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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第二是对货币供应量的看法。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一度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在经济总量达五六十万亿元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早已超百万亿元,货币供应总量几近经济总量的一倍,于是人们惊呼:货币供应量太多了,银行流动性过剩,钱多了不值钱了。从绝对数量看货币供应量的多少,似带有较浓的感彩,应找一个科学的参照物。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判断货币供应量的多少,一般用物价和利率这两个指标较为合理。但这两个指标也使人们感到茫然,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两个方面。
第三是对物价的看法。在宏观经济中考察物价,一般用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变化来度量。2016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处于国际上典型的低通胀状态。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将通胀的控制目标一般定在消费物价上涨2%以内。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物价的感受要比统计数据所反映的强烈。教育、医疗、娱乐、蔬菜和食品价格以及房价不同程度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们对物价基本稳定的感受。实际上,近年来的物价有涨有跌,跌得较多的是家用电器、计算机、通信、汽车、电视机等。统计的物价水平和感受的物价水平两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消费结构变化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目前还处于量变的阶段,一旦深化为质变,则应通过改变核算制度予以准确反映。因此,对物价的判断,统计的没错,人们感受的也没错,问题的关键是目前还未到从量变到质变进而影响宏观政策决策的阶段。
第四是对利率的看法。利率是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价格型工具,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取得决定性进展,利率的市场弹性正在逐步扩大。现存的主要问题是,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出现方向性的背离,利率对资金供求关系的反映出现不同的信号,这增加了对形势和政策的把控难度。2016年中央银行确定的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低于2%,贷款利率低于5%,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后的实际利率,存款利率为负数,贷款利率约在2%左右,已属典型的低利率。但与此同时,具有市场利率属性的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三分以上,常见的在四五分,有的甚至更高,趋势还在继续上扬,已属典型的高利贷。官方利率反映货币供应量宽松,资金充裕;而市场利率反映货币供应量偏紧,资金短缺。是什么原因造成金融市场上的这种强烈反差呢?是货币需求问题,还是货币供应问题,亦或是货币的传导机制问题,人们在茫然的同时,纷纷指向资金脱实向虚。
五是对资金脱实向虚的看法。所谓资金脱实向虚,一般是指在货币宽松,银行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银行有钱也不贷给实体经济企业,而将这些富裕的资金投向同业往来或融资票据,通过同业之间融资产品的利差或费差来获取丰厚利润。在实体经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大环境下,人们将这种金融同业之间的大量资金运用,斥之为资金脱离实体经济,在金融这个虚拟经济圈中自我循环周转。更有人将这种金融同业之间的大量资金运用,斥之为资金脱实向虚的“空转”!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个理念在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实业立国的大国环境下,在任何时候政治上都是正确的。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否意味着应把所有的资金均投向实体经济企业才对呢?也不尽然。因为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伴而生的。针对实体经济而言,金融提供的是货币的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针对现代虚拟经济而言,金融提供的是货币的储藏手段;而且,在货币的价值尺度这个功能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市场定价上具有相互比对验证的机理。因此,对虚拟经济也应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前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若与经济增长和物价对比,2016年广义货币(M2)增长超过11%,显得偏多。但考虑虚拟经济吸纳的具有财富储藏功能的以各种金融投资形式存在的大量货币,以及物价水平的低位稳定,应该说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基本适度的。虚拟经济在本质上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以上从短期经济运行角度,考察了人们颇有争议的五个问题。认识这些问题,有些具有稳定的核算基础,相对来讲容易辨清;有些核算基础欠缺,增加了认识的难度。有些经济现象似乎符合经济学原理,容易形成共识;有些经济现象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用经济学原理很难解释,容易形成分歧。
若我把眼光放得更宏观和更长远一些,则对问题的认识有可能更深入。从中长期经济发展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据一些经典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来自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个结论正适应中国现阶段的经济运行。不论我们感知与否,也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中国经济现正处于深度的结构调整之中。
首先,人们的消费结构正在进行深度调整。随着改革开放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众化和多元化并存,一些新兴的消费方式,既带来了经济的活力,也带来了经济核算和经济管理的难度。这导致一些经济活动很难用传统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经济理论的创新赶不上经济实践的创新,增加了人们认识问题的难度。
其次,就业结构在持续发生重大改变。我国的就业统计目前只包括城镇正式在编职工,对于农民、进城的农民工和大量的非编制职工,目前就业统计核算并未覆盖。过去是靠单位安排工作,现在是找工作,除公职有编制约束外,大量的自由择业和自谋职业者,已成为主要的劳动生力军。而且,除了法律禁用童工外,除了公职单位有到龄退休的约束外,大量非公职单位,自愿就业、自愿退休或退休返聘已成常态。这种就业结构的变化,既对消费有影响,也对产业发展有影响。
篇2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参考文献】
[1]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郑长德.世界不发达地区开发史鉴[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篇3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参考文献】
[1]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郑长德.世界不发达地区开发史鉴[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4]齐良书.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5]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7
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
摘要: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
关键词:新时期;发展经济学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因此,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危机及新发展趋势的分析,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义。而又是通过这些分析,尤其是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能更好地为发展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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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三十年来的发展,空间计量逐渐从边缘发展成为应用计量经济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主流,被广泛运用至各个社会科学方面,包括社会学、犯罪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最近研究尤其关注经济学领域,涉及的内容包括空间溢出、城市发展和组群经济、贸易和经济增长等。
本文主要总结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涵义其发展过程,并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未来做了简要的预测。
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
1、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起源
1979年,Paelinck和Klaassen出版了《空间计量经济学》,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Paelinck和Klaassen全面论述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基本模型,从而标志着计量经济学的诞生。
一般认为,空间计量经济学起源有两个。一个是可以追溯到地理学的定量革命,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是Berry和Marble(1968)《空间分析》,并且出现了一些著名学者经典的论文。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定量的地理学家开始研究空间模型的估计问题。第二个起源源于区域科学和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工作,他们把空间效应纳入到模型中。
萌芽期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以莫兰指数(Moran's I)检验方法为主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空间计量模型的基本估计、模型的识别以及模型的识别检验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大量的学者关注模型的识别和模型设定的检验,这一时期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模型设定检验的方法,比如Anselin(1984,1986)提出的非嵌套假设检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空间计量时空模型的初步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时空模型设定方面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空间似无关回归模型方面的研究。
