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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第三，部分非遗传承乏人，大师无徒可教。几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传承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耐心学习和实践，然而一些非遗项目由于待遇不好，不能满足基本的养家糊口需求，使得年轻人或学徒半途而废，或干脆避而远之，老艺人找不到传承弟子，非遗传承后继乏人。
第四，非遗项目申报与保护单位不在统一的区域，造成非遗项目申报困难。有些非遗传承人的实际传承地与申报地不在同一区域，例如：在南京市非遗展示馆开展传承活动的传承人不能在展示馆进行申报，必须到传承人户籍所在地的文化部门进行申报，这样就造成申报部门不了解具体情况，而知道具体情况的传承单位又不具备申报资格，造成该申报的申报不上，有些不太符合申报要求的却可以顺利申报，甚至通过评审，严重影响了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首先，建立健全保护扶持体系。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建立合理有效的保护扶持政策体系，建立长效保护与扶持机制，确保非遗保护措施落实到位，确保非遗传承得到实现。
第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从市场人手，给予税收、信贷方面的政策倾斜，鼓励企业参与传统舞蹈、传统戏曲、曲艺等门类非遗的扶持；鼓励社会成立专门的公司，建立非遗传承基地，经营传统美术手工艺品，让传承人专心于创作；鼓励社会组织支持、参与民俗活动。
篇2
金属錾刻
在潘家园地铁站旁边，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引起了《经济》记者的注意：一张独凳，一个装满锤子、錾子、木条等器具的工具盒，一个铜制的人物肖像。记者来到潘家园本是为了了解古玩市场的行情，来得次数多了，却总是能在不同的地方遇到这位匠人。
陈学明是沈阳市“陈氏金属錾刻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其祖辈从事满族金属錾刻艺术，至今已140余年，传承5代。从小受到父辈的传授和家庭的熏陶，陈学明选择了金属錾刻中最难的类型――人物肖像的錾刻，成为陈氏家族中唯一一位用金属錾刻艺术来画人物肖像的人。记者看到过陈学明的作品，的确生动传神，惟妙惟肖。陈学明说：“抗美援朝纪念馆中，3位副营长的肖像是我给做的。”
说到金属錾刻，它起源于夏商，兴盛于唐代，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一种流传很早的传统手工技艺。在流传过程中，作品的造型设计从庄严、凝重变得奇巧、富丽，纹样也清新活泼、质朴细腻。
简单来看，并不会觉得金属錾刻有什么独特之处。但实际上其工艺非常复杂。“现在就赚点手工钱。”陈学明说。金属錾刻是在纯手工直接操作下利用铜板的柔软和延展的机理特性，根据设计的纹饰要求来选用平面雕刻、镌刻或镂刻，或将花纹突出呈浮雕状，产生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这种工艺介于平面绘画与立体雕塑之间，錾刻的精细和锻铜的大气融为一体，创造出来的作品既有艺术美感，又有独特的古典魅力。
“通常来说，做一件精美作品需要经过设计、描图、展板、初刻、锻打、制胶、上胶、錾花、镌花、打珠点、下胶、退火、錾边、成型、焊接、精磨、细磨、压光、整平、酸洗、表面处理等多道工序。”陈学明一边敲敲打打，一边和记者说着。
陈学明的做法是自己先做出来，然后让顾客看是否满意，再根据顾客的要求进行修改。当记者问及现在市场情况如何时，陈学明摇了摇头，叹着气说：“不好做啊，7月份没有一单生意，8月份只有一单生意，1000元，9月份挣了3000元。”
“先这么熬着呗。”陈学明随即说。2010年，他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至今的6年中，他一直在想办法让更多人知道这样一门技艺，他也希望“能把金属錾刻艺术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发现和认识这项技艺的美。”
非遗的“规则”
谈到我国的非遗保护，起于2005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正式，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此时政府主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幕拉开。
这11年间，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从法律层面到公众层面，对非遗的关注度普遍提升。
多年来方塘智库联合创始人、非遗研究专家许伟明走访调查发现，目前非遗存在3种状况。他告诉记者，一是如果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纳入国家的保护名录，有可能是边缘的；二是社会的发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还面临转型期、全球化、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挑战，其原有市场正在缩减；三是大部分的非遗传承人年事已高，年轻人对非遗技艺不感兴趣，无法实现文化传承。
像江苏无锡的留青竹刻，原本是用刀在竹子的青皮上刻上文人喜爱的梅兰竹菊，在以前的用途是在文人的书房中盖住纸，防止墨溅到四处。“但现在大多用钢笔、圆珠笔来写字，这时留青竹刻的功能渐渐消失，其市场也渐渐缩减。”
在许伟明走访贵州时，其中的侗族大歌就面临着非遗传承人年事已高的问题。侗族大歌具有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特点，其主要模拟鸟叫虫鸣、高山流水等大自然之音，是大歌编创的一大特色，是产生声音的自然根源。歌唱的内容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为主，凡是有大歌流行的侗族村寨，很少出现打架骂人、偷盗等行为。但必须由3人以上来进行演唱，“现在这些原生态的老年人大多处于60-70岁，记忆力正在衰退，师徒之间的传承也出现了问题，这就极容易导致非遗的消失。”
陈学明同样有这样的困惑，当记者问及金属錾刻艺术的传承时，他告诉记者：“我儿子会啊，但是他不会来做这件事情。”历史上的錾刻工艺多是以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的形式传承，发展至今能掌握这门技艺的人越发罕有。
记者问及陈学明工具箱内的工具时，他自豪地说：“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市面上买不到。”
多数时候，陈学明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但他知道“如果不出来摆摊，根本没有人会知道这项技艺。”
从2012年到北京开始，陈学明一直勉强维持着这份工艺。面对越来越萎缩的市场和自己越来越大的岁数，他给錾刻定了一个新的意义――“年轻人在外奔波劳碌的时候，别忘了给年迈的父母画一张像。”
局外人如何反客为主
许伟明也承认，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非遗传承和保护是被动的。而国家提供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看似是局内人的传承人，实际上远远在传承保护之外。“这种被动的局面正是目前非遗传承与保护的症结所在。”
对此，许伟明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第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非遗也属于文化创意产品。既然环境已不是当年的环境，非遗传承人可以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和消费者的需求，在保持原有非遗技艺的情况下，进行创新。
苗族的银器中有很多图案是用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恋。但现在微信等新媒体工具远比银器来得更为直接和形象。“这脱离了原来的生活场景。”在创新上来说，现在苗族银器上面就雕刻了喜洋洋，并进行装饰和修饰，产生一些非遗的折射。
第二，想办法扩大市场。大兴安岭桦树皮制成的桶非常结实，不会漏水。但在现在看来，随便在市场上都能买到。这如何扩大市场呢？许伟明表示，这种非遗技艺在东北可能比较常见，但其他地区并不知道。这就需要往外推广，并在桦树皮制成的盒子或桶上加一些创意的图案。“这或许是一些濒危非遗技艺的出路。”
篇3
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今年首次招收黄梅戏、梨园戏、粤剧、闽剧4个本科专业，这4个专业连同豫剧专业共计划招生38人，考试内容主要有唱、念、做、打综合测试，戏曲人物分析、戏曲常识（笔试），简谱视唱，剧目片断表演、命题生活小品等。目前，该校的专业已涵盖京剧、昆曲、粤剧三个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剧种，同时包括越剧、黄梅戏、歌仔戏、梨园戏、豫剧、晋剧、闽剧7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剧种。从2009年秋季学期起，中国戏曲学院就免收京昆表演、多剧种表演及京剧器乐专业学生学费。今年，为鼓励考生报考非遗剧种专业，多剧种表演（黄梅戏、梨园戏、粤剧、闽剧、豫剧）专业方向也实行免学费政策，免学费专业方向的招生人数达118人，占2012年招生总人数（515人）的22.9。另外，根据该校招生简章，2012年专业免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辽宁、福建、山西、浙江、山东五省中国戏曲学院生源基地推荐的戏曲表演、戏曲器乐优秀中专毕业生，按比例给予专业免试；对国家二级（含二级）以上演员、演奏员报考中国戏曲学院相关专业的，给予专业免试。这些政策，同样照顾到了非遗专业。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专业2012年计划招生20人，其中黑龙江省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专业主要针对黑龙江地区非遗传承人进行培养，考生必须是黑龙江省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本民族考生，需提供项目证明原件、传承人认定书、户籍证明、学校或单位的推荐信等，用以证明传承人身份。两个专业方向同属音乐学专业，考试内容主要包括传承技艺表演（民族器乐、民族舞蹈、民族说唱等民族艺术）、模唱、节奏模仿等，要求少数民族考生必须具有一定的非遗传承技能，要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声乐演唱或回答问题。在优惠政策方面，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对家庭困难的学生，给予学费减半的照顾。
