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理性与感性的博弈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微软在经过了近3个多月的努力后，终于决定放弃收购雅虎。从整个收购的过程看，微软始终在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收购，与微软理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雅虎总是以一种莫名的情感伴随着全部的收购过程。
首先雅虎为了拒绝微软的收购，采取了与竞争对手Google联合的方式。按照微软CEO鲍尔默给雅虎CEO杨致远的信中提及的欲将关键字搜索付费业务外包给Google是微软最终决定放弃收购雅虎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一直走下坡路的雅虎，为了与Google竞争在线广告市场，于去年推出了一再延期的巴拿马新版搜索广告系统（Panama），但其运行的效果并不理想。此番欲将自己的搜索广告外包给Google（雅虎已经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测试，试用Google的搜索广告系统。在测试期结束之后，有多家媒体报道说，测试效果良好，雅虎已经基本上决定将搜索广告外包给Google的AdWords系统）。
如果雅虎最终决定将自己的搜索广告外包给Google的话，其苦心准备的借以挑战Google的巴拿马新版搜索广告系统将有可能被淡化，甚至被完全放弃，从这个角度看，Google可谓是一箭双雕，面上帮助了雅虎，落个好人，同时又灭掉了雅虎的核心竞争力，将在线广告市场的主动权将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也许短期内，雅虎会借助这种与Google的合作获取一定的收益增长，但从长期的战略角度看，这将大大削弱雅虎的创新能力，要知道，雅虎之所以有今日日薄西山的窘况，与其创新的乏力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一山不容二虎的简单道理，想来杨致远应该深知肚名吧。其实明摆着，从微软发起收购雅虎的那天起，Google就一直是反对此交易的热衷者，暂时帮助一下雅虎，是为了阻止微软并购雅虎直接威胁到自己一手遮天的互联网业务，但一旦目的达到，Google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肯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即雅虎已经完全失去了创新能力之时），抛弃雅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雅虎淡出互联网的日子就真的不远了。到那时，恐怕就没有微软这样的企业以如此高的价格来为雅虎埋单了。
再来看看微软，从开始发起收购之日起，众多的分析师和媒体就一再鼓吹微软收购雅虎对于微软进军互联网业务的重要意义，甚至一再预测微软会提高报价来达到最终收购雅虎的目的。微软的确这么做了，但关键的时刻，微软还是保持了理性，就在雅虎最后提出提高收购价的时刻，微软断然终止了这项交易。将近500亿美元的价格，即使对于微软这样的企业也不是个小的数目，一旦投入进去，何时能够回本很难预测（因为从雅虎最新的财报看，其第一季度净利润仅为5.422亿美元）。经过这3个多月的时间，雅虎其实并未表现出对这起交易的诚意，甚至不惜采用把自己出卖给竞争对手Google的类似于自残的方式来拒绝微软的并购，所谓强扭的瓜不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出了大价钱（新建议溢价达到了70%）并购雅虎，雅虎也不会采取合作的态度，这无疑会加大微软整合雅虎的难度。
篇2
囚徒困境中最重要的一点假设为当事人为理性人，理性人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其出发点和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别人的好坏和自己无关。理性人并非损人利己的同义词，但是为了得到自己的最大利益，理性人是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在我看来，理性人假设为囚徒困境中脱离了人性的假设条件，其建立在漠不关心别人利益的冷酷造成了其理论与现实中存在的案例相违背。但是该假设又有存在的合理性，在不同的场合下更是有铁般的事实证明其不容置疑。对于以上的矛盾，下文将以模拟案例来叙述。
真实的人性中不但包含理性，还包括感性。也即人非机器，除了以一系列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思想为行为指导外，还受种种非理性的、常常是感性的额外因素影响，这也即为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事实所证明：志愿者耗费宝贵的时间从事繁重的劳动却不能从中受益；匿名捐款人把自己急需的金钱送给自己毫不相识的人；陷入热恋的人在明知恋人不会知晓的情况下仍默默付出关心，只是希望对方能够更好。对这些事例，我们常常轻易地将之冠名为“好人好事”而不加分析其中有悖理性的情境：一个理性人是不会做出自己不会受益甚至可能给自己带来损失的事情，这违背理性假设；现实有力的证明了人“感性”的存在，正是“感性”的存在才使我们实际上对事物的选择绝非一种，我们可以基于自己的“理性”及“感性”两种情感而做出千变万化的选择，才使得那种以往常常有违经验的人们将堕入不可避免的冷酷悲剧结局的论断有了更为乐观的改善。下面将分析存在感性因素的囚徒困境会如何影响囚徒的决策。
假设囚徒A与囚徒B为一对很好的朋友，对方利益的得失会对自己行为构成一定的影响，为了更好的度量其感性因素，我将其不可触摸的心理具化为实物：为了使对方少坐10年牢，囚徒最多愿意自己多坐3年牢。也就是说对方的利益受损会给自己带来负效应，尽管负效应小于对方遭受的损失。所以在囚徒A选择招供而囚徒B选择不招供时，囚徒A实际上虽然只坐3个月的牢，但是因为囚徒B坐了10年牢，而给囚徒A心理带来3年牢的负效应，以坐牢的年份来表示囚徒的效应，则囚徒A的负效应为3年零3个月；当然，如果其中一人A选择招供，另外一人B选择不招供，则B心理上不用承担负效用，相反A心理上要承担3年的负效应；则如若两人都选择招供，则两人的负效应为8年加上心理负效应8*3/10=2.4年总共为10.4年牢，如下所示：
如上所示，囚徒A若选择不承认，囚徒B选择承认的负效应为1年零3个月，选择不承认的负效应为1年，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选择不承认，因为不承认给他带来的负效应要小于承认给他带来的负效应。囚徒A若选择承认，囚徒B选择承认的负效应为10.4年，选择不承认的负效应为10年，在这种情况下，他仍会选择不承认，因为不承认给他带来的负效应要小于承认给他带来的负效应。所以加上感性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不同于纯理性因素不那么悲观的结论，两人都会选择不承认，最终达到了使两人最优的结局。这也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纯理性学者无法理解的真实案例的合理诠释。
基于以上添加感性因素的囚徒困境理论，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没有导致公地悲剧的案例。记得以前我家和邻居住得特别近，若一家电视声音开得比较大，另外一家也可以听得到，若在白天很少有影响，但是夜里睡觉的时候就会打扰到别人，所以一到10点左右，两家都会把电视音量尽量调小以免扰动他人。以上案例将环境理解为公地，为了将其具体化，我模仿《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的哈丁牧人博弈模型，列出如下纯理性博弈模型：
篇3
在笔者看来，这场博弈是非常有益于我们法治化进程。只要参与博弈的人以一种平心静气的态度参加，其结果必将是双赢的。一方面，民众将对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关系有所认识，将更加理性地看待死刑的问题。另一方面，民众的知情权得以更广泛的尊重，一度为法律专家热衷的专家论证意见书的公正性也得到理性的反思。
篇4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将意味着信息化不光促进传统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它还内在地要求产生新的制度，以及更重要的―产生新的制度逻辑。制度逻辑的改变，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由信息化理念引伸出
信息化的制度理念
用“生命化”来解释信息化，在于将信息化理解为与“机械化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相辅相成的“有机化的”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前者主要推动分工专业化，后者主要推动协调有机化。通过协调有机化，进一步带动分工专业化；通过分工专业化，进一步促进协调有机化。
“生命化”主要指通过信息的编码解码与传播（即DNA机理）导致系统自组织、自协调地自发演进的过程，DNA机制就是其生物表现。信息化的本质在于，将生命机制，从生物个体水平上的生命扩展到社会组织水平上的“生命”。从生命化的理念看，国民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信息化过程，是社会组织的有机化过程；它主要作用是克服工业化造成的社会机体不和谐问题。所有信息化工程，本质上都是社会仿生工程，都是给传统工业化形成的机械组织，注入DNA机制，使其活化的过程。比如说企业信息化，就是指“搞活”企业的意思。生命化，这是我们讨论制度问题的原点。
如果承认信息化就是生命化，相应的信息化制度理念，必然是认为制度也是可以生命化的。意思是说，制度也是可以活化的（既然可以搞活企业，也可以搞活制度，如：与时俱进，随需应变，自我完善，创新发展，诸如此类）。这是信息化制度问题上，基础理论级的第一个“大胆假设”。
这个大胆假设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在于它是一个扬弃制度完备理性的命题。因此它是对传统工业化的理论叛逆。我们现在看到的制度经济学，按照其内在倾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肯定完备理性的，论证制度通过体现完备理性的正式形式（如契约、组织、产权、法规等等），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交易费用（协调成本），试图用新古典主义“消化”制度经济学；另一类是扬弃完备理性的，在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基础上，研究制度与交易费用（协调成本）的关系。其中走得最远的，就是与新古典主义渐行渐远的演进的观点，特别是与理性化相对峙的生命化的观点。汪丁丁、韦森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我希望搞信息化理论的人，多注意从他们的观点中获得启发。因为我认为他们的路子，从信息化的角度看，比较“正点”。
信息化的制度逻辑：信息是重要的
信息化在影响到这一或那一制度安排之前，首先改变了制度的逻辑。以往的逻辑，关心的是最佳制度安排，即最理性的制度，缺点是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信息化的制度逻辑，因为从理念上就不认同绝对理性，所以它应当关心的是“与时俱进”本身，把制度理解为一个创新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这样才能逼近信息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真实世界。
信息化制度元逻辑结构：“活的制度”如何可能？
一旦不再把完备理性当作制度逻辑的中心，制度问题在元逻辑层面就将变成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在信息化学者发现这一点之前，汪丁丁首先洞察到这一点。正是经由汪丁丁，我们才发现康德思想中有一种认知和演进的因素，可以在制度逻辑理论创新中，为我所用。
康德理论对制度逻辑的启发，在于他第一次将逻辑学与认识论相结合，对理性进行认知考察这一点上。而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图式说。这一思路，正是信息化制度元逻辑的核心。它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当完备理性并不“真实”存在时，制度的普遍性如何保障；当感性上升为理性后，如何保持制度在选择和创新方面的灵活性。对制度来说，这意味着，当制度从现代性的绝对理性僵化状态，向信息化的活化状态转型时，“活的制度”如何可能的问题。
