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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自“气候谈判”出现伊始，对美国是何居心的猜测就一直存在。但在雾霾频发，人们渴望APEC蓝的当下，不得不对低碳环境充满憧憬。但是，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必然矛盾吗？事实上，最近就有两份权威报告论证了这个说法。一份报告来自一家顶尖国际组织进行的大型研究“新气候经济项目”;另一份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份报告均宣称，采取强有力的举措来限制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负面影响，而且实际上还可能促进经济更快速地增长。这真的可能实现吗？不要吃惊。原因就在于，限制碳排放的成本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高，而最近的研究则显示这个成本可能比当初估计的还要低。这里有两个具体理由：
第一，可再生能源技术有了显著提升，特别是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大幅下降，2010年以来就已经削减了50%。更准确的说法是，过去10年，太阳能板的全球销量每隔21个月就会翻倍，而销量每翻倍一次，价格就会降低20%左右。而且，可再生能源即便存在不稳定等局限性，也并不影响其成为一个大型经济体的重要电力来源。在德国，随着持续不断的巨资投入，该国电力系统改造工程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可再生能源对该国电力供应的贡献率很快就能达到30%，要知道这可是一个8000万人口的大国。
第二，限制碳排放会带来很多“协同效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显示，最重要的协同效益涉及公共卫生领域：燃煤会引起多种呼吸系统疾病，进而推高医疗成本，降低生产率，如果限制燃煤，医疗成本便会降低，并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对于这点中国人应该更为熟悉。去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首次指认大气污染“对人类致癌”。而彼时正值河北已经连续九个月在“十大空气质量较差城市”中占一半以上。这不就是“拿命换钱”的发展模式吗？GDP增长得再高，城市无法住人，又有什么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认为，协同效益说明，那种常用于反对限制碳排放的论调是错误的。即便没有达成国际条约，也有充分的理由采取应对气候威胁的行动。
在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看来，大幅削减排放比几年前的最佳设想还要容易，而减排举措在中短期内就会带来大量好处。“经济增长和气候行动水火不容的观点，听起来现实又冷静，但其实是一种稀里糊涂的错误观念。这些阻止我们采取行动拯救地球的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如果有朝一日能被化解，我们就会发现，行动的成本和难度之低，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在国内，同样有很多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决策者都认为，“只要一讲环保，这些地方的经济就要完”。但有道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下大力气减排、治污，把敢于随便排放、随便污染的企业直接关掉，未尝不会走出另外一条发展道路来，而且没有想象那么难。
二、观念的转变，中国为碳减排做出的实际行动切实可行
为何减排方面的观念能出现迅速转变？与温室气体有直接关联的雾霾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同样重要的，还包括中国当局在这几年已经为碳减排做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实际行动。
能源专家陶光远就指出，在可再生能源和节能事业上，中国已经做出了不少国际公认的成就：中国水电装机总量现在占全世界的30%以上，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中国的风力发电装机总量现在刚好也占全世界的29%，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中国的太阳能集热面积总计占全世界的50%以上;中国的光伏发电装机年新增总量现在已占全世界的30%以上。而在建筑节能方面，陶光远指出，中国“新建建筑的单位面积能耗远低于北美，并已建成采暖空调能耗与既有建筑相比节省90%左右的被动式超低能耗示范建筑，且其示范推广项目呈雨后春笋之势，已遍及全国大多数省份。”
就在中美达成碳排放协议不久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了第五次综合评估报告，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汇集的风险如此巨大，如果温室气体继续以失控的速度排放，有可能会让几代人在消除贫困和饥饿上取得的进步停滞甚至逆转。IPCC表示，尽管许多国家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更多的努力，但全球整体形势日益严重，因为发展中国家正加入西方国家的行列来燃烧大量的化石燃料。
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当下的碳排放已经连续数年高居世界第一，到排放峰值来临之前，每年排除的温室气体还将继续增加。因此，在这个时候，中国明确承诺在2030年左右达到排放峰值，并把非化石能源比例提高到20%，对严峻的气候形势有很大利好。而美国宣布的2025年目标，相当于在2020～2025年减排速度要比之前提高一倍，同样是一个切实体现出行动的目标。
三、对世界负责，大国应有姿态，中美碳减排协议意义重大
篇2
一、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我国对能源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这对我国能源的利用和开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再加上我国企业大多是高能耗工业，并且能源的利用率比较低，使得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递增。荷兰研究机构“荷兰环境评估局”（MNP）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2007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世界总体的1/4，加上排放量第二的美国，共占了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46%（如表1所示）。丹麦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的召开，促使节能减排与发展低碳经济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为促成全球达成气候减排协议，中国政府决定到202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50%，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也已得到政府与学术领域的普遍认同，我国财政部财科所课题组在其的《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的报告中称，可以考虑在未来五年（十二五）开征碳税①。从全球大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来看，低碳标准必将很快成为国际通用硬性标准。如果我国尽早自行开征碳税，则能变被动为主动，及早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向低能耗、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在我国，企业作为市场中排放污染气体的主要成员，是否采用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在整个社会的能源减排上起到了主要作用。而政府作为管理者，起着引导和制约企业行为的作用。政府和企业作为一个博弈双方的主体，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政府和企业之间具体的作用机制这方面的研究和梳理对于节能减排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地方政府一方面起着遵循中央政府政策执行的作用，一方面又有管理地方的行政职能，所以地方政府在对于碳减排的作用尤为明显。基于此，本文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角度来研究碳排放。
表1 2007年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
二、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一）模型描述
1、基本假设
（1）假定地方政府同质，包括省、市、县、镇四级；
（2）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3）企业如果采用低碳设备当期成本会增加，利益在下一期中体现出来；
（4）中央政府检查的概率设为？琢，不去检查的概率为1-？琢。
2、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中，其基本要素如下：
参与者：地方政府LG，企业：F，则参与者集合为I={LG，F}；
策略空间：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间为SLG={要求企业低碳，不要求企业低碳}，其中地方政府要求企业低碳的概率为？茁，企业的策略空间为SF={低碳，不低碳}。
（二）模型分析
1、地方政府要求企业低碳，企业实行低碳策略
此时地方政府的成本为要求企业实行低碳策略的直接成本DL、因企业安装低碳设备当期利润损失造成的税收减少TL、对实行低碳企业的经济补贴S；地方政府的收益为中央政府在？琢的概率下检查所得的经济奖励？琢P、政绩的提升？琢L以及企业安装低碳设备在未来利润增加所带来的额外税收TR。企业的成本为安装低碳设备的直接成本CF，企业的收益为当地政府的经济补贴S，在未来因安装低碳设备所带来的利润的增加EK以及社会公信力知名度的提高PF。
2、地方政府要求企业低碳，企业不实行低碳策略
此时地方政府的成本为要求企业实行低碳策略的直接成本DL、地方政府的收益为中央政府在？琢的概率下检查所得的经济奖励？琢L、政绩的提升？琢P、对不实行低碳策略的企业的经济处罚FP；企业的成本为因不实行低碳策略所受的处罚金FP、在未来丢失的额外的利润EK以及社会知名度的提升PF，企业的收益为因不实行低碳策略所节约的直接成本CF。
3、地方政府不要求企业低碳，企业实行低碳策略
此时地方政府的成本为中央政府以？琢的概率检查下对地方政府不要求企业低碳的处罚金？琢F以及政绩的损失？琢L、因企业安装低碳设备当期利润损失造成的税收减少TD，地方政府的收益为因不要求企业低碳所节约下来的直接成本DL、对实行低碳企业的经济补贴S以及企业安装低碳设备在未来利润增加所带来的额外税收TR。企业的成本为安装低碳设备的直接成本CF，企业的收益为因安装低碳设备在未来增加的利润EK以及社会公信力知名度的提升PF。
4、地政府不要求企业低碳，企业不实行低碳策略
此时地方政府的成本为中央政府以？琢的概率检查下对地方政府不要求企业低碳的处罚金？琢F以及政绩的损失？琢L，地方政府的收益为因不要求企业低碳所节约下来的直接成本DL、对实行低碳企业的经济补贴S。企业的成本为因没有实行低碳策略失去的在未来额外的利润EK以及知名度的提高PF，企业的收益为因不实行低碳策略所节约的直接成本CF。
这样，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可以用图1表示。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先规定一些符号：U01表示在企业选择低碳策略时的收益，U00为企业选择不低碳策略时的收益，？仔01为地方政府选择要求企业低碳的收益，？仔00为地方政府不要求企业低碳时的收益。
由此可知：企业是否会实行低碳策略与企业实行低碳策略的直接成本CF、企业因实行低碳策略在未来利润的提高EK和社会公信力知名度的提升PF、贴现因子？籽、地方政府对企业实行低碳策略的经济补贴SL以及企业不实行低碳策略当地政府的处罚金FF有关。
得出
由此可知，地方政府是否会采取低碳政策与地方政府落实政策政绩的晋升P、中央政府的经济奖励L、对当地政府不落实政策的处罚金FF、地方政府对不实行低碳策略的企业的处罚金FF、当地政府推行低碳政策的直接成本DL以及对于实行低碳策略企业的补贴S有关。其中，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政策时政绩的提升P、中央政府的经济奖励L、对当地政府不落实政策的处罚金F、地方政府对不实行低碳策略的企业的处罚金FF越大，越有利于当地政府推行低碳政策，而当地政府推行低碳政策的直接成本DL以及对于实行低碳策略企业的补贴S越小，越有利于当地政府推行低碳政策。
三、政策建议
在全球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开发新能源、发展新技术已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在市场经济中，如何使得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采用新的节能减排技术而放弃固有的高耗能高污染的设备技术需要政府部门积极的引导和宣传，同时需要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干预企业的相关行为，使得采用低碳的减排技术成为其最优的选择。
（一）政府应事先做出令企业可以信服的承诺
政府应通过某种制度安排使企业认为，即使企业采取了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政府的承诺仍是有效的。这种制度安排主要有四种：一是强化自己的行动准则，使其无法相机抉择经济政策。二是加强政府制定政策的独立性，有研究表明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可以很好的解决货币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三是建立政府良好的声誉，这就要求政府保持政策执行上的一贯性。四是委托方法，即由某些独立的个体来制定政策。
（二）政府需要大力支持碳减排技术的研发和创新
政府需要设立专门的项目基金来支持有关部门对这方面的的研究和创新。同时政府可以出台具体的措施来补贴和奖励那些在碳减排技术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各类评优和晋升都与这个积极的挂钩。在资金的来源方面，政府可以尽可能的开展多种渠道，如民间募集、企业赞助、国际合作的支持、征税等。同时对于资金的去向和用途，需要进行公开透明，每项用途都需要具体的注明，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这项政策措施产生良性的循环，才能真正起到促进技术研发和创新的目的。
（三）政府应该有目的的对企业的具体需求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对于企业如今的设备和技术特点需要实地进行考察和研究分析，在整合规划市场现有的技术下进行统筹规划，不能盲目的一概而论。同时，政府应该加大对于企业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对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技术予以大力的支持，对某些企业应提供信息技术上的指导和鼓励，使得企业能够及时正确的采用新的减排技术。
（四）政府部门应该大力宣传节能减排的作用
政府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宣传低碳经济下节能减排的实际意义，使民众充分的了解节能减排对于国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作用，使得节能减排真正落实到百姓实际生活中去，使其意识到节能减排并不是降低生活品质，而是可持续发展，为未来更好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逐渐的形成一种文化，无形地约束着百姓的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的技术不断的朝着节能减排的方向更新换代。
（五）加强国际合作
当前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的一个趋势，在国际贸易下，各国也纷纷以绿色壁垒、碳关税作为一个产品进出口的标准。中国目前的低碳技术正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各方面的技术和国际领先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中国应该树立起一个大国的形象，积极主动的在碳减排等尖端技术上向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通过人员派遣、出国考察、国际项目合作交流、项目引进等方式拉近与先进国家的距离。同时，中国自身也应该不断的自主创新，将先进国家引进的技术逐步的消化吸收，同时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加以改进和整合，开发出一些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企业相匹配的技术。
注释：
① 碳税的目的就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建立一种经济激励。它相当于一种庇古税，通过把外部成本内部化以纳入价格系统，进而影响经济主体决策（Bemard P.Herber&Jose T.Raga，1995；hwrence H.Goulder，1992）。
参考文献：
[1 ]苏明.开征碳税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9，（72）.
