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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者简介：聂伟，男，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3）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45-08
一、背景与问题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不但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也成为威胁社会安定的隐患。近年来，因有害选址造成的大规模环境抗争事件不断增加[1]，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城市垃圾处理场的建设，一方面给城市社会带来了福祉，另一方面却对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命健康造成潜在威胁，正是由于其潜在危害性，“莫在我家后院”是公众对待有害废弃物处理场所选址的共同心愿[2][3]，这从侧面反映了居民将垃圾处理场、环境风险、社会公平正义直接联系起来，渴望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环境公正是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在环境资源、机会的使用和环境风险的分配上，所有主体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同等的义务[4]。本研究关注目前我国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否公正地承担着因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着环境风险分配？
二、文献回顾
自1982年美国北卡罗纳州华伦县居民大规模地抗议建设有毒垃圾填埋场事件以来，相关学者首次将种族、贫困、教育等社会经济因素与垃圾填埋结合在一起，环境风险分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种族和环境风险分配的关系一直是美国环境社会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种族不平等观点认为，有毒废弃物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公正的，少数民族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更容易选址为垃圾处理场。相关实证研究显示，美国环保署在1983年通过对美国东南部四个垃圾填埋场周围的社区进行调查，发现其中三个垃圾场附近主要都是非洲裔美国人[5]，自此之后，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种族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正的核心因素[6]。种族歧视制度限制有色人种抗议污染设施选址的社会资本和政治力量的培育和动员，将有色人种“污名化”，利于将垃圾场合法化地建立在有色人种附近[7]。
收入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自变量，收入水映一个人的风险应对能力。低收入者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使得他们在政府中缺乏发言权，难以参与垃圾选址决策并转移环境污染，强势群体很容易将环境风险转嫁给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经济上处于贫困状态，对工作的渴求，导致弱势群体对不利于他们的垃圾选址也不强烈反对[4]。实证研究显示，低收入群体与生活在垃圾处理设备周围密切相关[8]，低收入群体承受更严重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在实际工作中，遭遇更严重的化学有毒气体和物理风险[9]。然而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经济地位和废物排放并非线性关系——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区的环境风险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地区[10][11]。
教育反映一个人获取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资源的能力。西方学者研究表明，政府和企业在选择新的设备地点时，不希望周边社区进行反抗进而阻止计划实行，因此在选址时尽量选择贫困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12][13]。布拉德（Bullard）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够组织大规模反抗的社区一般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较高收入、较少有色人种的社区[14]。其他学者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发现，受教育程度低、贫困水平高以及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社区，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15]。
国内学者洪大用从国际、地区、群体三个层次上对环境公平进行探讨，指出我国存在环境不公的现象[16]。卢淑华通过对本溪市的环境污染和居民的区位分配调查发现，组织或个人的权力资源与环境风险分配有关[17]。王书明通过三类案例研究表明，目前的环境不公正主要与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的变迁有关，强势的经济阶层对于正在上升的弱势阶层的社会排斥，强势的经济社群把环境污染的社会代价转嫁给处于底层的农村社区[18]。陆文聪和李元龙在环境公正的视角下，揭示环境不公情况下农民工健康损害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环境污染暴露等的互动关系[19]。
综上所述，环境风险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美国，他们将环境风险分配与种族、贫困、教育等联系在一起；而我国的社会结构、发展战略等与美国迥异，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我国的环境风险分配影响如何？是与美国社会一样，还是有所不同？特别地，其他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如居住地）是如何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也可以在理论上与现有解释进行一定的对话。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笔者结合上述对环境风险研究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基本假设：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少。在基本的假设基础上，具体操作假设如下：
首先，基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理论。社会期待女性成为家庭的照顾者，相对于男性而言，更容易留在家中照顾家庭，地理流动的机率更小，更容易滞留在风险产生点，承受更多因垃圾处理而带来的环境风险。基于此设立假设1：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遭受或经历更多的环境风险。
其次，基于环境风险分配种族歧视模型的假设。该模型认为制度化的种族偏见致使少数民族群体难以获得政治、社会资源，难以对垃圾处理场建设和运营进行反抗，少数民族群体聚居地容易成为垃圾处理选址地，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13]。然而中国并没有种族歧视，实行的是民族友好政策。基于此设立假设2：中国少数民族群体与汉族群体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并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再次，基于环境风险分配理性选择模型、社会政治模型的假设。这两个模型强调个体的风险应对能力，理性选择居住地的能力越强，越可能选择在环境质量较高的地方；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越强，越能抵制垃圾处理选址或迫使污染主体清除污染的可能性越高[13]。收入、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可能拥有较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可能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越少。基于此设立假设3：居民的家庭收入越高，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可能越少。假设4：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
最后，基于环境风险分配合作主义视角的假设。合作主义视角主要从国家的政治体系决策结合和政策安排来解释环境风险分配[4]。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城乡二元体制，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距离政府的权力中心较近，越可能利用政策安排将垃圾处理场建设在农村或城市郊区，致使农村积聚因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中，现代社会垃圾处理模式采取集中在某一地点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把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集中在距离垃圾场较近的居民身上，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取多数人的环境收益[20]。基于此设立假设5：居住在城市社区的居民相对于居住在农村社区居民而言，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更多。假设6：住户离垃圾场的距离越远，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
本研究还试图通过数据分析年龄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以往文献表明，年龄与环境风险分配均呈现正相关[21]，基于此设立假设7：年龄越大，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多。
（二）研究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7月份在厦门市开展的“居民生活环境”问卷调查。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分为两类居民，一类为垃圾场附近的居民，另一类为非垃圾场附近的普通居民。针对垃圾场附近的居民，采用立意抽样，以厦门3个大型垃圾处理场（湖里区后坑垃圾综合处理基地、翔安区新圩垃圾场、海沧区东孚垃圾填埋场）所在地为圆心，分别以3公里为半径立意选取垃圾场周边的社区，在社区内部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400个样本综合考虑垃圾场运营状况和周边人口，后坑垃圾场：新圩垃圾场∶东孚垃圾场的样本分配比例为3∶3∶2，在后坑垃圾场、新圩垃圾场、东孚垃圾场周边社区约分别发放150份、150份、100份调查问卷，在调查实施过程中，适当增加了入户调查的户数，以保证最终问卷收回的份数与计划相符。针对非垃圾场附近的居民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在厦门市辖区中抽取思明区和湖里区作为调查范围根据厦门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发展水平，思明区和湖里区的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与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海沧区、翔安区形成鲜明对比，所以非垃圾场周边居民的问卷调查在思明区和湖里区展开。截止2009年，思明区的总人口为81.7万人，湖里区除去垃圾场所在金山街道外总人数为54.69万，两个区的人数比例约为3∶2，为此我们分别在思明区和湖里区分别发放大约180份、120份问卷。，在两个区14个非垃圾处理场所在街道中随机抽取10个街道，再从10个街道中随机抽取1～2个社区，每个社区按照随机原则抽取20个调查户，每户抽取1人作为最终调查对象，抽取300个样本。本次调查对象为18～70岁的居民，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60份，有效回收率达94.29%。
（三）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环境风险分配。学术界对于环境风险的理解存在两种争论：实在论和建构论。实在论者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们倾向于把环境问题看作是技术问题，环境风险是由于自然或人为活动等事件引起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不确定状态及其相关损失，这种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可以通过概率函数加以计算的[22]。环境风险的建构论者一方面承认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引发的环境风险，另一方面也强调环境风险也有其主观的面向，认为环境风险是社会建构的[23]。因而自然科学与环境社会学关注的风险分配不同，自然科学强调使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精确测量风险的暴露程度；而环境社会学则强调使用主观风险评价法来测量不同群体的风险分配，强调风险的实际分配，即已经发生的风险分配情况，从认知过去的风险经历或当前的风险遭遇来测量。本研究在借鉴学者[24][25]对于风险分配的测量基础上赵延东、卜玉梅等对食品风险分配的测量方式如下：“过去两年中是否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并对遇到过的受访者追问其“若遇到，其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如何”。其中，对健康影响程度的测量选项从很小到很大，分别赋值1至5分，分数越高，代表影响程度越大，以此来代表受访者的风险分配。，自行设计了一个环境风险分配量表，我们在问卷中询问被调查者：“垃圾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您的生活质量？”并设计了11个指标（如表1所示）考察居民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每个指标答案分为“严重影响”、“有些影响”、“不清楚”、“没什么影响”、“完全没什么影响”五种。描述统计结果表明，在这些指标中，影响居民生活前五位的为垃圾处理滋生病菌、带来臭味、危害身体健康、污染水源，居民经历的健康与物理风险明显高于社会风险。
统计检验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Alpha系数为0.93，表明这些项目具有较强的内在相关性，根据主成分法对这11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后，抽取了两个公共因子（如表1所示）。用这两个公共因子来代表这几个变量的主要特征，方差贡献率达到69.20%，KMO值为0.933。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和社会风险因子，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包括“垃圾处理带来臭味”、“污染水源”、“发出噪声”、“污染土壤”、“滋生病菌”、“制造心理压力”以及“危害身体健康”。社会风险因子包括“垃圾场附近产业贬值”、“减少工作机会”、“降低收入”以及“人口减少”。
为了把个人所经历或者遭受的环境风险综合用一个变量来表示，笔者把两个因子的值分别乘以其方差后相加，即：个人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值×0.594+社会风险因子值×0.098，我们可以将上述综合变量的因子得分，作为反映个人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的指标。为了便于分析，通过公式[26]将其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转换公式：转换后因子值= （因子值+ B）&A。 A= 99/ （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 B= （1/A）·因子最小值。B 的公式亦为，B=[（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值最小值。
（四）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指基于个人的教育、收入、居住地等基础上，个人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所处的社会和经济位置，是一个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两方面的综合指标[27]，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还包含个体的人口学特征[28][29]。基于此，本研究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括个人的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地位测量，人口学特征主要从性别、年龄、民族进行测量，经济社会地位主要从受教育年限、收入、居住地（城乡社区类型、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三个方面进行测量。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及其特征如表2所示。
四、模型及分析
本研究以居民所经历或遭遇的环境风险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两个回归模型的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均落在否定多重共线性范围之内（0
第一，性别在环境风险经历或遭遇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假设1未得到验证。此发现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呈现出不一致性，王朝科研究表明不同性别之间承担的环境风险呈现较大差异[30]。西方学者表明，女性承担的环境风险明显多于男性[31]。调查发现，厦门市是福建省的经济发展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劳务输入地，垃圾场周边大部分的居民并未选择外出务工，而是选择在垃圾场周边附近的工业区或商业区务工，形成白天在工厂务工、晚上回家的模式，并未出现“大批男性外出务工，而女性滞留在农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不同性别承担的环境风险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年龄与风险经历呈现出负相关，这说明年龄越大者，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假设7未被证实。贝克认为风险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是相同的东西[32]，年龄越大者，其风险感知能力较弱，并未意识到自己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因而呈现年龄与环境风险分配的负相关效应。
第三，民族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此发现与西方研究存在不一致性，西方研究表明，种族是风险分配不公的决定性因素；1983年，休斯敦的25个固体废弃物处置场中有21个位于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周边[37]；2007年，废物设施的3公里范围之内56%的居民是有色人种[13]。
第四，收入与环境风险分配存在负相关关系，且统计检验显著，收入每增加一个对数单位，其经历的环境风险得分降低2.599分，假设3被证实。与以往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性，西方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承受更多的环境风险[15][33]。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可动员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可能动用社会资源去阻止垃圾场的建立，另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风险应对能力越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环境风险；当环境风险积累到难以承受之地步时，其可通过迁移来规避环境风险，而收入越低者缺乏经济支付能力，难以作出理性行动和选择最佳的居住场所，不具备转移风险的能力，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
第五，受教育年限对环境风险经历的影响不显著。在垃圾场周边居民模型中，受教育年限与环境风险具有负相关性，但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假设4被否定。这一点与国内外研究存在不一致性。潘斌指出，社会风险的分配依赖于风险知识、风险治理等风险应对能力，教育程度越高，风险防范知识和风险应对能力越强，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少[34]。西方学者研究表明，垃圾场选址一般都选择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地区，受教育程度越低，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多[14]。我们的调查发现，后坑垃圾场位于厦门市区，垃圾场自1999年运营以来，管理一直较好，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扰民事件；2008年开始，随着岛内建设重心的东移，厦门市政府计划把周边社区作为城市重点开发区域，改造成厦门新的中心城区，并在后坑垃圾场附件建立了大量的人才保障性经济适用房和公务人员保障性住房，大批本科及以上的人才入住，他们同样经历着较高的环境风险，因而不同的受教育年限者在环境风险经历上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第六，农村社区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显著高于城市社区居民，假设5得到证实。回归系数显示，与农村社区居民相比，城市社区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低16.672分。同时，城市社区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399，其绝对值为所有通过检验变量中最大的；表明城乡社区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最终重要因素，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往乡村垃圾场转移，产生环境风险，致使农村居民经历的环境风险明显高于城市居民。