按照元逻辑推论，信息化的制度逻辑在于：第一，制度是面向现象的；第二，制度是演进的；第三，制度是创新的。当然，把制度的范式基础只追溯到康德，悬置了理性本身，没有做到从启蒙运动的源头上反思现代性的局限。这方面施特劳斯和伯林的理念更深入一些。我以前提出“自由先于权利”的观点，也旨在超越现代主义的制度观，突显信息化制度元逻辑的价值取向所在。
信息是重要的
众所周知，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口号是“制度是重要的”。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另一具现代性图腾。如果这里的“制度”，最终要回归新古典主义的完备理性假设上来，在信息化语境中，我认为“重要”的，就将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不断生成和演进的信息。对于制度来说，信息才是重要的。
1、制度是认知的结果，是信息的流动与积淀过程。行为经济学的认知模式不光反映微观行为结构，而且反映宏观制度结构。制度构造本身就是一个心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制度随时要从当下的情境中获得信息，同时要将这一信息同存储于系统框架（FRAME，相当于康德的图式）中的以往编码信息进行比对，以此方式进行评估，做出应对之策。信息化制度与工业化制度的不同在于，资源外部性越强（信息和知识程度越高）、环境越不确定，系统复杂程度越高，工业化的决策效能越低，而信息化的决策效能越高。以相对较低的决策成本，做出较多的正确决策，是信息化制度的主要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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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就有人提出了非理性的概念，非理性主要是指一切有别于理性思维的精神因素，如情感、直觉、幻觉、下意识、灵感等，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开始比较晚的国家，消费者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者群体相比较，还不够理性，消费观念也比较落后，所以就出现了令西方的经济学者十分困惑的现象，例如有人背着路易威登的高价包挤公交，国外的奢侈品品牌在中国出现价格倒挂的现象，更有甚者今年上半年有些城市出现了食盐抢购嘲，看着大叔大婶排着长龙去买来一箱箱的食盐，面对这一幕幕，嘲笑之余还留给大家很多思考，下面我们从影响消费购买行为的因素以及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过程中，来分析一下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一、消费者自身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1、消费者的经济状况，即消费者的收入、存款与资产,借贷能力等。2、消费者的职业和地位。3、消费者的年龄与性别。4、消费者的性格与自我观念。二、社会因素，主要包括亚文化群和社会相关群体，消费者作为社会一员，在日常生活中要经常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左邻右舍、社会团体等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
下面我们从以上的影响因素来分析一下非理性的因素，在影响消费者的购买的自身因素中，性格的因素非常关键，理性性格的人和感性性格的消费者相比较来讲，感性的消费在购买行为中更关注自我的感觉的印象，既我们常说的“跟着感觉走”，而理性的消费者则更关注商品的性价比，另外，理论上来讲，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要考虑自己的收入和借贷能力，但很遗憾中国的“面子心里”在作怪，中国人比其他的国家的人更在意自己的面子，所以就出现了背着名牌包挤公交车，背着巨额贷款买豪车买豪宅的现象，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奢侈品消费的大国，很多人还洋洋得意，以为在国际上赚足了面子，到中国的中东部的很多贫困地区一看，才知道是中国人的面子心里在作怪，消费层次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自己的收入层次。
以上我们分析了个人因素，下面我们在说一下社会因素，消费者购买行为很容易受到相关群体的影响，也就是跟风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大量的人在一起进行博弈选择中则很容易出现跟风现象，这在股市中尤为明显，被称为“羊群效应”，即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只是很短的时间，在原始社会人类只有群居才有最大可能保全自己，所以人类有和大部分人保持一样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行为本身是否理性就处于次要位置，而和别人保持一致，从而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安全感就更重要。心理学的大量实验研究已经证实，在面临高度不确定问题和问题的判定模棱两可的情况时，个体往往表现为知觉与判断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尤其需要以他人的认知和判断的信息作为决策的“锚定”。中国近几年出现的抢购潮都跟跟风现象有着紧密的联系，非典期间的“抢醋潮”，H1N1期间的“抢蒜潮”，今年的“抢盐潮”，这一次次的抢购风波，都是以为恐慌和个人与群体的微妙的博弈的存在，恐慌感和恐惧感，很容易把消费者的理性冲刷的荡然无存，那么市场中所上演的一幕幕闹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人们购买一种商品的行为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在购买行为发生之前，购买者会有思维活动或行为来保证以后购买的商品自己能满意。
在复杂购买中，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有五个阶段 ：（一）引起需要 ，（二）收集信息，（三）评价方案 ，1、产品属性。即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特性。2、属性权重。即消费者对产品有关属性所赋予的不同的重要性权数，3、品牌信念。4、效用函数5.评价模型，（四）决定购买，（五）购后行为。
分析以上内容我们会发现在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的第三步即评价方案中有四个方面，品牌信念是造成购买决策过程中出现非理性因素的主要原因。消费者大多心中都有一套已认定的每一品牌各种属性的排列位置，称为品牌信念。品牌信念是思想精华，它指出品牌的存在理由，最成功的品牌，它们的观点无不联系人类基本的真理，这些真理，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品牌信念的两大构成因素： 第一、意识形态，一次洞察，或价值观它决定着品牌的机会。第二、企图心，品牌企图达成什么。
例如:奔驰――精确是生活驾御自如的关键。所以，奔驰在它的车中，注入精确的德国工程师的质量标准。 宝马――生活处处需要冲天的激情。所以，宝马试图创造完美的驾乘。当消费者认同了某品牌即形成了某品牌的品牌忠诚之后，在消费者之后的购买决策过程中就会不自觉的购买该品牌的其他产品，即使性价比远远低于该品牌的竞争对手的产品。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理性人”假设也会有所发展。人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器官。大脑不是一部完全理性的计算器，在经过了几千年漫长的进化，它已经有了很多捷径、简化、偏见，甚至是一些不良习惯也会产生不稳定的选择。因此，“理性人”的未来可能会在多学科交融的影响下发展，不只是经济学、心理学，还会有社会学、博弈论，甚至教育学、生态学和历史学等跨度很大的交叉。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种交叉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作为一名消费者，如何避免自己不理性的消费，至关重要。一句话，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理性的消费者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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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古典哲学的发源地，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都崇尚理性主义，德国理性主义思想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这种哲学理论在观念上存在一定的失衡性。其一，“理性”被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感性则成为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存在。“绝对精神”与“纯粹理性”成为关乎人性问题的决定性要素；其二，片面突出了社会群体的力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个体性价值遭到忽略。费尔巴哈对理性至高无上的理论表示质疑，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强调感性哲学的力量，他表示感性更贴近人的客观存在。对传统理性主义提出异议的哲学家还有近代的休谟、卢梭，虽然他们承认感性的作用，但是并不认为感性有高于理性的地位。鲍姆嘉通是感知新理论的首创者，但是从实质而言，他的理论也没有突破传统理性主义的认知，对感性力量的认识存在不足。理性主义的存在具有牢靠的根基，要想从感性主义研究哲学或是从直觉化的“诗性”角度对这一理论提出异议，必得出示一定的资料证据才会有说服力。美国罗杰・斯贝瑞（Roger Wolcott Sperry）是研究现代神经学的专家，他的研究成果使得理性与感性的较量开始向感性主义方向倾斜。
2感性视觉和右脑
左脑会对绘画中的思维模式造成干扰，会造成绘画过程中信息延迟，这一现象已经被罗杰・斯贝瑞、霍华德・加德纳的实验研究所证实。人体的左右脑在功能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左脑更加倾向于理性，而右脑则倾向于人的感性。人的语言功能、逻辑性思维、分析能力、是非明辨力等都是由左脑发挥作用。而一些非语言的、形象化、直观化、具有突发性、刺激性的事件处理则主要靠右脑发挥作用。右脑视觉与左脑视觉都是人的视觉体系的组成部分。左脑视觉与右脑视觉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我们平常而言的视觉其实是指单纯意义上的左脑视觉。右脑视觉在工作模式上类似于照相机，具有及时、敏捷、稳靠的特性。左脑的意识参与会造成知觉屏障，会阻碍信息进入大脑。减少左脑意识干扰，就会使右脑的信息处理加速。信息常常会以串联的形式显现，这是右脑的特性，因此某些具备右脑视觉处理能力的人，即便单纯只看到静止性的画面，也会听到与之相关的声音或闻到与之相关的味道。癫痫病人的右脑视觉能力特别明显，这在很多的医学病例中已经被证实。癫痫病患者发病时，其左脑的控制力相当薄弱，大量信息就会以串联的形式涌进右脑。天才画家梵高就是一名癫痫病患者，梵高的作品色彩浓艳，用笔强烈，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梵高卓越的艺术成就在很大一方面是其右脑视觉能力的结果。
了解左右脑的视觉模式，有利于我们有针对性对左右脑的功能进行干扰。如果有意识地去控制左脑的机制发挥，就会促进右脑机能的作用，如此就会改变大脑对图像信息的处理结果。例如强调右脑在作画时的功能，对左脑的信息干扰进行有意识地控制，就会使人的右脑向照相机一样开始工作，这样不但会提高了作画的时间效率，而且在色彩处理等方面都会更加形象化、直接化。印象派的作品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
3右脑视觉模式