北京城市学院2012年起也将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学校将把老北京传统手工艺老艺人请进学校，采取艺术家和学校联合培养的模式，努力培养出高学历的非遗传承人、手工艺者。入读该专业的学生可同时享受课堂教学和老艺人“师傅带徒弟”的工坊式教学。
就招生情况来看，中国戏曲学院和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成立于1950年的中国戏曲学院是我国戏剧表演、理论人才培养的重要单位，形成了教学、实践、科研、创作“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虽然一些非遗专业是近些年开设或是刚开始招生，但随着更多人关注民族传统艺术，加之中央院校的品牌吸引力，京剧、昆曲、粤剧等专业报名人数不断增加，今年招生人数与去年持平，并没有增加录取名额，因此生源较充裕，竞争更加激烈。
虽然是教育部批准的重点专业，并设有硕士、博士点，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专业招生情况并不理想，曾经有过报名人数少于招生人数的情况。2012年计划招生20人，报名的只有23人，其中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非遗传承人更少，只有7人。面对如此情况，谈到招生问题，该学院副院长郁正民情绪也难以高涨。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居住较为分散，人数较少，一些非遗传承人居住地基础教育条件差，很多人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稍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也都把孩子送到城市里读书，孩子从小学、初中开始就离家求学，对民族传统文化、技艺缺乏正确的认识，并且有些地区文化氛围不够好，文化站、艺术团较少。虽然政府对少数民族有经济、生活等方面的补贴、照顾，但这些无法吸引年轻人去学习和传承民族艺术，加之一些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状况也并不是很好，更使得年轻人觉得学传统技艺不是一条好的求生之路，对传统文化重视不够。这些都影响了学生进入高校学习非遗技能的积极性。更令人无奈和痛惜的是，每年考生中都有“身怀绝技”的非遗传承人，但这些传承人文化课基础较差，根本达不到分数线。如有一位考生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弟子，专业基础优秀，但文化课只考了170多分。学院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展示完“绝技”，然后又回到曾经的生活中。大学依旧是遥远的梦。
考生专业优秀，文化课基础差，已经成为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非遗专业招生的一个主要矛盾。郁正民希望能够出台相关的政策，解决这一矛盾，让更多优秀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傅谨也指出，传统技艺的传承和普通文化教育不能一并去理解。必须文化课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学习传统艺术技能的理念是错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有丰厚的文化传统，通俗地说，唱戏、做手工艺和读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思考：专业开设需谨慎 政策、师资最关键
据统计，我国传统民族艺术中，光是损失的剧种已达130多种，占戏剧品种总量的35%左右，一大批传统文化艺术面临后继无人、流失消亡的危险。非遗保护传承人才缺口大，根据相关部门的研究，在“十二五”期间，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人才的缺口就有10万人之多。艺术类高校开始关注传统艺术教学，开设非遗专业，对非遗传承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专家提示，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丰富性、传承技法的复杂性，相关专业的开设一定要谨慎，否则就只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高校培养非遗传承人，解决核心课程的师资问题很重要。核心专业课必须请高技能传承人教授，才能保证教学质量。”
“没有好的师资、没有科学合理的课程安排，就搞非遗专业教育，只能是‘赶热闹’。师资中一定要有了解非遗相关政策、保护方式方法的专家，也一定要结合学校所在地区非遗项目，请非遗传承人进学校教授专业课。”
傅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都强调了非遗专业开设，师资是重中之重。同时，这也是高校面对的一个难题。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就面临这样的困难。非遗专业的公共课利用院校已有师资进行教学，专业课每周4学时，学习传承技能，专业课的师资都是学校请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来校教学，学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传统技艺。但一些非遗传承人居住
在偏远的村寨，很难定期来校教学，目前的政策，也不允许学院将这些“教师”长期留校教学。不稳定的专业课师资队伍对教学影响很大，没有教师的专业课，学生只能相互学习或自学。另外，一些偏远地区的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思想较为保守，还保留着技艺只传本姓不传外人的传统习俗，不愿开展教学。为动员老艺人打破家族壁垒，更好地传播民族艺术，学院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过程非常艰难，但也逐渐有了一些成效。年轻人不再重视传统技艺，家族式的传承面临严重的危机，学校一方面可以找到愿意学习传统技艺的生源，一方面也为传承人提供了经济来源，解决生计问题，逐渐得到了传承人的认可。郁正民认为，没有政策上的倾斜，这还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困难。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也在想办法自己培养教师，争取让相关专业硕士毕业生留校，继续深造后，让他们再去培养新的传承人。高学历的民族艺术研究者、非遗传承人是稀缺的，民族文化馆等一些对口单位也紧盯着学院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一些学生毕业后就被“抢”了回去。但无论是在学校继续培养学生，还是回到原少数民族地区做非遗传承，或是进入对口单位进行少数民族艺术研究，也都符合了学校的培养目标――培养能回到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培养从事民族文化研究、教育的工作者。
招生需要政策，师资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政策。从种种情况来看，非遗专业的开展的确需要政策的关注。
“一些传统戏剧很幸运，一直备受关注，教学体系发展较完善，传承情况较好，比如京剧。但是有很多剧种、很多其他门类的传统艺术没有这样的机会。中国戏曲学院对非遗专业免学费，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学生的学费是由北京市财政来支付的，单靠学校，很难做到。这样的政策对地方政府、学校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做出了榜样，更多的学校行动起来，就营造出一种高等教育培养传统艺术传承、研究
人才很重要的社会氛围。但是，这些政府的投入和学校的招生政策，都是自发的，这一块还缺乏政策依据，只是靠大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和重视。”傅谨希望国家能够立法定规，支持公共财政投入非遗专业教育，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应招生政策，使非遗教育制度化，让更多传承人进入高校学习。
篇4
蛋雕艺术即是以各种禽类蛋壳为载体进行雕刻创作的一种技艺。春秋时期，管仲曾于《管子•奢靡》写道“雕卵然后沦之”。这是有关蛋雕最早的史籍记载。自明朝以来，民众自发尝试在蛋壳上雕刻简单的文字图样，并赋予其吉祥的喜庆意味，现代蛋雕艺术由此发源。蛋雕艺术并非为中国所独有，欧洲于六世纪就曾出现寓意“重生”的复活节彩蛋，这一习俗直至今日仍然盛行。在俄罗斯等地，民众更是尝试于蛋壳上镶嵌珠宝等珍品。在中国，蛋雕作品多为传统文化载体，书法、绘画、雕刻等技艺浓缩于作品之中，匠人运用阴刻、阳刻、浮雕、镂空等方式将个人构想呈现于蛋壳之上，或用以讲述历史故事，或用以呈现神话典故，因此广受民众喜爱。近年来中国的蛋雕艺术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于蛋壳上进行彩绘等装饰，并不破坏蛋壳完整性；另一种则是直接于蛋壳上进行雕刻，在蛋壳表面留下凹凸质感乃至镂空的纹样。
二、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桎梏
中国蛋雕艺术传承历史悠久，但当下发展前景并不容乐观。现行蛋雕作品局限于民间手工制作，且因原材料的特性致使成品率低下，流通于市场的精品蛋雕更是寥寥无几，传统的蛋雕技艺正面临着严峻的传承发展桎梏：首先，传承人的流失及缺位。因原材料自身特性（如蛋壳脆弱难以雕刻等），蛋雕艺术要求制作者需经长时间反复机械的练习，以此具备一定的绘画基础与纯熟的雕刻技巧，这就导致蛋雕技艺者的培养时间十分漫长。随着老一辈传承人年龄的不断增长，传承人才缺位的现象也愈发突出。据相关资料显示，当下中国蛋雕艺人年龄集中于40至60岁之间，①乏味枯燥的技艺培养过程并无法有效吸引新生代传承人参与。如若未能及时在社会层面加大蛋雕技艺的宣传力度，拓展传承人群体，蛋雕技艺注定只能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其次，宣传力度的不足。蛋雕艺术是蛋壳上的“舞蹈”，小巧精美即是其最大特点，受限于原材料特性，其技艺只能运作于“方寸之间”，这导致部分群体对其产生“雕虫小技”的刻板印象，认为其技艺不足挂齿。且因原材料极易破碎，作品成功率低，不具备大规模机器生产条件，匠人投入的时间及精力成本往往无法与社会预期价值有效契合，民众更愿意将目光停留于“物美价廉”的手工艺品上。加之蛋雕作品不易保存，民众更倾向于选择根雕、竹雕、木雕等欣赏价值差别不大，但更易于保存的作品，社会缺少有效途径帮助民众了解蛋雕艺术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再次，传承方式的滞后。区别于其他相对独立的手工技艺，由于蛋雕艺术还需制作者具备一定的书画基础，因此从学徒到合格的蛋雕艺人直至艺术家不可避免需要历经多年技艺与经验的积累打磨。在手工艺人的带领下，学徒在长时间不断重复的机械实践与反复练习中领悟、提升技艺，再由模仿向创作转变。这种缺少系统书面记载和体制模式的传承手段导致时间成本巨大且效率低下，并无法有效适应社会发展。如若蛋雕技艺无法找到更佳的传承方式，极有可能陷入传承困境甚至面临失传的风险。
