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医学进展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主办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陕西省杨陵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7-5038
国内刊号：61-1306/S
邮发代号：52-60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0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篇2
主办单位：黑龙江省红十字医院;黑龙江省森工总医院
出版周期：半月
出版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3-6273
国内刊号：23-1544/R
邮发代号：14-12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1
期刊收录：
Pж(AJ) 文摘杂志(俄)(2009)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篇3
迄今为止从不同生物体内诱导的抗菌肽已不下200种,仅从昆虫体内分离获得的就多达170余种。根据抗菌肽的结构,可将其分为5类:(1)单链无半胱氨酸(Cys)的抗菌肽,或由无规则卷曲连接的两段а-螺旋组成的肽。该类包括天蚕素Cecropins,Magainins等。Magainins最初是从非洲爪蟾的皮肤中发现的,它是爪蟾的皮肤在一定的环境压力下分泌出的抗感染和促进伤口愈合的成分,由两个紧密相连的肽链组成,每一个肽链有23个氨基酸,低浓度便可抑制许多细菌和真菌生长[7]。(2)富含某些氨基酸残基但不含Cys的抗菌肽。如富含脯氨酸(Pro)或甘氨酸(Gly)残基的抗菌肽。如从猪肠内分离的抗菌肽PR39中Pro含量占49%[6]。鞘翅肽Coleoptericin和半翅肽Hemiptericin的全序中富含Gly[8]。(3)含一个二硫键的抗菌肽,该二硫键的位置通常在肽链C端。如爪蟾皮肤细胞中产生的Brevinins[9]。(4)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二硫键,具有β折叠结构的抗菌肽。如绿蝇防御素(Phormindefensin),分子内有6个Cys形成3个分子内二硫键,肽链C末段是带有拟β转角的反向平行的β片层[10]。实验证明,分子中的二硫键在其抗菌作用中至关重要。(5)由其他已知功能较大的多肽衍生而来的具有抗菌活力的肽。
2.抗菌肽的作用及机理
2.1抗菌肽的抗菌作用及其机理抗菌肽分子可以在细菌细胞质膜上穿孔而形成离子孔道,造成细菌细胞膜结构破坏,引起胞内水溶性物质大量渗出,而最终导致细菌死亡。抗菌肽分子首先结合在质膜上,接着其分子中的疏水段和两亲性α-螺旋也插入到质膜中,最终通过膜内分子间的相互位移,抗菌肽分子聚集形成离子性通道,使细菌失去了膜势而死亡[10-14]。但是,Gazit[15]等得出的实验结果表明,抗菌肽只是结合到了单位膜的表面上,并未插入膜中,更未形成通道。然而,抗菌肽的作用靶部位是细菌细胞质膜,以及抗菌肽的作用结果是导致细菌细胞质膜通透性增大等基本内容是确切无疑的,这也正是抗菌肽与青霉素等传统抗生素对细菌作用机制不同的本质所在。
2.2抗菌肽的抗病毒作用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烟芽夜蛾幼虾的血淋巴对6种DNA、RNA病毒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使病毒感染力迅速降低,而且这种抗病毒活性具有广谱性。Mariam[16]试验表明来源于爪蟾的抗菌肽Magainins及其它Magainins类抗菌肽具有抗疱疹病毒-HSV的作用,还发现人的嗜中性粒细胞防御素(HNP-1)对一种疱疹病毒有抑制作用。此外,蜂毒素和天蚕素也可以在亚毒性浓度下抑制艾滋病毒HIV-1的基因表达,从而抑制减少HIV-1的增殖。这表明抗菌肽对于当今人类的顽症———艾滋病也有抑制作用。
2.3抗菌肽的抗寄生虫作用及其机理抗菌肽可以有效地杀灭产生人类及动物寄生虫病的寄生虫,如疟疾、Chagas氏病、莱什曼病等。目前发现一种合成的天蚕素-蜂毒素杂合体对莱什曼原鞭毛虫有损伤作用,起作用的靶目标是细胞质膜,它可以快速降低H-OH的通透性,破坏膜电势,质膜形态也受到损坏。Shahabuddin[17]研究发现昆虫抗菌肽对感染蚊子的疟原虫发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作用,主要对疟原虫的卵囊期和子孢子期造成明显的损伤。
2.4抗菌肽对肿瘤细胞作用及其机理国内外已对抗菌肽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抗菌肽对体外培养的癌细胞的作用主要是使癌细胞膜上形成孔洞,内容物外泄,线粒体出现空泡化,嵴脱落。核膜界限模糊不清,有的核膜破损,核染色体DNA断裂,并抑制染色体DNA的合成,细胞骨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18,19]。通过对荷瘤小鼠的研究证明,抗菌肽能显著抑制ECA腹水瘤荷瘤小鼠腹水的积累;对S180肉瘤和U14宫颈癌的抑瘤率亦达30%-50%[20]。抗菌肽还可以调动机体的免疫机能,从体液免疫方面来抵抗癌瘤的入侵。
3.抗菌肽基因的融合表达
抗菌肽的天然产量低,合成或从机体中提取步骤复杂、产率低、价格相当昂贵,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抗菌肽具有重要意义。抗菌肽所携带的碱性氨基酸使其对蛋白酶非常敏感,必须采用融合表达策略以抵消其碱性并降低其对宿主细胞的毒性。
谢维等合成了家蚕抗菌肽CMIV基因,并将其克隆到金黄色葡萄球菌A蛋白和IgG亲合的结构域ZZ的融合表达载体中,得到Pezz318-CMIVV质粒,以此质粒转化E.coliHB101,得到ZZ-CMIV融合表达的蛋白,用CBr切割后,得到CMIV肽。李秀兰等[21]对天然抗菌肽CMIV的氨基酸序列作了50%的改动,根据E.coli偏爱的密码子人工合成了肽基因片断,重组到测序载体,再将此片断重组到表达载体Pet28上进行表达,融合蛋白经CNBr裂解后,具有与天然抗菌肽相同的生物活性。吴映雅等将柞蚕抗菌肽D基因连接在牛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cDNA的上游,在酵母中成功地得到了表达,表达产物具有抗菌活性和牛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抗原性。Kevin等[22]HNP(humanneutrophilpeptide1)和CEME(syntheticcecropin/melittinhybrid)分别与GST(glutathione-S-transferase)、ORRF、IgG结合序列及SPA(staphylococcalproteinA)在E.coli或S.aureus中融合表达,结果在S.aureus中虽实现了与SPA的融合分泌表达,但表达产量较低;Zhang等[23]选择RepA蛋白的序列作为抗菌肽的融合表达伴侣,并插入Histag等序列作为纯化亲和位点,实现了在E.coli中的融合表达。ChristsnenB等研究中得到的融合抗菌肽的抗菌活性比其任何一个供体抗菌肽的活性都高。
4.抗菌肽转基因研究
王志兴等把大麦α-淀粉酶的信号肽序列和抗菌肽CecropinB基因或HhivaA基因构成嵌合基因,并把此基因导入马铃薯,结果加信号肽序列的CecropinB转基因植株发青枯病延迟,病情指数降低。Yarus等[24]用显微注射法将牛气管抗菌肽基因转入小鼠,转基因鼠在牛气管抗菌肽基因控制序列的驱动下成功的表达了牛气管抗菌肽,在鼠乳中的牛气管抗菌肽对大肠杆菌具有抗菌活性。Reed等研究了以IL-2启动子/增强子控制转基因鼠中抗菌肽的合成及随后对布氏杆菌的抑制作用。Reed[25]构建了这样一个DN断:Shivala片断,SV40多腺苷酸化/剪切信号肽基因片断,此片断加到鼠IL-2基因5’侧-593─110区域。在受精卵精前核时将此融合基因注入受精卵(微注射法),得到26系小鼠。RT-PCR检测:有两系转基因鼠,当其脾淋巴细胞置于3.25mg/kg的conA(刀豆蛋白,一种抗原诱导物)时,可以诱导产生成熟的ShivalamRNA。用一定量的布氏杆菌接种时,有两系小鼠遭到攻击。四星期后,在转基因鼠脾脏组织布氏杆菌比非转基因鼠少得多(P<0.05)。DavidWinder等[26]把编码Ceropin或Melittin的基因放置在MLV(鼠白血病病毒)的启动子下,转染到EJ细胞(人膀胱癌细胞),然后把这些细胞注入到裸鼠内,发现这些肿瘤细胞停止生长或生长减弱DavidWinder等用PCR扩增,Prepromelittin(PPM前蜂毒素原),Premelittin(PM前蜂毒素)和Prececroppin(PC前抗菌肽)三种核酸片断,均置于MLV启动子下构建融合基因转染进EJ细胞。三种类型的EJ细胞分别注入裸鼠后,测定50d后的肿瘤生长情况,无抗菌肽基因片断的EJ细胞(对照组)致瘤率为70%,带Cecropin基因片断的EJ细胞致瘤率只有39%,PPM为50%,PM为65%,其抑制肿瘤的效果明显。
5.抗菌肽的应用前景
目前,大部分植物抗菌肽是从植物种子中分离获得的,它们可以保护植物组织和种子不受真菌病原菌的侵害,但是植物抗菌肽对大部分细菌无抑制活性。因此,依靠基因工程的方法用其它真核生物的抗菌肽基因来转化农作物,培育抗病新品种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
动物抗菌肽和干扰素、补体一样是机体非特异性天然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机体受损伤或病原微生物入侵时,能迅速产生抗菌肽来杀伤入侵者,它对正常真核细胞几乎没有作用。另外,因为抗菌肽的合成速度非常快(假定核糖体上肽键合成速率不变,抗菌肽的产生比IgM要快100多倍),［27］而且小肽的扩散比大的蛋白质和免疫细胞更加迅速,作用更显灵活,所以Boman曾指出,抗菌肽是机体的一种理想的一线防御物。与普通抗生素相比,抗菌肽的“抗菌谱”更广,除了抗细菌外,有的抗菌肽还能作用于真菌、原虫、有包膜的病毒及癌细胞(对癌细胞的选择性作用可能与其细胞骨架的改变有关),同时能加速免疫和伤口愈合过程。这预示抗菌肽在治疗及预防癌症和抗病毒、抗感染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抗生素的滥用导致菌株产生了抗性,人们需要寻找新的抗菌药剂。抗菌肽这种从生物体中获得的物质恰巧具有独特的抗菌机理,不是像一般的抗生素那样通过阻断生物大分子的生物合成来发挥作用,因而极有希望开发成为一类新型的广谱高效抗菌药物。
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可以预见,抗菌肽及其基因工程在医药、卫生、食品工业及农业等方面将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另外,有些抗菌肽分子中含有D-氨基酸,这也为研究D-氨基酸如何在核糖体上合成多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模式体系。
6.研究展望及存在问题
抗菌肽是哺乳动物防御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热稳定、水溶性好、广谱杀菌甚至有的能杀真菌、原虫等优点,而且许多抗菌肽在100℃加热10min条件下仍能保持一定活力,且对较大的离子强度和较低或较高的pH都有较强的抗性,而对真核细胞几乎无作用,仅作用于原核细胞和发生病变的真核细胞,并且与抗生素通过阻断大分子生物合成的作用机制完全不同,病源菌不易对其产生耐药性,由此显示了它具有独特的研究和应用价值。近20年来,人们对昆虫抗菌肽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但有关畜禽抗菌肽基因工程应用研究方面的报道较少。从哺乳动物抗菌肽特有的性质,显示了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在畜牧生产上的研究和应用前景。研究展望及存在问题
6.1药用前景随着传统抗生素的广泛及长期的应用,许多病源菌对它们产生了耐药性,而具有广谱抗菌且有独特的抗菌机制的抗菌肽显然在这方面的应用研究中具明显优势。随着对抗菌肽结构与活性的关系、抗菌肽作用机制及其基因表达调控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化,设计一种高效的、有利于人类健康的抗菌肽作抗生素替代品是完全可行的。
