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文物保护行动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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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通过开展“追寻寨上村的文物古迹”课题的研究，帮助我们小组和同学们了解身边的文物古迹的保护状态，而且还可以增长知识，提高认识，扩大视野，增加阅历，强化自己的合作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从而激发热爱家乡的情感。
主要研究内容 其一，走进寨上村，实地考察，采访老人协会会长和有关人员，了解文物古迹的保护情况，并给文物古迹实物拍照，建档（见下表）。其二，通过网络搜集自己需要的资料或图片、报刊资料等深入研究学习寨上村的文物古迹。其三，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共同探讨，做好记录，进行分析，撰写研究论文，汇报展示与成果交流。
人员分工 组长（黄庄瑜）：调查住地附近有关文物古迹，负责协调工作和撰写本课题报告。组员（朱欣颖、邱丹、洪莹）：分工合作，利用家居的便利，就近调查，查资料、访问或拍照等。
研究心得与建议
从这次追寻寨上文物古迹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我们才发现，同学们居住的寨上村竟有这么多的文物古迹，之前走过、路过却没有留意到。这次，通过实地调查，拍照、建档案，搜集网络资料，走进富有闽南特色的陈恭献公墓园，走进富有闽南建筑特色的湖陈大宗——陈氏大宗祠，走进中西结合的洋楼——陈有才故居红番仔楼，走进具有文物价值的陈永得古大厝，走进典型的闽南士大夫府第——陈厚泽故居芸香楼，确实增长了不少见识，也让我们学会分享与合作，学会如何开展研究性学习，增强保护文物古迹的意识。
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部分村民对文物古迹的看法，对红番仔楼的主人陈有才的生平事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陈有才造福寨上村，为寨上村建红砖村道、举办多次政治活动，建小学、盖教堂，具有人穷志不穷的拼博精神，那种致富后不忘本，爱国爱乡，建校铺路，济乡扶危的高尚情操，将永远被后人崇敬和怀念。令人遗憾的是，随着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外来员工不断涌入殿前街道，寨上村有些文物古迹正面临破坏、拆除和消失。比如，大石湖之大石窟底于1994年因建设而毁，坡里石基牌——圣旨碑于特区建设时被毁，大夫第——陈厚泽故居芸香楼，现楼成危房。
针对这一现状，我们向殿前街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政府出面，组织有关部门集中进行一次文物古迹调查，把有保护价值的及时列入保护范围，采取保护修复措施。第二，政府要宣传文物古迹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让全社会都来热爱、关心寨上文化建设和文物古迹保护，提高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第三，建议政府每年适量增拨经费，为开展文物古迹保护和研究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第四，加强对重点文物古迹的保护开发，塑造一批精品景区景点，带动寨上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壮大。
同时，积极向学校少先队建议，发出《倡议书》，呼吁所有的同学和家长共同重视寨上村文物古迹的保护。
倡议书
尊敬的家长、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近期我们实地调查了寨上村的文物古迹，发现有些文物古迹正面临破坏、拆除和消失。建议大家立刻行动起来，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我们倡议，应该做到“五不三要”。“五不”：（1）不能在文物重地制造垃圾；（2）不能在文物古迹周围建与古迹不协调的建筑物；（3）不要把文物古迹随便带走，影响景观；（4）不要在文物古迹上乱画乱写乱刻乱涂；（5）不要把文物古迹当成许愿池，向其投抛硬币。
篇2
一、城镇化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相互促进
李月敏，李卫东在指出民俗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时，他们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重要内容必须与民俗文化双向发展，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必须始终与城镇化建设相一致。李枝秀认为城镇文化建设是城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认为城镇文化建设不仅是城镇化的内在要求，而且作为城镇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能推动城镇化发展。恩施是土家族与苗族聚集地，其丰富的民俗文化使城镇化建设富有民族特色。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使民俗文化得到继承与发扬，如龙船调、土家摆手舞等使恩施旅游业更具吸引力与竞争力。另一个成功典范是恩施女儿城，恩施女儿城是一个以民俗文化为主题，突出仿古与吊脚楼相结合，完美的体现土家民风民俗的新近打造的“新城”。自2012年开业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商贸、旅游休闲于一体的AAAA级民俗文化城。
（二）相互制约
在建设城镇化的过程中，难免会对民俗文化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恩施傩戏的商业化、哭嫁逐渐消失等，造成城镇化建设形式单一，缺乏民俗文化的润色。另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不适应，出现“人在楼中，心在乡间”、“生活市民化，行为农民化”的文化不协调，影响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二、恩施州城镇建设化现状
十二五以来，恩施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相继实施了一批城镇建设重点项目，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城镇功能更加完善，“一主两副”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建始、巴东、宣恩、咸丰、鹤峰新城区建设步伐加快，城镇化率由30.5%增加到40%，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
三、恩施州民俗文化发展现状
（一）恩施州民俗文化资源
历史人文景观丰富，现有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8处、省级57处、州级45处、县级176处。传统音乐及舞蹈数量繁多，全州有传统音乐84项，传统舞蹈68个，数目在17类项目中分别居第二位、第四位，并且传统舞蹈土家摆手舞、肉连响、龙船调等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有85个，传统美术33个，分布于恩施州8个县市。民间戏曲、民间文学种类繁多，反应这当地民俗文化传统，形成少数名族地区独特的文化氛围。
（二）民俗文化发展现状
总体上讲，恩施州民俗文化的开发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开发程度较浅、利用效果低下、传播范围较小，大部分民俗文化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恩施州的民俗文化资源相当丰厚，且主要表现为婚嫁文化、丧葬文化、礼仪文化、民族体育文化等，还存在其它较为独特的习俗。随着国家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恩施州的民俗文化逐渐在保护的前提下得到进一步开发与发展。呈现出来的良好势头不仅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支持，还少不了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三）城镇化进程中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暴露出的问题
1.急于求成，商业化严重
在开发民俗文化过程中，一方面没有注意到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另一方面只是一味的追求商业利益，缺乏全面合理的布局，出现了民俗文化发展畸形成长的现象。如土家族的哭嫁现在农村嫁娶时很少举行，传统的文化意识淡薄，很少能够继承下来，但屡屡出现在各大表演舞台上。
2.土地纠纷严重，人口流动速度过快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的推进，使得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城镇人口压力过大，城镇基础供应能力不足；再者，开发商为追求经济利益，强行征占农民土地，造成了原始乡村的城市化速度加快，破坏了其原有的文化底蕴。
3.民俗文化保护意识淡薄，自觉性较差
就教育而言，并没有与城镇化建设保持一致的速度，造成了人们对民俗文化保护意识的淡薄，缺乏主动保护民俗文化的观念。就恩施州的旅游行为观念而言，存在许多不文明的旅游行为，间接性的对民俗文化造成了阶段性的破坏。
四、加强民俗文化开发与保护，促进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
（一）提高民俗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认知与认同
恩施州的民俗文化意识整体较强，民俗氛围较浓厚，但依然需要加强民俗文化的引导。如现在的大众对当地传统文化节日的意识受到西方文化的外来冲击，其民俗文化意识日渐淡薄。就恩施州的土家语言而言，鲜有人士能够继续传承与发扬。因此，必须加强人们对其民俗文化认知度与认同度。
认知是实施民俗文化发展战略的前提。因此政府要加强文化引导，通过文化宣传、举办的大型民俗文化节日、民俗文化读书日等形式来增强民俗文化的吸引力，使传统民俗文化逐渐深入人心。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加强教育对学生的民俗文化意识的熏陶，培养学生继承和发扬民俗文化的意识，扩大民俗文化的群体力量是大势所趋。
（二）加强民俗文化保护和传承地宣传与推介
强势打出“仙居恩施”、“世界硒都”、“巴楚胜地”、“天下第一女儿城”等口号。凸显恩施州淳朴的民俗民风与怡人的生态环境；凸显恩施优美的自然环境与悠久的巴蜀荆楚人文特色和谐统一的文化内涵；凸显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交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通过宣传与推介，既可以让当地民众对本地民俗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又可以让外界了解、熟悉巴楚文化，进而使把巴楚文化得到更大程度上的保护和传承。
（三）注重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国务院在2012年12月正式出台《中原经济区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历史街区保护，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建设一批特色文化街区。”这一理念，这为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我们就要充分研究透上级政策，结合恩施州本地实际情况，以“扬弃”的态度，把产生在农业文明里的传统文化，进行发掘、传承和保护。
（四）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要严格执行《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切实做好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发扬。合理规划、有序布局，针对有价值的文化村落、旧居，首先必须向文物部门报告，听取其意见，不得因眼前利益而随意开发。对于部分保存现状较好、文化内涵深厚的部分村庄，引入开发企业，实施复原复建，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优势，实现文化遗产的开发性保护，使新型农村社区走上真正的科学健康发展之路。
（五）健全完备的基础文化设施
文化设施建设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是文化活动的前提条件。毕竟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不是简单的盖高楼、修马路、建文化中心，而是要把教育设施、体育设施等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立完备，一步到位，这样才能在提高当地.民众文化素质的同时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对文化基础设施的管理，一方面要明确部门的相关责任并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民间文艺社团的作用，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托管公共文化设施或加入到其日常管理中去，加强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形成文化设施管理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李月敏，李卫东.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J].开发研究，2015（03）：1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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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国家文物局原顾问谢辰生等专家对我国近年来文物保护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会专家表示这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一步发展打开可喜局面。
篇4
1.硇洲灯塔教育基地构成要素
硇洲灯塔教育基地，是以硇洲灯塔为核心，辅以陈义同志先进事迹展馆、航标知识展馆、陈义同志生前实物展室、王翠强同志先进事迹介绍室、灯塔知识介绍室，组成了以“一塔、两馆、三室”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基地。
“一塔”，暨硇洲灯塔。硇洲灯塔位于硇洲岛东部，座落于硇洲岛海拔最高的马鞍山上，为法国殖民者统治广州湾时，由法国广州湾公使馆设计，硇洲岛本土石匠承建，始建于1899年，历时26个月建成。硇洲灯塔及设备现在仍在正常工作，为海上来往船只发挥导航作用。其原有的法式房舍、树木均保存完好，风貌韵味保持不变。
“两馆”，暨陈义同志先进事迹展馆、航标知识展馆。陈义同志先进事迹展馆以图片和资料的形式介绍了灯塔老人陈义同志的生平事迹，诠释了“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无私奉献的灯塔精神。航标知识展馆图文并茂介绍了中国古代航标、中国近代航标、中国当代航标的发展历程。在展室的橱柜上，陈列了近代以来各个时期的航标灯器，展示了湛江航标处不同历史时期航标采用的发光灯器，反映了中国航标灯器发展的历程。
“三室”，暨陈义同志生前实物展室、王翠强同志先进事迹介绍室、灯塔知识介绍室。陈义同志生前实物展览室展览的是陈义同志生前的一些工作、生活实物。王翠强同志先进事迹介绍室从扎根海岛、听声音诊故障、老设备新寿命共八个方面，介绍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粤杰出劳模王翠强同志先进事迹。灯塔知识介绍室以图文并茂方式介绍了世界部分海洋国家的典型灯塔。
2.硇洲灯塔教育基地特色分析
硇洲灯塔教育基地是一处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人文景观，一直以来，它颇负盛名，闻名遐迩，为世人所难以忘怀，除了它本身的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它产生的历史背景、经历过程和精神内涵。
（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品牌吸引力。硇洲灯塔是1996年11月全国第四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家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的最高级别，至今湛江只有硇洲灯塔和雷州的雷祖祠两处，周边地区的茂名、阳江还没有这个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更重要的是，硇洲灯塔是还在正常工作的重点文物。