印象派绘画强调“光”与“色”，产生于19世纪，会带给观者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是对传统绘画艺术的一种颠覆。莫奈是印象派的代表，他这样形容其绘画的过程：印象派绘画要对所画的事物视而不见，要在头脑中印记事物投给人脑的最初印象，抓住色彩与形状是关键。作品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直观化感受，具有及时性的特点。他说：大自然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中，而非静止，画家要想抓住大自然的动态化特征必须要具备一定的速度。要在短时间内对事物的形状、色彩、光线做出处理，而不要着眼于事物细致化特征。为了更好地捕捉大自然的变化性特征，莫奈在作画方式上独辟蹊径，他同时画多幅作品，对不同时间段的光线变化、色彩变化进行描画。莫泊桑说莫奈的绘画对于色彩的处理以及光影变化的捕捉相当迅速，而且莫奈的作品会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莫奈的这种绘画方式具有鲜明的右脑视觉模式特点，形象、直观，及时有效地将大自然的瞬息万变定格在其作品上。
美国的贝蒂・爱德华是右脑视觉模式的实践者，她充分应用这一模式对绘画学习者进行“右脑视觉”培训。具体的训练过程是这样的：把绘画者的一个手掌作为绘画对象，作画时绘画者的目光要随着手掌的轮廓运动，同时画笔要随同绘画者目光的移动在画纸上进行绘画。在绘画的这一过程中绘画者不要看自己笔下的线条。要让绘画者的右脑与视觉发挥绝对的支配权。作画时间到了，就要立刻收笔，这时候绘画者才可以看自己笔下的作品。这种方法打破了常规性的作画模式，虽然整个画的线条似乎毫无章法，充满无意识，不够流畅优美，但是这些线条轨迹却充满趣味性。这种趣味性就是对常规化的一种突破，正是这种突破创造了绘画上的新意，体现出了画作的个性与态度倾向。
篇7
2.1盲目追求西方文化我国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开放的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不断地扬弃自身的同时，又以宽广的胸怀，吸收、接纳外来文化。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西方价值的重新发现，赢得了当代青年的认可和追随，使其迅速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使得相当一部分青年盲目跟从，不考虑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对西方的各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宣传不加鉴别，全盘接受。
2.2文化价值观念流失文化的重要价值即在于能够形成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一直以来，我国文化以其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被世界所关注，但是在我国，文化博弈中，很多人抛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观，造成了民族文化萎缩，传统价值观念缺失，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下降，形成了文化价值的真空地带，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发展。
2.3缺乏科学创新精神科学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能够给社会带来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大幅度增长，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加强，有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使社会各阶级不同程度地受益。而在全球主义的地球经济时代，我们的文化里面对技术、经济、创新都没有太重视。
3当代我国文化博弈策略
在全球文化博弈中，我国文化是一种包容的，柔性的文化，有着天然的文化优势。为此，应从以下几点来发挥我们的博弈优势。
3.1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全球化的历史大环境中，各国不断受到来自他国多元文化价值的冲击，要想在全球文化博弈中抢占文化制高点，我们国家必须充分认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首先，政府对文化发展应尽力减少政治的控制力，鼓励各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大众文化的发展，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政府要支持外国文化在我国的发展，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并取其精华为中华文化所用，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为我国文化进入国际市场打好基础。
3.2充分发挥道德优势西方道德是在基督教传统上发展起来，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最终目的是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西方文化利己虚伪性相比，我国儒家文化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我国文华的自身道德优势，形成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加快推动当代我国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全面占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共鸣。
3.3科学的传承和创新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在西方文化逐渐入侵国人思想文化的趋势下，每个人都要认真学习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保证优良传统的世代相传。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传承，关键在创新。传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轮子。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用科学的精神发展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推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3.4理性对待外来文化在全球博弈的今天，使各方利益实现最大化的策略是相互吸收对方先进的文化以补自身文化之短，从而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应该认识到外国虽然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资源丰富，有的先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等方面的优势，但与美国和欧盟相比，我们在许多方面仍处劣势。针对外来文化，首先应以包容开放理性的态度分析出各文化的优劣，充分吸收各文化的先进因素，补己之短，克服自身劣势。参与博弈的全球各大文明作为理性的选择者，被动地全盘吸收或主动地全盘反对其他文化是不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对于各民族文化而言，不论是对内部的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对外部的外来文化的吸收，如果只被动接受，不寻求主动创新，无论这个文化曾经多么强大，最终都会走向消亡。为此，必须在合理吸收借鉴优秀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尽快建立起符合自然道德根本规律、符合我国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结构，充分发挥我国文化的特色，为我们在全球博弈中起到积极作用。
3.5以高新科学技术推动文化快速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中，科技对文化的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文化创新的最重要的推力，最基本的阵地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最有利的突破口则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加快推进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提高文化企业装备水平和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文化产品的艺术感染力，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才能使中华文化更加繁荣。因此，我国文化必需深化科学信息技术普及和推广应用，充分发挥信息网络在文化建设和加速创新方面的巨大作用，促进传统文化产业改造提升，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篇8
博弈观念在企业产品整体概念发展中的应用
在市场营销学中，人们将产品看作是包涵核心产品、形体产品和附加利益产品的复合体。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它不仅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反映了市场竞争焦点的转移，更反映了企业市场营销观念的转变过程。
在市场产品供不应求时，生产观念是企业的主导营销观念；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他们关注的是能买到产品的最大使用价值，即产品能够给人们带来利益的属性；消费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理性消费，因为他们必须用有限的收入购买到必需的商品，所以产品的物理化学性能是企业竞争的焦点。
在市场上部分产品供过于求时，企业生产观念、产品观念以及推销观念共存；消费者收入的增加使他们开始关注产品的包装、品牌、款式等产品的有形部分，消费常有冲动性的特征，并且属于感性与理性消费的混合时期；产品的形体成了企业竞争的焦点。
在市场产品供过于求时，推销观念和市场营销观念左右着企业的营销行为；消费者较高的收入决定了他们不仅要买到适用的产品，而且还要关注心理满足，比如，是否方便购买、方便使用，有无购物之忧，是否物超所值；企业市场竞争的焦点转移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项目的“数量”上，关注为顾客提供“更多的”附加利益。
在新世纪，个性消费将成为主流，企业将改变过去“产品是服务载体”的观念为“服务是产品载体”的观念，企业服务先行，产品跟进，因为市场竞争焦点将发展为“企业提供服务的质量”方面。企业关注焦点的变化体现了市场竞争焦点的转移和企业营销博弈点的演变。
博弈观念在企业逆向营销中的应用
逆向营销是指企业打破常规，不按战略到战术的顺序思维决策，而是由战术导出战略的逆序思维决策。这如同我们解几何题的倒推法，实现殊路同归的企业营销目的。在“顺”和“逆”之间，企业存在着营销博弈，“逆”并不违背“顺”的“消费者需求”这一中心。
十几年前，我曾经读过一本关于逆向思维的书。书中讲的是，如果在生活和企业经营中多一些逆向思维，那么我们常有一些意外收获。书中的一个例子是说，人们在吃药时，常苦于木瓶塞难以开启。但却很少有人想到“既然取不出，索性将它塞进去，药片同样可以倒出”！当然，今天的药品生产者早已解决了这样的产品包装问题，但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却让我至今难忘，茅塞顿开。
营销观念强调企业市场营销始于市场，营销战略指导企业的营销战术，但在实践中，企业决策往往恰恰相反，即先有战术技巧后有战略定位。曾经风靡世界的SONY微型收录机，起因于要生产一种“口袋里能够装得下”的收录机，之后企业组织技术攻关、实验、向市场推销。企业家汤姆·莫纳汉采用的战术仅仅是把比萨饼送货上门，通过建立遍布全国的连锁网络，实现“30分钟内比萨饼送货上门，保您满意”的服务宗旨，因为没有第二家这么做，所以成为饮食业巨子。维克斯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治疗伤风感冒的新药，使人昏昏欲睡，副作用明显。然而，当把它定位在“第一种夜间使用的感冒药”——“奈奎尔”（NyQuil）之后，该药成为维克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新产品。
博弈观念在企业战略竞争中的应用
