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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pitavastatin calcium in treatment of gerontal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combined with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and its impact of blood lipid levels
WEI Tao
Department of Medical， the People' Hospital of Lianshan Zhuang and Yao Autonomous County， Guangdong， Lianshan 513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pitavastatin calcium in treatment of gerontal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combined with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and it’s impact of blood lipid levels. Methods 60 erontal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combined with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6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y.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pitavastatin calcium on the basic of control group. The intima-media thickness（IMT） and artery plaque area were measured.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the degree of carotid artery atherosclerosis with neurological function defect scale and plaque integral method，detected the blood lipid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s were evaluate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s was observ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TG，TC and LDL-C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P
[Key words] Pitavastatin calcium； Cerebral infarction；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Blood lipid； Clinical effects
急性脑梗死是临床上常见的脑血管疾病之一，多发于老年人，具有较高的发病率、致残率和致死率，严重威胁我国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急性脑梗死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颈动脉粥样硬化是诱导急性脑梗死发病的高危因素，其中有62%的急性脑梗死患者都是颈动脉粥样硬化所致[1]。他汀类药物是目前临床上用于预防和治疗全身动脉粥样硬化重要药物之一，其可通过调节患者血脂水平，降低血液粘稠度，从而起到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治疗脑梗死作用[2-3]。本研究采用匹伐他汀钙治疗老年脑梗死合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患者，旨在探讨匹伐他汀钙治疗老年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疗效及其对患者血脂水平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1月～2016年1月我院收治的60例老年老梗死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发病时间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均给予脱水降压、抗血小板凝聚、脑细胞保护剂、对症支持等常规治疗；而观察组则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匹伐他汀钙（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H20080737）2mg治疗，1次/d，晚饭后服用。两组患者治疗周期均为12个月。
1.3 观察指标
采用双侧颈动脉彩色B超检查测量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IMT，即管腔内膜交界面到中膜与外膜交界面之间的垂直距离，分别测量每 个斑块的3 条直径，选择数值最大的两条径线作为长、宽相乘计算斑 块面积，每个斑块相加，则为斑块总面积[5]；采用NIHSS量表和斑块积分法评价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和颈动脉粥样硬化程度。于治疗前后分别采集清晨静脉血5mL，不加抗凝剂，室温放置1h，离心5min并取上清液。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三酰甘油（TG） 、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HDL-C）的水平。观察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1.4 评定标准
（1）动脉斑块积分[6]：采用板块积分法评估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具体如下：①2处以上动脉斑块，且斑块厚度≥2mm，记为4分；②1处动脉斑块，斑块厚度≥2mm，或2处动脉斑块而斑块厚度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两组资料间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TG、TC、LDL-C的水平明显降低，而HDL-C则显著升高；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TG、TC、LDL-C的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颈动脉斑块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IMT和斑块总面积分别为（1.18±0.49）mm和（15.42±2.38）mm2，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56±0.72）mm和（19.46±3.12）m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动脉斑块积分和NIHSS评分的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的动脉斑块积分和NIHSS评分分别为（4.52±0.42）分和（7.31±0.54）分，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的（5.38±0.31）分和（9.87±0.6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恶心1例，轻微上腹部不适2例，未经特殊处理，1d后症状自行缓解，未影响治疗，而对照组患者治疗过程中未出现不良反应。两组患者的肝、肾功能检查均正常。
3 讨论
颈动脉粥样硬化是导致急性脑梗死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指出[8]，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容易造成动}的狭窄或闭塞，引起脑部血液供应障碍，进而导致局限性脑组织的缺血性坏死或软化，从而诱导急性脑梗死的发病。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与血脂异常有着密切的关系[9]。有研究显示[10]，有效纠正急性脑梗死患者血脂异常状态，缓解动脉血管粥样硬化，有助于降低急性脑梗死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改善患者的预后。他汀类药物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调脂药物，疗效确切，同时其在预防和治疗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应用中亦有着显著的疗效。
匹伐他汀钙为选择性的HMG-CoA还原酶拮抗剂，是临床上常用的他汀类药物之一，其可通过抑制MG-CoA还原酶的活性，从而减少TC的合成，并间接起到调节TG、LDL-C和HDL-C水平的作用[11]。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12]，匹伐他汀钙可通过抑制CRP的表达，改善血管内皮功能，从而发挥稳定和逆转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作用，同时其亦能抑制斑块内氧自由基的形成，减少血管内炎症反应的发生，从而降低急性脑梗死的发生风险。多项研究表明[13-14]，匹伐他汀钙具有使冠状动脉内斑块消退的作用。此外，匹伐他汀钙以可通过降低斑块脂质核心中氧化LDL-C的含量，抑制胶原酶的活性，并提高斑块表面纤维帽的稳定性，来降低因斑块脱落而造成动脉血管狭窄或闭塞的风险[15]。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后TG、TC、LDL-C的水平明显降低， HDL-C则明显升高，而对照组患者治疗后TG、TC、LDL-C及HDL-C水平的变化并不明显。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和神经功能的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的。
本研究结果表明，匹伐他汀钙用于治疗老年急性脑梗死，可起到有效的调脂效果，并可明显降低IMT，在稳定斑块、逆转斑块方面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匹伐他汀钙治疗老年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机制可能是：高血脂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而匹伐他汀钙具有稳定的调脂作用和改善血液粘稠度的作用，其中LDL-C的明显降低，可直接导致IMT的降低，从而起到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同时匹伐他汀钙亦可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保护血管内皮，并可有效清除氧自由基，降低脂质氧化和泡沫细胞的形成，使得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从而起到保护脑组织的作用，有效改善神经功能，降低急性脑梗死的再发风险。
综上所述，匹伐他汀钙用于治疗老年急性脑梗死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可有效调节血脂水平，同时其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可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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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的基本概念可以简单地进行如下定义：研究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运动科学规律，称为劳动经济学，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依赖于劳动力资源的占有以及配置。从概念上理解可以看出农业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农业生产和生产力的科学，其农业经济活动的关系是围绕着优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来开展农业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紧紧抓住农业经济的核心内容，明确其目的和使命，对农业经济概念进行详细的理解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必须要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才可以取得积极的成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作用非常明显，对农业经济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要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二）概念理解要通过对农业经济劳动力资源的理解
劳动力资源在农业经济中是一个重要方面，无论它是传统的农业经济或是现代的农业经济，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快速发展就必须要正确理解和了解劳动力资源优势，理解农业经济的概念并学会利用于劳动力资源。所以，我们需要从劳动力资源的理解方面着手，对农业经济的整体概念进行细化。
（三）农业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实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的配置优化
从农业经济的概念出发，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置优化。所以，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其中的含义，理解农业经济的概念，在实际开发的过程中注重劳动力在农业经济和自然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使农业经济实现快速健康的发展，提高效率。