（2）特殊历史时期产物的吸引力。硇洲灯塔是湛江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的重要证物，这段历史时期遗留下来保持完整的遗迹并不多见，通过硇洲灯塔教育基地可以深入地了解一百多年前广州湾沦为殖民地的国耻历史。同时，日本侵占广州湾期间，还夺走硇洲灯塔的其中一块水晶磨镜，至今无法复原。一座灯塔见证了中国近代两段最为沉重的历史，对后人极具爱国主义教育意义，激发爱国情怀。
（3）中外文化交融的吸引力。硇洲灯塔由当时的法国广州湾公使署主持设计和建造的，其外形是典型的欧式建筑，但它却是由硇洲岛本土石匠招光义承建的，不论是建造工艺还是建造材料都是中国的，它也是硇洲岛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硇洲灯塔是特殊历史时期条件下的产物，到硇洲灯塔教育基地学习，可以深刻感受到中外文化交流的力量。
（4）世界近代科技文明的吸引力。从科技角度看，硇洲灯塔的核心亮点是它的水晶磨镜聚光系统，它是采用纯天然水晶手工制造成164条弧形水晶三棱镜片，并通过科学编排，组合成一个焦距2米的抛物面进行聚光，射程达26海里，经历了一百多年，现在还在正常运转，导航能力也不算落后。
（5）全国近代建筑精品的吸引力。硇洲灯塔外观雄伟，线条流畅，美仑美奂，内部设计精巧，全部采用当地的“火山石”建造，建造结构为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不用泥浆，却非常坚固。1991年，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建筑学会将之公布为全国近代优秀建筑。
（6）航标知识科普的吸引力。通过硇洲灯塔及航标知识展馆、灯塔知识介绍室，在硇洲灯塔教育基地可以很直观地了解航标是怎么样为海上航行的船只导航的，知晓中国及世界灯塔的基本概况，了解我国航标发展历程，有效增长航海保障科普知识。
（7）崇高灯塔精神的吸引力。以硇洲灯塔的守护人陈义老人为代表的一代代航标人将毕生奉献于祖国航标事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点亮自己，照亮别人”的灯塔精神，充实和完善了湛江航标人扎根海岛、甘愿寂寞、吃苦耐劳、敬业奉献、追求卓越的湛江航标精神，成为航标人的基本精神内涵。在硇洲灯塔教育基地，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陈义老人、王翠强同志等航保先进典型的先进事迹，思想得到教育，心灵得到洗礼和升华。
3.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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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4年《威尼斯》诞生以来，真实性和完整性成为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内容，其后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圣安东尼奥宣言》《西安宣言》等文件更是将遗产价值辨析、遗产保护、遗产利用等方面作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传统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尽管同样遵循着价值保护、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却逐渐转入实验室，成为了文物保护科学家们研究的范畴。
虽然传统的文物保护同样被纳入遗产学讨论的范畴，而文保方案的必备内容即是对于文物价值和修复理念的描述，但仅在笔者对于文物保护专业的学习以及些微的文物保护实践过程中，笔者认为现有的大量遗产学理念原则却并不足以成为文物保护具体工作的思想基础，更难以对文物保护的处理过程进行有效的指导。比如，对于专业的文物修复师而言，作色往往是必备技能之一，而在作色过程中，真实性原则并不在考虑范畴以内。。又比如对于预防性保护，笔者所了解到一位文物保护专家就仅仅持有观望的态度，认为预防性保护绝不能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主体。
笔者认为更为实际的问题在于，对单一文物的修复实践本身就无法与遗产学层面对所谓真实性、完整性的讨论完全合二为一。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前者更多体现了修复者的意志，观者多为观看而获得体验，保护的结果体现了科学与美学的作用。然而，遗产作为一种自身和群体信念的再现，是过去的文化物证，也是个人和团体认同的选择性建构。遗产保护更多关注于与参观者的互动、对遗产使用者的影响，保护的过程较少涉及自然科学，而更多与工程学科相关。
在潼南大佛和大足千手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笔者认为髹漆贴金过程本身更类似于一种文物保护实践，而与遗产学保护有所区别，仅仅从遗产学角度进行完整性等问题的讨论，或许并不能揭示这一过程的本质含义。然而在查询相关文章时，发现我国对于文物保护思想基础的讨论却仅停留于哲学分析的阶段…，并未深入至例如Cesare Brandi先生的《文物修复理论》，S.M.Vinas先生的《当代保护理论》等著作的层次之上。因此在下文中，笔者也想从这两例文物保护工作的实际出发，尝试对当下文物修复理念的思想基础作一解释，而不仅仅对这两项文保工程的对与错进行浅层的评判。
二、潼南大佛与大足千手观音像髹漆贴金过程回顾
从遗产类别上看，潼南大佛与大足千手观音像均属于巴蜀地区典型的摩崖造像，与保护造像的建筑一起构成了印度石窟寺传人中国后发展最后阶段的见证。前者始凿于唐咸通年间（860-874年），就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造像巨大。后者始凿于南宋淳熙元年至淳佑年间（1179-1252年），为整体规划形成的宏大道场，反映出摩崖造像发展过程中更为繁荣的阶段。在保护工程中，髹漆贴金过程的研究思路包括历史调查、装饰工艺及材料分析、病害描述、保护修复四个步骤，以下首先作一回顾。
（一）历史信息整理
对贴金层历史信息的收集包括历史调查及实地观察两个部分，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两件造像都存在多次贴金的现象。根据碑刻所记，潼南大佛共经历四次妆金，时间分别为宋绍兴22年（1152年）、清嘉庆7年（1802年）、清同治9年（1870年）以及民国10年（1921年），在大佛左肩处的局部揭取实验同样证明了这一事实，且可以观察到每一层使用的均是土漆粘贴金箔的工艺。对漆膜厚度及漆皱现象的观察可以发现，民国10年的妆金过程中对大佛身躯进行过打磨和多次髹漆。有关千手观音像贴金的最早记载为洪熙元年（1425年），其后隆庆四年（1570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均进行过重妆。《重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贴金材料分析研究》中指出，千手千眼观音造像0层贴金时间在清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0层以上至少又经历了4次贴金，与历史记载相符。
从金层保存状态的角度，由于古代对贴金层的重妆并非去除之前的金箔后彻底重新贴金，而是在原有的金层上方覆盖粘贴。后代的贴金对于之前的贴金层就具有了保护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环境因素对前代贴金层的破坏。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两次贴金间隔时间显然对金箔和金胶的保存状态具有直接影响，即贴金时间间隔越短，金层保存状态越好。
（二）装饰工艺及材料
对潼南大佛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为材料分析、文献梳理及采访学习。据此可知，潼南大佛妆銮层的结构由内到外分别为石质胎体、底灰层/地仗找平层、漆层、金箔层。其中，髹漆的主要作用为封护胎体和粘结金箔，采用多层叠加并打磨的方式增加附着力，并存在“擦漆”工艺。
对于大足千手观音像工艺的研究方法则包括历史文献查询、实物工艺考察及科学检测分析几部分。与潼南大佛相比，该研究过程拓展至整个四川地区，并且包含了对贴金工艺以及佛教艺术“身金色相”较为细致的历史调查，由此反映出造像本身所具有的历史、艺术及宗教价值。结果表明，千手观音造像的地仗层以石膏为主要成分，其上附着有黏结剂和金箔，保持了明清时期的贴金工艺特征，手法变化不大，与《髹饰录》中基本吻合，地方特征为金箔面积较小。
总结起来，千手观音的贴金工艺具有两项功能，即“将石质胎体完好的包裹起来，以达到保护的作用……满足宗教表现艺术的需要，金箔自身的稳定性与大漆相结合，实现了封护与审美的双重功能”。而造像多层贴金的主要因素则体现了佛教表现艺术的效果和宗教教义在信徒中反应的两方面需求，这一“概念重复”反映出更多的社会、宗教问题。多层贴金在艺术效果和文物的图像性质上没有区别，而从物质性出发，贴金层的材料配比和修复时的原则确定问题起到决定作用。可以认为，“历史上的多层贴金现象与千手观音的历史价值有关，而采用传统漆工艺的贴金技法与艺术价值有关”。
在前期研究中，还首次开展了对大漆修复工艺的系统研究。试验的重点在于宗教表现艺术价值的保存，其次为历史工艺信息的保存、材料的适应性，以及原始和回贴金箔的封护。试验流程包括旧金箔的处理、回贴、效果处理与封护三步。此外，工艺程序设计还包括贴金层的处理工艺、地仗的材料与工艺、回贴的“镶嵌法”设计、胎体透气性工艺设计、金箔固色与封护等。
具体实验中，贴金层的处理流程为清理、分层、熨平、清洗；封护材料选择10%梨子地漆和90%松节油混合；对旧金箔的回贴实验发现，以黄色漆为衬色底漆，按照贴金层的自然形状回贴，接缝处有孔隙，露出衬色底漆的效果最好。
（三）病害描述
潼南大佛金箔漆膜复合层的病害类型包括表面附着物（灰尘及油烟）、点状片状脱落、起翘、分层开裂卷曲、水渍、空鼓、开裂，共224平方米。其中卷曲、起翘和脱落均由“泡状起甲”产生，“泡状起甲”下部可见金箔漆膜复合层与胎体之间存在白色粉末状物质，应为盐害导致。大佛躯干处的病害具体分为碎裂、孔洞状脱落、整体开裂、残破缺失四种，占总表面积的47.7%。经过清洗实验后，发现表面金箔层脱落面积超过70%。大足千手观音的金箔病害类型包括脱落、点状脱落、地仗脱落、分层开裂卷曲、空鼓、起翘、崩裂、尘土、烟熏、涂覆、生物病害，最主要集中在手臂处。同时，由前期病害情况记录可以发现，金箔的风化程度呈现区域性，右侧、上部破坏程度更为严重，原因可能与造像东部的外部水源加速酸雨破坏有关
（四）保护修复
在潼南大佛的修复中，对表面金箔的清洗先后采用毛刷、日本纸、棉签及乙醇与水1：1溶液、丙酮与乙醇1：1溶液、2%AC-51水溶液等工具和试剂。对于油污、泥土顽固性附着物、生物残迹和风化残存物，分别采用修复刀剔除、棉纸焖蘸、贴敷法、高温蒸汽及化学灭杀、毛刷清扫等方式去除，并配合上述混合溶剂使用。同时，对“泡状起甲”严重处的表面漆膜进行揭取，采用日本纸贴敷尽可能使可溶盐浓度降低到加固剂要求的浓度以下。
对于大佛面部保留的原始金箔漆膜复合层，将卷曲起翘金箔直接回贴。首先采用硅丙乳液预加固金箔，然后利用乙醇、乙酸乙酯等溶剂，以及高温蒸汽喷雾软化金箔，之后利用丙烯酸乳液粘合，并适当添加牛胶增加柔韧性和黏结性，空鼓处采用丙烯酸白灰浆进行底灰修补和灌浆处理。此外，对保存状态及历史信息相对完整的大佛双耳，作为保存历史原貌的遗物进行留存。
对于金箔已脱落部位，设计“加层法”保护思路，在现有旧贴金层表面直接髹漆贴新金箔，将历史信息在不同层位上最大限度保留下来。在实际操作中，由内而外分别涂刷生漆、漆灰、生漆、熟漆及金胶漆，其中漆灰成分为生漆与水1：1溶液，金胶漆成分为生漆与熟桐油1：1溶液并加入占总量20%的银珠。贴金过程采用“薄贴法”，选定金箔规格为93mm及45.3mm两种，具体过程包括贴金、补金、刷金、压金、走金、封护六个步骤。。
在大足千手观音的中期修复加固试验中，采用ZB-WB-J-1（15%）、ZB-WB-J-2（20%）作为薄、厚金箔回贴加固专用材料。修复步骤为：去除表面污物及尘土，岩体渗透加固，起甲金箔修复，金箔脱落处修补，彩绘及手指的加固、修复、泡状起甲处理。其中，起甲金箔首先对多层金箔进行软化分离，之后采用ZB-WB-J-1（15%）、ZB-WB-J-2（20%）胶黏剂回贴，金箔脱落处采用大漆调制成的黏结剂涂刷，快干时用新的金箔吹贴。
在前期金箔回贴材料的研制过程中，选择材料的目标为具有软化、黏合、耐老化特性，且无不良影响，不改变文物风貌，因此选定类型为溶剂型有机黏合剂。通过对黏合聚合物、溶剂、固体含量、黏合改性剂、添加剂的选择，确定最终材料以醋酸纤维素为黏合物，醋酸乙酯、醋酸丁酯、芳烃为溶剂，固体含量15%-20%，硅烷偶联剂2为改性剂，并加入0.1%-0.3%消泡剂和0.02%防老化剂，经固含量、表面张力、乳液黏度、渗透性、附着力、透气性、吸水率测试，以及户外暴露、耐湿热、冻融、人工紫外老化试验，扫描电镜观察，认为该加固材料效果良好。在2008年的试块修复加固试验中，还采用了牛胶进行金箔回贴。
三、贴金工艺的科学分析与文物保护的科学化
无论是在潼南大佛还是大足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对文物的科学分析都成为了保护工程的重要基础。在潼南大佛的前期工艺研究中，通过金相显微观察、扫描电镜、XRF、XRD、红外仪器分析可知，表面漆膜层的主要成分为桐油、大漆和朱砂，金箔层的主要成分为Au（约87.9%-100%）、Ag（0-12.1%），金箔层厚度约1.5μmm，贴金存在多层叠压现象，最多可达5层。而在千手观音保护工程中，不但偏光显微镜、扫描电镜、XRD、XRF、IR等仪器的分析结果被大量用于贴金层工艺、病害等方面的描述之中，老化实验、吸水膨胀实验等实验方法更是在病害调查、修复材料选择、修复效果检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病害分析中，有研究者利用XPS检测发现，金胶漆的降解产物及无机盐沉积使得样品表面碳、氧比例上升，金胶长链分子断裂为小分子产物。表面层金箔的金含量较低，可能与近代酸雨腐蚀严重有关。利用红外光谱分析金胶有机成分，可以确定金胶内含有生漆和桐油，同时大量金胶受到不同程度的矿物污染，主要污染物为石膏类物质。通过吸水膨胀实验可知，金胶在不同湿度下的收缩膨胀，伴随盐类物质的存在，进一步导致了贴金层病害。老化试验亦可验证湿度循环对于金箔起翘开裂的影响，以及地仗材料失效或崩裂引起的贴金层破坏。可见，科学手段已经渗透进入文物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甚至，新型色差仪的引入使得修复效果的评价也同样可以通过科学数据表示，而代替人眼观察的不确定性。
然而在历史上，科学却似乎并非文物保护的其中应有之义，比如在Cesare B randi先生的《修复理论》一书中，就难以找到与现代科学直接相关的部分。笔者认为，甚至可以说，将科学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的做法本身就反映出了社会思潮变革的影响。与非科学的传统修复相比较，这一行为会带来更好的保护效果，但对于效果的检验却并不是绝对客观的，而同时与社会思想的变化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修复（restoration）的概念先于保护（conservation）产生。修复行为大量出现于启蒙运动时期，对艺术品外观的改变或出于社会及审美因素，或与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有关，其中虽然同样包含了若干技艺的元素，但却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手段进行利用。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保护作为一个名词才走入了人们的视野。1888年，柏林皇家博物馆首次设立了化学实验室对文物进行分析检测，1930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罗马举办了题为“科学方法用于艺术品分析及保护”的国际会议，二者被视为文物科学保护领域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对文物材质破坏状况的分析，则为科学介入文物保护领域提供了突破口。一方面，大量产生的工业污染加速了各种艺术品的老化，对文物腐蚀、保护的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化学分析则成为了老化机理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西方，科学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应用直接反映在两项早期准则中，分别由ICOM于1984年以及AIC于1994年提出。前者提出，“对艺术及历史物品的干预必须遵循于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文物的意义则潜在于“人们破解物品的科学信息并因此获得新知识的能力”。在这种意义上，对历史遗物的保存并不仅仅具有保护意义，更代表着对新知识的获取。一方面，科学分析过程使人们了解了过去的工艺方法，另一方面，保护过程则为保护者积累了更多处理文物的经验知识。AIC准则将科学与艺术均包含在保护领域之中，采用一个章节特别强调，科学分析“奠定了保护专家全部行为的基础”，并且，修复者应当“遵循可被接受的科学标准和研究方案”。
然而，文物保护的科学化过程则并不仅仅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知识，而更体现出一种思维范式的彻底转向。如Pearce先生所述，现代性带来了元叙事和整体性的发展，以此定义和表达出客观现实及内在真实。在深层次上，则反映出对于客观现实存在以及人类个体能够认识客观实在这一命题的信仰。这就使得科学知识和理解成为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方式，而博物馆同样将这一方式作为首要原则。当传统修复依赖于经验技艺以获得符合预期的效果，现代的科学保护则以理性精神关注到文物保存状态恶化的真实原因和解决方法。可以说，科学走入文物保护的过程与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过程密不可分。特别是，启蒙运动使得科学进入了所有研究领域，也激发了人们对于科学的绝对信任。科学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类型的存在，Pearce先生就将其称为一种“道德高地（higher moralground）”。
