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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钢琴考级制度的起源
音乐考级最初起源于英国，是一种由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在内的四家音乐学院兴办的以器乐为主的音乐考级制度。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钢琴考级”是在1990年的7月，中国音协成立了“全国乐器演奏（业余）考级委员会”。在考级制度成立至今，国内的艺术考级可谓发展的迅速，据数据显示，每年参加此考级的人数多达几十万人次，如此庞大的数字使得“音乐考级”成为大众音乐生活中一个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
（一）中国钢琴“考级热”社会现象的产生的原因分析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从宏观角度来看，音乐属于“上层建筑”的范围，在当今这个经济发达的社会中，当人们已经不用再为温饱问题发愁时，便开始追求一种更为高尚的“精神文明”世界，“音乐”显然是精神文明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从微观角度出发，不在为物质生活发愁的人们，所追求的精神文明世界不单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也是极度希望得到周围他人的认同的。这种情况下，人们追求音乐这一精神文明的过程中，艺术考级制度的产生就如同给了学习音乐者一种可靠地认证，是对他们学习音乐的一种肯定，可以说艺术考级制度是音乐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产物。
2.考级制度在文化市场存在的经济利益
随着我国近年来经济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有一大部分家长选择在子女的教育与智力的培养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坊间甚至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钢琴学习者的学琴之路都是用钱堆出来的”。虽然这样的结论不免有些偏激，但不得否认的是这里面所存在的经济市场是巨大的。这里有一份相关的资料统计：关于培养一个优秀的艺术生到底要花费多少钱。
购置钢琴费：目前中档价位的钢琴大概售价1.5万元左右。专业课时费：如果按120元/每小时，如果每48个课时（一年）可通过一个级别，从三、四级开始考试，达到十级的费用就是5-6万左右。当然这还只是保守估计，如果家长为孩子聘请的是艺术院校的知名老师，课时费用多者达1000元以上，少也400元起底。可以这么说，考级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使钢琴教师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而这样的经济利益又反过来推动了“考级”的发展，间接地促进了“考级热”这一现象。
（二）中国钢琴“考级热”社会现象未来的发展前景
我国开展钢琴考级活动已近三十年，一路走来得到了社会的大力支持，但随着“考级热”的发生也一度受到诸多质疑。需要承认的是，考级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考级不仅激励着学生不断的向着钢琴艺术的高峰一步步攀登，同时也是一种在学生辛苦学琴道路上的鼓励与肯定。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其两面性的。在以往考级的二十多年来，虽然钢琴考级在制度的制定、级别的划分、曲目的挑选、评判的标准等等方面，都在不断的调整与规范，但考级的初衷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接踵而来的各种质疑的声音也不断出现。考级到底是为了提高自身修养？为升学提供便利条件？还是只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证明教师的教学实力？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在很多音乐机构里，将考级视为提高自己知名度、证明自己教学能力的教师不在少数。他们多在选择考级曲目时拔高了学生的实际程度，然而这其中的危害同成语拔苗助长是一个道理。虽然这样做使教师、学生、家长三方都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但其结果导致学生成为这种利益关系里最大的受害者。
那么钢琴考级最终的发展前景将如何呢？作为一名音乐工作者，笔者认为，中国钢琴考级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随着全民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很多家长渐渐把音乐教育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据统计，中国目前学习钢琴的人数已超3000万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而通过这个数目也足以预知未来钢琴考级的乐观前景。但面对随之而来的质疑声，我们就不需要进行反省和回应了吗？当然不是。除了一直不断的完善考级相关制度外，能让未来考级更好发展的还有所有钢琴教师和学琴的学生，我们需要端正我们的考级目的。作为教师，不应该以拔高学生程度、以提高自己的名誉和利益为目的进行教学。作为学生，应该要端正好自己的学琴态度，要明确考级并不是唯一衡量学琴程度的标准，也不该作为一种升学或炫耀的手段。踏踏实实的学习钢琴，用一颗纯净的心去感受音乐才是学琴本来的初衷。只有这样去重新认识音乐、认识考级，中国未来的钢琴考级才会朝着一个正确、积极的方向发展。
三、对于钢琴“考级热”带来的社会现象的思考
钢琴考级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体现，它能定期对学生学习、练习情况进行检测，帮助学生找到自己学习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同时，钢琴考级也推动了教学规范化，提升了钢琴教育的质量。开展钢琴考级活动，可以检验教师的教学成果，规范教师的教学。对于学生家长而言，他们能通过钢琴考级这一活动比较全面的了解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钢琴考级活动的开展对于我国普及音乐教育，培养音乐人才，提高全民音乐素质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样一个积极向上的学习活动中，笔者认为，音乐的学习应该更加重视音乐的审美和音乐本身的学习价值观。
钢琴艺术本身是纯净、洁白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所成就，教师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出类拔萃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没有端正价值观，被功利性和虚荣心牵着鼻子走，就会离学琴的道路愈来愈远。我们可以通过学习钢琴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但不能本末倒置，这也绝不是个别人的责任，这需要全社会音乐人士的参与，一起为钢琴考级制度的制定、舆论的导向做出我们的努力。教师们应该努力培养学生正确的音乐价值观，一方面积极的进行创新的教学，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地开展课外教学实践活动。在锻炼学生的艺术表现能力的同时又积极开发他们对于钢琴学习的浓厚兴趣，从而端正学生的音乐价值观。只有当学生从音乐学习中收获了知识，真正感受了音乐之美，钢琴考级才存有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力、黄竹玲.关于钢琴考级的几点质疑.[J].钢琴艺术，2003.12
[2]敬子恒.少儿钢琴考级现象及其教学问题的思考.[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6.06
[3]李斐岚.对业余钢琴考级的思考[J]，人民音乐，1996.01
[4]杜艳云.关于钢琴考级的思考[J].美与时代，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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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主体
加尔布雷思立足美国经济运行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在寻找问题根源的分析过程中注重结合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实际，定位于本国资本的所有者阶级。虽然加尔布雷思所关注的研究主体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无异，但是他却因袭了美国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即从制度入手研究经济问题，以公司结构、社会结构两个角度分析，把对公共目标的关切作为主导思想，理论焦点落脚于权力分配，二元体系作为理论框架，尽而其所提出的改革措施是以结构改革、权力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为主。由此可知，加尔布雷思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种改良主义。其中，最能体现加尔布雷思其思想特点就在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所运用的分析方法较为深刻地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内部运行存在的矛盾，因此，这对于我们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有所帮助。
（二）研究重点
加尔布雷思的研究重点在于结构改革。所谓结构主要侧重于制度设置层面，他认为，制度的合理与否以及公众目标的实现和被破坏程度远比经济增长幅度更为重要，为此，就必须全面分析构成结构的制度形式，从小到家庭大到工会、垄断组织、国家等都属于制度所研究的范畴。加尔布雷思认为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社会中的诸多不平等现象、无意义和无价值的革新、对政府的控制权、通货膨胀、市场行业间缺乏协调性等都属于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也正是现实问题的一部分。而这些现实问题的根源则是由权力的分配不平衡所致。于是，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现实问题不能再用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说明，而要注重研究权力如何分配才能使得整个经济社会平衡发展。
二、加尔布雷思的经济思想体系核心
加尔布雷思认为一种思想体系最终的检验标准，是看它是否阐明了当代所焦虑的那些问题，是否有利于治愈经济的病态。他不仅秉承并且发展了凡勃伦关于制度的观念，进而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存在的权力转移论、生产者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
（一）权力转移论
加尔布雷思认为，人类社会在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重要性会不断发生变化，并且历史证明谁掌握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就掌握了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时代进步、企业逐步成长，生产过程愈发复杂，生产技术愈发精妙，个人层面已难以应付工程技术、原料采购、质量控制、劳工关系以及市场营销，因此，必须由相应的技术专家组成一个团队组织，共同管理现代企业。由此，科学技术促使主宰社会的权力从工业化时期的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后工业化时期包括科技人员和管理阶层在内的技术型组织成员或技术专家手中。
（二）生产者论
加尔布雷思认为对现代经济而言，计划显得尤其重要。他意识到生产什么并非取决于消费者，消费者似乎通过货币投票来决定生产；事实却是，生产者预先控制市场，决定消费者需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于是，加尔布雷思从现代公司以实现稳定为首要目标提出了生产者论。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者主导产品的设计、生产，而且控制着产品的销售价格，并通过广告、通讯网络和推销等方式对消费者进行“劝说”；现代大公司还会对政府进行游说，以左右政府的采购决策。
（三）二元体系论
加尔布雷思以美国为例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由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构成的二元体系。正是二元体系的存在才让现代资本主义这样的“丰裕社会”中贫困、资源配置失调等各种矛盾和社会冲突持续不断。为此，加尔布雷思指出，政府首先要摆脱计划体系的权力影响，并且在基于公共目标与计划体系目标不一致时，采取干涉性的管理使二者趋于一致，M而减弱计划体系的权力，扩大市场体系的权力或者对计划体系实行价格管制，限制大公司通过哄抬物价的方式来损害小企业、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把权力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作为公共目标。
