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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国经济增长6%，美国2%，相对通胀加汇率变化1%，这样6%-2%+1%就是5%。当然也还有其它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受到有关中国和全球经济中若干重要因素的影响，可以把这些因素概括为影响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六大趋势，其中前两个有关中国，后四个关乎全球，包括中国。这六大趋势中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既有压力和张力，也有推动力。
第一，中国经济转型。过去十年中国从低中等收入迈向中等收入，今后十年中国将从中等收入迈向中高等收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根本原因就是告别低收入和高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常态。这种新常态是长期的，但未来十年很关键。中国经济必然转型，消费会提升，服务业比重将扩大，制造业将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把结构性改革等同于结构调整。其实不然，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矫正市场扭曲，促进创新。而结构变化只是结构性改革后市场发展的结果。所以，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而是深层次的改革。
第二，中国新型政商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商关系显著的特征是一种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紧密型关系，新型政商关系则要达到政府和企业的新境界。要实现这种境界就必须把政府与企业、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建立在透明、规范的法制基础之上。我在两年前的绿公司年会上发言，主题是讲法治是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现在则想进一步说法治也是决定新型政商关系的制度基础。中国法治化进程将决定中国的新型政商关系的进程。
第三，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首先是发达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2016年戈登的《美国经济增长的崛起与衰退》成为一本畅销的经济学学术著作。他分析了自1870-2015年的145年间的美国经济增长，并预测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将进入2%或以下的区间，而不是通常期望的3%左右。在发达经济体中欧洲的经济增速可能比美国低，而日本的可能比欧洲低。在金砖四国中，巴西和俄罗斯今年是负增长，今后前景也不乐观。亮点是在印度和中国。IMF最近调高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同时调低了对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可能性大于加快的可能性。
第四，全球化趋势减弱。过去十年间发生了一个重要转折，就是全球化在经历快速强烈发展之后，开始出现减弱甚至逆转的态势。去年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贸易下降，以本币计价的全球贸易虽然增长，但增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仅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都有朝着逆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倾向，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竞选中，主张维护劳工利益的左派批评全球化，打着维护本国利益旗号的也质疑全球化，所以全球化继续向前推进并不乐观。
第五，科技创新效果复杂。今日世界是一个创新的时代，科技创新一方面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带来的效果却不简单。之前的科技创新主要是以机器替代人的体力，这一次科技创新则是以技术替代人的脑力。Alpha Go战胜人类围棋高手，凸现出人工智能的应用潜力。两年前麻省理工学院的布莱恩约布森和麦卡菲在《第二次机械革命》一书中就预测到，这一轮科技创新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同时可能会造成大批人失业或无业，这尤其会发生在有知识的人当中。所以，我们为科技创新鼓舞的同时，对效果的复杂性不能掉以轻心。
第六，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成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学术著作。可见人们对这本书的中心话题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关注程度。尽管过去30年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在缩小，但是在每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却在扩大。在一些发达国家其不平等程度回到了19世纪末的时期，收入分配不仅是公平问题，也是效率问题，因为它会影响政治走向，也影响经济走向。
以上这六大趋势和它们之间的交织作用一定会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走势，但是企业和企业家并不只是被动地等待和应对。回顾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中有两条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二是人的激励和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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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目标 明确“改革”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三个平衡 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四要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
五项任务 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八个更加注重 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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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率与公平并重
毋庸置疑，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政策取向也导致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根据基尼系数来判断，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左右，远远超越警界线（见下表）。
中国1990～2011年基尼系数
如果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必将进一步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破坏国民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事实上，效率与公平并非完全对立的，公平促进效率，不公平导致低效率。没有公平，效率难于持久保持；没有效率，公平也难于实现。高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及分配体制等都应该是合理、公平、公正的。同样，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其资源配置也定是科学、合理和高效的。更为重要的是，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与前提。有效率，社会才能健康发展；有公平，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二、区域间统筹协调发展
区域间统筹协调发展战略是政府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从中国区域发展全局出发，全面综合地考虑各区域发展的各个层面、环节，以政府资源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基础上提出的。目的是逐渐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促进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区域间统筹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使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相互衔接、相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相互配合。通过非均衡的手段，最终实现均衡协调发展的目的。破除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的藩篱，努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可以预见，区域间统筹协调发展，是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
三、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城乡二元经济和“三农”问题，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有效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内涵是要把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市民与农民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中，建立一套完整的以解决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为目的的有效体制与机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发展严重滞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就是要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积极改善农业、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增强可持续的自我发展能力。其重点是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和社会保障等的投入，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切实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予以推进。同时，必须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积极推进非公经济发展，壮大经济实力，打造优势产业，为城乡一体化提业支撑。
