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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方性：民俗文化活动的传承是以人世代相传，除了中华民族文化大传统之外，如春节活动等具有全国性特点。各个地方依自己的特殊环境形成了服务地方的文化小传统，同一种民俗事象在各地会出现不同形态，不同时代，不同的地区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4、变异性：民俗文化因其传承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中人相袭，代相传，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但民俗作为一种基础文化，它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随着时空的变化不断地发生变异，形成了与稳定性相联系的变异性特征。
篇2
剪纸，是遍布我国传统民间社会的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形式，文化内涵丰厚，民俗结构完整，在我国剪纸是作为一种母体艺术存在的。传统剪纸文化的生成变化历程，表征了一代代剪纸人的生命延续过程。“生命”的含义包括两重：一是人本体的自然生命，二是剪纸民俗的文化生命。一方面，正是出于对人的生存和繁衍的强烈渴望，剪纸人才将人生未来的种种理想寄寓在阴阳组合的平面符号中；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对大量剪纸民俗符号中的生命意象的朴素而真诚的信仰，剪纸人才不断通过这些意象表达对生命的挚爱之情和寻求繁衍生命的希望。
在封闭而内敛的农耕经济条件下，剪纸也是属于一种满足自给自足生活并达到自我精神延续的“绘画型”经验图像。剪纸意象是剪纸民俗的物质载体，剪纸符号则是剪纸意象的灵魂。符号“一方面指称对象，另一方面又模铸意识”，将意与象整合于特定的民俗文化体系之中；同时“符号与人的个体的相对分离性使它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存在物，具备完善而恒定的社会文化精神。
剪纸意象是民众长期感知外物的直觉经验的凝固，其基本结构生成，不是通过理性思辨和逻辑推导，而是顺应文化生命的自然法则最后水到渠成。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体系整体上看，剪纸符号是以普通认同的典型特征构成民俗文化意象系统，成为整个民族观念、精神的表征。深入剪纸符号里层，探索意象生成原理，是走进剪纸民俗世界的必要途径。
剪纸符号的基本构形思维方式是意象。意象思维借助联想、想象、类比、直觉等多种形象方式来揭示事物内涵，表达主体对意念的理解和对生命的体悟。对剪纸民俗而言，意象是建立在民众普遍认可的文化形象和共同遵从的情感意愿的基础之上，是民众共同认可的文化精神形式。民间剪纸的意象思维并不同于纯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方式。纯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最基本的美学特征和创造本源是无限自由广阔的艺术形象。但是，民间剪纸文化的思维方式却与此大相径庭。然而，剪纸民俗长期偏居一隅，基本程式千年不变，其意象思维更固执于自然率真的心象表露和蕴藉生动的灵性外射，即直觉经验的呈现。剪纸行为不同于主流艺术创作对主观性、个体性和特殊性的追求，而是执著于对固有的生活文化最真实的展露，是传统观念世界与外部生活世界的天然合一。
剪纸意象结构中的基础成分是“象”。剪纸取“象”丰富，几乎无所不及。概括言之有三种：自然物态的、民事生活的、虚拟构想的。自然物态的，如牡丹、红梅、黄菊、荷花、石榴、柿子等花卉佳果和牛、羊、鹿、猴、鸡、鹅、鹤、蝙蝠、青蛙、鲤鱼、蝎子等鸟兽鳞介；民事生活的，如植桑养蚕、采莲划船等等；虚拟构想的，如源于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八仙过海、天女散花、钟馗打鬼、老鼠嫁女等等。
民间剪纸意象的核心成分“意”，是民众群体按照特定目的附加于剪纸形象之上的深层体认，构成了民间文化的意义系统。剪纸之“意”，是我国民众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的思想情感，如团员和睦、吉祥如意、多子多孙、富贵长寿等，是在华夏民族数千年道德观念引导下，在传统社会经济刺激和宗教精神浸润下，经由社会成员世代传承与敷衍充实，不断获取新型认同群体，最终形成的意义凝定。意象符号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含义”，人类将含义加诸于实在事物或事件上，从而使它们成为符号。这种在实在事物或事件（“象”）上“强加”的复杂含义，就是“意”。剪纸人固有的文化心理中蕴藉这符号意义的不确定性，正如剪纸人所谓“花无真色，鸟无正名”，“取个意思就行”，所以剪纸中经常可见意象内涵亦此亦彼，模糊不辨的情况。这表明民间剪纸符号的创造并非局限于客体事物自然特征的机械模拟，而是在集体表象基础上的个体直觉经验的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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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欠发达地区‘本地再现式’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新发展战略研究”(批准号：06YJ30)
[作者简介] 曾光敏，赣南师范学院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副教授，武汉理工大学在职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与高教管理；
(江西 赣州 341000)
王院成，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为民俗文化与旅游；(河南 焦作 454002)
张雪琼，赣南师范学院物电学院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管理。(江西 赣州 341000)
“本地再现式”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是欠发达地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欠发达地区适应旅游市场需求变化、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高旅游经济效益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是，他们在经过十几年的跌宕起伏演变之后，除少数脱颖而出之外，大多数或昙花一现或惨淡经营。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竞争日益激烈、挑战日趋严重。如何扬长避短，提出新的发展战略以及如何实施新战略的若干具体建议与对策，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棘手的问题。
一、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所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
1.重大机遇。首先，在当今民俗文化旅游勃兴背景下，赣南客家民俗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性、多样性、独特性，这对于海内外人口数量庞大的客家群体和对客家文化感兴趣的非客家人来说，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而以赣南客家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为基础的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也因此成为赣南旅游业发展中的一颗明珠，不断放射出迷人的光彩。
其次，良好的区位条件正在逐步形成。赣州市周边的闽、粤省区，均属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城镇居民收入较高，具有外出旅游、休闲度假的经济能力。随着赣、粤、闽、湘四省通衢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地位的初步确立及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这些地区将成为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的重要客源市场。
第三，政府主导作用将逐步凸现。赣州市“十一五”规划提出：做大做强特色旅游业，重点建设好“三区一带”旅游景区，即以中心城区为主的宋城旅游区，……以龙南、赣县为代表的客家文化旅游开放带，……大力发展红色、绿色、古色、客家和休闲度假旅游。这些为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与保障。
2.严峻挑战。首先，赣、闽、粤三角地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这些地区赋存丰富而极具旅游开发价值的客家文化景观和客家民俗风情，为客家文化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与土壤。但由于此三角地区缺乏必要和积极的沟通与合作，都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积极“再现”客家特色民俗文化，以达到旅游经济效益的目的。赣州市已建成了赣县客家文化城、五龙客家风情园，福建省在原址上开发了永定客家土楼博物馆，广东省河源市也兴建了河源客家民俗博物馆，广东省的梅州市正在积极筹建梅州客家博物馆等。殊不知，这样近距离的同质旅游资源重复建设，必然会引起一定的屏蔽效应乃至严重的空间集聚与竞争，进而对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构成严重的威胁与挑战。
其次，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企业未能摒弃浮躁的心态，科学地认识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及自身的发展特点与规律，按照准确的市场定位，推进项目的整体策划、规划、设计、经营。譬如，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是大众化旅游目的地，客源市场是其发展的载体与基础。实际上，赣州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见表1)，人们的实际消费能力还未能满足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这个现代经济产物发展的需要。结果，因模仿沿海发达地区主题公园的发展模式，企图开始就做大作强，最终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二、新发展战略理论的提出
与其他类型的主题公园相比，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处在欠发达地区――赣州市；创造性地再现客家特色民俗文化。正是这两个基本特征决定了其新发展战略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1.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应因地制宜而非“模仿”、“克隆”。著名旅游专家保继刚教授曾指出，主题公园的发展受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客观因素主要包括两个必要条件和两个限制条件。必要条件是客源市场和交通条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它们关系到旅游客源市场的大小、基础设施条件、投资能力和游客的消费水平，作为高投入高门票的主题公园，缺少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成功。限制条件是城市的旅游感知形象和主题公园的空间积聚和竞争，它们影响着游客的决策行为。首先，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处在欠发达地区――赣州市。赣州市市区人口只有50万人左右，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为500.31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916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199元。无论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是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言，赣州市都难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匹敌，更无法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相提并论(见表2)。旅游需求产生的客观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和人们的日常可支配收入。
但是，换个角度加以考察，问题就有转机。(1)京九铁路、赣龙铁路、赣粤高速公路、昌厦公路、105、323、319和206等4条国道贯穿赣州市全境，4C级民航机场开通了飞往广州、北京等航线，厦蓉高速公路和赣韶高速公路已开工建设，这将使赣州成为华南的重要交通枢纽。(2)赣州市周边的珠三角、闽三角地区均属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居民收入较高，具有外出旅游、休闲度假的经济能力。为此，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可以利用赣州市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采取“草船借箭”的策略，积极开拓珠三角、闽三角的客源市场，从而摆脱赣州市经济发展欠佳的局限和市场承载力不足的制约。