第七，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对环境风险的分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6得到支持。模型2显示，与居住在离垃圾场1公里范围之内的住户相比，居住在离垃圾场1～3公里和3公里以上范围的住户的风险经历得分分别低6.968分和9.733分。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越远，经历的环境风险越低，表明垃圾场周边居民和非垃圾场周边居民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环境风险分配以垃圾处理场为圆心向不断递减。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我国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日益加重，学者对于环境风险关注日益增多，然而更多的关注只是停留在个案研究上，仍缺乏系统定量的研究探讨环境风险分配。本研究基于数据分析，基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环境风险并非公正地分配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重要因素。第二，年龄、收入、居住地（城乡社区类型、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显著因素。第三，性别、民族、受教育年限对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关于环境风险分配的研究与西方存在明显区别：首先，西方学者将环境风险分配与“民族”、“教育”、“性别”等社会因素[4][13]联系在一起，而本研究发现这些变量都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本研究认为，在美国，有色人种较多且处于弱势群体地位，政府在垃圾场建设时采取“最小抵抗原则”，有色人种地区易成为垃圾场选址地。而在我国，汉族人口比例达到92%以上，少数民族比例较少；与美国种族歧视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采取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因而没有出现少数民族承担更多环境风险的局面，民族对我国环境风险分配并不产生显著影响。伴随着保障房政策的实行，人才保障性经济适用房和公务人员保障性住房在各城市全面建设开来，保障房一般建在城市地价比较便宜的边缘或郊区，甚至可能选址在垃圾场周边，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者亦可能承受较高的环境风险。由于选择调查地点的原因，性别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点有待以后的研究进一步论证。其次，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环境风险分配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是，我国的环境风险分配不公突出表现在城乡的环境风险分配差异上，城市居民经历的环境风险明显低于农村居民，对此本研究认为这可能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存在关联。第一，我国采取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出现了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城市中心—农村边缘的模式，处于城市中心者，在政治及行政的治理活动中有着不可挑战的支配权，面对风险，城市中心者有权做出分配的选择，可以把原先产生于中心地带和应当由中心地带承担的风险分配出去[35]。第二，我国绝大部分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投资基本都在城市，而农村很难得到生活垃圾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的资金，缺乏相应的环保设施，致使农村居民经历更多的垃圾处理风险。第三，城市在将大量生活垃圾污染转嫁给农村居民的同时，却没有给环境利益遭受到损害且相对贫困的农村给予风险补偿，消减垃圾处理带来的风险，使得风险积聚在农村居民身上。第四，城乡居民较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决定了他们抗风险能力的不一致性，居住在城市社区者相对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金融资产总量和较高人均值，能够有效地抵制社会风险[36]，而农村居民其抗风险机制明显弱于城市，难以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致使风险积聚。
总结起来，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风险分配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垃圾场的建设与运营给周边社区带来一定的环境风险，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消减环境风险，但难以消除，形成了环境风险的初次分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风险应对能力差异影响着风险重新分配。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和话语权力等风险应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风险分配格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或网络规模势力越强[37][28]，其关系疏通能力越强，对环境危害做出各类抗争的可能性越高[37]。若环境抗争失败，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收入相对较高，具有理性选择居住环境的经济能力，有能力搬离环境风险区域，规避环境风险，承担较少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风险应对能力较弱，若选择沉默和抗争失败，则集聚一定的环境风险。深入访谈发现，当垃圾处理风险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时，他们会选择“堵马路、静坐”等原始抗争方式，向制造污染的垃圾处理抗议，然而只要垃圾处理单位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就选择停止抗议，这种接受“以钱补污”的短期维权策略行动并没有彻底消除环境风险，而是积累了环境风险。风险的不平等分配“实际上是一种强权逻辑，即谁有权势，谁就转嫁风险，谁没权势，谁就承担风险”[38]，风险分配呈现出一种阶级或阶层定律，遵循社会经济地位逻辑，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存在重合性。因而在以后政策制定中，不仅需要关注不公正的环境风险分配，同时也需要关注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的分配。应加强对垃圾场周边居民的补偿机制，降低环境和健康风险，保障垃圾场周边居民和低收入者的环境权益。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我们只是初步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应该是长期性和历时性，纵向跟踪数据显然比横截面数据更适合于厘清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复杂关系，而本研究受条件限制只获取了某一时点的截面数据。第二，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复杂，其中许多机制在本文中未能充分挖掘，如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之间可能还存在环境意识等中介变量，这些未能充分考虑到，本研究的观点和结论还有待通过进一步大规模、纵向调查的实证研究来验证。
参考文献：
[1] 童志锋.历程与特点：社会转型期下的环境抗争研究[J].甘肃理论学刊，2008，（6）.
[2] 郭巍青，等.风险社会的环境异议——以广州市民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为例[J].公共行政评论，2011，（1）.
[3] 汤汇浩.邻避效应：公益性项目的补偿机制与公民参与[J].中国行政管理，2011，（7）.
[4] 洪大用，龚文娟.环境公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评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6）.
[5] U.S.Gen. Account Office. Siting of Hazardous Waste Landfill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Ra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Surrounding Communities[M]. Washington， DC： U.S.Gov. Print Office. 1983.
[6] Mohai，P.，B.Bryant. Environmental racism： Reviewing the evidence[A].In B. Bryant，P. Mohai（eds.）. Race and the Incidence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A Time for Discourse[C].Boulder： Westview， 1992.
[7] Brulle，R.J.，D.N.Pellow. Environmental justice：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inequalities[J].Annu. Rev.Public Health，2006，27.
[8] Bullard，R.D.，B.H.Wright.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quity： Emergent trends in the black community[J].Mid-Ame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1987，12（2）.
[9] Williams，D.R.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ls in health：A review and redirection[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90，53（2）.
[10]Burke，L.M. Race and environmental equity： A geographic analysis in Los Angeles[J].Geo Info-systems，1993，（3）.
[11]Daniels，G.，S. Friedman. Spatial inequ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toxic releases： Evidence from the 1009 TRI[J].Social Science Quarterly，1999，80（2）.
[12]Saha，R.，P.Mohai. Historical context and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siting：Understanding temporal patterns in Michigan[J].Soc Probl，2005，52（4）.
[13]Mohai，P.， D.Pellow， T.Roberts. Environmental justice[J].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2009，34.
[14]Bullard， R.D.Dumping in Dixie：Race，Clas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D]. Boulder， Colorado：Westview. 3rd ed.2000.
[15]Brooks，N.，R.Sethi.The distribution of pollution：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and exposure to air toxic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7，32（2）.
[16]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视点[J].浙江学刊，2001，（4）.
[17]卢淑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4，（6）.
[18]王书明.生存权、环境权与社会排斥的底线——环境正义经验研究的社会学视角[J].中国环境资源法学评论，2007.
[19]陆文聪，等.农民工健康权益问题的理论分析：基于环境公平的视角[J].中国人口社会科学，2009，（3）.
[20]张伟丽，叶民强.政府、环保部门、企业环保行为的动态博弈分析[J].生态经济，2005，（2）.
[21]钟茂初，闫文娟. 环境公平问题既有研究述评及研究框架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6）.
[22]毕军，杨洁，等.区域环境风险分析与管理[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23]蔡萍.环境风险的社会建构论阐释[J].兰州学刊，2008，（11）.
[24]卜玉梅.风险分配、系统信任与风险感知[D].厦门：厦门大学，2009.
[25]赵延东，等.北京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EB/OL].http：//.cn/shxw/shgz/shgz42/P020080218335519062456.pdf.，2012-04-22
[26]边燕杰，等.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J].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2）.
[27]李培林，田丰.中国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J].社会，2010，（1）.
[28]胡荣.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J].社会学研究，2003，（5）.
[29]胡荣.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分析[J].社会，2012，（6）.
[30]王朝科.性别与环境：研究环境问题的新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3）.
[31]Cupples，J.Rural development in El Hatillo， Nicaragua： Gender， neoliberalism and environmental risk[J].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2004，25（3）.
[32]杨善华，等.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3] Saha，R.，P. Mohai，J.T.Hamilton.Testing for environmental racism：Prejudice，profits，political power？[J].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1995，14（1）.
[34]潘斌.风险分配与气候正义[J].社会科学，2011，（9）.
[35]张康之，等.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治理原理[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9，（2）.
篇2
一、会计事务所审计风险的成因
（一）社会审计机构模式问题
目前，社会审计机构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模式体制的不合理。现阶段事务所大多是有限责任制和合伙制，有限责任制又占了比较大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导致了项目管理人员对风险防范意识比较薄弱这，也是为什么事务所群体在社会公信力差。
（二）审计业务质量控制问题
审计业务质量存在控制上的问题，也会使得审计风险的程度逐渐偏高。具体来讲，首先是目前我国的会计、审计事务所成立的基本条件还是比较低的。容易造成我国的会计事务所中发展不平衡。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体系的不完善也会使得事务所群体在项目管理的质量控制制度不完整。事务所直接项目人的考评、项目复核程序只是走形式主义，而没有实质性的复核。
（三）市场恶意竞争问题
某些资质较低的会计师事务所，在竞争日渐激烈的市场下，为了自身的发展，获得更多的收入，产生恶性竞争。变相的降价，用不符合规范的方法获得业务，从而使得审计质量变差，风险加大。这些都是由于国内的管理体制不完善，对会计师事务所设立的门槛不高所造成的。
二、建立防范审计风险的相关措施
社会审计对于国家的经济监督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关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如何加强对审计业务质量的把关，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规范业务操作程序
保护公众利益是我国审计准则的制定标准。因此要做到从制度上明确执业人员的责任，严格审计程序，充分展现先进的审计理念和实务，降低投资者的决策风险。这样一来就有利于保证了财务信息的公开性和促进行业的自身发展。作为社会审计最直接、根本的法律依据，每一个单位都要遵守新的审计准则，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达到建立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减少风险，降低成本，完善审计工作的目的。
（二）建立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
风险意识是每一个执业人员都所要具备的。作为审计单位的供需主体，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建立起一个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规范好每一个环节，确保服务的业务承接、业务的开展、人员的配置合理，明确对顶责任限制、报酬。用高水平的服务质量降低事务所的风险。因为岗位自身的性质、项目审计实务操作、工作程序和人员管理不当都有可能会带来风险，因此会计师事务所要围绕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制度机制这三大方面来控制审计风险。
（三）制度机制上也有可能会存在风险，因此要在工作制度机制重点寻找，预防因为权利失控和行为示范而带来的风险
在审计方法上面，相较于传统制度导向审计模式，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会的优点更加突出。这是因为风险导向模式一方面可以贯穿于整个项目过程中，能够多层次、多方位对客户的经营活动风险进行综合分析与属性评估，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审计人员主动控制审计风险的能力，从而大大降低了审计的风险。
（四）努力提高审计人员的自身素质，增强审计人员的风险识别与风险处理能力
审计人员在做审计工作时应该严格遵循职业道德准则，不、不。
第一，作为一名审计人员，必须具有全面的审计的独立性。事务所本身和被审计单位不能存在相关的利益关系。第二，从业审计人员要有不断增强自身职业技能的意识。为此需要做到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了解相关法律知识，执业能力自然会有所提升。在大多数的单位内部审计业务倾向于采取外包的形式的前提之下，外部审计的发展空间不可不谓是广泛。社会审计机构应该认识到自身是一个服务机构，应该要将提高自身服务水平作为前进的目标。因此，社会审计机构既要顺应社会的发展潮流，更新自身的理念，将审计机构和队伍建设的更加好。审计人员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意识，全面提升自我的职业道德水平，扩大审计业务的覆盖面。
除此以外，要重视对审计人员的培养，加强引进审计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力度，使得审计人员的水平不断地提高，更好为审计机构服务。社会审计工作的发展目标主要是国家和地方事业，重点要解决的是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的是绩效和责任。要实现这一目标，创新就要从审计的理念、内容、方法、技术各方面展开。实现审计风险的有效防控，全面提升审计质量。 审计人员的认真负责就是审计工作的强有力的保障。
三、各级协会和事务所应做好注册会计师的培训和管理工作
（一）强化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
每一个注册会计师都要具备基本的风险防范意识以及法律责任意识，规范操作，做到将审计风险降到最低。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就要积极地进行相关宣传教育，分析审计风险在执业中的各种具体表现和由此造成的相应利弊得失和造成的法律责任。不仅让注册会计师能够了解自身的职业，同时认识到审计风险的基本特点。
（二）加强注册会计师的后续教育
注册会计师要不断地学习，在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熟悉理解最新的法律法规，提升自身额职业技能，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中，新事物层出不穷的市场中站稳脚跟，才能更好地为上市公司服务。
（三）严格遵循职业道德和专业标准
我国曾经发生国几例由于源于注册会计师违反职业道德和审计准则造成的社会审计过失。相关人员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者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戴上了违法的镣铐。因此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切实，更好地完成审计工作。
（作者单位为宣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池小丽.论审计风险的成因与对策[J].中国科技博览，2014（48）.