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在可预计的未来一段较长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必然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否则，经济的增长将很难维系。这就需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要以人口适当控制、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为基础，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资源、环境的持续供给，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不仅为本代人还为后代人提供了可持续的供给，其数量和质量构成了区域经济活动规模的限度。这就要求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提高资源产出率，增加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建立节约型社会。
环境是自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支持能力，同时，环境又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为后果。人类社会对资源的索取和利用不能超越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否则，将导致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不断恶化，最终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五、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预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将仍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因为它不仅关乎西部地区的繁荣事宜，而且关乎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西部大开发已经走过十个年头，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仍然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小，产业配套能力弱，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低，粗放型经济特征明显，比较优势没有在国内外市场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国家要在产业布局上加大对西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逐步改变西部地区现存的经济格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现象，这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规模扩大提供了契机。因此，西部区域要积极创造条件，改善基础设施，围绕区域资源与产业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发展步伐。
六、中部区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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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公布了钢铁工业结构调整意见,规定了两年内国家不批准新建钢铁投资项目,并作出了支持钢铁企业要走出去发展的政策规定。国家这次对钢铁行业的调控有利于钢铁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能够帮助企业以正确的经营战略度过市场困难期,拓宽未来的市场经营领域,做强、做大中国钢铁企业和钢铁物流业。
目前,我国钢铁需求高消费、低增长的趋势已经显现出来。这种趋势的出现将带给钢铁企业、钢铁物流企业新的发展机遇,并引起铁矿石、钢铁市场运行态势发生重大变革。
高消费、低增长趋势的出现使铁矿石市场供需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中国和国际铁矿石市场供需平衡关系进入相持阶段,这种平衡关系仍很脆弱,不过态势正向着有利于中国钢铁企业的方向演变。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经济风险的演变前所未有。世界经济至少在一个阶段内难以再现2008年上半年以前的较快增长态势,不过这种情况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
这种重大态势变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既给企业发展带来了困难,也给企业带来了特定环境下的时展机遇。
第一,它决定了钢铁企业整体依靠国内投资扩建谋发展已经没有出路。钢铁企业将进入一个发展战略调整的新时期。企业将以重组和走出去为重点,拓疆布局,战略经营管理、战略协调在企业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面对发展中国家未来钢铁消费增长的趋势和铁矿石问题的严峻性,以及国内钢铁高消费、低增长时代的到来,钢铁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能否成功不仅关系到未来中国钢铁企业的国际地位和命运,也决定着中国经济如何走向世界。
第二,钢铁供需总量关系的相对稳定,决定了市场关系的稳定度增加。中国钢铁市场加快了向发达国家市场服务秩序建设的速度。国内钢铁市场在没有重大国际经济发展影响的背景下,只能在大势平稳中震荡波动。当前我们面临的市场困难将是一种市场常态,这种市场态势也是企业优胜劣汰的发展机遇。钢铁企业和钢铁贸易商需要把握和适应这个大趋势,不能背离市场演变的大趋势,把企业盈利发展模式寄托在市场价格的大涨大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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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一个经济战略的优劣，不仅要研究它的指导思想理论是否科学，还要看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是否代表时代经济前进方向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形成，除了具有广泛的科学理论准备外，通过实证分析，还可以得知其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的。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顺应了世界经济战略转型大趋势
从世界经济战略发展来看，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造就了人类300年来的辉煌，但同时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全球气候变暖等综合征。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都在思考。“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研究，对世界118个国家进行生态现代化定量评价后认为：2004年有15个国家处于生态现代化的世界先进水平，37 个国家处于中等水平，40个国家处于初级水平，中国等26个国家属于较低水平。可以预料，未来20 年，世界会有更多的国家生态现代化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世界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趋势已不可阻挡。”[1]15无论从当今世界还是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在朝着生态化方向迈进，推进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与此相适应的现代经济正在向绿色转变，使绿色经济成为主导型的经济形态。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各国的现代化大都以生态现代化为主题。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大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依赖高投入、高消耗的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这已成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就是在这样的世界经济战略转型背景下的生动选择，也正是中国政府在生态经济建设中，敢于承担责任作出对世界的庄严承诺。生态经济将决定着新一轮国家竞争力，谁领先一步，谁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并成为国际市场最大赢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大国，中国的选择不仅决定未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前景，也决定着世界的未来。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也是抢占世界生态经济发展先机的生动实践。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是顺势而为。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态势及自身准确定位下的必然选择
我国区域广泛、生产力发展又极不平衡，因此，必须采取区域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大的区域有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工业区、中部地区等，各种特色区域发展格局呈现雨后春笋，以功能区域划分促进经济发展，成为重要战略态势。因此，把鄱阳湖作为一种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是区域发展战略的大势所趋。鄱阳湖，从所处地理位置和生态特色、流域面积等来看，具有发展区域经济的优势，承载着特殊的历史发展使命，从而制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也是历史的必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对鄱阳湖经济区科学分析后，作出了“三区一平台” 的准确定位即：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加快中部崛起重要带动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它将有利于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有利于探索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的新模式，有利于构建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的新支点，有利于树立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形象；对于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在全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示范性。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是绿色经济实践基础上的有益探索