[2] 胡静峰.建设低碳经济的演化博弈分析——地方政府和企业双方互动角度[J].经济问题，2011，（04）.
[3] 聂力.低碳时代基于节能减排的博弈均衡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2011，（12）.
篇3
面对能源经济危机以及温室效应带来的全球性影响，碳减排已然成为全球共识。尽管在减排分工与实施路径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但是限制二氧化碳排放无一例外的成为各个国家的战略决策，我国也公开承诺在既定的时间内完成减排目标。与国家层面主动应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企业层面的犹豫不绝和地方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后危机时代，企业利润受到内外因的影响，发展受到制约。在很多企业看来，承担减排责任将提高企业的短期生产成本，占用企业的“生产性投资”企业对碳减排缺乏动力就成为自然。就另一方面而言，面对企业的消极作为，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国家碳减排任务的刚性要求，无奈时只能采用限产、强制迁移等“非理性”行为，这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与区域协调发展是较为不利的。
如何提高企业参与碳减排的积极性，推动区域经济优化协调发展就成为突破当前困局的关键。参与碳减排并非无利可图，相反发展减排技术会给企业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甚至在短期也会获得不菲的回报。本文正是基于对碳减排行为的获益机制进行剖析，为企业具有操作可行的对策。
二、系统思考：企业碳减排收益的内涵与外延
尽管企业减排实施创新行为的未来收益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一旦企业实施了减排行为，就选择了一个具备良好发展势头的产业方向，社会资本流入以及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绿色竞争优势就会逐步凸显。在企业核心创新能力没有带来长期收益的时候，优质社会资源将会为企业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而绿色竞争优势也为企业未来应对低碳需求和绿色壁垒扫平了道路，这种收益往往是以降低成本的方式体现的，企业不容忽视。
事实上，企业最容易忽视的是以碳金融和政府扶持为代表的金融衍生产品和地方财政政策，这些都是企业短期可以从碳减排中收益具体行为。因此，企业在碳减排收益的举措是多方面、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最外层的称为短期收益，包括排放税、碳交易、政策支持三种；中间层可以看做战略层收益，包括获取绿色竞争优势、引导资源流入；最内层的是核心收益，主要是环保技术创新带来的创新补偿，熟悉了解这些获益机制将为企业制定有效的减排举措奠定基础。
（一）短期收益：立竿见影的减排获益途径
通过排放税、获得政策支持以及碳交易都可以让企业获益。排放税按照税基可以分为三类：碳税、二氧化碳税、能源税。排放税的征收无疑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提高产品的价格，降低企业产品的竞争力。目前在国际贸易中，欧美国家正在考虑对那些因没有缴纳排放税而获取成本优势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与此同时，任何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宏观的国家政策环境。合适的发展政策是产业发展的催化剂。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后，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纷纷加大对低碳技术和新能源研发的投入，号召企业自觉承担碳减排的责任，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碳交易市场主要包括强制减排市场和自愿减排市场，主要是通过排污权交易实现的。排污权交易作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对企业经济激励在于排污权的卖出方由于超量减排使排污权剩余，继而将节约的排放指标暂时“储存”以备未来自身扩大发展之用或者通过出售剩余排污权获取经济回报，从而达到市场对企业环保行为进行补偿的目的。
（二）战略层收益：打造企业新时期的竞争利器
绿色竞争优势，绿色竞争优势最早由Kolk A .and Pinkse J（2008）提出。在低碳经济时代，绿色竞争优势是企业最核心的特定竞争优势。它包括节能环保管理而改善环境质量的产品差异化，以及节能环保管理引致的成本降低。一般我们认为，产品的竞争优势来自特色竞争优势和价格竞争优势。绿色竞争优势能带来产品差异化和管理成本的下降，扩大产品的利润空间，从而为企业的研发投入及扩张提供资金支持，使得企业进入良性的发展循环。
引导资源流入，企业自觉承担环保的社会责任，研发新的降耗技术会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岳书敬（2011）认为在政府政策调控以及公众低碳意识逐渐觉醒的背景下，资本会向更具低碳发展性的企业流动。自觉创新减排的企业因其成本较低自然会获取资本的亲睐，环境友好型企业也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从而容易获取进一步扩张的机会，而环保技术的创新来企业利润的增长则会带来更多的资本流入。
（三）核心层收益：通向企业未来发展的成功之道
获取创新补偿，创新补偿是指企业在环境规制的影响下，进行应用性研究或引进新的环保技术，寻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方法或者采用变废为宝的循环利用的生产方式，会给企业带来生产成本的下降、销售收入的提高和持久的技术领先优势。“波特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刺激被规制的企业在变动约束条件下，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改进技术水平，刺激出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在部分乃至全部抵消企业“遵循成本”的同时，还能提高它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在社会环境意识逐渐提高及有效的环境规制下，企业通过率先采用环境友好技术性质措施，如改进生产工艺、流程，采用新节能技术等，并率先将这样的产品或技术导入市场，便可优先于其他竞争者获取先动优势，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从而使其符合时代潮流，不至于在未来的绿色潮流中被淘汰。
三、执行之道：企业在碳减排收益的可行举措
（一）直面碳税征收，笑对贸易壁垒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欧很多国家已经率先征收碳税，继而实施能源效率标准、碳排放交易制度等多种措施。中国财政部财科所课题组的《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报告称，可以考虑在未来五年内开征碳税并提出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国际上，自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以来，美、法、英、日等发达国家提出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这无疑会提升国际市场的进入壁垒，削弱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对节能和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获与封存、清洁汽车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低碳前沿技术开发进行了部署并加大了投入力度。同时，许多国家对采用先进减排技术的企业和正在发展的清洁发展项目给予税收优惠。企业应该利用节能减排与低碳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积极开发、应用碳减排技术，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进行必要的战略投资，开发利用低碳产品和低碳能源，抢占低碳经济的商机，赢得企业的发展。利于获取未来低碳经济的最大收益。
（二）响应减排号召，争取政策支持
近年来，各国纷纷宣布了未来碳减排的目标，同时颁布了一系列有助于碳减排的奖励政策。如2008年11月，英国议会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明确承诺到2020年，削减26%-32%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50年，实现降低温室气体排量60%的长远目标。英国政府积极支持绿色制造业，研发新的绿色技术，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向低碳产业倾斜。2009年，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到2020年将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目前中国正在大力发展风电、核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同时加大了对清洁发展项目的政策和资金倾斜的力度。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把握时代潮流会获取政策的支持，为企业的发展借得东风。
（三）参与碳市交易，借力金融工具
一般看来，人类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是由原始社会向农业文明的过渡，第二次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第三次是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文明的革命——低碳文明。低碳文明带来的碳金融给企业发展碳减排技术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在欧美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碳交易市场，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英国交易体系等。目前中国的碳金融市场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排污交易所主要有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等。作为世界最大的CERs出售国，中国正在积极构建国内碳交易市场以期在国际碳市场中掌握更多的定价权。因此，企业应当把握住国内外碳市场的发展机遇，投身碳金融市场，利用金融的杠杆作用，对冲碳减排的投入风险，获取碳减排的超额收益。
（四）获取创新补偿，创造持久动力
在不断变化的21世纪中，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不断的创新。而企业最主要的创新便是技术创新，企业技术创新主要是基础应用创新。环保技术创新能为企业带来成本竞争优势和特色竞争优势。一方面通过降低能耗而使企业产品在市场上更具价格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增加用途、完善功能、改进质量以及植入绿色消费观念而使产品对消费者更具特色吸引力，从而在整体上推动者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同时，环保技术创新会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某段时期内获得垄断地位，从而给企业带来环保技术领先者的形象，是企业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销售渠道和要素来源，更能带来高额的垄断利润。继而企业又可从高额的盈利中拨出资金进行新的基础创新研究，从而将企业送上良性的发展轨道，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四、简要结语：一种新竞争优势的凸显
简言之，无论是立足短期的企业成本降低还是长期的竞争优势打造，碳减排无疑都可以为企业带来不菲的收益。系统认知外部环境变化，有效甄别风险下的隐藏收益必然成为“后危机时代”企业获胜的重要能力，碳减排问题的解析正是这种能力的一个缩影。因此，企业的适应性创新能力将成为企业的一种新兴的竞争优势，这种能力的核心就是通过内在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机制有效化解外在复杂环境给企业带来的不确定性，进而将其转化为可观的超额收益。这种能力的产生既有赖于现实企业家的敏锐洞察力和决策力，也将借助于理论学者创新工具的提出，因此就为学界与实务界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
篇4
1. 碳产品的概念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和形态，它的运行离不开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基本环节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低碳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低碳经济交换、流通的低碳产品，又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大类别。所谓广义低碳产品，指的是所有以低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低碳排放代价产出的产品、商品或服务；所谓狭义低碳产品既包括了碳排放权和节能减排技术及解决方案这样的非实体产品，也包括了专门和直接用于节能减排的生产设备、生产资料和消费产品。
2. 碳排放权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源于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首先提出的“排放权交易”概念，即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
放的权利，将其通过排放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出来，令环境资源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目前所称碳交易，就是指的碳排放权交易，它是低碳经济下交换和流通的重要标志性产品，也是一种特殊商品。碳排放权本来是全球稀缺环境资源的公共产品，但是1997年《京都议定书》确立的碳排放交易制度，使它获得了“产权”，而且有了市场和交易价格，成为一种可以流通、交易、投资和追逐的资产。
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人类历史上出现了首次以法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设计并规定了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碳排放额度买卖的“碳排放交易”，也就是说，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从超额完成减排任务的国家购买本国超出的碳排放额度。至于尚无硬性减排额度的发展中国家，如果通过技术革新和改造，在新老项目上实现了节能减排，也可以把经过核实认证的碳减排量，出售给需要购买碳排放指标的发达国家。
（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产生及分类
1. 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产生
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协议国家承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一定的碳排放减排目标，各国再将自己的减排目标分配给国内不同的企业。当某国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时，可以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排放许可证，以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同样的，在一国内部，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的企业也可以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的企业那里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排放许可证以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排放权交易市场由此而形成。
2.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分类
（1）根据交易对象划分
