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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是儒家文化自觉的逻辑起点。文化自觉源于对社会与人生的自觉，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和传统精神的守护者，孔子对历史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直接源于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困境的反省与自觉。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社会处于新旧交替之中，周室衰微，诸侯争霸，周天子失去了原有的权威；礼制遭到破坏，僭越现象不断发生。对于这种状况， 孔子深感不安和忧虑，认为礼制破坏的根本原因在于“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道”的失落意味着文化价值理想的失落和价值标准的失范，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促使孔子走到了历史的前沿，立志改变“道之不行”的现状，重新恢复“天下有道”的局面。孔子苦心孤旨找回的“道”，是指儒家孜孜追求的古者先王之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它代表着儒家文化的价值理想和最高典范。孔子以周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他声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自觉地担当起延续历史文化的使命与职责。对于孔子的文化自觉，朱熹注解说:“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也，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1](《论语集注?子罕》)，后来又干脆称:“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2]（《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可见，孔子对文化的自觉也即是对儒家之“道”的自觉。
孔子对历史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所彰显的是一种主体自觉精神。孔子深切地体认到“道之不行”的社会责任在于人们自身，是人们的心灵给麻痹了，浸于其中而不知其味。这位儒学的创始人感叹道：“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第四章)。“道”就在百姓伦常日用之中，没有哪一刻离开过，就如人们天天饮食，却很少知道其中的“真味”。因此，应积极倡导一种主体自觉精神，自觉卫道，重新发现失落的传统并努力使之发扬光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其中的深意也在此。在道与人的互动中，人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存在，人是道的制定者追求者和光大者，只有通过主体自觉努力，才能把“道”的文化理想(或价值理想)转变为现实。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孔子强调:“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这里表达的，是一种深沉的使命感，它从宽广的文化历史背景上，凸现了主体的历史责任。应当指出，“任重而道远”的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即是以“人能弘道”的历史文化自觉为前提的。
被后世尊的“亚圣”的孟子以私淑孔子门人自勉(《孟子?离娄下》)。孟子看到了世衰道微，圣人不作，诸侯放肆，处士横议，杨朱、墨翟的言论充盈天下，决心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辞，以承三圣(禹、周公、孔子)”(《孟子?滕文公下》)作为自身的文化使命，这是一种由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深厚的文化认知所融合而成的使命感，它同样源于主体对文化的自觉。孟子以“先知先觉者”自许：“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孟子试图以先王之道的文化理想和价值准则来引导那些尚未觉悟的民众，把他们从“行之而不著也，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孟子?尽心上》)的混沌中拯救出来。作为一个孤独的圣者，孟子看到了自身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他把个体自觉积极转化为一种社会自觉，以拯救那些后觉的众生，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荀子的文化自觉集中体现在他对道的自觉捍卫和解蔽上，在《荀子》《解蔽》篇中，他历数各家各派代表人物仅仅“观于道之一隅”而未能认识到道的整体。他指出，墨子为实用所蒙蔽就不知有礼乐，宋子为人之寡淡所蒙蔽就不知道的满足，慎子为法所蒙蔽就不知道法要贤能来贯彻执行，申子为权势所蒙蔽就不知道人和的作用，惠子为虚辞所蒙蔽就不知道要尊重客观事实，庄子为天道所蒙蔽就不知人为的重要意义。这些都只是道的一方面，至于整体的道，既体现常理，又极尽变化，不可能从一个方面去概括它，只有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荀子?解蔽》)荀子对孔子推崇，实质是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的推崇，这是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和自觉卫道的担当精神。荀子明确提出他的文化使命就是:“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荀子?非十二子》)。值得一提的是，荀子之后，儒家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精神逐渐演变为一种自觉卫道的道统精神，对道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遂成为儒家标志性的旗帜。
文化承传与文化损益精神是儒家文化自觉精神的核心。如果说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只是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那么，文化承传与文化损益则是文化价值内涵的选择与创新，它是儒家主体自觉的进一步深化。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文化传承指“述”而言，文化损益指“作” 而言。“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3](《礼记?乐记》)。由于创业垂统的“作”乃是圣王之事，所以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实际上他有“述”有“作”。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深刻洞察，孔子深深体认到:在文化失范文化转型时期，“述”与“作”是从旧文化向新文化转化的最佳范式。他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里的“因”便是文化的承传， 这里的“损益”便是文化的创新。孔子承继了周礼和先王之道，他的文化创新在于他能适应时代潮流，肩负着文化使命的自觉，在古代中国思想符号世界中第一次提出了 “仁道”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原则。正是认识到人们食而不知其味的麻木不仁和“任重而道远”的历史文化使命，孔子的“仁”首先旨在唤醒人们的主体自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每一个主体都蕴含着自主的力量，是自觉的，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只要自己想达到仁，仁道便可以达到。“仁”是一种自主自觉意识，在文化上体现为“一种深刻的文化自学意识和和忧患意识，一种深厚的文化使命感和文化自学践履精神。”[4]其次，“仁”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原则，孔子把“仁”界定为“爱人”(《论语?颜渊》) 体现的乃是一种朴素的人文观念，它意味着人在天地万物中的至上地位。而且，表现为爱人、尊重人的仁道原则必须以亲情为基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又体现出人类血缘关系的族类本质。有人认为孔子主张“爱有差等”，它构成了对仁道原则的限制。杨国荣指出，这一观点并非毫无根据，然而由此否定孔子仁道的普遍性原则，则似乎缺乏根据，孔子强调孝悌为仁之本，“其真正的旨趣并不是以狭隘的血缘关系来限制仁道原则，而在于将原始的(最初的)自然关系加以人化，就其本质而言，人文化总是意味着普遍化，它体现的是人的普遍的族类本质”[5]复次，“仁”还表现为最高文化理想和超越境界。最高理想是可近而不可及的，孔子本人也从来不敢以“仁”自许:“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即使是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也只能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孔子的“仁”含义丰富，从最高理想和超越境界层次上来说，“仁”是“道”的代名词，孔子之道即是“仁道”。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第二十章）蔡仁厚先生也指出:“孔子之学，是仁学。仁，可以是德，可以是道，亦可以是性，是理”[6]可见，“仁”在孔子的符号象征世界中，具有一种最高范式的意义。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仁道思想。陆九渊在概述孔孟仁道精神的逻辑连续性时说:“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7](《陆九渊集》卷三十四)。在社会政治方面，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的精神，它的现实敞开即为“仁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提倡制民恒产，推动王道政治，以德化民，实行“仁政”。这样，“从孔子仁道到孟子的仁政，儒家人文主义原则便表现为一个深化的过程:它开始由一般的伦理要求，进一步提升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准则。” [8]这是对孔子仁道的横向展开。在纵向系列，孟子把孔子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的行仁路径上下贯通为“尽心知性知天”。孟子的逻辑是，人人皆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它们是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的萌芽，对内在心灵的发掘，可以深入到人类内在的善的本性;相反，如果把人的仁爱之心向外扩充，推已及人，便可扩充他人的仁爱之心，最终可以上贯为“知天”，“事天”。孟子自信地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达到“诚”的境界，天地万物与我为一，也就实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那才是儒家最大的快乐。
同孟子相比，荀子打开了社会现实的“治道”，却切断了儒家超越的理想追求及其内在的心性根源，切断了儒家对天道和人性的美好向往。荀子尊崇孔子和先王之道，并把先王之道规定为以礼义为核心的人道：“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但他又对古者圣王之道加以时代改造，他认为，道是自古至今最公正的标准，“道者，古今之正权也”（《荀子·正名》），“何谓衡？曰：道”（《荀子?解蔽》）。对于后者，王先谦注解说：“道，谓礼义”[9]（《荀子集解》卷十五）。可见，荀子的目光仅仅集中在“人道”上，集中在“礼”上，这二者是等同的：“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礼”概括了人道的一切规范，个人的生存，事业的成就，国家的安宁，都不能脱离礼的规范。因此，《荀子》《修身》篇宣称：“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还吸取了法家的思想，主张礼法并施，王霸并用，“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又云：“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在荀子思想中，“天人相分”和“人性恶”是他的独创，天与性皆是自然义，是负面的，被动的，这是他同孔孟思想迥异之处。也正是由于荀子断绝了道与天与人性的内在联系，荀子之“道”便只有从现实中诞生，道的神圣性和终极性彻底失落了，就连孔子孜孜以求的“圣人之道”，到了荀子这里也经他的现实改造而成为“君子之道”，其内容也是“礼义之文”。荀子对礼的文化模式的推崇，是对先王圣人之道的下坠，圣人之道也走向了平民化和世俗化。由于荀子过于现实过于冷峻，他省略了儒家内在超越的一面，导致了其思想的平面化的倾向。人的心灵总渴望理想，所以后世儒者虽然践履着荀子的“治道”，却心仪着孔孟的终极理想，儒家最终还是重复着孔孟理想主义的道路。
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精神是儒家文化自觉精神的现实归宿。儒家文化自觉精神并不局限于意识与精神领域，它具有自己的实践性。每一个儒家思想家既是思想的大师，也是实践的大师，在他们的文化生命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实践的自觉。从文化使命自我担当，从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到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也是儒家文化自觉逻辑发展的必然进程。兼知兼行也是中国儒学的原点精神之一。从字源上看，甲骨文中的“行”字作 ，象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它的本义是道路。《说文》：“行，人之步趋也，从行。”引申为缓步或急步行走，又引申为行动和实践。因而，“知行”一词的原初意义即知道，知道怎样去行道和实践，尤其是日常生活实践也进入了“道”的关怀领域。然而如何知道行道还必须通过学习来解答，在此种意义上，“学”包含了知道和行道。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孔子虽然承认“生知”，但他更重视“学知”，认为只有圣人“生而知之”，他自己也是“学而知之”，学道知道对生命的意义至为重要，夫子感慨：“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只要能了悟大道，哪怕早上得道，傍晚便死去也在所不惜，孔子还反复强调：“士志于道”（同上），要求士君子要志于学道、知道和行道，这三者是统一的。他告诫人们：“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合乎正道，这也就是好学。就此，方克立先生指出，孔丘所谓“学”，实兼有“知”“行”二义。[10]孔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论语·公冶长》），他的一生是好学的一生，更是行动的一生，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恢复周道，孔子一生遑遑栖栖，颠簸奔走于列国之间，“累累如丧远家之犬”也在所不辞。尽管其文化理想早已落后于时代，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实现，但其“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不仅执著于“任重道远”的历史文化使命，而且对圣王之道加以时代的改造，使之薪火相传，不绝如缕，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高度自觉与自信。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生知”说，他认为人被先天赋予了“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这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认识论，仁义作为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其外在转化便是“亲亲”、“敬长”的道德行为，可见，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孟子还进一步说明：“仁”、“义”这类先天道德观念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的内心，他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因此，求知的途径就不是向外界探索，通过实践去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是通过向自己内心的探求去认识自己的先天本性，把那迷失了的天性找回来：“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同上）实践被根本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知即是行，行即是知，它们都是心的派生物。“心兼知行”是孟子知观的最大特色，学习也不过“求其放心”而已。其实，孟子也注重“学知”，重视学习的作用，学习只不过是安顿好本心，使心灵不被物欲所蒙蔽。对那些不觉悟的民众，通过学习予以教化尤为重要，孟子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通过教化，使人人能以仁存心，以义存心，深造自得于大道，回到至纯无碍的天性。孟子一生，以弘扬孔子周公之道为职志，为恢复圣王之道，实行“仁政”，孟子辗转于诸侯之间，四处宣扬自己的学说和理想。由于孟子所述的唐虞三代之德，“迂远而阔于事情”，终不为齐宣王、梁惠王所用，只得“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1]，孟子一生也是自觉投身于文化实践的一生。