从国内经济发展实践来看，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却面临了工业发达国家同样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能源制约等问题，显然，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传统工业化模式必须转型。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保护生态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央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环境友好型和节约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崭新理念，在其引导下，我国人民在实践中探索符合国情的绿色发展道路，取得可喜成绩和初步经验，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从全国绿色经济发展来看，呈现从发展生态农业到生态工业；从建设生态省到国家生态示范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与示范区；从生态城市到生态文明村的态势。“目前，我国共建立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13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50个、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100余个，遍及全国87%以上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绝大多数都实行“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的发展战略，使我国一些省、地区、城市开始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的绿色经济发展道路。这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坚实的现实基础。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是立足江西特色的务实之举
（一）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对江西发展战略的继承与创新
江西历届政府在发展战略上进行了努力探索，紧紧抓住了生态建设这个纲，坚持了既继承又创新。1983年，针对我省山区毁林开荒、湖区盲目围垦和滥捕等短期行为，我省作出了实施“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的发展战略，积极探索“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贫”这一全新的生态修复和发展模式。“经过20多年的努力，使江西的森林覆盖率由37%提升到60.05%，水土流失面积下降近三分之二，鄱阳湖体面积增加40%，成为全球恢复植被的典范地区”[3]，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高度评价和支持。进入到21世纪，继续以山江湖工程作为新世纪实现江西崛起的奠基工程，提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发展战略。随着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新一届江西领导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理念，提出“生态立省，绿色崛起”的发展战略；认识到江西最大的优势是生态，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成为江西人自觉的理念，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配套行动。2008年，江西作出了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大决策，经过近两年的艰辛工作，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鄱阳湖迈向了生态经济建设的快车道。
（二）立足江西省情
1.生态是最大的省情。“全省五条主要河流监测断面Ⅰ～Щ类水质常年保持在80%以上，2010年要力争达到90%；有一流的空气，全省11个设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2010年力争县以上城镇全部达标；有一流的生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居全国第四位，全省森林覆盖率超过60.05%，居全国第二位，鄱阳湖地区以占全省3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近50%的人口，创造了60%以上的经济总量，是我省经济密度最高、承载能力最强的地区，是我省最有条件、最有潜力实现重点突破、率先崛起的地区，也是最有实力、最有希望支撑中部崛起、参与全国区域竞争的地区。”[4]绿色生态成为推动江西发展的内核动力，因此，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立足江西生态特色，是更好利用自身优势的务实之举。
2.面临的现实问题。“20纪80年代，由于自然、社会、经济等原因，当时的江西，森林锐减、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全省森林覆盖率由1950年的52.7%下降到31.2%；鄱阳湖面积由1950年的5 050平方公里萎缩到3 283平方公里。”[5]因此，保护鄱阳湖生态环境成为迫切需要。江西又正处在人均GDP2 000美元向3 000美元迈进的关键时期，国内外实践表明，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资源能源压力不断加大、生态环境质量容易恶化的矛盾凸显期，必须探索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子。同时，江西欠发达地区的地位尚未根本转变，作为欠发达地区，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快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因此，要根本转变欠发达地区的地位，必须从全局着眼、从长远出发，保护江西的青山绿水，为未来赢得更多的发展权利、更大的发展空间。综上所述，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对江西原有经济发展战略的继承、提升和创新，是立足江西特色的务实之举。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形成，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的，是一项应时而生、顺势而为、前景光明的重大战略。它把握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代表了时代经济潮流，落实了中央指示精神，契合了江西发展实际，因而是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前瞻性的发展战略。认知到这一点，对于增强我们信心，从而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实施，以及如何去实施都是十分必要的。只要有科学的良心，探索的勇气，努力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变成现实行动，我们相信历史决不辜负4 400万江西人民，江西也必将迎来生态经济发展的辉煌未来，为中国乃至世界生态经济的发展做出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江西省社科院课题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欠发达地区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模式的探索[J].江西社会科学，2008，
（8）.
[2] 科技部.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授牌仪式暨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EB/OL].http：//most.省略/tpxw/200812/t20081209
_661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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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首先对研究院目前的发展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计划进行简单的介绍。他表示，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产业创新与金融发展相结合，可能成为新常态下产业升级的突破口。
郭夏表示，过去我们只关注了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当前我们应该关注金融创新，包括智慧金融、财富金融、海外金融、绿色金融、网络金融，以及信用金融。他还表示，真正的智慧型传媒机构，应该以研究为龙头，将“金融创新大趋势”作为龙头产品，并且应定期提供研究报告。此外，在金融创新的大趋势下，还应积极关注新人物、新企业、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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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崛起观
