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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引言
2012年，义乌市登记流动人口数为159.5万，远远超出常住人口。同时，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义乌市在中国最具竞争力百强县（县级市）排行榜排名位列14名。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的进步，这其中又以人的因素为首，人的素质的提高才能推动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产出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从影响经济增长的源头因素来看，人力资本才是重要的因素，大量的流动人口对义乌市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一、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人力资本由舒尔茨（Schultz Theodore W，1960）首先提出，并经贝克尔（Becker Gary，1964）等人的补充和发展，形成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卢卡斯（Lucas，1988）和罗默（Romer，1986）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作为同物质资本一样的独立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运用微观的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力，从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新贸易理论的代表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也受到产业集聚等因素的重要影响，生产要素通过流动产生空间上的集聚，会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1]。
国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经济正由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变，加之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因此，国内学者更加关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侯亚非和王金营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外生变量来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顾加宁对中国人力资本的集聚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 [3]；郭永昌分析了上海市闵行区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集聚成因和空间集聚基本形式与演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城市外来人口的重构模式 [4]。
针对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本文提出的“区域动态人力资本”在本质意义上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的概念相同，它是指某一区域动态流动的、受过一定教育的、具有某种学历（教育水平）和技能特征的劳动力。在本文的研究中，以流动的务工经商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称之为人力资本。需要说明的是，动态人力资本应包括人力的流入与流出两个方向，但义乌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流出的人力资本相对流入的比例较小，因此在本文中将忽略流出人力资本存量。
二、义乌市动态人力资本存量分析
动态的务工经商劳动力的数据来源于义乌市2012年的流动人口数据分析报告和境内13个镇街6 863份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情况汇总，得出义乌市流动人口的结构状况 [5]。
（一） 以年龄、性别、学历构成的人力资本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分析人力资本构成时，不仅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学历结构，还特别重视与学历结构相关联的年龄、性别构成特征 [6]。
将调查的年龄、性别、学历构成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从年龄特征看，年龄段以18—35岁为主，形成了劳动力聚集的峰尖，说明青壮年劳动力是流入义乌务工经商的主要群体。从学历构成看，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主要以初中为主，占84.69%，大专以上学历只占3.35%。因此可以认为，具有中学教育学历是进入义乌市形成劳动力供给的最低学历临界点。学历水平的普遍低下，也造成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压力的转移，对产业升级转型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以职业分布的人力资本
以学历为主要观察标准来衡量，义乌市动态人力资本结构属于低水平，主要从事生产制造、服务行业工作，占总岗位数的62.29%，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工作或从事非（低）技术工作，属于低端职业领域的人群。这种岗位选择的特征表明，流入到义乌市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生产企业里，这与义乌市众多的中小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职业选择半径不大，并且集中。
（三）来源地和工作地观察下的人力资本
为了分析义乌市对流动的人力资本吸引状况，笔者对流入的人力资本的来源地和在义乌的工作区域做了分析，显示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义乌市主城区工作的人占绝大多数，占73.51%，乡镇的吸引力还不强。二是流动人口中来自省外的占89.41%，大多数来自江西、贵州、河南、安徽等地，这四省的流入人口占总数的57.93%，说明义乌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比较有限，带动的是更不发达的地区；而经济发达地区江苏、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员流入很少，说明义乌市很难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素质人才。这在义乌市建设综合贸易改革试点过程中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是非常不利的。
三、义乌市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各地区的发展经验显示，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即人力资本存量越多、质量越高，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就越高。同时，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状况进行的；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都是受到相应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具有一定弹性的人力资本约束的。
（一）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
人力资本可促进产业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特别是有利于发展高科技产业。2012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略高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低，仅为2.63%。经济发展规律证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而第三产业中的高科技产业比重较大。义乌市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通过发展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可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发挥优势，使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人力资本的转化会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的资本收益率，使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义乌市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多分布于学校内，对科技的转化效率存在一定制约。
（二）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在对人力资本进行计量研究时，更多的是按受教育年限将人力资本分为基础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基础人力资本代表劳动力所必备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基础人力资本而言，专业化人力资本更强调知识、创新和研究能力（高素英，2009）。
在义乌2012年的调查中，基础性人才占绝大多数，对经济的贡献度比较大，因此，提高一般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是构建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将会有利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总体上加大对基础性人才的投资，不断提升他们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提高区域整体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除了要对现有的一般人才的开发与利用外，还要想方设法提高区域一般人才的数量，高职高专等职业技术学校肩负着培养一般人才的重任，要积极探索职业技术学校的培养模式，提升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水平和办学水平。
相反，义乌专业性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高层次人才多是决策的制定者，而不是执行者，其贡献率不能直接体现在经济指标上；二是因为高层次人才做的多是创造性的工作，成果的转化有滞后性，有可能低估高层次人才的作用。因此，在高层次人才的发展上，笔者提出如下两点建议：一是提升地区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和素质，不断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培养更适合义乌市场具体情况的人才，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二是吸引其他地区的高层次人才来本地区工作，尤其是海外的高层次人才。
（三）人力资本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形成
义乌市作为金义大都市、浙中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物质运输交换、要素流动、信息沟通的重要功能。从国内外的区域发展经验可以看到，在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中，人力资本较为聚集，而且区域人力资本存量规模和结构也直接影响了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义乌市的动态人力资本远远超过了金华市其他地区，在浙江省也位于前列，这些人才基础都为义乌市承担贸易中心功能、生产中心功能、服务中心功能、金融中心功能、信息中心功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仅取决于人才数量的多少，而且取决于其使用环境、组织制度和激励的有效程度。因此，吸引专业人才的集聚，需要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建设适合人才发展的环境，完善用人机制，改善人才的工作环境；需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注重对某些特殊领域专门技术人才的引进。经济增长和人才增长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意味着人才的重要性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对自身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好的人才发展模式会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动。
义乌市人力资本流动还存在区域流动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区域流动方向不均衡、人力资本区域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人力资本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效应总体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进一步调整人力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方式和结构，合理规划人力资本区域流动发展战略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1] Paul Robin Krugman with Masahisa Fujita and Anthony 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MIT Press，1999.
[2] 侯亚非，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人口研究，2001，（3）.
[3] 顾加宁.人力资本的区域集聚效应与中国的研究现状[J].人力资源，2006，（7）.
篇2
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生产力是社会变化发展的最终动力。人们的经贸交往和科技、文化交流固然能满足人们一定的利益，但各种利益的最终满足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实现的。生产力发展，科技革命是世界市场产生和发展、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所谓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在时间上的展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类社会历史本质上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出现的任何现象，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中找到其根源。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分工。马克思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的出现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分工反过来又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引发了生产工具的革新，都使社会分工不断深化。这种分工，一开始是民族内部的分工。随着人类社会科技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高度现代化的生产力不仅使以往一个民族国家内部范围的分工，扩展为国家之间的分工，甚至使同一专业部门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国际分工发展成为同一行业内部不同产品之间的国际分工，使国际分工呈现出不断升级和越来越精细化的态势。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客观上要求各民族进行普遍的国际交往。
人类几次科技革命带来了交通和通信手段的不断进步，为全球化创造了物质和技术条件。交通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它不仅使生产社会化达到了生产的国际化规模，使社会分工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而且为人类提供了更加迅速便捷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从而使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迅捷方便的程度，使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的整体。正如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发言中说：“经济全球化是随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现代科技的进步，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产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近十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产物
从根本上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也要看到，生产力、科技的发展只是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必须通过人们的生产组织活动来实现。只有追求最大限度利益的人的活动才能不断的创造财富，才能不断的开拓市场，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拓展，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出现，最终催生了全球化。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后，生产力的发展是与资本的对外扩张结合在一起进行的，资本把社会生产力作为自身不断增殖的目的和手段，以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为凭借，不断向外扩张实现自身无限增殖的需要。全球化的直接动力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规律，是资本对外扩张的直接产物，其进程与资本对外扩张的历程是同步的。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断增殖。为了能够不断增殖，它就必然要向外不断扩张。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产物,资本只有通过不停顿地运动,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扩大剥削范围,不断地扩张,才能生存下去。资本的本质及其积累的规律,决定了资本积累和资本活动范围具有向全世界各地扩张的必然趋势。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资本对外扩张的本性必将使其突破国内市场的狭隘界限，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使其活跃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