三、蛋雕艺术保护、传承对策
（一）加大对新生代传承人的扶持力度蛋雕艺术是非遗历史长卷里一抹宝贵的亮色，理应受到良好的保护与传承。对于任何非遗技艺的传承工作，其核心皆在于传承人群体。针对蛋雕此类注重实践与培养的非遗手工技艺来说，老一辈传承人受限于年龄及精力等因素，已无法有效承担起传承、保护与未来发展的重任。而相较于老一辈传承人而言，新生代传承人更具工艺创新的视野、理念、精力及知识储备，能够保证自身承受住高强度且枯燥反复的技艺生产工作，且具备长足的发展潜力与发展空间，因此社会应将重点聚焦于蛋雕艺术的“新生代传承人”群体。②针对有志于蛋雕艺术保护，能够将蛋雕技艺融入市场性运作的高素质新生代传承人，政府应当大力加以支持鼓励，通过政策保障该群体基本生活的同时加大对他们的物质激励，以此促进青年蛋雕技艺人才的成长，鼓励青年从事蛋雕传承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蛋雕技艺前沿的优秀带头人，从而为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二）拓展新的传承方式蛋雕艺术传统的授徒方式因其小规模、小范围等局限性已无法完全适应非遗传承的基本需要，这就要求政府将非遗传承纳入到现代教育体系之中，从而培养出一批理论知识与技艺手段相结合的新时代传承人。对于蛋雕技艺而言，传统的口耳相授固然可以保留最原始的核心技艺内容，但其传承的封闭性很难支撑技艺的现代化发展，而传承人一旦去世或离开行业，技艺就会面临断层甚至失传风险。③因此，如何寻求新的传承方式并使得这一技艺能更好地发展传承成为了当务之急。这要求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打破小范围传承的固有特点，更加积极主动地为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比如，蛋雕手工艺人除现有的成立工作室等手段供市民参观学习、授徒教学之外，同时可利用抖音、快手、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等新媒体手段去扩大蛋雕艺术的宣传面，让更多的群体有机会认识蛋雕、了解蛋雕、喜欢蛋雕、传承蛋雕，进而有效推进蛋雕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四、蛋雕文创化发展与前景研究
在当下非遗传承工作形势日益严峻的环境之下，除转变非遗传承人选拔培育模式及传承方式外，只有通过面对市场发展的商业运行机制，将传统手工技艺非遗融注于文创化发展之中，才能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真正实现技艺的可持续发展。④蛋雕艺术作为传统手工技艺的一种，同样可以适用于非遗文创化发展，借市场商业化运作来实现保护传承。以蛋雕技艺为例，除加大宣传力度、增大受众面积等具体举措手段以外，传承人仍可尝试文创化发展的新思路。即创作者将一定的历史故事、文化背景融入蛋雕作品的制作之中，适当衍生一些蛋雕的文创产品，通过展览会、体验馆等形式将其宣传推广，在提高非遗产品文化内涵的同时寻求新的销售途径。对比研究市面上较为成功的文创企业与文创产品，手工自制或许是蛋雕艺术发展的新途径之一。例如苏州博物馆推出的苏绣体验，故宫博物院推出的3D便利贴和手工纸雕灯等文创产品，都是将手工技艺与文化传承聚焦于物质载体之上的成功范例，此类模式无疑为蛋雕艺术的文创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参照标准。蛋雕艺术的趣味性强，制作者如若能够亲手将个人喜欢的图案或文字雕刻于蛋壳之上，并且在制作过程中要求参与者在构思、绘画、雕刻等环节的情绪投入与精神集中，极易吸引参与者投入。此类活动除参与度高、体验性强等特点外，蛋雕的原材料成本也较为低廉，只需禽类蛋壳即可进行雕刻活动，具有宣传推广的巨大潜力。可见，在引导受众亲自体验的过程中进行历史文化的普及宣传，蛋雕技艺的文创化发展有着广阔前景，大有可为。
五、结语
蛋雕艺术是非遗文化舞台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与极高的欣赏价值。在面对传承过程中如知名度低、传承方式滞后、传承人缺位、市场狭小、受众匮乏等问题时，通过进一步扶持非遗传承人等举措对非遗项目进行有效保护，同时积极寻求新的传承途径等方式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改善蛋雕艺人的生存状况，并以此推动蛋雕艺术的创新发展。同时，文创化概念的加入不仅能够有效解决蛋雕艺术保护工作中的迫切性问题，而且能够通过引入市场资源，以合法的商业化运作促进了蛋雕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切实满足非遗传承的新时代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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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天皓.浅谈蛋雕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J].人文天下,2019,(18):63-67.
篇5
此后国家每年都会不同程度地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其主要发展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2017年，国家更是强调“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非遗作为最具文化价值的文化品类，这12年来，其传承与保护情况到底如何？还有怎样的想象空间？《经济》记者带着这些问题，来到全国红色文化资源大省――陕西一探究竟。
40-50岁的传承人挑大梁
记者来到陕西省文化厅，看到凤翔泥塑、安塞剪纸、耀州窑陶瓷、澄城刺绣等12个独具陕西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被展示在装修风格一致、具有汉唐风韵的门面房中。“这12个门面房无偿提供给各地市文化局，用于展示陕西优秀传统文化。”陕西省非遗处处长刘卫东说。
截至目前，陕西省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6人、省级398人、市级1281人、县级3977人。
记者分别走访了延安市、铜川市、宝鸡市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0余人。
延安市文化局副局长孙文芳告诉《经济》记者，目前延安市共有1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但只有8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其中陕北民歌传承人贺玉堂、安塞腰鼓传承人曹怀荣、安塞剪纸传承人高金爱已去世，剩余5位传承人的平均年龄超过73岁，而且安塞剪纸传承人李秀芳已瘫痪在床，失去了传承能力。”谈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现状，孙文芳眉头紧锁，十分揪心。“好在前两年以采访他们的下一辈或者周边人等用数字化方式做了一些抢救性传承，保留下来一点，要不然可怎么办啊？”
非z传承是活态传承，其最大特点是人在艺在，人亡艺绝。
在陕北民歌的传承上，孙文芳他们选出了新的传承人――王玉成。《经济》记者采访王玉成时了解到，2006年，他因为偶然的机会在公开场合唱了几嗓子，人们都说他有天赋，加上他自己从小也喜欢唱民歌，所以自此开始了唱民歌的生涯。
经过短短一年的时间，王玉成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团，不仅一个人承包了团里所有的支出，还想办法给艺术团的成员发工资。“为的就是让艺术团的人能够坚持下去，把陕北民歌唱遍大江南北。”王玉成说。
2014年，王玉成的艺术团成为“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基地”。也的确，王玉成为了陕北民歌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很多事情，如定期带艺术团的成员下乡采风，办民歌比赛，每年招收10-20个学生，积极参加文博会等。
收效还挺显著，王玉成解释说，陕北民歌关键在于原生态，而陕北人民大多天生都有一副好嗓子。“口传身教的方式还比较管用。”
安塞剪纸的传承人数量稍微多一点，其中以李福爱、余泽玲、余琴等人为主要代表。《经济》记者分别采访了这三位传承人，了解到他们除了会剪纸外，还会画农民画，题材以表现陕北的风土人情为主。
余琴的一组农民画让记者印象深刻，她以黄土地上人们即将消失的生活场景、劳动场景为题材进行创作，可谓“非遗中的非遗”。她告诉记者，剪纸是陕北妇女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以前一位寡妇用剪纸的形式表达对自己丈夫的思念，“把他一生的情况都用剪纸表现出来了。”
余琴她们剪纸已剪了30余年。30年前剪纸是为了给家里增添点节日的气氛，做装饰用，现在剪纸“有时候是为了追忆黄土人民的生活，有时候是作为一种闲暇时的消遣。”
但不可否认的是，剪纸传承的主力是她们。
存在同样情况的还有耀州窑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孟树峰。《经济》记者了解到，他已退休，目前以到各地活动讲学为主。记者到铜川市耀县见到的传承人是沿用传统工艺的其他人。“耀州窑陶瓷研究所主要做研究工作，并不涉及技艺的实战。”耀州窑陶瓷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单超告诉记者。
在陕西省其他市也是如此――真正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很少在一线，新一代传承人的年龄大概是40-50岁，他们这个群体成了非遗传承的主力。
多方式扩大非遗影响力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不仅看到了非遗的现状，也了解了非遗传承和保护领导层面的一些想法。
