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原因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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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率的原因

篇1

“专业对口”主要是指个体所从事的工作对各类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与自己在学校等类似地方所学的专业知识、技能相匹配。“专业对口率”，也称为“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是指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毕业生在该专业总毕业人数中的占比，其计算公式的分子是“受雇全职工作并且与专业相关的毕业生人数”，分母是“受雇全职工作（包括与专业相关及无关）的毕业生人数”。

站在职业教育的角度，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后，工作与专业是否对口、能否学以致用是衡量职业教育效用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对学生而言，专业对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工作岗位稳定、升职加薪及促进个人发展的重要条件。对高职院校而言，毕业生就业后的“专业对口率”是评价学校各项教育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学校教育投入是否产生价值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它也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的一项重要参考指标。

二、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现状分析

2013年7月，在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的通知中，明确将“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指标纳入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把“就业岗位专业对口率80%以上”作为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就业质量的量化数据，并且要求“就业岗位专业对口率”达到80%才能评为优秀。

但是，目前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后专业对口率较低的现象非常普遍。以天津滨海职业学院为例，在2014年麦可思关于我院的“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中，2013届毕业生半年后整体专业对口率为57%，其中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的专业对口率仅为22%，按照麦可思报告的解释，其主要原因是“专业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迫于现实先就业再择业”。针对这一现状，麦可斯报告建议我院应该加强职业前瞻教育，提高毕业生对未来职业认知，更合理地规划自身职业发展。应该说，通过麦可思报告，使我们准确地了解了2013届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对口率上所存在的问题，但是该报告并没有就这一问题的更加系统的原因做出分析，给出的建议也比较笼统和不够全面。

三、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较低的现状，实质上反映了毕业生就业方向与国际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按照我院国际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规划，本专业是面向天津滨海新区金融行业发展需要，培养懂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能够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投资理财机构、商业银行等金融企业胜任证券经纪人、保险人、投资顾问、理财经理、柜员等岗位要求的高端技能型人才。根据我们对上述金融机构就业岗位需求的市场调研，除了银行柜员岗位的就业门槛较高机会较少以外，其它金融机构对基层岗位人员的需求在天津滨海新区都比较普遍和充裕，虽然还没有达到来者不拒的程度，但是一般都有很大的用人需求。然而通过对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动态的跟踪调查，我们发现只有一部分学生在上述金融机构能够稳定的工作，而且经过毕业后1～2年左右时间的历练，这部分学生无论是对工资待遇，还是个人发展的前景都比较满意和有信心。针对这种比较矛盾的现状，我们又对这些就业与专业对口的学生和不对口的学生分别进行了回访调查和分析，最终归纳出了一些与学生就业专业是否对口产生影响的因素和缘由。

（一）来自学校层面的影响因素

1.缺少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学校应构建基于“全面――全程――重点”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三维立体体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只是简单地、或者说是过于偏重采取开设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课程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系统化的工作，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就是，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上无法得到教师深入、持续、有效的指导。

2.专业课程的教学缺乏实践性。虽然这么多年在专业课程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和实践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改革，但是从学生毕业工作后给我们的反馈来看，他们还是认为在学校所学到的很多专业知识和掌握的技能与实际工作中职业能力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按学生的说法就是：所学非所用，或者是所学不会用、不善用。究其原因，一方面不能排除很多学生在校期间缺乏积极、认真的学习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在如何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如何有效地提高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水平，培养学生的实践工作能力上还有很大有待提升的空间。

3.专业顶岗实习过少，缺乏连贯性和多样性。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实践工作能力，有时候并不仅仅是一个教学方法的问题，还可能是一个培养方式的问题。在对毕业生工作后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在校期间参加的专业顶岗实习经历，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从业认知水平和学习兴趣，而且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实践工作能力，因此他们纷纷希望学校今后应该提供更多的顶岗实习机会。但是，在现实当中可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往往只给学生提供了不多的一些顶岗实习机会。就我院国际金融专业而言，学生的专业顶岗实习一般都只安排在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然后学校负责联系几家不同类型的金融公司，比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互联网金融理财公司、贵金属现货和期货投资公司、商业银行等。最后每个学生只有到一家金融机构实习的机会。这种顶岗实习的安排，虽然有利于锻炼学生的实践工作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为学生推荐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机会，但是其总体效果还是有很大的欠缺。

（二）来自学生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

1.学生缺少“就业”的愿景。众所周知，心想才可事成。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如果心里对未来自己想干什么、从事什么工作没有一丝的想法，相反，每天都是心怀杂念无所事事，自然也就不会产生认真学习的动机和行为，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马上要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工作。本人曾经兼任过7年的国际金融专业的班主任工作，我就发现凡是那些在校学习期间，心有定向、知道自己未来想干什么工作，并且早早开始准备的学生，毕业后都比较容易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当然，学生缺少就业的愿景，一方面跟其自身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在培养各类高技能人才的时候，不能只注重“教”，还应该要注重对“人”的培养，即所谓“育”。通过“育”人，让学生早早地走出迷茫，看清方向，从而做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人。

2.学生缺少“从业”的资质。从事金融类工作一般都需要一定的资质，这里的资质主要是指通过了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的金融从业资格考试，比如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期货从业资格考试、基金销售从业资格考试等。在学生就业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就是因为在校期间没有通过上述的金融从业资格考试，结果就是自己想去但总被拒绝。相反，那些毕业前就已取得一项或多项金融从业资格的学生，很容易就找到了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再加上他们在毕业离校前，已经有了为期超过6个月的从业经历，等到毕业时他们每月的收入已足够应付未来的房租、生活消费等方面的开支，因此这些学生往往都能够在现职岗位上继续安心踏实的工作，而且是越干能力越强、收入越高、信心越足，如此就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3.学生缺少“乐业”的意愿。就我院国际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未来所从事的金融工作而言，绝大部分都是金融产品销售类工作，当然也有一些内勤文员类岗位，但是这些岗位往往所招聘的人员数量都比较少。俗语说“万事开头难”，金融产品销售类工作尤其如此。很多学生就是因为在刚开始工作的前几个月，忍受不了在销售过程中客户的反复拒绝，从而纷纷跳槽。在对这部分毕业生进行回访调查，询问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原来的岗位工作时，得到的答复往往都是简单的“不好玩”，或者是“专业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等等。其实，从事金融销售工作所应具备的职业素养，除了“诚信”、“用心”等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而能否做到“坚持”，最基础的就是要有“乐业”的意愿。这种“乐业”的意愿首先来自于学生对所干工作正确的价值判断。比如做保险人工作，我们应该把保险的销售看成是为别人送保障、送安心，而不应看成是多拿提成的手段。其次，这种意愿来自于学生对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挫折和挑战要有一份坦然面对的心态，也就是说，我们既要认识到工作中的挫折和挑战有困苦的一面，同时它也有磨练自我、成就自我的一面，正如星云大师所言“吃苦就是吃补”。

四、提升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的对策分析

提升专业对口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对专业对口率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对策也必然是多方面的，同时还需要循序渐进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太过于一蹴而就。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认为提升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生专业对口率的对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基于“全面――全程――重点”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自我评估，就是对自己的职业兴趣、气质、性格、能力等进行全面认识，清楚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劣势与不足。二是职业环境分析，是指分析内外环境因素对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以便更好地确定职业发展的机会。三是职业规划决策，是指对职业生涯目标的确定、路径的选择和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从上可知，构建基于“全面――全程――重点”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也就说不能仅仅依靠采取开设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课程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系统化的工作。因为职业生涯规划涉及很多内容，而这些内容的具体信息，学生不可能完全知道和了解，讲授这门课程的教师同样也不一定都能知晓，因此构建基于“全面――全程――重点”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应该是国际金融专业所有专职教师的事情。比如新生入学之初的专业认知教育由教研室主任担任，负责向学生介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本专业主要面对的职业岗位等方面的信息。专业核心课程的任课教师，负责向学生详细介绍该课程所针对的职业岗位相关信息，例如岗位的市场需求、岗位的职业能力要求、岗位的主要工作职责等等。

（二）构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

如何提高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效果，如何增加学生在校期间的顶岗实习机会是一个系统化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实施“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区域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二是校企合作，就是充分利用企业和学校两种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发挥企业和学校两方面的人才培养优势，共同作用于学生，达到人才培养目标。校企合作主要体现在教学资源校企共享（包括人力、师资、实训条件、设备、品牌资源等），培养计划校企共定，教学过程校企共管，文化氛围校企共融等方面实行合作。三是工学结合，就是由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和企业订单设置专业，并和企业共同制订工学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其人才培养过程包含系统的知识学习和系统的技能训练，将课堂学习与现场工作有机结合。