6.2转基因研究及应用仔猪腹泻、奶牛炎及各种病毒性疾病如猪瘟、鸡新城疫等一直是棘手的疾病,不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借鉴已成功的昆虫抗菌肽转基因工程,如转基因蚊子、转基因马铃薯、转基因水稻等,把特异的抗菌肽基因转入畜禽特定细胞让其表达,从而产生抗病新品种,不失为一条发展畜牧生产的新思路,前景深远。
6.3抗菌肽基因表达调控及抗菌肽添加剂研究研究表明,［28］抗生素添加剂的使用严重破坏了动物肠道的微生物平衡,并易在动物体内残留,严重影响了畜产品的品质和人类的健康。用基因工程方法生产环保型抗菌肽添加剂,或者,通过日粮因素调控抗菌肽基因的表达而达到畜产品无抗素化值得进一步研究。
然而,由于抗菌肽分子小,分离提纯存在一定的困难,故天然资源有限。化学合成和基因工程法获得抗菌肽是主要手段,但化学合成抗菌肽成本高,而通过基因工程在微生物中直接表达抗菌肽基因,则可能对宿主有害而不能获取表达产物。所以,对抗菌肽的结构、构效关系及作用机理还需进一步研究。
7.结束语
抗菌肽是生物体对外界病原物质侵染而产生的一系列免疫应答反应产物,它的出现为人们寻找理想的抗菌药物提供新的领域,尤其是当今许多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因此抗菌肽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抗菌肽的研究和开发,通过抗菌肽基因的克隆与表达而大量生产成为可能。虽然抗菌肽目前还不能直接应用于养殖业,但抗菌肽独特的作用机理不易产生耐药性的特性将吸引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可以相信抗菌肽将在动物养殖和提高畜产品品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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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积极开展院前溶栓以最大程度发挥溶栓治疗的优势，尽早开通闭塞血管，急性心肌梗死诊治的启动时间需要前移，应将院前急救纳入到绿色通道体系的建设中来。
心肺复苏实施又有新指南
美国心脏学会（AHA）公布了2015版心肺复苏指南，主要内容如下。
医护人员一旦发现患者没有反应，必须立即呼救，同时检查呼吸和脉搏，然后再启动应急反应系统或请求支援。
胸外按压频率修订为100～120次/min；2010版指南仅仅规定了每分钟按压频率≥100次/min，现要求施救者应该以适当的速率（100～120次/min）和深度进行有效按压，同时尽可能减少胸部按压中断的次数和持续时间。
胸外按压深度：首次规定按压深度的上限，在胸外按压时，按压深度至少5cn，但应避免：>6 cm；2010版指南仅仅规定了按压深度>/5cm，而新指南则认为，按压深度不应>6 cm，超过此深度可能会出现并发症，并提出大多数情况下，胸外按压不是过深，而是过浅；对于儿童，按压深度约为胸部前后径的1/3，相当于婴儿4 cm，儿童5 cm左右；对于青少年应采用成人的按压深度，即5～6cm。
为保证每次按压后使胸廓充分回弹，施救者在按压间隙，双手应离开患者胸壁。如果在2次按压之间，施救者与患者胸壁存在接触，有可能会妨碍患者的胸壁回弹。
关于先除颤还是先胸外按压的争议，2010版指南认为，当可以立即取得体外自动除颤器（AED）时，应尽快使用除颤器。当不能立即取得AED时，应立即开始心肺复苏，并同时让人获取AED，视情况尽快尝试进行除颤。
当患者的心律不适合进行电除颤时，应尽早给予肾上腺素。高血压治疗新认识
治疗时机 目前认为，对于>160岁的老年患者，当血压≥150/90 mmHg时可考虑启动药物治疗；年龄<60岁者和（或）糖尿病与慢性肾病患者，血压≥140/90 mmHg即考虑启动降压药物治疗。
治疗药物 临床上常用的降压药物主要包括噻嗪类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RB）以及钙通道阻滞剂（CCB）和B受体阻滞剂（BB），过去认为这5类药物均可用于高血压患者的首选治疗。但近来研究认为，BB虽然能够有效降低血压，但其预防心血管事件（特别是卒中）的效果弱于其他4类药物，因而不建议其作为一线降压药物使用。
降压目标 对血压的控制目标，认为>60岁高血压患者血压应控制在<150/90 mmHg，合并糖尿病或慢性肾病的患者，血压控制在<140/90 mmHg即可。
若经过初步治疗患者血压不能达标，可采取以下3种策略之一：①先选用1种药物治疗，逐渐增加至最大剂量，若血压仍不能达标则加用第2种药物；②先选用1种药物治疗，血压不达标时不增加该药剂量，而是联合应用第2种药物；③若患者基础血压≥160/100 mmHg，或其血压超过目标血压20/10 mmHg，可直接启动2种药物联合治疗（自由处方联合或用单片固定剂量复方制剂）。若经上述治疗血压未能达标，应指导患者继续强化生活方式的改善，同时视患者具体情况，尝试增加药物剂量或药物种类（仅限于噻嗪类利尿剂、ACEI、ARB和CCB 4种药物，但不建议联合应用ACEI与ARB）。经上述调整血压仍不达标时，可考虑增加其他药物（如B受体阻滞剂、醛固酮拮抗剂等）。
强调积极的早期创伤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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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人类健康的杀手，是否能较早诊断出癌症的前期征兆是影响癌症患者恢复的关键因素。众所周知，在肿瘤发展的过程中，肿瘤组织或细胞会释放出一些特异性的蛋白质进入循环体系，而这些特异性蛋白在血液中的含量水平标志着肿瘤发展的阶段，所以在生物医学上常将这些特异性蛋白称为肿瘤标记物。临床医学上常将这些肿瘤标记物的检测作为临床检验和诊断的重要依据［1］。生物化学、酶联免疫和分子生物学等多种方法已用于肿瘤标记物的检测，虽然这些方法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准确度，但是存在辐射威胁、耗时和费用较高等缺点。由于免疫传感器结合了免疫反应的特异性分子识别和便利的检测技术而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故开发快速而准确的肿瘤标记物的免疫传感器成为生物医学检测的研究热点。肿瘤标记物一般分为以下几类:酶、糖蛋白、粘糖蛋白、激素、免疫分子和癌基因等。临床医学实践表明，甲胎蛋白(AFP)、降血钙素(CT)、癌胚抗原(CEA)、人绒毛膜促性腺素(hCG)、前列腺特异抗原(PSA)、鳞状上皮细胞抗原(SCCA)、神经元特异性烯醇酶(NSE)和CA(CarcinomaAntigen)等均是典型的肿瘤标记物［1］。如肠癌的肿瘤标记物为CEA、CA19-9和CA24-2;前列腺癌的肿瘤标记物为F-PSA、PSA和PAP。按照免疫传感器检测信号的不同，可分为电化学型、光学型和质量敏感型等。
1．1电化学免疫传感器
电化学免疫传感器可再分为电位型、电容型和电流型。电位型传感器在免疫传感中应用不多。梁茹萍等［2］利用戊二醛交联CA15-3抗体的电位型免疫传感器用于乳腺癌CA15-3的检测，获得了良好的检出限(5U/mL)和稳定性(30d)。Fu等［3］制备了40nm的氧化铁纳米柱修饰碳糊电极，用于固定CEA建立了测定CEA的电位型免疫传感器。其线性范围为1.5～80μg/L，检出限为0.9μg/L。对临床血液样本的检测结果与酶联免疫法相符合。Zhou等［4］将纳米金吸附在溶于PVC的邻苯二胺的氨基上，制备了一种增塑的PVC膜的电位传感器用于α-AFP的检测。该传感器的响应时间短(4min)、检出限低(1.6μg/L)。但电位型免疫传感器的不足之处在于:信噪比较低，线性范围窄，非特异性抗体-抗原作用及背景信号较高。电容型免疫传感器是一种高灵敏非标记型免疫传感技术。在电容型免疫传感器的制作中，传感界面的构建和生物识别层的固定是影响其性能的重要因素。可采用半导体氧化物膜、自组装单分子膜、电聚合膜、溶胶凝胶膜和等离子体聚合膜等来构建电容型免疫传感器。Fernandez-Sanchez等［5］研制了可以用于检测PSA的免疫传感器。他们将对pH敏感的聚合物附着在电化学传感器的表面，用于快速而灵敏地检测亲和反应过程中的电容及阻抗变化，实现了对PSA的灵敏检测。Quershi等［6］在纳米晶钻(NCD)-interdigitatedgold(GID)电极表面固载抗体，进而通过电容法测定心血管标记物CRP。结果表明，电容器的灵敏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抗体与抗原结合后，极化常数和弛豫时间常数明显增大，二是传感器的灵敏度与抗体浓度及施加频率紧密相关。袁若等［7］报道了一种在玻碳电极表面修饰金纳米粒子，进而吸附CEA抗体，用铁探针离子的阻抗特性来检测CEA，获得了良好的检出限和灵敏度。
Rajesh等［8］在ITO修饰电极上利用自组装膜固定α-CRP，利用电化学阻抗法检测α-CRP抗体与抗原的亲和作用，其检出限达到3.5μg/L。由于电容法和阻抗法可以获取直接、非标记的亲和信号，所以在临床诊断上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电容法存在的问题在于响应电容易受到非特异性吸附的影响，其重现性不如法拉第阻抗法与伏安法。所以如何优化传感界面，改善响应电容的重现性和稳定性仍是电容型免疫传感器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电流型免疫传感器备受研究者的关注。由于大多数待测物不能直接参与电化学反应，常采用加入电子媒介体和标记酶来催化底物转化为电活性物质来制备传感器。虽然加入电子媒介体会降低检出限，但其分离和洗涤步骤限制了它在生物医学上的广泛应用。而基于标记酶的直接电子传递的免疫传感器则简化了分离和洗涤步骤，在生物医学上的应用更有吸引力。鞠幌先研究组曾对肿瘤标记物的电流型传感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9-12］。如将硫堇和HRP标记的CEA抗体通过戊二醛交联在电极表面，制成了一种具有良好稳定性的传感器。该传感器减少了加入电子媒介体的麻烦，并且不需乳化和洗涤，线性范围为0.5～3.0和3.0～167μg/L，检出限为0.1μg/L，重现性良好［10］。他们还研究了基于HRP的直接电子传递的免疫CEA传感器，对CEA的检出限为0.3μg/L，并将实际样品的检测结果与临床检测方法相比照，获得了满意的结果［12］。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结合纳米粒子的电子传导、丝网印刷技术、微流控装置、毛细管电泳和流动注射等技术对肿瘤标记物的检测进行了研究。
Jin等［13］结合毛细管电泳和电化学检测技术，对肿瘤标记物CA125进行了检测。Kojima等［14］设计了一种包含36个Pt微电极的阵列，运用不同的抗体来捕获肿瘤标记抗原，采用电化学免疫检测技术实现了多标记物的同时检测。Wilson等［15］采用双电极的免疫传感器同时采用安培法测定了CEA和AFP，获得了1μg/L的低检出限，并有效抑制了交叉干扰。研究表明，这些新技术在免疫传感器中的引入，不仅降低了待测物的检出限，而且可以有效降低共存物质的干扰，并可实现多通道同时检测多种肿瘤标记物。由于纳米材料的独特性质，使其在实时、灵敏检测标记物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如Zheng等［16］利用抗体功能化的二氧化硅纳米线制备了一种新型传感器，用于在血浆中的癌症标记物的非标记实时监测。Ramanathan等［17］和Willner等［18］曾报道利用聚合物纳米线和碳纳米管进行相关生物亲和体系内标记物的检测。Wu等［19］将CEA/纳米金通过壳聚糖固定在丝网印刷电极上，结合流动注射法建立了一种快速而方便的CEA电化学免疫传感器，CEA检测的线性范围为0.50～25μg/L，检出限为0.22μg/L。该传感器通过流动注射HRP-anti-CEA，故可以控制乳化时间，并易于自动化。Wang等［20］将聚鸟嘌呤功能化的二氧化硅纳米粒子标记坏疽抗体的夹心型传感器用于坏疽因子的电化学测定，可直接用于生物样品中坏疽因子的检测，检出限为2.0pmol/L。Chen等［21］在玻碳电极表面气相沉积纳米金/硅溶胶，将HRP功能化的hCG抗体固定于其上，建立了一种无试剂的电化学免疫传感器用于hCG的灵敏检测，其检出限为0.3mIU/mL。Wang等［1］对近年来功能化碳纳米管在肿瘤标记物上的应用进行了综述。#p#分页标题#e#
1．2光学免疫传感器