陕西省文化厅方面，刘卫东表示，他们不仅重视组织机构建设，为非遗保护提供组织保障，还努力探索保护工作的新方法、新方式，采取积极举措推进项目科学保护，而且从基础教育入手，普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等。比如，积极开展非遗“四进课”，在全省部分中小学试点开展了传统体育进体育课、传统技艺进手工课、传统美术进美术课、传统音乐进音乐课的试点探索。
在扩大非遗影响力方面，政府层面鼓励与旅游结合。
把文化与旅游结合得最为紧密且目前已初见成效的当属延安市。每年从4月份开始，延安市就迎来了旅游旺季。“目前已经打出品牌的是延安市安塞县，它是腰鼓之乡、民歌之乡、剪纸之乡、绘画之乡、曲艺之乡。”孙文芳介绍说。
安塞腰鼓是陕北特有的地域文化现象，表现了陕北人的精神风貌和陕北古老的历史，并能较全面地展现陕北文化的状态――第一，陕北的山、水等自然景观呈现出的文化；第二，陕北人在生存和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第三，陕北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呈现的文化；第四，反映陕北人气质、性格、行为处事、风俗习惯等精神层面的文化。
陕北民歌以抒感见长，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通俗易懂，易于流传。这便是古人所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写照。“信天游”就是民歌手们随心所欲唱出来的。
孙文芳说：“这些都是延安市丰富的文化资源，未来会加大力度进行推广和宣传。”
此外，为扩大当地非遗影响力，陕西省还积极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做出了有影响力的影片。
比如，孙文芳策划制作发行的目前国内唯一用剪纸动画艺术形式反映新农村建设的30集剪纸动画《延河湾》，以及《东方红》、《赶牲灵》、《兰花花》、《想起我的男人背地里哭》四部微电影。孙文芳说：“将古老的陕北剪纸、民歌与现代高科技动漫及时尚微电影相结合，可以探索民间剪纸和民歌的产业化发展和国际化传播之路。”
其中《延河湾》荣获了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工程奖和全国“金喜鹊”原创动漫优秀作品奖；四部陕北民歌系列微电影先后荣获第三届亚洲国际微电影节优秀影片奖、第三届中国微电影大赛最佳影片奖、金鸡百花电影节・国际微电影展优秀影片奖等30多项大奖。
记者观看了微电影《兰花花》，其讲述了陕北高原上最美的女子兰花花本与杨五娃青梅竹马，彼此相爱，却被赌博的父亲输给了周家，五娃为了救花花不幸被抓，花花为了五娃跳下了山崖的故事。
“根据这个故事创作的民歌《兰花花》，是陕北民歌中的经典之作，被称作陕北高原上的《梁祝》。许多年过去了，那动人的故事和凄婉的旋律，依然在黄土高原上传唱。”孙文芳表示。
有此想法的还有铜川市的政府官员，铜川市文物旅游局局长惠善利曾公开表示“要按照5A级景区的标准建设耀瓷文化景区”。
单超表示：“耀州窑文化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目前与耀州窑相关的只有耀州窑陶瓷这一款非遗产品。”
铜川市耀县是以煤矿为主的县城，目前迫切需要进行消费转型升级。单超认为，还需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保护。“耀州窑的代表不仅是青瓷，还有唐代的唐三彩等，这些工艺都是很先进的。”此外，还需与耀州窑博物馆、陈炉园区、黄堡园区形成命运共同体，一同挖掘文化资源，打造文化旅游生态。
非遗传承人观念有所进步
令人可喜的变化是，在政府的推动下，非遗传承人已经意识到政府给的扶持资金远远解决不了他们的根本问题，依此状态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生活，走入寻常百姓家将成为空谈。
记者明显感觉到非遗传承人力图改变现状的迫切感。
在采访中，记者问及剪纸传承人是否愿意把剪纸商业化，余泽玲说：“我也很矛盾，商业化吧，担心失去了传统的东西；不商业化吧，看此情况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余泽玲用剪纸这门技艺供孩子读书，并保证了家里大大小小的开支。“现在我做两手准备，一部分是做传统的剪纸，另一部分是走商业化路线。”余泽玲说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陕北说书传承人曹伯炎在这方面找到了平衡。
曹伯炎很早就意识到民间传下来的段子固然经典，“但没有市场，没人愿意听。”曹伯炎瘪着嘴，摊开手，表示很无奈。
但陕北说书还是要继承和发展的。于是曹伯炎在传统的段子中融入了现代的元素，比如，使用传统段子的旋律，加上现代化的词儿。同时，曹伯炎多次对《经济》记者强调：“像《刮大风》这种传统的段子是必须要学会的，这是核心竞争力。”
多年来，在传承方面他也一直这样要求学生。在曹伯炎家族的推动下，陕北说书已从地摊文化转向在人们心目中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台面文化。这与他们“用心说书”是分不开的。
记者走访“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文化品牌产业――凤翔泥塑、耀州陶瓷”时发现，他们的特点是都采用订单式销售模式，走的路线也偏向中低端。胡新民表示：“我也希望一年制作几件顶尖的、无可挑剔的作品，但各种事情缠身，没办法潜下心来创作。”
耀州窑陶瓷中的唐宋陶业，从拉坯到花纹的创作全是纯手工，一个四件套的功能性陶瓷卖只180元。而真正价位比较高的，基本是因为创作者或者花纹制作者较有名气，人们主要以收藏、增值为目的购买。
总体来说，这些做得比较好的传承人，其思想观念都能与时俱进。像陕北民歌传承人王玉成等，基本都把非遗传承作为一项事业来做，用各种方式把非遗的种子撒得更多、更远，而不是以前那种“只传自家人”的传统观念。
非遗产业化发展是未来方向
尽管如此，非遗活态传承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知名文化学者袁茂林告诉《经济》记者，他下了这样一盘棋：以文化产业园区为载体，以文化广场的形式进一步挖掘和展现延安的历史文化，并找到与当下的契合点；以非遗传承研发基地为落脚点，汇聚非遗传承人、特色非遗产品，形成集观光、体验、学习为一体的乐园；以非遗博物馆、民俗馆为依托，以“三黄两胜”（黄河、黄土、黄土风情；文化胜地、革命胜地）为特点体现寻根文化。
袁茂林解释说，1942年5月23日，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个特殊的日子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鉴于此，袁茂林把“5・23”这个文化符号根植于文化创意园区的名字中，让人们重温75年前同志的《讲话》精神――牢记“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等教导，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以延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在厚重的黄土地上用文化补‘钙’，用文化产业的大手笔来撬动文化和经济的共同繁荣。”这是袁茂林最终的目标――形成文化、旅游、金融良性循环的产业链。
但这些目前都还只是构想，具体落地实施还需资金推动。
孙文芳也向记者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是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这些年她做了很多尝试，想了很多办法。
孙文芳想以“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项目为龙头，科学规划，统筹实施，加强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比如，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启动实施“延安民间艺术产权交易中心”、“民间艺术品O2O交易平台”和“民间艺术专业村”建设项目。同时，在枣园路和桥儿沟建设“延安非遗街区”，开发“民间艺术一条街”和“特色美食一条街”，集中展演民歌、说书等民间音乐，展示剪纸、农民画、布堆画、刺绣等手工艺制品，提供凉粉、煎饼、羊肉等名优小吃，让外来游客集中感受、体验陕北文化的底蕴。“一方面带动民间艺人增收致富，另一方面也带动延安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孙文芳说。
篇6
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在那里做大国工匠的演讲，我演讲的主题是：传工匠精神，做鲁泰工匠。
透过观看大国工匠的'宣传片以及公司车间的大力宣传和弘扬，使我们了解了大国工匠的故事，并深深的被他们的故事所感动，大国工匠的故事也深深地触动了我，是我不禁反思我与他们的差距，不禁梦想向他们靠拢。
每次当我看完大国工匠的宣传片后，我就一次次的问自己，到底什么样的工人，才是大国工匠。必须是高端科技吗必须是独一无二吗必须是奢华卓越吗?都不是！
那大国工匠都是什么样的工人他们都是在第一线辛勤工作的平凡工人，他们有钳工，有捞纸工，有研磨工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平凡的普通工人，他们不是领导，不是富翁，甚至不是高学历，但他们每一个人都靠着对职业技能的完美追求，靠着对技术的忠实传承和钻研，靠着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坚守，与平凡的工作中掌握不平凡的技能，成为国家国宝级的技工，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我们在工作中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忙，我们会累，我们会烦，我们会厌倦，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大国工匠们他们难道不累吗难道不厌倦吗胡双钱守着台虎钳就是二十年，至今，他都是一名工人身份的老师傅，周东红守着又冷又潮湿的捞纸池就是十几年，錾刻大师孟剑锋师傅在研究新工艺的时候，失败一次又一次，他们并不是不累，并不是不厌倦，而是有工匠精神在支撑着他们，当他们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候，成就感和荣誉感袭来，所有的疲倦都不值一提了。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平凡永远是人生的常态。但平凡能孕育伟大，平凡的工作成就崇高的事业，平凡的岗位铸就人生的辉煌。在工作中我们要以恪尽职守的意识、热情服务的态度、严于律己的精神，时刻发扬开拓创新、用心进取的工匠精神，踏实工作、立足岗位、创先争优，只要你不甘平庸，就必须也能像大国工匠们那样在平凡岗位上演绎精彩的人生！就必须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鲁泰工匠！谢谢大家，我的演讲结束了！
学习工匠精神演讲稿2 大家好!