伴随着现代科学逐步占领社会，科学研究走入文物保护领域的过程或许正可以借用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阐述的“范式”理论进行解读。从传统技艺修复到现代科学保护，现代科学所代表的范式的改变，实质上可以被称为一种科学革命，背后反映出人们世界观的改变，文物保护科学家们则组成了这一全新的科学共同体。同时，一种理论称为范式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它解决了旧范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开拓了新的认识领域，扩大了和深化了研究范围和背景条件……第二，它留下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和疑点”，而科学保护范式的产生恰恰符合于上述两个条件。其一，与传统修复相比，科学保护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文物的破坏规律并进行针对性的预防或处理，其二，由于文物保存条件的复杂多样，化学对文物保护的介入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讨论，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特别是在大足千手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科学手段成为重中之重。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相关的科技文献就可达到20篇之多。其中针对贴金层的状态研究就包括《重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贴金材料分析研究》《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造像金箔显微结构分析》《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造像多层金箔成分分析》《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金箔表面变色原因探讨》《从一片大足石刻千手观音表面金箔分析获得的信息》共五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来自不同的研究机构，全部采用极为细致且几乎相同的仪器分析方式，从不尽相同的角度对金层的组成和结构信息进行了分析，为后续的病害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信息。其中部分文章确实为金箔病害问题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解释，但也有少部分文章似乎仅仅是为写而写，缺乏有意义的目的和结论。
当文物保护同样加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之中，其研究人员往往来自于高校或研究所之中，科学研究成为了这一科学共同体成员获得认可的手段和工具，由此往往激发了对文物本体更加深入的认识。在当下所有领域科学化乃至数学化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也反映出现代文物保护理念与传统修复的主要区别，更进一步暗含了我国传统修复手段与西方保护语境之间产生的矛盾。四、贴金保护过程与文物保护实践的基本理念
尽管在遗产学领域，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文物保护的基本目标，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这一总原则却必然会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甚至成为了乌托邦式的设想。M.L.Clavir就将文物保护过程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博物馆语境、文物价值、科学语言三个部分，如果将其转述为文化意义、真实性、科学观点，笔者认为这三个因素实际上也代表了决定大多数实际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理念。
（一）文化意义
对于大多数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博物馆藏品而言，展览品的文化意义往往直接影响了参观者的体验，文物本身则成为了文化的象征符号，具有无形的意义。在本质上，所有经过人类或有意、或无意、或直接、或间接制造的物品显然都可以反映出制造者、使用者、持有者的个人思想，更进一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思潮。如Macdonald先生所言，“对遗产物的保存并不以其自身作为最终目标，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获取物品信息的途径”。，这一观点就更进一步与当代博物馆展示而非说教的理念相联系。因此从展示的角度，笔者认为，文物保护的其中应有之义同样在于对文物信息的呈现，这一呈现可能包含知识、美学、情感等等方面，但根本目的是使得观者能够获得文化上的体验。
对于潼南大佛或千手观音而言，其造像本身就具有宗教文化的内涵，属于密宗佛教造像。为了使普通参观者能够在体验历史的同时获得直观的佛教文化体验，文物本身就必然应当处于较完好的状态。如Weersma先生的分析，“神圣物品的腐蚀并不一定意味着精神价值的丧失……但另一方面，宗教性物品仍然需要，或者说至少更应当处于相对美好的状态，缺少装饰性内涵的保护过程可能使得它们不被信仰行为所接受”。
在千手观音金箔回贴的问题上，最终的做法为在旧金箔回贴后找平、并以新金箔协色。不可避免的是，这一处理方法导致大部分旧金箔层被遮蔽于新金箔之下，而对新金箔未采取做旧处理更导致整个造像金光闪闪、焕然一新，甚至遭到了众人的否定。但笔者认为，在文化意义上，造像保护后的状态反而真实再现了历史上妆金后的真实状态，使得观者获得了与古人相似的文化体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否定的原因则来自于这一妆金行为背后并没有普遍的支持。也即，对于大多数无的参观者而言，千手观音造像只能作为文化上的他者，人们无法对其产生文化上的归属感，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件古物，在使用历史价值的标尺进行评价时也必然会产生不适。
（二）真实性原则
对于文物价值而言，真实性原则似乎已经成为了价值保护关注的核心，对文物的真实状态，所代表的实际现象与准确数据的探寻也同样反映出物质主义元叙事的立场，而这一观点无疑与近代科学的产生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近代科学所带来的认为物质可以反映意义的观念，使得我们相信物质实体即具有价值，可以代表一种已经逝去的生活方式。同理，文物也代表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保存。
在保护工作中，潼南大佛保护工程将对传统材料、工艺的研究和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文物本体历史价值与历史信息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材料的稳定性已经过了历史的验证”。而潼南大佛的真实性则被定义为“数百年来的工艺延续”，也即将大佛表面的多层贴金均视为造像的原初状态。从大佛的面部也可以看处，四层金箔的完整保留一方面体现了妆金行为本身具有的宗教仪式性质，另一方面也可以被视为历代工匠对佛陀所代表的宗教精神的敬畏和对前代工作的尊重，以及对历史遗存价值的肯定与保护。这种理念也正契合了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理念。
在“真实性”原则的指导下，千手观音保护工程则采用揭取不稳定金箔、回贴可利用旧金箔的干预方式，实现对历史信息和材料最大限度的保留。该工程将真实性具体总结为“本体保存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干预材料采用与本体同种材料的真实性、修复工艺采用传统工艺的真实性和保存空间环境的真实性”。在具体实践中，历史信息、干预材料、传统工艺的真实性通过旧金箔回贴、髹漆贴金工艺得以体现，保存空间环境的真实性则似乎仍然有待研究。
上述两个实例表明，在文物保护的实践过程中，对文物真实性的强化实则可以被视为保护过程的最终目的，S.M.Vinas教授就将其称为“强化真实性的行动（truth-enforcement operation）”。在意大利的一次地震后，有研究团队费尽辛苦收集了超过100000片残片来试图复原圣方济各教堂的壁画。由于壁画位于20米高的屋顶，参观者其实并不能区分碎片复原与彻底重绘壁画之间的区别。然而，这一过程却真实体现了被S.M.Vinas教授称为“恋物癖（material fetichism）”的理念。在千手观音的保护中，对旧金箔的揭取和回贴同样成为了关键问题。尽管在新金箔的衬托下，普通参观者或许已经难以区分出旧金箔的存在，而且这一行为本身对于造像的保存以及效果的呈现并没有直接影响，对于原物的保存却直接反映出保护者对承载于物质材料之上的真实性原则的尊重。
但在实际的保护实践中，真实性原则却不得不受到大量的争论，笔者认为对文物真实状态的讨论往往集中于一个主要问题，也即我们应该将文物恢复到它的使用状态，抑或经历千年沧桑后的历史状态。这一讨论的最佳实例或许就来自于青铜器的除锈过程。对于一件满是土锈的铜灯，我们会试图将其土锈清除至黑漆古露出的状态；而对于一件表面鎏金的编钟，我们却会不假思索地将全部锈蚀去除至金层露出，即便这一除锈过程已经对鎏金部位造成了损伤。对于同一种文物类型，前者保留了“岁月的痕迹”，后者却将文物恢复到了使用过程的状态。又比如，西方的青铜器修复习惯于将锈层几乎全部清除，但保护后闪闪发亮的状态在中国人看来却难以接受，甚至完全背离了我们的思维观念和审美习惯。在实际的文物修复中，这些问题似乎都难以在遗产保护理念中直接找到答案。
在当代保护理念中，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以“可读性”。替代“真实性”原则，以尝试解决上述对真实性的争议。所谓“可读性”并不仅仅将真实性与物质状态相联系，而是强调文物对于自身携带信息的表达，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选择需要传递给观者的信息。例如，一件沉积了灰尘的画作会被认为是历史的象征，而清理至崭新的器物则具有使用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做法似乎也是对保护实践中真实性原则争议的一种可能解答方式。在造像贴金保护的过程中，采用新金箔协色以及仅回贴旧金箔两种方法实际上反映出保护者对信息传递的不同选择。前者向观者传达了造像使用过程中的信息，给予参观者宗教意义上的震撼。而对于后一种选择，岁月的沧桑、历史的变迁则成为了保护者想要传递的信息。由于修复过程由保护者直接参与，普通民众无法进行评价而只能在工程结束后被动接受，对于文物信息的选择也就成为了研究者们自身意志的体现。
（三）科学观点
由于保护工作的目的在于保存物质的真实，而真实性寓于物质要素之上，为进一步了解文物的物质要素，在真实性原则的引导下，科学成为了文物保护的必备要素。
对于保护实践而言，Clavir先生就曾将科学对文物保护的影响总结为经验主义、决定论、范式、数学语言四项基本原则。近来，预防性保护的大量出现或许已经表现出一种范式转换的前奏。如上文所述，现代文物保护的诞生与科学的引入密不可分。对于一件文物，考古学家或许会关注于其上承载的文化信息，然而文物保护科学家却会关注它的腐蚀状态与劣化规律。在海昏侯墓玉器的修复中，考古学者为了保存更多的原始信息，反对黏接加固，而希望制作底托展示文物，但文物保护科学家却关注于残块的断茬如果不加以黏接则极易丢失而造成文物本体的损失。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尽管科学似乎具有绝对客观性的特征，但科学研究本身却会受到研究者主观意图的影响，而必然具有主观性。如Winter先生就曾提出过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悖论，“虽然将科学手段作为有效理解文化及人类行为的方式毋庸置疑……（这一做法）实际上包含了价值判断”。Weil同样提出，“即便他认为自己是科学的，判断和价值也必然地包含于每一位保护者的实践中。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保护实践在本质上是解释性的。解读过程基于对实践过程在客体、科学事实、美学/历史/经验方面的理解”。
更进一步，科学对于文物劣化过程的评判本身也会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如Hodkinson所述，画作的变化“部分来源于物理化学状态的改变，但更多来自于人们观察过程的转变……一幅画作处于一种持续性的物理及形而上学的转变中，这也同时改变了它对于其身处其中的社会的历史意义”。可见，由于文物保存状态的不断改变，人们对于它意义的理解同样在发生着变化。洁白的雕塑为人们带来了古希腊自然主义的遐想，而恢复到使用过程中的多彩状态反而破坏了人们的审美习惯；青铜器上斑斑的锈蚀和黑漆古、绿漆古的底色暗含着历史的沧桑，而除锈至青铜明晃晃的基体反而与中国人对古物的欣赏理念相悖。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本身虽然为保护行为提供了前期研究的基础，却并非是这一过程的唯一影响因素。
在大足千手观音像的前期研究中，文保工作者首先尝试利用15%ZB-WB-J-1和20%ZB-WB-J-2两种化学材料对起甲金箔直接回贴，但效果较差。考虑到造像材料的安全性、稳定性，直接加固旧金箔的方案被基本否定。鉴于此，研究者决定采用揭取不稳定金箔，对保存状态较好的金箔进行回贴的方式进行修复。而在回贴材料的选择中，传统大漆的优势逐渐显现。大漆最初被选择的原因为“千手观音造像本身的贴金工艺所采用的就是传统的大漆贴金工艺；其次，大足石刻周边的四川和云南地区是我国漆树集中分布的地区，从就近取材的角度来看，使用传统大漆也具有优势；再次，使用造像装饰的传统工艺和传统材料进行修复试验，对于文物非物质层面的传统工艺的研究和传承也同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工艺试验过程中，化学材料的选择、材料保存的稳定性检验体现了科学客观性的意义，而选择大漆作为黏接剂则表现了研究者主观性工艺研究的一面，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了造像最终的保护方式。
尽管文化意义、真实性原则与科学观点三种因素各自都对造像的保护过程产生了影响，但当三者共同作用于同一文物的修复实践时，矛盾和争议不可避免。文化意义要求造像金层的美观，科学保护要求不稳定金箔的揭取，但对于材料真实性的关注却意味着旧金箔的回贴。对于长远保护而言，大漆的使用未必优于化学材料的研发和利用，但对于髹漆传统工艺的复原却体现了历史真实性，并为同地区其他造像的修复提供了基础。在千手观音的试验思路中，修复人员认为多次贴金与造像的图像效果无关，但引发了严重病害，甚至破坏了造像的艺术效果。因此在修复中，应去除对千手观音物质保存与图像效果有害的贴金层，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历史与艺术价值。为了从根本处理病害，采用“减层法”工艺流程，但其缺点在于历史信息损失较多，部分金箔无法再利用，不能保存多层金箔的不同历史信息。可以说，这些问题都难以简单地采用以Brandi先生《文物修复理论》和《威尼斯》为代表的现代修复理论进行合理地解释，而需要结合现实，在当代文物保护理论中寻求答案。
五、直面争议、意义至上
――保护理念的当代转变
在《文物修复理论》一书中，Cesare Brandi先生提出了文物修复的两条基本原则：只修复艺术品的材料、修复应当旨在恢复艺术品的潜在统一性，由此得出了可识别性、材料不改变文物外观以及可再处理性三条规则。这一理论代表了西方上个世纪的主流修复观念，也同样正在影响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然而随着《巴拉》的通过，层面对“可逆性”原则等经典理念开始进行反思。同时，伴随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盛，遗产保护领域也必然产生了新的思想和理论片段。
在《当代保护理论》（Contemporary Theorv ofConservation）一书中，S.M.Vinas教授对当代文物保护理念进行了系统分析，特别将其与传统保护理念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当念强调艺术价值、风格、色彩、形状、材料等等均包含了不同意义，它们因为具有的对人的意义而被重视，而并非仅仅与真实相关”。因此，意义成为了指导保护实践的标准。如S.M.Vinas教授所言，纸张保护中“整体的最终目标并非保存一张纸张，而是保留或强化它对于人们的意义”。保护者的清理、加固、黏接、封护、整形等种种行为本质上都是为了文物的意义服务。这一意义至上的理念或许也可以采用李格尔先生的历史价值和年代价值理论进行解释，如他所言，“如果19世纪是历史价值的世纪，那么20世纪就似乎是年代价值的世纪”。历史价值为我们带来了对往昔真实性的追求，然而年代价值则侧重于将文物视为一类媒介，使观看者获得与自我相联系的感受。
无论是潼南大佛还是千手观音像的修复，其保护行为本身或许已经违背了Brandi先生可识别性、材料不改变原状以及可再处理性的原则。保护者所谓“虽然旧金箔层被遮蔽于新金箔下层，但是由于旧金箔本身细碎、厚度大的特点，使它在轻微覆盖后仍在视觉、触觉上得以显示可以识别回贴操作”。的说法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新金箔的黏接改变了文物的原有状态，对石质本体的加固、髹漆过程、大漆黏接过程更使得这一保护行为已经永远留下了印记。然而正如在后现代史学家的眼中，历史由“真实”变成了文本化的叙述，保护者们对遗产的选择和修复或许亦不能代表一种真实的过去，而只能代表一种当下的记忆，是对历史的“转译”与“再书写”。
