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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开展，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而随着新时期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面向国际化不断调整战略定位。
一、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
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之一。根据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4月14日公布了2014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GDP总量77.3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3.3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GDP为17.149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GDP为10.380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第二，“MadeinChina”影响世界。在我国向全球经济大国前进的途中，制造业的崛起尤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21.07万亿元，占世界比重达20.8%，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第三，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前列。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的进口国，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度超越美国，跃居榜首；第四，我国是投资大国。2015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极大，为全球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中国作用”；第五，我国已跻身于金融大国行列。本国的钱币在世界的影响是提升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的境外人民币储量将会不断增加。
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1.中国经济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国内GDP总值从2005年至2014年不断上升，呈稳定增长趋势。2011年至2014年我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而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量不断增加，由1980年～1990年的3.8%，到2000年～2010年的20.9%，以及近四年的四分之一。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仍在不断上升；第三，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在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方面发展也呈稳定增长趋势。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2.中国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南北”格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世界经济发展比重较重。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比重基本持平。此时发达国家的GDP是发展中国家GDP的三倍到四倍。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至85%，发展中国家发展稍显滞后。但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促使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比重急速上升，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发展中国家GDP将占全球的5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方向迁移。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资本和产业很明显的向中国偏移，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全球经济资本和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推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加大。
3.中国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
科学技术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起着推进作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依靠技术的模仿和追赶提高技术效率，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前沿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领导者，其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且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为发达国家扩散科技成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增加其市场规模和收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吸引了大批的外来跨国公司。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产业体系等都为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速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了其经济收益和发展效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也在加大。据报道，我国2014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占国内生产总值2.09%。除了加大资金投入，中国现今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国，2014年中国企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2.5539万件专利申请，较2013年增长18.7%，中国企业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大户。
4.中国发展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稳定全球价格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近年来人力成本略有提高，但是与过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其他的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的出口长期保持较低的价格。与其他国家出口价格涨幅较大对比，中国长期的低涨幅必然对控制全球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够减弱全球经济的波动。上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是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增长，对促进全球经济幅度、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稳定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有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波动程度做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发展规模加大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最小，说明了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1.中国发展占全球比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预计在中国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会减小；部分技术创新追赶的后发优势将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导致人力成本的增加。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出现回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发达国家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全球经济也经进入发展相对缓慢时期。虽然中国增速将会减慢，但是仍然保持着相对全球更高的增速，中国未来的发展占全球经济比重将会不断极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加强，未来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中国未来的定位。
不断发展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战略定位的总体目标时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国际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长期提供正能量。为此我国需要对未来定位做出适当调整：首先，中国未来的定位将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次，中国将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成为世界核心消费市场以及商品、技术等主要供给基地；再次，中国要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国家。最后，中国要发挥大国优势，发挥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作用。
四、结语
十三中全会做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国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当前局势来看，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全球化市场中合理配置我国战略资源，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构建互利共赢的国家合作体系，大力发挥我国在全球中的大国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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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超级霸主的地位有所动摇,但美国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超强地位。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美国的GDP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201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了14.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之和。二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贸易体。尽管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还没有,但预计将达到3200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目前,美国拥有的金融资产要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3左右。四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科技大国。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学中。美国就占据了8所。每年,美国都会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术移民。而且,二战以后,美国就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1]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要占到整个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左右,继续排名世界第一。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但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历史上,美国曾经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美国常常通过转嫁危机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受到重创,从而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损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20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从而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到别人身上。目前,美国正在通过迫使以中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货币升值,来实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使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言论也随之而出。之所以会有这些针对中国经济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和担心。事实上,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这些经济曾经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因此说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所干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综合竞争能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国拥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国却只拥有全球GDP总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仍然差距较大。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排名,中国在2008—2010年的竞争力排名为17-20位。[1]虽然我们不必太在意这种竞争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响中国竞争力排名的一些指标中,像企业经营效率、企业信誉、企业形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员廉政等排名就比较靠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排名,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2.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近10%。但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反差的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是“粗放扩张型”的,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的巨额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这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社会矛盾越发突出。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要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单位产值投入成本要达到美国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额资源的同时,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专利和核心技术,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价值创造能力低。