二、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开发和利用
我国对于农业经济的关注程度是在日益加强的，农业经济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不断提高了自己的发展水平，寻找可靠的理论依据。从当前的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已逐步学习并使用经济学对农业经济实践进行指导，实现了农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切实提高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站在实践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原理对一些经济行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作用，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原理指导发展农业经济。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的利用及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经济学原理指导了农业对经济的发展，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
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步伐缓慢，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较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学习如何使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经济发展的实践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学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二）经济学原理的发展方式优化了农业结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高效发展
经济学原理的意义是对现有的农业经济发展结构进行了优化，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指导的作用，经济学原理可以及时调整农业经济结构的变量结构，并且确保了发展结构的优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效率。所以，这一点被视为经济学的原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大力地推动作用。
（三）经济学原理为农业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中国，由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平衡的，农业经济的发展环境与地区的不同导致了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农业经济中如果不及时解决，将制约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达到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作用。所以，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都学会了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经济学原理对于农业经济的直接作用
使用经济学原理对发展农业经济进行指导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使用的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经济发展，可以让农业经济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发展规模和发展成效。
（一）经济学原理直接促成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健康、快速
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从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经济学原理有效地指导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此积极的作用。
（二）经济学原理直接促成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其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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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必须要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才可以取得积极的成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作用非常明显，对农业经济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要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二）概念理解要通过对农业经济劳动力资源的理解
劳动力资源在农业经济中是一个重要方面，无论它是传统的农业经济或是现代的农业经济，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快速发展就必须要正确理解和了解劳动力资源优势，理解农业经济的概念并学会利用于劳动力资源。所以，我们需要从劳动力资源的理解方面着手，对农业经济的整体概念进行细化。
（三）农业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实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的配置优化
从农业经济的概念出发，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置优化。所以，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其中的含义，理解农业经济的概念，在实际开发的过程中注重劳动力在农业经济和自然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使农业经济实现快速健康的发展，提高效率。
二、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开发和利用
我国对于农业经济的关注程度是在日益加强的，农业经济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不断提高了自己的发展水平，寻找可靠的理论依据。从当前的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已逐步学习并使用经济学对农业经济实践进行指导，实现了农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切实提高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站在实践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原理对一些经济行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作用，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原理指导发展农业经济。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的利用及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经济学原理指导了农业对经济的发展，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
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步伐缓慢，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较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学习如何使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经济发展的实践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学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二）经济学原理的发展方式优化了农业结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高效发展
经济学原理的意义是对现有的农业经济发展结构进行了优化，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指导的作用，经济学原理可以及时调整农业经济结构的变量结构，并且确保了发展结构的优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效率。所以，这一点被视为经济学的原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大力地推动作用。
（三）经济学原理为农业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中国，由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平衡的，农业经济的发展环境与地区的不同导致了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农业经济中如果不及时解决，将制约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达到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作用。所以，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都学会了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经济学原理对于农业经济的直接作用
使用经济学原理对发展农业经济进行指导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使用的经济原理指导农业经济发展，可以让农业经济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发展规模和发展成效。
（一）经济学原理直接促成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健康、快速
经济学原理在农业经济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从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经济学原理有效地指导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此积极的作用。
（二）经济学原理直接促成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其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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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同时也体现着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特质和侧重点。事实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作指导。因此要将科学的理论思其贯通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学科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此来指导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在对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方法探讨时，在结合本学科的具体特点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即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传统的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突出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特色。然而，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思维作为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才能使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完善。这是民族经济学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的思维方法。要想在理论思维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个方面,就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就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研究方法。将这两种方法辩证统一于理论研究中,才能达到科学理论思维的层次，从而也才能对民族经济学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指导方法，始终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全部研究过程中，才能保证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地创新、发展。