荀子依然坚持了孔孟由内圣而外王的路线，积极倡导“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荀子·儒效》）。道是君子修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君子的行为实践即是道的实践。荀子非常重视实践的作用，他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同上）。道的实践是学习和认知的必然归宿，不闻不见之道，不是真正的仁道，它的实行终将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应努力去践履正道，因为道就在我们身边，不去努力实践，仍然达不到目的，再小的事情，不去做永远也不会成功（《荀子·修身》）。一言以蔽之，儒家的知行观发展到荀子这里已呈现出“行兼学知”的思想倾向，荀子所强调的“行之，明也”和“符验”说，已有在实践中检验真知发展真知的思想萌芽，已接近科学的知行观。荀子也十分强调“知”的重要性，荀子的“知”关心的是人间日常智慧，“唯圣人不求知天”，竭力反对那些不着边际无关痛痒的言论，主张对“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蹉不舍也。”（《荀子·天论》）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认为后天的学习是获得知识和道德价值的重要手段，应博学多识，真积力久，“学至于行之而止”远远不够，还应活到老学到老，“学至乎没而后止”（《荀子·劝学》）。在现实生活世界里，荀子的思想和行为也是一致的。为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文化理想，荀子曾周游齐、楚、赵、秦等国，试图说服诸国王侯接受他以王道统一天下的抱负，终不能用，但荀子的“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荀子·尧问》）。尽管荀子生不逢时，这并不防碍他非十二子、为道解蔽、自觉行道卫道，毕生执著于文化实践，对先圣先贤的文化理想一往情深，言其“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其中饱含着弟子们的无限敬慕和深远的文化意蕴。
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与文化损益精神，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精神共同构成了儒家文化自觉精神的价值内涵，这一文化精神的形成有其现实的、形上的和内在的价值根源。在先秦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是儒家文化自觉的现实根源。一般说来，文化的自我批判总发生在旧文化衰落时期，每当社会政治经济总危机处于爆发的前夜或已经爆发，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崩坏，于是一个文化批判时代，一个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的时代开始了。“礼乐文化”是我国春秋时代的文化标志，“礼崩乐坏”带来了“文化断裂”和文化危机，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思并由此而达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力，是旧文化的终结和新文化崛起的契机。儒家文化自觉精神的形成还有其形上的价值渊源。脱胎于原始宗教的早期儒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天命神学的羁绊，听命于天，祈天安命是其文化自觉的形上根源，也为其思想和行为抹上了神圣的光辉。孔子认为，文化的创造和存亡最终依存于天的力量，他把自己的文化使命视为天的赐予，认为周文王死了以后，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承接在自己身上，天若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种文化了，既然上天不想消灭这一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论语?子罕》），文化的创造与延续可通过人而实现，但人的创造与延续文化的终极动力，归根到底又根源于天。孟子同样强调天命的至上性，在《孟子》《梁惠王》篇中，孟子把自己一生政治文化理想的失败解释为天意使然，其文化自觉更是上承天命所当然；“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荀子否定了天的神秘性，把天还原为物质性的天，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但他并不否定命的作用。荀子云：“死生者命也”（《荀子·宥坐》），“节遇之谓命”（《荀子·正名》），把生死、时机和遭遇称之为命。荀子并不刻意要求人们知天，但应知晓命运非人力所能左右，因此，人生应达观而又自信，“知命者不怨天”（《荀子·荣辱》），人们应乐天、知命、安命。笃信天命只是早期儒家思想的一个侧面，他们更多地看到了理性的作用，把目光投向了人自身，投向了人类自我的深层———人性，人性构成了儒家文化自觉的内在价值根源。儒学的开创者孔子只是淡淡的说了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并未对人性作善恶价值判断，但这足以成为他能承接周公继承周文化的最充分的内在依据。孔子之后，孟子看到了人性的正面价值，宣扬了人性本善圣凡同类并为之寻找心理的依据，于是人的价值自觉文化自觉只须“反求诸己”（《孟子·公孙丑上》），向内心去寻求。荀子则看到了人性的负面价值－－性恶，看到了“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 性恶》）即人人皆有改善人性走向圣人的潜能，因之，人的文化自觉就在于“化性起伪”（同上），克服自身的负价值而走向理性自觉。
应当指出，儒家文化自觉精神更多的是源于内在人性的理性自觉，源于认识主体对自己行为的自主选择，它既是自觉的，又是自愿的。“道”是儒家知识分子进行理性认识和自主选择的最高理想和价值标准。实行“仁道”是孔子毕生的追求，孟子也要求“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 ? 离娄下》），肯定主体自觉地把握道，遵道而行。荀子指出，人的行为自择必须以道为准则：“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福祸之所托也”（《荀子 ? 解蔽》）。儒家的文化自觉就是对“道”的自觉。有了“道”的自觉，一方面，面对现实的文化危机，早期儒者挺身而出，承担起自觉救世的文化使命，并不断地向生命的深层进行探索，寻找文化的内在依据；另一方面，即便是面对那神秘莫测的“天命”，也应努力去破译它的文化密码，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的自信，孟子“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孟子·尽心上》）的警示，荀子“知命者不怨天”（《荀子·荣辱》）的达观，都显示出早期儒者对天命的乐观豁达和对理性自觉的信念。但是早期儒家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天命”的作用，认为命运非人力所能左右，要求人们自觉地屈从天命，表现出浓厚的宿命论色彩，这是对主体自主性的否定，儒家文化自觉精神也呈现出自相矛盾的二重性质。
儒家文化自觉精神中还有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例如，儒家文化自觉被后人称道的多是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和文化实践精神，而文化批判和文化创新精神却常常被忽略，为什么？儒家文化自觉为什么多以自觉卫“道”，回归传统，回归先贤圣王之“道”的文化理想而告终？??????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囿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论及。尽管儒家文化自觉精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儒家文化自觉代表一种成熟的儒家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他们既是文化的承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自觉是他们的使命和责任，也是他们存在的现实理由。在社会转轨、文化转型时期，文化失范和文化重构的时代诉求，更迫切呼唤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觉精神，这正是今天我们重提这个话题的时由。总之，儒家文化自觉精神以其独特的使命自觉、理性自觉和实践自觉，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投身于文化，自觉承担起历史文化使命，自觉地进行文化批判和文化创新，把文化落实为一种生活，一种实践，它们是中国文化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推动着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在漫长的历史文化进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实现自我超越。
[1] 《论语集注?子罕》
[2]《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3]《礼论?乐记》
[4] 参见拙文《孔子文化哲学思想初探》，《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6-10页。
[5] 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6] 蔡仁厚：《孔孟荀心论之比较》，参见中国孔子基金会主编《孔孟荀之比较——中日韩越学者率儒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21页。
[7]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8] 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9] 《荀子集解》卷十五
[10] 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11] 《史记》卷七十四
篇2
以化成天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即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化”这一整词在西汉以后才正式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其内涵即为“文治教化”或“以文教
化”，而“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实已切入了后来“文化”的内涵，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可以说“人文化成”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基因与核心。根据我的理解，在这一元典语汇里，集中包含着儒家人文精神的三层内涵，或者说是由内而外、由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三重要素，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和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人”——“止”——“化”构成了儒家文化特有的人文精神与风貌。
首先是“循天道，尚人文”，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二程曾这样强调《周易·贲卦·彖传》的这段话；“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周易程氏传》卷2)这番话
是深得《周易》要旨的。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里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科学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育，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精神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礼记·大传》说：“圣
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便指明了“人道中心论”的个中奥妙。尽管《中庸》强调“中华人道法自天道，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然而中华文化更重视的是“人道”。因而，中华哲学最大
的成就集中在人生哲学；中华文化的根本智慧，也集中在人生的智慧。”
其二是“致中和，得其分”，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明以止”的“止”的含义，朱熹称“止，谓各得其分”，也即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朱熹注《易传·乾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云：“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周易本义》)这也可以作为对“止’’的一种注解。《易传》曾谓“乾道变化，务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乾文言》)，“止”也就是“各正性命”。这个“止”，在儒家的典籍里往往等同于“中”与“和”，如《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孔子所称“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所谓“乐而不”的中和尺度，所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规矩中有自由、自由中有规矩的境界，都与这个“止”相关。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追求的是与万物和谐的中和境界。
其三是“崇礼乐，赞化育”，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字，“化”者，内外融通，不免不强，自然流成之谓也。任启运《礼记章句》中称：“盖其为教，优游和顺，使人默化而不知”，朱熹也把这种育人功夫称之为“化”，“涵育熏陶，俟其自化”(《孟子集注》卷4)，使受教育者如同“静对春风感形化”(《朱子学归》卷23)，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朱子小学集解·小学书题》)。靠什么来“化成”?王弼《周易正义》谓：“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
孔颖达在疏中说得更清楚：“《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这就使儒家人文精神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深沉的人生现世色彩和人心化育品格。儒家人文精神不仅重人道，而
且重教化，即重人道的教化。这种教化，又必须借助礼乐诗书等形象化、情感化的形式，所谓诗教、乐教、礼教、艺教，都是艺术与道德的有机融合，其实就是一种美育工夫。
由“人”——“止”——“化”构成的儒家人文精神内在结构是一脉相承的，“人”是本体，“化”是工夫，而“止”则是这种本体和工夫的基本尺度。达到“止”的境界，天人就能合一，天下就能化成。然而，这种“止”的境界的达到，又离不开“化”的工夫，惟有化育，才能既尽人之性，又尽天地之性，使天地之性与人浑然一体。转贴于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儒家人文精神作为在“轴心时代”形成，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两千多年的一种主导性、共通性的文化精神，它的最显著特征是什么?或者说，它的根本指归和基本工夫是什么?用《周易》的元典说，就是“人文化成”，也就是“人心化育”；说得更具体些，那就是：通过艺术与道德的有机交融，以感受与体验为中介，实现对人生和人心的和谐化育，这就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海外一些著名的华裔学者对中华人文精神(主要指儒家)的具体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中华人文精神的最基本特色的概括，却是大致接近的，那就是认为这种人文精神是内在的或内倾型的，它注重的是“向生命处用心”与“内在超越”。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文化精神是外向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也是外在的，由于超越经验的宗教及思辨的形而上学，都是以一绝对的意义来分别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神、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的。因此，西方精神文化中充分发达的是以纯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唯理论和以彼岸信仰为基础的宗教论，他们的用心是趋向于外在的自然或超越的彼岸。而就中国文化哲学来说，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人也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这样在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以及人与神之间便没有一种绝对的分歧，这样中华人文精神便把注意的趋向集中于内在的人生和人心，通过“向生命处用心”和“内在超越”来求得人自身的解放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这便是中华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的基础。概括言之，这种文化精神重和合、重体验、重内在超越，其要义是通过对人与世界各种关系的恰当把握，通过对人自身的内在感受系统的合理调节，来恰如其分地化成天下。
就本体论的思路说，中国哲人的思考传统不是从绝对客体着眼，纯客观的宇宙本体论在中国历史上向来不够发达，中国传统哲人注重的是价值世界的存在。因此，在宇宙与人生的关系上，中国人重视的是人生，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以人生为本。而在人生与人心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人的思路又是以人心为本。在中华人文精神的奠基者那儿，就认定了人生和文化的价值不在天，不在地，也不在神，而是在人自身的心。故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致矣。”(《论语·述而》)又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而到孟子则明确指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儒家如此，道家也不例外，庄子把老子形而上之道落在人的心上，认为虚、明、静之心就是道，故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中
