训和技能性培训并举的方式,创建灵活高效的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
4.实施菜单式培训策略。中职学校应深入乡村调查研究,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技能状况、收入目标、求职意向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为他们设计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时间等,实现他们的就业目的,促进转移就业率的提升。
5.全面拓展校企合作空间。中职学校应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学员和录用单位之间架设桥梁,成为实现农民转移就业不可缺少的维权服务中心。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前,中职学校先与各劳务输出组织或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作协议,再与农民工签订劳务输出协议,并监督农民工到达用工单位后签订劳动合同情况,明确双方责、权、利,并依法实施。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中职学校为农民工介绍由劳动、司法、公安、法院等为成员单位组建的司法援助中心,为他们提供政府维权救助情况,以及在外地设立务工人员维权联络处,及时解决农民工的各种问题。
6.强势推进培训信息化进程。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深入开展,广大农民越来越需要有良好的支撑服务体系为他们的转移就业提供支持和帮助。中职学校应建立集培训、转移就业、服务等一体化信息平台,为广大农民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支持、培训就业信息查询等全方位的服务。
7.实施分类培训策略。鉴于当前农民的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就业意向等方面的差异,中职学校在培训中应开展分类指导、定向培训,要注意分析农村劳动力的组成结构和务工特点,针对农民个体差异和多样性安排组织培训。
8.坚持适用效能原则。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有其自身的特点,旨在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水平,增强就业能力,实现稳定就业。因此,中职学校必须强调适用性、突出技能性,以“零距离”教学确保“零距离”就业。
9.做好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中的跟踪性培训。在终身教育与学习化社会的体制下,职业教育不应该成为一种终结教育,而应该从时间与空间上涵盖人的一生,提供给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也不例外。从中职学校的角度看,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继续教育的服务是挖掘其教育潜力,充分利用其教育资源的重要机遇。
四、结束语
虽然中职学校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及时化解在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出现的各种问题,扎实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调研、招生、教学、就业、跟踪等工作,中职学校是可以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做好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农民工”这一专有名词也是可以消失的。
参考文献:
篇4
本研究选取位于哈尼梯田核心区域的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甲寅乡的作夫村和咪田村为案例点。甲寅乡位于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境中东部,地处山区,海拔760~2342m,地势南高北低;土壤为赤红壤、红壤和黄壤。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四季分明,立体气候突出。年平均气温14.1℃,年平均降雨量1310.1mm,植被多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面积2111.2hm2,森林覆盖率为34.3%。作夫村位于甲寅乡西部,离乡政府所在地7km左右,是甲寅乡最大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原生态哈尼村寨,也是最贫困的一个村寨。梯田等自然景观优美、神秘而独特,民族文化浓郁,保存最完好的民族文化景观“蘑菇房”独具魅力,蘑菇房分两层,上层居住,下层圈养牲畜,一幅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原生态画面。该村海拔1830m左右,共有327户农户,人口1487人,全部为哈尼族,耕地面积56.64hm2,其中水田38.84hm2,旱地17.82hm2,人均耕地0.038hm2。咪田村距离甲寅乡政府只有2.5km左右,是甲寅乡较富裕的村庄,受现代信息的影响比较大,海拔1780m,共有190户农户,人口851人,全部为哈尼族,耕地面积42.28hm2,人均耕地0.051hm2。
1.2研究方法
2011年7月,对云南省红河县甲寅乡研究区内的作夫村和咪田村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调查两个村庄农户的基本情况(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耕地面积、种植模式(水田、旱地、旱田)、种植结构(传统水稻、杂交水稻、其他农作物)、作物产量、病虫害情况、化肥使用情况、有机肥施用情况、杂草处理方式、农药施用情况。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得到作夫村和咪田村农作物种植的基本情况,并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到一些当地农业种植现阶段所遇到的主要问题。两个村抽样户数分别为103户和72户,均超过了农村居民户数的30%以上。
2结果与分析
2.1家庭基本情况
对作夫村和咪田村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两个村家庭规模在2~13人之间,一般为每户4~6人,家庭年均收入为8800元,人均年收入为1670元。由于当地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设施相对较差,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咪田村没上过学村民的比率为30.48%,而作夫村则高达44.67%。两村村民的工作类型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2.2种植模式和种植结构
根据调查,作夫村和咪田村的水田和旱地的种植面积大约各占一半,此外,这两个村各有少数的旱田,约占1.4%左右。研究区域内水资源相对丰富,水田的经济价值高于旱地和旱田,但水田面积却没有大规模的扩展,主要是由于:1)青年劳动力流失,劳动力投入不足。根据对家庭劳作的调查可知,大量的青年劳动力流失,从事农田作业的主要是年长者,其劳动效率远远低于青年劳动力。同时,研究表明[11],在丘陵地区劳动时间投入与水田地块作物产量呈正相关关系,而旱地和旱田的劳动时间却受劳作时间的影响不大。在一定产量的前提下,水田投入的劳作时间远远大于旱田和旱地所需要的劳作时间。因此,水田面积难以进一步大规模扩展。2)土地利用方式难以改变。研究区水资源得到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在落到地面形成地表径流后,沿坡面流经森林、村寨和梯田。由于梯田修成水平面,并有一高出水平面的田埂,当前的梯田规模已经达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平衡状态,大面积的修筑梯田将会极大地改变当地的土地类型,进而会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平衡。哈尼梯田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其传统水稻资源丰富,生物多样性很高,这对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稳定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作夫村和咪田村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可知(图1),作夫村的种植方式仍以种植传统水稻为主,兼种玉米、大豆、小麦、洋芋等作物,而杂交水稻很少;咪田村的种植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主要以种植杂交水稻和玉米为主,仅有少数海拔较高不适宜种植杂交水稻的地区保留着传统水稻。这两个村庄的种植方式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咪田村距离当地文化中心甲寅乡镇所在地较近,受现代文化影响较大,居民思想更加开化,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容易接受外来新鲜事物进行尝试;与作夫村相比,咪田村更多的年轻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劳动力相对缺少,因而在自然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咪田村农民会主动选择种植更易管理的杂交水稻。
2.3肥料和农药使用情况
2.3.1无机肥施用情况
调查发现,作夫村和咪田村使用的无机肥主要以尿素和普钙(普通过磷酸钙)为主,对比当地的水田、旱田和旱地使用化肥的情况,可以发现:(1)水田的化肥使用量高于旱田。水田的尿素和有效氮素的平均施用量分别为1.53~1.60kg•hm2和0.67kg•hm2,而旱田和旱地的尿素和有效氮素的平均施用量分别为1.07~1.47kg•hm2和0.67kg•hm2;(2)对比作夫村和咪田村的化肥使用量,普钙使用量分别约为0.87kg•hm2和1.40kg•hm2,磷使用量分别为0.12kg•hm-2和0.25kg•hm2,可以发现作夫村的化肥施用量低于咪田村,这主要是由于咪田村种植的水稻品种以杂交水稻为主,对化肥的依赖性较高。参考文献资料和农业部针对不同区域的施肥建议[12],两个村化肥的使用强度属中等偏下水平,这与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冲肥管理有一定的关系。哈尼族利用村寨在上、梯田在下的地理优势,发明了“水力冲肥法”。每个村寨都挖有公用积肥塘,牛马牲畜的粪便污水蓄积于内,春耕时节挖开塘口,从大沟中放水将其冲入田中,肥料进田经过翻犁被压入田泥底层,变成了长效的底肥。每年6、7月间,雨水将满山畜粪和腐殖土冲入水沟时,哈尼族村民将沟水引入梯田,给正值扬花孕穗的稻谷提供肥料。这些传统做法充分利用了村寨中产生的各种“生活垃圾”及自然水土流失带来的营养物质,保持了土壤肥力,因而,可以在相对地施肥强度下保证较高的粮食产量。
2.3.2有机肥施用情况
有机肥含有多种营养元素,可给水稻提供全面的所需营养,特别是提供微量元素营养,可提高稻米的品质和适口性。同时,有机肥可改良土壤结构,缓和土壤酸碱性变化,增强土壤通气透水能力和保肥、保水、供肥、供水能力。增施有机肥对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由于增施有机肥比较费工,以及劳动力流失,有机肥料使用量逐渐减少,甚至不用。调查显示,在咪田村约29%的调查用户(20户)施用有机肥,在作夫村约32%的调查用户(33户)施用有机肥。用量变化较大,咪田村有机肥施用量100~500kg•户1,作夫村50~1500kg•户1。旱田和旱地有机肥应用较多,如调查用户中咪田村有4户在水田施用有机肥,16户在旱田和旱地施用有机肥。对村民稻草的处理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两个村稻草返田比例非常低。在调查用户中,两个村只有2户有明确地稻草返田,2户将稻草烧掉后还田,2户部分稻草返田部分稻草喂牛,其余农户稻草处理方式包括喂牛、烧掉、修房等,这主要与当地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茅草房的住宅方式有关。总体来说,作夫村和咪田村的有机肥施用量有所减少,且随着劳动力减少以及化肥使用的增加,农家有机肥的使用会进一步减少,而这对于当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非常不利,需要引起重视。