（四）新社会主义论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者，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经济、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最终将会趋同，只要进行社会的结构改革，即计划要取代市场；技术阶层取代资本家掌管计划体系的权力；国家行使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的职能，并且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发展科技。此外，要限制资本主义社会计划体系的权力，从而提高市场体系的地位就会实现权力、收入的均等化，从而实现加尔布雷思所描绘的“新社会主义”。
三、结论
总而言之，虽然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加尔布雷思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属于现象描述法中的一种形式，即从结构上描述、说明和预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不得不承认，加尔布雷思的观察和研究能够紧扣时展，反映的现象都是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整体情况。他强调有效的政府管理、教育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不遗余力推行政府改良。此外，他的研究并不看重纯粹的理论，而是结合社会历史的分析，注重政策在现实中的作用。因此，他的研究方法富有现代主流经济学整体上所缺乏的人文关怀和伦理含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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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市场”之争
“市场”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早期人们通常把专门从事商品买卖的场所定义为市场。随着人们对商品交换形式认知的深化，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概念被逐渐确立起来。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一种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价格机制。价格是市场的核心特征，亚当.斯密所言的“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决定了市场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则认为，市场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促进了重复不断的交易，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与通过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具有相互替代性，而决定采用哪一种手段的原因就是交易成本。
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买者、卖者、商品与货币构成了市场一般形式，市场是以买者和卖者以货币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的社会经济形式。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行为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亚当·斯密假定“在人类的本性中存在一种与他人以物易物和互换物品的倾向”，并假设既然劳动是原始社会唯一的生产要素，那么物品就必须依据劳动的成本来交换，就像在一般的经典交换理论中那样，因而将“市场”高度纯化，排除了社会关系结构对经济行为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界兴起的“形式主义”学派及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为斯密的这一观点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将影响经济行为的个体行为和制度视为由理性的、或多或少有些原子化的个体自利追求所引发的东西，因而认为从一开始的部落社会起，经济行为就与社会关系毫无关系。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市场行为的主要形式是经济交换，而经济交换则是相对独立、在制度上尽量脱离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的行为。
人类学家则用另一种视角去诠释“市场”，并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得出了与经济学迥然不同的“市场”观念。人类学家发现在许多初民社会里存在着不同的市场性：在远离西方世界的初民社会中存在的默契交易表明交易是一种社会交往。马林诺斯基在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中所发现的“库拉圈”交易则是一种当地土著的社会关系交换。这些人类学家卓有成效的研究表明人类的交换行为具有普遍性，而经济交换只是人类交换行为中的一种。社会关系、政治权力都是人类可以交换的具体形式之一。因而，较之西方经济学，人类学学术视野中的“市场”从一开始就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
人类学真正对市场研究起到开创性作用的是波兰尼，波兰尼所提出的“嵌入性”概念成为当代经济人类学有关各种市场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波兰尼将人类经济的整合形式主要分为三种：互惠、再分配和交换。波兰尼认为，市场是交换的场所，因而市场制度应该被界定为包含供给群体或需求群体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制度。波兰尼进一步论证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市场行为都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19世纪以前，互惠与再分配依然是人类经济整合形式的主要形式。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自律的市场”导致以交换为主要形式的市场经济替代了互惠与再分配经济，成为人类经济整合的主要形式。
波兰尼及其开创的经济人类学“实质论”学派所提出的“自律的市场”与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概念在本质上是相互契合的。但是波兰尼在解释前资本主义市场时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古典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分歧。波兰尼认为在前工业时代的经济行为（互惠、再分配与交换）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前工业时代市场中的经济交换行为不是以个人利益的理性来定义，而是以交易的社会和亲缘义务来定义。只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市场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随着工业社会的确立，以商品交换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市场行为与其他领域日渐分离，才逐渐形成一个“自律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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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社会现象与符号价值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期，技术革命的到来，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财富。资本主义的主要社会形态已由生产型社会过渡到消费型社会，二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通过生产驱动力作为创造社会财富、激活社会运转。而后者则是通过刺激民众的消费行为，用购买力来拉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鲍德里亚发现了隐含在消费社会内部的资本控制逻辑，他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已经不再是通过购买商品获取其中的使用价值，马克思使用价值的基础性地位在消费社会中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号价值，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购买商品不再是满足基本的生存性需求，而是通过购买获取一种符号，而这种符号在某种意义上标示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鲍德里亚认为，只有揭示出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价值，我们才能从本质上找到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控制真正的操盘手。商品的符号价值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又是如何被民众接受的呢？在这里，鲍德里亚进行了详细的推演：当民众置身于卖场挑选形形的商品的时候，看似是根据自己内心的想法在进行着商品筛选，消费过程只存在于自己买不买或觉得适不适合，但实则在消费主体和消费品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大众媒介在影响着民众的消费倾向。资本主义正是把大众媒介当做生产、传播符号价值的主要工具去影响个人的行为，影响群体的心理，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因此，在消费社会这一背景下，我们的行为依赖于大众媒介，大众媒介生产符号，把符号体系附加在各种各样的商品上，诸如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广告、代言，人们看到广告所描绘的美丽图景，内心就会产生如果我能拥有这个商品，我也会成为广告里的那个人。
可以说，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揭示是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主要理论武器。我们发现，鲍德里亚的批判主体看似是走向经济哲学的道路，但实际上是在通过经济概念来进行的社会文化批判，在这一点上我们会看到他和他的导师――列斐伏尔在批判道路上的继承关系。而鲍德里亚进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工具则是更多的借鉴了巴特的符号学理论，通过对能指――所指等符号学概念同消费行为之间进行嫁接使用，实现了社会文化批判的符号化转向。
二、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评析
不可否认，鲍德里亚是站在时代背景的角度对马克思传统政治经济学进行重新评估。符号价值的提出不仅对以生产作为资本运行逻辑的核心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颠覆，更是了使用价值的基础性地位，可鲍德里亚在对符号价值进行肢解时又继续延续着马克思的资本运行逻辑，甚至我们可以从符号价值产生的理论表述中看到了异化理论的影子。而且，鲍德里亚在后期多次运用的批判逻辑与观察视角也为后现代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视域，把经济、文化、社会与艺术联系在了一起。鲍德里亚在这些方面是有他独自的理论贡献和历史价值的。