其次，相对于赣州市周边的井冈山、厦门市等地区，赣州市的旅游感知形象不鲜明独特，还未能对外地游客构成巨大的吸引力。加之赣州市内现有三个主题公园以及赣州市周边的以客家民俗文化为主的主题公园的空间集聚与竞争，都对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产生一定的影响与制约。因此，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的发展，应该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相一致。首先应以小型化、专业化为发展方向，进而做大做强，而非一开始就追求大而全。
2.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必须依托客家特色民俗文化，对客家特色民俗文化进行创意化再现。在主题公园模仿、克隆日益严重的今天，只有特色才能吸引游客的眼球，只有特色才能增强市场吸引力与竞争力。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必须把握市场需求，从创造性地演绎客家特色民俗文化入手，以差异求特色，以特色求市场。如深圳华侨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其原创性与差异化，源于其独特性的卖点与亮点。他从投资第一个主题公园――锦绣中华开始就十分注重项目的特色化，从浓缩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微缩景区――锦绣中华；从民族民俗文化中吸取精华，建设了中华民俗文化村；用荟萃世界建筑与艺术演绎历史画卷的双重手法，塑造了世界之窗；融器械游乐与情境创造为一体而成就了欢乐谷。所以，抓住了特色与差异化，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就抓住了旅游者的兴趣点与兴奋点。
众所周知，饮食文化注重“色、香、味、型、器”与饮食环境的协调与统一。赣州市五龙客家风情园对客家特色文化饮食的创造性开发，为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依托客家特色民俗文化而创新性地打造了一种“初始化”的胚胎模式。赣州市五龙客家风情园在试营业过程中，依托园区内仿建客家建筑――龙庆围(仿“龙南关西围”而建)，对客家特色饮食进行开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园区使游客在充满古朴典雅的客家木雕、石刻、绘画、对联等的客家围屋内，一边品尝特色客家美食，一边欣赏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客家曲艺、采茶戏表演。这确实让游客真切地感受到了别有一番情趣与韵味的淳朴、浓郁的客家风情与文化，也是园区内特色文化中最吸引人、最具魅力的地方。
五龙客家风情园客家特色饮食的成功开发已初见端倪，这表明依托客家特色民俗文化，并进行创造性地演绎再现，而非简单的“模仿”、“克隆”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与经济效益。因此，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的发展方向为：依托融“地域性、独特性、传统性、神秘性、文化性”于一体的客家特色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创意化演绎“再现”，而非舶来化、模仿化。这样可以依托客家民俗文脉，创意挖掘，做深做透，从而产生独特的吸引力与卖点。因此，必须建立以客家特色民俗文化为依托的因地制宜的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发展战略。这样，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才能立足实际，以特色求发展，以发展求创新，以创新求发展。
三、新发展战略具体对策与建议
1.以赣州市及闽三角、珠三角客源市场为立足点，进行贴近实际而富有成效的市场营销
(1)深入研究赣州市及闽三角、珠三角地区游客心理，确保客源市场定位准确。鉴于赣州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们的旅游需求和旅游消费能力较弱的现实情况，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可以在充分开发赣州市客源市场的同时，通过利用客家人“寻根问祖、探亲访友”等客家乡土情结，采取“借鸡生蛋”、“借势发力”的策略，借助赣州市日渐完善的水陆空交通网络，吸引珠三角、闽三角、潮汕地区等客家人前来园区参观旅游，这不失为有效之举。
(2)借节造势，借节扬名，扩大影响。节庆活动既是一种旅游吸引物，也是园区营销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大多是以动态的、开放的项目来进行展示，可以使游客亲身参与其中和深度体验园区产品的特色与魅力，从而增强游客对园区产品的认同感。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也可以利用丰富的客家民俗节庆，如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客家文化艺术节、客家美食节、客家祭祖等大型活动进行宣传，以求得良好的传播扩散效果。
(3)加强协作，实现共赢。要借助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对赣州市及闽三角、珠三角客源市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赣、粤、闽三角地区客家聚居地的地缘关系及客家文化的亲缘关系，发挥区域合作优势，建立有效的联合营销机制，进行联合营销，以降低营销成本。
2.深度挖掘客家特色民俗文化内涵，分层次进行园区产品开发
(1)浅层次产品开发园区――景观建设。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是以人工建造物――“再现本地”特色客家建筑景观――为基本核心吸引物而开展旅游活动的。因此，特色客家建筑景观的“真实”再现，就成为了园区项目成功与否的重要前提。
(2)深层次产品开发――依托客家民俗文化，进行创意化挖掘演绎。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静态人造景观一旦建成后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后续可塑空间极为有限，而依托园区景观动态地挖掘与演绎客家民俗文化却可随专业人员的主观创造性的发挥得到无尽的开发和更新。为此，我们可以依托园区的旅游资源，根据旅游者的不同需要，对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深度开发，整合出具有市场吸引力的高品位园区旅游项目。譬如，以园区为背景，对客家特色饮食的品尝与制作、客家传统生产生活习俗的再现性表演、客家特色节庆的创意化举办、客家民间工艺的现做现学表演等进行园区产品深度开发，强化游客参与和体验，形成系列化特色园区产品。
(3)强化精细服务，增强游客美好体验。商业最成功的体现，往往是来自商业对人性化的关怀。我们要深刻理解与领会“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想游客之所想，急游客之所急，时时处处见微笑，点点滴滴显真情，推行规范化、亲情化、个性化服务，为游客营造一个安全、舒适、温馨的园区旅游氛围，让游客留下独特的感受与美好的回忆，从而增强园区的市场竞争力。深圳“锦绣中华”景区通过“全程式跟踪清扫”、“陪游客式闭园”的疏导式管理就赢得了游客及专家的一致好评。
3.创新机制，努力提高园区的经营管理水平
(1)明晰产权，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按照“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使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从而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
(2)创新融资机制，为园区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针对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后续发展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可以通过招商、入股、租赁、转让经营权等方式，加大园区筹资规模、融资力度，为园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4.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为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1)赣州市相关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导职能，健全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加强统一管理，避免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积极协调各部门间的利益关系，加大对赣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发展的导向性投入。譬如，要给予政策倾斜和适当的资金扶持，为其提供水、电、交通等配套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周边环境规划等相应的服务体系建设。
(2)可以通过课题招标等方式积极引导与鼓励政府与民间力量对赣州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公园展开相关重大发展问题的研究工作，为其发展提供理论、技术、信息等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保继刚.旅游开发研究――原理・方法・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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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是产生并转承于民间的、世代相袭的文化事项，是在普通人民（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所以具有有增强民族的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别，民俗常常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但其也有一些稳定的特征。一般民俗都具有社会性、地域性、变异性、转承性、规范性等特征。
二、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民俗是民族文化之根，是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民俗，就没有传统，也就没有民族文化。民俗的传承，保证了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繁荣和长久性；民俗的变迁，是民族文化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也是民俗自身发展的要求。传统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审美追求,在现代社会，民俗文化成为民族认同的载体、社会团结的纽带，其和谐价值观正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核心价值,在当代仍然有其极重要的价值，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作用。
（一）传承中华文化，是传统文化载体
传统民俗是各种民族民间文化最重要的综合载体。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戏曲、民间美术、交际礼节、人生仪式、娱乐游戏、艺术技能、信仰心理等等，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无一不在传统民俗中得到存活和赓续。我们弘扬了民俗文化，也就使它们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得到了延续。
（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
在民间，深藏着博大雄沉的优秀文化因子，构成了绵延不断的历史信息链，无所不包地传递着中华民族心理的密码，它们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为民族精神提供着无尽的营养、彰明的昭示和有益的启迪。其中，文化信息承载最为密集、情感色彩最为浓烈、道德教化作用最为深刻、记忆传承最为有力的，当属中华民俗文化。
（三）维系民族团结，团结中华民族
民俗的维系功能，指民俗统一群体的行为与思想，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
（四）寄托民众情感，调节大众心情
传统的民俗活动，常常融入了人们的各种情感，通过民俗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剂的功能。如教化人心、匡正风气等功能。
（五）现代产业利用的资源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资源，早已为旅游业所利用，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同时，它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解决了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三、我国目前民俗文化的现状
民俗变迁总的状况是：表层变化迅速，深层观念尽管变迁缓慢，但很多传统观念也都面临被打破的命运。传统民俗文化发生变迁或变革或消失，这是民俗发展的一种正常趋势，而且，在一些民俗文化的变迁过程中，我们的确感受到了现代化的魅力。但不管物质层面还是观念层面，民俗文化的变迁还有一些负面的效应。
（一）传统文化价值流失
