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文学与历史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6]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ical Studies： A Reply to Dirk Moses[J]. History and Theory 44 ， October 2005.
[8]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M]. Routledge Press， 2003.
[9]谢少波，王逢振.文化研究访谈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L・赫尔舍尔.新编年史：一种史学理论的纲要[J].陈新，译.世界哲学，2003，（4）.
[11]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M].张旭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2] R.G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M]. Oxford University.Press，1956：231-249.
篇2
对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个复杂的文论流派,我们不能作简单的分解,而应从各个方面领悟它的精神,分析它的价值,真正汲取它内在的艺术理念与相关的实践精神。我们深知,作为一种对文学与历史的思考,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探索远远没有终止,对其理论本身的思考和质询也是无法穷尽的。新历史主义不是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文论主张,但它提出了问题,使我们有思考和解决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它还存在着不足,才使我们有改进创新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在做学问的道路上值得为之执著的问题。
文学在历史中回眸,它的眼光必定睿智而悠远。
参考文献:
篇3
该书介绍韩国对中国小说受容情况是近乎全方位的，并没有回避朝鲜文人那些贬损攻击小说社会功能的言论，而且他们难免有些燕书郢说的误读，仍旧有助于窥见那个时代跨文化交流的印痕。如《太平广记》的传播、简缩、多次翻译，如《三国演义》何以在韩国古典小说史上影响最大，而《三国志平话》早在高丽末期就已传人高丽以及《三国志演义》周曰校本的发现(采自朴在渊)等。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改写)中国古典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并提供了确切的书目和具体史料甚至妇女喜爱的情况。
其次，该论著善于在中韩文学创作及其接受的比较中，发现与阐发各自作品的价值。作者将中国古代小说传人韩国的方式概括五个类型：“第一是中国的赐赠，第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第三是中国使臣带来赠与韩国，第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第五是中国贸易商带来。”在物质层面宏观审视后，又具体化到作品个案，如对于曾风靡朝鲜的明代小说《剪灯新话》等，中韩两位作者引述了多数大陆研究者难于获得的半岛接受者彼时自身的评价，如《广寒楼》与《西厢记》在明代朝鲜人眼中的异同：“《西厢》之莺莺易，而《广寒楼》之春香难。《西厢》之张君瑞则小，而《广寒楼》之李花卿则大也。……其肠断泪枯，怊怅送别一也，莺莺则失身于音书未绝之时，春香则保节于困苦将死之际。是则不同也。其琼琚相投、指心约一也，君瑞则背之，花卿则践之。是又不同也。故《西厢》之辞哀而促，《广寒楼》之辞乐而缓。此又观风者之所可辨也。”虽然所持批判的武器还是中原所传，但其中的朝鲜民族的自信心、民族特性等国别要素，皎然可见，而中韩双语文献的互补，也使得以往的片面或可得到较多纠正。
其三，该论著娴熟运用了新理论、新视角。新视角意味着新方法、新认识的得出。如“装饰性描写”，《三国演义》以此虚构了若干情节，塑造人物却并未因此影响历史进程；“历史连缀意义”如冯梦龙《新列国志》编撰，在实录中又符合史传文学的一般规律，不是罗列历史，而是“把所报告的种种孤立事件联系起来，从混乱而不连贯的往事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致力于让小说“揭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读者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还有作者自己命名的“揶揄模仿”，用来评价《儒林外史》的仿写现象(并且有意识地提醒读者寻找出处)，其对读者追索深层意义的引导作用，等等，都能将具体上升到一般，个别扩展到普遍，并且与当代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联系起来，点到止。
“他者”视角的运用，如对李贽评论《水浒传》宋公明“忠义”的辩证分析，引述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站在庐山之外视点上对好汉故事的看法：“中国的说话人和小说家，不仅对神奇的东西，事实上对生命的一切都感到兴趣，包括那些假若我们遵守美国出版界数年前的协约就会觉得有伤风雅的描写。尽管表面上拥护严厉的道德，中国小说并不戴维多利亚时代假正经的面具更值得我们注意。但是这种容忍，原来萌发于说话人与听众的低文化，与其说显示了现代人的开明，倒不如说是对疾病感到无须隐讳的一种兴致。”这样就更容易对古人有一种“理解之同情”，将《水浒传》的研究史扼要地勾勒出来。
其四，该论著也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所涉范围如题解、研究史概述、翻译及改写、禁毁及传播、评论与争论等，颇广泛全面，并能以少总多，以一代众。如《阅微草堂笔记》“题解”就借此细致解读了“子部小说”的特征及成因。而了增大信息量，往往采取“互文足义”，并且作一种体例。还表现在浓缩在具体作品的研究史方面，特别是那些名著研究，作者基本做到了要言不烦，如数家珍，如《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作者、版本的争论，《水浒传》作者、版本等争论以及《西游记》主题风格的争论及其说法的原创性等，都甚见功力。而相关的评论，则提示参见某处某处。如讲“搜神”体有别于“拾遗”体、“博物”体后，又提示参见《山海经》题解的详细辨析；关于一些具体作品在韩反响资料的别处另见，一般都尾随在主要论列之后。这样有点有面，使用非常便捷。同时也使得全书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减少了交叉重复，特别有利于初学者和实际应用。该书卷首“编写说明”言：“本书的写作以文献学方法主，‘竭泽而渔’，致力于完整、全面地提供相关史料。”的确是做到了。
