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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辰”和“囟”的来历搞清楚了，“ ”字的构形问题就好解释了。把田、、辰三个部分结合起来理解，就可以得出这个字的本义：两手持蜃壳除去田里的杂草叫农。远古之时，森林遍布，在耕种播种之前，必定先要砍伐树木，清除野草，没有金属工具，只能靠打磨石器、木器或者蚌壳来作为生产工具，故先民手持摩锐之蜃壳以铲除杂草，翻松土壤，以便种植庄稼。故《汉书•食货志上》说：“辟土殖谷曰农。”（辟：开垦）
还有几个字与“农”关系十分密切。先看“早晨”的“晨”字。“晨”字小篆作。《说文》说：“ ，早、爽也。从从辰。辰，时也。辰亦。”许慎把“ ”当形声字来解释，是他没有真正理解“䢅”的构意。“晨”甲文作、，从辰从二屮，或从二木，与我们前面分析的“农”字构意完全相同。其实，“晨”和“农“本来就是一个字。农是下田除草，古人农耕非常辛苦，往往是“夙兴夜寐”，早晨起来就开始干活了，所以，当时人们就直接拿表示干农活的“农”字来表示早晨。后来“晨”字才逐渐从“农”字中分化出来，先写作“ ”，从从辰，表示双手持蜃，其构意与“农”字仍无区别；后来为了强调早晨的时间意义，就改成从日作“晨”了。
再看“辱”字，其字从辰从寸。寸在汉字中一般都是表示手，和“ ”中“ ”的作用相同。因此，从辰从寸的“辱”和从从辰的“ ”，在构意上也就没有区别了。这说明，“辱”字同样是从“农”字分化出来的。“辱”本指以手持蜃除草的动作，也可指除草的工具，其字可加草字头作“蓐”（用“辱”字表示耻辱是假借的用法）。后来出现了木制的除草农具，“蓐”便又分化出“”；再后来出现了金属的除草工具，“”便又可写作“”。《说文•木部》：“，薅器也。从木，辱声。，或从金。”
“”字还有一种从“耒”的写法，即“耨”。《吕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高诱注：“耨，所以来耘苗也。刃广六寸，所以入苗间也。”据“柄长一尺，刃广六寸”可知，是一种很短的除草工具，人们使用时的姿势与持蜃并没有太大区别。
表示除草工具的“”之所以可以写作“耨”，是因为“耒”字本身就是一种农具。如果说蚌制农具是我国最早的生产工具之一的话，耒则是在传统农业中最为重要、使用历史最长的一种工具了。耒的使用是伴随火耕的需要而来的，火耕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大规模的耕作方法。对于火耕而言，漫撒和点种是两种主要的播种方法。点种的主要工具就是尖头木棒。但是尖头木棒毕竟效率不高，先民为了满足增产的要求，在原始农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改造了尖头木棒，形成了一种新的农业工具。这种新农具把尖头木棒延长，长到可以立着身子把持它的程度；同时在它的下部，距离尖端不远的地方，添加上一个短小的横木，用它作为踏脚，以便使木棒更容易深入土壤。这样，人们劳作时就省力多了。这种改造了的原始农具是“耒”的前身――“力”。
力和耒是甲骨文中所见的除蜃之外的主要发土工具。《说文解字》说：“耒，手耕曲木也，从木从丰。”金文“耒”字形作或，从形体上可以看出，“耒”是一种带有两个杈的木棒，木棒上部是弯曲的柄，下部是分叉的耒尖，曲柄弯曲的方向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金文中耒字又作 或 ，像手握耕具之形。
甲骨文“力”字作， ，是独体象形字，从形体上看，是一种曲木棍上绑着踏脚横木的单齿发土农具。许慎《说文解字》说：“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御大灾。”这是说“力”的本义是人体的肌肉筋腱，引申出“力量”的意义。许慎的说法并非“力”的本义。徐中舒曾明确表示：力象耒形，金文中从力之字，有时也从耒。如“男”字，《说文》说：“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男”字甲骨文作，确实是从田从力，不过这里的“力”不是用力的“力”，而是表示“力”这种农具。金文的“男”字又在“力”的上面增加了“手”形，作，像手握“力”这种农具耕田的样子。金文中“男”字还可以写作，， ，“田”下的形体由“力”变成了“耒”。可见，“力”和“耒”在古文字字形中是可以通用的，二者形体比较接近，只是“力”下面没有歧出的杈形，而“耒”下面有歧出的杈形。
篇2
“祭”字甲骨文还可写作、，字形中除了手、肉、血滴之外，下面增加了或，所增加的部分就是“示”字。其实，多数与祭祀或神灵有关的字，都会带上这样一个偏旁。《说文解字》：“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许慎对“示”字的解释，依据的是其小篆字形，他认为，上面的两横是“上”字，“上”代表天，下垂的三笔分别代表日月星，上天用日月星所形成的不同天象，映射人间的祸福，提示人们遵照行事；人们则通过天象观察自然的变化，了解神的旨意。这种根据小篆字形所得出的解释，无法与“示”的甲骨文字形相切合。“示”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写法，按照叶玉森《说契》的说法，“乃最初之文。上从一，象天；从丨，意谓恍惚有神自天而下，乃以丨为象征。变作，下从一，象地，谓神自天下地也。又变作、，上从二，乃从一之讹。……更变作、，与小篆合。即许（慎）三垂日月星之说所由来，亦即近儒汉族崇拜三光之说所由推演。实则初民崇拜大自然，惟觉有神自天下降而已。‘示’本繁变之字，许君及近儒之说，并不免附会。”叶玉森批评了许慎的说解，但他自己的解释也同样有附会之嫌，把其中的“丨”解释作仿佛有神自天而降，确实显得过于玄虚。
将解释为神主的说法也很流行。神主大致相当于现在所供奉的神灵或祖先的牌位，古时候的神主多为一根竖立的木头，或者将几根秸秆捆在一起，外面涂上泥，以此作为神的依附，供人们祭祀供奉。但这种说法很难解释神主上面所加的一横究竟是什么含义，变成两横又是什么含义，酒或者血为什么能从神主上流淌下来，这些都还是疑问。相比较而言，我们更愿意相信另一种说法，即像祭坛， 像祭坛上摆放有祭品，、、则像酒或血从祭坛上流淌下来，或者是祭品的碎末从祭坛上撒落，这样解释似乎可以与“祭”字中的点相印证。
我们还可以通过“祝”字的甲骨文字形（见图1）来观察的形象。祝是祭祀时负责向神祷告的人，也指祭祀时的祷告词。其甲骨文字形正像一个人跪在地上，面向神坛向神祷告的样子。“祝”的这些字形中，有的祭坛上没有祭品，只是跪在神坛前作祷告状；有的则像伸开双手，在祭坛上摆放祭品之形；更有的就像前面所说的左手持盛肉的器具，右手抛撒肉末的样子（如第一行的第4、5个字形），这说明，认为“示”字中的点是肉末的说法，在字形中也可以找到根据；而第二行第1个字形中，“示”字的四点从祭坛的两侧直接下落，又确实像液体（血或者酒）向下流淌的形象。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当时祭祀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有的以血与肉祭，有的以酒与肉祭，有的则是“绝末以祭”，不同的造字者选取不同的方式作为字形的取像，于是便有了“示”和“祝”等字的不同写法。这种为同一个字选择不同取像的情况，在甲骨文中相当常见，如“牢”本指圈牲口的地方，有的圈牛，有的圈羊，有的圈马，于是“牢”字也就有了、、等不同的写法，这是因取像不同而给同一个字造出几个不同字形的典型例证。由此看来，关于“祭”字中的点究竟代表什么，正确答案很可能不止一个。
篇3
再看“室”字。《说文》解释说：“室，实也。从宀至声。室屋皆从至，所止也。”按甲骨文，是从宀从至，它的形体结构从甲骨文到后来的金文没有很大的变化。有的甲骨文“宀”下面有两个“至”，意思与一个“至”是一样的。“至”甲骨文作，像箭从远处来降到地面的情形，有到达的意思，因而引申为止息，即停留在某一个地方居住的意思。《释名》的解释很能体现“室”这种功用特点：“室，实也。人物实满其中也。”通俗地说，就是“室”里注满了人，摆满了东西。
洪成玉认为：室的初义就是穴室。《诗经•唐风•葛生》：“百岁之后，归于其室。”郑玄笺：室，犹冢圹。冢圹即墓穴。王力先生认为，在远古时代，室就是穴，穴就是室，因为当时人们居住的地方就是“穴”。到了殷代，有了上栋下宇的房屋建造，人们的居住地由地下搬到了地上，室和穴才有了分别。
由上最初人们建造的房屋内部单元比较简单，“室”和“宫”一样，都可以泛指人所居住的房屋。后来，随着建筑水平的提高，房屋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格局模式，“室”便逐渐成为一套住宅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时候的住宅，一般由堂、室、房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前面是堂，通常是行吉凶大礼的地方，不住人。堂的后面是室，住人。室的东西两侧是东房和西房。整栋房子是建筑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基上的，所以堂前有阶。要进入堂屋必须升阶，所以古人常说“升堂”。《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这就是成语“登堂入室”的来历。
《释名•释宫室》说：“古者为堂，自半以前虚之，谓之堂，自半以后实之，谓室。”可见室与堂是有区别的，其用途也不相同。“堂”是整个房屋建筑靠前面的部分，堂没有前墙，是敞开式的，只有东西两根楹柱支撑，所以比较敞亮、开放，是人们祭祀、视朝、接待宾客的地方。《孟子•梁惠王上》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王问这牛要牵到哪里去呀，对方回答说要前去杀了举行祭祀，王说，我不忍心看到它被吓得哆哆嗦嗦的样子，还是放了它吧！王坐在堂上面，之所以能够清楚看到堂下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堂是敞开的。
堂与后面的室之间有墙隔开，并有户相通。“户”在古代经常与“门”相对，“门”是较大的门，“户”是较小的门，“户”的甲骨文字形正是（“门”）的一半。有了堂的遮挡，室就显得私密、封闭得多。室是人们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室内主要的活动者是妇女，因此“室”又引申指“妻子”。《礼记•曲礼上》：“三十曰壮，有室。”郑玄注：“有室，有妻也，妻称室。”
“室”两旁的建筑叫“房”，也用于地位稍低之人居住。由于“室”在房屋中的中心地位，所以在古代的婚姻形态中嫡妻又被称为“室”或者“正室”；相应地其他妻子也即妾就被称为“房”了，这也是“房”在整个宫室建筑中的地位的反映。
篇4
《说文》对“”字是这样解释的:“,瓦器也。从缶,包省声。古者昆吾作。案:《史篇》读与缶同。”所谓“瓦器”,是一切用土烧制的器具的总称,这一点我们在以前讲“弄瓦之喜”时已经说过。而说“”的结构是“从缶,包省声”,这是许慎没有见到过“”的金文写法的缘故,他把“”字中人形解释为“包”字的省简,这是一种误解。许慎说“古者昆吾作”,是对古代传说的记述。昆吾是夏商之际的一个部族,据说是颛顼的后裔吴回的后代,吴回在帝喾时期成为了南方的部落首领,曾接替他的哥哥成做了“火官”,即专门掌管火的官员。昆吾掌管火,他的后明烧制陶器的技术,这应该是合乎情理的。许慎还引用《史篇》说,“读与缶同”,这正点明了“”字与“缶”字的密切关系。“缶”甲骨文作磐,如果再在右上边加上“人”形,就成了金文的“”字了,可见,“”“缶”二字实同出一源,都是表示捣土制陶之义。所以《说文》对于“缶”的解释也是“瓦器”。