国化的佛教禅宗主张“明心见性”，实际上是认本心即是佛，不应向外向上追求。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发展到禅宗，即把人的宗教要求也归结到人的心上；所以禅宗又称为“心宗”。到了宋明理学，更把心上升到本体的地位。程明道已称“只心便是天”，对心作了形而上的规定。张载有句名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西铭》)强调的不仅是“天人合一”，而且是以人为本。人不仅与天地同体，而且是为天地立命，做天地灵性。到了王阳明的心学，更是高唱；“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斌公全书》卷6《答季明德》)他不但把人当作了衡量万物价值的绝对尺度，而且又把人心当作了赋天地万物以价值意义的本体。
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合一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中庸》认为：“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是理想本性，教是对理想本体的追求、体认过程，教化实践过程本身就是道。因此，本体就是人生的创造过程，人生的本体流行就是人生在现实创造中对本体意向的自觉与贯通。在中国传统哲人看来，宇宙的本体就是人生，而人生的本体则是指人生的应当，人生的应当就是人生的理想世界，人生的本体自觉和本体实现就是对理想世界的自觉追求和体认，也就是对天道的自觉体认，“一旦豁然贯
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四书集注·大学章句》)。这样的本体实现状态仍是教的结果，是在现实人生修养中实现的自由完美的人生境界。这种修养的思路是由内至外，由个体心灵至天下，这点在《大学》中表达得最为清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为次序表明了这个世界最终和谐与否的基础，在于每个个体的心灵。如果每个个体的心灵都能符合“各得其分”的分寸，都能“从心所欲不逾矩”，都能“性道合
一”，“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那么，天下的大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就儒家的本体论而言，是以人生和人心为本；而从儒家的方法论而言，又是以“养心”或“化心”为本。
心如何养?又如何化?儒家哲人们拈出了一个“乐”字，“乐”不仅仅是养心的一种工夫，而且本身就是心的本体。整个儒家人文精神美育品格的要义，就在于如何通过“乐”的修养工夫，达到“乐”的人生境界。《荀子》云：“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中庸》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所谓“诚”、“自慊”都是强调心的一种真实自然、毫无勉强、浑然天成的本体状态。如何达到这种本体状态，按北宋理学开山师祖周敦颐的说法是“寻乐顺化”。①返诚至宋，顺乐达化，通过乐的中介圆融作用，消除天人之间的渣滓与隔阂，使人进入浑然与万物为一体即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理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及实现这种境界的工夫，都深刻地包含着这种审美化育精神。这就是“乐”的境界和“乐”的工夫。王阳明曾说：“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王文成公全书》卷5《答舒国用》)“洒落为吾心之体”即“乐是心之本体”，洒落与敬畏的关系，是本体与工夫，也即境界与工夫的关系。说敬畏为洒落的工夫，这还只揭示了宋明理学修养工夫的一面，而这一面是在将敬畏与洒落对待而言时所强调的；宋明理学人生境界的修养工夫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乐”的工夫，也即“洒落”的工夫，通过“洒落”工夫达到“洒落”的境界。因此，理学家们都非常强调在“如何为乐”上做功夫。如果说在境界论上理学家们念念不忘追寻“孑L颜之乐”，那么在工夫论上他们则反复咀嚼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三段式理论，他们无不体会到，人仅知善之可贵未必肯积极去追求，能“好之”才会积极去追求；仅好善而加以追求，自己犹与善为二，有时不免因懈怠而与善相离；只有到了以善为乐，则善已渗入己身，“于乐处便是诚实为善”(《语类》卷24)，此时行善与得乐浑然一体，伦理规范的实行成为个体情感的自觉要求及其满足，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对于这一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人生至诚至乐理想境界的达到，除了日常生活中克私的修养和道德的积累之外；还需要“乐”本身的感化。孔子曾云“成于乐”，即人格的最高境须成就于“乐”的熏陶。为何如此呢?朱熹的理解是“乐……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论语集注》卷4)。在朱熹看来，“人与天地本一体，只缘渣滓未去，所以有间隔；若无渣滓，但与天地同体”(《语类》卷45)。什么是“渣滓”呢?其一，“渣滓是私意人欲未消者”(同上)，其二“渣滓他勉强用力，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之意”，“闻乐就可以融化了”(同上)。可见，“渣滓”正是殊相与共相的矛盾处及人与天地之间隔处，“渣滓”本身又含“私欲”和“勉强”两层意思，前者指动机，后者指体验，如果说“私意”的动机还可以由“复礼”克服，那么“勉强”的体验就不仅仅是“复礼”所能奏效的了，单一的“复礼”仍可能使人“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感之以“乐”，就能融化这种“渣滓”而使人“忽而不自知其入圣贤之域”(《论语集转贴于
注》卷4)。可见理学家们不仅是极端的动机论者，而且是极端的体验论者。他们观察人的标准基本是看其为善或为恶，其次是观其动机为己或为人；最后也即最高的标准是观其内心体验乐或不乐。要达到“乐”的境界，“乐”的工夫是必由之路。“乐”是真、善、美及知、情、意高度统一基础上实现的心灵的自由体验与自由境界，又是实现这种自由境界的必由途径。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和席勒都把审美作为心灵自由的唯一标志以及实现这种心灵自由的唯一途径，理学中的“乐”范畴已包含了这样的美学意蕴，理学范畴之中“乐”与席勒的“游戏冲动”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理学家这种以“寻乐顺化”为标志的人生境界和修养工夫，在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指出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特别重视道德与艺术，重视人格理想的追求，或者说是以道德与艺术为两大基石，人生境界为一大指归。这并不是本人的创见，而已是为海内外许多学者所大体肯定了的观点。我要强调的是，与其把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特征归结为道德的或艺术的，无宁把它归结为美育的。美育以道德人生为指归，以艺术情感为途径，好是两者的有机融合；把美育作为中华传统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基本品格，也许较之单言道德或艺术更契合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基本用心与总体特征。
篇3
一、讲述一个感人的伦理故事
“情节剧”指一种感伤的、情节虚假的戏剧，这种戏剧没有塑造人物，只是过多的事件，利用伤感吸引观众的感情，结尾是欢乐的或至少是道德的重新确立。然而，不论过去中性的还是目前贬义的定义，绝少是合适的。情节剧作家们就推销那些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罪行和罪犯被吸收到道德冲突范式中，吸收到善与恶的寓言中，这些故事中善几乎总是战胜恶。
在李安导演的影片中，他总是选择一个感伤的家庭伦理故事，在人物观念和情感的冲突中制造矛盾，达成平衡，展示情感。在影片中，李安沿用了中国伦理情节剧的“受虐――施虐”的苦情戏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丰富的人物性格。
《推手》讲述了退休太极教练老朱从大陆来到儿子晓生的家。晓生多年前留学美国，他极力融入这个社会，并且已经有了东西结合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老朱的到来却打破了原有的宁静。影片开头，镜头从老朱穿着的布衣慢慢向后拉，进而出现了正在打太极的老朱，以及纵深景别处的玛莎。没有对白，只有自然音响和细碎的同期声。玛莎常常作为老朱的背景出现在画面的深处，又或者老朱出现在玛莎的背后，这种文化的隔绝在第三者的身上就非常清晰的表现出来。在饭桌上当妻子和父亲同时向晓生嚷嚷，中文夹杂英文，场面混乱；画面上，三个人形成了三角形的格局，晓生自己处于画面的右侧，老朱和玛莎偏左。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暗示：这两个人的重点在于晓生，在妻子和父亲之间是没有桥梁的。
在《喜宴》中，这种文化隔膜形成的冲突就显得更加激烈了。同性恋的儿子伟同为了满足父母传宗接代的心愿，只好和来美国不久的画家威威出演了一场假结婚的闹剧。没想到情况演变超出了他的控制。伟同想应付了事，同威威公证结婚。在公证处，眼看着自己唯一的儿子就要这样草草结婚，父母的表情异常凝重，父亲眉头紧锁，而母亲干脆在楼道里抱着威威哭了起来。当老陈执意要给大少爷伟同办喜酒的时候，伟同的父母眉开眼笑。这之后，伟同的真正爱人美国青年赛门的出现让父亲觉得不可接受，于是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于是便有了“戏”。
《理智与情感》：李安围绕着几个主人公网罗成一个爱情悲剧，每个人都在生活中扮演了悲剧角色。主题理智与感情有着激烈冲突，最终理智战胜了感情又造成新的悲剧。爱德华不得不对5年前的一个过时的承诺负责，埃莉诺不得不尊重这个承诺，两个相爱的人不得不分离。
《与魔鬼共骑》中，李安依然沿着自己细腻的手法，从小处讲述个人和家庭对战争的反馈。南北战争的孰是孰非即使对于美国人来说，也不是简单的硬币两面。避开宏大历史观的传统高度，选用一群年轻人成长过程作为视角，反映最基本的人性诉求，这是李安的拍片立意。影片中多处表现朋友之间的生死友谊，情人之间的相许守望，家庭团聚的幸福追求，使得《与魔鬼共骑》淡化了战争双方的立场，把主题定格在更加普世的家国伦理上。
作为一个台湾出身的导演，李安却非常善于选择影片的题材，格外重视在日常世界中被压抑被边缘化的性关系和性伦理：《喜宴》里的性压抑，《冰风暴》里的，《断背山》里的同性恋，《卧虎藏龙》中的有情人难成眷属，《色・戒》里的家国恨和男女情……他将这些被正常社会视为禁忌的话题摆到大家面前，迫使我们正视人性的脆弱和局限，同时，也使得影片具有了触及心灵的魅力。
二、坚守“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的儒家传统
在李安的电影中，总是安静流淌着真挚情爱的味道。李安了解东方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也同样明了西方的生活、思维方式，于是他的电影里展现了一种奇特的场景，东方的爱在西方的遭遇，而这种遭遇的背后，是情感和理智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家庭三部曲”很巧妙的将传统中国家庭中父母尤其是父亲对儿女的爱穿插于子女们的爱情之中。《喜宴》里，高家夫妇“爱屋及乌”的格外喜欢儿媳妇威威，给她带了贵重的礼物，时时刻刻的想到她、照顾她，这样的厚爱让独自一人身处异乡的威威很是感动。对儿子的爱扩大到对儿媳的高度认同和喜爱。《饮食男女》中，朱爸把对三个女儿的所有关爱都浸入一桌子十几个人也吃不完的丰盛菜肴。他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准备、制作这些饭菜，而自己中午则只是吃面条凑合了事。虽然饭桌上，四个人没有什么交流，甚至常常不欢而散，但是这周日的晚饭，老爷子是怎么都要亲自准备的。无言的关爱，只是没有被察觉和表达。
同样，《冰风暴》的背景设在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康涅狄格州的一座小镇。影片刻意抹去中国的痕迹（尽管背景中播放的电视节目上演着李小龙系列片）。但是像在《喜宴》中一样，家庭成了影片的背景，家庭成员的彼此背叛和最终和解渗透到影片的叙事中。
“家庭三部曲”所关注的重点虽然在于家庭亲情，但是爱情是另一条埋藏其中的隐性线索。《饮食男女》中朱爸和锦荣的爱情就起到了隐线的效果。在影片进行过程之中，对于两个人的爱情并没有直白的表示，只是通过细微之处表现两个人的熟悉。
《卧虎藏龙》中李慕白和俞秀莲的爱情就具有典型的东方风格，他们克制、压抑、忍耐，发乎情止乎礼，欲说还休，没有约定的约定和没有确定的等待。俞秀莲苦等十几年才等来一句李慕白的肺腑之言；一个不问，一个不说，全凭感觉和猜测。有一场李慕白练剑的戏，俞秀莲静静地用欣赏的眼光注视着他。这便是东方式的传统爱情，不大胆也不张扬，他们用默默的像做人一样的方式来处理本来可能强烈的感情和爱情，这是李安独特的表达方式。
在《断背山》一片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李安被问到：“为什么会想拍这样一部牛仔同性恋的电影？”他这么回答：“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有人正想回去，但有人永远也回不去了。”浪漫描述了两个偶然相遇的男子的一段爱情。爱情在这里超越了性别的因素，只是很纯粹的存在着。当艾尼斯和杰克久别重逢，在艾尼斯家门口，他们不顾一切激烈的拥吻，恨不得把对方揉碎在自己的生命中的感觉，让人清晰的看到感受到爱情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份爱在电影中被深藏。
这种以“水”一样的无声却细密的处理爱情的方式在《色・戒》中却演变成一种悲剧的意味，女生王佳芝和热血青年邝裕民的爱情是真实的却又被两人埋藏起来，直到在刑场上，王佳芝和邝裕民的正面相视才将这种无奈、痛苦、或许还有悔恨的多重情感表现出来。易先生对王佳芝的动情也在送钻戒、坐在床边抚摸着留有体温的被子哭泣等细节中被渲染。于是，一出充满悬念和蹊跷的情节剧，被导演有意识的增添了许多情感的包裹，产生了独特的魅力。
三、和而不同，理智战胜情感
当东方的传统观念与西方的现代意识相遇时，总是有相互难以理解的苦涩渗透其中。在《推手》和《喜宴》中，不约而同体现了东方传统亲情家庭观念的妥协和退让。《喜宴》中，已知实情的高父就只好帮助儿子来演一场戏，通过妥协实现了抱孙子的愿望，同时承认儿子西方的现代感情。结尾，5个人一起看照片的时候，每个人都获得了圆满。李安曾说：“从《推手》一心想要与儿子团聚的太极拳大师，到《喜宴》最后接受儿子是同性恋事实的将军，再到《饮食男女》中压抑感情的国厨，他们都代表了某种传统文化的特质，而“饮食男女”里老朱后来接受家庭翻样的事实，开创自己的新生活，这可能也算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点祝福吧。”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身处文化全球化语境中的“异乡人”李安对于东方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社会所遇到的种种尴尬有着自己切身的思考。在《饮食男女》中二女儿的留守；《卧虎藏龙》中玉娇龙的纵身一跃，《断背山》中艾尼斯的笃守一生，《色・戒》中易先生的处死王佳芝，都体现了李安对现实的清晰认识和对感情的一厢情愿。
在影像风格上，李安偏爱长镜头和特写镜头，细腻展现人物面部表情，真切表现出活生生的人；片中多使用自然光，使得其影片色调更加真实、温和；处理剧本和实拍中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效果；组成国际化的创作团队，启用最优秀的电影人，甚至好莱坞知名摄影师、作曲、剪接等，使得作品呈现出华丽典雅的形式感；这与他所表现的内敛、达观、守拙的为人风范极为相近。正是这种以最为中国化的方式来处理最为尖锐的题材的智慧成就了李安的导演大师的现实地位，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个亮点，将儒家观念深深地融会进充满情节吸引力的通俗剧中。
[参考文献]
篇4
1 耳熏目染,把人文精神贯穿于和谐校园的物质文化建设中
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学校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外在物化形式的总称。它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前提和条件,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一种显性为主的文化。良好的物质文化建设可以陶冶师生的情操、塑造美好的心灵,成为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圣地。
在和谐校园的文化建设中,要善于把人文精神贯穿其中。我国古代的书院大多依山傍水,就是为了“借山光以悦人性,假湖水以静心情,使学生获超然世外之感,在万籁俱寂之中悟通皈真”。现代教育更加重视校园环境建设在师生人文精神养育中的作用,不仅注重校址的选择,而且积极地把自然环境创设成为理想教育场所。高大的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宽敞明亮的教室、清洁卫生的校道、精致的雕塑,与绿树、草坪、园林小品相互村托,形成错落有致、协调一致的景观。师生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人文教化,耳懦目染,陶冶情操,完善人格。
2 层层深入,把人文精神深化于和谐校园的精神文化培育中
和谐校园的精神文化是学校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所创造和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全校师生员工所认同和遵循,而且具有特色的理念和精神。它包括价值观念、校园精神、行为准则以及蕴含在学校规章制度和学校环境之中的文化特色。富含人文精神的校园文化是学校代代相传下来的独特的精神财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时刻发生着影响和作用。
富含人文精神的校园文化是最高层次的校园文化。这种文化决不只是意味着挂几个标语,喊几个口号,它是一个学校多少年文化的积淀,精神的凝聚,灵魂的磨砺。
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校园人文精神养育的主要载体。学校可以通过各种各样形式校园文化活动层层深入来丰富校园的人文精神文化内涵。可以通过各类社团,运用讲座、报告、展览、研究性学习等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形成校园内求实创新的学习风气;可以通过各种比赛、欣赏、表演等活动,使学生学会感受美、欣赏美、体现美,进而提升创造美的能力;还可以通过创设宣传橱窗定期开设专栏,利用图片文字,对学生进行主题教育等形式,制约着师生员工的思想和行动。另外,还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大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教育灌输的力度,立足文化育人,力求使人文精神在精神文化培育中得到充分体现,从而确保校园文化的和谐发展。
3 以人为本,把人文精神熔铸于构建和谐校园的管理体系中