可分为配额交易市场和项目交易市场两大类。配额交易市场交易的对象主要是指政策制定者通过初始分配给企业的配额。如《京都议定书》中的配额AAU、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使用的欧盟配额EUA。项目交易市场的交易对象主要是通过实施项目削减温室气体而获得的减排凭证，如由清洁发展机制CDM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和由联合履约机制JI产生的排放削减量ERU。
（2）根据组织形式划分
可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碳交易开始主要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随着交易的发展，场内交易平台逐渐建立。 截至2010年，全球已建立了20多个碳交易平台，遍布欧洲、北美、南美和亚洲市场。
（3）根据法律基础划分
可分为强制交易市场和自愿交易市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法律明确规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据此确定纳入减排规划中各企业的具体排放量，为了避免超额排放带来的经济处罚，那些排放配额不足的企业就需要向那些拥有多余配额的企业购买排放权，这种为了达到法律强制减排要求而产生的市场就称为强制交易市场。而基于社会责任、品牌建设、对未来环保政策变动等考虑，一些企业通过内部协议，相互约定温室气体排放量，并通过配额交易调节余缺，以达到协议要求，在这种交易基础上建立的碳市场就是自愿碳交易市场。
二、培育我区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一）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顺应低碳发展潮流的战略抉择
被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相互竞争与合作的焦点。一方面，发达国家为抢占未来技术、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和“话语权”，通过率先发展“低碳经济”、把握技术进步的脉搏、建立碳交易市场等，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从而继续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借保护气候之名，酝酿对发展中国家产品征收碳关税，借口“环境标准”设置新的贸易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这给我国产业发展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同时，我国碳资源丰富，目前我国是全世界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CER）一级市场上最大供应国，项目数和减排量均居世界首位，碳市场前景可期。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且没有定价权，不得不接受外国碳交易机构设定的较低的碳价格，沦为全球低价的“卖炭翁”。面对国际碳交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局面，要极大限度发挥我国丰富的碳资源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迫在眉睫。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决定了内蒙古是全国无可争辩的碳源大区，在国内外碳排放交易市场加快建立、低碳环保产业加快发展的大背景下，培育和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对我区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二）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区已经形成了以能源、重化工等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重型化特征明显，能源消耗大。未来一段时期，我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两大突出问题：一是控制温室气体任务艰巨。国家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作为约束性指标首次纳入“十二五”规划，我区预分解指标为20%。要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二是结构调整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要解决上述问题，除了使用传统行政手段外，还需综合运用市场手段，探索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实行两条腿走路。从理论和国际经验来看，财税政策、标准和管制政策、排放交易是核心的政策工具。在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下，国家和地方层面设定了温室气体排放上限配额，并允许企业和个人交易这些配额。这些基于总量控制的强制性碳排放交易既是“紧箍咒”，也是“催化剂”，使得高排放、高耗能行业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提升产业素质和竞争力，突破能源资源瓶颈制约，推动经济增长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否则将付出更大成本。因此，碳排放交易市场是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突破口，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我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力量，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
（三）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提高外资质量和水平、吸引清洁技术的重要途径
当前，国际资本和沿海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运用排放配额的市场手段，一方面限制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进入；另一方面，鼓励和允许企业运用节能减排、先进技术产生的多余排放配额，在碳市场上出售，除了享受传统的成本优势外，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利润，使企业在节能减排上“有利可图”，既有利于引导外资重点投向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农副产品深加工等领域，促进配套项目建设、产业链延伸和企业群扩充，也有利于把我区建设成为开放程度较高、最具投资吸引力的重要区域之一。同时，通过开展清洁合作机制，还有利于引进国内外先进低碳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促进我区低碳发展。
（四）我区具有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政策条件
未来我国有可能面对一个排放权稀缺的碳交易市场，国家已经将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提上议事日程，初步打算在2015年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内蒙古具有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政策条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明确提出：开展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三、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几点建议
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并非仅仅建立一个交易平台。涉及的领域众多，且是一项新工作，推进难度大。我区此项工作尚未开展，缺乏配套管理机制和能力，需紧密结合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进程，稳步推进。
1. 加快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
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是交易市场建设的重要基础，不能准确掌握现实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使交易市场建设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因此，我区目前当务之急是加快建立碳排放核算体系和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制度，将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指标纳入统计指标体系，建立健全涵盖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废弃物处理等领域，适应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统计体系。根据温室气体排放统计需要，扩大能源统计调查范围，细化能源统计分类标准。重点排放单位要健全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费的台账记录。
2. 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
抓紧制定我区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规范清单编制方法和数据来源。研究制定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信息系统。定期编制自治区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的指导，做好年度核算工作。加强温室气体计量工作，做好排放因子测算和数据质量监测，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构建自治区、盟市、企业三级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和核算工作体系，加强能力建设，建立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的专职工作队伍和基础统计队伍。实行重点企业直接报送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制度。
3.加强能力建设
完善碳盘查和核证体系的规则和制度建设，编制排放清单，准确掌握主要企业的碳排放现状，科学预测我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研究制定碳排放权分配方法。同时，抓紧研究企业排放设施的数据核算和报告标准。积极培育自治区内独立的第三方核证机构，加强对从事与碳排放交易工作有关人员的能力培训，以使其尽快熟悉国际碳排放交易规则，以胜任相关工作。加快低碳技术研发人才和碳金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为碳交易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篇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2-0075-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12
摘要：建筑部门的低碳发展已成为推进我国低碳经济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正确客观地评价建筑的低碳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为研究对象，采用碳排放情景分析法，针对中国馆的基准建筑与实际建筑，计算其世博结束后正常运行条件下的碳排放水平，评估中国馆实际建筑的碳减排效益。使用建筑能耗模拟软件DesignBuilder对建筑全年能源消耗水平进行了模拟，并通过相应能源品种的碳排放因子分别计算了实际建筑和基准建筑的碳排放水平；同时应用全生命周期方法(LCA)分析了中国馆实际建筑应用太阳能光伏、LED照明技术相比于基准建筑所带来的减排效益。结果表明：世博结束后正常运行条件下，中国馆实际建筑年碳排放量为18 969 t CO2e，基准建筑年碳排放量为25 770 t CO2e，因此，相比基准建筑，中国馆实际建筑一年减排6 801 t CO2e，年碳减排率为26.4%；减排效益主要由节能设计及绿色技术贡献，分别占96.3%和3.7%。本文通过综合评估中国馆的碳减排效益，以期为我国公共建筑低碳工作的开展进行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中国馆；情景分析法；建筑能耗模型；碳减排效益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2-0075-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12
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我国已明确提出，至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40%-45%。在欧盟发达国家，建筑全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已经占了全部部门碳排放的50%[1]，而在我国建筑耗能引起的碳排放量也已占总排放量的19％-20％[2]，且房屋建造等间接能耗及碳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建筑部门已成为主要的碳排放源，因此，推广低碳建筑对遏制碳排放具有十分重要意义[3]。2005年，我国颁布首部公共建筑节能设计的综合性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标志着我国建筑节能工作在公共建筑领域的全面铺开。“十二五”期间，我国公共建筑节能目标为力争实现公共建筑单位面积能耗下降10%，大型公共建筑能耗降低15%。2010年上海世博会作为一届低碳、环保的盛会，在建筑的碳减排方面也作了大量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尤其是永久建筑一轴四馆（世博轴、中国馆、世博中心、世博文化中心以及主题馆）应用了很多节能设计和绿色技术，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进行了充分演绎。
对于建筑碳减排效益的评估，目前还未出现一种公认的统一的方法，尽管如此，评价一个建筑低碳与否，有两点基本是可以确认的，一是低碳建筑要实现的减碳是在某个“基准线”上的减碳[4]，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参照体系，即假设一个基准建筑，从而与实际建筑的碳排放水平作出比较，得到减排效益；二是建筑的碳足迹对周围环境最主要的影响是能源资源消耗[5]，因此对建筑的低碳评价主要围绕因建筑能耗引起的碳排放进行评价。基于以上两点认识，本文以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为例，采用低碳经济研究的最佳分析工具――情景分析法[6]，针对中国馆的实际建筑和基准建筑两种不同情景，参考国外建筑能耗计算方法学[7-8]，分析了中国馆在世博会结束后正常运行条件下实际建筑和基准建筑的碳排放量，从而对中国馆在世博会结束后继续产生的环保、低碳效益作出客观评价，以期为我国大型公共建筑的低碳评价研究作出有益探索。
1 研究方法
建筑物碳排放量评估体系一般选择按照建筑的全生命周期，通过对建筑材料的生产及运输阶段、建设阶段、使用阶段、拆除阶段和废弃物处置阶段这一生命周期的CO2排放核算，从而进行建筑物的碳排放计算[9]。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来源包括了建筑物生命周期物化阶段(建材生产、施工阶段)、使用阶段以及拆除处置阶段的碳排放（其中规划设计阶段不产生实物碳排放）。
据发达国家的统计分析，一般情况下，建筑物使用能耗与其它能耗之比大约为9∶1，不超过8∶2，建筑物使用阶段的能耗，即运营能耗构成建筑物全生命周期能耗的主体。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中国馆运营能耗带来的碳排放。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馆在世博期间的运行时间仅占其建筑生命周期内的极少部分（一般认为中国公共建筑的平均寿命为30年，世博举办时间仅为半年），本文为针对中国馆在世博结束后正常运行条件下碳减排效益作出的分析，并非针对世博期间中国馆的运行情况。
1.1 情景设置
世博会期间，结合课题的开展，本研究对中国馆的建筑形体形式、建筑墙体与门窗、机电策略、照明设计、新能源应用以及实际用电量等进行了大量的数据收集工作，同时研读了国内外相关建筑节能方面的法规、标准，在此基础上，分别对中国馆实际建筑和基准建筑进行不同情景的设置。