2、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迅速发展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较,这一时期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范式逐步正规化、严格化,尤其对模型估计量渐进性质的证明方面。这一阶段利用各种检验和估计方法对有限样本性质进行了深入地研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广泛应用的模拟实验方法也为有限样本性质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这一阶段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设定、估计和检验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模型的设定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模型设定形式,如空间误差分量模型。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方面的进展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在计算速度上的技术改进,另一方面表现为其他估计方法的应用,如贝叶斯方法在空间计量模型中的应用、蒙特卡罗模型(MCMC)和吉布斯抽样在模型中的应用。在空间检验方法的研究方面新进展包括:考虑空间相关性与异方差同时存在情况下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稳健形式的LM检验统计量,针对不同模型的莫兰指数统计检验方法的扩展等。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广泛应用于实证研究,各种统计、计量软件应运而生,已有的统计计量、软件都相继增加了对空间统计的软件包。
进入21世纪后,空间计量经济学作为一种主流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被广泛认可。这一时期,空间计量经济学不仅应用于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领域,而且被广泛应用到劳动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等传统领域。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方法进一步深入。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设定也得到进一步地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方法的理论研究进入了成熟期,其标志是为了检验和诊断空间计量模型的各种误设情况进行的LM检验有了突出的进展。空间经济预测研究一直是空间计量研究较弱的领域,21世纪以来取得了较大进展,代表性的研究是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空间预测研究。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空间计量经济学发展迅速,在应用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地位得到了普遍地认可。这一时期,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杂志开始刊登关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论文,主流计量经济学教材增加了对空间计量经济学进行专门介绍的章节。空间计量经济学从边缘逐渐走向主流。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未来趋势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方面,空间计量经济学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些不足之处是空间计量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其一,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空间经济学处理空间效应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空间权重矩阵来描述。然而,在目前的文献中,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几乎都是基于作者的主观判断,且没有一种固定的评判标准。因此,如何较为准确地设定空间权重矩阵、检验空间权重矩阵的有效性是空间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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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的形成,与他多年旅居美国有关。李斯特在美期间,正值美国保护贸易推行的,他目睹了保护贸易不但没有妨碍美国经济发展,反而促成了它的财富增进的事实。当时,美、德境况颇为类似,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同,同受英国“谷物法”限制,农工产品无法向英国自由输出。美国既然为建立和扶植工业而实行“保护政策”卓有成效,德国也应加以仿效,这样才能最终赶上工业先进国。因此,我们可以说,李斯特“保护贸易”的主张,首先得自于他对美国经济经验的观察。
其次,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奠基于他的“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他曾两次提出贸易制度要和一国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论断。一次是他在总结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提出,对于一个在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国家来说,可以而且必须按照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改良的第一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摆脱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即贸易保护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达到最高程度以后,再恢复自由贸易制度,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无限制的竞争。他还说,当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在第一阶段,德国、美国在第二阶段,英国在第三阶段。
另一次论述经济发展阶段问题时,他更明确地说:“从经济方面看来,国家必须经过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时期。”并认为,只有处于第五时期的先进国家可以实行自由贸易,因为它不害怕和别人竞争;而处在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和农业时期的国家,也需要自由贸易,以便用自己的剩余农产品换取别国工业品,以促进本国经济繁荣,加速向高一级的发展阶段转化。只有处于农工时期的国家,如德国和美国才需要保护关税,以免受先进国家竞争。
再次,从不保护贸易的反例论证保护贸易的必要。李斯特曾向人们分析了后发展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交往中没有保护的尴尬境地。当时英国经济最发达,因而自由贸易是最适合英国的,英国人会把他的剩余资本用来在他认为法规制度、资源状况都比较合适的国家和地区去发展自由贸易,以至整个英国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落后国家的命运如何呢?“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的命运,最上品的酒要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最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类,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播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人或法国人时,就像我们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纪的。”尽管后来的情况并不像李斯特所预测的那样(可能正是实行了保护政策的结果),但李斯特的理论完全是符合逻辑的,是有理论震撼力的,看一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国际贸易展开的激烈争论,我们就能感受到它的现实震撼力。
二、李斯特关于“保护贸易”的方法
首先,李斯特并不主张无条件的贸易保护制度。他的保护关税政策也并非一般地反对自由贸易,实行闭关自守,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保护本国工业发展的手段。因此,他对保护关税作了多方面限制:对那些与国计民生有头等意义的工业部门和新兴工业部门,要给予重点保护,如纺织业;对一般工业进口,可规定不同税率对输入加以限制;对奢侈品工业,只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而对于一切复杂机器的输入应予免税或征收很轻的税。对于保护时期,也要作适当规定。如被保护的工业经过保护以后能与外国竞争,甚至价格低于进口品,就不用保护了;如果保护了几十年仍扶植不起来的工业,就不必再保护;对于那些没有强大竞争者的工业,即使本国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也不要保护。他还认为,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应逐步降低进口税率。如仍实行高关税,就会对国家有害,因为它限制了本国工厂主与外国的竞争,会助长他们的惰性。应当认为,这些观点和主张是很有见地的,是对外贸易理论和政策史上的光辉篇章。
其次,在对外主张保护关税的同时,李斯特在国内商业政策方面主张必须废除关卡,统一税则,实行自由贸易。因为不在国内各邦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没有统一的德国。但是,他认为在对内实行自由贸易时,也有必要由国家作适当的政策干预,并认为经济越发展,国家在立法和执政方面对经济干预越不可少。这表明,李斯特对国家在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必须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已有较深刻的认识。
在李斯特看来,不仅要建立统一市场,促进国内商品流通,让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而且要建立法制社会,创造吸引外资的条件。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会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他们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避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无论何处,驱逐它们的总是理性的缺乏和专制虐政,吸引它们的总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英国就很难达到掌握工业优势的地位。就我们德国所处的地位来说,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静候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把他们的工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亡到我们这里来寻找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有利的条件,邀请他们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这样作不是要聪明得多吗?”