而且，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当下现实生活的理论指导意义也是不可磨灭的。其一，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外部世界，而不是固步自封，更何况，与时俱进是者基本的学术素养，通过研究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我们就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变，资产阶级进行疯狂资本积累的本质没有变，只是手段变得更加隐蔽了。其二，为我们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期遇到的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我们利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这一路取得的成就不但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增强了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可我们发现，对符号的追逐似乎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能够看到些类似的影子，养生热、追星族等一系列跟风现象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我们的自主选择。可以说，对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可以为我们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平衡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宽的思维视野。
总之，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思想虽然面对和探讨的是全新的社会现象，却并不是单纯的思想礼花，他对当代的社会生活提出了诸多质疑和挑战，并拓宽了崭新的研究领域，构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客观面对和思考他对马克思经典政治经济学观点理解存在的误区，这要求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持续地思考甄别。也许我们欣赏鲍德里亚不是因为他“为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而是因为他拓展了我们关于斗争的想像力，使人体会到了斗争所带来的无穷魅力。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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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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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的劳动工资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工资理论也逐渐形成并发展。这些理论的产生既没有对传统的按劳分配制度进行否定，又对市场经济中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积极意义进行了肯定和实施，这些思想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使以下三个工资理论得到了发展：
（一）供求分配理论――按要素价格――事前分配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想办法使用将生产要素制定价格的方法来解决好人们的收入分配的问题。通过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替换和生产要素的同质要素的相互竞争实现供应和需求的平衡。这样的解决方式使得在生产过程之前的分配方式对劳动力的价格起着重要的影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马克思对这种价格的决定方式做了客观的评价。虽然现在我国劳动力的市场价格的确定和马克思当年的评价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相对价格的不断变化对我国劳动者自身利益越来越不利。
将生产要素定价的分配方式是一种以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中心，将劳动者自身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不断适应供求法则的变化。这种分配方式的不当之处就是将劳动者自身的要素同物质要素当成是相同性质的生产要素，采取相同的分配原则进行分配。劳动者的工资是支配需求和支配供给的系列条件决定的，并不是由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所决定的。
（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按贡献――事后分配
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形成是对上述的供求分配理论的发展。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由克拉克进行的，克拉克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人们可以进一步合理地运用自然规律，劳动者所从事的任何生产行为通过分配所得到的收入，都应该通过劳动者生产所获得的实际成果来进行衡量，也就是说，市场的自由竞争是将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劳动所取得的价值的一部分给予劳动者自身，将资本家们通过资本所取得的价值的一部分给予资本家，将调和职能所取得价值的一部分给予企业家。
在现实社会中，职工作为企业的劳动者，其自身对企业的贡献是随企业对其自身的技术的需要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受企业对生产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也受社会中有多少劳动者可以提供相同或类似的生产技术所影响。换句话说，劳动者自身的边际生产价值不一定完全由其自身的技术水平和自身对企业所付出的努力来衡量，还会受到社会或者他人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按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的方式给社会中的人带来的感觉就是：工资高的人，其自身的贡献也就越大。这种分配方式对社会中的强势集团的影响是非常有利的，从而进一步拉大了收入的差距和分化。
（三）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工资决定理论
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工资决定理论是由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有大量剩余，然而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当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越来越多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就会越来越低甚至为零。如果想要使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产生剩余现象，就要将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劳动者的工资始终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一直持续到社会的资本积累超过入口数量，这样社会就不会再出现劳动力剩余的现象，整个过程也会因此现象的产生而停止。在这种现象发生之前，如果有企业或者其他生产单位将劳动者的报酬提高的话，企业或者生产单位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同时也将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实行这一分配制度的国家不仅没有得到经济上的发展，反而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度剩余的现象，收入分配情况便更加恶化，而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二、劳动工资理论的矫正
上文所提到的劳动工资理论在许多高中、大学的教科书上均有体现，这些理论也被当今社会的许多经济学家奉为圭臬。我国内部的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对《劳动法》的贯彻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不利于我国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发展，害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将资本投资转移到第三世界中的某些国家。但是，劳动工资理论的信息遗漏程度越来越严重，这些信息对缓解和改善当今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有着积极的影响。
被雇佣者和资本家之间力量的悬殊，使得自由的市场交易并不是公平公正的。在对劳动者的工资进行争议的过程中，劳动者与资本家相比大都处于不利地位，产生不利地位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是因为劳动者自身具有损耗性，许多劳动者由于家庭或者自身的原因，一旦离开了劳动，劳动者自身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所以这样的原因会使劳动者的利益进一步的丧失，资本家也会产生的可能；第二是对于我国体力劳动者的低微地位，国家应该重视并且制定相关的法律保护体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问题一方面要求市场对其进行缓慢调节；另一方面要求政府的干预。宏观上，要求我国政府要着力创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劳动者劳动环境，要对资本家的雇佣环境加以控制；微观上，政府要着力创建一个更加人性化的雇佣关系，要对劳动者的尊严和社会地位给予尊重和保护，从而使雇佣关系得到缓解和改善，创建社会良好、健康的雇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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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5-0054-04
一、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出现并不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使用了这一概念。不过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概念是相对个人资本而言的。一个资本如果来源于单一的个人，就是一种个人资本或私人资本，如果来源于社会上的两个人以上就是社会资本。这是从资本社会化的角度理解的社会资本概念。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为了说明：随着社会发展，资本来源渠道更加广泛，资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完全具有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私人资本，而是经过各种途径进入资本市场的只追求获利而不具有独占性的社会性资本。马克思把股份资本、国家资本等都称为社会资本，有时也把整个社会的资本总和称为社会资本。在现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来源更加广泛，除了股份资本、国家资本外，各种基金管理着许多资金也进入资本市场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虽然存在一些不同之处，所有权和使用权更加分离，但社会资本与传统的私人资本没有本质区别，其获利的本性没有改变，进入资本市场后为保证自己获利而享有的控制权没有变，只不过控制权不再由原始出资者掌握，而是由人掌握。马克思的这种社会资本概念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
社会资本概念还有另一种理解，即从社会学角度的理解。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西方社会学界提出了社会资本学说。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第一个系统表述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科尔曼。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科尔曼把它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他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D•普特南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
总体说，社会资本理论建立在社会学的“社会网”理论基础上，主要考察个体如何受到各种外在社会关系的影响，正如科尔曼认为的：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义务和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社会组织等。
二、社会学角度的社会资本概念的意义与存在问题