2.3.3农药施用情况
调查发现,作夫村和咪田村在农药使用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两个村杀虫剂施用均以敌敌畏为主,且使用量基本相当,每年的施用次数在5~8次,在正常农业活动范围之内。在除草剂的施用方面,两个村有非常大的差别,咪田村调查用户除草剂的施用超过2000瓶(包),而作夫村调查用户除草剂的施用量只有80瓶(包)左右,这与其种植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咪田村以种植杂交水稻为主,而作夫村以种植传统水稻为主。传统种植模式下,农业生物种类比较丰富,梯田内有天然生长的各种鱼类、螺蛳、黄鳝、泥鳅、虾、江鳅、石蚌、蟹等水生动物,以及浮萍、莲藕等水生植物;梯田的田埂上,天然生长有水芹菜、车前草、鱼腥草等野生草本植物;哈尼族还在梯田内放养鸭和各种鱼类,包括鲤鱼、鲢鱼、鲫鱼等,并在田埂上种植黄豆。多样性的生物结构保证了在不施用除草剂下,抑制杂草的生长。同时,作夫村劳动力相对充足,人工除草也减少了对除草剂的依赖。
3讨论与结论
对哈尼梯田系统核心保护的云南省红河县甲寅乡咪田村和作夫村农业种植情况分析显示:1)两个村的现有水田面积占耕作面积的50%左右,独特的梯田结构充分利用了水资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限。但受劳动力等因素的影响,水田种植规模有进一步缩小的可能。2)尽管传统水稻产量相对较高,病虫害较少,但劳动强度大,管理复杂。受劳动力及现代文化的影响,咪田村大多数居民选择了种植杂交水稻,传统水稻的种植不到杂交水稻的1/5。3)与其他区域相比,两个村肥料使用强度属中等偏下水平,这与其特殊的水力冲肥管理有一定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节能减排的作用,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和保护水环境有重要参考价值。4)两个村有机肥施用情况不容乐观,只有约30%的居民用户施用了有机肥,且施用量较少,秸秆返田比例也非常低,这与劳动力的减少有一定的关系,对于当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很不利,需要引起重视。5)杀虫剂和除草剂在两个村施用广泛,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非常不利。由于大面积种植杂交水稻,咪田村除草剂的施用量远超过作夫村,说明保护稻田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性。
篇5
非正规就业对缓解就业矛盾、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巨大，被称为吸纳劳动力的海绵和蓄水池。非正规就业的发展有着深层的理论渊源，国内外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在名称上有所差异，国外使用非正规就业概念，国内官方使用灵活就业概念，其实质是相同的。
一、国内外研究概述
关于非正规部门及非正规就业者的理论研究源自三大理论：传统就业理论、贫困就业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传统就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主张充分发挥政府和工会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中采取有利于小企业的保护政策措施，并在经济运行各方面支持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发展灵活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可以通过灵活多样的用工方式增加就业机会，以促进经济发展。贫困就业理论认为，贫困是非正规就业产生的根源，正是由于城市失业和贫困化而引起的社会阶层分化，才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的产生和繁荣。自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以来，非正规部门得到进一步发展，这说明非正规就业的存在与发展反映了社会的客观需求。二元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阿瑟・刘易斯通过构建一个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归纳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即由农业部门转向非正规部门最终转至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是灵活就业的发展趋势。
国外对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界定多采用2006年世界银行的表述，“以获得收入为目的，在城市地区规模较小的单位中就业，其劳动关系是以临时雇用或社会关系而不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其定义是从非正规就业规模和雇佣方式等方面出发的。在中国一般用灵活就业代替非正规部门就业使用，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几方面（至少一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由此可见，大多数国内学者从就业群体和用工方式灵活多样性等方面出发的。
二、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及社会保障现状
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国内学者对中国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的估计存在差异，何平等认为中国非正规就业的人员规模可能超过1.3亿人，于法鸣等估算出中国目前至少有六七千万人从事非正规就业，蔡认为中国非正规就业的比重在2001年已达到全部城镇就业的38%，2004年官方公布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灵活就业者总计不到4700万人。以非正规就业形势较活跃的上海为例，非正规就业人口的比例呈平稳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8.7%，2007年上升到了10.9%。虽然在统计总量上存在疑义，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正规就业正以正规就业的补充形式，吸纳劳动力的数量不断攀升。
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针对人群主要是有固定用人单位的正规就业形式，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问题，目前还未出台具有普适性的政策法规，虽然近年来地方出台了一些规定，一方面设计存在缺陷，缺乏适用性、便携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行政执行无力，对违法行为监督不严、执法不力和处罚不够的问题，使得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灵活就业人员被排斥在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除此之外，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覆盖面小，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调查，近九成的农民工没有被工作单位的社会保险所覆盖。劳动和社会保障2006年统计数据较全面的反映了灵活就业人员及其社会保障的情况：2005年城镇就业者为27331万人，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13120万人，仅占城镇就业者的48%；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12648万人，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409万人，参保率仅为11.14%。总体来说，非正规就业者往往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不稳定、卫生及安全保护缺乏的工作，他们的社会保障状况亟需得到改善。
三、非正规部门人员社会保障发展路径
第一，明确劳动关系，加强非正规就业者的就业保障。签订劳动合同是就业保障中重要的一环，政府可依据《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监督企业与灵活就业者签订劳动合同，确保劳动者权益。除此之外，政府可鼓励与扶持工会的建立，利用工会谈判的优势，保障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第二，明确参保项目，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不同类型分步推进社会保险。例如下岗职工、农民工和自由职业者对社会保险具有不同的需求，应针对不用人群，循序渐进，避免一刀切造成的隐患；第三，设计制度，建立适合灵活就业人员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参保形式和缴费标准上，应根据灵活就业的特点，通过自愿和吸引的方式，实行比较灵活和优惠的政策，例如降低灵活就业者的参保门槛、降低缴费标准、实现个人账户的可携性。（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参考文献：
[1] 威廉・阿瑟・刘易斯著，施炜译，《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 何平，华迎放，《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P26
[2] 丁金宏，冷熙亮，宋秀坤，《中国对非正规就业概念的移植与发展》[J]，中国人口科学，2001，（6），P9-10
篇6
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地区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重大民生课题。在现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自然环境恶劣、地理位置偏远山区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依然面临众多难题。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 300元（2010年）的最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仍有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覆盖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而深层次结构性贫困问题出现，突发灾害致贫以及短暂性脱贫后返贫等新问题凸显，致使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一直成为多年来学者关注的重点。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驱动力、脆弱性与贫困关系、贫困脆弱性量化、减贫和扶贫对策以及空间贫困等方面[1-9]，部分学者从微观层面关注农户可持续生计与贫困的关联[10]。但研究集中在宏观的区域性贫困问题，且理论研究滞后于扶贫实践，至今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1973年，生态学家Holling首次将恢复力概念引入到生态学领域的研究中。目前，恢复力这一概念已被广泛应用在社会-生态系统、经济组织行为、灾害管理等[11-15]。其中，Chinwe等提出了恢复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影响农户在不利的社会环境（如贫困）中维持和保护生计的原因，并建立了生计恢复力理论和指标分析框架，对推进社会恢复力相关领域实践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6]。因此，本文借助恢复力概念，基于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构建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标体系，从家庭结构微观视角探究湖南省湘西少数民族贫困聚居区农户贫困恢复潜力及内在影响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户恢复建设思路，为该地区扶贫开发政策制定提供相关参考。