三、对李斯特“保护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评价
综合看来,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他的著作是经济发展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对此,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和一些经济学说史研究者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英文版编者序中指出,“此书所论及的问题在李斯特逝世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直到20世纪下半叶,那些关心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人仍然可以从李斯特的学说中寻求到启示。李斯特真正无愧于自己名望的是,他是一个预言家,他预见到了‘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抱负’,而不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辩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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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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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企业数量与规模一直是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内容。笔者利用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企业数量、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产出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呈现时序递增趋势。研究还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企业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越是发达地区,企业数量对产出的弹性越强,即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应当重视企业与产业的培育,而不是片面强调“做大做强”。本研究还为理解地方政府与国家产业主管部门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上的冲突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角度的解释。
关键词:工业企业;数量;规模;区域经济
一、引言
从亚当・斯密开始,分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重要的研究内容。劳动力、资本是最重要的投入,通常情况下,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与劳动力、资本的投入量和增长速度正相关,而且根据新增长理论与新贸易理论,存在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较大的企业数量常伴随着较大的经济总量。但企业数量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平均意义下企业规模的下降,导致规模经济的损失。通常管理学研究企业规模的目的在于探讨不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企业规模对其市场竞争力与经营绩效的影响。经济学中对企业规模与数量的研究主要归属于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主要从企业角度进行研究不同,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产业整体,关注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产业经营绩效与发展阶段(钱德勒,1999)。管理学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在企业经营决策与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区域层面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企业数量,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对企业空间集聚效应的研究。以后产业集聚的研究得到较多的关注,成为区域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但区域经济学很少关注企业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企业与产业层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区域层面?举例说,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现有企业“做大做强”更重要呢,还是推动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经济更重要?根据管理学的研究,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数量与规模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投入期与成长期的企业需要重视量的扩张;对进入成熟期与衰退期的企业,深入挖掘其规模经济效应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盈利水平(黄修权、顾银宽,2004)。那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企业数量与企业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差异确实存在,是否有规律、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有相关性、又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区域经济的?以上就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文章结构如下:在提出问题后,第二部分介绍了研究模型与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数据的来源与处理;第四部分将全国作为一个区域,分析企业数量、规模对经济的影响;第五部分对全国31个省级单位企业数量、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之所以分省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汇总数据可能会损失个体信息;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面板数据的分析可能揭示出企业数量、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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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是目前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中普遍开设的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困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地位日益下降,并且呈现出被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分析其现状和原因,并有针对性提出对策来加以改进和提高。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1.课程设置不合理,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由于在高中学习阶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作为政治课的一部分内容来讲授的,这使得大学生误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政治课程,造成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积极性较低。同时,经过几次课程改革后,原来独立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原理》的部分内容。这样,《基本原理》课与政治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就有相当部分重复,而这两门课程有时会安排在同一学期上。学生重复听课,自然会有厌倦感,学习热情很难提高。
2.知识体系结构相对固化,教学内容陈旧且更新较慢,造成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不足和乏力。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和教材结构基本固定,尽管目前高校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版本众多,但主要内容、知识点和框架结构大同小异,没有实质区别。例如,现有教科书内容体系基本是由“两段式”构成,教材的前部分是以《资本论》为主要内容依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后部分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也即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分析。前后两部分之间的内容关联度较小,缺乏基本逻辑关系支撑,不能形成统一的整体。这样,前后两部分内容相对独立,在课堂教学中很难连贯性展开,知识的传授上明显有割裂现象。此外,一些学者教条地对待政治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学当做百科全书和不能修正的绝对真理,或是以坚持为由,拒绝任何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面对我国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许多学者不是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进行客观分析,而是局限于在经典著作中寻求现成的答案;不是根据经济社会实践去创新和发展现有理论,而是通过曲解政治经济学的办法,使之被动地迎合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创新必然远远赶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
应当看到,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已经与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之初的发展阶段有了明显且巨大的差别,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有了巨大发展,因此,需要将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到现有教材中,使得马克思经济学更好地分析和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从而增强说服力。遗憾的是,现有教材的知识更新较慢,不能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面貌,也不能反映出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最新进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而,现有的知识内容相对陈旧,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不足,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这增加了课堂教学难度。
3.西方经济学的大行其道所形成的严重冲击。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其教学内容在课程设置中越来越突出,高校普遍开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课程,教学时数也大量增加。其理论内容不仅在各个高校讲授,并且已成为政府制订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政治经济学教学,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地位日益边缘化和不被重视,目前,高校的应用经济学与管理经济学学科普遍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教学课时也大幅度减少,一些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一些高校理论经济学专业的政治经济学课时也大量减少,原来作为经济学专业必开的《资本论》课程大多退出了本科课堂;相当部分高校经济类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考试,只留下了西方经济学考试。可见,今天政治经济学教学地位已处于极度边缘化的岌岌可危的境地。这也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时间投入,使得大学生消极对待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直接导致学生上课出勤率低,注意力不集中,不认真听讲,只是应付考试,教学效果差。
