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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教育实验研究属于行动研究，一般要经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实验（收集资料）、传播发展（试行与修正、综合解释）等几个阶段。张定璋认为：“教育实验是为了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提出一定解答的假说或理论构想并加以科学的论证，有计划地干预教育过程……”[1]基于此，本研究为了解决民族预科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预科教育的构想并加以科学论证，有计划地对预科生施加新的教育影响，从中搜集和整理材料、数据，在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和思考对策。
二、研究目的和对象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在探索提高民族预科教育质量的基础上，对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预科教育展开实验研究。
（二）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民族本科预科生。据调查和查阅相关资料所知，民考民学生比较难管理，对学习兴趣不大，所以，专门选择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预科教育学院2009级民考民两个班，这两个班的预科生大都来自新疆，年龄在19岁左右。一个班为实验班（A），一个班为控制班（B），两个班的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时间均相同，同为一个学期18周，一周8次16节汉语精读课。
三、研究工具与方法
（一）研究工具
自编的《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预科教育问卷表》和民族预科生的《汉语精读课程》教材。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需要，笔者阅读了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全面了解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
2.问卷调查法
实验前后根据需要发放《民族预科教育双语授课问卷表》、《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预科教育问卷表》，调查预科生对民语和多元文化教学的认可与了解。
3.数理统计法
运用教育统计学方法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将实验前后预科生学习成绩方面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相关研究结果，验证实验假设。
4.实验法
自2009年8月开始实验方案的设计，2009年9月至2010年1月先后在实验班进行双语教学和多元文化教学实验。在双语教学实验中，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教学内容相同，课时安排相同，控制组用传统的汉语教学，在实验组教学过程中适当运用民语授课与交流，验证双语教学在增强民族预科教育中民考民学生的教学效果；多元文化教学实验中，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教师和课时安排相同，控制组用传统的大学语文教材，在实验组教学过程中采用新编的民族预科多元文化课程，验证多元文化教学对增强民族预科教育中民考民学生的教学效果的作用。
5.观察法
教学过程中通过参与观察和记录，了解预科生对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预科教育的兴趣情况；课下通过观察预科生的生活及需求，了解多元文化的校园对预科生产生的积极影响。
四、实验设计
（一）实验处理变量的选取
本实验以“组”变量和“实验时间”变量作为实验处理变量和分类变量进行实验设计，“组”变量分为“实验组”与“控制组”，“实验时间”变量分为“实验前”与“实验后”。
（二）实验效果检验指标的确定
本研究拟在实验前后测定实验组与控制组预科生汉语考试、总考评成绩得分，以考察民语和多元文化对预科生在汉语水平和总成绩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三）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实验前后两种水平两种实验组别，实验组和控制组，两组进行随机化分组，控制组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常规教学，实验组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施加实验因素进行实验教学。见下表：
为检验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预科教育能否提高民族预科教育质量，特别是民语授课是否会影响到预科生汉语水平的提高等，2011年9月10日，对预科生进行入学能力测试，测试试卷的内容依据民族预科《汉语精读教程》，实验前测的成绩仅代表学生以前的学习水平。之后，在实验班采用双语（民语和汉语）上课，教学内容融入多元文化，在控制班仍采用的汉语教学，课堂教学内容也很少涉及少数民族文化，实验结束后采用相同的能力测试，测试内容的难易度和实验前的测试相似，实验结束后对获得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汉语精读课程》是民族学院或民族预科教育学院中民考民预科生必修的一门课程，而来自不同地区的预科生汉语水平悬殊较大，因此，在试验中须控制一些因素：
第一，实验组和控制组两个班的平均成绩没有多大的差别，否则，就很难通过学生平均成绩来分析两个班的实验情况。
第二，一般来说，在语言学习方面，女生优越于男生。社会语言学中相关研究表明，女性与男性在语体、会话方式、语言规范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也有研究者认为，“女性比男性对语言的规范性及语言地位更敏感”。[2]因此，在试验中，控制组和试验组的男女生比例要相当。
第三，不同时间上课会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实验中的两个班级上课安排在同一时间段，一周8节课，实验持续一学期，也就是从2011年9月10日至2012年1月10日。
第四，实验班和控制班为同一老师授课。实验班课堂多用民语，内容多涉及多元文化，控制班按传统的汉语和汉文化为主授课。
第五，实验者考虑年龄、性别、起始成绩、智力、动机、态度等因素。
五、实验步骤
（一）实验前测
1.实验组和控制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异同
实验组采用少数民族语言上课、教学内容涉及多元文化等进行实验干预，实验初期主要采取感觉刺激法，如让学生在学习前观看教学片、展示少数民族文化、聆听少数民族语言等，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正确的动作表象，在学习过程中教师用相机将学生的动作拍下来，让学生自己观察比较进行学习。控制组仍按传统的固定的汉语教材和汉语言授课。两组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也有异同，实验组除了讲解指定教材内容外，播放一些反映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内容，汉语和民语交叉使用；控制组播放教材配套光盘，按教材内容讲解。
2.实验前测总结分析
控制组仍按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虽然颇具理性化和规范化的课堂仪式只是现代教育在教育生活中的一个缩影，在中国任何学校的课堂上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几乎雷同的展演，但授课老师重难点突出，注重师生互动。笔者纳闷的是，这么高质量而又重要的课，学生为什么不能按时进教室，而是“纷至沓来”。
据调查和访谈所知，这个班学生来自5个不同民族，绝大多数是维吾尔族占58.3%；哈萨克族占33.3%；柯尔克孜族占4.2%；乌孜别克族占2.1%；汉族占2.1%。他们汉语水平高低不一，汉语基础较弱者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着语言障碍，这样，他们的学习压力就很大，难免会出现自卑心理现象，就经常迟到、逃课，给教育教学管理带来较大的难度。或许就像Weiner等人所认为的，个体过去的成功、失败的经验、成功失败的组合模式、他人的成功率和失败率等诸信息对成败归因判断产生影响又会进一步影响随后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3]
教师对课堂教学产生的影响是决定学生学业成就的最重要因素，但不能成为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学生的基础和文化背景也是课堂教学不能忽视的最重要因素，否则，无论是多么优秀的老师，课堂上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
我国目前的少数民族预科教育试图为不同民族的学生提供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共同的环境，正如杜威所设想的：“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和不同风俗的青少年混合在一所学校里，为大家创造一个新的和更加广阔的环境。共同的教材使大家习惯于统一的观点，比任何孤立群体的成员看到更为广阔的前景。”[4]但外来文化价值观与本族文化价值观的冲突造成了文化适应方面的困难，也为民族预科教育教学和管理带来一定难度。
（二）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预科教育的教与学实验过程
教学是传递、选择、发现、创造文化的重要手段，聚焦课堂教学是提升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而将课堂置于文化的背景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因为课堂是学校教学的主要场所，课堂教学是承传人类文化的基本形式。而文化充盈于课堂之内、渗透于师生之间，是课堂的重要养分。
以课堂为展演舞台，以第一周某一次为例进行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预科教育的实验，时间为两个课时（100分钟）。[5]
1.导入（10分钟）
精彩的导入会引起学生的好奇心，从而引起学生的兴趣。民族预科汉语精读课程以“精练”为原则，所以，导入时间不能太长，一般控制在十分钟以内。
导入语言尽量使用某一民语，依据生源所属民族多少将少数民族语言排序使用，也可依据课文内容。
导入的内容应是少数民族文化，尽量与当天所学课文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化，可以是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时代背景、成语故事、语言故事等。
2.引导（25分钟）
积极引导，诱趣。针对不同的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引导时采用不同的民语，但老师总体讲解时使用汉语。
通过预习，学生已经对课文内容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获取了不少相关信息，但基本上是杂乱无章的，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因而教师应根据不同的课文，积极地引导学生阅读课文，让学生有目的、有步骤地阅读课文，诱使他们产生学习的情趣。
3.思考（30分钟）
在教给学生发现问题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基础上，让学生归纳出难点、疑点，自己设置问题和解决问题。最后，使用本民族语言就本民族的环保意识按民族进行分组讨论，展现本民族文化。
4.设问（30分钟）
建构主义理论下的自主学习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但我们绝不能忽视教师在自主课堂教学中的作用。因为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言语交际能力。那么如何做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前认真备课，仔细分析研究教学内容，了解专家和同行的教学思路，吸取精华，课堂教学中精心创设情境，即模拟现实生活场景，并巧妙提问，让学生通过大量的课堂模拟演练，逐渐把知识内化为习惯，形成能力。
5.总结（5分钟）
教师对在课堂出现的、发生的和潜在的现象和意识进行总结，除指定学习内容之外，温习了哪些少数民族文化知识。
总之，依据预科生的文化背景，融入多元文化，努力为学生创造一个自由、平等、信任、合作的学习环境，促其自由和谐地发展，使学生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与教育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参与问题的设计，参与问题的解答，参与问题的评价等整个教学过程，和教师密切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激发预科生的学习兴趣，提供民族预科教育质量。
（三）实验后测
一学期的实验结束后，对实验班和控制班的学生再进行测试，测试结果作为实验后两个班的汉语精读成绩。
六、实验结果与分析
（一）实验结果
对实验组与控制组运动成绩做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实验后实验组与控制组成绩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实验前，两组的成绩在同一水平线上。
实验后两个班预科生必修课程平均分测试成绩
从上表不难看出，实验后的实验班并没有因为课堂使用民族而影响总成绩，相反，总成绩总体上比控制班高。
为了检验课堂上适当使用民语和内容上融入多元文化会不会影响预科生的汉语成绩，实验后对实验班和控制班在同一时间和同样试卷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下：从下面测试结果的表中可以看出，使用民语授课和融入多元文化并不会影响民族预科生的汉语学习，因为注重民族预科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使民族预科生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实验后两个班预科生汉语精读课程测试成绩
（二）实验结果简析
实验班预科生实验前后的成绩呈现明显的差异，实验后的成绩有了较大提高，有语言、认知、文化模式和文化资本等几个方面的原因。在美国，少数民族学生在高校里能够顺利完成学业的比率仍然较低。与美国相比，我国的高校是“严进宽出”，学生不能顺利完成学业的比率从来就很低，少数民族学生在民族预科阶段是进步了还是停滞不前或落后呢？归因理论是一种以认知的观点解释动机的理论，其中影响比较广泛的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韦纳（B.Weiner）在1974年提出的成就动机归因理论[6]，但韦纳的成就动机归因理论是建立在“探索理解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动机”[7]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的。虽然寻求理解只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的一种，但归因的动机作用对后继行为会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定璋.教育实验的历史考察和本质探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1.04.