1数据与方法
1.1研究区与数据获取
本研究案例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侧的武陵山区，是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的重要地区，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5-16℃，年降雨量1 300-1 500 mm，无霜期250-280天。地形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均海拔200-800 m。境内居住着30多个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为主，占到74.6%，是湖南省少数民族集聚的贫困地区，全州共有8个县，除首府吉首市外，全部为国家级贫困县。
数据获取采用了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结合方法，考虑地理环境、区域发展差异、农户生计方式等因素抽取了三个贫困县六个行政村；调研小组于2010年8月对古丈县、花垣县、凤凰县三县六村进行了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共发放农户问卷350份（以户为单位发放），回收有效问卷321份，回收有效率为91.71%。此外，在2013年7-8月利用其他课题调查对该地区进行了回访式实地调查，更新了相关问卷数据资料。实地调研主要涉及行政村的人口特征、地理环境、贫困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农户调查问卷主要包含三部分：农户家庭个体特征、农户家庭资本状况以及农户社会关系网络方面。
陈佳等：农户贫困恢复力测度、影响效应及对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1期1.2理论框架与指标选取
1.2.1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
以往对农户贫困研究多是从可持续生计出发，考虑农户五大资本或是区域发展环境等，缺乏合理的概念理解和统一、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来指导贫困问题研究，恢复力概念将单一的生计研究与弹性思维（恢复力）联系在一起可以更加深入的理解农户生计的动态性。特别是Chinwe提出的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将生计恢复力分解为三维度，即缓冲能力（buffer capacity）；自组织（Selforganisation）和学习能力（Learning）。通过各维度与生计指标联系实现了分析框架的可操作性。此外，该分析框架注重以往研究忽视的集体行动与外部社会结构对农户贫困恢复力的影响，通过整合农户生计资本、社会结构、外部环境（风险）等因素提供了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标科学组织方法，也为区域决策者提供了一种识别影响恢复力因素的方法，对监测农户贫困动因，制定针对性的贫困恢复力政策措施具有实际作用。
1.2.2指标体系构建
恢复力是指个人、社会组织或社会-生态系统适应压力或扰动的能力，自组织并学习以维持或改善系统必要的结构和运作方式[16]。研究区地处武陵山贫困山区，调查总结农户面临的外部风险扰动主要是农业市场价格波动、外出务工失业、基础设施（交通、教育、医疗等）落后等，本文在借鉴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基础上，将外部风险扰动因子转化为恢复力量化因子，从缓冲能力、自组织、学习能力三个维度构建农户贫困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缓冲能力是指系统可承受的变化或干扰度，并保持原有的功能和结构的属性，从农户生计视角理解，缓冲能力代表了农户利用自身生计资本或资源禀赋应对外在风险干扰的能力。因此，本文利用可持续生计资本表征农户缓冲能力，即人力资本（健康程度，知识水平等）；金融资本（家庭收入，财务储蓄等）；物质资本（房屋、生产资料等）；自然资本（拥有的耕地面积等）。
能力人均收入家庭总人数与年度总收入之比4 383.532 810.15财务储蓄家庭年度收入结余3 040.904 732.83人力资本劳动能力×0.5+劳动力数量×0.5；劳动能力：1=幼儿和残病，2=儿童，3=老人，4=成人助手，5=成年人3.490.95房屋资本住房类型×0.5+住房面积（m2）×0.5；住房类型：1=草房，2=木房，3=土坯房，4=砖瓦房，5=混凝土楼房2.080.42人均教育
程度家庭人均教育程度，1=小学以下，2=小学，3=初中，4=高中，5=中专以上2.400.45健康状况家庭中患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2.790.32生产生活资料拥有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耐用品总数6.391.78自然资本规模拥有的耕地面积×0.5+拥有的林地面积×0.5（hm2）4.390.90自组织家庭资助
机会以获得银行、亲朋、政府等资助的实际次数表示1.090.38社会网络
支持度以获得社区物品、资金或人力支持的种类数表示0.520.58社会组织
参与以参与社区组织的数量表示0.470.53邻里信任度对邻里信任程度，五值化表示2.920.31交通可达性按离最近公路/集市的实际距离表示1.620.90学习
能力技能培训
机会以参加农业或就业技术培训次数表示0.170.37户主教育
程度家庭户主个人教育程度，1=小学以下，2=小学，3=初中，4=高中，5=中专以上2.320.86外出务工
时间表征获取认知能力的机遇，以务工天数计算87.3775.77家庭教育投入以每年教育投入金额计算2 165.754 109.88信息技能
交流农户间是否存在信息与技能交流，1=是，0=否0.480.50自组织主要表征人类制度、权力和社会网络对恢复力的影响，如制度体系、社区组织或团体、社区合作和网络、对自有资源依赖等（Fuchs等认为）。对自组织指标因子选取了农户家庭受资助的机会、社区网络支持、邻里信任度等，考虑研究区地处山区交通因素成为自组织资源依赖的重要因子。
学习能力即社会系统的适应性管理，该系统将以前的经验和知识转化为当前的行动，并存储记忆。学习能力不仅仅是获得知识或技能，在农户个体层面上学习技能并在社区成员中相互交流，进而转化为实际生计能力对恢复力的建设至关重要。在学习能力指标选取中用户主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教育投入表征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技能培训、信息技能交流以及外出务工时间表征经验知识转化过程以及市场风险扰动。
1.3数据处理与方法
1.3.1数据标准化
本文采用广泛运用的极值法对原始数据Xij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数据量纲影响，计算公式如下：
X′ij=xij-λjminλjmax-λjmin
其中，Xij为i行j列的原始数据，λjmin为j列原始数值的最小值，λjmax为j列原始数值的最大值，X′ij为标准化后的i行j列的数据。
1.3.2信度和效度检验
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初步整理与检查，对于异常数据进行必要的核对、校正和剔除，对缺少的数据采用样本均值替代法进行处理，数据通过了偏度和峰度检验。其中对数据信度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法（克隆巴赫信度系数）进行检验，调查样本指标整体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38，说明调查数据信度可以接受。其次，对指标变量效度检验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中Bartlett球体检验和KMO检验，运行结果显示KMO=0.766，Bartlett球体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2 137.291，p=0，这表明，数据变量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1.3.3恢复力指数测度
由于研究涉及的指标变量较多且变量间具有一定相关性，采用了主成分分析利用其降维的思想，选取少数几个独立的但包含原有指标大部分信息的公共因子来代替原有指标从而达到不损失原有信息且简化复杂变量关系的作用。而恢复力指数测度的各因子权重确定由贡献率来确定，不受主观认识影响，使评价研究过程更为科学[17]。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以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以6个主成分得分值为变量，构建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数计算公式：
Sk=Y1f1+Y2f2+Y3f3+……+Yifi
其中，Sk分别代表的不同人口、生计结构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数，Yi代表第i个主成分方差贡献率，f1、f2…fi代表第i个主成分得分值，以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以及各指标原始标准化值可计算fi（i=1，2..n）数值。
2农户家庭结构分类统计分析
2.1农户家庭结构分类
在经济学中，Chayanoy将家庭结构因素引入到农户投入的决策，因为家庭结构对劳动力时间分配、市场参与等行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18]。其中家庭成员是劳动力重要来源，生计方式是家庭物质经济维持的基础。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家庭结构中人口、生计因素，并对其进行分类，识别不同家庭结构农户生计资本属性特征。其中人口结构分类结合了Reardon、Ellis、Sherbinin、李树茁等人研究分类将人口结构分为四类，生计结构分类采用SPSS17.0根据农户不同收入类型数据进行系统聚类，并参照原始数据进行修正，将农户生计结构划分为五类（见表2）[19]。
sizeP1老年人+成年人家庭73L1纯务农型-仅源于务农收入53P2成年人家庭24L2务农主导型―以务农收入为主49P3成年人+小孩家庭102L3纯务工型―仅源于务工收入20P4老年人+成年人+小孩家庭122L4务工主导型―务工收入为主121L5综合生计型―务工/农及兼业收入78注：老年人是大于等于60岁，成年人是大于16岁小于60岁，小孩是小于等于16岁；务农收入仅指传统农业种植，务工收入仅指外地打工收入，兼业收入包括现代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农闲本地打零工、闲置劳动力兼业以及做小生意收入。
2.2农户恢复力资本特征
在农户家庭结构分类基础上，利用探索性统计分析方法判断农户家庭结构与生计资本的关系，分析农户资本变量的结构特征。
2.2.1人口结构分类特征