4.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缺乏创新。目前,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经常是以老师传授知识为主、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这样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形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思维定势,很难主动学习,也不能拓宽知识面,更不能创造创新性学习。尽管多媒体教学已经在课堂教学中广为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学方式和手段,但却造成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依赖多媒体课件,从而忽略教材使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不仅没有改变政治经济学的艰难处境,而且造成一些课程内容不能深化教学,同样影响教学效果。毕竟,多媒体课件只是教学工具,只是教学手段,并不能完全代替教材。而且由于师生之间主要通过多媒体形式展开教学活动,使得师生之间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课件而不是教材,彼此间的交流和互动逐步减少。此外,部分教师备课不充分,过多依赖多媒体课件,授课形式呆板,教师讲课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经过多年的学习,大学生群体已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渴望在更高层次水平上学习,而不是简单地学习教材中的知识,这就要求我们老师不仅在教学中注重内容传授的全面和准确,更要适度增加内容深度和广度,特别是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显然,现有的教学模式还不能充分满足,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二、以教学内容更新创新为核心加快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
众所周知,教学内容是开展教学的根本,教学方法和手段只是表现内容的形式,并不能替代内容。没有好的教学内容,再多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也无济于事。因此,要提高教学质量,提高这一课程吸引力,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就必须以教学内容持续更新创新为核心加快课堂教学改革,同时辅以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更新教学内容,以不断分析和解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增强理论生命力。本质上说,马克思经济学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不能一成不变甚至僵化,更不能教条式对待。“一种理论能否被人们接受,不能靠强权,不能靠压服,只能靠理论能否说服人。的指导思想地位能否巩固,关键也在于其理论本身,能否创新,能否与时俱进。”必须明确,现阶段对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进行创新和优化,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要在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遵循理论分析与实际研究相结合的原则,认真研究国内外当代资本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尤其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借鉴和吸收。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认为,“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因此,必须将最新的理论思想引进到教材中、引进到课堂中,改变目前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相对封闭、相对固化现状。
1.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从理论上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自经济学诞生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推行,西方国家政府普遍加强了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大幅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和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努力缓解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在此之下,相应的利益矛盾、阶级冲突好象得到了有效缓解,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即私人生产的有序性和社会化生产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也似乎得到缓和。然而,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仍然存在,导致经济危机的各种因素也仍然存在。因此,在课堂教学中需要结合现实发展情况来分析和说明马克思经济学,引入最新的内容或者案例即增强授课的时代感,使教学过程更加具体和生动,能够充分说明理论的科学性。因此,坚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坚持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实来更新内容,才能不断吸引学生认真听课,并提高教学质量。
2.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深入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从理论上解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发展趋势,尤其要加强当代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时期也即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和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和模仿,因而在改革过程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困难,人们在思想上也难免有困惑和疑虑,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阐述和梳理并予以回答。在这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可以有所作为。在授课内容上可以更多关注当前转型期经济发展模式、特征和内在规律以及存在不足,特别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运行机制分析,突出比较说明我国市场体制模式与西方国家市场模式的差异之处和相同之处。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工具剖析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下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尤其侧重于分析当前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热点难点问题。在课堂教学中加强对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分析,使得理论分析得以具体化,不仅有利于大学生对抽象理论、观点理解,也能在实践中进行验证。这无疑提高了课堂教学吸引力。
3.在教学内容更新及创新上适度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论成果,以丰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速度大大加快,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很多科学性、思想性俱佳的理论思想。因此,在日常教学中要及时吸收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以补充和佐证马克思经济学,使得原有的内容体系更加丰富、全面,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教学水平,也能加深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总之,对现有教学内容进行更新创新是改善目前教学困境的根本和前提。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一定能使政治经济学教学重新焕发活力,并成为一门受大学生欢迎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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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述评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出自他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19世纪中叶的德国仍然是一个政治分裂、市场分割、经济远远落后于英、法的封建郡主制农业国。当时,德国出口的主要是原料和食品,进口的则是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德国内部对实行什么样的国际贸易政策意见分歧很大。一方面,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盛行整个欧洲,大多数人都受到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熏陶;另一方面,以1819年成立的德国工商业协会为核心,主张实行贸易保护关税政策。在此时代背景下,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顾问和保护贸易学派旗手的李斯特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建立起了以保护关税制度为核心,为经济较落后国家服务的“国民经济学”或“民族经济学”的国际贸易学说体系。
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分为国内自由贸易和国际自由贸易,国内自由贸易是有益的,应在国内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取消国内关税,这与国民个人自由不相抵触,但国际自由贸易是有条件的,保护政策与个人自由能最大限度的并行。李斯特反对斯密等人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人类整体利益并非个人利益的简单总和,“国家同个人一样,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挂在心头”,只有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及它所处的国际形势,通过适当的保护制度使其成长为一个工业强国,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创造条件,即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国家主义经济学”。
一国开展对外贸易要着眼于提高国家生产力,而不仅仅是国家财富单方面的增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国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从经济方面,国家都必须经过以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
而当时的德国经济正处于农工业时期,要过渡到农工商业时期,就必须有国家实施强制性的贸易保护政策,来扶持本国工业的发展。
李斯特提出的贸易保护政策具体包括:⑴对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他指出“比较成本说”不利于德国生产力的发展,并指责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学说忽视了各国历史和经济上的特点;⑵在国家发展阶段理论上,李斯特主张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⑶主张国家干预的对外贸易政府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部分限制,保证国家经济利益,从而保证个人持久利益(举例风力与人力对森林成长过程中的作用);⑷提出了国家保护的对象应该为幼稚工业,保护手段为采取禁止输入工业品与征收高额关税的办法。
李斯特保护贸易学说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李斯特的整个理论是积极的,他对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的观点是科学的,他关于从保护贸易为过渡和仅以幼稚工业为保护对象的主张说明他承认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保护贸易政策的得失,揭示了建立本国高度发达的工业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关键。
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的进步意义:(1)强调国家利益对贸易政策选择的重要性。李斯特的贸易学说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他从德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关税保护理论,以维护德国在同英法等国的贸易中的国家利益。当今经济全球化代表一种新型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其秩序基本上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主要体现着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时就必须考虑如何借“国家之手”保障本国经济和经济安全。贸易自由化的内在动力来自于贸易给各国带来的经济利益。(2)强调工业对国家进步的重要性。工业是国家生产力之本,是一国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的根本保障,李斯特这一发展民族主导产业的思想在当今世界仍具有深远意义。因此,工业化成为了当今发展中国家锲而不舍的目标。(3)强调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重要性。李斯特从强调落后国家的特殊国情、落后国家所处的较低的发展阶段以及落后国家的特殊利益的角度,提出必须对私人经济实行干预的主张。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和挑战,在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更应注意强化政府调节经济的作用,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国际协调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李斯特的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李斯特认为农业不必以关税来保护,这明显是不合目前现实的。李斯特当时坚持这一看法,是因为英国的“谷物法”使农产品过剩的德国无法找到销售市场。农业是各国目前保护的重点对象,关税、许可证配额、进口专营等对农产品的贸易壁垒高筑,欧盟等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严重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农业的贸易竞争力。