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是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所以，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向全世界蔓延，使整个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化的新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保障和物质内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资本家为追逐更大的剩余价值则为全球化奠定了内在的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然而，我们要看到，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是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也随之全球化了，并最终成为全球化发展阻力的根源。
篇3
0 引言
竞争力是竞争优势在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综合力量的体现。因此，竞争优势是产生竞争力的基础。从不同的竞争力主体考虑，竞争力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企业层次、产业层次和国家层次，各个层次的竞争力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汽车企业的竞争力，即生产经营各类型汽车产品的企业个体竞争力。
伴随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近几年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2009年以来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世界第一新车生产和销售国，汽车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产品技术水平明显提升，已经形成了多品种、全系列的整车和零部件生产及配套体系。但是，与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相比，我国核心骨干汽车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仍然与国外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存在较大差距，企业规模和组织结构不合理、自主研发能力薄弱、产品结构单一、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等问题依然突出。
目前，国内关于汽车产业竞争力评价的研究较多，而针对汽车企业竞争力的评价以及如何在新的竞争环境下进一步提升我国汽车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还比较少。由于单个企业是构成产业的基础，企业综合竞争优势的强弱将直接影响相关产业竞争力的高低，因此，结合汽车产业的特点，有针对性的研究汽车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对于指导我国汽车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保证我国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本文应用战略成本动因理论研究了新竞争环境下汽车企业竞争力的特点，构建了基于成本动因理论的汽车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并应用AHP方法分析了影响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为提升我国汽车企业竞争力提供有益指导。
1 战略成本动因理论概述
战略成本动因是影响企业战略管理活动的成本动因，战略成本动因分析是立足于企业长期竞争战略的实现，研究对企业长期竞争战略的成本构成和成本实施具有战略影响的驱动因素。波特将其归类为规模经济、学习曲线、生产能力利用、相互关系、选择时机、自主政策、地理位置和政体等因素月。赖利在波特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战略成本动因划分为结构性成本动因和执行性成本动因，其中，结构性成本动因是指与企业基础经济结构有关的成本驱动因素，通常包括规模效应、整合程度、学习曲线、地理位置等，具有全局性、深远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点；执行性成本动因指的是与企业作业执行程序有关的成本驱动因素，通常包括员工参与、质量管理、生产能力利用率、联系等。
根据战略成本动因理论可知，战略成本动因就是基于战略管理的需要对影响成本的各项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并将其贯穿于整个战略管理的全过程，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分析方法是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战略动因分析，其中，战略成本动因分析是战略成本动因理论的基础，主要包括动因描述理论和决策理论。该理论框架的构建也采用了由“选择”到“优化”的逻辑顺序，即首先确定影响企业战略成本结构的重要因素，然后进行战略决策和优化。
2 基于战略成本动因理论的汽车企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2.1基于战略成本动因理论的指标体系构建根据成本动因理论和汽车产业的特点，本文结合新竞争环境下汽车企业竞争的特点，将影响汽车企业竞争能力的战略动因分为两层，准则层包含规模效应、纵向整合、技术创新和基本能力等四类指标，子准则层共选择15个指标。
其中：①规模效应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包括企业整体生产规模、核心产品在市场中的表现，规模生产时的质量控制体系和生产能力调整程度等内容，本文通过产量、产品市场占有率、生产质量控制体系和生产能力调整速度等指标反应。②纵向整合主要反应汽车企业与上下游配套企业纵向一体化的程度，包括企业间的技术创新方式、合作模式、交易模式等内容，本文通过纵向一体化程度、互补性、专用性投资金额和交易成本等指标反应。③技术创新是汽车企业吸收、改进和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重要手段。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出现，通过增强产品研发能力建设、拥有自主品牌、创造性的选择和改进技术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产品更新速度、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和R&D投入比率等指标反应。④基本能力是企业的基本要素，本文选取人员流动性、企业文化、企业信息化水平和服务柔性等指标。
2.2基于AHP方法的指标体系排序根据建立的指标体系，本文应用AHP方法计算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具体流程如下：
①设计调查问卷、评定标准和评估表格；②建立层次结构模型(见表1)，通过专家打分构造两两判断矩阵，并计算层次单排序(见表2)；本次选取专家20人，其中，5人为系统工程专业背景，1Q人为会计专业背景，5人为企业管理专业背景。共发放问卷25份，回收20份，回收率80％。经过一致性检验，合格问卷为12份，有效率为60％。各有效问卷分别构成了独立的完整的判断矩阵。③计算层次总排序。
2.3关键影响因素分析从准则层指标的排序来看，对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影响程度的排序为技术创新>规模效应>纵向整合>基本能力。其中，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规模效应对汽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具有深远影响，已经成为当前汽车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
从子准则层指标的排序来看，对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中，企业核心技术研发能力(P32)的影响最大，其权重达到O.2312；其次是产品更新速度(P31)，权重为0.1631：第三位是产品市场表现(P12)，权重为O.1201；第四位为纵向一体化程度(P21)，其权重为0.0934。
3 对策与建议
汽车企业只有在其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形成并提升竞争优势，才能保持持续的稳定发展。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创新、规模效应、纵向整合和基本能力等对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不同，本文在前述结论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提高我国汽车企业竞争力的几点建议：
3.1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研发中心建设，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提高企业整体研发能力，同时要加强企业研发人员的培训和引进，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一支强大的科技开发队伍，争取从技术上拉开与其它企业之间的差距。
3.2加快新产品研发进程，不断提升产品等级。随着消费者购买力的不断增强，对汽车产品的评价标准和使用需求也不断发生转变，价格、可靠性和品牌等传统标准在未来消费者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将大大降低，环保、燃油经济性、安全性、娱乐性、智能化和个性化等特点将日益成为关注的重点，而整合这些技术的中高档汽车将成为未来市场发展的重点。因此，要求汽车企业一方面要加大新产品
的开发力度，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开发流程，尽可能缩短新产品的开发、设计周期，提高新产品开发数量，另一方面要加大市场调研力度，明确企业的市场定位，加快引入新材料、新技术提升产品等级，以更好的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产品的需求。
3.3不断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实施以企业能力为基础的重组整合，提升企业规模。汽车产业是资金、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经济明显，企业集中度偏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规模经济效益低、能源消耗高、研发能力薄弱、无序竞争等问题，而目前我国汽车企业整体规模分散严重，资源配置不合理，规模效应不显著，从而影响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由于当前我国大型汽车企业集团以国有企业为主，因此，一方面大型汽车企业和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要不断改革内部运营流程，增强企业内部的运营能力，实施以企业能力为基础的兼并重组；另一方面，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在汽车企业兼并重组中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建立并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退出机制，鼓励和扶持大型骨干汽车企业集团发展，通过税前列支等税制改革推动企业兼并重组。
3.4加快实施以整车企业为核心的-体化供应链协作模式。随着消费者需求、标准法规及环境保护的日益严格，使得整车企业在产品研发、零部件供应、技术创新、销售与售后服务等领域与上下游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越来越密切，国外整车企业也已经开始通过吸收和利用消费类电子、信息通讯、智能交通、金融服务、新材料产业等领域的创新来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实力。因此，汽车企业应建立新型的产业链协作系统，一方面要积极延伸合作理念，加强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积极寻找可外包其非核心业务的合作伙伴，共同解决产品开发与技术研发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问题，共同分担日益提高的研发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汽车企业应着眼于充分利用其他行业的创新资源，开发跨行业合作平台，实现跨行业合作。
参考文献：
[1]罗元青.产业组织结构与产业竞争力研究
基于汽车产业的实证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6
[2]于焱，李京文，赵树宽.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汽车产业零部件竞争力评价[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9)：155-158
[3]王保林.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政策体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7，(11)：39-48
[4]陈伟，刘秋，刘冬.我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J]商业研究,2005，(17)：92-94
[5]徐晓明，傅惠敏，金浩，黎明.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分析与对策研究[J]2008,37(3)：74-78
[61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23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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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DIMT；Chinese Cultural Capital；Oriental Wisdom；Beijing Olympic Games；Cultural Industries
伴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儒家文化圈及其东方智慧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引发了全球对古老华夏文明的关注热潮，也再一次肯定了文化要素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影响力中的重要作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向世界全方位的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真实面貌，更加快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举目今日世界各国媒体产品，从美国好莱坞的《花木兰》、《功夫熊猫》到日本的《龙珠》、《最游记》、《三国》，对“中国式”文化资本的开发运用已是普遍现象。相比之下，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却呈现势头良好而内动力不足的状况，从文化安全上讲，这势必会影响我国民族文化的绵延发展；而从经济上看，文化产业发展缓慢则会影响整体国家经济的前进步伐和国家影响力的提升。本文从北京奥运会对以DIMT为代表的东方智慧的展示分析入手，探索我国开发“中国式”文化资本和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可行途径，加快我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速度，从而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一、“中国式”文化资本的崛起与DIMT的奥运展示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四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作了大量研究，三大研究派别中第一派就认为是东亚独特的文化模式造就了其经济奇迹，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日本现代企业管理的开山祖之一涩泽荣一曾说过：“要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这形象地表明了儒家文化对东亚企业管理的指导作用。与日本相似，“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除了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之外，无不伴随着儒家价值观的继承和发扬。韩国釜山大学教授金日坤指出：“儒家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依赖家族集体主义的社会秩序。”他们认为儒家的一些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如和谐、忠诚、重视教育、勤劳节俭、鼓励储蓄等，是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曾乐观而自信的预测：21世纪将是儒家文化圈的世纪。（冯峰，2006）
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在全球的逐步扩展，是伴随着全球文化产业迅猛发展这一趋势。各国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影响力将成为决定国家影响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文化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脊梁和支柱，能否合理开发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具有市场增值潜力的文化资本，将决定经济实体能否在新的产业战场上取胜的关键。“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曾提到，当前经济的发展依靠创意而非地产或资本赚取大部分收入，恰恰是文化将决定全球创意经济的未来，创造力要想实现繁荣并在新旧思想的不断融合中成长，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举目当下文化产业强国，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化资源的影子。1998年6月，美国迪斯尼制作的长达88分钟的动画片《花木兰》上映，这部改编自我国民间故事的《花木兰》一经播映就引起全球轰动，票房突破3亿美元。该片在我国上映后，引起中国人众多关注，确切的说是给我国动画界以极大的冲击。因为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将我国的传统题材改编成动漫搬上银幕，结果不仅在西方，而且在我国也大受欢迎。时隔十年，美国梦工厂又于2008年推出了《功夫熊猫》，这部动画片更是以最鲜明的两大中国符号“功夫+熊猫”征服了全球观众。早在好莱坞打出中华文化旗帜之前，我们的邻国日本就已经在其动漫、游戏等作品中运用中国文化资源了，《龙珠》、《最游记》、《三国》等，甚至日本网游企业公开抢注我国除《红楼梦》之外的三大名著。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资源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场增值潜力。
各国传媒产品对我国文化的开发运用，大大提升了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巨大影响力和吸引力，因此如何让中华文化以我们的原创产品为载体走向世界，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2008年北京奥运会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重要契机和转折点。
北京奥运会是一场中国文化的盛宴，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奥运亦成为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契机和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8年《中国经济蓝皮书》，首次将“奥运经济”概念纳入其中。从2007年开始，奥运场馆工程相继竣工，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力量确保奥运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三产业完成的投资远远高于全市投资的平均增速，其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增幅都超过了50%。[1]