二、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经济学是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的具体探讨。田野调查方法是在科学理论思维指导下的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探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从而使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首先，明确主体。在做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明确主体，明确主体就是明确研究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通过其思想代表将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识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来表达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概括其阶级利益和意识，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民族经济学也要明确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次，重视矛盾。矛盾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矛盾时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辩证思维的关键，同时，在做研究时要体现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运动。概念运动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以概念运动为核心，通过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概念的运动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运动。概念体系的建立是民族经济学的形成的标志。概念是不断运动的，伴随着概念运动，概念体系也会随之不断进行演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学说的概念体系，而应该有若干个概念体系相互支撑和补充。研究就是要创新，就要在对既有和新的现象材料进行实证的基础上不断抽象，进而规定新概念，改造和完善旧概念，充实已有的概念体系，甚至创建新的体系。最后，构造体系。《资本论》的体系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非常严谨的，马克思将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在其论述体系中聚合了概念运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更加严谨。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要通过民族经济概念的运动来构造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逻辑严谨、论述清晰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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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经济学的课程特点
“劳动经济学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以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为起点，研究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理论与制度的一门学科”，包括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劳动力市场理论、工资理论、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选择、就业与失业、社会保障等内容。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劳动经济学具有理论性强、概念抽象、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和数学功底，另外，它融合了经济、社会、管理、法律、政治等多方面的知识，涉及面广、内容庞杂，以上这些学科特点对于基础薄弱、积极性不高的高职院校学生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二、当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学现状与主要问题
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的授课教学普遍存在着教材内容枯燥抽象、实践指导性差，教学方法手段有待优化，考核方式单一，学生接受能力有限、兴趣缺乏，教师专业素养尚需提高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高职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造成了直接障碍。
1.教学内容枯燥抽象、实践指导性差
劳动经济学具有经济学的一般特征:内容庞杂枯燥、概念抽象、数学模型、公式推导多等特点，如劳动力市场均衡、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模式等内容。目前高职院校使用的劳动经济学教材多数是本科生教材的“精简版”而非“提炼版”，部分内容缺乏衔接和背景知识介绍，给学生理解造成了一定困难;缺乏与当今中国社会热点结合的鲜活案例，实践指导性差，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所学”与“所用”的脱节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相背离。
2.教学方法和手段有待优化、课堂效率有待提高
受到学科特征、教师自身能力和考核方式的限制，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还相对滞后，为完成教学目标和最终考核，填鸭式教学、单一式讲授现象普遍存在，学生参与性差，把主要精力放在生硬记忆知识点、突击式备考上，课堂效率低下。
3.考核方式单一、缺乏应用型人才导向性，对学生、教师的激励性不足
成绩考核是教师授课、学生学习的主要激励之一，但目前高职院校的成绩考核没有突出应用型人才导向性的特点。就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期末考核的总体情况来看，普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期末考试所占比重大，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社会实践等环节占比小、甚至不计入考核;二是期末考试题中，记忆性题目居多，缺乏对学生能力的考查，题目陈旧、答案固定。校方对教师的考核过分看重学生成绩，忽视就业率提升、学生满意度等因素，导致教师缺乏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动力。
4.学生接受能力有限、学习热情欠佳
相比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高职院校的学生高考成绩不理想，基础相对薄弱。高职院校开设劳动经济学集中在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管理学专业，这些专业的学生通常理科思维欠缺、数学功底欠佳，也不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因此普遍反映劳动经济学晦涩难懂，失去学习热情。
5.教师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目前高职院校的劳动经济学教师多数是高等院校毕业的硕博士，受到所接受教育的影响，他们通常学术功底扎实，教学态度严谨，但也存在着注重理论讲授、缺乏实践经验、灵活性差，对学生自身情况和实际需求了解不足、教学方法不当、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等特点，这直接导致教师与学生双方平行无交流，降低了教学质量。
三、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主要原则
目的决定行动，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应始终秉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核心目标，校方和教师应对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动态、企业对于高职人才的技能需求保持高度的关注，以企业所需定学生所学。学生是课程改革的实施对象，根据皮亚杰提出的“建构理论”，学习是学生是根据接受的信息自己主动架构知识体系而非被动地接受知识，要保证课改的有效性，必须坚持学生本位原则。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状况和接受能力，做好前期学习需求调查工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到根据不同学生具体情况因材施教。
四、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主要方向与具体举措
1.教学内容通俗化、简明化、趣味化、本土化
要做到教学内容通俗简明，首先要选取符合高职院校需求的、合适的劳动经济学教材。高职院校的劳动经济学教材不能直接借用本科院校，也不能仅仅是其“删减版”或“精简版”，部分章节的数学模型推导、相对晦涩生僻的国外各流派经济理论与假说、与我国当今社会劳动市场发展相脱离的劳动经济学理论、陈旧的、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外案例、层次较深的拓展性知识等内容可作有选择性的、适当的删除;长篇大论式的解释性叙述应提炼主要信息，语言叙述上应避免过多使用专有名词，多用通俗化语言;对于与社会、学生个人关联较多的章节，如就业、工资、社会保障、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规划等章节可适当增加篇幅;在案例的选取上，应加入与社会实际、社会热点、企业劳资关系相关联的鲜活案例，如大学生与农民工等薪、毕业生频繁跳槽、公务员辞职潮等，以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基于劳动经济学内容庞杂、抽象，高职院校学生接受能力有限的特点，应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在课件展示中较多加入图片演示、视频讲解等内容，避免长篇理论叙述，以较形象趣味的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如展示人才市场图片、招聘会现场照片等帮助学生理解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鼓励教师自创和使用本土化案例，通过对学生熟知的、身边的社会热点、企业案例的剖析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比如介绍当地知名企业的员工工资计算方法来向学生讲述工资的生成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教学内容的通俗化、简明化、趣味化、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删减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破坏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否则会使学生陷入思路混乱、似懂非懂的状态;更不能只重视实践而忽视对基本理论的讲解，因为没有扎实的理论作基础，就无法有效的指导实践。教师在课程开始和结束时还要注意帮助学生理清教材的写作思路、框架和体系，并做好学科背景介绍工作，如针对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补充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知识。另外，根据学生自身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出个性化的教学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施小班、分组教学，避免学生听统一的“大课”。
2.多元化教学方法并用，注重教学实际效果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教师单纯讲述的方式早已不能够适应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需要，随着信息化的普及和校园人文环境的日益开放，多媒体教学、网络资源教学等教学方式不断涌现。劳动经济学内容庞杂、理论枯燥，高职院校的学生很难产生学习兴趣，学生参与性较差，这对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案例教学是帮助学生理解劳动经济理论、运用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案例的选取要注重现实性和把握好难易程度;项目式教学作为新式的教学方法也受到广大学生和教师的大力追捧。在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学生的参与度，避免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可以利用课堂演讲、小组讨论、开放式提问、情景模拟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这些方法的运用应注意实际效果，避免出现小组讨论成为个人发言、学生因回答错误造成的心理负担等情况。丰富的网络资源是对课堂学习内容的有效补充，网络资源有内容丰富、实践性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等特点，教师可以通过网络答疑、向学生推荐与劳动经济学相关的网络资源来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如《职来职往》《聚焦社保》等电视节目、前程无忧等招聘网站，以及各高校、调查机构、媒体的劳动力市场调研报告等。高职院校以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高职院校一般拥有实习基地、合作企业等校外资源，邀请企业管理人员走进校园讲课，带领学生实地参观和调研当地人才市场都不失为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劳动经济学、成为应用型人才的好方式。