[2]Hudson，R.A.Sociolinguis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3]Weiner B.A Theory of Motivation for some classroom experience[J].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79（71）.
[4][美]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8.
篇2
（一）东北区域的地理概况。东北地域广阔，地形地貌多样。在这当中，位于中部区域的松辽大平原则是我国最大的平原，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三大黑土地带之一。东北的气候特点类型多样，分别有暖温带气候特点、温带气候特点以及亚寒带的气候特点，其中，南部与北部所表现的气温相差也很大，尤其是北部地区，因其处在最高的纬度带，所以冬天相对漫长，常年冰雪覆盖。除此之外，东北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蕴含大量的铁、煤炭资源、石油资源、黄金资源等等，而且植被覆盖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还蕴含着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例如：人参、鹿茸以及貂皮，被称为东北三宝。
（二）东北地域文化的形成。地域文化通常指的是依据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文社会等因素，在相互作用之下，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特点。因此，也可以将这种文化看作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下，人们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生活从而衍生的生活体系。在明朝之前，东北地区主要是被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不断角逐的区域，也曾经出现过东胡、肃慎、扶余等一些民族。关东一词的出现则表明了汉、蒙、满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直到明末的时候，满族不断崛起，从而将各族居民进行了统一，打破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并逐渐迁入关内。清末以来，东北地区的文化受到来自俄罗斯以及日本文化的影响，从而与本地区的文化相互融合，多民族的交融、外来文化的侵入，从而构建出多元化的东北地域文化特点。
二、东北地域在多民族下表现的文化特征
（一）具有复合型特点的民族性格。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共存的状态，在长期的发展进程当中，各族人民互相吸引、相互融合，从而构建出豪迈、豁达、互相包容的性格特点。尤其是在我们所熟悉的“闯关东”那一时期，迁移的浪潮，使得东北区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的频繁，在这当中不仅体现出当地民族那种豁达与包容的性格特点，同时还充分展现出北方民族那种阳刚和不断进取的性格特点。到了清朝末年，随着“封禁令”的解除，东北地区开始成为来自河北、山东以及山西居民不断迁入的重要场所，而在这些人当中大多都是一些生活疾苦的贫农或者是手工业者，也有许多商人为了生存而不断地涌入，而这些人群同时也是一些勇于开拓新生活的伟大强者。他们跋山涉水、背井离乡，独自踏上陌生的地方去建造家园，从而练就了乐观、豁达、勇敢的性格特点。
（二）具有多元化的文化特点。在东北地区聚集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其中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锡伯族等等，这些民族与汉族一起共同创造着独具特色的东北文化。1.从服装上来看，满族服装对于我国现代服装具有深刻的影响，旗袍、马褂以及坎肩等以独具特色的服装模式赢得了人们的喜爱；2.在音乐和舞蹈方面，东北的二人转作为最具特色的艺术表演形式，是具有非常浓郁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主要是源于地头文化，随便在一片空地之上，不用任何道具便可以畅快淋漓地进行表演；3.在饮食方面，满族人最喜爱的便是粘食，其中各种制作精巧的点心（如满族饽饽等）成为最具特点的食材，而朝鲜族的饮食文化则主要在于“精、净、敬”这三个字当中，最有名的则莫过于冷面和泡菜；在建筑表现上，满族作为东北区域的土著居民，早期居住的环境相对简陋，冬天主要在地窖中度过，夏天则是在马架子上居住，随着汉族的迁入，建筑逐渐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表现出综合化的特点。
参考文献：
[1]段妍.民初东北区域社会风气的演变论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
[2]郭蕾.文化因素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作用概析——以岭南文化对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例[J].兰州学刊,2007(11).
[3]王丽梅,牟芳华.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J].价值工程,2007(06).
[4]马兆俐,陈红兵.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文化反思及创新[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5).
篇3
（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播的载体
音乐教育是促进音乐文化发扬光大的重要活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每一种文化，都是其社会生产活动的缩影，音乐艺术也是如此。音乐文化源自人们生产与生活的需求，在生产与生活过程中，人们为了打发时间或者寻找劳动的动作，创造了唱歌这样的娱乐活动，从而发展成为音乐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大多是通过电视节目或者民族文化活动来完成的。但是，在高校内，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传播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途径。在教学中上，教师利用音乐教学向学生传递音乐作品中的文化，不同民族的音乐作品代表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所以，在高校音乐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士开始关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作用。充分利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会让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传递到更多人的头脑中，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有利于民族音乐文化凝聚力的增强
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的稳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文化不能形成体系，不能相互整合，这个民族就很容易被遗忘。增强文化凝聚力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文化的传播，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讲，加强民族文化的传承，是促进凝聚力提高的重要方法。音乐作品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受到各个民族语言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其音乐作品中所应用表现手法与技巧也多有不同，呈现着各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会让民族音乐文化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交融，也会让高校学生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促进民族音乐文化凝聚力的加强。像在讲解藏族音乐作品时，教师肯定要呈现藏族民族文化的特点以及表现手法，了解藏族人的特点与风格，帮助学生了解更多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
（三）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有利于推动民族音乐文化的进步
无论是什么形态的事物，都需要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才能实现更长久地生存。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加强音乐创新，是促进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方法。在高校音乐教学活动中，教师利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去引导学生了解与认可民族音乐文化，在多民族音乐文化的基本上进行融会贯通，有利于更综合的音乐形式的产生。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就是在整合多种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多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这不仅有利于民族文化相互吸收精华，更有利于民族风格与精神的传播，促进民族音乐文化水平的进步。
篇4
【关 键 词】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ethnic cultures/eco-environ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正 文】
一、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元现象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由于地域辽阔，地理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各民族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在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概括说来从新石器时代起，在中国多民族文化中，就形成了下述几个主要的生态文化区：
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具有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文化遗址缺乏陶器共存，或陶器不发达，这体现出随畜迁徙的“行国”的特点。
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中游以仰韶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后来发展为夏文化，下游以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后来的发展应为商文化。
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中游以湖南石门皂市下层、大溪文化及京山屈家岭文化为代表，文化的主人尚待进一步研究。下游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及良渚文化为代表，发展为百越文化。[1]
以上三大文化区，除黄河中下游的旱地农业文化区为中原的华夏族——汉族所创造外，北方的畜牧业文化和南方的稻作文化，则分别为我国古代民族胡人和越人所创造，而且基于其经济、文化力量，各自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
此外，在我国南方尚有山地耕猎文化区，包括部分滇黔山区、湘桂山区及武夷山区的苗、瑶、畲等民族文化，垦殖山田，辅以狩猎，部分低平地区间种水稻，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康藏高原有以耐寒青稞为主要作物和畜养牦牛的农作及畜牧文化区，以藏族为主创造出独特的藏文化。在西北则有经河西走廊至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边缘的绿州灌溉农业区兼事养牲业的维吾尔、乌兹别克等族，创造出具有特色的绿洲文化。此外有西南山地火耕旱地农作兼事狩猎的文化区，包括分布在藏南、滇西北至滇南的横断山脉南段山区的珞巴、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基诺等民族，他们创造了适应亚热带山区环境，具有一定共性而又各具特点的文化。其他如海南岛五指山区的黎族和台湾的高山族，也都有各具特色的文化创造。[2]
如上所述，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类型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处于类似生态环境的民族其文化创造虽各有特点，但却具有一定的共性，例如，傈僳、景颇、佤等族。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不同，处于相同或相似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民族，在适应和改造各自的自然环境过程中，却创造出不同特点的文化，例如藏族和傣族。当然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还受其他历史因素和民族关系等的影响，以及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历史条件的作用，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三大文化区即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和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在全国各地区中只有云贵高原才能较清楚地看到这三大文化共同存在。换言之，云贵高原是三大文化延伸、接触和交融的地区，犹如地壳上三大板块的接触和碰撞，从而形成云贵高原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原因在于：
第一，云贵高原是青藏高原到东南丘陵地区的过渡地带。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往东便下降到海拔1000到2000米的高原和盆地，是即云贵高原（主要指滇东及贵州等地）。云贵高原东缘一线往东是1000米的以下的丘陵和200米以下的平原。云贵高原总的说来北高南低，滇西北的横断山脉虽然海拔3000米以上，但怒江、澜沧江、沅江等由北往南纵贯其间，山势愈往南愈开阔，形成不少海拔较低的亚热带河谷盆地。由于这种独特的地形和地势，使云贵高原呈现出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具有热、温、寒三带景色，有的地区，主要是滇西北和黔西北宜于游牧经济的延伸，低平的河谷盆地则适宜于稻作文化的存在。甚至在同一地区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垂直分布着不同的民族。
第二，由青藏高原东部南下的横断山脉诸山，山谷深切，形成纵贯南北的几条大江，由西往东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岷江。这个六江流域地带，形成历史上纵贯南北的民族流动的走廊地带。
较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民族流动，是西北以游牧为业的羌族。战国时期羌族主要居住于今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位于上述民族走廊的北端，青藏高原东麓之间。秦兴起后势力向西扩张，部分羌人首领“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与众羌远绝，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3]这些羌人即沿上述民族走廊南下，以后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这自然并不排除秦兴起之前，已有羌人游牧于走廊之南的一些地区。