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北京奥运所呈现的诸多中国元素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典型代表，以一种现代体育精神的方式，成功的完成了“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换，必然将带来中国文化产业的新发展。
以《易经》为源头和代表的东方编码和解码的符号模式，与西方文化模式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就是言（Discourse）、象（Image）、意（Meaning）、道（Tao）的整体性，构成DIMT模式，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符号系统和文化系统。（李思屈，2003：12）中国浩瀚几千年的文化资源积淀正是通过这样的符号系统呈现出来的。本次北京奥运会从服装设计、火炬外形设计到开闭幕式中国元素的运用，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式的奥运符号系统，这一系统恰恰就是中国文化“言、象、意、道”的文化资源的完美呈现。
“言”（Discourse）是承载和传达文化的基础，是侧重用语言来追求“道”（Tao）的方式。以汉语为主的中国式的日常语言渗透着丰富的中国文化。本次奥运会以“北京欢迎你”等众多歌曲作为中国文化的“言”，向全世界传达出中国文化的尚礼好客的传统，既符合传统文化资源传承的脉络，又具有现代开放气息。而在开幕式中更是集众多字体的“和”于万众之前，以此“言”求世界和平之道。
奥运开幕式中所展现的祥云、中国红、山水画卷等意“象”（Image），连同奥运歌曲中展现的北京古建筑、长城、风筝、书法等都是中国文化追求“道”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识别符号；而李宁、姚明等人物符号与鸟巢、水立方等高科技场馆建筑则作为中国现代符号与这些传统符号结合运用、集中展现，使奥运成为中国文化资源走向世界的靓丽舞台。
从言与象的手段结合传达出中国文化的深层内蕴，即“意”（Meaning），这是东方文化独具特色的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北京奥运的“人文奥运”信息主要依靠中国文化资源中“意”的传达，这也是整套北京奥运符号系统的提升所在。“道”存在于言、象和意的基础之上，北京奥运所形成的符号系统融中国美丽的自然风光于内蕴丰富的中国文化之中，从而达到了向全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这些无形和有形的中国文化资源借奥运的体育精神和运动舞台顺利的转换为潜力无限的“文化资本”，汇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而这种转换恰与中国近几年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潮流相契合，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北京奥运相关文化产业中“文化资本”的转换
文化资本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大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的文化资本的概念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资源，比如语词能力、一般的文化意识、审美偏好、关于教学体系的信息以及教育文凭等。这些文化资本的形式可以在不同情境下与其他资本形式进行转化。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①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②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存在，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也可以是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③体制的形式，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皮埃尔布尔迪厄，1989）
虽然布尔迪厄并未从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对文化资本进行深入阐释，但仍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有诸多的借鉴意义。而要真正将“文化资本”用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和发展中，就需要认识到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密切而又相区别的关系，要实现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就需要完成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顺利转换。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我国体育产业因奥运会的举办而获得巨大发展。本次奥运会以体育产业的发展为核心线索，全面展示了这三类文化资本在整个文化产业中的转换方式。
对应于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分类，奥运相关的体育产业内存在的文化资本可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形式的文化资本转换在本次奥运经济发展中都有显著体现，大大推动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
1.有形资本的开发
有形资本包括体育场馆、体育用品、体育文物资源、体育彩票等。这类资本本身并不完全属于文化的范畴，但是由于增加了其文化内涵而获得了深层次市场开发。这类资本可以通过开发体育场馆旅游业，场馆的自主经营、委托经营、出租出借等商业使用形式，以及体育用品品牌文化的市场开发与销售等，这是传统体育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奥运村，单纯的建筑设施由于其特殊的“四合院”设计而增加了其中国文化的内蕴，在市场开发中就获得了文化层面上的丰富意义，变成了文化资本的开发而非单纯的房地产开发。以北京的“古城文化”为背景，京戏、四合院、宫廷建筑等都是与浓郁的中国风情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产业开发仅仅停留在旅游业等单调行业上，远未发掘其巨大经济增值潜力。而奥运这个舞台则开阔了产业发展的视野，以《北京欢迎你》的歌曲形式实现了巨大的传播效应，奥运村的“四合院”格局更让全世界人亲身体验了中国式的生活模式。这种“文化资本”转换方式更具有长远的影响力和增长潜力。在这些有形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换基础上，体育休闲、文化、奥运旅游、会展演出等高端奥运经济业态已现雏形。
本着“分享盛会，携手共赢”的主题，2008体博会（第22届）于2008年5月在北京顺利召开，凭借奥运之风，对推动我国体育产业规模化和国际化步伐具有深远的影响。奥运会为体育产业本身发展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为我国体育产业上下游产业链联动整合带来了时机，本届体博会正是抓住这一机遇，集中体现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成果，是一次集展览、展示、贸易、资讯流通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国际化、专业化博览会，而且正逐步成为以体育用品为核心，兼顾营销赛事资源、推广体育文化的综合性体育产业平台。
另外，以福娃为代表的体育用品，成为本次奥运会有形文化资本开发的重要组成。从2005年11月11日开始，50余万件奥运福娃系列特许商品，已经在全国各地特许商品零售店点销售。吉祥物特许商品的种类主要有玩具、服装服饰、箱包、文具、贵金属纪念章、徽章等六大类、近300种商品。其中既有面向少年儿童消费群体、价格仅为8元一支的吉祥物荧光笔，也有面向高端收藏者、价值十几万元的贵重金属纪念章。同时，福娃系列动画长片及其相关衍生产品也汇入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大潮之中，为塑造中国自己的动漫形象品牌打下基础。
2.无形资本的转换
无形资本包括运动员个人具有的技能与知识、各类运动会商用徽标，围绕运动会开展的广告等宣传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体育品牌，产业外围还包括媒体上的体育节目。在产业市场发展中，这类无形资本可以转换为一定的消费品，如各类体育培训机构通过给予消费者一种服务，增加其个人体育技能和知识的拥有量，这种形式本质上就是文化资本的传递与转移。再如各类商用徽标在赞助商广告中的运用，体育品牌的无限销售力和巨大的市场影响力。其他体育健身、娱乐、咨询等行业都是无形文化资本在体育产业中的体现。
体育产业中的资本开发除了体育运动会、场馆等具体形式的体育资源之外，体育产业的无形文化精神更多的负载在运动员身上，尤其是明星运动员，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高超的体育技能，更是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这可以归类到布尔迪厄所提到的“具体的形式”的文化资本，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从对外交流与体育产业深层发展来说，这种无形的文化资源更具有增值的潜力。
国家体育总局先后出台了《关于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活动试行合同管理的通知》和《体育产业“十一五”规划》，说明我国政府极为重视运动员作为体育产业的无形资本的市场价值，注重探索创新运动队、运动员商业活动管理的新模式，在加强教育和制度建设的同时，积极引入合同机制加强对运动员商业活动的引导和管理。[2]
那么如何将这种负载于我国运动员身上的无形体育精神和特色民族文化转换为现实的市场价值，就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关键内容。现有的主要形式是运动员参与商业广告代言，如姚明、刘翔等代言VISA卡，中国体操队代言李宁牌体育用品。奥运会是全世界的盛会，比赛关注度非常高，因此运动赛场及媒体转播平台也就成了各类体育运动品牌的竞争舞台。
除了运动员，各类运动会商用徽标，围绕运动会开展的广告等宣传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体育品牌等也是无形体育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品牌符号成为奥运经济中文化资本转换的重要组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品牌逐渐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载体，而奥运则成为民族品牌的绝好的展示舞台。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合作伙伴和赞助商中，带“国”字头的大型企业几乎占据了大半，中国移动、中国石化、中国银行、国家电网……他们在参与奥运举办的同时也最直接向世界展示着本土企业的整体实力与形象。对于国际市场和国外消费者，他们不仅代表中国产品的良好品质，更代表“中国式文化”的现代风貌。借用奥运作为企业品牌发展的“营销跳板”，进而壮大民族品牌，这成为奥运经济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资本转换方式。此外，以联想集团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成为奥运会“TOP赞助商（顶级赞助商）计划”的成员之一，也为中国民营本土品牌走向世界开启了新路途。
作为体育产业无形资本的外围组成，中国各电视、报纸等媒体以各种奥运赛事转播、丰富的奥运相关资料为节目素材，进行深度挖掘和制作，激起受众的奥运热情，引发了一股媒体收视热潮，也大大提高了中国媒体节目制作水准，促进了我国影视等媒体产业的发展。本次奥运会还首次开播“手机看奥运”，为我国新媒体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3.体制形式的资本转换
第三种是体制的形式，包括体育产业的管理体制、产业政策及体育市场的规范措施在内的文化产业体制等。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国情，因此文化产业中的“体制形式的资本”就具有不同特征。作为我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五年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从六个方面，对文化产业体系建设做了部署，勾画出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产业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体制结构。这成为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依托和政策保证。
体育产业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国家体育总局在《体育产业“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深化改革，规范管理，完善政策，加强服务，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企业与事业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原则，加快适宜市场运作的体育领域的产业化进程。同时要进一步开放体育市场并完善体育市场管理法规，加强体育市场的规范管理，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研究、制定有利于体育发展的经济政策，制定并组织实施体育产业发展规划，积极引导体育消费，培育体育市场。[3]
本次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我国体育制度的深化改革，更新体制观念，加快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制度进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也成为体育产业中体制形式的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如通过中超、CBA、排球、乒超、围甲等职业、半职业联赛体制的形成和成熟运作，体育市场运作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高，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赞助商队伍和观众群体，为其他赛事的商务运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加速了体育产业的体制化发展。
三、文化资本的绵延性与“后奥运”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
以奥运为转换舞台，从奥运电视转播、奥运产品到广告、彩票、旅游观光、体育博览会，各色文化资本都会为北京乃至全国带来不菲的收入。北京奥组委曾预测，市场开发收入有望超过悉尼奥运会和雅典奥运会，达到20亿美元。借奥运东风，国内外旅游业不仅迎来了巨量人流，还突破了传统纯粹观光的旅游概念，增加了旅游开发的深度。这种文化资本转换方式将为我国旅游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据统计，奥运旅游外汇收入达到48亿-49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达到1390亿-1490亿元人民币。[4]
然而，虽然奥运经济规模巨大，奥运毕竟只是持续月余的一个超级运动会，围绕奥运赛事的准备、进行和结束，奥运经济也将呈现一个“抛物线”形状，随奥运的开始而开始，又随着奥运的结束而降低热度。历届奥运会举办城市在奥运会后面临的诸如总需求急剧下降，比赛场馆、运动员村如何后续利用，与奥运有关的体育、旅游、文化产业出现运营困难等一系难题值得关注。从总体上看，此时的经济效益可能走向明显萎缩，“昂贵”的雅典奥运会就是前车之鉴。为了避免奥运会带来的“低谷效应”，统筹谋划奥运资源的深度挖掘、开发和利用，合理引导重大公共设施建设，积极培育“后奥运”时代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为贯穿于北京奥运筹办过程的主要任务之一。
与奥运的短暂相对应，文化资本具有绵延性和渗透性，其影响力形成缓慢却可以持续长久。“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强调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文化将决定全球创意经济的未来，创造力要想实现繁荣并在新旧思想的不断融合中成长，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文化先行”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奥运经济也不例外，借奥运传递中国文化，开发合理的中国文化资本转换方式，就可以大大延长“后奥运经济”的生命力。从这个方面来说，文化资本对于体育产业及其他文化产业门类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以奥运吉祥物产品为例，通过动画片、各种衍生产品及奥运赛事中的营销，奥运吉祥物就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文化产业链。五个福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要从单纯的动漫形象变成一个享誉世界的成功品牌，就需要文化的运作，即文化资本的转换，将其蕴含的丰富文化资源转换为具有增值潜力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产业链的完善与壮大。从其创意内容出发，从动画短片到运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方式大批量生产动画片，并把它们出售到世界各地，继而扩展到玩具、礼品、食品等一系列文化产品。在此基础上针对儿童的兴趣，提供全新的文化娱乐服务，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跨国娱乐企业集团。另如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体育博览会，号召“让奥运走进生活，把奥运留在身边”，也就是让奥运会重在参与的精神深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新内容而绵延发展。众多参展的“后奥运”的产品让人们感受到奥运会给中国“后奥运经济”带来的推动效应。
四、结语
奥运经济发展的背后必然是体育精神与民族文化的推动，这也是“人文奥运”的真正内涵。与奥运相关的文化产业如此，整个文化产业亦如此。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在于我国所具有的五千年文化积淀，然而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文化资源的丰富与否与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否并非直接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取决于文化资源的拥有量，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和如何合理的开发和运用。究其关键在于充分挖掘文化产业中文化资本的市场增值潜力，从总体上提升我国文化资本的转换力。
持续月余的奥运会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绝佳舞台，也是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影响力的大好时机。伴随着“中国式”文化资本和中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中国主张”和“亚洲主张”也将成为学术研究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念。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转换方式，注重以中国式的文化资本为核心发展脉络，将更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展示的能力和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发挥中国在亚洲的文化中心作用。
[注释]
[1]奥运经济网. bjoe.gov.cn/zt/ayjjjsqx/.转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2]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体育产业“十一五”规划.sport.gov.cn/n16/index.html，2007年3月12日.