在民俗文化的变迁中，有一个现象特别需要我们的注意，那就是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它包括无形文化的流失和有形文化的流失这两个方面。在无形方面主要表现在随着西方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西方的这些节日，但对我国传统的节日如端午节、农历七月十四、重阳节等越来越冷淡。即对我国的传统节日味道淡化和洋节越过越热闹。在有形方面主要表现在我们民俗文化的传统活动逐渐减少，有的甚至消失了。这些传统活动有的需要有专业的人员，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对这些活动缺少兴趣，更不会参与，这样就造成这些活动后来无人。
（二）民俗文化开发中的不足
虽然我国在民俗旅游开发中取得了良好的效应，我们采用“人创民俗文化村、实地民俗文化村、民俗博物馆、节庆活动方式、民族生态博物馆、民俗专题旅游”等民俗旅游开发模式，使民俗旅游健康稳步发展。但在开发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不容乐观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保护力度不够，保护方式不完善
在保护民俗文化的立法不足，使得民俗文化“无法可依”，没有培训好民俗文化接班人，使民俗文化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界，大部分保护措施都据有“滞后性”，即民俗文化遭受破坏后才采取保护措施。
2.把民俗文化当成“摇钱树”
很多地方民俗文化被注册成商标并运用于商业操作。例如被称为“铜鼓之乡”的河池没有注册铜鼓商标，但远在北京、上海、广州就纷纷有人抢着注册铜鼓商标。采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开发模式，使民俗文化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了民俗文化商业化的趋势。这种开发模式弊大于利，正如冯骥才所说“继续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产生的危害可能在10年以后才看到”。
3.民俗文化开发中伪造、破坏、同化严重
为了吸引广大了旅客，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有的地方不断模仿经典民俗文化创造文化，有的地方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的地方竟然表演一些低俗的文化。
4.粗俗文化遗毒未尽
有些地区把糟粕当精华，甚至有封建迷信活动，损害地区民俗文化形象，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四、宝山石头城纳西族民俗文化资源
宝山石头城是全国不多见的建在石头上的城市，也是纳西人最原始的聚集地。这里有着丰富的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
纳西族的男人一般是汉人打扮，只是脚上穿的是马靴，但女人们穿的都是纳西族的典型服式――“披星戴月”。所谓“披星戴月”，就是头上带着七个手工缝制圆形垫子，代表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后背披一块羊皮，前面系围裙，加上各种颜色的花边修饰，华丽但不张扬。
宝山石头城的传统文化十分丰富。就东巴文化而言，东巴教有“四大派”之说，其中的一派就是“宝山派”，指如今丽江宝山、奉科、鸣音、大具这几个乡的东巴文化，因上述地区在历史上属于宝山州，因此称为“宝山派”。在这些区域里，很少受到佛教、道教等外来宗教的影响，纳西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保留得比较完整，因此，“宝山派”对纳西族东巴教的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950年以前，仅宝山行政村（今宝山村民委员会）就有40多个东巴祭司。
石头城的居民十分重视祭祖，一年祭祀两次，在农历六月的祭祀称为“塔补”，农历七月半举行的祭祀称为“波敬”。
除了祭天、祭大自然神“署”等这些纳西族传统的节日外，宝山石头城的纳西人还保留着一些丰富多彩的节庆，如“洗牛角”， “喊谷魂”等。
在石头城的夜晚，经常听到歌声，那是一种舞蹈伴奏音，而这种舞蹈，纳西语叫“打跳”，是纳西族特有的一种舞蹈，以前主要是为了庆祝丰收而举行的，而纳西族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也是通过“打跳”这样的方式相互认识甚至私定终生。现在有游客到村子观光旅游了，所以村民不定期地会自发组织到一起进行表演，作为一个旅游项目。
一块0.5平方公里的巨石承载着纳西族1300多年的历史。在风雨洗刷后，更清晰地表达着纳西族的点点滴滴。自纳西族先民在石头城聚居，完成了从游牧到畜牧农耕文化的转变，到经济发达、信息畅通的今天，石头城依然以它原始的面貌屹立于此。
五、宝山石头城纳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与保护
宝山石头城拥有丰富的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如何开发和保护这些资源，将成为政府重要的任务。
政府应该将民俗文化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在实施总体规划时又将文化事业的发展逐一落实，政府更加注重通过政策和立法手段来保护传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使得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迅速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尊重民间文化传人，加强培训，建设好队伍，建立人才库。面对濒临失转的民俗文化，文化传人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抢救和保护。被世界公认“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的东巴文面临着使用人数越来越少的尴尬境界，政府应该鼓励支持学校在中小学阶段创建双语教学班并创建纳西东巴文化艺术教育基地，让学生从小就了解纳西于东巴文化。
关注生态建设，建立民俗文化“保护区”，建立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应在石头城周边建立宝山石头城纳西文化民族博物馆，建成以后成为云南纳西人民文化中心。建议在宝山石头城、丽江、玉龙等纳西人民聚居的地方建立“纳西族自然生态保护区”，对纳西族民俗文化进行集中式保护。
政府应该经常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到宝山石头城实地考查，参加民俗文化发展规划，为石头城开发保护民俗文化献策献计。与大专院校（特别是民族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究基地，一方面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挖掘和记录，另一方面也对当地文化生态、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扩大环江民俗文化在外界的影响。
结论
民俗文化是我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民俗文化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跟应该注重保护好我国的民俗文化，注重经济效应的同时更要注重文化效应，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发扬我国优秀的民俗文化。要通过立法来保护好我国的民俗文化，使民俗文化保护有法可依，让民俗文化健康发展。相信通过各方的积极参与及努力，我国的民俗文化开发保护肯定做得很好！（沈阳师范大学2008级旅游英语；辽宁；沈阳；1100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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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民族报.《长阳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转承模式启示》.2009年12月4日.总893期
［3］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 百度百科
［4］ 冯骥才《关于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要通过专家审定的提案》.穿墙网
［5］ 国家民委网――《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
［6］ 马树春《论民歌文化资源整体性保护模式》.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9卷第2期
［7］ 中国民族报《民族地区文化亮点：探索转承保护新路》.2009年12月15日.总896期
［8］ 大河网-河南日报――《民俗文化：民族文化之根》
［9］ 刁统菊，曲洪，刘爱昕《我国民俗文化的现状分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9月.第29卷第5期
［10］ 南国早报――《警惕“民俗”被“低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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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俗文化旅游与地质旅游融合的重要意义
1.1 民俗文化旅游发展面临的窘境
在国外,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俗旅游已成为世界各国宣传、发扬文化传统的重要手段,民俗旅游与文化旅游融为一体。但在我国民俗旅游开发迅猛发展的背后,制约其发展的不利因素也同样显著,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缺乏规划、全面开花的民俗文化旅游，多采取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掠夺式开发手段,以至于环境损耗和地方文化同化的恶果逐渐凸显,旅游资源质量及吸引力渐趋下降。总体而言,民族地区特别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非但未能给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反而使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与世界“三N”(Nature、Nostalgia、Nirvana,自然、怀旧、天堂)的旅游潮流完全是背道而驰,由此看来,民俗文化旅游亟待新鲜元素的加入以谋求新的发展与进步。
1.2 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与地质旅游资源整合的重要意义
地质旅游是近年来新兴的旅游方式,起源于地质旅行活动,现已发展成为以地质内容为主,涵盖矿产、古生物、地震等多种类型的观光性质的科学旅游。我国西南地区地质地貌形态多样,地质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应用地质旅游方式可在旅游市场中形成崭新的亮点,并由此牵头整合区域内多种旅游资源,实现旅游资源的综合性开发。具体来说,民俗文化旅游与地质旅游的资源整合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1)丰富旅游资源开发项目,走旅游资源综合化开发道路。地质旅游以山水为特色,通过整合西南省份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可对“七彩云南”“多彩贵州”形成最生动的诠释,最终形成区域特色旅游优势,对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发展构成助推作用。
(2)地质旅游可实现区域旅游资源优势的最大限度发挥,成为全国旅游市场竞争中的特色项目、优势项目,树立品牌效应,实现旅游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仅贵州目前就已有兴义、绥阳双河洞、关岭化石群、织金洞等8处国家地质公园,以及“十二五”期间申报的贵州三叠纪世界地质公园,乌江―梵净山世界地质公园,建设发展的喀斯特石漠化生态深度游、“水高原”生态旅游品牌,都可由此全面带动贵州旅游发展,以世界级的旅游品牌号召力抢占这一独特的资源品牌高地,由此促进贵州民族旅游的优化整合。
(3)民族旅游与地质旅游的资源整合可弥补西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的诸多欠缺。如交通问题,地质景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两者的结合可使民俗旅游景点的硬件优势得到补充。比如喀斯特景区万峰林、顶效贵州龙博物馆与布依村寨民俗游连成一体后,既节省了旅游时间、路程,又丰富了路线内容。
(4)民俗旅游与地质旅游的整合可提升民俗文化旅游的档次和内容。二者均明显地表现出知识性、文化性的旅游特征,旅游资源的优势整合可使民族文化在文化内容层面上提升至更高的科学性层次,在地质旅游的自然科学元素中深入人文感性色彩,更可以体现出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与人文景致的原生态特色,如黄果树瀑布节就将民族歌舞表演和唱山祭水大典糅合起来,形成了人文资源与山水形胜融合的特色旅游。
2 民俗文化旅游与地质旅游融合需注意到的问题
在将已成熟发展的民俗文化旅游与新兴旅游形式――地质旅游相融合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到地质科普旅游与旅游地质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庄寿强等研究者指出,“凡是有石头的地方都可能开展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地质旅游”。而目前我国现有的地质公园建设的主流思路是旅游地质而非地质旅游,如 “寒武系―震旦系地层界线”、 “三叶虫化石点”等类似景点在本质上仍归属于地质范畴。在将地质旅游景点沟通串联起来时,应当拓宽地质旅游思路,组合为不同的地质旅游类型,如探奇型连贯式地质旅游、引喻型插入式地质旅游等。因此,启动地质旅游产业的关键在于思想创新、理论创新。