其五，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该论著出色地描述了中韩文化交流的小说史价值。(1)中国佚失韩国保存的，如《钟离葫芦》(采崔溶澈说)、《南溪演谈》、《太原志》等，还有的韩国所藏刻本品种超过中国的如《玉壶冰》；(2)韩国失传的，如《涿鹿演义》；(3)借鉴中国小说，由朝鲜人编选的，如《删补文苑楂橘》，就是以中国的《艳异编》等底本编选的(采朴在渊说)。显然，这不仅具有国别文学的研究价值，而且深具中外比较文学的研究价值。
篇4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着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文秘站: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篇5
想像中,谢道韫是天降才女,自呱呱坠地,便以闻书香为乐;襁褓期,每哭闹不休,只消抱她到书架前,自破啼为笑,呀呀学语。及长,更出落得眉目俊朗。深闺寂寞,女心清好,安心做书虫,将叔父谢安的书明里、暗里一本本搬运至闺房,在做女红的同时,吟诵不止,硬是在线装书的竖行里另读出属于自己的横排见解。
继而嫁为人妇,耳闻小叔王献之舌战群儒技穷,遂端坐青绫幕幛,从容道来,声音清越,如山泉丁冬,如鸣佩环,“客人词穷而甘拜下风”。
可以想像,王献之因有一位才女嫂嫂而面有得色的样子,客人又是如何如闻仙乐耳暂明的惊折!从此以后,来谢家的宾客,惮于王夫人的雄辩,都低眉敛首,倨傲尽去。
丈夫王凝之的魏晋风度实在有剽窃之嫌,一旦真刀真枪,便露了马脚,被乱军杀起,好个谢道韫,强敌当前,反激起她的侠义,组织婢仆近卫军,乘乱突围出城。她横刀在手,亲自冲锋在前,苦于兵力不足,成为贼兵俘虏,却以大勇救下外孙,也赢得寡居会稽颐养天年的机会,从而将“雅人深致”、“林下之风”传播得更远。
“林下之风”是上承诗经的一口气,而谢家不经意间接着,形成家风――一种特有的谢家风范。它既有男儿的豪雄气概,又有女儿家的“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这该有多么难!若不是生逢其家,得遇其教,怎能陶炼出个中风度!
莫怪后世瞎子摸象,即便在当时,人们对这种“雅人深致”也多牵强附会。谢道韫寡居会稽,同郡的张玄见妹子张彤云入嫁世江南世家之一的顾家,便以为可与谢道韫比肩,常出入两家的济尼有过公允的评价:“王夫人神清散朗,故有林下之风;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有闺房之秀。”
民国时,林徽因便有谢道韫的“林下之风”。抗战期间,梁思成拒不接受日本的“好意”,率家流亡。儿子问母亲:“若日本人打上门来如何?”林徽因平静地说:“老祖宗不是还留下一个土方法吗,咱们家门前不就是扬子江吗?”原来,林徽因的才名是以巾帼的飒爽打底的!
篇6
1.2语文学习有助于学生理解历史
语文是一门学习外延极广的学科，对历史知识涉及的尤为广泛。语文教材中有大量历史题材的课文，这些课文都是某一历史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叙写，在学习过程中会在“写作背景”、“作者简介”等环节中渗透相关的历史材料，学生会间接提取到大量的历史信息，比如，《陈涉世家》、《阿房宫赋》学习中，会介绍秦朝相关的史实；《出师表》、《隆中对》学习中，会涉及到三国时期的历史知识；《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会让学生对中华民国那段历史中的动荡有深刻的了解。另外，语文是一门需要大量课外阅读的科目。除了课标规定的篇目外，还需要学生广泛涉猎各类体裁、各类内容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历史信息，对学生的历史学习会有激活和补充的作用。因此，历史教师要善于向语文借力，实现历史学习的灵活变通。
1.3借助语文能增加历史学趣味性
历史是一门相对“刻板”的学科。历史规律、历史本质的探究也存在一定的枯燥性。教师如果借助语文学习来发展学生的探究能力和思维能力，会让本来枯燥的历史学习变得丰富多彩。比如，在向学生介绍“谥号”这一历史现象时，教师让学生回忆语文学习中历代文学名家的谥号，并探究其含义。然后，向学生提供历代皇帝不同类型的谥号，让学生结合字义来探究这些谥号所包含的褒贬。学生不但能快速理解谥号的意义，且能够帮助学生从谥号去推测某个皇帝的作为，极大增加历史学习的趣味性。历史教师还可以将语文教材中的课文作为史料，来引导学生分析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以及历史事件背后多包含的发展规律等。历史与语文的整合能帮助学生消除历史的枯燥和时空的遥远感，对帮助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历史学习与语文的整合方法
2.1借助语文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通过九年义务教育的语文学习，到了高中阶段学生的语文思维能力有了较好的发展。这种思维能力对思考、解决历史问题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在思考“‘宗’是一个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宗字作‘’，‘’象宫室屋宇之形，‘’可能表示。”这个问题时，引导学生从历史和语文两个角度来综合思考：会意字是由意思独立的几部分构成，因此，这个图案很可能表示宫室屋宇之中的一个物。“宗”与“祖”字在历史中最常用的是皇帝的庙号，如“高祖”、“高宗”、“中宗”、“玄宗”等，因此，这个图案很可能与宗庙里的祭司相关。再联系我们现在汉语中经常使用的“祖宗”、“列祖列宗”、“光宗耀祖”等词语的含义，“宗”字很明显与先人相关。因此，从四给备选答案中很容易就能找到“祖先的牌位”这个答案。这种借助语文思维能力去理解历史知识和概念的学习方法，能帮助学生走出死记硬背的机械学习模式，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前后联系、融会贯通，不断扩展历史学习和思考的外延，将历史问题放到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去思考，更加全面去思考历史问题，进而提高学习的有效性。
2.2借助语文积累提高解决历史问题能力
到了高中阶段，语文课标对学生的阅读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通过课内外阅读，尤其是课外阅读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涉及到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科幻甚至物理、化学等各个领域，能够成为各科学习的有益拓展。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与历史有交集，成为学生思考理解问题的背景。如果历史教师能从分利用学生在语文阅读中积累的知识来解决历史问题，势必会事半功倍。比如，在学习“”相关内容时，让学生思考以这一时期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并思考其主题是什么？学生自然能够想到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药》等熟悉的作品，当然马上会想到它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反应“”不彻底性。然后，让学生结合历史课本总结“”的意义和局限性。这种借助语文感性资料理解历史知识的学习方法，能帮助学生加深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当学生在考试中，遇到反应“”不彻底的材料时，学生马上能找到问题的方向和突破口。当然，很多时候学生借助自己的阅读积累，还能够直接解决历史问题。比如，面对“《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父亲让仆人转告贾府私塾老师说：“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据此推出符合史实的结论是。”这道选择题，学生结合全书中贾政数次数落贾宝玉不务正业，专在诗词上下功夫，以及贾宝玉应付父亲检查时所读的书目，很明白就能看出当时的教育是“理学居于统治地位，‘四书’更受重视”。