如表3所示，成年人农户家庭（P2）在人均收入、人力资本、生产/活资料、教育程度方面较其他人口结构家庭具有明显优势。但在财务储蓄上，存在明显缺陷，说明其财务储蓄意识弱，注重个人消费。P4农户家庭相对人均收入较低，但由于家庭人口多其自然资本规模大。人口结构P1和P3，家庭资本状况与总体均值接近，其中成年人和小孩组成的农户家庭（P3）在经济方面拥有相对优势，这与家庭中小孩负担密切相关，多数农户访谈中表示为积攒小孩培养费用男劳动力多会外出兼业或务工增加经济收入。
2.2.2生计结构分类特征
传统生计方式主导的生计结构（L1、L2）在人均收入、财务储蓄较其他生计结构农户家庭明显低。与此相比，以务工生计（L3、L4）和综合生计（L5）结构的农户在经济收入方面较为充裕，并且拥有一定的财务储蓄（见表3）。说明传统单一农业主导的生计模式不利于农户经济资本提高。但其在房屋资本、生产/活资料、和自然资本方面相对于L1、L2生计结构家庭高。从教育程度统计分析发现，L2、L4、L5生计结构农户相比单一纯务工（L3）和务农（L1）生计结构农户教育程度高，说明教育程度左右农户认知能力，对农户生计多样化和生计方式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对比不同家庭（人口、生计）结构农户资本均值可以看出，财务储蓄和人均收入差异显著，高财务储蓄和人均收入集中在部分农户家庭，印证了农户访谈提及的宏观同质化扶贫政策下农户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相反，在其他资本拥有量上较为均衡，其中，房屋资本与健康水平基本趋同，说明农户社会、人力、自然等资本分异小。综上分析可见，农户经济类资本分布极不均衡，且资本积累水平低，表明不同家庭结构影响农户缓冲能力资本分化，而提高农户经济类资本，缩小农户间差距是该地区农户贫困恢复力建设的关键。
3恢复力测度及影响因子
恢复力量化研究发展缓慢，至今在人地系统、经济与社会组织研究领域都没有统一成熟的量化模型或计算方法[20-24]。基于Sallu等人运用生计策略和主成分分析判定时间序列上农户家庭恢复力的研究[25]，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测度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数。将标准化处理后指标数据利用SPSS17.0软件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在确定主成分数目中采用特征值大于1、累计贡献率最大化的提取原则，提取了反映原指标大部分信息的6个主成分，得出主成分得分方差、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见表4）。
3.1恢复力影响因子
在主成分分析结果中，给出了主成分因子载荷系数，代表了主要变量与主成分的相关系数。为了直观表达主成分分析结果，仅列出了与6个主成分相关系数大于0.5的变量。
由表4总结可知，影响贫困地区农户个体恢复力的主要因素包含了物质经济、劳动力素质、社会三大资本。其中，物质、经济资本积累是贫困农户恢复力提升的基础，教育因素主导的学习能力以及交通、社会网络主导的自组织对贫困恢复力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调查统计显示，研究地贫困的农村地区人均教育程度仅为2.40（即小学至初中教育水平），60岁以上农户近50%为文盲或仅接受过扫盲教育。其次，区域整体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条件下，仍存在众多距离城镇较远的村落无直接通达的公路。因此，进一步改善交通条件或扶贫搬迁安置对偏远山区农户脱贫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2恢复力指数分异
根据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数计算结果（见图1），人口结构分类的农户贫困恢复力存在明显差异。总体来看，拥有老年人和小孩家庭结构P1和P4的贫困恢复力指数集中在0.20-0.60之间，且近一半农户家庭恢复力低于0.50，相对于P2和P3人口结构农户来说具有明显劣势。其中，以成年人为主的家庭结构（即P2、P3）多数农户恢复力超过0.50，部分农户贫困恢复力超过0.80拥有较高的脱贫潜力。这得益于成年劳动力为主的家庭在充足劳动力资本与高教育资本（见表3）基础上生计选择与风险认知能力强。
从生计结构分类来看，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数整体差异缩小，但纯务农型L1和纯务工型L3恢复力指数分布不均，存在内部分化，说明单一生计方式的农户整体恢复力稳定性差。其中，纯务工型农户收入受外出务工时间以及工价影响，反映了市场等经济因素对农户个体的扰动所产生的恢复力差异。而以两种或是多样化收入方式的农户譬如L2、L4、L5其贫困恢复力指数主要集中处于0.40-0.75之间，明显较纯务工/务农生计农户群体稳定，进一步表明农户生计由传统的单一务农生计方式向务工/农以及兼业组合的多样化生计方式转化有利于抵御社会风险扰动，增加资本积累。
4贫困恢复力与家庭结构效应
4.1家庭结构对恢复力直接影响
为了厘清贫困农户恢复力与其家庭结构的内在关联效应，本文通过引入多层次模型分析因变量（恢复力）与不同自变量（家庭结构因子）作用关系。在两层次模型中，综合考虑了体现家庭结构因子和数据易获取性原则，选取了反映微观层次农户个体的家庭规模、劳动力比重以及家庭收入类型因子，宏观层次选取了村域收入和生计多样性指数（见表5）。根据多层次模型相关原则，运用STATA10.0软件采取逐层引入变量方法，其中模型1是零模型不包含任何自变量，主要是提供对组内相关系数的估计从而说明多层次模型分析的必要性[26]。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组内方差为50.75，组间方差为62.04（p
从模型2估计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对农户贫困恢复力直接影响不显著，而劳动力比重对恢复力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劳动力资本（16-60岁）对提高贫困农户恢复力具有重要作用，而以往研究中笼统认为家庭规模（家庭总人口数）具有正效应存在局限，家庭中老年人以及幼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农户贫困恢复力产生负效应，因为其面临疾病或其他灾害风险时，不仅难以抵抗，甚至会削弱整个家庭应对能力。其次，从收入结构解释变量看，务农收入和兼业收入与恢复力具有高显著正相关，而务工收入正相关水平低，表明湘西地区农业与多样化收入方式对贫困恢复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而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收入稳定性缺陷，多数外出务工农户表示在外务工面临失业风险和生活成本压力。相反，以农业收入（现代农业经济种植收入）加当地兼业收入方式组合的家庭，具有持续稳定收入来源，当地就业消耗的家庭生活成本也更低。
从模型3估计结果显示，收入和生计多样性指数对贫困恢复力影响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效应（见表5）。其中，收入多样性指数在0.05水平上对恢复力呈显著正相关，而生计多样性在同等显著水平上呈负相关。验证了上文多样化收入方式有利于提升农户面临风险的缓冲力资本，而非笼统的生计多样性水平，生计多样性指数高代表农户生计方式多，但并不表示其多种生计方式都具有稳定持续的收入，因此，应辩证的看待农户生计结构对农户贫困恢复力的影响。多样化生计方式组合基础上得到均衡稳定的收入才是保证农户生计资本积累增加，贫困恢复力提升的有效生计结构。
4.2家庭结构对恢复力交互作用
家庭结构各维度不仅能对贫困恢复力产生直接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通过农户不同人口、生计结构间的交互作用对恢复力产生影响。为了考察人口结构与生计结构交互作用对恢复力的作用，本文在基本模型分析基础上加入相应的交互项，做进一步分析。考虑创建的交互项与原始变量之间的极大相关性，采用中心化方法（Centering）对交互项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处理，降低其相关性。通过中心化处理得到人口结构与生计结构两类交互项变量，其中老人与小孩比重、劳动力比重表征人口结构，务农、务工收入以及兼业收入表征生计结构，交互作用选取了6组变量分析。
从表5可知，老人小孩比重与务工以及兼业收入交互作用对贫困恢复力影响不显著，进一步验证了简单的家庭规模人数对农户贫困恢复力直接影响小。但老人小孩比重与务农收入交互项作用在0.05水平上显著但系数小，说明拥有老人与小孩人口结构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存在务农生计选择的倾向。其次，劳动力比重与务农收入、务工收入交互项对贫困恢复力都具有明显正向作用，但劳动力比重与务农收入交互作用影响系数和显著性更高，反映农户家庭劳动力主要通过务农/工生计投入促进恢复力提升，也说明了研究区农户家庭中劳动力投入方向单一，仍然以传统务农加务工生计方式为主。
总的来说，研究区农户家庭人口结构左右生计方式选择，而不同劳动力投入决定了多数农户家庭生计和收入结构多样化指数，其交互作用影响农户贫困恢复力提升。拥有老人小孩人口结构的家庭其生计方式更为多样化，务农/务工生计收入成为其缓冲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推动贫困恢复力提升，而以成年人为主的人口结构家庭更趋于务工主导与兼业生计来摆脱以往贫困现状，增加脱贫速度。
5结论与对策
本文遵循“理论框架-指标筛选-恢复力评价-家庭结构效应”研究思路，以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研究区农户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恢复力潜力及内在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不同家庭结构的农户资本差异明显，经济类资本分布极不均衡，积累水平低，提高农户经济类资本，是农户贫困恢复力建设的关键。以成年劳动力为主的人口结构家庭和务工/农加兼业组合的生计结构家庭更具有脱贫潜力。
（2）影响农户贫困恢复力的主要因素包括物质经济、劳动力、社会三大资本；其物质、经济资本积累成为贫困农户恢复力提升的基础，教育因素主导的学习能力以及交通、社会网络主导的自组织是贫困恢复力建设的重要方向。
（3）农户家庭结构对贫困恢复力具有显著影响，高质量劳动力资本与合理多样化收入方式对农户贫困恢复力具有正向效应。农户家庭人口结构左右生计方式选择，而不同劳动力投入决定了农户家庭生计和收入结构多样化指数，其交互作用影响农户贫困恢复力提升。
基于上述研究分析与结论，首先，研究区贫困恢复力建设应倡导差异化扶贫开发，避免扶贫政策同质化，落实针对村镇、农户个体的动态扶贫监测档案，参照国家贫困线基础适时调整区域贫困核定标准，规避扶贫误差，防止农户返贫。第二，重视区域农户经济类资本分化问题，对不同人口、生计结构农户采取针对性帮扶措施。注重深山偏远区、扶贫搬迁地农户基础设施、社会网络等自组织能力建设，建立或完善返贫补助体系，关注农户生计重建与就业培训，引导农户个体选择均衡、稳定、多样化生计收入方式，降低生计风险。第三，农户个体应增强教育投入和社会网络联系，提高自身认知能力，合理化务工劳动力投入，选择多样化生计方式组合，发展山区特色农业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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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of the Resilience， Effe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ousehold Poverty：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Structure
CHEN Jia1，2YANG Xinjun1YIN Sha1
篇7
自2003年以来，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通乡、通村公路为重点的大规模农村公路建设，并同步发展养护和运输事业，使农村交通面貌发生了彻底改变。八年来，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改造8万余公里，使全省公路密度达到105公里/百平方公里，直接惠及全省近2万个行政村、3500多万农民。