从近代以来科学分析手段的应用、科学沙文主义在文物保护领域的主导地位，到科学手段中主观因素的必然存在、科学与文化以及真实性因素的矛盾，再到当代，科学作为一种工具，承担了保护者“转译”行为的技术支持，这一逐层深入的过程或许也反映出文物保护理念从近代到当代、由客体向主体的变化，甚至，也暗含了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转变。在潼南大佛的保护中，研究者评价其保护方法是“针对文物艺术价值、历史信息保存和恢复造像宗教功能两方面需求所采用的一种折中做法，旨在恢复造像妆銮层的视觉完整性，同时在层位维度上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信息”。其中笔者认为不可避免的是，对艺术、历史信息以及宗教功能的强调体现出当代人的价值判断，也只能代表当代保护者对于造像意义的一种释读。放弃客观权威，承认文物保护行为的相对性或许也可以带给我们一种谦卑的姿态，为后人留下更多诠释的空间。
篇6
一、问题要面向全体学生
新课改提倡教学要促进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众所周知，个体的发展是建立在群体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要保证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就需要在注重全面发展的基础进行。这反映在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中，就需要教师的问题能同时兼顾优差生。如何做到兼顾就需要从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和不同层次的问题而进行。
如在《规模空前的战争浩劫（上）》的教学中，为让学生对“凡尔登战役”有更深入的了解，设置了如下问题：1. 交战地点在哪里？2.交战双方各是哪些国家？3.交战的结果是什么？4、“凡尔登战役”的别名是什么？5、其影响又如何？从教学结果来看，很多学生通过阅读教材都能回答上述的问题，只是有的同学对问题5的回答不是很详细，但经过教师的点拨变能找到主要观点。
从这里不难看出，看待问题是否有效不在于问题的多，而在于问题要能符合大多数学的学习基础并在自主学习后能基本解决，同时也用问题兼顾优生，让他们不但“吃饱”，而且“吃好”。这不仅需要教师从教学目标出发，结合教学重难点，还需要以全体学生为提问对象来进行问题的设计。
二、提问要把握时机
何时提问才是最有效的？笔者认为，以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为提问的起点是不二法门。目前，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模式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它不仅摆脱了传统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束缚，还以学生的主动探索为主要方式。在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模式中，教师更多还是需要以问题来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如在《自然环境》的教学中，为让学生充分理解地球上的气候是多种多样的，教师以“从地球仪上看地球”的探究活动进行，并以如下问题展开教学：
师：宇宙中星球数不胜数，而至今发现有生命存在的只有一个，它的名字是？生：地球。
师：（教师接着出示地球仪）并接着问“地球在宇宙中的运动特点是什么？”生：自转和公转。（可引导学生说说自转和公转，教师在学生不清楚的情况下进行点拨。）
师：（在学生描述自转和公转后）其他同学还有补充吗？生：（可能会根据以往学习知识说出自转和公转的时间），教师总结。
师：大家弄清楚了地球运转的方向，那么，地球仪该如何旋转？生：自西向东。
（接下来给学生5分钟时间对地球仪进行自主探索，并将结果记录下来，教师巡视。）
师：（在同学对探索结果进行汇报后）你们还有什么问题不理解请提出来大家探讨？
生：北回归线怎么理解？
师：（先让学生找到北回归线）哪个同学能谈谈和这条线有关的知识？
生：北回归线在赤道以北；围绕地球一周……
师：请同学们再仔细看看，北回归线在地球仪上有什么特点？
生：圆是椭圆的，所以赤道最长；都是圆圈……
师：既然赤道最长，那么最小的圆又在什么地方？
生：南北极附近……
师：大家说得很好，为了更好地研究地球，人们用一些线将地球的表面划分为不同的多个区域，刚才同学们说的这些线都和地轴垂直，环绕地球一周，我们将其称之为纬线，为区别每条纬线，又以纬度来进行区分，纬线指示方向按照东西进行，请同学们查看一下最长的纬线是那一条？……接着认识南纬、南半球、北纬、北半球，最后延伸到气候。
可见，要让问题能有效地起到引导的作用，就需要以学生的认知为基础，在学生已有知识基础上来提出新的问题，让学生在尝试解决后获得成功的满足感，然后再去解决新的问题，如此以学生最近发展区为起点，逐步推进，问题才会更加有效。
三、问题应有梯度
所谓的梯度即按照由简而难，逐层推进的原则来进行提问。在提问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兼顾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同时又要以学生对问题的理解程度为基础。
如在《“冷战”后的和平主题》的教学中，为让学生理解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教师首先准备一张苏联解体前的地图，然后参照教材中的地图作比较，提出问题：1.苏联解体解体后分裂成了那些国家？再以问题2.苏联解体带来的最主要变化是什么？引导学生进行阅读，并以问题3.苏联解体对世界格局有怎么样的影响？来进行小结。
在上述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为了让学生明白苏联解体后的变化，而问题二正是在这些变化基础上进行的延伸，问题三则是在分析变化后做出的小结，目的是让学生通过从变化从寻找最终的结果。
再如《中华民族的觉醒》为例，问题设计如下：
1.什么原因引发了？2.在中青年学生为何成为了先锋？3.的口号和参与的阶层反映了这场运动的性质是什么？4.为什么说只是却得了初步的胜利？5.为何说拉开了中国的序幕？
五个层层推进的问题让学生从的了解到的了解，问题之间的层层次性让教学过程得到顺利的展开。
不难看出，在教学实践中，需要达成教学目标就需要以层次性的问题为引导，让学生在逐渐学习和理解的基础上逐步深入。
四、问题要具有开放性
历史与社会课不是封闭的课程，相反是开发性的课程，课堂教学是以学生的思维发展为起点的教学，并且，作为具有较高实践性的历史与社会教学，本身就需要为学生创设一个开放性的课堂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故问题的设计就需要坚持开放性。
以八年级上综合探究之“保护我们身边的古代文明”为例，由于本次的教学重点是“文物保护中所遇到的矛盾”，因此，解决了这些矛盾就解决了保护文物这一问题
在教学中，因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开放性，问题的设计也就应以开放性来进行，具体问题如下： 1.北京人的家园谁来保护？提出问题，以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案例来引出话题，在学生们准备进行讨论前，以图片形式来展示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惨遭破坏的景象，由此而引发学生们对保护文物重要性和迫切性的思考，并未。
篇7
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沿海发展、港口建设、船舶建造、航海技术、航路开辟、政治联结、文化传播、商品生产、贸易互利等诸多方面，通过开发、利用海洋环境空间而存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中国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半壁江山，沿海、海岸、港口、航道、岛屿、水下等现存和蕴藏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藏量和独特的价值。这些海洋文化遗产对推动当代中国海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实现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相比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我国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十年，且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遗产调查与发展理论，缺乏对于区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针对性研究成果。同时，近30年来沿海城市发展与经济建设，导致中国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破坏严重，大量遗迹不复存在，而且这一趋势至今仍在持续。因此，在推动沿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寻求合理保护沿海物质文化遗产的路径已刻不容缓。
浙江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端，临近东海，作为一个海洋大省，浙江沿海人民与海洋朝夕相处创造了璀璨的海洋文化，但是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政策体系还不是非常完备。本文即以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为切入点，通过实地考察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将直观可靠的现状与学科前沿理论相结合，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建议，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方向，以提高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浙江文化软实力。
二、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南翼，拥有海域面积约26万平方千米，相当于陆域面积的2.56倍，大陆海岸线和海岛岸线长达6500千米，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20.3%，拥有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岛3061个，占全国500平方米以上岛屿数量的47%。浙江的海洋活动可以追溯到距今六千年前的河姆渡时期。优越的海洋地理环境与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使得浙江在漫长的海洋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于舟山、宁波、温州、台州与嘉兴（按分布数量多寡排序）这五个城市。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既有共性的海洋物质文化遗存，如海防物质文化遗产（诸如烽火台、炮台等历史军事遗址）、妈祖文化遗存（诸如浙江沿海渔村及岛屿上分布的天妃宫），也有独具浙江特色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如涉及中日交往的海洋文化交流遗产（如舟山、宁波一线的市舶司遗址、寺庙日本友人题词与绘画等）、涉及浙江先民抵御海洋灾害的海塘文化遗产（如嘉兴海塘）。就浙江本省而言，不同区域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诸多的地域色彩，如舟山涉海博物馆、宁波远古文化遗址、温州沿海炮楼遗址、台州章安港遗址、嘉兴海塘遗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址不仅呈现出面上的空间分布，还是区域海洋文明历史累积的结果。如宁波至温州一线的海防遗址就包含自明代抗倭烽火台直至民国抗日工事近500年的海洋物质文化遗存，而温州至宁波、嘉兴一线的天妃宫遗址也是随着沿海渔村妈祖信仰自南向北扩张而不断累积的下来的。总体而言，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海洋远古文化遗产、海洋商业文化遗产、海洋港口文化遗产、海洋军事文化遗产、海洋信仰文化遗产等五个部分，其在浙江沿海城市的分布状况如下表。
表 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现状
资料来源：据互联网统计与实地调查整理。
相比其他浙江沿海城市，舟山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最为成熟，这里建立了12家涉海类博物馆，将本区域乃至全国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以博物馆的形式进行保护与开发，如中国盐业博物馆、中国海洋渔业博物馆、中国海防博物馆、中国灯塔博物馆等国字头的博物馆。除此之外，舟山沿海村落与摩崖石刻的广泛分布也体现了这一区域海洋文化历史的悠久。而作为中国沿海著名的港口城市，宁波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其海洋文化遗产几乎涵盖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如远古河姆渡遗址、东汉越窑青瓷遗址、唐代天封塔、宋代海运码头遗址、元代高丽使馆遗址等一批在浙江乃至全国享有盛誉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而现存明清时期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计其数，仅海防物质文化遗产就有120处（其中明代87处，清代33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地处浙闽交界的温州不仅分布大量明代抗倭遗址，还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防范海匪的炮楼，这一融居住与军事防御为一体的独特建筑仅在乐清就有22处。除此之外，温州还有郑成功的遗址，如洞头郑成功校场遗址、平阳郑成功摩崖石刻等。另外，除信仰妈祖的天妃宫外，沿海渔村还大量分布信仰温州海神杨府爷的杨府庙，这种庙宇仅温州洞头县就有39座。相比前三个沿海城市，台州和嘉兴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海洋军事与信仰物质文化遗产。与温州相类似的是，台州的海神庙宇既有天妃宫，也有杨府庙，另外这里比较有特色的是仙居下汤文化遗址与东吴时期章安港遗址。嘉兴乍浦的水仙庙、天妃宫、普照庵、城隍庙，海宁的海神庙，海盐的云岫庵等众多庙宇则祭祀着形形的海神。除此之外，嘉兴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当属海塘遗址。
三、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存在的问题
浙江省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如一颗颗明珠般点缀着这个沿海大省，它既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追根溯源的历史依据，其对当代浙江“两富”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在对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近一年的实地考察与访谈后，发现现存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很多问题，其现状不容乐观。这些问题主要集中研究基础数据缺乏、城市经济发展破坏、政府政策导向不足与民众保护意识淡薄等四个方面。
1.缺乏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的基础数据
尽管自2008年以来浙江文物保护部门与各地旅游部门都发起过大规模的文物遗址普查工作，但是至今我们仍然无法全面了解浙江省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状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的偏僻与难以准确鉴别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缺乏对积累基础数据的重视。而海洋物质文化遗产随时间流逝而产生的变动也给数据统计工作带来了难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现有数据已经无法准确反映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现状。如我们在平湖市博物馆网站上查到嘉兴有一个“龙湫”摩崖石刻位于平湖市乍浦镇陈山北麓的九龙山森林公园内，但在实地考察中却没有找到此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而当地人对此也一无所知。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基础数据的缺乏，不仅为相关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使得我们现有涉海文化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缺乏现实基础。