“传统服装行业竞争压力大，学艺的过程又很枯燥乏味，工资待遇也不高，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来做学徒。即使有也很难熬过三年学徒期，无法出师。”3月31日，静安区政协委员马颖慧在静安区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指出，上海传统技艺正面临人才断层、后继无人的窘境，引起委员们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呼吁弘扬“工匠精神”，救救沪上“老字号”。
静安区拥有丰富的沪上“老字号”资源，漫步陕西北路，“白玉兰”真丝、“第一西比利亚”、“美新点心”等。其中，鲁庵印泥制作技艺、亨生奉帮裁缝缝纫技艺、龙凤旗袍手工制作技艺、鸿翔女装制作技艺、王家沙点心制作技艺、陆氏伤科疗法、大美华布鞋制作技艺等等，都是沪上“老字号”非遗技艺的典型代表。
但近年来，众多沪上“老字号”品牌陷入青黄不接、人才断档、后继乏人的继承荒。一项调查显示，在上海被调查者中仅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凤旗袍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方素文告诉记者，这些年在“君子不器”等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愿意从事技术工作，这种人才发展中“匠人精神”的缺失，不仅让“老字号”品牌甚至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陷入继承荒，也抑制了老品牌自身创新创造活力的迸发，更让中国制造遭遇“人才瓶颈”。
有委员指出，一些“老字号”企业由于经营规模小、历史负担重、人员结构老化等原因，市场化能力和品牌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明显不足。加之“老字号”品牌的工匠整体收入不高，国家级、市级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难以得到与自身精湛技艺相匹配的收入，学徒收入则更加有限，造成了像方素文这样的“老字号”技艺非遗传承人招不到学徒，或者只能招收外地学徒。但在上海生活成本日益提高的压力下，部分有发展潜力的学徒无法安心学艺，跳槽离职率很高。
委员在调研中还发现，被认定为静安区级非遗传承人的，目前尚只是荣誉，没有相关津贴。此外，根据现有国家相关政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个项目只限一位，这让该技艺师承的其他中高级技师看不到希望，从而导致动力不足、人才流失。
那么，如何拯救“老字号”呢?有委员倡导，当今社会需要重视匠人、匠艺、匠心的培养，加大对劳动技术能手、手工艺能手等特殊人才的关注和扶持力度。还有的委员发现，静安区政府相关部门就曾牵线逸夫高级职校与“老字号”企业对接，为非遗传承人输送了一批学员，取得了显著成效和社会反响。因此建议让静安区域内众多的国家、市、区级的非遗技术、“老字号”品牌文化和历史走进学校、走进社区。同时关心好区域内各级非遗传承人、中高级技师队伍，进一步调动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
据了解，去年静安区相关部门做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率先推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资助计划》，作为区文化发展专项基金的一个项目，对区内非遗传承人带教学徒及学徒本人进行资助，在一定程度上对保护和鼓励非遗技艺的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对非遗传承人及学徒也产生了激励效果。
今年全国“两会”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新静安的“老字号”品牌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非遗传承人才集聚，资源优势明显，基础工作也较为扎实，委员们呼吁，以每年6月份的文化遗产日为契机，唤起对老字号非遗技艺传承的重视。
谢谢大家!
学习工匠精神演讲稿3 说到工匠精神，我第一个总能想到瑞士手表，百达翡丽，劳力士这些顶级豪表。它们都产自于瑞士。一块手表价值千万，却有让人不得不佩服的理由，小小的机械表壳里，能有744个零件，最小的细如毫发，一个顶级表匠全身心的投入，一年只能制造出一块，这样的一丝不苟，让瑞士手表成功的从日用品变身奢侈品而百年不衰。什么是工匠精神？很多人认为工匠精神意味着机械重复的工作模式，其实工匠精神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它代表着耐心、专注、坚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等一系列优秀的品质。工匠精神不是口号，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心中！
初来高速时，很多人对我说，收费工作无比简单，简单到甚至不需用脑，不必走心。然而当我真正独自走进三尺费亭，才深刻感受到这小小的空间里，有着大大的努力和付出。
众所周知，在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内，要重复单一的动作和言语很多次。除了面对过往的司乘，更多的时间都是在独处，费亭里的世界很安静，费亭外的世界很热闹。这时候，从容淡泊，不轻易盲从，便是此时最需要的职业心境。每一次服务都认真、用心；每一次操作都谨慎、仔细。摒弃浮躁，精益求精，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如何把枯燥简单的事情做到更精、更好。“静能生慧”“静能生乐”坚守初心，一切走心。
我们时常想要图快，欲速则不达，太强调快注定会留下粗糙、浮躁。收费工作更是如此，无论车辆多少始终坚持一步一个脚印，不贪求多快，踏踏实实，精心操作，减少甚至杜绝误操作的发生。工作的枯燥和乏味，要求我们必须踏实务实，并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只有从容独立，踏实务实，才能不断提升自我。每个人都希望极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要把这种理想变成现实，需要的就是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爱岗敬业。爱岗敬业是一种态度，它可能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散发着自己的光和热。而正是有了爱岗敬业，才得以确保一个集体的正常运转。作为集体中的一员。都应该认识到“我是集体中的一员，我应该对我的集体负责”；爱岗敬业，更应该是一种默默奉献，一种高尚的理想，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我们只有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立足岗位，扎实工作。平时利用空暇学习专业知识，增强个人技能操作，积累和提高遇事的应变能力。只有提高个人能力，才能保证工作质量；才能让工作中的每个细节都走向精致；才能为集体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篇7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然而，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变，与传统农耕文明相适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快速消失，面临被现代化进程淹没的危险。如何保护和传承非遗，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民间文化，作坊式的“师傅带徒弟”是最主要的传承方式。师徒制的传承方式，不仅数量少、成才慢，且知识结构窄、文化层次低，难以吸引到新鲜血液。学校教育的对象是人，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从教育的视野去研究非遗保护和传承问题，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
非遗保护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重建正确的文化价值观，这一初衷决定了只有在青少年心中播下非遗保护的良好种子，构建非遗传承的长效机制，才是保护非遗最为深刻和有效的办法。而求知欲旺盛的青少年一旦接触这些凝结着各民族生存智慧结晶和生命精神积淀的非遗文化时，会被它们丰富的形式、杰出的成就及意义非凡的内在价值所撼动，增强他们的探索和学习欲望，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正因如此，富阳区一些教育者很早就自觉地把非遗项目引进校园。比如，富春四小从2006年就开始探索如何将传统越剧表演与社团活动相结合，开始了越剧传习活动，培育戏曲新苗。2009年，该校成为浙江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2013年被授予浙江省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先进集体。
非遗进校园的几种模式
近年来，富阳区在非遗进校园的实践探索中，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模式，即专业模式、课程模式、社团模式。
专业模式
职业高中突出非遗技能专业特色，结合学校专业设置，开展校企合作，建立名师工作室是非遗技能传承的有效途径。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自2012年起在区文创办扶持下，投入60万元，建成了根雕传承人培养实训基地、根雕作品展示室、根雕产品生产工作室、根雕校外实习基地等一批教学基地。为了解决师资问题，学校实施“筑巢引凤”策略，建立名师工作室，招聘名师来校任教和传授技艺；另一方面选派本校教师和优秀毕业生去参加师资培训，目前已建立起专兼职结合的师资团队。学校还和高校联合办学，实施3+2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学习根雕的学生拓展发展空间。
课程模式
将非遗文化作为校本课程引入课堂，建设校园特色文化，这是富阳区非遗进校园的第二种模式。三桥小学以瓦刻作为教学传承项目，考虑到这一课程对操作要求较高的实际情况，课程从三年级开始进行，针对不同年级的认知水平和操作技能，设置不同的具体要求。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又逐渐提炼出了瓦刻教学的五种课型：实录汇聚基于网络环境下的瓦刻欣赏和以作品展示为主的欣赏课、以基本技能练习为主的训练课、以专题拓展为主的创作课、参观学习的活动课和以装饰为主的整理课。
社团模式
学校成立各种非遗项目的社团，让学生们根据兴趣自由选择，这样既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还可以习得民间传统技艺。富阳区许多学校采用了成立社团传承非遗文化的模式，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富春二小的剪纸社团、富春七小的舞龙社团、城镇职高的香袋社团等，时常被邀请参加文化展示展演，代表学校参加省、市、区组织的比赛活动与展示活动，或者去周边学校交流。
学校传承非遗的实践探索
学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师队伍等会使学校形成自己独特的学风和学习氛围。在创建非遗传承教学基地的实践中，学校从引入何种非遗项目、达成何种目标、如何进行课堂教学、如何培养师资队伍、如何编写非遗教材等方面都应进行深入探索。
明确培养目标
学校在设置非遗项目时首先要考虑它的育人功能。富阳区城镇职高引进的非遗项目是香囊制作技艺，学校提出“小香囊，大产业”的目标，成立了“香囊技艺传承与产业化建设联合体”，融入学校计算机平面设计、医药、电子商务、金融事务四个专业，通过教师教学、学生实践，对学生进行文化创意思维能力、创新设计、制作技艺、市场营销策略特别是网络营销、成本核算等技能的培养，提升学生的创业创新能力。除了传授现代化知识外，学校还通过香囊这一载体传播和传承传统文化，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使学生认识到非遗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形成传承和保护非遗的积极态度，最终转化为自觉传承和保护非遗的行为。
纳入课程建设
开发和设置非遗教育课程是实现学校非遗教育目标的一条重要途径。富春四小在开展“越剧艺术进课堂”的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中，主要通过课堂教学主渠道进行渗透。在学校音乐课中加入了越剧学唱、赏析的内容；美术课中，也加入了越剧服饰欣赏，戏曲头饰欣赏、设计、制作等内容。在各个有关越剧的课堂教学中完成了教学目标、教学课时、教学计划、教学教案、教学反思各个环节的认真落实，让全体学生都参与到越剧教育中来，了解越剧、欣赏越剧、表演越剧，从而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提升艺术素养。另一方面，富春四小将越剧特长生组建成社团，形成梯队，系统学习越剧表演的“四功五法”，通过越剧专业演员进行教授，确保了传承活动的专业性。
组建师资队伍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教师队伍和质量决定着学校非遗教育传承和保护的成败。富阳非遗项目传承学校都非常重视教师队伍非遗相关知识的在岗培训，纷纷将民间艺人和非遗传承人聘为学校荣誉教师，让其在学校实施非遗教育并且培训在岗教师。富春二小把学习剪纸作为校本课程纳入正常的美术课教学之中。从一年级开始，分年级、分学期确定学习内容，并将学习剪纸的成绩纳入学生美术成绩考核。学校聘请了剪纸传承人每周三下午到校给剪纸社团教授剪纸课，两名美术老师也参与学习。传承人已经在学校授课三年，两名美术老师本身就有很好的美术功底，经过传承人的指导，早已驾轻就熟，可以自己创作剪纸作品，并胜任学校的剪纸教学。富阳区12处非遗传承教学基地，都有非遗传承人担任荣誉教师，学校有专职教师从事非遗教育，组建了一支非遗教育的专兼职队伍。