3.改革考核方式，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导向
考核是对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师授课成果的考察，更是对学生和教师来说至关重要的激励方式。改革考核方式才能从有效地指引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的改革向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前进。期末考核应避免单纯理论记忆性考察、复杂计算、生僻难点的考核，注重考查学生运用劳动经济学原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素质，并加大课堂表现、社会实践等在期末考核中的权重比例。对于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的绩效考核也因顺势而变，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适当降低教学成绩所占的比重，加大对学生满意度、学生就业率等软指标的考核比重。
4.加强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专业素养
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实施者和主导者，必须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可以通过精神奖励和适当的物质奖励激励调动中青年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不断探索培养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方法，比如在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绩效考察、职称评定中加入相应的培养应用型人才考核指标;还可以通过培训的方式帮助劳动经济学教师改变教学理念、拓宽教学思路、交流培养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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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方法论。《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是俄国早期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其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一元史观，即生产力决定。这一观点虽然受到了很大肯定，但是依然有争论。如，历史学家不能用生产力解释历史事件，如果用生产力去解释肯定会失败。对于一元史观，要从两个层次理解，即生产力向前发展是一个历史趋势，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判断人类进步的标尺；历史唯物主义上的一元史观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与方向。综合以上两点内容，就可以清楚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带有历史必然性。
第二，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马克思一生心血都汇聚在《资本论》上，而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基础。如果否认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绝不是者。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上两条是理解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关键，但是在当代中国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这样才能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有一个比较全面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现，它不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果，也推动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理论向前发展，即社会主义可以建立自市场经济基础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理论的扬弃，符合中国国情，这已经得到实践证明，只是缺少相关的理论总结。
以上三个方面是理解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三条主线，只要对以上三条主线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就可以把政治经济学理论融汇贯通，这对该理论的创新发展思考有重大作用。
二、比较是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
在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中，除了理解前文提及的三条主线，掌握其内在逻辑联系外，还要明确比较是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应在比较中发现问题，在分析与解决问题中进行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比较
通过理论学习可以得到一些已经成形的成果，对实践形成一定理性认识，但是实践并不一定与理论吻合，这就会使理论与实践之间产生很尖锐的矛盾，驱动理论去创新发展。如，《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等著作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冲突下产生的。根据《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相关内容，政治经济学认为按劳分配要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而个人能力是天赋特权。基于这一理论启示，结合实践就诞生了一个新概念，即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由此可见，很多理论成果都是在理论与实践比较过程中而形成的，如果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就要发展理论，再用实践加以评判，而这一过程将产生巨大的创新发展动力。如，《公有产权的内在矛盾》就很好的诠释了理论与实践比较当中产生新理论的观点。
（二）实践与实践的比较
在实践与实践的比较中也可以产生一些创新发展成果，如中国特色等。中国特色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其他国家的相对比，产生出来的不同东西就是中国特色，因此中国特色是比较出来的。关于中国特色，其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概括，但是可以从多个方面去了解它，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在多年的实践发展中，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起着一些特殊作用，而这些是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所没有的，是中国特色的具体表现。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抓住中国特色，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规律进行比较，研究中国特色体现在哪些地方、特色产生的原因、总结成功经验与教训等，就能得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结果。
（三）理论与理论的对比
同一个经济现实，研究的出发点、观念、方法等方面不同，得到的结论也可能不同。目前，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主要是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比较。由于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这里做全面的比较，仅将政治经济学与科斯企业理论进行比较。它们之间的比较已经很久了，很多学者全盘否定科斯企业理论，这种做法显然不科学。在否定前，应当探索是否能从科斯企业理论中得到启示、借鉴，科斯企业理论是否存在一些合理成分等。先弄清楚这些问题，再进行评断，才是科学合理的做法。科斯企业理论提出两种概念，其一是将市场与科层等级制分开，其二是交易成本概念。科斯提出的第一种概念使我们对的企业制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资本论》中，其中提到了市场内部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这两种分工其实就是市场制度与企业科层制度，但是由于抽象程度不够，并没有明确提出科层概念。同时，马克思认为工场内部分工是有计划的、有序的，市场内部分工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分工，所以他指出工场内部分工优于市场内部分工。后来经大量实践证明，市场内部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是互为补充的两种制度，其中的一个不能否定另一个的存在，这对理论创新发展有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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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要批判国民经济学就必须要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要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就必须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到底与国民经济学有着怎样的关联，马克思又对二者进行了怎样的批判与继承，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黑格尔的必要性
《手稿》中的主要思想是围绕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展开的，然而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却用一整章来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形而上学，并认为这种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黑格尔的哲学与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及整个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必要性主要根源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黑格尔哲学和国民经济学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国民经济学是对人们经济生活状况的抽象，它将私有财产作为前提，没有对这一前提进行必要的揭示。同样，黑格尔哲学将人们现实的生活抽象为绝对精神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黑格尔构建了意识自我设定物性，进而扬弃物性实现绝对精神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是自我意识的自身生成，也是人的观念的历史；国民经济学则是从客体的私有财产——资本出发，进而意识到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对客体化资本的扬弃，也就是扬弃了在人自身之外的异化的财富，而将私有财产回归到人，当作人的本质，人本身成为了私有财产。黑格尔只看到了抽象的劳动，正如国民经济学家他们只看到了劳动积极的方面，却没有看到在现实的劳动中他们宣称的人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将人变成了帽子，而黑格尔则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正体现了二者殊途同归的谬误，二者都对人及其现实的劳动进行了抽象，丧失了真正的人的同时，也丧失了真正的人的劳动，人的历史。
其次，国民经济学批判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必然发展逻辑。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始意识到自由理性与物质利益的冲突问题，意识到人作为自由理性的存在并没有以理性为活动的基本准则，而是以物质利益为标准，这就使马克思开始与黑格尔的理性原则发生分裂。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现实的冲突根源在于黑格尔国家哲学、法哲学的谬误，黑格尔倡导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实质是人分裂为公人与私人。《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正是在对人的本质的分裂理解上发现了费尔巴哈，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中确立了对宗教的批判，进而意识到对宗教的批判实质是对国家、法的批判，而对国家、法的批判最后又必然立足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从而确立了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的自我分裂。这一系列的思想演进都为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奠定了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正式转向现实的人及人的经济现状，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意识到了工人与资本家发生对立的实质在于劳动与资本发生对立，意味着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立，即人的自我分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分裂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成了人自身内部的分裂，因而马克思早期思想逻辑演进的线索就再次证明了国民经济学家批判与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