孙子曰：上兵伐谋。谋即谋略、战略。战略营销，棋高一筹；战略失误，全盘皆输。企业战略竞争是指企业在竞争中应始终追求“有形与无形价值最大化”，而不仅是总利润和长期利润“有形价值的最大化”；企业在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和促销等营销战术的实施上，在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配置上，应避免与竞争对手的恶性竞争，实现从“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向“共生共存”的市场竞争转移。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我国企业拼杀价格，争夺有限的市场占有率，争当中央电视台“标王”时，一些已经进入我国的跨国企业却在悄然收购品牌、收购企业或实现联合。他们利用中国的一些知名品牌已经拥有的地域优势、文化优势、销售渠道优势、人才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市场，而中国的一些知名品牌却陆续自生自灭，比如沙市日化的“活力28”，杭州的“孔凤春”，上海的“美加净”等。尽管有的企业又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重新买回了自己的品牌，但是企业花的钱是不是太“冤”！
在国际市场，多家跨国公司间的兼并、联合、重组，避免了他们之间的相互残杀，一艘艘航空母舰打造成功，新的国际市场的垄断由此形成。正如著名的银行家勃纳德·巴舍奇说的一样：“你并不需要熄灭别人的灯光以使自己的明亮”。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应冷静分析自身的优劣势，及时调整营销战略，谋取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企业不但要敢于竞争，更要善于竞争；不但要有参与竞争的意识，更要有善于竞争的谋略。与其临渴掘井，不如未雨绸缪，战略竞争观念是防止企业陷于战术竞争旋涡的救生圈。
博弈观念在企业大顾客观念中的应用
大顾客营销观念是近几年西方企业较为认同的一种市场营销观念，即将企业之外的组织、个人都视做企业的顾客。从“以企业为中心”，到以狭义的“顾客”为中心，再到以广义的“顾客”为中心，体现了企业营销观念的发展。企业在“各顾客”间努力寻找彼此的利益均衡点，存在着营销博弈。
此外，我们认为，企业还应将员工当作自己的大顾客“群体”。传统市场营销观念认为，企业营销活动应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但是在以人本管理为主的今天，“消费者利益”和“企业员工的利益”应同等重要，二者相当于企业这个天平的两头。“一个中心”的企业是不稳定的组织，因为仅重视顾客利益可能忽视企业员工的需求，难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企业员工的竭心尽力，就不会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当然，仅重视企业员工利益又常难以把握消费者需求这一中心，可能忽视目标市场的需求，导致产品销售不畅。天平两头的两个中心点相互制衡，使管理者在博弈中推进企业的长足发展。为此，企业应重视顾客的研究，重视员工知识水平、工作技能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特别是新形势下的股权激励，它能够将科技人员的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是现代企业发展的直接动力，企业最重要的资本是人力资本而不再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博弈观念在企业市场营销观念中的应用
观念是企业营销人员的经营哲学，是企业开展营销活动的中心；观念是企业行为的规范和指导；传统的营销观念“以企业为中心”，表现为企业一切活动围绕生产、产品和推销而展开，消费者是被动消费和感性消费。市场营销观念强调“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表现为企业一切活动围绕消费者需求而展开，它使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始于市场，终于市场；企业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消费者是主动消费和理性消费。企业营销观念演变反映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企业要进行有效的营销工作，就必须确立符合企业实际的市场营销理念，并与企业的营销战略保持一致，相对稳定。据哈佛大学商学院的E.RaymondCorey教授分析，以GE为代表的美国优秀的企业都有一个经得住时间和实践考验的企业经营理念，都在投资、并购、工厂选址、技术发展方向等问题上强调与经营观念保持一致，它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基础和前提。从宝洁的品牌营销，可口可乐的特许经营，斯沃琪的差异化影响，马狮的关系营销到戴尔大规模定制化营销，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营销观念。但哲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由于企业的内外环境在变，所以企业也要随时微调自己的理念，矫正企业的营销行为，在保持经营理念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企业又应有阶段性的目标调整。对于不适应市场发展和企业实际的经营理念，企业应果断做出调整。
21世纪，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行业利润率也在逐步下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此时，企业营销观念又被赋予了新内容，有了新发展。企业在新品开发、产品降价、销售网络设置、广告费投入、企业形象推广等营销活动中，存在着单纯“继承”与不断“更新”营销观念的博弈；存在着努力“满足”与“创造”顾客需要的博弈；存在着企业“长期利润和总利润的最大化”与企业“有形与无形价值最大化”的博弈；存在着“优胜劣汰”或“共生共存”市场竞争的博弈。这样，如果我们将市场营销观念和市场营销观念的新发展视做两极，那么表1“企业营销中的观念博弈”说明了企业应把握营销观念的两极，积极寻求两极的平衡点。所以，企业营销观念在稳定和调整的平衡中存在博弈。
企业单纯“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可能导致企业向顾客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增加成本，削弱企业的竞争优势。所以，提高企业整体营销实力，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服务发生，“防患于未然”比单纯追求服务的数量更有价值。企业既要以消费者为中心开展企业的营销活动，又要努力获取理想的利润；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有条件的，即这部分顾客必须是企业目标市场的顾客；满足顾客需要固然重要，但是在许多市场也许创造需要更有价值；“长期利益和总利益的最大化”虽然已经是企业追求的长远目标，但企业有形的利润价值和无形的企业形象价值也许更应该成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参考资料：
篇9
博弈观念在企业产品整体概念发展中的应用
在市场营销学中，人们将产品看作是包涵核心产品、形体产品和附加利益产品的复合体。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它不仅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反映了市场竞争焦点的转移，更反映了企业市场营销观念的转变过程。
在市场产品供不应求时，生产观念是企业的主导营销观念；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他们关注的是能买到产品的最大使用价值，即产品能够给人们带来利益的属性；消费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理性消费，因为他们必须用有限的收入购买到必需的商品，所以产品的物理化学性能是企业竞争的焦点。
在市场上部分产品供过于求时，企业生产观念、产品观念以及推销观念共存；消费者收入的增加使他们开始关注产品的包装、品牌、款式等产品的有形部分，消费常有冲动性的特征，并且属于感性与理性消费的混合时期；产品的形体成了企业竞争的焦点。
在市场产品供过于求时，推销观念和市场营销观念左右着企业的营销行为；消费者较高的收入决定了他们不仅要买到适用的产品，而且还要关注心理满足，比如，是否方便购买、方便使用，有无购物之忧，是否物超所值；企业市场竞争的焦点转移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项目的“数量”上，关注为顾客提供“更多的”附加利益。
在新世纪，个性消费将成为主流，企业将改变过去“产品是服务载体”的观念为“服务是产品载体”的观念，企业服务先行，产品跟进，因为市场竞争焦点将发展为“企业提供服务的质量”方面。企业关注焦点的变化体现了市场竞争焦点的转移和企业营销博弈点的演变。
博弈观念在企业逆向营销中的应用
逆向营销是指企业打破常规，不按战略到战术的顺序思维决策，而是由战术导出战略的逆序思维决策。这如同我们解几何题的倒推法，实现殊路同归的企业营销目的。在“顺”和“逆”之间，企业存在着营销博弈，“逆”并不违背“顺”的“消费者需求”这一中心。
十几年前，我曾经读过一本关于逆向思维的书。书中讲的是，如果在生活和企业经营中多一些逆向思维，那么我们常有一些意外收获。书中的一个例子是说，人们在吃药时，常苦于木瓶塞难以开启。但却很少有人想到“既然取不出，索性将它塞进去，药片同样可以倒出”！当然，今天的药品生产者早已解决了这样的产品包装问题，但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却让我至今难忘，茅塞顿开。
营销观念强调企业市场营销始于市场，营销战略指导企业的营销战术，但在实践中，企业决策往往恰恰相反，即先有战术技巧后有战略定位。曾经风靡世界的SONY微型收录机，起因于要生产一种“口袋里能够装得下”的收录机，之后企业组织技术攻关、实验、向市场推销。企业家汤姆·莫纳汉采用的战术仅仅是把比萨饼送货上门，通过建立遍布全国的连锁网络，实现“30分钟内比萨饼送货上门，保您满意”的服务宗旨，因为没有第二家这么做，所以成为饮食业巨子。维克斯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治疗伤风感冒的新药，使人昏昏欲睡，副作用明显。然而，当把它定位在“第一种夜间使用的感冒药”——“奈奎尔”（NyQuil）之后，该药成为维克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新产品。
博弈观念在企业战略竞争中的应用
孙子曰：上兵伐谋。谋即谋略、战略。战略营销，棋高一筹；战略失误，全盘皆输。企业战略竞争是指企业在竞争中应始终追求“有形与无形价值最大化”，而不仅是总利润和长期利润“有形价值的最大化”；企业在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和促销等营销战术的实施上，在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配置上，应避免与竞争对手的恶性竞争，实现从“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向“共生共存”的市场竞争转移。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我国企业拼杀价格，争夺有限的市场占有率，争当中央电视台“标王”时，一些已经进入我国的跨国企业却在悄然收购品牌、收购企业或实现联合。他们利用中国的一些知名品牌已经拥有的地域优势、文化优势、销售渠道优势、人才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市场，而中国的一些知名品牌却陆续自生自灭，比如沙市日化的“活力28”，杭州的“孔凤春”，上海的“美加净”等。尽管有的企业又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重新买回了自己的品牌，但是企业花的钱是不是太“冤”！
在国际市场，多家跨国公司间的兼并、联合、重组，避免了他们之间的相互残杀，一艘艘航空母舰打造成功，新的国际市场的垄断由此形成。正如著名的银行家勃纳德·巴舍奇说的一样：“你并不需要熄灭别人的灯光以使自己的明亮”。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应冷静分析自身的优劣势，及时调整营销战略，谋取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企业不但要敢于竞争，更要善于竞争；不但要有参与竞争的意识，更要有善于竞争的谋略。与其临渴掘井，不如未雨绸缪，战略竞争观念是防止企业陷于战术竞争旋涡的救生圈。