缶作为陶器在日常生活中很常用,多用来盛酒浆、粮食或其他小件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一些贵重的宝物。所以宝贝的“宝”字中原来就有个部件“缶”。“宝”繁体字作“”,金文作、等,从宀从贝从玉从缶,表示把贝、玉这些宝物储藏在缶中,放在房子里藏起来,由此会合出“宝”字含义。由于“宝”与“缶”古音相近,所以也有学者把“缶”理解为“”字的声符。
缶除了作日常储物的容器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用,那就是充当打击乐器。《周易》:“不鼓缶而歌。”《墨子》:“息于瓴缶之乐。”李斯《谏逐客书》:“夫击瓮叩缶……真秦之声也。”这些记述说明,瓮、缶、瓴之类的陶器具古代经常被用作乐器。受缶类陶器可以充当打击乐器的启发,先民创造了许多形态各异的陶制乐器,如陶埙、陶鼓、陶铃、陶钟、陶角、陶响球等乐器,演奏方法有吹奏、有击奏、有摇奏。在西周初年,人们依据制作材料将乐器分作八类,即:金、石、土、草、丝、木、匏、竹。这就是所谓的“八音”。其中的“土”就是指陶制的乐器,可见陶器在先秦时期的音乐生活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
用手工捏制的陶坯通常做工粗糙,厚薄不均。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陶均。陶均是一种水平固定在短轴上的木质圆盘,人们将陶坯放在旋转的陶均上,在缓慢转动中逐渐修整陶器使之光滑均匀。“均”字从土匀声,它其实是由“匀”孳乳而来的,与“匀”的意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匀”的古文字构形,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解释。我们认为,甲骨文中被人们释作“旬”字的、、等形,就应该是“匀”字,其构形正像将捶打好的泥片旋转着置于陶均之上,其中的一个短的笔道,像用木铲之类的工具将多余的泥片切掉。这样的工具在制陶过程中是很常用的(如图)。由于陶均的作用就是使陶器更加细腻匀称,所以“匀”就引申出均匀的意义,为了与均匀的意义相区别,表示陶均时便加“土”旁作“均”。又由于陶均是转圈的,这正与古代表示时间以十天为周期循环往复的情形相似,所以古人便借陶均的“匀”表示十天,后来又增加“日”旁作,这样就分化出了“旬”字。因此,“匀”、“均”、“旬”三字属于同一字源。
陶器必须用高温才能烧制成功。在制陶的过程中,先民逐渐认识了各种原料在高温烧制下发生的形态变化,当他们尝试用高温烧制金属矿物时,冶金业也就慢慢出现了。可以说制陶技术的发展为金属的冶炼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陶和冶都需要高温烧制,所以后来二者组合成一个双音词“陶冶”,比喻在困境中磨练培养人的情操。
陶冶的“冶”字,《说文》解释作“销也,从台声”。,是古“冰”字。许慎认为冶炼金属就像融冰一样,所以用“从”释“冶”。但是,考察“冶”的早期字形,并不从“”。战国文字中“冶”的较典型的写法作,从刀从火从口从二。从火很好理解,从刀(或从刃、从斤)表示冶炼而成的器具,而从口从二则众说不一。不少人认为,“口”“二”是羡符,也就是多余的没有实际意义的笔画。不过,联系“金”字的构形,将“二”理解为羡符的说法似乎并不能成立。
“金”在古代是金属的总名,并不专指黄金,常见的有所谓的“五色金”,即黄金(金)、白金(银)、青金(铅)、赤金(铜)、黑金(铁)。“金”字金文写作等形,人们对其构形的认识并不一致。但多数人认为字中的两点或三点像金属饼块或矿石之形,右侧下面是“土”字,表示金生自土中,上面的即是“今”字,充当声符。在西周铭文中,“金”有时就写作,足以证明这些点并非羡符。同时也说明,冶炼的“冶”字中的“二”,既不是冰,也不是羡符,而是用来冶炼金属器具的金属饼块或矿石。
“矿”字的古文作。段玉裁解释为“在石与铜铁之间,可为铜铁而未为成者也”,也就是矿石。字的构形应该是模仿矿井的形象。据《周礼》记载,当时就已经有“人”这样的官职,专门掌管金玉锡石之地,甚至在殷商卜辞中就已经出现视凿金于山为国之大政的描述。这说明,矿石的开采和管理很早就受到官方的重视。
篇5
车上最重要的部件莫过于车轮了。据说古代的圣人从转动的飞蓬中得到启发，从而发明了轮子。但单纯的轮子只能转动，而不能载物，所以圣人又制造了车厢，安置在轮子上，于是便有了车（《后汉书•舆服志》）。且不论“观蓬为轮”说是否可信，但车轮的发明，一定与古人对圆形物体便于旋转的生活经验有关。“轮”字是从车、仑声的形声字，其声符“仑”同时又兼表意义。汉代的《释名》是专门解释事物名称来源的书，该书解释“轮”字说：“轮，纶也。言弥纶周匝也。”之所以可以用纺车的线纶来解释车轮，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一方面它们的功能都必须通过旋转而获得，另一方面线圈的缠绕和车轮辐条的分布都必须很有条理。《说文段注》说：“三十辐两两相当而不迤，故曰轮。”《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制作车轮的技术要求有十条之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用悬线察看相对应的辐条是否笔直，三十根辐条要两两相对而不倾斜，才能达到要求。可见，旋转和有条理，是车轮得名的两个重要依据，而这两层含义都是由“轮”的声符“仑”表达的。《说文》：“仑，理也。”《康熙字典》：“仑，叙也。”“仑”的繁体字作“”，从从册，是个会意字。，音jí，义同“集”。册就是把用竹简编制的简册卷积起来，所以“仑”既有条理的意思，又有旋转的意思。还有几个以“仑”为声符的字也与“仑”的这些意义有关。如“伦”是人的不可混淆的辈份、长幼次序，“论”是有条理有层次的语言，“沦”是有条理的水的波纹，等等。这些字都可以和“轮”“纶”“仑”构成同源关系。了解了“轮”字的声符“仑”所提示的意义，我们对车轮名源的理解也就更深刻了。
车的另一个重要部件是车轴。《说文段注》：“轴，所以持轮者也。从车，由声。”“轴”是一个形声字，其声符“由”同时也兼表意义。“由”是从的意思，可以表示一件东西从什么地方出来。“轴”与同声符的“抽”、“袖”是一组同源字，它们都含有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意思。“抽”就是把一件东西从别的东西中拉出来；而衣袖的“袖”得名的原因，也就在于它们是筒状的，两臂可由其中抽出。同样，车轴的得名，也是因为它可以从轮毂中抽出来。《释名》说：“轴，抽也。入毂中可抽出也。”“轴”的这一意义特征，与古人对车轴的保养意识有直接的关系。
古时候的车轴多为木制的，车轴伸出车轮外面的两端很容易被撞坏，为了保护轴头，人们用金属制成两个圆筒状的套，套在两端的轴头上，这种零件叫軎（音wèi）。《说文》：“軎，车轴（即“端”）也。从车，象形。”字形中的“口”就像套在轴头的軎的形状。杨树达说：“（此字）当横看做‘’形乃得之。车轴两端皆当有軎，此省去一端也。”軎上和车轴的两端有对穿的孔，将两轮装在车轴上之后，用一个插销从孔中穿过去，以防止车轮和軎从车轴上滑脱，这个插销就是前面所说的辖。辖虽然是一个小零件，但却是行车的关键；没有车辖，车轮就会脱落。《淮南子•人间训》：“车之所以能转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辖。”《汉书•陈遵传》：“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由此可见车辖作用之重要。由于车轴肩负着承载整个车身及货物的任务，容易断裂，所以古人很注意保护车轴，不用的时候便将车辖取下，将车轮卸下，以减轻车轴的负担，需要用车时再重新装上。而卸下车轮，就相当于把车轴从轮中抽出，“轴”字的命名就包含有这层意思。
《说文》还收了一个“车”字的籀文形体，从两车两戈。《说文段注》说：“从戈者，车所建之兵，莫先于戈也。从重车者，象兵车联缀也。重车则重戈矣。”意思是说，车上所配备的兵器，最早的就是戈。所以“车”字中可以增添部件“戈”。类似的形体在金文中也能见到，如图3所示，其中的构件就是“戈”的象形字。而配备有戈的车无疑是古代的战车。河南淮阳马鞍冢出土的古代战车，车厢上就设有专门插戈的圆筒，正好与此字形相印证。
古代的战车多用马驾。驾马的数量有二、三、四、六不等。《说文》中“骈”、“骖”、“驷”分别表示驾二马、三马、四马，这几个字的意义都跟它们的声符有关。“骈”字从“并”得声，含有“两个并列”的意义特征。“骖”字从“参”得声，《广雅》：“参，三也。”因而“骖”就有了“三”的特征。“驷”字从“四”得声，《说文》：“驷，一乘也，从马四声。”由四匹马拉的车称为一乘。《论语》中说：“驷不及舌。”由四匹健壮的马所拉的车，其速度之快可想而知，但它还是赶不上舌头的速度，这话是告诫我们说出的话就难以收回了，所以要出言慎重。成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源于此。而驾六匹马的是级别最高的车，只有天子才能使用，一般人是不敢僭越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战车的多少是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指标，“千乘之国”便是大国，“万乘之国”要算是超级大国了。
篇6
1、古代汉语课程进行繁简字教学的必要性
1.1有利于了解汉字发展历史
汉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人们为达到经济目的，汉字简化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虽然，简体字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人们的书写，但是有些简体字却掩盖了汉字的真实意义，使繁简字在对照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麻烦和错误。古代汉语课程进行繁简字教学能够使学生了解汉字发展的历史，了解繁体字蕴含的字义及繁简字对照的规则，使学生真正掌握汉字的字义，加强对汉字的认识，完善自身的汉字学知识结构。
1.2有利于加强汉字的影响力
虽然，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人是用简体字，并且简体字的发展以成为不容改变的事实。但是繁体字在生活中被广泛运用。很多广告、名胜古迹、艺术作品都使用繁体字进行介绍。同时，由于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仍在使用繁体字，古代汉语课程开展繁简字教学有利于大陆地区与香港台湾交流，寻找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根源。另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韩国、越南等地越来越重视汉字的使用。因此，在古代汉语课程中开展繁简字教学有利于加强汉字的影响力
1.3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
繁体字不仅记录了汉语的发展和演变，还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我国重要的经典文献都采用繁体字记录。而我国大多数年轻人不认识繁体字，对繁体字书籍也十分排斥，导致我国经典文献的阅读人数较少。开展繁简字教学能够完善学生的繁简字知识，使学生能够读懂、会写繁体字，减少阅读繁体字书籍的阻力，进而了解我国优秀的文化经典，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2.古代汉语课程中繁简字教学策略