农村公路作为一项惠民工程，资金量大、资金来源多、涉及面广。 农村公路建设资金是指用于纳入或地方投资计划的县际及通乡通村公路建设或改造的全部资金，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拨款、交通规费、银行贷款等各种来源的资金。
本人有幸于2003年12月份参加了浙江省交通厅举办的康庄工程财务管理培训，并于2003~2011年参加了我县乡村康庄工程、联网工程（两项工程也可以统称为农村公路工程）的财务管理工作。我县面积11430平方公里，共有3个街道、10个镇和6个乡，户籍人口62万，是一个水乡平原为主、少量丘陵为辅的江南小县，2003年至2011年共建农村公路里程长达730公里（其中康庄工程330公里、联网工程400公里）。本人所在单位长兴县交通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负责上级部门拨入资金的使用和配套资金的落实，并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管理。各乡镇作为项目建设单位（业主）按中央和省对国债及其他中央和省专项补助资金管理的有关要求，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内部管理制度，筹措项目配套资金，并规范资金的使用及管理，确保资金的专款专用。
长兴县交通局承担着县内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及其他县内干道的基本建设工作，在这些建设项目的基建会计核算中，大多数基建项目的资金来源为上级部门拨款或是向金融部门贷款，资金来源途径比较简单，以会计科目“基建拨款”或“基建投资借款”反映即可，有时甚至不用二级科目。农村工路建设资金的筹措，由于是基本遵循“以地方自筹为主，中央和省补为辅”的政策，其多样性就显得不同一般工程。从粗线条来分可分为三大块：第一，省及省以上拨款，主要有国债资金、交通部补助资金及省交通厅补助资金等；第二，县财政及县交通局配套资金；第三，乡镇及村配套资金，包括乡镇自筹资金、村自筹资金等。我县各乡镇建立了农村公路建设的投入机制，多方位、多渠道积极筹措农村公路建设所需资金。采取了“政府引导、部门联动、八方支援”的方针政策来拓宽筹资渠道。例如：按照法定程序倡导村名通过“一事一议、村民公决”的方式捐一点，动员在外地干部职工、经商办企的老板、联系贫困村的机关企业单位捐一点，以冠名、立碑等方式，引导社会、企业、个人以各种形式支持农村公路建设。 农村公路建设资金如果细分可分为：
1、中央补助国债专项资金 表面看来，此项资金属于国债资金，应于工程建设以后归还；但由于农村公路建设国债资金的还款人为省交通厅，故乡镇在收到此笔资金时，贷方可作“基建拨款——国债资金”，在银行账户上形成的利息收入，视同国债资金的增加，也应列为“基建拨款——国债资金”。而类似此笔业务在其他基建账套列为“待摊投资-银行利息收入”的借方，用以抵减工程的待摊投资支出。
2、交通部补助资金 此资金是浙江省交通厅安排的交通部补助项目，以“基建拨款——部补资金”列示，资金在各各流程中产生的利息，也应视同交通部补助资金的增加，其账务处理同国债资金。
3、省交通厅补助资金养路费资金 各乡镇在收到省交通厅补助资金养路费资金时，以“基建拨款——养路费资金”列示，利息收入同国债资金处理。
4、县财政配套资金 我县财政局对农村公路建设进行适当补助，康庄工程每公里1万元、联网工程每公里6万元。乡镇在收到此项资金时以“基建拨款——县配套资金”列示。
5、乡镇财政的配套资金 作为农村公路建设的业主，在县以上级补助资金只占路面建设资金的三分之一情况下，乡镇财政资金应作为农村公路建设的主力资金，按省交通厅资金使用原则的同比拨付原则，地方配套资金到位比例、进度不得低于省级及以上资金的到位比例、进度。乡镇农村公路专户在收到划入的乡镇财政性资金时，以“基建拨款——乡镇配套资金”列示。
6、乡镇企业捐助资金 农村公路建设一个很大的受益者就是乡镇企业，在一些与乡镇企业有关联的路段，一些企业老板很自愿地捐出十万甚至几十万不等用于建设农村公路；也有一些乡镇会采取发动周边乡镇企业捐款或是与乡镇企业投入资金拼盘，这些资金从实质上看有乡镇配套资金性质，也应以“基建拨款——乡镇配套资金”列示；
7、村配套资金 村作为农村公路工程的最大受益者，积极性最高，投入的也最多，主要有实物、劳动力及现金投入。实物主要有土地、矿渣、砌石等，用于农村工程路基建设。本人认为，乡镇作为农村工程建设的业主，在与村协调土地征用中虽未支付资金，但实质上村是以实物即土地对农村公路工程进行了投资，应当把征用的土地评估价后由乡镇农村公路工程财务入帐，会计分录为：
借：待摊投资——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
贷：基建拨款——村自筹资金
另外，由于我县农村公路工程县以上级补助为21万元/公里，而乡镇路面工程造价就要60万~70万元/公里，所以许多乡镇的路基建设在由专业人员指导、上级相关部门监督的情况下，交由村来完成。路基建设用的许多材料如矿渣、砌石、涵管甚至运费均由村来提供，村应按实际使用量和单价提供清单交给乡镇农村公路工程财务，会计处理为：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路基
贷：基建拨款——村自筹资金
村里在组织劳动力修筑路基时形成了劳动力的投入，村里应按当时劳动力单价及实际人员工时提供清单交由乡镇 财务，会计分录为：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路基
贷：基建拨款——村自筹资金
在农村公路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大力支持，许多村民自发组织捐款，支持农村公路建设，乡镇财务在收到这些捐款时，应列帐：
借：银行存款
贷：基建拨款——村自筹资金
综上所述，农村公路建设资金从中央到地方，从各级政府财政、交通部门的交通规费投入到农民投工投劳、社会捐款；从货币资金投入到实物投资；充分显示了我县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多样性。可以这样说，农村公路工程筹措资金的多样性，让我们财务人员在帐务处理上拓宽了思路，为我们提供了基建资金更多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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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助于促进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县域经济健康发展、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与完善的职业教育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教育水平和教学水平的普遍提高，可以培养造就出更多高素质的劳动力，会加速区域各产业内部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转变，提高各产业内部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进而为县域经济做出更大贡献。同时，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职业教育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职业教育由于其具有专业性、实用性、多样性等特点，使其针对性强、实用性高、覆盖面广，能够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获得接受教育、提高素质、增强技能的机会，有助于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打破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进城市，满足个人的就业需求和工作岗位的需要。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从乡村向城镇迁移，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县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城镇化的推进增强了县域的经济实力，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县域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从而改善职业教育的教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进而提高了职业教育的普及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将产生大量新的就业方向、就业岗位和用工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空间，提高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在这种局面下，职业教育在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明显的作用，最终二者形成良性循环与良性互动。因此，推进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技能型人才。而作为培养这类人才的职业教育，发展却比较滞后。近年来，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出现的技工荒，也从侧面凸显了我国职业教育的滞后。与高等教育的高速度发展相比，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特别是在面向产业发展的技术工人的培养上相对弱化，职业技术学校在经费投入、政策扶持、社会重视各个方面都严重滞后于社会的实际需求，这也是造成目前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原因之一。虽然这两年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办学经费不足、办学条件差、师资队伍薄弱、办学质量不高、生源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而且这些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主要是针对农村地区发展的需要，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工业的发展作用很小。因此，职业教育不能局限于教育内部的小循环，而是要纳入到全社会的宏观体系之中进行大循环，在国家教育体系与区域经济体系中定好位，积极对接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加强职业教育发展，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提高职业教育培养质量，打造与世界制造业大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二、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目前，职业教育的模式和组织结构单一，缺乏有效集成整合各部门的职业教育资源和资金的模式和机制。产业、行业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创新模式的多样性和组织方式的多样性，因此，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不同定位的市场需求特点，不断摸索适应新形势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和机制，适应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布局需要完善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布局结构，畅通和拓宽技能型人才培养通道，然而针对职业教育的学历制度、职业资格制度和能力等级制度尚不够完善，尚未建立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宽松、自由、优越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我国职业教育还没有从量的增长转移到质的提高的轨道上来，这与我国职业教育院校的人才培养机制密切相关，与职业教育院校的微观管理制度和国家宏观教育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借鉴国外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城镇化相结合的发展经验，明确我国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城镇化相结合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建立适应职业教育活动特点又有利于推进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办学模式和机制，探究促进我国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城镇化相结合的教育政策，不仅有助于理论上深化对职业教育、县域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推动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和城镇化发展，实现改革红利、内需潜力和创新活力的叠加，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三、职业教育在城镇发展的路径探究
