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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
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一文中，科斯肯涅米主要谈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际法的普遍性；二是如何解释国际法的约束力；三是国际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四是规范性原则和社会性原则之间的冲突。为了全面描述每个方面问题的研究情况，科斯肯涅米梳理了国际法理论的发展史，即从维多利亚、格劳修斯、普芬道夫论述的自然法和国际法开始，一直到当今国际法学界采用的学科间多领域交叉式的研究模式，揭示了国际法存在的理论冲突。笔者认为，这种冲突最终应当归咎于“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文中最后谈到了“规范性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冲突就是上述冲突的具体化。
科斯肯涅米在文中谈到，国际法的普遍性在国际法诞生之初就存在，例如16世纪关于西班牙对于印第安人统治合法性进行的讨论。为了证明荷兰争取海上权益的合法性，格劳修斯创立的“自然权利学说”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然法”指出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的特征，国家之间的交往是平等的，他们都要受到“自然法”的约束，这种普适性是论证国际法普遍性的理论基础，因而“自然主义”理论是支持普遍国际法的。“实证主义”强调国际法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实用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而二战之后多元化的国际法理论也可以佐证国际法的普遍性理论。笔者认为国际法的普遍性与国际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民族国家的增多，国家之间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国家之间的冲突矛盾也日益增加，国际法管辖的范围也在扩大。普遍适用国际法中的条约和习惯性规则是处理现代国家关系的前提，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国内稳定发展与国际和平和安全休戚相关，根据实用主义的观点，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遵守国际法下处理国际关系已经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科斯肯涅米在这篇文章中有很多笔墨都在论述约束力的问题，既然国际法的普遍性已经得到了公认，那么国际法的约束力则是保证普遍性的关键所在。文中提到国际法约束力的依据依然存在着争议，最初是“内部解释”和“外部解释”之争，而笔者根据科斯肯涅米的分析认为，这最终还是归于“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之争，它承接着普遍性的两种主义之争。学界与实务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斯肯涅米认为上述之争不利于国际法学者在国际争端解决中解释约束力的问题，转而提出“合法性”解释的概念，但这仍然掩盖了争论的实质问题，因而关于国际法约束力解释的争论依然会持续下去。笔者认为这或许更有利于国际法的遵守和实行，因为随着国际法约束力的深入探讨，尽管各方仍统一解释问题未达成一致，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是各国已经就处理国际关系所遵循的规则达成共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以公然违背，否则就会受到制裁，例如《联合国》的颁布和实施。所具备的约束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国际社会也认可的约束力，因而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有力的解释。
文章最后讨论了当代国际法理论中的趋势之一，规则主义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冲突。在评价这种争论时，笔者注重将规则主义原则和社会学原则溯本清源，即规范性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核心或者实质是什么。科斯肯涅米并没有进行具体的阐释，他只是指出规范性原则和社会学原则的差异，规范性原则是关于法律渊源、法律的适用和解释的原则，而社会学原则是关于国际法的目标和影响的原则。笔者认为规范性原则强调规则的完整性，必须予以遵守，规则的多变性不利于规则的稳定和遵守，而社会化原则强调国际法要紧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如文中提到的国际法宪法化，如有些学者和律师主张联合国的合法化，这就要求国内法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影响着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国内法或积极或消极的应对都会影响国际法规则的确立，因此二者出现冲突也是必然。
二、国际法方法论
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在《国际法理论和原则》中论述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就论证国际法的理论和原则产生的争论，这必然会影响到国际法方法论的应用，而理论和原则直接指导着国际法方法论的执行。笔者认为《国际法方法论》一文贯穿着“自然主义国际法”方法论和“实证主义国际法”方法论之争，科斯肯涅米指出国际法方法论有规范性和具体性之分，规范性包括正义规范性和渊源规范性，具体性则涵盖社会学、政策导向、工具主义和法律工程学等领域。文章最后主张两种方法的相互融合，采取折中主义的办法，结合两种方法论的优势形成的方法论才会使论述国际法的法律依据富有说服力。
正义的规范性是指要重新回归正义、神的意志或者假设国际社会的需要和价值观、或者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利（如人权），这显然是“自然法”的思想，但是往往较为抽象，无法具体言明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利的具体含义，而且不同的国家在国际交往时会根据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决定自身的正义理念、需要和价值观。这显然会造成国际法规则的随意性，一国按照本国的意志和利益实施的行为在他国看来很有可能是违背国际法的。尽管国际社会就国际正义、人类享有的权利有着一定的共识，但是“自然法”的不足之一在于概念的模糊性，这很容易造成国际法理论依据的分歧，削弱论据的说服力。而作为补充，科斯肯涅米提出渊源规范性的命题，这是对于正义规范性的补充，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国际法的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其他辅法律渊源，笔者认为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作为主要的国际法渊源，清晰地指出国际法的规范依据，这是正义规范性的具体化和补充。国际条约规定了缔约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规则，具有约束力。如科斯肯涅米所言，国际习惯是国家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性实践，而任何时间都必须包含同意的方面——法律确信，法律确信的存在保证具有规范性效力，国际法论据的约束力得到更明确的保证。然而，科斯肯涅米也指出渊源规范性存在的问题，这让论证更加的严密。
就具体规范性而言，它凸显了“实用主义法学”对于国际法方法论的影响，如国际法与社会学的结合，运用社会学原则理解国际法的论据，而以政策为导向、工具主义和法律工程学的理解模式扩展了证明国际法依据说服力的途径。笔者认为美国以政策为导向的国际法模式体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国际法学者在争端解决中更好地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在科斯肯涅米看来，工具主义则是减少了法律的规范性效力，因而它容易瓦解成为现存制度性权力宣传的工具。笔者觉得这种担心也是存在的，因为国际法在工具主义下会成为一国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法律工具，而不再是维护国际法律体系的统一和稳定，坚持法律的工具化，那么国家在实施国家行为时完全可以不顾及国际共识、他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体系的完整性。对笔者而言，国际法规范性的工具主义会导致国际法规范理解的简单化，国际法规范不只是用来维护本国的利益，还要促进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和人类幸福，单纯采用工具主义显然会片面地将国际法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和国家意志利益的体现，这与《联合国》的规定也是背道而驰的，国际法方法论模式的选择应当对这种方法论的解释予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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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代经济学和政治理论学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可以看出，政府制度的创新是推动和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而且随着政府进一步的接近具体的环境，政府进行直接创新的动力就会越大。
一、我国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制度存在的现状
在我国渐进式的改革的初始阶段，在既定的制度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的选择行为可以用博弈论来说明。博弈主要是指参加竞争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微观主体，他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作为当代中国的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着不同的创新任务。
1.中央政府方面
在社会总产出和垄断租金最大化这两个目标的驱动下，通过发展社会经济，保持社会稳定来降低交易成本和竞争约束，尽可能持久的维持政权的稳定。中央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和制度创新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但是，从理论上，由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性，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方面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障碍。并且，在制度变迁的开始阶段，中央政府对于制度变迁的相关知识的认识不够，因此，中央政府主动制度创新的动力不足，进程将十分缓慢，而且有可能存在改革的极限。因此，作为理性的最大化的中央政府希望有一个低成本的知识积累以及传递知识的媒介，并且可以组织实施相应的制度供给。
2.微观主体方面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制度的创新与社会上的微观经济主体是分不开的。微观主体，力求追求机会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市场经济充分自由时，市场上的获得利益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但是，社会上的微观主体毕竟每一个主体的力量甚微，其自主制度创新受到各个方面的约束，比如，受到政治风险障碍，成本的约束等。而且，社会上的微观主体往往缺少能和中央政府谈判，难以及时反映其对制度创新的需求的有效地渠道，同时广泛的搭便车的心理导致社会上的微观主体很难将强烈的制度创新需求的愿望转化为制度创新的集体行动。所以微观主体渴望能有一个廉价的可以代表他们的制度创新需求的集体行动机制或者是组织。
3.地方政府方面
地方政府自身具有推进本辖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烈意愿，而这种意愿表现在实际中往往是超前的，当辖区内存在的制度安排与社会发展目标不相适应时，这时就需要地方政府发起创新行动。而相对于中央政府，同时也需要地方政府在一些领域，比如经济发展措施、行政体制改革等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这样，这些地区既给予了一些发展的鼓励政策，还可以作为改革的“试验田”。从辖区内居民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必须回应本地居民提出的各种需求，当社会和市场遇到环境变化而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民众就会期望政府能够进行制度创新，并同时施加不同程度的压力给政府。地方政府的优势在于地方政府在地方上能够替代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能够克服中央政府对社会需求的不敏感性，大大节约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成本，但是，因为无论在任何时候资源都是有限的，地方政府和其他政府之间也会像在市场上一样，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着竞争，而且这种竞争也同样会影响到制度方面，最终逼迫当地政府不得不考虑进行制度的变迁行为。
作为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成本也相对于中央政府和社会微观主体要小得多。制度，可以作为一种规则、程序或者行为规范，在制定的过程中要需要一定的人员成本，时间成本，技术成本等等，然而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进行的制度变迁的安排是最佳的，因为地方政府连接着中央政府和社会微观主体之间，能很好的起到一种媒介或者是桥梁的作用。
二、我国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制度建设出现的问题
地方政府在进行制度创新时，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应，并且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变得毫无效率。首先是将诱发地方政府的寻利行为，这是由于优先的进入权力可以带来垄断的租金，只要一个地方突破并且进入壁垒，其他的地方就会看到他获得的利益而一起开始模仿，这样就能很容易的造成壁垒被全部突破，最终导致垄断租金的消失。
从地方政府方面考虑，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当出现中央政府的一些调控政策和地方上实际的经营之间发生矛盾时，往往地方政府就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比如：（1）和中央政府的讨价还价。（2）故意误解一些政策规则。“用足用活中央政策”，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是在这样的名义下来解释中央政策的，时不时的和中央政府打一些有利于本地区利益的“球”，而且又不会与中央政府之间产生明显的冲突问题。（3）表里不一。就是会有一些政府为了不与中央政府产生冲突矛盾，表面上会表现得服从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政策，但实际上背地里却是另有一套和中央政策冲突或不同的实际的经营政策。（4）公开抗衡。当一些地方上的利益在中央强制性的宏观控制政策下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这就会造成一些地方政府会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甚至有时还会私底下的不满慢慢发展成为公开与中央政府的抗衡。
从地方政府的官员方面考虑，地方政府官员在任职的期间内，往往急功近利，不去进行长远考虑或者根本就缺乏长远考虑的能力，只是一味的求能够尽快尽早的做出一些能看得见的所谓政绩。在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上，地方政府官员总是要求要快，而且和其他地方进行相互的攀比；在投资的规模上，地方政府官员要求投资要大，因此争着去找投资，争着去中央要项目，最终导致经济过热一次有一次的发生；在投资项目上，地方政府官员总是想着投资那些发展花钱少的，经营周期比较短的，而且见效比较快的项目，却把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基础农业项目像农业、交通运输业、能源等置之度外，最后导致了地方上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发展的“瓶颈”突出。真正具有潜在的长远利益的制度创新只是靠这些短期行为，是根本无法进行的，而且还会使经济发展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困境中。