第三，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超越的不彻底性。马克思认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1]4，他“是唯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96尽管如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1]4，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实现对黑格尔的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是感性存在的自然和抽象的人。他用直观的方式理解自然与人，因而他不可能真正意识到进而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失去对象性的人与自然是孤独的、无声的个体。
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尽管也竭力想克服黑格尔体系中对人的抽象，但他们用思辨的运动代替现实感性的历史运动。因此，他们拯救出来的不是从事现实感性活动的人，而是观念的人。同时他们的自我意识是纯粹主观的，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外化与复归是容主客体于一体的。因而，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都没能真正地超越黑格尔，因而对黑格尔的批判显得尤为必要。
综上所述，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黑格尔只是将国民经济学的抽象、规律、原理上升为了哲学体系，这样，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必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对二者的批判是同一个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
二、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对二者进行了批判的继承，进而为进行自己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劳动”，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106而马克思则指出，由于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控制，工人成为了私有财产，成为了资本。
其次，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没有将对象化和异化进行区分，没有看到异化劳动对工人的统治，没有看到国民经济学家对于异化劳动事实的掩盖，马克思则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严格区分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指出了国民经济学所谓的劳动，其实质是异化劳动。
再次，同国民经济学用物来遮盖人一样，黑格尔则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而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01。黑格尔的意识扬弃外化和对象性，同时将它们收回自身的观点“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1]109。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如果将对象性一并扬弃，那就必然导致虚无。黑格尔辩证法没有把“人”当作真正的主体，只是把历史过程当作“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黑格尔用思辨的、抽象的形式代替了“人”的现实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及黑格尔的批判旨在复归真正的人和真正的历史。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101，马克思将这一积极方面与费尔巴哈“类本质”相结合，提出了人的类本质的概念，将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真正作为人的本质来对待。进而从哲学的视角分析了经济领域的异化劳动现象。
马克思哲学中的劳动是现实的人的劳动，其基本运行轨迹构成了人的历史画卷：首先，人通过劳动来改造自然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生成着自己为人的本质；其次，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还是类存在物、对象性存在物；最后，当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之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一秘密暴露出来的时候，私有财产将被扬弃，人将重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问题的解决”[1]63。这是一种由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根本的转变。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用意在于恢复人的真正主体地位，在于还原真正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阐述的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是作为剧作者，又作为剧中人的人，是既生成人化自然，又生成世界历史的历史进程。
三、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黑格尔及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其基础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在这里奠定了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同时，为其唯物史观的展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首先，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奠定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基础：一是对整个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认为蒲鲁东扔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真义，把资产阶级的概念、范畴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充斥着非历史性，而这些观念实质上是历史的、暂时的。《导言》说明经济学研究要从抽象到具体。这个方法一直贯穿到其《资本论》的研究中。二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批判。国民经济学实质是一种人对人的关系，但国民经济学家却将其变为物的关系，而马克思的批判就是要在物与物的关系中揭示出被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
其次，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批判思想同样为其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后来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实践过程，提出了人是历史性的存在，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人是历史绝对的主体，而历史是人的各种可能性的展开，我们应在人的目光下观照历史，更应在历史中审视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立场”展开了批判，这既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更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其中我们应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内在一致性，也应意识到二者不仅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辟了道路，更在理论上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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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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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经济与哲学之间一直潜存着某种若即若离的联系，尽管这些联系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有些是清晰的，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内在的，有些是外在的，但总体来说，不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都蕴涵着某种哲学前提。正是同样基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哲学与经济之间才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哲学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于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
一、西方经济思想历程中的人本理念
人类经济活动的展开为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理论素材和可追根溯源的活动线索。我们回顾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亚当・斯密开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举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再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将这一人本理念发挥到了极至。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或者说出发点，都是人及其个人需要。用亚历山大・索尔齐尼特辛的话来说：“划分善恶的界限不是意识形态、哲学观、阶级或国家，而是每个人的心。”[2]
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经历了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直至当今的萨缪尔森这样一个相互继承的发展历程。围绕个人主义而展开是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逻辑前提。斯密、边沁、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很早以前就致力于从抽象的永恒经济人或人性出发来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亚当・斯密是人性在经济领域的第一发明者和传播者。“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18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了经济学家手里。”[3]而斯密构建经济制度的伦理前提即是人类的“利己心”。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接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为此，他们在基础理论研究中，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建立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用于只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均衡价格价值理论，用于只研究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与主流经济学将个人主义的利己心作为永恒最具影响的人性特征相比，19世纪初，西斯蒙第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挑战传统经济思想潮流。他认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是“人”，这里的“人”不是单个人而是整个人类，财富只有在使“所有公民都能享有财富所代表的快乐时”[4]才是与经济相关的。他把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视为经济活动的第一（也是唯一的）目标，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使人人都有可能过上最佳质量的生活。后经卡莱尔、拉斯金、霍布森以及圣雄甘地直至E.F.舒马赫的发展，人本主义思想家执着于从社会环境、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分析社会制度、提倡社会改良、谋求人类福利，这些我们都可在其著作中窥见一斑，如约翰・霍布森就曾在其著作中花费大量心血，呼吁工作场所的人性化、寻求社会安全、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等。