由于光学免疫传感器具有非破坏性操作、快速获取信号及使用可见光辐射等优势，故在肿瘤标记物的检测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其检测原理，光学免疫传感器可分为荧光、化学发光和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等类型。近年来，荧光检测在临床诊断和检测中获得了很大的进展。Nakamura等［35］结合流动注射系统和阳离子交换树脂毛细管柱制备了hCG免疫传感器。利用离子交换柱来分离FITC-IgG和FITC-IgG抗体，然后利用荧光检测hCG，其线性范围为25～1500mIU/mL。Yan等［36］将免疫亲和反应柱与流动注射体系相连接，然后通过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检测法进行CEA的测定(如图1所示)。纳米材料特别是量子点的引入，使荧光型生物传感器的发展尤为引人瞩目，Zhong［37］对近年来基于荧光生物传感中纳米材料的应用进行了综述。Hong等［38］对纳米金、溶剂对荧光团的荧光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纳米金试剂的荧光增强效应可以使肿瘤标记物的检出限降低10倍，并且对心血管标记物CRP的检出限可低至数10pmol。化学发光免疫传感器多采用直接化学发光、化学发光基底标记和酶标记等3种技术。但大多数化学发光免疫传感器是利用酶增大检测信号，并与流动注射系统相结合来提高其检测自动化性能。Ju等［39］对化学发光免疫传感器的自动化进行了较多研究，并对近年来电化学发光传感器在肿瘤标记物方面的应用进行了综述。
Jie等［40］首次以gold/silica/CdSe-CdS杂交纳米结构制备了灵敏的电化学发光生物传感器，用于测定CEA，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虽然化学发光免疫传感器的灵敏度高，选择性好，但是改善肿瘤标记物的固定化技术和传感器的微型化、集成化仍是化学发光免疫传感器的发展方向。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PR)是利用金属膜/液面界面光的全反射来分析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一项新兴技术，生物传感芯片是SPR传感器的核心部分。它对免疫特异识别、蛋白质折叠机理、生物特异相互作用的结合位点及浓度分析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并且可以获得很低的检出限(10－13～10－9mol/L)。可实时监测生物大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环节，成为疾病诊断和机理研究的有效工具。Chou等［41］将抗人铁蛋白单克隆抗体固定在SPR敏感的金表面，建立了人铁蛋白的SPR免疫传感器，可以测定非特异性肿瘤标记物人铁蛋白。Yu等［42］基于表面等离子体的衍射建立了hCG的免疫传感器。Corso等［43］将抗体通过自组装膜固定在金表面，建立了一种实时灵敏监测胰腺癌的肿瘤标记物间皮蛋白的声波免疫传感器，可以检测纳克级的间皮蛋白(mesothelin)。近年来，诸多研究集中在如何克服SPR传感器检测小分子灵敏度低的问题，相信随着SPR传感器在肿瘤标记物研究上的深入，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将更为广泛。
1．3质量型免疫传感器
石英晶体微天平(QCM)型免疫传感器由于其非标记和实时监测的特点使其在肿瘤标记物的检测中也有较多应用。Zhang等［44］制备了一种2×5模式的多通道压电QCM用于检测血液和尿液中的hCG，其检测效率高，比单通道检测的速度快8倍以上。Kim等［45］在微芯片上制备了检测心血管标记物CRP的QCM免疫传感器，对CRP的检测线性范围宽，达到0.13～25016μg/L，检出限为0.13μg/L。
1．4免疫传感器在多分析物同时检测中的应用
在医学临床诊断中，某一种非特异性肿瘤标记物的值升高并不能确诊癌症，常需要进行多个肿瘤标记物的同时检测，才能获得准确的诊断结果［1］。Matsumoto等［46］报道了一种利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传感器同时测定α-AFP和CEA，他们采用Eu标记的抗AFP抗体及Sm-标记的亲和素来测定α-AFP和CEA，获得了较低的检出限，它们的检出限分别为0.07和0.3μg/L，并在实际样品的测定中获得了良好的准确度。Song等［47］用微分析系统荧光免疫传感器同时测定了CEA、AFP、β-HCG、CA125、CA19-9和CA15-3，均获得了较宽的线性范围，对于CEA、AFP、β-HCG为0～640μg/L，对于CA125、CA19-9和CA15-3为0～1280μg/L。Kojima等［14］将捕获抗体固定在双层硅氧烷层中，制备了微蛋白质芯片用于AFP和β2-微球蛋白的电化学免疫检测，由于采用了夹心型的结构，有效降低了酶催化产物的扩散而获得较高的灵敏度。Wu等［48］用醋酸纤维素共固定硫堇和2种抗原于丝网印刷芯片的碳电极上，用于CA19-9和CA125的电化学免疫测定，其检出限分别为0.2和0.4U/mL。Fu等［49］采用双通道体系化学发光免疫同时检测α-AFP和CEA，对α-AFP和CEA的检出限分别达到1.5和0.25μg/L。Wilson等［50-52］将微芯片技术与电化学免疫结合，分别进行了CEA、AFP，4种不同的蛋白质及7种肿瘤标记物的同时检测。他们采用多个IrOx传感器来降低酶催化产物的扩散，进而在电极上获得良好的电化学响应，并获得了较低的检出限。Qureshi等［53］利用GID电极电容法同时检测抗CRP、α-TNF和IL6，其检测范围为25pg/mL～25ng/mL，为心血管患者提供了良好的前期诊断。能同时检测多个肿瘤标记物的免疫传感器及微流控芯片系统的应用，在癌症的预期诊断方面是现今重点发展的方向。
2适体生物传感器
核酸适体是一种能够与蛋白质、小分子、离子、核酸、甚至整个细胞等目标分子结合，通过指数富集的配位系统进化技术(SELEX)经体外筛选的人工合成寡聚核苷酸或肽分子。适配体还具有分子量小、易体外合成和修饰、化学稳定性好等优点，常被称为“化学抗体”，故一经出现便成为化学工作者用于分子识别和靶标物检测研究的得力工具，为生物分析方法和传感器的设计开辟了新的思路［54］。核酸适体可形成一些稳定的三维空间结构，如发夹、假结、凸环和G-四链体等结构。分子识别时，在目标分析物诱导下单链核酸适体会折叠成特殊的二级结构。常见的适体与靶体之间的作用有单位点结合和双位点结合(夹心型)2种。研究表明，适配体的结构稍有差异，则靶分子与其结合就受到阻碍［54］。显然，适体的这些特点对于发展高灵敏、高选择性和快速高通量的靶标分子分析检测十分重要，并日渐成为分析化学领域的研究和应用热点。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地创建了大量基于核酸适体的分析新方法，包括电化学法、荧光、比色法、压电和SPR等［55-57］。
2．1电化学适体传感器
电化学适体传感器集合了核酸适体和电化学传感器的优势，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在阻抗型电化学适体传感器中，适体的固定化程序至关重要。通常有混合自组装膜和在自组装膜上共价固定等几种方法。Wang等［58］首次报道了识别诱导表面电荷转换的FIS适体传感器。结果表明，如果体系pH低于目标蛋白pI，则蛋白质的识别将扭转表面电荷状态，促进电子转移，因而会降低电荷转移阻抗。Liao等［59］将适体固定在硅电极表面，用于检测神经炎细胞因子PDGF，建立了一种无试剂的阻抗生物传感器，其检出限达到40nmol/L。Kwon等［60］以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适体与羧基聚吡咯纳米管构建了场效应晶体管用以测定VEGF，其检出限为400fmol/L，可用于实时检测VEGF。当核酸适体与特定的蛋白质结合时，有典型的构型变换，而抗体则没有这样的性质，利用这个性质可以设计构型变换型适体传感器。通常，将适体信标的一端修饰官能团用于电极表面的固定化，另一端修饰电活性标记物来产生电信号。电信号的大小是由活性标记物与电极表面之间的距离决定的。Xiao等［61］将亚甲蓝标记的抗凝血酶适体固定在电极表面，制备了一种基于电化学开关效应测定凝血酶的生物传感器(如图3A所示)，但该种传感器在靶分子与适体结合后信号减小。为了克服这个问题，Radi等［62-63］设计了另一种开关装置用于凝血酶的测定(图3B)。由于四链体的形成，二茂铁与电极之间的距离大大减小而显示出电化学信号。#p#分页标题#e#
由于适体的刚性较差，所以存在较大的背景信号，降低了信噪比和检出限。Zuo等［64］将二茂铁功能化的抗ATP适体固定在电极表面，在ATP存在下，互补序列解离而与ATP结合成三维的刚性结构，进而二茂铁与电极表面发生电子传递，显示出开关的作用，ATP的检测范围较宽(10nmol/L～1mmol/L)并具有高的灵敏度(图3C)。Fan等［65］将3'-端连有羧基二茂铁的发卡式结构DNA探针通过5'-巯基固定在金电极上，根据标记物杂交前后与电极表面距离的变化进行电化学检测，对目标DNA的检出限达到1.0×10－11mol/L。他们将该方法应用于PCR扩增产物的研究，该方法具有PCR扩增产物无需后续纯化、快速检测的优点。Chu等［66］提出了基于免疫-RCA的适体电化学传感器用于PDGF-BB的超灵敏检测。在电极表面形成抗体-PDGF-BB-适体-引物复合体这样的三明治结构后，引入一种与引物结合的“C”型挂锁探针。该方法结合了滚环扩增和酶催化两步放大，实现了PDGF的超灵敏检测，下限可达10fmol/L。Huang等［67］采用类似原理将PDGF-BB采用抗体和适体-引物捕获到电极表面，通过嵌入MB产生电化学响应，其检测限为18pg/mL。这种基于靶分子的结合而引起构型变换的电化学传感器，提供了一种无试剂、再生和灵敏的方法用于复杂样品中目标分析物的检测。一些平面分子如亚甲蓝、Ru(NH3)3+6、功能化二茂铁等也可以插入双链DNA中并经DNA碱基对π堆积实现电子转移而被氧化，进而利用特异性序列与蛋白质的作用进行电化学检测。Jin等［68］利用5'-SH的发卡式结构探针固定于金电极表面，用亚甲基兰为杂交指示剂检测P53基因，并对不同位置的单碱基错配序列进行了研究。该方法无需对发卡式DNA探针进行标记，实验证明发卡式DNA探针有很高的杂交特异性，可以识别单碱基错配序列，并且错配碱基位于环中央时对杂交效率影响最大。
Zhang等［69］在金电极阵列上分别自组装巯基发卡式DNA探针，采用亚甲蓝为杂交指示剂，方波伏安法检测了人体免疫缺陷蛋白HIV-1和HIV-2，对二者的检出限均达到了0.1nmol/L。Mir等［70］对凝血酶的不同适体生物传感器的制备方式对测定结果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适体在与靶标分子特异性结合后，其三级结构将发生改变，随之发生变化的有适体的电荷密度、吸附性质和空间位阻等一系列因素。采用纳米材料不仅可以将上述这些变化因素转化为可检测的光学、电化学信号，而且还可以提高分析检测的灵敏度。Numunuam等［71］首次以CdS量子点标记二级适体，建立了夹心型电位法测定蛋白质的电位传感器，凝血酶的检出限为0.14nmol/L。Hansen等［72］利用CdS量子点修饰适体建立了7种不同蛋白质的同时电化学检测，其检出限为0.5pmol/L，而且具有良好的选择性。该方法为超痕量的生物标记物的检测及肿瘤的早期诊断提供了可能。Polsky等［73］利用Pt纳米粒子功能化的适配体进行了凝血酶的电化学检测。由于纳米粒子对过氧化氢的催化还原，放大了电信号而使凝血酶的检测限降低到纳摩尔的水平。He等［74］将含有聚腺嘌呤序列的抗凝血酶适配体对纳米金予以功能化，然后基于凝血酶与抗体的特异性作用固定在电极表面，然后腺嘌呤核糖酶降解释放而直接在热解石墨电极上检测。由于纳米粒子可以载带较多的适配体，所以检测灵敏度可以降低至0.1μg/L。Li等［75］在金电极上预先修饰2种分别含有腺苷酸和凝血酶的适体，捕获探针预先用纳米金及硫化物纳米粒子固定的DNA链杂交，构成了一种夹心型的传感器用于腺苷酸和凝血酶的阳极溶出伏安测定，其检出限分别为6.6×10－12和1.0×10－12mol/L。Velasco-Garcia等［76］和Hianik等［77］对适体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评述，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总的来说，虽然报道的多种构建电化学适体传感器的方法获得了较为满意的分析性能，但对电化学适体传感器的分析性能和各项参数的研究和评价还不充分，在实际体系中的应用也还需要拓展。
2．2光学适体传感器