2.3重视通过材料分析获取历史信息
篇7
艺术和文学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文论史上的一个主题。在西方文论中“诗”的含义近似于中国文论中“狭义”的文学的涵义，而“诗”或“文学”又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在神话的源头，“艺术”和“文学”是同一的。本文将通过对西方文论中艺术的形态分类进行梳理，来理清艺术和文学的关系。
一、“艺术”概念的历史变迁
“艺术”这个概念原来在古希腊是非常宽泛的，最初艺术和文学是同一的。在早期的神话中只讲到诗人们通常乞援的唯一一位缪斯：《伊利亚特》的起首“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愤怒”。这位女神在古代地府神教中不仅是艺术创作的化身，而且体现着所有一般深入到存在的深邃奥秘之中的认识活动。亚里士多德见解的涵义就在于：“因此，如前所述，艺术是遵从真正理性的创作习惯。”
在希腊时代，“缪斯”艺术远未包括艺术的所有样式，其中既没有绘画也没有雕刻和建筑的席位。在那个时代已经是科学知识形式、而不是艺术创作形式的历史和天文学也包括在这类艺术中。人的活动形式的分类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精神活动和物质实践之间开始出现的差别而产生。但这种分工没有硬性规定。以前的手工艺、技术都被称为艺术，如雕塑、耕地、炒菜。但人们对艺术世界的疆界，缪斯艺术和应用艺术的同源关系认识愈来愈明确，对缪斯艺术同科学的区别和应用艺术同手工技艺的区别的认识也愈益清楚。艺术的结合和它们同手工技艺的分离更加显著。柏拉图将它们对立起来，因为手工技艺是对理式的和物体的神的原型的“模仿”而摹仿性的艺术则是对摹仿的摹仿。亚里士多德那里“艺术”这个术语本身具有极其宽泛的涵义，但他使用较狭窄的涵义，即审美涵义，他在艺术的范围内使诸如音乐和雕刻或者是建筑师和音乐家的活动接近起来。亚里士多德系统对比了各种缪斯艺术，如诗和音乐。
到中世纪的时候。艺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手工劳动的艺术即机械化艺术，艺人地位低。一类是动心智的艺术即自由的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社会风气出现了变更，开始把人世的快乐当做最重要的事。尤其是宗教改革后，发家致富不再是罪恶而成为侍奉上帝的表现。经济上富足的画家、雕塑家们不再甘心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认为他们从事的不是机械艺术也是自由艺术。为了挤进自由艺术的范围，他们重新想办法给建筑、雕塑等命名，最初被称为“七种艺术”。最后人们接受十八世纪巴多提出的“美的艺术”这个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艺术”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建筑、雕刻、绘画等凑合在一起的。起源是这些艺术家们为了把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到和其他知识分子平等的地位才把这些艺术放在一起的，而不是发现这些艺术有共同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一定是美的。
二、“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但“语言艺术”是比文学术语包含更广泛的一组艺术现象的概念。它表示通过语言实现的一切艺术创作形式。它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在口头文学的范围内，艺术作品不脱离于艺术演诵，而书面文学则分解了“第一性”创作和“第二性”创作的这种历史上原初的统一，导致了两类新型的语言艺术家的出现：一种获得作家的称号，另一种获得朗诵演员的称号。这两种语言艺术样式之间的区别，归根到它们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作用中。口头的文学是以情绪、精神状态、感情趋向和思想趋向的一致性联合人们团结人们。但有声语言只能作用于给定时间和给定地位能够集合在一起的有限听众。书面文学较之口头文学在无可比拟地大的程度上诉诸作为个性的人，要求他的所有的个性性质，而不仅仅是他的意识中把他变成某种社会集体的一部分的那些方面参与到知觉中来。书面文学的发展和它对口头文学的排斥，不仅仅是与这些外在的状况相联系：如文字的发明，书籍的出版，文化的传播，而且与这些深刻的社会过程相联系，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学艺术价值消费者的范围内个性性质的形成和发展。
三、艺术品和非艺术品德界限
篇8
篇9
一、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素质教育要落到实处，最关键一条是要走进课堂。课堂教学是我们教书育人的主阵地，学生在校时间大部分是在课堂中度过的，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必要补充。从当前教学现状来看，实施素质教育的难点也是在课堂，要促进素质教育真正走进课堂，必须要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发展的主体，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激发和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诱发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并在学习活动中及时给予指点和引导，使他们学会学习，真正成为学习主体。为此，我要求：在每次上课开始前，用3-5分钟时间，通过轮流办法，每次由一名学生讲故事，并做到：（1）用自己的语言讲。（2）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3）与上课内容要有联系。（4）具有教育意义。这样做学生积极性很高，他们课外积极查阅资料，认真准备。讲的内容丰富，知识面也很广。“有卧薪尝胆”、“为什么要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交情？”、“为什么管宁与华歆绝交时要割席？”、“为什么要用两袖清风来形容清官？”、“为什么鸽子被世人喻为和平的象征？”、“中国丝绸为什么堪称世界一绝？”、“中国瓷器为什么受到世界各国欢迎？”等等。教师在关键处起“点石成金”的作用。只有让学生主动发展，人才规格才会有多样性，如果都是机械被动地发展，那将来都是一个模子。龚自珍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没有主动发展，就不可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二、在教学中利用文学与历史教学特点，使学生得以全面发展