从地方上的微观主体方面考虑，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之间，在市场经济制度过渡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隐形的合谋性契约：地方政府通过与中央政府的讨价还价和自主的制度创新为微观主体提供有利于扩大微观主体自和保护产权的制度环境，微观主体则以实际的制度创新行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间接地为地方政府官员实现可显现的政绩最大化创造条件。1当微观经济主体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独立的承担制度创新产生的成本时，有独立的产权的微观经济主体就会不再需要依附于地方政府，他们就会脱离地方政府自己进行制度的创新以此来获得更多的获得利益的机会。这样的话，地方政府就会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关于决策权的分享以及剩余索取权的分配等方面产生很大的冲突。这时，地方政府官员就会利用其手中的政治权利进行干预，参与到利益分割中区：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利来干预通过增加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认为的创造出租金，诱使微观经济主体为了获得这种权利而分割出一部分的利益给他们；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威胁微观经济主体，逼迫微观经济主体拿出一部分的利益与其分享，会故意的制定出一系列会使微观经济主体受到损害的政策规定。这种政府官员故意分割微观经济主体利益的腐败行为，已经严重的扭曲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引起微观主体的强烈不满，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并且严重阻碍了制度的创新。
从地区公共问题管理方面，其一，行政区行政的的管理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其封闭性和机械性总是能完完全全的体现，更是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其二，按照行政区划分的地区来治理，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很少关注其他区域甚至是相邻区域的问题。其三，地区内的行政区行政，可以说是垄断性的，管理区域内公共事务的主题只有政府，政府处理一切的公共问题，制定政策并执行，以及区域行政区内的一切大小公共事务。其四，行政区行政的关于公共问题治理的基本法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因而一些不属于本等级上的区域公共问题，就会被排除在此等级治理层次以外。
三、为完善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制度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诱致型和强制型的制度变迁交替进行。
一方面，诱发促使微观经济主体进行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创新。政府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到自身的限制，包括知识、实践等方面的限制，为了可以降低制度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成本，可能会对自身所处的位置进行重新的调整，其中直接退出制度创新就是一种简单的途径。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关于制度变革的经验总结来看，往往当改革处于后期的时候，政府的作用就会明显的减弱。而且随着政府的地位慢慢变弱，也就会逐步的退出制度创新以及渐渐地社会上排他权利的确立，关于新的制度是否会出现，这就会主要的取决于社会上微观主体在新旧制度非均衡的条件下，能够获得外部利润的预期收益以及成本的大小。显然，要想使这种制度变迁的方式能够有效率的运行，还必须能够克服在新旧制度转换的过程中一些外部性的“搭便车”行为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在一些方面的压力问题，会导致在招商引资、市容建设等方面会有很强烈的愿望进行发展，且创新的主动性就会大大加强。同时，经济发展的指标和地方上的市容生态环境方面也是中央政府以及上级政府考核的主要内容，所以地方政府可以在这些方面采取一些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模式。这样就可以节约一些成本，而且由于是政府强制的，中间可以避免协商过程中时间的浪费，行动实施起来的速度也会很迅速，并且最后的效果也会很明显的。不过，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模式，如果没有很好地处理，很容易导致政府的失灵，所以要谨慎进行。
其次，地方政府要转变公共治理的理念。
地方政府制度的创新，要突破简单的行政区行政，确立一种新的治理理念或者是新的治理思维方式，就是把行政区行政转变为区域公共管理的思维方式，这样就可以避免行政区行政区划的一种刚性的约束以及行政区行政的缺失问题。首先，区域公共管理的社会是一种开放的社会，符合全球化、国际化的要求，是现如今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其次，区域公共治理，弥补了传统的行政区行政的弊端，可以最大化一些区域的“外部性”“外溢性”问题，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再次，区域公共管理的治理理念，要求彼此之间是一种合作的，交叉的关系，而非传统的上下级的关系，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协调、谈判等方式实施对区域一些事物的治理，。
最后，要对政府官员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绩效三方面的综合的考核。
地方政府制度的而创新，其目标要简单有效，而且要监督与执行相协调，要真正的进行改革，转变政府的职能，完善政府的管理方式。还有，在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方面，要真正能够提升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满足区域地方上的产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水平。一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高位置的地方政府，其管辖区内的人民群众也都会认同本地的政府官员的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成绩的政治绩效，还必须要以经济社会绩效为基础的。地方官员就不能一味地追求短期的经济绩效，或者一些对长远发展会产生不利因素的项目建设。
注释：
①资料来源：黄永炎.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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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Krugman最早提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概念，指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中，各个不同的国家通过某一特定阶段的生产活动而得到的增加值的收入。全球价值链的提出让我们认识到，在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过程时，除了要研究生产活动在各行业不同商品间的分配，也要研究各种生产活动在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分配。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延伸和发展，越来越多的GVC分工产品被生产出来，因此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增加就业，和创造收入，但同时也使得以传统的用“贸易流量”做为统计标准的的贸易统计数据，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贸易值“重复统计”的问题，这一结果显然使得各个贸易参与国家和地区夸大了贸易利得，而且加剧了贸易各国的贸易失衡现象，而使得贸易实际和贸易统计之间严重失真。因此，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不能真实的反映一个国家的贸易情况。因此，为解决上述的问题，一些学者以现有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并提出了“增加值”的概念，最终形成了“增加值贸易”新型贸易统计方法。利用增加值贸易的统计方法可以计算一个国家出口的货物商品和服务商品中，不同国家对增加值的具体贡献流量，剔除了传统统计方法对贸易的重复计算的项目，真实有效的反映了国际贸易的收入和利益来源，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采用这种统计方法，并且被广泛的运用到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中。
二、 基于增加值统计方法的总出口分解
1. 传统贸易统计和增加值贸易统计的区别。以马来西亚、泰国和美国之间的汽车贸易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统计和增加值统计方法之间的区别，表中的箭头表示出口，见表1。具体的贸易情况如下：马来西亚向泰国出口价值10单位的零部件，美国向泰国出口价值15单位的零部件，泰国利用进口的价值25单位的零部件，加上本国价值40单位的资本、劳动和本国价值35单位的中间品，生产出的汽车价值为100单位，然后向美国出口，以满足美国的最终消费的需求。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总贸易额为100单位;按照增加值统计方法，总贸易额为75单位。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传统贸易统计以商品总值为统计口径，而增加值统计方法以商品增加值为统计口径。与增加值统计方法相比，传统贸易统计会夸大贸易总额和贸易顺差。因此，增加值统计方法有助于区分一国的总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只有国内增加值才是一国的实际出口额，真正衡量一国在国际中的竞争力。
2. 出口分解。按照增加值统计方法，一国的总出口可以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国内增加值部分按照进一步的分解又可以分解为中间产品出口部分和最终产品出口部分，其中最终产品被进口国完全消费，以满足进口国的消费需要，中间产品的出口又被分解成为三部分，即进口国加工后又再次出口到本国的中间产品、进口国加工后留在本国使用而不再出口的中间产品、进口国加工后再次出口到第三国家的中间产品（见图1）。
三、 中国服务业各部门竞争力分析
本文将服务业细分为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教育、健康及公共服务。
本文通过对WIOD数据库的数据，画出1995年～2011年间中国服务业出口形成的DV占比折线图，通过折线图来直观地反映中国服务业出口和分类型服务业出口的发展趋势和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见图2。
根据图2，中国服务业出口形成的DV占比在1995年～2002年上升、在2002年～2006年下降、在2006年～2011年上升，从总体发展态势来看，服务业出口形成的DV占比呈现上升趋势，说明服务业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在不同类型的服务业中，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出口的DV占比逐年下降;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占比逐年上升，在2003年首次超过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占比;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形成的DV占比相对较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教育和公共服务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占比明显低于其他服务行业。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而及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部门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竞争力仍有待提高。
四、 我国服务业开放存在的问题
1. 服务业开放呈开放不足与过度开放的不均衡现象。在服务业开放上，我国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国的一些服务行业开放程度然仍很低，开放明显不足，在国际上与同类服务业竞争的能力较低，服务贸易与服务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匹配;第二，一些服务行业开放过度，政府部门监管不足，导致发展秩序混乱。具体来说，我国在在金融、医疗、信息等行业，对外资仍然存在较大限制，市场垄断现象比较严重。明显存在开放不足。而在商业服务业上体现的更多是过度的开放，其结果就是使得我国在商业服务业全球产业链中处于最低端环节。
2. 制度壁垒成为阻碍服务业开放进程的最大障碍。制度壁垒是我国服务业开放的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在项目建立之前各个部门都对其有着审批的程序，如在市场准入方面由商务部门对其进行管理商务部门管理和前期的审批，另外土地部门、消防部门、环境评价等职能部门也会在项目的具体实施阶段对其进行不同的审批。一旦这些审批中出现问题，便会影响服务业开放进程，此外，政府在审批管理中往往存在审批时间长的问题，审批的时间一般都远远超过预计的时间。而一旦审批通过后，往往又忽视了后期的监管，所以这种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普遍存在。
3. 我服务行业对外开放的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服务业开放存在着地区结构和行业结构的双重失衡的问题。我国服务业开放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运输、零售等传统服务行业，这些行业基本都处在服务产业价值链的中下端，附加值较低，无法提高我国服务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而金融、医疗、通讯等高端服务行业发展较为缓慢，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总之，传统的服务行业占比较大而知识技术类型的高层次服务业占比较低，物流、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总体水平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服务行业中以中小型企业居多，大型企业相对缺乏，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而产业链的互相延伸延、专业化的分工也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五、 加快服务业开放、提升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1. 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业。根据上述分析，说明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密集型部门，而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及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部门的竞争力较弱。因此我国应该努力构建知识密集型行业技术外溢平台。首先，通过降低生产中的固定成本来提高引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具体来说就是为高知识含量、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更高水平的产业集聚平台。随着进一步的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产业的发展与贸易发展速度更加匹配，相应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也会随之降低。其次，外资政策选择应该把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起来，外商直接投资往往具有较强的外溢性，因此我们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时要提前分析引进后有可能对产业和贸易发展造成的影响。引进外商投资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性在短期内会造成产业发展速度快于贸易发展速度的情况。
2. 进一步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用产业化的思想来推进部分服务业发展。我国在一些行业如通讯、金融等行业存在严重的垄断经营现象，表现在市场不透明，准入限制多。为了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政府应该减少人为的障碍，形成规范管理，建立透明公开和统一高效的市场准入制度，并充分发挥市场运行机制，使得资源充分的流动。另外我国在准入审批制度上也存在缺陷，应该尽量减少行政性审批制度，最大程度上减少市场准入的阻碍。另外，在服务业中，有些行业具有公益性质，如文化体育，教育。我国往往把这些行业当作公益福利性质的事业来经营，而忽视了对这些行业的商业运作。这一结果将导致过多的依赖政府投入，因此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因此我们要将事业单位划分为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机构，用企业化管理的方式去经营营利性机构，即用产业化经营服务业。