实际建筑：中国馆坐落于世博会规划核心区，是世博园区“一轴四馆”永久性建筑中的制高点，由国家馆和地区馆两个部分组成。国家馆和地区馆总建筑面积157 855 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09 277 m2，地下建筑面积48 578 m2）。中国馆应用了多种先进的节能建筑设计，包括采用斗拱结构的遮阳技术，使用架空中庭空间系统的自然通风技术、采用LowE玻璃、采用轻质砂加气砌块新型环保墙体材料等，同时还应用了很多绿色环保技术如冰蓄冷空调、屋顶绿化、太阳能光伏、LED照明等。
基准建筑：一般来说，基准建筑必须与实际建筑有相同的尺寸、形状和分区，而且测量采用同样的度量衡，每一空间包括与实际建筑同样空间内的活动（即有相同的活动参数值），另外，基准建筑还应与实际建筑的方位和气候数据相同，须有来自邻近建筑物的相同位置的阴影和应用于实际建筑模型的其它地形特征。除此之外，中国馆基准建筑的围护结构、供能设备等主要参照2005年《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10]规定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与实际建筑相比，主要参数设置的不同见表1。另外，基准建筑没有采用冰蓄冷空调、屋顶绿化、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照明采用CFL灯（紧凑型荧光灯）等。
1.2 建立模型
本研究所用模型为建筑全能耗分析软件――DesignBuilder，用以模拟中国馆建筑全年逐时的负荷及能耗。DesignBuilder 是专门针对美国能源部支持下开发的建筑全能耗模拟引擎Energy Plus 开发的用户图形界面软件，包括了所有Energy Plus 的建筑构造和照明系统数据输入部分，也移植了所有的材质数据库，包括建筑和结构材料、照明单元、窗户和加气玻璃、窗帘遮阳等，是第一个针对Energy Plus 建筑能耗动态模拟引擎开发的综合用户图形界面模拟软件[11]。程序根据输入的建筑情况（包括建筑结构、围护结构材料、供暖空调方式与系统分布、室内人员活动规律等）和室内设定温度值的要求，动态计算出建筑物的全年能耗情况，并以各种表格形式输出。
1.3 计算碳减排效益
本研究使用DesignBuilder能耗分析模型软件，分别对中国馆实际建筑和基准建筑的能耗进行模拟及对比，在此基础上，再将能耗乘以相应能源品种的碳排放因子来计算碳排放量，从而获得中国馆实际建筑和基准建筑的年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馆实际建筑所采用的太阳能光伏和LED技术所带来的碳减排效益进行分析，并在实际建筑的年碳排放量中进行扣除，从而得到中国馆实际建筑与基准建筑相比所能产生的碳减排效益。
2 研究结果
2.1 实际建筑与基准建筑能耗模拟
本研究对中国馆的能耗类型主要划分为5大类：房间用电、照明、供热、制冷和其他项。通过对模型输入建筑所在地理位置、气象数据、外墙、屋顶材料及传热系数，人员及室内热源、空调区域及其能效等参数，中国馆的逐日、逐月能耗均能得到模拟。图1为中国馆实际建筑和基准建筑的分项耗能图，表2为中国馆实际建筑和基准建筑综合耗能全年能耗对比。可以看出，由于采用了大量先进的节能设计，与基准建筑相比，实际建筑的供热、制冷能耗有了一定的降低，尤其是供热方面，其供热和制冷的能耗分别节约了80.3%、2.6%。中国馆实际建筑全年能耗为21.9 GWh，而基准建筑全年能耗为29.2 GWh；另外，相对于基准建筑，中国馆实际建筑的全年能耗波动更趋平稳，但耗能的高峰期还是在夏季酷暑时期。
2.2 实际建筑与基准建筑碳排放对比
中国馆的碳排放主要为各分项的能耗乘以电力排放因子或天然气排放因子，表3为中国馆实际建筑和基准建筑模拟的全年CO2排放量。中国馆运行一年实际碳排放为19 330 t CO2e，基准情景下碳排放为25 770 t CO2e，因此中国馆每年可减少碳排放6 440 t CO2e，全年的变化趋势与能耗变化趋势保持一致。
2.3 绿色技术的减排效益
在实际建筑中，中国馆还采用了绿色环保技术如屋顶太阳能光伏以及LED照明技术，这部分技术产生的碳减排效益应当在实际建筑的碳排放中进行抵扣。本文采用全生命周期的研究方法对中国馆的太阳能光伏技术和LED照明技术分别进行了计算，一般来说，太阳能光伏的使用寿命为25年，每天有效发电时间为3.5小时，根据中国馆安装了302 kW的太阳能光伏计算，考虑生产过程的碳排放为0.035 5 kgCO2/kWh[12]，太阳能光伏年减排量为327 t CO2e，全生命周期减排量为8 169 t CO2e。根据LED灯泡的使用寿命为25 000小时[13]，
世博结束后每周LED照明使用12小时，中国馆安装了62.7 kW的LED，按LED比CFL灯节能50%进行计算，考虑生产过程的碳排放（使用期能耗为658 kWh时，生产能耗为9.9 kWh）[13]，相对CFL灯来说，LED技术的年减排量为34 t CO2e，全生命周期减排量为1 369 t CO2e。因此，由于太阳能光伏技术和LED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年减排效益为361 t CO2e，在实际建筑的年排放量中扣除此部分的减排效益，即中国馆实际建筑一年的碳排放为18 969 t CO2e。
2.4 结果验证
在建完模型后，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使用实际能耗数据与模型模拟数据进行校验，用以判断模型模拟结果的准确性。由于本研究开展时间为世博举办期间，因此所获得的中国馆运行能耗数据时间为2010年5月-9月。由于模型模拟的中国馆实际建筑为世博结束后正常运行情况，即每周5天，每天运营时间8∶00-18∶00，而在世博期间中国馆每周运营7天，每天运营时间为8∶00-22∶30，所以按照运行时间对模型模拟值进行修正，修正因子为1.68，修正后的模型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模拟与实测的耗电量逐月变化趋势类似，空调季节为能耗高峰期，过渡季节为能耗低峰期，均在上海最热月七月耗能达到最高峰。中国馆自2010年5月1日至9月底实测能耗总量为19.5 GWh，根据世博情况进行修正后模型模拟的六个月能耗值为18.5 GWh，模拟值与实测值相差5%，因此认为模型模拟结果可以接受，从而判断模型能够准确预测中国馆在世博结束后的能耗情况，采用能耗模型进行模拟的结果是可信的。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
3.1.1 基准建筑的设定
由于实际建筑的碳减排效益是相对于基准建筑而言的，因此，基准建筑的设定直接影响到最终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一般来说，按照《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建筑节能效益评估都以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作为基准建筑。而在本研究中，即使2010年上海世博会并未采用实际情况下的多种节能设计及技术，考虑到中国馆建设时期的设计及建设水平，以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作为基准建筑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因此，本文直接参照国家2005年出台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作为基准建筑的建筑水平，从而使实际建筑的碳减排效益更具有说服力。基准建筑的设定应从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从而确定适合研究对象的基准建筑，这一步是准确评价建筑低碳与否的基础及关键。
3.1.2 公共建筑的低碳评价
公共建筑的低碳评价有两种评价维度，一种是相对于同类建筑作出的横向评价，另一种是相对于本建筑在实际情景和基准情景下的纵向评价，而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馆来说，若采用第一种评价方法，则需收集上海地区同类建筑的碳排放数据，即展馆类建筑数据，考虑到数据不可得性等方面原因，本研究选用了第二种评价方法，这种方法有效避免了由于建筑造型、地理位置等可能造成的碳排放差异，能够较好地尽可能在同一尺度上客观评价中国馆的节能设计及绿色技术带来的低碳效益，从而使评价更具准确性，也是对单体公共建筑的低碳评价方法进行的探索。
3.2 结论
本文使用Design Builder模型模拟了中国馆实际建筑和基准建筑的全年能耗，在此基础上，计算了实际建筑和基准建筑的一年碳排放量，同时对绿色技术对实际建筑产生的碳减排效益进行了扣除，得出的结论如下：
（1）世博结束后中国馆正常运行情况下，实际建筑一年的碳排放为18 969 t CO2e，与基准建筑年排放25 770 t CO2e相比较，实际一年可减排6 801 t CO2e；中国馆建筑面积为157 855 m2，因此，中国馆实际建筑年均单位面积的碳排放为120 kg CO2e/m2，基准建筑年均单位面积的碳排放为163 kg CO2e/m2，碳减排比例高达26.4%。
（2）中国馆减排效益6 801 t CO2e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节能设计贡献，为6 440 t CO2e，占全部碳减排效益的96.3%；另一部分为绿色技术贡献，为361 t CO2e，占减排效益的3.7%，其中太阳能光伏技术占3.2%，LED技术占0.5%。
从以上的结果不难发现，中国馆的碳减排效益主要得益于源头的节能设计，绿色技术的应用虽然有一定贡献，但比例不大。目前，我国正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绿色建筑在全国各地也得到了很好的响应，“十二五”期间将有更多类似的建筑涌现，而在其中，建筑的源头式管理不容忽视，应从设计开始贯彻绿色、低碳的理念，防止所谓的“低碳”建筑成为系列绿色技术的简单堆砌。本研究通过对世博会中国馆的定量化分析，客观评估了中国馆的碳减排效益，一方面从方法学上探索了节能设计和绿色技术应用对建筑产生的碳减排效益的有效评估，另一方面也为我国下一步公共建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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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7月12日
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提升环境质量的渴望也越来越高。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许多国家的追求，创建低碳生存环境正在成为世界的主流。实现低碳经济发展，营造绿色家园，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首批入选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WWF）“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两个城市之一，2008年保定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打造“低碳保定”的城市发展目标，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培植低碳产业、倡导低碳生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并切实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使保定市的“两型社会”的建设稳步推进。而目前在金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企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财政资金趋于紧张，既要保增长，又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对保定市政府和企业都提出了新的挑战。为应对全球变暖，世界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利用碳交易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建成了多个、多级别的碳排放市场，为遏制全球变暖趋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我国也在进行碳排放交易的试点工作，这些都为借助市场化的手段推动保定建设“两型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国际碳排放交易机制与实践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为减少缔约方温室气体排放的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机制（简称JI），国际排放贸易（简称ET）以及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其中，前两项机制适用于公约附件I国家之间，而清洁发展机制（CDM）则适用于公约附件I国家和非附件I国家之间。由于附件I国家可以通过三种灵活的机制，以交易转让或者境外合作的模式来获得温室气体排放权。这样，就能够在不影响全球环境完整性的同时，降低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实现全球减排成本效益最优。《京都议定书》之后，发达国家相继成立碳排放交易所，发展中国家也借助清洁发展机制，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碳市场。欧盟和美国是碳排放交易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案例，其实践经验对中国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一）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欧盟一直是推动气候变化谈判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和践行者。为了帮助其成员国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做准备，2003年6月，欧盟立法委员会通过了“排放交易计划（ETS）”指令，对工业界排放温室气体设下限额；2005年1月1日正式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排放交易体系——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涵盖了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且非欧盟成员国的瑞士和挪威也决定于2007年自愿加入EU ETS与欧盟成员国进行排放交易。在该交易体系下，人们采用的是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管理和交易模式。其做法是：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设置一个排放量的上限，受该体系管辖的每个企业将从政府那里分配到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额度——欧洲排放单位（EUA），而所有企业的排放总量不得超过该上限。如果企业能够使其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额度，那么它就可以将剩余的额度放到排放市场上出售，以获取利润；反之，它就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否则，将会受到重罚。
欧盟的排放交易制度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2005～2007年，第二阶段是2008～2012年。在第一阶段，共有21个欧盟成员国参加。根据“总量控制、负担均分”的原则，欧盟规定至少将95%的配额（EUA）免费分给企业，剩余5%配额采取竞拍的方式。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超标1吨，将被处以40欧元的罚款。2008～2012年是第二阶段即正式实施阶段。会员国所释出的排污权有90%必须免费分配给各厂，10%配额采取竞拍的方式，罚款额涨至100欧元/吨；通过与JI和CDM项目的接通，市场规模扩大到欧盟以外的国家。
目前，欧盟正在进行的是“排放权交易计划”第二阶段，由于在试运行的第一阶段，各国向其企业签发了过多的排放许可证，使企业缺乏减排动力，导致二氧化碳市场碳信用通胀，从而遭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批评。在正在实施的第二阶段中，欧盟就明显加紧了配额的限制，并且试图将该体系覆盖到更多的行业中去，尤其是近年来排放增长迅猛的航空业。EUETS的交易量不断增长，2007年交易了不到10亿吨，2008年交易额达到28亿吨，占欧盟京都议定书气候贸易体系交易总量的80%～90%，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所。
（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全球第一家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交易平台，是京都机制以外的碳交易市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由会员设计和治理，自愿形成一套交易的规则。交易所的会员自愿做出了有法律约束力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以保证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能够实现其两个阶段目标：做到在第一阶段（2003～2006年），通过自身减排和购买其他会员多余的信用额度达到每年减少1%排放的目标；并保证在第二阶段（2007～2010年），所有会员将实现6%的减排量。交易所包含两类机构：一类是CCX的会员，即排放温室气体的实体；另一类是CCX的参与者，即替代物和流动性的提供者。每位会员公司通过减排或补偿购买达到各自的减排量，在维护大气环境稳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提高企业知名度与美誉度。