篇5
1 内蒙古地方文献更多地体现出民族意义
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内蒙古地方文献并非只具有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更多体现出民族意义。可以说,自从内蒙古地区有文字记载以来,该地区民族间的交流也便自始至终地被记述下来。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地方文献,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族融合的印记,这从内蒙古地方文献的文种上能得到充分表明。内蒙古地方文献的文种从北魏时期起便一直纷纭多样,有汉文文献、蒙文文献、满蒙合璧、藏蒙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具有明显多文种并存的文献现象是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地方文献的主要差异,而象内蒙古地方文献这样涵括了中国数个主要文种,则表现出该地区多民族互为影响、融合的激烈程度。单看汉文文献,它集中反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内蒙古地区的交流史。最早在战国时,汉族人民即在该地垦务戍边,到清朝统一蒙古部落,大批汉人来到塞外,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解放后,汉族与蒙、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平等相处,共同为内蒙古的经济文化繁荣而努力,汉族的活动使汉文文献从古至今都是内蒙古地方文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汉文文献不仅是历史过程的反映、记录,同时也担负了传播汉族先进文化科学知识的重任。没有汉文文献的介入,蒙文文献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再从蒙文文献来看,它不仅仅是为满足内蒙一地蒙古一族的自身需要,它也担负着内蒙古地方文化向外辐射的功能,如保持邻近八省区蒙古族聚居的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又如国际研究蒙古学的需求。蒙古族文学艺术、医药等方面的文明贡献也正是通过蒙文文献的传播得以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内蒙古地方文献中的语言工具书,也是出于民族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出诸如蒙汉会话、满蒙会话、蒙文文法等书籍,它们可以说是内蒙古地方民族文化传播交融的见证。对于内蒙古地区来说,它的历史发展总是伴随着多民族交融的过程,因为它的文献也总是超越了地区意义。从这个角度,笔者在理清该地区地方文献发展脉络时,尽力更多地从民族交往、文化融合上把握。事实上,这种划分也正反映了内蒙古地方文献“更多表现出民族交融的文化意义”这个重要特征。
2 内蒙古地方文献发展更多是中华文明整体带动的结果
从内蒙古地方文献自身来看,由于经济文化长期较为落后,内蒙古地方文献的发展自动力不足,其发展更多的是中华文明整体带动的结果。从脉络上看,内蒙古地方文献史有着较清晰的发端(清以前)、初兴(清末、民国)、发展(建国以来)的阶段性特征。由于文化底蕴不足,其发展并非随蒙古族武力全盛而带来文治大兴,元朝时蒙古族虽拥有四海,内蒙古地方文献也有一定数量的增加,但与同时期的内地相比,只不过是涓涓细流。真正的兴起集中于近代,尤其是建国之后,在经济发展、与内地交流频繁的基础上,党和政府积极发展内蒙古文化事业,出版了大量文献,带来了当地文献事业的繁荣。这充分表明,纳入国家整体文化发展、协作的轨道,内蒙古地方文献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力。
篇6
原生态；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传统体育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身体活动绝对支配性为特征的文化形态，是民族智慧的结晶[1]。民族传统体育是各个民族在其特定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氛围中创造和发展的肢体活动，凝聚着本民族浓郁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追求。新疆古称西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世居着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等13个少数民族，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各民族迁徙融合、“一体多元”文化及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地区。环塔里木盆地是指新疆南部围绕塔里木盆地的2个州、3个地区、4个师(巴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农一师、农二师、农三师、农十四师)[2]。维吾尔族是世居新疆、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与大自然抗争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域文明。原生态体育是用生态学的理念和手段来研究体育领域中的问题，具有自然性、内生性、地方性、民间性、永恒性等基本特征。维吾尔民族在漫长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长河中，演化出独具民族特色和信仰的文化体系，维吾尔族的原生态传统体育具有富有民族浓郁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环塔里木盆地所辖属的2个州、3个地区、4个师(巴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农一师、农二师、农三师、农十四师)现存的维吾尔族原生态体育。
（二）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以现存原生态体育项目、流行区域、流行现状等为主要问卷内容，对环塔里木盆地相关区域文化局及相关体育管理部门专家进行问卷调查，以此调研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原生态体育项目分类、发展现状及区域分布。
2.田野调查法。
对环塔里木盆地的2个州、3个地区、4个师(巴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农一师、农二师、农三师、农十四师)现存维吾尔族原生态传统体育的现状、体育特征、文化特征进行实地调研，以此了解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原生态体育的真实形态。
3.文献资料法。
对有关环塔里木盆地的自然、人文环境和维吾尔族体育研究及文化特征的理论资料进行搜集和分析，为准确地剖析维吾尔族原生态体育文化内涵提供理论依据。
4.专家访谈法。
对喀什师范大学、塔里木大学相关社会学专家及阿克苏地区文化局的体育主管领导进行访谈，探讨新疆维吾尔族体育文化在社会中的价值与意义。
二、结果与分析
（一）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原生态传统体育的种类
环塔里木盆地现存的维吾尔族原生态体育有游戏类和竞技类，各有15项和8项，其中以娱乐游戏类居多。
（二）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原生态传统体育的区域分布
调查发现，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原生态传统体育现存较多的地区是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和田地区，分布为20项、14项和13项，主要分布在县镇区域，多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巴州和克州其次，现存项目较少的是农一师、农二师、农三师和农十四师，以常见的游戏项目为主。由此可知，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多数原生态传统体育以乡镇民间开展较多，大型的传统项目如沙哈尔地、达瓦孜则多以政府性质组织开展，表明环塔里木盆地区域维吾尔族原生态传统体育受现代文化和西方体育的冲击，处于社会边缘和消失状态。
三、讨论
（一）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原生态体育的文化特征
维吾尔族是一个多源民族，主要来源于蒙古草原的回纥人和南疆绿洲的土著居民。“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自称，意为“联合”，其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以南的喀什、和田一带和阿克苏、库尔勒地区，其余散居在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伊犁等地。绿洲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融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为一体，并以绿洲文明为主，体育文化以土地为中心的“静态体育文化”[3]。环塔里木盆地地域独特，沙漠、碱泽地、边缘绿洲带等自然环境和长期的交通闭塞，造就了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局限和地域性，由此形成了塔里木盆地原生态文化的多样性。维吾尔族人民在漫长历史的过程中创造和沉淀下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是新疆少数民族漫长历史中遗留和保存着的原汁原味的、自然的文化遗产。民族性、地域性、宗教性、文体交融性、娱乐性构成了维吾尔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4]。维吾尔族的传统体育项目有达瓦孜（走绳）、打尕尕（打木棍）、沙哈尔地（空中轮转）、赛马、且里西（民族式摔跤）、滑冰、麦西莱普、叼羊、拔河、秋千、跳绳等23项。原生态传统体育是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吾尔族人民在漫长历史演变中，生产文化、生活习俗、等民族文化的表现。维吾尔族原生态传统体育中的麦西莱甫、刀郎舞、达瓦孜等伴随民族音乐的舞蹈游戏，反映着浓郁的民族色彩；而赛马、叼羊、摔跤等竞技项目又体现了维吾尔族豪放、勇敢、粗犷和强悍的民族性格。原生态体育具有原初性、本土性、生活性和交融性等内涵特征[5]。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原生态传统体育反映塔里木河流域独特地域环境下，维吾尔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运动形态；也是历史文化变迁下维吾尔族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它凝聚了维吾尔族人民的审美观、健康观、伦理道德观、精神价值追求、以及宗教文化信仰等多种文化特征。独特的地域环境决定了塔里木河流域世代生活和生产方式，维吾尔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文化同样给予这片沙漠中的绿洲带来异域的文化表达方式。维吾尔族人民在众多的原生态传统体育游戏中，如秋千、姑娘追、山哈尔的等运动，多喜爱穿着华丽的民族服饰，佩戴高贵的佩饰，以此显示心情的愉悦和身体的舒展美丽；在竞赛运动项目中身着鲜艳奔放的服饰，以此反映参赛者勇敢、拼搏、进取的精神气质。维吾尔族人民同时注重身心健康的发展，如达瓦孜、叼羊等运动项目的开展，不仅促进本民族健康体魄的发展，同时也是积极进取、健康心理的表现。而维吾尔族人民在伊斯兰传统节日古尔邦节、肉孜节等节庆日中举行的沙哈尔地、摔跤、麦西莱甫等喜庆游戏中，维吾尔族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庆氛围，为维吾尔族原生态体育文化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二）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原生态体育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体育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文化现象。原生态文化主要指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较为边缘的、更接近初始和质朴的、保存较为完好的、具有显著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并融进现代其他学科文化的一种文化存在形式[6]。地域文化是以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为主要内涵而形成的[7]。体育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是人类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审美意识、价值观念、精神世界等多种文化组成。原生态民俗体育文化是一个地方长期劳动与多种智慧的积淀，离不开各种原始崇拜[8]。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原生态体育是维吾尔族文化的外延，反映了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文化的本质，其作为民族文明和文化的载体，具有传统文化承载的作用和功能。维吾尔族原生态传统体育是维吾尔族漫长民族文化的沉淀和积累，是独具地域特色、民族风格和民族信仰的文化组成。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原生态体育文化反映了塔里木河流域维吾尔族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的生产生活方式；凸显了维吾尔族在漫长历史变迁中，深受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交融下所形成的开放、乐观、淳朴、好客的民族精神面貌和礼仪文化；同时也体现了维吾尔族热爱生活、爱美的审美文化理念；以及勇敢、坚强、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在维吾尔族原生态传统体育中伊斯兰教文化散发着民族气息，同样反映在民族服饰、民族音乐、民族礼仪、民族伦理道德的尊崇，以及维吾尔民族运动形式中，是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凝聚力和文化的象征。
（三）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原生态体育文化的社会价值
体育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形态的一种，深深影响着民族文化的特质，一个民族、地域体育运动的风格、美学观和价值取向都深深地反映着这个民族或地域文化的特征[9]。原生态传统体育是社会与文化变迁下，特定地域环境中保留的原始特色和民族特质的体育项目，具有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和体育性文化特质。维吾尔族众多原生态传统体育的产生和流传于维吾尔族的乡村间，欢快奔放的民族音乐、热情好客的民族习俗、趣味浓厚的游戏内容、以及朴实纯洁的民族风格，使得维吾尔族人民乐观、开放的精神面貌伴随乡间体育游戏和体育文化的传承深入民族文化的骨髓。维吾尔原生态传统体育文化又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村民之间相互交流感情、促进文化交往及种族繁衍的需要，是维系村落与村落之间感情、加强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的精神纽带。维吾尔族的原生态传统体育多在“古尔邦节”“肉孜节”等重大民族节日或婚庆的日子里举行，这时周围十里八乡的村落都会有人前来祝贺观看，进而加强了村落之间的交往和情感交流。维吾尔族原生态传统体育是塔里木河流域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新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它深扎于人民生产生活的土壤，是维吾尔族人民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与人民的社会生产紧密相连，同时丰富多彩的原生态体育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增进了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提升了民族的凝聚力。维吾尔族原生态传统体育促进了生活和谐和稳定发展，增进了人民积极进取、勇于拼搏的生活理念。