3. 加强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开放，减少自然人流动限制。服务贸易有四提供模式，我国在这四种模式的承诺上存在差异，比如，在市场准入的方面，境外消费的承诺要明显高于跨境交付的承诺;而对于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这两种服务贸易模式都有着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在国民待遇中，境外消费和跨境支付这两种模式的承诺情况明显要高于市场准入;尽管商业存在比市场准入的限制低;但是在自然人流动的模式上仍然存在不少限制。近几年我国成立了上海自贸区，它的成立打破了传统的商业存在模式，在其相应的配套政策中就有一条是加大力度放宽自然人流动的限制。这一举措推动了服务业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另外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的服务业的发展经验也说明，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活力离不开自然人流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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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鹏（1981—），男，吉林长春人。工程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师教育技术研究。
一、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概述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是美国学者科勒（Koehler）和米什拉（Mishra）于2005年在舒尔曼（Shulman）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PCK）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是信息技术时代对教师知识结构的一次全新界定，对于未来教师教育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TPACK框架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即学科内容知识（CK）、教学法知识（PK）和技术知识（TK）；五个复合要素，即学科教学知识（PCK）、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知识（TCK）、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以及境脉因素（Context）。[1]TPACK各个要素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松散耦合构成一个整体，整个框架处于一种动态平衡。
TPACK国外的相关研究始于2005年，早期的研究主要以TPACK理论建构为主，属于定性研究。近年来，TPACK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TPACK水平测量、教师TPACK培养策略和基于TPACK框架的教师教育实践研究等方面。本综述研究选取的研究领域是教师TPACK水平测量，该领域研究在整个TPACK研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对教师TPACK水平的测量，既能完善和修正TPACK现有的理论框架，又能用于指导教师TPACK水平培养策略和方法的制定。
二、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
测量方法国外研究现状
本研究首先以“TPCK”、“TPACK”和“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为检索关键字，对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ERIC）、SCOPUS、Wiley、Web of Science、Springer Link等五大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检索年限限定在2005年到2013年。另外，本研究文献检索的来源还包括由TPACK创立者创办的“TPACK Newsletters”在线文档，该在线文档创立于2009年1月，到2013年5月为止已经了16期。通过文献检索和整理，共计得到TPACK相关文献142篇；通过二次文献检索，共计得到“TPACK测量”相关研究文献19篇，文献按照出版时间分布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9年是TPACK测量研究成果最多的一年，出现了如施密特（Schmidt）设计开发的经典TPACK测试量表，该测试量表是一个包含47个题目的五点式里克特量表，该量表也成为后续诸多TPACK测量工具设计和开发的重要参考依据。
图1 国外TPACK测量研究文献按年份分布图
通过对检索到的文献的内容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近年来研究者所采用的TPACK测量方法主要有五种。
1. 量表测试法
量表测试法是目前应用最为普遍的TPACK测量和评价方法，通过内容分析我们共计得到13篇研究文献应用了量表测试法，具体情况见表 1。所有采用量表测试法进行TPACK测量和评价的研究均采用五点式或七点式的里克特量表，从测试对象来看，62%的研究以职前教师为研究对象，38%的研究以在职教师为研究对象，另外，在测试量表的信度检验方面，85%的研究均对研究使用的测试量表作了信度检验。下面我们就对几个较为典型的基于量表的TPACK测量和评价研究作简要介绍。
施密特在2009年研究设计了一个包含七个维度和47个测试题目的五点式里克特量表TPACK测量工具，对美国爱荷华州和密歇根州的124名职前教师进行了测试。依据测试结果，在对测量工具的信度检验中显示，该测量工具七个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布于 .75至 .92之间，具有良好的信度。[2]该测量工具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TPACK测量工具，许多后续研究的TPACK测量工具都是基于该工具设计和开发的。
表 1 量表测试法研究文献分布情况
阿查波特（Archambault）在2009年设计开发了一个包含24个测试题目的五点式里克特量表，用于测试参与K-12学校在线教师培训课程的教师的TPACK水平，该工具测试内容包含三个维度，它们分别是技术无关知识维度（CK、PK和PCK）、技术相关知识维度（TPK、TCK和TPACK）和技术知识维度（TK）。研究者利用该工具对来自美国25个州的596名参与在线培训的教师进行了测试，依据测试数据对该工具进行了信度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三个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布于.699 至 .888之间，因此该工具具有良好的效度。[3]
以上两个经典的基于量表的TPACK测量工具是TPACK研究早期较有代表性的测量工具，二者均采用了五点式里克特量表，并均对测量工具进行了信度检验。但它们都缺乏对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检验，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加强了对基于量表的TPACK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检验。
例如，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学者苏梅（KohHwee Ling Joyce）在2010年设计开发了一个包含29个测试题目的七点式里克特量表的TPACK测量工具，测试对象为来自新加坡的1185名职前教师。该项研究着重加强了对该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检验，主要检验方法采用的是探索性因素分析法，检验结果显示，七因素最终被聚合为五因素，它们分别是技术知识（TK）、学科内容知识（CK）、利用技术进行教学的知识（KTT）、教学法知识（PK）和进行关键性反思的知识（KCR）。另外在信度检验方面，以上提到的五因素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布于.83 到 .96，证明该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4]
来自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学者蔡清生（Chai， Ching Sing）在2012年开展了一次研究。研究之初，研究者依据施密特和蔡清生设计的测试量表，设计开发了一个包括46个题目的七点式里克特量表，对新加坡的参与一门Web2.0相关教师培训课程的1296名职前教师进行了测试。通过对课前测试结果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课后测试结果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将测试量表的测试题目精简为34个，通过萃取和聚类，形成了六大因素，它们分别是Web 2.0相关的技术知识（TK）、教学法知识（PK）、学科内容知识（CK）、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和网络健康知识（Cyberwellness Knowledge）。在信度检验方面，以上六因素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均在 .90以上，说明该测试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5]
通过以上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基于量表的TPACK测试工具由最初的五点式里克特量表发展为现在的七点式里克特量表，使得每个题目的测试结果更加精确。另外，在量表的设计与开发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在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的同时，也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完善量表的结构效度。
2. 开放式问卷调查法
基于开放式问卷调查法的TPACK测量往往都伴随着其它测量方法而出现，相关研究的研究方法都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开放式问卷都是为了定性研究而设计。
例如，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学者苏孝菁（So Hyo-Jeong）在2009年开展了一项研究，该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参与整合技术的基于问题解决课程设计培训课程的职前教师，研究者设计和开发的测量工具是为了测试参与培训的职前教师的TPACK水平，以及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用TPACK知识有哪些认知困难。测试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开放式问卷，另一个是课程设计作品。其中开放式问卷的问题主要包括：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设计的核心环节是什么，你认为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教学是如何促进学习者学习的，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有哪些优点和缺点，整合技术的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有哪些优点和缺点。该项研究共有来自新加坡的97名职前教师参与，开放式问卷的数据统计是基于关键词的词频统计开展的。通过研究发现，教师在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设计过程中主要存在问
题选择困难、辅助技术选择困难以及教学任务实施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主体地位赋予三大认知困难。另外，研究还发现参与测试的教师TPACK水平处于较高水平，但在基于问题解决课程教学过程中应用TPACK知识的能力较低。[6]
美国杨百翰大学在2008年开展了一项名为“SciencePlus”的教师发展培训计划，该计划主要针对科学教师，整个培训包括面授学习、实地探究学习和实践教学等三个阶段。格雷汉姆（Graham）等人在该项培训过程中制定了一个包含两个开放式问题和31个李克特量表测试题目的测试问卷，在培训前和培训后分别对15名参与培训的在职教师进行测试，以考察培训前后教师TPACK水平和使用技术辅助日常教学的自信心变化情况。两个开放式问题包括：你现在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去辅助日常教学；如果你能够获取和使用任何数字技术，你打算选择哪种数字技术以及如何在日常教学中使用该技术去辅助教学。通过对比前测和后测的结果发现，参与培训的教师的TPACK水平及使用技术辅助日常教学方面的自信心都得到了明显提升。[7]
3. 访谈法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的学者尼斯（Niess）在2011年开展了一个为期四周的数学在职教师培训项目，通过培训前后对教师TPACK水平的测量，以判断培训是否对教师的TPACK水平有影响。该研究将教师TPACK水平分为了解、接受、适应、使用和熟悉等五个阶段，通过访谈法这种定性研究方法，以确定教师TPACK水平处于哪个阶段。[8]
4. 观察法
观察法作为教师TPACK水平测量中一种辅助的定性研究方法也被研究者所采用，该方法的测量结果较为客观。例如，尼斯在2011年开展的数学教师培训项目中，为了了解教师在培训前后的TPACK水平，采用了观察法这种定性研究方法。该研究使用的观察检核表是基于舒尔曼的PCK观察检核表构建的，研究中观察教师在培训中的表现，使用观察检核表记录教师行为，最后通过数据对比分析以确定教师所处的TPACK水平。[9]
三、国外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
测量方法研究启示
通过对国外近年来“TPACK测量”相关研究脉络的梳理，我们发现国外相关研究呈现两大趋势。
一是重视测量工具结构效度的检验。2010年之前的“TPACK测量”研究，研究者往往只通过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来检验测量工具的信度，缺乏效度检验；从2011年开始，研究者除了对测量工具作信度检验外，还通过探索式因素分析法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法对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进行检测，目前，这已经成为“TPACK测量”研究的常规研究步骤。
二是由单一测量方法转向多种测量方法相结合的混合式测量方法。早期的“TPACK测量”研究往往只使用单一的量表测试法对教师的TPACK水平进行测量，测量结构主观性较强，缺乏客观性验证。近年来，研究者的研究多采用主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式测量方法，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学者多林（Doering）构建了一个名叫“GeoThentic”的地理在线教学环境，内设地理教学模块和教师评价模块，其中教师评价模块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主观和定性）和在线教学行为观察法（客观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教师的TPACK水平进行测量。[10]
未来TPACK测量相关研究，有两个方向值得业内学者展开研究。
一是学科化的TPACK测量研究。目前TPACK测量的相关研究只关注其一般性，而忽视了其特殊性研究，相关TPACK测量工具未与具体学科结合，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在未来的研究中，针对具体学科特点的教师TPACK测量研究将会成为研究热点，也将成为TPACK测量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口，这部分研究主要包括学科TPACK测量工具设计、开发及相关实证研究。
二是TPACK混合式测量方法研究。从TPACK测量领域近年来的研究趋势可以看出，整合量表测量法、开放式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和间接测量法等方法的，主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式TPACK测量方法必将成为未来业内的研究重点和热点。这部分研究主要包括TPACK混合式测量模式、方法和实证研究。
四、结 语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是信息技术时代对教师知识结构的全新界定，国内外同行一致认为TPACK相关研究将是未来教师教育领域研究的突破口。早期的TPACK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属于“定性研究”，而近些年来，TPACK相关研究逐渐由“定性研究”转入“定量研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教师TPACK测量、教师的TPACK培养等方面。“TPACK测量”相关研究在整个TPACK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关系到TPACK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也关系到教师TPACK水平的培养策略和方法的制定，因此，值得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着重展开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 AACTE. Handbook of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TPCK） for Educators[M]. New York： Routledge，2008：9.