3.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以此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国的研究开发人员以及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排在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研究开发经费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过低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该国研发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标。尽管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和GDP之比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研究开发经费大约在10万-20万美元/年,而中国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支出额还不到3万美元/年,也是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具体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偏低。我国用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还不到10%,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要达到20%左右,这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基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经费的来源来看,尽管我国的主要研究开发活动主体是企业,一般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要占到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70%以上,这一比例基本达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国来自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偏低,目前还不到30%,这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3.装备制造业水平较低,限制了中国装备制造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定位为全球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装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新技术装备的,一般包括计算机集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大型科学仪器以及大型医疗设备等。近年来,尽管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等方式和手段,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并没有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整体的装备制造业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导致我们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仍然显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2010年,尽管中国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了181.7亿美元,但也仅仅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这也是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跻身前100名之列,但这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国有大约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费水平还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国还有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尽管中国的贸易总额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根据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对其成员份额进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倾斜。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有所上升,目前已经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比例的一票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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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或国家集团间通过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形成的一种世界经济结构。传统的世界经济格局主要描述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及其演变，如20世纪90年代之前，经济实力最强，人均生活水平最高，对世界经济事务影响力最强的美国、欧盟和日本三“极”之间的经济权力分配关系是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了全球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由于各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上的差距，各国的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和进度出现较大的差异。在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前提下，各主要国家经济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各国之间在国际分工、贸易、金融和投资关系上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它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因此发生显著变化，世界经济正形成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的经济格局。
二、区域集团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各国国内经济发展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
区域集团化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深的情况下不断加强的，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区域集团化和经济全球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必须结合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来探求区域集团化发展的原因。二战以后，亚、非、拉各洲落后国家纷纷独立，曾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西欧已雄风不再。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开始在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推动其经济自由的理念；各国也吸收战前高贸易保护、以牺牲他人利益来获取自己利益的零和竞争方式的教训，客观上也有减少贸易壁垒，促进经济合作的要求。这样，经过布雷顿森林会议，全球层次的各种经济协调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逐步建立。这些组织的一个基本宗旨就是推进全球范围的经济自由。这些组织对促进经济的全球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全球范围的经济自由和国家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幼稚产业论、保护就业论、平衡国际收支论等许多保护贸易理论为一国贸易保护提供了充分的论据。这样，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在和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竞争中获得优势，落后国家纷纷联合起来，组建各种形式的区域组织；西欧发达国家各自的经济实力有限，同样为了共同利益，与美国和苏联竞争，也纷纷组建起各种形式的区域组织。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第一次区域集团化浪潮就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整个世界出现了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正是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的一体化，才真正使世界经济出现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规律在全球范围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这样，经济全球化趋势第一次是在全球范围，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全球性经济竞争大大加剧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国要发展，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资源，不开放是不行的，这方面，自由贸易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论据；但在一国经济实力较弱的情况下，这种开放又必须是有条件的，这方面保护贸易理论提供了同样充分的论据。这样，一国既想利用世界资源，又不想使自己的竞争力受到损害，和有共同文化渊源、地理位置相近、生产力发展程度相当或经济结构具有互补性的国家结盟，在一定范围内享有更高程度的经济自由就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选择。这种情况使区域集团化趋势再次得到加强，于是，区域集团化的第二次浪潮就开始了。由此可见，区域集团化不过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
三、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延长了国际产业链，提高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效率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引发了世界价值体系的组合重构和产业链的跨国延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和逐步完善，各国贸易壁垒逐渐降低，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产业链的众多环节越来越具有了空间上的可分性。处于主导地位的厂商，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有利的区位进行相关产业链环节的生产布点，使得传统的主要以产业或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逐渐演变成为同一产业、同一产品内某个环节或某种工序的国际分工。产业链国际分工作为全球化经济本身发展出现的新特点，即使没有中国的参与也会发展，但中国的积极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产业链的延长，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国无与伦比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大大延长了产业链条上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中国相对廉价而数量增长惊人的科研人员，进一步延长了产业链条上的技术密集型环节和产品的研发环节，现代服务业中的一些环节也在中国国内得以延伸。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的发展和更为深入的融入世界体系，国际产业链会得到更大的拓展效率要求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社会分工或专业化的不断深化是效率提高的主要途径。相对传统的以不同产业或产品为对象的国际分工，产业链国际延长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公司利润，发挥了各国的比较优势，因而更能够促进世界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而中国通过对国际产业链的进一步延伸，深化了国际分工，为世界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总结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贸易多年持续顺差。但是客观地分析中国经济实力可以看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富有的工业化经济大国不愿意为治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承担相应的责任。全球经济是世界的，各经济大国应通过协商和妥协，各自承担相应的合理的责任，不仅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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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济全球化突出表现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和跨国公司等领域的发展上
其表现主要有：
第一，国际贸易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一环。
第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带来了资本国际化。到了80年代末，发国家的资本输出额超过3万亿美元，其中3/4是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
第三，金融国际化。国际金融活动规模空前，大大超过了全世界生产和商品交易。
第四，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是当代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它把世界经济全球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五，全球贸易规则日趋统一和完善，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其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不断加剧
具体表现在：
①各国把经济安全确定为对外战略的重点。
②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
③各国竞相调整科技战略和政策。
④争夺科技人才成为高科技竞争的焦点。各主要国家都在调整国家战略，把争夺经济和科技优势作为主要目标。
三、新科技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经济信息化加速发展
科学技术进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战后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到70年代又掀起了新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充当“火车头”的作用。科技知识空前快速地生产、传播和转化，对世界经济、各国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国际经济竞争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巨大影响。一方面科学技术对传统产业的高度渗透和改造，另一方面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兴起，各国经济信息化加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将会逐步表现出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这一全新概念被广泛接受，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源配置以智力资源(包括科学技术及其一切成果和信息)为第一要素，对智力资源的占有比工业经济中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更为重要。经济信息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四、各国经济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经济是指时常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它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市场经济属于经济运行方式的范畴，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最早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长期以来，它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受到非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抵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这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一方面，世界市场的人为分割被消除，全球统一市场得以出现；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市场经济概念，并以此为目标进行经济改革。然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部分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行，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体制方面的条件。进一步完善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运行机制和效能，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长期任务。
五、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不平衡既是指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差距,又指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的差距。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1)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美、日、欧三足鼎立,美国经济实力仍居首位。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南北差距愈来愈大。