2.1加强对繁简字教学的重视
首先，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应加强对繁体字教学的重视，认识到繁体字教学对汉字发展及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大繁体字教学在古代汉语课程中所占比重，积极鼓励古代汉语教师开展繁简字教学，并积极创新教学方法；其次，高校应积极改进教学理念，正确认识到汉字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加快古代汉语课程改革的步伐，积极引进高质量的专业人才担任古代汉语课程教师，为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提供人才保障。同时，高校应加强古代汉语教师的专业培训，组织古代汉语教师定期参加培训，完善古代汉语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增强古代汉语教学的专业性。
2.2明确教学重点
在现实生活中，繁体字被大量运用在电影字幕、名胜古迹及文物介绍中。在当今时代，开展繁简字教学变得极为必要。在高校古代汉语课程中开展繁简字教学应积极明确教学重点。由于汉字的发展历史较长，汉字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形体，部分汉字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在古代汉语课程繁简字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辨别繁体字和异体字，通过繁体字和异体字的学习，了解汉字使用和演变的规律，加强学生对汉字的了解。同时，教师还应积极引导学生区分繁体字和简体字，尤其对繁体字在简化过程中意义发生转换的汉字进行重点讲解，使学生理解繁体字的字义，提高繁体字学习的效率。
2.3改进教学方法
由于繁体字没有书写规律，只能一个个记忆，学习难度较高。因此，高校古代汉语课程繁简字教学应积极改进教学方法，提高繁简字教学的效率。首先，古代汉语课程教师应将繁简字对照表、繁简字通论及经典文选相结合。在向学生讲解繁简字通论的基础上，让学生对繁简字进行对比，并引导学生阅读分析经典文选，提高学生使用繁体字的能力；其次，古代汉语课程教师应积极采用比较辨析的方法，加强学生对繁体字和简体字的认识。为此，教师应引导学生对繁体字、异体字、简体字进行辨析，加强对汉字的认识；最后，教师应积极重视学生的实际操作，加强锻炼学生运用繁体字的能力。为此，教师可以从网上下载优秀的繁体字文选，鼓励学生使用繁简字对照的游戏软件，不仅要使学生能够识别繁体字，还要使学生学会写繁体字，增强学生学以致用能力。
小结：
古代汉语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要的必修课程，不仅能够完善学生的汉字学知识，有利于学生了解汉字的发展历史、加强汉字的影响力，而且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加强重视繁简字教学，积极探索繁简字教学的科学方法。为提高繁简字教学质量，高校应积极加强对繁简字教学的重视、明确教学重点、改进教学方法。完善高校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繁简字教学不仅能够加强学生对汉字的认识，拓宽汉字的影响力，而且对汉语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篇7
一、 正确识字
在汉字教学中，掌握汉字并理解汉字的意义是学生进行一切语文学习活动的前提条件，因此正确认识汉字是一项重要任务。
汉字作为一种古老的象形表意文字，其特点与欧洲拼音文字截然不同。许慎根据字形系联部首，各部字不相混杂。部首是汉字的基本构件，许多汉字的原初意义都与部首有着紧密的联系。汉字简化后不仅引起了部首类别的变化，而且给部首与字义的联系带来了变化，给考察某些汉字的原初意义增加了困难。在汉字教学中若要正确识字，离不开《说文解字》。如这一组字：“瑾、瑜、瑛、琳、琥、璋、碧、珂、琛、瑶……”中，看似这些字的部首看似是“王”，其实在这些字都是从玉之字。在说文中，“王”与“玉”是两个不同的部首，《说文》：“王，天下所w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而B其中^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⑼ㄖ者王也。”孔子曰：“一三王。’凡王之俳源油酢9盼耐酢＠铌冰曰：‘中近上。王者，t天之x。’雨方切。”从“王”之字只有“闰”和“皇”；“玉，石之美。象三玉之B。丨，其也。凡玉之俳源佑瘛9盼挠瘛t~欲切【注】冰曰：三正均如玉也。【注】T。”后来在汉字的演变中，“王”“玉”二字的字形相混，大都数的玉部字都归入王部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玉部字只有10个。《说文解字》对找准字的部首，正确识字，理解字义，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说文》，分析现在简化字，就无据可依。
二、提供新的教学方法
在当今需要创新的时代，汉字教学应摒弃传统教学中学生对字形死记硬的背教学方法，而是寻找新出路，改进教学方法。利用《说文》在解说汉字方面的独特性可以让学生从理解字义的角度识字，这是教学改革中应当采用的一个好方法。
如在教过程中，有很多衣部字如“襁、褓、裙、被、裾”和示部字如“礼、福、祗、禄、祥”，如果按传统的教学方法，用笔画多一点与少一点来区别部首“衣、示”并进行死记，很容易混淆，但是从《说文》中看到二者的解释，“示，天垂象，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乎天文，以察r。示，神事也。凡示之俳源邮尽！薄耙拢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凡衣之俳源右隆！闭嬲弄清楚二者的本来意义后，从根本上分辨二者的区别，可以达到“学一个，识一串”的教学功效。
从上述举例中，可以认为这种指导学生对汉字形体溯本求源的教学方式，除了帮助学生掌握字义，加快识字的速度外，还能活跃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摆脱了传统教学中学习汉字的枯燥无味，使汉字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传承古代文化
《说文》以小篆序列字头，小篆保存了古文字的图画性或象形性，更能反映当初的造字意图。《说文》记载了丰富的上古语言材料， 一部记录古代历史文化知识的典藏。在汉字教学中，应挖掘汉字所蕴含的文化，让学生在学习汉字的同时了解古文化，了解并熟悉古代文化。
从《说文》中，可以看到包括古人思想、饮食、服饰诸方面的文化现象。古代有重汉轻夷的思想，汉民族在古代称为华夏民族，一直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内心的民族优越感使得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人，而其他少数民族却与动物差距不大，于是造出来的少数民族的族名用字，带有了轻蔑之意。少数民族的族名用字的形旁大多从虫、从犬、从羊等，例如，《说文》：“U，南U，蛇r。从虫。”“狄，赤狄，本犬N。狄之言辟也。”“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这个三个字如果仅生硬掌握其部首、读音、笔画、笔顺、结构和意义，内容枯燥，但是从说文中却可以发现它的文化意义，深刻感受当时汉民族的重汉轻夷思想。
在汉字教学中，运用《说文解字》，挖掘汉字所蕴含的文化涵义，不仅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了解我国古代文化，这不失为传承古代文化的一种方式。
总之，在汉字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汉字学习的效率和质量，是摆在每一位语文老师面前的重要课题。《说文解字》不仅在中国学术史及文字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而且对于现在的汉字教学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吸收《说文》中的精华，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科学地利用该书留给我们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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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的定义和特点
《易q贲q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天道自然，人文是社会人伦。治国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来掌握耕作渔猎之时序;又必须了解现实社会中的人伦秩序，以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等级关系，让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并由此而推及天下，以成“大化”。西汉刘向《说苑q指武篇》，其辞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功。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意思是，有头脑的人治理天下，会先用文德教化天下，再用武力征服，如果仅仅动用武力征服天下的，国民会信服。先用文德感化，但是却也改变不了，就可以诛罚他。以上可见，“文化”本来是指以文德进行教化的意思，是个政治性术语。
不同的民族，因为生活环境、语言习惯和自身发展的快慢不同，表现出来的文化形式和特质就不一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其重要方式就是通过汉字来传承。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而且负载着古代科学知识和文化观念。中国文字---汉字，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又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续的主要脉络。传统文化和汉字虽出现有早晚，但相辅形成，互相促进。自从有了汉字，中华民族有了自己的历史，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延续，所以我们既可以通过传世文献来挖掘悠久的历史文化，也可以通过汉字研究来了解古代社会，了解我们先祖的发展历程、生活方式、价值观念。
二.汉字与历史文化
汉字不仅记载了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汉字本身也充分体现了光辉灿烂而又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一）汉字与祭祀文化