以人为本的管理,指在管理过程中以人为出发点和中心,围绕着激发和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展开的一种管理行为。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特别注重以人为本,把人文精神熔铸于构建和谐校园的管理体系中。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管理思想,要求我们在构建和谐校园管理工作中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教育对象首先是人,一切要以人本为出发点。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科学的教育管理思想,要求我们在管理工作中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管理对象(无论是教师或者学生)首先是人,我们的管理也要符合和满足人的特性发展需要。
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就是要将人文精神熔铸于构建和谐校园的文管体系中。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以诚待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教师要努力做到为学生的学业成才、健康成长、精神成人和事业成功无私奉献,善于发挥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在人格上充分尊重学生,发挥学生在学习和学校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学校的各项工作、活动和制订有关政策时,教育者要多作换位思考,善于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同时要虚心地听取学生的反映,将人文关怀体现在校园管理的点点滴滴中。
参考文献：
篇5
1传播方式单一，市民了解儒家文化的来源单一
儒家文化自诞生后，能够传播到华夏各地，最重要的在于其具有开放与流动的学术品格，能不断吸引各个学派之长，随着人的流动与学术的传承而跨越时空，最终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同时，历朝历代统治者十分注重儒家文化的宣传与传承，如秦汉以来，中国文化先后传入越南、朝鲜、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圈；封建王朝都设立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私人办学也普遍教授儒学，全国各地设立孔庙，每年举行祭孔大典，考试科目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这进一步传播和繁荣了儒家文化。
相比中国古代，当代社会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方式单一、重视度不够。自“五四“以来，随着改革思潮的涌入和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对传统文化充满了排斥和疏离状态。市民接触中国儒家文化的主要方式即是高等教育，课本上的繁文缛节、咬文嚼字，更增加了市民对儒家文化的排斥情感。即使是市民通过高等教育获得一些心得体悟，也只是零星片叶，缺乏对儒家文化的整体把握和认同。
除了教育的传播方式之外，通过媒体传播也是当下流行的新途径。针对媒体商业化的性质，主要是以牟利为目的的文化传播行为，不可避免冲淡了儒家文化自身的纯洁性、公正性。当务之急，迫切需要拓宽儒家文化传播手段，合理公正地传承儒家文化，开拓新方法、新途径、新思路，集思广益，继往开来，找出多种能让市民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
2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认识不够合理、全面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和沉淀，儒家文化本身有其合理部分，也有其不合理部分。郑州市民在对待中华民族儒家文化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态度：一是纯中国化，完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一切都是美好的，高尚的，甚至中华儒家思想中故步自封的思想和文化也不加批评地继承和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二是完全西方化，这类郑州市民可以说是崇洋，西方的文化都是优秀的、前卫的，把中国的落后和国内的社会问题完全归于中华落后的文化传统，不加批判地把西方外来文化引入中国和日常生活当中。
儒家思想精糟并存，儒家思想存在合理部分，如儒家强调有教无类、学思结合、因材施教的教育理论，倡导孝、仁义、诚信的伦理道德，坚持仁政、德治、民本思想，维护社会稳定，重视正身自省、修己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个人修养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儒家文化中也存在一定的糟粕部分，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存天理，灭人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子无才便是德”、“君权神授”、“三纲五常”、“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言行主张。儒家思想为了迎合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许多思想存在着泯灭人性，束缚人欲的狭隘观。这不但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还为统治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儒家思想成了统治者钳制人性，麻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针对儒家思想精糟并存的局面，也给市民正确认识儒家文化、运用儒家文化带了诸多不便，这也导致市民对于儒家文化缺乏合理定位和全面认识。
3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中文化将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反思，而且全球各地的华人社会也都在反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笔者深深感受到：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在思想上的困惑――对传统文化，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摒弃的没有彻底摒弃；对西方文化，该引进的没有深入的引进，该排斥的没有严正地排斥。同时，“五四”以来，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结构――即文化传统这个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启蒙心态，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科学、民族、自由、人权这些西方的价值观念，也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价值观，导致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随时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崛起，信息时代如何正确传播传统文化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许多网络媒体平台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传播西方文化，在新一代青年和市民中形成了过“七夕”是守旧，过“情人节”是潮流的不正当观念。市民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一直抱着“五四”以来留下的“臭老九”、“四旧”、“老封建”的狭隘文化观念。加上网络媒体对外来事物的不加取舍的“拿来主义”，导致市民更是崇洋，对传统儒家文化情感大大降低。加上许多网络媒体为了谋其暴利，不惜歪曲传统儒家文化，诋毁孔孟之道，颠覆传统文化价值，甚至利用儒家文化为其牟利服务，妖言惑众，造成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4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资源利用不足
篇6
1从审美本质分析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通过对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进行系统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审美本质可以用2个词语表达，一是“比德”，二是“悦心”，从某种角度而言，其是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从古至今，在儒家文化的思想体系中，主要的审美基础是道德，人格伦理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理念，这在大自然中得到了很好地彰显。特别是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赋予自然植物人的精神，是对人格魅力的一种认可[1]。例如，在现代园林中经常见到梅、兰、竹、菊这4种植物，被称为植物4大“君子”，从设计中可以看出，不论在形式或是底蕴，都蕴含着道德的本质。这几种植物的精神可以从历史众多的文人笔下看到道德精神的存在，如对于竹子坚韧的品质进行了歌颂，原诗句为“大雪压青松、青松挺又直”。从这就可以看出，现代园林的设计利用了象征手法。同时，园林景观设计满足了观赏者全方面的需求，更是让观赏者达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获得一个悦心的认知，而这也充分体现出了儒家文化思想。
2从审美功能分析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从审美功能的角度来看，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要求达到成于乐而游于艺的高度，这就充分体现出了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儒家成德思想理念除了体现于园林景观的审美上，还体现于其审美功能上。园林景观具有很大的乐趣，不仅可以体现于精神中，还可以体现于园林功能中，以感性的视角来看，孔子用“兴、观、群、怨”4个词语进行总结。其中“兴”主要是表达人们内心对园林景观的感触，“观”主要是表达人们对景观的欣赏，“群”主要是表达人们表现出来的感情，“怨”主要是一种与群相反的情感[2]。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讲究的是一种美的意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是让整体的设计给人一种朴素简约、随形就势、轻巧淡雅等感觉。例如，在山顶上设计而成的小亭，它本身是给人提供赏景、休息的一个地方，但是人们从低处仰视小亭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凌空欲飞之势，观赏这座小亭可以唤起人的某种感情，而人的情感可以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很大影响，这就产生了社会作用。从这就可以看出，孔子对于艺术功能的论述与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规律是相似的，因此，儒家文化思想深深额蕴含于现代园林景观的意境中。
3从审美形态分析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从审美形态的角度来看，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充分显示出了“乐而不，哀而不伤”的理念，这也是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一个体现。正是结合了儒家文化思想，现代园林景观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设计特点，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2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和：人和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理念，主要是指人和自然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第二，乐和：主要是指柔和婉转的一种审美乐趣。将这2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即为中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庸之道，这是孔子提倡的一种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当前我国现代园林景观与古代建筑风格发生了较大变化，慢慢融合了一些现代文明思想，但是整体上依然给人一种含蓄婉转的感觉，并没有脱离儒家文化倡导的艺术理念。
4结语
我国园林景观设计一直以来都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现代园林景观虽然融合了一定的现代文明思想，但也渗透了儒家文化，不同文化的结合使得园林景观更加具有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了园林景观价值。从当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情况来看，儒家文化思想主要是体现于其审美本质、审美功能以及审美形态3个方面，使得园林景观给人一种独具特色的意境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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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animation；dissemination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7-0217-03
0 引言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历史新时期，弘扬和传承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对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凝聚民族精神实现“中国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1 儒家文化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及现代传承价值
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以来，经过儒家世世代代的努力和传承发展，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1 儒家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启示
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他总结了春秋时期之前的中国文明，形成了经学，从而创立了以“和”文化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所以说孔子是中国文明史上承上启下的圣人。
儒家文化的精髓是“和”，强调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序，其核心是仁和礼。从基本内涵来看，“仁”是指同情、关心和爱护的心态，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相互尊重的“仁爱之心”，是通过正_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成整个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这是社会成员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礼”是建立维护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秩序的行为标准和规则，实质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它的重要作用是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的有序和谐。“仁”是人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礼”则是人的外在行为规范，它们共同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有序的发展。
儒家文化“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强调“礼”营造社会和谐秩序的价值，目的在于维持并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而践行“仁”和维护“礼”又以和睦为贵，它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就突出反映了“和”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是人类社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传承弘扬这个文化遗产，对于构造国民信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
1.2 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意义
中华民族要复兴、要发展，需要回顾借鉴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儒家文化与时代主题相结合的伟大结晶。