1.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帮助农民工发展职业技能
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而新生代的农民工却更迫切地想融入城市。我国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2.5亿，农民工平均才36岁左右，大多都是初中文化程度，没有参加过任何相关技能培训。农民工的就业岗位不稳定，随时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风险。要想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需要根据城镇经济发展需要，为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和再教育提供机会，尤其是劳务输出重点区域，更要搞好技术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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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最大化；收入最大化；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
收入最大化和就业最大化，都是经济发展谋求达到的目标，可是在规律上偏又是对立与统一的，如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而选择哪一个目标为第一目标，也将带来不同的结果。一方面要实现收入最大化就是提高生产力，生产力提高主要依赖于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的目的就是节约劳动，所以实现了收入最大化就意味着较多的劳动力闲置，新技术的引进带来就业机会的减少。另一方面就业最大化，是要大量的运用劳动力去完成一项工作，人力投入大而产品少，生产力低下，也不利于发展。如何把有限的资源与节约资本而密集劳动的低生产率技术相结合，对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必须做出选择的。
资本密集型产业，又称资金密集型产业，是指需要较多资本投入的行业、部门。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单位产品成本中，资本成本与劳动成本相比所占比重较大，每个劳动者所占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金额较高，如冶金工业、石油工业、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主要分布在基础工业和重加工业，一般被看作是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基础。
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指进行生产主要依靠大量使用劳动力，对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低的产业。其衡量的标准是在生产成本中工资与设备折旧和研究开发支出相比所占比重较大。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相对范畴，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标准。一般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指农业、林业及纺织、服装、玩具、皮革、家具等制造业。
在当前技术水平下，相当部分劳动仍然无法被技术取代，即使能取代，对于资本短缺而劳动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使用技术的成本往往高于使用劳动的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全过程，逐步由主导地位阶段向非主导地位阶段过渡。据专家研究，美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持续了110年，日本持续了80年，中国台湾省持续了40年。只有认识到中国的工业化还处于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劳动力呈典型的“无限供给”的特征，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潜能尚未完全释放出来，才能看到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还要持续较长的时期。最根本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国情的客观要求，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而资金、技术等要素相对稀缺，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村剩余劳动力对社会不仅不能产生效益，相反却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这是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收入难以增加的根本原因。国际经验表明，凡是人口众多、土地和资本稀缺的国家和地区，其产业结构都要经历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演进的过程。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都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和崛起的。我们应当借鉴周边国家的成功经验，立足于“劳动力成本低”这一基本国情和比较优势，来吸收资本、引进技术、换取其他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够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
收入最大化和就业最大化两种种矛盾的两难情况在农业中不像在工业中那样明显。相对工业来说，农业发展需要劳动较多需要资本较少；而在工业中，较为资本密集的技术，比起较为劳动密集的技术，一般有较高的生产率。
对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在增加收入和增加就业两个目标上趋于极端，收入水平必须逐步提高，就业水平也必须逐步上升，因此，就这些国家而言，不存在收入最大化和就业最大化两大原则的对立。关于我国就业与收入的一些思考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即改革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虽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这时的收入差距扩大更多地是对传统体制下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矫正，即使那些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低端的人群，也因得益于就业机会的增加，收入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由于出现了严重的下岗、失业现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处于低端的群体收入增长停滞，严重的还在恶化。而随着积极的就业政策的实施，大多数失业、下岗职工获得了再就业，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收入分配的效果受到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直接影响。因此，通过最大化就业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从而保持和增进社会和谐，不仅是一种境界，更需要靠制度规则和社会理念加以保障。通过结合中国和世界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选择优先发展产业的情况，本文探讨了在经济发展史中关于就业最大化和收入最大化的优先选择问题，从而得到以下结论：
1、收入最大化和就业最大化都是经济发展谋求达到的目标。两者存在一定矛盾，选择哪个优先发展是一个重要问题。
2、实现收入最大化就需要提高劳动力，依赖新技术，就会节约劳动力，进而无法实现就业最大化的目标；而要实现就业最大化就需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而引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发展资本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这个问题。
高彦彦，郑江淮，and 孙军. "从城市偏向到城乡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 当代经济科学 32.5 （2010）： 23-31.
3、通过创造有利于就业的经济政策环境和鼓励就业和创业的社会氛围，使每个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公民都能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收入分配的效果受到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直接影响。（作者单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高彦彦，郑江淮，孙军.从城市偏向到城乡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 [J].当代经济科学，2010，32（5）：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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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晋川，黄良浩.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 方式转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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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残疾人职业教育可以有效提高残疾人自身素质。与健全人群体相比，残疾人群体接受教育的条件有限，因此导致了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主要体现在残疾人群体的文化层次和水平严重不足。通过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能够有效弥补残疾人群体的素质结构缺陷，从而起到提高残疾人综合素质的重要作用。在学历教育尚不能被残疾人广泛接受的情况下，职业教育已经成为现阶段提高残疾人群体综合素质的最主要方式。