博弈观念在企业大顾客观念中的应用
大顾客营销观念是近几年西方企业较为认同的一种市场营销观念，即将企业之外的组织、个人都视做企业的顾客。从“以企业为中心”，到以狭义的“顾客”为中心，再到以广义的“顾客”为中心，体现了企业营销观念的发展。企业在“各顾客”间努力寻找彼此的利益均衡点，存在着营销博弈。
此外，我们认为，企业还应将员工当作自己的大顾客“群体”。传统市场营销观念认为，企业营销活动应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但是在以人本管理为主的今天，“消费者利益”和“企业员工的利益”应同等重要，二者相当于企业这个天平的两头。“一个中心”的企业是不稳定的组织，因为仅重视顾客利益可能忽视企业员工的需求，难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企业员工的竭心尽力，就不会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当然，仅重视企业员工利益又常难以把握消费者需求这一中心，可能忽视目标市场的需求，导致产品销售不畅。天平两头的两个中心点相互制衡，使管理者在博弈中推进企业的长足发展。为此，企业应重视顾客的研究，重视员工知识水平、工作技能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特别是新形势下的股权激励，它能够将科技人员的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是现代企业发展的直接动力，企业最重要的资本是人力资本而不再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博弈观念在企业市场营销观念中的应用
观念是企业营销人员的经营哲学，是企业开展营销活动的中心；观念是企业行为的规范和指导；传统的营销观念“以企业为中心”，表现为企业一切活动围绕生产、产品和推销而展开，消费者是被动消费和感性消费。市场营销观念强调“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表现为企业一切活动围绕消费者需求而展开，它使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始于市场，终于市场；企业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消费者是主动消费和理性消费。企业营销观念演变反映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企业要进行有效的营销工作，就必须确立符合企业实际的市场营销理念，并与企业的营销战略保持一致，相对稳定。据哈佛大学商学院的E.RaymondCorey教授分析，以GE为代表的美国优秀的企业都有一个经得住时间和实践考验的企业经营理念，都在投资、并购、工厂选址、技术发展方向等问题上强调与经营观念保持一致，它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基础和前提。从宝洁的品牌营销，可口可乐的特许经营，斯沃琪的差异化影响，马狮的关系营销到戴尔大规模定制化营销，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营销观念。但哲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由于企业的内外环境在变，所以企业也要随时微调自己的理念，矫正企业的营销行为，在保持经营理念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企业又应有阶段性的目标调整。对于不适应市场发展和企业实际的经营理念，企业应果断做出调整。
21世纪，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行业利润率也在逐步下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此时，企业营销观念又被赋予了新内容，有了新发展。企业在新品开发、产品降价、销售网络设置、广告费投入、企业形象推广等营销活动中，存在着单纯“继承”与不断“更新”营销观念的博弈；存在着努力“满足”与“创造”顾客需要的博弈；存在着企业“长期利润和总利润的最大化”与企业“有形与无形价值最大化”的博弈；存在着“优胜劣汰”或“共生共存”市场竞争的博弈。这样，如果我们将市场营销观念和市场营销观念的新发展视做两极，那么表1“企业营销中的观念博弈”说明了企业应把握营销观念的两极，积极寻求两极的平衡点。所以，企业营销观念在稳定和调整的平衡中存在博弈。
企业单纯“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可能导致企业向顾客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增加成本，削弱企业的竞争优势。所以，提高企业整体营销实力，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服务发生，“防患于未然”比单纯追求服务的数量更有价值。企业既要以消费者为中心开展企业的营销活动，又要努力获取理想的利润；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有条件的，即这部分顾客必须是企业目标市场的顾客；满足顾客需要固然重要，但是在许多市场也许创造需要更有价值；“长期利益和总利益的最大化”虽然已经是企业追求的长远目标，但企业有形的利润价值和无形的企业形象价值也许更应该成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参考资料：
篇10
然而，对鲍德里亚来说，处于资本主义商品形式之逻辑核心的虚无主义———作为对马克思加以完善的尼采主义———的发现，就是这样打破了所有的‘指涉性错觉’。”[2]（P79）当代视觉艺术当下正是以这种“毫无深度”的享受性的视觉性美学现实，来软化理性主义的神经，注重感性感观的美学原则被激发，使人们充分体会到感性体验的回归存在。因此，当代视觉艺术实现了彻底抛弃理性对其的引导性意义，走向了极致化感性的表达，感望与当代视觉艺术紧密联系了起来。但是这种极致化的发展倾向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批判工具理性的束缚性意义基础上走向了过分夸大工具理性的消极意义；另一方面彻底抛弃了理性之于其存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走向了“毫无深度”的虚无文化的路径方向。因此，人们在观视这些视觉影像时，沉浸在虚幻的情景中，体会视觉冲击的美感，而剥离了理性精神的净化引导。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1]（P157）理性精神的丧失造成的就是视觉美感的意义性缺失，呈现的是空间的平面化画面，从而导致主体精神意义引导的匮乏。可以说，当代视觉艺术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彻底抛弃了理性意义的引导，一味追求视觉感性的冲击，这种极致化的发展之路，造成了主体意义的消解，人在当代视觉的观视中无法得到价值论和生存论意义的引导，走向了感性主体的生存意义的虚无感。
在这种“毫无深度”的虚无文化下，单一化的视觉感知成为艺术的依赖性因素，视觉感性体验被独立出来，并无限放大到了极致化的程度，当下视觉艺术作品丧失了深层意蕴的表达，严重背离了视觉艺术的发展要旨。虽然相对传统视觉艺术所倚重的深层意蕴这些因素，视觉感性的冲击在当下商业消费社会也足以吸引到大众的眼球，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复制的影像来满足人们的视觉消费需求。但是，当下视觉艺术作品的意蕴魅力逐渐丧失，缺少深厚意蕴对内容价值的支撑，完全依靠视觉感性的冲击。然而像这种走向了单薄化路径的视觉艺术是无法长期立足的。比如张艺谋导演的影视作品，前期作品《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在塑造手法上注重营造唯美画面，同时不忘内蕴深刻的人性的哲理揭示，这种深层的意蕴对主体人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引导。然而随着商业氛围的渐浓，高科技拍摄技术的运用，其《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电影过度追求视觉画面的冲击，而忽略了内在意蕴的阐释，虽然在商业票房上攫取了利润，但其作品的发展却走向了极致化之路，以致当下其调整了发展路径，《山楂树之恋》等新近作品恢复到了意蕴的表达方向。我们也由此观视到视觉艺术所蕴含的内在意蕴，对艺术空间的展现表达和人性价值论的引导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要正视理性之于人本身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视觉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彻底抛弃了理性的引导，过度追求感性的表达，将最终走向主体精神意义的消解、灵魂的迷失而无家可归。
篇11
Game Analysis of the Best Response Dynamics in Agro－technical Popularization
WU Zhe，LI 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5， Hubei，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china was contributed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peasantry，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s and to push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our country． The popular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hrough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repeated game approach and the best-response dynamics theory was analyzed． And at last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policy were given．
Key words： mechanization； repeated game approach； best-response dynamics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正是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使我们对如何发展农业，发展怎样的农业等发面有了新的认知，同时也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本文主要从农业技术推广的辐射效应论述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
1农业发展现状
1．1机械化程度低
我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区分布在东北，黄淮海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总土地面积的22％，2003年耕地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全国的约53％、51．8％，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59％，粮食总产占全国的约61％。其他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地形等制约因素，粮食种植面积相对较小［1］。据统计测算，到2007年底我国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到41％，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已降至38％左右。当前我国农业机械化整体水平，只相当于韩国20世纪70年代水平。尽管我国机耕水平接近60％，小麦生产80％实现了机械化，水稻机械收割水平接近34％（2005年数据），但大宗农产品生产总体机械化水平较低，玉米机械收获水平仅有8％，水稻机械插秧水平只有11％，花生、马铃薯机械收获发展刚刚起步，油菜、甘蔗、园艺作物等优势农产品机械化基本空白［2］。
1．2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