3 民俗文化旅游与地质旅游融合的对策建议
地质旅游凸显的不仅是科学性,更要求的是旅游性、文化性。民俗文化旅游与地质旅游融合的发展应当体现出以新带旧、以新促旧的旅游资源发展思路,以地质文化为特色,整合民族旅游资源,树立旅游品牌,进而全盘带动地区旅游资源整合,走特色化发展道路。
3.1 开展旅游理论与规划研究,探讨旅游资源整合的契合点
地质旅游是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其开发建设仍处于零启动状态,无成熟模式或案例用于借鉴。开发地质旅游首要的问题在于发展资源开发、地质公园建设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学科交叉部分如民族、地质等加以深入探讨,现阶段亟待处理的重点问题就是以地质旅游开发为契机,实现旅游资源的总体整合。其中,民族旅游与地质旅游融合的方式,必须做到兼顾“主动”与“被动”,所谓“被动”整合,是指地质旅游规划建设必须避免走重新建设、重复建设的老路,要善于组合、利用现有的旅游资源及基础设施,包含民俗文化游已建、在建项目资源在内,一次性规划到位,突出地质特色和地貌特点。“主动”整合所代指的则是地质旅游的发展应当主动整合民族旅游元素,丰富旅游线路资源,打造“七彩云南”“多彩贵州”旅游资源建设的新热点。
3.2 合理规划地质公园建设,为民族旅游资源发展预留空间
地质公园建设是保护不可再生的地质遗迹资源的重要途径,对拓展旅游空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地质资源可持续利用均具有重要意义。从西南地区地质公园建设来看,贵州省是我国国家级地质公园最多的省份,有兴义、绥阳双河溶洞、织金洞、六盘水、乌蒙山等多达8处的国家地质公园。在依照《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技术要求和工作指南》(2002)开发建设的过程中,作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融合的重要元素,地质公园建设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公园建设与民族旅游资源发掘的深度、宽度问题。一方面西南地区丰富多彩的民族资源可为地质旅游主要是地质公园增添文化元素,民族旅游也可搭乘地质公园世界级品牌建设的契机找寻到恰当的宣传、推介平台,这也是当前地质公园建设与地质旅游发展中值得尝试的一条可行道路。另一方面,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质旅游的观赏性和娱乐性相比较来说,是较为有限的,融入民族文化元素,即是情理之中的问题,前文提及的贵州省国家地质公园,其所在区域均分布有不同的少数民族,如兴义的布依族,平塘的布依、毛南和苗族等；云南玉龙黎明―老君山国家地质公园周边有纳西族等。
3.3 整合民俗文化与地质旅游资源,打造精品线游路
精品旅游线路在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窗口”,对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规划精品线路必须符合4项基本特征：代表区域旅游特色,线路集中,时间紧凑,观赏性、娱乐性强。毋庸置疑,单纯的民俗文化游或地质旅游都无法适应精品旅游线路的建设要求,统筹开发、资源整合,才能使地质旅游与民族旅游形成产业龙头的带动作用。如云南丽江景区黄山――白沙乡村民族文化旅游带就将玉龙雪山、纳西民俗文化、茶马古道等品牌有机地糅合为一体；贵州的关岭――兴义的古生物化石考察路线,同时也可成为新的苗族、布依族文化旅游线路,经贵黄高速公路将关岭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群、兴义贵州龙化石群、花江大峡谷、贞丰双乳峰、黄果树瀑布等典型地质景观串联起来,配合以沿线各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资源,如兴义布依族的八音坐唱、砍嘎、赶鬼场等,对当前的旅游线路改造均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总的来说,民俗文化旅游与地质旅游必须整合规划才可能形成优势品牌,精品建设才能促进区域旅游产业的整体发展。
3.4 综合开发,充分发掘旅游资源的附加值
在民俗文化旅游与地质旅游的结合中,地质旅游相对来说,投入少、起点高,开发难度大。在以地质旅游的品牌效应重新带动民俗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二者应当互为补益,走综合开发道路。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旅游资源的配套开发建设,形成强劲的产业带动力。譬如贵州地质旅游可适量开发观赏石资源、古生物化石模型等,周边的苗族蜡染、刺绣或其他民族手工艺品开发也有待于进一步形成规模。只有将旅游商品收入提升至旅游经济总量的40%以上,这才是正常、可持续的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4 结 论
综上,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与地质旅游资源的整合是当前深入挖掘旅游资源潜在效益的重要方法,是旅游二次创业的优选途径。以新带旧、以新促旧,对于各地民俗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而在具体实践中,仍需进一步改进与完善相应的旅游资源整合方案,以期探索出更适应地区社会经济及旅游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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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是一定的区域里的一定群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共同的心理结构为依托，民族群体为载体，为适应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形成的一种模式化的行为习惯和程式性的生活方式，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积淀。民俗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群体性、民族性、历史性、传承性、原始神秘性等特殊属性。
民俗文化旅游是民俗文化和旅游业两者的结合，是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随着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和可持续观念的深入，民俗文化开始以一种新兴的姿态应用于旅游业发展中，以保障生态旅游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尽管目前对民俗生态旅游还缺乏一个统一的界定，但是民俗文化已经开始正真的融入于生态旅游中，成为了生态旅游中重要的一个内容。一般而言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态旅游二者直接是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民俗生态旅游包含了生态旅游和民俗旅游，具有两种不同的概念。
生态旅游是原生态的景观，旅游的对象是不受到损害的自然风貌，是对大自然面貌的一中向往和追求。在环保意识日益深入的背景下，生态旅游成为了旅游业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而民俗旅游则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础，打造具有区域性特色的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民俗旅游与生态旅游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之间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民俗旅游与生态旅游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发展的一个结合点，是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发展方向。
民俗生态旅游将民俗文化与自然生态资源相结合，既能满足旅游产业发展的需求，同时又使旅游景点更具独特性和更具特色，更能吸引游客游览的兴趣，更具有人文魅力。科学、合理的利用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自然生态资源相结合，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实现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对于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发展价值。
二、民俗文化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民俗文化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是一个区域经过悠久的历史文化所遗留和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底蕴，是由人民群众创造、传承的文化产物。不同区域的民俗文化带有其独特的区域特色，如一些少数民族的舞蹈、习俗、服饰、居住等各个方面，都有属于本民族和本区域独有的特色和风格。
民俗旅游则是将这些富有特色的民间文化展示给旅游者，让他们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去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感受不同人文情怀，相比于简单的名胜古迹和风景旅游，民俗旅游更具有价值，旅游者通过参与民俗旅游活动中，切身的感受不同区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体验不同人生价值和审美价值，在旅游中除了观赏到不同风景，同时也能满足旅游者对更多未知的了解，从而实现旅游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发展观的不断深入，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成为了外来游客来华旅游的根本目的，民族文化在旅游发展中所占有的比例越来越重，在这种背景下，民俗文化旅游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旅游业开始注重民俗文化与旅游环境的结合，将旅游景点与当地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相融入，相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景区，是旅游业吸引游客和旅游也持续发展的最终的选择。
我国历史文明悠久，由56个民族组成，每一个民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和特有的风俗习惯，如：阿昌族的进洼（关门）、出洼（开门）、烧白柴、泼水节等。除宗教节日外，还有许多本民族特有的传统节日。如：火把节、窝罗节、浇花节和春节。耍白象是阿昌族传统节日。侗族的新婚节、架桥节、祭牛节、吃新节、花炮节等。白族的大过年、绕三灵、火把节、耍海会、拜日望等。布朗族的年节、祭寨神、洗牛脚等等。这些带有明显区域特色和文化传承的节日都是我国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标志。而这些民族特色所产生的服饰差异、饮食差异、民族工艺等，成为了我国民俗文化的基础，是民俗文化景观的基本内容。而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观赏，成为旅游行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合理开发民俗文化资源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民俗文化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促进旅游地区经济发展和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景观的内在要求。民俗文化是在一定的区域里人民群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活文化，具有传承性和历史性。在当前旅游发展中，合理的开发民俗文化资源既能传承和弘扬文化，同时又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带动旅游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本质上，合理、科学的开发民俗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从资源角度来看。合理的开发民俗文化实质是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旅游环境中加入本土文化，使民俗文化资源以旅游环境为依托得以合理保留和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本地民俗文化的同时，保障了民俗文化持久性和完整性，使民俗文化在大众文化的冲刷下能够依然保留特色，得以流传。
（二）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以民俗文化资源带动经济发展，又以经济发展推动民俗文化资源的发展。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将其合理的开发应用与旅游发展，赋予其商业性质，带动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使其由文化资源转为经济资源，满足该区域对经济发展的需求。简单来说，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满足了旅游者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而旅游者的消费过程实质也是该地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也就是说民俗文化满足了旅游者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而旅游者满足了该区域对物质资源的追求。