[3]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体育产业“十一五”规划. sport.gov.cn/n16/index.html，2007年3月12日.
[4]奥运经济网.bjoe.gov.cn/zt/ayjjjsqx/.转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12月17日.
[参考文献]
[1]李思屈（2003）.东方智慧与符号消费——DIMT模式中的日本茶饮料广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Li Siqu(2003).Oriental wisdom and symbolic consumption.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2006）.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Scott Lash & John Urry（2006）. Economics of Signs and Space（trans.by Wang Zhiguang & Shang Z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3]大卫赫斯蒙德夫（2007）.文化产业（张菲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David Medvedev（2007）. Cultural Industry（trans.by Zhang Feina）.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4]David Roberts（2003）. Illusion only is sacred: from the culture industry to the aesthetic economy. Thesis Eleven，Vol.73， No.1.
[5]季欣（2006）.关于构建审美经济学的设想：凌继尧先生访谈录.东南大学学报，（2）.[Ji Xin（2006）.The Ideas of Construction on Aesthetic Economics: Interview with Mr. LING Ji-yao. Journal of Dongnan University，（2）.]
[6]李思屈（2006）.数字娱乐产业.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Li Siqu（2006）.Digit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篇5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林业经济也遇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从我国林业经济的现状来看，我国林业经济总体发展态势较为平稳，林业经济总量较高。但是也存在地区差异以及产能过剩问题，如何在国家的供给侧改革中强化林业经济改革，成为了关系到林业经济能否得到健康发展的关键。基于对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了解，林业经济进行供给侧改革是推动林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林业经济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应立足林业经济改革实际，探讨供给侧改革的动力以及林业经济的市场前景。
二、供给侧改革对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影响
从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来看，主要是改善产业结构及供需关系，并降低产能过剩造成的负面影响，达到调节供需平衡的目的。结合林业经济的发展形势，在新常态下对林业经济进行供给侧改革，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供给侧改革改善了林业经济的发展环境
通过开展供给侧改革，林业经济在整体发展环境上得到了改善，林业市场低迷的现状有望得到缓解，林业经济在发展模式上将会取得一定的突破，对提高林业经济发展质量和促进林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供给侧改革调整了林业经济的产业结构
为了达到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林业经济需要对现有的林业产业结构做出较大的调整，不但要改善现有的产业结构，还要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使其适应供给侧改革的实际需要。所以，供给侧改革对调整林业经济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
3.供给侧改革增加了林业经济的活跃程度
林业经济特点突出，可开发价值高，要想改变低迷的发展现状，就要根据林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增加其活跃程度。而供给侧改革恰恰赋予了林业经济以新的发展机遇，保证了林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多积极因素的支撑。
三、新常态下林业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动力
从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发展来看，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林业经济的内在需要，推动了供给侧改革
林业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其发展的繁荣程度受到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林业经济的内在发展需求，使得林业经济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增长方式来推动其整体发展。而供给侧改革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对推动林业经济改革和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2.林业经济的市场形势，催生了供给侧改革
林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产业规模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产业经济状况和整体效益处于较低水平，不利于林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并且外界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使得林业经济不得不进行积极转型。所以，林业经济的市场形势，催生了供给侧改革的进行，对林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林业经济的产业变化，促进了供给侧改革
随着封山育林政策的推出，林业经济已经从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得林业经济必须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予以支撑。而供给侧改革正好提供了相应的支持，使得林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多的依托，提高林业经济的发展质量。
四、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市场前景分析
在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了必由之路，对林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结合林业经济的发展实际，林业经济的市场前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产业结构将更加合理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入，林业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将会得到持续的调整，在产业结构优势上将更加突出，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有所增加，产业经济将会朝着向好的方向发展。
2.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发展方式将更加多元化
经历过供给侧改革之后，林业经济在发展中将会从规模效应向质量效应方面转变，将立足现有经济形式，积极开发多元化的增长方式，使得林业经济实现多元化发展。
3.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发展质量将更加理想
受到供给侧改革的影响，林业经济的产能将有所降低，产业发展质量将会更加提高，对林业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直接推动了林业经济的持续增长。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新常态下林业经济进行供给侧改革，既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去产能的安排，同时也是推动林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结合林业经济的发展实际，以及林业经济的产业现状，要想提高林业经济的发展质量，就要认真分析供给侧改革对林业经济的影响，并找出新常态下林业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动力，把握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市场前景，探索出一条林业经济发展的新道路。所以，正确分析新常态下林业经济供给侧改革的动力和市场前景，对林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世锦,余斌,陈昌盛.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与变化趋势[J].中国发展观察,2014,02.
[2]黄群慧.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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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改革,2014,11.
篇6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历史也已充分证明：作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具体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这方面，经济体制的产生、发展和消失，也都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又反作用于生产力，既可以成为生产力的巨大动力，又可以是生产力的桎梏。经济体制既是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表现形式，但也反作用于基本经济制度，既可以维护它，又可以导致它的灭亡。经济体制既可以受到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的维护，但也反作用政府。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进行改革的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依靠政府来推动，反过来也巩固政府。在违反生产力的要求而不进行改革的情况下，也能导致政府的灭亡。这里还要指出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一些重要差别。一是前者能够容纳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比后者要高得多。二是前者的延续时间比后者也要长得多。三是前者的根本变革，在阶级社会里一般都要经过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后者的根本变革是在政府维护基本阶级制度的前提下实现自我完善。
需要着重指出：运用经济体制范畴有助于进一步具体揭示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先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论。中国封建领主制度到封建地主制度的转变，就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下列两种历史现象。第一，依据历史资料，中国领主经济从产生到消灭，大约只经历了不到600年的时间；而地主经济从建立到灭亡，却经历了近2400年的时间。后者经历的时间约为前者的四倍。还要看到：尽管整个说来，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特征是生产技术停滞，但地主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领主时代还是快得多。所以，这个历史现象证明：地主经济能够容纳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比领主经济要高得多。第二，欧洲的封建庄园制度（类似中国的领主经济制度）只绵延了1000年，而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却延续了3000年。决定这个差异的，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地主经济比庄园经济能够容纳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再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论。现在看来，无论是马/:请记住我站域名/克思，还是列宁，他们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灭亡规律都是正确的。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时间都估计短了，对它的灭亡时间估计早了。形成这一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古典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说来，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时代的限制。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能看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这种解释既符合认识论，也符合历史唯物论。
最后，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论。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涉及诸多方面。但苏联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致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很慢；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逐步走上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无疑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可见，如果脱离了政府改革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发展，都难以得到充分说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独特作用
这里值得提出一点，即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共有本质，但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存在着一种特有的激烈竞争。决定这一点的主要因素有：
（1）当代经济发达国家经过一二百年至二三百年的发展，资本早已越过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人民生活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已经步入经济发达和生活富裕的阶段。这时当然还存在竞争，而且在有些领域仍很激烈。但总的说来，与资本主义初期那种资本为原始积累，人民为生存而展开的竞争比较起来要缓和得多。而中国在改革初期，非公有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一，全国还有2．5亿贫困人口。这样，对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来说，势必重新为积累原始资本而开展竞争；对广大贫困人口来说，势必存在为生存而开展的竞争。事实表明：这个阶段上的竞争比经济发达阶段上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这是就竞争的发展阶段来说的。
（2）就竞争的主体来说，在经济发达国家，除了存在少量的国有企业不说以外，主要是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而在中国现阶段，不仅存在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仅存在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还存在处于城乡二元体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拥有众多优惠条件的外资企业与中资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还存在拥有或实际上拥有大量生产资源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种数量极多的、优势劣势同在的、复杂的市场主体，使得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3）就竞争的目的看，在经济发达国家，伴随健全的市场体系、社会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平等竞争的有序进行和充分展开，利润趋于平均化。当然，同时存在争取超额利润的竞争，对垄断企业来说还有争取垄断利润的竞争。但在中国现阶段，市场交易混乱，社会信用缺失，法制不健全，平等竞争并未充分展开。许多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的行业还有待发展。由于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期并存，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在这些条件下，许多企业不仅不满足于获取中等水平的利润，也不满足于获得超额利润和垄断利 润，而是热衷于追逐水平高得多的暴利。正是这种行为，促使竞争激烈化。也正是这种行为在较短时期内促使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甚至催生了一大批暴发户。这种财富集中的“示范”效应，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竞争的激烈化。
（4）从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看，中国本来劳动力就多，潜在失业人口（特别是农村潜在失业人口）数以亿计。伴随改革进展，从公有企业中还要释放出数以千万计的多余劳动力。伴随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就业弹性系数显著下降。这一切都会激化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中国人均土地面积也少，伴随城镇化和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的发展，土地市场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在资金方面尽管国有或国家控股的银行存贷差在扩大，但中小企业、农村和边远地区需要的资金又远远得不到满足，以致利率高得多的民间借贷迅速发展。所有这些都使得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等要素市场上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5）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地区之间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的问题就很严重。改革以来，由于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并未真正形成，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甚至有所发展。这也是加剧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6）总的说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高科技产品的比重不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也不多，出口产品也多是集中在以劳动成本低为特征的相关产品上。这种低水平的、雷同的出口产品结构也使得相关企业面临着激烈竞争。从积极的主导方面说，正是上述由市场取向改革激发的激烈竞争，使得现阶段经济充满活力，把各种生产潜力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从消极方面说，这种激烈的竞争，对经济发展也有不利作用，甚至破坏作用。但这是问题的次要方面。
改革开放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具体作用