(3)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致使南北经济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六、世界各国经济调整经济结构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进行了重大的经济改革与调整，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调节机制的调整与改革
(2)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
(3)国有经济的地位、结构的调整与改革
(4)企业的现代化改造
(5)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
七、跨国公司的作用
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主体，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同时进行经营活动的公司企业，它包括母公司及其在国外设立的分公司，是世界经济舞台上集投资、贸易、金融、服务等经济功能于一身的特殊主体。
就实质来看，跨国公司是高度国际化的垄断资本组织，经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际高额垄断利润。从作用来看，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扩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跨国投资与兼并，不断改变着国际经济分工协作关系，推动生产向全球一体化发展。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所到之处，努力与本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习俗融合，从本土化出发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在使企业适应地区市场竞争需要的同时，将新的竞争规则带到了本土文化中，逐渐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纳入全球经济竞争中来，促进了全球市场的一体化。而且，跨国公司越来越独立于某个确定的国家，与多国经济竞争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国家与市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通过企业制度创新革新市场竞争规则，不断推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它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加速了先进技术的转移，促进了生产结构的调整，弥补了资金的不足，客观上成为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日新月异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这一国际环境既是历史的发展机遇，又是现实的严峻挑战。
参考文献：
[1]光明日报,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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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为了解决21世纪1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世界经济乃至各国经济亟需重大的制度改革。具体地说，这种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各国都要以民生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缩小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从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变，各国都要削弱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支配力量，缩小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利润率差距。第三，各国都要采取保护99％的中下层收入者利益的国家保护主义措施，这包括破除美元霸权和抑制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支配作用，恢复国民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优先地位。正如笔者早就指出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只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而对各国劳工不利的状态，全球化的停顿和逆转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垄断性支配，它通过“两头通吃”的方式把绝大部分收益都集中在了垄断资本的手中：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卖主垄断排除了在最终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而另一方面，它同时又在生产者市场创造了买主垄断，迫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的产品价格不断被压低，其结果是：技术进步的成果基本上大都以利润形式转移到了世界经济中作为中间商的跨国公司手中，这不仅没有增加发达国家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也导致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农民的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世界贸易高速增长的同时，各国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跨国公司不仅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而且也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内需严重不足，是资本与劳动之间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成因。
二、我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经济发展战略的困境
目前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已经使我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出现困境。中国目前实行的以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美国为主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实际上是对亚洲“四小龙”的机械的和教条的模仿，笔者已经对这条发展道路给目前的中国所带来的严重危机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此不赘述。掌控高端产业及其技术是步入发达经济的必由之路，而我国不可能按照所谓雁阵模式，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中按照比较优势通过产业的逐步升级达到高端产业，因为发达国家没有办法为我国的高端产业提供庞大的市场，他们也决不会为我国高端产业的发展提供市场，相反跨国公司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把中国压制在价值链的低端。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日本人提出的以日本经济为领头雁的雁阵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版的中心一依附经济结构，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地区中，它使中国固化在了“日本掌控高端技术和资本品、韩国提供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而中国则提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这样一种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上。这就是目前中国的现状。
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下，我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我国成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剥削和掠夺的对象。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曾是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和战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成功发展的道路，但是，美元霸权的出现已经彻底颠覆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性质：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其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出超的情况下，美国才能通过印刷美元纸币，不劳而获地坐享别国的劳动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的越多，积累的美元储备就越多，被剥削和被掠夺的程度就越严重。由于我国推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战略，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元体系的主要支撑国，截至到2011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激增和购买美债是中国经济中正在迅速扩散的痼疾，它不仅导致了极难治理的通货膨胀，而且使我国的货币日益丧失，致使我国民营企业濒临绝境，并夺走了我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方面所急需的资金。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的外汇储备和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已经成为美国“金融核讹诈”的战略武器。
三、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
如果通过融入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实现经济崛起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呢?美国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借鉴。19世纪落后的美国为了避免发达的英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掠夺和压迫，美国通过高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与英国经济隔离开来，到了1894年，美国不仅成功地崛起为工农业帝国，而且美国具有极强竞争力的高端和新兴产业产品大肆入侵欧洲国家，以至于1901－1902年在欧洲出现了大量的图书，向人们拉响了警惕“美国化”的警钟。与我国目前以自由贸易、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
出口导向型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截然相反，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崛起却是在高关税保护、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和内向型经济的条件下实现的，突出的标志是美国领导了1875年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和1908年开始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
美国经验说明，经济活动的质量是国富还是国穷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不是通过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也不是通过掠夺别的国家，那么一国的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取决于什么呢?只能取决于通过科技进步开发大自然所带来的租金分享，而只有高端产业才是科技创新的载体，但我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所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几乎没有创新机会，是低质量的经济活动，当我国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及其创新收益拱手让渡给发达国家的时候，社会各阶层收入的提高和共同富裕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政府就必然要与民争利，资本家就必然要压榨工人，因此，就必然会在利润、工资和税收之间相互倾轧，这就是在目前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所谓低工资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会不和谐的局面。正是由于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实行自由贸易，技术创新的绝大部分成果都被跨国公司所攫取了，所以我国各级政府就无法通过来自工商业税收的增加来分享这种技术创新的收益，因此，不得不愈来愈靠出卖土地获取财政收入，从而成为房价越来越高的重要推手，这是我国土地财政得以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的深层次根源。
因此，借鉴历史上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历史经验，笔者提出了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九大战略方针，这包括：第一，抓住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要把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作为奋斗目标。第二，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农产品技术，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第三，停止引进外资，回购外资企业。第四，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其目的是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国内市场。第五，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第六，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科技优势而非廉价劳动力，这为中国开发这种最丰富的要素禀赋并崛起为世界科技创新第一大国创造了别国难以匹敌的优势。第七，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特征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要以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长为引擎。第八，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以开发中西部为重点，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第九，以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需要我国在国内流通体制、基础设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内部环境的改善上痛下苦功。四、金融保护主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与保护主义和内向型经济发展新战略相配合，我国需要实施金融保护主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对外经济发展新战略。我国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于实体经济，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的进出口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也就是外汇储备够三个月进口的需要就可以了，这样我国就不会积累这么多的美元储备，也不会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没有终结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在纸币经济的时代，无论是储备货币多元化还是不切合实际地建立与脱钩的世界货币都无法解决美元霸权问题。要解决美元霸权问题，就必须破除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的迷信，就必须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
金融保护主义是应对货币战争的根本性措施，为了避免美元霸权和金融自由化对我国经济的掠夺，我国应该继续实行资本项目管制，严禁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严厉打击热钱活动，为信贷的实施创造条件。信贷是与美元霸权相对立的，我国具有广阔的市场，信贷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单从人口上来说，我国的人口规模就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达到贸易平衡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要重走内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原因。在发展内向型经济和贸易平衡的情况下，美元一分钱也不让它进来，美元霸权就对中国无计可施了。