随着能与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特异结合的适体的筛选和发现，基于纳米材料的比色技术日渐成为生物大分子识别和检测的有力工具。由于适体-纳米粒子的比色检测灵敏度高、操作简单，因而对蛋白质分析和癌症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图4为比色法测定蛋白质的基本原理。Mao等［78］利用分子信标的特异性识别特性和金纳米粒子的光学特性，建立了快速、灵敏而价廉的检测DNA的方法。Liu等［79］报道了一种纳米粒子-适体的生物传感器可直接用于血液中癌细胞拉莫斯细胞的比色法检测，为循环系统的癌细胞提供了一种快捷灵敏的检测方法，对癌症的诊断和治疗具有较大的作用。Lee等［80］利用SPR适体生物传感器检测视黄醇结合蛋白4(RBP4)用于二型糖尿病的诊断。该种方法避免了传统免疫学检测的测定干扰，可直接用于血液中RBP4的检测。Huang等［81］采用适体-纳米金实现了对乳腺癌标志物PDGF-AA、PDGF-AB、PDGF-BB的检测，其检出限均能达到纳摩尔水平。Medley等［82］以适体修饰的金纳米粒子实现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CRF-CEM细胞的检测，并使用伯基特淋巴瘤Ramos细胞做对比检测，探针对靶标细胞有特异识别，其检出限为90个癌细胞。该纳米比色探针的选择性和灵敏度令人满意。与传统方法相比，比色法用于蛋白质分子检测有明显优势，如所需药品及材料均较廉价，避免了生物分析中的复杂修饰和分离，不仅保证了适体与靶分子的高度亲和性，还极大地简化了分析检测步骤，能很好的满足对现场快速检测的需求。相信这种方法将以其高灵敏、低成本和较简便等优势在生物分析和医学检测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与比色法相比，荧光法由于灵敏度高、特征参数多、动态范围宽和适体与纳米粒子作用方式灵活多样等优点，而更具发展潜力。最常见的光学分子信标就是发卡式分子信标，即适体序列的两端分别标记一个荧光团和淬灭团，当靶分子与特异序列结合后，原本相近的荧光团和淬灭团分开，进而显示出荧光信号。
另一种是在一个已知DNA序列上分别配合带有荧光团和淬灭团的DNA序列，当靶分子与适体进行特异结合后，淬灭团序列离开，而显示出荧光，并用于检测靶分子［83］。Huang等［84］将与DNA具有亲和性的DMDAP加入到PDGF适体修饰的纳米金溶胶中发生荧光淬灭，靶分子PDGF的加入使DMDAP释放到溶液中，进而荧光恢复，实现了对PDGF的荧光检测，其检出限可达8pmol/L。量子点与适体的结合则大大提高了其在细胞研究中的功能，为癌细胞的影像诊断技术及细胞内的药物转运提供了可能。Bagalkot等［85］发展了由阿霉素、适体和CdSe/ZnS量子点组成的双荧光共振能量转移体系，并将其成功应用于体外前列腺癌细胞的影像、治疗和药物运输。由于荧光检测法固有的高度灵敏性和多种纳米材料技术的使用，荧光生物传感在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将有更大的发展和应用空间。Zhang等［86］将钌联吡啶衍生物作为标记物，连接到发卡式DNA上制成电化学发光探针，将其自组装到金电极上构成新型电化学发光传感器，根据杂交前后电化学发光信号强度的不同进行目标序列的检测。实验结果表明，该发卡式DNA电化学发光传感器有较高的杂交特异性，能够识别单碱基和多碱基错配序列，检出限为9×10－11mol/L。该传感器具有较高的检测灵敏度，且无需对目标分子进行标记，有望应用于疾病检测等医学领域。Huang等［87］将含有15个碱基的巯基适体固定在金电极表面，用以结合凝血酶;另以29个碱基的生物素修饰的适体与凝血酶杂交形成夹心型结构。用亲和素修饰的量子点对生物素-亲和素的作用进行检测，制备了一种新颖的化学发光适体传感器。该传感器对凝血酶的检测线性范围为0～20mUg/mL。Pollet等［88］首次将光纤SPR传感器与DNA适体相结合制备了一种可重复使用、经济而非标记的适体传感器用于研究DNA杂交及DNA-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该传感器不仅可对DNA和蛋白质进行定量，而且还可以用于研究它们结合的动力学常数。#p#分页标题#e#
2．3质量型适体传感器
篇6
马红球菌的微生物学
马红球菌最早称为马棒状杆菌，曾归属棒状杆菌属。首次发现于1923年并命名为马棒状杆菌，后经细胞壁结构分析发现该菌与棒杆菌属有较大差异，因此将其归属为红球菌属，命名为马红球菌［1］。其生长速度较缓慢，在35℃培养24～72小时，才可见黏液状、产生橙红、橘红色素的菌落。随着生长条件和生长周期变化，它从球菌状变化到杆菌(如马红球菌在固体培养基或脓液中呈球菌样，但在液态培养基中则为无分枝的短丝状或棒状)。多形态性生长是其特征。生长反应不活泼、不能分解任何糖、醇类，触酶均为阳性。不产芽胞、无动力，为革兰阳性需氧菌。
马红球菌感染的流行病学
1923年在小马驹肺部感染组织分离出马红球菌后，在多种水栖和陆栖动物均可分离出马红球菌。该病源菌普遍存在于自然环境的土壤中，在50%～95%的农场土壤中可以发现马红球菌，尤其是在疫区被动物粪便污染的牧区土壤中很容易分离出此菌。但从人类疾病中分离出该菌却始1970年。一般认为可致人类的机会性感染，特别是免疫功能低下者。马红球菌致人类感染以呼吸道感染最常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报道的病例大多数无马等动物接触史，感染人群以晚期艾滋病患者为主，而且以肺部感染、败血症多见。马红球菌病是幼龄马驹常见疾病之一，该菌可在疫区土壤中分离到。染病马驹多1～6个月龄，大多数马驹4～12周龄时显示临床症状。一般呈慢性或亚急性支气管肺炎，有时伴发盲结肠和肠系膜淋巴结溃疡。马红球菌偶然也可以从被隔离的猪和山羊颈部淋巴结中分离出来，在肝部形成肉芽肿并引起年轻动物消瘦和死亡［2］。马红球菌病传染在除马驹、猪和山羊外，其他物种中很少见，一般认为可致人类的机会性感染，特别是免疫功能低下者，如器官移植、恶性肿瘤、结核病患者等等，但较少见。国内报道的病例大多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抗体阴性，病变涉及多个组织器官，引起慢性或亚急性炎症改变。其标本来源主要是血液、脓性分泌物、痰液、胸腔积液、尿液等，其中血培养阳性率较高。
马红球菌病的临床表现
患者可有单一组织或多系统受累，且感染易复发。
有10%～15%感染者发生在无免疫缺陷的人群中。这类人群的感染既可仅局限于皮肤伤口，也可出现致死性系统感染。这类感染的人群中47%是局部感染，40%是肺部感染，肺外感染包括眼内炎、外伤性脑膜炎、淋巴结炎、淋巴管炎、脓毒性关节炎、骨髓炎等。
有10%的马红球菌感染发生在接受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中，是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一项晚期并发症，其预后则界于常人群和艾滋病感染之间。
约2/3的马红球菌感染者是艾滋病阳性患者。其发生马红球菌菌血症及肺外表现的比例较无艾滋病感染高。
马红球菌感染最普通的病变是慢性化脓性支气管肺炎和广泛性肺部脓肿。临床上常见发热、咳嗽、呼吸困难及胸痛。病程经过潜隐，常表现为慢性、进行性肺炎性肉芽肿，肺的浸润性病变常发展成胸片可见的空洞性损害。约1/3有马红球菌引起败血症、肺炎、扁桃体炎、前列腺炎、脑膜炎、尿道炎、肾炎、心内膜炎等等，其中最多的是败血症［3］，其次是局部的化脓性感染、肺炎。患者主要临床症状有发热，以中、高热为主，体温38～39℃，热型不规则，可伴有畏寒、乏力、头痛及全身肌肉酸痛不适、全身充血性皮疹等症状。其他还有咳嗽、局部红肿疼痛、腹痛、胸痛、消瘦、尿频尿痛等。体格检查可有感染局部的红肿、压痛，肺部听诊呼吸音减弱，可闻及湿性音。
马红球菌病的诊断
虽然作为人类机会感染的马红球菌病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大多数此病患者仍然难以得到及时诊断。影响及时诊断的因素包括起病隐匿，其临床表现与分枝杆菌、真菌、放线菌感染相似，以及实验室对该菌认识仍然不足。根据马红球菌形态的多形性、部分抗酸性、部分抗酸性、支气管标本中的特征性的组织病理形态有助于诊断。确诊需从患者痰液、肺部活检其他病理组织等标本中分离培养出马红球菌，有时候需要多次留标本或延长时间才能出现阳性结果［4］。
马红球菌病的治疗
大多数抗生素对马红球菌有抗菌作用，但其敏感性差别很大，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耐药菌谱［5］。所有分离出的马红球菌均应进行体外药敏试验。
人类马红球菌病的治疗根据药物敏感试验结果选用敏感的抗生素。对马红球菌感染，可选择的敏感药物有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头孢三嗪、氯霉素和利福平等抗生素，联合抗菌药物治疗可以产生协同作用［6］。目前，国内报道的病例多为散发，涉及多个系统的疾病，经使用敏感抗生素后都能治愈，无马红球菌相关死亡病例。体表部位的脓肿还可以采取局部换药的方法促进脓液的吸收［7］。至于疗程，应根据感染部位的不同和病程长短而异，马红球菌败血症者，血培养阴性后即可停止抗菌治疗。从报道的病例看，合并HIV感染，宜长疗程、联合用药，至少用药90天以上，并尽早进行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8］。对于多系统受累的免疫缺陷患者至少需要6个月的疗程［9］。艾滋病合并马红球菌感染，宜足量长疗程使用敏感抗生素，并及早进行抗病毒治疗，这对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有重要意义。
马红球菌病的预防
因为马红球菌感染毕竟是罕见的，而且没有数据能证明对其一级预防是有效的，所以一般不推荐对其进行一级预防。某些研究者认为对于HIV感染的患者，大环内酯类或许有利于马红球菌感染的预防。免疫缺陷的患者应避免接触畜养动物。鉴于对马红球菌传播途径尚缺乏了解，尤其有院内感染报道的考虑，一些研究者主张应隔离就医的马红球菌肺炎患者，以避免发生院内感染［10］。
总之，马红球菌是一种机会致病菌，它在免疫缺陷人群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近来对马红球菌感染认识的增强，诊断的准确性、及时性和疗效均有所提高。但是，在它的感染途径、发病机制尚未清楚，有待积累资料及动物试验作进一步探讨［11］。
参考文献
1 李艳,彭少华,樊秀华,等.23株马红球菌的生物学性状及药敏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0,10(3):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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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 医学检验的进展
1.1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分子生物学的进展给检验医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检验医学也从细胞水平进入了分子水平。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到临床检验诊断学，对疾病诊断深入到基因水平，称为基因诊断。基因诊断技术主要包括核酸分子杂交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基因多态性分析技术、单链构象多态性(SSCP)分析技术、荧光原位杂交染色体分析(FISH)技术、波谱核型分析(SKY) 技术以及蛋白质组技术等。
1.2 生物芯片技术:基因芯片的概念现已泛化到生物芯片(biochip)、微阵列(micr oar ray)、DNA 芯片(DNA chip)，甚至蛋白芯片。基因芯片集成了探针固相原位合成技术、照相平板印刷技术、高分子合成技术、精密控制技术和激光共聚焦显微技术，使得合成、固定高密度的数以万计的探针分子以及对杂交信号进行实时、灵敏、准确的检测分析变得切实可行。
1.3 流式细胞仪的应用:流式细胞仪(FCM) 有别于普通细胞计数仪的方面在于它不仅能够进行细胞计数和简单的三分群或五分群，而且能够对细胞亚型进行检测。临床上，FCM 主要应用于免疫学和血液病学方面。它克服了传统免疫技术难以准确定量的不足，可应用于外周血T 淋巴细胞亚群的测定，对器官移植后的排斥反应进行监测；用于肺泡灌洗液中T 淋巴细胞亚群的测定， 能够快速、准确的测定细胞表面抗原的表达，为多种肺部疾病的诊断和发病机制提供重要信息。FCM 还可同时检测T 细胞总数、Th 细胞和Ts 细胞，结果准确、报告迅速，国外已用来进行HIV 的常规检测。FCM 在血液病方面主要是对白血病进行分型，可以克服传统免疫荧光镜检法中人为因素的干扰和细胞计数少等造成的误差，使之更为快速和精确。FCM 还可进行淋巴瘤的免疫分型、白血病微小残留病变和化疗效果监测、骨髓移植和干细胞移植的监测等。用FCM 检测活化血小板表面受体是近来血栓研究的一项重要技术。
1.4 发光免疫分析技术:临床上，发光免疫分析技术主要应用于甲状腺疾病相关免疫检测、生殖内分泌激素检测、心肌蛋白的检测和贫血指标的检测等。该技术以其灵敏度高(可达10- 18mo l/ L)、检测速度快、操作简便、所使用试剂对人体无危害的优点，成为非放射性免疫分析技术中最具有发展前景的方法之一。
1.5 现场即时检验(point o f care testing， POCT):随着急救医学的发展，在急诊科对危重患者的救治中快速检验很有必要。这种需求刺激了相关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给予了现场快速检验的新生。