篇3
孟颖，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衡阳 421001）
马克思借用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的话指出：“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后一定要偿还。”①实际上，在商品买卖中，延期付款和货币借贷，都以守信按期偿还为条件，这就形成了经济行为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形成的准则或制度即为信用制度。对于信用制度，经典作家也有过说明：“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②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的环境下，信用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发展的同时，受信人不能或不愿履行约定契约中的义务而使授信人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也会与日俱增，即信用风险也会日积月累，因为“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③。
一、信用风险的类型划分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交易对手未履行约定契约中的义务而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即受信人不能或不愿履行还本付息的责任而使授信人的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发生偏移的可能性。根据信用风险发生的经济领域，基于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相关论述，经济社会信用风险可以划分为商业信用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和货币信用风险三大类型。
1. 商业信用风险
商业信用是在商品的买者和卖者之间赊购赊销商品的产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借贷关系，它“是信用制度的基础”④。商业信用具有三个特点：其一，它是在商品的买者和卖者之间提供的信用；其二，它是以票据为工具推动商品的买和卖的；其三，它是商业信用的规模随商品的产生和流通的发展而扩大的。商业信用的发展是产业资本最充分的扩大再生产，它的作用在于促进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正如马克思所言，“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⑤
在现代经济社会，商业信用逐渐被认可和接受，而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的商业活动与日俱增。然而，因为商业信用是以信用关系为纽带而发生的借贷关系，容易发生商品买卖双方一方无力或不愿偿还另一方的事情，所以商业信用本身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商业信用风险。那么，究竟何谓商业信用风险？所谓商业信用风险，是指在以信用关系为纽带的交易过程中，交易一方不能履行给付承诺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即买方无力履行合约或者是拒绝履行合约而给卖方带来损失的风险。商业信用风险是双向性的风险，它会使交易双方都受到影响，其最主要的表现是企业客户到期不付货款或者到期没有能力付款，引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和合同违约率的攀高，从而会产生更多的坏账、呆账，造成企业资金供求矛盾，引起资金链的断裂，并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和社会经济秩序混乱。
2. 银行信用风险
银行信用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通过银行而产生的借贷关系。与商业信用相比，银行信用的活动范围比较广，经营规模比较大，借贷期限也相对比较长（银行是可以长期信贷的）。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转账结算等业务，当然，银行只有拥有雄厚的资本，才能经营发放贷款的业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银行是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在各种借与贷之间获取差价从而盈利，即获得银行利润，它相当于平均利润。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直接说明：“银行的利润一般的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⑥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银行信用在经济交流和沟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而银行信用本身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使得银行信用成为全球现代信用的主要形式。银行信用使得银行业务规模得以扩大，业务种类得以拓展，银行利润得以增加，但与此同时，银行信用风险也如影随形。
所谓银行信用风险，是指各银行在取得盈利的同时，承担着在日常资金借贷的运动过程中有可能遭受损失的风险，即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未能及时、足额偿还银行债务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银行经营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发生在贷款中，也可能发生在担保、承兑和证券投资等相关业务中，而其中主要的风险形式是贷款业务的风险又称贷款的收回风险，即银行贷出去的资金由于各种原因贷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的风险。相对于市场风险、购买力风险等，信用风险是银行最具威胁的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包括道德性信用风险（借款人有钱故意不还）和非道德性信用风险（借款人想还，但无力偿还）。但无论道德性信用风险，还是非道德性信用风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银行出现大量的死账呆账，增大银行不良资产数目，从而导致银行资产受损、信贷能力下降，对银行的出资人、所有者和广大金融消费者造成伤害，最为严重时可能导致银行破产倒闭。
3. 货币信用风险
货币信用是伴随着以金银为固定等价物进行交换而产生的一种信用关系。后来，由于金银具有不易携带、磨损成本高等缺陷，纸币代替了金银来执行货币职能。当然，纸币只是一种由国家发行的，并强制使用的货币符号，但是这种货币符号却在商品交换和发展中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电子货币得以产生，电子货币进一步提高了人们支付的便利性。不过，在便利性提高之余，风险也同样在不断增大，这一不断增大的风险亦即货币信用风险。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到：“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⑦也就是说，自从货币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埋下了货币信用风险的种子。
所谓货币信用风险，主要是指在经济社会大环境中货币流通和信用领域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的危机。马克思认为，货币信用风险“只有在一个又一个的支付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只有在人们对信用货币失去信心时，“才会发生”⑧。今天货币市场非常广阔和活跃，潜在的货币信用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本质上，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不管是纸币，还是电子货币，它们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无疑是大众的信用和日常经济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信用体系。因此，如果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货币信用平衡被打破，那么，所有债务或者款项都被要求以实物提前支付，那些以信用为载体的观念上的、虚拟的、电子的货币将不复存在。这种货币危机如果蔓延到商业领域和其他领域，那么，一场因货币信用危机而导致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就开始了。
二、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
“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⑨然而，“现在，发达文明中存在一种风险命运。”⑩犹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11而随着这一“新的可怕的武器”亦或称为“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的“崭新的力量”不断发展变化，信用风险及其社会危害也在与日俱增。
1. 美国次贷危机
在美国，很少有人买房时全额付款，购房抵押贷款（简称房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对于那些收入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来说，买房时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就无法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标准抵押贷款。这些因信用记录不好或偿还能力较差而被银行拒绝贷款的人，往往会申请次级抵押贷款购买住房。所谓次级抵押贷款（简称次贷），是指一些贷款机构为追求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得多的贷款利率，而向偿还能力较差、信用程度较低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由此可见，次级抵押贷款就是信用被放大之后而产生的借贷关系，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新经济泡沫和“911”恐怖事件，美国开始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连续多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而为房地产市场活跃与发展创造了一个利好的政策与经济环境，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有调查研究表明，2006年美国有差不多500万个家庭牵涉次贷，而且规模金额巨大。然而，2007年初，随着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还款利率开始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房屋出售变得更为困难，进而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就难上加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者不能按期还贷。由于贷款人到期欠款无法偿还，银行和贷款机构也就无法收回贷款，因而只能收回作为抵押的贷款人的房子。然而，经济萧条，购卖力下降，房产不断贬值，收回房产的银行和贷款机构没办法完成手头房产的买卖，从而就导致资金周转紧张，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
显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被无限放大，却缺少保障信用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危机发生之初表现在次贷购房人无法还贷而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和投资基金被迫关闭，随后危机波及金融体系，进而影响了实体经济。危机不仅席卷全美，并且蔓延全球。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引发的危机持续恶化，最终酿成了一场对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和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波的全球金融风暴，它使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自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美国已推行了4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盟、日本、俄罗斯等也相继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掀起的这股“货币海啸”，无疑又会进一步引发全球货币信用风险。正因如此，与其说次贷危机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倒不如把它归结为一场信用缺失危机。
2. 欧洲债务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恢复了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迅速崛起的欧洲各国为了进一步增强竞争力，而结成联盟。实践表明，欧洲联盟符合欧洲各国和整个欧洲利益，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经济政治的发展，提升了欧洲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1999年1月1日，具有独立性和法定货币地位的超国家性质货币的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正式发行，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在欧元区国家内正式流通。毫无疑问，欧元的发行与流通不仅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推进了欧洲社会文化的融合。
然而，由于欧元区一些国家，比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各国政府为了提升本国竞争力，缩小同其他欧盟国之间的差距，盲目追逐短期利益，隐瞒政府的财政赤字，过分的透支政府信用，使政府面临着巨额的债务（这些债务来自政府为应付财政支出而大量发行的、无法按期兑现的债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述各国在发债时根据预测是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之后，由于受到全球危机的冲击，各国经济疲软，失业率激增，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从而导致政府无力偿还债务，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实际上，在加入欧盟前希腊等各国就已经开始隐瞒其财务状况，比如希腊就借助高盛公司掩盖了其真实债务状况。加入欧盟之后，变本加厉透支政府信用，大量举借外债购买金融衍生产品，这与希腊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偿还能力是不相符的，从而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边是日益扩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一边是不断透支政府信用来刺激消费，最终酿成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债务危机。
不难看出，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欧盟对某些成员国一味的经济纵容和货币保护，使得政府对国家信用无限度透支，让原本就已存在的问题愈发严重，直到无法掩盖和隐藏，最终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场由政府信用透支而引发的债务危机，简单说来，就是一场货币借贷到期无法偿还的信用危机。从危机源头上来看，欧债危机是由希腊债务危机而引起的、波及整个欧盟的债务危机。希腊一国的大量无法偿还的外债使得欧盟其他成员国因为无法回收债务而陷入债务危机的链条。而欧盟早期没有陷入危机的一些成员国，如法国、德国等，为了维护整个欧洲的利益和地位，以保住欧元的稳定，就必须不断向危机爆发国注资。这一拯救欧债危机的举措使得法、德等救援国国内的流动性货币减少，自身经济发展也受到牵连，最终导致了整个欧洲经济的衰退。
3. 中国温州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国沿海沿江地区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温州就因其繁荣的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温州所产的眼镜、打火机、皮鞋等小商品也远销海外，享誉盛名。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一个江浙沿海的小渔村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的现代化大都市。由此，温州一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的模范城市。然而，在民营经济取得成功的同时，温州的民间借贷也逐渐兴盛。这种古老的借贷方式在宽松的经济环境和高额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开始慢慢地变质，这就为温州危机埋下了隐患。
温州在经济发展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自爆出一件件老板因债务跑路、甚至跳楼事件开始，温州就被推至风口浪尖处，温州爆发的这场严重的民间借贷危机引发了社会和政府高度关注，也引起了人心惶然。面对温州的现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让原本以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的温州面临如此困境？很明显，温州经济发展中后期，很大一部分企业主偏离原本经营良好的实体经济，将资本转移到房地产等巨额利润的投机行业，以致实体经济日益空心化。同时，温州人热衷于高利息率的借贷（即我们常说的民间高利贷），它是一种靠信用关系维持的私人放贷，而且放贷的资金并不全是个人自有资金，还包括各种来自亲友的资金、信用卡和银行贷款而来的资金等。12因此，一旦这种没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的“关系借贷”没办法按期归还，一旦资金链在某处断裂，所产生的后果就变得非常严重。一方面，企业家们不仅要填补实业的资金短缺，还面临高额利息率的巨大债务，企业因为严重的资金短缺，没办法正常生产运作；另一方面，这复杂而广泛的借贷关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无法避免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表面上看，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加上中央收紧信贷，导致了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实际上，温州现象主导因素是货币的借贷泛滥超出了这个城市本身所能承受的范畴，高利息率的借贷打破了货币流通的平衡。中国房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让大部分温州人尝到了借钱生钱的甜头，纷纷将投资目标放到房市等金融领域，使发家的实业经济开始衰退并日益空虚。当国家加大对楼市的打击力度，限制楼盘的炒价，这给借钱炒楼的温州人以沉重一击，最终诱发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偿还危机。在这个被高额利润诱使的、以信用为基础的私人借贷链条中，银行也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所以，当个人信用透支，资金链在某一处断裂，银行借贷中的货币没办法按时收回，一场因个人信用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就在温州爆发，并向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蔓延。