[2] Schmidt， D. A.，Baran， E.， Thompson， A. D.， Mishra， P.， Koehler， M. J.， Shin， T. 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Preservice Teachers[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2009，42（2）：123～149.
[3] Archambault， L.， Crippen， K.. Examining TPACK among K-12 Online Distance Educa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J].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echnology and Teacher Education （CITE Journal），2009，9（1）：71～88.
[4] Koh， J. H. L.， Chai， C. S.， Tsai， C. C..Examining the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of Singapore Pre-Service Teachers with a Large-Scale Survey[J].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2010，26（6）：563～573.
[5] Chai， C. S.， Koh， J. H. L.， Ho， H. N. J.， Tsai， C. C.. Examining Preserviceteachers’Perceived Knowledge of TPACK and Cyberwellness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12，28（6）：1000～1019.
[6] So， H. J.， Kim， B.. Learning about Problem Based Learning： Student Teachers Integrating Technology， Pedagogy and Content Knowledge[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09，25（1）：101～116.
篇5
建构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以来，已日渐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之一。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建构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已趋成熟。但对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通常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一般科学方法论，即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学科领域的方法理论，就社会科学范畴中的国际政治学而言，主要是指相对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后实证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二是具体科学方法论，即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在建构主义话语体系中，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本文将围绕建构主义方法论的这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述。
一、方法论分歧的本体论根源：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之争
方法论的选择是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方法论的分歧本质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实际上，国际政治学者在面对所有的研究问题时，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先在的本体论假定。国际政治研究的客体不外两种类别：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自然事实，其本质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这一点在国际政治理论界，除了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外，几乎是不存在争议的。但至于社会事实，在本质上究竟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还是一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主观建构，却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这种分歧，正是物质主义本体论与理念主义本体论分歧，或称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分歧。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学派，都是持物质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它把包括国际政治领域在内的社会世界理解为同自然世界一样的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是独立于人类的话语和观念、独立于人类的互动行为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任务，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在于因果问题研究，在于发现客观规律或者像华尔兹所说的对客观规律的解释。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能够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及其规律加以把握和认识。这种观点，是理性主义学派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本质和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理论根据。
然而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温和建构主义还是非主流的激进建构主义，都是持社会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它认为社会世界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类话语和观念的客观实在，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由人的观念和言语行为不断创造和再造的。这种理念主义的本体论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强调物质因素是通过观念和话语的作用而产生意义的，社会实在只是一种主观的外化。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领域作为一种社会类别，本质上也是一种行为体互动中的社会建构。所以国际政治研究小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只注重因果问题研究，还应该重视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重新设定决定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那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应当受到成有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的“中间道路”：方法论多元主义
本体论的分歧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分歧：物质本体论的观念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将发现客观规律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说明(explanadon)，侧重于实证性方法；而社会本体论的观念则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后实证主义倾向，将理解社会意义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对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理解”(underscanding)和“诠释”(intcrpreta-tion)。在国际政治学界。作为主流的理性主义学派属于前者，作为非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则属于后者。
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论战中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则力图调和二者的矛盾，探索一条新的“中间道路”。建构主义尽管在本体论上和反思主义是一致的，但它并不认同反思主义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单一主义观念，而是持一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实证性方法与诠释性方法并非是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方法为导向。因果问题研究(why的问题)离不开实证性方法，而建构问题研究(what和how的问题)则需要诠释性方法。因此建构主义在研究实践中超越了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无谓的方法论争议，综合运用两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刻意排斥某一类方法。
这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使得建构主义在保留了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大量借鉴了被理性主义所忽视和否定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包括符号学、谱系学、叙述分析、象征分析以及认知图谱法等，这些方法都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不具备的。
虽然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持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立场，但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在两类方法的使用上并非均匀用力，而是各有偏好和侧重的：温特的理论以科学实在沦为认识论基础，所以较多地采用了实证性方法；而卡赞斯坦和江忆恩的建构主义文本都是实证性和诠释性方法同时使用，既有说明变量关系的成分，也有理解社会意义的内容；鲁杰、奥努夫和克拉托齐维尔则更多地是从理解意义的角度人手，较多地采用了诠释性方法――尤其是以克拉托齐维尔为代表的德国建构主义学派，大量地使用了语言学的理解式推理，具有强烈的后实证主义色彩。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这种语言学方法曾经长期为中国学界所忽视，它是建构主义多元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之所以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应用，也是由于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语言对于社会事实具有先在性，它不仅描述社会事实，而且还建构社会事实，话语是观念扩散和制度化的媒介，主体间性意义的建构必须依靠言语行为来完成。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诠释社会建构问题，是当代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目前主要流行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建构主义学派之中，在美国(除了佛罗里达建构主义学派之外)应用并
不广泛。
三、方法论的社会学转向：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
建构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对理性主义有两大超越：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论多元主义对单一方法论的超越，还有就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整体主义方法对个体主义方法的超越。个体主义方法强调个体的作用，并以个体特征解释整体特征；而整体主义方法则强调整体的作用，根据整体特征解释个体特征。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常用的方法，而整体主义是社会学偏爱的方法。¨’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深受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和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其中新现实主义主要借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华尔兹就曾经以市场结构来类比国际政治结构，以公司来类比国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要借鉴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基欧汉就曾经以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考察国际制度。理性主义的这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思想，把国家视为“经济人”，根据成本一收益分析来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并经常使用博弈论、系统论甚至数理统计等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
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它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只考虑被假定为理性利己者的国际行为体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只注重单元层面的利益权衡和战略选择，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能动的人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更不用说它忽视了主体间性的存在和社会意义的观念建构问题。但世界是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市场体系而存在的，所以这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是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借鉴自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无法解决的缺陷，使整体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引人国际政治研究成为必要。这个方法论革命的任务，就是由建构主义完成的。