四、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结合的作用
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结合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产物，符合了现代化的环保要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整体而言，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结合的作用主要可以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保护了民俗传统文化，使民俗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地区把旅游业作为其经济支柱性产业，大力的开发旅游资源和挖掘传统文化，以提高旅游地区的旅游价值。这就使得许多被淡化，甚至消失的传统文化被相继的开发和激活，让这些即将消失的民俗文化重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引起大众注意，使传统的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
第二，提高了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让游客关注到不同区域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民族特色，在满足其好奇心和观赏的同时，使其内心对自身文化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和认知，从而有效的提高其民族认同感，增加其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不同民俗文化的冲击下，更加深刻的感受到自我文化的价值。
第三，催生文化和资源的保护意识。民俗文化的形成是由各个地域人民群众在经历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以口头或者形式的行为得以传承的，但是对这些地区人民而言，这些民俗文化只是简单的生活习惯，根本不具备其旅游的价值。但通过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开发，让这些人民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觉意识，让他们开始重新的面对身边自然而然的习俗、文化，并且自觉地去保护和弘扬，使民俗文化与旅游环境能够更好的融合在一起，促进旅游环境和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拓展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导致区域化越来越模糊。而且很多人认为民俗文化传承下来的东西往往是没有科学根本的，思想是落后的，虽然是对古老文化的一种保护和继承，但同样也象征着其生活方式的落后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但是，从旅游发展的角度而言，这种观念而言，民族文化并不会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消失，而是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是持续传承的，人们为应对旅游的冲击，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和解析，从而形成一些新的传统，拓展了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应充分尊重社区的自我选择，相信社区有能力保护自身文化。
五、在生态旅游中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的具体措施
民俗文化是人民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下的产物，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在生态旅游中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就需要结合当地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合理、有效的开发，不能盲足的推崇民俗文化，也不能只顾旅游资源的开发，而是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在维护生态平衡和保护环境的立意上，融入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保障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应地制宜的采取措施，加强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生态旅游是对原貌自然的推崇，在生态旅游中合理的进行民俗文化的传承。首先，必须要尊重和保护当地的文物资源和民俗文化意识，应地制宜，保留区域特色，避免被同化。其次，根据该地区的民俗文化特色，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挖掘和开发，使当地的民俗文化资源得以弘扬。
（二）打造原生态民俗特色，开创民族旅游新模式。以区域特色为中心，大力的进行宣传和有效合理的开发，打造原生态的民族生活风貌，从而有效的提高生态旅游区域的影响力和价值。保留原有特色和打造原生态民族生活风貌，还原一个真实的民族氛围，让游客在旅游中感受到民族的特色和魅力，提高旅游区域的吸引力。
（三）加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和研究。目前，很多旅游景区都打造了自身的民族生态文化旅游品牌，在推动该地区经济效益的同时，起到一个更好的宣传作用。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让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宣扬。如：如：布依对歌、赶表、布依古音、古调（如布依铜鼓、八音坐唱、唢呐、嘞尤演奏）表演；布依服饰、饮食、浪哨、礼仪（进寨拦路酒、杀鸡敬客礼仪、敬酒歌礼仪、布依婚礼、演示布依赶尕过程）、三月三”、“六月六”、“查白歌节”，苗族的“八月八”等民族节日进行主题宣传或举办民族旅游节，让游客亲身体验，既丰富了旅游活动，同时也提高了经济与社会效益，促进了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弘扬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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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是湖湘人突出的地域抱负特质。湖湘民俗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之后，胡安国和胡宏父子、王夫之、夏汝弼、管嗣裘等湖湘人士忠君爱国、忧国忧民；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民族矛盾的激化，汤鹏、左宗棠、郭嵩焘等广大湖湘有识之士临难不屈，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爱国赞歌。女犯德育过程中充分开发这一资源，可以激发女犯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形成爱国、爱民、忠诚、守法的公民品德。
（二）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奋斗”是湖湘人突出的地域意志品质。湖湘文化土壤上成长的一代代湖湘人士，从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到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樊锥，再到陈天华、彭超、易白等近代湖湘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坚守着敢为人先、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和百折不挠、愈挫愈坚的拼搏精神。挖掘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湖湘文化精神，有助于纠正部分女犯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的不良心理，形成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的健康心理。
（三）淳朴厚德、经世致用的重义精神
“重义”是湖湘人突出的地域个性特征。近代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一批湘籍经世派人士脱颖而出，无不展现出湖湘人厚德重义的个性品质和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格。从魏源的“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划”，
到黄兴秉“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之超然态度，再到陈天华、姚洪业、杨毓麟、彭超、易白沙等勇敢尚武，舍身为国，都是“重义”精神的精彩写照[1]。女犯德育过程中深入挖掘这一资源，使女犯学会用正义和包容之心面对纷繁复杂的改造生活，形成崇德、尚德、重德、厚德的良好品格。
二、青年女犯的犯罪现状与德育素养缺失之分析
（一）犯罪现状实证分析
随着近年来青年女性犯罪率的日益上升，监狱在押青年女犯数量不断增加，如何有效改造青年女犯逐步成为监狱教育改造罪犯的新课题。2013年底，笔者在某省女子监狱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对青年女犯（从1980生到至1996年出生的罪犯）从案由、刑期、文化程度和成长环境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查，并对收回的共132份有效答卷进行了统计分析。
1.从数量上分析
数据显示，被调查的132人中青年女犯有58人，接近总人数的43.94%，其中“80后”女犯（80年至89年出生）56人，占42.42%；“90后”女犯（90年至96年出生，不包括未成年犯）2人，占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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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案情上分析
调查显示，青年女犯多为短刑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居多，两个“90后”刑期均未超过五年，其中一个因盗窃罪入刑一年半。犯罪类型以涉毒类最多，将近总人数的一半，其次财产类，表明该类罪犯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的基本特征，对其改造难度势必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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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育素养缺失实证分析
1.从文化程度上分析
整体上看，青年女犯学历状况偏低，远远低于社会同龄平均水平。突出表现在58人中，仅有1人为大专学历，而小学到初中学历有26人，占总人数近一半。
2.从成长环境上分析
调查发现，女犯以农村青年为主，双亲家庭居多。完整家庭的情况下，青年女性的犯罪比例为何如此之高，值得深究。通过对案卷分析和与女犯个别谈话，发现主要有几点原因：一是留守儿童成长后踏入社会无所事事，误入歧途；二是家庭关系不和，父母对子女忽视教育，孩子在不和的环境中成长形成对家庭和社会的叛逆；三是父母教育手段极端化，与孩子沟通不畅。
综上可见，青年女犯入狱前，在其心理发展期和生理上的急剧变化期，大多缺少完善的学校教育与良好的家庭教育，学历、学识有限。入狱前她们在社会上拥有的实用知识较少，也往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面对名利、金钱、爱情等诱惑时，她们不能坚守原则和立场，进而逐渐丧失道德底线，走上违法犯罪之路。入狱后她们也大多不能适应监狱改造环境，心理上产生极大的压力与挫折感，行为容易出现偏执、懒惰和好斗等特征，对其改造难度较大[2]。
三、湖湘民俗文化德育资源对青年女犯的教育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青年女犯的文明习惯
在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很多青年女性走上犯罪之路就是因为受到西方文化和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崇尚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导致信仰缺失、文明失范和道德沦陷。湖湘民俗文化是人们在自己的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活中所形成的社会风范和道德思想，积淀着湖南人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等诸多文化因子，蕴含着文明习惯的教育成分，如文明礼貌、团结互助、崇尚集体、尊老爱幼、兄弟友爱、遵纪守法等。这些民俗文化中的精神文明，便于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使青年女犯学习领悟这些精神文明的成果，养成基本的文明习惯。