孔子倡导的“以德治世”的“德治”思想，强调道德乃政治之本，历经后世儒家的诠释发挥和理论升华，把儒家文化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成为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是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中的精华。儒家文化中“以民为本”的德治思想与仁爱精神正是实现“中国梦”的思想源泉。“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它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从“德治”的方式来看，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正像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也就是说，如果能够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群臣百姓的心就会朝向你，就像天上的北极星一样，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由此可见，以“民本”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德治”思想的实质是，通过实现社会群体价值来达到社会整体的和谐。虽然儒家“民本”思想的真正内涵，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民的利益，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现今社会所用，但其思想精髓为当代中国的治国实践提供了借鉴。
今天，我们把“以德治国”作为实现“中国梦”历史进程中的基本治国方略，就是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个人理想与国家目标相结合，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传承发展儒家文化是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经过中华民族的世代努力而传承至今，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多次受到域外外来文化的挑战侵蚀，屡遭域内异质文化的冲击排斥，都没有改变其固有的内涵，依然凭借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自我修复完善能力，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发展更新。而今，儒家文化传承创新更是体现在文化的传播方面，截至2015年12月，全球134个国家（地区）建立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学员总数达190万人。这些机构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引导世人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的中国、当代的中国，在增加国民信仰与文化自信力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的话语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未来中国向世界出口的最有影响力的产品应该是中国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产品。
当然，我们继承传统文化不能原封不动地全盘承袭，应根据现实的需要做出价值选择，传承弘扬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那些符合当今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价值原则，可提取转化为时代精神发扬继承，古为今用，服务现实。因此，儒家文化要实现传承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必须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在不断挑战中进行更新；必须挖掘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要实现古今文化精神上的对接，让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的生活中鲜活起来。我们应该借鉴儒家“德治爱民”的政治文化，培育民众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借鉴儒家“见利思义”的义利观，倡导当今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创新以人为本的共同价值理念。
正如主席指出的那样，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2 发挥动漫传播优势推动儒家文化传承发展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了能够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应当积极推动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动漫无论在艺术综合表现能力上，还是在融合传播媒介新模式方面，都更具有特有的时代性和广泛的影响力，是儒家文化最适宜的传播方式。
2.1 动漫传播的优势和时代特点
动漫，不是一个独立的词汇，是动画和漫画的合称与缩写。业内一般将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游戏（game）三者习惯合称为ACG，或加上轻小说（novel）合称作ACGN。动画和漫画都是流行艺术，虽然没有多大的区别，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漫画是通过写实、夸张、讽刺、幽默等不同手法，依靠描绘图画配上文字述事的艺术表现形式。漫画是平面和静止的。动画是对许多帧静止的画面，逐帧拍摄之后连续播放形成活动的影像。动画是动态的漫画，是漫画和影视艺术相结合的复合艺术。动漫文化的繁荣发展，出现了众多崭新的表现形式，已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造型艺术综合体，随着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动漫传播越来越具有时代特点和独特优势。
2.1.1 传播媒介多
动漫产业进入21世纪后，经过日新月异的发展，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借力于科技新技术，动漫与媒介互动发展，出现了传统传播媒介与新兴传播媒介共存的繁荣局面。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①通过报、杂志、图书以漫画形式传播的出版类动漫；②以影院和电视为传播媒介的影视动漫；③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网络动漫；④以手机、智能电视、公交地铁液晶显示器为传播媒介的新媒体动漫，等等。动漫已经成为一种复合型的文化传播载体。
2.1.2 受众群体广
当今，动漫产品的受众消费群体已由少年儿童小众消费群体发展至青年消费群体，正向成年消费群体迅速蔓延，所有年龄段都有属于自己的动漫产品，动漫已成为大众化全年龄段的共同消费品。伴随着4G网络的发展，手机动漫的受众群体不断扩大，到2015年9月国内4G用户总数达到3.02亿户，包括3G用户在内的移动宽带用户规模已超过7.3亿户，其中18～35岁年龄段的用户群体，95%为手机动漫注册用户，预计2016年手机动漫的消费规模将超过400亿元。动漫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2.1.3 跨国界融合度高
动漫是摆脱以语言为主要表现形式，依靠图像要素来表达题材内容的视觉文化。因此，动漫能够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跨越语言文字障碍，轻松地将输出国的价值观念、民族文化渗透到输入国，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输入国受众的思维方式和国民信仰，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认同和接受异域文化所传递的道德理念。动漫这种跨国界传播能力体现了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就是很好的例证。迪斯尼塑造的“米老鼠”调皮又可爱，赢得了全世界几代人的喜爱，观看人数超过七亿人。正是借助于“米老鼠”，美国把其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轻而易举地传播到世界各地，树立起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形象。
2.1.4 形象周期长
动漫的价值在于通过创意塑造形象，透过形象授权催生衍生产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品牌授权和衍生品销售是动漫赢利的主要来源，这为动漫产业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保障，从而持续延长动漫产品的生命周期。迪斯尼公司的成功再次印证了动漫产业所具有的行业辐射广、衍生产品多、形象周期长的特征。自1928年诞生以来，“米老鼠”已经出演过120多部动漫影视作品，发行过130多种语言的动画片，形象授权商品数以千计，迪士尼乐园开创了动漫形象与旅游业相结合的先河，80多年里“米老鼠”历经几次“换装”和“性格调整”，其动漫形象和品牌价值经久不衰，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到美国的民族文化和价值取向。
2.2 创新动漫产业发展思路，打造儒家文化传播平台
在当下，儒家文化的传播必须要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结合时代特点，充分发挥动漫的产业优势，推动儒家文化的传播，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2.2.1 创新动漫发展理念
我国是动画影片发展起步较早的国家之一，继1906年，美国人詹姆斯・斯图尔特・布莱克顿（J.Stuart Blackton）拍摄完成世界上第一部动画影片《滑稽脸的幽默相》（The Humorous Phase of funny Faces）后，1926年，万氏兄弟就制作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回望历史的星空，我国动画事业也曾繁星璀璨，《神笔》、《小鲤鱼跳龙门》、《大闹天宫》、《铁扇公主》、《小蝌蚪找妈妈》、《哪吒闹海》等动画片独具中国民族特色，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如今，动漫已成为美国第六大支柱产业，近邻韩国也包揽了全球近1/3份额的动漫制作业务，反观我国，动漫产业产值的GDP占比还不足0.3%，大大落后于世界动漫强国。产业落后实际是思想观念上的落后。多年来，我们照搬了一些美日动漫发展模式，结果落下与中国国情水土不服的病根，迷失了产业发展方向。要缩短与动漫强国的差距，正像刘亚洲上将所说，“只可以超越，不可以模仿。思想观念必须更新”。产业模式纯粹的模仿没有出路，只有创新发展思维理念，坚持中国的、民族的特色，走自己的路，利用产业“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抢占动漫产业高地，才能提升我国动漫产业的国际影响力。
2.2.2 创作优质IP作品
IP，是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意为知识产权，在动漫、影视等领域里指的是故事内容和关键角色。优质IP等同于好的故事和角色。好的动漫来自好的创作剧本，而好的剧本源之好的IP。我们应该站在时展的高度审视历史的变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取优质IP素材，这也是动漫作品的“供给侧改革”。儒家文化上下几千年，积淀厚重，蕴涵着丰富的故事、角色和名人佳话，沿着儒家文化传承轨迹，在历史年代层面上，挖掘故事素材，雕琢角色形象，形成以点带面以面穿线的、系列的IP数据库，这样才能为动漫剧本原创提供更多富含民族文化营养的创作素材。优秀传统文化是动漫的灵魂，应将培育儒家文化题材的动漫作品上升为国家课题层面，凝聚民族的精神和力量，打造深入人心的、中国品牌的原创动漫作品。
2.2.3 造就优秀的动漫人才
由于勇的多元化复合产业结构特征，决定了动漫人才跨专业复合型的发展方向。从动漫产业链条延伸层级分析，动漫人才的结构是金字塔形的。他们依次是：①漫画形象原创、动画编剧、动画软件开发、动漫产品设计、手机游戏开发、动漫经营开发的创意人才；②三维动画制作、动画游戏营销的人才；③动漫技术制作人才。其中，创意人才是金字塔的顶尖，是动画产业发展急需的人才，而那些能够把握动漫产业研发方向的，既懂创意开发，又懂艺术与技术创作，兼通市场运营的大师级人才，则是动漫产业的领军人物，他们是动漫产业的灵魂。但是，我们还没有行业内公认的大师级领军人物，我们缺少“中国的迪士尼、宫崎骏”。目标已经确定，动漫人才的培养发展也就有了方向。我们应该实施举国动漫人才战略规划。首先，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的教育资源优势，改革动漫专业的教学思路，在动漫理论研究和师资队伍建设上下功夫，始终走在动漫研发的前沿，培养学以致用的学生，使学校成为动漫人才的源头活水，达到高校供给端与产业需求侧的合理资源匹配。其次，借鉴“恒大思维”模式，发挥企业资金雄厚的优势，采取高投入，引强援，严管理的方式，引进国际级高端动漫人才，推动动漫产业产销“短平快”式的发展，达到 “洋为中用”、“借鸡生蛋”的目的，借此之机建立起民族动漫人才孵化基地。从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战略角度考虑，国内具有文化发展战略眼光的动漫公司，已经着手布局动漫人才培养，动漫巨头腾讯动漫公司已设立3亿元的“聚星基金”，用于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加快本民族的动漫人才培养，鼓励动漫原创。
2.2.4 促进儒家文化与动漫传播的融合对接
把儒家文化精髓注入到动漫作品中，是儒家文化与动漫传播最佳的融合对接方式。这种对接，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对接，而是思想观念精神层面的对接，是把动漫深深地植根于儒家文化沃土之中的对接。通过这种对接，优秀的儒家文化涵养了动漫产业，从而动漫作品有了思想性，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同时也焕发了儒家文化的活力，进一步唤起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回归的自信心，增强民族自尊心。要把儒家文化的历史题材与现代元素相融合，扬中国民族艺术风格之所长，运用我们曾经拥有的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剪纸动画、折纸动画、水墨动画、京剧脸谱、民间年画等艺术表现手法，打造出中国味道的原创动漫精品。要注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深刻解读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从中汲取养分，找准儒家文化与动漫的切入点，创造出极具民族特色的动漫形象。中国作为经济大国，也应该成为文化强国。我们肩负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神圣使命，要把握时代脉搏，充分发挥动漫的传播媒介功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用动漫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儒家文化，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回顾历史，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展望未来，我们不辱使命发展创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要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担当精神，肩负起传承发展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责任，复兴中华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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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形成的，并对我们的生活发挥着广泛作用。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作用。它里面所包含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哲学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大的教育资源。它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研究，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完善，更好地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一、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儒家文化又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儒家文化是前人不断积累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儒家文化中含有的人生道德修养给思想政治教育很大的源泉，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优秀文化。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在社会的发展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儒家思想文化以仁爱为本
这种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正确处理产生的各种矛盾。仁爱也是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精神境界。当人与人相处时，要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对于人们的立身处世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2.儒家文化注重伦理道德中的责任和义务
父母有责任抚养自己的子女，当父母老了之后子女也有义务照顾他们。这些都是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中依旧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儒家思想文化重视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
其思想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应该是跟随自己的心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在精神追求当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追求。以一种高标准的理想道德来要求自己，对于培养自己的良好情操起到巨大的作用。
4.儒家文化强调对自身的道德修养