那么，技术问题将如何解决呢?主要是靠国内市场的竞争和自主创新，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市场纵深很大，在创造新技术上，竞争能充分发挥作用。美国经济崛起时期(1820－1914)通过“闭关锁国”铸就自主创新辉煌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引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本国的自主创新，正是自主创新才成为后来者技术发展的主要的和活的源头。美国的历史经验说明，市场重于技术，没有技术，自主创新可以进行，但如果没有广大的市场，自主创新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保护国内高端产业的市场是自主创新的基础。虽然可以把美国和德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概括为“对外保护和对内自由竞争”，但是自由竞争也有问题，美国在经济崛起的后期，社会面临分裂，这是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出现“进步时代”的原因，因此，国家还是要干预，不能自由放任。
但是，美国在其崛起时期，资源丰富，也没有人口众多的压力，更不存在一种类似于今天美元霸权的“英镑霸权”，因此，美国不需要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但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和能源相当匮乏，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和人口“稀少”，如果我国通过保护主义新战略并抓住以纳米、生物、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为主体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在高端产业方面建立起全面和绝对的领先地位，那么，这就使人力资本和科技资源丰富的我国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了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因此，以中国为龙头，建立一种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和欧盟等为统一战线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我国就显得极为必要。
五、破除美元霸权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是破除美元霸权的根本之路。重走保护主义和内需经济的发展之路，可以使我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和美元体系脱钩，但如果没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配合，我国将陷入孤立地位。摧毁美元霸权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但世界上有可能与美元霸权抗衡的国家必须有庞大的分工体系和内需市场，具备这些要素的只有三方：欧盟、日本和中国。但是，欧盟不是一个政治实体，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实施完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因此，欧元就无法与美元相抗衡。而日本虽然对美元霸权也心怀怨恨，但又要仰仗美国对付中国和俄罗斯，因此只能对美元霸权忍气吞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国才能肩负起破除美元霸权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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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挑战可能各不一样，欧美国家主要是因为各国政府不能及时拿出流动性输入机制的“关闭”（退出）方式（比如，要使政府成功退出关键取决于国有化资产能否在市场上卖出一个“好价格”等），从而导致通货膨胀高企的局面，逼得货币政策采取强硬的180度掉头的状态，这对刚刚复苏的经济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些经济复苏慢的国家就会面临让政策左右为难的经济“滞胀”状态，这种状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持续不能得以遏制，那么，一定会波及到其他经济已经复苏的发达国家中。
而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生产能力和增长的空间较大，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货币流动性的市场泛滥压力，但是，像08年那样，大宗商品价格因为投机资本的猖獗（货币流动性过剩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再次高企不下的可能性依然不小，目前这种迹象也已经出现，所以，输入性通胀问题同样会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对那些外向依赖性大、而目前经济复苏程度低的国家而言，打击可能是巨大的，由此也会收窄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不能排除，由于实业投资的回报率因为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而更加明显的下降，导致实业部门的资金再次回流到发展缓慢的金融市场中，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情况，甚至不良企业恶意圈钱投资过度的问题会再次困扰所在国的监管部门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
总之，“后危机时代”最先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再次齐心协力地抵御在过去全身心应对全球性流动性危机的过程中“迫不得已”地给今天所埋下的十分严峻的通胀风险！
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对美元体系的信赖危机
“后危机时代”给各国政府带来的最深远和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改变造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因素和增长模式，它包括：全球统一和谐有效的监管制度和合作体系的建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失衡发展的增长模式的调整，能够带来双赢效果的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等。
具体而言，在发达国家方面，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审核制度、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机制、激励相容的公司治理机制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和统一正在得到充分的认识，并由此带来的相关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优化也在积极地推进中。尽管其中的一些技术障碍目前依然存在，但是，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就会影响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中发挥所应发挥的正常作用，就会因为大众对金融服务的过度警觉和信赖的缺失而造成长期投资成本的上升和金融市场价格的过度波动。这也不利于储蓄的提高和资本的形成，不利于扭转过度消费和过度透支的失衡格局。当然也不利于欧美国家技术创新所需要的金融资源保障。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尽快继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经济一体化的外部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序健康的发展，已经成为决策部门苦思冥想的大难题。困难之处来自于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导致外部市场不但不可能增加反而在缩小，其次，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后危机时代以前长期赖以生存的美元价值体系会不断恶化，而目前取代美元或和美元体系能够制衡发展的另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也没有准备好，于是，发展中国家双边之间都在加大合作的力度以突破货币体系扭曲所带来的增长制约问题。事实上，中巴“货币互换”模式也呈现了新兴市场国家克服美元主导货币体系所释放的智慧。双方国家用自身的货币去购买对方国家的货物和服务，同时再将获得的对方国家的资金到对方国家进行实业投资，从而保证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以避免货币头寸的盈余所带来的保值和增值的麻烦问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在多元化自己过去所创造的美元主导的外汇储备结构，用美元去购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和技术，用美元鼓励自己的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中，通过资本运作来扩大自己企业在海外的影响力和发展空间，同时也让自己的基金等在海外市场寻找其他币种资产或非美元国债的替代金融产品的投资等，以增强本国外汇储备的财富价值。当然，后危机时展中国家会继续吸引外国企业到本国投资以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以前不同的是，平衡发展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的产业政策将会被更加重视，避免过度依赖外商投资造成危机阶段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虚脱”状态。比如，在这次危机中，韩国、俄罗斯和印度等都有过外资大规模撤离所带来的苦涩经历。
中国探索制造强国和金融强国双向发展的大国战略
后危机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和发展中国家一样的要素以外，还有自己的“特殊性”，那就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规模已经排列第二的大国而言，如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建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匹配的增长模式已经成为我们减少日益频繁的外部贸易和投资摩擦和缓解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长代价（高污染、高能耗、高冲突的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根据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取决于这个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定位：对上游产业而言，具有控制生产要素的威力，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得天独厚的享受到这种地位的优势，比如OPEC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家就能够从各国那里拿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石油需求的订单。但是，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了生产要素中的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比如，生产所需要的高端技术，低成本的金融资本，世人青睐的品牌，发达的资源交易市场（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确立能力（微软视窗就是一个国际商务标准，不符合标准，就无法进入市场。日本电气公司NEC曾经也开发过类似的标准，而且早于美国，力图与美国抗衡，但因为缺乏标准推广的市场而最终失败告终）等，比起单纯要素出口的国家，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财富争夺的能力，所以，它能够从产品创造的全部价值中获取可观的大头部分，而处于中游的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可能只能拿到其中的微不足道的部分（像中国这样靠低廉劳动成本的优势获得全球制造业加工厂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虽然就业压力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所创造的附加价值是很低的，因此，人均财富的获取能力也是非常低下的），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主导的国家，比如东亚各国，政府为了保证投资成本的可控性，以及为了发挥
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常常采取金融抑制的辅佐经济增长的战略，也就是通过控制利率和汇率水平，来保证企业旺盛的生产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得客观的收入效应。尽管这种金融压制战略牺牲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但却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缺乏国内市场购买力和金融体系发展缓慢”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然，产品制造出来后又会进入一个服务的高价值创造环节，处于这样的产业下游的国家，因为是创造最后财富和保管财富的关键环节，所以，它同样能够在产品的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效果。许多西欧和北欧的国家都处于产业的下游，而美国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功能，自然就处在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这也是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反过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也使美国金融市场站稳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美国引发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增长模式具有持久和相对竞争力的秘密――即使在今天危机的关头，美国的市场风险全球在共同承担（金融创新泡沫时期超常的收益确实美国独家垄断），美元的垄断地位不减反增，这也让各国看到了自己国家增长模式的劣势状态――尤其是东亚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虽然没有像欧美那样去“掺和”金融创新，但是因为金融市场价格的突变和美国市场的需求萎缩，而经济同样受到了重创！甚至找不到很好解决在东亚这种增长模式下克服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有效方法。为此，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过去增长模式的弊端，正在从供需两方面寻找中国经济可持续而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国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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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Dealogic数据,截至2011年4月初,全世界公司共已宣布价值7841亿美元的并购案,高于上年同期的6379亿美元。这些并购显示投资者(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信心回归。预计2011年全球并购交易的规模将大大超过前几年。迄今为止已有三宗交易的规模分别超过150亿美元,2010年全年只有四宗交易达到这样的规模。预计2011年全球FDI将增至1•3万亿美元,规模有望超过前几年。
二、当前世界经济贸易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目前看,世界经济复苏仍将持续,但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欧洲债务危机依然严峻、中东和北非局势动荡、日本特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与核泄漏等次生灾害的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有所加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必将增加复苏成本;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释放出的复苏差异,将进一步凸显两者之间因失衡而产生的矛盾,贸易摩擦依旧严峻;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难题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减少政府公共债务和财政预算赤字;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保证经济增长与应对通胀任务同样艰巨。
1.突发事件增添经济复苏不确定因素
2011年以来,国际局势中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对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困扰。中东和北非局势的不稳定以及由此引发的油价进一步上涨,对经济活动构成拖累。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震不仅对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同样造成影响;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又成为世界经济恢复中新的不稳定因素。突发事件引发“恐慌溢价”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重大阻力。首先,对油价和食品价格占消费物价的2/3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通胀压力增加。其次高油价同样造成发达经济体进口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减少,内需动力减弱。日本史上最强地震,除引发海啸还造成核泄漏。首先对日本商品期货、股票市场以及货币市场造成极大的即时打击,日本海外资金开始回流本土;其次,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全球供应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日本生产供应全球40%的手机和电脑芯片,1/5的半导体产品。丰田汽车公司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商。索尼集团为世界各国消费者提供电子产品。灾难可能使这一产业链发生短期中断或转移。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称,日本大地震或将导致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减少0•5%,达到3•8%。不排除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将“导致日本经济陷入短暂的深度衰退”的可能,最大衰退幅度为下降3%。而在地震前,摩根士丹利曾预计日本经济将增长2%。与此同时,日本重建需要筹措大量资金,但目前日本政府债务是经济总量的两倍还多,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而且日本财政赤字占GDP近10%,政府没有过多资源可以利用。这就可能导致日本在海外的投资回流,从而引发资产抛售。当然,鉴于日本的进口大国地位,其灾后重建以及之后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大量原材料,不排除在下半年开始会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起到提振作用的可能。