第一，社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是资源在各种所有制之间的优化配置。改革以前，几乎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一统天下。改革以来，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多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以在国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工业为例。1978年－2006年，工业总产值由4237亿元增加到316588．9亿元，其中，公有制工业（包括国有和集体工业）由4237亿元增加到134220．97亿元，非公有制工业由0增加到182368亿元；二者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00％下降42．4％，由0％上升到57．6％。但在这期间，不仅非公有制经济以其特有的活力获得了飞速发展，而且在公有工业占主要地位的国有工业领域，伴随改革的进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进行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进展以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加强，经济活力大为增强，效益显著提高。1998年－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由98709元增长到548284元。即使扣除价格上升因素，劳动生产率也大幅上升了。二是资源在各个产业部门的优化配置。1978年－2006年，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数的比重，分别由70．5％下降到42．6％，由17．3％上升到25．2％，由12．2％上升到32．2％。而在这期间，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分别为4．1％、7．4％和4．5％。列举这些数据的目的，在于说明改革以来作为社会资源最重要因素——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它并不否定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
篇7
城市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了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出现了乡村人口的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的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状转化或强化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
然而，有些地方把城市化仅仅看成是农民迁入城市，城镇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这无疑是把城市化看得太过于简单了。一方面，就宏观社会经济而言，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地域规模的扩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社会经济活动方式根本的变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由以农业活动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向以非农经济活动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转变，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区域空间景观也由农村占主体演变成以城市占主体；另一方面，对城市化主体——农民而言，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更是一个艰难而又审慎的抉择，决不像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过程本身那么简单。农民从农村迁入城市这个过程从总体上来说是农民从农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过程，它包含着农民经济活动由农业活动向非农产业活动的转变，生活方式由农村单一性向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转变，以及文化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各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再社会化等等。在迁移决策中，迁入城市前涉及承包土地、农村原有住宅等问题；迁移到城市后，又涉及就业、住房，以及与户口身份有密切联系的各种城镇福利保障等问题。可见，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复杂变迁的过程。城市化内涵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统筹安排，相互协调，周密布置，以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协调发展。
误区之二：对城市化动力机制认识片面化
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理解，可简化为二元理论模式，即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前者指国家(主要由中央政府)有计划投资建设新城或扩建旧城以实现乡村一城市转型；后者以乡村集体或个人为投资主体，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乡村城市化。从动力主体来看，可以把城市化动力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动力来自于市场，另一种动力来自于政府，前者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后者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保障，二者相互补充而又不可替代。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是在政府单元动力推动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的动力呈现多元化，市场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对于当前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政府，城市化必须要靠政府去推动，市场机制不能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甚至认为市场推动下发展的城市化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因而是有害的。基于这种认识，有些地方过多地沿用计划经济的方法，甚至动用行政命令来推进城市化。比如，在一些地方的农村，为了提高城市化水平，当地政府不准农民翻建住宅，新住宅必须建在城镇上。这种依靠政府部门的“推力”，用行政命令强行推进城市化的方法，不仅不符合城市化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还极大地伤害了农民利益和感情，严重影响了农民迁往城镇的愿望，最终必将损害我国的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相反，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城镇化就是市场化，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市场，城市化完全靠市场去推动，并认为经济发展了，城市化水平自然就提高了，不需要人为地去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政府介入往往容易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使经济要素流通受阻，延缓城镇化进程。因此，主张应采取自由市场化机制，让市场自由地推动城市化。很显然，这种政府对推进城镇化一概弃之不管、放任自流的观点，必然会导致城市化无序发展，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涌进城市、生产要素组合紊乱、脏乱差城市病并发等各种问题的产生，这方面的例子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早已屡见不鲜。
虽然说上述两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即承认政府或市场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但它们都片面地理解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只承认一种动力的作用，而忽视或否定另外一种动力的作用，因而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必须摈弃。在市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干预是十分必要的，但必须是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有效干预。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中期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过程中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更需要政府部门的参与和引导。
误区之三：混淆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对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预期过高
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是工业化。人口和其它生产要素在城市的积聚可以产生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反过来又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因，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果，城市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目前，有些地方颠倒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思想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增多了，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就会刺激需求，拉动内需，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甚至用城市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来说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这种观点颠倒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过分地夸大了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城市化的本质是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一方面，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提高了，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城市才会吸引非农人口和二三产业的增加和积聚，进而发挥城市规模效应，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的发展。决不能不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用行政手段积聚城市人口尤其是小城镇人口，提高城市化水平，以期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另一方面，对于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不能抱有过高的预期。因为城市化对经济的反作用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直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不能过高地期望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遇到的大多是经济本身、体制以及制度方面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它们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因此，要理顺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形成经济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机制。当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政府运用相关政策给城市化以积极的引导也是必要的。比如，进行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制定吸引农村拥有一定资本的农产或村办工业到小城镇积聚发展的政策，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采取的乡镇或镇镇合并以达适度规模的做法等还是比较可取的。
误区之四：对城市化道路认识狭隘化
国家“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应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
但在实践中，不少地方狭隘地理解了国家关于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不顾区域条件，误认为发展城市化、优化城镇体系结构就要按照大、中、小齐全的等级结构发展区域城镇体系，其实这是对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片面理解。城镇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我国的大、中、小城市(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符合城镇体系发展的规律。然而，有的地方不顾区域具体条件，盲目照搬这种城市化道路，严重脱离了当地的实际。镇江市是江苏省较小的一个省辖市，面积为3843平方公里，2000年年底的人口为267万。从区位条件来看，镇江市又处在两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边缘区，在苏南板块中，中心城市镇江市只是一个二级中心城市，城市积聚能力有限。然而笔者在镇江市调研时却发现，虽然镇江市较小，但镇江市还是按照大、中、小齐全的结构发展城镇体系，各级城镇都预测了未来规划期末城镇人口数，结果出现了镇江市各级城镇规划城镇总人口比届时镇江市总人口还要多的奇怪现象。因此，各地应根据自身情况，如区位、人口、城镇体系特征、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等具体条件确定符合区域实际的城市化道路，不能一概而论。
误区之五：重视城市化量的扩张而忽视城市化质的提高
城市化进程不仅是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数量与比例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城市质量的提高。从城市化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不仅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城市的更新、城市空间组织的优化、城市功能的完善等方面。城市化是城市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的统一体，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化内在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当前，人们往往只注重城市化量的增加，而忽略了城市化质的提高。这表现在盲目追求城镇人口的增加和城镇地域面积的扩大，而不重视城镇的更新改造和城市环境质量的提高等。其结果是导致城镇建设乱铺摊子，城市呈摊大饼状向外扩展，走的是外延型的城市化道路。这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同时还为未来的城市建设带来困难，对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我们不仅要注意城市化量的提高，更要注意城市化质的提升，要以发展集约式城市化，走内涵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实现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这不仅是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我国基本国情的要求。
误区之六：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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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后奥运”现象
根据以往各届的奥运会经验，由于对基础建设和体育设施增加投资和游客消费给主办城市带来收入，大多数奥运会举办国在筹备奥运会阶段出现过短暂的超常繁荣，之后则经历过经济快速回落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奥运后滑坡现象”，也被称之为“后奥运低谷效应”。 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即出现GDP增长率小幅下滑、投资大幅下降、房地产业衰退等迹象，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因此各国“后奥运”经济现象的形成有着不同的原因，需要具体分析。北京奥运会后的中国经济是否也会表现出“后奥运”放缓的特征呢？我认为有这种可能，但即使放缓，其幅度也会相对较小。
首先，为了办好奥运会，我国确实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不少的经济资源，从绝对数看，北京奥运的投资规模创下了历史纪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1964年东京奥运会，该国的投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4%，1988年汉城奥运会，该国的投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5%，中国的比重为多少？中国2007年的GDP为24.66万亿元，假设2008年保持10%的增长为27.13万亿元，5200亿元的投入占其比重为1.9%。如果用奥运会投入和举办国的经济实力相比，北京奥运的投入还比不上20年前的韩国和40年前的日本，以此看，所谓的“后奥运低谷效应”，发生在中国的概率也并不高。
其次，即使对举办城市北京而言，也不会因为奥运会后的投资规模剧减而大幅放缓经济增速。以投资规模来看待经济增长，北京市在奥运会后的经济增长可能会略有下降，但如果考虑到北京前期为改善交通和环保等带来的效率提升，以及奥运会后难以估量的旅游市场，以及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这些都有可能弥补北京投资规模减少的问题。既然中国没有出现奥运会前投资贡献度大幅上涨的情况，那也就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奥运会后会出现由于投资增速放缓而引起的经济增长放缓现象。
二、奥运会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进入后奥运时期，尽管前奥运时期体育场馆和关联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大规模投资需求，以及奥运举办期国内外游客带来的巨大消费需求会减弱甚至在短期内消失，但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基本动力不会发生变化，奥运会带来的经济和投资增量在中国经济和投资总量中的比重很小，奥运会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水岭，不会改变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势，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1.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不会发生明显变化。过去7年推动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储蓄率较高，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巨大，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市场潜力巨大，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以及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不会因为奥运会结束而发生变化。
2.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受奥运经济的影响较小。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虽然奥运经济对北京经济增长贡献明显，但北京市经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6%。所以，“后奥运效应”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3.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和潜力仍然很大。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提高交通网络化水平，加大节能减排投入，奥运会结束不会影响到中国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投资规模，不会出现“后奥运衰退”。