（三）实施基于岗位需求的课程整体教学设计模式改革

实施基于岗位需求的课程整体教学设计模式改革，就是以天津滨海新区各类金融机构投资理财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要求为依据，结合戴士弘教授所倡导的高职课程整体教学设计模式理论，对我院国际金融专业核心岗位课程实施整体教学模式改革。我们认为这种模式的课程改革应该遵循三大原则：一是课程必须突出能力目标；二是课程能力以项目任务为主要载体；三是学生是课程教学的主体。同时它也应该符合两个“对接”：一是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二是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最后，其实施要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职业岗位，明确岗位能力要求，确定课程建设方向；确定课程在能力、知识和素养三方面的整体培养目标；根据岗位能力要求，确定课程教学内容，完成课程能力训练项目设计；实施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方法设计等等。

（四）创建金融类从业资格考试培训平台

截至目前，适合国际金融专业学生报考的金融类从业资格考试主要包括：证券经纪人从业资格考试、基金从业资格考试、期货从业资格考试、银行从业资格考试等等。这些考试其实都不是很难，而且其中几乎所有的理论知识在相关的专业课程里都有所涉及，但是很多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力较差，到毕业的时候，大概只有25%的学生能够通过1～2项从业资格考试。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认为学校的相关系部完全有必要创建一个金融类从业资格考试培训平台，由国际金融专业的相关教师担任培训讲师，利用业余时间对本专业的学生进行系统化的考前培训，从而起到一定的督促和辅导作用，使国际金融专业的绝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前都能够取得多项从业资格，为学生从事金融类岗位工作提前做好铺垫。当然，这种培训服务最好是非盈利性的。

篇2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能源作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是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总量有了显著增长，同时也消耗了相当可观的能源，由此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全局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国是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大国，能源效率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不同地区间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能源利用效率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比如有的地区是以电力、钢铁产业为主体，有的地区是以服务业和创意产业为支柱；有的地区是以煤为主要能源，有的地区则主要使用燃油、天然气；有的地区产业节能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的地区却仍然在低水平徘徊。这些千差万别的情况决定我们制订节能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以尽量减少节能的社会总成本。统一的节能模式确实带来了苦乐不均的问题――既不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的后发地区加快发展，也不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高的发达地区进一步发挥竞争优势。因此，要根据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节能潜力等因素，实行差异化的节能政策，以尽可能减少节能成本，减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目前，能源强度和能源效率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探讨研究的热点。现有的关于能源效率的研究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

1.对能源效率进行评价。能源效率评价方法的研究按照能效指标考察的生产要素的多寡，又可以分为单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能源效率。单要素能源效率常被定义为一个经济体的有效产出和能源投入的比值，它是单位GDP能耗的倒数，很多学者也认为它是能源生产率。早期对能源效率的研究中都采用的是单要素能源效率指标。王庆一、施发启、金三林等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我国能源效率进行了国际比较，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当前能源效率还十分低下［1-3］。以面板数据为基础，Miketa［4］对56个国家，Mulder和Groot［5，6］对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能源效率的差异性和收敛性进行了研究。孙鹏等分析了中国1978~2003年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强度对能源消耗量的影响，认为中国的能源效率在提高，但2001~2003年能源效率存在一定的下降［7］。Rebecca和David考察了发展中国家能源转轨的情形，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由于无效率的能源和技术占居主导地位，因此，创造同样价值的产出会要求较高的能源投入；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更加有效的能源和技术得以采用，使得单位产出的能源投入开始下降［8］。史丹运用洛伦兹曲线、弗罗伦斯系数和基尼系数分析了中国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以及能源效率趋同条件下的节能潜力［9］。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方法来源于微观经济学上的全要素生产理论。社会生产的各投入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而决定最终产出的并非是能源或人力等某一个生产要素，而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其中最典型的是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近年来见于文献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文章都是使用DEA对能源效率进行测度。Hu等首次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框架定义了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弥补了传统指标能源生产率仅考虑能源单一要素的缺陷［10］; 魏楚等基于Hu等的思路将能源效率定义为当前固定能源投入下实际产出能力达到最大产出的程度［11］，或者说在产出固定条件下能实现最小投入的程度。李世祥等在DEA应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技术效率、能源投入最小化、成本最小化、产能利用率调整目标情景下能源效率测度的方法，从1990~2006年间省际面板数据和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角度评价了中国的能源效率状况，并利用“两步走”估计了其影响因素［12］。

2.分析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李廉水、周勇对35 个工业行业进行DEA-Malmquist指数分解，并将分解后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作为解释变量，去估算各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关系，结果发现技术效率而非技术进步是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但后者的作用将逐渐增强［13］。吴巧生等运用Laspeyres指数及其分解模型对中国单位GDP能耗进行分解，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中国能源效率提高主要是各产业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的结果［14］。Zhang(2003)利用改进的拉氏指数计算了中国工业部门1990~1997 年的能源使用情况。将工业能源消费分解为规模效应、实际的强度效应和结构效应，发现实际的强度效应( 即技术效应) 是主导因素［15］。高振宇等、魏楚等定量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影响力、制度因素和能源价格等因素对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16-20］。

以下试根据中国各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现实，运用2007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性，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截面数据对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省际分异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模型的构建

偏最小二乘回归由化学界的伍德、阿巴诺等人在1983年提出，这种方法是在普通多元回归的基础上有机结合了主成分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的思想，在一个算法下，可以同时实现回归建模(多元线性回归)、数据结构简化(主成分分析)以及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可以很好地解决自变量间多重共线性问题［21］。

三、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指标的选取。当前度量能源效率较普遍的方法是单位GDP能耗，《中国统计年鉴》中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本文拟采用2007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单位GDP能耗(Y)来代表各地区的能源效率，那么单位GDP能耗越低，说明能源效率越高。

本文根据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省际分异中的七个因素选取了八个指标：

(1)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能源生产率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随着经济发展, 生产规模会扩大，一些先进技术会被逐渐采用,从而对能源生产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 同时生产的不断重复进行使熟练程度增加, 产生“学习效应”, 同一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能源会相应下降。这两方面作用的综合影响体现在经济发展对能源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上。选取指标人均GDP（ x 1）来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2)产业结构。我们知道第二产业中的工业是高耗能产业，而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低耗能产业，因此，可以认为如果工业对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贡献很大，那么，这个地区的单位GDP能耗必然偏高；相反地，如果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对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贡献很大，那么，这个地区的单位GDP能耗必然偏低。为此选取指标工业增加值比重（ x2）、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x 3）来代表产业结构因素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

(3)地理位置。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各地区的地理位置基本上完全对应，东南部沿海地区的进出口总额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北部地区最低，为此，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 x 4）来代表地理位置因素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

(4)技术水平。各地区的技术水平可以用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因此，引入指标全员劳动生产率（ x 5）来衡量技术水平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

(5)对外经济。通常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都具有规模大、技术先进的优点，因此，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降低单位GDP能耗。因为工业是高能耗产业，这个行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单位GDP能耗特别显著，为此，引入各地区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总工业增加值的比例（ x 6）来度量对外经济差异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

(6)投资行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还是以粗放型为主，粗放型经济增长中,投资规模膨胀、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浪费、利用效率低。投资驱动型特征和重工业化态势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资源型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尤其是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大幅上涨。因此，选取各地区燃料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x 7）来度量各地区投资行为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

(7)能源消费结构。煤炭在中国能源资源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2007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达到25.86×108t,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69.5%。而煤炭消费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大部分是原煤直接燃烧,煤炭利用效率低,煤炭消费的不经济性必然降低区域能源利用效率。因此，引入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x 8）来衡量各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差异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本文的数据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经计算整理得到。鉴于篇幅，就不再列出。

2.多重共线性分析。

运用SPSS可以得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从表1可以看出人均GDP（ x1）与全员劳动生产率（x5）之间相关性非常强，变量x1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x3）、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总工业增加值的比例（x6），全员劳动生产率（x5）与x3、x6的相关性也都较强。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2。从表2中可以看到，可决系数R2为0.829，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但变量x3（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与变量x5（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系数为正，这与实际不相符，因为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为低耗能产业，它们对地区GDP的贡献越大，单位GDP能耗应越低，同时技术水平越高，对能源的使用效率也越高，单位GDP能耗也应越低。回归系数与实际意义的不一致也就反映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3.PLS 回归结果。

为了推动偏最小二乘回归的应用发展，1987年伍德和他的合作者们创建了UMETRICS公司，开发了在Windows下面运行的SIMCA-P数据分析软件，用以支持偏最小二乘回归的计算和结果解释。本文所有的结果,都是在SIMCA-P上实现的。

根据交差有效性系数Q2A提取了一个成分，模型结果见表3。

从图1可以看出，人均GDP（x1）、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x3）、进出口总额（x4），全员劳动生产率（x5）、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总工业增加值的比例（x6）对单位GDP能耗起负向作用，即这些值越大，能源效率越高。其中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总工业增加值的比例（x6）与进出口总额（x4）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工业增加值比重（x2），燃料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x7）、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x8）对单位GDP能耗起正向作用，即这些值越大，能源效率越低。其中代表能源消费结构的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x8）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这些回归系数的符号完全符合经济学意义。

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投资比重的差异是能源利用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一方面，国外投资的行业通常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能源消耗量不大，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服装及其他纤维品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等。此外，这些产业通常具有规模大、生产技术水平高、管理先进的特点，在极大地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的情况下却相对地减少了能源消耗，自然会使该地区的能源效率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投资比重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比重通常在10%以上，广东更是达到了24.3%，中部地区大多在5%以上，而西部通常只有1%～2%。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变量会对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影响程度最深。