四、结论
新疆维吾尔族原生态传统体育是新疆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原生态传统体育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宗教性、文体交融性、娱乐性等体育的文化特征。反映了维吾尔民族开放、乐观、淳朴、好客的民族精神面貌和礼仪文化，族热爱生活、爱美的审美文化理念，以及勇敢、坚强、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文化内涵。对促进族间相互交流感情、促进文化交往和文化认同，以及加强村落与村落之间感情、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环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原生态传统体育的挖掘和开发，有利于维吾尔族优秀体育的继承和开展，对于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高维吾尔族民族素质，维护环塔里木盆地多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西部体育文化发展和少数民族人民身体素质的提高。
作者：王东旭 单位：塔里木大学体育工作部
参考文献：
[1]张建华，常毅臣，芦平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价值、进展与走向[J].中国体育科技，2013，19（3）：133-139.
[2]许辉，杨洁明.环塔里木盆地非遗档案和数字化建设研究[J].塔里木大学学报，2015，27（1）：41-44.
[3]朱梅新，张新辉，李进国.新疆民族传统体育的人文地理特征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9，26（1）：49-51.
[4]刘全福，张守平.维吾尔族传统体育的现状与发展[J].体育学刊，2009，16（9）：102-104.
[5]李延超，虞重干，杨斌.论生态体育的内涵———以苗族村寨体育为例[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25（6）：1-3.
[6]李盎，问，曾羽，答.做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呵护人———人类学者访谈录之五十八[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33（1）：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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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课的讲述首先是由教师的备课开始。对于老师来说，备课已经成为了一件老生常谈的事了，把握本单元的任务目标，深入研究阅读教材是必不可少的。但结合课外知识这方面却经常被很多人忽略或者马虎带过。适当引入课外知识对扩充学生的知识面，引导学生选择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例如在讲到杜牧的《赤壁》时，除了要预备讲述简要的三国历史外，还需把杜牧年代以前的“盛唐印象”一一道来。“那时候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大显与世，文化发达对法交流颇为频繁，号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令人向往的国家。”对盛唐的讴歌并不是无用的，当学生们沉浸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的同时，“中唐”大背景的带入显得特别有必要了，杜牧在中唐坎坷的仕途也是非常有必要讲述的。这样“”与“低谷”相结合，赞美讴歌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加贴近了课文教学的核心。
社戏是人们在敬拜土地神及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在介绍鲁迅《社戏》时，教师可以从详细介绍社戏入手，结合当地民俗民风，把课文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充分调动起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
（二）做一个自信有趣的演说家
对于很多老师来说，尤其是新老师，演说能力的缺乏或者是演说无趣是影响教师在课堂“完美授课”的两大拦路虎。在课堂上教师扮演着“主持人”的作用，如何“hold住”你的舞台，带动台下的观众，成为教师所要练习的“必杀技”。在完整的备课后，教师可以在一个小房间或者空旷的地方练习演说，随着熟练度的提升可以和亲人朋友一起练习，相信在亲人朋友的鼓励下，你的自信度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在提高了自己演说的自信度后，是该想想怎样使自己的演说风格变得更有趣了。在过去有一种职业叫说书（又叫评书），他们在演说的时候除了语气音调的变化外，常常会伴随着简单的音乐做辅助。我想我们的教师可以从古代评书家那里找到经验，在授课时除了语气音调随情节的变化外，有时也可以选用适当的多媒体音乐视频来辅助自己的演说，二者合一，能更加引人入胜！
二、双管齐下，做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在教学中传承民族文化
理论贯穿于实践，在语文教学中理论与实践也是相互联系和推动的。实践，使我们所学的知识更具有指导性。而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夯实理论和实践的桥梁，双管齐下，民族文化的烙印将更加深刻。
（一）理论铸造思想
理论是思想的指导者，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多而杂，老师教授知识滔滔不绝，却不一定能转化成思想原料灌输给众多的学生。此时位置反转，学生成了思想争夺战的主力军。检测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度，教会学生主宰自己的思维，是我们语文教学后期的重要任务。
作文可以体现一个学生的思想，教师可以通过做一些相关命题的作文检测来了解学生当前的思想状态，并在之后的教学中有机会对其采取适当的措施。从沈从文的《端午日》单元发起对学生对“端午节”由来、发展、意义的讨论；从中秋咏月诗三首单元激起学生对“中秋节”传统风俗的热情。
（二）实践激起民族文化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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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
在人类民族文化的原始积淀期，由于生存区域与生存环境、生产劳动与生活方式、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体中许多具有教育、娱乐、健身功能的社会活动凸显出来，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和方法体系[1]。它寓竞争、娱乐、广适、地域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涵盖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体优化理论，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活动[2]。它既是自贯一身、稳定的精神物质文化，又在历史环境的变迁中不断改变其具体的结构式样，呈现出多姿疯狂学习的差别。这种在相承相续中渐进发展的趋向，使得我们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历史演进中开放出灿烂的花朵，孕育出丰硕的果实，突出地再现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第一，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物化品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中最高层次的部分。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猿类的特征，又是文化创造的开始。当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生命类开始文化创造活动的时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简单文化，也无不是从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开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物质劳动过程中，其技术、社会和价值方式都作为相当复杂的文化体系而存在[3]。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区域、特定的社会人群，伴随着一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体育文化现象。
第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方式，孤立的个体活动是不存在的。尽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常常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和进行，但永远脱离不开社会的联系而受制于社会，永远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和影响，并为一定社会关系所包围，这种社会关系不论是以物为对象，还是以人为对象，其参与活动的行为包含着社会以人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所形成的血
缘、地缘、行业的组织关系；所形成的和风俗习惯，表现出规定性、固定性、制约性的链接方式。从而使社会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所提供的规定条件和可能，依据一定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方式进行活动。
第三，反映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当中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审美心理，是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围绕民族体育活动方式，通过抽象事物的艺术表现，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内涵、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依托体育活动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验证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进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升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3]。因此，民族心理素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现与结果，是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之灵魂。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4]
（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体育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体育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体育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体育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二）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三）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也代表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5]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体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三）兼融会通是民族体育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任何民族的体育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体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四）整合创新是民族体育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长存的(下转第82页）
（上接第74页）生命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复兴的最终表征
民族传统体育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历来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疯狂学习，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的节奏一浪接一浪推向，展示了民族体育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民族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融会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这种基本的属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又表现出兼容性和选择性的一致。从而使全民族对民族文化发展特性认识的同时，充分参与、占有和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民族体育文化。新晨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现今世界上任何一项流行的体育项目，都源自于各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它们同样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渗透、使团表演、广泛普及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7]。实践证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性。同时，我们的创新还必须树立全球意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脉络，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识，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进步的文明，并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结合和创新。
四、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先哲们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氛围中创造、选择、发明和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尽沧桑，经久不衰，推动了我国数千年体育文化的发展。尽管时生了变化，但蕴藏在其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其体育方式仍为各民族人民采用，运用人类学来加以研究，在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下开发这个蕴藏量极大的资源，可以为中华民族体育全面走向世界，促进国际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白晋湘.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丰富世界现代体育宝库[J].体育（人大复印资料），2002,(4).