总之,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仍然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二、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对中国外贸政策制定的启示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已有发展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和对发展战略更高程度的认识允许我们借助李斯特贸易保护学说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当今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
1.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性
这是我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首要前提。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贸易理论混同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无视国家机器的存在与国家利益的差别。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中就提出国家干预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在现实中,国家作为国际贸易活动的控制者,既可以利用政治、外交手段架起国际贸易的桥梁,也可以出于政治目标、外交目标制定自己的贸易政策。一国对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正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对其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在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利益仍高于一切,任何一国的国际贸易政策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基点的。因此,贸易政策是国家利益的产物,政府可以通过贸易政策实现其国家利益和目标。
2.通过适当的贸易保护政策,发展独立创新型的民族工业
国际贸易竞争是各国生产力竞争的主要表现。如果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我们要提高国内的生产力水平。根据李斯特对生产阶段的划分和贸易保护理论,我国应根据自己所处的阶段和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对外贸易政策。WTO所奉行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只有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科技产品和知识产权上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所以中国不能盲目接受WTO的条款,而应实行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仅是单纯的引进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只能在短期内引进能够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但却是不利国家的长久发展,甚至造成恶劣的结果。中国目前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差。在结合市场机制的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要积极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对一些重点产业提供必要的创新支持,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知识产权发展体系,鼓励国内自主创新项目的发展。
3.既应调整对外保护又应强化内部竞争。
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大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实施自我保护将一直是必需的,而且我们应利用国内市场庞大的优势尽量以双边一对一谈判的方式来加强自我保护。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目前保护的重点应由已相当成熟的制造业转向尚十分幼稚的服务业。当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保护将须采取关税之外的许多软性形式,如应采用更积极的产业支持政策。不过,中国的问题一向是保护状态下即缺乏充分的内部竞争,故而,在对局部产业有效保护的同时如何保证足够的内部竞争及技术进步等实为必须解决的一大课题。如果二者必须择一,长远看恐怕是完全开放于中国更有益处,但以我们的智慧和能力,终究不必走到非此即彼的地步。
当前,我国的发展无疑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借助李斯特的学说来重新审视我国国际贸易政策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最早具备了发展中国家视角的发展理论,是一个建立在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上的理论,而且是一个有过成功实践的理论。
注释:
①费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熙译.商务印书馆,1961.
②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1981.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40.
[3]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梅俊杰.后进国发展理论的先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发展学说评估[J].学术界,2002(1).
[5]光等.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7(2).
篇10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学者从不同研究内容和视角,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解各有侧重。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是发展过程论。张敦富、覃成林(2001)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区域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的过程。张可云(2007)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在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过程中不断追求区域间的相对平衡和动态协调的过程。二是过程状态论。蒋清海(1995)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各区域对内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各区域间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和过程,形成决定这种状态和过程的内在稳定的运行机制。三是发展模式论。高志刚((2002)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从效率与均衡的角度考虑的,既不同于均衡发展,也不同于非均衡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它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强调效率与公平兼顾,其次强调适度倾斜和重点发展,第三强调优势互补,第四强调共同发展。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协调发展理论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包括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中心理论、倒U型假说、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等。
1.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基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会驱动要素合理流转和配置,实现区域间要素价格的趋同,达到区域平衡发展,区际非均衡状态的发生只会是暂时的,如果长期存在,一定是完全竞争的条件未得到充分满足,从而妨碍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2.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
佩鲁(1950)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赫希曼(1958)提出“核心―边缘理论”和“联系效应理论”,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联系既有有利的“涓滴效应”,美国经济学家弗农(1966)提出“工业生产生命周期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区域经济梯度推移论”。
3.区域经济阶段发展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胡佛和费雪(1949)认为区域经济增长都存在着“标准阶段次序”,即自给自足、乡村工业崛起、农业结构转换、工业化、服务业输出五个阶段。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地区发展阶段理论”指出所有国家从不发达到发达都要经历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条件、起飞、趋于成熟、大规模消费、追求生活质量等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应该选择不同的主导产业。
三、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演变
改革开放前,传统生产力布局理论以及经典作家关于平衡发展的思想支配着我国区域经济理论,因此,使我国区域经济理论主要是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出发,理论上形成了区域重点发展论。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是夏禹龙、冯之浚提出的梯度理论。后来,由于区域差距的不断扩大,为缓解东西差距,学者们又陆续提出T字型发展理论、二型布局理论等所谓的“区域发展中性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理论界对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又进入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阶段。魏后凯(1995)提出了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出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地区、各产业的发展需要保持协调;曾坤生(2000)的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观也体现了在发展中求协调,注意适时、适地、适度支持某些地区和产业优先发展,以达到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思想。颜鹏飞、阙伟成(2004)立足增长极理论,论述了区域协调型增长极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意义。兰肇华(2005)认为产业集群理论应该是指导我国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的理论选择。
参考文献:
[1]刘楷.中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变动效益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1998
[2]张其仔,郭朝先,白玫.协调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产业政策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9
篇11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尽管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其基本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人”假设的演变和发展