亚洲正在从贫穷逐步走向富足，现代化发展非常显著。从1945年到1995年，这期间其人口总数增加了4亿，而贫困人口却由4亿减少到了1.8亿。“从人均GDP的增长、福利的增加、贫困的减少等指标看，东亚明显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2]p23世界银行已宣布，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和任何区域，都从未像当今的亚洲这样取得了如此惊人的经济增长，并得出结论：东亚的发展经历是一个经济奇迹。“在过去10年中，亚洲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10％，未来10年，亚洲的中产阶级将会增加1－2倍。除去日本，亚洲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到2010年将达8－10亿，其消费水平也十分惊人，预计为8－1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约是现今美国经济的150％；而英国中产阶级用了将近一个世纪才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以今天亚洲的发展速度计算，不用10年，这一进程便会完成。”[1]p81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国内市场，消费导向型模式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取向。与此同时，亚洲产业结构由于后发优势正在从传统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制造业向以计算机和通信为主的制造、服务业的高科技密集型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约翰·奈斯比特认为全球经济正在从单一国家经济走向网络集团经济。亚洲的经济发展特点更为明显，例如华人率先建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种族网络——海外华人：新的经济势力网。“在当今这样一个资本与天赋不分国界的时代，华人正可以担当一个桥梁的角色，去连通整个亚洲资金、观念、市场与谋略，并进行广泛交流，共创新世纪。” [1]p16－17这种网络集团经济成为亚洲崛起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跨国的海外华人经济圈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势力。如果把海外华人看作一个整体，其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海外华人控制了除日、韩两国之外的所有东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香港、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和新加坡的华人在亚洲的已超过日本。华人亦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最大外次资来源。中国80％的外资也来自海外华人。” [1]p12世界发展需要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战后亚洲崛起主要表现在为亚洲进入现代化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都市化趋势改变着亚洲的面貌。应该注意的是，亚洲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例如大都市的膨胀。
亚洲意识观
经济发展引发了亚洲人正经历着一场深远的文化革命，改变着亚洲的自我形象、文化与传统，“随着亚洲经济日益繁荣，政治逐渐开放，无论个人、公司商号或各种机关体制，都拥有愈来愈开阔的选择空间。两性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劳资之间，渐渐呈现出新模式、新结构，以及新的人际关系。”[1]p42亚洲社会从传统模式走向多种模式。而亚洲意识则是亚洲人由传统社会迈向多元社会的过程中重塑的自我价值观：做自己的主人，决定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担任的角色，改变过去不平等的世界地位。民族的亚洲、觉悟的亚洲、革命的亚洲与忧患的亚洲正在被自信的亚洲、集体的亚洲、道德的亚洲、文化的亚洲与共识的亚洲所取代。
自信的亚洲：亚洲人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亚洲的心灵终于从困境中解脱了。东方可以对西方说：“别指手画脚了”。亚洲人开始以亚洲人为荣，对亚洲充满信心，发现自身的优势。这种自信将会发展成为具有亚洲特色的模式与风格。
集体的亚洲：从民族的亚洲、忧患的亚洲开始向共同体的亚洲发展。过去共同体亚洲观念缺乏，而集体亚洲观念已建立起来特别是东亚危机以后，亚洲共同体意识明显增强。
道德的亚洲：家庭的信赖与个人的责任感，自给自足的精神与开拓创新的精神。亚洲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例如从男权统治走向女性崛起，亚洲女性作为社会的主体之一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文化的亚洲：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优点的继承与发扬，责任的观念、秩序的观念、集体的观念、纪律的观念等等道德文化为亚洲和世界的文化建设服务。
共识的亚洲：从“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转为“一个国家，一种共识”——多元文化和平共存以及成功地调和移民和当地人民地“共识”。亚洲人由于合和精神接受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所产生的差异。多元文化塑造“共识的亚洲”。
亚洲模式观
奈斯比特明确指出：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亚洲崛起的自信使亚洲人相信自己的能力发展出自己特色道路。奈斯比特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他认为亚洲正在从政府调控走向市场驱动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多数学者认为亚洲政治经济模式的特点在于“政府主导型”发展道路。如果从纯经济角度讲，市场经济的作用确实比以往更大，或者说亚洲的市场经济更加健全与完善。
约翰·奈斯比特肯定亚洲模式主要在于对文化与发展关系的肯定，亚洲模式的基础就是亚洲独特的文化，文化与制度的互动产生出二战后亚洲的崛起与模式发展。亚洲人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平等、和谐、公正、稳定是亚洲现代化模式的追求目标。亚洲正以一种独特的亚洲式的思维方式创造着自己的发展模式。亚洲的发展模式已经证明：亚洲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换转换中呈现出多样性和新的个性，亚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画面。
亚洲影响观
亚洲的崛起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亚洲也是世界新秩序建设的强大力量和重要参与者，“东亚的经济崛起正在形成一个新兴的经济圈，或经济－文化圈” [3]p27东亚已成为世界不可忽视的力量：“亚洲崛起首先是经济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将是政治势力的扩张和文化影响力的渗透。”[1]p246欧洲、北美、东亚正在形成当今世界经济的三足鼎立局面。
亚洲的崛起意味着告别过去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统治史。亚洲与西方的关系开始走向平等关系，自东向西的重新定位。“东方社会日益趋向功利化和高科技型，面临精神危机的西方人越来越东方化。东、西方两者文化、经济交融之时，世界将会更加生机勃勃。”[1]p56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时代。
“东亚现代化初步成功的理论价值在于：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或欧化，现代化道理并非只有一条。现代化的模式也并非只有欧洲或美国的经典模式，人类的社会发展具有多样性，现代化的模式同样也具有多样性。” [4]p7东亚发展模式是一个新型的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也是亚洲崛起的重要意义，“近150年间，当西方人享有他们创造的进步和富奢时，大多数亚洲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经济的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善结合的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在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二十一世纪。”[1]p275
评价
约翰·奈斯比特的著作《亚洲大趋势》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崛起和东亚模式给予了全面的支持与肯定。特别是在关于亚洲模式的争论中，奈斯比特给以了积极的回应。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够克服西方中心论来表达西方学者的亚洲社会历史发展观。虽然可以看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子。
奈斯比特是一个社会经济研究者，他认为企业就是财富、成效、经济活力的真正创造者，认同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所以难免会产生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但可以看得出奈斯比特在书写的过程中尽量避免这一倾向，尽量给予客观评价。
《亚洲大趋势》于1996年出版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引起广泛关注，并在数月内被译成多种文字。这本书内容丰富、分析独到、文笔新颖、引人入胜，对于我们分析、认识和预测亚洲及整个世界的形势，不失为一份很好的参考材料。因此这本书成为东亚学研究的名著。
参考文献
[1]（美）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蔚文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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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养老金这块蛋糕做大随着城市老龄化现象不断升级，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未来的老年人谁来养，便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与美国相仿，我国当前也遇到了人口结构的问题，要把养老金这块蛋糕做大，已不能仅仅依靠人口红利，而应通过资本市场的红利来解决。
国金证券财富管理中心分析师 孙
符合成熟资本市场大趋势养老金入市，符合成熟资本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大趋势，对长期稳定市场，尤其是稳定大型蓝筹股有好处。但管理层的这番言论，从建议到真正付之于行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难以改变当前弱市格局。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戴相龙
地方养老金部分用来买股票还是可以的“十二五”规划已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对于国务院有关部门酝酿建立基本养老保险机构投资运营机构，表示“非常支持”。地方养老金如果收上来，有一部分用来买股票还是可以的。
知名财经评论家 叶檀
绝不能因果倒置社保基金入市，从来不是大牛市的前提，而是市场健康发展之后的结果。我们绝不能因果倒置，因为股市低迷而推进中国版401K计划出炉，而应该在市场根本性制度改革之后，让社保基金入市，让更多的国民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中国社科院 郑秉文
出现亏损后果谁都无法承担养老金的建立有且仅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使受益人的受益最大化，任何利用养老金托市，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说法都是错的。养老金的运营独立于政府，没有哪个政府敢利用养老金托市，如果出现亏损，其后果将是谁都无法承担的。