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中高耗能行业比重的差异是能源利用效率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工业是中国的能源消耗大户，2007年工业所消耗的能源占据了总能源消耗的73.3%，而六个高耗能行业所消耗的能源又占了工业总耗能中的72.4%，因为在得到同样产出时对能源的消耗远高于其它行业。因此，高耗能行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差异会极大地影响各地区的能源效率，而中国各地区这个比重的差异是比较显著的，像中国当前能源效率最低的宁夏和青海省这个比重分别达到了54.8%和52.4%，而能源效率较高的江苏和福建这个比重只有13.4%和18.4%。事实上，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中高耗能行业比重和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投资比重的差异反映的是中国各地区工业结构的差异。中国东部地区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的开放政策，大量地吸引了国外投资，很多新技术和新设备随之涌入，且由于技术的外溢效应，使得自主开发创新能力都大大得到提升，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因为缺乏这些资源和设备，不得不走重型工业化道路。因此，可以说对地区能源效率影响显著的不是工业比重而是工业结构。

各地区的煤炭消费比重差异是能源利用效率的另一主要因素。由于中国本身的资源禀赋，煤炭消费一直是中国能源消费市场中的主角。如果按电热当量计算法计算，2007年中国总的能源消费中，煤炭消费占72.8%。而据有关专家分析，在一次能源品种中，煤炭的利用效率约为27%，原油的利用效率约为50%，天然气利用效率约为57%，电的利用效率约为85%。煤炭如此低的利用效率必然会极大地降低对以煤炭消费为主地区的能源效率。山西和内蒙古作为中国两大主要产煤基地，煤炭消费比重都非常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作为中部省份而且经济比较发达的山西能源效率却处于全国末端的原因。

从全国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效率呈正向关系，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不是造成能源效率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经济发展水平仅为狭义概念，是经济增长的量化指标。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先进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和现代化的节能设备会被逐渐应用于生产过程之中，从而提高能源效率。同时由于“学习效应”的产生，同一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能源会相应下降，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都会对提高能源效率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考虑到中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许多中西部省市大批高耗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工业项目的盲目上马虽然提高了各省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却也降低了能源效率。

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与能源效率负相关。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中，投资驱动型特征和重工业化态势十分明显，这就导致对资源型产品的需求旺盛，能源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尤其是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大幅上涨。各地区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其实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工业重型化和盲目投资对能源效率的负面作用。

代表地理位置的虚拟变量的系数都为负，说明中部和西部相对东部来说，还有一些模型中没有列出的因素对它们的能源效率起到抑制作用。中国现行的区域政策基本上是按照东、中、西三大地区区别对待，三个地区的经济体制和市场化程度均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在我们的模型中没有考虑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差异，而事实上我们知道三大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是依次递减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质量对于消化和吸收外来技术以及自主创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中部和西部，特别是西部所缺乏的，因此，地理位置因素对西部的负向作用要强过中部。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能源消费结构、对外经济和地理位置是影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显著因素。以煤炭消费比重所表示的能源结构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以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总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所表示的对外经济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以进出口总额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差异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正向影响程度也很大。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通常都具有技术水平高的特点，同时进出口贸易频繁的地区，更容易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并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这两点都说明归根到底是技术水平的差异造成了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

因此，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升劳动生产率是提高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有效措施。中国富煤少油的能源禀赋格局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煤炭消费量及其比例还会略有增加，因此采用节能技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对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大科技投入来提高技术水平对于能源高效利用具有长远影响。最后,政府政策措施（税收和产业政策）等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及其量化处理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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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HU Zong-yi, LIU Yi-wen

篇3

一、经济因素

四川省地势封闭，大多数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多山区地带，人口主要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大多为农村人口。因此人们对孩子（劳动力）尤其是男孩的需求量就大，家庭需要劳动力充足，人口多。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呈现出紧密的关系：从总体上看，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内陆地区，总和生育率要高于经济发达地区；四川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总和生育率是1.08高于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客观上就越需要通过多生孩子来达到增加劳动力的目的，照此下去，自然会导致恶性循环。

二、文化因素

通过对各地区2010年受教育程度（大专以上人口比例（%））与总和生育率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二者的联系（见表2）。不难看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人口生育率转变之间呈反比关系：受教育的人数越多，总和生育率就越低，生育率转变也越快。四川省的总和生育率处于全国平均偏下水平。此外，在受教育人数相当的情况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越多，尤其是女性越多，生育率转变就相对较快。

三、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水平也是影响生育率转变缓慢的客观原因之一。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所以相对而言其总和生育率要高于城市，生育率转变的进度也要比城市缓慢。而城镇妇女对节育有较高的自觉性。1964-1975年，四川省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年平均下降速度为4.5%，远低于同期城镇的下降速度7.9%。

由此可见，城镇化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存在以下反比关系，但在四川省，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位列后6位，总和生育率为1.08，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综上，城镇化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并也并不是完全的反比关系，城镇化水平也并非是生育率高低的决定因素。

篇4

过低的生育率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国内来看，近年来东北三省经济减速，其中辽宁省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甚至变为负数，原因之一就是东北的低生育率和人口流失。从国外来看，日本经济近20年来停滞不前，主要原因也是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危机。

虽然现在日本、德国都已陷入严重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危机，但其实这两个国家近几年的生育率都在1.4左右，略高于我国。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如果出现我国现在这么低的生育率，都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20余省份针对“超生”现象明确了社会抚养费标准。不少地区的标准与超生人群收入、职业等挂钩，对于3胎以上的超生，更是加大征收力度。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是过低而不是过高，那么，育龄夫妇多生孩子，显然有助于扭转我国的低生育率现状。但对生三孩以上的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这不是压抑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吗？

人口学常识是，即使全国平均每对夫妇都生两个孩子，从长远来看，这个国家的人口还是会缓慢减少的。因此，一个国家合理的生育率不应该低于2.0。由于有一部分夫妇不愿意生二孩，甚至还有一部分夫妇连一个孩子也不愿意生，因此，要使生育率达到2.0，就不可避免要有一部分夫妇生三孩以上。

按照全面二孩政策的理想状态，当然是全国所有夫妇都生二孩最好。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人们的生育意愿也是千差万别的。有些夫妇愿意多生孩子，有些夫妇愿意只生一个孩子，还有些夫妇连一个孩子也不愿意生。假设一个国家的生育状况如下：10%的夫妇生三孩或三孩以上（平均四孩），70%的夫妇生二孩，10%的夫妇生一孩，10%的夫妇患了不育症或自愿丁克，这样平均每对夫妇所生的孩子数为：10%×4 + 70%×2 + 10%×1 + 10%×0 =1.9，平均不到两个孩子。可见，如果希望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有两个孩子，那么至少要有10%的夫妇生三孩以上，才能弥补一孩家庭和丁克家庭所导致的孩子欠缺。事实上，在当今社会，由于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大（例如高房价把众多工薪阶层人士压得喘不过气来），愿意生三孩以上的家庭未必会达到10%。

篇5

中国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从而使得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一段时期。理论上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口红利。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人口转变，都出现过人口红利，而且人口红利也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 年，结束于1990-1995 年，持续了60 年左右的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和人口红利之间的高度相关性。1913-195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1%；1950-1973 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滞。

与此相对应，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变化（人口扶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明显）则呈现了与日本经济发展相反的趋势。上世纪60 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和扶养比下降的阶段。

日本人口抚养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较低水平，经济也持续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长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式微，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很多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自那时起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抚养比不断下降。

1964 年，15-64 岁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和扶养比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具备了实现高速增长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使得人口红利不断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因成为“世界工厂”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翻了数番，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也快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正在接近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由于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会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所以，人口红利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来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大陆2010 年总人口达到13.39 亿，其中0-14 岁人口为2.22 亿，占总人口的16.60% ；15-64 岁人口为9.98 亿，占总人口的74.53%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19 亿，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目前已经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老龄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势。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 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5 年，美国用了65 年，英国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从现有的实际生育水平来看，中国老龄人口占比从7% 上升到14% 所用的时间有可能少于日本，从而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而深刻的影响。首先，人口红利消失将会带来劳动供给减少和潜在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还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人口红利消失还会带来市场需求减弱。15-64 岁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难以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少，总消费需求会因此趋于减弱。

第三，养老的社会负担将会越来越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负担会增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造成国民负担增加，而这将进一步抑制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由于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市场缩小、教育机构倒闭、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和劳动人口负担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医疗和健康照料的费用会急剧上升。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对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维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来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沉重的健康照料负担。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转变时间更短、老龄化速度更快。

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国际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政策调整还必须着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协调发展，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国之鉴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鼓励生育是很多欧洲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国是欧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取得成效的国家。1939 年法国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把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其结果是法国长期以来生育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都能取得预期效果。