“经济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确指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贵、逃避贫贱的心理倾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荀况对人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有关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题:(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恶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2墨子、商鞅、韩非也认为,追求名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对“经济人”的论述更为全面:人的本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3可见,《管子》已把追求经济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简单明了的,没有产生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此,这种“经济人”概念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孟德维尔是近代较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每个人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繁荣,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但《蜜蜂寓言》毕竟不是一本严格的经济学著作。最初把“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为了使经济学有别于精神分析学或精神病理学,还必须假定“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理。在斯密的时代,理性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假定隐含在所有经济行为的描述中。“经济人”的每一种行动,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或者说,是可以从利害得失的比较中推导出来的行动。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正确计算。5在斯密看来,自利原则不仅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因,而且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每个人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将资源运用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为受自身利益的驱使称为“经济学的第一原理”。
西尼尔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般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是公认的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从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种经济学理论。他把这些理论前提归纳为四个:(1)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2)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3)劳动者借助于机器进行劳动,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纯产品。(4)农业受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个前提,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经济人”概念。
约翰•穆勒发挥了西尼尔第一个理论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的术语,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的经济学论文集。在该书中,他把“经济人”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是科学要前进而必须采取的方式。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欲望的阻碍,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行为是什么。因此,穆勒“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富最大化的动机,这种动机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对闲暇的喜爱的制约。穆勒所说的“经济人”,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人”概念也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边际学派把注意力从对经济世界的一般描述转向市场本身更复杂的模型。它强调个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希望与欲望的满足。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对效用的计算支配着个人的理性选择,并引起价格调整过程。这个调整过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条件。在均衡状态下,所有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以便更好满足需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从家户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家户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供给函数,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厂商对各种产品的供给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需求函数,并把各种商品(产品和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价格的函数。以此为基础,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效率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至此,“经济人”的概念始终与经济行为的动机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进入经济学。这种实证主义认为,无需关心“经济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确,只要他的行为与预测的结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这种哲学观的影响,“经济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为主义的色彩,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偏好的可传递性公理。其含义是:如果你认为A优于B,B优于C,那么你一定认为A优于C。可传递性公理使经济学家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个人行为。20世纪50年代,“经济人”理由莫里斯•阿莱斯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并为西方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学的逻辑,如果一个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标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与他追求的目标相适应。所谓目标的相互一致,其含义和偏好的可传递性相同,即一个人不能认为A优于B,B优于C,而又认为C优于A。手段与目标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达到目标所必要的条件,即不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当个人行为出现上述两种不一致时,这种行为就视为非理性的。但主流经济学假定,在市场上活动的各交易当事人,其行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阿罗和德布鲁运用数学上的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严格的论证。之后,一般均衡理论获得了许多发展,但这种发展大多是枝节性的。
二、“经济人”假设招致的批评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有人对“经济人”概念提出过零星的批评,约翰•穆勒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这一概念的正当性。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直接对穆勒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责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考虑的是一种纯粹的野兽,这种“政治—经济人”亵渎了大写的“人”。他们的理论只讨论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纯粹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
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同样是强烈的。克尼斯认为,“经济人”观念实际上是说人总是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使,这就是否认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许多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心理活动中心的生物。希尔德布兰德则指出,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的基础,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抽象的“经济人”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他人的关系,都不会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7布伦坦诺也批评说,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
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制度学派对“经济人”概念也持批评态度。凡勃伦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体系,连同其洁白无暇的“经济人”,当然是科学想象的功绩,但不是对事实的有力表现。它是科学推理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学法则上,而这些原理和法则仅存在于抽象领域内。可是,一旦这样做了,这些原本不是实际上的东西却被理解为真实的而被接受,成为研究思想习惯的一种有效成份,形成关于事实的知识。新古典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解释现代社会,反而有害于人们对社会真象的探讨。新古典经济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种非历史的、简化的“经济人”人性观。这种“经济人”以享乐主义心理学为基础,把人视为“纯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错误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总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费带来的效用相等的观点,认为从“生活进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对决定福利水平并没有真正的作用。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的当前享受,更多地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方式、习惯、炫耀的需要和明显消费,而不是取决于理性计算。他还提出“社会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8
西蒙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所以,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所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西蒙特别强调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9在他看来,“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现实。
X效率学派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观点。莱宾斯坦指出,个人具有两种不同的人格倾向。一方面,个人希望像他们所应该的那样行动,即坚持标准,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进行精确的计算,努力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个人又希望像他们所喜欢的那样行动,即本能地不受约束,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不注意细节,不用心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决定的受约束和由“本我功能”决定的不受约束,是个人人格特征的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状态。新古典理论那种完全关心约束的“理性经济人”,只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可能采取的特殊决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决策方式则介于两个极端点之间,这种人被称为“有选择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决策是一种特例,通常,决策只是有选择的理性。”10