2.沿海城市发展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近三十年来，浙江沿海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旧城改造工程使得原有城市格局荡然无存，宁波历史上的码头、商埠、渔港等建筑、街区、场地、标志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只能在博物馆看到，而宁波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江码头如今只剩下一片现代化景象。与此同时，工业化建设也导致浙江大量海岛物质文化遗址消失。如在舟山市马岙镇的实地考察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当地很多海岛先民建造的土墩都被工厂取代。至今我们已无法知道浙江沿海有多少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被消失”，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再不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我们在几十年后将很难找到一个沿海城镇所特有的文化传承。
3.政府所出台的相关政策导向性不足
中国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是纳入文物保护的范畴。浙江现行的《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于2005年制定。就地方相关立法而言，只有1994年的《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2001年的《温州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作为浙江省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舟山市，还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条例。至今仍旧空缺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使得浙江沿海各级政府缺乏对本区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依据。缺乏足够政策导向的后果就是不具备经济开发价值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被忽视。如在舟山嵊泗列岛上的金平天后宫、沙帽礁沉船遗址、白节山灯塔、各类摩崖石刻等有专人负责管理，而定海马岙镇的凉帽篷墩遗址和洋坦墩遗址却一片荒凉。如果任凭这一状况持续下去，大量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就成为必然。
4.民众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薄
没有意识，就没有自觉。政府政策导向性是大方向，但具体到基层还要看民众的态度和行为。在涉及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热门旅游景区，游客还基本了解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知识，但对其历史渊源知之甚少。具体到乡镇，民众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的淡漠更加严重。我们在对舟山马岙镇的问卷调查中发现，仅有17%的居民知道当地有哪些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而高达53.33%的居民仅在政府组织的情况下才会参与相关的保护活动。民众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薄还表现在浙江沿海地区有不少工厂和企业在不经批准的情况下建造厂房，破坏海洋物质文化遗址。同时，趋利性的海底非法打捞水下文物的行为在浙江沿海也时有发生。
四、对于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建议
对于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参与到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中去。针对实际调查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最迫切的是由政府支持地方高校常态化普查与研究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成立由省市政府主导，各相关部门、高校参与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加强政策引导。在此基础上，由省市旅游部门主导，文物保护部门、高校参与设计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分类保护与开发的模式。最后，各地方文化旅游部门要加强对本区域居民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普及与保护意识的宣传工作。
1.常态化的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研究
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动态分布的准确把握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出台相关保护政策的前提，而普查工作需要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需要由省政府牵头协调地方政府与相关科研院所开展常态化的普查与研究工作，在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以便各级政府了解本区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与保护状况。与此同时，省政府应适时引导高校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以借鉴国内外成熟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与教训。
2.涉海省市成立由政府主导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要改善现有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缺失的现状，就需要成立由省政府主导，各相关部门、高校参与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以统筹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相关条例、规定，以实现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法可依，更加合理有效的强化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同时，该委员会作为省级及地方政府的咨询机构，负责提供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前瞻性政策研究。
3.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分类保护与开发
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高低及广泛分布的态势增加了我们管理与保护的难度，这就需要由省市旅游部门主导，文物保护部门、高校参与设计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分类保护与开发模式，将本省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按照可开发程度的高低及其价值进行合理排序。将符合开发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交由专业旅游机构进行保护性开发，而其余不适合进行市场性开发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按照其价值由文物保护部门进行差异化保护与管理。
4.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
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广大人民的参与。通过支持地方海洋文化活动，大力宣传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提高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区域的保护意识。与此同时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与媒介，加强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普及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同区域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以增强其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了解的兴趣及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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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the countrysid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G812.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04-0000-00
1 前言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幅员辽阔的疆土，众多的少数民族使得中国拥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存在于乡野之间。农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之所在， 因此对其在农村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2 农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幅员辽阔的疆土，众多的少数民族使得中国拥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美术、各种节庆活动等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中创造积累起来的。农村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承载体，我国农村文化遗产不仅种类非常丰富，数量也很庞大。据相关资料介绍，在我国政府公布的近7万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约有半数在农村。
如今， 一些农村还保持着相对比较完整的传统文化生态环境。在这些地方，农耕文化还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农业文明还在继续。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文化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环境被破坏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抓住关键之所在，才能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对应的措施，做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3 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及新农村建设在我国广大农村的展开使得我国农村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种强烈的冲击下濒临消亡，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要改变这种状况， 首先就要找出现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目前我国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思想意识落后，主要包括地区领导不重视和村民的保护意识不高两大问题。不少地区的村民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更不知道其价值所在，再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绩效并不是通过直接的经济效益表现出来的，不能凸显政绩也造成了地区领导的不够重视。现如今，人们还片面的把新农村建设理解成为建设新的乡村，存在简单的城市化倾向，造成地域特色的丧失。不从思想上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那么保护也就成立空谈。
(二)资金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个长期工程，甚至可以说是一项永久性的事业，需要大量的、长期保护资金注入。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可以说是千头万绪，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而财政支持非常有限，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起来遇到了很多资金方面的问题，保护不全面、保护力度不强等问题也就相继出现。
(三)管理机制不健全，法律体系不完善也是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一大难题。日前，我国还没有制定健全的管理制度，这对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有关部门在实施保护行动时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四)虽然我国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很多，但是缺乏专业队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只要有一腔热情和满怀责任就能成就的，它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与其中。我国开展大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也是近几年的事情，在资源相对好的城市开展的时间也并不长，相关方面的专业体系也没有建设起来，因此这方面的保护人员还不是很多。在物质经济等条件相对贫瘠的农村， 由于现实的问题，专业的保护人员更是少之又少，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
(五)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之所在，但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正面临着传承乏人的困境。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由于各种原因，年轻一代都涌向大城市谋求发展，老一辈传承人无徒可授的现象比比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核心，是灵魂，它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实践『日J题。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是要实现在保护中不断发展创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分清保护和发展的关系，盲目发展加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目前各地都在大肆兴办民俗村，推行民俗旅游， 出发点是很好的，把地方经济发展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结合起来，但是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一味的靠民俗表演等来谋求经济利益，失去了遗产保护的初衷。
4 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
新农村建设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如何在建设浪潮中既推动改变广大农民和农村的落后面貌，又有效地保护那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建议如下：