2.通胀压力加剧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为应对危机,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超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虽对救助危机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引致的货币过度发行所造成负面后果,在后危机时代,也是政策实施国不得不承受的,这就是资产泡沫和高通胀。自2010年10月至今,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指数上升幅度达15%,粮食价格已经逼近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国际大宗商品整体涨幅早已超过了2007年巅峰时期,达10%以上。由于中东和北非政局动荡,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全球原油价格又进入了加速上涨的通道。4月8日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126•7美元/桶,较上年上涨33•6%。利比亚局势的混乱,西非产油国尼日利亚大选的推迟,可能会导致该国发生更多暴力事件,再度加剧国际市场动荡。IMF警告,如果国际市场供应和需求因素持续动荡,就可能使油价上升到2008年每桶148美元的水平。在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上涨的直接刺激下,全球通胀压力进一步显现。而且通胀正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蔓延扩散。经济合作组织(OECD)2011年5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OECD成员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2•4%,带动其成员国整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2•7%,再创2008年以来新高。3月份该成员国核心价格指数涨幅为1•4%,也达到2010年3月以来的最高涨幅。在新兴经济体国家。2011年1月份,巴西CPI同比上涨6%,持续5个月上涨,3月份继续上涨6•3%;俄罗斯1月份CPI同比上涨9•6%,3月份上涨9•5%,持续8个月上涨;同期,印度尼西亚CPI上涨7•1%;韩国CPI上涨4•1%;中国3月份CPI上涨5•4%,创32个月以来新高;印度3月通胀从2月份的8•3%升至8•9%。面对日趋上涨的通胀压力,多数国家不得不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国家从2010开始紧缩货币,迄今中国已10次上调准备金率,5次加息;印度自2010年3月以来已经9次上调利率;2011年3月以来,越南、泰国、韩国等继续加息。在发达经济体中,目前美国加息可能性较小,而欧洲央行已于2011年4月初将其主导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从现行的1%提高至1•25%,这是金融危机后(2009年5月以来)的首次加息,表明其抑制通胀的决心,同时也表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复苏出现差异。对于欧洲而言,在经济复苏的初级和脆弱阶段加息,既加大复苏成本,又将拖低增长速度。而且,短期利率的上升,还加大了市场对加息周期的预期,投机行为和对长期利率即将上升的预期,都将加剧高负债国家的融资成本,对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债务沉重国家的经济复苏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3.政府债务
负担严重拖累复苏步伐为应对金融危机,发达经济体所使用的财政性政策手段和规模近年来不多见,但其后果是,政府必须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且短期内难以消化。根据IMF最新数据,2010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109•6%,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9•29%;远远超过债务占GDP60%、财赤占3%的国际警戒线标准。IMF预计,到2015年,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高达122%。在美国,经济衰退和多年赤字财政政策,使得美国公共债务不断累积。2010年2月12日,美国总统不得不签署通过了将债务上限从12•4万亿美元提高至14•294万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4月18日,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达14•253万亿美元,距离已提高了的政府债务上限仅剩410万美元,美国政府可能将继续考虑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会预算局预计,今后10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攀升至18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7%。赤字已成为美国当前面临最大、最根本的经济挑战,标普将美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意味着美国将饱受高负债和赤字的折磨。欧洲问题同样严重,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葡萄牙可能成为欧元区17国中第三个向欧盟和IMF申请援助的国家;西班牙、希腊评级被降低,将进一步加重这两个国家的债务困难。葡萄牙债务危机的恶化促使欧洲央行不得不再次恢复购买欧元国债。对于欧元区而言,欧债危机影响可能甚于日本地震。OECD报告显示,2010年,意大利负债率(政府债务/GDP)高达131%,超过西班牙的72%;法国92%;德国80%。欧盟统计局2011年4月26日公布的数据,2010年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达到6%,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则由2009年的79•3%,上升至85•1%。在此情况下,为建立欧盟债务危机救助机制,2011年3月份欧盟财长们仍就规模50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简称ESM)的协议主要细节达成了一致。这项新救助机制的大部分负担要落在欧元区强国的身上。救助机制的建立虽然对恢复市场信心有帮助,但同是也会增加欧元区核心国家的负担,从而拖累欧元区经济复苏的步伐。
大地震发生期间正值日本政府与财政赤字进行艰难斗争之际。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高达91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同时预计在2011年4月1日开始的财年(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中,政府债务还将增长5•8%,达到创纪录的997•7万亿日元,占GDP的比例达到230%。大地震必将使日本政府追加预算,政府支出增加在所难免,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债务风险也将加剧,政府融资成本也将提高。世界银行初步估计,日本灾后重建所需费用可能高达18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每年经济产出的3%。重建费用要比神户地震多5%~7%。
三、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前景
1•美国
受出口和消费者支出稳定以及投资增长的支持,2010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长达到3•1%,全年经济增长2•9%,为五年来最大增幅。自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复苏以来,在平均3%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中,出口贡献了大约1•4个百分点。进入2011年,美国经济数据多数向好。2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从1月份的93•1增至93•5,制造业回暖是美国此轮经济复苏中的一大亮点。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4%,物价上涨依然温和。3月份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70•6,超过预期的70•0。失业率连续四个月下降,3月份失业率从上月的8•9%降为8•8%,较上年11月份已下降1个百分点。但美国经济复苏的动能仍显不足。2011年2月份耐用品订单出现连续下降,3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环比大幅回落,显示消费者对经济短期走势持谨慎态度。1月份20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继续下跌,2月新屋、成屋销售分别环比下降17%和10%,进一步表明美房地产业仍在苦苦挣扎。此外,虽然就业形势正在转好,但较2008年9月时的6•1%失业率仍有很大差距,显示就业市场仍未能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而且目前新增就业机会,远远低于预期。与此同时,高油价和日本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灾害也将拉低美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油价的高企不仅将直接增加相关行业企业的原料和生产成本负担,还能通过冲击美国就业市场和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的链条,将更多的负面影响力传递到美国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房地产和金融等关键行业。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长初值数据为1•8%,较去年第四季度的3•1%,明显下降。IMF预计,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8%,高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但较年初预期降低0•2个百分点,也低于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预计。
2•欧元区
2010年欧元区GDP缓慢复苏1•7%。其主要增长动力来自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2010年德国经济增长3•6%,是两德统一以来最强劲增长,而出口大幅增长为其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进入2011年,欧元区整体经济依然向好。1月份工业订单同比增长20•9%,为连续第四个月上升;1月份商品零售额环比回升0•4%,实现自2010年7月份以来的首次增长;2月份欧元区经济敏感指数升至107•8点,表明经济信心重拾上升通道。德国依然保持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引领地位,2011年1月份企业信心指数升至历史新高;前两个月的出口增长率均在20%以上;3月份失业率从上年同期的8•5%降至7•6%。目前困扰欧元区经济的主要障碍,一是通胀压力增大,2011年1月份欧元区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1•5%,同比上升6•1%,能源行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3•2%;1月份通货膨胀率按年率计算达到2•3%,2月份又上升到2•4%,3月份通胀率高达2•6%,连续超出欧洲央行为维持物价稳定设定的2%的警戒线。为此,欧洲央行4月初将其主导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从现行的1%提高至1•25%。欧洲央行预计,2011年欧元区通胀率在2•0%~2•6%之间。二是债务危机继续困扰欧元区经济。IMF预计2011年该区经济增长率仅为1•6%。德国经济增长率将较上年降低1个百分点。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为应对高额债务面临金融调整,经济仍无法摆脱低速增长。IMF预计2011年爱尔兰和西班牙经济增长率将只有0•5%和0•8%,葡萄牙和希腊将分别下降1•5%和3•0%。
3•日本
2010年日本经济强劲反弹,全年GDP实际增长3•9%,创20年来最快增速。其中主要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强劲增长所带动,后三个季度经济低迷,第四季度实际GDP甚至环比萎缩0•3%。进入2011年,地震前,日本经济仍呈现出较好的动向,1月份经济景气指数继续改善至106•2,连续3个月环比上升;1月份失业率为4•9%,较2010年平均5•1%的失业率有所改善;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9•7%,顺差上升3%。由于受到东北部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影响,3月起日本经济出现衰退迹象,3月当月日本工业产值环比骤降15•3%,创下跌幅纪录。据推测,受灾地区经济规模占到日本GDP8%左右。日本政府估计,本次灾害损失在16万亿~25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3%~5%,高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2%的损失。世界银行预计,日本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在1230亿~2350亿美元,灾后重建大约需要5年时间。OECD报告称,日本2011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幅可能下降0•2~0•6个百分点,第二季度的经济增幅可能下降0•5~1•4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长将从之前预计的1•7%放缓至0•8%。IMF则将日本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份的增长1•6%下调至1•4%。摩根大通将其对日本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1•7%,将第二季度的预期从2•2%下调至0•5%,全年增长预期从1•7%下调至1•4%。日本央行预计,2011年经济增长率为0•6%,在所有预计中最为悲观。在地震、海啸、核电危机的连续打击下,油价高企也将使日本的经济雪上加霜。但预计负面影响可能将主要集中在2011年上半年,下半年随着日本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始,投资拉动将给日本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篇8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技术与信息作为生产要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的输入和转出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统一分工的基础上，构成一个过程的不同环节，使得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发展联系和彼此依赖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条件下，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迅速，而且进一步突破了民族的国家的界限，形成了生产力的国际化和生产的国际化，把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及与此相适应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使世界经济趋于集团化。国际贸易远远超过过去，资本国际化急剧发展，私人投资、商业贷款迅速增长，国际债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贸易、资本和技术从小到大、从国内到国际的不断发展加深了人们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加快了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步伐。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萌芽或准备阶段。19世纪中叶，即在1834年由北德、中德与南德等三个关税同盟联合起来建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它可以说是经济史上最早开始的集团化的雏形。第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开始形成的阶段。二战后区域集团化进入其形成阶段，还在1944年9月，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就签订了建立关税联盟的协定，1946年三国又将关税联盟扩大为经济联盟。1949年1月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实现生产协作与专业化。1952年西欧六国建立欧洲煤钢联营，1958年建立西欧共同市场。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展中国家也建立了一系列地区一体化组织。第三、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蓬勃兴起阶段。1960年以后的20多年间，国家、地区间的大多数经济联合发展较慢。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进程明显加快,原先建立的区域经济集团有的进行了调整或改组,范围上有所扩大，新的区域经济组织不断涌现,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各个地区各种类型的国家。