三、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有效规避
通过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马克思论及的商业信用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和货币信用风险相比，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社会信用风险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从失信主体来看，信用风险由微观个体向政府主体蔓延。与早期的个人和企业违约有所不同，今天政府失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从欧洲债务危机到美国债务违约风险都反映了政府失信风险在不断加剧。二是从金融工具来看，信用借贷由传统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产品转化。作为在传统金融工具（包括货币、债券、股票等）基础上衍化和派生出来的新型金融产品，衍生金融产品（包括期货合约、期权合约、远期合同、互换合同等）由于能够转嫁风险而得到“青睐”，但这种新型金融产品高度的财务杠杆作用加剧了信用风险的危害程度。三是由引发领域来看，信用危机由生产制造业向房产地产业转移。1929~1933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直接原因在于制造业生产与销售之间供求矛盾的尖锐化，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则是房地产的泡沫化。基于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以有效规避现代经济社会的信用风险。
1. 强化国家债务管理，规避政府违约风险
2013年初，尽管美国两党达成了“财政悬崖”阶段性协议，但其政府未能摆脱“关门危机”。实际上，自1960年以来，美国债务上限已经上调了79次（平均计算每8个月就上调一次），如果以现有利息增速判断，十年后美国债务仅仅利息的支出就将增加到1.1万亿（占其GDP总量的4.7%），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十年必须保持GDP增速不低于4.7%，才能支付国家债务的利息。132009~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欧洲五国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分别高达130%、120%、94%、83%和63%。2013年9月5日国际清算银行（BIS）有关报告显示，2007年中旬全球债务规模为70万亿美元，到2013年已经增至100万亿美元，而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债务的最大制造者。由此可见，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是防范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首要任务。
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的最好办法是避免政府的过度负债。这就要求政府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将国家债务尽可能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对现有国家债务应该强化管理，构建反映债务危机和债务风险的管理系统，建立政府债务预警、化解和救助机制。比如，调整国家债务期限结构安排，避免债务过度集中偿付；加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G）等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多渠道监管各国政府债务风险；联合设立跨国债务危机救助的专门机构等。
2. 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监管，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
20世纪70年代，以期货、期权等证券为核心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满足了人们日益复杂的投资融资、资金保值和避险需要。作为一种高级的资源配置工具，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掉期等在内的衍生金融产品经过衍生再衍生，推进了金融市场高度的发展。据世界交易所联盟（WFE）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期货交易量达到37.8亿手合约，与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24%；全球期权交易量达到2.24亿手合约，与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17%。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杠杆效应，有利于筹资、保值和避险，但同时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场的风险及危害。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爆发，正是被誉为“金融大鳄”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牟利的结果。基于此，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监管，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成为规避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必然要求。
为保证衍生金融体系稳定运行，防止市场系统性风险发生必须加强衍生金融法制建设，提高衍生金融市场交易中信息透明度，健全衍生金融市场的内控机制，构建和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的预警系统和风险控制体系，注重开发各种管理衍生金融风险的新技术和新工具。14此外，为了适应衍生金融市场国际化，各国政府还应该加强衍生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比如，建立相关信息共享机制，注重监管信息的充分交流，以防止跨国证券欺诈和市场操纵；统一监管标准和监管规则，促成各国监管行为的协调性，降低衍生金融市场风险的外部负效用；对衍生金融行业自律进行统一规范，提升衍生金融市场自我监管能力等。
3. 平抑房地产泡沫，防范土地财政风险
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伯格的理解，房地产泡沫是指房地产价格连续上涨后引发人们产生上涨预期，由于投机资本的不断加入又将进一步助推房地产价格的无节制上涨，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严重脱离市场基础，远远高于实体价格。随着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常常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或者以繁荣的消退告终而不发生危机。”15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房地产泡沫（殃及日本、泰国、香港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迪拜危机、2011年中国温州现象等无一例外地说明了信贷风险和房地产泡沫的直接相关性。房地产的非理性发展和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必将引发房地产泡沫的潜在风险与巨大危害，仅靠房地产来带动经济增长最终无益于经济良性发展。因此，平抑房地产泡沫，防范土地财政风险是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规避的重要内容。
平抑房地产泡沫，防范土地财政风险关键在于预防过度投机。这就要求加强房地产市场开发规模的监控和投资结构的管理，防止房地产市场炒作。具体而言，一是强化土地资源管理，完善土地供应制度，有效控制土地价格；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转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防止地方政府助推房地产价格；三是加强房地产市场的信贷管理，正确引导资金流向，规范房地产信贷市场；四是构建房地产市场信息平台，增加市场信息透明度，规避投机炒作和恶意操控；五是优化保障性住房开发机制，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总之，当代社会迫切需要人们审视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揭示信用风险产生的根源，探讨信用风险的规避，寻求“风险社会”的出路。只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建立健全风险监管机制，只有构建风险预警系统，只有培育出良好的信用环境，才能有效规避现代社会的各类信用风险，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82页。
②④⑤⑥⑦⑧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0页，第542页，第546页，第585页，第547页，第49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22页。
⑨（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⑩（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序言），何博闻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2页。
12刘颖、王希俊：《信用违约互换在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管理研究》，《求索》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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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不同业务流程存在的潜在风险
不同地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流程可能有所出入，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环节:首先在社会保险业务大厅的前台进行申请，称为初审阶段;通过了初审后，交由业务员进行处理，是录入阶段;接着由自己单位的经办人进行核对，即反馈阶段;通过反馈，交由社会保险机构进行再次审核，称为复核阶段;最终，进入资料的归档阶段。在初审阶段可能存在的风险有:申报资料不真实，不完整;表单填写不正确;受理人员由于各种原因，受理了不符合条件的参保单位的材料。在录入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有:单位类型、经济类型、行业内部标准、全体参加医疗标志、全体参加生育标志以及参保范围选择录入不正确。在反馈环节潜在风险是单位经办人的反馈无效，没有发现错误信息。复合环节存在的风险有信息录入不准确和经办人由于其他原因复核通过了不符合条件的单位参保登记业务。最后在归档时可能存在资料缺失、遗漏的问题。从数据的角度来分析，将社会保险数据分为:参数数据、基础数据、过程数据和结果数据四类。参数数据是指该行政区划内社会保险参保对象的总体数据值，比如，上年度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社会保险的替代率等，其存在的风险有未按规定调整参数数值，信息录入和归档的失误。基础数据是指参保单位和个人基本的社会保险信息数据，潜在风险有资料造假，录入和归档失误，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过程数据是指根据参数数据和基础数据由社会保险机构信息技术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结果数据是将过程数据经人工确认的数据，两者皆存在技术的程序错误，信息传递和转化过程的失误，归档不当等风险。
2社会保险经办风险的应对措施
在面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时，会进而导致得不到预期结果或者造成损失，我们可以从回避风险，降低风险，转移风险和承受风险四个角度来解决风险。回避风险顾名思义是指回避产生社会保险风险的流程，比如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现阶段生育保险的统筹层次是县级，如果提升至市级，可以回避县区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社会保险基金核算的风险。转移风险也是很好的减少风险的手段，通过改变操作方式，增加责任主体，设置风险共担机制来转移和分担部分风险。如现在社区代收医疗保险费时，可以采取银行账户直接结算，取消现金收付的结算方式。承受风险是不进行任何干预风险的手段，接受任何可能的风险结果。在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保险进行改制时，改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转制成本，这部分成本需要政府化解以保证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在这个阶段政府最明智、最积极的做法就是主动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降低风险是在四种应对风险过程中最为复杂和重要的措施。降低风险是指采取措施降低风险的可能性或影响，或者同时降低两者。降低经办风险几乎涉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的全过程。例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降低某项社会保险经办业务的经办风险，对该项社会保险经办业务的办理采取三级审批、加大内审抽检办理结果比例等。通过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反馈总结可以有效的达到降低社会保险经办风险的目的。事前预防是指通过适当的制度建设、机构和权限的合理配置、社会保险经办流程完善优化及强化程序开发校验。具体包括:按照国家和本省市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及基金管理的保值增值的要求，从组织机构、业务运行、基金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控制四个方面建立相应的控制;科学设立社会保险内部机构，合理进行岗位设置及严格进行权限配置，使社会保险登记，审核，保管档案等各部门之间、各经办人员之间的权利相互制约和监督;实行新程序的开发模拟，为防止对原社会保险系统造成影响，系统维护或新程序开发时应在仿真系统上先进行模拟测试。事中控制主要是通过利用社会保险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在社会保险经办系统中嵌入内控系统，内控人员通过系统对整个业务经办过程进行监控。当发现有异常情况发生时，系统会及时向内控人员提示或预警，内控人员通过分析，若认为有必要应立即要求业务经办人员进行核实，若确属社会保险业务经办出错，应立即进行整改。事后反馈总结可以是社会保险业务经办部门对本部门经办业务实行自查自审，在某一时点对某一类业务进行专项检查，也可以是由某类突发性事件而采取的措施或对高风险级别业务实行重点监控。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中心有关社会保险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组织各地力量，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业务经办风险防范标准，对于各地对社会保险经办风险的防控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终加强社会保险培训及考核，提高经办人员素质。经办人员的素质高低可以说与社会保险经办风险防控效果成正相关关系。经办人员素质高，业务娴熟，易于把握业务经办过程中的风险点，出错少，风险防控效果好。因此，应加强培训及考核，强化员工的业务经办能力及内控意识。
作者:郭敬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李珍著．社会保障理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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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所面临的宏观形势看，“十一五”期间，将是我市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经济出现的恢复性增长和以高新技术、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结构大调整，对我市间接拉动效应日趋明显；我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重化工业化的推进步伐加快，客观上使资源相对富集的我市处于比较有利的发展地位；国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将为我市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为直接而有力的带动力；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市正处在工业化初兴阶段的加速发展期，随着自治区“三大通道”及我市一批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济自身发展累积效应的显现，赤峰市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日趋凸显,实现快速发展正具备着多种有利条件。
当然，我们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机遇，对其它地区特别是周边地区都是均等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先进地区更强、更快的发展压力，面临周边地区对资源、资本、人才和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的挑战。