社会资本学说揭示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人构建社会资本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获利，或在社会资本拥有下可以获得便利，而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形成是需要投资的。这样，社会资本概念又对人的社会交往活动进行投入产出分析，使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变为个人的一种获利的资本形式，在人的关系中建立了与生产等活动中的资本形式的联系。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本质上就是将人的社会关系看作是获利的手段。他关注的是个人通过参与群体活动不断增加的收益以及为了创造这种资源而对社会能力的精心建构。社会网络不是自然赋予的，必须通过投资于群体关系来建构，它是投资后可以获得收益的一种来源。布迪厄分析的重点在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的相互转化。他认为，投资于社会关系的目的在于把超功利的、集体的、公共的、合法的利益转化为自我的、私有的特殊利益。因此，通过社会资本，行动者能够涉取经济资源，提高自己的资本占有量。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依赖于行动者可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所以，社会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预设了对社交活动的不间断的努力，这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直接和间接的消耗经济资本。
詹姆斯•科尔曼把社会资本概念当作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概念本质是一样的，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完全可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根本无用，甚至有害。但是他也指出了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之处，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
当然，一些研究者从宏观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把社会中人与人的联系和沟通从经济角度进行了重新的认识，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在文化、思想上的协调对经济活动具有相当的价值。在普特南的社会资本学说研究中，他就认为，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正像货币交换比以物易物更有效率一样，因为信任为社会生活增添了剂。他还认为，像信任、惯例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提高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
就社会学的社会资本概念本身来看，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其一是把人的各种活动包括社会交往活动都归于一种理性选择过程，但实际社会中，人的交往活动并不总是理性的，也不是完全可以由经济利益来决定。社会资本理论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性选择理论，忽视了人类行动的非预期后果、非理性后果、无理性后果的存在。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和控制手段，是理性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行动者为了彼此的利益而相互协调和适应。虽然社会行动多数是有目的的和理性的，但是如果说所有的社会行动都是受到理性和目的支配的，未免陷入理性选择论的沼泽。实际上，社会行动区别于经济行动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前者经常导致非预期后果。比如人们在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时，并不一定能准确预测到可能的后果。况且，目的性或功利性很明显的社会资本投资往往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开放网络更能带来丰富的社会资本”这个命题在工具性行动中可以得到验证，但却不能有效地解释情感性行动。其二是社会资本理论存在使用同义反复式的定义和论证。多数社会资本理论家主张，人们之所以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是因为这有助于实现未来的利益。然而，利益体现在行动结果中。他们不得不用行动的结果来揭示其原因，在逻辑上重复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谬误。
三、从经济学角度来认识社会资本概念
社会资本既然是一种资本，应该与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有着相同的本质。这种本质表现为社会资本的私有性、价值性、收益性。当然社会资本的使用者会反复强调社会资本的特殊性，如社会资本的无法转让、社会资本收益的不确定性和社会资本的危害性。过于强调一种资本的特殊性，只能是使这种概念本身离概念内在的要求越远，最后连其是否是资本也值得怀疑了。社会资本概念揭示了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网络对人的活动的经济价值，反映了人际关系给人带来的收益，由此明确为社会资本。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有共同之处，都是可以给人带来收益的一种手段。社会资本，尤其是个人建立的社会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私有性，是以个人为中心形成的与他人的联系与沟通。这种联系与沟通使个人在今后与他人的交流中不需要再作更多的铺垫，减少初期交流的时间与成本，而且建立的沟通机制可以使交流活动更加顺利。现代制度经济学从另一方面指出了人与人形成的制度对人的活动的经济意义。不过制度经济学主要是从社会宏观的交往规范着眼的，而社会资本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的。社会资本理论与制度经济学将来可能会殊途同归，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社会资本对人类经济活动的解释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从另一角度来讲，把可以带来收益的投资活动都称为资本活动往往并不能真正揭示这种活动的内容。一个概念，尤其是科学的概念应该有较为明确的内涵与外延，资本概念也不例外。有投入有收益的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没有必要一定把这种活动的载体都称为资本。在经济学研究中已经有明确指向的资本，不能泛化地用于任何与收入有关的领域。因为一旦处处使用，必然导致整个资本概念的失效。人与社会建立的联系确实需要花费人的时间、精力与钱物，这种联系对个人的未来发展也会有相当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如果单一地把这种现象称为是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形成，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人与社会建立联系，不仅有经济考虑，也有心理、情感与社会需要等各种复杂的动机，其从社会获得的也不仅是收入上的提高或经济交往的便利。如果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归于利益活动，这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济学的缺陷所在，经济学的方法只是从人之外的市场来把握人的经济性，而社会学的研究正是要弥补经济学的缺陷，但社会资本概念却是社会学借用了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
如果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人与社会建立联系的投入产出，量化分析实现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无法用货币来进行计量，这也说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可以看到有这种投入产出的现象，只能用定性的语言加以描述，但真正用定量的方法进行测量时则难以做到。人在构建与社会的联系中，许多活动主观上并没有获得收益的意识，即便一些活动的投入主观上有获得收益的意识，但是在与人的互动中既不能确定投入量应该是多少，也不能确定最终有多少收益。把这样一种活动名之为社会资本形成活动，可以在现象上描述之，但不可能从定量上加以把握。
社会学家们在使用社会资本概念时确实看到了人的社会关系对人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生产经营和收入活动带来的影响。而且社会关系的建立是一种人与人沟通与联系过程，不可能不花费人们时间和金钱。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社会中是存在社会资本的，人要有意识地去认识与把握社会资本，从而为自己的生活提供更加明确的行为指南。但是，这种对社会关系经济价值的表象认识不能代替数量上的把握。没有指标来定量地测算社会资本价值量，既无法表明社会资本概念的科学性，也无法为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提供帮助。在究竟用哪些指标来测量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资本，不同的学者提出过不同的方法。事实上，任何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的形形的测量，均与他们对社会资本的不同界定密切相关。一些学者把焦点对准社会网络中个人所处的位置，并把此视为理解社会资本的关键。通过确认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有可能评估行动者与一个结构位置的距离，诸如一座“桥梁”，在获取更多的、不同的和有价值的信息方面，“桥梁”的占据者有可能处于竞争性优势。强度也被证明为测量“桥梁”有效性的网络位置尺度。这种测量方法是想说明：网络位置是识别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然而，它们并没有为这些方法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可行性提供十分清晰的研究论据。除非有在任何特定测量中运用的明确理论论据，像对社会资源和网络位置所进行的测量一样，简单地把任何社会网络的指标运用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中是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本定量化的。
由此可以发现，社会学家使用的这些测量方法不过是比较不同人的社会资本的差别，是一种序数价值测量方法，是从社会关系对人重要性的角度来进行测量的。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投入多的总体上要比投入少的人的社会资本多，社会资本多的总要比社会资本少的可能获得的收入多。但这些方法没有从经济价值角度对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做出定量测量。如果不能对人的社会资本进行价值测度，这种资本与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明确，只能停留在定性的阶段，而这种定性的分析也影响了社会资本进一步深化。
四、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分析与批判
从社会学角度理解的社会资本概念本身并不复杂，实际上是一种将社会关系庸俗化的做法。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通过对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的分析来认识人的思想和行为。但将人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可以为自己谋利的资本，这种观点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影响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表面上将人的关系货币化，商品化，从而可以更容易度量和投资，但实际上是一种对人与人关系的非人化。社会资本只能由社会学家提出，因为它不需要如经济学家那样对其进行直接的价值度量，不涉及资本转让等问题，也不必与一般资本概念作比较。一旦进入经济学的领域，这种社会资本概念的提法就存在许多问题。这个概念反映了社会学在研究人类社会现象时是如何从现象出发而且只停留在现象上，表明其概念体系的贫乏。为了说明这种资本的实在性，社会学家又从文化、网络等方面说明这种资本的存在，而这更说明这种概念只能从抽象的角度去理解。如社会资本的代表人物福山对“社会资本”作了新的解释，使其从属于文化范畴。他用“信任”这个概念把社会资本与文化联系起来。“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而“规范”、“角色”在深层次上都受到文化的影响，所以信任实际上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所谓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或其下特定的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既然社会资本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信任又以文化为基础，所以，经“信任”的传递，文化便成为社会资本深层的决定性条件。“社会资本和其他形态的人力资本不一样，它通常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所建立起来的。”福山把人与人之间一切交流和沟通的内容都归在社会资本范畴内，由此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可以被用来获利的手段，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是物质还是人自身，都被当作资本来看待，这正是资本宽派论和资本主义异化的表现。