而以哲学为武器高屋建瓴去解析经济现象的莫过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马克思全部经济学遗产，从最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其顶峰著作《资本论》，无不蕴涵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无不渗透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它们不仅对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一般的经济学、哲学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学生、后仰者们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使得其日臻完善与成熟。那么，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作以具体的探讨。
二、马克思经济思想中的人本情怀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学的人本主义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和社会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过人本身来观察、理解和洞悉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这些成就所具有的科学性观点和方法，称之为“人本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历史上的人本主义，形成以“实践”和“劳动”为人的主体活动和本质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人本主义。他一方面从人本身及其劳动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认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并据此来阐明实际的经济运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并以此来衡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切进步。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使他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也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更深入地探讨了人。具体来看：
首先，从社会历史范畴具体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人。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本性论抑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这也是对古典自由主义所开创的西方经济学哲学传统的一脉相承。而与此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从“经济关系人格化”出发，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7]鉴于方法论的不同，对人的动机、行为及其经济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就产生了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作为社会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8]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便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与之相反，西方经济学则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研究，这样也就导致了其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便成了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
此外，马克思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而与之相悖，西方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又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做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是，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其次，从劳动范畴强化经济学的人本性质。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地产互相分离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会的交换、分工、商品价值等所作的客观描述，而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经济学以劳动为根据的人本学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是，它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而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9]它“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10]，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成为马克思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又着眼于把人摆在首位和对现存社会进行价值评判。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这种批判首先使反映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得以从人的劳动及其本质来揭示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析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并把其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1]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时，这种批判还使经济学得以全面展开关于经济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在异化劳动概念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客观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从而人类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只能是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结果。这不仅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非人化发展的矛盾，也为当代人思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基本结构。
三、论阈开辟与理性反思
我们知道，哲学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反思，即黑格尔所称的“思辨的思维”。而理性对人类切身利益问题的反思决不等同于黑格尔式的反思活动，黑氏的反思仅局限于思维活动自身的清理，不过是使既定的概念及范畴体系化。我们所提倡的“理性反思”作为理性的自我反省，是理性自身的两重化、理性的自我“超越”。其本身即融合于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切关怀，是对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层剖析，是对人性在生活领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动面向理性的逐步展开过程。理性反思之所以能够对理性起到自我监控、自我批判、自我矫正的作用，主要就是基于人类自然和历史生存的人性根基。大自然肯于把自交给人类，信赖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这个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鉴于此，我们以理性反思的方式来审视整个经济活动的发展历程，其恰恰折射出的是人对自我本性的深刻思考、探索与复归的运行轨迹。一言以蔽之，经济发展的关键仍然是人。
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经济活动本身又蕴涵有许多“非人性”的因素，会自然产生一种趋势――导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说人的异化。功利原则和效率原则是经济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两条原则的结合，表现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讲功利和效率，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可是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物本主义（如主义、拜物教、拜金主义等），容易使人变得自私和贪婪，这两者的结合便是人的罪恶之源。正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及《道德情操论》中所总结的那样，人性中既有“野兽”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从前者出发，人是利己的；而从后者出发，人是有同情心的。也正是这种利己与利他、私欲与道德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人的利己性实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就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物质文明是经济发展的硕果，人间罪恶也有其经济根源。”[11]在私有财产存在的条件下，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有自发产生的恶的趋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济活动是把双刃剑。
21世纪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是逐步从物本主义经济转向人本主义经济。当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新的经济伦理已成为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关键，“以人为本”、“以德治商”的普遍推行，传递着经济发展的人性化趋势的信息。这一趋势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道德理性因素日益内化在生产力中，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良好的道德和法制环境愈来愈成为投资和消费信心的基石，信誉和品牌愈来愈成为市场的占有和开拓的凭证；其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促使现代经济观念孕育着重大突破，人道的原则日益成为生产关系调整的首要原则，和谐与互信关系取代物质激励成为主要整合方式，共生互利取代无情竞争成为市场主动力。而无论着眼于哪一方面，长远的、整体的利益高于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这已是历史显现的大趋势，惟利是图、认钱不认人的市场理念，正在成为过去。事实表明，在今天，建立在满意基础上的顾客忠诚度已成为企业赢利的首要保障，而企业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和忠诚。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的确认，当代经济学家们才纷纷指认“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现代大企业才努力塑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总之，人既有渴望真理和智慧的理性因素，又有趋于尘世幸福的欲望或非理性因素。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非理性，既是与理性相矛盾的生存要素，又是理性的必要补充形式，正是非理性的介入，恰恰激活了理性从而赋予了生存以现实开放性并促成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性飞跃。因此，人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现实存在，只能不断追求理性、趋于理性。我们以理性反思来洞悉经济发展的这种人性化趋势，既是以辩证统一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又是借这种反省评价的方式使得经济发展的逻辑脉络日渐清晰地展开，以更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 俞吾金. 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N].光明日报，2001-02-06.