优化教学结构，还要注意教育的全面性。文学与历史教学内容涉及面很广，它融知识性、故事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这里有“金字塔之谜”、“十进位、六十进位、十六进位制”等数学知识、有“负荆请罪”、“纸上谈兵”的成语故事等等。教师在精选教学内容，掌握教学目标的同时，还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马拉松长跑由来与当今的奥运会相联系），注意运用模型、幻灯、录像和计算机等教学手段，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实验活动，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譬如讲“秦如何巩固统一”一块内容时，涉及到货币的知识；“衡”是称质量，是一种质量标准；文字有小篆、隶书和楷书以及介于楷书以及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行书（通过板书字体来比较）；“坑儒”和儒家的主张是什么等问题都可以揭示一下。讲匈奴，可联系王昭君的文学与历史故事和杜甫的诗；讲秦“万里长城”时可以同明长城比较，通过数字，来说明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象征。素质教育应充分利用教材，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让学生获得多种多样的知识，使人的身体，思想和灵魂得到和谐发展。
三、在教学中要利用教材的优势对学生的思想素质进行培养
中小学学生是初步形成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关键时期，在文学与历史教学中结合教材对学生进行形象生动、丰富实在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品质和爱国主义教育就显得十分必要且富有实效。譬如，讲“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西欧结束奴隶制社会的基本结束”时，可同我国春秋奴隶制没落比，让同学知道中国比西欧结束奴隶制社会早了近千年，这说明我国是四大文明故国之一，且排列第二位，祖国有悠久的文学与历史，有灿烂的文化。“教育者的基本态度应是选择适合儿童的教育，而不是选择适合教育的儿童”。教师要正确认识学生装的个性差异，从思想上，行动上接纳兴趣爱好不同，个性心理品质不同的学生，即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素质教育。
篇10
二、课文当中涉及成语、典故、历史人物
中学课文里，有许多涉及历史典故。教学中，要言不烦地讲讲这些成语典故所包含的历史故事，能使课堂气氛活跃，风趣开心，让学生在风趣轻松氛围中掌握知识、理解课文、积累写作素材。如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仅一百多字的词就用了五个典故。五个典故五个历史人物五个历史事件，每个典故的运用都有明确的目的，都是词人的托古喻今，抒情言志，都写得凝练形象，情酣意深，能发人深省。岳珂在《程史：稼轩词》中说此词“微觉用事多”，整首词由五个典故构成似乎是太多了，但词人要反映复杂的事和思想感情，而且是带有启发性、警告性的，又不能讲得太肯定，只有用典是最好的方法。假如不向学生介绍辛弃疾当时的处境，北宋的形势，不解释典故的由来，学生就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复杂心情、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三、文言部分
有一些课文的出处本身就属于《史》部，有许多课文，其出处就在于古文献中的《史》部，《史》部皆史。《左传》《国语》《战国策》既是历史著述，又是古代文学作品，人称“历史散文”。《史记》熔史、文于一炉，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如有选自《左传》的《曹刿论战》，选自《后汉书》的《强项令》，选自《史记》的《细柳营》选自《战国策》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等。讲授文言文，重点在字、词、句与文言文的语法。但，如果教学仅限于此，不结合字、词、句、篇适当讲解有关史实典章，学生就无法真正弄懂课文，仅只能就字论字，达不到“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显的文言文，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的教学目的”。
四、文言文中一些字、词的古今义的差别，就是语言、文字自身演变的历史
中学教材中所说的古诗文，起自春秋，终至近代，前两千八百年，时代可谓久远了。选入教材的诗文近百篇，材料也比较丰富。如果从古代语文自身发展的角度，恰当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揭示语言现象，探索发展规律，对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古代语言无疑是大有好处的。否则就会古今不分，望文生义。词义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产生发展变化的。
五、同一体裁的古文篇目都是按古及今的历史脉络编排语文课本中的古文部分，除诗歌外，都是按古及今的脉络编排，先秦两汉，再到魏晋南北朝，依次以降，一直到晚清。
另外，即使在同一朝代，结合作品比较而作串联性介绍，也可看出文学体裁的发展概况。
课文中的历史因素很多，但由于学生识记历史的程度低，不少教师在教学中对这许多历史因素熟视无睹，避而不谈，不仅造成了学生因缺乏起码历史知识而导致知识结构畸形症，也由于摒弃历史因素于语文知识外，致使学生无法更深入更完整地掌握有关课文内容，直接影响了学生阅读与写作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当务之急，是必须重视历史因素的教学，那么，如何加强历史因素的教学？
首先，学校、学生应正确对待历史教学，这两年历史与政治科合为综合科，成为中考科目，但仍得不到重视，特别是农村中学，没有专业的历史教师，常常是语文教师代替，而且开不够《大纲》规定的课时，不少教师认为九年级再背历史还来得及，历史课的教学也就随随便便。解决的办法是平等对待各个科目，按教学《大纲》的要求，开足课时，配备合格的历史教师，向学生宣传历史的重要性。“文史相通”一直是人们的共识，历史教师也可以在教学中与语文教师默契配合。诗歌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人用诗歌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用诗歌吟咏王朝兴替、世迁。在教学中，历史教师可以把古典诗歌引入中学历史教学。这样，不仅能帮助学生对内容的记忆，也能加强学生对诗歌的理解。