将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扩大，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本”，这实际上会导致社会资本概念的泛化和滥用，也说明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简单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事物都被商品化了，人的社会关系用投入产出来分析并不奇怪，国外多数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者都是从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人在市场中获利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的。这一理论一进入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市场化、商品化程度不高，权钱交易现象较为普遍，所谓的关系、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就被当作不正之风甚至腐败的代名词，新闻媒体当然也多从消极方面报道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的作用。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不过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描述，社会上一些人把社会资本的投机行为――如通过贿赂达到自己的及时性目的――与社会资本的正常投资混为一谈也就成了一种正常认识。要想正常使用社会资本概念，不是要还社会资本的社会学定义的本来面目，而是要从现实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确立来着手。这一概念的独特的模糊性、歧义性与综合性所具有的调和、折衷特征获得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广泛的认同。“资本”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它在政治领域往往与利益、竞争、社会关系的物化、人的精明的计算，甚至与剥削与阶级斗争等含义相联系，而社会资本中的“社会”概念却反映的是道德价值、合作、义务、互惠以及共同体生活等与“资本”内涵相对立的方面。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名词的结合所体现的正是遭到马克思批判的普鲁东的形而上学的折衷方法：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每个事物都只要它的好的一面。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的拓展与其说提供了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如说它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根本困境。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中都有社会关系的影响，它在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关系”似乎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突生现象。许多人投入大量的精力与金钱来构建自己的“关系网”，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深入地加以研究，同时也要引起我们的警惕――这种关系到底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还是只是一种为个人私利的结合。许多人乐于用公共的资源为自己建立个人的关系网，这不仅不会促进社会发展，反而会出现权、官与金钱的结合，成为权力资本主义的腐败的社会表现。如果我们简单地将西方的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测量工具照搬到中国，忽视中国社会中“关系”的真实内涵，社会资本的概念不过是为一些人构建自己的关系网提供了借口，而中国发展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则被忽视。因此，我们要将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本质揭示出来，要进一步弄清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内涵和变化规律，为中国现实社会的现实关系研究提供更加科学的方法，这才是未来中国社会研究的努力目标。
参考文献：
［1］［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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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是高校教育中经济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一门兼具理论性实践性、科学性、艺术性的应用学科，该课程从最基本的微观经济学知识入手，了解和分析生活中出现的经济现象，使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现代经济管理理念，为日后的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学生就业、创业打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微观经济学课教学程存在的问题
1.1课程难度大
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来解决社会资源分配的合理问题。存在着大量的基础概念、经济理论、经济模型及分析方法，只靠传统的灌输式授课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庞大的课程体系和分析方法容易使学生望而生畏，造成厌学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在市场供需分析、消费者行为分析、生产者行为分析、成本分析等章节中出现大量的图形及经济数学知识，对于数学程度参差不齐的同学们来说难度较大，特别是多个章节中出现了导数的运用，数学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微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数学基础不扎实的同学在学习微观经济学中一知半解，会产生厌学情绪。
1.2案例脱轨
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特点是概念多、理论多、模型多，学习起来比较枯燥，因此单纯的理论讲解起不到理想的效果。教学方法方面要注重案例分析来引导学生。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学生接受到大量丰富的信息，如果案例不能贴近时代特征，教师不重视案例的适用性、适用性，没有根据教学内容精选出与时俱进的典型案例，学生接收到生硬的老旧案例达不到最好的学习效果。同时，微观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体系之一，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课本的案例教学中大多是西方国家的经济现象，学生在认知层面上缺乏兴趣，也不容易接受。
1.3学生缺乏对经济的认识、意见分歧多
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是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学生以对中国经济初步认识的眼光看待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难免会存在意识偏差，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而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百花齐放的社会科学，分歧争议贯穿历史的各个阶段，学生们的观察角度、侧重点、假设不同，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2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建议
2.1合理安排课程，把握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体系
2.1.1分专业选择授课难度
微观经济学的内容繁多是不争的事实，授课教师要根据不同的专业对课程的授课有不同的偏重，如对于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授课内容可以更深入、让学生了解详细的推导过程，而对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可以把复杂的经济学理论表述得简单易懂，联系学生的日常生活，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2.1.2理清微观经济学内容体系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居民、厂商和资源拥有者的经济行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供求均衡、厂商均衡与收入的分配等，要重视内容的联系和统一，把知识点串联起来，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同时，在授课中强调学习微观经济学的作用，运用探究式的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机会提出问题，自由讨论，把握经济问题，抓住热点话题，不能强迫学生死记硬背，而是侧重知识的理解，培养解决问题的逻辑。
2.2实施案例教学
2.2.1实时更新案例
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案例的选取。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微观经济学教师在案例教学的实施中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在教学中，教师要与时俱进，寻找身边的经济热点话题与学生进行探讨，让学生对微观经济学产生兴趣，例如，在教授消费者行为章节的时候可以选择当前热点话题“双十一”进行讲解，抓住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把枯燥的课本知识变为身边实实在在发生的社会现象的解疑。
2.2.2运用翻转课堂
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学生不能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要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翻转课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查阅网络、书籍和小组讨论等方式分析社会热点问题，在课堂上，教师有更多时间与学生进行探讨、交流，让学生参与到课堂当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树立自信，肯定自我价值。
2.3探索科学的课程考核方式
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而言，课程考核是衡量教学效果最直接的途径。教师在设计考核方式时，建议把日常教学中的案例教学、探究式教学纳入考核范围，使考核方式更加科学有效，而不是采用单一的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考核。加大考勤、课堂发言、小组讨论等平时成绩的占比，促使学生注重日常的积累，巩固所学知识。
参考文献
[1] 雁.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J].教学研究，2008（1）.