与法国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还是欧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国家，但伴随着佛朗哥（Franco）鼓励生育政策向被动的家庭民主自由选择的转变，1998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虽然受移民因素的影响，2001 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1970 年到2006 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 下降到1.3，意大利从2.4下降到1.4，俄罗斯从2.0 下降到1.3，这些国家现在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现在都处于世界上最低国家行列。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亚洲国家则经历了人口政策彻底转向，从限制生育的政策转变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成效颇为显著，总和生育率从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通过“父母休假法”、“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等提高国家的生育水平，但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韩国在1964 年之后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韩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调整

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观察人口红利消失后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鼓励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难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难归于某一项政策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鼓励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国家也仅限于法国。法国的成功主要在于营造了适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环境。

二是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转变的时机一般都发生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时，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难回升。

四是人口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调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几代人后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并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政策调整的综合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实施较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促进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开始下降宏观・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那么，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当然，由于存在漏报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存在着对实际生育水平的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会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那样低，但也不会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会在1.4-1.6 左右的水平。

无论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说高。

篇6

各国政府都十分关注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buchanan(1958)和modigliani(1961)提出财政赤字可以衡量财富的代际分配情况，如果有财政赤字，意味着现存代在花未来代的钱，而如果财政盈余，意味着现存代把财富留给未来代。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开始对用财政赤字作为衡量财政政策的手段提出质疑。feldstein(1974)指出大量隐形养老金债务没有记人政府的债务，从而降低了财政赤字；eisner、pieper(1984)认为赤字没有考虑政府的财产。blanchard(1993)等人提出自己对财政赤字的定义，并试图说服政府接受自己的观点。而kotlikoff(1984，1988)指出财政赤字本身与代际政策没有内在的联系，当采用不同的代际政策时财政赤字可以不发生变化，或者代际状况相同时赤字却可以大相径庭。因此需要寻找替代财政赤字的方法。alan j. auerbach，jagadeesh gokhale和laurence j. kotlikoff(1991)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代际平衡的方法——代际核算方法，到现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30个国家建立自己的代际核算体系，其中在亚洲日本、韩国和泰国已经构建了自己的代际核算体系。核算结果显示泰国由于人口结构较为年轻，而且没有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体系，泰国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未来代，现存代的负担大于未来代。而韩国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要维持下去，未来代的负担是现存代的60%到120%。在已经建立代际核算体系的国家中，代际不平衡状况最严重的国家是日本，未来代成员的负担是现存代的2.7到4.4倍。

任若恩、蒋云赞(2004)已经建立了中国第一套代际核算体系，核算结果表明我国的财政政策无法实现代际平衡。为了实现代际平衡，我们必须做出一些调整，本文旨在考察人口生育率和城镇化速度对财政政策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二、方法分析

(一)代际核算方法的基本原理

代际核算方法的基本依据是政府的代际预算约束式，即政府将来所有的消费的现值减去政府现在的净财富必须等于现存所有代的社会成员在其剩余的生命周期内所缴纳的净税支付总额的现值与未来所有代的社会成员在生命周期内缴纳的净税支付总额的现值之和。这里同一年出生的男女为一代，净税支付总额指政府征收的各种类型税收与政府各种转移支付的差。简单的说，代际预算约束式是指政府所有的消费必须由现有财富及现在和未来社会成员的净税支付来共同分担。用公式表示为：

nt,k是k年出生的一代在t年的代际账户(generational accounts)，即k年出生的一代在t年以后(包括t年)所有剩余生命周期内净税支付额的精算现值。d是定义的最大寿命。因此(1)式等号左边第一项是现存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和，第二项是未来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值；等号右边第一项是政府所有将来消费在t年的现值(其中gs代表s年政府的消费，r是贴现率)，第二项是政府在t年的净财富。(1)式很好地反映了财政政策的零和性，任何一项财政支出必须由现存代或者未来代来承担，因此用这个式子来考虑福利及支出在不同代际之间的分配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我们可以在现存的财政政策的框架下，求出现存各代的代际账户值，如果政府未来消费的现值也可以获得(在一定的假设下是可以做到的)，政府的净财富也可以得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未来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和，如果假设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按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增长，我们就可以求出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将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扣除生产率增长率的因素)与现存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比较，就可以知道社会负担和福利在各代之间分配是否公平。

(二)人口预测方法介绍

我们采用成分法(cohort component method)以2000年为基年对我国未来分年龄，分性别以及分城镇乡村的人口进行预测。在预测中国的人口情况时，国际迁移可以忽略不计，但我们需要考虑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迁移，即城镇化的情况。下面是城镇女性的预测方法：

xa(t)为第t年度初a岁女性人口数，xa+1(t+1)为第t+1年初a+1岁女性人口数。m为最高年龄。

ηa(t)为第t年初a岁女性人口留存率。η00(t)为t年女婴留存率，hi(t)和ki(t)分别为t年度i岁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及其出生婴儿中女婴的比例。β(t)为t年总和生育率。f(t)为人口迁移向量，即每年分年龄的农村女性向城镇迁移的情况。城镇男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的预测方法与之类似。

三、假设和数据

(一)人口预测基础数据来源

1.总和生育率估计：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991—2000年中国大陆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在1.22。由于考虑调查中可能存在漏报的可能，计生委多次都把全国的总和生育率调高至1.8。模型中基准假设为：全国的城镇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6的水平，乡村的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的水平。

2.出生人口预期寿命的估计：我国2000年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城镇男性74.01，女性为78.3；农村男性68.98，女性72.33。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发展中国家每10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发达国家每15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我们假设2020年以前每10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2020年后每15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2050年之后保持不变。

3.出生性别比的估计：国际社会公认的理论值为每出生100名女婴，其男婴出生数置于102—107名之间。我国1998年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活产婴儿的性别比高达117，这很大程度是由于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我们假设中国城市婴儿性别比目前为105，农村婴儿性别比在109，随着人们性别偏好的降低，我们假设到2050年中国城市婴儿性别比下降为104，农村婴儿性别比下降为107。生育模式参照2000年全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

4.迁徙规模方案设计：我国1990年城镇人口比重为26.41%，2003年达到40.5%，平均每年提高1%，从1996年起城市化率更是平均每年提高1.5%。《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提出到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以上。因此基准假设中，我们假设2020年以前，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2020—2050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到2050年城市化率达到75%，此后基本维持不变。21世纪初期应该是我国城镇化速度最快的一段时期，我们假设21世纪前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高达1600万，之后每5年下降200万，2030年下降至600万。2030后每10年下降200万，2040年下降至400万，2050年下降至200万，2050年后迁移停止。

(二)其他数据和假设

代际核算体系是一套全面的，面向未来的分析财政问题的系统，这就决定了代际核算体系中涉及变量众多，需要对变量做出合理的预测。表1汇总了本文构建代际核算体系时的其他假设。

四、模拟结果

我们利用matlab软件构造我国财政政策的代际核算体系，并模拟人口结构变动对财政政策的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一)基本结论

我们以2002年为基年，2002年及以前出生的人为现存代，2003年及以后出生的为未来代，假设未来代每人的代际账户值按照生产率增长率增长，表2给出了城镇男性、城镇女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分年龄的代际账户值。20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总额是55439元，2002年出生的城镇女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是30292元，同年出生的农村男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是16964元，农村女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是11995元。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50岁时转为负值，也就是城镇男性从50岁起，在剩余生命周期内向政府缴纳的税收的现值小于从政府得到的转移支付的现值；而城镇女性的代际账户值从40岁就转为负值，这很大程度归结于城镇女性过早的退休年龄；而农村男性和女性的代际账户值一直为正值，也就是平均来说，一个农村人口一生向政府缴纳的税收的现值都大于从政府得到的转移支付的现值。

未来各代的城镇男性与2002年可比的代际账户值是79633元，未来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是20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的1.4364倍。也就是说中国现存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为了维持现存的财政政策，未来各代向政府缴纳的净税额的精算现值要比现存代高43.64%，也就是未来代的负担要比现存代高43.64%。如果不对财政政策做出调整，这种不平衡的状况继续向以后的各代推移。