新制度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批评。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即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为了利己不惜去损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利益,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的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扭曲,并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会按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一些人在有的时候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问题在于,人们事先很难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交易双方以前没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诺斯则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加经济,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他承认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但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动机的大集团行动,就源于意识形态的作用。
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人”理性同样持批评态度。它要求“经济人”理性和“非经济人”理性两分经济学的天下。“经济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为经济学也讲功利最大化,但这个功利最大化是指快乐最大化。行为经济学成为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属于心理学阵营,而在于它不承认“经济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认“经济人”这个前提,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从利他中直接得到快乐,不承认利他是从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认“理性”作为绝对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不是无条件承认。它认为,人可以依据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经济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说,上述批评都只是针对“经济人”假设的某个方面展开的,那么Tormer对“经济人”的批评则是全方位的,批评的依据是生命周期说和需求层次说。根据Wilber的生命周期说,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1)潜意识或前个人阶段,(2)自我意识或个人阶段,(3)超意识或超个人阶段。人在刚出生时,无论对于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身体与环境,都是没有分离的。在潜意识的发展阶段,小孩开始认识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开始以本能的、冲动的、本我的方式与外部世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逐渐产生一种与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识。在发展阶段过程中,个人开始从潜意识状态中觉醒,并逐渐获得语言能力,开始使用符号和概念,学习承担各种角色、遵守规则,发展出理性理解、内省思考、演绎推理和社会可接受的行为能力。最终,个人发展出整合思考、把观念与观念、事实与事实、心灵与肉体联系起来的能力。在超个人阶段,个人可获得比日常的、外部导向的经验更敏锐的意识过程,获得一种更高的精神意识,从而超越自我,经历极乐,与神性相通,甚至与神性合二为一,最终达到非二元体的、无主客体之分的状态。
这些阶段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部分:外部弧和内部弧。外部弧是从潜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维护,个体化,征服外部世界。内部弧是从自我意识到超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实现,向内发展,超越自我,实现物我一体。
根据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为六个不同的层次。它们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归属或爱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而辅助条件存在时,较高层次的需要就会出现并居于优势地位。每一个层次向下一个层次的发展,都涉及到一种转化,在这种转化中,较低层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较高的层次之中,较高层次的元素与较低层次的元素没有分别,但与更高层次的元素有分别。Tormer认为,Maslow的需求层次说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Tormer认为,从人性的观来看,“经济人”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经济人”只关注自我是有缺陷的。尽管人类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确的,但重要的是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主要关注自我利益。对于那些已经达到外部弧的终点的任一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那些在内部弧上达到更高阶段的人来说,其正确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经济人”关于个人与物质的人类世界相分离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对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个人来说,他还没有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分离,而对于处于向超我阶段发展的个人来说,他已经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了。第三,“经济人”机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个人阶段,年轻人还没有获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计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阶段,个人的确已经具有理性经济行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们又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他们的行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人,才会大致按理性“经济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经济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对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较高层次和超个人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由于教化和社会化的作用,他们已经内化了道德的、伦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会促使他们对选择的正确与错误进行反思。第五,“经济人”的不改变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从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可以看出,随着人的潜力的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性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11
三、“经济人”假设的合理内核
如上所述,“经济人”概念在西方学术界招致了许多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未必全部正确,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经济人”概念是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范畴是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在原始社会,人们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还意识不到个体的存在,因而没有个人利益的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关系出现,原始社会解体,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存在,并开始追求个人利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奴隶社会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这种利己主义人性观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经济人”概念取得比较成熟的形式,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以后才开始的。因此,“经济人”是个历史的范畴,超历史的人性和“经济人”概念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派对“经济人”的超历史性的批评确有其正确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经济社会,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分别归不同的个人所有。为了生产商品,商品生产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向他人购买各种生产要素,同时向消费者销售自己生产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以其销售收入来弥补生产成本——购买生产要素的支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生产者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在购买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时,斤斤计较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人们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12而“经济人”概念不过是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生产者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人格化。否认商品经济社会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当然,即使在商品经济社会,个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动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利他动机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强烈。一些人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识的人捐献大量的钱物,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献自己的器官。但这种行为显然属于道德领域的范畴,不应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领域,这种利他动机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否来定“经济人”假设是不恰当的。
第三,“经济人”是仅仅关注物质利益,还是同时关注非物质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和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正确揭示了人的发展阶段和需求层次。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有必要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经济学研究的个人行为,不是一般的个人行为,而是正常人的经济行为。因此,生命周期说对个人发展阶段的划分,需求层次说对个人需求层次的划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经济学之中。就生命周期说而言,处于前意识和超意识阶段的个人行为,都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需求层次说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层次的需要,都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无关或关系不大,同样不适合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尽管人们关注非物质利益,但这种对非物质利益的关注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经济人”理性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选择理性假设都认为“经济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这两种假设和完全理性假设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认为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说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确的话,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别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无理性的个人都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理性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或者说,人类理性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服从正态分布。这也解释了,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成功和破产倒闭的生产者都只是少数,而大多数生产者处于可以维持的状态。