[2] 任云霞.微观经济学的几点教学建议[J].教育教学论坛，2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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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要生活就需要食物、衣服、靴鞋、住房、燃料等等东西。要取得这些东西，就必需生产，必需劳动。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没有生产，就没有人类，也就没有社会。
要进行生产，必需具有三个条件：（一）人的劳动；（二）劳动对象；（三）劳动资料。只有这三个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生产才能进行。
人的劳动是生产的首要条件。劳动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人们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的物质形态，取得满足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有人会问，既然人生产物质资料的活动是劳动，那末其他动物为取得食物和筑巢所进行的一些活动是不是也是劳动呢？我们说，只有人类的生产活动才是劳动，其他动物的一切活动都不是劳动，因为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在活动以前就在头脑中计划好了。人是改造自然，迫使自然界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而其他动物的活动则是本能的，只能适应于自然，只能利用自然而不能改造自然。马克想曾经说过：“我们是在这个形态上考察劳动，在这个形态上，劳勃是专属于人类的。蜘蛛的工作，与织工的工作相类似；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曾使许多以建筑师为业的人惭愧。但使最劣的建筑师都比最巧妙的蜜蜂更优越的，是建筑师以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他脑筋中把它构成了。劳动过程终末时取得的结果，已经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已经观念地存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192页）所以人的劳动和动物的活动是根本不同的，它是人类生活第一个基本条件，正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但是光有劳动，没有劳动对象即没有劳动可以作用于其上的东西，生产还是不能进行。例如没有森林，人就不能伐木；没有矿石，人就不能冶炼钢铁。劳动只有跟自然界结合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拿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一句话来说，即“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有了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还必须要有劳动资料，即劳动者能够用来影响和改变劳动对象的一切物件，生产才能够进行。劳动资料首先是指生产工具，其次是指厂房、道路、运河等劳动条件。生产工具在人类生活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类人猿是在制造生产工具的时候，才完成了由猿到人的转变。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够创造工具。
所以，劳动过程，也就是人的活动通过劳动资料按照预先计划改造劳动对象，取得自身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活动过程。
以上我们谈的生产得以进行的三个条件，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共同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质则是根本不同的。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劳动是公开的强迫劳动，奴隶在奴隶主的皮鞭和铁链的强制下做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为资本家劳动，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从表面来看，工人的劳动好象是自由的，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好象是平等的，但是在这种表面现象的下面，则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为了生活，又不得不被迫为资本家做工。所以马克思说，罗马的奴隶是被铁链锁住，而雇佣工人则是被整个资本家阶极的看不见的绳子束缚着。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社会性质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再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摆脱了剥削的劳动者的共同的事业，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劳动变成了英勇、豪迈和光荣的事业。
劳动力是指人的劳动能力，是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力不同于劳动，劳动是劳动力的支出。例如人用自己的劳动力，开动机器，生产产品的过程，是劳动过程，也就是说劳动是一个活动的过程。把劳动力和劳动区别开，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一无所有，被迫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价值，付给工人工资。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养活工人及共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熟练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还要加上他们受训练的费用。而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大于自己劳动力的价值的，其中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攫为己有。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常常把劳动力和劳动这两个范畴混淆，说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劳动是商品，好象工人得到的不是自己劳动创造的一部分价值——劳动力的价值，而是自己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批判了这种谬论。因此我们在学习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范畴时，必须注意到它们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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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李培林指出，社会分层结构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观察和分析社会分层结构的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可以有不同的观察和分析的角度，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揭示社会分层结构。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结构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并不是只存在一种观察角度。每一种区分方法的后面，实际上都有一整套的理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最初来源，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社会上形成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主要阶级。英国古典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一个社会具有经济、政治、社会三种基本秩序，所以就产生了根据财富收入、权力和社会声望区分人群的三种基本的分层系统。社会分层结构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物，而是一种变化和流动的活体，它处于不断地建构过程中。现在，根据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不同的分层目的而使用的分层标准有很多，如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受教育程度、消费偏好、象征性权力、信息资源占有、职业等等。而比较共同的看法是，要全面地把握社会分层的状况，需要使用比较综合的标准，而不是单一的标准，这样人们就设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体系，产生了很多测量和分析的模型。
为了简化社会分层的方法，现在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倾向于把“职业”看作包涵了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信息的标准。把“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把资源占有作为基本维度，并附之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的测量，也比较容易与“常识”衔接，为一般人所接受。这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科学认识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结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原因一，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划分阶层标准已与目前的时展不相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与马克思和时代有根本性的不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方式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形式，当代中国社会中，国家和集体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拥有者。而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也导致了新时代下私人占有形式的出现。原因二，多元化社会中生产资料占有问题不足以解释当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对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的影响作用逐渐减弱，物质财产的占有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决定人们社会阶层位置的标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以及对科学文化资源的掌握能力在阶级划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原因三，强调“冲突论”的阶级阶层分析要逐步让位于“功能论”的分析方式。冲突论强调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功能论则强调社会分化现象的合理性存在，强调社会的利益共享和融合，这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旨是一致的。
二、社会中介组织在中国当代社会中承担着部分重要的公共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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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传统“经济人”人性假设作最的情况下，把“合作”现象引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且这种修正要使人性假定更加符合现实。
原因是：“经济人”假定虽然与现实不大相符，但是这种抽象的确是对人类一些本性的概括或简化，对经济研究起到巨大作用。如果对其变动过大（甚至相反），一方面会造成假定脱离现实；另一方面会使得原有的经济理论在新的假定下不成立，主流经济学不接受。
二、新古典经济学人性假设：经济人
“经济人”假定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完全理性；二是自利。在这两个假定下，再加上资源稀缺这个前提，可以导致人类的两种行为：一是竞争。因为人们总想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二是会导致合作的行为。因为现实中人们会通过合作使得自己取得比不合作更大的利益，从而受利益驱动去合作。但是，不可否认，新古典经济学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竞争，对合作的关注只是零零散散、支离破碎的，当竞争无法解释经济现象时，才不得不对该领域内的合作现象做一点点研究，并且将合作现象都划到“垄断”范围之内，并未形成一个关于合作的普遍理论。原因是：
（一）由于人们的自利行为，会使得合作现象不稳固。例如，“囚徒困境”、“卡特尔困境”等。因此，只有竞争现象才是普遍的、稳固的、永恒的，而合作只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完全理性的假设，经济人可以预见到自利行为会破坏合作，从而使自己的效用下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会做些长远打算，不会为眼前的小利而丢掉长远利益，因此会维护这种合作关系。这样，合作并不一定就是不稳固的。
为了论述社会主义基础的“合作与团结”，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新型人”的人性假说。他们假定，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相比，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新型人”天生具有高度的领悟能力（言外之意就是说计划很有效率），而且不大追求私利（即合作观念更强）。我们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因为不需要这些假定，人们也会合作；另外，这个假定也是荒谬的、不符合实际的。固然由于文化、习俗、制度等各方面原因使得人们的行事方式不大一样，但是从根本的人性上来说，我们看不出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人们的高尚程度差在哪里。