编写非遗教材
教材是学科的支撑，是学科内容的载体。12所学校在非遗传承教学实践基础上，都编写了校本教材，为非遗教育的持久性发展打下基础。以三桥小学校本课程《瓦刻》为例，教材主要以美术学科为基础，以接近社会、贴近学生、学以致用为原则，选择符合小学生的身心特点。教材分上下两册，内容涵盖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综合探索4个学习领域。在教学过程中还特别强调：创设文化情境，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审美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进行综合性与探究性学习。
篇8
1.建立“非遗传承室”，组织人员培训，充分发挥社区成人教育中心在优秀民间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
2008年，社区成人教育中心联合社区文体站，共同组织人员寻访民间制作艺人，建立“石桥门笺”传承谱系，对门笺艺术项目进行采风收集和整理。我们还邀请有关专家本着对该工艺既传承又发展的精神，对制作工具和雕刻、装裱等程序进行了改革和创新，从而促进了门笺工艺焕发了新的艺术魅力，激发了民间艺人的创作热情，提高了制作技艺和水平。新工艺制作出的有关作品先后参加了省市区举办的各级民间艺术展，获得了有关民俗专家的较高评价。之后，社区又建起了““石桥门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室”，“非遗传承室”内用具设备齐全，全天对居民开放，定期安排当地门笺艺术文化遗产传承人胡彰锡、杨木树等为徒弟和门笺艺术爱好者授课辅导。如今，制作““石桥门笺”成为了当地百姓的业余生活爱好，“非遗传承室”也成了石桥社区居民业余文化艺术生活和娱乐的热闹场所。
2.组织交流展示活动，促进门笺艺术繁荣，让其成为周边社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
石桥位于苏皖交界处，每年腊月集市繁华，社区教育中心协同相关部门组织艺人学员开展门笺艺术交流、展示与销售活动。此时，石桥集市的道路两旁是随处可见的简易门笺艺术作品展示台。这些色彩鲜艳、做工精细、内涵丰富、图案精美的各式门笺吸引着来自苏皖两地的农民朋友驻足品赏，大家竞相购买，场面火爆。目前，石桥已成为方圆百里重要的春节门笺批发交易市场。门笺不仅满足了农村百姓的民俗需求，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在市场中赋予了新的经济价值。
3.推广校园门笺艺术，丰富学生活动内容，进一步促进青少年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门笺艺术同时具有剪纸和雕刻等多门艺术的特点，学生喜爱，其入门的门槛低，简单易学。目前，在社区教育中心的推广、学校的支持和民间艺人的关心之下，门笺艺术已成为当地学校青少年喜爱的一项重要手工活动内容。孩子们自带工具，自制门笺，自娱自乐，逐步养成了青少年良好的兴趣爱好，培养了他们的审美鉴赏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尊重、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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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总类、数量状况
我市非遗的项目大致涵盖10大门类，共118项。其中民间文学9项，传统音乐7项，传统舞蹈22项，传统戏剧4项，曲艺6项，传统美术16项，传统技艺30项，传统医药4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2项，民俗18项。
2、资源分布状况
我市非遗项目数目最多的是传统技艺，传统舞蹈次之，再次是传统美术。这些项目不均衡地在全市都有分布。以项目多少排列次序为：高淳区24项，秦淮区23项，六合区16项，江宁区15项，玄武区12项，浦口9项，溧水区7项，南京市7项，鼓楼区6项，栖霞区4项，雨花台区2项，建邺区1项。
3、保护机构设置情况
目前各区有三种设置方式，一是文化馆主要负责，二是文化局直接管理，，三是文化局设专人指导工作，文化馆具体负责保护工作。从督查的情况看，这三种方式各有利弊，但脱离文化馆单独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区普遍存在人员不足，监管力度不够的问题。
4、法律法规情况
我市出台了《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高淳区将非遗保护纳入年底干部考核，秦淮区由省人大通过了《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保护条例》，把给非遗传承人提供场所，组织活动，经费支持等细则纳入到保护条例当中。
5、资金使用情况
各区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扶持的同时，也从区级财政拨出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用于全区非遗保护工作。在普查工作中，各区均认真填报了各级经费的使用情况表。
6、传承基地建设情况
近年来我市共建立各类传承保护基地29个，其中南京云锦传习基地被文化部评为国际级生产性保护基地，南京金箔锻制技艺省文化厅评为省级生产性保护基地。
7、区级非遗馆情况
为了使区内非遗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一些非遗项目数量较多的区县，建立了区级非遗馆。高淳在高淳老街设立了高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该馆的展陈布置将本土文化特色与高科技布展手段结合，值得借鉴。秦淮区建立了东水艺苑民间艺术馆和夫子庙民间艺术大观园两个专题馆。江宁区在杨柳村建立了江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并与发改委合作的非遗旅游项目，将非遗保护工作提升到新的层级，将非遗与古建筑群、文化创意产业相互融合。
8、非遗走进校园情况
目前六合，浦口，秦淮，玄武，江宁等区均在中小学开设了古琴，白局，剪纸，民歌等项目的普及课程。其中六合将当地的美食、绘画、雨花石、民歌编辑了4套教材，在全区范围内一到六年级都开设了这门课程，其他地区的小学也针对实际情况，编写了校本教材。
9、数据库建设情况
各区于2009年对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全面摸清文化家底。2012年，在非遗普查成果的基础上，各区均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内容涵盖国家级、省级、区级非遗项目及非遗的方方面面，形式有文字、图片、专题光盘、书籍等，系统地建档保护，为后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传承打下基础。
10、创新情况
保护工作开展较好的区已经将非遗和创新相结合。例如，浦口将民间文学与本地的传统舞蹈等其他项目结合起来，挖掘了"霸王鞭"、"采茶舞"、"顶山书画社"、"点将玉鼓"等项目。秦淮创作了器乐作品《墨痕》（古琴和埙），新编了南京白局《救天鹅》、《小伙伴学科学》、《金陵又一景》等。
二、各区的特点
1、六合特色重点保护，解放思想方能传承
过去五年来六合区把财政拨付经费主要用于留左大鼓、农民画等有特色的项目，并且派专人负责留左大鼓基地搬迁。六合将当地的美食、绘画、雨花石、民歌编辑了4套教材，在全区范围内一到六年级都开设了这门课程，把非遗传承和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六合区的项目传承要进一步加强，如留左大鼓基地搬迁后，发生了库房盗窃事件，损失惨重，传统舞蹈"湾北小马灯"的道具缺乏经费等，都需要六合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因地制宜地指导工作。例如，小马灯可以和社区，和旅游结合起来。
2、浦口非遗结合社区，创新传承任重道远
浦口区建立了2个江浦手狮传习基地：永宁镇和新世纪小学，永宁镇为了留住手狮的传承群体，专门安排他们到当地的工厂工作，保证传承群体没有后顾之忧，这些手狮传承人也非常有保护积极性。
红太阳小学作为南京白局传习基地，建成了白局文化长廊、编写了《南京白局》校本教材，形成了全校师生人人都会唱白局的良好局面，今年该校还将代表大陆赴厦门参加海峡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
传承方面，将民间文学与本地的传统舞蹈等其他项目结合起来，挖掘了"霸王鞭"、"采茶舞"、"顶山书画社"、"点将玉鼓"等项目，打造"一乡一品"特色文化工程。
江浦手狮的动作内涵、文化内涵等仍需进一步深挖，才能提高项目级别。一乡一品的项目打造，还需和当地的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相结合，将反映地区变迁印迹的文化遗产，如浦口火车站等，纳入整体的保护规划中去。
3、玄武非遗技艺独特，生产保护勿丢本真
玄武区的非遗项目以美术类和技艺类项目为主，根据《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在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适合实施生产性保护。该区已建成金陵竹刻艺术馆，南京工艺牙雕加工厂，南京剪纸传承基地，苏作小木家具博物馆等重要传承基地。
非遗作品的版权得不到有效保护，需要玄武区非遗主管部门出面帮助他们维权，同时引导项目保护单位在开展生产性保护工作的同时注重项目本真性的保护，保持项目的地方特色，不宜进行大规模批量生产。
4、江宁非遗展演性强，基层建设不能忽视
江宁区的项目展演性强，结合此特点该区连续两年举办民俗文化节并设立了江宁非遗馆，该馆将杨柳村古民居与非遗主题展、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在一起，拓展了新的旅游项目。此外，还建立了天景山小学方山大鼓（麻雀蹦）等保护基地。但基层工作仍然有待加强，区级非遗传承人要尽快确立，同时要善于把江宁的非遗资源与群众文艺紧密地结合起来。
5、栖霞工作深入开展，二代传人需要确立
栖霞区建立了完整的区级非遗数据库，并积极组织传承人参加展览和展演，该区的主要矛盾是二代传承人确定困难。金箔锻制技艺、真金线制作技艺的二代传承人年纪偏大。金陵折扇制作技艺的二代传承人短时间内无法赶上一代传承人的水平。金箔厂为代表的保护单位，生产经营能力差，工资过低留不住人才，该厂应当努力开发金箔的衍生产品，加强管理拓宽市场。
6、高淳非遗规划完善，局部细节有待调整
高淳是拥有非遗项目最多的区，该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以"村俗"为主题，结合当地的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的规划，综合布局，注重顶层设计。目前高淳非遗馆布展完成，淳溪镇杨家抬龙保护基地、桠溪镇跳五猖保护基地、高淳老街羽毛扇制作技艺保护基地等基地特色鲜明，并且结合传统节庆开展民俗和传统舞蹈表演活动，利用高淳电视台宣传高淳非遗。
建议高淳民歌数据库，应当和非遗馆新馆的建设结合起来，对公众开放和展示。非遗馆新馆的展陈布置上，要打破文字+模型的套路，力求做到不用文字就可以让观众明白展览的宗旨。同时可以引导传承人进行生产性保护，例如高淳羽毛扇就可以在网络上打开销路和市场。
7、溧水工作任务艰巨，非遗保护形势严峻
溧水区拥有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骆山大龙，对于该项目的保护当地主管部门下了很大的功夫，如今已见成效。然而其他非遗项目亟待保护，同时该区的非遗保护机构设置缺少当地文化馆的有力支撑，溧水非遗保护中心隶属于溧水博物馆，这就导致保护工作人员不足，同时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等项目缺少指导和普及的人员。建议当地非遗科和文化馆的日常工作结合，利用群文搞活非遗。
8、秦淮投入大成果多，本真性保护应加强
秦淮是拥有非遗项目最多的区，有4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该区专门成立了非遗科，同时由省人大通过了《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保护条例》，把非遗保护纳入到保护条例当中，包括给非遗传承人提供场所，组织活动，经费支持等细则。
目前，该区建成了2个专题馆，17个非遗传承基地。秦淮文化馆的业务干部以以丰富的非遗项目为题材，创作了器乐作品，白局作品，摄影作品等均获得奖项。但是目前白局的生存现状堪忧，缺少好的剧本和乐师，非遗保护的专业人员也需要提高保护水平，指导项目保护单位及非遗传承人授艺带徒。
金陵刻经处，民俗博物馆，宝庆银楼等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传承活动。秦淮区应当指导各保护单位抓准每个项目的核心价值，把生产与保护分开根据项目特点制定保护规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思路要灵活变通，力争通过多种途径保护非遗。
三、存在的问题
1、传承人选择困难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原有生存环境的改变，导致项目技艺的传承，无法改变新一代传承人的生活质量，导致技艺的传承面临较为严峻的局面。目前大部分的白局作品不适应当代审美和艺术需求，白局乐师后继无人，传承工作存在很大困难。
而老一代传承人受到文化水平的制约，无法将自己所掌握的进行系统传授，大部分的项目传承也需要在实践中去领略和体会，例如栖霞龙舞和金陵折扇制作技艺的新艺人的水平都与上一代有很大差距。
2、经费缺乏，项目传承困难
因为人员和资金的限制，很多项目无法进行定期表演，处于半停顿的局面。特别是分布在农村的项目，对它们的挖掘，保护，传承需要一定经费，许多濒临失传的项目因经费问题岌岌可危，后继无人。例如溧水的跳当当，打社火等项目，都面临着投入不足，人员难以稳定的困难。
3、专业人员缺乏，专业知识仍需普及