祭祀最开始的对象是神灵，上古时代，人们思维简单，富于幻想，对于自然物和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神秘而恐惧，认为冥冥中有神主宰着宇宙间的万事万物。
在古文字中，凡与拜神有关的字多从“示”旁，如：神、祖、祝、社等。
《说文》：“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但是《说文》的解释不见的都是正确的，据有些文字学家解释“示”的古文写作，中间的T形像古代祭祀的桌子，上面的一短横像是古代祭祀时用的生肉，下面的的两点就是滴下的血。这形象的表明了古人在祭天时的场景。“示”表明了远古初民对自然神的信仰。
1.祭
甲骨文时期“祭”左边是一块滴着鲜血的生肉，右边是一只手，好像是手拿着生肉祭祀。到了金文时期，在下方加“示”，表示“祭”与神有关。《说文解字》的说解是：“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是一个会意字。清朝文字学家段玉裁注解说：“此三字会意也。”其中的“示”是神，左上方的形体是“肉”，右上方的形体是“手”，人们以手持肉，恭敬地向神明拜祭，这是古人祭神的生活写真。“祀”，《说文解字》：“祀，祭无巳也。”从字形上看，是一个人在祭祀桌前跪拜。《玄应音义》：“祀，祭无巳也，谓常年祭祀洁敬无巳也。”《国语》：“夫祀，国之大节也。”因而可知“祀”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祭祀的礼仪和制度。
2.祝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祝”字的左边是一个“示”字，右边是一个“兄”字。“示”表示与神灵有关，“兄”像是一个人面朝左边跪着进行祷告、祈福。《辞海》中解释： “祭祀中司告鬼神的人。”也就是祭祀时司祭礼的人。祝，意为巫祝，即是古代祭祀时祝告的人。 据考证，甲骨文和金文的“祝”字左边是“示”， 表示神灵， 右边是一个面朝左边跪着的人形表示祈求， 求神保佑， 求神赐福。段玉裁也注解说：“此以三字会意，谓以人神也。”意思是：巫祝用口与神交往。这里表现人们希望能通过巫祝与神的交谈来寄托自己的一些愿望，祈祷求福。
（二）汉字与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
饮食文化是物质文化的基础，也是一切文化的基础。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古人进入饮食文化要从火说起，因为有了火古人才进入人类的文明熟食时期。所以与饮食有关的古字一般都带有“火”字。
1.炙
从“炙”的金文我们可以看出，上半部分是“肉”，下半部分是“火”。肉放在火上烤就叫“炙”。《说文解字》云：“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
2.煮
金文不是太清楚，小篆中，我们可以看出“煮”上边像是盛满东西的器皿，下边是给器皿加热的火。把盛满东西器皿放在火上加热就是“煮”字的意思。“煮”是制作食物的一种手段。
（三）汉字与中国古代的居室文化
1.巢
从“巢”的小篆字形中我们可以看出，“巢”像人攀援木而居。
2.穴
从小篆字形可以看出上面是“宀”，表覆盖物;下面两边表示洞孔。本义是土窟窿，地洞。《说文》：“穴，土室也。”
古代居室有两种方式：一是上古野外穴居，人们生活在洞穴之中;二是沼泽低湿之地，人们在树上筑巢而居。《始学篇》：“上古皆穴居，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南方多雨潮湿，北方干旱势高，巢居和穴处因地势和雨水的不同而不同。长江流域以南，由在独树上筑巢而居，经过多树巢居，最后定为干栏式房屋;黄河流域由凿穴而居，经过半地下穴居，最后定型为木骨泥墙的地面建筑。
3.家
《说文》：“家，居也”。从“家”的字形看，它是个会意字，表示屋子里养着猪。上古以畜牧、狩猎的社会转入农业社会时，人们过着定居的生活，于是出现了家庭。早期家的职能，不仅供人居住，而且也供家畜居住，所以猪和家分不开。
（四）汉字与中国古代的服饰文化
1.冠
小篆“冠”，像一只手将一顶帽子加于一人头上之状，这是成年男子加冠礼时的镜头。在汉代，士族加以冠，庶人只能带巾，可知帽子是权威的象征，由于庶民不戴帽，暴露乌黑的头发，固秦朝以“黔首”称庶民。
2.履
古人称鞋子为履，履字的西周字形作一人的脚上穿着一只如舟形的鞋子状。
（五）汉字与中国古代的行旅文化
1.行
从甲骨文和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行”就是一个十字路口。“行”象形字，本义是道路的意思。《说文》：“行，道也。”《诗q豳风q七月》：“遵彼微行。”意思是络绎地走在小路上。
2.涉
“涉”金文是两只脚在河里一前一后的过河，小篆演变成左边是一条河，右边是前后两只脚组成的“步”字。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沿承下来且使用者最多的充满哲理内涵的表意文字。汉字的发明揭开了了我国文明发展的序幕，从甲骨文到现在的汉字，经过了漫长的演化革新过程，而这些革新既是其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又是时展的需求，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汉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汉字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灿烂辉煌文化，是中华文化永不熄灭的明灯。作为东方文明的象征，汉字被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借用为自己语言的书写符号，形成超越国界的汉字文化圈，中华民族的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我们应该把汉字文化和汉字艺术发扬光大，共同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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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古代科学与技术之间开始走向结合
C.纸的应用带动了相关技术及文化的发展
D.古人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承与创新
解析 本题考查同学们对基础知识的深度理解和从材料中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材料中“以雌黄改‘宵’为‘苜’”的记载”和成语“信口雌黄”是关键信息。矿物颜料“雌黄”类似于今天的修正液，说明纸的应用带动了相关技术的发展。由此延伸出的成语“信口雌黄”丰富了汉语，所以说纸的应用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材料中没有提到印刷术，也没有提到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或科技的传承创新问题。
答案 C
点拨 综合近几年的高考试题，主要是围绕四大发明命题，所以我们在学习此内容时应该多留心。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材料型选择题注重对获取信息和解读信息能力的考查，认真阅读材料是做好材料题的基础。在阅读时要根据题意抓住关键词语，提取有效信息，排除无效信息。其次要联系教材及相关历史知识，进行知识迁移，将材料反映的内容同相关知识进行有机的结合。
例2 《十袈斋养新录》载：“自明以来又多一教……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与这段记述相符的作品是（ ）
A.王阳明《传习录》 B.文征明《点阐贴》
C.顾炎武《日知录》 D.吴承恩《西游记》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同学们分析和理解历史材料的能力。材料中说自明朝以来三教之外“又多一教”，并“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并且它通俗易懂，流传广泛，“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联系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壮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又多一教”指的是小说这种世俗文化。
答案 D
点拨 有关古代中国科技文化的材料多是文言文，给解题增加了难度，要充分利用教材知识来帮助我们理解和翻译文言文材料。
科技文化不能独立于经济政治而存在，在考查古代中国的科技文化时，经常涉及到经济史和政治史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做题时要打开思路，不要囿于文化史的范围。以本题为例，联系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助于我们理解材料并得出答案。
例3 著名学者、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说，语言使人类别于兽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语言的产生是自然的造化，文字的创造是文明的奇葩。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字大家庭里，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下面关于汉字与中华文化关系说法错误是（ ）
A.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
B. 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C. 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与发达的汉字是分不开的
D. 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
解析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没有文字，文化不能记载和传承，A项正确。汉字不仅有使用价值，还有审美价值，比如书法艺术，唐诗、宋词、对联等这些艺术形式只能寓于汉字当中。汉字文化本身就是多姿多彩的，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B项正确。语言无优劣，文字有高低，世界上很多语言没有文字或只有一些简单的文字，而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是一种发达的文字系统，C项正确。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四大发明，其实汉字也是。历史上我们的邻国日本、越南、朝鲜等都曾使用汉字，只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停止使用。
答案 D