CCX目前有会员公司200多个，主要来自航空、电力、环境、汽车、交通等行业，其中包括5家中国会员公司，交易产品涉及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
（三）其他碳排放交易市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贸易体系于2003年1月正式启动，它对该州的电力零售商和其他部门规定排放份额，对于额外的排放，则通过该碳交易市场购买减排认证来补偿。2007年澳大利亚加入《京都议定书》后，加快了碳交易的立法。目前，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推动参议院通过一项含有11个具体法案的碳交易法案，希望碳交易从2011年开始覆盖全国75%的碳排放，这一举措将使澳大利亚成为继欧洲之后的第二个碳交易平台。
加拿大作为一个远远落后于其《京都议定书》目标的国家，于2008年5月30日成立了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其使命是向加拿大经济中参与解决空气品质和气候变化问题的许多部门提供价格透明度、环保整体性、低成本、广泛的准入和可靠性，促进加拿大的整体减排。
亚洲地区碳交易起步较晚，但正出现迎头赶上的迹象。港交所已经开始研发排放权相关产品，筹备温室气体排放权场内交易，日本也在进行碳排放交易所的筹备工作。
二、我国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上的探索
我国开展排污权交易的实践最早是在1991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在16个城市进行了排放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的试点工作。自1994年起，又在其中的6个城市开展了大气排污权交易的试点。这些试点可以看作是中国起步阶段的排污权交易试点。1997年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会和美国环境保护协会合作开展了排污权交易研究项目，2001年亚洲开发银行和陕西省政府共同启动了由美国RFF和中国环境科学院联合执行的“SO2排污权交易制度”。2002年3月1日，国家环保总局在七省市开展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排污权交易的示范工作。
通过这些项目的开展，为我国积累了许多排污权交易的经验。但是，客观来讲，这些项目的开展多是在政府主导下或者在企业内部完成的，多数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在这些交易中，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作用没有得到体现，也没有相应的经济评估。近几年，我国开始逐步看清自己在碳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开始探索构建自己的碳市场。2008年相继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并于2009年11月17日在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完成国内首笔基于碳足迹盘查的碳中和交易，开启了我国排放交易的先河。
三、碳排放交易机制对建设“低碳保定”的启示与经验借鉴
可以看出，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国际社会推动全球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我国也在积极探索建设国内碳排放市场，这些都为保定市更好地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以市场手段推动“低碳保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创建区域内的碳交易试验平台。首先借鉴国内已有的排污权交易试点经验，在区域内进行以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为主的交易试点，随着试点交易的不断完善和推进，逐步推进节能量等其他创新产品的交易，并及时吸纳国际国内碳排放交易所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为下一步进行碳交易做好前期准备。在此基础之上，以“中国电谷”、“低碳保定”和排放权交易试点建设的前期成果为支撑，积极争取省内的区域碳排放交易中心落户保定，以此进一步推动“低碳保定”的建设，扩大其影响力。
（二）构建完善碳交易信息平台。碳交易市场一方面是与虚拟资本、金融创新、绿色技术、低碳信息咨询、新经济所需人力资源和教育培训等相关的信息经济市场，另一方面是与低碳经济的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市场相关的企业经济和产业经济的市场。因此，只有构建真实而强大的信息平台，才能最终构建碳市场。要认识到构建信息平台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加快与国外先进交易体系的交流与合作，通过知识产权入股等形式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
（三）建立碳交易的法律保障机制。碳排放权的稀缺性来自政府法律强制性设立的排放上限，同时碳市场的运行更需要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节能减排贯穿整个生产、销售和消费、使用、废气及回收、资源化、再利用的过程，上述各个领域对法制都有要求。只有在法制上对生产者、消费者和使用者以及再利用者的行为加以规定，并配合严厉的惩罚机制，才能保证节能减排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和碳交易机制的顺利实施。因此，要以国家法律为指导，加快制定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工作和保障碳市场运行的地方法律法规制度，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制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碳排放配额分配体系、监测体系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企业以及发电、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的节能减排管理制度建设。只有制定并严格实施有关节能减排的法制规章，才能使有关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所约束，才能激励企业主动节能减排，保证碳交易市场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良性运行。
（四）完善市场化节能减排的配套政策。实践表明，运用市场机制，利用经济手段，能最有效地做到节能减排，但必须有完善的配套政策。保定市政府应积极配合国家资源品的价格改革，稳妥地推进煤、油、气、电、水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运用价格杠杆引导企业节能减排。按照补偿治理成本原则提高排污单位排污费征收标准，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将能源与环境的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决策中去，将节能减排与企业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引导企业自觉地实施节能减排行动。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通过严格的土地、信贷、项目审批等政策措施，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同时，完善监督检查机制，保证这些政策能够得以贯彻。
（五）加快企业节能减排技术的转化。保定建设低碳城市的优势在于，它拥有中国唯一的国家新能源与能源设备产业基地“中国电谷”，要利用好这一产业技术优势，在稳步推进碳市场建设的同时，建立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体系，组织实施节能减排科技开发专项，开发一批节能减排关键和共性技术。而且碳市场本身就具有连接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的功能，以碳市场为媒介基础，建立节能技术的供需平台，将“中国电谷”中的节能技术推介给碳市场参与企业，推动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向实际应用领域的转化。
（六）积极推动CDM项目发展，利用国际市场节能减排。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作为《京都议定书》的一种灵活履约机制，自2005年开始启动就受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这一机制鼓励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减少排放的数量可用于抵扣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视做本国减排指标的一部分。我国积极地参与了这一机制，截至2009年10月，我国政府已批准了2，232个CDM项目，其中663个已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预计年减排量为1.9亿吨，约占全球注册项目减排放量的58%以上，注册量和年减排量均居世界第一。保定市政府要积极利用这一国际市场，通过搭建CDM项目信息平台，畅通项目融资渠道，推动CDM项目的发展，利用国际市场推动本地区的节能减排。
主要参考文献：
[1]PointCarbon：“Carbon 2009-Emission trading coming home.”，2009.Tvinnereim，E.，Rine，K.and Heimdal，C.（eds.）
篇7
一、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现状
国家的经济现状决定了碳减排的主要走向，国家处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处在财富积累阶段，主要的目标是完成经济上的跨越，同时兼顾好环境的保护。
尽管《京都议定书》没有将中国列入强制减排的行列，但是中国自愿减排的行为并没有停止，2007年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的成交量已占世界总成交量得73%，2008年更是惊人占到84%。尽管中国对碳排放的贡献巨大，但是在碳排放的交易上还处于低端阶段。
但是中国南北资源分布不均，贫富悬殊，企业经济力量及现代化设备分布不均衡，对国家分配的减排任务的完成程度不同。这时碳排放的交易市场的萌芽因为企业处理能力的高低应运而生。但是，由于众多问题的存在，我国尚不能形成一个完整和完善的交易市场和碳排放交易标准，只能依靠国外的一些标准规范我们的碳交易市场。这样就使我们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中间丧失了定价权和话语权。
二、存在的问题
1、适合我国自愿碳减排市场标准还不健全，全球有十几个自愿碳减排标准，而我国大多采用美国的VCS标准进行注册碳减排项目。2、政府、企业和个人对自愿碳减排的认识不足，就目前碳自愿减排市场达成的交易仅仅是一些处于责任、环保意识买家，缺少自愿碳减排市场还需要有看中碳投资价值的投资者，另一方面，交易的中间者基本上都是交易所在组织，政府几乎没有参与自愿碳减排权交易。3、自愿碳减排市场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需要法律来明确产自愿减排量产权归属问题，是归国家所有还是企业所有，还包括交易程序、行为的合法性以及监管等方面的内容。4、第三方认证核准核查体系不完善，主要体现在被联合国批准的第三方核准核查机构数量少，目前国内就两家。
为了我们不像大豆和黄金一样在国际上失去定价权和话语权，迫切地需要一个标准，标准的制定需要大量数据作为支撑，这样数据的监测和数据的采集成为建立标准的必经之路。
三、数据监测和数据的采集的作用
对于数据监测，国内外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网络化信息平台和自动化的处理、监测系统。能够适时地对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信息数据化，规范化，并形成规范的报表上报。同时，监测系统的技术已经产业化，厂家能够根据需求进行订单生产。这样就能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对系统的开发做出规划与设计。
如深圳的思利敏电力自动化公司，其产品的涵盖不仅仅是在电力行业，触角伸展广泛。其产品在监测上不仅有数据处理、事件记录、历史记录、打印管理、监控界面等，而且拥有数据统计、数据计算、事故追忆、保护设备管理、扩展组件管理、操作票管理、数据转换、数据转发等高级功能模块，这些都是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开发的。还有很多公司的产品能够对环境变化、空气质量、工程项目、油田井下作业等众多方面进行监测。这样一来，数据源头的信息我们能够进行自动化地或是半自动化的收集。这些对日后的国家信息的编制通报方面极为方便。能够为国家提供监测来的主要的数据，使国家为各个行业的碳排放提供恰当的减排指标。
数据的采集很大一部分要通过数据的监测来收集，数据采集进一步对检测得到的数据进行过滤和规范化，进一步对数据的质量进行控制。数据的采集系统也比较多，且同样是产业化的生产。如嘉兆科技公司产品种类繁多，设计面广，能够为油田数据的监测和采集提供自动化的手段。同时也能够为船舶及电机相关的数据进行采集。
数据监测和采集是对源头数据的收集和规范的过程，其目的是为决策提供依据。只有以大量的数据作为支撑，才能够为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标准的制定提供依据。
四、保障数据监测和数据采集的实行
应当对全国的耗能单位进行摸底排查，了解企业的经济基础和营运状况，掌握企业碳排放的基本情况，掌握企业的排污情况，建立企业的基本档案。
数据监测和数据采集在单位实施的前提是企业的资金到位，有一定的资本去购买自动化的数据监测和采集的设备和大型的数据库，因为自动化采集和监测的特点是数据量大，且更新周期短，需要强大的数据库作为支撑。对经济薄弱的企业进行专项补助，保证企业能够顺利完成自动话设备的安装和人员的培训工作。对采集和监测到的数据分类入库管理，做好各项的数据挖掘工作。为以后制定单项指标提供依据。
数据监测和采集的普及应该是涵盖全社会的，包括产品的生产、流通、区域间的流入流出，服务行业的消费、能耗。这些都要纳入数据的监测和采集的范围之内。制定有效率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体系。
五、后期数据上报的自动化管理
从数据监测和采集到数据的入库，到数据库的上报，是数据规范化，报表话，条理化的一个过程。完善网上直报系统，对统计数据批量规范化上传。这减小了国家相关服务器和数据库的负担，也减小相关部门分析统计监测数据的工作量。
六、指标任务量的分配
对数据各项指标进行分析和统计之后，能够基本的把握全国能耗企业的碳排放量和排污状况，有针对性的为各企业单位分配任务量，同时公布数据的监测，以示公正。
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企业，根据一定的比例给予资金的帮助和技术上的转让，确定自动化的数据采集和监测系统能够在企业顺利的实行。
七、相关问题的对策
问题的解决也会带来新一个问题的产生。怎样保证企业的监测数据原始，不经过人工的非法处理？怎样衡量企业的在人力资源上的实力？依据怎样的比例对企业进行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1）完善网上直报系统，将企业的数据监测和采集系统的借口直接与网上直报系统相连，尽量减少企业单独对监测数据的操作，缩短数据流路线。
（2）国家相关部门调查企业人力资源状况，进行摸底排查，确定人员的能力层次。做好监督工作
（3）对企业的资产状况进行衡量，确定企业的注册资金，流动资金，营业收入等，编制企业档案。
（4）教育培训。使企业领导和员工都掌握数据监测和采集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
保障数据采集和监测的正确性和科学性，离不开技术和管理。
八、结论
数据采集和监测的目的是为了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完善，碳排放的交易会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而逐渐成为交易市场的重要一部分。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在高速发展的阶段，加上企业经济实力的不均衡，碳排放的交易会越来越频繁，数量也会越来越大。这个市场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有了基层的数据作支撑，保证交易市场的稳定和交易规则的有序合理。
参考文献：
[1] 陈会强，李新.四个方面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J].中国科技投资，2009，7：42―44.