其次，根据课文里的历史因素，让学生在授课前查找有关资料，或教师补充历史史料，帮助学生预习。语文课要引导和帮助学生读懂课文就经常要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古今中外，包罗万象。这对提高学生读写能力是很有必要的。但知识讲得太多，训练太少，长此以往，又会对提高学生读写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忽略了这些知识性问题，学生理解课文就会遇到障碍。如何妥善处理讲授知识和指导学生扎扎实实进行读写训练这二者的关系，就成为语文课上经常需要考虑的问题。这里，预习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材料，可让学生上网查阅，也可根据需要，印发给学生或通过课件展示。
第三，教师应广泛利用存在于语文教科书的历史因素，有目的地向学生讲授，教科书中的历史因素是不与历史教学同步进行的，教师不能守株待兔，坐等条件具备后，学生通过正常有效的历史课堂教学的途径而使历史知识得以充实完善，教师可以根据现有的条件，有针对性地讲解，但也要有所侧重，不能因重视历史因素的介绍，而忽略课文的重点。第四，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在听、说、读、写中增进知识。语文是文化的载体，语文教育是用来认识世界感受万物的，单凭课堂教学，学生对世界的认识就会有失偏颇，认识的不足也会造成课文理解的失误。这就得从课外摄取知识以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培养他们观察事物、评价事物的能力。
篇11
其次，中国文学史早期叙事模式发生于“五四”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怀疑批判精神绝不是至五四时期方才出现，在魏晋时期、明代末年同样表现突出。不管怎样评价五四，其怀疑批判精神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绝不是也源自西方。以五四为背景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欲挣脱传统之束缚，进入一个新的叙事模式中，但因为其精神与中国古代文论接续得如此紧密，欲离实合，或似离实合。
再次，重经术、重考证的中国传统学术牵制着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慎重前行。有学者指出:“从试图写出中国文学史的最早那一批人开始，人们就确认了在传统的目录、史传、诗词文话、选本与新的文学史之间，一定存在着联系，文学史正是这些本土学术的洋亲戚”、“所以，依傍传统的文学批评来写文学史，得的正是近水楼台的便宜。”［2］
总之，上个世纪初学人开始撰著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叙事模式表面上具备体系化、理论化而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点、悟式”的叙事模式大相径庭，加之五四影响了中国文学史在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怀疑批判精神实质后欠缺细致的爬梳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工作，所以，得出了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离异的结论。其实，早期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因其仍然植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土壤之中，不可能一朝一夕得以改变，而且，受五四影响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仍然在根本的怀疑、批判等人文精神上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息息相通，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在内在精神上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依然是暗合的。而且，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仍然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点、悟式”批评的痕迹，较少抽象的、逻辑推演的西方语言叙述模式。对这种文学批评语言方式，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先生反复申说其并无高下优劣，甚至还称扬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反映了批评者具备一种难得的“明澈的识见”(不以一个主观的我的姿态出现，分割、截断本然的本分的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他说:“批评家的先决条件也是要有‘洞彻之悟’的，对作品中的艺术性(一首诗的机心)有了明澈的识见，也就不在乎他用的是‘点、悟’的方式，还是用逻辑化的辩证的程序，而都可以做到‘言简而意繁’的有效地批评。”［3］可见，发挥运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本色”、“当行”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上个世纪的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尽管有的文学史著作存在叙述语言弃文近白、叙述模式的体系化、突出民间文艺的位置等特点，但是其根本的叙事模式仍然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理论的批评精神契合，故而可谓之似离实合，“离”为离异，“合”为暗合。张法教授在“全国第一届文艺学高峰论坛”的大会发言中曾提出我们编撰“文学概论”和“文学史”应该以中国传统之“文”的概念为核心范畴，而不应该仅限于西方的“文学”概念，这种看法是极有启发意义的。［4］
二、迎合———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似合实离
上世纪40至60年代，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由于政治的波动而出现了一个转折，总的来看是政治色彩浓厚，结合时代特征对古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诠释。有学者说“于是，每经过一段时期，尤其每经过一段政治上的波动，适应文化理论与社会实践的新的要求，必会涌现出一批新的中国文学史教材”。［5］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大致成书于抗战时期(上卷成于1939年，下卷成于1943年)。此书以“陶渊明及其作品”为题，开始即用很大的篇幅介绍陶的生平、家庭、经历、理想和人生选择，不惜在其诗中寻绎出相应的诗句以资佐证，甚至大段引述《归去来兮辞》的序以说明其归隐田园的心路历程。其次，以陶渊明34岁辞去彭泽县令为界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两期:前期“在社会服役，为饥寒奔走，对于当代政治社会，虽已感着厌恶，但他的人生主旨，还没有达到决定的阶段”;后期“作品最多，艺术的价值也更高”，［6］且选择前后期有代表性的作品给予论证。总之，前期突出其内心的苦闷及对东晋黑暗社会的批判，后期则对归隐的乐趣和淳朴的农村田园生活、风光进行赞美。再次，对陶渊明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作简单地交代，“他的文学语言，是质朴自然，清简平淡，而其特色是以工力造平淡，于精炼处见自然，所以高人一等”。［7］相比思想内容而言，艺术特色的论述是十分简略的。最后，结合后人对陶的评介指出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即:“可见一个不同思想不同生活境遇的人，会在陶渊明的作品里接受不同的影响”。［8］