[2]曾于久，刘星亮.民族传统体育概论[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等.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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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文化发展迅速、保留民族文化特质，是辽金元夏时代的文化特点
书面文化发展迅速，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都创立了自己的民族语言。由于资料的散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很少流传下来。但从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寻到一些印记。如元代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集》中收录了一首《醉义歌》，原诗用契丹文写成，共有120句，是仅存的辽代长篇诗歌。《醉义歌》原作现已不存，但从汉译文中也可以看出，原诗中多用典故，艺术成就颇高，可见契丹的语言和文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此诗亦为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交流的生动例证。女真的本土文化也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当时的文化作品数量也不少，但因缺乏翻译和有效保存，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文字片段。在元世宗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就有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一首赞美祖先的颂歌。蒙古族人民在创建书面文字之前，有大量的口头文化作品。在创建了统一的文字和语言之后，书面文化在反映蒙古人民的时代和生活上被运用得越来越多，著名的历史文学长卷《蒙古秘史》便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保留民族文化特质。在辽金元夏民族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有三种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是自然与文化环境，二是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三是不同民族的价值选择，其中以自然与文化环境最为关键。生态环境（包括自然与文化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民族文化形成的初期，一个民族对文化内涵的选择很难超越自然环境的范围，这种在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环境对族群的原始文化特质起着决定性作用，并反过来积淀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尽管辽金元夏各族群经历了近千年的民族迁徙，与西南各族群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长期混居，自然环境与经济方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根源于辽金元夏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特质依然是其稳定的核心与基础。
辽金元夏时代，多民族的交汇、融合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
辽金元夏文化起步虽晚，但进步较快。辽金元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多民族的交汇、融合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各民族在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在积极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元素，从而促使游牧民族文化从落后走向成熟。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民族虽然发展相对滞后，但在与各种文化的交融中却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颇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由此而兴，并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
为巩固统治，辽金元夏四朝统治者皆十分重视中原文化，他们对儒家思想尤为看重。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和运用，四朝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辽政权的成立基于契丹族游牧文化的基础之上，而辽政权的发展离不开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金（女真族）建国之前一直为辽政权所统治，在建国后又占领了辽和北宋，与南宋王朝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在这一过程中，金政权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由此形成了金文化。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辽金夏元文化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展现出独具特色的面貌。
文化建立在联想之上而以人类的智慧为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以人类对自然的无知为基础。“万物有灵观”不仅成为辽金元夏统治集团的哲学基础，而且也成为民族走向文明的哲学基础。辽金元夏各领域的文化是同汉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二者虽有文化传统的差异，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却存在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在民族历史上处于相对隔绝状态的辽金元夏统治者传承了游牧民族文化中最原始、最本真的文化因子，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遗留”保存在族群始祖创生神话与传统文化中。
民族文化交流与风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都城形态
文化具有地域性，其繁荣发展需要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赋予自身创新发展的活力，中国南北方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民族文化的地域差异。中国南方，温暖湿润，水草丰美，多为鱼米之乡。而北方尤其是长城以北及西北地区，气候相对干旱，植被较为稀疏，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地广人稀的地理面貌也造就了四朝主体民族粗犷大气、率真勇敢的民族性格和质朴豪迈的民族文化。
四朝文化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佛教文化，并在与中原汉族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并认同了儒家文化。辽金元夏民族文化传统属于游牧文化，在未南下、未与汉族进行广泛交往并逐步从事农耕之前，其都城文化同样受到游牧文化影响，他们的居所多以终饰主，且具有流动性。在南下并与汉民族进行交流、交往的过程中，他们的生产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农耕文化的影响，其都城建制也改变了过去的流动风格，开始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任何时代，都城既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辽金元夏时代的文化演替，也莫不围绕都城而展开。辽代实行“五京制”，其都城设施与建筑风格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特色，带有逐水草而居的特点，与汉民族都城高大、巍峨和庄严的风格截然不同。然而，在与北宋达成“和议”的一百多年间，辽代的都城文化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出现了相对固定的都城治所，即上京。同时，辽的都城仍然保留着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将都城固定于上京的同时，还保留了另外的“四京”作为陪都。后来建立金朝、西夏和元朝的女真人、党项人和蒙古人，同样在都城文化的发展中体现出与辽代相似的特点，即对农耕地域占据范围越大，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接受就越深，其都城文化也更为固定，同时也开始注重都城的庄严气势和神圣权威。此外，在建筑纹饰、都城格局、建筑风格等方面，他们大多还保留着民族传统的文化元素，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交融趋势。
文化交流与风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建筑形态。一方面，辽金元夏在自身特有的文化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的精髓加以吸收借鉴，形成独特的风格。如硬山式建筑，用彩色琉璃埠头进行装饰，其奢华程度远超越其他宫殿；国家的重要寺庙则将高浮雕二龙戏珠的雕塑与绘画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装饰风格。丰富多彩的建筑标志着辽金元夏的建筑文化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这也说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艺术融合有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朝都城文化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瑰宝，对中国后世的都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四朝主体民族中的文化基因也延续了下来，成为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者为安顺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②吴琼、周亚成：《游牧文化中的生态环境观浅析》，《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③[元]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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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行为方式的深刻颠覆。随着大学生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多种文化思想的渗透，现代大学生的生活内容有了很大变化。民族院校校园娱乐生活更是丰富，除了校园活动外，少数民族学生不仅有本民族的娱乐活动，而且网游、桌游、KTV、酒吧、各类型的文艺表演也成了他们休闲娱乐的选择。有些少数民族学生由于文化基础较差，容易受当前社会较为流行的享乐主义影响，部分学生甚至将本应用于学习的时间用于网络游戏和泡酒吧的消遣上。