(二)人口因素变化对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推行了20多年，一方面是有些地区在谨慎地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是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我国的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另外，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同时，最近10年我国城镇化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本节旨在分析生育率水平和城镇化率变化对我国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1.总和生育率变化对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我国的生育率走向可能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不断下降，1997年和2001年，国家计生委组织进行了两次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199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妇女平均生育率只有1.35—1.38；2001的数据也显示只有1.35。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991—2000年中国大陆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在1.22。当然这些调查数据由于漏报原因而明显偏低。但是生育率和人均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已经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数据进行证明。barro(1997)采用1960年后100个国家的数据发现人均cdp水平与生育率之间是负相关的，一般来说，富裕的国家生育率较低，而穷国的生育率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已经开始谨慎地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例如许多地区规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我国生育率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下走向难以确定，我们下面分析生育率的高低对我国财政政策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表3给出的是不同生育率水平下未来代城镇男性和20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的比。我们进行了三种情形的模拟：方案ⅰ中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以相同的绝对数额变动，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7，都下降了0.4。我们进行了多个数值的模拟，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只列出9种情景(下面两种方案也是相同原因只列出部分模拟情景)，我们可以看到当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以相同的绝对数额变动，在一定的范围内，生育率下降时代际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7时，未来代和2002年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的比例由1.4364上升到1.5276，也就是如果生育率按照这个水平下降，未来代的负担比现存代的负担高52.76%；而当生育率上升时代际不平衡状况有所缓和。方案ⅱ中农村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幅度大于城镇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幅度，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时，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3。在方案ⅱ中我们发现结论和方案i恰好相反，生育率下降时代际不平衡状况有所缓和，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3时，未来代和2002年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的比例由1.4364下降至1.4346，也就是如果生育率按照这个水平下降，未来代的负担比现存代的负担高43.46%，但是代际不平衡状况变化的幅度非常小。实际上代际平衡状况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当生育率水平上升时(其他因素不变)，gdp的增速也将加大，政府支出的增速也加大，因此政府支出的精算现值将提高，未来代的代际账户值总和也将上升。但是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人来分担这些代际账户值，因此未来人均的代际账户值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所以代际平衡状况的变动取决于政府支出增速和人口增速之间的关系。方案ⅲ中，我们假设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相等，我们可以看到在合理的生育率范围内，代际不平衡状况都有所缓解，例如当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都为可持续生育率水平2.1时，未来代的负担比2002年出生一代高27.57%，比基准假设下降了16个百分点，当然我们可以发现当生育率继续增加时，代际不平衡状况会更加好转，但这对我国来说不是一条好的途径。

2.迁移规模变化对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基准情形中我们假设21世纪头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高达1600万，之后每5年下降200万，到2020年下降到1000万，2030年下降至600万。2030后每10年下降200万，2040年下降至400万，2050年下降至200万，2050年后停止迁移。平均来看2020年以前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2020—2050年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6%，到2050年城市化率达到75%，此后基本维持不变。在基准假设之外，我们假设另外两种迁移规模的方案。第一套方案我们假设迁移规模比基准假设高20%(我们称为高迁移方案)，因此21世纪头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为1920万，之后每5年下降240万，到2020年下降到1200万，2030年下降至720万，2030年后每10年下降240万，2040年下降至480万，2050年下降至240万，2050年后农村人口不再向城镇人口迁移。另一套方案我们假设迁移规模比基准假设低20%(我们称为低迁移方案)，因此21世纪头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为1280万，每5年下降160万，到2020年下降到800万，2030年下降至480万，2030年后每10年下降160万，2040年下降至320万，2050年下降至160万，2050年后农村人口不再向城镇人口迁移。

表4反映了不同迁移规模的假设21x)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和未来的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的比。我们可以发现，当迁移规模上升时，未来出生的城镇男性与213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代际账户值之间的比例由1.4364下降到1.2940，也就是未来代比现存代的负担由原来的高43.64%下降到高29.40%。而当迁移规模下降时，未来代与现存代的代际账户的比例由1.4364上升至1.5877，代际平衡状况严重恶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提高迁移规模和城市化率是实现代际平衡的一条较好途径。

篇7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01

收稿日期：2014-11-04;修订日期：2015-01-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人口变化，城乡人口流动，和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71361140370）;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作者简介：钟甫宁，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亚楠，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A Study of Intrinsic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hor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wo Approaches Estimating CFR

ZHONG Funing1，2， WANG Yanan1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2.China Center for Food Security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method estimating CFR based on 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the first birth provides a better estimate compared with that based on TFR statistics in backward “forecasting”， and more stable estimates in forward forecasting. The estimates from the 2 approaches both indicate that th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growth has become negative since women entering their childbearing age in the early 1970s， and continued to decline subsequently. The minimum replacement level required to keep population constant is calculated at the level higher than 2.1 acknowledged widely because of the higher malefemale birth ratio. Chinese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grow after 1970， due to growth in life expectancy， and relatively high ration of women childbearing to the total.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oth the number of birth also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he timing of first birth cannot be ignored because of its impact on total number of children a woman may have in whole life.

Keywords：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first birth; total fertility rate without tempo effect; 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

一、引言

由于人口变迁一般规律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进入90年代后，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12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46，然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并没有带来人口的迅速减少，2012年全国人口仍保持4.95‰的正增长水平。这主要是由于过去高生育水平积累起来的人口正增长惯性对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在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人口年龄结构中育龄妇女占有较高比重，以及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结果。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必然会导致未来人口的减少，一旦人口正增长惯性的作用消失殆尽，负增长惯性取而代之发挥作用，便会加剧人口减少的速度。为避免因到时再来提高生育水平而无法有效及时地抑制人口负增长以及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颁布并开始实施适当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例如允许“双独”、“单独”家庭生育二胎。可见，探究掩盖于人口年龄结构之下的真正的人口增长水平以及蕴藏在人口年龄结构内部的人口增长惯性，对于清楚地了解人口长期发展趋势，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已有学者关注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以及人口增长惯性问题，研究发现，早在1990年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就已由正变负，人口负增长惯性正在逐渐积累起来[1-2]。总体而言，这类研究基本是针对不同时期人口增长趋势的分析与模拟，尽管能够直观地给出具体一段时间内或某个时间点上的人口总量，但却需要建立在稳定人口的假设之上，即年龄别生育率与死亡率保持长期稳定不变[3]，也就是要求同一时期各年龄人口具有相同的生育和死亡模式，显然这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尤其是在社会变迁比较明显的时期。

从本质上讲，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实际测度的是代际间的年均更替率。妇女终身生育率、出生婴儿性别比、妇女存活概率以及平均世代间隔是构成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主要参数。但是，平常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未结束生育期的年龄组（队列）妇女的终身生育率，而能够很容易地得到任一年份各年龄组（队列）妇女当年生育率并加总得到

总和生育率。这是很多研究会直接应用总和生育率分析时期角度的人口内在增长水平，而非应用终身生育率分析队列角度的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对于前者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方面，应用前者所分析得到的结果无法代表任一真实人口队列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总和生育率的较强波动性将难以对长期人口发展趋势进行稳定的预测。相反的，后者并不存在上述问题，虽然无法直接刻画出不同时期的人口规模，但至少能够作为时期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根据各年龄人口的真实变化趋势分析具有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口的长期发展规律，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未来人口的变化方向及增减速度。然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缩短甚至消除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而令其具有更强的实际意义？

随着研究者们对总和生育率的深入认识和分析方法的不断改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总和生育率对终身生育率的估计。邦戈茨（Bongaarts）和菲尼（Feeney）指出常规的总和生育率会因为时期生育年龄的变动（所谓的进度效应）而产生显著的失真，因而提出了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简称BF方法[4]，该方法一经提出便引起了人口学界的广泛热议并催生出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一些研究对于这一指标到底在测量什么提出了质疑[5-7]，因为它既不是对时期生育水平的估计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生育率[8]。邦戈茨和索博特卡（Sobotka）新近提出了对该指标进一步改进的方法，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比较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是合理的，如用于队列生育率变化很慢，没有显著波动，而时期生育率的分布形状变化也很小的当代欧洲人口[9]。显然，这种转换方法也并不适用于任何一类人口群体。

笔者在一项研究中提出了利用初育年龄对终身生育率进行测度的尝试，并验证了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及合理性[10]。作为后续研究，本文将进一步以预测效率和稳定性为标准，比较初育年龄测度法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方法，并探讨上述两种方法在预测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方面的差异。以此为依据，本文将从队列视角揭示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潜力，并结合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征探讨未来中国人口可能的发展趋势。目的在于与时期性质的人口变动水平进行对比，从另一个侧面为长期人口预测以至生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

二、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1.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及其对终身生育率的估计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就已研究发现总和生育率无法准确反映生育数量的变化：受生育时间变化的影响，即使实际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不发生改变，年度间的总和生育率也会被提高或降低。瑞得（Ryder）首先提出应用一个人口中每个队列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量对这一扭曲进行调整的思想[11]，在此基础上，邦戈茨和菲尼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将这种扭曲称之为生育进度效应，并运用某一时期前后两年的分胎次平均生育年龄差异作为调整系数，试图用来消除该效应以得到真正的生育数量水平[4]。具体的调整思路可由如下的基本数学表达形式做出解释：

MACi=∑49α=15fi，x*α+0.5∑49α=15fi，x（1）

ri=（MACi，t+1-MACi，t-1）/2（2）

TFR*i=TFRi/（1-ri）（3）

TFR*=∑ni=1TFR*i（4）

从上述公式可知，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仅根据不同胎次年龄别生育率数据进行调整，并不需要额外的信息。其中，i表示胎次，MACi表示分胎次的平均生育年龄，ri是调整系数，公式（2）是经过整理后的简便表达形式，其计算依据是以当年及上一年生育年龄的平均数作为平均生育年龄年初值，以当年与下一年的均值作为年末值，最终用年末与年初的差值表示当年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动。如果当期的总体生育时间表现为向后推迟的状态，即ri>0，那么得到的TFR*将大于TFR，也就是说实际的生育势能并没有在当期完全释放出来，而是向后累积，观察到的生育水平要低于真实的生育水平。当然，可能会出现ri>1、TFR*为负的异常现象，即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动幅度非常大。郝娟、邱长溶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证实的确会存在这种可能性[12]。虽然这与数据的质量有一定关系，但主要应是由于该方法要求年龄别生育率曲线形状不变、各年龄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第i孩年龄的年变化幅度相等，一旦现实与这一强假设条件相差较远，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稳定性会变得很差[13]。