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赵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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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方式、调结构和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形成历史交汇点。“十三五”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特征是与全球“工业革命3.0”同步推进。把握好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重要机遇，主动进行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中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工业信息化、服务化特点突出。工业与信息化高度融合，工业的个性化、服务化特点逐步凸显。我国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反映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变的大趋势，即有望到2020年初步完成从工业2.0向3.0的升级，并奠定走向工业4.0的重要基础。
“互联网”制造业升级的突出优势。能否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新机遇，充分利用初步形成的“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变革，对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有重大影响。
第二是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
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50%左右。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4.77%，估计到2020年将达到60%。问题在于，人口城镇化率太低，2013年仅为36%。缩小人口城镇化率与规模城镇化率的缺口，需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等制度创新，努力争取到“十三五”末期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并把它作为“十三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约束性目标，由此通过人口城镇化释放出蕴藏的巨大发展红利。
到2020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2014年，中国农民工人数接近2.7亿，同时，绝大多数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意愿是落户城镇，总的看，2020年是“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的节点。
第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
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10年前，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生存型消费支出占相当大的比重。这10年，发展型消费比重明显提升，如教育、医疗、健康、旅游等。据统计，1990年―2013年，城镇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从32.39%提高到54.42%;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从33.43%提高到55.72%。
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的升级。这几年，人们对绿色消费、信息消费、便捷消费等新型消费的需求进一步提高，比如，这10年，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
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的升级。目前，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已接近40%，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45%以上，一些发达地区有可能超过50%左右。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消费总规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左右，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与消费潜力的释放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空间。
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表明，未来5年-10年中国经济增长蕴藏着巨大潜力，经济向好的格局没有改变。
产业结构调整、创新能力提升、全面改革突破将成转型升级三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产业结构调整从工业主导转为服务业主导。
首先是经济结构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如：目前，虽然服务业增加值规模明显增加，今年上半年占GDP比重达到49.5%，创历史新高，但与发达国家70%以上水平相比仍然偏低，这使“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
其次是结构调整进程中的矛盾问题逐步凸显。如：劳动力成本明显提高，这也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之一;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增强，高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型制造业难以为继。
再次是提升国际竞争力需要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业比重太低，占GDP的比重仅为15%左右，同发达国家有1倍以上的差距，已成为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掣肘了“中国智造”进程。“十三五”要努力使生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5%提高到30%。
第二个挑战：创新能力提升从投资拉动转为创新驱动。
创新驱动关键是科技创新能力，但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上处在中等偏下的水平，尤其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60%左右。
依托“互联网+”，加快形成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互联网+”是中国实现技术赶超的历史机遇，下一步，需要加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环境，激发“互联网+”带来的巨大潜力。
创新驱动重在教育。要加快形成创新型、开放性、专业化的教育体制，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十三五”教育改革，需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加快推进以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为基本目标的第二次教育改革。
第三个挑战：全面改革突破从被动改转为主动改。
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难度很大，在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阶段，要使改革不走回头路，并有所作为，需要尽快形成改革的大环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需要建立改革的激励机制，需要鼓励地方的改革试验。
速度与结构、短期与中长期、政策与体制将成转型升级三大关系
一是速度与结构的关系：从更加注重速度到更加注重结构。
“十三五”的经济增速要为结构调整预留空间。“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关键阶段。在保持经济6%―7%增长的同时，要把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既有增长周期的原因，更有发展方式的问题。客观地看，这些矛盾和问题大都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直接相关。不能因为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而忽略转方式、调结构的目标。
调结构的重点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总的判断是，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牵动影响转型升级全局：一是近几年，中国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GDP增长约0.4个百分点。如果“十三五”服务业年均增长10%，可以带动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为中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二是目前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吸纳约100万个新增就业，如果服务业年均增长10%，未来5年每年将吸纳新增就业1000万人左右，成为吸引就业的主要渠道，并为创业创新开辟巨大的市场空间;三是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关键在于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业比重明显提高;四是如果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能源消耗量将下降14%左右，二氧化硫将减排18%左右，将为形成绿色发展新常态创造有利条件。
“十三五”有条件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估计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55%以上。做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一是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1年-2013年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长10.6%，2015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比接近50%;二是服务业的投资空间巨大，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远没有得到满足，到2020年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少需要新增数十万亿元的投资;三是工业部门80%以上是制造业，属于高度市场化部门，而服务业50%以上仍被行政力量垄断，一旦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能。