（二）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就像物理学中一个“无摩擦”的环境一样，只是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的作用，并不是将人类所有的经济行为完全描述和研究。为了总结出一般规律，必须简化一些复杂的环境，为了建立理论的方便，从一开始新古典经济学就没有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只是研究作为代表的一个“经济人”在理想的市场上如何生产、消费、交换等。如果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阿罗和德布鲁无论数学功底多深厚，也不能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正是这种忽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统”使得“合作”这种普遍的经济现象被忽略。
由于上面的两点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把本来应该纳入研究范围的“合作”现象忽略了。可以看出，并不是人性假设的原因使得“合作”现象没有被重视，而是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要修改的正是这些方面。
三、新制度经济学人性假设：合同人
我们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人性假设的目的在于学习其怎样来为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拟定假设，从而使得在“无摩擦”的环境下引入交易成本这个研究对象。
“合同”人的人性假定也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限理性；二是投机。有限理性使得经济人无法预见到所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从而无法签订面面俱到的合同。这样，“无摩擦”世界的假定就被打破了，各种契约的签订是需要成本的，交易成本问题就出现了，并且有限理性的假设也更加与实际相符，人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而“投机”假定的目的就是使交易成本问题更加突出。“投机”指的是损人利己，是极端的自利，包括那种典型的损人利己，比如撒谎、偷窃和欺骗等。在多数情况下，投机就是一种机敏的欺骗，既包括主动去骗人，也包括不得已去骗人。投机使得即使合同签订了也可能不按合同执行，从而交易成本问题更加突出，所以不得不重视交易成本问题。如果光有投机，而没有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也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投机是没有用的。
本来有限理性的假定就能引出交易成本的问题，但是为了让交易成本更加突出，威廉姆森加上了“投机”这个假定。这样，“有限理性”假定是交易成本问题的充分条件，而“投机”则使得问题更加凸显。
四、“合作”经济学的人性假定
我们将人性假定为：有限理性、自利和异质。
“有限理性”假设是指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但在总体上说，人类通过学习存在着一个从有限理性到完全理性的过渡和逼近。我们在有限理性的定义里增加了学习的概念。“自利”假设与新古典的自利假设相同，而无须像“投机”这样更严格的假定。
有限理性和自利的人性假设都是与现实相符的，这点恐怕反对的人不多。正如我们在前面的分析，理性和自利会导致合作，而在有限理性和自利的人性假设下人们更会趋向于合作。由于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会依靠合作解决一些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突出了合作这个问题。并且，有限理性中增加了学习的概念，使得合作中具备了动态的概念，可以建立动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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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经济相关概述
人力资源管理特指在经济学与人本思想的指导下，通过甄选、招聘、培训等管理形式来有效运用组织内外的相关人力资源，满足当前社会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学术界将人力资源管理分为六大模块：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及劳动关系管理。其中绩效管理是提高效率最关键的因素，人力资源必须推动绩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使命是推动落实企业的战略和经营目标，也是推动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中枢。未来的人力管理把重点放在招聘机具创新能力的人，不再是传统招聘具有“成熟性”的人，当今社会已经不看重人的经验和专业要求，而是看其是否具备创新的意识和广博的知识。
劳动经济指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有关社会经济问题。劳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实践互动，也是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人和劳动息息相关，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产生劳动问题。许多学科也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分析劳动，从社学会中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就会形成劳动社会学，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劳动就会形成劳动经济学，从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就会形成劳动保护学等。尤其经济学对劳动经济理论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如企业与劳动者双向选择的理论；劳动力是具有商品性质属性的理论，企业通过与劳动市场进行谈判，来实现劳动使用权；个人是拥有劳动权的主体，有权支配自身的劳动力，因选择就业和转换岗位方面具有自。劳动也是谋生手段，个人和家庭承担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劳动学还包括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与宏观社会目标，就业与生产工资的关系，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等。
二、劳动经济视角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目前大多数群体对人力管理资源的概念就是为企业增值效益，提升竞争力的手段，导致一些企业想要创造财富就是不断地去劳动市场挖掘人才。和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管理相比，我国还处于摸索阶段，使得企业虽然发掘了人才，但不能合理运用这些人力资源，甚至出现人力资源浪费的现象，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优势自然而然也无法带动。
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一些企业为了获得利润，就将生产成本降低。一般在企业中工人的工资是占据生产成本比例最大的，所以，降低成本就要合理地的雇佣工人。劳动经济学理论曾提到劳动力边际收益产品，指一个劳动力在发挥自身效益而收获的边际收入，把投入劳动力时所产生的费用，即工人的工资，称为劳动力的边际费用。企业在短期生产内是不会投入较多的成本，因成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量有时是不成正比的，所以，企业想要获得更多的效益就要合理的雇佣工人，如果企业获得的边际收益产品大于边际费用，则证明企业收获了利润，反之，企业会因为投入大量的边际费用确没有收到预期产品，就会出现损失收入的现象。所以，边际费用和边际收益产品两者能同时进入理想状态，就要出现边际收益产品=边际费用情况。或企业在发展项目上设置的是长远发展，那么企业可以控制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甚至可以调动资金来为项目增添设备，设备的投入可以适量的减少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这也是劳动经济学的原理。
在员工的薪酬管理方面劳动经济学也有所涉及，薪酬管理指在组织发展战略指导下，对员工薪酬结构、策略、水平、构成来实施调整的动态管理过程，它是基于人力资源战略设立的，因此，当薪酬体系建立起来后，应对日常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密切关注，以便及时调整企业薪酬水平、策略、结构及构成，确保实现公平且合法的薪酬目标，保证企业发展战略的实现。所以，从上述观点可值得，一套成熟有效的薪酬管理能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在此之前，要对几个效益进行解析：①替代效应；指一种商品的名义价格发生变化后，商品需求量在实际收入不变的条件下发生变化。②收入效应；指在名义收入不变的条件下，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因一种商品名义价格变化而受到影响，也导致消费者所购买商品总量的变化。因此，企业在制定员工薪酬时应弱化收入效应，强化替代效应，员工才愿意付出劳动力。
三、结语
总之，随着经济市场的快速运行，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是企业在未来运营中在面临的，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对提高竞争优势有着重要的作用。劳动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企业根据人力、资源并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上来进行优化配置，降低人力管理资源风险，以此来获得企业经济稳定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尹庆双，曹满云.论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调整[J].当代经济研究，2009，（4）：50-52
篇12
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政治学领域，是西方公共选择学派的一个理论分支。利益集团又可以称为压力集团，就是“那些具有某种共同的目的，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个人的有组织的实体”。利益集团的成员可以是普通公民、公共部门组织、非赢利性组织，也可以是寻利的厂商。本文对利益集团理论的梳理基于经济学角度。利益集团作为影响政府政治和经济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作用不可忽视，理清国内外学者在经济学领域对利益集团理论的研究成果，能够帮助我们合理地借鉴与吸收这些理论的精华，有效控制利益集团对政治经济决策过程的影响。
二、利益集团经济学理论
约翰・康芒斯（John mons）是经济学领域最早研究利益集团现象的学者，他对经济利益集团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利益集团能够代表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有利于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后来经济学者如奥尔森、罗伯特・萨利兹伯里，以及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利益集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奥尔森（Olson）是较早开展经济学领域利益集团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以经济人假定为基本出发点，研究集团内部成员的个体行为对集团运作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他在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认为，集团利益是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集团内部个人的行为给整个集团带来的利益必然会被其他成员共同分享，这种成本―收益的不平衡导致集团成员普遍的“搭便车”（free riding）行为，集团越大，搭便车的现象越严重，因此，奥尔森认为小集团行动比大集团行动更有效。
针对大集团行动缺乏效率的问题，奥尔森提出了“选择性激励”的方法，以有效激发集团成员潜在的力量。一方面采用奖励的方式对那些为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进行激励，另一方面对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进行惩罚，使集团成员为集团利益做出贡献。
此外，奥尔森在系统地分析利益集团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假说：利益集团会阻碍投资和资本的积累，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增长。因为利益集团游说、寻租等非生产性的政治活动会耗费资源，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会相应减少，从而导致经济效率的降低；利益集团的数目越多，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将会越大。奥尔森还以此解释了为什么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创的日本和德国在战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呈现赶超美国的势头，其主要原因就是战争对于日本和德国这些国家原有的分利联盟的破坏，使其社会中存在的利益集团游说、寻租等现象大大减少，降低了对资源的耗损，因此能够加快经济发展。
（二）政府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