因此，必须加大工作力度,及早抢占先机和制高点，最大限度地争得竞争中的主动，推动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经济社会发展总的思路上，“十一五”期间，我市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加快发展为主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实施生态立市、工业强市、科教兴市“三大战略”，统筹把握资源转换、投资拉动、项目建设三个着力点，加速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三化”进程，加强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在发展的具体基本方略上，考虑我市仍然处于工业化前期和加速资源转换的阶段，而自身的资源又难以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十一五”期间，我市应着眼于区域经济一体化，面向东北经济区和京津冀地区，突出重点，积极向北拓展联资源（包括俄蒙资源，重点是煤炭、有色、黑色金属资源），向东（东北地区，重点是辽宁）向南（京、津、唐）发展接产业，自身集中力量加快技术、产业孵化搞加工，构建“北联、东进、南下”的开发、开放和发展战略格局。
――在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我们初步设想，在现有的基础上，用五年或略长一点的时间，把赤峰建设成面向国际国内的农畜产品加工基地，东北地区能源、重化工业重要基地，国内金属原材料重要基地，草原生态和地质旅游胜地，蒙东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和物流中心。
――在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上，“十一五”期间，全市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21%以上，到2010年按2000年价格计算达到1000亿元，经济总量力求保持在蒙东地区的领先地位；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1050元；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5%，到2010年达到8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年累计超过2000亿元，比“十五”期间扩大2.3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平均增长16 %，达到 292.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12.5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10%，到2010年分别达到12500元和4500元。同时对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其它方面的目标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划。
为实现这些目标，“十一五”期间，我们必须始终把握住五个直接关系加快发展的基本点：一是把扩大开放作为加快发展的主要着眼点，特别是搞好与东北地区和京津冀地区的经济融合；二是把投资拉动和项目建设摆在促进经济增长的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投资和项目建设的拉动作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三是积极主动地从更大范围配置优势资源，为培育形成区域性的优势产业基地提供保障；四是强化县域经济发展，提高产业聚集规模和资源配置效率；五是切实发挥好科技和人才的重要支撑作用。
――在发展的战略重点、主要任务及重点建设上，“十一五”期间，要切实抓好以下九个方面工作：
一、加大扶持“三农”力度，推进农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在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农牧业，加强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加速农牧业的结构调整，特别是突出抓好为养而种，加快发展农区畜牧业，大力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尽快实现农牧业经济由种植业主导型向养殖业主导型的根本性转变，力争畜牧业增加值占第一产业比重达到60%以上，农牧户参与产业化经营的程度有显著提高。在主导产业和项目上主要包括:1.设施农业工程。到2010年温室大棚蔬菜达到60万亩,新增50万亩。2.肉羊产业化工程。在全市范围内建设肉羊种源基地、养殖小区和防疫改良体系，2010年肉羊饲养规模达3000万只，出栏1600万只。3.奶牛产业化工程。围绕赤峰伊利液态奶生产线等龙头企业，建设专业化奶牛饲养小区，2010年全市奶牛存栏达到26万头。4.肉牛产业化工程。到2010年全市肉牛牧业年度存栏达到210万头，出栏 80万头。5.肉鸡养殖产业化工程。围绕草原兴发集团等龙头，到2010年，肉鸡出栏1亿只。6.肉鸭养殖产业化工程。围绕塞飞亚集团肉鸭生产线的扩产改造，到2010年肉鸭出栏4000万只。
二、扩大工业经济规模，发展壮大优势产业集群
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实行大中小项目并举、自我发展与引联合作相结合，积极建设能源、冶金、制药、重化工业四个基地和农畜产品加工中心
能源工业。在组织实施元宝山电厂三期4号机组、赤峰热电厂四期工程、大板电厂、克旗经棚热电厂，以及赤峰煤矸石电厂、平庄热电二期、元宝山热电三期工程等一批市内用电电源项目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元宝山电厂四期2×60万千瓦机组、林东电厂2×60万千瓦机组、阿旗绍根煤田坑口电厂（一期2×50万千瓦机组）等电源项目前期工作，争取适时开工建设。以达里诺尔、赛罕坝、灯笼河、翁根山等风电场为重点，建设一批装机容量10万千瓦以上的大中型风电场。促进500千伏外送东北电网通道和与华北电网联网通道建设。到2010年电力装机及在建规模达到1000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750万千瓦、风电装机150万千瓦。
冶金工业。按照“内外联合建基地、域内重点搞冶加、集聚发展扩规模”的思路，重点抓好黄岗铁锡矿区、白音诺尔铅锌矿区、拜仁达坝多金属矿区、大井子银铜矿区、敖尔盖铜矿区等一批重点矿区的开发和扩建改造。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市内企业积极主动参与市外以及俄罗斯、蒙古国的金属矿山资源开发，建设大基地。推动现有企业与国际、国内大企业集团的联合重组，实施远联年产300万吨钢铁扩建、红烨三期年产5万吨――15万吨锌锭扩建、白音诺尔年产3万吨――10万吨电解铅扩建、林西锡冶炼扩建、金峰年产6万吨阳极板铜和金剑铜公司年产3万吨――6万吨电解铜扩建等冶炼项目。同时，抓好一批后续加工项目。到2010年全市金属矿山日采选能力达到10万吨，年冶炼能力：锌20万吨、铅20万吨、铜20万吨、锡1万吨、钢铁300万吨。
制药工业。围绕建设自治区重要的医药生产基地，重点抓好赤峰制药集团、伊泰丹龙公司、大吉生化药业集团等骨干制药企业的扩张发展，加快赤峰制药集团巴柳氮钠和地红霉素等原料药年产150万吨、翁旗众鑫生物工程公司3000吨L――苯丙氨等项目的实施。
重化工业。围绕打造自治区重要的重化工基地，重点抓好阿旗绍根煤田年产1000万吨开发、平煤集团老公营子煤矿年产120万吨和红庙矿年产180万吨等煤矿的扩建改造，推进绍根、太平地等油田的开发，在集通铁路、赤大白铁路沿线的重点旗县区建设一批以煤转化及其它高载能为主的大型重化工项目。到2010年，全市煤炭产量达到3000 万吨，石油产量100万吨，煤化工、天然气化工产品的生产能力达到300至500万吨。
食品工业。围绕建成辐射周边区域的食品加工中心，重点抓好草原兴发、塞飞亚、东方万旗、锦绣大地、远大等肉类加工企业建设；加快宁城塞飞亚集团5万吨熟食制品加工、赤峰伊利乳业公司新增700万吨液态奶扩建等饮品加工企业的改扩建；积极培育以玉米、优质绿色杂粮杂豆为原料的粮深加工龙头企业，建设敖汉30万吨玉米深加工、阿旗绿豆深加工等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到2010年全市肉羊屠宰加工能力达到1000万只、肉牛屠宰加工能力达到50万头、禽类屠宰加工能力达到1.5亿只，液态奶日处理能力达到1500吨，啤酒生产能力达到50万吨、白酒生产能力达到5万吨。
三、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全面推进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重点培育流通、旅游和房地产三大主导产业。一是加快发展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产业，加强以赤峰、大板为主枢纽的客货运输场站和物流园区建设，优化商贸流通布局，发展和壮大赤峰西城菜市场、赤峰同兴市场、万商大院、林西统布活畜市场等一批专业批发市场，积极构建大流通格局。二是组织实施《赤峰市旅游总体规划》，以巩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为载体，重点建设西部草原生态地质奇观旅游区、北部辽文化旅游区、中部沙湖湿地旅游区、南部历史文化休闲度假综合旅游区。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吸引国内外各类投资主体加快实施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乌兰布统旅游区、喀旗清亲王府旅游区、红山国家森林公园、新城区公园等一批重点旅游工程，积极建设草原生态旅游胜地，做大做强旅游产业。三是适应加速推进城镇化的要求，加快发展房地产业和市政公用事业，引导支持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兴办以便民利民为主的商业、卫生保洁、托幼养老、餐饮娱乐、家政服务、医疗保健、职业介绍等社区服务业，扩大就业，提高社会化服务功能。
四、完善城镇体系，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和产业支持体系建设，主要构建一个中心城市、大板和天义两个次中心城市、七个城关镇和二十五个重点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四级城镇体系。到2010年或略长一点时间，中心城区要建设成为人居环境较好、吸引辐射力较强的百万人口城市；次中心城市达到或超过国家县级市标准；七个城关镇和二十五个重点小城镇成为基础设施、产业支撑和社会服务完善的中心城镇。全市城镇化水平达到45%以上。
五、加强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加快发展的基础
生态方面，围绕建设京津和辽西地区重要生态屏障，加快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草牧场植被恢复、国家重点公益林等工程建设。
水利方面，重点兴建三座店、德日苏宝冷、莲花泡子水库和黑哈尔河引水工程，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改造，继续实施主要河流和城镇的堤防加固与险段治理，提高供水、灌溉、防洪能力。对海拉苏、英金河、甸子、山湾子等大型灌区及28处中型灌区进行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
交通方面，要把公路、铁路建设的重点由连接市内行政区域转向连接周边城市、资源富集地和产业聚集地，为资源开发和优势产业发展构筑高效快捷通道。“十一五”期间，重点加快建设赤大、赤通、赤朝高速公路，促进赤承高速公路、经棚至锡林浩特高速公路赤峰境内段开工建设，推进赤峰至天义、国道303线凤凰岭至天山和国道111线赤峰至老府一级公路项目前期工作，建成以“二横一纵两出口”高等级公路为主骨架；建成赤大白铁路、巴彦乌拉至阜新铁路，推进林东至白音华铁路建设，促进实施叶赤线、锦承线、京通线扩能改造工程及集通线扩能改造；建设军民合用机场，积极策划克旗经棚、右旗大板支线机场。
六、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继续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增强科技、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支持卫生、体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
七、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和再就业。进一步抓好“两个确保”，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发展生产基础上，积极引导消费结构升级，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八、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借助外力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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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事故的密集发生使环境在我国集中爆发。据统计，自1996年以来，环境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长。[1]随着当前公众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其对于可能引发环境风险的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越来越敏感，群体抵制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建设的行为时有发生。
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是指污染实际并未发生，但公众由于担心具有环境风险的重大工程项目上马后会对自身居住环境和身体健康带来影响而进行群体抵制的可能性，一般由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的建设引发，严重时会导致社会失稳。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集中表现为环境，如2007年厦门PX事件、2009年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2012年启东排污事件和2014年茂名PX事件等。因此，探寻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从源头上防范社会稳定风险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学者们对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征地拆迁[2]和移民安置[3]等方面，而针对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演化研究却很少。除此之外，在对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进行研究时，比较常见的是采用系统脆弱性理论、[4]全寿命周期理论[5]和风险放大理论[6]等，从不同视角对社会稳定风险演化进行了探究，但就目前来看，很少有学者采用社会燃烧理论对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进行研究。社会燃烧理论是由牛文元院士提出来的，它界定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三个必要条件，并解释了风险演化的整个过程，可以很好地分析社会从稳定状态到失稳状态的演化路径，为认识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演化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因此，本文以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燃烧理论，对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和防范措施进行分析，以期探寻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产生的本质，以及从源头上控制社会稳定风险形成的措施。
二、 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演化机理分析
（一）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燃烧条件分析
社会燃烧理论来源于自然界的燃烧理论，牛文元院士认为社会界与自然界有异曲同工之处，自然界中的燃烧需要燃烧物质、助燃剂和点火温度这三个必备条件，社会界中的燃烧同样需要这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界燃烧与自然界燃烧不同的是：引起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因素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燃烧物质；网络舆情、社会心理的放大和非法利益的驱使等因素是推动社会不稳定的助燃剂；突发事件的产生是致使社会不稳定的点火温度。[7]这三个条件解释了社会稳定风险形成的内在条件。
1.燃烧物质。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大都属于政府主导的公共项目，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之前，企业参与角色相对弱化，这一特性决定了矛盾基本产生于公众和政府两个利益方。因此，本文从公众和政府方面分别识别致使社会不稳定的燃烧物质集。
（1）公众方面。在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建设方面，公众处于被动地位。环境问题关系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所有的社会不稳定大都由公众不满而进行抵抗开始，因此，公众方面的社会不稳定诱因不可小觑。首先，当前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在民主思想的洗礼下，更加重视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当公众意识到由于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建设将使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时，对自身的保护意识会使其产生强烈的抵制心理。其次，公众对相关知识的缺乏造成公众对风险的高估。Paul Slovic[8]在知识的“缺失模型”中指出，公众普遍凭借主观感受和个人经验判断风险大小，相较于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专家从理性角度评估风险大小来说，可信度不高。除了知识缺乏外，Bennett P[9]等人认为公众的偏见等也会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最后，公众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心理，使得其缺乏顾全大局的心态，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只顾自身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从而盲目抵制项目的建设。