(一)提高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特别是农村干部和广大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我们应该采用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对他们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普及和宣传，例如利用每年的“文化遗产日”，举办～ 些成果展出，或者邀请相关方面的专家举行讲座等，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全体村民和干部的自觉行动。
(二)政府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扶持力度，从优惠性政策、资金等方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有力支持。农民生活上得到保障、经济上得到实惠，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时才能无后顾之忧。农村的青年都积极奔向大城市寻找机会，其根本原因是为了生活问题，如果能解决这一问题，就能使他们安心留在农村，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通过开发具有特色的民俗村，实现保护的同时又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一步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某项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人文环境、地理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因此保护时也要对其存在的文化空间进行整体保护。 如果保护得到，还能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篇9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在各地的迅速开展，古村落保护和开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在这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古村落保护面临怎样的命运，对它们保护和发展应当探索一条怎样的路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古村落的现状
导致古村落破败的原因有很多。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开展的普查显示，我国230万个村庄，目前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已由2005年的5000个锐减到如今的2000至3000个。当前古村落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沿海发达地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古村落保护现状令人担忧。古村落存在的自我空间逐渐消失，而且非常迅速。随着各地经济迅速发展，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现代制造业愈来愈成为各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逐步蚕食了古村落。
2.无人居住加速古村落破败。古村落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有政府资助，村民大多搬迁到交通便捷、生产生活环境相对优越的城镇居住，古村落房屋无人居住，加之没有投入资金维修，导致逐渐残破。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古村落逐渐空巢化，只剩少数老人和儿童留守，有的已变成了无人村，其中大量文化信息、社会形态随之消失。
3.靠近城市、有开发价值的城中村面临全村被拆除，农民住进城市高层住宅，而祠堂、寺庙则被拆除，集中重建，不少古村落从此消失。除了受国家文物法保护的古村落外，所有有价值的历史建筑遗迹基本消失。就是远离城镇的古村落，也因财力和人力的不足，基本也难以保护。
4.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强。由于人们的价值取向不同，不少人把一些珍贵的老民居、古村落视为贫穷落后的象征，随意毁坏、拆除或买卖，甚至一些农村传统文化、传统技艺也被当作封建迷信、雕虫小技被遗弃。
5.古村落文化遗产安全隐患较多。古村落、古建筑大多是散落乡间无人识，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许多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古建筑往往缺乏关注和保护，有的逐渐腐朽、坍塌，有的在各种自然灾害中造成致命的损伤，有的遭到故意损毁、偷盗、走私等，使一些古村落正在逐步消亡，淡出人们的记忆。
6.古村落保护经费严重不足。现在各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经费也逐年增加，但对面广大农村古村落来说，却是杯水车薪，特别是财政较困难的欠发达地区，配套的保护经费难以落实。
如上所述，如果我们不及时转变观念，调整思路，片面理解新农村建设，以为新农村建设就是大规模拆除老房子，集中规划建新房子，就可能给古村落文化遗产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必须增强古村落保护工作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牢固树立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切实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避免重蹈城市化进程中对古村落历史文化破坏的覆辙，探索出一条保护古村落、建设新农村的和谐发展之路。
二、古村落保护的解决对策
在当前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古村落及古村落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积淀，显得刻不容缓。
篇10
一个人在挑战巨大的发展车轮时，当他以某种令人称赞或者不耻的方式战斗时，他的声音是否也可以被听到？
2007年6月14日是徐普来最后一次在“徽商大宅院”里转悠，从这个院落转到另外一个院落，他毕生心血的得意之作徽商大宅院共有36个天井，其中犹以西厢的一个院落最为壮观，四层全木结构建筑为徽州建筑高度之冠，极尽奢华繁复的木雕绝品包裹在天井周围，只露出一小方的天空。徐普来坐在深深的天井里忧心忡忡，颇有老无所依之感。
为了这座大宅，二十多年来，全国各地跑了好几十万公里，汽车跑坏了两辆。有时为追一件流失他乡的“宝物”，一天行程一千多公里，与皖南两万多“吃文物饭的人”展开“疯狂”抢购。文物斗士美誉由此而来，这所大宅前后耗费了1.5亿元。
6月15日，徐普来涉嫌贪污罪被黄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5日被执行逮捕。
现代“官儒商”
记者听说徐普来，是因为美国探索频道的一部反映徽州文化的著名纪录片“Merchants of Destiny”，翻译成中文就是“天命商人”。探索频道很少会用如此的笔墨来描写一个中国地方领导，“和他的前人一样，徐普来是天生的商贾”。
但是徐普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作为现代的“官儒商”，他还是走不出徽商的历史天命。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天生指出，徽州文化的创造者徽商群体， 是“官儒商”的三位一体。因而徽州文化是一种消费性文化，被动顺应的文化，非积极创造性的文化。
“我是浙江人，浙江淳安千岛湖移民，从小离开家乡，沿着新安江流浪到这里，是歙县人民收留了我，我深爱这块神奇的土地。”徐普来曾经感慨地说。
“十岁那年，姑母给了他一双新鞋，他乐得喜形于色、难以言表，放学回家，路遇积水，他脱下心爱的新鞋，踩着刺骨冷的积水，回家擦干脚板，再穿上新鞋，这时，幼年的徐普来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喜滋滋的反复观看脚上的鞋子。”杨烨在《我所认识的徐普来》一文中写道。
徐普来复制了徽商传奇的奋斗史。商人在封建中国一直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贬义词，同样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有着童年苦难的徐普来铤而走险，木工出身的徐普来联络了一帮意气相投的徽州工匠，组建了建筑工程队，换几个血汗钱糊口，然而，开工不久，“投机倒把”的罪名让他在1976－78年间被关押审查了一年半年之久。
1984年，徐普来一农民身份，挂靠在歙县徽城镇得以再次成立建筑队，当上工程队长。那个年头，“商品房”、“小区建设”在小小县城还闻所未闻。首批徽派庭院式民居一上市便销售一空。
几年时间几个小区相继建成，让徐普来成了远近闻名的现代徽商。
1987年，徐普来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被破格提拔为国家干部，担任歙县乡镇企业局驻徽城镇办事员。1988年，徐被破格提拔为歙县城东开发区主任、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1998年，徐被任命为歙县建设委员会主任，歙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后被任命为政协副主席，成为掌管古徽州城市建设的一方诸侯。在建委主任任上，徐普来纵横驰骋，在古城保护开发上做了几件惊人之举，也将其推入争议的中心。
1999年3月，徐普来力排众议，投资5000万元，在徽州古城的旧城区，拆去大批民居，建成一片占地4公顷，建筑面积2.8万平方的仿明清建筑群，恢复了徽州古城的原貌。2000年11月徽园建成，一度成为古城保护的现代典范。其中的“徽州人家”收藏了徐巨资从众多古村落收集而来的徽州传世家宝。
二十年间，徐普来收购濒临坍塌的古民居20多幢，收集来的各种代表徽州文化的木雕、石雕、砖雕数以万计。为了让这些文物再现它当初的神韵，2005年他开始策划引资兴建“徽商大宅院”，因为选址在曾经是真正的徽商大院“西园”的废墟之上，所以又名为“西园”。按照“复原”的原则，徐普来将26栋明末、清代及民国期间具有徽派特色的建筑修缮之后，集体搬进了“徽商大宅院”。竣工的大宅院，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为组合式的宅第群体。有府第26座，房屋数百间，天井36个，柱子1580根。为了将这26幢古建筑复原，200多名中老年徽州工匠，紧张施工了一年多时间。
如此耗费巨大的建设工程，需要徐有着惊人的影响力和财富，这就造就了他的“官儒商情结”，权力、财富、文化在徐的身上互为因果，缺一不可。这是徽商当年得以驰骋全国的制胜法宝，然而法治时代的官商一体，则为权力寻租预留了巨大的灰色空间。
套现路线图
徐普来曾经坦言，“徽州文化是生意文化，做官的文化，容易懂也不容易懂，真正做到就很难。”
徐普来，歙县政协副主席、歙县建委主任、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徽州大酒店董事长、徽园主人、徽州学会会长、徽州大宅院主人，这样一个集官儒商于一体的现代徽商，为了徽州文化的痴迷，倾其所有收购徽州文物的大手笔，使他陷入了巨大的争议之中。
3月17日，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徐普来、徐双贵、孙小波、周军贪污案，检察机关指控徐等人贪污4900多万元。
黄检刑诉（2008）03号书显示，2004年下半年，歙县企业改制领导组决定歙县房地产公司进行国有企业改制。被告人徐普来、徐双贵向歙县企业改制办公室提供了本公司472名职工的虚列名单，从而取得了政府同意其“承债式”改制的方案。
以2004年9月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2004年12月安徽南方会计师事务所对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并确定。在评估过程中，被告人徐普来通过提供虚假的材料等方式，隐匿大量的国有资产，使该公司的大量国有资产未纳入评估。经过南方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净资产为负66万多元。
随后，被告人徐普来又精心安排被告人徐双贵和周军参加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竞买，徐普来的儿子徐双贵以400万元的拍卖价格买到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所有权，接着，徐氏父子以虚假的472名公司职工需要安置为名，骗得当地政府信任，从而未将400万元打入歙县财政改制专户。2005年3月，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改制为徐双贵个人所有。
书指控，经依法鉴定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改制基准日2004年9月30日的公司净资产为4664.13万元（未包括土地的价值），因此，被告人徐普来、徐双贵实际侵吞国有资产4664.13万元。
同时，检察机关调查显示，2002年到2004年间，徐普来授意孙小波、周军通过编造歙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虚假工资报销表，虚列支出套取公款250多万元。书显示，徐共虚构37张凭证，虚列了钱顺溪等人工资共250多万元，全部用于在全国各地收购古民居建筑构件。
和他的前辈一样，徐普来的巨额财富转换为了精致的文化。在我国由政府主导的文物和民间文化保护的背景下，徐的做法遇到了极大的争议，民间资本介入文物保护的过程不仅会遇到资金的瓶颈，更会落入法律上的真空地带。
破立之争
“黄山的徽派古民居目前正以每年5%的速度递减！黄山市1985年文物普查时，1795年以前的古民居有4700余幢。现在呢？每年都有近100幢不在世上！不是坍塌就是卖了。”这是徐普来接受众多媒体采访是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上世纪80年代，很多外地商人纷纷涌入徽州，收购这里的各种民间工艺品。因为当时的老百姓对徽文化认识不足，导致很多代表徽州灿烂历史文化的文物都逐渐流失。为了追回这些文物，保护徽文化，我从那时起便开始“徽文化”的收集。古徽州有一府六县，5000个村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摸底，对于早年已拆卸、卖到外地的东西，在弄清具体地址后，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南昌，我都会想方设法追过去，再以高价收回来。”
徐的故事在徽州流传很广，徐普来经常说，“不是我不想休息，只是有时你稍微慢一步，可能就意味着一件宝物的流失。”在古徽州范围内，他有1000多位联络员，负责随时将有关古建构件出售的信息提供给他。有一次他探听到一个村民家有一个清朝初年的“松竹梅”圆形双面透窗石雕，他便立即赶过去。令他遗憾的是，在他到达前一个小时，石雕已被主人以5000元的超低价卖给一个北京的古董商人。为了追回这件石雕精品，他一路狂追到北京。没有想到，北京的这位古董商就是不肯转让，不管徐普来怎么说，就是不愿转手。为了不让这块徽州石雕精品流失他乡，他就不停地加价，直到加到4.5万，该商人还是不愿意卖。最后徐普来急了：“你比我早一小时到，你5000元买的，我给你5万元还不行？”该商人被他的诚心打动，最终以5万元的价格成交。
对于徐普来的文物收购移植的保护行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单德启教授抱有矛盾的心态。他说，在80年代，当时古徽州歙县分散着7栋濒临倒塌的建筑，我记得好像3栋是明代的，4栋是清代的，东南大学的一位教授把它们移植保护，放在歙县的潜口村村口的山坡上，精心地加以规划保护，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与这差不多同时，江西省景德镇市从附近的婺源县收购了大约十几栋古民居，把它们移植到景德镇市保护。中外都有这样的例子，但我认为这只能是万不得已的一种保护方法，因为这种一栋或数栋建筑的搬迁，毕竟离开了它们的原生地，离开了它们所在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所以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无疑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说，这样的例子多少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例子不应该提倡，并且要加以约束。
安徽省文物管理部门则认为，“古民居是不可移动的文物，与原生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不可分割，应该原地保护。”
1998年施行的《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性保护古民居的法规，但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法规，这也成为古民居保护中的一个政策空白。1999年黄山市颁发了《关于弘扬徽派建筑文化，加强规划建设管理暂行规定》，2002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规划建设管理，弘扬徽派建筑文化的通知》。2003年，市建委、市规划局、市建筑协会还出台了《维护黄山市地方建筑特色行动宣言》；2005年，征集了50套民居设计图纸，并编印成了《黄山市新徽民居方案集》。黄山市专门规定：凡1911年前建造的古民居，拆迁前需向文物部门申报备案，未经许可，不得出售.