儒家文化把道德修养和教育连成一个整体，达到知行合一。儒家文化重视培养人的信念和人格，并立志向善。这些对于我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很大帮忙。
二、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内容上来看它属于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方法上来看，它通过对人的不断引导教育使其全面发展。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对人们进行熏陶以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养成伟大的仁爱精神。儒家文化的这些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儒家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刚好实现了古为今用。这种结合方式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望，同时也是对古人带给我们的这些优秀成果的一种尊敬和佩服。
1.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基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一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报道中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将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国民教育系统必须承担起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主载体、主阵地、主渠道。根据儒家文化能很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能，陶冶一个人的个性品德。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办了很多私塾，让更多的人能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儒家一直秉承教书育人的宗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厚传统，这也形成了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基和源泉。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现在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开始拥护自己的文化，积极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这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等，从而激发起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儒家教育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针对这种现实差异，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发扬儒家精神。儒家文化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包含了传统道德和核心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儒家文化出发，充分吸收其所体现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唤醒人们内心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给国家的发展提供动力。
2.儒家文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提升
步入21世纪以来，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也迫使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回到我们的身边。纵观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珍视，例如美国、英国。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现代化新时期，我们应该把儒家文化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培养人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信念，避免文化教育上的失误。
中国文化教育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环境因素的各种影响。这使得中国文化教育慢慢地淡化变弱甚至失去了原有的风格理念，也让更多的本土人对本国的文化感悟知之甚少。儒家文化凭借其几千年的文化根源，刚好可以提供一个方向标。这对于当前情况下确立一种文化主题，加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重要作用。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一些学生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很欠缺，这就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儒家文化的思想分析其道德文化的迷失，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化自信和处世态度。将儒家文化拉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并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很多高校开设有《诗经》《论语》和《周易》等传统文化课程。这让学生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明白其中的价值意义，并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当高校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应该加强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因为其中就蕴含有许多的民族精神和处世态度，同时对我们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好处。
三、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发展
现在，文化渐渐成为增强一个国家凝聚力的源泉，也成为一个国家强大的重要影响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有深远影响。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我们应该充分发掘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将仁爱思想投入我们的工作当中，这会对我们的教育对象产生积极的作用。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悠久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它给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了人文支持。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大的课题。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肩负着促进祖国繁荣和富强的使命，有必要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蕴含的内容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以它为提前，使其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适应时代潮流，因时而变，因势而变，积极更新观念,善于因势利导。儒家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可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挥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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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重视实际上始于日本的经济起飞。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给儒家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领域。正是从日本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子。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这个时候，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充分冶炼后形成的理想是相当明确的，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天下。是指当时的中国，即整个华夏民族的社会整体。“平天下”的主张带有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含义，是儒家社会理想的一种体现。日本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在无法达到“大同”的现实中，日本则是用组织人本来统一思想，形成以组织为第一位，一切服从组织的基本理念。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时期，儒家文化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的在日本的应用。
古代日本经济以农业为主，分散的小农经济并不要求强化集中的生产管理，多样性反而更适合。在这种请款下，“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等成为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日本的农民只要有宽松的经济环境，上交的产品少些，能维持再生产，就能迅速的发展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在行政权利的平衡方面，中过儒家思想却又有着非常精致的设计。这中设计并非儒家的专利，还包括有韩非子集其达成的法家思想等，尤其是法、术、势的思想。法家思想的主流又不同于西方的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而设计的，所以这些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古代帝王之术又很容易被日本的封建统治者所应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一）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人自称自己为“大和民族”，其他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这一民族精神是日本成为一个非常团且和具有向心力的国家，这就是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和”文化的影响。并且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博怀、海纳百川的文化观念使得日本有着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让日本有着善于学习的精神。
（二）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在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日本的长期雇佣制和年工资制实际上取消了雇佣制的作用，而企业内工会又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在企业内部，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调节组织与参与组织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伦理、组织文化和管理哲学来实现。
中国儒家思想中“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所吸取并且加以改造，把“和谐高于一切”作为自己企业的目标，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和谐关系。日本很多的企业不把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单纯的利益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互相之间的扶持和帮助。
（三）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在日本进入七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十七条宪法》的制定，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去看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在当时它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它第一条内容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完全体现出了当时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法制极其深的影响。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在法制文化中的应用发展。其第九条“信是义本、事有信”也是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中国儒家文化思想。
三、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扬弃。
中国儒家文化的追求稳定性的目标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政治上的保守性。事实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无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每有太大的创新，生产力也没有显著的进度。在技术、管理组织等方面，严格来说，进度也不大。甚至进入明治维新时期，还在沿用之前的组织管理措施。
在现代日本仍然重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人本主义依然受关注。在现代社会，过度迅速的组织接替，尤其是巨大组织的解体，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所以日本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大型金融集团、大型企业，维持稳定。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为了保护部分特权阶层及维持自身的道德优先地位，日本有用道德约束来代替法律约束，所谓“刑不上大夫”。由此，特权阶层的过渡膨胀反过来又侵蚀了组织，这是日本历史上的普遍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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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与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二、研究方法 （一）专家访谈法
通过走访、电话与电子邮件等形式，咨询有关儒家文化、校园文化及体育文化等方面的专家了解对本课题的看法及意见，指导研究方向。 （二）文献资料法
在知网、万方等数据平台以儒家文化、体育文化等为关键词检索，共有36篇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指导。 （三）逻辑分析法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依照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体育学等的基本原理，对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得出结论。 （四）比较分析法
通过对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理解，与儒家文化所蕴含的文化精髓进行比较，找出二者的融合及其交叉，进而提出了基于儒家文化背景建设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理念。 三、结果与分析 （一）“仁”体现了和谐校园体育文化以人为本的建设思想
“仁”的学说在儒家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儒家认为“仁”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为人性修养提供了明确的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尊重人、爱人为根源与出发点，表示对人充分的尊重。目前，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因校而异，但是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不是单独一个部门，一个学校，一个机构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全校各个部门及机构齐心协力，同抓共管，人人参与，人人关心。这就体现了“仁”的精神。需要运用儒家文化中“仁”的精神来指导人们建设和谐校园文化。 （二）“礼”体现了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秩序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儒家立足于做人治国，将中和归宿在中“礼”，以礼制中，归仁于礼，以追求人际和谐，实现儒家美好的王道政治和理想社会。在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中，“礼”的功用即是给每个校园人定位，以建立起一定的建设秩序，保证整体的和谐。它体现了建设中校园人自身的和谐、校园人与校园人之间的和谐、校园人与校园的和谐以及校园人与社会的和谐。 （三）“力行”体现了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理念