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主要源自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所以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因此在方法论上也是采用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整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对个体的作用，不仅仅是个体主义所强调的因果作用，还包括个体主义所忽略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不仅像华尔兹所认为的那样决定国家行为，还有建构国家行为的意义。同时，整体主义将个体属性视为整体结构的社会建构，而不是像个体主义那样将这些个体属性视为与整体结构无关的外生的给定变量。也就是说，国际结构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基于上述理念，整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将研究重心放在建构理论研究而不是因果理论研究上。它以社会学的视野和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政治，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的建构作用，分析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建构，分析文化、规范和认同的形成与作用。它把包括权力、利益和无政府状态在内的所有被理性主义视为先验的给定的概念都变成了研究的课题，并分析其社会建构的过程，原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点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转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建构主义以社会本体论为哲学基底，因此不仅关注因果问题研究，而且更加强调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特点决定了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在保留了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同时，大量借鉴了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也正是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和对建构问题研究的强调，决定了建构主义只能采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的性质来理解个体的属性与行为，而不能采用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建构主义这种方法论上的变革，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种重新解读世界的新话语、一套重新分析世界的新工具。这正是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29，37。
[2]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
篇6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无不借助于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3]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结构概念创立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一直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基础，而建构主义则“以整体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4]。而这是该学科发展的标志，但是对于经济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而言，外部学科方法的引入是辅的，无损于本学科的主导方法。但是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却没有核心的主导性学科方法，冷战前常用的传统方法实质与历史学更为接近。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每个流派的方法都有差异。索伦森（G.Sorensen）做过一张方法论的图，来表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正如学者所言，“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倾向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行为主义理论显然更趋向实证主义方法论，而后现论则甚至超出了解释学的极端”[5]，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6]，尽管它与建构主义不全是对立关系，但显然建构主义“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化及其产物对于个体的构成作用，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7]。
这使得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篮子式学科，这个篮子以国家之间界限为边界，将各种水果收入篮中。一个成功的国际关系学生需要了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军事学、文化学、地理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才能达到入门的层次，但是这些“母学科”每一个都比国际关系学科引入该学科之前的范围要大得多。由于精力、时间所限，国际关系专业学生不断从国际事务的角度了解其他学科，却无法系统掌握这些“母学科”的精髓：现实主义理论需要深谙政治学与军事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极其熟悉经济学与统计学等等。由于跨国事务的发展，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其范围，医学、气候、自然资源、海洋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不断被纳入该学科来进行考察。
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一方面是国际关系学科繁荣的标志，但也是国际关系学科“非可替代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文学科都可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哲学涉及全球问题、法学涉及国际法、政治学涉及权力、经济学涉及IPE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有些学科尽管不直接称为国际关系，但其研究无不涉及国际关系。然而这些研究都不过在本学科中占据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以建构主义为例，它的主要领域是教育学和心理学。在一般性的概念性解释中，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甚至不被提及，足以说明它在其中其实是弱渺和不起眼的。
国际关系学科自身无所不包的特性恰恰说明它很难成为“自己”。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很容易发现经济学、政治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的身影，却很难发现难以撼动的自己。这一点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设置中也有较强的体现：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外，相当多的学校将有国际关系专业设置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院、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历史学院等等。这种复杂的设置方法，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矛盾性与交叉性。但是在美国本土，这样的矛盾基本不存在。由于外交事务在美国是突出的事务，因此外交与国际关系，和“美国国务院”的设置一样，主要是面向对外交往。而在中国这样的外交与国际事务尚未专业化的国家，或者国际关系专业经常处于为政治家主张“做诠释”的阶段，国际关系也无法遍地开花式地形成独立性。即便是国际关系的建构者，也带有话语霸权的特征，“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8]。
篇7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着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着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着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着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着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着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着:“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篇8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世纪3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世纪8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
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 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
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
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篇9
提出假设界定概念条分缕析传统方法
联系实际提出已见
上图显示本书首先是提出问题或假设，问题意识比较浓厚，本书每一章的开头都是作者提出的赘鲂∥侍猓引导读者循着作者的思路去考虑。然后是界定概念，避免论证中引起读者误解。第三是条分缕析，对每一个要论证的对象进行分层，大而化小。第四是采取的多为传统方法或称之为经典方法而非行为主义方法。第五是开始联系实际尤其是着眼于当代的现实问题。第六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文的基本逻辑思路大致可分这六点。
1.问题意识，提出假设
本书在导言中明确指出，本书旨在探讨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之性质，这便是布尔发现的大问题，这也是为何本书第四版的新译本将书名副标题修改的原因，其英文副标题是“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重点是对“秩序”的研究，而“秩序”是存在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旧译“世界政治秩序研究”显然有歧义之嫌，也即读者亦可理解为世界的“政治秩序”的研究。可见新译本副标题更贴合作者的研究问题。
2.界定概念，避免歧义
在论证之初对自己提出的概念进行界定是学者常用的手法，比如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破与立中处处蕴含着这种方法。界定之后使读者很清晰地了解了何谓还原理论，何谓系统理论，作者与读者取得概念上的共识之后，沃尔兹接下来的行文便极为顺畅，了却后顾之忧。更明显的情况表现在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一书中，该书提到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学者的不同观点，形成了不同时期的不同流派，也可以理解为各个学者们对自己的理论进行概念界定，该概念界定是自己笔下的，是为自己的理论和流派服务的。按理说学术著作的阅读对象大多是专业人员而不是普罗大众，因此有些概念是不需要界定的，比如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调动其专业知识储备，运用了大量的哲学上的词汇，对此温特也没有做过多界定，而是信手拈来，自然地嵌套其行文逻辑之中，因为他默认读者即使是国际政治的学者或学生也应具备哲学方面的基本常识，再进一步说，若对每一个细微的词语都进行概念界定，必会占用大量的篇幅，这势必会影响到作者主要观点的阐释，会影响到作者论述时逻辑上的完整性和衔接度。
3.大而化小，条分缕析
本书涉及范畴较大的时候作者会将之分解为较小的概念，或者从一个较小的角度进行探讨。比如本书论及正义之时，对之进行细密的分类。在导言中，布尔就指出，他所关注的不是整个世界政治，而是其中的一个要素，也即是“秩序”。而且他所谈的世界秩序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认知的整个国际政治体系，而是一种属性，一种和无序（disorder）对应的属性。在第二部分作者分析像均势、国际法、外交、战争、大国的时候，也是分析这些要素同秩序的关系，而不是分析这些因素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本书多处采用了大而化小，条分缕析的方法，这和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一章对“建构主义理论的定位”的论述很相像，温特首先讨论了宏观上的理论分类，然后如剥洋葱一般层层分解，最后将各种理论归类，将自己的建构主义归为是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一类，这样条分缕析，方便以后的行文和论述。考虑到温特和布尔都是哲学出身，思维缜密，有相似之处也不足为奇。这对于我自己写论文也有借鉴意义，当遇到一个主题太大难以驾驭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个较小的视角进行切入，或者是将之分解为一些较小的话题进行讨论，或是对之条分缕析，弄清楚其脉络再选择一个要素进行论述。
4.传统方法，历史对比
使用传统方法或称之为经典方法是本书显著的论证方法，英国学派的著作大多如此。有些著作的闪光点主要不在于其关注的话题有多宏大，而在于其论证方法，这些方法使用的学者多了就会形成流派，例如英国流派就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异军突起。和其他英国学派的著作一样，本书主要采用了历史的系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认为扎实的学术是一个实践经验或学术才能的问题。布尔认为“思考也是研究”，布尔探究的都是大问题，像国际秩序，国际正义，但不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研究方法方面布尔都是提倡传统的方法而不是科学的方法论，布尔强调的是实质性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这一点在《权力政治》一书中表现的极为明显，《权力政治》涉及大量的史实，而且多处采用了历史对比分析方法。
篇10
阿隆的国际关系理论观
阿隆参照经济学上的理论发展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注重的问题：（1） 是否—如果可以的话如何——定义和设定国际关系的子系统（subsystem）？（2） 此种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关系如何？子系统与社会环境之关系如何？此种理论是历史的还是元历史的（metahistorical）？——此问题亦为19世纪末经济学思想中边际主义学派和历史学派争论所在。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是边际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与德国历史学派古斯塔夫·施莫勒进行方法论之争的主角。1883年通过攻击施莫勒的《关于社会科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捍卫经济学研究主观的、原子论性质的奥地利经济学方法，门格尔捍卫了经济学得以建立的基础——自利的、效用最大化和完全知识。他坚持认为，总体的、集体的思想如果不能够被个体部分所支持的话，就不具有适当的基础。施莫勒认为，历史方法是分析社会有机组成部分唯一恰当的方法。在施莫勒看来，奥地利经济学家集中考察有约束条件下的个人行为，偏离了最重要的问题——动态制度。关于两种方法论请参见：[美] 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史》（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211页，239—264页；高德步：《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和历史方法》，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第1—6页。（3） 理论与学说之间的联系如何，也即理论与人类行为学之关系如何？阿隆指出，定义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抓住将此领域同其他社会领域相区别的东西，或者从并非国际关系领域才是独有的概念开始。阿隆并没有使用上述两种方式，他的选择是“努力确定构成国际关系或国家间关系特性的东西，并且我得出的结论是此种特性就是使用军事力量的合法性。”阿隆认为此种界定国际关系的方式是与现实一致的，各个时代的政治家、法学家、道德家、哲学家和军人一直以来所理解的国际关系之本质就是前面所说的。对于科学主义者的怀疑，他表示不在乎并声称“在此问题上我就是一个传统主义者”。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与社会环境（这里的“社会”可以是全球社会）之间的关系，阿隆认为不能套用经济学上理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原因就在于国内、国外变量之间的区别使妄图进行高度的抽象是不可能的。对此，阿隆的结论是：“任何具体的国际关系研究都是社会学研究与历史研究，因为要对所涉及行为体数目、空间、资源以及体制（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有所计算，同时这些因素转而构成了国家间利益冲突攸关之所在。我再一次声明：理论分析本身就意味着纯理论的局限。”