（2）政府方面。在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建设方面，政府处于主动地位，致使社会不稳定的诱因多数来自于政府方面。首先，地方政府奉行GDP至上的政绩观，为了提高自己在执政时期的政绩，往往无视环保责任而上马高污染的工程项目。[10]并且相关企业中有不少都与地方政府有利益勾连，强烈地引发了公众的不满。其次，公众不相信政府有关项目上马后无环境污染风险的说辞。再次，环境影响评价是有效预防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引发的环境风险演化为社会稳定风险的有力法宝，但是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不重视环评，往往还未进行环评就准备开建，而且有关部门公布的环评信息过于专业化，公开程度低，甚至出现造假问题，这些都使环评仅仅流于形式，失去了本身的意义。最后，环评中的公众参与缺失问题是环境风险转变为社会风险的根本原因。[11]不少地方政府在做决策时经常暗箱操作，事前不征询公众意见，忽略公众对项目上马的风险感受，导致民怨的爆发。我国的公众参与制度保障方面还存在问题。虽然《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对公众参与做了相关规定，但在公众参与范围、时间、形式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使得公众参与效果较差。除此之外，我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诸如、书记信箱等）经常失灵，也迫使公众由正常渠道转向非法渠道表达利益诉求。
2.助燃剂。助燃剂是推动社会稳定风险生成的助推力，本文识别的助燃剂有四个，分别为新老媒体舆论导向、不法分子混迹其中、公众社会心理放大和政府应对方式不当。
（1）新老媒体舆论导向。当前我国进入了全媒体时代，传统的报纸、电视，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兴的微博、微信、论坛等各类传播工具，实现了对受众的全面覆盖。新媒体的出现增加了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的难度，当危机来临，新媒体作为危机爆发期的信息源和蔓延期的扩散体，比传统媒体传播危机信息更快更广。[12]新老媒体的舆论导向不可忽视，当前媒体为了博取公众的眼球，获得更多的点击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普遍夸大事实，激起受害公众更加强烈的利益诉求，甚至导致一些不相干公众的盲目跟风抵制，使事态不断恶化。
（2）不法分子混迹其中。当受害公众抵制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的建设时，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也会趁虚而入，或在网络上散播谣言，或用言语激化受害公众，故意夸大后果的严重性，恶意制造无端事件，采用各种手法鼓动公众，以达到自身的某种目的，结果造成公众心理上的恐慌甚至失去理性，做出破坏行为，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演化升级。
（3）公众社会心理放大。当公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政府及时、合理的回应时，在“闹大才能维权”“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和“法不责众”等心理的驱使下，公众认为采取集体上访、聚众闹事的方式才可以得到政府的回应，才能较快解决问题，于是采取非法途径进行上诉，极大地危害了社会的稳定。[13]
（4）政府应对方式不当。目前存在政府对于公众的利益诉求应对方式不当的问题。如在事件萌芽期，采取不管不问的方式；在事件发酵期，采取“堵民”而非“疏民”的搪塞方式；在事件期，采用简单粗暴的打压方式。这些不当的应对方式和行为都使得政府和公众之间矛盾不断加深，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3.点火温度。在我国，群体突发事件的产生是致使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生成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加剧环境风险转变为社会风险的点火温度。这些群体突发事件具有参与人数众多、危害大和易复制性等特点，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如果在这一环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妥善处理，就很有可能引致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全面爆发
（二）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模型的构建
社会燃烧理论在解释社会稳定风险的演化过程时认为，当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矛盾时，整个社会处于理论上的绝对稳定状态。但是只要出现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燃烧物质，就会对社会稳定状态施以不同程度的负贡献，若加上助燃剂的助推，将促使个体逐渐聚结为群体，当负贡献的量与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在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点火温度的触发下，社会就会出现失稳甚至崩溃的局面。
因此，结合社会燃烧理论，分析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路径，可以认为，在不考虑其他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如征地拆迁、移民等），当重大工程项目的上马不具有环境风险时，整个社会系统处于稳定和谐状态。但当公众意识到重大工程项目在建成后可能会对环境有所损害，且出现上文阐述的公众和政府任意一方的燃烧物质，就会给原有的平衡局面施以“负贡献”，使原来稳定的社会状态变得无序、混乱。若再经历媒体的舆论导向、公众社会心理放大等助燃剂的推波助澜，社会系统中无序混乱的个体会不断壮大并集结成具有相当规模且带有强烈破坏力的负面群体。随着负面群体不断给社会系统施加负贡献，使负贡献的质和量达到一定程度，点火温度阈值就会被突破，从而产生群体性突发事件。此时，如果再不及时采取措施去控制，社会系统所能图1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模型够承受的最大临界值就会迅速被逼近，致使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全面爆发。基于此，本文构建了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模型，如图1所示。
三、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防范措施
燃烧物质、助燃剂和点火温度是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形成的三个必要条件，但这三个条件并不是孤立作用的，而是一条“燃烧物质助燃剂点火温度”的链式反应。针对此，应从三方面采取措施以弱化和避免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一）消除燃烧物质
燃烧物质相当于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源，此时社会稳定风险处于萌芽状态，从源头上控制社会稳定风险能有效地避免社会不稳定带来的损失。消除燃烧物质是防范社会稳定风险最明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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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区安全生产的经济社会风险因子探讨
2.1 地方GDP增长率
地方GDP增长率是对当地经济情况增长速度反映的重要指标，对其计算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通过前一年GDP作为基期指数，则其增长率= (GDP指数-100) /100；另一种算法则是以随机一年GDP指数计算，其增长率= (本年GDP指数-前一年GDP指数) /前一年GDP指数。由于在不同城市地区中其经济结构以及发展形势都存在一定的区别，就使得地区与地区之间从业人员的数量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则应当以GDP增长率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因素。
2.2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这个因子指的是在该地区中从事第二产业中人员占据整个地区从业人数的总比例，其由产业就业人员数同地区中总结业人数之间的比值确定。
2.3 地区产业结构系数
这个因子能够有效的对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调节情况进行反映。其中，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则是对地区中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合理化方向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正是能够对当地资源供给结构、需求结构以及技术结构这几者之间相互适应情况良好实现的一种状态。对于产业结构系数测定的方法就是对地区中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在GDP中占据的比重计算，并以计算结果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的情况是否平衡，并通过结构的平衡程度得到产业结构水平。
2.4 地区高危行业占比这个因子能够有效的对地区产业中高危行业的比例进行反映。在这个高危行业概念中，主要包括我国的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以及重化工业，这几个行业同其他行业相比都具有较高的事故发生率、危险系数以及当出现事故时会为企业以及地区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业。而高危行业占比的计算方法就是以上行业所获得的增加值同该地区中所中行业生产的总值之比。
2.5 人均GDP人均GDP指的是在地区定时期所产生的所有生产总值同同时期地区中人口总数之比，其能够有效的对地区中人口数量同经济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以及强度进行反映，其也正是在我国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对该地区整体经济情况衡量的一项重要经济指标。其计算方式也很简单，即是该地区总GDP同人口之间的比值。
2.6 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则是对该地区城市化程度衡量的一项重要因子，其为地区中城市人头在地区所有人口之间的比例。
2.7 城镇人口密度此因子代表的是在城市范围之中居住、长期从事二、三产业工作并始终享受城镇配套服务的人群，这部分人群不仅包括城镇中城市户口的人群，还包括在城市中具有农业户口但是没有从而农业工作的群体，也包括在城镇居住但是非本地户口的外地流动人口。而密度值则为以上群体的人口数量同城市面积之间的比重。
2.8 从业人员素质对于在城市中从事高危行业的群体来说，其自身所具有的安全方面知识、技能、意识以及对危险情况防范的能力都会对其在工作过程中行使的安全行为产生支配作用，并会由这种支配作用对安全工作实施的效果产生影响，也正是企业能否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在对从人人员素质计算的过程中，主要将工作人员自身的教育水平以及专业技能掌握情况对指标进行衡量，而其同该行业从业的总人数之间的比值则为该地区人员的整体业务素质。
2.9 卫生经费支出此因子主要指的是在该地区财政部门对于财政资金使用的情况，从而能够满足城市中不同事业发展以及经济建设的需求。从财政对于不同领域支出的情况则可以看出该城市各项领域的投入力度。其中，对于卫生方面的支出情况则是在城市中各项事业经费的其中一项资金，能够有效的对地区中对于医疗方向投入资金的情况进行反映，这个支出变量也是一个对于地区安全程度计算的控制变量。
2.10 卫生行业从业人数在这个卫生行业中，主要有正常医疗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健康指导机构以及疾病防控中心等等。在这些机构中的从业人员如卫生技术人员、医生、药剂人员、护士等等都属于其中。能够有效的对地区安全善后水平进行反映。
3.对于经济社会风险因子的分析
3.1 在上述因子中，当城市中从业人员数量增加以及工业规模加大时，都会为地区的安全生产带来更大的威胁，并可能导致在地区中安全事故比率上升的情况出现。
3.2 当一个地区中从业人员素质以及城市化水平较高时，则会使地区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增强，同时如果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对于安全生产的宣传，则也会由于在地区中形成一种安全氛围而能够有效减少事故的发生。
3.3 当城市中人口密度、建筑密度增加时，城市安全生产的事故发生率也在增加。同时，随着城市化建设水平的提高，也会由于相关安全生产措施建设较为完善以及从业人员意识增强的原因而使事故死亡率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4.结束语
总的来说，在我国工业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保证地区的安全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在本文中，我们对于地区安全生产的经济社会风险因子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与探讨，而我们在开展安全生产调查时，也应当积极考虑以上因子，并在对各项因子改进、优化的同时保障地区安全生产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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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卷对象分析
本卷共发放150份，回收142份，回收率94.7%，其中有效问卷136份，有效率95.8%。调查样本中男性比例为62.5%，女性比例为37.5%，在性别分布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样本中年龄主要集中在20～50岁之间，他们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对中原经济区建设中风险因素的认识具有代表性。调查样本的职业主要涉及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人员和其他职业人员，其中各级公务员占78.7%，企事业单位人员占14.7%，其他职业人员占6.6%。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他们对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稳定风险的认知情况，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社会稳定风险管理水平。调查样本覆盖了省直城区、市县城区和农村地区，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二）问卷内容分析
本卷主要涉及征地拆迁、城市化困境、工业污染、农村土地流转四个方面，力图从问卷对象的回答中了解其对中原经济区建设潜在的稳定风险认识水平和应对能力。
关于征地拆迁，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针对国家征地补偿政策在干部及其他人员中的认知情况提出的问题。结果：有将近一半的人对国家征地补偿政策不完全了解，有1/4的人完全不了解，两项加在一起的比例占75%。这就给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埋下了“地雷”。二是针对引发拆迁冲突原因提出的问题。结果：40.4%的被访者认为“征地补偿不合理”是主要原因；33.8%的被访者认为“征地补偿公开透明度不够”是主要原因；17.6%的被访者认为“征地拆迁行为不规范”是主要原因。在其他选项中，有人认为拆迁规定不统一是主要原因，也有人认为相关法律法规缺失是主要原因等等。
关于城市化的困境，我们设计了一道多项选择题。结果：48.5%的被访者认为，要将大部分农民从土地上释放出来，通过农民市民化来推进城市化进程，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另外，还有不少人认为，现行的户籍制度和高昂的生活成本、高房价也成为农民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
关于工业污染，我们设计了两个题。一是“你认为工业发展造成的污染程度如何”，被调查者普遍认为当前工业发展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很严重。二是“你认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承接工业项目中对污染问题重视程度如何”，被调查者有85.3%的人认为不重视、应付了事或一般。
关于农村土地流转，我们设计了两个题。一是“你所在的乡村农地流转情况如何”，其中选择不清楚的占31.6%，选择一般的占37%，选择流转力度较小的占20%，选择流转力度很大的只占11.4%。二是围绕农村土地流转中频繁出现纠纷的原因，我们设计了一个多选题。其中，选择“土地流转法规不健全”的占71.3%，选择农民法制意识薄弱的占41.2%，选择“政府监管力度不够”的占36%。
二、第二套问卷分析
（一）问卷对象分析
本卷共发放250份，回收221份，回收率88.4%，其中有效问卷207份，有效率93.7%。调查对象主要是乡镇以及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他们身处基层，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线，对于基层社会稳定风险管理有最直观的认识和最深切的感受。本问卷就是通过对他们的调查，了解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容易引发的因素以及目前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二）问卷内容分析
本卷主要围绕社会稳定风险管理问题进行了设计，涉及三个问题。
一是“你认为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有哪些”，我们设计了一个多选题。其中：选择“非法征地，暴力拆迁”的占56.4%。选择“失地农民就业、生活保障不力”的占52.3%。选择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安全生产问题、劳资矛盾问题的占49.3%。选择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被上楼”的占39.8%。选择食品安全和社会治安问题的占37.2%。
二是“你认为目前容易引发的因素有哪些”，我们设计了三个选项。其中，选择“征地补偿不合理，失地农民就业生活无保障”的占49.4%，选择“暴力执法”的占40.8%，选择“其他”的占9.8%。
三是“你认为目前我省社会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设计了五个选项，其中“重事后处理，轻源头治理”和“管理主体协同管理机制缺失”成为选择最多的两项，分别占69.7%和58.9%。
三、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综合评估
（一）取得的成就
1.着力民生，通过夯实“稳定大厦”基础降低社会稳定风险。近年来河南实施了扩大就业、发展教育等十大民生工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降低了社会稳定风险。
2.着力预防，通过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降低社会稳定风险。河南省自2007年以来就开始重视稳定风险评估，提出了“重大决策出台、重大项目实施之前，必须实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要求，并在全省各地逐步实施。