篇8
碳排放权是一种新型权利，其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核心的国际法律体系下产生的，仅从准物权与发展权角度来看，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随着公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碳减排放的各种权利属性将得到进一步改进。虽然碳排放权是一个国际法上的概念，它仍然可以借鉴国内物权、准物权的概念进行自身的制的度设计。首先，碳减排放权与国内环境容量等其他自然资源相比，仅仅是因为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全球流动性使得其制度设计通常必须首先在国际层面上进行，处理的是大气环境容量资源这种自然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区别。其次，碳排放权与传统物权在主体上往往也是一致的，碳排放权在国家之间的分配只是一个简单的权利分配过程，碳排放权一般由国家以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分配给工厂或者其他主体使用或交易，国家介入的环节并不影响其制度整体表现出来的私权性质，当然在权利内容上，碳排放权明显表现出私权的特征，与国际公法中的国家权利等有许多异同点，因此，碳排放权的国际法色彩并不影响其物权化和具备准物权属性。因此，我国的法律制度可以参照其这两方面的属性进行规范化设计。目前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还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国内现有的对作为交易客体的排放权的界定和认识还不明确，大多数的排放权交易都是在行政权力介入过的政策环境中发生的。因此碳减排交易市场的在法律制度上的完善，可以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缺，使我国的法律制度更加完善。
三、我国的碳减排交易市场需要法律进行规制
政府作为国家权利的主体，在制约市场失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分析碳减排放问题产生的根源，利用法律杠杆因素创建一种市场机制，从影响当事者遵纪守法的角度出发，引导当事者积极主动的保护环境，建立起有效的法律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这项机制的制定和出台，明确了碳减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地位，将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经济手段纳入法律规范的范围中，真正地在实践领域发挥它的效用。因此，法律机构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将环境界定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同时确立碳减排交易制度，从而使合法交易得到保护因此，我国的碳减排交易的法律制度必须得到完善，这样才能保证这种交易公平、公正进行，从而更好的进行环境质量的控制。
结语
毋庸置疑，我国碳市场交易以及碳排放权相关的界定规范较少，尤其是在法律领域空白程度很大，这势必要求在立法以及相关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完善碳市场与碳排放权相关方面的立法，进一步使我国的碳市场与国际接轨，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在法制以及环境等领域，都进行接轨与协调。这是我国当前碳市场与碳排放权利范围内急需解决的问题。（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崔金星：“气候变化背景下能源法变革与制度创新”，《学习论坛》2011年。
[2] 曹明德：“排污权交易制度探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
篇9
目前，在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跨区域产业转移已成为中国区域政策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尤其从2004年以后，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特征明显，表现为东部地区制造业市场份额开始陆续下降，劳动力密集型和原材料密集型产业率先从东部地区转移出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西移一方面缓解了东部经济集聚造成的要素价格上涨和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的状况，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腾出了空间；另一方面，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持续流入，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1]。
现有研究更多强调产业转移在均衡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较少关注产业转移对节能减排的影响这一视角。俞毅[2]通过构建以污染控制为目标的区域GDP门限值来指导传统产业省级转移的区位选择，认为使GDP总量超过门限值的东部各省份的传统第二产业向GDP尚未达到门限值的中西部省份转移，不仅能够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缓解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资源环境压力过重等问题，也有利于形成全国产业布局的合理梯度。
因此，在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和协调发展的进程中，针对不同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特征，有差别地提出碳减排目标，实现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中西部地区跨越式绿色发展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将按产业转移特征和工业化水平进行区域划分，从碳排放系数、碳排放强度、经济结构及经济规模四个方面对不同区域碳排放因素进行分解，明确其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区域的碳减排目标。
1 方法模型与区域划分
1.1 方法模型
目前，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LMDI）分解模型已较为成熟，王峰等[3]做了详细的推导与说明，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根据日本学者Kaya[4]提出的Kaya恒等式可将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为5种效应：
这样，通过LMDI分解模型，可以把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碳排放系数、能源利用结构、能源利用强度、产业结构及经济规模效应五种效应，并且有效解决了分解中的剩余问题和数据中的0值与负值问题。同时，LMDI方法中，分部门效应加总与总效应保持一致，即不同的分部门效应总和与各个部门作用于总体水平上获得的总效应相一致，这一点在多层次分析中十分有用。根据区域能源平衡表，终端能源消费分为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其他第三产业6个部门。相应地，n表示1-6个部门，对分部门碳排放的分解公式如下：
Gn（CO2）=Cn（f）・Cn（m）・Cn（t）・Cn（s）・Cn（g）（5）
在本文的研究中，如果按照Wu等[5]的方法对1997-2009年中国28个省市区、6个部门、19种能源（包括电力与热力）进行三层完全分解，工作量将非常巨大，而且不能更好地说明研究的结论。因此，鉴于研究重点的不同，我们引入区域碳排放系数，对LMDI模型进行改进。
我们选取的能源包括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型煤、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天然气、其他石油制品、其他焦化产品计17种一次能源及电力、热力共19种能源。
按照公式的定义，f代表碳排放系数，m代表能源利用结构，其中17种一次能源碳排放系数假定不变，但区域热力和电力排放系数是变化的。能源利用结构代表了区域这17种一次能源与电力、热力的利用结构变化，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所提供的能源燃烧缺省CO2排放因子，各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不同，其中煤炭及其产品的排放因子>原油及其产品的排放因子>天然气等的排放因子。因此，如果能源总量不变，燃料结构中不同能源比重的变化将导致CO2排放量的变化。
为此，我们根据区域终端能源消费的17种一次能源，及其碳氧化率、平均低位发热量、燃料排放因子分别计算出其碳排放量，同时，按标准煤平均低位发热量29 270 MJ/t统一换算成标准煤。
热力的处理较为简单，分别按各地区使用的一次能源加总算出其碳排放总量及换算成标准煤。电力的计算相对复杂，使用国家标准的折算系数不能反映区域差异特征，按魏一鸣等[6]的定义，由于每年发电燃料的构成变化及发电技术的变化，区域电力的碳排放系数有很大的变化，原则上需要通过各省市区的发电量（包括火电、水电、核电）和发电燃料的CO2排放计算得到。同时，在终端能源消费中还需要考虑电力系统自身电力的使用与输送的电耗。另外，在测算区域碳排放系数中，还要考虑区域间电力的相互交换，计算起来较为复杂，而且由于各行业使用的电力构成不一致，对区域各行业的电力碳排放量的最终计算结果仍然只能是一个估计值。
为简化起见，这里用7大电网（华北电网、东北电网、华东电网、华中电网、南方电网、西北电网和海南电网）电力碳排放系数代替各地区电力碳排放系数。先假定7大电网之间不存在电力交换，分别按区域能源平衡表中电力使用的一次能源数量，采用相同的方法计算出其碳排放数量与标准煤数量；其次对七大电网进行加总，得出各大区域电网电力碳排放总量与标准煤总量；然后按区域平衡表中各地区终端能源使用的电力数量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地区电力碳排放量和标准煤数量。最后，按各地区各行业终端电力消费量分配到各行业。这样，既考虑到了区域内的电力交换问题，又很好地避免了碳排放重复计算的问题[7]。
根据上面的计算，我们确定i地区碳排放系数ηi为该地区当年的碳排放总量除以其标准煤使用量。即：
1.2 区域的划分
如何划分区域是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效应首先面临的问题。在现有研究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对于中国区域的划分，最常见的是东、中、西部的划分方法[9]；齐绍洲、李锴[8]在区域能源强度差异的研究中，把中国30个省市区（未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划分为“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各包括15个省市区。但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划分方法，都不适合本文对区域碳排放及其动态变化特征的分析。首先，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市区碳排放差异较大。例如，在西部地区，贵州省人均碳排放低，碳排放增量小，而内蒙古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碳排放总量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其次，在区域产业转移的进程中，东部地区所处的阶段也各不相同。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产业在加快向中西部转移，而山东、河北等仍处于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2]，其工业化快速推进带来的碳排放增量明显。本文通过考察区域之间产业转移状况，并结合其碳减排特征，将中国28个省市区（未包括、宁夏、海南、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划分为三类由于、宁夏和海南三个省区的数据缺失，其中数据基本不全，宁夏2000年、2001年、2002年和海南2002年的产业部门能源消费量数据缺失，我们取28个省市区进行研究。。
为了反映区域之间产业转移状况，我们采用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及其动态变化来反映文中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是把28个省市区当年工业总产值作为100，各省市区当年工业总产值占28个省市区总额的比重作为其工业总产值份额，以反映区域产业转移状况及其动态变化。。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按区域产业转移状况和工业化水平特征值把28个省市区划分为三类区域：第一类区域为产业净转出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8个东部发达省市；第二类区域为产业净转入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和陕西6个省区，也是工业化持续快速推进的地区；第三类区域为其他中西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和新疆14个省区。划分后的三类区域产业转移状况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997-2009年间，净转出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平均为45.67%，2005年之前其产值份额不断提升，表明产业集聚趋势明显，但2005年之后产值份额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呈现较为明显的倒“U”形特征（见图1），表明其产业已在逐步向外转出；从工业化水平看，净转出地区一直维持在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期间具有一些波动。净转入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平均为26.89%，这期间一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态势，只在2009年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表明该类区域主要是产业集聚与转入；其工业化水平也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2008年达到51.17%，之后略有下降。其他中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平均份额为25.38%，大体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变化趋势，其中以2005年为拐点；而其工业化水平在三类区域中最低，平均为37.72%，但从2005年开始工业化进程已明显加快。
2 中国区域发展差异与碳排放特征
下面分别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特征二个方面，对中国三类区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2.1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为反映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我们选取了1997-2009年以美元计算的三类区域人均GRP指标来进行分析（见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产业净转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2009年人均GRP达到6 615美元；其次为产业净转入地区，2009年人均GRP为3 952美元；最低的是其他中西部地区，2009年人均GRP只有2 663美元。从1997-2009年三类区域人均GRP动态变化看，净转出地区2009年人均GRP是1997年（1 306美元）的5.07倍，净转入地区人均GRP增长最快，2009年是1997年（668美元）的5.91倍，其他中西部地区人均GRP增长最慢，2009年是1997年（547美元）的4.87倍。这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产业主要是转移到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地区，而不是中西部最落后的地区。净转入地区由于产业转入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
2.2 区域碳排放特征