随着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研究的不断深入，近期，邦戈茨等人在原方法的基础上将生育率替换为生育概率，提出了一种综合考虑孩次结构与进度效应的调整指标TFRp*，并用欧洲多国的数据验证了其较TFR*具有更强的稳定性[9]。一般来说，新指标的稳定性如何是多数研究探讨的焦点，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标准而难以对其效度进行评价。由于目前不完全具备计算所需的数据，因此，暂时难以将TFRp*应用于中国生育研究中[14]。

不过，邦戈茨认为，在特殊条件下，调整的总和生育率与那些在同时期内已达平均生育年龄妇女队列滞后取得的终身生育率值还是可以比较的。例如，1965年15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平均生育年龄为25岁，那么该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对应的是1975年调整的总和生育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总和生育率是5年的移动平均值，而不是真正的终身生育率。尽管该方法较为粗糙，而且中国生育水平变化的实情确实很难满足二者的可比条件，但这却是目前为止最能够简单有效地将总和生育率转换为终身生育率的方法，可将其简称为总和生育率转换法。

2.利用初育年龄对终身生育率的模拟

笔者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一生的生育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后一生育事件的发生必定建立在前一生育事件的基础上。因此，一方面遵循基本的生理规律，另一方面根据初次生育时间选择和终身生育数量的决策机制，推断属于前期生育行为的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高度相关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而且在统计学上得到了强力支持[10]。该方法的具体思路是根据可获得的时期跨度较大的15-49岁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分别计算出不同队列的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采用双对数模型进行模拟，另外需加入时间变量以捕捉其他因素对终身生育率的影响，基本模型如下：

lnCFR=β0+β1lnMAC1+β2lnYEAR+ε（5）

然而，过去高生育水平时期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的拟合结果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用于更替水平以下时期的预测，关键在于人们对二胎生育的改变情况。如果同一年份出生的多数人的最少生育数量为两个孩子，那么当终身生育率降至2附近时，很难再按照过去的水平随着初育年龄继续下降;如果大部分人普遍能够接受1个孩子的最少生育数量，那么二胎会同多胎一样与初育年龄的变化高度相关，而在接近1的水平上放缓下降速度。在中国，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相对宽松，并且其生育观念也较为传统，2个孩子仍可能是多数农村人口的最低生育数量需求。而在城镇，仅生育一胎的家庭则会更多。当然，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镇迁移，以及城乡间人口流动的加速，农村人口的生育行为会与城镇人口逐渐趋同。因此，可以模拟当社会总体的终身生育水平降至2附近时，未来人口全部遵循城镇和农村人口两种极端情况下的生育水平变化趋势，并且根据农村和城镇人口比重对其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更可靠的预测结果。

3.两种估计方法的结果比较

既然初育年龄测度法和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均可以得到终身生育率的估计值，那么就能够以真实值为标准对不同方法的结果进行稳定性和有效性的检验。根据1950-2012年中国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可以计算得到1950-1978年开始进入生育期的29个完整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从数据上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终身生育率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而1977年15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数值则出现了略微上升的现象，为考察这一变化是新的趋势还是数据的异常情况，我们进一步估计了1979年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假设其相应的缺失49岁生育率数据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实际上是应用1950-1979年30个完整队列的终身生育率真实值对上述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评价，比较结果如图1所示。

图1初育年龄测度法与总和生育率转换法估计值与真实值的比较

注：根据总和生育率转换法计算1951-1991年15岁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需要对应1964-2004年的TFR*值，其中，1964-1996年TFR*值引自：郭志刚.时期水平指标的回顾与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0（1）;1997-2004年TFR*值是作者根据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年龄别生育率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其中，CFR是30个育龄妇女队列终身生育水平的真实值，CFR*是利用初育年龄测度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meanTFR*和meanTFR分别表示去进度效应和常规总和生育率修匀值对应的队列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从稳定性的角度分析，很明显CFR*呈现出稳定的下降趋势，而meanTFR*和meanTFR的波动性较高，且偏离CFR。调整过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常规总和生育率，体现为更加平稳的变化趋势，但仍然明显不如CFR*。从效度方面看，CFR*与真实值CFR保持高度一致，由常规和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在1951-1967年15岁的17个育龄妇女队列中与真实值的偏差较大，而这些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恰好对应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总和生育率的修匀值，相对于其他时期而言，该时期总和生育率变化的起伏落差非常大。6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生育年龄的女性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有所缩小，并且变化相对稳定，这与中国进入80年代后总和生育率变动幅度小相关。反向预测表明，应用总和生育率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效度并不高。

若以15-35岁一胎年龄别生育率数据计算初育年龄，则可以预测出1980-1991年进入生育期的12个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1980-1991年15岁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继续平缓下降。虽然对于这部分预测值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终身生育率以验证预测的准确性，但可以与meanTFR*和meanTFR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由初育年龄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介于两者之间，并且更接近meanTFR*的平均变化趋势，说明其预测结果至少不会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产生较大偏差。

计算终身生育率的目的之一是测度相对稳定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从稳定性的角度看，CFR*在整个区间都远远优于meanTFR*和meanTFR。也即，与去进度效应和常规总和生育率修匀值相比，初育年龄法能提供对妇女终身生育率更稳定的预测值，因而更接近稳定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过去的经验表明，由初育年龄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具有更高的准确性，但是，我们不仅无法观察到妇女未来的实际终身生育率，甚至无法统计1980年以后年满15岁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因而无法用实际观察值来验证预测值。然而，正因为无法得到观察值而又需要预测，我们才需要相对准确的方法。如果解释过去的能力可以合理延伸到预测未来，则初育年龄测度法不失为一种相对较好的方法。

三、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尽管已有不少研究对时期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常规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进行比较，说明隐藏在背后的人口内在增长势能[1，3]。但从长期来讲，应用终身生育率等队列指标计算得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人口增长潜力的表达。如前面所述，初育年龄测度法相比总和生育率估计法能够有效、稳定地对终身生育率进行预测，这一结果能否继续在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分析中得以体现，队列角度的潜在人口增长水平究竟如何，这是进一步将要探讨的内容。

1.涵义及计算方法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r与净再生产率NRR的计算需要相同的基本要素，即分年龄的女婴生育函数m（a）和存活函数p（a）。严格来说，有一点明显不同的是，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是稳定人口假设下测量人口增长潜力的时期性质的指标;而人口的净再生产率则表示育龄妇女在生育期末平均生育的女孩数，也就是度量生育的妇女能否在数量上“复制她们自己”，似乎作为队列指标更为合理一些。若要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首先必须统一研究对象为真实队列还是假设队列。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研讨真实人口队列的潜在增长水平，因此，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涵义将被解释为两代人之间的年增长率，具体的计算参数也均应用相应的队列指标。

洛特卡将r与NRR的关系表示为如公式（6）所示，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等同于净再生产率的对数与平均世代间隔T之比：

NRR=erT，r=lnNRRT

（6）

净再生产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终身生育率CFR、出生婴儿中女婴所占比例S，以及育龄妇女存活到平均生育年龄的概率p（Am）三者的乘积[15]，见公式（7）：

NRR=GRR・p（Am）=CFR・S・p（Am）（7）

其中，CFR的计算过程前面已有讨论;假定年龄别性别比相同，生育女孩的比例S即为一个不随年龄变化的常数，这种近似也较为合理;而p（Am）的计算要相对复杂一些，需要通过构建女性人口生命表估算死亡概率，但由公式（7）可知，p（Am）可以表示为净再生产率与粗再生产率GRR（不考虑妇女死亡情况）之比，引用王丰等测算的中国1950-2006年NRR值和GRR值[1]，便可以得到历年的p（Am）值。由于缺乏关于早期全国人口死亡水平的系统调查，因而无法转换得到队列性质的p（Am）指标。鉴于死亡水平的变化幅度不大，暂且以p（Am）的五年移动平均值代替在对应年份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的p（Am）值。

科尔（Coale）证明平均世代间隔近似等于稳定人口和静止人口平均生育女儿年龄的均值，同时也证明了当死亡率曲线不是异常时（如战争、瘟疫），可以由年龄别生育率近似求得[16]，具体表达形式如公式（8）所示：

T≈m-δ2lnGRR2m（8）

综合公式（6）-（8），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r=lnCFR+lnS+lnp（Am）T（9）

根据基础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出生婴儿性别比以及引用的人口粗、净再生产率数据得到的用于计算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各参数指标值如表1所示。