在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大多数是受教育年限相对较长的中、青年劳动力。据统计，2000年，21～25岁的农村劳动力中有67．2％从事非农业活动，年龄段在26～30岁、31～35岁、36～40岁、41～50岁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比例依次为52．5％、47．6％、43．3％、37％。根据《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提供的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农民工中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接受过各种技能培训的占近24％［3］。可以看出，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比较年轻，同时也是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虽然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只剩下老幼妇孺，必将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由于留守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致使他们习惯于其所掌握的落后生产方式，对外界的新事物缺乏兴趣，对信息、新技术的认识能力、消化能力都不高。这就使得许多新知识、新成果、新技术难以在农民的生产活动中得到应用和推广，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同时，农民不太了解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律，不能及时捕捉经济信息从而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造成很多农产品不能通畅销售，达不到提高农民收入的目的。农村留守农民文化素质偏低是农业科学技术推广难的主要因素。
农业技术近年来在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发展较快，但相对于日益增长的工业化进程，农村技术推广仍然存在障碍。农业技术能否快速有效的扩展直接关系到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生活水平。
2博弈分析
最优反应动态（Best－response dynamics）是进化博弈理论中典型的动态机制之一．该机制适用于少数有快速学习能力的有限理性博弈方之间的重复博弈和策略进化［4］。在此机制下，认为博弈方虽然缺乏在复杂局面下准确判断和全面预见的能力，但是具有较快的学习能力。在一次博弈结束之后，博弈方会对本期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对不同策略的结果做出比较正确的事后评估并相应调整策略［5］。
2．1基本模型
首先，假设我国各地村庄作为行为主体，他们具有相当快的学习和一定的分析能力，同时又是有限理性的，这样的假设与实际情况是比较吻合的。所以，采用具有快速学习能力的有限理性博弈方之间的重复博弈模型。假设图l中得的矩阵为各村庄之间的博弈。每个博弈方都有两种策略选择：采用新技术（设为A策略）；不采用新技术（设为B策略）。当博弈双方都采用A策略时，双方的得益都为α；当博弈双方都采用B策略时，双方的得益都为β；当双方采用的策略互不相同时，采用A策略的一方由于采用新技术将付出一定的代价（如资源共享、要素流动等）γ，其得益为β－γ；采用B策略一方由于搭便车等行为则从对方获得了额外好处）γ，其得益为β＋γ。其中，α－β＞＞γ。
从得益矩阵可以看出，得益矩阵表示的双方博弈，又称为“协调博弈”，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A，A）、（B，B），其中（A，A）是帕累托上策均衡。但是，如果考虑了博弈方相互对对方理性的信任问题，或者对风险的敏感性等因素，那么均衡（B，B）则更可能出现。
2．2最优反应动态
下面开始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村庄采用新技术与否的博弈策略给我国农业带来的不同影响。假设各村庄两两之间进行上述博弈。由于各方都是有限理性的，但又具有快速的学习能力，他们能对上一期的博弈结果进行总结，并立刻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以使当期能够实现收益最大化。同时假设各村庄之间的交往具有重叠交互作用的特征，即同一村庄可以同时与不同的村庄进行博弈。
假设我国各村庄都处于一个圆周之上，每个村庄都与各自的左右邻居进行重复博弈。我们下面将按照从特殊到一般的思路，来讨论圆周博弈中的最优反应动态。
2．2．1考察5个村庄分布处于圆周上5个不同位置的情况我们假设有5个村庄分别处于圆周上的5个不同位置（图2），每个位置的博弈方可能采取A策略，也可能采取B策略。所以，初次博弈共有32种可能的情况，其中包括一种全部采用A策略，一种全部采用B策略的情况，其他都是两种策略均有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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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xi（t）为在t时期，博弈方i的邻居中采用A策略邻居的数量，该数量有0、l、2可能值。相应地，采用B策略邻居的数量为2－xi（t），也有0、1、2可能值。针对第t期的xi（t），博弈方采用A策略的得益为α×xi（t）＋（β－γ）×［2－xi（t）］，采用B策略的得益为（β＋γ）xi（t）＋β×［2－xi（t）］。根据最优反应动态机制，当
α×xi（t）＋（β－γ）×［2－xi（t）］＞（β＋γ）xi（t）＋β×［2－xi（t）］
即xi（t）＞2γ／（α－β）时，博弈方i在t＋1时期会采用B策略。
已知α－β＞＞γ，则2γ／（α－β）＜1由于xi（t）只能取0、l、2整数，在实际上，如果在t时期博弈方i的两个邻居中只要有1个采用A策略，那么博弈方i在t＋1时期就会采用A策略；如果两个邻居都没有采用A策略，那么博弈方i在t＋1时期就会采用B策略。由此可以得出，当5个博弈方初次全部采用A策略（B策略）时，最终的稳定状态为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B策略）；如果在初次博弈中有1个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而其他博弈方都采用B策略的时候，那么这5个博弈方经过4个时期的反复策略调整，最终收敛到了所有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图2给出了初次博弈只有一方采用A策略的最优反应动态过程。
2．2．2考察有6个村庄分布处于圆周上6个不同位置的情况如果在初始博弈中，有1个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而其他博弈方都采用B策略。按照同样的推理，可以得出，最优反应动态并没有使6个博弈方最终收敛于全部使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而是在（B，A，B，A，B，A）和（A，B，A，B，A，B）之间周期变动。也就是说明，每个博弈方都会在A策略和B策略中徘徊不定。如果在初次博弈中，有相邻的两个博弈方都使用了A策略，其他博弈方仍然使用B策略。那么，最优反应动态可以使得所有博弈方最终都收敛于全部使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如果在初始博弈中，有不相邻的两个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此两方之间存在另一个采用B策略的博弈方），而其他博弈方采用B策略，最优反应动态也不能使所有博弈方都收敛到全部使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而是又陷入了（B，A，B，A，B，A）和（A，B，A，B，A，B）之间的周期变动，与第一种情形（只有1个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的结果相同。如果在初始博弈中，有不相邻的两个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此两方之间存在另外两个采用B策略的博弈方），而其他博弈方采用B策略，各个博弈方通过反复调整策略，其间会出现相邻的两个博弈方同时采用A策略的情形，这种情形与上文的第二种情形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最优反应动态最终使所有的博弈方收敛于全部采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
通过以上对特定奇偶数量的博弈方的分析，我们不难推广到一般的情况，即存在n个村庄处于圆周上的n个不同位置，可以得出下列命题。
命题1：当所有n个博弈方在初次博弈中都采用A策略（B策略）时，最终的稳定状态则为所有的博弈方都采用A策略（B策略）。
命题2：当n为奇数时．在初次博弈中，如果有一个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其他博弈方采用B策略，那么各个博弈方经过多个时期的反复调整政策，最终能够收敛于所有博弈方全部采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
命题3：当n为偶数时．如果在初次博弈中，有一个博弈方采用了A策略，其他博弈方采用B策略，那么，最优反应动态无法使所有博弈方收敛于稳定状态，各博弈方对策略的调整只能陷入周期变动。
命题4：当存在n个博弈方时，如果我们通过安排博弈方在初次博弈中的策略，使得在重复博弈到达某一期时，出现相邻的两个博弈方同时采用了A策略。那么，经过之后的有限多次博弈，最优反应动态将最终使得所有博弈方收敛于全部采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
2．3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最优反应动态是否能够使得所有博弈方都收敛于采用A策略的稳定状态，主要取决于各个博弈方在初次博弈中的策略分布，此外，还与博弈方在得益矩阵中得益大小有关。
2．3．1关于各个博弈方在初次博弈中的策略分布根据命题4可知，如果某种策略的初始分布使得重复博弈在将来某一期中出现相邻的两个博弈方同时采用A策略，则最优反应动态最终会使所有博弈方达到全部采取A策略稳定状态。因此，要求各村庄在采用新技术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素质和文化修养。
2．3．2关于各个博弈方在得益矩阵中的得益大小根据博弈模型可知，当xi（t）＞2γ／（α－β）时，博弈方i在t＋1时期会采用B策略。由于我们假设（α－β）＞＞γ，故2γ／（α－β）＜1，即只要在时期博弈方i的两个邻居中只要有1个采用A策略，那么他在t＋1时期就会采用A策略。若要保证（α－β）＞＞γ，必须使得我国农村中各村庄采用新技术的得益远大于不采用新技术的得益。同时，还须使得各村庄采用新技术的成本γ尽可能小［6］。
3结论
通过以上的博弈分析可知，我国农民是否采用新技术取决于不同的因素，由不同的演化路径，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首先各地政府要根据各自地域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技术及推广机制，做到因地制宜。其次，政府应加大在农村的资金投入及农业科技人才的引进。最后，各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农民的农业技术培训，使其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还应加强各村庄之间技术信息的交流，加强合作。
参考文献：
［1］ 杨进华．安徽省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的思考与建议［J］．安徽农学通报，2007，13（12）：10－11．
［2］ 高启杰，谢建华． 关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与改革的思考［J］．调研世界，2005，16（12）：13－14．
［3］ 孙中才．农业与经济增长［M］．北京：气象出版社，1995．
［4］ 罗伯特・D・史蒂文斯．农业发展原理――经济理论和实证［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
［5］ 吕健，余政．文化生产力发展：一个进化博弈的视角［J］．世界经济情况，2008，10（10）：8－9．
篇12