二、民族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对策
1.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自觉。在民族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少数民族学生比较注重本民族文化，民族自尊心较强，不能容忍其他人轻视、亵渎他们的文化。但同时他们却无视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唯我独尊。所以，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应鼓励学生通过各种主题活动能够理性地认识自身文化，吸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可互补的部分，能够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省和文化创建。
2.鼓励多元教育，增强大学生对多种民族文化的理解。民族院校的学生大多来自边远山区或经济欠发达的地方，由于文化基础较差，对其他民族文化认知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在校园文化的建设方面，学生社团和学生会有必要开展一些电影、讲座、知识问答、文艺表演等活动向在校学生全面、客观的展示不同民族的文化。让学生对充斥在社会以及大学生活中的各种文化、价值观、思想有着科学而全面的认识，可以更为清晰主动地选择除了本民族以外不同思想价值来指导自身的行为方式。同时，把握住不同民族文化的实质，在模仿、汲取及发扬不同民族文化时拥有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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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市场经济乘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之风向纵深发展，党和国家开发西部，建设西部的战略部署带动了西部边远地区经济建设的活跃和兴盛。在此背景下，地处西部的藏区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藏区社会受经济建设的活跃，交通、通讯的发展，旅游市场的开发，教育事业和科技文明的普及与进步，以及媒介引导和信息影响等多种因素的强势介入，不仅民众生活面貌有极大改变，精神视域也急速打开，藏区社会发生着迅猛深刻的文化转型。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伴随藏区社会现代化意识的日益深入，藏区文化结构中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文化因子，而文化因子间也持续地发生着各种碰撞、搏击。这种情况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必将构成繁复多棱的文学镜像――藏区个人主体意识形成与个性心理结构改变，传统与现代纠结交融，现实与信仰若即若离，文化冲突的叠现、文化精神的式微，引发藏区藏族作家以“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自我，审视现实。如果说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以饶介巴桑、伊丹才让、降边加错、益西丹增等为代表的藏族作家倾心地创作以政治抒情、政治叙事为主题的作品，以表达藏族同胞翻身解放的喜悦，对带领他们翻身求解放者的赞美感激，对现实的歌唱和对未来的希翼；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到二十世纪末，以扎西达娃、阿来、班觉、索朗仁称、苍林、央珍、梅卓等为代表的藏族作家在文化寻根和思想开放的文化热流下，注目于民族文化的发掘寻觅，企图在文化坚守中，把握住民族精神之根。文化叙事、文化书写成为他们创作的主要目标。然而，新世纪藏区文化转型的巨大变化，不仅催生了一批更富现代眼光和现代思维的藏区藏族新生代作家，也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向成熟和成功的藏区藏族作家们刷新了创作视界，丰富了文学积累，增添了书写藏区多元世界，扩大创作视野的自信和能力，他们跳出政治叙事和文化叙事的创作旧路，探寻、开辟一种更富现代性和人类性的多元书写与文化共生的文学发展新路。在藏区藏族新老作家共同努力下，藏区藏族文学自将迎来文学书写的新局面。那么在新世纪藏区藏族文学创作中，与之前相比在现代多元文化影响下藏区藏族文学创作获得了怎样的进步？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综观新世纪藏区藏族作家的创作，总体上呈现着新的状貌――在现代视域里关注并反映藏区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冲突，展示多民族文学书写的积极姿态，呈现出藏区藏族文学创作的新维度。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给予阐述。
一、现代视域下的文学创作建构
文化进步往往先从文化中心向文化边缘地带推进。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其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内地城市为核心的文化中心，实现了社会文化的成功转型。那么当文化变迁推进到边缘文化地带时，走进新世纪的藏区社会就迎来了文化转型的现实：社会生活模式改变；技术文明与商业经济活跃；交通和传媒发达；生活视界扩展；现代文明深入；个人主体意识觉悟；个性心理结构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族群传统式微和危机等等，这些改变正是新世纪藏区社会文化转型的标识。文化变迁带来新世纪藏区藏族文学创作的新视野。在文化变迁中，一方面是藏区藏民生活形态与思想意识的变迁，给创作群体提供了清晰的文化镜像，提供了思考路径和写作资源；另一方面是现代文化意识为作家们烛照现代点燃了理性思想的灯盏。藏区藏族作家们的创作思维在应对文化转型和反映这种文化变迁的创作中表现出积极的现代建构姿态。顺应文化变迁的势头，关注藏区藏族社会生活，审视民族传统，让作家们选择了面向当下，走向现代的写作立场。因而新世纪藏区藏族文学创作集体性地反映出显明的现代视野。
其首先表现为一种进步开放的创作意识和富于人类意识的书写情怀。在阿来、达真、万玛才旦、龙仁青、泽仁罗布（尹向东）、尼玛潘多、次仁罗布、江洋才让、白马娜珍、多吉卓嘎、才旦、格绒追美等等藏区藏族作家的创作中，他们超越了20世纪50-80年代的政治叙事和80-90年代的文化叙事，转入一种复调式的多元文化与多民族叙事的共声书写。阿来的《格萨尔王》不仅仅是对民族史诗的重述，更是以现代眼光对民族原型品质作更富于人类意识的重释。在叙述格萨尔王的史迹时，既写英雄除妖降魔的伟绩，也写他滥杀无辜的暴行，于是解构了对民族传统之神的迷信，揭示了普遍性的人性弱点，民族自省意识昭昭于文。在《瞻对》中，他以现代批评家的姿态主动介入民族历史的反省：在叙述民族地域的历史中反映民族本位与“他者”民族交融的艰难跋涉；从民族“夹坝”精神透视民族性格心理的弱点；从国家权力对藏地族群的治理，探索多民族交融同一的可能性；并以现代眼光审视瞻对藏民在历史文化悖论的涡漩中沉溺久远，难融现代文明的生存困境。于是“族性”、“民族”、“国家”这些概念获得了新世纪人类学理论中“将其置于建立在这些属性基础上的共同体观念（ider）中加以详尽阐释” [1]（P.4）的可能性。阿来这种进步的历史观无疑体现着一个有现代识见和理性思想的作家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怀思考。江洋才让的《康巴方式》在人与自然、文明与野蛮、族群与国家的多重主题意蕴中传达厚重的人类悲悯情怀，展示阔大的多民族国家想象。龙仁青的《失落的家园》、《光荣的草原》、何延华的《立春》、阿来的《空山》、《大地的阶梯》、泽仁罗布的《骑在马上》、《河流的方向》、达真的《康巴》、《命定》等等作品都迸射着现性的思想火花。
其次，这种现代视域还表现为作家们创作中借鉴现代艺术眼光，实现对民族艺术传统的超越和更新，从而使藏区藏族文学焕发出新的美学光彩，获得更具世界性品格的艺术表达的可能。在他们的创作中能看到藏族作家们“是怎样从自己的文化出发开辟了汉语言文学新的语感，新的想象空间，并找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表达这些想象的更自如、更诗意，当然也是更为文学化的方法。” [2]（P.206）他们借鉴并突破藏族传统文学“万物有灵”、“人神同构”的想象空间和单线叙事模式，将民族神性思维方法和历史传奇叙事或圆形叙事模式与现代寓言、散点透视、意识流、内心独白、回忆闪念、梦境书写、联想、幻象、隐喻、象征等等现代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结合，构成新的魔幻现实或非虚构传奇以及多重奏结构形态，营造出神秘莫测，如真似幻，变化多端的文学艺术境界，传达出鲜活而灵动的艺术美感。觉乃・云才让《披着袈裟的牛角》用梦境构造了一个奇幻鲜活的现实世界，现实人类的“陌生感”、孤独感跃然纸上；阿来的《梦魇》借荒诞不经的梦境写光怪陆离的城市文化形态下城市人的生存状态，隐喻和嘲讽直抵人类灵魂深处。次仁罗布的《杀手》、《传说》、才旦的《一对夫妻在阴世和阳世关于一个城市的对话》、《阴阳之界》、龙仁青《一双泥靴子的婚礼》、泽仁罗布《鱼的声音》、尼玛潘多的《紫青稞》等娴熟运用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手法，在突破民族文学传统思维基础上不断花样翻新，都表现出对民族文学艺术传统的超越和创新，因而莫不意味着他们与世界文学的接轨而具有先锋性的品质和意义。其创作获得了现代意义的审美价值。
总体而言，新世纪藏区文化转型，民众生活行为与精神意识等文化基质的现代性开拓与构建，为藏区藏族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现实文化形态的参照物，也推动作家们建立起现代性的创作思维和文化审视的眼光。在这种独特而进步的思维和眼光下，关注文化变迁潮汐，以现性意识面对文化冲突的起落伏藏，成为藏区作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二、文学书写中文化冲突的现代审视