1.6 细菌耐药检测:由于抗生素的普遍使用，临床病原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情况越来越严重，并出现了ESBL、MRSA 等广谱耐药菌。因此，尽早选择敏感的抗生素对控制感染和节约医疗成本至关重要。临床微生物室不仅需要分离鉴定感染标本中的病原菌，而且应该进行药物敏感实验，为临床医生选择抗生素提供依据。
1.7 自动散射比浊分析的应用:散射比浊分析仪主要检测的是血浆、体液中的特定蛋白系列，包括免疫球蛋白系列、补体系统、急性时相反应蛋白系列、炎性反应蛋白系列、载脂蛋白系列、尿微量蛋白系列和小分子药物等。这些蛋白成分的检测，可为临床提供有效的病理生理指标，作为临床诊断、判断治疗效果和分析预后的依据。
2 医学检验的临床应用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和试验数据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①揭示疾病的基本原因和机制，如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及代谢性疾病等；②根据发病机制，建立合理治疗，如针对苯丙酮尿症患者给予低苯丙氨酸饮食；诊断特异性疾病，如利用肌红蛋白、肌钙蛋白诊断心肌梗死； ③为某些疾病的早期诊断提供筛选试验，如测定血中甲状腺素和促甲状腺素用以诊断新生儿先天性甲状腺机能减退症；④监测疾病的病情好转、恶化、缓解或复发等，如利用肝功能试验对肝脏疾患进行诊断和治疗监测；⑤治疗药物监测。即根据血液以及其他体液中的药物浓度，调整剂量，保证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⑥辅助评价治疗效果，如测定血中癌胚抗原含量监测结肠癌的治疗效果；⑦遗传病产前诊断，降低出生缺陷病的发病率。
临床微生物学是检验医学的亚专业之一，其综合了临床医学、病原生物学和免疫学、临床抗生素学和医学流行病学等几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感染性疾病进行快速、准确的诊断，密切结合临床提出及时有效的治疗方案，防止微生物产生耐药性和医院内感染的发生。
综上所述，医学检验在临床医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①医学检验的目的就是研究人体血液、体液、分泌物和排泄物中的致病因子，通过检测这些致病因子的量和活性的变化而推断疾病的发生发展来辅助临床医师准确判断疾病。②医学检验的结果是支持诊断、鉴别诊断，甚至是确诊的主要依据，临床医生诊断治疗疾病和判断预后的途径就是熟知检验知识。
3 总结
检验医学的发展，不仅是循证医学的必然要求，使医疗行为更为科学和经济，也将可能为前瞻性的预防措施的实施提供依据。随着新的仪器及方法的扩展，检验医学在临床生化、微生物学、血液学及免疫学等多个分支出现了一些新的检验项目与技术，使针对患者的临床治疗更为合理和快速。
医学检验在临床医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①医学检验的目的就是研究人体血液、体液、分泌物和排泄物中的致病因子，通过检测这些致病因子的量和活性的变化而推断疾病的发生发展来辅助临床医师准确判断疾病。②医学检验的结果是支持诊断、鉴别诊断，甚至是确诊的主要依据，临床医生诊断治疗疾病和判断预后的途径就是熟知检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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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NAi的发现史
早在1990年的转基因植物研究中，人们发现将全长或部分基因导入植物细胞后会引发某些内源基因不表达，但这些基因的转录并无影响，当时将这种现象称为基因转录后沉默(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silencing，PTGS)。1996年科研人员首次在线虫中发现dsRNA能够导致基因沉默，因此又将该现象命名为基因表达的阻抑作用(quelling)[2]。当年康乃尔大学的研究人员Guo和Kemphues为探讨基因功能，想利用反义链RNA来特异性地阻断par-1基因的表达，然后设立了对照组实验以期正义链RNA能使目标基因的表达量增加。但结果却显示二者都同样的阻断了par-1基因的表达。这个现象直到3年后才被解开-华盛顿卡耐基研究院的Andrew Fire和马萨诸塞大学癌症中心的Craig Mello通过大量的实验得知，无论是单纯的反义链还是正义链RNA都不能阻断基因的表达，而起阻碍作用的是体外转录的RNA样品中混有的微量dsRNA。实验结果显示，纯化后的单链RNA对基因表达的抑制作用是很微弱的，而dsRNA正好相反，因此他们将dsRNA能引发相应基因表达阻断的现象定义为RNAi。
2 RNAi在医学领域的应用
2.1治疗病毒性疾病
病毒性疾病的防治始终困扰着医学工作者，并给人类的健康带来巨大危害。由于RNAi能从源头有效地抑制病毒抗原基因的表达，因此在病毒性防治方面较疫苗防治、药物治疗更优越，为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带来希望。近些年来，RNAi技术在多种病毒性疾病的防控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艾滋病又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是人体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所导致的传染病。MIT的Novina最早利用RNAi来对付HIV，开启了利用RNAi治疗病毒性疾病的先河。研究发现，在慢病毒载体中加入抗HIV ShRNA（anti-HIV ShRNA）、抗CCR5核酶（anti-CCR5 ribozyme）和核仁内反式激活反应元件类似物（uncleolar-localizing TAR decoy）基因的串联组合，可以长时间的抑制HIV。证明了RNAi具有治疗艾滋病的功能[3]。
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是经血液传播的危害性严重的病毒性传染病，分别由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而起。自2003年以后，应用RNAi治疗乙肝、丙肝的研究也逐渐增多。2005年Sirna治疗学公司（Sirna Therapeutics）宣布实现了RNAi应用于治疗中的重大突破，成功抑制了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在人体内的表达。研究发现，应用短发夹RNA载体可以抑制哺乳动物肝脏细胞中HBV的复制起始，同时siRNA也可以有效抑制HBV的复制。根据这种研究思路，人们利用RNAi抑制了HCV在人体内的复制。这些研究都证明了RNAi在抗病毒方面的优势作用[4]。
此外，Nobel医学奖获得者Phillip Sharp，已成功在2005年开发出用来治疗呼吸道合胞病毒、流行性感冒的RNAi药物。同期中国旅美生物医学博士陆阳和Intradigm公司分别在《Nature》发表文章阐述siRNA剂对恒河猴SARS冠状病毒（SCV）呼吸道感染能起到预防和治疗作用。RNAi目前已经成为治疗病毒性疾病的一种有效手段，但在稳定性、安全性等问题上还有待深入研究。
2.2治疗遗传性疾病
随着RNAi现象的发现以及对它的分子生物学机制的深入探讨，利用RNAi解决人类遗传性疾病已经不再遥远。2002年，美国和日本的研究人员Carthew R W、Ishizuka A等人几乎同时发现RNAi与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的关系，这预示机体内RNAi机制缺失会导致人类遗传性疾病[5， 6]。此后在对抗人类遗传性疾病研究中，RNAi成为广泛采用的手段。人们不久发现，RNAi在治疗人类神经系统疾病方面有优于其他治疗方法的特点。其中神经变性疾病是由于单个基因显性突变而引起的遗传性疾病。目前已有许多神经变性疾病如亨廷顿病(Huntington’s disease)、脊髓延髓肌肉萎缩症、帕金森病、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ALS）、阿尔茨海默症等都可以通过RNAi来抑制突变基因表达。
可以看出RNAi在遗传性疾病治疗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但如何透过血液将siRNA送达效用部位还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我们坚信在医学科研人员的努力下，一项成熟的基于RNAi的治疗技术将用于临床实践。
2.3治疗肿瘤疾病
肿瘤疾病的本质属于“基因病”，恶性肿瘤的侵袭和转移是临床上绝大多数肿瘤患者的致死原因，肿瘤发生过程主要是原癌基因、生长因子异常高表达和肿瘤抑制因子突变的结果，故从基因水平解决肿瘤疾病是最佳的。siRNA能够高效、特异地抑制原癌基因及癌相关基因的表达，目前已成为临床上肿瘤防治研究的有力工具。但从当前的研究状况看，要利用RNAi策略解决肿瘤治疗问题，首先要解决靶基因的选择及siRNA向体内的定向输送。采用逆转录病毒系统可以有效地将siRNA插入肿瘤细胞基因组中并长期存在，解决了siRNA作用时间短，实际操作困难等缺点。Wenping Li[7]等人利用腺病毒介导的siRNA转染使PBR mRNA下降50%，细胞分裂增殖停止，从而抑制肿瘤的生长，故PBR可作为治疗人乳腺癌潜在的靶标。Menendez等人将与靶基因FAS mRNA序列相对应的siRNA转染到培养的人子宫内膜癌细胞中72h后，发现FAS基因表达下降90%，从而成功的抑制了子宫癌细胞的生长[8]。
目前，利用RNAi对肿瘤进行研究与治疗还存在很多问题，是否所有肿瘤细胞中RNAi现象都存在，是否某些肿瘤细胞中的RNAi现象是被抵抗的，是否人体内肿瘤细胞的RNAi现象和动物模型实验中呈现的效果是相符的，人类攻克肿瘤问题还需很长的历程，无疑RNAi为肿瘤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
3 RNAi的前景展望
RNAi作为一种代替基因敲除的遗传工具，可以有效地对基因进行功能评价。该技术正改变着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步伐。《科学》杂志和美国科学促进会已将RNAi技术评选为2002年十大重大科学成就之首。由于RNAi技术的日益发展，它已经迅速地从实验室研究迈向了临床应用。目前，几种真正意义上的RNA干扰药物已经进入了临床实验阶段。相对于近些年大力发展的基因治疗、反义核酸技术、生物芯片等新兴生物技术来说，RNAi无疑将会给医学界带来更具潜力的突破和发展。但值得人们注意的是RNAi在哺乳动物中的研究还具有一定的限制性，比如在哺乳动物的某些细胞中RNAi作用并不显著，特别像一些神经细胞。而且通过运载体将dsRNA转入人体进行基因治疗还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可喜的是利用腺病毒作运载体的实验目前已经取得成功，人们还在寻求一种更加稳定和安全的运载体[9]。二十一世纪是基因的时代，更是生命科学的时代，RNAi的发现无疑是这一时代医学领域的一个崭新突破，它为解决人类疾病开辟新的篇章。
参 考 文 献
[1]Jorgensen RA，Culster PD，English J.etal.Chalcone synthase cosupp-ression phenotypes in petunia flowers: comparison antisense constructs and single-copy vs. complex T-DNA sequences[J].Plant Mol Biol， 1996，31(5):95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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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i MJ，Kim J，Li S，et al. Long-term inhibition of HIV-1 infection in primary hematopoietic cells by lentiviral vector delivery of a triple combination of anti-HIV shRNA， anti-CCR5 ribozemy ，and a nucleolar TAR decoy. MOLECULAR THERAPY， 2005， 12(5):900-907.