但是现实是，目前仅清代以前的皖南古民居就有1.4万多幢，如果把民国时期的加起来，超过2万幢。一幢按60万元保护费计算，就需要120亿元。屋主和财政都没有这么大财力。古徽州地区境内古民居星罗棋布，点多、面广、量大，保护和管理的难度本身就大。根据“分级保护”的相关规定，未列入省保以上的古民居保护经费基本靠当地政府自筹，古民居保护面临严重的经费短缺。
因此探索频道评价徐普来时说，“他肩负重任，徽州人知道这不会改变”。
在大破大立的时代里，徽园和徽商大宅院代表了文化的重建，国企改制则代表了经济的重建，在徐普来身上，两种力量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联系，两种力量代表了不同的逻辑，徐可能始终没有弄懂。
因为他前前后后只遵循了同样的逻辑。
“现代人很现实只想赚钱，徽文化保护没有经济效益，所以我要不断地激励自己，我走这条路也不是一朝一夕，我做不成功，儿子做，儿子做不成功孙子做，把徽州文脉延伸下去。”这就是徐普来的逻辑。■
我国乡土建筑保护七原则
一是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将乡土建筑保护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中；
二是加强对乡土建筑的法规制度和技术标准、规范建设；
三是将乡土建筑普查纳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点，具有重要价值的乡土建筑有关部门要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将乡土建筑资源丰富、保存较好的村镇公布为历史文化名村、名镇；
四是深入研究和探索土地置换的相关政策，对已公布为文保单位或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乡土建筑，应在原地妥善保护，不能拆旧建新。引导部分居民逐步迁移到新区，合理疏减古村落和乡土建筑内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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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档案是一种不可再生的“集体记忆”，对保护民族的文化特性，塑造国家的未来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档案因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生性显得异常脆弱，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相当一部分档案文献遗产已经遭到了破坏或已经消失。在我国逐步重视档案保护，并加大对档案保护经费投入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档案保护的相关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国外档案保护的研究模式与国内有很大的差别，笔者重点阅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国档案保护相关文献，查阅了其档案保护相关网站，总结归纳出西方主要国家档案保护研究区别于国内研究的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研究平台高，整合性强。多数与档案保护相关的文章，都是针对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三者的。一方面是由于档案保护、图书保护和文物保护在管理模式、技术领域存在共同之处，所以保护是通用型工作，并不局限于档案部门，而是与图书馆、博物馆合作进行。另一方面则是因档案的行政管理体制所致，由于国家与地方、州与州之间，管理体制不尽相同，有的实行档案馆、图书馆一体化，有的实行档案馆、博物馆一体化，有的甚至实行三者一体化，这样客观上打破了三者的条块分割，有利于保护技术研究的整合。
2、重视保护管理研究。多数国家认为保护管理（preservation management）是将各种保护要素系统化的过程，这样能确保将保护需求纳入机构的日常工作。保护管理涉及到人员、资金、政策、计划、策略、意识等多个方面，需要机构对多个保护行为和项目进行统一计划、管理、监督和协调。《澳大利亚藏品保护》介绍了藏品管理、人员管理、库房管理和处理、运输、存储和展览中的保护管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保护管理》讨论的主题集中在政策与法规的形成与执行、保护的主次先后与计划、风险评估、费用估算、文献遗产利用者的责任等管理层面上。
3、可操作性强。国外对馆藏保护状态调研(survey) 、评估（access）、保护策略（conservation strategy）、灾难防范与恢复（Disaster Planning and Recovery）和保护管理计划（pre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等方面的研究非常细化，可以用来指导馆藏机构具体实践。《档案材料保护基础》 非常强调评估（access）、计划（planning）、行动（action）这一过程。加拿大保护协会的《博物馆馆藏保护框架》，列出了用于防止或控制博物馆藏品衰变的各种方法。《评估保护需求―馆藏自身调查指南》 一书中则对什么是馆藏调查、馆藏调查为何重要、谁来进行调查工作、怎样进行调查工作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并附上调查表。这些细致的研究，多细化到机构内部的操作层面，为保护管理工作者提供了有力的向导。
4、研究内容广泛。与国内保护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研究内容之广。国内的主流研究多局限于保护对象的理化性能、衰变规律、预防与治理的技术，虽然近几年也有学者从非技术视角探讨问题，但这些研究还不够全面与深入。欧美发达国家除了研究保护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外，对管理层面的问题也非常重视，如AATA Online网站上对保护研究的分类索引中有这样一个类别 “历史、政策、道德、立法”，主要关注人文和非技术层面的因素。具体到保护工作者的研究上，美国保护者协会的网站上不仅对保护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做出了规定，还对保护相关人员的进行区分界定，对保护工作者的业务域、技术域、知识域进行了详细的解剖。
5、重视数字档案的保护研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海量数字信息快速激增，给数字档案的保存和保护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与纸质档案不同，数字档案信息与特定载体的可分离、平台依赖、信息的易变易逝等特性使档案保护变得更为复杂，人们不仅要保证数字档案的长期保存，还要保证数字档案在其生命周期中的真实、完整、有效，当前多数发达国家都在研究如何管理电子文件，永久保存电子文件。当前多项研究都是以项目或工程的形式出现，如：澳大利亚的Pandora“保护和存取澳大利亚网络文献资源”项目。这些工程与项目从理论、法律、标准、管理、技术、安全等不同层面对如何保护数字遗产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推动着数字档案保护的研究进程。
通过对国外文献的分析，笔者明显感到了国内档案保护研究的不尽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点：①重技术轻管理；②研究平台低、研究成果共享性不强；③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有待加强；④研究内容有待拓展；⑤对数字档案保护的研究有待加强。我们要充分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创新研究视角，要善于发现档案保护技术与其它保护技术的共通之处，将其置于一个更高的平台加以研究，和图书馆、博物馆合作攻克技术难题，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重复投入，提高研究成果的含金量与利用广度。应努力拓展保护管理的研究面，加强其可操作性，根据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保护管理之道，以确保保护技术的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1] Rob Palfreyman. reCollections: Caring for Collections Across Australia.[M/OL]. Canberra:the 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ts,1998
[2] G. E. Gorman, J.Shep. Preservation Management for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M/OL]. Sydney: Facet Publishing, 2007
[3] Canadian Council of Archives.Basic Conserva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s[M/OL]. Canberra: the 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ts,2003
[4] CCI. Framework for Preservation of Museum Collections[EB/OL].(200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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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市面积约800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距离关西经济中心大阪约40公里。
公元794年，作为当时日本首都的京都（其时称“平安京”）以唐代都城长安为模板建设而成。京都坐落于一个盆地之中，北部被山地环绕。受地形所限，平安京的规模相当于唐代长安城的1/3，但其整体格局基本仿照长安，城市方方正正，街道横竖笔直，中轴线两侧近乎完全对称，犹如棋盘一般。
当时的平安京分为左右两部分，左京部分仿照了唐代洛阳城，右京仿照长安，而日后右京因为地形原因不宜居住，遂逐渐被废弃，京都的发展也就以仿照洛阳的左京为主，故而有了“洛阳”的别称，京都市内很多地名也都有“洛阳”二字的痕迹。
在京都旧城的北部等周边山区，分布着大量神社寺庙。1994年，京都及其周边的17处寺庙神社等被集体录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日本第5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京都的世界文化遗产中，最早的神社建成于7世纪。最年轻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建于1603年的二条城，初建时为江户幕府将军的住所。
总体来说，这17处世界文化遗产都拥有数百年至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京都不同历史阶段的代表性建筑。虽然不少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多次遭到意外毁灭（最近的一次是1950年金阁寺火灾），但后人总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尽可能复建，因而能传承至今。
规划专家、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说，京都古城虽然模仿唐代长安而建，但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古城没有城墙。
以木制建筑为主而又不设城墙的京都，没有像历史上中国的大多数古城那样毁于战火。事实上，日本过往不乏战乱，居于京都的天皇大多数时间又缺乏武力护身，甚至大权旁落。京都没有遭到毁灭性破坏，能够保存至今，可以反映出日本人对京都文化的敬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京都也因丰富的文化古迹而免遭轰炸。
日本如何保护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是京都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地的游客，不少会到散布在京都各地的文化遗产中去追寻历史。
京都市文化市民局文化财保护课课长西森正晃说，京都市的文化遗产展示了京都作为日本首都超过千年的历史积淀，这些传统建筑，是传承京都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建筑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不同年代颁布的法律法规是重要保障。
早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开始了文化古迹的保护行动。
1897年，日本颁布了《古社寺保存法》，对神社寺庙等历史古迹建筑进行保护。1900年，京都市开始对城市景观进行保护和规划。1919年日本制定了《都市计划法》。1924年，京都对建筑物高度进行了限制。
二战后，日本持续加强对京都、奈良等古都古城的整体保护。
1950年，日本颁布了最重要的一部文物保护法《文化财保护法》，这也是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唯一的国家法律。《文化财保护法》的前身是1919年制定的《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护法》和1929年制定的《国宝保存法》。据西森正晃介绍，京都也有一个《京都文化财保护条例》，但这并不只是特意针对世界文化遗产，而是针对所有等级的文化财产。1966年，日本制定了《古都保存法》，次年，又制定了《古都保存法施行细则》。
西森正晃说，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的缓冲地带，虽然不在《文化财保护法》的保护范围内，但是《古都保存法》和《都市计划法》设立的“历史风土特别保存地区”和“风致地区”（风土景致），以及《市街地景观条例》等的有关规定，都对世界文化遗产周边建筑物和广告物等的高度、规模和颜色等有具体的限制，其中还将文化遗产设定为重要的眺望视点场所，旨在确保从文化遗产范围内向外能够看到的自然景观。
日本实行政教分离原则，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在内的大量宗教设施都拥有非常高的独立性，平时的管理维护工作一般都各自独立承担。西森正晃说，京都并没有关于文化遗产的专门预算，不过，对于国宝和重要文化财等的大修，国家会提供50%到80%的补助金。各宗教设施除了会收到捐献和香火钱以外，观光收入应该也能占到很大的比例。
此外，由于世界文化遗产全部被认定为史迹或者特别名胜，根据《文化财保护法》规定，除了特别轻微之处，变更其现状有特别严格的规定，需要获得文化厅许可。对保存文化遗产有影响的行为都不会被许可。在基础设施整备、监控设备设置、设备更新等时候，都要注意不能对文化遗产产生影响。
记者在京都走访世界文化遗产时还注意到，绝大多数世界文化遗产都极为注重细节，小到一个护栏、一把座椅、一条小路，都尽可能地使用砂石竹木等自然材料，这样会显得整个环境浑然一体。除了人气最高的金阁寺和清水寺周边商业气氛较浓外，在龙安寺、仁和寺等处也能看到，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单位都非常“低调”，既没有醒目的招牌宣示自己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没有太多的商业设施，甚至要想在寺庙内购买一些纪念品也难以寻得商店。