2.残疾人职业教育可以有效实现残疾人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残疾人同样是社会宝贵的劳动力资源。从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供需状况来看，存在着严重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城乡新增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局部的供大于求，这部分新增劳动力就业存在严重困难。另一方面，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宏观分布来看，还有很多地区和行业存在着供大于求的现象，社会总体的劳动力资源还处于短缺的局面。为了有效缓解这个问题，应当将残疾人纳入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的总体规划之中，通过系统的职业教育，实现残疾人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残疾人劳动力的充分发展。
3.职业教育可以有效改善残疾人群体的生活状况。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首要解决的应当是残疾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而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无疑是“三最”的核心。通过开展职业教育，残疾人可以迅速提高就业技能水平，找到稳定工作，通过就业体现自身价值，获得劳动报酬，改善生活面貌。因此说，残疾人职业教育可以有效地实现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的目标。
二、新形势对残疾人职业教育的新挑战
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以后，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还将出现新的变化。这对于残疾人职业教育工作来说，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又是全新的挑战。
1.残疾人职业教育将更为专业化。经过多年时间的发展，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完整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与健全人职业教育相比，虽然残疾人职业教育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这并不能妨碍残疾人职业教育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十二五”期间，国内劳动力市场精细化程度将会持续提高，对于劳动力资源的专业化程度要求也将随之提高，因此，这就给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专业化发展提出了全新要求。对于残疾人职业教育工作者来说，必须要改变现阶段粗放式的教育模式，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2.残疾人职业教育需求具有多样性和个性化特点。近年来，残疾人职业教育已经体现出了明显的个性化和多样性的特点。可以预见，随着“十二五”时期劳动力供求状况发生更为深刻地变化，用人单位对于残疾人劳动力的专业化水平要求会更高。因此，这就对于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个性化和多样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残疾人职业教育必须采取社会化的发展模式。“十二五”期间，残疾人职业教育社会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为了实现残疾人职业教育水平的可持续提高和健康发展，必须要利用社会现有的教育培训资源，将残疾人职业教育纳入其中，而不能另辟崎径，导致重复建设，影响教育质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残疾人职业教育的社会化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三、现阶段残疾人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教育主体单一。当前，各级残联组织作为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主体，承担着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主要职能。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职业教育机构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残疾人提供职业教育服务，但是并不能够视为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主体。受到残疾人职业教育主体单一化的不利影响，当前很多地区的残疾人职业教育水平不高，专业化程度不足，影响到了残疾人职业教育总体效果。
2.教育模式有效性不足。当前，很多地区在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主要采取的是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残疾人就业能力，但是由于职业教育的其他环节普遍缺失，导致了残疾人的就业层次普遍不高、就业稳定性不强、职业发展潜力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由此可见，现阶段残疾人职业教育模式的有效性严重不足，也是影响职业教育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3.职业教育师资队伍专业性不强。当前，很多地区的残联组织负责残疾人职业教育的教师都没有专业的教育背景和教育工作经验，特别是在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环节中，很多教师由于没有专业经验和能力，仅仅凭借短期学习或者接受短期培训后，就为残疾人提供技术指导，很难达到职业技能培训应有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国内残疾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能力不强，也是制约职业教育水平提高的主要问题。
四、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残疾人职业教育工作
1.将残疾人职业教育纳入公共职业教育体系。在继续巩固各级残联组织残疾人职业教育主体作用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职业教育主体，坚持将残疾人职业教育纳入社会公共职业教育的总体发展目标，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逐步实现残疾人职业教育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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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初步有效地破解企业缺工问题。一是通过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例如：在扶持一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的同时，配合灵源街道率先对社区剩余劳动力实施大规模转移就业培训。同时，取消社会保险政策中的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就业一体化，会同有关部门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环境，完善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服务。二是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山海劳务协作。加强与外地劳务联系，形成招生、培训、就业的一条龙服务形式，推进“异地培训、晋江就业”的长效机制。例如：先后引进30多批次近2000人，在云南丘北、陕西西安、福建上杭、建阳等地设立招工培训窗口等。三是启动企业缺工预警机制。例如：2005年2月份，组织对全市100家重点骨干企业进行调研，了解企业的开工情况、用工需求、工资价位、劳动时间等，并对1045家规模企业的开工、生产情况进行电话调查，形成调研材料向市政府汇报，积极应对企业缺工问题。
再次，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初步实现市、镇（街道）、村就业服务信息的实时联网、信息共享，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有序、规范统一。例如：通过购建面积达3545平方米，能同时容纳200家企业、4000名求职者的劳动力市场招聘场所，在摆脱晋江市“有市无场”的窘境的同时，还在全省首推引入社会职业中介参与统一的职业介绍服务，推进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建设。
最后，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取得新进展。通过建立职业培训基地，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形式多样的培训，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建立规模化的、与本地集群产业相关的职业培训基地。例如：2005年，晋江在五里工业园区建立鞋衣职业培训中心，该中心被省劳动保障厅授予“推进职业培训市场化重点示范基地”。同时，不断加大对非法中介和非法培训基地的打击力度，改革了职业技能鉴定权限，建立“晋江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积极推进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施。
多年来，晋江市在社会保障管理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和经验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就业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职工参保率普遍偏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仍停留在较低水平等。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对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重视和进一步完善，以进一步提升政府的社会保障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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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的增收问题由来已久，是农民问题的本质所在，而农民问题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所以，农民的增收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贵州省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省份，农村居民比例大，农村的经济发展落后于我国的平均水平，所以增加农民收入显得尤为迫切。