“力行”意识是建设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关键。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无一能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因此，儒家经典大多强调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在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更要提倡“力行”，以身为范，不能仅仅动动嘴就代替实际工作，只有亲力亲为，才能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找到不足之处，以达到及时纠错的目的。这也是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的关键所在。 （四）“和谐”体现了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目标
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目标是为了追求和谐。儒家“和谐”精神并不排斥相互冲突，在共同的基础上保持个体的明显差异性，个体间以相互合作、相互依存为主，并保持良好的竞争态势，在统一体内保持动态稳定，以求得系统能量大于个体能量总和之目的。我们在建设和谐校园体育文化中，既要“四手都要抓、四手都要硬”又要允许一部分内容优先建设、发展起来，从和谐到不和谐到新的和谐的发展过程，使和谐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始终处于一种有序、充满活力、相对稳定又不断发展的和谐状态。 四、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儒家文化的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繁衍发展，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儒家文化在多元文化融合汇通的今天，更是表现出“走向世界”的发展大趋势。学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担负着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还具有知识传播、文化交流传播的功能。 （二）丰富儒家文化的内涵
基于儒家文化背景的和谐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不仅能够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增强校园人体质，还能加强校园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尤其是通过体育精神文化建设加强了学生日益淡薄的爱国主义情感。儒家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传统爱国精神的基础上，在今天被赋予了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坚信一个中国、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的爱国主义的思想。 五、结论
和谐校园体育文化是和谐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和谐校园为特定空间，以校园人为参与主体，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实现学校培养和造就和谐人才为总目标，校园人在和谐校园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体育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且校园体育文化系统与社会各系统之间以及校园体育文化系统自身各组成部分和各要素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协调发展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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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2-0095-1.5
中国与韩国是友好近邻，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关系密切。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已有近4000年的文字可考的历史。韩国人则善于学习，总以开明的态度欢迎中国文化和现代的西方文化，吸收中西方文化的精华，创造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优秀文化。虽然韩国现代社会采用欧美的经济模式，但是其主流文化仍然是儒教文化，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本文重点探讨儒家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对韩国现代化和当今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儒家文化起源于我国的春秋末期，是由鲁国人孔子在公元前500年创立的。儒学的历史沿革，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重大演变过程：（一）先秦儒学。（二）秦汉儒学。（三）魏晋儒学。（四）隋唐儒学。（五）宋明儒学。
儒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不仅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深远影响，尤其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儒学已经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学产生后，很早就传入东方诸国，其中最先传入儒学的国家是古代朝鲜。因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韩国人称之为“韩半岛”）北端，陆地与我国山水相连，西南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隔海相望，地理位置非常接近。
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中影响深远，在韩国现代化（韩国人称之为“近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韩国文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些地方与西方现代性相冲突，但是也有具备与现代性相通的成分，并具备向现代性发展的潜质。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韩国现代化发轫期，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奠定了韩文化基础，而且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优越性）也越来越彰显出来，乃至影响韩国现代社会。朝鲜近代史，是以1876年朝鲜先被迫与日本订立江华条约，后与美、英、德、俄订立与此相类似的条约，朝鲜门户被打开为界。1897年，李氏王朝国王改国名为“大韩”，1910年被日本吞并，此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此期间，1884年欧美传教士开始进入朝鲜半岛传播新教，但此时的李氏王朝是一个高度汉化了的国度，儒家经典主导着这个国家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进入20世纪后半叶后，作为东北亚地区国家之一的韩国，其现代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了。韩国发挥密集型技术人才的优势，抓住机遇，紧追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韩国经济起飞为何如此之快?固然有经济一体化以及美国大力扶植等因素，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良好的竞争氛围和发展机遇，但这些只是外在条件。韩国经济发展神速，还有其内在原因。韩国经济起飞的运作在人，人才密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确属内在原因之一，然而人口因素最终又离不开文化的养育，这还需要从韩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去探究。韩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古代，朝鲜半岛人民就大量学习中原汉文化。
到了近代，韩国在经济上又全面学习日本，并全套学习日本的科学管理技术。到了现代，韩国又全方位向欧洲开放，特别是虚心学习美国。他们一方面提倡世界化（实际是向美国看齐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保护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做得甚至比中国还好，韩国在保护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有功。从小到集体的人与人之间，大到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柱，每一步都渗透着儒家文化的传统素质。以儒家精华为基础的韩国人精神及其思维模式，还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关系，“群体内的和谐”与“群体外的竞争”密切结合，使得韩国国内稳定不乱，又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促使其综合国力名列前茅。
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韩国经济现代化的成功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的儒家文化，是当今的韩国保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秩序。韩国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参照的系统是欧美的经济模式，但其背后一直是儒家文化作为潜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为。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朝鲜半岛韩国人救亡图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三、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当今社会的影响
韩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儒家文化（韩国人称之为“儒教文化”）为根基的国家，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在韩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其文化资源被充分发掘和利用造福于人民，至今仍然对韩国当今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在行政、执法、敬祖、宗族、乡校及学生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底蕴。韩国在接受中国文化之后，又将其逐渐发展成为符合本国特点和具有独创性的文化和传统。当今韩国现实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显现出来：
（一）在思想教育层面上，儒教文化得到重视和传承
韩国儒教文化的特征主要是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由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学的基本特征在整个儒教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改变，其原来的特征和本质在韩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强化。在传承儒教文化方面，教育界也有所反映。韩国从1960年起，就把儒家文化道德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旨在使儒家文化道德代代相传。在初中设立的“道德课”上，要求学生在家“敬老孝亲”；在学校“尊敬师长”，同学之间要“互敬互爱、团结协作”；在社会上要注意“人际关系及各种礼节”等。韩国对大学生的“国民伦理课”，其主讲的“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教育学生继承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德和“思想开化”的内容，也是在继承儒家文化道德的基础上，再开化“自主自立思想”，“固本强国”。
（二）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儒家文化是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准则
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价值的体系。它是影响韩国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当今韩国，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国民精神中保持着支配地位。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个国家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所具有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皆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社会的基底。韩国人至今仍然尊奉孔子为“万师之宗”、“万世之表”。韩国每年都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大祭”。这不仅是教育界的意识，也是韩国民众的意识。据韩国权威人士估计，现在韩国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韩国人的儒教伦理道德还表现在家庭内。这方面，韩国的家庭孝道堪称一绝。韩国把孔子的“礼”和“孝”紧密地联系起来，并落实到家庭民俗上，使家庭优秀儒家文化久经不衰。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强烈冲击韩国，但只有家庭是攻不破的堡垒，并在东方文化的伦理体系中自我发展和完善，是韩国东方优秀传统道德的一道风景线。韩国仍然保留着如前所述的父家长制，即使因就业的需要，时有年青小家庭分居，但周末团圆、遇事全家商讨、逢节全家祭祀的民俗习惯还保持着。父慈子孝、尊兄爱弟、夫妻和睦、妯娌互助至今蔚然成风。这些传统儒家文化倡导的行为规范，是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保证。韩国还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关系推而广之于亲友、邻里、社会，使整个国家在20世纪先后遇到的战争、金融等危机面前有条不紊。
（三）在国家决策层面上，儒教文化又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和对外贸易的准则
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营养，其中先秦诸子百家、道教以及外来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等都是对韩文化的补充，但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儒家文化的精髓是“和谐”、“和平”。《尚书》讲的“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孔子讲的“和为贵”，孟子讲的“大同”等都是“和平”精神的体现。韩国人深得儒家文化之精髓，以儒家“和为贵”和“仁者爱人”的思想，凝聚民族精神，促进国家兴旺发达，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力避极端。前些年，每当美、日在朝核问题上动不动就要制裁朝鲜，甚至以武力相威胁时，韩国都坚决反对，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实现民族和解。这是用儒家思想培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总而言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虽然其在五四中受过冲击，但其合理的内核至今仍大放异彩。我们应该在指导下，剔其糟粕，吸取精华，借鉴韩国经验，使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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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一、影响的施动主体
儒家文化对韩国医药企业的影响构成了结构关系，其中儒家文化是施动者，而韩国医药企业则是“受动者”。在这组结构关系中，儒家文化是一个受到社会、学校和家庭影响的全方位覆盖体，而韩国医药企业则是其中的小受体。
（一）医药企业文化的概念
韩医为主的处方药2008年以来一直占韩国整个药品市场的84%，处方药市场规模近6年年增长率都在12%以上。2008年，韩国药品市场价值为99亿美元，到2013年韩国药品市场价值达到151亿美元。较为知名的韩国药企主要有Dong-A、Dong-wha、Green GrossKorea、YounyJin、YuhanCorp，韩国LG生命科学有限公司、保宁制药株式会社、希杰有限公司、大熊制药株式会社、钟根堂、韩林制药株式会社、韩美药品株式会社等等。韩国的药企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部分，是指全体医药员工在长期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药企的文化具有企业文化的普遍特征，集中体现为理念形态文化、行为形态文化和物质形态文化的有机复合体。该复合体是药企在各种活动及其结果中，以自身的努力贯彻并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以文明精神和风格取胜的群体意识，并且表现为药企特有的人文风采和独特的社会风格模式。