目前影响比较大、成果比较突出的三大区域经济组织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三大经济区域集团有可能形成鼎足对峙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结成了区域经济集团；在广度与深度、外延与内涵方面有了新发展，突破了洲的限制，开始跨洲发展；自由贸易区成为建立经济区域集团比较流行的主要模式；区域经济集团相互之间、其内部各参加国及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其结构也是多层次的。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有着广阔前景，它是全球一体化大趋势在当今的表现形态之一，是通向全球一体化的一个历史阶段。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加强国际资本的扩张与渗透，推动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促进区内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的跨国兼并引进了新的竞争机制，将给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建立区域集团不妨碍各国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的扩大，可以促进市场容量扩大，总体上是有利于促经济贸易与世界经济的增长。区域集团化对世界经济乃至各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第一、经济区域集团的形成，为各国进行平等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有利于减少和解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有利于地区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为各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区域经济集团将促进内部贸易增加，生产要素得到不同程度的自由流通，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和配置，促进科技发展，增强竞争能力，提高经济增长率。区域性集团经济贸易的增长将使世界经济贸易总量增长，这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机遇。第三、区域经济集团化将对国际资本、技术、商品和人才的流向产生重大的影响。集团化将促进生产要素在集团内部流动，并促进产业结构在地区内部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化也促进了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加强联合科研，与此相适应，科技人才的流动在加快。第四、今后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将以发达国家为主，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混合组成，发达国家将作为资本、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和产品的主要吸纳者，促进经济集团的发展。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如政策得当，将可通过区域合作，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
篇9
1.产业结构软化首先有利于经济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有机结合，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协调发展，这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稳定而和谐的社会环境。投入结构软化意味着世界在教育与培训等智力方面投入增多，人们将有更多的机会提高自身文化知识素质，挖掘自身潜能，同时，投入结构软化也意味着社会将提供更多的需要知识技能的工作岗位，这对发挥人们自身更大的智力潜能既是压力又是动力；产出结构软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精神和心理方面可消费的软产品，较全面地满足了人们潜在的无形精神需求，极其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了世界的福利水平。在“硬产业结构”经济社会里，经济成果的取得是以人们的体能和精力方面的消耗为代价而换取的，但在软产业结构经济社会，经济成果的取得虽然消耗人们的精力，但在相当意义上可以说，人们在此种消耗中不断使自己进步和提高，经济与人协调发展。
2.产业结构软化降低了世界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经济发展对环境和物质资源等自然因素的依赖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极大地提高了世界经济素质，促进了可持续发展。高新技术的发展应用使生产和管理趋于自动化，一则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二则提高了对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了人类对自身和物质资源的消耗速度，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的外延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的内涵增长，更着眼于经济效率和质量方面的提高，加上环保技术本身进步，环境方面的压力已有所缓解，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远程遥控管理成为现实，推动着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球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技术创新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迅速提高：20世纪初20%左右，50~60年代为40~50%，70~80年代为60~70%，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这一比例将达到90%。产业结构软化从变革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两个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世界经济素质。
3.产业结构软化使各国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可控制性增强，大大熨平了经济周期性波动。技术知识存量达到一定程度将发挥巨大的规模效应，大多数高新技术本身就是多学科交叉发展的产物，再加上其中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各产业部门之间技术渗透力增强，科学技术更快地转化为生产力，大大缩短了经济波动的持续时间；无形的技术知识本身就成为一种资产，世界市场已经包括技术知识市场，高新技术本身已经成长为一种产业，该产业的产出能够不断满足人们各方面新的需求，而且永远不会出现象物质产出迟早必然要面临的市场饱和困境，当技术产业占据经济构成一定比例，自然就减少了传统的以“硬产业”为主的经济周期波动；产业结构软化所包括的服务业也几乎不受“硬产业”市场周期波动影响，大多数的服务业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是同一过程的相对于供需双方而言不同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是“即产即销”的，不会因为供过于求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而损害经济发展。二战后至今已半个多世纪，经济周期仍然存在，但其波动幅度和持续时间已大大减少，世界各国经济从未出现象三十年代美国那样剧烈而持久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这不能不说是产业结构软化在其中发挥了一方面的积极作用。
篇10
世界体系论以体系作为分析单位，强调整体性，从宏观来研究体系内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并在某种程度上由文化联系或政治联盟加强。
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区域，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贸易关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中心区域的国家处于主宰地位，是体系中最为发达的区域，对体系整体起着核心作用；半边缘区域的国家则是传递的角色，处于过渡的位置，对于中心区域来说它属于边缘区域，而对于边缘区域来讲它又形同中心区域；边缘区域的国家则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主要生产低级商品，劳动报酬低。
“国家自产生起就存在于国家体系之中，在国家体系的变化过程中存在两重过程：一是中心区域的 ‘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垄断商品，利用国家机器在世界经济中使其利润最大化，这些国家因之成为核心国家。二是边缘区域的‘边缘化’过程，即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利用不太先进的技术和过多的生产力，这些国家因之成为‘边缘国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相对立的是政治两极化，即中心区出现了强国，而边缘区出现了弱国”。并且三个地域里的国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边缘或半边缘的区域可能发展成为中心区域，而中心区域也可能发生逆向变化。
二、全球化是把双刃剑
如今，全球化作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势力全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经济方面，世界市场大力扩展，全球经济更趋于一体化；在政治方面，各国之间的政治联系日趋紧密；在文化方面，体系中核心国家的文化观、价值观在全球得到广泛传播与接受。全球化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资源在全球的流通使之能得到最合理有效的优化配置，并且通过国际化的比较和竞争可以促进自身自省与发展。
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世界经济融合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种潜在的不等价交换。在世界体系中，中心国家总是处于垄断地位，而处于边缘、半边缘地区的国家在这个存在着剪刀差的世界市场中则总是处于弱者地位。“在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最终是华盛顿的政治家及其顾问们在为全球一体化制订规则。西方经济强国的德国尚有这种无奈，发展中国家就更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了。”发达国家借助其资金技术等竞争优势，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资源。发展中国家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高新的科学技术、完善的市场机制，又迫于急切想拉动经济增长的愿望而可能出现国内经济大量依靠外资，则容易使国民经济外生化、泡沫化。
同时，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同样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当一国出现了经济问题时，不仅区域内部受到影响，直接影响到其贸易伙伴国，区域之间同样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到最后则变成全球性的经济问题。经济全球化造成世界各国紧密联系，也造成两极化格局加剧，前者使危机影响全球经济的机会增大，后者则使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融风险也进一步增大，全球经融危机一但发生，则会愈演愈烈。
三、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路径
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区的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国家，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就是在世界体系中改变位置，即从边缘向半边缘、向核心地区升迁的过程，从而消除了第三世界永远处于依附地位而得不到发展的悲观看法。”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要想获得发展，提高自己的国家地位，努力使自己跻身于体系中心区域，在应对全球化浪潮时既应该对外开放，更应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一）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努力创造和谐的世界经济贸易环境，以“融入”的姿态丰富发展自己在世界体系内的活动，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努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共同抵御全球经济风险带来的灾害。上海合作组织、东北亚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等，都是我国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表现。
（二）培育民族产业，提高预防及应对风险的能力。
从自身方面来讲，应该增强综合国力，完善市场监管体制，优化配置国内资源。经济危机的爆发往往波及全球，整个体系进入危机状态。但这对于中国来讲是一把双刃剑，努力把握好中心区域国家遭受危害的时期，它能够成为我们国家寻求发展，拉近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差距的一个好契机。在这个阶段我们首先要不断提高自身水平，扩大内需，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慎重开放资本项目，优化配置国际资源，在防范及化解其危害的同时注重完善金融体制及市场监管体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的经济制度和宏观调控体系。要放眼于整个世界体系，
参考文献
[1]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M].郑伟民，王正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篇11
（一）碳关税
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室温气体排放不合格的国家美国有权利实施碳关税征收。在这之前，有关向发展中国家征收碳关税的想法被法国政府提出。欧美希望采取对强而有力的减排措施来促使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并将气候和国际的贸易行为相互联系，这样一来，就会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压力。面对这种压力，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有效设立减排目标，美国就会向发展中国家征收出口产品的碳关税，影响国家发展。
经过相关部门的调查研究表明，含碳量最高的出口商品是来自中国。这样一来就说明如果征碳关税的想法真的被实施，那么将会对中国的商品出口贸易方面造成巨大影响。所以说发达国家想要实施的碳关税征收政策，就会改变国际贸易现有的结构形式，造成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系统的大幅度波动。
碳关税的想法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具有优势，并且全方位的在主导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想要在经济上有进一步的突破，那么低效能、高耗能的生产方式还会进行下去，这样的模式在发达国家制定的环境标准中处于一个非常劣势的状态，所以说这样的世界经济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乐观的现象。
（二）碳税
排放权交易、能源税、碳税等都是问世气体减排政策所采取的手段，碳税作为最有效的减排方式深受广大经济学家的肯定。作为各个国家中绿色税制当中的重要角色，碳税征收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税收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完美结合。
碳税征收制度的改革是根据天然气、石油和煤中含碳量的税率来征收的，为了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建立了有效的碳税制度，调节燃料的成本。但是由于碳税征收的实践，使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降低了其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能力。为了补偿这一缺陷，各个国家实行了返回税收的有效政策。
二、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转型政策影响了世界竞争格局
（一）美国推进低碳经济，培育新型能源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法案，在未来三年内要将美国国内的经济能源再翻一倍，将开发新型能源为主要内容，制定严格的汽车碳排放量的标准，大力度支持绿色建筑的建设，全民发展低碳经济，同时要掌握全球变暖问题的主要领导位置。奥巴马制定的美国新型低碳经济能源计划着眼于未来，并努力将其培养成经济复苏的重要部分。
奥巴马明确表示，美国实行的促进清洁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将会重新站上国际的舞台并领导低碳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美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能源技术的开发上面，包括资源的可再生利用、科学基础研发以及能源的捕捉和储存等。另外美国政府在相关法律上规定要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和冶炼部门的气体排放，超额奖要购买排放权。
（二）日本投资低碳事业
为了保证以后经济的增长和未来的投资，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增长计划，并投资了低碳经济。其目标是在短时间内实现全国的低碳化，推进低碳革命，领导世界低碳的潮流，实现低碳经济的再循环。
日本作为资源稀缺的国家，节能减排是一直以来都需要重视的内容。在低碳经济刚刚兴起的时期日本就已经开始提倡建立低碳社会。为了尽早实现低碳社会日本政府出台了相关的计划，其中包括对能源开发技术的更新、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新型能源刺激经济的发展等。另外，日本政府还提议征收相关的环境税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权，这项提议在日本已经实施。