专业人员缺乏，项目保护传承的科学性有待提高。许多从事非遗工作保护工作者都身兼数职，对项目保护单位及非遗传承人授艺带徒、保护传承缺少连续性和专业性。
4、保护方式有待斟酌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把生产性保护等同于生产"的老思路还体现在一些区县的非遗保护规划中。这必将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受到破坏。
5、非遗的知识产权保护缺失
非遗作品的版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一是享有商标权和专利权的非遗产品，如张方林等大师创作出来的作品频遭盗版，维权困难。二是存续年限超过50年的产品版权，如金陵刻经处的刻本，不在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内。
四、解决的方法
1、固化二代传承人
对不同级别的传承人我们应当提出不同的要求：市级传承人应当具有代表性能够完整的掌握该项目；省级传承人要有明确的二代传承人；国家级传承人应当拥有创新能力，能够带领该项目不断地完善、发展。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四级传承人制度，确保每个项目都有不同级别的传人，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同时要按照传承方式的不同加以引导，合理利用群体传承，家庭（或家族）传承，社会传承等传承方式，尽快的固化二代传承人。例如，工艺美术公司为了传承南京剪纸、金陵竹刻和南京仿古木雕，鼓励这三个项目的传承人将技艺传授给他们的子女，并且把剪纸大师张方林的儿子张俊作为特殊人才引进。而社会传承主要来源于师傅带徒弟和通过耳濡目染习得的，这就需要我们鼓励和提倡这种师徒传习模式，对于传承人带徒能够给以一定的带徒补贴。
2、争取财政支持
要适当的通过人大立法等形式，如在市人大通过《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保证每年各级财政都能拿出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我们保护工作的必然趋势，同时他们的中立性，使得他们更加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经济价值，能够更客观地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来。
3、完善非遗法律
我市应当颁布《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参考1985年， UNESCO与WIPO联合的·《示范法》的精神，增加保护年限，修改保护主体，将各保护单位、传承单位、传承人认定为保护主体。 此外，还应保护小手工业者的"署名权"，对侵犯他们"署名权"的行为要予以处罚。
4、开展培训工作
市非遗中心需要承担对传承人和各区专业干部的培训，使传承人了解自己的职责和责任，进一步加强专业干部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培训，指导他们更好地开展传承保护工作。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项目要进行专项培训，例如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类的项目，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方面的培训而不是市场化运作。
五、结语
篇12
一、非遗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必要性
1.非遗是中华文化的富贵财富，时代要求职业教育更有文化内涵，内容更加多样化，而引入非遗的内容，无疑迎合了这一需求。一旦与非遗结合，职业教育将成为非遗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解决非遗问题的有力途径之一。
2.作为地方性院校的职业教育，从地方学术和教育的功能性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前沿阵地。一方面，职业院校担负着培养技术实用型人才的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还担负着文化传承的任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之一是其典型的地域性，作为地方类职业教育，本应牢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地域文化发展，文化育人、进而传承和开拓创新。与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结合之后，职业教育将更具亲和力，在教育和人才资源上拥有优势，可以为非遗传承提供良好的平台，并有利于相关的科研创新的发展。
二、职业教育与非遗相结合的意义
1.非遗教育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水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极其丰富的教育资源，体现出了爱国主义情怀、创新精神、审美意识、意志品质等教育价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文历史的根脉。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培养一大批非遗研究的专业人才。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不仅有利于增强广大师生员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也具有重要意义。
2.职业教育有力推动非遗保护。职业教育增加了非遗保护的传播途径，依靠职业教育培育传承人，为非遗储备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断层问题日益严重，作为一大教育群体的职业教育一直是丰富非遗传承人的受众群体的最佳方式之一。在职业教育院校内做好相应的人才储备工作可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顺利传承。另一方面，通过职业教育加强了非遗项目理论建设。
三、非遗进入职业院校的问题：教育基础相对薄弱
1. 在校学生对非遗了解不深，尚未形成很深厚的校园基础。根据一些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大师的介绍，目前一些“年轻大学生不愿意学习传承项目，成长速度又太慢， 非遗代表人们只能干着急。”人才短缺、对年轻大学生的吸引力不足，如今已经成了制约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大短板。另外，校园文化建设缺乏特色，缺乏与地方文化的充分融合。院校开展具有“非遗”色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更是少见。
2. 目前，职业院校开始开设非遗教育类的课程，但是数量有限，且师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从事非遗教育与研究的师资队伍也严重匮乏，非遗教育课程教材体系的匮乏等问题也比较突出。非遗保护工程的迫切需要和社会对非遗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日益增长与“非遗”人才培养缺少系统性和理论形成了矛盾。
3. 教育领域与非遗的学科发展与课程建设尚未进入实质阶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我国还没有创办国家级的文化遗产管理学院，教育部也没有较高级别的文化遗产学科设制，基本是以相近专业替代式发展文化遗产专业学科的。对于文化遗产实践的需求，教育领域的学科开拓严重滞后。同时，专业研究缺乏社会学视野，具有针对性与实践意义的个案研究成果较少，大量科研项目资金的投入，得到的是文本式的空泛理论，而现实的文化遗产问题并没有得到建设性的研究或解决。
四、非遗传承与职业教育结合途径的探索
要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结合，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建设，更新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实施对口培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研究和管理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1.结合职业教育专业课程建设开展“非遗”教育。首先，结合学校的教学实际与人才培养特色，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及选修课，培养新一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其次，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高职院校专业、课程设置上向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倾斜。除此以外，还可以请非遗方面的专家、代表性传承人以及相关研究人员担任兼职教师，进一步增强学生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积极性，深刻体悟当地“非遗”文化精神。
2. 发挥第二课堂作用开展“非遗”保护与传承各种主题活动。由于职业教育学时较短，课时比较紧张，可以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积极开展“非遗”保护与传承各种主题活动。树立高职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艺术观，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3.加强“非遗”教育师资建设与传承人培养。职业院校应制定“非遗”教育师资队伍培养方案，邀请相关专家以及民间文艺工作者，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类课程师资队伍的培养，有计划地对相关教师进行培训，定期举行相关“非遗”教育实践活动和教学研讨等，培养一批集保护、科研和传承为一体的专业教师队伍。
4. 在现实生活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往往依靠师徒授受的传、帮、带教习模式，因此，还应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传承人聘为学校的名誉教授，承担部分实践内容的教学或专题讲座，民间艺人大师与学校教师共同授课，进行示范教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教学实践密切结合，使教学和传承融为一体。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在学校开设“非遗”工作室，使之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实训中心，并挑选一些有潜质的学生收为徒弟，成为后辈的传承人。与此同时，还可以发挥高职院校学科专业交叉、专业人才聚集的优势，推进“非遗”教育人才队伍的建设。
非遗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然而，目前大多数非遗项目面临着传承危机。如何更有效率、更科学地传承非遗，与职业教育相结合显然是一个值得尝试和关注的途径。基于时代的要求，职业教育将面临巨大挑战，使得其更有文化内涵，内容更加多样化。那么在职业教育中引入非遗传承，无疑迎合了这一需求。在各大职业院校中开展“非遗”教育，对我国非遗保护和发展职业教育都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G].于海广，王巨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概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Z].北京：国务院办公厅，2005.
[3]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篇13
作者：游志能 陈小华 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政治与法律系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一我国现行传统知识保护法律制度