可见，生平、遭遇等(详)→作品的思想内容(详)→作品的艺术特色(略)→文学史影响(略)是刘大杰先生撰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时比较固定的一个叙事模式。我们再看60年代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陶渊明”一章的叙事模式。其实，只要看标题即可，共分三小节:一是“陶渊明的时代与生平”;二是“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三是“陶渊明的影响”。［9］此种文学史叙事模式深受撰写者所处时代、西方语言策略的影响，实与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精神貌合神离。陶渊明为什么归隐这个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刘大杰先生认为崇尚自然自由的个性、东晋政治的“紊乱”、“黑暗”和“虚伪的礼法”是促使其归隐的三个主要原因。［10］前一个个性方面的原因如果还说得过去的话，后两个属于外在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然而刘先生的叙述却较为倚重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这就有可能将一个人的成长、选择与其生活的外在环境一一对应，分析得到的是一个普遍性十足的空壳陶渊明，离鲜活、丰富的个性化的陶渊明相去甚远。游国恩等先生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说:“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11］主要结合其与上层统治阶级的“决裂”分析其诗“对腐朽统治阶级表现了一种孤高的态度”，［12］和“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却感到获得了归宿”，“却更接近了下层文人和农民”。［13］尤其突出强调其田园诗对劳动生活的反映，而且不惜如此夸赞:“劳动，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颂”。［14］但我们只要细读陶的一些诗篇，就会发现其诗篇中对劳动的描写歌颂多是写意性和极富启示性的，它另有所指，至少不是那种朴实的劳动诗篇。面对文学这一极富灵性的艺术门类，将西方的因果式叙事思维嫁接过来，看似天衣无缝，实则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点悟式”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已经相去甚远。硬要在外在社会政治环境、士人文化风尚等方面与作者的个人选择方面拉上关联的做法，显然是要显示作者的文学成就特点与诸多外在因素的必然性，但此种必然性有多少合理性呢?陶的归隐有无偶发原因呢?只有转换此种一元化的逻辑叙事模式，中国文学史上诸多如陶渊明一样的文学家才能以立体、丰富、生动、鲜活的面貌呈现在后代读者的面前。另外，游国恩等先生的著作中相对突出作家作品的人民性(劳动、平易是其外在显现)，显然与撰写者所受的时代思潮有关。对陶渊明这方面的评论有可能成为欲加之辞，太多的主观性是撰写者不能自觉防止时代思潮侵入其叙事模式造成的。可以说，40至60年代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充满着浓烈的功利色彩。“195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现实主义’成为惟一合理、正确的文学理论，它便以更加强制性的力量，规范了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阅读。”［15］#p#分页标题#e#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针对以抒情为特征的诗词而创建、发展，与西方以史诗、戏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本来就隔着一层，如果硬要凑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所以，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际是一种似合实离的关系，这种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文学史存在许多无法弥合的缺憾，最典型的是硬要将一些无甚关系和关联不很密切的现象纳入必然性的视野加以考察论述。综上所述，上个世纪40至60年代的文学史著作展现出来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存在机械套用因果律过分强调必然性的特点，较少顾及文学发生、发展、演进过程中偶然性的一面，叙事详略重点颠倒，在对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叙述过程中，作家个人的生平、遭遇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占了绝大部分，且存在许多主观性的链接，而作品的艺术特色分析却相对薄弱。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政治的功利实用的叙事观念，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日益僵化而失去生机与活力，时代的叙述策略很深地侵入到了文学史的领域。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相比上个世纪初的叙事模式是全新的一种组合，其根本的框架不像初创时期一样根本上源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而是西方叙事模式与中国特定时代思潮与叙事策略的强行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在是貌合神离。文学史上有关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归，此种文学史叙事模式普遍受到人们的反思、质疑，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需要新的切入点或视角，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一座建构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的丰富理论宝库。