（三）欧盟的低碳经济转型及经济复苏
在多个欧盟成员国陆续出台了经济增长计划之后，为了协调其他欧盟成员国家，欧盟委员会相继出台一系列增长经济的举措。欧盟主要的经济战略措施是将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比例调高，同时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促进向低碳经济转型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脚步。除此之外，欧盟还出资建设绿色经济性社会，增加民众的创业机会，控制全球变暖的速度。
欧盟作为一个有多个国家组成的同盟国，在绿色低碳经济的道路上一直起着领导的作用，为了推广低碳经济，英国成为第一个成立有关温室气体减排法律的国家。为了能够更好的实践低碳经济，英国在住房的改造上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并对早期安装节能设备的家庭提供补偿。在交通方面，英国政府对汽车的排放量有着严格的要求。另外，英国政府对绿色技术的研究大力支持，保证在开发新能源和节约能源使用的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近年来，欧盟增加了在祭坛经济发展方面的投资，以保证在世界气候变化情况下其能源供应的安全问题，并且加大对能源技术的改革。
三、低碳经济快速发展在日后将会受到气候影响
（一）欧盟占据碳市场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
欧盟国家一直在主导者，世界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从市场发展方面看，欧盟关于排放系统方面的体系与清洁体系相比要高出很多，但是清洁体系的发展前景很可观。气体减排在成本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存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技术的现象，这样不仅可以促使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的进步，更能使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本国经济。
（二）全球市场的统一随着区域性的碳交易而形成制定
目前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其成员国的问世气体排放交易权成为世界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欧盟的计划和安排里，欧盟将把拍卖体制加入到配额中，来提高低碳经济的发展。
美国虽然制定出相应的低碳经济发展计划，但是还没有形成正规的有关碳交易系统。但是根据其他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大力支持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加快制定相关的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
相对比较来说耀州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已经成立的贸易交易所目前有新加坡、香港，并且香港已经在制定相关的排放权产品的研究，而日本最近也在制定一项交易系统用来进行额配交易以及总量管制。
由此可见，在低碳经济日益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各区域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对自己有利的碳交易市场，欧盟作为世界脚步的领导者，最先制定了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并且稳定处于领导者的地位。虽然欧盟国家作为最大的低碳经济发展体系，但是全球性低碳经济交易市场的形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三）气候将影响全球的碳交易经济发展
对于世界性质的减排计划主要取决于未来的低碳经济市场的发展趋势，计划的安排将对美国和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些计划是全球的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着很大的分歧，甚至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制定了难以达到的减排目标，这样就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宁可提供资金和技术的研究也不愿意进行谈判的现象。所以基于这样严峻的谈判形式，关于温室气体减排量制定的协议会很难达成。但是由于国际上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视，使各国人们对于低碳经济的前景抱有很大希望。
四、世界低碳经济发展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对低碳经济发展加以机制方面的建设
在我国进行低碳经济的发展，不能盲目地大区域实行，要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寻找适合的发展环境和政策，建设具有特色的中国低碳经济发展。
对于我国来说，发展低碳经济首先要做的是考虑碳排放区域，并在指定的特殊地区内进行碳排放交易，这样才能建设出符合我国发展的地区经济。
（二）制定快速有效的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
发展低碳经济首先要做到的是由一套完整的发展战略，其次是根据战略需求研究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技术，政府需要结合市场环境寻找合适的低碳经济发展的路线，不要一味地效仿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重要的是，我国要深入研究低碳经济在我国发展的前景，并制定完善的经济法律和法规，全面的推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三）鼓励企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量
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可以预见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围绕着低碳环保进行的，所以避免落后与其他国家，我国政府可以率先支持企业进行低碳发展，减少企业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尽可能引进低碳产品、发展低碳产品。同样的，政府也可以激励企业积极参加国际上有关低碳经济方面的技术创新，嘉奖在新能源建设方面有成就的企业和个人，争取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结束语
低碳经济是在保证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为保护环境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种经济发展形式。目前低碳经济的发展已经得到大部分国家的认同，发达国家占据主要的发展地位，凭借先进的低碳技术领导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着很大的考验，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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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量化宽松与通胀压力的矛盾突出，流动性泛滥后遗症显性化压力日益增大。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利率水平也降到了历史低点。去年下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持续加码，在维持超低利率水平的同时，美联储连续推出第三、第四轮无上限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元区启动“无限量冲销式购债计划(oMT)”，日本也宣称实施“无上限债券购买计划”。可以说，西方大国对外转嫁内部经济困难的意图十分明显。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流动性也比较泛滥，特别是通过降息释放的货币供给相当庞大，比如，巴西央行2011年8月至2012年10月连续降息，把基准利率从12.5%下调到历史最低的7.25%，南非2012年把基准利率下调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5%。在全球主要货币大量放水的背景下，潜在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压力再度全面加大。
第三，经济性与非经济性干扰因素交织，保护主义障碍进一步强化。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各国对国际市场激烈争夺、对国内市场大力保护，贸易战、汇率战全面升级。我国是各类保护主义行为的最大受害者，去年共遭受23个国家启动的84起贸易救济调查，增幅达16.7%。未来一个时期，保护主义可能持续强化。我国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国与国之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科技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影响将持续加大。
二、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1.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使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面貌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新阶段的特征是:经济发展进入由投资、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的转型期;社会发展进入更加关注民生、环境的矛盾凸显期;改革进入突破现有利益格局的攻坚期;经济增长进入由又快又好到稳中求进的换档期。中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过去的10年，中国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成就，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对此进行了总结，归纳为三大台阶:我们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遭遇严重困难，中央科学决策、果断决策，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积累了有效应对外部经济风险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经验。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2003一2011年，GDP年均实际增长10.1%，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2007年为14.2%)。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国际组织统计，当年中国增长对全球的拉动占50%以上。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速不仅普遍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也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但是，这种增长势头是不可持续的。2010年增速是10.4%，这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两位数增长。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4%的高点后，中国经济的增速一路回落。特别是从2011年一季度回落至一位数(9.8%)以后连续7个季度下降，去年三季度达到最低点(7.4%)，四季度开始企稳，回升为7.9%。全年增长7.8%，是新世纪以来最低的一年。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特别是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明显放缓已成为明显的事实。这种情况不仅国内关注，也引起全球的关注。4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文章，题目是:中国经济未来荆棘密布。文章引用一些专家的观点，认为中国增长将会放缓，甚至是剧烈放缓。即将从2000年到2010年1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2013年至2022年的6.5%的年均增长率。文章指出，“中国政府的计划是顺利地转型为更加平衡、增长放缓的经济。这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中国政府掌握着所需的所有要素，且中国经济依然有很大潜力。然而，在不引起投资崩溃和金融动荡的情况下实现增速放缓，比任何一般均衡模型所显示的都要棘手得多。”党的十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7.5%左右，这是考虑到必须使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为转方式、调结构创造稳定环境，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上，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总理特别强调:这个目标是必要的、适宜的，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今年一季度的宏观经济形势。今年是落实十提出的“两个全面”“两个加快”任务的第一年，也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因此，各界对今年的经济发展都很期待，各种预测分析也很多，一般都比较乐观。4月巧日，一季度数据正式，人大财经委当天听取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汇报。4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分析了一季度的经济形势，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总体看，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平稳，总体良好，经济增长速度、城镇新增就业等主要指标稳定在合理区间。据统计，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7%，虽然比上年四季度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但高于上年二季度的7.6%和三季度的7.4%，连续四个季度稳定在7.4%一7.9%的区间，也高于7.5%的预期目标。从总需求结构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4%，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0.8%，其中农村消费增长13.9%，比城镇高1.7个百分点。公款消费和铺张浪费得到有效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9%，其中民间投资增长24.1%，所占比重提高到63.3%。外贸出口回升，一季度进出口9747亿美元，同比增长13.4%，比去年同期回升6.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18.4%，回升1().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一季度cPI同比上涨2.4%，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4个百分点;其中新涨价因素1.4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从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看，目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总体稳定，国内重要农产品供给充足，工业消费品价格下行压力较大，PPI三月为一1.9%，连续6个季度负增长。因此，价格运行的宏观环境相对宽松，后期价格走势有望继续保持平稳，上半年预计保持在2.5%左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342万人，同比增加10万人(今年就业计划是900万人);农民外出务工劳动力1.“亿人，同比增加了274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实际分别增长6.7%和9.3%。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再调10%，连续第9年提高。财政运行的形势比较严峻。一季度，全国公共财政收入32万亿元，增长6.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其中，中央财政收入1.46万亿元，下降0.2%。
3.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尽管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要看到，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仍然错综复杂，一些长期矛盾与短期问题相互交织，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互关联，积极因素和不利条件相互影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
一是经济仍存下行的风险，内生动力不足。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比1一2月份回落1.。个百分点;出口增长10.0%，回落13.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出货增值增长4.6%，回落3.2个百分点。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0.2%，比1一2月回落2.6个百分点。3月份，全社会用电量4237亿度，同比仅增长2%，比1一2月回落5个百分点，有9个省用电量负增长;铁路货运量下降2.4%，降幅扩大0.6个百分点。尽管3月份一个月的变化尚不能完全说明经济的走势，但需要对这些变化高度重视，在科学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未雨绸缪，科学应对，防止经济下行因素的积累，防止苗头性问题演变为趋势性问题。