（二）有助于提升青年女犯的知识素养
目前，青年女犯的文化层次偏低，多为初中以下学历。提高这些女犯的知识素养，是监狱监管改造女犯的重要内容，也是女犯出狱后重新适应社会之必需。湖湘民俗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蕴含着大量的文化知识，如文字、礼节、历法、地理、历史、语言等，所以，通过民俗文化教育，可以让女犯获得更多的这些方面的知识。如屈原《楚辞》之作，忧愁幽思；贾谊《鹏鸟》抒志，伤怀天下[3]。学习这些民俗知识，有助于青年女犯走出单一的课本知识灌输的局限，回归社会生活中去寻求知识源头，扩大自身的知识视野。
（三）有益于丰富青年女犯的精神世界
黑格尔说过：“人的本质是精神”。青年女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既有女性感性弱势的一面，又有罪犯冷漠复杂的一面。监狱如果不能在女犯精神需求上对其进行教育引导，青年女犯就容易出现迷茫、无所适从及精神状态的交叉感染。加强民俗文化教育，运用仁爱孝悌、精忠爱国、淳朴厚德、修己慎独、经世致用、敢为人先、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等湖湘优秀民俗文化，丰富青年女犯的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塑造健康人格。
四、积极探索湖湘民俗文化在女犯德育中的有效路径
（一）构建监区文化，实施文化熏陶
大力开展监区文化建设，从监狱实际出发，结合青年女犯的改造心理特征，注重运用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形式和宣传载体，增强“以文化人”的针对性和渗透力，不断提高女犯教育改造质量。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物质环境建设。把所要传导的思想和精神凝聚在一定的物质环境和客观环境对象上，使教育内容直观形象实际，如利用监狱的橱窗、宣传栏、报纸等载体宣传湖湘历史名人、民间励志故事、文化名言警句、装饰风景名画等，以亲切生动、真实感人的内容激励女犯健康向上。有条件的监狱还可以进行人文景观建设，如江苏省未管所设立“周处自新”雕塑，利用当地关于周处的民间传说所蕴含的哲理来教育激励未成年犯积极改过自新[4]。二是丰富监区文体活动。大力开展参与程度广，女犯兴趣高的民俗文体活动。如由湖湘稻做化衍生的民间舞龙运动，既是一种信仰的依托，又极具观赏性，青年女犯在参与过程中可以从现世情感中升腾出一种生活的理想美，树立改造信心。
（二）创设教育情境，体现民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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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岁月的洗礼下，积淀下了不少宝贵财富。一个地区文化的形成于发展会深深的打上本地区的烙印，中原文化特征的形成，既是这个地区文化长期累积的过程，也是以自己的文化底蕴为基础，对周边文化的吸收和融合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时间和地理环境的空间的结合体，是文化内在逻辑演变和文化空间形态变迁的统一。为了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党和政府就要积极探索，寻找扩大中原文化影响力的有效措施，为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产生推动作用。
一、中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1.类型多样性
在中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中原地区自身独特的地理优势，更促进了各种文化在此地的交融。多样性是文化因子富集和活跃的标志，更是文化生命力的基础，在交融与发展之中，中原文化的多样性特点日渐突出，现在的中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十八类别，文化的多样性涵盖了整个文化系统的大部分，充分证明了中原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高度。
2.空间广布性
空间的广布性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文明均衡的覆盖到域内的人群。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也是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人口稠密，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十分发达，借助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中原文化的辐射效应十分强大，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中原文化的身影。以史为证，全国古都河南占据四个，以洛阳、郑州、开封、安阳为中心，中原文化辐射到了整个河南的重要城市，历史古都有着深深的文化烙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痕迹，在空间上，四大古都形成了一个文化辐射网络，使得中原文化在河南境内的辐射范围基本没有死角。
3.群体覆盖性
群体的覆盖性是指文化的分层界限不明显，即很多文化产品不是垄断性的，中原文化的根本特点是族群共享性。中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发生碰撞与交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中原特色文化，中原文化具有很强的群体覆盖性，几乎无孔不入地深入中原人民的生活之中。中原的戏曲文化来源于生活，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民众在生活劳作中，借助戏曲来表达自身的情感，不拘泥于一定的形势，表达形势多样。中原的民俗文化特色鲜明，体现在饮食、服饰、礼仪等诸多方面，这些民俗文化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文化的共享性大大增加了中原人民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使得中原文化永远年轻，充满活力，这种文化的共享性增加了民众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和谐中原的建立。
4.精神传承性
精神的传承性是指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能够稳定的进化和代际延续下去。中原文化的成熟首先表现在有一个突出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整合各家思想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以红色文化为核心的现当代文化。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就是中原地区，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地位，夏、商、西周的文化发源于河南，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的思想，究其根本也是发源于河南，在今天，诸子思想仍在传承，大到治理国家，小到修身齐家，正是文化的传承性使得文化的财富可以造福一代代人民。
5.稳定开放性
内在结构的稳定是文化在交融碰撞时保持独立性的根本前提。河南占据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文化的重要聚集地，然而中原文化能够在众多文化冲击下保持中原文化特色，靠的就是中原文化的稳定开放性。中原地区几经朝代变迁，在岁月的磨砺中，逐渐形成了中原文化特有的结构与制度，正是文化的结构稳定性才保证了传播过程的稳定。
二、如何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
1.“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河南政府要充分利用河南的地理优势，举办文化交流会，积极申请承办国际知名赛事，积极宣传河南，吸引更多的外国友人走进河南，了解河南；河南政府可以从中原特色文化出发，例如将“梨园春”推向世界舞台，将河南戏曲送上世界知名歌剧院，将少林功夫借助于电影等多种形式进行传播。
2.文化节会与经贸交流相结合
河南政府要充分利用中原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举办多种类型的文化节，达到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交流，以文化交流推动经济发展。文化节可以分为民间节会、寻根节会、特色节会等，例如：信阳茶文化节、安阳殷商文化节、鹿邑国际老子文化节、开封国际清明文化节等。河南举办文化节时应注意选择与中原经济区建设相吻合的项目，逐步实现“官办节会”向“民间节会”的转变，进一步提升文化节的档次与质量。
3.品牌建设与活动推广相结合
中原文化内容丰富，涵盖面非常广。在进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河南政府要充分考虑中原文化的品牌效应，努力打造文化品牌，牢牢树立品牌意识，这样的文化发展更具有长久性。文化的传播与推广需要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与手段，中原文化的传播更应该借着传媒技术不断发展的东风，进一步扩大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河南政府可以将“梨园春”打造成中原戏曲文化品牌，抽出专项基金进行扶植与发展，扩大河南戏曲文化的影响力，还可以将“少林寺”打造成中原功夫品牌，在世界范围内举办交流会，开设武馆，进行宣传，吸引更多人来学习少林寺功夫，扩大功夫文化的影响力。
三、结语
中原文化具有类型多样性、空间广布性、群体覆盖性、精神传承性与稳定开放性等特征，在新时期，河南政府通过多种手段，实行多种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政策，定能够不断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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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雕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表现方式，雕刻师借助砖雕所需的物质材料与工具，运用艺术审美能力和砖雕镌刻技巧，在精神意识、物质材料以及审美对象的相互作用下，进行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创造性劳动，在这一创造过程中表达的是精神文化的艺术创造行为，也是传播民俗文化、表达作者思想、展现雕刻技艺的文化形式,可见砖雕艺术也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有着浓郁的人文色彩,无形中能够提升房屋居住者的文化品位与内涵，同时也起着赏心悦目欣赏功能。古民居中的建筑构件“砖雕”作品的形成与产生，与屋主人、建筑师的生活实际密切相关。成县黄诸王家院砖雕表现题材与内容丰富，雕琢有人物、走兽、花卉、树木、珍宝以及装饰图案等，有人物、仙鹤、狮子、瑞鹿、绵羊、凤凰、鸳鸯、喜鹤、大雁、蝙幅、松柏、、荷花、芙蓉、牡丹、莲花、梅花、云朵、绣球、绶带、花瓶、画戟、书案、珍宝等二十余种自然界存在的非是完全照抄或描摹自然，仍然遵循着艺术表现的基本法则，将自然物进行提炼概括、布局重组、突出主题和艺术表现，凝聚了雕刻工匠的思想情感，再现了自然物象的艺术内涵，提升了人居环境的文化品位，蕴含了祈福求祥的人文精神。所以，管窥王家院砖雕艺术作品之后，能让我们清晰可辨一种人文精神表达和自然物象再现的民间艺术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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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乞巧的仪式:场景道具等中介物像的生成与发展
乞巧的仪式是整个乞巧民俗活动的中心环节，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中介物进行祈求活动的环节，由此形成的相关系列造型图像元素，主要包括乞巧活动中用于祈求、占卜、供奉、祭祀的场所、道具和其它物质载体。随着七夕节俗与乞巧风俗的发展演变，每一个时代乞巧的形式和用于乞巧的中介物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总体来看，体现出由简至繁、从少到多的发展趋向。其中代表女红文化的针线成为最主要的乞巧道具，穿针引线这种代表妇女劳动技巧的动作也成为乞巧的主要方式。围绕这个中心，同时产生和形成了其它富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乞巧中介物图像系列。
三、乞巧的结果:民间艺术图像的呈现方式
前两个方面属于乞巧民俗活动中的视觉图像，这些图像本身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图像化的乞巧活动过程，也是乞巧文化中人们关注的主要事象。但对于乞巧的结果，往往关注不够。就像艺术创作活动一样，只关注艺术家的技巧而忽视艺术作品，这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艺术创作活动。妇女们乞巧的目的是要得巧，得巧以后就要用敏捷的思维和灵巧的双手创造劳动成果，这些凝结着智慧与巧思的劳动成果，就是乞巧的结果或者是乞巧结果的呈现方式。在男耕女织的中华民族农耕文化形成以后，男女在生产劳动方面有了较明显的分工，妇女主要从事织绣、茶饭、编织等手工艺生产和家庭内务，所以她们乞巧的结果就主要通过服饰、刺绣、剪纸、编织、面食等形式多样的民间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