阿隆在解释为什么任何具体的国际关系研究都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时候，摆出的理由是：他所使用的社会学的（sociological）概念是帕累托在同经济学相比较时使用的。这主要是指帕累托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帕累托在其著作中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逻辑行为，而社会学主要研究非逻辑行为。阿隆就是在帕累托所使用的社会学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的，也就是说把国际关系体系孤立化是不可能的，因为行为体的行为受力量计算的控制，受经济、政治以及社会诸因素的制约。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就同历史学可以比较，它寻求普遍的历史联系，而不准备致力于理解特性抑或纯粹的历史描述。所以，阿隆说，“在《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一书中，在寻求规律和理解特定情势之间，我把社会学和历史学对比使用。”而对于历史，阿隆在使用中主要是关注历史的事件抑或理解文化、社会或者国际体系独特性这个意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阿隆就拒绝单独从地理学、人口统计学以及经济学的角度解释战争与和平，相反，“就如同理解政治体制或国家之特性一样，在所有对国际关系的解释中，把空间、数量、资源考虑进去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在阿隆看来，学说（譬如核战略方面的不扩散理论）不是一种理论，它只是同国家的国家利益相一致的东西，从一个简化了的模型或为了实现行为体所要实现的目标而得出的学说或教条（doctrine），不能证实其有效性或科学正确性。阿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态度是，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行动的理论只能够提供对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解，以其为基础人们和国家可以思考国际关系，建立自己的目标或确定自己的责任。只要国际社会依然是一个自私的社会，其法则依旧是由行为体自行解释、缺乏垄断合法暴力行使权的权威，那么理论有效性之范围就不可能达到人们热心所期望的程度，那只是为道德或有效性而辩的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的历史性就在于，学者也罢、科学家也罢，都不可能找到超越人类历史境地的方法。
阿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观点
霍夫曼，阿隆的学生，对他的老师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一感受就是双重矛盾：阿隆是一位自相矛盾的大师，一位思想既冒进又适度的大师。不过，恰恰是这位自相矛盾的大师“在法国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在历史、法学、经济学，还有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点上创建了一门独立的国际关系学科”。
阿隆研究国际关系的第一步就是界定了国际关系的特性：“国家间关系本质上就是涉及战争或和平的选择。”这就决定了国际关系中所有行为体在行动时必须进行计算。从而在阿隆的设计中国际关系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三个客观问题和三个主观问题。三个客观的问题是：国际关系的范畴、此领域中的权力关系之网和战争的技巧与技术问题；三个主观问题是：行为体之间的承认或不承认、内政外交关系和外交的目标与手段。之后通过国际体系问题他给这些问题作了回答。在他那里，国际体系的含义是：“彼此间保持经常往来关系以及都会卷入非特定性战争的政治单元所组成的整体。”不过，阿隆的体系理论是不同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流行起来的体系理论的。他的体系理论与他研究国际关系的起点一致，与内政外交的区别相联系，与理想类型的战略-外交行为相联系，也与理想的国内政治相联系。在美国的研究中，美国学者在研究体系时往往从适用于各领域的概念开始，如摩根索使用的权力与冲突。同时，阿隆还非常注意区分“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同国内政治中具有合法权力垄断权的国家使用权力的不同，以及关注各个社会内部所产生的紧张与冲突和政治单元之间产生的暴力冲突之间的关系。另一个问题是，相对于默顿·卡普兰等人的系统理论，阿隆对于构成体系的单元所受到的制约力的看法是更加温和的（modest）。
阿隆的上述看法就决定了他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另外一种观点的产生。他认为与足球运动以及经济行为相比，国际关系最大的不同是外交家和士兵的行为没有“理性的目标”（rational goal），所以在阿隆眼中，“国际关系理论始于具有自主决策权的中心的多样性，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就始于战争之风险，亦始于此种风险降低了手段计算之必要。”这种情势就决定了阿隆不可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学者们可以建立一种假说-演绎的系统（hypotheticodeductive），在此系统中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数学的形式。他在法兰西学院所讲授的课程中，同样详细地表达了他对国际关系研究中模型建构、理性选择、博弈理论之运用、军备竞赛的量化、系统理论的看法，对于美国同行的努力阿隆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并对那些研究方法表示怀疑。
例如，在军备竞赛的量化模型研究上，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刘易斯·弗雷·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是最为著名的。理查德森最为著名的代表作品是：Arms and insecurity： 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 Pittsburgh： Boxwood Press， 1960。关于理查德森的观点请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316页。尽管这位学者在美国有很高的威望，其研究方法为美国学者所敬重和尊崇，但是阿隆对理查森利用线性微分方程建立军备竞赛模型的尝试评价并不很高，对于其研究成果以及类似的研究成果的实用性阿隆基本予以否定：“我认为，从这些军备竞赛的数学模型中很难得出某种确定的结论。……任何一个我们所掌握的数学模型都不允许我们说自1945年以来的军备竞赛必然会或必然不会引发一场新的战争。”对于系统论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阿隆首先戏谑说“系统这个词非常时髦”，对于系统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阿隆指出，“该不该谈系统？实际上，我不觉得此事关系重大；要建立一个国间系统的表现形式，关键是如何知道抽象到哪一步为好。把系统之概念用在国间关系上必须持谨慎态度，因为国间系统用系统论的术语来说是一个没有重要主脑控制的系统……另一方面，这一没有主脑控制的系统之中还有许多相互发生关系的子系统。……于是在分析国间系统时，我们有必要记住国间系统没有中央控制，而行为人或子系统却是有主脑控制的。”
阿隆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对非数学形式的坚持以及对假说-演绎系统的否定决定了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远离概念的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即子系统特性之界定、主要变量之罗列以及有关系统运行的某些假设的表述；同时，不同于经济行为的是，此种抽象理论不可能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学研究相分离，具体的研究是必需的；不过，任何对国际关系体系的理解都不能简单地把某些变量抽象为x，y，z并据此进行研究。
尽管阿隆被视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但是他与其他现实主义者相比是不同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是基本的概念性的问题：一方面，阿隆拒绝承认对权力的诉求是所有政治的本质，他极为注重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区别、作为手段的权力和作为目标的权力之间的差别。同时，就国际关系这个领域而言，他认为我们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外交与战略行为的实质，相信这一点是很危险的。例如，阿隆就反对把国家利益看作是摩根索研究的基石，因为他认为国家利益并不足以完全规制国际关系研究的全部，这与他对国家利益的看法相联系：“国家利益之理论家们致力于用抽象的方式、普遍有效的方式来定义外交家们所追求的目标……麻烦的是，似乎不可能给国家利益一个普遍有效的严格定义。”其次，阿隆是一位“复杂的”现实主义者。阿隆反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过度抽象和寻求概念的简约，这一点我们从前面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阿隆的研究中，他与修昔底德相联系，认为理论必须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以此可以防止理论远离历史的教学、防止理论变得过于刻板，也可以防止纯粹的历史描述。阿隆说，对于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他尝试着抽象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与理论、与社会学的关系，在他的研究中，他的做法是：“取一个与历史概念体系相当接近的形式……我自己的概念体系只比他们[历史学家]的概念体系稍稍抽象一点。”阿隆是一位复杂的现实主义者还表现为他反对通过一个单一的因素去解释复杂的现象。这与他的历史观与政治学思想密切相关。阿隆的历史哲学是拒斥历史决定论，反对相对主义的，他试图为历史客观性确定限度，从而通过决定的参与为人的行动确定一个有效的活动范围，为人的自由行动找到一个理性选择的空间。阿隆的历史或然性主张试图确立的就是多元合理性，对多元价值的承认。这必然导致他反对采取单一的因素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参见陈喜贵：《维护政治理性——雷蒙·阿隆的政治哲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外交政策地位的看法。不同于许多美国同行的是，阿隆并不是纯粹的关注对外事务，不关注国内因素。至于国内状况的重要性，阿隆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制度性质的重要性；内战与国家间战争之间的联系。最后一点，在国际体系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上，阿隆表现出了复杂的观点，与他的历史哲学相吻合，他既承认世界经济体系对外交-战略体系的依赖，也承认其相对的独立性；既承认限制因素的“国际体制”部分地出于国家的自愿，也指出其被迫性。不过，对于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观他是坚决反对的。就上述方面而言，阿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都有一定的联系。
阿隆在他的著作中，并未纠缠于国际关系“无政府”特征的现象描述，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如何消除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探究上，做了解决马基雅维利问题和康德问题的努力尝试。
马基雅维利问题是在寻求合法手段上解决“它是什么”的问题。阿隆认为，所有的历史一元论都是天真的、充满了神话。他循着马基雅维利的方式去寻求消除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合法手段”，尝试提出了如下规则及相应的手段：（1） 遵循国际道德。（2） 坚持国际现实主义。阿隆反对将国际秩序置于一种先验的意识形态或法律框架之中，而主张放在其具体现实里，以免导致冲突。（3） 实现以我为主的外交。
康德问题是在寻求世界和平解决“它应是什么”的问题。康德指出，国家和价值间出现一种裂痕，亦即本能与道德需求间出现的破裂。价值回答“应该是什么”，而现实的国际秩序拒绝极端方式，逐渐趋向一种不肯定的秩序。那么，追求世界和平有哪些障碍呢？阿隆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国际法的不足。二是缺乏强有力的国际机构。三是意识形态的对立。
雷蒙·阿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社会学方法
前面讲过，阿隆有着自己的历史哲学观，这种历史哲学观决定着他的政治哲学观。阿隆在战争期间的思考使得这位讲求责任的深邃思想家难免要关注战争，但是在那时阿隆是“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开始关心战争”。重返巴黎大学的阿隆在讲授工业社会学之余，开始讲授副业国际关系，在那里产生的是《和平与战争》一书的前两部分——理论与社会学。之后，在美国访学归国后，他完成了此书的后两部分——历史与人类行为学。阿隆的研究始于克劳塞维茨的教益，终于对人类命运的追求：寻找一种伦理，寻找一种战略，寻找和平。但是，穿引其间的是社会学和历史学。这种探索的方式反映了阿隆的一种思考方式：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所产生的疑问要到历史学家那里去寻求某种答案，也即“历史学家是否能认清一切国家和文明各自前途所必然要遵循的秩序。”但是历史的解读（基于20世纪60年代短暂国际形势）因为有其特定的含义（针对的对象独一无二），所以此种研究亦可以被认为是社会学的，而非历史学的。阿隆自己的这种理解或许基本上决定了阿隆为什么不去采取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因此，对阿隆来说，历史社会学或许能够给他一种方法上的满足，以之去调适他所要坚持的东西，忽略他认为不足取的部分。
阿隆首先反对的是什么？他首先反对“简单”。他反对政治学家的第一种做法，即历史学派的简单化做法，因为“此学派对国际关系的盛衰起落只作表述而不作任何解释”。其次，反对“现实主义”学派的简单化做法，因为“此学派喜欢设计种种国家及这些因素的所谓国家利益，并给这些利益涂上不言而喻和从不变化的色彩，还认为各种事态只是计算实力，力求平衡从而妥协的结果”。同时，至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阿隆强调的是：“心理学、心理分析学和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要取得真正有益的成果，就必须联系现实的政治总体来考察有关的范例。”联系阿隆的上述看法，阿隆认为“历史社会学在我看来是一条中间道路”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当然阿隆并没有说历史社会学足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战争困境，他只是认为“惟有历史社会学……方可阐述政治家面临的问题。”
我们说过，阿隆的历史哲学是反对绝对主义，反对相对主义的历史或然论，这种哲学观决定了阿隆要在“历史学家放弃偶然事件与科学家追求绝对的理论知识之间走钢丝”。对此一位学者评论道：“通过把社会学分析嵌入历史，阿隆防止了他的理论分析变成决定主义和抽象的；同时，通过脱离历史的场景，阿隆还避免了宣称国家关系并没有表现出行为模式无循环的错误。”于是阿隆的这种方法超越了纯粹的原始历史事件的堆积，同时克服了绝对主义历史哲学观以及行为主义科学的非历史性理解。与此种观点相符合的是，阿隆坚持认为一点：国家体系的多元性在于各个政治单元不可避免地是不平等的、自由地发生相互影响。这种观点是反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