二是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凸显。一季度，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进一步降低为78.2%。为2009年四季度以来最低点。目前我国钢铁、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0%一75%，而国际上合理的产能利用率为80%一8s%。当前，煤炭价格持续下降，汽车、钢铁等流通环节产成品库存积压较多，光伏、造船等行业仍处困境，企业亏损面有所扩大，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突出。调查显示，一季度小微企业民间借贷的平均月利率约为1.78%，折合成年利率为23.6%。小微企业效益明显低于大中型企业，1一2月实现利润率仅增长6.3%，比规模以上企业低10.9个百分点。
三是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突出。今年以来，我国多次发生持续大范围雾霆天气，受影响的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受影响人口达到6亿人;开展PM2.5监测的74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1月份全部超标，2月份有68个超标，污染物浓度水平之高前所未有。一些大城市机动车尾气污染日趋严重，部分地区重金属污染、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污染加重，食品药品生产中恶意掺杂使假、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等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这些都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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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核心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把提高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发展体制转变。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二是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开放的推力、区域的合力等因素叠加起来，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三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改变经济发展对素驱动、投资驱动的过度依赖，转向依靠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四是经济发展目标转变。放弃唯GDP论，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突出解决好教育、就业、社保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二）主要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特点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常态。由于我国经济基数的增大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速度将适度回落，这也是经济达到中等收入之后的普遍规律。二是转型升级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主旋律。以要素驱动为主的传统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成为大势所趋。三是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特点。宏观经济管理将实施“底线”调控，着力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前瞻性和协调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四是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助推器。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
（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
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不断发酵，在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形势下，经济低迷和转型调整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发达国家致力于改变借贷消费的模式，吸引制造业回流，扩大实体经济比重。新兴经济体则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二）以贸易和投资安排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正加速形成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加剧了多边贸易体制建设的难度，加速了以区域贸易和投资安排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近年来，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持续增加，美国正在努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中国也在积极推动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亚太自贸区（FTAAP）。以贸易和投资安排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正在形成，必将对全球现有的贸易和投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正在孕育兴起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让人们开始感受到全球范围内一场技术大变革正处在孕育期，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工业革命决定经济发展的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可能使全球技术要素与市场要素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引领全球产业分工新布局，催生世界经济新格局。
（四）服务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前，服务业已居世界经济主导地位，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达到70%左右，其中，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5%左右，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达到50%。相比制造业，服务业具有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等优势，其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展潜力巨大。
三、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
（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目前，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不适应、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压力上升、腐败现象蔓延等其他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出现过的问题，在我国也相当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也会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基础薄弱
当前，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和大规模投资等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已无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同时，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的新动力依然薄弱。一方面，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乏力，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为50%，而高收入国家一般在70%左右。另一方面，经济升级的创新动力不足，我国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企业转型升级困难。
（三）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经营普遍困难。同时，这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产能过剩呈加剧之势。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
（四）局部金融风险增大
当前我国金融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流动性总量过剩而结构失衡，大量信贷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金融没有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地方债务潜在风险增加，截止2013年6月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04亿元。此外，国内影子银行快速发展，其背后的潜在问题可能波及金融机构，进而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
（五）房地产市场风险不断累积
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等指标来看，我国的房价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在全世界都算比较高的。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经普遍在25倍以上，部分城市房产的售价与月租价之比偏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世界上十大贵的让人难以承受的房地产市场，有七个都是中国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天津、广州和重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与8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下降的城市有69个，持平的城市有1个，与2013年9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58个，持平的城市有2个，上涨的城市有10个。
（六）生产力空间布局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协调
当前，一些生态环境承载力较高的地区，要素聚集度不高，经济活动不够活跃；一些生态环境承载力弱的地区，却过度开发，超出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生产力空间布局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不协调既造成了资源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损失，也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问题，甚至出现了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商务运行成本过高等“区域病”或“城市病”，资源被大量浪费或被低效率使用，造成了生产力布局和各地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协调。
（七）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贸易规模的逐渐扩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2013 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呈快速上升趋势，2014 年10月23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上升到6.1195，再次创下自3月7日以来的7个多月新高。同时，由于美元的短期调整而出现阶段性加速升值，人民币的升值趋势仍会继续。2005 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14年6 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28.33%，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6.51%。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挤压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加大国内就业压力，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战略选择
（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要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把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深化改革、创造制度红利的突破口，加快推进财税、金融体制以及一切有助于实现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各项体制改革，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制度红利。
（二）激发有效需求和供给，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
要从三个层次激发有效需求和供给：一是大力发展就业岗位创造能力强的服务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使居民有能力消费。二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大力推进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使居民敢于消费。三是运用供给经济学的思路，推进技术进步，开发各种新产品和新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丰富多彩的可选择的消费品，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围。
（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和形成一批通过竞争成长起来的创新型行业领军企业，发挥其重大技术研发、技术集成、推进产业化的优势。发展风险投资、信息服务、技术交易、人才服务、并购融资等创新服务业，支持小微企业创新活动。改革以项目直接拨款为主的科技经费支持方式，建立以基金等金融手段支持研发和产业化的财政支持机制，加大普惠性政策支持的力度，减少对企业点对点的资金支持。充分发挥人才在创新中“第一资源”的作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方式。
（四）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创造更加稳定的市场环境
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基本方向，进一步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避免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与此同时，大力鼓励和激活民间投资。把民间资本引导到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基调的同时，适时适度预调微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保持市场流动性相对宽松的局面，促使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回到较为平稳和合理的状态。研究治理影子银行，对影子银行分类处理、疏堵结合，在发展中进行规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加快推进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
深入研究住房建设的规律性问题，加强顶层设计，着力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注重发挥政策的扶持、导向、带动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调节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健全经济、适用、环保、节约资源、安全的住房标准体系。总结上海和重庆试点房产税的经验，加快房产税立法，适时扩大房产税征收范围，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推动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进入市场，逐渐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体系。
（六）建立长效机制，加快化解过剩产能
坚决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强化产能盲目扩张的控制机制，建立淘汰落后产能的引导机制，完善开拓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扶持机制，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管理机制，逐步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遏制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加剧。理顺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完善差别化价格政策，提高产业准入的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七）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抓住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战略机遇期，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亚太自贸区，不断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