二是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从关注短期到谋划中长期。
立足中期。立足2020这个中期，不仅可以缓解短期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强转方式、调结构的动力，而且能够为10年、20年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立足中期，缓解短期。立足2020，客观认识经济转型时期带来经济下行的短期压力，由此找到一条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就短期解决短期，不仅难以解决问题，搞不好还会带来更大隐患。
“十三五”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节点。2015年-2017年是一个小坎，这三年顺利过去，2018年-2020年就会有较好的增长势头;2020年是一个大坎，越过这个坎，未来10年实现6%―7%的经济增长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在于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的大市场蕴藏着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三是政策与体制的关系：从依靠政策刺激到着力体制创新。
关键在于激发市场活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短期内政策刺激起托底作用。但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适应发展趋势，在制度创新中发挥政策的放大效应。
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是重点。服务业市场开放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又是市场化改革的战略重点。改革开放37年来，工业部门绝大多数领域的市场已经高度开放，但服务业领域市场开放严重不足，服务业难以利用国内社会资本和外资做大“蛋糕”。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比重为12.3%，明显低于2013年全球19.6%、美国22.1%和印度26.5%的水平。“十三五”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中之重是让市场在服务业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建议把2020年服务贸易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将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把加快服务业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重点，通过发展服务外包提升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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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分别为9.7％、9.5％、9.1％，而第四季度8.9%的GDP增速创近两年来新低点。
“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到目前看主要还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是我们让经济增长回归常态。”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分析认为，货币政策大幅回收流动性，各项刺激政策到期退出，房地产受到调控，意图是稳定物价，去除泡沫，让整个经济增长依靠内生力量，回归到常态。 但是，经济增长放缓并不仅仅是2011年的关键词，也将贯穿于未来一段时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是未来的主基调。“2003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长，但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外部需求的减少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至今仍没有消除。” 他指出，由于外需调整尚需时日，而国内消费一时不能快速填补外需减少的空白，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等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大趋势必然是走向相对减缓增长的平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第三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就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的趋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有两个趋势基本确定：“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逐步向9％甚至更低过渡；二是物价内在、外在上涨压力交织，并将较长期存在。”
对于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绝对不是一个悲观的结论，我们应持一个积极的看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保持乐观。他说：“中国经济如果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比如由10％左右降到6％～7％，我个人估计大体上三五年以后，中国经济可能就会转入一个大概6％～7％的中速增长的阶段。但是即使进入了所谓的中速增长阶段，我们还有潜力继续保持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如果能保持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将会成功地跨越各种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一个高收入的社会，对中国来讲，这也是一个成功的标志。”消费类防御性优势凸显。
经济增长放缓有其必然性，却又不必过于悲观；经济增长放缓对股市也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机会仍然存在。
湘财证券福州五四路营业部副总兼首席投资顾问张积椿认为，中国经济虽然面临着许多难题，但是中国模式决定了中国政府有能力动员其掌握的丰富的资源，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尤其是在极端险峻的局面中。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虽然经济增长的放缓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经济放缓，但是一些板块可能在此背景下却凸显出其优越性。最为典型的就是消费类板块。“消费类，特别是一些有刚性需求支撑的种类，如食品饮料、医药等行业，受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较小。”渤海证券福州营迹路营业部投资顾问郭光琛说。
张积椿还特别指出，从广义上来看，能源消费也可以被并入消费的概念中。而能源消费，特别是石油、石化产品的消费应该是持续看好的。 “我国的汽车保有量持续上升，可以判断汽车保有量和汽车能源消费的增长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受经济下行影响较小。”他说。
篇11
双周视点
国进民退将恶化中国收入分配
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享有特权。在一视同仁的制度下，如果国有企业是垄断的话，那也应该是国家管理的，垄断企业的分红如果跑到政府手里，应该用于减税、补贴穷人，或者分红后直接打入医疗保险基金，但现在整个方向是相反的。因此现在不是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方向的问题。国有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投资、收购私营企业，甚至海外扩张，实际上是在建立自己的帝国。
(黄亚生)
中国需要第二次改革
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使中国从生存型阶段开始全面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将逼迫中国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二次“转型”，直接依赖于第二次改革。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功与否，更关系到中国今后30年的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
(迟福林)
唱诗的孩子提前看到了权力的骄矜
正如民间段子写的，“罚款和创收在……一起、听证和涨价在一起、改制和鲸吞在一起、考察和观光在一起……”我们还可以续个尾巴：“官员和赞美诗在一起。”不是官员需要赞美，是自由的权力需要恭维，借以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那些有机会给局长唱赞美诗的孩子，提前看到了权力的骄矜与傲气，对未来的反省与建设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宋桂芳)
公务员是职业不是政治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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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从经济密度、距离、分割三个维度系统描述了全球的经济格局及其发展规律[1]，经济密度的分布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密度则表现出了一系列不平衡的特征：地区之间差异过大。这种不平衡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差异过大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尤其在京津冀地区，行政壁垒严重制约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升级转移等方面要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面向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把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作为长期目标。