[4]McCaffrey AP，Nakai H，Pandey K， et al. Inhibition of hepatitis B virus replication by RNA interference.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3， 309(2):482-483.
[5]Carthew RW. RNA interference: the fragile X syndrome connection[J]. Current Biology， 2002， 12(24):852-854.
[6]Ishizuka A， Siomi MC， Siomi H. A drosophila fratile X protein interacts with components of RNA and ribosomal proteins[J]. Genes & Development， 2002，16(19):2497-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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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undal等[10]对大鼠进行实验性拔牙，实验中把大鼠分成3组：基准组，生理盐水组，阿仑磷酸盐组。后两组分别给与生理盐水和阿仑磷酸盐，经2周和4周后三组均测量尿钙，肌酸酐，血清钙，碱性磷酸酶和磷酸盐的水平；从右下第一磨牙的颊舌侧取组织做切片，用于评估破骨细胞、成骨细胞和哈弗氏管的数量，吸收陷窝的数量和大小及类骨质形成；测量颊舌侧牙槽骨板的平均厚度。结果显示阿仑磷酸盐组大鼠的颊舌侧牙槽骨体积吸收明显少于生理盐水组；阿仑磷酸盐组大鼠的血清钙、尿钙水平和破骨细胞数量明显减少，显示骨吸收的明显抑制。该研究表明双磷酸盐明显抑制拔牙后牙槽骨吸收。Jee等[11]对切除卵巢大鼠使用双磷酸盐做实验，雌性大鼠被随机分成3组：模拟手术组和两组卵巢切除组：一组用生理盐水处理，另一组用阿仑磷酸盐处理。拔除大鼠的左上第一磨牙，然后在拔牙后立即以2周为一周期，长达6周的时间内，做颌骨的体内显微CT摄影。牙槽骨的X线片密度和尺度用方差重复测量分析。模拟手术和切除卵巢组大鼠的X线片拔牙窝密度在拔牙后前4周明显增加（P＜0．05）。在第2周时，生理盐水组大鼠的拔牙窝X线片密度增加，但在第4周时增加明显少于另外两组（P＜0．05）。拔牙后2～6周，每组都可以看到新骨生成。除阿仑磷酸盐组外，拔牙后第2周与对照组相比，拔牙后第4周与第2周相比（P＜0．05），牙槽嵴高度均有明显损失。证明阿仑磷酸盐改善了缺乏雌激素大鼠的拔牙窝愈合，并且帮助抵抗邻近拔牙窝牙槽骨的损失。Senel等[12]通过全身应用唑来膦酸和帕玛磷酸处理大鼠后，再观察大鼠颌骨的变化：将雌性大鼠分成6组：对照组1（C1），唑来膦酸组1（ZA1），帕玛磷酸组1（PA1），分别注射生理盐水、唑来膦酸、帕玛磷酸长达6周；对照组2（C2），唑来膦酸组2（ZA2），帕玛磷酸组2（PA2），给药时间均长达8周。药物治疗结束后2天把大鼠处死，每只大鼠的下颌骨前、后部和股骨用作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炎症局限于ZA2组和PA2组的下颌骨后部；下颌骨前部和股骨没有被影响。软组织坏死在ZA2组中的一只大鼠很明显。说明这些药物可以改变甚至与双磷酸盐相关的颌骨坏死发展有关的愈合情况。
3双磷酸盐对牙齿发育的影响
Bradaschia－Correa等[13]做了一项实验：每天给与正在生长的年轻大鼠阿仑磷酸钠，分别给予4，14和30d。另一组大鼠做对照组，给与生理盐水。然后将大鼠处死，把含牙胚的上颌牙槽突用光学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查，TRAP（耐酒石酸酸性磷酸酶）组织化学检查和高分辨率胶体金免疫标记检查。结果显示大鼠的牙齿没有萌出；牙槽骨无重建，导致了原纤维间隙出现含无活性破骨细胞的一级性硬骨和大量骨桥蛋白；发育中的骨小梁侵袭了牙滤泡且到达了磨牙胚，使牙釉质表面变形，无牙根形成。这些结果说明了阿仑磷酸钠通过干扰破骨细胞活性，使其保持在无活性破骨细胞阶段，有效地抑制了牙的萌出。
4双磷酸盐在口腔临床的应用
4．1双磷酸盐应用于治疗牙周炎
大量研究证实：双磷酸盐可抑制破骨细胞的分化，促进骨形成[14]。因此，从上世纪开始，双磷酸盐便用于治疗全身疾病，近年来，受其用于治疗全身疾病的启发，专家们将它引进口腔临床：Takaishi等在一项长达4～5年的纵向观察中发现，对4名成人牙周炎患者进行牙周基础治疗的同时，间歇周期性应用依屈磷酸盐辅助治疗（口服依屈磷酸盐，200mg／d×2周；间歇停药10～12周或6个月），结果显示4名患者平均牙槽骨密度明显增加，牙松动度、牙周袋深度明显减少。Rocha等[15]对未进行过雌激素替代治疗的绝经期女性成人牙周炎患者基础治疗后，随机双盲给予阿仑磷酸盐（10mg／d）或安慰剂6个月，在基线和治疗后分别对牙周组织临床指标检查、血中雌激素水平、牙槽嵴顶到釉牙骨质界之间（CAB－CEJ）的距离、股骨密度（BMD）、血清N端肽（NTx）和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水平（BSAP）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用药组牙周探诊深度和牙龈出血指数明显改善，用药组CAB－CEJ距离增加（0．40±0．40）mm，而对照组减少（0．60±0．53）mm（P＜0．05）；BMD在用药组较对照组明显增加，而NTx和BSAP水平则低于对照组。应用阿仑磷酸盐辅治疗前后，两组病例血中雌激素水平无明显差异。该实验结果提示：对绝经期妇女应用阿仑磷酸盐辅助牙周基础治疗，可改善牙周病状况并促进骨的再生和矿化。
4．2双磷酸盐应用于种植牙
Abtahi等[6]随机选择5个患者，每个患者植入7颗Brane－mark种植义齿，其中一颗表面涂布双磷酸盐，被植入在骨质质量最差的地方，并对每颗种植义齿周围的边缘骨进行X光线拍摄测量，使用共振频率测量记录义齿的稳定性，在组织瓣关闭前和6个月后在桥基连接处测量频率值（ISQ），结果显示：在6个月的观察期间，一个未被双磷酸盐处理的种植义齿没有形成骨结合，共振频率也降低，双磷酸盐涂层义齿没有出现并发症，期间拍摄了105张X线片（210个种植义齿位点），显示出个别对照组种植义齿和双磷酸盐涂层义齿有1mm边缘骨缺损，但这些变量无明显差别；比较每个患者7颗种植义齿的ISQ值，除一例患者7颗义齿ISQ值无差别外，其他患者双磷酸盐涂层义齿的ISQ值是最大的，这说明双磷酸盐涂层种植义齿显示出了更好的稳定性。
4．3应用双磷酸盐对根管治疗的影响
临床实验证明：对应用双磷酸盐治疗全身疾病的患者进行口腔疾病的治疗，口腔疾病治疗效果不会有明显影响。Hsiao等[16]将口服双磷酸盐患者的34颗牙的根周在根管治疗前用X线鉴定，从没有口服双磷酸盐的患者中选出38颗对照牙，全部牙齿交由美国德克萨斯州A＆M大学贝勒口腔医学院的牙髓病住院医师和大学生进行非标准化的根管治疗和再治疗，根管治疗结束后经临床和X线摄片检查，结果是双磷酸盐组有73．5％的损害愈合了，而对照组的愈合率为81．6％，两组间无统计学意义的差别（P＞0．05）。这个初步的短期研究结果说明长期口服双磷酸盐的患者可以期待获得传统根管治疗术后的根周愈合的满意效果。所以根管治疗术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安全、现实的可替代双磷酸盐治疗拔牙病例的方法。
4．4双磷酸盐临床应用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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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脑钠肽或B型利钠肽（brain/B type of natriuretic peptide，BNP)，是1988年由Sudoh等首先从猪脑内分离出来的一种心血管肽类激素。它是利钠肽家族中的一员，BNP主要由心室分泌，是反映左心室功能的敏感指标。目前关于BNP的临床研究主要集中在BNP与心功能不全和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诊断、治疗、预后等方面，而在法医病理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死因分析、死亡方式的推断以明确伤病关系等。现就目前的研究进展和应用作一综述。
1 BNP生物学特性
人BNP基因位于人类染色体1p36.2，基因全长1922碱基对，含有3个外显子和2个内含子，其mRNA由692碱基对组成，编码具有134个氨基酸的BNP前体蛋白原，然后进行细胞内修饰裂解产生108个氨基酸的BNP前体(proBNP)和26氨基酸的信号肽，proBNP再裂解为76个氨基酸的N末端BNP（NT-porBNP）和32个氨基酸的BNP并释放到细胞外。当心室肌细胞受到牵张或室壁张力增大时，BNP、NT-porBNP以1 ∶1的比例释放入血，NT-ProBNP的半衰期为60～120 min，无内分泌活性，主要由肾脏清除；BNP的半衰期为20 min，主要在肺和肾内降解。左心室是BNP合成分泌的主要场所，但右心室和心心房亦可合成分泌BNP。
BNP通过与其受体结合而发挥生物学作用。目前发现有A、B、C 3种受体[1]，其广泛分布于人体心脏、血管内皮、血管平滑肌细胞、肾脏、肾上腺和中枢神经系统等组织。3种受体是各种BNP的共同受体，但其亲和力各不相同。BNP的生物学作用有：（1）增加肾小球滤过率，抑制Na+重吸收而利钠、利尿;（2）松弛血管平滑肌，扩张动、静脉而降低血压，及减轻心脏前后负荷;（3）抑制交感神经系统活性;（4）拮抗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5）最近研究表明BNP尚可直接松驰心肌，抑制心肌纤维化及血管平滑肌增生，抗冠脉痉挛等作用。
2 影响血桨BNP浓度的因素和疾病
血浆BNP浓度受年龄、性别、心率、肾功能等因素影响[2]。健康人群女性BNP浓度较男性高25 %，服用激素替代治疗的绝经期后妇女BNP浓度较高，表明雌激素对其有影响。BNP浓度与年龄呈正相关，但亦有不同的报告。健康人群心率每分钟增加10次，NT-proBNP下降15 %，BNP下降9 %，因此认为BNP合成、分泌主要在舒张期或依赖舒张期充盈压。在健康人，左室射血分数越高，BNP浓度越高，而左室收缩功能不全和心力衰竭(HF)患者恰恰相反。