例4 从甲骨的刻符、青铜器的铭文，到笔画详备的楷书，缀连成一幅生动的文字史画卷。观察以下图片，可以得出的准确认识是（ ）
A. 甲骨文具有现今文字的某些特征
B.楷体汉字飞舞飘逸便于抒情达意
C.甲骨文字是不可识读的刻画符号
D.楷体汉字形态直接演化于甲骨文
解析 本题考查对材料信息的归结提炼和所学知识的迁移运用能力，以及对中国古代汉字的发展演变这一知识点的掌握。甲骨文和现代文字都是象形文字，根据题干图片文字比较可知，甲骨文与现代的文字具有某些相似之处。根据所学知识，甲骨文是可识读的文字，楷书之前是隶书、小篆，楷书工整规范，“飞舞飘逸便于抒情达意”指的是行书或草书。
答案 A
1.著名科技史专家江晓原曾说：“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20世纪初年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现在仍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只有sciences（学科），没有science（科学）。这种观点反映了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什么问题（ ）
①古代中国科技发展落后 ②中国古代科技重实用，缺乏理论概括和分析 ③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主要通过经验的总结和典籍整理取得 ④古代中国社会注重社会人文问题的探讨，不重视对自然的探求，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②③ D. ①②③
2.中国古代书法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些时代特点，如“宋人尚意”，即通过字体书写，表现自己追求的意境。下图为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局部），就很能体现“尚意”的特征。这幅作品字体的特点是（ ）
A. 字形方整，笔画平直稳重
B. 字形扁方，笔画平稳舒展
C. 字形严谨。笔画密集繁复
D. 字形多变，笔画简约流畅
3.苏轼对下图评价：“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由此可见该作品（ ）
A.追求布局严整
B.富于色彩美感
C.受印象派影响
D.注重诗情画意
4. “豆棚茅舍，邻里聚谈，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多举戏曲之言词事实，以为资料，与文人学子之引证格言、历史无异。”材料主要说明（ ）
A.戏曲最初在民间街坊兴起
B.戏曲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
C.戏曲的兴起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D.戏曲剧本主要由历史故事加工而成
5.北魏孝文帝深受汉族文化影响，对汉族诗文很有研究，他最不可能研究过的诗句是（ ）
①“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②“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④“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A. ①② B. ③④
C. ②③ D. ①④
6. 古代中国文学主流的表达形式经历了赋——诗——词——曲——小说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反映了（ ）
①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 ②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 ③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 ④城市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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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识字教育就是老师单纯地将识字的一些方法来教给学生，把学生当作识字的机器，而没有去注意汉字的文化教育，只注重课堂上学生学了多少字而不是学了多少文化，传统的方法是按照汉字特点进行教学，例如“肚、肝、脏”老师在讲述时，让学生自己去找到汉字共有的特点并再找出其他有类似特点的字，注重了学生的课堂识字效率，却忘记了文化的教育，而汉字文化的教育是要老师教会学生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是这么写，例如“肚”字，它为什么会这么写，这个字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二、如何进行学生的汉字文化教育
1.识字时讲述清楚汉字的构造
我国的汉字大部分是从古代沿用至今的，每一个汉字都表达了一种意思和一种传统的文化，例如“安”字，老师在教授的时候，可以去告诉学生，这个字是怎么得来的，安是平安、安宁的意思，那么安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安”字的部首是一个宝盖，在古代象征着一座房子，一个庇护的场所，底下的女字，代表的是房子里面的人，在古代的时候由于经常会有一些野兽出没，人们只有在家才是安全的，所以这个字就是由宝盖和女字组成，同时学生可以联想到“家”字，大家都知道宝盖代表了房子，有了房子就有了家，“家”字的下半部分是猪的意思，在房子里养猪，这说明这是一个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小团体，这就是“家”字的构造。我相信，如果把这些汉字所包含的含义去跟学生讲出来，对于培养学生的汉字文化和学习汉字、探究汉字的兴趣远比只注重趣味教学和识字数量的课堂效果要好得多。
2.在识字时，讲述汉字背后的故事
老师在教授汉字时，可以把汉字背后的故事以及所蕴涵的意思去讲述给学生，这样学生对于汉字的理解才能够更加完整有效。例如“章”字，现在有很多人认为章是由立和早组合而来的，其实不然，“章”字在古代有乐章的意思，“章”字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音”是音乐乐曲的意思，这个学生都明白，那么“十”字是怎么得来的呢，在古代“十”为万物之终，“音”和“十”合起来就是把乐曲完整地演奏一遍，这就是“章”字的来历，把这个来历讲述给学生，对于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教学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再例如“妻”字，老师可以找到“妻”字的甲骨文的写法，让学生看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跪拜的女子，这是因为古代的妻子都是通过抢得来的，演变到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字，上半部分特别像战争时用的钝器，下半部分是一个“女”字，代表了性别，通过战争抢来的女的当作妻子，这就是“妻”字的来历，这对于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和识字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三、汉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1.汉字文化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汉字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丰富的文化意蕴，以它独特的字音、字形和字义向人们阐述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和生产的特点，而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要想让学生去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那么汉字的文化教育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的起点。而且，教会学生汉字的文化，让学生知道这个字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是怎么一点一点演变成现在的样子的，对于学生思维的培养、眼界的扩宽和汉字的认识都有着非同小可的作用。而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老师只注重学生对于汉字的认识，这节课我教了多少汉字，学生认识了多少，而忽略了对于汉字文化的培养，导致学生对于汉字的认识并不够，对于识字也没有多大的兴趣，要改变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汉字文化的教育也就显得更加重要。
2.汉字文化中承载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基础
现在越来越流行中国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热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热，在我国对外文化的输出与交流中，中国汉字文化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基础，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喜欢中国文化，喜欢学习我们的汉字文化，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作为教授学生汉字的语文老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把我们的汉字文化发扬光大呢？有什么理由不去带领我们的学生去融入我们的汉字文化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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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已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领域中。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如今，越南已经完全废除汉字，有了自己的官方语言。相比之下，韩日两国仍受汉字的影响并以不同的方式保留着汉字。两国虽然一直提倡“减少汉字”的语言政策，却始终未能完全废除汉字的使用。