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一种行业是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下运作的。继奥尔森之后，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利益集团理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施蒂格勒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管制的产生，他的研究基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认为政府具有强制力，二是各管制机构的行为选择是理性的，他们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因此产业可以俘获立法者和管制者为其提供有利的管制政策，并论证了产业集团比消费者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贝克尔的研究假定经济体中有两个利益集团，而且各集团内成员同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集团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并解释了利益集团对政治产出的影响，他认为集团间的竞争和制衡有利于降低社会福利损失，使政治产出更有效。
弗吉尼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塔洛克（Tullock，1980）提出“赢者通吃”的规则，认为政府的管制会导致利益集团的寻租机会，而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并不能创造社会福利，而是对现有利益进行再分配，特殊利益只为利益集团成员所占有，这样就会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失。Nitzan（1991）对塔洛克的模型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利益集团的数量的增加导致寻租活动更加频繁，进而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的增加，而且集团内部分配越平均，对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越大。弗吉尼亚学派从“理性选民”的角度来推导出特殊利益集团以全社会的利益损失为代价进行寻则这一结论，开创了研究利益集团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三）政治企业家理论
罗伯特・萨利兹伯里把利益集团的组织者视为政治企业家，在70年代末提出了政治企业家理论。他认为奥尔森的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因其没有考虑到利益集团成员所追求的除物质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无法对自60年代起西方社会中利益集团数量及成员人数显著增加这一社会现实作出充分的解释。萨利兹伯里在奥尔森的基础上对利益集团内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把利益集团视作企业，把利益集团的组织者视作政治企业家，他们投入资本成立集团，提供服务并对其定价，吸引成员（消费者）参加。萨利兹伯里指出，集团提供给成员的利益可以分为三类：物质利益、归属利益和观念利益。物质利益即有形的，能够直接带来收入增加的利益；而归属利益和观念利益是指集团成员从集体行动过程中获得的归属感、成就感、名声和荣誉等非物质的利益。他认为奥尔森的模型仅仅强调了物质利益，忽视了非物质利益。萨利兹伯里的企业政治家理论是对奥尔森模型的有效补充。
（四）新制度经济学的利益集团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它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利益集团在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诺斯和戴维斯等。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的模型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的几个基本阶段，即“第一行动集团”意识到获利机会――提出制度创新的方案――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博弈中获得优势――“第二行动集团”（政府）协助并执行推动制度的变迁――两个集团共同获得利益，推进新制度的形成。这个制度变迁的基本过程中，“第一行动集团”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在与其他集团博弈中获胜并得到“第二利益集团”的支持，因此制度演进的方向与社会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和结果相关，并且由强势的利益集团决定。
三、结论
国际学术界关于利益集团理论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各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提供有效借鉴。利益集团介入政府机关，通过游说、投票、施压等方式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作用表现为积极和消极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利益集团从事的非生产性活动不仅不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又会对资源产生巨大的消耗，直接导致公共利益的损失；其对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也会影响到社会稳定；此外，利益集团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来影响政府机关的政策偏向，使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及合理性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利益集团作为广大公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机制，为社会公众意见的表达提供了有效途径，也成为政府决策信息的重要来源；各个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和制衡，也有利于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
参考文献：
[1] 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M].吕应中译，商务印书馆，1999.
[2] 王家清.利益集团理论综述[J].金融经济，2007：117-118.
[3] 威廉 R.斯科特.财务会计理论[M].陈汉文，夏文贤，陈靖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260.
篇13
列斐伏尔作为法国著名学者，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做了全新的阐释，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全面异化的时期。此时的异化与马克思时期的资本主义异化相比，范围更大，主体更多，形式更多样化。
1.列斐伏尔异化的“根源”和“形式”。
关于异化根源的探索，列斐伏尔的结论是：异化并不具有唯一最终的根源，主要产生于人类的自然性，人类活动和人的本质等多个方面。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观点，列斐伏尔表示，这种将异化根源归结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的倾向。列斐伏尔认为，异化来源于人类的本性，这其中包括自然本性和存在本性。人类将自己与自然界相分离，这种分离同时意味着人同人类自己的自然相分离，正是这种分离造成了人类的异化痛苦。人类通过创造性劳动生产出的“物”在被生产的同时也具有了客观物质性，成为了不由人的存在，而人类则要反过来受“物”的控制和制约，这同样也造成了异化。人的自然性和创造性劳动都是人的本质，因而这些异化矛盾就是生来就有的，是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根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列斐伏尔运用了新的视角将马克思的异化根源理论发展扩大，做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针对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四种规定，列斐伏尔进行了梳理。这包括：人与自身劳动产品相异化，与自身劳动过程相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和人与人相异化。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又进行了自己的发展。首先他认为人的异化源自于人的本质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本质是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人必然需要使用或者创造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本身就是一种人造自然，就是异化，因此他推理出异化是伴随着人的本性永恒存在的。其次，人类的精神产品成为一种支配人类的异化习惯。精神产品作为人类在探索和认识自身的过程中创造出的高于自身实在的“物”却反过来控制人类，肢解着人类社会。人类不自觉的按照它的支配行事，理论就这样变成了一种异化的习惯。第三，金钱使整个社会的商品交换出现一种混乱的异化状态。社会交换关系本来是基于商品经济的一种交换关系，现在这种关系已经扩大到了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伦理、爱情、科学都受到了金钱的影响，人们把对金钱的追逐当作唯一的目标。金钱本为人造，却彻底的支配着人类。在这个观点上，列斐伏尔和马克思的金钱拜物教观点是很相似的。第四，列斐伏尔认为国家的存在将政治的权利扩大化，政治生活影响到经济、文化甚至是生物生活。使得这一切的社会生活都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不断的被国家这一存在所强化。列斐伏尔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面临着多种形式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人类思想的异化。人类的创造力越来越大，创造出物质产品、社会产品和精神产品这三种外在的基本产品。在这之中，精神产品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却脱离了人类的控制，成为一种反对人类自身的异己的存在。偶像崇拜和本来就是人类自己的臆想，然而却成为约束人类生活，指导人类思想的行为规则，形成一股人类自己反对自己的力量。第二，人类需求的异化。主要是指人类忘记了自己人生的真正目的和追求，将金钱这种人类的创造物当作了人生的唯一追求。第三，个人脱离了社会集体，与社会集体的关系异化。人存在于社会之中，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个人越来越脱离集体，认为个人的独处才是真正认识自身的方式。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更是强化着这种状态，将社会集体越来越割裂。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列斐伏尔强调最多的是人的异化和政治异化。首先是人的异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工具，是获得更多物质财富的因素。人类完全听命于机器，社会生活被改造成单一、标准的规范化程序。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提高了人们的物质享受，但是它也带来了可怕的异化。压抑了人类的本能。其次是政治异化。列斐伏尔主要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异化和政治迷信。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中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对社会进行着精神和思想上的灌输，一方面又高调的用增长福利和更加现代优越的生活条件分散着工人阶级的注意力，掩盖了真正的剥削和压迫。在列斐伏尔的眼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时代，人类的创造力和革命力被消耗殆尽，日常生活被国家变成了一体化。
2.列斐伏尔异化的“特点”和扬弃的“途径”。
基于对异化的研究，列斐伏尔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异化所具有的新特点：第一，异化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主要是精神和心灵上的。第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将异化当成了一种新的控制手段。第三，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具有总体特征。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法，马克思低估了异化的力量，异化不是一种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自然消失的现象。它的存在将会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是现代社会中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自然界因为人类的改造而变得有意义，但在人类支配自然的同时自然仍然保持着支配人类的能力。异化的形式可能是具体的，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改变被超越的。但是异化本身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对异化，人类有无法超越的命运。虽然列斐伏尔对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痛深恶绝，但是他也指出：异化是创造之源，是发展的环节，人类不可能通过发展一劳永逸的摆脱异化，但是却可以在对抗异化的过程中解放自身的创造力，使自己更加自由。因此异化并不等于退化。针对克服异化的途径，列斐伏尔提出了”总体的人“的理论。人类历史开始的前提是人的类本质的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文明的演变，人的类本质发生了异化，而经过现代社会的扬弃，人类又恢复到了最初的存在。这个异化——扬弃——复归之路最终的指向便是“总体的人”。这个“总体的人”就是消除人类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类之间的对立，全面发展的，成功的扬弃了异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