2.队列角度的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由表1中的各参数值计算得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即1950-1991年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到其生育下一代之间的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其中，r、r′和r*依次代表根据终身生育率真实值、利用初育年龄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预测得到的估计值计算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总体而言，图2中所显示的不同增长率曲线形状与各自对应的终身生育率曲线形状类似，说明与人们的预期一致，生育水平是衡量人口内在增长潜力的最主要的指标。然而，随着生育数量逐渐稳定维持在较低水平，平均世代间隔的延长会成为促进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21950-1991年15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同表1。

从图2中可以看出，队列角度的人口潜在增长水平始终保持稳定下降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15岁的育龄妇女从其出生到生育下一代女孩期间，这两代女性人口以年均22‰的速度进行更替，直至1970年出现负增长现象，也就是说从1970年15岁的育龄妇女这一代人开始，平均生育女孩的规模小于母亲这一代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70年代初人口进入负增长时对应的女性终身生育率介于2.2-2.3之间，高于普遍应用的2.1的更替水平，这主要与中国偏高的男女性别比有关，女婴比例过低会造成人口提前进入负增长时期，马瀛通在其研究中同样指出考虑高性别比在内的更替水平也应提高[17]。

对于整个20世纪70年代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而言，真实的以及由初育年龄测度得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均为负值，代际之间的人口迅速减少;而由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得到的数值则体现为接近零增长水平的长期波动，直至80年代初期才开始出现负增长，明显这与在其他参数指标变化不显著时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事实相违背。虽然预测部分两种方法的估计值水平较为接近，但仍可以从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变化态势中看出，初育年龄测度法比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具有更强的稳定性。由初育年龄预测的20世纪90年代初15岁的育龄妇女生育的下一代女孩数量在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减少。由于鼓励生育的政策只是在近期才开始实施，而且最多也仅放宽到二胎生育，因此，根据过去的发展趋势粗略外推，对于本文无法预测到的更年轻的育龄妇女队列而言，其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将会继续下降。

四、未来中国人口变化趋势的简要分析

结合前面对不同年代出生的育龄妇女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估计以及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尝试对中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简要的分析。

图32010年全国人口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1》。

注：为方便结合队列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行分析，这里的纵坐标解释为对应年份15岁的人口队列。

如图3所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绘制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形状并不规则，有几处明显的缺口，从上至下的第一个缺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然而随后便出现生育的反弹，经过周期性重复，80年代出生的人口大量减少，并且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展，第二个缺口有所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又经过一轮世代更替，第三个缺口已经并不明显，人口数量的变化趋于稳定。在这样一个人口结构中，2010年处于生育期的育龄妇女（2010年15岁至1975年15岁）占有较高比重，对应类似于松柏型人口金字塔的向外最凸出部分。即便通过图2可知，从1970年15岁的队列开始，真实的人口增长就已进入负增长状态，但从传统的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水平来看，中国人口至今仍表现为正增长。可见，父母一代的庞大基数掩盖了子女规模不断缩小的事实，从而保持总人口数逐年增加。另外，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也是引起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人群逐渐进入老龄阶段，这一因素对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更为明显。

然而，由过去高生育水平积累起来的人口正增长惯性正在慢慢消失，总人口中比重较高的人群逐渐退出生育期，比重较低的队列进入生育期，同时人口内在增长水平处于负增长阶段，因此，中国人口逐步减少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只是现阶段较低的生育水平又进一步为未来积累负的增长惯性，在两者的合力作用下，人口规模缩小的态势将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例如，从2010年开始推测15年后的情况，也就是位于图3中人口金字塔底部的15个队列整体进入生育期，即使终身生育率能够恢复到2.1的更替水平，也很难通过新生人口实现总人数的增长。正如前面所述，人们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会对人口增长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恐怕到时也难以抵消负增长的势头，并且会加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的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降低了新生人数的增加，但却无法及时地抑制人口正增长惯性所产生的作用，以至于在政策实施的40多年间中国人口规模仍在不断扩大。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生育水平固然是人口政策关注的重点，但由其带来的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会长期影响人口金字塔底部数量，更是不容忽视的。

运用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方法可以将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缩短十几年，也就是说在2010年的人口结构中，终身生育率以及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能够由已知的1979年及更早年代进入生育期的队列推延到1991年，甚至于可以进一步依据初育年龄的估计值预测更年轻的育龄妇女队列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而再结合生育模式便能够模拟不同年龄结构下的人口变化情况。这样既可以对过去人口增长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也能够为预测未来人口变化提供一种较为科学的思路。

五、结论及建议

年度间的人口增长水平实际上包含真正的人口内在增长潜力和由年龄结构决定的人口增长惯性两方面的作用。为充分认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以真实的人口队列为研究对象，运用两种不同方法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对中国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进行了初步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与邦戈茨等人新近提出的由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对终身生育率估计的方法相比较，证明初育年龄测度法在反向“预测”过去时具有明显更高的精度，在描述现在和正向预测未来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因而更有利于进行长期人口预测。初育年龄测度法的最大优势在于有效缩短了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增强了运用终身生育率分析队列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的实际可能性。

研究同时证明，在估计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方面，初育年龄测度法同样要优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研究表明，以队列为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已经下降：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所生育女孩的规模已经小于其本身的规模，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进入负增长时期。根据我们的预测，90年代初期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其生育的女儿数量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在减少。另外，研究还发现，对应正增长到负增长转换临界年份的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为2.28，高于普遍认为的2.1的更替水平。这与中国偏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相关，因为新生婴儿中女性比例偏低，只有妇女更高的终身生育率才能维持整个人口的替代率。

有关人口的决策一方面需要对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年龄结构作用的人口惯性增长。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绘制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可以看出，在目前生育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中国总人数仍呈增加态势的原因主要是处于育龄期的人口占有较高比重，以及人们预期寿命的延长，在未来后者可能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不仅需要充分认清其对现有人口增长水平的作用，还要考虑到对未来年龄结构的影响。

人口再生产达到并稳定在更替水平是人口发展的理想模式，也是中国人口政策的目标。面对低生育水平的现实，过去人口政策中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在现在被适当放宽。然而，本

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应注意对生育时间的控制，如果人们的意愿生育时间越来越晚，即使政策上允许生育二胎，甚至多胎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理想目标。一些欧洲人口的经验研究也同样主张尤其要阻止越来越晚的生育趋势来影响人口发展[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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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 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 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 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 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顾宝昌. 综论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 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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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摘要：近20年，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普遍，许多国家都在探讨其解决途径。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却又其自身的历史和制度根源。探讨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基础上，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根据分析的内容，总结了三点政策调整的思路。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顾宝昌.综论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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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1.18的生育率是怎样一个概念，它会对我国的人口结构造成怎样的影响？

易富贤：生育率只有1.18，就是平均两个人只能生1.18个孩子，这意味着我们下一代人口要比上一代将近减少一半。

中国现在有13亿多人口，如果保持1.18的生育率，再过90年，也就是到2100年，我们的人口就会只剩下4.6亿。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的第一大民族，我们在1820年的时候，人口占全世界的37%，现在我国人口占全世界的19%，而15岁以下的人口，只占全世界的12%。假如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到2100年的时候，人口只能占到世界的5%左右。在如此短时间内人口占比的急剧减少，也就意味着国家的衰落。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整个社会要持续发展，那么人口必须可持续发展。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这就要保证下一代人口不能减少太多。要保证人口总量相对于上一代基本稳定，现在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妇女要生2.1个孩子，而中国因为出生性别比例高、婴儿死亡率也比发达国家高，所以中国平均每个妇女要生2.3个孩子，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18，就意味着达不到人口世代更替的要求，死亡率很快将高于出生率。

如果现有生育率不提高，在人口数量减少的同时，还会带来人口的极度老化，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0年的8.4：1上升到2035年的3：1、2050年的2：1。

而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保持现有生育率不变，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农民工进城之后不愿或因环境不容许没法生孩子，所以生育率会越来越低。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11年的生育率只有1.04了，比2010年的1.18还要少，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时代周报：过去三十余年，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的实际效果如何？

易富贤：有人担心不实现计划生育将导致中国“人炸”。但实际上，假定我们从来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现在也不会多出太多人口。根据我的计算，实行了三四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只人为减少了2亿人口。一个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就越会下降，比如中国台湾和韩国以前的生育率也是很高的， 2010年台湾只有0.9，韩国只有1.2。

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比他们大概落后20年，中国台湾和韩国20年前的社会化水平，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国，那个时候他们的出生率只有1.7，也就是说，在完全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的情况下，以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中国现有的生育率应该在1.6-1.7之间。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生育率不会很高。但是毕竟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这么多年，以前想生的没生，如果现在完全放开，会不会出现一个补偿性生育高峰，这的确是一些人担心的。目前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李建民说，如果放开二胎，由于补偿性生育高峰，中国的生育率将会达到4.4，就意味着中国每年出生人口要达到4700万，相当于2010年出生人口的3.4倍。所以他们建议如果真实行放开政策，就要分三步放开计划生育，第一步是放开城市人口生二胎，第二步全国放开生二胎，到2020年完全停止计划生育。