二、汉字在韩日两国的传播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符号，对东亚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韩国和日本等地区还处于无文字时期时，汉字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使用，并起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2004）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就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的核心国家。关于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相关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起着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一）汉字在韩国的传播
根据朝鲜半岛的平壤和箕子陵的遗迹，中国战国时期的北方燕国和齐国都与朝鲜半岛①有来往。而到了秦朝和汉朝，中原地区的平民百姓为了逃避战乱和强制劳役移民到朝鲜半岛，更进一步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另外，《廣開王陵碑文》中出现的“朕”字以及“帝王建號”“蒙天恩”“四方託境”“隣國誓親和”等字也都反映了朝鲜半岛接受汉字的事实。新罗时期的《迎日冷水裏碑》（公元503年）和百济时期的付札木简等也反映了汉字在当时朝鲜半岛用于国家运营以及支配社会的事实。在韩国的一些国语研究里，乐浪时代的文字被视为朝鲜半岛最初的文字，并认为乐浪文字依次继承到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乐浪文字中大多数为瓦当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丰富了朝鲜半岛的本土文化，而且还掀起了国民精读和了解汉文书籍的热潮，也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到了汉朝末年，朝鲜人已经开始用汉字文言进行教育。372年，汉字再次通过佛经传入朝鲜半岛，汉字文言正式成为朝鲜半岛的通用文字。公元7世纪左右，新罗统一三国后，汉字又取得了公用文字（即官方文字）的地位。
黄贞姬把汉字传播到朝鲜半岛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殷商时期到公元4世纪，这个时期是从古代朝鲜形成到三国鼎立的时期。中国的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汉四郡这一历史事实，是朝鲜人能广泛接触中国汉字最直接的先决条件。[3]当时，汉字是作为发达文化的象征而传播到朝鲜半岛的。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72年到13世纪末，这个时期佛教传播到高句丽，新罗的统一和高句丽王朝的政权交替促使大量汉字随佛教和儒教传入朝鲜半岛，同时高句丽产生了科举制度。第三个阶段为13世纪开始到李氏王朝时期结束，这个时期朱子学繁荣昌盛，也产生了“训民正音”。
（二）汉字在日本的传播
迄今为止，涉及汉字传播到日本的问题，最早在日本历史资料《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被正式提及过。根据《古事记》记载，公元712年，太安万侣按照元明天皇的指示编辑了古代神话、歌谣等。而《日本书记》是日本奈良时代元正天皇指使舍人亲王和太安万侣等人编辑的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传说和记录等都是用汉字表述的。诸多研究指出，朝鲜人阿直岐在应神天皇15年为宣传佛教，带着汉文佛教经典来到日本。第二年，通过他的推荐，中国人王仁也来到日本，并成为了太子的老师。《论语》和《千字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播到日本的。
以山田孝雄为代表的日本国语研究家们认为，日本人是通过与中国人的相互接触或阅读汉文而接触到汉字的。但最初以什么样的途径传到日本、普及到日本社会，还是个尚未解决的课题。西岛定生等人却认为汉字先是为了维持政府之间的来往，也就是政治外交需要而传播到日本，随后应用于标记本土语言，之后大量地流入到日本社会内部的。也有些学者主张当时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汉字也是通过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的。
1958年，日本考古学界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发现了一些陪葬物品上刻着汉字，当时人们推测汉字至少是在汉朝后期就已经传播到了日本。1996年2月，在熊本县玉名市柳町的古迹中再次发现了包括“田”字在内的五个汉字刻在贝壳上。[4]同年，三重县安浓町大城的遗迹中也发现了写着“奉”字的食器。由此可见，汉字传播到日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初的弥生时代初期。还有，在日本的长崎、佐贺、福冈、熊本、宫崎、广岛、京都以及大阪等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刻着“貨泉”或“貨布”等字的中国古代货币。直到2世纪，汉字才通过移居百济的中国移民王仁和百济人阿直岐传入日本。王仁到了日本以后，献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5]3～4世纪，汉字广泛普及到日本的统治阶级、贵族阶层和上流阶层当中。到了5、6世纪，儒教和佛教的相关文物大量传入日本，因此佛教用语和有关古代官制、官职以及日常生活的汉字词也开始大量地传播到日本。在7、8世纪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唐朝的汉音传播到日本。从此汉字在日本成为了公用文字，“汉字正体意识”和汉音汉文占据了语言领域的最高地位。武斌认为，遣唐使时期的金潘唐化热潮促使日本开始大量使用汉字。[6]
三、韩日两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的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7]
（一）韩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主要起着两种作用：一种是阅读中国的汉文或用汉文记录著述的作用，另一种是标记本土语言的作用，即汉字不仅用于阅读或记录汉文，而且用于标记本土词汇或文章。
金敏洙认为朝鲜半岛最大限度地利用汉字的优点，通过借音和借训的统合，完成了独创性的借用标记。他评价朝鲜半岛的汉字接受问题时曾指出，朝鲜半岛的借字标记经过誓记体、吏读文、乡札文、口诀文等发展过程，到乡札文的阶段，达到了顶峰。借字标记与上层的汉文不同，以中间层的吏读方式继续传承下去。吏读在汉文训读和正式文书的使用中，主导了人们的母语意识。[8]
朝鲜半岛借用汉字主要有两种使用形式：一种是按中国式使用汉字，另一种是按朝鲜式使用汉字（也称吏读），朝鲜半岛的汉字主要用于标记固有名词和句子，而标记句子又分“誓记体、吏札、乡札、口诀”等四种方法。记体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序化，吏札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法形态化（包括语序和助词），乡札是汉字的完全朝鲜化的使用（包括语序﹑助词及词汇），也是民族化最彻底的形式，口诀是汉文中加朝鲜语助词的形式。
朝鲜半岛的汉字音来源于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即元朝到唐朝的语音（即中国开封语音）[9]，在借音标记上采取借鉴汉字的“直音法”（或读若法）和借鉴汉字的“反切法”和“反复相摩而成音”等形式。朝鲜半岛的汉字又称“仿汉字”。“仿汉字”包括本土创造的固有汉字（即正体字和口诀简体）和借用中国汉字的新音字和新义字。正体字利用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成新字，而口诀简体可以说是汉字的附属字。[10]
1443年，为了解决汉字标记的不便现象，李氏王朝创造出了新的文字系统，命名为“训民正音”。它是运用中国音韵学最核心的知识和中世纪朝鲜语的音素系统而创造出来的音素文字，制造原理以象形为基础。正如郑麒麟先生在《训民正音》的序文中解释的“象形而字倣古箕”一样，“训民正音”在子音部分模仿了造音位置和造音方法，母音部分模仿了“天”“地”“人”等字并创造了它的基本文字。关于“训民正音”的起源，目前有很多种说法，如“古箕起源说、八思巴文字起源说、梵字起源说、发音器官起源说、太极思想起源说、薛聪起源说”[11]等。
（二）日本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在日本主要以表音文字的形式使用。据统计，日本奈良时代的古代文献《古事记》，使用的汉字总数为1，507个字；《万叶集》使用的汉字总数为2，501个字。《古事记》和《万叶集》使用汉字，采取了仅借汉字发音书写日语的形式。另外，汉字传入日本的最初500年间，产生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诸多以汉语文言为文字的中日共同教科书。
日语中的汉字主要有两种：一种起源于中国，古代从中国传入的“原汁原语”汉语，例如“道路”“土地”等，它是相对于日本的和语而言的；另一种是根据汉字的造语法加工创造出来的派生汉语，例如“政治”“经济”等。这类汉字在日本人的长期使用中发生同化，产生了一些变容。日本汉字的读法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它的汉字音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吴音、汉音、唐音等。[12]
日本人在借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过程中，认为光用汉字不能充分地表意，于是创造了汉字式的“万叶假名”。可以说“万叶假名”的创造背景与朝鲜半岛的“训民正音”很相近。它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本的语言，最初是为了记录《万叶集》而被使用。“万叶假名”是古代日本最初的文字形式，从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过渡到了有文字时代，人们口中流传的传说与歌谣也开始用“万叶假名”记录。“万叶假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音节文字，减少了很多语言表达方面的不便。“万叶假名”是汉字现代假名的过渡阶段，在日本文字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之后，日本人对“万叶假名”实行了字母标准化，改进为今天的“现代假名”。“现代假名”又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它大概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出现，是“万叶假名”不断演化和规范化的产物。古人为了便于书写和理解汉文，不断地对“万叶假名”进行简化，从楷书简化成草书，又由草书简化成现代假名。这样形成的“假名”，形体结构比汉字简单明了，有利于阅读和理解，表现方法也极具多样性，因此很快就普及到平民百姓阶层。“假名”多用于和歌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中。