[2] Mark A.Lutz&Kenneth Lux，Ph.D. The Challeng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3]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89-195.
[4] Simonde de Sismondi，J.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1847）Reprint.New York：A.M.Kelly，1965，p.123.
[5]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0.
[6]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6.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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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从本质上讲其可以说是一种流动，但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其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宽泛，例如对于研究人体结构，我们可以说人体血液的流动也是一个流通的过程，对于研究大自然的环境变化，我们通过研究空气的流动、海水的流动等等，总而言之，所有的物质流动都可以称为流通过程，而本文所研究的流通是基于经济学的范畴来进行。
从经济学范畴来讲，流通是一种商品或产品的流动，从传统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流通只包含了商品的交换与流动，商品指的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而流通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么一个交换的过程。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信息时代的到来，流通不仅仅指的是商品的流动，而包含了资金流通、人才流通、信息流通等等，同时也不仅仅是指一种实物流通，也可以是一种无形服务流通。但这一切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点，即流通是将产品从生产范畴过渡到消费范畴这么一个过程。
流通经济学就是以流通为根本的一个学科，其反映了产品流通的本质，当然，这里所说的产品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是有形的商品，如穿的衣服，吃的米饭，住的房子，行的汽车等等，二指的是无形的产品或者说是服务，特别在这么一个时代，这种服务日渐明显化，如衣服的退货服务、汽车的保修服务等等。因此，流通经济学应该把流通作为其核心概念来进行产品流通研究，如何进行产品的资源优化，通过什么有效途径把产品流通出去，如何做好保修保障等等都是其研究的范畴，这就要求我们从产品的购置、加工、运输、营销等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实施。
二、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重构流通经济学
上文说到，对于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应以流通作为核心的概念来进行，但其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流通经济学究竟属于哪个范畴，政治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难以界定，其次，流通一词比较含糊混淆，其难以与贸易、商业、营销等等词汇区分开来，因此难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这些词语都可以用一个行内术语――商务来表示，因此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重构流通经济学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
商务，简单来说，是一种交换活动，这种交换活动与商业行为和服务行为相关，而商务经济学正是研究这样一种商业行为与服务行为的运作规律的一门学科。商务经济活动是包括了所有流通经济和服务经济的一种活动。商务经济学不仅研究的是国内的经济行为，同时也兼顾国外的经济行为，同时也把国内外的行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分析。商务经济学首先是覆盖整个流通和服务领域的经济学。商务经济学首先要研究商业活动的规律。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运营规律。除此之外，商务经济学还要研究与服务有关的经济理论。服务作为无形产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研究生产业和生活业的发展演变规律，研究服务业发展与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扩宽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传统的流通经济学，研究的只是一种有形商品的实物交换过程，从商品生产出来流通到消费者的手中，期间并无太多的交集，但商务经济学则从一个新的范畴来研究，即服务，特别随着电子商务这一概念的出现，我们买卖的交易不仅仅强调产品的质量与功用，同时也强调一种服务的态度，服务的意识，服务的精神，而如今的淘宝网、当当网等这些网站的出现，正是很好地体现出来这一点，对于服务态度好的商家，显然我们更乐意也更愿意去购买他们的产品。因此，拓宽了研究领域的流通经济学不仅仅局限于商品的交换，也应强调服务意识。其次，我们也越来越了解到一种变化，即我们交易方式的改变，传统中的交易一般都是面对面的交易方式，如今，我们可通过网上交易，以前走几公里路给的一个东西，如今一个快递明天便可到达，省了很多人力物力，流通方式的改变也要求我们的服务精神尽善尽美。因此，商务经济学的电子商务研究，无疑给流通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巨大的流通生产力。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拓展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空间。传统的流通经济学研究的空间只局限于国内的流通与贸易，比较缺乏对于国际间贸易流通的研究。而商务经济学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研究，同时也能够兼顾跨国流通的研究，实现了国内外流通与贸易的结合与统一。比如对跨国公司商务行为的研究，把国内的公司、国外的公司和跨国的公司的流通手段、贸易功能结合起来进行对比分析，可得出比较全面的流通信息，特别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流通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国内的产品服务，也要研究国外的产品服务，才能很好地把自身的产品流通到消费者的手中。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明确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在以前众多的研究流通经济学的过程中，流通经济学这一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正确的定义，从而也使得其研究方法和方向也层出不穷。但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我们可以以其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唐・埃思里奇曾把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描述为以下一般步骤： （l） 识别问题；（2） 限定研究目标；（3） 提出假设，提出预期结果以及研究方法；（4） 设计研究程序；（5） 获得适当信息；（6） 解释结果并得出结论。我们在研究流通经济学时，要分析研究的问题是属于专题性的？学科性的？还是为研究其对策。显然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构建流通经济学应将其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应按照唐・埃思里奇这种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来进行，从而才能明确流通经济学以后的研究方向，提升流通经济学的学科地位。
三、从商务经济学中得出研究流通经济学的框架
基于上文分析了商务经济学对于流通经济学的重要性，以下我们探讨出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流通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一，研究流通与流通经济的核心概念。其主要包含流通的内涵与外延，流通的本质，流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历程。第二、流通的要素与分类。如可将流通可分为商品流通，资金流通，信息流通等等。第三，流通的功能、结构、渠道。具体是流通可带来怎样的影响，可通过什么方式渠道去促进商品的流通。第四，流通经济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理论。流通的经济学理论与管理学理论的联系。第四，流通经济行为的运作规律。第五，基于不同空间的流通经济行为。如可研究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间的流通经济行为特点。第六，流通经济的规范与政策。对于流通经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有怎样的规章制度和运作条例。
四、结语
随着经济、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流通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流通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不可或缺的部分，流通经济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本文是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去探讨研究流通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其研究的框架。既是为流通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也提出了把流通经济学当成一门学科去进行研究，希望能通过对商务经济学的研究去促进我们对流通经济学的认识与理解，同时希望给日后研究流通经济学的学者做一个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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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的本来面目，真正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经济学应当以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指导。首先，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篇12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篇13