古典经济学认为，土地是支持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之一，而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产出水平则被认为是经济结构和发展状况的最直观反映。陈良文、杨开忠（2007）利用1996年、2000年和2004年我国各地级市的数据，分析了城市生产率与城市规模、城市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密度的关系，得出城市规模与经济密度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都显著为正。沈体雁（2011）等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等手段，对我国经济密度的分布进行多尺度、多维度与跨时间段的系统研究，刻画出了中国经济密度分布特征，并分析了其动力机制与政策效应。国内学者对经济密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沿海等发达地区，而对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密度差异的研究几乎没有，也没有做出进一步探究。因此，本文运用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等指标进行定量分析，评价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密度差异特征及变化趋势，并为缩小京津冀差异，推动一体化提供建议。
二、研究区域界定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单元
京津冀城市群位于东北亚中国地区环渤海的心脏地带，土地总面积约21.9万平方千米，常住人口1.09亿，包括2个直辖市和11个地级市。2013年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总值达到62 172.13亿元，是中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地区。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密度分析的基本单元，在时间段的选择上，选取近十年即2004―201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二）概念界定及数据来源
经济密度指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中程度，反映了城市经济活动中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协调区域发展和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鉴于指标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京津冀城市群的国内生产总值和面积作为基础数据，国内生产总值计量单位为亿元，土地面积计量单位为平方千米，经济密度单位为亿元/平方千米，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
三、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密度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
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到2004―2013年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的经济密度及京津冀整个地区的经济密度，由于篇幅限制，只列出了2004年与2013年的数据（见表1）。
2013年京津冀地区平均经济密度为0.286 8亿元/平方千米，其中5个城市的经济密度高于平均水平，依次是天津、北京、唐山、石家庄、廊坊，这5个城市的面积占京津冀地区总面积的29.66%，但生产总值占到了75.54%；低于京津冀平均经济密度的城市有8个，依次是邯郸、沧州、秦皇岛、保定、邢台、衡水、张家口、承德，这些城市的面积占京津冀总面积的70.34%，而生产总值却只占24.46%（见图1）。
虽然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密度均呈上升趋势，但京津冀区域内部差距非常明显：2013年，承德的经济密度只有北京的1/35，即使最高的唐山也只有北京的1/3多，而省会石家庄则只有北京的1/4（见表2）。
（一）绝对差距――极差分析
在这里，我们用京津冀13个城市经济密度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也就是极差，来反映京津冀经济密度的绝对差距，其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图2显示，京津冀经济密度极差呈上升趋势，由2004年的0.360 0上升到2013年的1.173 7，增加了226.03%。
（二）相对差距――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分析
1. 经济密度变异系数分析。变异系数用样本数据的标准差与均值之比来表示，可以反映出样本数据的离散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Cv=■■（1）
式中：Cv为变异系数，y为京津冀地区的平均经济密度，yi为城市的经济密度，n为城市个数。
计算得出2004―2013年京津冀13个城市经济密度的变异系数，其中京津冀经济密度的变异系数在2007年略有波动，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由2004年的1.194 4上升到2013年的1.405 7，增加了17.69%（见图3）。
2. 经济密度泰尔指数分析。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地区不平衡度的指标，经常被使用，可以反映各个城市经济密度与区域总体平均水平的离散状况。将区域的总体差异分解成区内差异和区间差异，进而可以揭示区内差异与区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计算公式[2]如下：
T=■■log■=TWR+TBR（2）
TWR=■PgTg（3）
TBR=■Pglog■（4）
其中：T为泰尔指数，TWR为区域内差异，TBR为区域间差异，yi为城市i的经济密度，y为地区的平均经济密度，n为城市个数，pi为城市的面积，p为地区的总面积。Pg为第g组城市的面积占地区总面积的比重，Vg为第g组城市的生产总值占地区总生产总值的比重。
根据泰尔指数的分解特征，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差异由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河北的11个城市内部差异构成（注：在进行总体差异分析的时候，将北京、天津作为均质单元，因此北京、天津的内部差异为0）。2004―2013年，京津冀13个城市经济密度的总差异呈扩大趋势，由2004年的0.310 3上升到2013年的0.320 8。区内差异也就是河北省内部11个城市的差异呈缩小趋势，从2004年的0.170 2逐渐下降到2013年的0.156 6，说明河北省11个城市经济密度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城市发展趋于平衡。而区间差异，也就是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之间的差异从2004年的0.140 0上升到2013年的0.164 2，在2013年区间差异超过了区内差异，说明京津冀三地之间经济密度的差异呈扩大趋势（见图4）。
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密度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比较
为了有所对比，我们还计算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密度（见表3、表4）。
长三角经济密度由2004年的0.262 4亿元/平方千米上升到2013年的0.889 6亿元/平方千米；珠三角经济密度由2004年的0.503 4亿元/平方千米上升到2013年的1.829 7亿元/平方千米。数据显示，近十年京津冀经济密度一直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且差距呈扩大趋势（见图5）。
为避免个别城市极端值的影响，我们还统计了三大城市群经济密度的中位数，其变化趋势如图6所示，可同样得出与上述结果一致的结论。
（一）绝对差距――极差比较
在这里，我们加入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密度极差，与京津冀城市群进行对比，其变化趋势如图7所示。图7显示，虽然京津冀经济密度极差呈上升趋势，但远远小于长三角和珠三角。
可以看出，京津冀的经济密度极差小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原因与三大经济圈中心城市的经济密度有关。因此，我们选取了近十年来京津冀的中心城市（北京和天津），长三角的中心城市（上海和南京），珠三角的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的经济密度进行分析（见表5）。
从表5分析可得，2004年北京的经济密度是南京的1.27倍，到了2013年是南京的97.70%，近十年北京的经济密度由高于南京变为低于南京，差距呈扩大趋势；2004年北京的经济密度是广州的61.41%，而2013年是广州的55.86%，近十年北京与广州的经济密度差距呈扩大趋势。2004年天津的经济密度是上海的22.21%，到2013年是上海的35.40%；2004年天津的经济密度是深圳的11.90%，到2013年是深圳的16.61%。近十年来天津经济密度与上海和深圳经济密度差距均呈缩小趋势，但目前其经济密度却是上海的1/3，深圳的1/6多。由此表明，京津冀中心城市北京和天津与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仍有较大差距。
（二）相对差距――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对比
1. 经济密度变异系数对比。计算得出2004―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密度的变异系数，呈下降趋势，由2004年的0.973 6下降到2013年的0.844 7，下降了13.24%。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密度差异与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密度差异相比，其差距由2004年的1.23：1扩大到2013年的1.66∶1（见图8）。
2. 经济密度泰尔指数对比。（1）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密度泰尔指数。计算得出2004―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密度的泰尔指数，如图9所示。可以发现，近十年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密度的总差异是不断缩小的，由2004年的0.103 2缩小到2013年的0.095 9，其中江苏省的内部差异有所缩小，浙江省的内部差异略有增加，而江苏、浙江与上海三地之间的差异在明显缩小，由2004年的0.070 2缩小到2013年的0.065 7。
（2）泰尔指数对比。对比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密度的泰尔指数，可以发现，京津冀城市群的泰尔指数一直高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泰尔指数，且呈扩大趋势，京津冀经济密度的泰尔指数与长三角经济密度泰尔指数相比，由2004年的3.01：1扩大到2013年的3.35：1（见图10）。