文化冲突是一个社会、一个文化区域在文化变迁和文明发展过程中必定要经历的阵痛。同时“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3]（P.299）人类文化学家将文化冲突分为区域性、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或政党性以及集团性五种。在现代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结构中，新世纪藏区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前两种――区域性与时代性。区域性文化冲突指外地与藏区本土文化间的冲突，如城乡文化冲突，农牧与商业文化冲突，开放的中心地域与封闭的边缘地域间的文化冲突。时代性文化冲突指现代与传统、新与旧间的文化冲突，如思想观念的冲突、生活模式的冲突等等。在新世纪藏区藏族作家创作中，涉及的文化冲突的内涵表现大多集中于藏区伦理意识、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等文化结构形式的保守与转型间的冲突。作家笔下的文化冲突表现得相当丰富真实。有旧家庭形式的渐变和解体，新旧婚恋观的博弈和建立：如多吉卓嘎的《藏婚》写一妻多夫藏族家庭，在现代文化潮中男女主人公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到新型婚恋观的建立所产生的文化冲突。冲突的结果是男女主人公各自挣脱了传统的羁绊，而获得爱情的新生；有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冲突。次仁罗布的《前方有人等她》写藏族夏嘎老太的儿子在城市生活中沉迷变异，抛妻弃子，乃至欠债不还；夏嘎大学文化的女儿对此竟持支持态度，还因“挪用公款锒铛入狱”。老人无法接受儿女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变化，最终离开人世，灵魂去寻找死去的善良诚实的丈夫。扎西才让的《牧羊人的爱情》、索朗达尔基的《拜活佛》、泽仁罗布的《骑在马上》、龙仁青的《奥运消息》等等也是类似文化冲突的镜像。还有传统身份与现代身份意识的冲突、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冲突。尼玛潘多的《紫青稞》由城乡差异的对立写到新一代藏民对现代生活的认知与接受，在传统身份崇拜意识瓦解的过程中，展现藏区牧民在巨大的现代文化变迁中的徘徊、挣扎、醒悟和无奈。她的《城市的门》、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也都如此。也有农牧文化观与商业经济文化观的冲突。泽仁罗布《河流的方向》写康巴藏地小镇，民风淳朴、善良、真诚。当商业经济大潮兴起后，民风大变。人们为挣更多钱抛弃传统，制卖假虫草，给积压的松茸“美容”作假，塞钢钉铁丝等。科尼仓・索朗达尔基《信与不信的》、康巴作家群以康人署名的接力小说《弯弯月亮溜溜城》也有这方面的揭示。还有反映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生存困境的冲突。何延华的《乔庄新年纪事》写了藏区农村女性进城打工后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与不幸，以及她们在传统和陋俗之间的抗争与觉悟。新世纪藏区藏族女作家的创作大多都呈现了这方面的特点。白玛娜珍的《复活的度母》、《拉萨红尘》、多吉卓嘎的《藏婚》、《尼玛石上》等即是如此。
在现代意识烛照下，藏区藏族作家深知“文化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在事实上改变着文化的结构，改善着文化的形态和内容，推动着文化向前发展。”[4]（P.183-184）所以，他们的创作反映出对藏区文化冲突的审视态度也是客观、理性和审慎的。
其一，他们能以理性的眼光审视文化冲突的根祗，评s文化冲突的本质。《藏婚》将文化冲突定位在现代婚姻与情感形式的召唤（即好好的朋友莲与活佛洛桑间专一温馨的爱情示范），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嘉措在大城市拉萨经商后接受的现代人生观、爱情观）与顽固的传统家庭生活结构与方式间的博弈。嘉措为寻找属于个人的专一爱情而背叛兄弟共妻的家庭；女主人公卓嘎在面对丈夫背叛家庭与自个寻爱的态度以及好好对爱情的执意追求下，而产生爱情独有的渴望。卓嘎的女性意识萌芽，意味着藏区传统家庭生活模式在新与旧的人生观、婚恋观的碰撞中解体，建立新型的婚恋观和新型家庭模式是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①。
其二，作家们在文化冲突的现象揭示和文化意义的价值评估方面能取发展进步的姿态，超越民族性传统型的思维逻辑，而获得现代性视野，更富人类性情怀。万玛才旦的《第九个男人》写一藏族女性在各种物质和精神的诱惑下，命运的起起伏伏。这个女人对生命和性的态度，他的男人对她的态度无不透出一种豁达而开放的胸怀。虽然藏族对性的观念较为开放，但女人为个人的欲望而放逐性，却能取得丈夫的理解或大度，其人性关怀的量度远远超过个人情感的尺度。女人违背民族传统的价值选择，男人对这种价值选择的认肯都是对“生命第一“这种现代人类意识的趋同。
其三，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或影响，比如长期以来文学创作形成的对正面性肯定，对负面性回避的态度或者作家深入生活的局限，又或者传统创作中常见的“团圆意识”的影响等等，藏区藏族作家面对尖锐或激烈的文化冲突，往往会以一种传统的甚或宗教的态度规避冲突的尖锐性、复杂性，而以一种圆融、柔性甚至简单的文化渐变形式给作品或人物留一个圆满的结束。泽仁罗布的《骑在马上》写藏民嘎绒在草原文化转型过程中，由牧民到马背邮递员，再回到领工资的牧民身份。主人公做马背邮递员时精神需求获得极大满足――受到大家的欢迎、敬重；物资上也获得极大满足――成为大家羡慕的领工资的“公家人”。然而经济发展起来，各乡修通了公路。马背邮递工作被机械化三轮摩托车替代。嘎绒虽然有退休工资，但生活又回到草原牧民模式。嘎绒的失落和伤心并没有被放大或缩小。他每月仍按当年邮局给大黄马的待遇――“自己掏钱买三十斤胡豆”喂马，以此安抚那个失落的心。文化变迁没有冲突、没有敲打，主人公的人生、命运、性格、情感的变化有起有落，但总是柔性的、随应的、和风细雨般的。多吉卓嘎《藏婚》里的人物最终都有了文化意识的觉醒和生活形态的改变，都找到了自己美好的或者合适的归属。作品传递的信号似乎通过文化冲突达到文化转型和文化进步既是必然的也是简单容易的。文化冲突或许还应该有更为强烈甚至急风暴雨式的表现，文化冲突的结果也有可能是悲剧的。但作家们凭着民族文化奠定的精神信念和生活处理艺术可以将此处理得平淡、柔和，圆融。或者将冲突的剧烈、残酷以藏族独特的宗教式的方法稀释，或者放在更加现代性的思考场阈作开放性的处理。《前方有人等她》中夏嘎老太的现实困境，在生命的最后被灵魂“寻夫”的愿景消解，没有悲伤，只有圆满。《紫青稞》中的文化冲突是剧烈的残酷的，传统无法挽回，乡村终究失守。作者为消解这种残酷和绝望，总是在现代与传统，宗教与世俗，乡村与城市间尽力地调和着矛盾冲突，将绝望隐没而凸现希望。于是作品中的人物各得其所，因果分明，希望与绝望同行。正是如此，所以当主人公们在文化变迁中不适、无助、落寞甚至无所改变时，作家们流露的感情往往总是一缕淡淡的、轻轻的忧郁、伤感或者遗憾。像阿来的《三只虫草》、龙仁青的《奥运消息》、扎西才让的《牧羊人的爱情》都是以此态度化解冲突，表现出现代性的宽广胸怀和理性智慧。
三、现代国家意识关照下的多民族文学书写
百年以来我们由文化意识上的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想象，进而在体制上完成了中国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建构。“一旦某个国家在政治上成立，得到国际社会承认，那么无论这个国家内部有多少民族（种族）、宗教、语言和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生活习俗，它都应该被视为一个民族”[5]（P.29） 这是在政治意义上阐释的多民族现代国家概念。这个概念确定了政体上的国家完整性。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看，“文化不仅有排他性，也有融合性。特别是当有不同文化的族群杂居在一起时，他们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3]（P.305）对中国而言，这种新的文化体系即中华多民族文化体系。因此，民族同一，发展进步，交流融合已成新世纪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在此大趋势下，多民族文学书写也成为藏区藏族文学创作的重要维度。就如中国古典文学随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而逐渐融汇、壮阔、丰满一样，各个少数族群作家的创作已经汇入中华多民族书写的文学共同体中，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学多姿多彩的斑斓景象。所以，从某种特定意义上看，藏区藏族文学创作必然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创作的构成部分。与以前相比，新世纪藏区藏族作家们在关注和融入多民族文学创作方面是取了积极进步的姿态。他们的多民族书写既反映了作家们基于现性的民族认同意识，也证明通过文化冲突，文化变迁必将达到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现代科学规律。
新世纪藏区文学创作呈现的“多民族书写”概念主要含蕴了四个层面的意义。
一是汉族作家或其他族群作家写藏区和藏族同胞生活的作品。比如，非藏裔作家有藏区生活经验，或有长期藏区生活经历，或者了解藏区历史、文化、生活，擅长写作藏区题材，而创作的作品。马丽华、泱风、刘金元的散文；裘珊珊、何马、杨志军的小说以及彝族作家俄尼牧斯写藏区生活的作品等等即属此类。这类藏区书写看重的是异域风情形貌的涉猎，给予读者的是一幅文化场景的绘制或一段生命历程的体验。对作者而言，他们更想传达的是中华民族地域广袤，族群众多，生活样态丰富的文学认知。所以文中不乏对藏地景物风土、对藏民生活与历史的溢美性书写或猎奇性书写。于是，《藏地密码》带给人们无尽想象和渴望；《藏獒》因动物而及人，延伸了对一个边地族群无由的好感；《我在天堂等你》更是从一个政治命题上，开掘出对藏地、生命、爱情、民族的复调意蕴，使艰苦的生活、苦涩的爱情在藏区绽放幸福的花儿。
二是藏区藏族作家写非藏区或者非藏族生活的作品。比如阿来的《梦魇》，写的是现代内地都市和现代人的困惑，并不涉及特定藏区或汉区生活。仁真旺杰的创作或者写彝区生活和彝藏交融，或者写居处藏区的其他民族的生活。如《姨父汪怀明》、《藏寨里的一双汉族老人》。泽仁罗布的小说《举起你的手》写了现代城市一对父女（族裔不明）在价值选择上的冲突，并未呈现任何藏区生活经验或藏区藏族生活痕迹。但是这类书写更多地表现了现代文化带给民族融合的客观现实，以及不同民族交融的现实必然性。
三是藏区藏族作家写藏区藏族生活或藏族与其他族群共同生活的作品。由于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和现实，藏族作家的创作不仅仅写到本族群的生活、历史、文化，也会自然而然地写到生活中“他者”族群在藏区的生活以及藏裔族群与之交流、融合、涵化的过程、形态等等。比如达真的《康巴》、《命定》、《落日时光》、《放电影的张丹增》、泽仁罗布的《空隙》、阿来的《瞻对》《空山》等等都写了藏区多民族交流融合，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与现实；多吉卓嘎的《藏婚》写了汉族女子与藏族男子（好好与嘉措）的爱情纠葛，也写了汉族女子莲与藏族活佛洛桑的美好婚姻。