4.中国正在实施“十一五”发展规划，已经和正在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为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政府明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采取措施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促进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这些措施将有效避免经济大的起落，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
三、结论
从短期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减速阶段，减速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一方面，经过连续几年的高增长，中国经济到2007年已呈“过热”，为了应对“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经济问题推出的调控政策。另一方面，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触发因的世界经济调整也对中国形成了一定的冲击。由于中国的PPI上涨幅度继续加大，CPI上涨幅度的回落并不是很大，全面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时机并未到来，况且调控政策还会有一定的时滞。因此，奥运会后中国经济运行在既往轨迹上有着全新的动力基础，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将一如既往地运行在平稳较快增长的轨道上。
参考文献：
[1]罗时铭著:奥运来到中国――奥运文化丛书[J].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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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性和特殊性分类标准，可将经济增长动力分为“一般性动力”和“特殊性动力”。一般性动力是不同体制或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都适用的动力，分为“需求侧动力”和“供给侧动力”，其中“需求侧动力”即“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供给侧动力”包括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特殊性动力”是部分国家根据自身的体制或制度特点，为实现赶超发展、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等战略目标，主要利用一些特殊的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设计而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
（一）经济增长动力之一：“三驾马车”
一直以来，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已成为社会各界分析和理解宏观经济的基本工具，既然是“马车”，很多人很自然地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实，“三驾马车”只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更主要地是反映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因，更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非中长期动力和独立性动力。但“三驾马车”确是影响GDP需求侧的短期因素，因为经济发展确实离不开需求，价格就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没有需求商品供给就会过剩，同时需求减少，价格就会下降，商品供给就会减少。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需求离不开商品供给，特别是离不开供给侧因素（指所有支撑商品供给的制度、生产要素和结构变化因素）。因为需求依赖于需求者的购买力，购买力依赖于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等，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商品供给者（企业、农民和个体户等）的供给能力或市场竞争力。供给能力的提高可创造出巨大的新需求，如各种新型手机等新兴商品的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各种新产品中可得到很好的验证。
（二）经济增长动力之二：要素投入增加
要素投入增加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可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产量的增加，一方面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要素指经济主体可运用的资源、手段和工具，包括资本（含外资）、劳动或劳动力、自然资源（或自然力，可延伸到环境）、土地（有时可归于自然资源，但它是一种特殊而重要且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资源）、技术、知识（与技术存在交叉但侧重点不同）、信息（与技术和知识有交叉，但也具有独立性）等。有时，可将基础设施也作为一种广义的生产要素，也可将其归于资本中。以上生产要素投入增加都能带来产量和GDP的增加。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与土地、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有很大关系。
（三）经济增长动力之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或“三大发动机”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增长动力也可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生产函数中产量增加不能被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问题的关键是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又是什么。笔者多年来将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所有因素归纳为经济发展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以与需求侧“三驾马车”相对应。“三大发动机”与中央强调的推进全面改革、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简单说是改革、转型和创新）是吻合的。其中，制度变革是最重要、最根源的发动机。因为其他两大发动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它，甚至“三驾马车”、要素投入增加等都依赖于它。制度包括规则、组织和实施机制三个基本方面：规则又包括文化（无形规则或制度）、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等；组织包括党、人大或议会、政府、政协、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家庭和非正式组织等，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市场也是一种特殊组织；实施机制是将规则落到实处、规范各个组织责权利关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自我激励和约束机制、社会激励和约束机制、司法和执法机制、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权利分配机制、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考核评价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产权确认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市场监督机制等。上述各种制度表现形式又可组合出多种多样的制度形态。古今中外各种社会形态和发展结果都是因不同制度组合带来的。现实中的制度很可能是不合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此通过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或制度创新）可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就是制度改革带来经济发展的生动案例。同样，未来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形成也依赖于制度改革。
结构优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结构优化、财富分配结构优化等。其中，产业结构优化包括非农产业比重提高（即工业化）、服务业比重提高（即经济服务化）、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比重提高、农业现代化等，也可概括为产业转型升级。总的结果是高附加值产业比重提高，进而带来经济效率或生产率的提高。区域结构优化包括城镇化（其实质是人口区域分布结构优化）、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当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和农村向较高生产率的工商业和城市转移后，国民经济效率随之提高，同时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会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财富分配结构优化意味着收入和财富从倾斜于政府向倾斜于企业和民众转变、从主要集中于垄断行业向各个行业公平分配转型、从少数人暴富向绝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转变，这会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有利于消费与投资的平衡，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不管是哪种结构优化，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的理论，都可极大地提高生产率。
要素升级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要素升级指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增加有所不同，前者指生产要素从低到高的提升或升级，即质的改变或提高，后者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即量的变化。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都是理论界已深入论证、现实中都不难感受到的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四）经济增长动力之四：“特殊性动力”
“特殊性动力”包括价格机制动力、财税政策动力、金融政策动力、土地制度动力、考核制度动力等“五驾制度马车”。这些动力确实可短期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以政府干预市场、过度消耗资源环境、超发货币等为代价，不可持续。
价格机制动力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设计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机制动力已内含在前述一般性动力中，不能成为独立的特殊性动力。但在转型国家特别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商品和要素价格，特别是一些重要生产要素价格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可出于一些特殊的理由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如资源能源价格、土地征用价格、劳动力价格、资金价格等），从而达到将资源等要素过度利用、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实现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效果。财税政策动力是通过财税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形成的动力。财税政策是规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权利关系的制度设计，合理的财税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公共服务，严格控制行政事业费支出，将经济建设支出交给市场。但在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可通过降低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增加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实现近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政策动力是通过金融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形成的动力。金融政策有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等多重目标。如，货币政策的重点应是维护币值的稳定，因为货币是社会最重要的契约，但现实中政府可能为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更多地发行货币。信贷政策本应主要规范金融机构与资金需求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但政府可能为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促使金融机构过度放贷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国家的金融政策设计就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土地制度动力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经济增长动力。我国有城市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者的地位和权利是不平等的，即同地不同权不同价，城市政府和开发区可在只给农民很低补偿的情况下，将农村集体土地低价拿来，经过一定的土地整理后，再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高价转让出去，形成“土地财政”，再通过招商引资等手段滚动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由此形成经济增长的特色动力。考核制度动力是通过考核评价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考核评价也应全面考核这五个方面。但在“以GDP论英雄”的考核评价制度下，地方就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本地的GDP、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指标的增长上。
应用四组动力解释“中国增长奇迹”
上述四组动力分别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
（一）“三驾需求马车”是中国稳增长或保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驾需求马车”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它们是政府短期稳增长或保增长的基本手段。仅以投资这驾马车看，2000年以来我国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不断攀升，2003年达47%，2006年达52.3%，2009年达66%，2010、2011、2012、2013年分别达69.5%、66%、72%、78.5%，近5年来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发达国家20%左右、新兴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时期40%左右的水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通过“四万亿”投资带动数十万亿元信贷投资等，实现了经济的短期快速反弹。
（二）“五驾制度马车”是“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
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需求马车”并非根源动力，它们发挥作用依赖于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五驾制度马车”，或者说“五驾制度马车”才是拉动“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或动力。如，增加出口靠发挥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低价格优势、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提高投资靠发挥政府主导投资体制、GDP导向考核制度、投资优惠税费政策、宽松货币信贷政策、低利率政策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扩大消费靠消费品低价、消费财税优惠、消费信贷等政策的作用。
（三）制度变革（“三大发动机”之一）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性动力
之所以说是根源性动力，是因为制度变革是其他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从理论上看，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通过四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增长：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等要素升级释放红利。四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从实践上看，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源于改革开放或制度变革的启动和持续推动。制度变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经济增长，根据胡鞍钢等人的研究结论，1978～2005年期间相比1952～1977年期间，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从11.5%下降到9.5%，对GDP的贡献率从75%下降到39%；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从2.6%下降到2.4%，对GDP的贡献率从13%下降到8%；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率从4.1%下降到2.1%，对GDP的贡献率从20%下降到7%；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则从-0.5%上升到4.4%，对GDP的贡献率从-8%上升到46%。
（四）结构优化（“三大发动机”之二）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性动力派智库：政经资讯专家
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等，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理论，分工协作深化可极大地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之所以说结构优化是过程性动力，是因为结构优化最终依赖于制度变革。从结构优化中的工业化看，假设一个农业劳动力年收入5000元左右，同样一个人转移到非农岗位后年收入可达到30 000元以上，千百万个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就能大大提高国民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据统计，1978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353元/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2732元/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1938元/年；到2005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6664元/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49735元/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31195元/年。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70.5%，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17.3%，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12.2%；到2012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到33.6%，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30.3%，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36.1%。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工业化类似。