“公共地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作为一个例子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加雷特・哈丁(G・Hardin，1968)提出。当人们在构建制度经济学、解读种种社会现象时将公共地的悲剧（本文在以后的表达中简述为“公地悲剧”）作为一种“共同知识”。正如加雷特・哈丁所言:“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所在。”哈丁设想了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的大小取决于他所饲养的牲畜数量，其结果是，出现过度放牧问题，公有牧场的草地被过度利用了，悲剧由此而产生。
将哈丁设想的“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作为一个“公地”置于现实的经济社会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公地”具有了更为宽泛的概念。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就是各自独立的利益群体为获取其最大利益的公地吗；城市的道路交通不正是所有出行人为获得更为便捷的出行方式之公地吗；空间频率不正是各个通讯主体为获取信息的公地吗。哈丁所设想的“公地”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资源，而是意义更广泛的公共资源的概念，这包括自然资源、公共物品、公共环境(自然、文化、教育、服务)、公共秩序(市场、安全)、伦理道德、信念。“公地悲剧”更广义地表现了如果一种资源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公共资源)，就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
二、公地悲剧的内涵
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他是同社会、制度、经济、文化、道德、信念相联系的，是人类在生存与发展的演变过程中适应“自然”的结果。这样一个结果又常常使人类陷入困境，人类在不断地创造着公共资源，同时又在不断地毁灭公共资源。
有这样一个精典的案例，也许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解读“公地悲剧”的真实内涵。设想一群赌徒围成一圈赌博，每个人将自己的钱放在身边的地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突然一阵风吹来将所有的钱混在一起，使得他们无法分辨哪些钱属于自己的，他们为此而发生争执，最后请来一位律师。律师宣布了这样的规则：每一个人将自己的钱数写在纸条上，然后将纸条交给律师；如果所有人要求的加总不大于钱的总数，每个人得到自己要求的部分(如果有剩余的话，剩余部分归律师)；如果所有人要求的加总大于钱的总数，所有的钱都归律师所有。这样一个看似人为编造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实验，更是一个在我们现实中时常发生和采用的方法，其结果如何呢？
一个充满乐趣的游戏，在一阵风吹来之时，彻底改变了原先的游戏规则。我们不妨假设有 个人参加，每人拥有初始赌本，即总赌本假设为一阵风使得 成为所有参与人成为所有参与人(n)的的公共财产(即公共资源)。也许我们不知道这风来自何处，代表何意，但我们预感到这股风一定会来，但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来。当人们(n)面对无法抗拒的“风之力”而使得原来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的钱在瞬间变成公共财产时，新的一轮游戏规则开始。既然是公共财产，就没有排他性，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原初的财产，更知道一阵风吹来之前，游戏过程中每个人自己财产的净值变化。但面对瞬间变成的成为所有人公共财产的资源，个人自利的行为和道德信念左右着所有人的行动和选择，也许这样一个行动和选择将会无休止地争吵下去。说是请来一位律师，不妨我们可以想像成这样一群人需要一个代表“自然”，代表公正、公平的法律，或者说需要一个新的制度和游戏规则。在我们的案例设计中显得新规则如此之轻松而简单;即当时所有财物G归律师，当,每个人以真实写下的gi*进行分配，而差额部分归律师。这里出现了每个人真实写下gi*之行动和选择之过程，这样一个在n人的游戏中真实写下的可能结果是无限的，就如同置身于一块公地，而无限可能的构成了一个新的可以证明当G*＞G时，就如同公地消失（悲剧），在这里演绎成归律师所有，但实际情况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所有人没有得到利益时，为了整体之利益（公地），他们一定会为之而斗争，甚至是战争。而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选择行动时考虑自身利益同时，更考虑这样一个规则，真实的世界常常出现的结果是G*＜G。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在道德、信念和对未来的预期
下选择一个次优的结果。实验表明当n不足够大时，这样一种真实情况G*＜G常常就被打破，G*＞G的悲剧同样发生。规则意味着制度，无疑，在这样一个看似游戏的案例中，表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任何规则和制度必须考虑参与人在动态过程中的反应和这种反应所形成的新的对策，因为每一个理性人在规则制度下一定以其最大利益为行动策略，而这样一个行为策略构成所有人的行动策略是一个均衡结果。
在上述案例中，G*＞G作为一种状态结果，导致悲剧发生，瞬间的结果G*，都是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是一个僵局，更是一个困境。在博弈论中被称为纳什均衡，无论是瞬间的悲剧G*＞G，还是动态变化过程中的G*＜G，在逻辑定义上都是纳什均衡，即：不动点。所有参与人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都没有改变此状态的积极性。所有G*＞G和G*＜G的均衡构成了一个博弈规则下的均衡集合，即不动点集合。如果我们认为所构建的制度（博弈规则）是所有参与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认可的制度(规则)。那么，所有可能的均衡集合(不动点)在时间和空间序列上所表现的不一致性是客观的存在。像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秩序下的“无形的手”，公海捕鱼的渔民出海的时间和装配；城市交通的有限秩序下的出行者的出行方式的选择等等。不一致的均衡状态困扰着制度和规则，同时也影响着在这种制度和规则下的参与人。维系“公地”的公正、公平和社会福利的驱动要求改变制度和规则的同时，也要求改变参与人的行为习惯，道德信念和价值取向。如何更好地理解这种改变，使人们面对“公地悲剧”而走出困境，需要理性思考。
三、理性思考公地悲剧
用历史的逻辑理性来审视“公地悲剧”，也许能洞察其背后更为一般的意义。“公地悲剧”的逻辑理性是以数理逻辑为分析现实现象的工具，将命题逻辑化，使之和现象与经验相对照，从而得到了一个博弈规则下的均衡集。而这样一个逻辑理性下的均衡集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之过程，以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为方法的形式之过程，强调对其逻辑结构的静态分析而忽视了对现象的历史发展的动态考察。当我们将“公地悲剧”作为一个历史性框架下的动态变化之过程进行分析时，常常会否认现象的客观真理性，否定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揭示规律的普遍方法。历史的逻辑理性使我们看到“公地悲剧”同样是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并成为“共同知识”，并通过这种“共同知识”来进一步认识“公地悲剧”的现象和本质。
“公地悲剧”的形成是主观的理性意识和客观的理性能力作用的结果。每一个参与人所具有的、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主观愿望构成了它的理性意识。并将这样一种理性意识体现在有目的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等感性认识、活动及敏捷的认知视野。每一个赌徒在瞬间写下 之过程，更多的是一个主观的理性意识之过程。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每一个参与人又受各自对具体规则及规则下可能出现的结果的分析判断之能力，即客观的理性能力制约，参与人之间在理解、计算、判断能力上的差异性构成了各种可能的均衡结果存在的可能。
“公地悲剧”的形成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冲突的结果。置身于公地的每一个参与人都拥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和能力，而所有个体所组成的集体以集体利益之最大化。在不确定条件下，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之间产生的冲突，其结果就是公地悲剧。表现在资本市场上，即高明的投资者(个体)常常先发制人，抢占先机，智夺他人之利益，即把利润空间留给自己。表现在城市交通秩序上，即每一个出行者，均是从自身的出行方便和出行方式的追求上获得利益和满足，从而使更多的城市交通秩序陷入“路修到哪里堵到哪里”的困境。
“公地悲剧”的形成是动态过程中参与人知识理性的结果。每一个参与者在置身于一块公地时，均有表现出最大限度地地利用可获得的知识形成自己的对事物动态发展的预期的理解和偏好，在这样一个不断的交互过程中，个体参与人的知识理性通常按“贝叶斯理性”来更新他的知识理性实现他的个体利益最大化之目的。
“公地悲剧”是理性人的行为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理性人的行为又时常表现出更多的非理性之因素，这些非理性因素时常表现在由于参与人的不同的偏好，对信息的不同之认识，在理性人对自己的信念和外部的信息还无法做出理性的分析或者说其理性的分析又常常出现错误时，所做出的非理性的行为（习惯上说不合常理的行为）。然而，我们常说的“常理”又是什么呢，每一个人心目中认可的常理，即“共同知识”未必是正确的，非理性的行为在更广义的层面并不是真的没有理性和逻辑。
四、结语
理性地思考“公地悲剧的不动点”之均衡状态，使我们能够更宽泛地认识“公地悲剧”所映射的对现实经济环境下的各种制度的构建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的反思。面对“公地悲剧”我们需要构建完善的维系公共资源的制度，需要制度来约束参与人的行为，而所有参与人的行为选择恰恰是各种制度约束的行为。能否让制度所约束的行为与参与人的选择行为相一致，从而形成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既是制度本身的要求也是社会所有行为人之要求。因此，在我们面对公共资源构建制度时必须考虑制度形成的合理，制度冲突的自我调节和干预，制度动态的变化。考虑在制度的动态执行过程中参与人相互之间的信息有效沟通，以及相适应的动态激励与惩罚机制。“公地悲剧”只有在“公地”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时，是否以最有效的信息，最低的信息成本，用效利用资源，是否能够做到参与人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符合一致性的激励兼容，才是走出困境的均衡路径。
参考文献:
[1]Hardin,G,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968,162:1243～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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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认为，发展是绝对的。就认识领域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二是认识过程。人对事物的认识是发展的，人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也应当是发展的。前者是不争的事实，无须赘述。而后者历来限于从感性――理性的公式。问题是难道“理性”就是认识过程的终点了吗？人的认识能力就不能再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吗？本文认为，人的认识过程不会囿于感性――理性，而会在一定条件下，从理性认识进一步延伸，到达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姑且称之为“后理性”认识。