第五,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但不同个人利己的程度显然是有差别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机会主义行为是存在的,个人可能利用各种便利条件损人利己。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意识形态又是有区别的。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机会主义,有的反而会助长机会主义。因此,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社会,机会主义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所以,总的来看,“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是能够促进全社会的利益的。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最好注脚。
综上所述,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内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这个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补充,就可供中国经济学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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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子•禁藏》。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第13~14页。
5朱绍文、俞品根主编:《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分析》,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24页。
6杨德明:《等待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8~39页。
7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
8威廉•布雷特、罗杰•L•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页。
9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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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几年来,我国学者们逐渐开始对在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商务英语教学方面的研究有所关注和重视。同时,由于高校需要培养大量复合型商务英语人才,因此,对商务英语教学的重视也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因为经济活动和语言发展一直存在着紧密联系,莫再树提出了,运用语言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商务英语教学问题,从而,可以为培养商务英语人才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李盛等也对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进行了系统、科学的研究。众所周知,任何成熟的学科都有相应的理论或其他学科予以支撑,那么,商务英语这门学科当然也不例外。它主要是以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并伴随着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一门交叉学科。我们可以说,商务英语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基于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因此,在语言经济学视角下去研究商务英语这门学科,可以给商务英语学习提高一个崭新的视角,使商务英语学习者对商务英语学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 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基本观点
在1965年,雅各布?马尔沙克首次提出了语言经济学。同时,对语言经济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解释。他的观点主要是强调语言经济学的性质体现在效用、费用、价值及效益,这标志了语言交际为实现经济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为人类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与以语言为基础的种群差别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第二个发展阶段为强调语言可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源,人们可以通过在语言教育上的投资获得收益。第三个发展阶段是我们不仅可以把语言看作经济资源或身份标志,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经济地位。以上研究可以说明语言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高低之分。主要可以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1 市场的需求程度反映语言的经济价值
李岚清同志曾经多次强调:“外语水平的普遍提高与经济发展的速度、改革开放的深入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阿拉伯语、韩语、日语等其他小语种的出现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逐步走向世界,那么,就导致市场上对会小语种的人才需求量大大增加。因此,会说阿拉伯语、韩语、日语的人就相应增加了其市场价值。
1.2 使用者的熟练程度以及劳务市场的使用程度决定语言经济价值的高低
对同样程度的外语学习者来说,报酬的多少并不相同。比如,由于市场缺少有经验的同声传译者,那么,对与同声传译者来说,每天的报酬就可能多达10000元。而与英语教师相比,英语教师的数量居多,普通英语教师一天的报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数目了。国内有一些学者,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商务英语教育问题。宏观层面上,主要阐述了商务英语不仅具有语言经济学的特性,也具有商务学科语言学的特性。从微观层面上,实施商务英语教育改革,国内学者对教师的研究并不多见。
2 高校商务英语课程的现状
《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要求》 中明确规定了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实践课程的课时不应该低于专业课总学时的百分之十五。因为,在中国,商务英语是一个新兴学科,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会对学习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对实践教学的比重进行相应的加大,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然而,当前的商务英语教育在实践教学方面却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步履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教学内容
高校商务英语的课程设置不够丰富、全面,只包括外贸函电、国际贸易实务、商务英语听说等几门与商务英语专业相关的课程,根本没有达到总学时的百分之十五。同时,还缺少一些必要的商务实践课程,导致商务英语课程的教学内容枯燥、乏味,无法使学生产生极大的学习兴趣,真正投入到商务英语的学习中。并且,与现代商务的实际情况相比,过去的商务英语教材的内容都比较陈旧,大部分都需更新换代,以免使其与下在的商务英语现状存在或多或少的出入。
2.2 教学条件
高校对商务英语教学方面的投入过于单一或者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没有给商务英语进行准确的定位,各高校对商务英语这个专业便不能形成一个完善的教育培养模式;另一方面,商务英语教学需要在一些校内外有自己的实训基地和仿真的专业实训教室等硬件设备,使得学生拥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实践平台。
2.3 实践教学体系不够完善
截至 2010 年为止,中国已经有800 多所高校都成立了商务英语专业或者商务英语方向。所以,可以看出,商务英语教学受到了学多学者的重视。尽管这样,高校商务英语教学也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实践英语教学的目标。由于没有统一的实践教学环境和实践教学体制,导致许多学校实践教学方式仅仅在于表面形式,根本不能形成全面的商务英语教育模式,大部分知识的教授还是以传统的课堂教授为主,这样的环境中教育出来的学生显然只能应付考试,如果深入到实际有效的商务交流环境中则显得捉襟见肘。
2.4 教师力量匮乏
商务英语不仅需要理论上的传授,也需要实践上的指导。无论是企业工作经历,还是实际外贸的工作经历,都需要老师的指点。然而,就学历而言,商务英语专任教师可以说都学识渊博,然而,却缺乏实践经验,商务方面知识不足,缺乏实践经验,商务英语专业授课教师多为英语专业语言学或文学方向,使得商务英语实践教学很难有效开展,教育水平就很难提高。
3 商务英语教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3.1 调整商务英语的课程内容
根据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知识及社会需要的语言能力要求来确定改变商务英语教学目标的方向,这样是比较科学的。商务英语专业应该以语言经济学理论为主线,学生掌握的基本技能除了英语专业的听、说、读、写、译这几个方面之外,还应该熟悉比较基本的国际商务知识。而且,对英语的交际能力培养也是重中之重,因为,学习商务英语的人才应该具备实际操作国际商务业务的能力。同时,还要熟悉相关专业岗位工作过程,为与周围外向型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而打下良好的基础。
3.2 开展商务英语全方位的实践教学
现在,多数高校的校内实践课除课堂内外的听、说、读、写、译等语言实践课程外,还应该包括的是商务模拟谈判等各种情景化设计的综合实际训练方面的课程。这样,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同时,良好的学习氛围的营造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高校应该在鼓励学生或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机会到校外的公司、机构进行实习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与校外多沟通,多为学生建立更多的校外实习基地,从而,提高学生商务英语实践技能及沟通交流的能力。使他们拥有足够的锻炼平台和展示自我的机会,提高社会实践能力。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实践教学会有很大的改善。
3.3 注重师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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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可分为两大主要分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2、经济学起源希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衍生出了演化证券学、行为经济学等交叉边缘学科。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学研究和应用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关注越来越高,理论体系和应用不断完善和发展。
3、一般学者会把研究范围归纳入“微观”或“宏观”层面。“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或个体与其他个体间的决策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经济物品的消费、生产过程中稀缺资源的投入、资源的分配、分配机制上的选择等等。“宏观经济学”则以地区、国家层面作为研究对象,常见的分析包括收入与生产、货币、物价、就业、国际贸易等问题。
4、一般情况下,经济学理论建基在理性的“极大化”这假设之上,每个人都会在局限下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假设真假并不重要,只要假设推论出来的可被验证含意,能够解释及推测现实世界,我们就接受这个理论。但是奥地利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是有目的的行动的行动公理基础之上。其学派旗帜鲜明的反对把理性状态和极大化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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