阿隆的历史社会学方法尽管不是一种总体的理论，也没有从全球的角度阐释问题，也没有提出一系列的全球性假设，但是此种方法依然可视为是“一种统一的国际关系理论”。阿隆自己一直努力探求的是有组织的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也即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的着眼点是我们早已称之为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那些关系让这些实体彼此联系。”在阿隆看来，在霍布斯传统那里，国际政治看起来是无政府的；在韦伯传统中，国家看起来拥有合法使用国际暴力的“专利”；在克劳塞维茨的传统中，国家间冲突与暴力的弥漫被视为是国际政治的固有特征。Raymond Aron， Politics and History， pp.171-173.通过“自然状态”的建立，霍布斯回答了人本质上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问题，通过这种理论的建立霍布斯就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在政治出现前的条件下，人生活在没有政府统治的状态下，没有支配他们的使之处于担惊受怕之中的公有权力。在这种理论基础上，霍布斯认为，三大自然原因——竞争、猜疑以及荣誉感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纷争，使自然的状态真正进入了战争状态，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使人们相互分离，地球上的一切就是非社会性的无政府状态[相关评论见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上），第452—459页]。马克斯·韦伯的看法秉承了霍布斯的传统观点，认为“大国都是一些处在不断竞争中的强国，它们中的每个国家都拥有某种文化，这些文化彼此对峙，都以为优于对方，任何方法都不能使它们之间的争吵平息。”（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352—353页）同时，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基于一点，即加尔文主义的耶稣教伦理，而加尔文教派原则上也是把武力看作是捍卫信念的手段。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更为人所知，简单概观之：政治是整体，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政治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形成，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而且只能由某种政治动机引起。因此，国际政治之存在就必然意味着冲突与暴力会弥漫在国际政治的空气之中，而国际政治即国家之间的政治，因而国家间的冲突与暴力是不可避免的。阿隆的这些统一的观点所产生的必然结论只能是这样的：冲突只能是国际关系的常数，国际社会缺乏合法垄断暴力的仲裁法庭，“国际社会的‘’特征就是诉诸各自的武力”。阿隆的观点是自始至终的，在《和平与战争》成书10余年后，他依然在批判某些学者对国家间的冲突不具有正常性质的看法：“某些研究给出的是这样一幅图像：国间系统由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和正常交流所构成，外交关系和国间交流被看作是正常状态，使系统正常运行的状态，于是这些学者认为国家间的冲突不具有正常的性质。”阿隆对此的回答是，“没有控制中心（指没有合法垄断暴力的仲裁法庭—笔者注），国间系统每时每刻都有爆发武力冲突的危险，可这些学者们不这样说，他们更愿意说国间关系建立在国间交流的背景上，正常的关系就是交流的关系，冲突是外交的失误。……战争成了外交失误，人们只研究和平而不再研究战争。……所有的War Researches（战争研究）都被Peace Researches（和平研究）所取代。”
在阿隆的研究中，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在他的理论分析中是绝对的中心，不过，阿隆有时候是超出了这种限制的。在《战争与工业社会》（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一书中，他认识到了工业社会对战争以及可能的跨国影响。阿隆指出，“无论是哪种社会体制，工业社会都会产生许多战争的根源，但是永远不会引起殊死斗争，因为在和平上的共同利益总是大于与之相对立的狭隘或边际利益。”尽管阿隆在其研究中关注的外交家和士兵的行为，但是他承认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对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有时候看起来他好像要把国际关系中的所有相关方面统一到一个普遍的范畴之中。”
雷蒙·阿隆的作品看似古典现实主义者（如摩根索、基辛格）的作品，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拒绝天真的道德主义，关注于国家安全，同时还拒绝行为主义的方法。阿隆同古典现实主义的共同点还在于坚持着对道德审慎的诉求，支持理性的治国之策。阿隆的学术导师是孟德斯鸠和韦伯，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中，韦伯的“责任伦理”（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与“信念伦理”（the ethics of conviction）简单而言，在韦伯那里“责任伦理”就是一种“无条件命令宣示”，“责任伦理”要求的是“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没有什么“为了……所以要负责任”的逻辑。“信念伦理”，按韦伯所说并不等于不负责任，只是说坚持某种信念以致行动“只能如此”。请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冯钢：《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韦伯伦理思想中的康德主义》，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32—38页。更有直接的针对性。在此问题上汤普森的评论是：“从理论上讲，阿隆的方法是一种工具理性方法，它涉及到对事实的阐释，涉及到把政治学应用到身边的现实中去，还涉及到在真情实境中寻找道德意义。而从规范上看，阿隆反对把信念伦理作为直接的行动指南，相反，他选择了责任伦理。”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第202页。在《和平与战争》一书第四部分的“道德诉求”一章中，阿隆鲜明地指出，“今天的信念道德（morality of conviction）与责任道德（morality of responsibility）之间的关系与任何时代以来它们之间的关系相比没有什么不同。……公民或人民之领导的道德除了责任道德可以什么都不是，即使超越了效用层面（order of utility）的信念为了某种更高的诉求激起了此种诉求以及决定着其目标。”参见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634。
阿隆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理论寻求理解与调适（moderate），而不是改造人类之境况。此种调适之方法对于阿隆来说，也就是即使接受韦伯的主张，也要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中做出大胆的抉择，阿隆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放弃意识形态的东西，而选择一种责任的伦理，做出审慎的选择。阿隆尽管可以被称之为古典现实主义者，但是他的国际关系社会学无论如何也只能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修正版本”。显著一点就在于，如前文所述，他明确地反对国家利益之客观性，这与他的历史哲学——拒绝历史客观性——联系在一起。所以，学者们对于他的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如此评价：阿隆的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深深根植于他对历史哲学和政治历史的看法，而此种看法与通常的古典现实主义所恪守的“国家存在之目的”（raison d’état）或实力政策（realpolitik）相去甚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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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ryan-Paul Frost. Resurrecting a neglected theorist：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Raymond Aron’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23（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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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BL教学法简介
与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Lecture-based Learning，简称：LBL）不同，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PBL），最早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布劳恩（Barrows）于 1969 年应用于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医学院的医学教学中。其理论基础属于建构主义的理论范畴，其教学理念是 “问题是学习的起点，也是选择知识的依据”。
与传统教学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学习，要求将学生的学习置于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究和与他人的共同合作解决问题，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掌握解决问题的技能，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二、“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现状
“国际政治学概论”是大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主要讲授内容是国际体系中各个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其教学目的在于，通过本课程的讲授，使学生初步具备运用国际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方法观察分析国际关系历史与现实的能力，进而为政治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专业本科生学习本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
“国际政治学概论”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程，其授课对象是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本科一年级学生。考虑到从高中到大学的知识衔接，新生尚未完全适应大学的学习与生活等因素，故而 “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大都采用以教师个人讲授与知识灌输为主要特色的教学方法。
从当前“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现状看，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缺少授课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缺乏学生对国际政治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自主探索，课堂氛围沉闷，学生提不起精神，教师也感到教学乏味，授课效果不佳。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如何引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在诸多学科教学中现已广泛采用的、以问题导向为核心的PBL教学方法，为“国际政治学概论”的教学改革指明了一条新途径。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完全可以做到，课堂讲授与随机提问结合起来，也可以把设置问题与课堂讨论结合起来，也可以将合作探讨问题与自主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教师也可以开展实践教学，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国际关系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与当代重大国际问题的分析。
如果把PBL教学方法很好地运用到“国际政治学概论”的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可以做到“教学相长”。一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在课堂讨论中提出的分析问题的新角度等也可促使教师对其进行进一步思考，使其最终转化为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
三、PBL教学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下面以《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陈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四章“第三节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教学为例，浅谈PBL教学方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有关“国家利益”的理论是国际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学界普遍认为，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影响各国对外行为最根本因素，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几乎所有国际政治学理论著作都会涉及“国家利益”问题。陈岳的《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就有关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问题设置了三个议题，即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的内涵、作用和特点。很显然，仅仅通过这三个方面很难透彻地把握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理论。为此，作为辅助理解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的内容，在“国家利益及其内涵”之下设置了“君主――王朝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国家、国家理由和国家利益”等内容，讲述了国家利益的历史演变与国家利益同国家、国家理由、国家荣誉的关系。最后对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作了如下界定：“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内有利于其绝大多数国民共同生存与进一步发展的诸因素的综合。”依据这一概念，分析特定时期某个国家国家利益时，学生依然难以准确把握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理论”教学中实际上学生感到最难的是国家利益的生成机理、国家利益的层次和优先次序、国家利益的认知与判断等问题。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国家利益的作用和特点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了。
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掌握上述难点，透彻地了解和掌握国家利益理论，在教学中教师为学生设置了如下四个问题和三个案例。其一，国家利益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二，国家利益是“有利于其绝大多数国民的共同生存与进步”综合性的“好处=利益”，那么它都包括那些“好处”？有层次，有轻重缓急吗？其三，某种“利益=好处”是不是“国家利益”是由谁来认知和判断的？其四，一国“国家利益”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结合上述四个问题，笔者向三组学生（每一组约15个人）具体布置了三个具体分析案例，中国、“朝核问题”和“克里米亚问题”，用国家利益理论分析上述案例中相关国家各自的国家利益及其认知过程，上述国家采取的具体行动以及上述行动所折射出的各自的利益诉求和博弈结果。经一周的准备之后，各组首先派一名代表在课堂上汇报本组的学习成果，之后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课堂辩论。学生对国家利益是否具有阶级性？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应该是什么？国家利益的抽象性和具体性、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以及国家利益是否受到约束和限制等问题结合案例展开了热烈讨论。极大地活跃了课堂。纵观学生的汇报发言和辩论，尽管他们的发言不够全面、甚至是片面的，但总体上已触及到了核心问题。虽然在辩论中也出现了偏离研究主题的现象，但在教师的及时提示和纠正之下也很快回到了讨论的主题。最后，教师对上述学生的课堂汇报和辩论作了点评，对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和敢于提出问题的探索精神给予了肯定，并结合整个讨论环节，对国家利益的作用、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通过上述学习和辩论，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在当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下国家利益的认知和最终确认是需要过程的，并通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最终获得确认。但有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标榜的未必是真正的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并不等同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分成次，分轻重缓急的。国家利益可划分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国家荣誉等，其中国家的安全利益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利益。国家利益根据轻重缓急可分为重要利益、次要利益；当前利益、长远利益等。不仅如此，一国在某一问题上的国家利益还受到地缘、时间、空间、国际环境及相关其他国家利益的制约等。