2.农民收入的相关概念
2.1 农业及农业收入
本文中运用农业的广义概念，具体是指种植业、林牧渔业。农业收入，即经营农业所获取的收入，包括从事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所获取的收入总和。而从事非农业（包括外出打工，个体经营等）获取的收入则是非农业收入。
2.2 农村居民总收入
农村居民总收入指调查期内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从各种来源渠道得到的收入总和。按收入的性质，可分成生产性纯收入和非生产性纯收入，其中生产性收入进一步又可划分成第一产业收入和二、三产业收入（通常所说的非农业收入）。第一产业收入是指农民在第一产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获得的收入；非农业收入是指农民在二、三产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所获收入的直接体现。按收入来源构成可分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即工资性收入）、转移及财产性收入。
3.贵州省农民收入的变化
3.1 贵州省农民收入的数量变化
近年来，贵州省农民收入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绝对数上来说，构成贵州省农民纯收入的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均呈现大幅增长趋势。从整体趋势来看，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在绝对数量是持续上升的，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09元增长到2012年的4753元。但是，增长速度不稳定：1978- 2000是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这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2%。这主要是由于贵州省农业发展基础差，人口众多，随着这一时期的改革开放和农村度的实施，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更为充分利用。2001-2009 年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均在10.28%。而2009年至今，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年的增长率已经在14%之上，年均增长率在16%以上。
3.2 贵州省农民收入的结构变化
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产业来源结构呈多元化趋势。第一产业收入虽然是农民收入的主体部分，但农村居民收入逐渐由依靠单一的家庭经营卖粮收入向工资性收入与二、三产业经营收入等多元化转变。虽然家庭经营性的收入仍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但是其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在不断的下降，1995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80.19% ，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13.46%。而到了2011年，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却下降到47.77% ，总共下降了32.42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年均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在持续不断的上升，这一比重上升为41.33%，总共增加了27.87个百分点；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比较小，2011年两者相加之和也仅占农民总收入的10.89% ，这只能作为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由此可以说明我国目前农民收入的增长由过去的主要靠家庭经营性收入转变为主要靠工资性的收入。
4.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4.1 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
长期以来贵州省对农业和农村设施的投资不足，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对这些设施的投资不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制约着农村市场的开拓。因此，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对农村道路、供电、供水、通信、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4.2 推进农业结构的调整
第一，农业生产必须由单纯地重视产量转向兼顾产量和质量，只有重视质量才能稳定粮食价格和销路，才能真正发展农业；第二，发挥贵州省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贵州省不是农业强省和粮食大省，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扬长避短，突出该省生态特点、山区特点，突出气候多样性、生物多样性、资源多样性，进一步深挖潜力，在巩固粮食、油菜、白酒、烤烟等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马铃薯、茶叶、蔬菜、水果、中药材、花卉、油茶和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不断扩大集中度，做大做强特色产业，走出一条具有贵州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第三，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相结合，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4.3 加快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贵州省农民收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来源于农民的务工收入，即非农收入。加快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进而增加农民总收入。
4.4 建立农民组织，保护农民利益
农民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要改变这种状况，维护他们的权益仅仅靠政府是不够的，还要积极建立农民组织，增强其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建立农民组织，有助于改善农民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保障农民利益。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建立农民组织能够使农民在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农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还能降低市场经营成本，提高市场谈判能力。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了公民结社权利。农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同其他的利益群体一样，建立维护自己利益的专门组织，以便在有关涉农政策制定过程中，表达农民的诉求，维护农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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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促进农田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和保护，保护环境
多年来，我国多数农田滥用农药化肥，导致农田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而有机农业综合当地环境条件采用合理的农田管理措施（施用有机肥、免耕等保护性耕作方式、秸秆还田、轮作等），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和生态学原理，有助于农田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或提高，进而保护环境，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1.3实现农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相互均衡
有机农业是目前世界上发展较快的一种可持续、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其安全生产和健康消费理念为广大消费者所认可。发展有机农业可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2有机农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
2.1有机农业与旅游业互动发展
有机农业是个潜在的市场，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和主要发展方向，与生态旅游具有共同的环境保护理论基础，共同发展，可实现双惠。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下，以有机农业技术为推动力，推动有机农业与生态旅游互动发展，建成具有有机农业生产科研、生态旅游观光度假等多项功能的有机生态旅游园。
2.2发展设施有机农业，减弱不良气候条件对有机农业的影响
温度、水分、光照等气象条件与有机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在有机作物生长季节内，气象灾害频繁，将影响气候条件的有效利用，所以，应加强优质高抗品种的筛选和推广，加快设施有机农业建设，提高农业效益。
2.3规范有机产品标准，健全认证工作体系
目前，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已陆续制定了有机产品的法规与标准，随着有机农业的飞速发展，各国认证机构的认可结论将互相承认，这会给我国认证机构和生产经营者带来巨大效益。
3有机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3.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发展真正的有机农业
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有机农产品，符合标准的很少，所以，需建立规范的有机农业认证标准，完善认证管理制度，加强对认证部门的监管力度，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做到规范运作、确保质量，保证认证工作的公正性、有效性和规范性。
3.2加强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对有机农业的正确认识
产业化背景下的农产品，在生产、流通等环节上出现了不安全因素，由此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虽然促进了有机农业的发展，但消费者对其的认识却还停留在表层。因此，生产者应建立有机生产过程的记录与可追溯体系，销售者加大宣传，让消费者正确认识有机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