尽管BNP主要由心脏分泌，但血浆BNP浓度可受其它系统疾病和药物的影响。能引起BNP浓度升高的疾病有：肺部疾病，如肺心病或合并有右室限制的肺部疾病，尤其是呼吸道疾病急性加重期及严重缺氧；高血压及肺动脉高压，尤其是高血压并左室肥厚；心脏结构异常，如主动脉瓣狭窄、二尖瓣狭窄、肥厚性心肌病；内分泌及代谢疾病，如甲亢、库欣综合征(或外源性糖皮质激素)、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Addison综合征、糖尿病；其它如肝硬化及腹水、急性肾衰、副肿瘤综合征、蛛网膜下腔出血、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β受体阻滞剂可轻微升高BNP浓度，而ACEI类药物可降低BNP浓度。心功能衰竭患者经积极治疗(急性期静脉用扩血管药物和利尿剂，尽早及长期应用ACEI类药物和β受体阻滞剂)，BNP浓度降低。
3 BNP检测方法
临床中BNP浓度的检测方法主要有放射免疫法分析（radioimmunoassay，RIA）和免疫放射分析法（immunoradiometric assay，IRMA）。此两种方法测得血浆BNP的正常值范围为0.5～30 pg/mL。新近应用的美国博适床旁快速定量心力衰竭/心肌梗死诊断仪使用全血标本，15 min显示测量结果。推荐的心衰诊断界值为100 pg/mL。法医病理学中除RIA、IRMA之外还应用免疫萤光法、免疫组织化学方法、RT-qPCR等方法来测定心肌组织、体液中BNP及其基因。RT-qPCR是近年来应用最广泛的新兴分子生物学技术，是核酸定量、半定量检测中最准确、灵敏、简单和快捷的方法之一。
4 BNP在临床中的应用
4.1 BNP与充血性心力衰竭
BNP在心力衰竭中的临床应用目前已经较为成熟，它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1）早期诊断:在充血性心力衰竭(CHF)患者中，在不考虑年龄、心力衰竭严重程度的评估分级(NYHA)、心功能损伤原因、左心室射血分数等相关因素，高水平BNP/NT-proBNP和心血管疾病引起的死亡率上升密切相关。国内小样本临床研究亦显示出BNP诊断心力衰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2]。在多因素分析中，使用BNP/NT-proBNP水平对死亡率进行预测要比使用NYHA分级更为准确[3]。（2）对心衰治疗效果的评价:实验表明，在治疗有效的患者中，BNP/NT-proBNP水平开始下降，在治疗无效或是心功能进行性衰退的患者中，BNP/NT-proBNP水平没有下降，甚至继续升高。（3）评价急性心衰的预后:急性心肌梗死(AMI)是急性HF的主要病因，对AMI患者的追踪结果显示，BNP/NT-proBNP浓度高于中位值的患者，其心脏病致死的比率相对低于中位值偏高的患者，这表明心梗后高浓度BNP/NT-proBNP测定值意味着有大面积心肌坏死，从而导致更加明显的左心室功能不全。应用肌钙蛋白T通过检测心肌坏死的程度来进行危险性分级，而应用BNP/NT-proBNP则通过反应心脏功能不全来分级，二者结合将达到最佳的AMI危险性评估的效果。研究发现，BNP/NT-proBNP浓度能独立地识别不良预后的心衰患者，是判断心衰患者预后和进行危险分级的有力指标。
4.2 BNP与心肌梗死
（1）BNP对心肌梗塞范围、梗塞后左心室功能监测:血浆BNP水平与AMI的梗死面积呈正相关，而与左室射血分数、心脏指数呈负相关。急性心肌梗死发生后，血浆BNP 24 h快速升高，然后趋于稳定，4 d内血浆BNP浓度与透壁性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左室射血分数密切相关[3]。(2)BNP对AMI预后的评估:在AMI后测定BNP，不仅可识别有无左心室收缩功能不全，而且在判断左室重构和死亡危险方面优于超声诊断。新近有资料认为，BNP是预测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30 d内死亡率最好的标志物，其他的研究者证明NT-proBNP水平的中值能够预言ACS患者4年内的死亡率。
5 BNP在法医学中的应用及前景
Bao-Li Zhu等[5]对法医尸检案263例（男性195例，女性68例，年龄24～94岁）在死后72 h内通过放射免疫法，免疫荧光分析检测心包液中ANP、BNP、cTnT浓度。结果显示，在死后72 h内，ANP、BNP与cTnT浓度测定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心源性死亡中，心包液BNP浓度与BNP/ANP比值远远高于非心源性死亡病例。
Jens Peter Goetze[6]等通过动物实验证实，在缺血2.2±0.2 h，左心室缺血区心肌BNP mRNA含量高出正常对照组3.5倍；而在心肌缺血区和正常心肌区，通过放射免疫分析及免疫组化方法均未能检测到BNP、proBNP存在；在缺血2 h后，心肌缺血组BNP血浓度升高(P=0.028)，而正常对照组BNP水仍平处于基础值(95 %±10.2 %，P=0.62)。考虑在急性缺血时，合成的BNP快速释放入血，导致染色缺失。为证实这个理论，将缺血心肌放入营养液培养3 h，虽未能从细胞中测得BNP、proBNP，但在培养液中测得其存在，因而证实了左心室肌在缺血时BNP基因表达增强，BNP合成增多，且迅速释放入血。徐永城[7]等结扎大鼠心脏左前降支，用RT-qPCR法、普通PCR法检测在急性心肌缺血后，目的基因BNP的mRNA表达变化与急性心肌梗死发生后所经历时间的关系。结果表明BNP基因在急性心肌梗死发生3 h后在心肌中的表达量明显增加，而在1 h组心肌中表达的量与10 min、30 min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BNP基因并非是能反映心肌缺血极早期变化的最佳基因。
总之，BNP在临床医学中的研究相对较多，目前血BNP浓度检测主要应用于心功能、急性冠脉综合征的诊断、治疗与预后。虽BNP在法医学中的应用国内外报道不多，但BNP在法医病理学尸体解剖中的死因分析、死亡方式的推断以明确伤病关系等方面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其检测和诊断标准将更加标化和量化，在法医中的应用也将更加广泛与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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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目前抑郁症的发病率有逐步增加的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关全球疾病总负担的统计显示，1990年抑郁症排在第5位，抑郁症与自杀加在一起占5.9%，列第2位。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的疾病负担将上升到第2位，列在冠心病之后[1]。现代医学诸多研究表明其病因跟遗传、生物化学、心理、社会和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2]。蒙医学文献上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有关抑郁症的资料，但蒙医学作为一门传统医学，对抑郁症有着独特的认识及研究成果。
1 病因
蒙医认为赫依、希拉、巴达干是疾病的基本因素[3]。正常的赫依、希拉、巴达干称为立身三根，它们共同构成人的机体。它们分布在人体的不同部位，起着各自的作用。赫依、希拉、巴达干三根为人体之本基，概括为阴、阳、气。因此，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功能失调是抑郁症的主要病因[4]。三根的功能不仅表现在正常的生理活动中，同样也表现在异常的病理变化中[5]。
正常赫依主要依赖腰胯部，居于人体下半身，性属中性偏寒。赫依具有轻、粗、动、凉、细、坚等六种秉性。正常赫依主呼吸、输送饮华、物质代谢、血液循环、肢体活动、五官感觉、大小便排泄，并保持希拉和巴达干相对平衡，是维持生理活动的动力。正常赫依遇到饮食、起居、气候或其他诱发赫依旺盛的因素可发生病变，由立体三根之一转变为三个基础病因之一。赫依的正常生理功能紊乱可导致希拉和巴达干失去相对平衡。异常赫依影响其窜行之道，即属于五脏的心、属于六腑的大肠、属于七素的骨关节、属于感觉器官的耳朵和触觉部位而出现一系列赫依偏旺的症状。比如由于赫依的轻、动秉性可出现头晕、虚叹、常哈欠、伸腰、干呕、注意力不集中、偶有意识不清、游走性刺痛、举止轻捷、睡眠不安等症状，由于粗秉性可引起皮肤粗糙、舌糙发红、多在饥饿时或下午、凌晨发病等症状，由于凉秉性可引起恶寒、战栗、喜温暖等症状，由于其细秉性可引起腰胯部及全身骨关节、牙齿和指尖麻疼等症状，因其坚秉性可出现不易腹泻、耐泻药、如有肿块则不易化脓成熟等症状[6]。以上症状中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睡眠不安、游走性刺痛、干呕等症状与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完全相符。因此可初步推断出抑郁症的症状可能是赫依发生病变引起的，即抑郁症的病因与蒙医赫依有关。
巴达干性属寒，主要具有重、寒、腻、钝、润、固、粘等七种秉性。巴达干依赖于脑部而居于膈肌以上部位。巴达干主要有促进发育、使人变得肥壮、坚定意志、使关节牢固而、使人变得心宽、增加人的耐力、调节睡眠、控制希拉的热能等作用。正常的巴达干当遇到跟它秉性相似的饮食、起居、气候及其他诱因时会变得旺盛、超出正常量，与赫依、希拉两根相搏，串行到头、舌、鼻、胃、肾、膀胱、肺、脾、食物之精华、肌肉、脂肪、骨髓、大小便等引起相关症状。比如由于巴达干的寒秉性引起人体热能下降、消化不良、口唇发涩、食欲减退、胃肠胀气、频繁打嗝、吐胃内容物、腰胯部疼痛、全身发凉症状，由于巴达干的重秉性引起身心发沉、治病疗效慢、多睡、精神紊乱、思维迟钝、头闷、意识模糊、懒散等症状，由于腻秉性可出现脂肪增多、发胖症状，由于钝秉性可出现病程延长、病情缓解较慢，由于秉性患者皮肤变得白嫩，由于固的秉性可出现疼痛部位较稳定而疼痛时间长，由于巴达干的粘性可出现鼻涕、涎等增多、大便和呕吐物等成粘样等症状[6]。以上症状中消化不良、食欲下降、腰胯部疼痛、身心发沉、思维迟缓、精神紊乱、意识模糊、懒散等症状与抑郁症的临床症状基本一致。因此可推断出抑郁症的症状可能与巴达干的病变相似，即抑郁症的病因可能与巴达干相关。