三、融合———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融合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文学理论界对文学批评话语进行反思，主要是以西方文论话语为参照，提出了我国文论“失语”的问题。继之而起的是各个领域的深入反思，文学史叙事模式也受到了质疑，“重写文学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提法颇受人们关注。受此理论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以新视角观照中国文学从而呈现出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的中国文学史的著作，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下文简称“袁编”)和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下文简称“章、骆本”)比较具有代表性。此时期的文学史著作已然从上世纪初处于探索中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中清醒过来，同时对40至60年代局限于社会———政治批评模式的单一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缺陷有了自觉的摆脱，因而视野变得极为阔大，或从文化的视角，或从人性的立场，吸取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注重从整体角度鉴赏文艺的精神内蕴，就文艺批评的内在精神而言，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日益成熟，极具民族和多元思维的特性。下面以袁编和章、骆本《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陶渊明的叙事为例来看此时期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融合情况。袁编《中国文学史》以“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作为第一节的标题。实际上，这一节较有特点的是探讨陶之思想性格，其中又以将陶之思想与魏晋玄学联系起来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因为魏晋玄学在特定时代多是被冠于佯狂放荡、虚无废务、浮文妨要等帽子，但是其中涉及士人言谈、举止、仪表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却被遮蔽起来，尤其是陶渊明体现出的“颖悟”、“旷达”、“率真”和统领它们的“虚灵”不会被人们充分真实自然地表述出来。“陶渊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学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玄学中具有进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对陶渊明影响最深。”［16］可见，对古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认识必须具备通达透彻的视野方可。袁编紧紧抓住陶渊明“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这两个人生支柱，前者多与儒家发生联系，后者与道家、魏晋玄学思想密切相连，二者秘响会通，从而认为“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点出“酒”与“琴”对形成陶之“艺术化人生”的催生作用。［17］
篇12
中专历史教学；文学艺术教育；渗透策略
中专历史教学作为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增长历史见闻的重要途径，不仅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更能让学生从历史中体会美好品德和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再加上历史作为一门人文性学科，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气息和古典艺术内涵，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好文学艺术教育，能够增强学生对艺术文化的鉴赏能力，增强学生的全面素质。但在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难点，要想历史教学达到素质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同步发展，就要解决这些问题。
一、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难点
1.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
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是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重要难点。在传统的中专历史教学中，课程要求及安排均以学生掌握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重要意义为主，不曾要求过掌握其中蕴藏的文化知识，因此中专历史教学养成了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的习惯，这些习惯的长期使然致使中专院校和学生也忽视了历史课程中文学艺术的教育重要程度，因此在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过程中，必将遭到学生的心理抵触。
2.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
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的难点还包括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由于长期对历史课程中文学艺术教育的忽视，现有的中专历史教学资源均以普通教育为主，甚少配置对于文学艺术的解析和欣赏书籍及其他资源，再加上教师对于历史课程的学习也以普通课程要求为主，其自身的文学艺术素养也满足“为学生讲授历史文化及古典艺术”的要求，这对文学艺术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也造成了阻碍。
3.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所致的渗透问题