（二）儒家文化的概念
孔子创建的儒家思想理论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相述（继承）尧舜，（效法）文武”，崇尚“礼乐”、“仁政”，重视孝、忠等伦理道德教育。儒家文化的思想核心是“仁”，“仁”即“爱人”。孔子把“仁”作为行为的规范和目的，使“仁”和“礼”相互为用。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悌”等一套思想体系。
二、影响的手段路径
儒家文化要对韩国药企发生影响，需要借助一些手段和路径，否则谈不上影响。通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的手段路径：
1. 人才选拔的途径。在药企选拔人才的时候，多采用考试的方式进行，被称为SSAT。在选拔的试题中，《礼记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现的频率很高。在测试的高分区域，韩医典籍中注重医德的名句都常出现在考核中。人才选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它能够促使员工重视儒家的品德。
2. 教育职业培训的途径。韩国的绝大多数企业都在内部设置了职业训练中心。位于韩国首尔的医院，韩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医院是隶属于三星集团的三星首尔医院，秉承着三星集团的创业理念事业报国、人材第一、合理追求。三星首尔医院对新员工培训期间是四周，在韩国国内的医药行业内是最长的。韩国的药企和医院不仅高度重视对员工进行能力的培养，也十分重视儒家思想道德的教育。企业员工的培训资料中涉及大量的儒家道德伦理。例如儒家经典中的九思、九容就被长期作为员工的基本教养科目。
3. 高层领导身体力行带有示范的作用。在韩国的药企组织内部，其结构形式和三星等大公司的结构非常类似，都是权力高度集中，决策主导权严重倾向于高层领导，企业内部以权威性管理行为主要模式。由于韩国大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和模仿，加之韩医特殊的传统性，使得多数的韩国药企都将《论语》、《大学》、《礼记》等儒家经典当作自己的人生信条。而这些药企的经营者都把自己的创业理念、创业之路与经营之路归结为践行儒家道德标准的结果。
4. 内部企业文化的运行具有道德生成的作用。韩国的药企内部家族共同体意识强烈，企业员工群体对企业的效忠程度高。同时企业内部的成员群体具有工作认真，任劳任怨的劳动意识。这些意识之间相互学习和模仿，构成了整个药企运行的文化范围。这种文化氛围对儒家文化的主导作用起到了生成、塑造的作用。
5. 社会的儒家文化影响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如果说企业是“小社会”，那么整个社会文化范围的“儒家化”则实现了企业之外对员工影响的“全覆盖”。韩国学者认为，“在韩国社会，儒教至今也仍然占据绝对的比重。儒教文化是纯韩国人式的思维方式、性格修养、行为规范的基准。即使在今天，儒教也仍然深深地扎根于韩国社会的基底”。
三、影响的效果评析
在西方社会学家那里，东亚社会缺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因而实现现代化转型乏力。然而韩国企业特别是药企的成功证明了儒家文化对于韩国药企的正面促进作用非常巨大。总的来说，儒家文化对韩国药企的正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负面影响则是次要的。
1. 儒家文化的正面影响。（1）政府主导的支持作用。世界经济史证实，在先进的发达国家已经牢牢占据世界市场份额和技术优势的状况下，政府在企业的创始阶段的“扶着走一段”非常关键。儒教传统色彩浓厚的官僚集权政治制度能够发挥集中国家资源的效果。（2）儒家文化内省、诚信和教育的特征使得韩国药企高度重视生产中“人的因素”。员工作为劳动者，其精神状态和是否诚信勤劳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李敦球认为，“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家族集团主义、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儒家文化在人际关系中重视和谐与诚信、儒家文化提倡个人道德修养的自律精神”等方面是儒学思想对韩国现代化起到积极作用的表现。朴昌根还将重视教育归纳“尚文主义价值观”的概念。（3）均富观念对企业员工的动力机制有促进作用。在企业积累原始资本的初期阶段，作为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的均富观念起着阻碍作用。但是如果企业一旦已经形成了优势，那么均富观念“在官僚威权体系体制下却可以由妨碍现代化的因素变为有益于现代化的因素”。（4）儒家道德能缓冲资本主义逐利的负面作用。无论是社会的快速发展，还是社会转型，都容易导致人文精神失落、价值理想颜废、物欲主义泛滥等众多难缠的“社会病”，儒家文化对于医治这些社会弊病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儒教的道德伦理是可以有效地拯救被科学主义的膨胀所‘工具化’”。除了以上这些要素外，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主义、家长制都在药企的不同发展阶段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促进作用。
儒家文化对韩国药企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韩国成为二战后首个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成功孕育出了全球排名考前的电子、生物制药企业，与儒家文化的正面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韩国曾经以惊人的高速度发展和迅速崛起，当然有其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战略，然而，弘扬传统儒家文化始终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当然，儒家文化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要素。
2. 儒家文化的负面影响。韩国药企注重儒家文化传统、注重家族管理与人脉关系、多渠道学习、强调共同体和集团主义、教育领先、“人才第一”，但是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一些负面影响。（1）家族管理使得员工有强烈的剥夺感。由于韩国药企注重家族管理，使得员工们有一种为某个家族服务的不适感。特别是随着民主制度的推行，家长制和家族管理越来越与民主观念发生抵牾。集团主义则无法凸显个人在企业中的作用，更是与世界主流的企业文化发生矛盾与心理冲突。（2）儒家文化中的“中庸取向价值观和保守倾向；强调人治，对制度建设不够重视；道德至上主义，束缚个性发展；宣扬贵义贱利，对发展经济有一定阻碍作用；文化观念带有模糊性、粗糙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对企业的影响表现在操作的不规范和动作的不标准；过于注重传统定义下的智慧，在现实面前往往显得空灵和玄虚；重视礼教、等级、身份，对企业创新不利”。在企业内部权力的顺从下以及各式各样培训、规训、训诫、教育、疲于人际关系，使得员工们自由权极为缩减。2006年2月，韩国媒体报道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中，韩国已经连续12年登上自杀率第1名的位置，其中忧郁症等精神方面的疾病是导致自杀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3）儒家文化自身的内部冲突。儒家文化注重家庭的价值，因而尽管企业塑造成“仿家庭”，但毕竟不是真实的家庭。据2016年1月23日《参考消息》报道，从朝鲜叛逃到韩国的医生经常无法在韩国医疗行业找到工作。难关之一是，在韩国作雇员做到俯首帖耳很不容易，相对社会的自由，他们更思念故乡和家庭。据统计，每年死亡的“脱北者”当中有15%是自杀，这相当于韩国自杀死亡率的三倍多。
四、影响的经验与启示
儒家文化对韩国药企发展的优势和弊端给中国的中医药发展很多的经验和启示。
1. 后起国家的政府启动优势。中国也是一个世界医药市场后发国家。中医药要抢占世界医药市场，首先在企业的初始阶段加以扶持。但是该扶持不宜伴随始终。在企业成长壮大后，要由政府主导改为政策性调控。
2. 企业内部的文化强调奉献、团结、诚信是药企保持的诀窍，但同时要对西方企业尊重创新的文化兼收并蓄。将儒家文化的追求稳定秩序和西方文化中的不断创新结合起来，挖掘儒家文化中“变则通吗，通则久”的思维为中国药企的壮大和发展服务。
3. 医药企业一方面要注重亲情化的管理，提高员工“以企为家”的感受，注重道德。但是另外一方面，儒家文化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提醒我们注意，员工作为劳动者拥有平等的状态有助于提高对企业的认知，单纯的服从型管理方式并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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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亚各国的政治及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传统文化主要有三种，即中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和新加坡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更大一些，因而其政治文化中渗透着浓重的儒家伦理。
20世纪80年代，亚洲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经过文化性格的重塑后，韩国形成以准军事管理为特征的企业文化；新加坡形成以奋力拼搏求生存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融合中西方文化精华，港台形成以竞争务实求发展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众所周知，亚洲四小龙地域面积不大、人口稠密、经济底子较薄，自然资源也并不丰富，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促使他们经济增长的共同因素是什么？而在这诸多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经济增长与其背后的文化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话，那么和西方“新教资本主义”相对应，有人把“东亚经济模式”称之为东方“儒家资本主义”，也不无道理。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作了大量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第一派认为是东亚独特的文化模式造就了其经济奇迹；第二派认为是东亚抓住并利用好国际机遇，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第三派是制度学派，以宏观调控功能来解释东亚的经济起飞。目前虽然学术界对促进“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原因仍未完全达成共识，但有一个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等海外新儒家学派，他们也都强调中华文化价值观对于东亚现代化发展的精神指向。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除了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之外，无不伴随着儒家价值观的继承和发扬。新儒家价值观是结合当地实际，借助于西方现代经营管理而发展的。新儒家价值观吸取了旧儒家价值观中的勤劳、节约和重教育等优良传统，衍生出更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即把节约的钱用于投资；教育方面强调人文、技艺；勤奋牟利；管理上除了家长式管理外，还兼有现代的经理式管理。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儒家的社群情感、奉献家庭、纪律严明、政治稳定、平衡调适、忠诚仁厚、修身、反省、自我纠正已被视为亚洲经济起飞的奥秘。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综合思维方式也被认为是弥补西方精神缺陷的良方。
日本的发展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形成所谓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奇迹，被视为现代化的新模式。日本的许多企业家，如“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财界总理”土光敏夫等，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始终自觉以儒家文化中的信条来经营企业。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训给他们激励、影响至巨，此种实例多得不胜枚举。
构成台湾经济主力的中小企业，多数是家庭式的企业，流行的正是儒家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表现较好的是台湾和新加坡，而两者也均以重视儒家文化著称。
众多香港人民在吸收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仍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有一颗中国心，依然保留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义利两全、诚实经营、勤俭持家等。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促进了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
韩国经济崛起的原动力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致富经国的价值观。一心想证明“韩国也能”，是促进韩国企业拼命经营的重要精神力量。三星财团创办人李秉哲曾指出，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论语》，吴越尚能同舟，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与韩国相比，新加坡是曾经接受过“全盘西化”但醒悟最早的国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提出“把儒家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来抵御西化，还将重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方针。新加坡人开办的企业，十分重视培育以儒家价值观为特色的企业精神。“新加坡21世纪五大理想”要求：重视每个人的价值；家庭凝聚，立国之本；人人都有机会；心系祖国，志在四方；积极参与，当仁不让。新加坡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一直紧随美国而位列前茅，正是重群体、重和谐、重伦理、重勤俭的儒家文化与价值观的体现。
对新儒学的兴起以及儒家文化的前景，现在还难以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但儒家文化的精华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已是不争的事实。历史已证明了儒家文化作为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依据之一的合理性，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规律。人们普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背后，有着数千年东方文化的积淀和支撑。
二、新儒家思想在现代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
探讨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文化背景、重新认识儒家思想等东方文化的价值及其与亚洲现代化间的关系，在现代商业文明的今天，中国儒家文化如何才能更好地成为企业文化精神的资源和依据？怎样继续从更广和更深层面促进经济的增长呢？我们认为，必须注重几点：
（一）儒家文化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改造。儒家文化本身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要在商品文明和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必须经受扬弃超越，要对其自身进行改造，在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转型；
（二）发扬儒家文化必须以市场经济法制化为前提。儒家文化是作为中国法家思想的对立面发展起来的，不同于法家强调法治，儒家强调的是礼法和德治，因此儒家文化先天性地缺少法制。西方不少著名学者在赞扬儒家的礼仪规范后，也不无精辟地指出：儒家文化的确需要一个法律传统来支持礼仪规范；
（三）使儒家文化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精神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依据。注重儒家文化的同时，更要看清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也不能忽视了员工与对外竞争精神的培养。如此才可发扬个人责任感、使命感和奉献精神，激发企业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
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新儒家的理论根据又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就连“亚洲价值观”的提出者李光耀都说：“儒家的价值观已经差不多变得过时了。”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当世界被最崇尚的亚洲价值观所吸引时，惊人的经济增长掩盖了最糟糕的东西：裙带资本主义和腐败。
有学者认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国文化包括新儒家思想无论在科学、民主、思维方式、艺术创造还是在宗教体验方面，都暴露出其本身固有的重大缺陷与限制，如果缺陷和限制不能被超越，中国文化就很难说会走向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