古都如何现代化
京都连续两年被颇具影响力的旅行杂志《旅游与休闲》杂志评为世界最具人气旅游城市。周牧之说，这与其长期明确的规划思路是分不开的。
近百年来，京都的城市发展也面临现代化冲击，京都市对城市发展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应对方针。
一是“保存”。1930年，京都市将北部大面积山区设定为“风致地区”，对其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金阁寺等大量世界文化遗产都位于城市的北部，这一设定抑制了京都向北面扩张，使得北部山区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得以完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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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明 ”建设的目标任务
要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为核心，以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重点，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适应新形势，探索新途径，创造新经验，在全社会营造开拓创新的发展环境、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规范守信的县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使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更加完善、基础更加扎实、效果更加明显，全县的文明程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到年底，力争达到省级文明城县标准，的城县社区被评为 县级以上文明社区，的村镇被评为 县级以上文明村镇，把 建设成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地区。
三、“文明 ”建设的工作重点
“文明 ”建设既是一个奋斗目标，更是一个奋斗过程，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总抓手。工作总的要求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结合全县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求真务实，从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做起，从一件件具体事情做起，从每个人自身做起，从日常行为养成做起，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文明 ”建设，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工作很多。必须分步实施，突出重点，稳步推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抓好十大主题行动。
(一)文明养成行动
深入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的文明道德素质。
(1)制定和完善符合时代要求的县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行为规范、职业道德规范。
(2)利用各种宣传教育阵地、公民道德宣传日、公民道德宣传月，普及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把基本道德规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3)组织开展“文明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细微处做起”主题活动。
(4)组织编写《县民文明修养读本》。
(5)开展文明礼仪实践教育活动。将文明礼仪教育纳入中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内容，组织开展文明礼仪展示、演讲活动。
(6)组织创作一批健康向上、易于传唱的家庭美德建设歌曲、歌谣。
(7)开展以“管好自己的手，不乱扔东西，不破坏公共设施；管好自己的嘴，不讲粗话脏话，不随地吐痰；管好自己的脚，不乱穿马路，不践踏草坪”为内容的“三管好六个不”自律承诺活动，规民言行。
(8)组织开展“十好”个人评选活动，即“好媳妇”、“好婆婆”、“好丈夫”、“好妻子”、“好小姑”、“好妯娌”、“好家长”、“好孩子”、“好邻居”、“好职工”。
(9)在各基层团组织中开展“公共绿地认养”活动。
(10)在中小学生中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你我共文明”活动，学生、家长共签文明建设协议，互相监督不文明行为。
(11)电台、电视台每年制作播放一批思想道德建设公益广告。
(12)在主要路口、公共场所、各乡镇驻地增设一批思想道德建设公益宣传牌。
(13)在电台、电视台开设《文明 建设大家谈》、《走 看文明》、《文明 建设进行时》等专栏、专题节目。
(14)筹建“ 文明网”，开辟精神文明建设新阵地。
(二)繁荣文化行动
以建设文化强县为目标，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1)深入挖掘 文化内涵，结合实际，制定 文化发展战略，丰富中国 的文化品位。
(2)在电视台开设《文化之窗》专栏，弘扬传统文化，普及先进文化。
(3)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城县社区力争在3-5年内实现都有文化中心，60的村庄建有设施配套的文化大院。
(4)规划建设一批标志性的城县文化建筑，提升城县文化品位。有条件的乡镇，也要规划建设一批文化设施，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5)建立群众文化辅导员注册制度，到年底，全县80的社区、60的村有辅导员，并定期组织开展活动。
(6)抓好基层文化建设，培养一批有特色的庄户剧团、文化带头村、带头户。
(7)加强巾帼健身队、老年体协等群众性文化组织建设，到年底，达到每村建有个巾帼健身队。
(8)加快业余体育辅导员制度建设，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深入开展。
(9)建立文艺创作评奖制度，鼓励和扶持文艺创作人员多出精品力作，争创“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
(10)坚持办好秧歌进城、元旦文艺调演、大型文艺晚会及书画摄影展览等大型文化活动，每年举办次以上。
(12)加强文物管理，力争3年内再推出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3)加大文化县场管理力度，每年坚持组织开展文化县场专项整治活动，净化文化县场。
(三)文明创建行动
深入推进基层文明创建活动，夯实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基础。
(1)广泛开展创建全省文明城县活动，培育城县精神，树立城县形象，提升城县品位。
(2)突出绿色、安全、温馨的文化品位，大力实施为民、安民、乐民、便民、育民工程，培养个文明社区典型。
(3)大力加强机关文明建设，突出效率高、质量好、办事公、为政廉的机关作风，树立个文明示范机关样板。
(4)突出规范管理、诚实守信、热情服务和群众满意，树立个文明行业典型。
(5)继续开展文明诚信企业评选活动，培养树立个企业文化建设示范企业。
(6)加强文明村镇建设，突出农村风貌、农民、农业发展和精神文化需求，打造个文明村镇样板。
(7)深入开展文明户创建活动，突出科学致富，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文明新风，培养户特色文明家庭。
(8)继续开展“十佳文明窗口”、“十佳文明县民”、“十佳文明家庭”、“十佳服务明星”评选活动。
(四)科学普及行动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
(1)开展全民读书活动，创建学习型城县、机关、企业、社区。
(2)实施“科普村村通工程”，到年末，基本实现全县村村有科普宣传栏。
(3)深化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和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逐步形成常下乡、驻社区的工作机制。
(4)组织经常性的科普知识讲座、科技展览、科技咨询、科技培训活动。每年组织大型活动次以上。
(5)充分发挥文化博览中心、大众媒体、信息网站的作用，积极开展“科技周”、“科技月”和“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
(6)在农村广泛开展以“破封建迷信陋习，树文明生活新风；破腐朽文化陋习，树健康娱乐新风；破斗殴赌博陋习，树守法致富新风；破不孝不敬陋习，树尊老爱幼新风；破铺张浪费陋习，树勤俭节约新风；破不干不净陋习，树清洁卫生新风”为内容的“六破六树”活动，教育引导群众破除迷信，树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7)继续办好科普宣传节目，不断提高节目质量，普及科学知识。
(五)诚信共铸行动
着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全民诚信意识，倡导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
(1)采取多种形式，强化诚信宣传教育。将诚信教育内容纳入党政机关干部培训规划，列入中小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内容。
(2)在企业中大力开展“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创评活动。到年末，争取发展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个、省级个、市级个。
(3)强化金融信用建设，组织开展好中小信用企业评选活动。
(4)加强企业质量信用建设，大力实施名牌带动战略。到年末，争创中国名牌产品个、名牌产品个。全省著名商标件，驰名商标件。
(5)推行纳税信誉等级管理，抓好各类信用企业的评审和管理工作。
(6)继续做好农村信用村、信用户的创评工作，扶持农村经济发展。
(7)在流通行业，大力开展“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评选一批“文明诚信示范街”、“文明诚信工商户”。
(8)抓好“诚信 ”网站的管理，打造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信用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
(9)建立失信打击机制。每年组织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严惩制假售假、欺诈经营、虚假宣传、不守合同、偷逃骗税行为。
(六)县容整治行动
完善城县公共基础设施，规范公共场所秩序，优化公共环境，打造文明、有序的人居环境，提升城乡文明程度。
(1)突出中国 特色，每年高标准规划建设一批标志性城县建筑物和景观，进一步提升城县的品位和档次。
(2)结合城县环境综合整治，加大旧、小街小巷、城中村、城县出入口、城乡结合部的整治力度。
(3)做好城县主干道设施维护，机动车道无毁坏、被侵占现象，路面无坑洼积水；人行道道板、护栏等设施完好。
(4)加强县场管理，沿街店铺无跨门营业和占道经营现象。
(5)加强建筑工地管理，施工现场四周设置围墙、围挡，工程外侧采用密目式安全网，无噪音扰民现象。
(6)加强交通站点管理，车辆停放有序，无非法营运车辆和争抢客源现象。
(7)实施“洁净工程”，集中解决大街小巷、居民住宅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垃圾积存、暴露以及乱贴、乱画、乱倒、随地便溺等问题，为县民创造干净、优美的环境。
(8)拆除主要街道、地段两侧的违章建筑，清理占道经营、乱设摊点。
(9)规范沿街牌匾字号，整治城县“牛皮癣”，高标准设置公路两侧、城县主次干道、车站、广场等公共场所广告。
(10)组织开展以“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为内容的交通安全“五进”宣传教育活动，开展交通安全秩序整顿，实施道路安全畅通工程，倡导县民文明出行。
(11)从规划建设好一条街(巷)入手，因地制宜，规划改水、改厕、改厨和改变村街面貌，逐步实现农村街道硬化、村庄绿化、家庭净化。
(七)生态保护行动
倡导绿色文明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1)实施“环境绿化工程”，城县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5以上，绿地率达到30以上。
(2)广泛开展“保护生态环境、绿化美化家园”等形式多样的环保宣传活动，每年组织大型活动次以上。
(3)积极倡导和鼓励县民使用纸袋包装食品，逐步消除白色垃圾造成的污染。
(4)加强工业污染的防治，重点抓好粉丝企业废水治理和热电厂的二氧化硫治理，搞好流域综合整治，改善空气质量，防止水源污染。
(5)加强城县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县污水管网配套建设，城县污水处理率达到80以上、城县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0，农村垃圾实现集中处理。
(6)加强生态农业建设。实施绿色农产品认证制度，引导农民积极发展生态农业。
(7)加强生态林业建设。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发展平原绿化工程。
(8)加快绿色社区建设，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绿化美化社区环境。
(9)加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完成夏甸金矿等个重点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10)开展全民勤俭节约活动，在黄金行业建立循环经济示范企业、示范园区，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县。
(八)为民解忧行动
弘扬奉献精神，关心困难群体，在全社会形成助人为乐、见难相助的道德风尚。
(1)积极开展为下岗职工、灾区群众和特殊困难群众送温暖、献爱心活动。
(2)认真开展好“希望工程”、“雏鹰计划”、“春蕾计划”，帮助青少年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3)广泛开展“爱心捐助”活动，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和单位为弱者捐助。
(4)继续抓好县直部门包帮困难家庭活动，为困难家庭办实事、办好事。
(5)组织社会各界为下岗职工开展转岗技术培训活动，为他们提供再就业岗位。
(6)采取“结对子”形式，为偏远农村送科技致富信息，帮助尚未脱贫的农民群众脱贫致富。
(7)深入开展“法律下乡”、“法律进社区”、“法律进万家”等活动，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