谈到汉字对日本语言文字体系的影响，可以说汉字促进了假名的创立和国字（和制汉字）的形成。国字又称和制汉字，包括假名和汉字在内的日本所有文字﹑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在日本制造的汉字体文字等。正式的日语为假名和汉字的混合体。日语有三种文字标记方式即汉字、假名、罗马字。
四、汉字在韩日两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一）汉字在韩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日本殖民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废除学校的“朝鲜语教育”，朝鲜人被剥夺了接受国语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朝鲜人一直渴望自己的国语能得到自由的使用权和应得的尊重。获得解放之后，这种意识渐渐与“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开化期，受美国的影响颇大，所以也出现了不少主张专用朝鲜语的人物。之后在接受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同时，以民族解放为开端，“朝鲜语专用论”又成为了“自主独立的象征物”。文嬉真（2007）评价“朝鲜语专用”政策的实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时指出，“朝鲜语专用政策导致了汉字丧失的时代，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朝鲜人的汉字识别率。不仅如此，还成为了军事政府获得正当性和利用国字来焕发国民团结与爱国心的重要手段。”[13]后来，朝鲜战争又把朝鲜半岛分为南北地区，北部称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南部称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韩国的汉字使用期可以分为汉·韩并用期、汉·韩混用期、汉字复活期、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汉·韩并用期为1948年～1964年，汉·韩混用期为1964年～1972年，汉字复活期为1972年～1975年，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为1975年～现在。[14]
关于韩国汉字的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5]：
1443年，李氏朝鲜（1392年～1910年）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创立“训民正音”。
1898年1月，李朝政府规定，政府公文改用韩文获韩汉文混合书写。
1948年，韩国制宪国会通过了“韩文文字专用法”。
1949年，有些国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汉字使用建议案”。
1957年，文教部制定颁布“临时限制汉字”1300个。
1961年，军事和政权交替，进一步推进了“韩文专用政策”。
1964年，规定在中小学进行汉字教育。
1965年，国内外公文严格遵循“韩文专用”政策。
1967年，制定了“汉字略案方案”，拟定到1972年完全废除汉字。
1968年，制定“韩文专用五年计划”。
1969年，文教部规定从1970年起，在学校废除汉字教育。
1972年，文教部再次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规定在初﹑高中恢复汉字教育。
1949年1月，朝鲜政府规定废除汉字。
1999年2月9日，韩国文化观光部颁布“汉字并用推进案”。
（二）汉字在日本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积极借鉴西方社会，并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随着西欧派文化在日本占主流地位，有些语言学家提出日本也应该像西欧一样，使用简单的表音文字，甚至有人主张废除日语，把英语作为国语。其中代表人物有幕府政府②的大臣前岛密（1835年～1919年），他曾经极力主张废除汉字，是日本国字国文运动的先驱者，也是近代邮票制度的创始者。前岛密在日本被称为邮政之父。1847年，他为了求医，离开日本江户，并学习了荷兰学和英语，曾向德川将军提出过汉字废除论。他强烈主张为了实现教育的普及化，要废除汉字，把“平假名”作为日本的国语。另外，还有两位坚持废除汉字、采用英语的人物，那就是当时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和原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森有礼是日本的一位武士，也是有名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他也是一桥大学的创始人。1885年被任命为第一次伊藤内阁的第一批文部大臣，对日后日本教育政策带来很大的影响。1872年，他写信给耶鲁大学的德怀特·威廉教授，主张要把英语当成日本的国语，遭到德怀特·威廉教授的反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明治政府终于决定把表音文字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方针。
日本围绕语言使用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掀起了日本汉字改革运动。这项运动主要分假名文字论阶段、罗马字论阶段、汉字限制论阶段、汉字尊重论阶段。面对如此多的争议，日本政府在限制汉字使用的同时，也承认汉字在本国文字系统中的地位和存在，对于汉字问题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应对态度，学校的汉字教育也一直维持着一贯的做法。
日本的汉字使用期分为“当用汉字使用期和常用汉字使用期”。前者为1946年到1981年，后者为1981年到目前为止。[16]
关于日本的汉字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7]：
1866年12月，前岛密向日本末代将军德川信喜提交“汉字废除之议”。
1873年，福泽谕吉提出《新出汉字802字》。
1887年，失野文雄再次提出新出汉字3000字。
1902年，明治政府新设一门政府机关，名叫“国语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基本方针第一条明确规定“文字使用表音文字，主要调查对象为假名和罗马字”。
1915年，杉本京太提出日文打字机文字版2005字。
1923年，政府采取行政措施，文部省临时国语调查会公布了“常用汉字1962字”。
1931年，再次公布“常用汉字1858字”。
1942年，再次公布“标准汉字2592字”；标准汉字由常用汉字1012字，准常用汉字1346字，特别汉字71字构成。
1945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了“废除汉字”的口号。
1946年11月16日，选定“当用汉字1850字”，内阁命令发表于日本全国各地，作为社会语言生活的规范。
1949年，颁布“当用汉字字体表”。
1981年10月1日，颁布“常用汉字1945字”，作为新的标准。
五、结语
汉字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全世界共同财富，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为实现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全力推进和发展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能有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现代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出现的汉字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国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相互吸取经验教训，探索符合时展和各国国情的正确方向。
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地区的汉字应用和发展、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固然很重要，但考虑到未来将要实现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同时为了维持它的顺利发展，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和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因素给汉字带来的深远影响，并确立出符合新时代的崭新课题和解决方案。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应用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内容注释：
①朝鲜半岛：中国、越南、朝鲜等地区称之为朝鲜半岛，韩国将
其称之为韩半岛。朝鲜半岛位于东亚，一千年以上维持单一国家的形式，直到1948年才分割为两个国家。南部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北部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本文主要探讨韩国的汉字传播使用情况，不涉及朝鲜地区。
②指日本的封建武士通过莫府来实行政治统治的政府，也称之为
“武家政治”。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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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篇12
所以，要弄清什么是汉字文明，首先需要弄清汉字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在历史上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时，立即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即汉字在历史上不仅是中国人自身的语言，而且在长达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成为东亚、北亚乃至南亚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语言之一。汉字不仅是一些今天活着的民族如朝鲜、越南、日本的书面语言，也曾是许多早已消亡的民族的书面语言或书面语言之一，并为他们长期使用。今天，这些民族或其民族国家已不存在，但不能否认汉语作为书面语言曾经深刻地塑造过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制度、文化等。