综上所述，抑郁症的病因与巴达干和赫依偏旺引起的。赫依和巴达干相互搏斗导致三根平衡失调，影响心、脑和白脉系统等引起抑郁症的一系列症状。
2 病机
抑郁症的发病多与心、语、身三大业过度或紊乱有关，如日常生活中过度行脑力劳动、过度悲伤、过度怀疑、过度贪得或过度自卑等引起体内赫依偏旺，与希拉、巴达干相搏而导致三根平衡失调，生理功能紊乱[7]。进而影响心、脑及白脉等窜行之道。蒙医学认为心脏为五脏之王，心脏虽然居于巴达干区，它本身是总赫依的所寓之处，普行赫依和完成希拉居于心脏，故赫依发生病变时心脏为病变赫依的窜行之道，心脏的功能主要由赫依支配，故赫依发生病变时容易紊乱心脏的正常功能。心脏为血液循环的枢纽，心脏在普行赫依的动力下通过动脉把血液和空气运输到人体各脏器，并把饮食之精华传送到人体各部位滋养全身各组织器官，此外心主精神、意志、思维等[6]。而正如“四部医典”曰：“脑为白脉之海”，由诸多个白脉形成的白脉之海称为脑。脑为司命赫依和能足巴达干所寓之处，又在两者支配下发挥掌管人体各系统器官的功能，是生命之根本[8]。蒙医学在诊断治疗疾病时十分重视整体观，认为人和大自然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并且人体本身也是这巨大系统的缩影，也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9]。其中各器官和脏腑均有相应的部位，并在相互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心与脑由黑白脉道相连，脑的滋养血液借普行赫依的作用由心脏供给，而脑借助从脑、脊髓延伸到心脏的隐匿脉支配心脏的正常功能。抑郁症初期赫依偏旺，且由于它的轻、动等秉性上升到巴达干区，与巴达干相搏并侵犯属于其窜行之道的心脏，赫依的轻、动等秉性与巴达干的重、钝等秉性相对立而赫依逐渐偏衰，巴达干逐渐偏旺。由于赫依的偏衰引起气血运行障碍及感觉神经功能紊乱，合并巴达干的粘性堵塞心之窍出现身心发沉、不愿言语、思维迟缓、反应迟钝、全身无力、懒散等相关症状。
3 治疗
抑郁症为巴达干、赫依功能紊乱引起的[10-11]。发病部位在心、脑和白脉系统。故抑郁症的治疗主要以调节三根，镇巴达干、赫依，宁心、安神，促进白脉传导为原则[12-13]。根据蒙医整体观与寒热调节理论，选用蒙医温针等温性的传统疗法及匝迪-5味丸、槟榔十三味丸等温性药物已达到一定疗效。刘耀冻等[14]观察蒙药匝迪-5味丸和中药逍遥丸结合心理疗法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症的疗效， 20例患者全部治愈，其中1～2月痊愈14例，占70%，2～3月治愈6例，占30%，随访均未复发。邢萨茹拉等[13]观察蒙药槟榔十三味丸治疗抑郁症30例临床疗效，得到槟榔十三味丸治疗抑郁症临床总有效率为96.7%；治疗第一周末、第二周末汉密尔顿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治疗1周后，焦/躯体化和睡眠障碍因子分较治疗前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苏荣等[15]用蒙医温针治疗抑郁症患者37例，治疗后症状明显较治疗前好转，治疗前后评分有统计学差异。赛音朝克图等[16]应用蒙医三根平衡针刺激巴达、心穴与黑白际穴结合盐酸帕西汀治疗首发抑郁症，结果为蒙医三根平衡针结合药物治疗抑郁症起效快、疗效好，优于单用药物治疗。
4 小结
分析“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17]提出的抑郁症诊断标准和临床表现，笔者认为抑郁症是由于长期身、心、语功能亢进或不调导致三根失去自有的生理平衡，尤其赫依与巴达干相搏侵犯心脏和白脉系统所致，属蒙医心思病或狂症范畴，其症状更接近“心思病”分类中的寒性心思病，而重度抑郁症的症状更接近蒙医“狂症”分类中的“巴达干狂”。按疾病的本性分类属寒性疾病。具有症状顽固、复发率高等特征。目前蒙医在寒热平调原则及整体观等基础理论的指导下，以调节三根、抑巴达干和赫依、宁心、安神、促进白脉传导为原则治疗抑郁症已经得到一定疗效。但现蒙医对抑郁症的研究报告尚少，大多数是以个人临床经验等形式报道，蒙医治疗抑郁症的作用机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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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论文题目：中文标题用三号宋体加粗，应简明确切地反映文章的主题，一般不超过25个汉字。有基金项目资助的请在标题后用"*"号右上标表示。英文标题用三号TimesNewRoman加粗，要与中文标题含义一致，并符合英文书写习惯。
篇13
1.1 踝关节创伤的常规诊断学方法
踝关节是人体器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持下肢功能的主要器官。但是由于外伤的作用，其容易发生踝关节扭伤与骨折，从而造成一系列的后果，严重的可导致参加，其中外侧软骨的损伤在严重的踝关节软组织损伤中最为常见[1]。目前临床上对踝关节扭伤所致的软骨损伤的诊断主要依赖于临床症状进行分析，或通过普通X线、CT检查推测软骨损伤程度，但是不能及时正确地反应踝关节创伤所导致软骨损伤的真实情况，导致诊断效果不好[2]。
1.2 踝关节创伤的磁共振成像（MRI）诊断学方法
MRI具有任意断面成像、多方位成像、组织分辨率高等优点。而踝关节因其变化多端的功能运作和错综复杂的解剖结构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已作了较多的研究并在1.0T或1.5T MRI机上制订了一系列扫描常规并指出常规足、踝关节检查中，患者一般采取仰卧位，脚取自然中立位，跖屈或背屈位后置于肢体或头线圈中；轴位、冠状位及矢状位为常规的MRI扫描位置，轴位及冠状位对显示软骨的解剖及其病变具有优势[3-5]。其中矢状位则主要对显示跟腱的病变有很好的诊断效果，而冠状位能较好地显示软骨损伤的病变，同时临床上需要根据不同的要求选择斜位来显示特殊的解剖结构及病变。踝关节软骨损伤后在MRI上主要表现为软骨增厚、边缘毛糙、骨周围脂肪间隙模糊不清、内部信号不均匀及关节腔积液等征象[6]。当前踝关节常规的扫描序列包括T1WI、T2WI/SE、PDWI、3D-FS-SPGR等序列。其中PDWI、T1WI能较好地显示正常或异常的解剖结构，而T2WI/SE＼3D-FS-SPGR序列则能判断因外伤、炎症或浸润所致的损伤情况，从而有利于诊断[7]。
2 隐匿性及细微骨折的医学影像诊断学应用分析
2.1 隐匿性及细微骨折的常规诊断学方法
细微骨折一般是患者骨折断段不明显，骨折断裂处不彻底，造成患者临床骨折特异性体征不显著，普通的X线摄片技术和CT检查不易发现[8]。此外，腹腔周围骨折存在时，骨折线不清晰时，容易被完整骨骼或腹腔内脏器等遮挡，不易发现骨折处，因此，导致临床出现较多的失治和误治的现象[9]。隐匿性骨折是指经过传统X线、CR等计算机技术检查未见阳性骨折征象，但是患者确实存在骨折[10]。在诊断中，传统方法为X线，但是存在诊断阳性率不高等问题。
2.2 隐匿性及细微骨折的多层螺旋CT（MSCT）与MRI诊断学方法
MSCT技术填补传统X线摄片测量平面及的缺陷，其对髋关节以及踝关节的等处显示较清晰，相比较而言，鼻骨等骨骼覆盖较广、结构较复杂的骨折面，MSCT对于捕捉此类骨折线走形多样、透亮度不高的骨折平面，显示较为局限，阳性诊断率不高[11]。近年来，MRI技术的引进，大大提高隐匿性骨折临床确诊率。尤其是对于四肢关节等处的复杂骨折类型，以及合并关节积液及水肿较重的骨折患者价值更高[12]。MRI在骨挫伤中检出率高，不同扫描参数可对比得出骨折数据，尤其适用于隐匿性骨折患者，对于合并血肿、脂肪覆盖等骨折情况复杂的部位，MRI检出率高于MSCT[13]。临床若经传统X线未见骨折显影患者，但临床症状及体征直指骨折，都应该及时采用MSCT或MRI检查，对于骨折部位特殊、情况严重的患者，可以联合两种检测，为临床诊治及事故鉴定提供更加充分的临床数据[14]。
3 颌骨肿瘤的医学影像诊断学应用分析
颌骨是面骨中最重要的骨性器官之一，颌骨的发育与咀嚼、语言、吞咽和呼吸等功能有关。颌骨肿瘤可原发于上下颌骨，也可以由颌骨或颌骨邻近的组织结构或者自身的附着组织所累及。当前我国颌骨肿瘤的发病率虽然不高，但是对于患者的身心都有一定的影响[15]。从发病上分析，颌骨肿瘤既有遗传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受周围环境因素干扰，多数为良性肿瘤[16-17]。一般来说，颌骨的解剖结构复杂，邻近解剖间隙较多，为此颌骨肿瘤常侵犯颅底、翼腭窝、鼻腔、眼眶等重要部位，为此对于治疗的要求很高[18]。颌骨肿瘤的治疗中既要根治性切除病变，又要关注患者术后的面容、外观与相关功能的要求。为此在手术治疗前了解颌骨病变的范围、病变毗邻关系及其相关性质非常重要，而影像学检查是其主要手段[19]。CT扫描操作简便，具有良好的定位能力及更高的分辨率，特别适于颌骨的检查[6]。而多层螺旋CT是用X线束对人体的某一部分按一定厚度的层面进行扫描，图像质量好，成像速度快，诊断能力更强，可由计算机进行处理后输出图像信息，可为制订术前手术方案、术后评估提供可靠的依据[20]。而在CT重建中，其主要技术包括容积重建（volume rendering，VR）和多平面重建（multi planner reconstruction，MPR）。MPR可任意方向成像，能全面显示肿瘤内部结构，从而准确判断病理影像学特征判断，也是鉴别不同肿瘤的重要依据。而VR获得的是真实的三维显示图像，层次清晰，可清楚显示血管图像。但VR重建对颌骨肿瘤的显示容易造成假像，因而必须结合MPR图像进行判断[21]。
4 脊柱骨折的医学影像诊断学应用分析
脊柱骨折是临床上的常见骨折类型，可由外伤也可由病理疾病引起。其中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多发生于腰椎、胸椎，大部分患者并无神经受损症状体征，日常生活中稍有不慎或轻微创伤就有可能导致骨质[1]。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口中有400万人因骨质疏松而致压缩性骨折，许多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致残和死亡[2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