四是藏裔作家与多族性作家写藏区的生活。比如，以康人署名的《弯弯月亮溜溜城》就是由二十一位分属汉、藏、彝、回、土家等不同族裔的作家接力创作的反映康巴藏区生活和康巴人情感的长篇小说。还有的作家身份是多重的，父辈或祖辈早已实现了民族混血的事实。在藏区的藏族作家中有不少的出身背景属于藏汉融合，藏苗融合、藏羌融合、藏回融合等等多种民族混融情况，还有的是出身于藏地成长于内地，有的出身成长于内地生活创作于藏地，以及祖辈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情况。如此即给他们的多民族书写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源泉和多彩的民族生活摹本，为他们夯实了多民族书写的文学基础。
本文论述的范畴主要指第三、第四层面的情况。藏区藏族作家们的多民族书写有客观历史和现实的情景规定：比如封建时代对藏区治理的历史，藏族与汉（或多民族）经贸活动形成的民族杂居，的政改、后的民族交流融合，改革开放后尤其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发达进步的藏区现实等等。对生活的客观摹写是多民族书写的自然因子，“见与不见，她都在那里”，客观无法回避，多民族书写也不可回避。另一方面，现代视域的建立，“和合同一”国家情怀的形成以及检省历史、审视现实后获得的理性思考，促成了作家们多民族书写的自觉性，也让他们摆脱了狭隘的文学视域和思想上民族固封自闭的文学思维。《瞻对》在写清政府对瞻对地区先统而不治，后“改土归流”民族同融时，作家的识见跳出了狭隘的民族本位视界，客观地评断了通过政治治理手段，获得民族认同以及民族认同对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积极意义。“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使他们成为民族的，正是他们对这种伙伴关系的相互承认，而不是使这个类别的成员有别于非成员的其他共同特征。”[6]（P.1）在阿来的《瞻对》中显然反映的正是这种20世纪以来代表着先进思想理论的经典民族认同思维。达真的《康巴》，汉、藏、回不同的民族交织在藏地历史的阔大背景中，在英雄主义、心灵史诗、民族融合的多重奏里，回荡着民族和睦友爱的笛音。其《命定》写到藏、汉子弟在保国抗日的滇缅前线，共同收复腾冲，攻克松山，抗击外敌，为中华民族国家捐躯。生命的价值定格在多民族家国的完整、巩固，人类命运的自由自主，达真的内心一定鼓荡着一面中华民族国家大义的旗帜。多吉卓嘎的《藏婚》更是将最好的家庭模式，最美的生命形态赋予给藏汉结合、藏汉融合的民族想象，汉族姑娘莲和活佛洛桑的美满婚姻所暗示和象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综上所述，新世纪藏区文化转型使藏区藏族文学创作有了突破的契机。构建现代视域，关注文化变迁，呈现多民族融合现实成为藏区藏族作家的创作自觉。在现代视域下藏区藏族作家们理性地审视历史，面对现实，开掘思想，书写人类意识，抒发家国情怀。这一切构成新世纪藏区藏族文学丰富而现代的新风貌。
注释：
①事实上文化冲突的存在是长久而复杂的。英籍华人作家书云的纪事文学《一年》写到2008年他们在距拉萨不远的江孜县驻地拍片一年，现实中接触到的一妻多夫制家庭并不少见。这种形式的家庭在改革开放前大多禁止了，可改革开放后又在民间普遍出现。类似汉族过年放爆竹的习俗禁而不绝，卷土重来。藏族女作家格央在其散文集《雪域的女儿》之《八廓街的康巴女子》中也写到拉萨城里经商的女性吉央、宗措的嫂子等新世纪的藏族女性都组成了一妻多夫家庭。这种情况恰恰说明文化存在的顽固性，文化改造的艰巨性。
参考文献：
[1][英]斯蒂夫・芬顿.族性[M].劳焕强，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2]阿来.看见[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3]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篇13
景东彝族自治县位于滇西南中部，普洱市北端，周边分别与大理、楚雄、临沧等州市相毗邻，国土面积4532平方公里，辖9乡4镇、166个村民委员会、4个社区、2345个村民小组，全县总人口36万人，境内居住着汉、彝、回、傣等25种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9.5%，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2.27%，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山区农业县，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民族文化丰富的山区小城，历史上曾涌现出了同治皇帝老师刘、四省巡抚程含章、晚清云南五大诗人之一戴家政及谢遇清、侯应中、罗大任等文化先贤，历史名人。珍藏着历任25任知府的陶府4000多件出土文物，流传着火把节跳歌、跳菜、耍龙、耍狮、花灯、杀戏、洞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民风和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根据这些独特的自然人文风情，县委政府着力把我县打造为普洱市的民族文化大县，那么积极开展健康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是打造民族文化大县的关键和支撑点。
一、群众文化的定义及特点
群众文化：是以群众为主体，由群众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主要是以满足人民大众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是以自身活动为主体，以文学艺术为中心内容的社会历史现象。是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它包括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化工作和群众文化生活等要素，具有以下特点：群众基础的广泛性。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不受民族、区域、季节等限制。而恰好这些特点，恰好是打造民族文化大县所必具备的。
文化特有的几点共性为促进群众文化健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享有的民主性是群众文化与专业文化最显著的区别，表现在文化参与的广泛性和文化享有的民主性。群众文化范畴，人民群众能通过自身参与文化活动来实现文化接受与文化创造的双向转换，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独特的文化传递性。群众文化由于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亲和性”，它的传递不受时空的限制，更具有广泛性和时效性，群众文化的特殊地位，使其文化传递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多元文化的互补性。当代多元文化环境下，群众文化越来越富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在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中，群众文化的组织、创作、研究、辅导都不断扩大视野，不仅考虑接受对象，也关注其他社会文化形态的发展状况，增强互相学习，借鉴的互补性。这些文化特有共性恰好为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奠定基础，为我县打造民族文化大县找到支撑点。
二、群众文化是对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和发展最好的载体
早期的民族民间文化，受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其视野较为狭窄，表现形式较为简单，一般把生产对象和劳动过程作为主要的表现题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这种民间文艺也逐步扩大了，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民族民间歌舞、武术、戏曲、典艺、故事、谣谚、皮影、剪纸、绘画等形式；反映某一民族或区域习惯风俗的礼物、节日文艺活动、民族体育活动、饮食、民居、服饰、器具、建筑；在一定范围流传的语言文字、传统医药知识，有价值的手稿经卷及碑喝盈联等。民族民间文艺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是大众愿望和审美情趣的体现，是一种文化生活。民族民间文艺有鲜明的个性，即口头性、集体性、流传性、通俗性。
民族民间文艺与群众文化水融，密不可分。群众文化吸收了民族、民间文化中一些有益的东西，包容了传统文化的许多形式和精神。目前，许多群众文化活动的优势，都来自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鲜明的民族民间特色，浓郁的地方风味，为群众文化提供了健康的思想内容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参与。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亲自参与，才艺得到展示，心理得到满足，情绪得到提高，这就是民族民间文艺在群众文化活动中最显著的特色和优势。民族民间文艺鲜活直观、朴实无华，有着旺盛的生命。没有任何文件，没有任何命令，我县民间流传的农历二月八日必须祭龙，六月二十四撒火把、打歌等，中秋节吃月饼盼团圆等都是群众文化最突出的表现，虽然群众文化传承和弘扬了民族民间文艺许多内容和形式，但二者并不能等同，群众文化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传播手段都比民族民间文艺宽泛得多。综上所述都是群众文化开展取得效果和作用，我县是一个多民族相融的山区县，引导老百姓们积极开展健康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是我们打造民族文化大县的关键所在，也是繁荣我县群众文化事业的关键所在，因此，我馆先从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群文队伍入手，要开展好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工作，人才是关键。只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文化人才队伍，才能更好地将文化发展成果惠泽于民，而要打造这样一支高素质的群文队伍，我馆采取了以下方式进行：
1.加强学习，定期培训，打造一支专业文化队伍。目前，我馆群文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服务意识参差不齐，影响了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着力打造一支专业的文化队伍是关键，因此，我馆采用定期对馆上业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另外采用送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到同行业务开展好的馆上进行交流学习，邀请群文方面的专家学者来授课，进而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还有采取用定期进行业务考核，并将考核成绩纳入年终考评，这样做有效地提高业务人员的业务水平，服务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