从PBL教学法的实施效果来看，应该说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通过问题导向性的PBL教学，克服了过去教师单方面讲解理论，单向度地向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学习和接受理论、知识的弊端，使理论导向性的“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变得更加生动，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加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学生对“国际政治学概论”的学习热情。
四、反思
PBL教学法是一种比较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教学方法，但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以下困境。
其一，教学任务与授课课时之间的矛盾。“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大纲安排的课时是72（72×40分=2880分）学时，而陈岳的《国际政治学概论》教材共7章加导论和结束语大概相当于8章的内容，每章平均学时为时，但采用PBL教学之后，《第三节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一节内容就耗时达4学时。如果每个章节都采用PBL教学法，教师就很难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任务。因此，一学期72学时的课堂教学中， PBL教学法的运用次数不宜过多。教师只能根据教材内容，一学期安排两三次PBL教学即可。
其二，课程性质、要求与师生综合素质之间的矛盾。“国际政治学概论”是理论导向性的课程，逻辑性、思辨性很强，这要求教师和学生都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而这些刚刚步入大学校门、尚不知大学学习为何物的高中毕业生，在当下应试教育指挥棒下，无论是知识面，还是视野都比较狭窄，无论是对国际关系史的基础知识，还是对当下国际热点问题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加上他们刚刚在高考压力下解放出来，在远离父母、没有教师督促的“无人约束”的自由自在的大学环境里，除了“玩儿”，对学习根本提不起精神，甚至很多人对学习本身产生了厌烦情绪。因此，重新调动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读书热情存在诸多困难。
另外，PBL教学法对教师的教学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它要求教师不仅透彻地掌握教材内容，而且还要花很大的力气阅读相关材料熟悉案例，并结合案例精心设计相关问题，这对那些初涉讲台的青年教师而言，是一种不小的自我挑战。此外，PBL教学法对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教学组织能力、讨论掌控能力等也是考验。一旦出现偏差，课堂很容易就变成“杂谈”和“闲聊”，而这恰是大学一年级新生最喜欢和“最擅长”的。
总之，无论是LBL教学法、还是PBL教学法，毕竟都是一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并不是教学目的。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合理内核和值得推崇的一面。因而不论运用何种教学手段，只要能让学生听明白、看明白、学明白所学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并能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才是课程教学改革的“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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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 66wen ki@vcf6FFB 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国际与国内来自WWW.66WEN.COM免费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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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外语”教学模式的含义及特点
“专业+外语”教学模式是一种创新教学组织形式，是将专业课与外文元素相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课程教学模式，包括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为一体的系统教学。
“专业+外语”教学模式具有几个独特的特点：一是资源整合，专业课的知识结构与外文元素在教学内容中重新构建为一个新的教学内容体系。二是内在协调，外文元素与专业知识进行有机结合，从逻辑结构、语言场景、资料观点等方面实行融合。三是专业为主，外语为辅。“专业+外语”教学模式的融合中要突出专业的重要性，外语是为专业的提升而服务，外语处于辅助地位，不能喧宾夺主。四是“专业+外语”教学模式是一个体系，从课程内容、大纲、教学方法、课堂教学、教学辅导（课内与课外）到考察方式等每一个教学环节都包含在内，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专业与外语的融合与协调。
二、“专业+外语”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
（一）教材欠缺，不利于非语言专业的专业课教学
目前国际政治概论的教材版本主要有，陈岳教授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迄今已经修订了三次；李少军著《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再版三次；梁守德、洪银娴著《国际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2004年改版为《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的内容理论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研究领域较广，是针对专业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使用的。外语类院校的国际政治概论课程还没有专门的适用教材，大多选用上述三种版本中的一种作为参考。这对外语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是有制约的。
外语类院校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没有专门的适用教材，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做出更多的努力，在教学中自己编制教学内容，原则就是将外语类院校语言资源优势与国际政治概论的专业特性进行有机结合，实现专业与外文的有机融合，将外文的工具功能与外文专业素材有机融合进专业知识的教学中，满足学生的专业需求与外语能力提升的双重教学目标。
（二）师资不足，制约了专业课教师之间教学方法与教学经验的交流
国际政治概论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比，在我国的开设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我国高校担任国际政治概论授课的教师队伍数量较少，历史较短、经验较少，国际政治概论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研究也比较有限。外语院校的国际政治概论的开设始于近几年，教学方法更加单一，经验也尤为不足。师资的严重不足制约了该课程的有效教学。
针对此种现象，可以通过自己培养与向外借用的双向途径来解决。一是自己培养。本专业教师通过外派学习和特殊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与外语能力，将专业与外语进行有机的整合，成为适应“专业与外语”教学模式的教师。该种方法是在本专业师资充足的情况下，允许教师不需要完成教学任务的情况下，直接将课程与外语进行融合的训练。二是通过评聘外籍教师弥补专业教师的外语能力不足，这属于外来嫁接，并没有直接实现“专业+外语”教学模式的有机融合，需要专业教师在教学中同时学习外语教学方法与技巧，不断进行整合。这种方法属于一个过程渐变，是一种在本课程不间断，而教师不能独立直接完成的情况下的选择。三是跨院系师资共享。本专业教学资源不足以满足教学目标的情况下，在同一所高校内，其他院系的相关专业教师可以相互借用，达到师资共享。对其他院系采用的“专业+外语”教学模式的成功经验可以吸取并借用师资，发展本专业。这种“借鸡下蛋”的方法在专业课教学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也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三）专业课教学研讨机制欠缺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现实是专业课程教学中几乎是一个教师讲授多门专业课，而且一门专业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担任，这样就造成一门课程的教学在校内几乎没有共同的研讨基础，教师担任多门专业课，也使得教师在一门专业课中的时间、精力与专业水平有限，影响了专业课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针对专业课教学现实状况的教学研讨机制严重滞后与不足，导致教学中教师之间的教学方法研讨几乎不能展开，也制约“专业+外语”教学模式的探索。
基于此，在信息网络技术发达的条件下，全国的高校可以通过设立同门课程的教学研讨会，对同一门课程的教学方法技能、存在的问题、各自的经验等进行讨论研究。全国范围的同一门课程教学方法研究会的成立势在必行。借助网络，进行网络研讨会，既节省时间、又方便教学方法的讨论与经验交流，更主要的是提高了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深感专业课程教学独立性的弊端，专业课教学似乎变成了教师自己的独门绝技或闭门造车。当然，教师也可以利用网络学习一些先进、科学的教学方法，但是研讨会还是应该设立的。比如，国际政治概论已经是目前高校的必须课程，教学的范围广、层次高，从本科教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都有该课程。全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设该门课程，当然，不同的院校有自己的课程特色，但是，国际政治概论中的基础理论、基本内容、基本方法等还是基本一样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内《国际政治概论》的教学与国外高校的国际政治学课程的教学逐渐接轨，该课程的教学研讨在国内高校，甚至与国外高校的研讨也已经成为可能和必要。一是全国专业课程教学研讨制度、机制的建立。机制和制度是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基本保障，没有制度，研讨会将流于形式，失去意义。二是建立专门性组织机构，提供研讨平台。目前，我国外语院校数量有限，都开设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学生培养的目标基本一致，教学的内容基本相似，这非常有利于外语院校《国际政治概论》课程研讨会组织的建立。当然，除了外语类院校，全国的其他开设国际政治概论或其他专业课程的学校也可以联合起来，建立该课程的教学研讨组织。
（四）重视不够，主动不足
“专业+外语”教学模式的创新在我国外语类院校是一项新的课题。它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关注与协同努力。中央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各省市的教育机构与部门虽然也不断的强调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但是，没有形成必要的规章制度，政策与计划的落实往往不到位或流于形式。各类高等教育院校一直以来也提倡和推动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但是专业课的教学方法的重视程度还是有限的，形式比较单一。再加上，高校更多的是在拼科研、拼就业率、拼知名度，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对于专业课程教学方法的关注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最关键的是专业任课教师的教学方法改革的主动性低。由于大学的课程教学质量很难有一个尺度给予衡量，也没有一个健全、科学的激励、监督机制。再加上，专业课教师除了大量教学任务外，更多的是科研的压力。因此导致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教学方法的主动关注程度较低。
整体而言，对专业课教学方法的探索是很有限的。“专业+外语”教学模式的推行首先要求教师必须有高度的职业责任意识和创新精神，这样才能提高“专业+外语”教学模式的教学质量。其次是该教学方法的运用不能生硬嫁接，要实行有机融合。不论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外辅导还是考察方式，对专业与外语的有机融合必须是内在的协调。毕竟外文语言与中文语言是两种不同的领域。尽管，目前中外文的翻译水平已经比较高，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本质的，这对整个教学过程的有机融合增加了难度。要做到专业汉语的逻辑结构与英语本身语义的合理内化是一门极高的艺术，是专业教学的最高追求境界。
三、“专业+外语”教学模式中需处理好的关系
外语院校“专业+外语”教学模式中，非语言专业的教学中不同学科之间存在诸多不同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处理对非语言专业的特色人才培养，对新教学模式的探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非语言专业中的专业外语与大学公共课英语
大学公共英语是高校非语言专业更确切地说是非英语专业的必修课。在我国的高校教学中，通过大学英语四级是大学生毕业的一个必备要件已经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大学生对公共英语的重视与学习甚至已经超出了其对专业课程的关注。从语言角度看，专业外语和公共英语都属于一个性质，但是，非语言专业课程中的专业外语学习因其考核的性质与要求的不同，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这里，某种程度上，公共英语已经被放在了大学非语言专业课程学习的首要地位，因为它关系到学生是否能通过四级考试，是否能够拿到毕业证。当然，公共英语是专业英语的基础，公共英语的教学有助于专业英语教学的展开与深化。
（二）非语言专业中的专业课程与专业外语课程
非语言专业中的这两种课程的性质不同，在教学中的逻辑序列，课程的先后设置上也不同。专业课是该专业设施的基础课程，是体现该专业特色的必要课程。专业外语课程则是在专业课的基础上，对专业课程的语言升级和对专业的更高层次的学习。某种意义上说，专业课程是专业外语的基础，专业外语是专业课的升华。在培养新时代人才方面，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三）非语言专业中的专业课与公共课程
一般来看，非语言专业中的专业课在教学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不论是从学分的设置、学时的安排上都可以看出专业课的地位是突出的，但是，这也是往往被忽视的一点，认为公共课不重要，只是一个学分而已，从而造成对其知识的掌握，和对公共课对专业课的基础作用认识不够。实际从学科本身的角度看，公共课是专业课的基础，更应该将公共课的基础打牢。“万丈高楼平地起”，公共课是基础课的基础，这一地点是不可否认的，因为这也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基本要素。
（四）非语言专业中的专业课与公共英语
从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来看，公共英课在四年大学制的前两年，占据整个大学的一半教学时间。从考试的重要性来看，每年举行两次，全国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统一考试。从考试的结果看，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毕业。公共英语在我国的高校教学中的地位与分量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与其相比，专业课的所占据的时间、考核的严格程度、考核结果要相距甚远。一门专业课一半占用一个学期，个别的两个学期，每周的课时安排也比较少，一般是一周一次2个学时。专业课考试方式比较灵活，以闭卷考试为主，也有部分开卷考试，或小论文考核方式。考核的结果一般不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毕业。
四、“专业+外语”教学模式下《国际政治概论课程》与英语相融合的具体教学策略
（一）教学内容方面
“专业+外语”教学模式中由于教材的欠缺，导致专业课教师必须自己组织教学内容，将专业知识与外语进行系统建构和有机整合。现有版本的教材中几乎全是中文，这对外语院校的学生来讲不能体现出外语院校的语言特色，因此，根据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基础等不同的内容，适当采用外文讲述与解读。具体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