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也对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带来了问题。文学艺术本身具有知识丰富、头绪繁多、难以理解和认识的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了文学艺术的学习必定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在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课时和教学详细程度难以达到文学艺术的学习要求，这也给文学艺术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带来了难度。
二、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策略探索
1.加强情感价值教育，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是用生命铸成的，其中蕴含的精神和文化艺术气息能够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丰富学生的情感，让学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课程中蕴含的文学知识，有利于学生的情感价值培养和对文学艺术的深入了解。例如，在学习《民国时期的新疆》时，老师可以利用《义勇军进行曲》《命运交响曲》等文学艺术作品辅助教学，激发学生对于生命的渴望情怀和对于民族统一和谐的仰慕之情，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价值。
2.培养正确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观
艺术对于学生成长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让学生能够在历史教学中体会文学艺术的价值，提高学生懂美、认识美的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观，让学生能够更准确地认识到历史课程中的文学艺术之美。例如，在学习《清代新疆》时，教师可以利用《》《圆明园》等纪录片让学生体会林则徐的爱国情怀以及中国古典艺术的魅力，加强历史教学中对文学艺术教育的渗透。
3.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
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也是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策略。艺术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利用文学内涵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和健康人格。例如，在学习《隋唐时期的西域》时，可以通过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等情怀可以让学生体会我国古代文人正直的情怀，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品质。
综上所述，在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能够提高中专生的文学艺术教育时长和效果，有利于提高中专生文学艺术素养，但在渗透教育过程中还存在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和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所致的渗透问题等难点，教师可以从“加强情感价值教育”“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培养正确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等方面下手，逐渐在历史教育中达到文学艺术渗透教育的目的。
篇13
2.注重名人效应。讲师们都是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学术大腕”，通过《百家讲坛》，实现了日常普通老百姓聆听到他们讲座的心愿。
3.语言通俗易懂，表达幽默风趣，一改历史语言中艰涩难懂的术语、文言。
4.选题的“可讲性”，史文学类题材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同时也突出时代性。
5.多种电视手段的综合运用，讲座提纲制作成课件,演讲时投影演示,图、文、语、手势同步进行，立体感强。
电视节目和历史教育教学固然有区别，但在如何有效地传播历史文化的宗旨上却是一致的。因此,高校历史教育应借鉴《百家讲坛》的有效经验,找准历史教育的目标定位,从课程体系到治学态度、教学观念、教学方法进行积极的改革。一是要借鉴其合理定位，明确历史教育的目标。要明确区分非历史专业的历史教育和历史学专业教育课程的差异,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二是要借鉴其多元教学方式，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尽量减少照本宣科，多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将教学内容、引用的材料、图片、文字、声音等通过多媒体设备传递给学生，让历史知识“活起来”。三是要借鉴其“一家之言、百家争鸣”，给学生创造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现在高校的历史教学,限定性的结论太多,给予学生思考的空间少,固定的结论又让学生对历史产生逆反心理。倡导学术自由,让学生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在允许范围内形成自己的观点。
二、构建立体化的教育教学方法，推动高校历史教育发展
1.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增强自主学习方式的运用。高校历史教育教学方法中，最容易忽视的是对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开发。因此，要增强自主学习方式的运用，鼓励学生围绕教学难点与社会热点，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思考分析，丰富自身的历史知识结构和逻辑思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依据其性格、爱好、知识面等方面差异，自由组合、组建成不同的历史学习小组，注重自主学习与分组合作学习的高度联动。
2.利用网络技术，增强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现代化的网络教育技术具有生动性、即时性等便捷性优点，这种手段在高校历史教育教学的运用，从多个角度、跨越时空提供声、像、文等信息的历史“再现”，让学生在课堂中也能领略到声音、图像带来的历史冲击力和历史厚重感，生动形象的图片和历史故事会镌刻在学生的脑海里，使他们的历史观、想象力、知识面同步得到提升。此外，以网络教育为依托，构建历史教育网站、论坛等互联网平台，也有利于学生自我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