（五）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之三）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
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要素升级是要素质量和档次的提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都取得长足进展，也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显着的作用。据夏杰长的测算，1979～2000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28.6%。据王小鲁等人的研究，1998～2007年教育对GDP的直接贡献及溢出效应，即人力资本，占GDP的2.2%。据人力资本测度结果，1990年以来我国潜在人力资本保持1.55%～2.38%的年均增长速度，总体上高于就业总量0.40%～2.45%的增长速度。
（六）大规模要素投入始终是上述动力的传输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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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文献回顾及评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低碳经济及对企业战略成本管理问题关注极大，推动了我国低碳经济下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成果研究。综合而言，相关文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低碳经济方面 Grubb（2004）指出在工业化初期，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着人均收入增加而提高，认为“低碳经济是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促进提高能效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从而实现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经济模式”；谢军安等（2008）提出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发展低碳经济，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促进节能减排，鼓励对低碳技术创新和研发；付允等（2008）研究了各层面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为节能优化、减少化石能源碳排放量、鼓励研发低碳技术以及确立我国的碳排放交易机制。
（二）企业战略成本管理方面 英国学者西蒙（1981）首次提出战略成本管理就是“通过对企业自身以及竞争对手的有关成本资料进行分析，为管理者提供战略决策有用的信息”；迈克尔·波特（1985）在《竞争优势》、《竞争战略》中正式提出价值链理论，指出运用价值链进行战略成本分析的一般方法；美国管理会计专家桑克（1993）在《战略成本管理》中指出战略成本管理是“在战略管理的一个或多个阶段对成本信息的管理性运用”，构建并详细阐述了当今应用最为广泛的成本管理模式，该模式得到学者和企业界普遍认可，并得到广泛应用。1998年，英国教授罗宾·库伯（1998）详细描述了战略成本管理，提出了以作业成本制为核心的战略成本管理体系，把作业成本法全面推向了战略应用；陈珂（2001）在《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研究》中从基本理论与应用理论两个层面对战略成本管理的程序与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陈胜群在《企业成本管理战略》中从战略目标的定位、实施战略的对象和构成战略的手段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目前国外在战略成本管理的研究方面，建立并完善了战略成本管理基本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这对促进我国企业运用战略成本管理思想和方法获取竞争优势具有现实应用价值。而我国对于低碳经济条件下企业战略成本管理初步奠定了理论研究基础，目前对此问题研究多集中在传统经济竞争环境下，而在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对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理论和应用研究缺乏理论探讨与创新。
三、成本因素分解：低碳模式下企业成本管理影响
一定时期成本管理的理论方法反映了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管理科学发展水平。传统成本管理面对新经济环境的变化表现出许多不适，如成本构成因素分析向无形成本动因转变、成本管理理念向提高企业可持续性竞争优势转变等。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外部环境变化，成本管理的目标、内容和方法都应进行适应性跟进，尤其在新经济发展环境下，应与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战略相匹配，由此得出低碳经济发展对企业成本的差异性影响。
（一）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短期内成本增加 我国基本依赖工业高速增长拉动经济高速增长，转变增长方式、改变经济结构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传统经济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使下，采取掠夺式经验，在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明显表现为“三高”（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特征，成本管理目标亦是单纯降低企业内部成本而取得利润最大化。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鼓励消费者购买产品服务功能而非仅是产品本身，并强化企业的社会服务功能， 要求企业更重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企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形成以低碳技术为发展方向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见图2）。
低碳工业本质则是把低碳设计与资源综合利用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工业生产的发展模式，此发展模式对企业低碳项目技术水平、生产碳排放则要求更高，企业须在加强低碳技术创新、开发低碳技术乃至企业设施设备等方面加大投入，促使企业短期内生产成本增加。一是能源技术改造会增加短期成本。而如何化解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能源消耗的高度依赖，如何跨越资源、能源瓶颈约束实为目前主要难题。要减少碳排放，推动能效技术、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建立低碳能源系统和低碳技术体系，都须依赖企业在获取低碳技术创新和研发过程中进行大量资金投入。二是低碳经济条件下，在企业生产工艺、技术或产品性能改造方面会增加短期成本。低碳经济对企业技术、产品以及废弃物处理方式的要求都与传统工业不同，目前需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发展低碳技术产业，协调推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与污染减排，以及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所采用的碳收集技术等方面都须增加投入，因此，企业低碳技术以及减排费用成本在低碳经济发展前期是增加的。
（二）低碳模式为企业管理带来成本优势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任务与发达国家相比存有相应差距，但经客观分析可知，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具有一定基础以及成本优势，并可为企业全面实施低碳条件下战略成本管理创造相应条件。
一是能源低碳技术基础的形成带来的成本优势。在低碳能源技术领域，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虽可再生能源成本高，仍有相当部分已商业化的低碳技术，如太阳能热水器运用，太阳能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两种技术目前已在运行。而新能源、低碳建筑、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等一批核心技术目前已有突破，产业化推广程度增加，都为企业全面采用低碳技术、实施低碳工业奠定了成本优势。
二是我国企业低碳经济特定阶段带来的成本优势。因我国企业尚处于低碳经济发展初期，企业数量远低于传统工业发达国家，而建立新企业、购买新设备成本比改造更新旧企业、旧设备成本低，与日本、美国和欧盟等经济体相比，我国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相对较低。
三是企业制造工艺方面技术革新与新工艺使用带来的成本优势。企业制造工艺如在产品制造上能尽可能延长使用寿命，则成为低碳经济的最大体现，因而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即是最大低碳排放的应有之义。
四是稳固的政策支持为企业低碳发展带来的成本优势。积极运用政策手段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极富经济效率的调控措施。目前，针对企业发展低碳经济采取的政策工具，如税收、补贴、贷款、宣传教育和技术培训等不同政策手段广受企业欢迎，亦为企业采用低碳技术创造了良好环境，进一步强化了企业节能减排的动力。
四、低碳模式下企业战略成本管理可行性分析
战略成本管理是在分析内外部环境变化基础上，基于企业经营战略制定成本的管理模式，是对传统成本管理进行的功能拓展。美国学者John·K·Shank和Vijay Govin-darejin在《创造竞争优势的新工具——战略成本管理》（1993）中将战略成本管理内容划分为战略定位、价值链分析以及成本动因分析，因战略成本管理的属性决定企业所采取的战略是进行战略成本管理的基础，其着眼于降低成本情况下未来目标实现和长期竞争优势构建，在方法上是将战略管理的分析方法与成本信息收集和利用有效契合，从而构成战略成本管理基本分析框架。
（一）战略定位分析 战略定位分析是企业确定采取竞争策略，建立与企业战略相适应的成本管理措施而抗衡竞争者的分析方法。在战略成本管理中，战略定位分析实质是要求其战略不同而采用相应的成本管理系统。在低碳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环境变化迥异，竞争战略较之前明显不同，企业成本管理内涵更为丰富。从企业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聚集战略等三种基本竞争战略分析，其与低碳经济模式契合度表现分述如下：
首先，成本领先战略在诸战略中最为明确，在该战略指导下，企业目标是要成为其产业中的低成本生产（服务）厂商，在低碳经济条件下，成本最低化内涵更为丰富，一方面要求企业维持原有降低成本的措施，另一方面在原有基础上将企业低碳措施前后延伸，实现在企业生产经营之前环节考虑能源资源的低碳化，在企业生产经营之后环节考虑企业生产消耗性污染排放和企业产品使用的低碳化，由此，在低碳经济下企业成本领先战略就与低碳环境下企业竞争战略更为切合。低碳模式下，企业必须发现和开发所有成本优势资源与所有可能低碳的环节。成本领先战略可通过大规模生产和严格成本控制来实现，但更应通过节能技术、提高能效技术以及减排技术引进与使用来实现。
其次，差异化战略是突出产品某一方面特定功能而增强企业产品的竞争力。这种特殊需求在低碳环境下可成为低碳最终目标，因低碳经济不仅要求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低碳化，对消费者来说亦有低碳生活低碳消费的要求。实施差异化战略企业须通过降低不影响产品性能的成本，保持与竞争对手成本相近，使企业能以较低成本维持产品的差异性，但因各种条件限制，全面、长期地取得成本领先和差异领先的地位并不现实。
再次，目标集聚战略是通过某种产品系列的细分区段或某细分市场而取得目标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实施此战略前提是企业能够集中有限资源以高效率和效果为战略对象服务，以超越广阔范围的竞争对手。实质上，目标聚集战略中的成本聚集战略是一种低成本战略。目前，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已成为企业必然选择，企业竞争战略务必以低碳发展为前提，低碳经济模式下的目标集聚战略，无论是成本领先目标集聚战略，还是差异领先目标集聚战略都应围绕企业低碳发展目标展开，充分挖掘企业可能的低碳环节，以获取成本优势与差异优势。如企业能够在某目标市场上获得成本领先或差异领先的地位，且目标市场产业结构具有吸引力，则实施该战略的企业必会获得超过产业平均水平的收益。
在世界倡导低碳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下，企业应立足社会大环境对企业长远发展进行战略定位。从长期来看，如企业发展低碳获得成功，不仅节约了生产经营环节成本，且与同行业竞争中，企业产品因低碳效能而获得与竞争对手产品有明显区别的特殊溢价，从而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发展优势。
（二）价值链分析 企业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一种价值活动管理，价值链分析是战略成本管理的逻辑起点。每种产品从其最初原材料投入到入市为消费品，须经无数相互联系的作业环节，而价值链分析主要是从原材料供应商开始到最终产品消费者止，通过其间一系列相关作业整合而控制成本。
首先是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对单个企业而言，每种最终产品历经的作业链会形成竞争战略竞争上的价值链，对此分析可确定单元价值链上的成本与效益。如企业价值链上所有活动的累计总成本小于竞争对手时，就具有了战略成本优势。由于低碳经济目标是通过减少碳排放以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此种经济模式下，企业运营过程与传统工业产品的各作业链的高耗费、高排放，以及对工艺技术、生产过程的要求、废弃物处理均有不同。而低碳经济更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结合，对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可得出最基本价值链，实现最大可能的低碳化，然后分解其为单独作业，并使每一作业都能低碳化，以实现战略目标下价值作业的优化组合，最终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其次是行业价值链分析。从最终用户角度看，价值链一般按行业构成，任一企业都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相关行业之间有交叉价值链。行业价值链分析是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的延伸，是从战略高度进行分析，逐步降低成本或调整企业在行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及范围，以取得成本优势。在低碳经济环境下，行业价值链分析演变为对企业能源、动力和材料的低碳化到企业生产过程低碳化的分析，通过对上游能源、材料等因素与企业生产工艺低碳的控制，实现可持续的成本降低并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
最后是竞争对手价值链分析。在行业中，竞争对手价值链和本企业价值链在行业价值链中处于平行位置。通过对竞争对手价值链的分析，可测算竞争对手成本并与之相比较，根据企业不同战略，确定扬长避短的策略争取成本优势。在低碳经济模式下，企业间竞争变成了新能源、新技术、新工艺在行业价值链中使用的竞争，由此要求企业不仅要注重价值链分析，亦要注重行业竞争对手价值链分析，并通过分析将其与本企业价值链分析结果相比较，揭示出决定竞争优势的差异所在，从而根据企业不同的战略确定成本管理策略。
（三）成本动因分析 成本动因是引起产品成本发生的原因。战略成本动因对成本影响比重较大，从战略成本动因来考虑成本管理，可控制企业日常经营中大量潜在的成本问题，以实现低碳经营。从价值角度看，每一创造价值的活动都具有独特的成本动因，以此解释每一个创造价值活动的成本。因此，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而言，价值创造活动与低碳技术、制度创新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是其成本动因的重要因素。就此意义而言，低碳技术创新如顺应国际环境即可使企业获得长期发展，另外对相关企业进行整合，可使企业发挥“专业集成、投资集中、资源集约、效益集聚”的整体优势，这也是企业成本动因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结论
从竞争战略理论分析可以得出，无论企业采取何种战略，亦无论企业处于何种竞争环境，成本问题始终是企业战略制定、选择和实施过程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而在低碳经济条件下，如何利用成本战略为企业赢得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亦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并构成了战略成本管理的重要内容。同时，与战略成本管理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实施成本控制战略，成本控制战略可归属于低碳战略，其以成本管理过程为轴心展开，并强调成本控制措施的构造与选择。而价值链分析、作业成本管理、成本规划与设计等则具有成本降低成份，此层面的成本管理战略旨在构造基础宽广、具有长期性持续效应的降低成本的措施体系。
企业低碳发展是顺应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企业战略成本管理实施虽存在诸多环境或条件障碍，但就目前国情而言，政府对低碳工业发展承负着主要责任，即需为企业低碳环境下战略成本管理创造有利的内外部条件，通过建立与完善法律保障体系，转变并树立低碳成本管理意识，提供相应低碳技术支撑，加大低碳生产经营的相关政策激励，在企业低碳发展前提下，增强并促进我国企业战略成本管理有效实施，以助于解决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普遍面临的战略成本管理问题。
[本文系甘肃联合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编号：2012YBTS02）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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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讲的发展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也就是说，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包括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的发展。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体现。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动力。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同实现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的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也是完全一致的。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我国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重要保证。
20*年抗击*的斗争，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应当更加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最基本的动力，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社会发展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也不仅要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而且要有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各种服务部门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包括使人民的物质生活更加殷实、富足，而且包括使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使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技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在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在满足人民接受良好教育特别是医疗卫生、全民健身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等需要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新阶段仍然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经济发展，但是同时有必要也有条件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加促进社会发展的投入，增加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投入。要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要在加快城市发展的同时，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要在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同时，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振兴的步伐。要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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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城镇化发展水平严重滞后，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加快其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一、关于城镇化的推进动力理论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雷文斯坦（E.Ravenstien）的推拉理论，城镇化推进的经济动力来源于农村的推力和城镇的拉力。农村的推力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农业劳动力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农产品深加工和产业链的延伸；城镇的拉力主要表现为工业和第三产业等城市经济的高利润率，人口和生产要素以及产业的聚集，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城市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等。城镇化进程正是在农村推力和城镇拉力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推进的。