表2分别给出了三类区域工业碳排放份额及人均碳排放量二个指标。可以看出，三类区域碳排放差异特征较为明显。从1997-2009年各地区工业碳排放量所占份额看，净转出地区从1997年的33.61%下降到2008年的31.19%，下降了2.42个百分点，2009年又略微上升到31.48%；其他中西部地区碳排放份额尽管中间有所变化，但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从1997年的37.83%持续下降到2009年的31.69%，下降了6.14个百分点；而与此相反的是净转入地区碳排放所占份额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从1997年的28.56%上升到2009年的36.83%，上升了8.27个百分点。
从人均工业碳排放量看，净转出地区人均碳排放量一直高于各地区平均水平，其中1997年为2.42 t，比平均水平高0.65 t，2009年增加到4.74 t，仍比平均水平高0.64 t。其他中西部地区人均碳排放量较低，1997年为1.78 t，比各地区平均水平低0.36 t，2009年人均碳排放量增加到2.87 t，比平均水平低1.24 t。净转入地区人均碳排放量出现了持续的上升，从1997年的1.82 t增加到2009年的5.51 t，13年间增长了202.58%，其中2004年之前一直低于净转出地区，之后则开始超过净转出地区，到2009年已高于净转出地区0.77 t，高于各地区平均水平1.41 t。
另外，我们还采用工业碳排放强度指标来分析三类区域碳排放的一般特征。工业碳排放强度为工业碳排放总量与工业总产值之比。从图3可以看出，1997-2009年三类区域碳排放强度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但区域差异特征明显。净转出地区碳排放强度最低，从1997年到2002年下降幅度较大，6年间从5.2 t/万元下降到3.35 t/万元，下降了35.58%；随后的2002-2009年8年间，下降幅度开始减缓，从3.35 t/万元下降到2.54 t/万元，下降了24.18%。这表明，随着区域碳排放强度的不断下降，其碳减排的效果将趋于减缓。净转入地区和其他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较高，下降趋势基本一致，其中净转入地区从1997年的7.9 t/万元下降到2009年的4.39 t/万元；其他中西部地区从8.24 t/万元下降到4.17 t/万元。分阶段看，净转入地区和其他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在经过1997-2000年的快速下降后，“十五”时期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并不明显，分别仅下降6.80%和9.40%；“十一五”前4年，其碳排放强度又开始进一步下降，分别下降了21.89%和27.85%，但目前两类区域的碳排放强度仍然偏高，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尤其是净转入地区，2009年其碳排放强度在各类区域中最高。
3 中国区域碳排放效应分析
在对中国区域发展差异与碳排放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公式（7），我们对中国区域工业碳排放效应进行分解，计算数据来源于1998-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区统计年鉴。
受产业转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阶段工业部门碳排放效应差别较大。从2001年起，中国重新开始了新一大幅度的增长，我们以2001年作为其中一个时间点。从三类区域工业总产值份额看，2005年是第一类区域即净转出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也是第三类区域即其他中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从下降到上升的转折点（见表1），因此，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时间点来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可以把1997-2009年分为三个阶段，即1997-2001年、2001-2005年和2005-2009年，分别计算不同阶段三类区域的碳排放效应，并与中国总体情况进行对比（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1997-2001年间，与其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相比，各地区碳排放增长幅度较小，主要是由于碳排放系数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三方面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第一类区域工业部门经济规模效应最高，达到了45.9%，期间碳排放系数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贡献较大，分别为-2.99%和-34.49%，经济结构效应为-2.06%，碳排放总效应只上升了6.36%；第二类区域经济规模增长效应居中，但能源强度效应贡献较低，使得其碳排放增长在三类区域中最快，这期间碳排放总效应上升了19.16%；第三类区域经济规模效应最低，为33.99%，相应地其经济结构效应为-4.78%，能源强度效应为-30.94%，工业部门碳排放整体效应为-1.99%，同比出现了下降。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以经济增长缓慢，工业出现相对萎缩为代价的。
2001-2005年是这三个阶段中碳排放增长最快的时期，工业部门碳排放总效应为73.46%，三类区域差别也较为明显。第一类区域碳排放总效应为65.6%，其中经济规模效应为82.67%，经济结构效应为6.1%，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49%，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能源强度效应为-22.68%；第二类区域工业部门规模不断提升，经济规模效应为98.3%，经济结构效应为19.47%，同时能源利用结构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51%，能源强度效应为-15.92%，呈现出重化工业进程中较为明显的高增长、高能耗、高排放特征；第三类区域工业部门碳排放总效应最低，为58.23%，但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最低的，经济规模效应为60.65%，经济结构效应为0.82%，与此同时，其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较慢，期间能源强度效应仅为-3.61%。
2005-2009年5年间，工业部门碳排放增速开始减缓，碳排放总效应为34.22%。三类区域碳排放总效应差别较小，但各区域碳减排的驱动力却呈现出不同特征。从第一类区域看，随着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经济规模效应明显降低，为58.43%，同时，经济结构效应为-7.48%，表明第一类区域工业部门转移效应明显；期间能源强度效应出现了进一步下降，仅有-17.85%，这表明随着第一类区域能源利用强度的不断下降，能源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应最低，为32.28%。第二类区域这期间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的速度，工业部门比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分别为64.99%和0.56%；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85%，能源强度效应为-28.93%，碳排放总体效应为35.77%。第三类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工业部门比重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其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分别为64.71%和8.71%，这也说明产业转移对其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能源利用结构进一步改善，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53%，尤其是能源强度效应，达到了-38.5%，后发优势明显，这表明从“十一五”时期开始，在节能减排的背景下，第二类区域和第三类区域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能源利用效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总体来看，三大区域受产业转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阶段工业部门碳排放效应差别较大。第一类区域由于传统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经济结构效应已开始显现；第二类区域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目前工业碳排放强度较大，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高增长、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特征，碳排放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人均碳排放量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第三类区域一直以来维持较低的碳排放增长，但到2007-2009年间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碳排放增长趋势明显。“十一五”期间，各区域工业部门碳排放增速开始减缓，但其减排的驱动力却呈现出不同特征。从第一类区域看，经济结构效应开始显现，但期间能源强度效应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这表明随着第一类区域能源强度的进一步下降，能源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小，依靠能源强度下降产生的节能减排边际效益递减增加了实现环境与发展目标的难度。第二类区域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的速度，工业部门比重还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使得碳排放进一步上升，但期间能源强度效应已开始显现。第三类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工业部门比重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产业转移对其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碳排放增长趋势明显。同时，其能源利用结构进一步改善，能源强度效应已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后发优势较为明显。
4 中国区域碳减排目标设计
早在京都协议公约中，就明确提出了全球碳减排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CO2排放方面都有义务，但由于国家经济实力不同，承担有区别的义务。同样，中国各区域碳排放的差异性，决定了未来区域碳减排政策也需要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不同区域碳排放特征，建立新的区域碳减排指标分配框架，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与协调发展。对三类区域的碳减排目标具体设计如下（见表4）。
针对净转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随着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碳排放的经济结构效应开始显现。其主要原因是东部发达地区发生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和原材料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相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碳排放强度较大[1]。因此，在该区域能源强度效应进一步缩小的情况下，下一步的重点需要转移到工业结构的调整上，制定更为严格的减排标准，实施区域优化发展战略，强制减排，克服产业转移的粘性，进一步加大推动该区域传统产业转移的力度，促进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从而达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同时，推动该区域的产业转移，也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增长，其强制减排的经济意义更大。
对于净转入地区，工业化持续推进，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碳排放强度也最高，高增长、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特征明显，在未来减排制度的安排上，同样需要实行强制减排，但强制减排的重点应放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上。在中国政府2020年的以碳强度衡量的减排目标中，净转入地区强制减排的环境意义更大。因为从全国碳减排的角度看，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工业部门产值的区域结构变动对全国能源强度下降实际上起到了阻碍作用。这是因为，能源强度较低的净转出地区工业产值比重出现了下降，而能源强度较高的净转入地区工业产值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这样就需要加强对该地区中那些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上升较快、能源强度大的省区的监控，重点放在对山西、河北、内蒙古等省区的监控上。同时，为了推动净转入地区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实现低碳经济转型，政府和企业有必要制定和实施低碳发展战略，重视和加强低碳技术引进、运用及创新。此外，在净转入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向其他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为推动新一轮区域碳减排、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条件。
其他中西部地区无论是从人均GRP、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速度，人均碳排放量看都较低，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实行减排，显然对这一类区域不利。按照人文发展理念，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在减排中应遵循“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1]，对该类区域应实行发展减排，即在发展中兼顾减排义务。同时，其他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尚未定型，能够很好地避免高碳发展的锁定效应（lockon effect），这也为该类区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实施以生态创新为核心的区域绿色发展战略创造了条件。中央政府和发达地区要帮助和扶持该类区域改善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加大对低碳技术引进与应用的资金投入力度，使得该类区域能充分利用东部发达地区的低碳技术，降低单位产值的能耗水平。同时，要建立起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支持该类区域低碳技术的研发，支持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和低能耗、高效益的产业发展。其他中西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应加强对低碳技术进行战略投资，大规模应用低碳技术，注重科技创新和先进适用低碳技术的推广。
总体来看，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特征和碳排放差异为未来中国建立差别化的区域碳减排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差别化的区域碳减排目标，不仅有利于体现公平性原则和各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且也有利于推动各区域合理分工、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形成，这将是未来中国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和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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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当今，医院应加强品牌建设，树力自身品牌。