这种计算方法是有问题的，如果达到4.4，那么光是补偿性出生人口就有1亿多，而事实上，中国就算在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也只会多出一亿多人口，现在很多人想生都生不了，年龄已经大了，并且很多也不想生了，补偿性出生人口最多有3000万。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王广州、北京大学人口所的李建新教授经过计算，都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后生育率不可能达到4.4，甚至不可能超过2.0。而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生育率只会略高于2.0，几年后会低于1.7，并继续下降。

而我们需要达到2.3才能够维持人口的稳定，如果连2.0都达不到，是非常危险的，并且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了，现在就算停止计划生育，大部分人也只愿意生两个，连三个都不愿意生，所以说放开二胎和停止计划生育，对补偿性生育没有什么差别。中国的人口制度调整，缺少的是勇气不是力气，要调整就应该大步走，而不是小碎步。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人口政策变革的必要性在哪里？

易富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严重失衡。

首先，从性别结构看，联合国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6：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但自从 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性别比分别高达111、120、119。但是由于时间的滞后性，光棍危机还没有爆发。以22-60岁男性人口对应20-58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过的部分为“光棍”。2010年“光棍”数几乎为零，2010年之后“光棍”数量快速攀升，2014年超过1000万，2022年超过2000万，2028年超过3000万，到2041年将超过4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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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 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3.1 “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3.2 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参考文献

1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顾宝昌. 综论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 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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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名人、富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2007年的人口科学论坛上指出,社会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问题会对大众生育观念带来不利影响,动摇计划生育成果,影响社会公平。为了遏制这种违法现象,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新闻会上表示,拟出台相关政策,严惩富人、名人超生。广东、浙江、湖南、重庆等地已出台了一些相关处罚措施,如加收社会抚养费、公开曝光等,以维护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公平性。普遍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率趋于降低,我们把这一经验结论称为“反J型曲线”。但为什么会出现富人、名人超生、多生的现象呢?会不会又存在一条“U型曲线”?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又趋于上升。本文拟利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等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第三部分利用成本-效用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分析;第四部分进行归纳总结。

二、文献述评

生育作为基本的人口过程之一,生育抉择、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一直受西方人口理论研究的重视,在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研究中占据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人口,特别是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膨胀,人口增长极大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控制人口增长一度成为许多人的共识(Paul Ehrlich,1968;D.L.Meadows,1972;Lester Brown,1999;et.)。在人口死亡率已经稳定在低水平的条件下,生育率变动成为决定人口自然增长的主要力量。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生育率研究长期成为西方人口研究的核心。T・P・舒尔茨在其《人口经济学》(1981)里甚至声称,是否把生育率研究放在人口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已经成为衡量是否是现代人口理论的主要标准。西方人口学者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行为及生育率变动,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在对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决定因素的分析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着重经济因素对生育抉择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经济发展、经济长波和生育率变动、生育率水平的关系(Easterlin, R・A.,1966;J L Simon,1977;et.)及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Harvey Leibenstein,1954;Becker,G. S.,1960;J・C・Caldwell,1976;Easterlin, R・A.,1985);第二种类型,着重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主要研究婚姻、家庭关系、文化教育水平、妇女地位、生活质量等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抉择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W.E.Moore,1959;Ronald Freedman,1970,1975,1979;et.);第三种类型,着重人口学因素本身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强调婚姻、怀孕、分娩、避孕、生育间隔和生育次数等中介变量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Kingsley Davis&J.Blake,1956;J.Bongaarts,1975,1982);第四种类型,着重生物学因素或者生物-社会因素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研究生育行为与、性能力、性道德等的关系(B.Weller,1995;J.Casterline,1995)。尽管西方生育率决定因素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展,从经济分析转向非经济分析,甚至转向生物-社会因素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生育率决定的经济分析仍占有很大比重。

在过去30年内,我国生育率超常快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低于更替水平,完成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关于是什么力量使得中国人口生育水平急剧变化问题的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方面(顾宝昌,1987;彭希哲和黄娟,1993;孙文生和靳光华,1994;Poston,2000;杨涛、Marjorie Mcelroy,2000;李建民,2004; 陈卫,2005;王金营,2006);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对西方家庭经济学理论的运用和拓展,以家庭生育行为的理性选择为前提,分析了我国生育率变动的微观经济原因(田雪原,1989,1992;李小平,1994;李建新,1996;叶文振,1998;陈卫、史梅,2002;汤玉刚,2002;罗丽艳,2003;李建民,2004;)。通过上述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生育率的宏观决定分析,还是生育率的微观决定分析,都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行为趋于理性,生育率的下降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为什么会出现名人、富人超生、多生的现象呢?是现有理论存在不足甚至错误,还是人们的生育行为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

三、生育决策的成本-效用分析

(一)生育的成本分析

一般来说,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两个方面。直接成本包括从怀孕起抚养到孩子生活自立时整个过程的全部支出(怀孕和生育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机会成本包括父母因抚养孩子而损失的收入、机会,以及所放弃的其他活动的效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将会大幅度提高,表现在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抚养费用、教育费用等随之增多,直接成本明显上升;同时,在家庭人均收入增加的条件下,父母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时间价值增大,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因此而最大。

名人、富人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财产资源,另一类是时间资源。在财产资源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已经很小,而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利润收入等为主,工资率的提高不会增加他们的市场劳动时间供给,较高的收入水平使得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他们会把有限的时间资源更多地投入闲暇中,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名人、富人可以通过找育婴师、保姆等缓解时间因素对养育孩子这种时间密集型产品的限制。相对于普通劳动者,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的生育直接成本仅占名人、富人的财富总量的很小部分,而时间成本又因为收入效应和财富对时间的替代被大大降低,他们的生育总成本比较低。

(二)生育的效用分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宾斯坦在进行生育的成本―效用分析时提出了孩子的效用包括:(1)消费效用,即孩子给父母带来的欢乐和情感上的满足;(2)劳动-经济效用,即孩子作为劳动力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3)保险效用,即孩子给父母提供潜在生活保障的效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4)经济风险效用,即孩子承担家庭经济成败风险的效用;(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社会环境中,孩子可以提高父母和家庭的社会地位;(6)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孩子可以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起到“传宗接代”的作用。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用、保险效用、经济风险效用、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消费效用的变化却难于确定(Harvey Leibenstein,1954)。

从19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生育意愿的调查(方向新,1992;朱楚珠、张友干,1996;周长洪、黄丽华,1996;赵景辉,1997;叶文振,1998;罗迈,2001;郑真真,2004),发现人们的生育需求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物质层面的需求对人们的生育决策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情感层面的需求和“传宗接代”的影响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主导力量,中国正经历着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对名人、富人来说,孩子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情感的需要,他们可以从与孩子的情感互动和交流中得到心理满足,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效用已经很弱。

(三)生育决策的决定

每个人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一个家庭在决定子女数量时,也要经过一番成本和效用的权衡和斟酌。家庭总是生育孩子的数量定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相等的水平上,这时的生育数量即是家庭生育决策的均衡点。根据以上成本和效用的分析来看,名人、富人生育孩子的成本相对较低,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效用则相对较高,在以物质激励和惩罚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的约束失去作用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往往倾向于多生,一直持续到边际孩子的成本―效用相等的均衡点上。

以上分析揭示了名人、富人的生育决策行为,他们的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孩子的效用,是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满足。这与普遍认为的,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孩子效用刺激,而在发达的经济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成本约束。这一看似相悖的推理是因为存在一个假设:在发达经济里,人们的收入通过市场劳动获得,收入水平制约着人们的理性决策。但对于名人、富人来说,他们的财富十分丰富,收入来源与一般人有很大的差别,孩子成本对他们的决策的影响已相对弱化,而孩子效用则成为影响决策的主导因素。

四、结论与启示

1.名人、富人的生育行为是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在生育市场上,他们会根据自己拥有的财富和时间资源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约束条件充分考虑生育的成本和收益(效用),从而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由于名人、富人与普通劳动者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尽相同,因此,他们的生育行为也表现出明显差异。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随着工资率的提高,通过参与市场劳动获得主要收入的普通劳动者生育受到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双重约束,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效用却相对减弱,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成为他们生育决策是考虑的主要因素;而对于名人、富人而言,财富积累已经不是主要通过参与市场劳动,利息、租金和利润等收益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相对于他们“无尽”的财富和对非市场活动的强烈需要而言,生育成本相对很小,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满足成为生育决策的主导力量。

2.名人、富人超生、多生对中国的人口规模的增长影响不是很大,但他们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使计划生育政策失去公信力,这种影响才是主要的。国家统计局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名人、富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3.86%,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仍然很低。假设名人、富人阶层的人口出生率为全国平均值的2倍,达到24‰,每年出生人口为122万,仅占全国出生人口的7.7%。但他破坏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公信力,在目前我国低生育水平仍不稳定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失效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影响则具有全局性。

3.本文对名人、富人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仅仅停留在逻辑推演的层面,没有实证数据的支持。要深入了解名人、富人的生育意愿,必须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对理论逻辑推演结果进行检验和修正,从而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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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s explaining of over-reproduction and excessive reproduction phenomena

in the famous and rich man

LI Zheng-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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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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