一
当人们对复杂事物进行系统认识之后，形成一系列的理性认识。在这个理性认识群中，不是所有的理性认识取向都是一致的，其中或许有偏离的，甚至有相反的。三峡工程论证最终形成14项专题报告，再加上若干反对意见，就是这样一个理性认识群。它只能是决策的基础而不是决策，更不能付诸实践。因此，即使形成理性认识群也不是认识的终点，人们还要在理性认识群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到达一个新的认识阶段，即“后理性”阶段。后理性认识不同于以往的理性认识，它来源于或依赖于理性认识，但高于理性认识。它不是一系列理性认识的简单相加，而是认识的又一次飞跃。有如在一系列感性认识基础上飞跃到理性认识，后理性认识也是在一系列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再一次飞跃的结果。
过去，我们有一个思维定势：即承认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而联系又分为事物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认识事物重点是认识事物的内部联系即矛盾，这样就认识了事物的本质，也就获得了理性认识。而对事物之间的联系则仅限于承认是事物发展的外因。现在看，这种观点是有局限性的。其实，事物之间不仅有外部联系还有着更深刻的联系。黑格尔说“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列宁十分重视这个观点并更明确更深刻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规律就是关系”，就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1］这里讲的是规律。而要把握规律就不仅要认识某事物的本质，更要认识与该事物相联系的诸多事物的本质，还要认识这些事物“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这是事物之间更深刻的关系。只有认识到这种关系，才能达到对复杂事物真理性的认识。正如列宁所说：“单个的存在（对象、现象等等）（仅仅）是观念（真理）的一个方面。真理还需要现实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也只是好像独立的和单个的（独立存在着的）。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2］因此认识事物“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比认识事物的本质更重要更深刻。后理性认识就是对相互关联的诸多事物“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它是在认识诸多事物的本质之后，进一步加工升华的结果。因此，后理性认识比理性认识更高级。
正如从感性――理性需要一定的条件，从理性――后理性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从现实看，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无论认识的主体还是客体，其发展都为这一认识新阶段即后理性认识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
从认识的对象方面看。过去受时代条件所限，人们认识的对象单一或较少事物间的关系。如今，时代进步了，人的认识对象日益复杂化、系统化、全球化。例如，一个三峡工程就涉及到水文、地质、生态、气候、水利、电力、航运、文物、移民，以及国防安全等等诸多领域。是一项极其复杂、极其庞大的系统工程。三峡工程研究论证工作量之浩大、时间之久，在世界工程史上堪称罕见。又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度日益紧密。据估计，人类现在已占有地球40％的生产力。人类原本是自然界的宠儿，现在则发生了异化。他们的行为导致大气污染、植被破坏、土地沙化、洪水泛滥、气候变暖。2006年10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公布了《200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报告指出，地球正在快速和持续丧失生物多样性。在过去33年时间里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已经减少了30％。报告还指出，人类的生态足迹，即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在1961年到2003年之间就翻了三番。面对如此庞杂深奥的认识对象，要求人的认识能力必须大大增强，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同时认识一个互相关联的复杂的事物体系并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理性认识群。但是这个理性认识群不能同时支配人的行为，人的认识过程必须在这个理性认识群的基础上向更高阶段发展，形成一个更高级的认识即后理性认识，方能驾驭复杂事物，解决复杂问题。
再从认识的主体方面看。众所周知，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恩格斯称之为是世界上“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3］它的物质基础便是人类大脑所特有的高级神经系统――思维中枢。其所以为人类所特有，是因为人类具有“劳动”和“语言”两个强项。恩格斯说：“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变成了人的脑髓”。［4］随着“劳动”和“语言”的发展，人的思维能力也会不断提高。特别是当代，人类社会飞速进步。用西方学者的话说，现在人类社会已进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知识增长日新月异。以公元1世纪知识基数为1，那么，到1750年才增长1倍。1750－1900年，150年增长1倍。1900－1950年，50年增长1倍。20世纪50－60年代，增长1倍仅需10年。1993－2003年，人类知识的总量较过去翻了一番。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知识爆炸”。而这一切，无疑对提高人的思维能力起着巨大的作用阶段。
除了人本身素质大幅度提高之外，当今世界一个突出进步就是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自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世界上出现以后，经历几展，如今计算速度已突破每秒千万亿次（IBM公司“走鹃”超级计算机）。它作为人的外脑无疑对提升人的认识能力又产生巨大的作用。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一系列智力技术成果――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概率论、博弈论、决策论等等涌现出来。智力技术的特点在于，它不但能够确定什么是理性行动，而且能够识别实现这种行动的手段是什么。这样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便空前提高了。
对于高层决策者来说，除了其本身素质提高和使用智力技术之外，还有一个智力条件即智囊机构帮助其研究认识复杂问题。现代全球有兰德公司、麦肯锡公司、波士顿公司等十大超级智囊团。其中兰德公司（RAND）是当今美国深孚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一直高踞全球十大超级智囊团排行榜首。它拥有数百名各方面的专家，影响和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目前，在我国，为适应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也成立了若干具有相当规模和权威性的决策咨询机构，它们为国家制定重大决策都起过重要作用。
总之，现今客体和主体都为人的认识过程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更高级的认识阶段即后理性认识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的。
三
从感性到理性再到后理性，这一认识论的发展，其意义不仅仅在理论层面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决策中，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再拿三峡工程来说，国家正是基于对该项工程进行14项专题论证并形成专题报告之后，又经过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才最终得出兴建三峡工程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也是允许的结论。另外从反面经验教训也可以验证这一点。现在有许多重大课题或项目，虽然经过一番论证并通过实践达到某种目的，但实施以后却造成不好的后果。例如有些大项目经过论证对发展经济有作用，实施以后GDP也确实得到大大提高，地方政府也因此业绩辉煌，但生态环境却遭到严重破坏。别的原因这里抛开不谈，仅就思维方法而言，就是决策者没有把他们处理的问题放到一个复杂系统之中，没有把所关联的一切方面都顾及到，然后形成一系列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再经过思想加工，再一次产生认识上的飞跃，达到后理性认识阶段。其结果往往是顾此失彼，甚至得不偿失。这都充分说明，当我们处理复杂事物时，决不可轻信某个或某些理性认识。所谓可行性研究，必须尽可能地考虑事物相关联的一切方面。正如黑格尔所说：“某一事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要取决于内容，也就是说，取决于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而现实在自己的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列宁非常赞同黑格尔这个观点，他重复并强调黑格尔的话“现实的各个环节的整体、总和，现实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然后又用自己的话说；“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注意）＝辩证认识的本质。”［5］后来，他把这个观点纳入了辩证法要素之中，即“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6］这是保证认识的客观性防止主观性，保证认识的全面性防止片面性的科学真理。也只有遵照这一思想，才能找到复杂事物的“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才能达到后理性认识，才能真正发现并把握复杂事物的发展规律。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认识从理性上升到后理性与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虽然都需要经过思想加工，但二者的思想加工既有相同处又有区别。相同处是二者都属于抽象思维，区别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思想加工是从具体到抽象，而从理性到后理性的思想加工则是从抽象到进一步抽象，即对一系列个别抽象的抽象；从感性到理性的思想加工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而从理性到后理性的思想加工则是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优化组合、反复比较，从本质之间的联系中寻求出一个方向，寻求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接近真理的答案；从感性到理性的思想加工主要依靠人脑，而从理性到后理性的思想加工除了人脑之外，因信息量庞大必须依靠电脑和智力技术。形象一点说，理性对感性如同将统兵，而后理性对理性则如帅统将，是两个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思想加工。因此，要想得到后理性认识，就必须具有更高超的思维能力和科技手段。
总之，时展了，人的认识过程也要与时俱进，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把握复杂事物，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