我国作为最早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自1993年12月29日该公约生效以来，在公约履行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相关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等。但遗憾的是，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生物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保护问题并没有进行专门立法，甚至没有针对性的条款来促进此类资源的有效保护，致使这两个问题在我国至今仍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2004年，我国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由此正式开始实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国务院于2008年6月5日批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在专项任务第6项(特定领域知识产权)提出:“完善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制度，防止遗传资源流失和无序利用。协调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构建合理的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益分享机制。保障遗传资源提供者知情同意权。”“建立健全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扶持传统知识的整理和传承，促进传统知识发展。完善传统医药知识产权管理、保护和利用协调机制，加强对传统工艺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加强民间文艺保护，促进民间文艺发展。深入发掘民间文艺作品，建立民间文艺保存人与后续创作人之间合理分享利益的机制，维护相关个人、群体的合法权益。”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经过数年的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终于在2011年通过，并于2011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学者认为:“传统医药，是指我国各民族传统用于预防、治疗和保健的天然药物以及加工、应用这些药物防病治病的系统理论知识或经验知识，包括中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中医药学是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传统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主流医学。民族医药学是指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学，包括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傣医学、壮医学、瑶医学、彝医学、侗医学、土家族医学、朝鲜族医学、回医学等各民族医药。”［2］9可以看出，该条文的用意是明确和加强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该法第44条第2款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有学者认为:“传统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既要采取措施扶持传统医药事业发展，又要加强对传统医药的规范化管理。2003年4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2］131通过查阅《中医药条例》就会发现，该条例从中医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中医药教育与科研、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几个方面对保障和促进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做了规定。条例中涉及传统医药知识转让的条款仅有第24条，该条规定:“国家支持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推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重大中医药科研成果的推广、转让、对外交流，中外合作研究中医药技术，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批准，防止重大中医药资源流失。属于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中医药科研成果，确需转让、对外交流的，应当符合有关保守国家秘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重大工程项目”指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大医学科学技术工程;“属于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中医药科研成果”则需相关部门根据《科学技术保密规定》加以认定。对此二者加以详细说明，是为了表明《中医药条例》对传统医药知识保护上的严重不足。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几个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对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该方面的工作能够在此基础上取得一些积极进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该法中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可能会严重制约该法更好地发挥效益。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制度存在漏洞，可能导致法律冲突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存在法律漏洞，可能与其后的相关立法产生法律冲突。问题在于该条已经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实际上指向的《中医药条例》涉及传统医药知识保护的内容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现实情况对它的要求。那么，在对生物遗产资源流失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时，要不要对传统医药知识保护进行相应规定?如果在对生物遗产资源流失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时不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进行立法，则《中医药条例》亟需修改，原因已经在前一段说明。如果在对生物遗产资源流失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时一并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进行立法，则可能会导致二法在管辖权上的冲突。当然，我们可以借鉴国际法的立法经验，既然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是需要分别授权的，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保护范围，将传统知识都纳入该法的管辖范围。对生物遗传资源进行专门立法的时候，如有需要，可以就与生物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进行专门立法。以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避开法律冲突的问题。进一步而言，虽然从立法技术上可以对二者进行分别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导致发生相互掣肘的情况。(二)立法理念滞后，难以适应实际需要笔者这里所说的立法理念滞后，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仅有的境外机构违法责任条款过于简单、严重滞后;另一方面是指我国在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方面的专门立法严重滞后。该法第41条规定:“境外组织违反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由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及调查中取得的实物、资料;情节严重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本条所说的第15条对境外组织和个人在我国境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传调查应该经相关部门批准，调查结束后应该向相关部门提交调查报告和调查所得资料的复印件，应该与国内相关机构进行合作研究。这里要关注的是它仅针对违法调查做了规定，管理的范围过于狭窄。此外，它的责任也太轻。综合比较相关的国际立法，采用较多的是根据获利情况处以相应的倍数罚款。该条文采用的定额罚款，立法技术上存在一定缺陷。另一方面，我国在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方面的专门立法严重滞后。我国自1993年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在履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建立种质基因库、自然保护区、加强立法、加强国际合作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遗憾的是，在最重要的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这两个重要问题上却始终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文件，让这些重要问题的处理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种局面与中国当前生物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流失严重的现状格格不入，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加强该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深度。(三)惠益分享机制缺乏，难以调动各方积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30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一)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二)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三)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四)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该条是整部法律中唯一直接涉及利益相关者的经费支持的条文。但是，该条文给人的感觉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立法语言，生命力竟然是如此强大。其实，这或许也是立法者所面临的困境，那就是如何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处理好惠益分享这一大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特别是民间文艺、技艺传承方面设置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为他们的知识、文艺、技艺传承和交流提供一定的条件支持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但是，毋庸讳言，该制度仍然有一个严重的硬伤，那就是可操作性有欠缺。政府部门按照什么方式、什么比例给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呢?这是我国此类立法文本一直不愿意正面面对的问题。如果投入不足，则可能会产生如该法第31条所说的代表性传承人转行的问题。传统知识的保护不能满足他们对生活的基本需要，则他们很可能会选择转行。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首先应该考虑如何把蛋糕做大，设法增强项目的向心力，吸引他们重新回归到该行业中来;而不是首先考虑对他们的资格进行重新认定，甚至取消他们的资格呢?进一步而言，在相关项目产生效益之后，这些效益应该如何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实现惠益分享呢?这也是我国相关立法中必须勇于直面的问题，对此已经有学者做了一些有益的研究和探讨［3］。笔者认为，只有让代表性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获得一些切实的收益，才能有效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形成良性循环。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实现惠益分享，最终做大做强传统知识保护产业。传统知识保护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加强引导，也需要学者加强研究，更需要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加强相关问题的专门立法，将有力地促进该方面的保护力度和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对加强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只要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正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加以积极的改进，我们的传统知识保护法律制度一定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