（一）农业的发展是城镇化的初始动力
农业的发展是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劳动力生产要素，劳动力是支撑城市工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依赖性尤为显著。农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使农村和农业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正好满足了城市工业发展所急需的劳动力资源。
（二）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
工业化在城镇化进程中居于主导性和支配性地位，城市工业经济在空间布局上具有突出的密集性特征，从事工业生产经营的企业为获得聚集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一般会在地理空间上聚集，使社会资本、人口、原材料等生产要素集中，从而推动了城镇化建设进程。一是工业化生产使生产要素的配置在空间上聚集，发达的城市立体交通网络，为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聚集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二是工业化促进了生产工艺的专业化，生产工艺的专业化降低了比较成本，增大了市场份额，促进了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三是工业化实现和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发展，规模经济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进一步集中，推动和提高了城镇化水平。
（三）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镇化的后续动力
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变化了的恩格尔系数表明居民的需求结构中对工业品和服务的消费比重将会增加。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充分发挥了城市经济聚集效益，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和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和集聚。
二、甘肃省庆阳市经济发展状况及城镇化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经济发展状况
根据甘肃统计网的数据显示，2010年庆阳市完成生产总值357.61亿元，增长15.8%，高于全省4.3个百分点。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193.48亿元，增长21.8%，高于全省6.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88.02亿元，增长38.0%，高于全省2个百分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3.47亿元，增长19.6%，高于全省1.6个百分点。财政大口径收入达到58.79亿元，增长31.5%，高于全省8.11个百分点；小口径收入达到30.02亿元，增长32.6%，高于全省9.23个百分点；财政支出113.09亿元，增长27.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2453元，增长11.9%，高于全省2.5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3154元，增长17.4%，高于全省6.4个百分点。庆阳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加快，三次产业比例为14.27∶60.08∶25.65，“二、三、一”的产业格局相对比较稳固。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
1.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优势
2010年庆阳人均生产总值15095元，只为全国人均水平29706元的50.8%；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46元，为全国人均水平11536元的34.2%；大口径财政收入人均2482元，为比全国人均水平6201元的40.0%；一般预算收入人均1267元，为全国人均水平3031元的41.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453元，为全国水平19109元的65.2%；农民人均纯收入3163元，为全国人均水平5919元的53.3%。
庆阳的要素禀赋优势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就目前而言，富集的资源禀赋优势尚未转化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优势，工业作为根本动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没有显现出来。
2.三次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存在诸多问题
农业基础脆弱，特色产业规模小，产品附加值不高；水利设施落后，人畜饮水困难、雨养农业为主、灌溉条件差；水源污染较严重等“瓶颈”制约尚未消除；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多，农林牧渔业收入增长乏力。
庆阳与周边地区相比，总量是延安的1/3、榆林的1/6；产品结构单一，对资源依赖性强，原料开采型、初级产品型工业比重较大，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较少，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工业发展潜力主要是矿产资源、特色农产品资源开发。
庆阳市2010年第三产业是第一产业的1.58倍，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快于第一产业56.67个百分点，慢于GDP、第二产业12.96、39.6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总体发展缓慢，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低。
庆阳市产业结构升级是能源化工工业发展带动的，尤其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强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和城镇化进程推进缺乏后续动力。
三、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是城市文明、城市意识等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的过程，是通过追求聚集效应而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在原有城市和农村基本布局不变的基础上，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产要素的流动与聚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均等化、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等，是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战略选择。
（一）关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城乡一体化要求通过市场机制的驱动效应，引导生产要素在农村就近聚集，实现聚集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市与农村公共产品服务均等化和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农村面貌彻底改观，尤其是农民文化、科技等综合素质的提高，对于实现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城市与农村公共产品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可以在某种程度得到解决。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对于推动城镇化建设进程意义重大。
（二）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推进策略
1.确立“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的发展思路
引进为数较多的工业企业进入工业集中区，实现了工业发展的规模效应和要素聚集效应。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产业也形成了产业链，实现了要素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和结构优化，构建城乡产业一体化格局，有力推动城镇化建设进程。
2.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
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利益驱动效应和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彰显特色和优势的农产品；大力加强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以提高农产业的市场化程度，为提高农民收入提供有力的外部条件支撑；延伸农产品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发挥区位优势，就近建立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实现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有机融合；提高农业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助推现代农业的发展等。
工业化经济具有突出的空间密集性。要形成“集聚发展、集约增长、集成配套”的产业集群、要素集聚、资源集约发展模式。推进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必须要着重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要保护好生态环境，确保基础设施建设即使跟进，并建立和完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让老百姓共享工业化进程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成果等。
3.依托产业基地建设，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要着力构筑跨越式发展的多元立体产业体系。产业基地的建设以及产业链的延伸，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平台。立足于服务基地建设，大力促进民俗、农耕、岐黄为核心的特色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大力发展以商贸物流为龙头的上下游产业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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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地理集中或产业蔟群是指某一特定产业的企业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区，形成了一个稳定、持续有不寻常的竞争优势集合体。工业化时代的代表性产业像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造船业等大规模聚集于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硅谷高技术产业和底特律汽车工业的集中是单一产业的地理聚集的两个最有名的案例。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硅谷型聚集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具有规律性。现在学者们越来越发现，产业聚集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在美国，有名的聚集还有华尔街的金融业、好莱坞的娱乐业、加利福尼亚的酿酒业、华盛顿的炼铝业等等。伊利森和格拉泽(EllisonandGlaeser)通过对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每个产业都显示出过度的集中，459个四位数SIC产业中的446个有明显的聚集。波特(Porter)指出产业地理集中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因素，并认为“蔟群”(Clusters)的因素支配着当今的世界经济地图，它是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州内经济甚至都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发达国家尤其如此”。
蔟群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正如波特教授所说；“贫困国家由于缺乏发展完善的蔟群，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参与竞争。要超越这一阶段，发展功能完善的蔟群是必不可少的。对于那些欲从中等收入转入发达经济行列的国家来说，蔟群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制约性因素”。风行世界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高科技园区、创业园区等形形的园区不是产业区位理论或产业地理集中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无非是运用政府的力量造成产业的地理集中，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蔟群，从而获取更高的生产率和持续的竞争优势。
人们不禁要问，在网络经济时代，通过鼠标的点击就能从世界各地获取信息和生产要素，就能完成各种交易活动，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区位还能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吗?或者说产业区位在全球性竞争中还那么重要吗?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波特所提出的“全球经济中地理位置的悖论：即全球经济中持久性的竞争优势，却在远方竞争者无法匹敌的当地要素——知识、关系和动机中日益重要”。有鲜明的依据表明在众多的领域中，产业地理集中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创新和竞争优势在地理位置上是越来越集中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了。
二、产业地理集中的理论解释
某一产业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自然聚集并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是一个漫长过程。众所周知，我国许多地方的“名、优、特”产品都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些产业的早期聚集过程很难考究清楚。据目前的研究来看，产业地理集中引力有：
第一，自然优势聚集力(naturaladvantageagglomerationforces)。自然优势聚集力是产业地理集中的基本作用之一。自然优势的含义相当广泛，它不但包括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单个方面的优势，还包括两者的组合优势以及自然形成的社会经济资源优势。如某一地区有发展某一产业的自然资源优势，但自然环境地不适合于该产业的发展，则这种自然资源优势的聚集力将相当弱。伊利森和格拉译（EllisonandGlaeser）通过对美国产业聚集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自然优势聚集力可以解释20％左右的产业聚集现象。自然优势可以说明种植业、酿酒业、食品制造加工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造船业、采掘业与冶炼业等原材料产业的聚集现象。但自然优势也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区具有发展某产业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两方面的优势，但该地区却并未发生产业聚集的现象。社会经济资源优势包括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等。交通运输条件一直是古典区位理论中的最基本要素，交通运输上的便利和低成本是许多产业聚集的基本动力。现代企业行为理论也指出，一些产业中的企业选址决策对区位成本是高度敏感的，区位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选址中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外溢聚集力。这里的外溢是区位外溢，是指某一厂商的建成将降低其它厂商的成本或提高它们的竞争力的现象，包括物理外溢(比如一家厂商的建成降低了第二家厂商的运输成本)和智力外溢。智力外溢可以较好地解释高科技产业大量聚集于大学或研究机构附近的现象，如硅谷型聚集等。物理外溢在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中存在较普遍。我们经常会见到，在一个荒芜的地区一旦建成了较大的企业后，小企业将鱼贯而至。这主要是由于大企业的外溢聚集力的缘故。外溢聚集力较常见于城镇的形成过程中，在由乡村到镇再到城市的扩大过程中，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外溢聚集力越来越大，产品差异化程度也不断增加。传统商业(店铺商业)中外溢聚集力也较显著，如各种商业小区、商业街在实质上是商业的集中，可称为商业蔟群，外溢聚集力是蔟群形成的基本动力。伊利森和格拉泽认为，外溢是产业地理集中除自然优势以外的另一个主要动力。
第三，人文凝聚力。人文环境不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资源，也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在全世界华人移居的地方都能形成有活力的华人经济区，美国的唐人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意大利和我国的台湾省是小企业主宰的经济系统，小企业聚集极为普遍，不同的社区小企业聚集的产业类型是不尽一致的，这种聚集的基本动力就来自传统人文环境的吸引力。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的聚集在我国的南方沿海地区如浙、闽、粤等也很普遍，其中以家族团体(血缘、亲缘)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蔟群占主体。这种蔟群产生的动力就是人文关系，系统赖以运行的基本因素是信任和承诺，现代交易的最基本方式契约交易并没有取代信任和承诺成为系统内成员的交易方式，交易成本也相当低，信誉是成员间信任和承诺的最重要因素。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源源流长、丰富多彩，不同的社区其人文环境迥异，劳动分工和交易的秩序很难扩展到不同人文环境的社区之间。因此，蔟群的范围也往往囿于社区的人文边界以内。波特教授也指出，不寻常的、复杂的或紧迫的地方需求也可以产生蔟群。作者认为地方需求形成聚集的动力就是人文凝聚力。人文聚集力在与文化有关的产业如文体娱乐(戏曲、歌舞、体育项目等)、古迹名胜旅游、传统手工艺品和饮食等的聚集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日常所讲的“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产品或工艺也只局限于该地区的某一个小区域内，离开了特定的区域就无所谓“特”了，这是由人文聚集力的引力场决定的。
当然，对于一个具体的产业聚集而言，上述三类聚集力可能是单个起作用，也可能是多个力的产物，或者还有别的作用力在起作用。一旦产业地理集中开始形成，就会出现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尤其是当地政府持支持态度和地方竞争富有活力时更是如此。
三、产业地理集中理论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