乞巧仪式中制作的乞巧楼、巧竿、磨喝乐、巧果、巧芽等虽然也集中体现了巧的含义，但这只是民俗仪式的媒介或中介，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巧的最终结果。乞巧是一种节口民俗，这种节口的基础是现实生活，乞巧文化的主题含义是建立在农耕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上的，是男耕女织文明的缩影，由于节口风俗专门化、单薄化的演变而更为浅近，有些本体、原始含义甚至被掩盖或抛弃。②只有直接作用于人们现实生活的那些巧的劳动成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乞巧活动的成果，这既是乞巧活动的目的，也是乞巧活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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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旅游资源是形成旅游者从客源地到旅游目的地参加民俗旅游的促进因素，是能为旅游企业所利用，具有一定的旅游功能和旅游价值，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各类民俗事项的总和。有关研究得出结论：民俗旅游者有独特的身心及价值需求。
对于民俗旅游资源开发进行潜力的评估，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其旅游资源本身的特点，对其进行涵盖多方面的定性评价；另一方面，从保护主义及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来看，要考虑开发此资源对于当地环境、文化、地方经济的影响，要考虑到区域旅游发展的适宜性问题。
一、材料与研究方法
1.研究区域概况
腰站村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上夹河镇莲花山脚下，距离抚顺市60公里，距新宾县首府新宾镇61公里，大致为新宾至抚顺的中点。清康熙二十五年（1672年），清皇族旁支爱新觉罗・阿塔受命回兴京任永陵副尉。他带领十三个儿子中的七个儿子离京赴任，走到腰站地方，见这里山清水秀土地肥沃，遂将六个儿子及其家小留在腰站。阿塔的六个儿子从此在腰站村繁衍生息，成为现今腰站村以及胜利村爱新觉罗肇氏满族人的祖先。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使得腰站村成为了清朝皇帝前往永陵祭祖的必经之地、中途歇息的“大营”，村中至今还留存着当年皇帝祭祖途径腰站村时使用的上、下马石，皇帝及其随从休息的东、西安乐堂等遗址遗物。据村中老人说，在清朝覆亡之前，腰站村肇氏人家每生一个男孩，便要到盛京（沈阳）领一条红带子及白银24两。
2.调查方法与调查过程
采用访谈调查法于2017年1月6日赴腰站村调查采访当地村民与大学生村官，年龄跨度从8岁至76岁不等，获得了当地的一手材料，并且亲身体验到了当地淳朴的民风。调查人员深入到村民之中，获得宝贵的一手材料。
“村东头儿的叫东安乐堂，西头儿的叫西安乐堂，这都是当年皇帝祭祖时候到腰站住的地方，现在地基还在，原来上面那老房子大多在''时候被扒了，现在这俩地方的房子都是后盖的了，但是地基轮廓还都在”
--访谈对象20170106A
腰站村是当年清朝皇帝去永陵祭祖的必经之路，统计，清朝皇帝共计10次东巡祭祖，永陵为第一站，东、西安乐堂则是当年清帝祭祖的时候在腰站村的行宫。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皇帝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赴永陵祭祖，返回时“九月戊戌（十九日）驻跸腰站村”。《清永陵志》记载，清三朝皇帝乾隆、嘉庆、道光到永陵祭祖途中，13次住在腰站村。
“这口井是老辈儿就有的，相传是建村的时候，有个高人说让在这打口井，阿塔就令人在这打井，果然冒出了汩汩清泉，我们都叫它神井，在我的印象里它一直就没干枯过，现在还有人天天来打水呢，每年村里人也都组织对它进行清淤，家里大人也告诉家里不懂事儿的小孩儿不许往井里扔东西，这水好啊，直接和不拉肚子，烧开水了没有水垢。”
--访问对象20170106B
村中有三口井，独有位于村中间靠南的一口最受大家关注。考察中笔者发现，此井深约20米，周围有防止人畜滑入修建的简易水泥围挡，想要取水需要村民从家自带水桶，将水桶系于绳子上扔下井里打水。冬天水井里井水丝毫未结冰。对于此井水的成分及水质分析，还需做进一步的水质检验检测。
二、腰站村民俗旅游开发SWOT分析
1.优势
我国物产丰富，地大物博，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可以这么说，民俗文化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在所在生活区域的文化缩影。游客在旅游中可以体验和了解当地的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此平台让民族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并且增加当地原住民的收入，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1）文化价值
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弘扬民族文化。辽宁省是满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也是满清王朝的发祥地，现在全国满族人口近1000万，其中600多万生活在辽宁。满族民俗作为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核心内容，其神秘性、地方性、传统性不仅能够激发人们的游览兴趣，而且通过对其的科学旅游开发亦能够更好地促进对于满族文化、文字、历史的保护和弘扬发展。
（2）经济价值
开发腰站村的民俗旅游资源，会增加村民的收入以及当地政府财政的收入。随着民俗旅游的发展，旅游收入的增加，使村民获得保护和弘扬其传统文化的经济动力，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的保护便有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对于满语的抢救性保护也会有资金作为支持。
（3）社会价值
腰站村开发、推动民俗旅游，能满足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的不同心理需求，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旅游者出游的动机主要心理是求新、求异、求奇、求知。满族民俗资源的地方性、神秘性、传承性等特征与现代旅游者的心理需求正好相吻合。
2.劣势
（1）旅游产品种类较少，接待基础设施薄弱
现阶段未经开发的腰站村旅游产品种类较少。如若开发旅游，还需进一步完善产品种类与质量；基础接待设施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还没有游客接待酒店、大巴车等配套设施。
（2）交通还不够畅通，旅游可进入性有待继续提高
旅游可进入性较差。现阶段去腰站村旅游，交通是个大问题。由于还没有进行旅游开发，所以没有直达腰站村的大巴车。需要到上夹河镇之后再行倒车，所以路上耽搁的时间较长。出村也同样存在问题，需要从村里到国道上之后再拦大客车。这无疑降低了腰站村的旅游可进入性，并且给游客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3.机遇
腰站村于2014年11月25日入选“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单，这无疑会对腰站村的民俗旅游发展、满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宣传起到大力的推动作用。
4.挑战
对于腰站村的民俗旅游资源开发来说，随着机遇而来的，还有极大的挑战。
第一是如何保护民俗文化的原生态不被破坏。大力发掘民俗旅游的经济效益而轻视甚至忽视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无异于杀鸡取卵。
第二是对游客的吸引力的不确定性。虽然满族民俗旅游这一基本内涵很吸引游客，但腰站村所处位置决定了其对游客的吸引力不止取决于自身，而且取决于新宾永陵。如果永陵对于游客的吸引力不足的话，势必会影响腰站村的旅游发展。
三、腰站村民俗旅游环境容量特征
根据国家旅游局的《旅游规划通则》（GB/T18971-2003），旅游环境容量的结构体系分为资源空间容量、生态容量、（经济）设施容量和社会心理容量4类。一般多以旅游空间容量反映景区的旅游环境容量。现选择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腰站村主路“罕王路”为中轴区域，对腰站村旅游环境容量特征进行分析腰站村主要满足面状模型的运用条件，用面状容量法计算腰站村的旅游环境容量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面状容量法的计算方法：
C=A/Ao・T/To
式中：C为环境日容量（人次）；A为景点总游览面积（m2）；Ao为每位游客游览活动最佳面积（m2）；T为每天有效游览时间；To为人均游完风景区所需时间。
“神树”景点几乎会是每个游客来腰站村的必游之处，因此这里的旅游环境容量就构成了整个景区的“瓶颈”，以该景点瞬时能承受的最大容量作为景区容量的一个参考标准。据测量，“神树”景点占地0.06平方公里，为了不破坏其生存环境，同时也满足游人的旅游需求，游览的最低空间标准采用小容量指标，结合当地情况，人均活动最佳面积为200m2。景点适宜游览时间每天为10h（早8点--晚6点），游客游玩全程的平均时间为1h。根据景区气候特征及气候适宜度等条件，全年可游览天数按180d（夏秋季6-11月）计。旅游环境容量面状模型的计算结果：
C日=（60000/200）×（10/1）=3000人次；
C年=3000×180=54万人次。
季节性对于腰站村的民俗旅游开发影响不大，因为腰站村“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除了腰站村“罕王路”、“神井”、“神树”等主体景观之外，村子后面还有风景秀丽的莲花山，山中草木繁盛，有石湖、瀑布、仙人洞等景点，适合一系列旅游项目的开发。
四、结论
新宾县腰站村作为具有满韵清风的代表性村落，具有发展旅游业的潜力。发展旅游业会促进当地民俗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但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亦不小。如何将保护与发展旅游业二者紧密结合，避免盲目开发、杀鸡取卵式开发，保护其民俗的原真性，还需要旅游规划开发者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做出更加科学、细致缜密的规划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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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潮汕籍民众与广东省其他地区民众41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查阅关于潮汕民俗文化、体育价值取向、休闲体育等方面的资料，确定研究方向。1.2.2问卷调查法：本课题问卷根据为广东省体育局《潮汕民俗舞龙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对潮汕四市（潮州、汕头、揭阳和汕尾）和广东省其他地级市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发放回收812份调查问卷中，抽取41岁以上中老年人问卷293份。其中来自城镇的居民占34.13%，来自乡村的民众占65.87%，男性占60.41%，女性39.59%。其中潮汕196份，珠三角34份，广东边远城市及省外问卷63份。问卷经过重测法，随机抽取20名调查对象，在问卷回收后第三周重测，重测信度达89.66%。1.2.3数据统计法：采用EXCEL和卡方检验，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整理。1.2.4逻辑分析法：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独特的潮汕民俗文化特点分析
潮汕地处广东东北部，位于国防门户，远离省城的东北边陲。潮汕居民是古代的东夷人，闽粤人、南粤人，不断从东北和福建迁入的移民构成。[1]历代不断南迁的北方移民使得潮汕平原不堪重负。北方中原移民带来了中原儒家文化和后期形成的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不断地晕染，形成了现代独具特色的潮汕民俗文化。[2]中华的儒家文化在潮汕地区保存完好，在独特的潮汕地理环境和民俗民风晕染下又展现了独特的风格。2.1.1潮汕民俗文化具有传统的农耕文化特性：浓厚的乡土地域性，强烈的血缘意识区域性是由于长期的地理环境造成不同文化形态的原因，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和基本特征。古代中原移民带着中原正统的农耕、狩猎的文化在潮汕地区占有相当的比重和地位[3]。近代潮汕人多地少，潮汕人非常依赖有限的土地资源，他们安土重迁，注重血缘和地缘，地理环境的原因导致聚族而居的封闭性和远在他乡时对同乡关系的重视。受传统的农耕文化影响，潮汕地区有着严重的性别歧视，男人是氏族中的香火，是家族的顶梁柱，男人的数量越多，则这个姓氏族群人丁兴旺，在地区中越有势力，有地位。[4]2.1.2潮汕民俗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特性潮汕地区水系资源丰富，山区河流密布，平原河网纵横，湖泊交错，[5]漫长的海岸线也为潮汕人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地势的原因，人多地少的潮汕地区历来有很多迁移海外的侨胞。潮商是潮汕地区最明显的海洋文化的产物。因此海洋对潮汕地区人民的影响是深远的，培养了潮汕民众敢闯敢拼，能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同时由于历代水灾、旱灾在诸灾害中的危害最甚，科学知识落后的古代潮汕人把希望都寄托在神明上，信神至诚，因此，直至现代，潮地所祀的地方神灵，尤以祀奉安济圣王(水神)、风雨圣者(风雨神)为盛[3]。2.1.3具有严格保守的民俗规约性潮汕地区各个地方的民俗都有固定的民俗规约：有固定的祭祀展演日期、模式和独特的传承方式，一切均围绕着祭祀时“悦神”的需要而进行，这种民俗规约不见文字的记载，但整个姓氏或族人都孰能知晓，并且能自觉按照这样的规约严格遵守，世代更替，传承了千百年。潮汕各地区的民俗传承至今仅是靠氏族头领的言传身教。氏族的头领是氏族里非常有名望的长辈，他们是氏族里没有官印的权威人物，几乎他们的行为就是模范，他们在民俗活动中的言行就是氏族在祭祀中不可触犯的规约，在他们手里似乎有一把看不见的权杖，一代传一代[4]。