Keywords: technology and economy; the basic method; basic concept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1、引言
我们都知道技术经济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我国广大技术经济工作者在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广泛吸收国外相近学科的有益成分，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新兴综合叉学科。技术经济学科建立之初的宗旨是扭转经济建设只追求速度，忽视经济效果的错误倾向，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在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2、技术经济定义、内容、特点及关系
技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寻找技术经济的客观规律,寻找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合理关系,包括最佳关系和协调关系。
定义：(1)技术——利用科学原理对社会生产活动进行调节、控制、改造所具有的知识、技能、规则、方法的集合；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物质手段和组织手段；技术扩大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掌握科学知识是进行技术活动的先导。
（2）经济——指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指经帮济国、经世济民、治理国家、拯救庶民；指国民经济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总和;指广义的节约，即社会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3）技术经济——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最佳结合，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发展，全面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 研究技术方案、技术措施、技术政策、技术装备的经济效果，寻求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寻求技术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研究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研究的主要内容：（1）研究各种技术实践（技术方案、技术措施、技术政策）的经济效果，寻求提高经济效果的途径的方法的科学——技术的经济效果学。主要内容： 以费用效益分析为基础的项目评价理论（技术上先进性、经济上合理性、后果上无害性）；以功能成本分析为基础的寿命周期费用最佳化理论；经济效果预算，方案比较与决策。
（2）研究技术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探讨技术与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途径的科学（中观、宏观）。主要内容：以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技术选择理论“中间技术”、“累进技术”、“适用技术”。
（3）研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内容：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在生产中的应用；新资源的开发、新市场的应用。
关系：（1）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手段；
（2）经济发展是技术进步的物质基础：技术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纯技术，也不是纯经济，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即把技术与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选择最佳技术方案。由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经济学家们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定义了技术进步的概念,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金投入的增长、劳动投入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
技术经济学是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它通过技术比较、经济分析和效果评价，寻求技术与经济的最佳结合，确定技术先进与经济合理的最优经济状态。
特点: （1）综合性：属边缘学科，它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决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在综合了多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该学科的构成具有明显的综合性。
（2）比较性：对能满足同一目的或社会需要的两个以上的方案进行分析比较，选出最优方案，因此比较性是其基本特征。
（3）系统性：一项技术或工程项目，不仅其本身是一个系统，而且它又是更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因此任何一个技术经济问题都必须置于一个系统中，运用系统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去研究、考察和分析，才能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4）预测性：技术经济的论证分析在先，很多数据都要依靠预测才能得到。
（5）定量性：该学科的特点之一是进行定量计算，要引进量的概念，要有量的规定。
（6）实用性：分析、论证、评价的技术方案均来源于实践，都是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实际工作技术问题。
3、技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及理论
技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基本方法：技术经济学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并采用各种数学公式、数学模型进行分析评价。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
系统综合：即采用系统分析、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制、应用与发展进行估计；
方案论证：即技术经济普遍采用的传统方法，主要是通过一套经济效果指标体系 ，对完成同一目标的不同技术方案的计算、分析、比较；
效果分析：是通过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的对比分析，效益与费用的对比分析等方法，对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进行评价，评价的原则是效果最大原则。技术经济学在研究中采用两种以上的技术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并在分析比较中选择经济效果最好的方案。
基本理论：（1）技术与经济相互作用原理：技术和经济的关系是辩证的，技术和经济相互融合，才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任何先进技术的应用必须在显示出经济上的优势后，才能得到推广。
（2）技术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各种具体对象，如技术政策、技术规划、工程项目和技术措施等，可统称为技术方案。技术方案是技术和经济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系统，按照一定方式结合为一个具有特定目标和功能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技术经济系统。
（3）技术创新理论：关于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与动力机制研究，一般认为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的拉动力，二是技术发展对技术创新的推动力。
（4）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中的技术进步概念不仅是一个技术概念，更是一个经济概念,是指技术变革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中取得的进步。技术进步概念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含义：①技术本身的创新、变革、发展；②技术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
（5）技术评价与技术选择理论：
技术选择的原则 ：技术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原则； 技术的经济性原则； 技术关联作用原则； 技术的先进性与适用性相统一的原则； 承受能力原则；技术结构的合理化原则。
技术评价分为宏观技术评价和微观技术评价：技术方案的宏观技术评价，是根据国家的技术政策、产业政策，对方案的宏观技术效果进行分析评价，研究它对宏观技术体系、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的影响；技术方案的微观技术评价是以方案的技术系统为对象，对方案技术系统的可行性、可靠性、适用性、先进性及其综合技术效果进行权衡的研究活动。
（6）经济效益理论：经济效益是指技术经济活动中的有效成果与劳动消耗的对比关系，或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出与投入的对比关系，简称为“成果与消耗之比”“产出与投入之比”。
4、结论
总之，根据对技术经济相关问题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技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提高国内技术经济的研究水平。研究技术经济，促进技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迫切的任务。当代科技、经济、社会三者已密不可分，寻找它们的协调发展的规律，是技术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任务。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