（3）泰尔指数区间差异对比。对比京津冀与长三角经济密度泰尔指数的区间差异，可以发现，京津冀的区间差异一直高于长三角的区间差异，即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之间经济密度的差异远远高于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之间的差异，且京津冀区间差异与长三角区间差异相比，呈扩大趋势，由2004年的1.99∶1扩大到2013年的2.5∶1（见图11）。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及建议：
1.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密度较低。2004―2013年京津冀经济密度呈上升趋势，但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经济密度是最低的。2004年京津冀的经济密度是长三角的31.59%，是珠三角的16.46%；到2013年京津冀的经济密度是长三角的32.24%，是珠三角的15.68%；京津冀经济密度不到长三角的1/3，不到珠三角的1/6，差距显著。京津冀13个城市中，河北11个城市的经济密度较低，而作为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北京和天津的经济密度与长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的上海及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广州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也正是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经济密度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未来目标应该是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只有加速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因此，应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围绕重点产业，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如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生物制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产业共同体，通过协同创新推动协同发展，加速京津冀城市群发展。
2. 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经济密度差距较大。2004年京津冀经济密度变异系数是长三角的1.23倍，到2013年扩大到1.66倍；2004年京津冀经济密度泰尔指数是长三角的3.04倍，到2013年扩大到3.35倍；2004年京津冀经济密度泰尔指数的区间差异是长三角的2倍，到2013年扩大到2.5倍。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差距之大源于其行政分割严重，三地各自为政，市场一体化进程缓慢。因此，应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从国企改革入手，打破其行政垄断，同时重点培育以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为主的市场竞争主体，使其能够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发挥潜力；三地政府也要利用好市场导向和利益调节机制，共同为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开辟绿色通道，逐步取消有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规定，以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也可以使北京、天津的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的压力得到缓解，建立开放、竞争、有序的统一市场，缩小地区间的差距。
3.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密度差距呈扩大趋势。2004―2013年京津冀经济密度变异系数增加了17.69%，而同期长三角的经济密度变异系数则下降了13.24%；2004―2013年京津冀经济密度泰尔指数增加了3.38%，区间差异增加了17.29%，而同期长三角经济密度泰尔指数则下降了7.07%，区间差异下降了6.41%。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是导致人才单向流动，进而造成京津冀经济密度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以河北省会石家庄为例，2013年石家庄的人均GDP是北京的1/2，但人均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却不到北京的1/5，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远远大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后，最富与最穷地区的财政能力之比由6.8∶1降为1.56∶1。因此，应通过顶层设计和推动，优化资源配置，不断加大对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进行协调与引导，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无差别待遇，人才自由流动，防止差距继续扩大。
（参加本文数据搜集整理和讨论的课题组成员还有赵勇珍、李芳。）
篇13
中国房地产行业经历了平稳起步、飞速发展、略有跌宕几个阶段，在此期间为避免房地产企业过热导致通货膨胀的相关措施和为促进中国经济继续平稳发展刺激楼市发展的相关措施相继出台，导致中国民众普遍关注中国楼市发展。房价是否会持续上涨，楼市是否会继续火热，国家是否会继续刺激楼市作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都是萦绕民众心头的重要问题。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房地产企业的龙头，其发展轨迹对于揭示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发展现状也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五年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以揭示出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二、案例概况
（一）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概况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于1988年进入到房地产开发行业，进入房地产行业第三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第二家房地产企业上市公司，目前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企业，连续蝉联房地产企业冠军。
（二）2014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概况
2014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商品住宅，公司坚持主流产品定位，贯彻积极销售策略，销售业绩稳步增长。2014年公司实现销售面积1，806.4万平方米，销售金额2，15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2%和25.9%，按201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76，292.4亿元计算，公司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为2.82%（2013年：2.09%）。2014年公司产品延续了以中小户型普通商品房为主的特征，所销售的住宅中，144平方米以下的户型占比超过90%。公司坚持聚焦城市圈带的发展战略。截至2014年底，公司进入中国大陆65个城市，分布在以珠三角为核心的广深区域、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上海区域、以环渤海为核心的北京区域，以及由中西部中心城市组成的成都区域。
由于受到市场调整、行业竞争以及地价占比日益提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普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14年公司房地产业务的结算毛利率为20.76%，比上年减少1.55个百分点；结算净利率11.41%，较2013年下降0.60个百分点。
三、案例分析
经过整理研究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至2014年相关财务数据分析如下。
（一）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总额由2009年的48，881.00百万元上升至2014年的146，388.00百万元，增长了将近3倍。营业收入呈逐年上涨趋势，只是上涨幅度有所变化，2010年至2013年涨势凶猛，曾一度由23.75%上涨至2012年43.65%，上涨比例达到了十几倍，在2013年有所减缓上涨比例为31.33%，2014年上涨比例为8.10%，近五年的平均增长率为25.67%。这表明在2010年至2013年之间公司业务急剧扩张，销售情况良好，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在这一阶段的房地产市场十分火暴，其原因可能是受到2008年政府投入市场的4万亿就是资金的拉动和刺激。
（二）营业利润
营业收入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2009年至2014年间由原本的8，685.00百万元上升至24，979.00百万元，增长了三倍，特别是2010年至2012年期间年平均增长幅度保持在30%以上的上涨比例。在2013年与2014年营业利润增长趋势有所变化，上升幅度急剧下滑，相比较于营业收入的下滑趋势，营业利润的下滑趋势显得更为明显和急剧。这就表明在2013年和2014年期间公司的营业成本有所上升，导致营业利润的增长与营业收入的增长呈现出不平衡的状况。
（三）资产总额
资产总额在2010年至2014年间由137，609.00百万元上升至508，409.00百万元，增长率近4倍，并且保持了持续上涨的趋势，但是从2010年开始上涨幅度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并且下降幅度非常快，由2010年的56.7%的增长速度变为2014年的6.09%，短短的五年之间就下降了近十倍，这就表明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的生产经营扩张速度有所减慢，并没有出现盲目扩张的局面。
（四）净资产总额
净资产总额在2010年至2014年间由37，376.00百万元上升至88，165.00百万元，增长率近三倍，并呈现出平稳增长的趋势，每年的增长率均在14%以上，平均增长率为18.75%，这就表明了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近几年的资产保值情况特别好，发展能力也较为突出。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