3.着力基层，通过基层微观管理创新降低社会稳定风险。河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稳定对整个社会稳定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在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河南省着力基层，着力微观，出现了义马“群众之家”经验、漯河的“阳光拆迁”经验和许昌市“抓早、抓小、抓好”的稳定风险管理经验。
4.着力教育，通过道德教育降低社会稳定风险。河南省扎实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教育活动。通过树文明标兵、评道德模范活动、争先创优活动以及“三平”精神（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烈责任感）教育，提升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
（二）面临的挑战
1.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既有自然灾害、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也有社会生活领域中内生风险，如贫富分化、劳资冲突等。
篇9
图①
一、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中存在的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也称为败德风险，它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基于道德风险的定义，下面从需求方、供给方、医患双方以及医疗消费的特殊性四个方面具体进行阐述。
（一）需求方道德风险
图②
需求方道德风险是指患者利用自己掌握足够多的信息获得利益最大化，从而造成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一方面在社会医疗保险机制尚未成熟时，容易出现“一人参保，全家吃药”的现象。在以前的保险安排下，首先是个人自付，然后到保险机构报销，这样极不方便，参保人也许没有太多的资金去交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与此同时，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参保人也许会和医院达成协议，通过造假让保险公司赔付更多的保额，获得额外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会出现患者过度消费现象。当保险公司支付一定数量的保额时，患者会消费更多的医疗卫生服务，例如当患者住院时，往往比在参保前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享有更长的住院时间和享用更多更昂贵的药物，从而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在经济学中，资源是稀缺的，一部分人选用将使得另一部分人不能享用，由此另一部分人的健康不能得到很好地保障。
在经济学中，资源是稀缺的，假设市场由价格进行调控，医疗服务的消费量与价格的供求曲线如图②所示。当患者没有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时，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交于E1点，此时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医疗服务消费资源为OP1*OQ1。而当患者参加医疗保险后，由于第三方付费制度，加之医生的引导，造成过度消费现象，假设患者享受的是全额医疗保险，由于边际成本为零，医疗服务消费量变为Q2，对应的价格为P2，从而医疗服务消费资源为OQ2*OP2，远远大于OP1*OQ1，由此造成了OP2*OQ2-OP1*OQ1资源的浪费，从而造成了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二）供给方道德风险
供给方道德风险是指医生利用其信息优势所造成的社会医疗卫生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医生占有很大的市场支配能力，凭借其专业优势，掌握着医学教育、医师准入、临床标准等等，在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医生往往诱导患者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造成资源上的浪费。同时医生拥有双重身份，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医疗服务的决定者，而患者的需求是所谓的派生需求：患者所期待的是健康、活力、长寿，对医疗服务很难进行评估，无法了解自己的具体病情，对于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更是没有依据。于是患者多将决定权在一定程度上让渡给医生，由其提供治疗方案。这种特殊的委托关系往往会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造成利益驱动。
相对于这种特殊的委托关系，医生不仅提供消费建议，而且直接决定卫生服务的种类和数量。由于这种第三方付费制度的存在，使得医生加大开药的力度，即使是小病也会诱导患者多开药方，这极大的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由于以药养医的不合理制度，医生的工资与其所开的药物直接挂钩，这更促进了道德风险，使得医疗卫生费用不合理增长。
图③
在如图③的供求曲线中，当不考虑道德风险的时候，供给和需求曲线即S0和D0相交于E1点，此时处于均衡状态，所消耗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为OP0*OQ0。然而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医生诱导消费者过度需求，从而使需求曲线由D0移到D1，由于第三方付费制度以及以药养医体制的影响，医生愿意提供更多的服务，供给增加，由此供给曲线由S0移至S1，从而达到新的均衡状态E2，均衡点由E1移到E2，此时所消费的资源为OP2*OQ2，这远远大于不考虑道德风险时所消耗的资源，造成了OP2*OQ2-OP0*OQ0资源的浪费，使医疗卫生费用不合理的增加。
（三）医患合谋
自1998年以来，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市场主要由三方参与者构成：保险机构、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如图④。由于我国医疗保险中的第三方付费制度，从而使得医生与患者达成共识，医生诱导患者过度消费，与此同时患者与医生合作，愿意消费这些服务，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双方建立联合机制共同对付保险机构，从而滋生出了许多“人情处方”、“营养处方”，造成了社会医疗卫生服务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图④
（四）医疗消费的特殊性
1、不确定性：人们对于患病与否是不确定的，同时在医疗卫生服务市场，患者一般并不充分了解何种医疗服务是恰当的、甚至不了解如何评价医疗质量，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也不能充分了解各种医疗方案的功效。因此，在有社会医疗保险的情况下，医患双方易于采用成本较高的治疗方法，道德风险也就随之产生，基于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医疗卫生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2、对健康的重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相应的，从事一切活动的基础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然而每个人都难以规避疾病的风险，轻者也许住院或是吃药就好了，重者危及生命甚至家人的健康。基于健康的重要性，人们会对生命高度关注。在有社会医疗保险的情况下，基于“免费搭车”的心理，消费者会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造成资源的浪费。
3、消费医疗服务的成本高：昂贵的医疗服务成为人们的负担，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可以减轻压力，于是就会使得一张“医保卡”，成为全家人的享用，由此引发道德风险，使得医保卡相互借用。有人即使没有太大的病也会借卡刷药，以便留着备用甚至转手变卖，增加自己的利润，由此造成过多资源的浪费。
二、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具体预防措施
（一）建立费用分担机制，制定合理的自负比例
在我国以前的社会医疗保险体制中，个人支付的比例相对不合理，对于适当提高自负比例，增加参保人的成本可以使参保人与保险机构共同参与管理，减少供给方的道德风险，同时减少了医患合谋风险，节约了资源。另外，对于参保人因抽烟、酗酒等不良习惯造成的疾病，应该适当提高自负比例，使其减少这种不良习惯，提高健康意识；对于参保人有恶性疾病而医疗费用昂贵时，可以适当减少自负比例，保证其身体康复。
（二）实行医药分家制度
实行医药分家制度，可以切断“以药养医”渠道。由于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占有更多的优势，从而在暗地里购置一些有回扣的药品，使它的成本与价格严重脱钩，医生可以从中获得丰厚的私利，正是这种道德风险的泛滥造成医疗费用严重不合理增长。当实施医药分家制度后，医生只负责开处方为病人诊断，不涉及药品买卖，由患者自己到药店购买，由于医生不参与药品利益，这就大大降低了医疗费用。
（三）建立医患双方信用评级制度
规避道德风险的核心就是道德体系的建立，这就需要政府的参与，完善个人基本信息，学习美国的诚信制度，对于每个参保人和医院要建立一个信用平台，清楚地记录其消费以及病例情况，加强信息披露，这样也方便保险公司进行调查确认，减少不必要资源的浪费。
（四）增强全民保险意识
道德风险的规避不仅在于制度的完善，而且取决于个人保险意识的提高，当全民将社会医疗保险仅作为其医疗保障而不是为了获取额外私利的时候，医疗卫生费用的不合理增长自然减轻了许多。目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慢性疾病成为了人们的经济负担，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可以减轻人们的负担，因此通过广泛宣传，增加全民医疗保险意识，不仅对社会还是个人都大有裨益。
（五）政府加强医院的管理
在道德风险中，主要是医生凭借其专业优势，拥有充分的信息诱导患者过度消费，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医院的管理，要求医院提高对医生的选拔要求，选择一些高水平、高素质的医生，同时医院应该加强医生的责任意识。
（六）建立医院集群，增加竞争
在对医院进行管理的时候，可以使医院集群，增加医院的横向和纵向竞争，在竞争中就会产生淘汰，从而能不断提高医生的服务质量，减少道德风险，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医疗领域的发展。
三、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国社会医疗卫生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道德风险的影响，道德风险的存在制约了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顺利实施，为此我国在原有制度的情况下还需进一步加大措施来规避道德风险，提高全民医保意识，加大我国卫生费用的投资，让全民享有平等治疗的权利，尤其是目前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的健康需要保证。因此，建立全民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规避道德风险，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顾听.全球性医疗体制改革的大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2005，（06）：121 一 128
[2]刘婷.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防范与控制[J].改革与开放，2009（10）：160
[3]路佳.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09（5）：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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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risk risk society management
作者简介:李慧(1985.9-),女,湖北荆门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8级治安学硕士研究生。
一、什么是风险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 rich Beck)在1986出版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 》一书中,通过对工业社会现代性的反思提出了“风险社会( Risk Society)”这一全新的社会理念。《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不同于人们传统观念中的“风险”和自然界的“风险”,而是一种属于未来世界的、具有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风险。
贝克认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重要特征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脱工业社会建立的风险预防和监督机制。贝克指出: “风险社会至少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甚至有可能早在人类社会自身刚刚诞生时就已经浮现了。……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
二、处于风险社会的中国的公共安全问题的特点
1、风险发生的共时性特点。这主要是由我国目前三元社会并存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诸多风险在我国的时空结构中同时爆发式地展现。如在中国现阶段,重大自然灾害频发;多种传染病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安全事故总量居高不下,重大、特大和特别重大事故时有发多;群众上访居高不下,总量呈上升趋势,甚至引发局部地区社会的不稳定;恶性刑事案件的发案率逐年上升,各种传统和新型的犯罪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
2、公共安全事件种类繁多、范围广、危害大。这主要是由风险发生的共时性特点决定的。我国不仅自然灾害频繁,随着社会的转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公共安全事件也日益增多。比较突出的领域主要有:自然灾害、安全生产、金融风险、信息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及民族宗教等。
3、政府应对风险的能力还有待于提高。一是公共安全管理体制、机制、法制还不健全,缺乏统一协调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二是政府在应对和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应对措施、应对方式、应对时间和应对意识上仍跟不上时展的潮流;三是我国日前的公共安全治理,还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领域,对由新科技发展带来的新型公共安全问题关注不够;四是政府在公共安全治理中没能充分调动起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积极应对公共安全问题。
4、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公共安全意识缺乏。首先,社会公众之间普遍缺乏安全感,缺乏社会信任。在社会生活中,“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失去昔日对科学的迷信,整个社会信任感丧失了1。其次,处在“不去思考此类问题、更不去精确计算巨大灾难之风险的情况下所获取的虚幻的、暂时的稳定2”的盲目性之中,普遍缺乏基本的应急素质和安全知识,普遍缺乏基本的危机应对与处理能力。
三、风险社会下公安机关的应对策略
(一) 转换执法理念,切实保障人权
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作为人民民主政权的捍卫者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障者,其工作宗旨在于为人民服务,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但是,一些民警在执法中总是过度重视职能,而忽视了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从而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为了解决当前公安执法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公安机关必须端正执法理念,树立公仆意识,把“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贯穿于执法工作的每个环节,严格依法办事,重视程序公正,切实保障人权。只有这样,公安机关才可能自如地应对风险社会中的各种挑战。
(二)推进社区警务建设
加强与社区群众联系。社区警务室根据社区情况,做好经常性人口登记和定期统计。充分运用现代技术,完善人口信息咨询。核实、掌握重点人口的有关情况。调查、了解辖区社会治安和居民安全防范情况。对居住在社区内的重点人口要建立个人档案,重点控制,积极疏导,加强帮助教育;对社区内的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建立组织,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定期掌握情况,实施合理有效监控活动。
(三) 推进警务信息化战略
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是通过综合收集、分析和使用情报信息,引导警务决策,提高警务效能,从而达到有效预防和打击犯罪目的的警务战略。要牢固确立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理念,坚持以基层信息主导警务推进打防控一体化。具体做法有:组织民警结合日常工作,及时、全面搜集治安信息;及时汇总、分析收集到的信息,作出正确的警务决策;严格程序与标准,及时、规范地验收、录入、报送信息;针对社会需求,督促民警及时地运用信息促进工作的顺利开展;综合运用,以促进业务开展、警民合作和队伍建设;搞好保密、保卫,用好、管好治安信息系统与网络。
(四)创新动态警务战略
基层公安机关应该牢固树立主动警务、实效警务的理念。在情报信息的精确制导下,合理调整勤务方式,使民警主动出击、现场管控。合理调整公安机关的作息制度,因地、因时、因发案规律制定相应的工作机制和勤务制度,努力促使更多的警力走进社区,投向街面路面,布控在高发案时段和高发案部位,实行对社会全时空的动态管控。
参考文献:
[1]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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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险管理（SocialRiskManagement）是世界银行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于1999年提出的社会保护政策的全新理念，旨在拓展现有的社会保障政策思路，强调运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多种社会风险防范与补偿的制度安排，系统、综合、动态地处置新形势下各国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风险管理是在全面系统的社会风险分析基础上，强调综合运用各种风险控制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及个人的风险管理责任，强调通过系统的、动态调节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思路，有效处置社会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和协调发展的新的策略框架。概而言之，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决策价值。
其一，社会风险管理强调将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框架用于社会政策领域，尤其强调系统思维、综合控制和整体协调的管理哲学；强调运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包括社会风险的在险价值（VaR）测试、社会风险心理测试方法，并在社会风险定性和定量分析基础上，实现对社会风险的有效控制。在变化、动态的社会风险背景下，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和政策框架必然四处受阻，而系统、综合、整体协调与动态调整的思维方式和制度框架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决策及政策效应。应当说，社会风险管理正是适应变化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变迁而提出的创新理念。
其二，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强调综合协调政府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保险机制、家庭及民间互助机构在处置社会风险与实现社会稳定上的重要作用。既注重强化并发挥社会保障这一政府主导的正式制度安排的支柱作用，又充分运用市场保险机制，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经济保障功能。同时，充分发挥各种传统的非正规制度安排机制在社会稳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重视家庭保障、民间互助援助在社会稳定上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和调动传统文化心理、习俗的社会风险自控机制的潜在价值。惟有综合发挥社会保护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处置社会风险并探索适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保护机制。
其三，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框架强调综合运用风险分析技术和方法，充分发挥风险控制工具、风险补偿工具的重要作用并构建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与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旨在强化基本生活保障的作用相比，社会风险管理的内涵和外延无疑更为宽广，它拓展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性框架的作用，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风险控制理念和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思路及创新制度框架。社会风险管理体系自身的综合优势，无疑为在新形势下进行社会保护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和管理框架，对有效化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实现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意义。
其四，社会风险管理策略框架是在极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提出的系统处置社会风险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思维。它强调运用复杂性科学的基本方法，探索社会风险管理的风险分析、风险控制、风险预警，风险补偿系统及其各系统的有机组合、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政策取向，强调层次结构、功能结构的结合，静态与动态的融合，定性与定量的结合，控制、预警与补偿的结合，分析、决策与反馈机制的结合，寻求最佳的社会风险管理绩效。
在我国社会风险日渐凸显的背景下，强调实施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具有更为重要的决策价值和现实意义：（1）运用创新思维对我国加入WTO之后的社会风险管理策略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为测度我国入世后社会风险的复杂性，探索系统处置社会风险的方式，提供新的理论分析视角。（2）将为我国入世后有效处置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提供新的策略框架和政策思路。（3）有助于我们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索分析复杂的经济社会保障系统的新途径。
二、加入WTO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改革面临的新风险和新挑战
其一，在转型期，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构建过程中自身存在复杂性和脆弱性，这能否应对和有效处置入世后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及其社会保障改革进程的受阻，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正是在我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企改革尚未到位的特定背景下，入世所引发的外部压力，无疑会加剧国企下岗职工分流与再就业的压力，对正在推进的下岗制度与失业保险并轨的改革，产生严重的资金短缺矛盾。同时，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尚未覆盖到城镇所有劳动者，即便加速扩展步伐，在短期内也较难积累WTO压力下所需的巨额社会保障基金，并对制度稳定运行带来压力。显然，企业改革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随着失业和下岗人数的增加，一方面失业保险金需求在短期内会增大，而下岗分流的人提前退休形式则又会构成长期养老保险金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企业缴费机制受阻，将减少社会保障的资金供给来源。尤其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隐性债务未能有效吸收的条件下，新增社会保险金的较大需求，亦会给制度运行带来潜在压力。在近几年内，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供求矛盾将显得格外突出，并可能大大超出人们目前的估计。
其二，入世后，收入差距拉大的风险难以避免，弱势群体人数的增多，将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行格局产生严重压力。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WTO的各项规则的实施，将程度不同地制约和影响各国的社会发展。富国越富、穷国越穷是经济全球化演进中隐含的重要逻辑。在此意义上，入世可能会加剧我国业已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短期内，我国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将会更为突出，部分农民贫困问题将对我国现行扶贫战略带来严峻挑战。同时，加入WTO将对我国现行社会救助制度带来极为严重的挑战。强化非常规的政策思路以缓解收人差距的继续扩大，强化临时性救助显得格外重要。
其三，WTO将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新旧模式的转型带来巨大的潜在压力。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历程表明，社会保障改革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社会保障的若干深层次矛盾正逐渐凸显，如隐性债务的吸收与消化，三条保障线与失业保险制度的平稳过渡等对近期和长期的社会稳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入世后的全方位挑战，无疑会使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的诸多改革措施受阻。加入WTO引发的新的社会风险，又对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且会较大幅度地增大改革的成本。因而，加入WTO对我国社会保障的近期与长期的严峻挑战不应低估。
最后，除上述已引起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的各类显性社会风险外，由于经济保障、就业保障、企业单位保障逐渐缺位和社会保障改革滞后，长期积累的隐性社会风险及其严重性不应低估。这主要表现为下岗职工以及基本收入保障难以得到保障的社会群体长期的心理压力及对收入差距悬殊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心理压抑。这形成不可低估的潜在社会风险，若不有效防范，加以引导或疏导，在特定背景下将可能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因而，基本经济保障和心理疏导并重，乃是社会风险策略框架关注的一个重要政策层面。宣传舆论机构的正确导向和政府部门及时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将有助于缓解长期积累的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压力。当代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被定义为违背社会文化规范的行为与不幸事故。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尤其是收入与分配的过分悬殊及城乡贫困人口的增加，无疑会使我国特定制度背景下的潜在社会风险更趋严峻，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策略框架。因此，尽快实施社会风险管理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用创新思维构建我国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如何应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背景下面临的严峻挑战呢？笔者认为，应突破现有制度框架，用创新思维制定应对策略，构建我国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实施积极的、动态调整的社会风险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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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社会元素相互协调、合作、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以追求最大化的治理效能，最终达到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之目的。协同治理的前提假设是“多中心”理论，强调上下互动的权力向度与资源有效整合。
二、农村社会风险协同防控概述
（一）农村社会风险概念。农村社会风险是指受自然灾害、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可能引发的农村社会失序和社会动荡。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风险类型多样，主要包含农民人身风险、农村组织方面的风险、农村文化风险等方面。
（二）农村社会风险协同防控概念。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视角，我们可以得出在农村社会风险发生时，除了要积极发挥政府在风险防控中的作用，还应当最大可能的调动社会力量，形成协调合作防控危机的局面。
（三）协同防控主体的角色定位。（1）政府的定位。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从过去的“全能政府”逐渐向“掌舵型政府”过渡，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作用的弱化。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经验看来，在防控社会风险，处理社会公共危机过程中，政府这一特殊组织凭借自身天然的优势，拥有强大的国家强制力、领导协调能力、财政支持力和法律约束力。而这些能力都是其他社会主体所不具备的，因此，在社会风险防控过程中，政府始终处于统筹规划的主导地位。（2）其他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认为在处理公共事务中，存在多个治理主体，这些主体之间互相独立、不存在上下级领导关系，它们之间是平等的合作、竞争关系。协同网络中的各个参与者保持独立自主，不受政府的限制，是协同的前提条件。
三、农村风险协同防控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风险意识。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我国学校都普遍只关注学生成绩和升学率，对危机教育涉及非常少。长期以来危机教育的缺失，导致我国，特别是农村地区普遍缺乏风险意识。同时，政府过度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忽视社会风险的防控。作为国家的指挥者，既没有利用自身的优势，对社会公众进行危机教育，普及风险意识，也没有调动社会多方资源形成全方位的风险预警机制。
（二）缺乏有效信息沟通机制。在协同防控农村社会风险过程中，由于各个协同主体的相互独立，受农村地域广，社会组织分散，技术水平和人才滞后的影响，社会风险信息不对称，信息沟通不畅的现象经常发生。防控主体具有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征，如果缺乏一个综合的信息沟通协调机制，风险防控中的各个机构就会呈分散状态，社会资源也无法被整合利用，甚至会出现资源浪费、权责不分、责任推诿等问题。
（三）农村社会风险管理缺失。在我国，风险防控还处于起步阶段，既缺乏专业的风险预警机制和应对风险的专门性处置机构，也尚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国家突发性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农村社会风险管理实质上就是对外趋利避害，谋求国家安全；对内有效缓和矛盾，抑制社会危机。
（四）风险防控主体间力量发展不平衡。首先，政府主导风险管理缺陷显现。受传统“官本位”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成为公共管理中的绝对中心，在风险防控的过程中，政府也始终占据着领导者的地位，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而其他社会组织、公众几乎都长期处于被安排的状态之下。其次，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中介组织面临着数量少、规模小、人才流失、缺乏专业技术支持、法律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导致其在风险预警、风险防控中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完善我国农村社会风险协同防控的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风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全面、系统的风险管理法律体系。社会风险管理法律体系应做到宏观管理与微观标准相结合，不仅要包括风险管理的总体规定，还应包括相关实施细则，完善应急法律机制，二者互补，完善风险管理程序。另外针对我国社会风险管理现状，还应完善与社会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监督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强化农村社会风险管理。首先，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有助于促进农村社会风险防控过程规范化、效能化，为风险防控提供硬件支持，是构建有效风险协同防控网络的前提条件。其次，完善农村社会风险预警机制。从我国国情和我国农村现状出发，建立标准化的预警指标体系和应急基金体系，针对农村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因地制宜，探索新型社会风险预警方式和手段。
（三）完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首先，强化协同治理理念。在农村社会风险防控中，政府应坚持走群众路线，积极引导、激发农民和社会各界组织的参与自主性和积极性，保障农民各项权益，获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构建一个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协同治理局面。其次，应加强防控主体的道德建设。加强防控主体的道德建设，积累“道德资本”，有助于强化政府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巩固农村风险防控网络的有效运行。最后，还应深化改革，完善新农村文化建设，构建强有力的农村文化队伍，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和素质水平，培育风险管理专业人才。
（四）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是构建农村风险防控网络的必由之路。首先，政府应鼓励农村社会组织的成长，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加大支持和扶持力度，在相关制度和政策层面给予农村社会组织便利和优待，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形成各个部门合力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的新局面。
（五）加强信息交流。针对风险信息失真和有效信息缺失这一困境，首先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应急资源信息交流平台，保证信息的真实性，通过这一平台，快速收集、整合农村社会风险信息，提高各地区风险预警能力和防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