因此，汉字决不仅仅是华夏民族文明的历史载体，它同样承载着整个东亚、南亚、北亚许许多多活着的和死去的文明。当我们在契丹人的墓葬里看到用汉字撰写的官方文书时，当我们在考古发掘中看到公元6世纪以前的高句丽王碑时，当我们在朝鲜国王的景福宫里看到朝鲜国王优美的汉字书法时，当我们读到日本学者用美丽动人的古汉语写出的古诗时，我们不能不感叹汉字作为一种古老的书面语言的巨大魅力和卓越历史贡献。因此，汉字的简化使得人们普遍质疑今天的中国文化不能作为汉字文明的最典型的象征，不能说没有道理。
汉字的巨大魅力在于它与一系列伟大经典紧密相联
那么，汉字究竟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呢？为什么能为那么多不同的民族所接受？对此，人们可能说，这与古代中国王朝的巨大影响力有关。这当然没错。但是，古代有影响力的王朝多得是，为何它们的语言没有同样大的影响力？另外，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王朝，并不是讲汉语、用汉字的民族所建，他们原本并不想或不愿成为“中国王朝”。但是他们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汉语民族，在文化上却又被汉语民族所征服，最后成为汉语文明的追随者。中国古代的王朝（大帝国）对于汉族文化的远播固然功劳巨大，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汉语文化自身的内在魅力巨大，可以想像那些在中原大地上不断崛起的新帝国，就会象亚洲和欧洲历史上许多已经消失的帝国一样，每一次都代表一种新的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语言；而每一种文化的影响力也会随着一个帝国的灭亡而烟消云散。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汉字的巨大力量是与它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的伟大力量有关的。
下面向我们展示的是中国周边地区其他民族书面语言发明的时间：
突厥文：7世纪
藏文：7世纪
古日文：8世纪
契丹文：960年
西夏文：1036年
女真文：1119/1138年
蒙古文：1204年
朝鲜文：1424年
满文：1599/1632年
越南文：1651年
让我们再来看汉字的起源。迄今为止出土的甲骨文文字数量已有5000个左右，其中相当多的字是按照形声规则构成的，说明商代（约公元前1600年——约前1046）末期汉字作为一种书写语言已相当成熟。如果考虑到古代社会的静态特征，可以设想汉字的最初发明时间一定远远早于商代，或可从商末再往前推移2000年，即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距今5000年）汉字即已开始被发明，这就与华夏民族起源的时间相当。这比中国周边少数民族当中最早发明文字的时间也早了将近4000年。不仅如此，与上列许多少数民族文字由一个人、特别是一位国王或一个朝明不同的是，汉字的发明时间可能是一个渐进、自然的过程，其中有漫长的积累和缓慢的进化。
正象一件工艺品加工的过程越长，往往其内涵越丰富，艺术价值越高。我们上面罗列的许多文字，多数都由于个别人、个别朝代而于一个特定时间被人为制定，这就决定了它的历史内涵不可能象汉字一样丰富。我们说文字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信仰等等最生动的载体。一种文字发明、演变的过程越是漫长，它所反映的这些方面的内容就越深刻。这就决定了汉字与人类许多其他文字相比有着更为巨大的魅力。
另一体现汉字巨大魅力的事情是它与一系列伟大经典紧密相联。一个民族的成熟从某种程度上讲取决于其思想的成熟，而思想的成熟往往体现于伟大、不朽经典的形成。没有文字，自然不可能有真正伟大的经典；反过来，经典的形成，则标志着一种书面语言所内在具有的思维方式被固定下来，在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加持久、牢固的影响。因此，伟大、不朽经典的形成意味着，一整套成熟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制度形态、、集体生活方式等已经正式确立，因而标志着一种文明形态的形成。因此，有无伟大、不朽的经典，可以说明一个古代民族是否成熟，也可以决定一个民族是不是在文化上先进。从另一方面说，经典的产生，也使得文字的魅力大大增强，可以说检验文字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用它书写出了伟大的经典。
当我们拿华夏文明与周边其他民族的文明进行对比时，即可发现，前者不仅文字发明的时间远早于后者，而且也远早于后者形成了自己的不朽经典（如“六艺”）。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时间，华夏民族就形成了《诗》、《书》、《礼》、《易》、《乐》、《春秋》等一系列重要经典。而它们的形成，并不是某一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创造，而是伴随着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礼仪制度、、文化价值等一起形成的。从公元前3000年到春秋末期，它的形成时间跨度达2500年左右。可以想像，由于古代中国周边大多数民族书面语言形成的时间较晚，根本没有伟大、不朽的经典，其在文化上的先进性与华夏民族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决定了它们为什么虽能在军事上征服中国，却不得不在文化上臣服于中国。
篇13
英语普及学习势必要影响汉语的学习。英语在教育课程中的强势地位，让更多的学子都主动选择学习英语，而忽略汉语学习。所有的这些就导致了学生不重视汉语的学习，认为学习汉语无关紧要。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支持建设双语学校或者外国语学校，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双语授课、全英授课，这些举措在以牺牲学生母语学习的条件下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小学阶段是模仿语言的黄金时代，中学时代是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在这两个阶段，孩子意味注重英语学习，忽视汉语学习，就会对孩子语言表达能力造成不利影响。正如语言学家许国璋所说：“小学生只学外语，通盘的文化基础自然会被削弱”。
二、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的重要性
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可以使我们从多角度，多方面了解汉字。汉字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分析汉字形体结构，也可方便我们了解历史，研究历史。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六书”下了定义，并举了例子。通过“六书”，我们可以发现汉字的本质，并且助于我们理解汉字，学习汉字以及更好地掌握汉字。
我们通过“六书”来看，分析汉字形体结构，有着众多意义。
首先，有助于了解汉字的形体变化。象形字就是字形画成字义所表示事物的形状，随着物体的外形而曲折字的笔画。
其次，有助于了解和掌握字的本义。例如：“昶”，从日永，永有长义，本义是日长。“岩”从山石，本义是山上的石崖。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对汉字结构分析，能够了解和掌握字的本义，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学习汉字，理解汉字。
再次，分析汉字形体结构，还有助于了解汉字的古代读音和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形声字是用与字义所表事物有关的字来作形符造字，取比拟新字读音的字（即读音与新字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跟它合成新字，“江”、“河”就是这种字。这些形声字及其声符的读音，反映了形声字产生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在我们识字教育、正字法、古籍整理、字典编纂、检字法等工作中都要求能正确地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
另外，分析汉字形体结构，还有其文化意义。汉字在文学艺术、民俗游艺等众多领域的特殊创造价值， 引发出种种具体文化现象其体裁丰富， 形式多样， 构思奇巧， 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例如，汉字与字谜：字谜跟汉字的字形或字音或字义直接相关。同其他文字相比， 汉字为谜语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它风趣幽默， 别具一格。字谜的谜面和谜底之间关系多种多样。有的是综合利用字形、字音、字义间的关系。例如：看时圆， 写时方，寒时短，热时长。谜底为“日”。更多的是利用字形结构、笔画关系。例如：一月复一月， 两月共半边。一山又一山， 三山皆倒悬。上有可耕之田， 下有长流之川。六口共一室， 两口不团圆。谜底为“用”。
分析汉字形体结构，还有助于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汉字与传统思维方式是密切关联，彼此相互影响，共同体现出汉民族的文化特征。中国的汉字构形是以古人的触觉、视觉为中心来取象，而且有时因取象角度不同，视觉和触觉不同，而造字所体现的文化背景也不同，这些都反映了汉民族的思维特征。如古文字“夫”，本义为成年男子。字形表明古代男子头上也留有长发，而且要有簪子来固定头发或帽子， 反映出古代成年男子束发插簪的习俗。让学生学习汉字形体结构，实物象征和会意，可以体悟到古人造字的思维过程。
三、关于汉语学习的建议
国家的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重视汉语的地位，强调土文化的重要性。号召全社会积极学习并了解我们本国文化，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社会及舆论氛围。其次，学校作为具体的教育单位，更应该重视汉语的教育，为学生树立汉语水平重要性的观念。而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更应积极主动的进行学习。在学习英语时不忘汉语的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