2.2潮汕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概况与特征
2.2.1潮汕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项目分布概况从表1可以看出，潮汕中年人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项目多达26个，其中现代体育项目比较集中在羽毛球、骑自行车和篮球等项目，以个人项目居多。而民俗体育项目则集中在拔河舞龙、龙舟和武术太极拳等项目，以团体性项目居多。老年人参与现代休闲体育项目较多集中在中长跑、骑自行车和羽毛球等个人项目，民俗体育项目则更集中在舞龙、龙舟和打秋千等团体性项目。我们可以发现中年人在工作日与周末业余时间参与民俗体育项目的训练活动，而老年人参与民俗体育活动都集中在年俗节庆的小长假。这种情况与其他大城市中老年人的活动比较，参与现代项目的情况较为相似，如慢跑、骑自行车、羽毛球等，但潮汕中老年人群更多地参与民俗体育休闲活动，如舞龙、划龙舟、打秋千、武术等项目[6]。为比较潮汕中老年人群和不同地区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不同，把珠三角和广东其他边远城市的中老年人群的情况做为比较数据。在所有参与的293个调查对象中，在41-60岁中年的人群中，每周参与一次体育活动的人数的比例，三个地区有显著性差异，K=6.75，0.01＜P＜0.05,潮汕中老年人群的比例最小，为17.33%。在60岁以上老年的人群中，每周参加2-3次体育锻炼各地区人数比率有显著性差异，潮汕所占比例最小，仅占26.09%，而珠三角老年人比率最高，达70%。当把数据合并起来，发现珠三角老年人群每周2次与2次以上体育锻炼的达80%，而潮汕老年人减少为43.48%，而每周参与一次到一次以下的比例上升为56.52%。见表2。纵向比较以上数据，三个地区中老年人随着年龄越大，呈现出不同的升降态势：生活节奏比较慢的潮汕地区的人群年龄越大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越小，而在工作生活节奏比较快的珠三角地区，年龄越大的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比率呈现大幅上升。显然，在老年人群，生活与工作的节奏已经不是影响体育休闲频率的主要因素。其他边远城市的中老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锻炼频率也有所回升，可见地区经济状况也不是决定人群参与休闲体育频率的主要原因。中老年人群经历的年代较久远，接受地方的文化熏陶更长久，参与体育休闲数据的差异可能是地方民俗文化和价值观不同造成。2.2.3潮汕中老年民众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分布研究数据显示（表3），三个地区的中老年在工作日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小长假参与体育休闲活动没有显著性差异。潮汕民众e（中年）年龄段进行休闲体育活动大多集中在工作日的业余时间和周末的时间，而节日长假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所占比例较小，f（老年）年龄段的活动时间大多集中在周末业余时间。2.2.4潮汕中老年人群参与其他地区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陪伴比较为了更清晰地比较各地区中老年人群活动参与的数据变化，把各个年龄段的活动陪伴的数据罗列出来，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从三个地区的数据比对分析发现，三个地区的青壮年、中年和老年年龄段的人群更倾向于和和家人与亲友一起参与休闲体育活动。其中青少年年龄段的活动陪伴有显著性差异，潮汕青年人更多地选择与朋友参与休闲体育活动。详见表4。亲友一起参加，D随意和陌生人组合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广东三个地区的人群在选择休闲体育的陪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青少年人群更多地选择与朋友一起参与休闲体育活动，青壮年、中年、和老年人则更多地选择和家人、亲戚朋友一起参与休闲体育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潮汕地区的人群随着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和家人亲戚朋友一起参与休闲活动，虽然数据没有呈现显著性差异，但这种数据呈现越来越大的差距，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数量相对较少导致的这种差异不明显。从以上数据的变化，可以隐约看到，潮汕人中老年人群更具有强烈的血缘意识，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时伙伴的选择更倾向于亲戚家族成员作为陪伴。从本课题的大数据显示，潮汕青少年与其他地区的青少年参与休闲体育的特点大致相同，这可能是在全国统一的教育方针与作息制度作用下的结果。从潮汕中老年人的数据的不同趋势，可以看到不同区域性的不同的参与特点。民俗文化不同，造成了价值观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体育价值取向的不同，为了研究这种数据差异的根源，不妨回到潮汕民俗文化的根源来探讨造成这种体育参与现象不同的原因。用占据主要思想的儒家的体育观来解释潮汕中老年人群的休闲体育参与现象。在儒家的体育观里，以内省、内悟、内观为手段，重视体育对个人品质和素质的塑造价值，自身的道德修养价值，关注调身、调心，[5]通过身体的整体动作，来调整内在的气质、品格和精神修养，[6]；在“中庸平和”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便会会出现“胜亦可喜，败则无忧”的胜负观，以和为贵，维持和协调人与己、人与群体、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因此潮汕人在项目的选择上更多地选择儒雅、表演性质和团体项目，例如：武术中的太极拳、气功、舞龙、英歌舞等项目；随着年龄越大，潮汕人越来越重视家族姓氏和血缘的关系，越来越倾向于家族化的活动；潮汕民众重经验，追求稳定、不求变化、知足常乐，[6]因此在儒雅的价值观里，潮汕人在身体健康允许的状态下，更倾向于选择儒雅的个人品质和素质的提高方式，如美术、书法、或者是潮乐等，休闲体育并不是人们休闲的第一选择；而参与休闲体育的主要动力更显现在岁时节庆的民俗祭祀活动中以悦神为目的的民俗祭祀舞蹈，例如：岁时节庆祭祀的舞龙、舞狮、布马舞等大型的民俗体育活动。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潮汕民俗文化是以中华儒家文化为主流，具有浓厚的乡土地域性、强烈的地缘意识和血缘意识的农耕文化特性；具有海洋文化特性；具有严格保守的民俗规约性。3.1.2潮汕中老年人参与休闲体育体育有如下特点：休闲体育项目主要集中在羽毛球、中长跑、骑自行车和篮球等项目，参与民俗体育项目主要是舞龙、龙舟、拔河和武术太极拳等民俗休闲体育团体项目；潮汕中老年人群参与随着年龄越大，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越小；潮汕中老年人群倾向于民俗活动中具有悦神功能的“祭祀”舞蹈；随着年龄越大，潮汕民众越倾向于参加家族性团体的休闲活动。3.1.3潮汕中老年人群倾向于休闲体育对个人品质和素质塑造的价值；注重族群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维护族群间的团结与稳定，打造和谐社会的价值功能，；倾向于儒雅、稳定、知足常乐，调节生活娱乐身心的价值功能。
3.2建议
潮汕民俗文化是在潮汕地区开展休闲体育活动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项目的选择、组织形式、参与方式等做到结合地方民俗特色灵活应用；在中老年人大力宣传体育休闲的价值与积极健康的休闲方式，培育休闲体育活动的良好氛围；在组织休闲体育活动时，应吸取地方民俗体育活动的精华，剔除糟粕，运用科学的表演方式和训练方法，引导中老年人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在组织中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时应考虑中老年人年龄段的特点，在中年人群多开展形式多样的现代休闲体育项目，而中老年人群则应多开展简单易行的个人项目，比如羽毛球、骑自行车、中长跑等，开展民俗体育活动可以考虑应季应时地开展舞龙、龙舟等团体性项目；在开展休闲体育活动时，应充分利用工作日及周末时间开展短期的体育休闲活动，大力开发节假日长假的休闲体育市场。这样结合地方民俗特色开展民间休闲体育活动才能有效地，更广泛地得到民众的支持，效应会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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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丰富的民俗节日，这些文化珍宝是各民族集体汇聚的智慧结晶，是我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同时，我国56个民族不同的民俗习惯以及地域文化特色，尤其是少数民族独特的艺术文化、饮食习惯以及民族节日等使得我国民族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完整性及代表性[2]。因此，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应积极结合地方民族文化特色，打造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品牌，例如开展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艺术节等，通过集中展示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在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内容的同时促进民族团结发展，发扬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特色。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对提升社会群众精神文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对促进地区与社会共同发展、提高社会文化事业水平等十分有利。此外，各地文化工作者应在宣传地方民族特色的同时加强与当地文化、历史、民俗相结合，推出具有民族特色与地域特征的文化活动品牌。
3、将“非遗”保护融入群众文化活动
当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非遗”作为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联系、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非物质形态存在着，如手工艺技能、口头相传、民俗活动及传统表演艺术等形式，将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特点以及审美艺术等充分地展现出来，对维护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非遗”的表现方式需要以人本身为依托，以身口相传的方式延续传统文化，十分脆弱。同时，我国大部分“非遗”流传于民间，与群众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应将保护“非遗”作为重要内容，通过使更多的群众了解和分享“非遗”，将群众文化活动与“非遗”保护与宣传结合起来，在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内容的基础上，为保护“非遗”做出应有的贡献。
4、以传统重要节日作为开展文化活动的依托
在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活动内容的同时，还需注意对活动开展的时间进行把握，利用我国传统重大节日，如“春节”、“元旦”、“端午”等节日，将浓厚的节日气氛融入群众文化活动中。在我国传统民族节日“春节”、“元旦”的欢度时刻，广大百姓会共聚一堂，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其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也十分重要[3]。因此，各地文化工作者应抓住节日这一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的良好时机，通过投入设施、资金等各方面支持为广大群众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共度传统节日、传承节日风俗习惯为主要内容，提高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与积极性。在节日期间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时可以通过“社区活动”、“文化讲座”、“文艺演出”等形式营造和谐喜庆的社会文化氛围，通过开展“心连心”、“三下乡”等活动深入社区、农村、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军营及边疆地区等，为基层人民及边远地区的人民提供享受精神文化的机会，使广大群众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对仍在一线岗位坚持工作的人员及边防哨所的官兵应积极组织“送温暖”活动。应通过开展形式丰富、内容多样的文化联欢活动充分提高广大基层业余文化骨干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组织的积极性，在佳节时分组成城乡基层群众广泛联系的活动范围，营造具有浓厚节日气息的文化活动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