1 医院品牌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医疗改革的深入，医院品牌成为医疗市场竞争的主导。品牌为一种无形资产，其价值比医院的固定资产还重要。树立医院自身品牌，保持品牌竞争力，是决定医院发展快慢的关键因素。
2 医院的品牌建设
品牌是西方营销学的一个词汇，是产品及产品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反映，它既象征着产品的价值、特点、形象和供应者的努力状况，同时又体现消费者的需求、利益、感情、个性和价值观[1]。医院品牌是医院的知名度、美誉度和信任度的反映，也是医院对患者在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长期承诺，更是医院核心竞争力的体现[2]。品牌建设的核心是提高医院的知名度、美誉度和患者对医院的信任度。
医院品牌是由医院人力资源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市场营销能力、文化凝聚力所形成的公众对医院的技术、服务、管理以及价格等综合能力的认同。主要包括技术品牌、服务品牌和文化品牌[3]。
2.1 技术品牌建设
技术品牌是指医院的诊查、治疗等技术性影响力[4]。先进学科、重点学科、特色专科和医疗技术创新都是技术品牌的内容。
医院是医疗活动的场所，医疗活动有赖于医疗技术而存在。因此医疗技术是医院管理的基础，医疗技术创新是医院发展的动力。技术创新获得医疗市场，技术过硬赢得医疗市场。
技术品牌建设的另一因素是人才，医院的发展取决于人才。因此，医院要引进学科顶尖人才，培育创新人才。因此要为医学人才营造一个创新的环境。
2.2 服务品牌建设
服务品牌是指医院通过提供人性化、个性化服务所建立起来的品牌影响力[4]。医院服务就是医院以患者和一定社会人群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学技术为服务手段，为社会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优质服务是一种形象的标志，能让患者感受到此医院与彼医院的不同，能让患者体会到特有的信任和满足。
2.3 文化品牌建设
文化品牌是指医院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累积形成的内在价值观、精神风貌，但又难以模仿复制的独特的品牌影响[5]。医院文化的品牌建设，应该从哲学、历史、文化三个视觉入手，寓医院文化建设于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工作中，全方位、多层次培育精神文化，凝练医院之“魂”;强化服务文化，重塑医院之“形”；优化人才文化，落实医院之“本”；营造特色文化，创建医院之“新”。
医院文化品牌建设必须以人为本，全面提高职工素质，强化医务人员岗位意识，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增强医务人员的集体荣誉感；把营造特色文化、创新文化作为医院文化建设的主旋律，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新，稳中求进，进中求新，新中求效”。
3 品牌宣传
医院作为一个公共事业单位，承担着大量的与公众和社会之间的交流及合作，在其运营过程中必须及时、准确地对患者的意见作出反应，以便修正服务策略，满足公众和社会对健康的需求，以达到医院品牌建设的目的。媒体营销是提升医院品牌知名度的重要手段，也是医院品牌建设的助推器[6]。通过媒体的宣传，不但可以树立医院的品牌形象，提高医院的知名度，而且还可以公正视听，增加人们对医院的信任度，对医院品牌的维护也是一个有效途径。
4 品牌的管理与维护
建立一个品牌很难，管理和维护好品牌则更难。品牌是有时间性的，不可能是永恒的。当前，很多医院品牌经营有很多不足，譬如：局限的品牌意识，医务人员简单的认为医疗技术是吸引顾客的关键，医院品牌就等同于医疗技术品牌、粗浅的品牌策划、单一的品牌定位、片面的品牌包装等。因此，医院品牌建设和发展中，要注意品牌内涵的提升，以保持医院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医院的品牌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不断投入、创新和调整。医院品牌是医院的信誉，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医院作为经营性的实体，只有走品牌化道路，实施品牌战略，既加强医院品牌建设，又善于保护医院品牌，始终拥有鲜明的医院自身特色，不断增强医院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医疗市场竞争中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获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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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女作家张爱玲对女人的感情做过一种描述：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蔡小红从来不会预料到，从自己心底里开出的那朵花，是恶之花。
1988年秋天，34岁的北京女孩蔡小红与单位同事到海淀区稻香湖马场游玩。秋日暖阳下，蔡小红坐在马上缓缓而行，她无意中一抖缰绳，坐骑突然跑了起来。从没骑马经验的蔡小红顿时大惊失色，双腿紧紧夹住马肚子，双手拽紧了缰绳，受惊的马甩动双蹄，原地跳了起来，吓得蔡小红哭喊起来：“救命啊！”
刹那间，一个矫健高大的身影飞跃栏杆，箭一般冲到受惊的马前紧紧拽住了缰绳，随后，又把惊恐万状的蔡小红抱下马鞍。蔡小红扑倒在那个男人宽厚的胸膛里，发现自己失态后她连声道谢：“多谢你救命之恩，请恩人留下名字。”
“我叫张虹光，自己开公司。这个马场是我朋友的，最近他忙不过来，请我来帮忙管理马场。”那个叫张虹光的男人跟蔡小红聊了起来。
蔡小红告诉张虹光，她是老北京人，父母都是北京市外文书店的老职工，1985年蔡小红大专毕业后接母亲的班，到外文书店工作。因为蔡小红是学统计的，就被分配到业务科任统计员。
两人聊了很多，蔡小红连自己还单身都告诉了张虹光。她觉得在这个豪爽仗义的男人面前，不需要设防。这次短暂的邂逅，给蔡小红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张虹光抱蔡小红下马时，那宽厚肩膀的温暖，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
正当张虹光的影子将要在她的记忆中淡去之时，1991年6月的一个下午，下班回家的蔡小红走在王府井步行街上，突然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她回头一看，正是张虹光。
“真巧啊！”张虹光说。“真巧！你也在这里？”蔡小红也附和道：“咱俩三四年没见了吧，你最近忙什么呢？”张虹光说：“我在办公司，就在王府井东边的和平饭店，跟你们外文书店不远，以后多走动啊！”
几天后，蔡小红给张虹光打了个电话。一听到蔡小红的声音，张虹光兴奋地说：“我现在正好没事，你来吧，走着也就10分钟。”蔡小红急匆匆赶往和平饭店。到张虹光租住的房间坐下不久，女秘书杨影走进来跟张虹光说：“张总，下周又要交房费了，饭店来电话催了。”
“好了，我知道了。”张虹光打发走杨影，转脸对蔡小红说：“不好意思，我的资金都投入到一个项目上了，你能不能借点钱周转一下？第一次来就向你借钱，真不好意思。”
蔡小红说：“没什么，谁都有周转不开的时候，我来给你想想办法。”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金钱无数
蔡小红是北京市外文书店业务科的统计员，外文书店的十多家门店都要通过总店对外订书，各门店与总店之间产生货款的业务往来，都由蔡小红所在的业务科负责，所有货款往来的支票，都由蔡小红一人收付，所有账目由她自己记录，只需将总账汇总到书店财务即可。如果不拿总账、各门店的账和蔡小红自己记的明细账进行三账会审，谁也看不出具体数额。
经不住张虹光的一再催促，10天后，蔡小红拿出一张下属门店刚交上来的货款支票3万元，送到张虹光手里。张虹光看后非常感激，保证最短时间还给她。
张虹光直接把这张支票拿到和平饭店前台交了房款。过了一段时间，张虹光又找到蔡小红，却不是为还钱，而是说钱不够，要继续借。听到张虹光又要借钱，蔡小红急了，她问张虹光：“你第一笔还没还，怎么又借？”
“我的资金都压在别的项目上了，现在有一笔好生意，肯定能赚大钱，赚了钱到时候一块还给你就是了，区区几万块我还能让你为难吗？”张虹光说。蔡小红相信张虹光，觉得要不借给他钱去做生意赚回来，以前借给他的钱也许更还不上。她从抽屉里拿出了第二张支票，这也是刚从门店收回来的货款，还没来得及入账。
张虹光拿着支票匆匆走了，见蔡小红如此轻易能从单位拿出支票来，他就下定决心把蔡小红当成取款机。
张虹光拿到这张外文书店的支票后，交给了助手杨影，让她去买了一台录像机，余款换成了现金。
糊涂的蔡小红并不知道，这个貌似忠厚的张虹光只是一个初中学历的无业游民，而且早已有过家庭和孩子，张虹光连自己的家庭都不顾，整天在外面混吃混喝，可怜蔡小红还天真地希望张虹光能够把厚实的肩膀给她，一辈子为她遮风避雨。
拿着蔡小红的钱，张虹光几乎很少回家，天天住在豪华酒店里，每天都找来一大群朋友一起吃大餐、喝名酒、找小姐。
蔡小红之所以如此心甘情愿地付出，来自张虹光的某种心理暗示。张虹光可以给予蔡小红的，只有情感，这是蔡小红日思夜想和迫切需要的。作为一个大龄单身女子，她之所以对张虹光的要求有求必应，是因为情感缺乏后看到张虹光厚实的肩膀，她小心翼翼又满心欢喜，唯恐失去这个肩膀。
也许是为了感谢蔡小红的倾囊相助，也许是无聊中的一次酒后乱性，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晚饭后，张虹光把蔡小红领到和平饭店住下。第二天早上，张虹光在皱巴巴的床单上看到梅花点点，他有些心慌，但看到蔡小红满心欢喜的样子，他随即释然了。
1994年外文书店进行改制，由全民所有制转而成了股份制，书店更名为北京市外文书店股份有限公司。而蔡小红则继续担任公司的业务部统计员、计财部会计，独自完成公司总店与分店之间的货款往来结算业务。
有了前几次偷偷拿出单位支票的先例，蔡小红也不再担心被别人发现了。再后来，张虹光隔三岔五跟蔡小红借钱，蔡小红直接把各门店上交的转账支票给了张虹光。
张虹光拿到支票后，多数交给秘书杨影去兑换现金。那个年代，为买东西方便或者现金买卖便宜，中关村有很多支票换现金的公司。杨影帮助兑换现金的时间持续了10年，直到张虹光因为吸毒被抓之后才停止。这些支票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有时候每个月杨影都要跑上几趟。
10年贪占千万巨款，
挥霍吸毒挥金如土
上千万资金拿出去，张虹光具体干什么用了，蔡小红并不太清楚。每次张虹光都对蔡小红说有好事，有多好的买卖，就差一点钱，让蔡小红再借一点，等生意做成了，以前的钱就都还了。一次又一次，张虹光都这么说，只是每次理由不一样。借得多了，蔡小红也就麻木了，觉得不借给他也没别的办法。
虽然觉得张虹光还钱的希望渺茫，但蔡小红还是一直给他支票。从拿出第一笔钱开始，蔡小红就记过账，面对密密麻麻的数字，蔡小红看着就头晕，直到蔡小红退休，张虹光都没还上。退休交接时，蔡小红把单位的明细账给了后任，知道张虹光还钱没了希望，即便还上钱也补不回去，蔡小红干脆一狠心，就把这本小账扔进了垃圾桶。
志大才疏的张虹光其实就是一只吸附在她身上的水蛭，当他吸干蔡小红的鲜血之后，膨胀的他游走于各大豪华酒店挥金如土。他的那些所谓的生意伙伴见他没什么正经买卖却每天沉溺于酒池肉林，就以合伙做生意的名义，骗张虹光拿钱。张虹光先后被骗两次，损失了三百余万，这些几乎都是蔡小红的钱。
被骗光钱财之后的张虹光无奈之下离开王府井商圈，搬到东三环附近的华泰饭店租房。这时候张虹光已经身无分文，完全靠从蔡小红那拿来的钱撑着。但蔡小红拿来的钱都用于日常开销，根本拿不出钱做生意，花钱如流水的张虹光已经戴上大款面具，他撕不下来，这样慢慢就形成恶性循环。失意落寞之下，张虹光又染上了毒瘾，蔡小红拿来的支票，换成了海洛因燃起的白烟，或者变成毒液注入张虹光的血管。
直到1998年，穷困潦倒的张虹光因为吸毒花光所有的钱，他再也顾不上大款的面子，从华泰饭店搬出来后，在北太平庄附近租了一个房子，除了去向蔡小红要钱买之外，就是窝在小房子里吸毒。
张虹光染上毒瘾后，尽管蔡小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她依然向张虹光提供毒资，直到2000年5月张虹光因吸毒被劳教后，蔡小红终于松了一口气，再也不用像蚂蚁搬家一样用公家的支票填补那个无底洞了。蔡小红的贪占就此停止，直到2002年6月顺利退休。
蔡小红利用公司账目不清、管理不严的疏漏，从1991年6月到2000年5月，10年时间贪占了1060余万元。
2006年10月10日晚上，退休在家的蔡小红接到单位一位领导打来的电话：“总公司和各门店正在进行整体审计，你记的账我们看不懂，你回公司对对账吧。”
蔡小红心里一惊，她知道自己捅下了天大的窟窿，这次可能捂不住了，但立即逃跑显然不是上策。第二天早上，蔡小红装作没事人一样来到单位，说自己退休后应聘到其他单位做财务，她马上要到税务局开一个重要的会，等开完会后再来对账。单位的人当时并未发现异常，就让蔡小红离开了。
金蝉脱壳的蔡小红直奔张虹光的住处，她焦急地问：“单位查账了，有一千多万呢？你有什么办法吗？”
张虹光此时才知道他10年间挥霍掉了一千多万元，身染毒瘾的他更是束手无策。最后还是蔡小红说：“咱俩干脆走吧。”“也只有这条路了。”张虹光也只好答应。
想到自己吸毒是从云南贩卖过来的，张虹光带着蔡小红一路沿着他听说的贩毒路线，辗转来到了云南景洪市。
仓皇逃往云南，
靠捡破烂为生
在逃亡云南景洪的岁月里，张虹光不敢抛头露面，只能靠倒卖茶叶度日，这个小本买卖，即便偶尔赚个千把块钱，也不够吸毒，更何况不甘寂寞的张虹光偶尔还要去找小姐。
张虹光早已看不上年老色衰又很无趣的蔡小红，2006年12月，张虹光在景洪的一个发廊认识了女孩阿紫，随即两人同居，却把蔡小红扔在一个破烂的小旅馆里。 逃亡中的蔡小红由于不能出去找工作，只能在景洪的旅游区捡矿泉水瓶子和从垃圾箱里掏点废品为生，凄凉的生活渐渐麻木了这个女人的神经。等她实在没钱支付房租的时候，只好找张虹光求救。2007年11月，张虹光带着同居的阿紫去给蔡小红结房钱，嫌蔡小红住旅馆花钱多，又另给蔡小红租了一间小房子居住，住了4个月后，张虹光连这小房子的房租都舍不得花，最后把蔡小红领到家里，三人一起居住。
每天早晨，蔡小红为张虹光和女友做完饭后，就要急匆匆赶去捡废品，晚上回来还要面对张虹光与阿紫的调笑。对于这一切，已经麻木的蔡小红渐成习惯，三人同居一室相安无事。
在云南落魄的生活也不长久。2010年3月17日凌晨，身为球迷的张虹光去宾馆开房看足球，他在宾馆登记时用了自己的身份证，宾馆工作人员核对身份时，发现张虹光被网上追逃，随即报警。警察赶到宾馆抓捕了张虹光，随后，张虹光带着警察抓住了蔡小红。
2011年8月4日，因被控贪污罪、职务侵占罪，蔡小红与张虹光一同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57岁的蔡小红头发花白一脸淡漠，张虹光却满脸不在乎。
面对贪污侵占一千零六十余万元的指控，蔡小红的回答十分干脆：“属实，认罪。”张虹光紧随其后，也明确表示认罪。也许，低头认罪对他们而言恰是一种解脱。
而被问及两人关系时，蔡小红却轻描淡写地回答：“关系一般吧。”两人称除了偶尔的亲密关系外，连情人都算不上。但谈到自己犯罪的原因，蔡小红却糊涂了：“我也不知道图什么？糊里糊涂就开始了，而且停不下来。” 在看守所里，蔡小红每天捧着《道德经》苦读，她已“无欲无求”。她说：“以前太糊涂了，很多事情没想明白。也没有结婚，家也没有，孩子也没有，这辈子就这么完了。”
2011年12月20日，蔡小红因犯贪污和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张虹光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蔡小红虽然侵占千万公款，但名下除一套住房外，没有任何存款、车辆。最终，这套房产被冻结，变卖后的款项将用于偿还给受害单位。
篇12
一、科学管理是品牌建设的发端
管理是基础，基层医院在发展过程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几方面内容：定位要准确。各类基层医院发展到现在，可以看到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劣势，但归根到底还是医院品牌没有差异化的优势，品牌不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基层医院品牌定位，首先要分析并考虑自己面向的是什么阶层、什么类型的患者群，选准一个自己的目标受众群，有针对性地塑造品牌形象。我县的合兴卫生院为什么发展得有声有色，家喻户晓，就是因为有自己明确的定位，它把服务对象瞄准在了糖尿病患者身上，并以此打造出自己的品牌，以至于县院某糖尿病专家的老父亲治疗糖尿病也吵着要去合兴治疗。规划要到位。有了准确的定位，接下来就要明确目标、制定规划。医院发展目标主要包含：准确迅速的市场切入，叫得响的专科品牌，有竞争力的服务质量，不断壮大的人才队伍，日益完善的医疗设施。我县的临海、盘湾、兴桥等卫生院都是思路超前、规划到位的典型。制度要完善。一家成熟的上规模的医院总是在制度建设上更趋完善，并不断创新。制度建设决定了农村基层医院能否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就基层医院制度化建设而言，一要充分认识制度的重要性；二要注重执行制度的自觉性；三是要将制度内化为自觉行为，并不断丰富、完善，使之成为医院文化的一部分。
二、医疗质量是品牌建设的基础
医疗质量、技术水平是医院品牌的基础和生命，没有质量就没有品牌可言。为什么我们的患者在遇到重大疾病时，总要想方设法转诊去南京、上海等大医院，无不是冲着“一级医院一级水平”去的，为什么新创办的仁爱五官科医院在手术治疗方面甚至比县医院五官科拥有更多的患者，除了出色的服务外，它还有上海长海的五官科主任李兆基教授这块牌子做支撑。医院的信誉取决于医疗质量，医疗质量的高低直接关乎患者的生命和健康，是患者最为关切的敏感问题。 我们的医院发展要从“以药养医”向“以技养医”转变，在设备、技术、人才各方面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集中力量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做出自己的“拳头”产品，培育自己的学科群，建立自己的人才梯队，形成有差异化的自身特色和品牌优势，从而吸引患者就医，提高市场占有率。
三、人才队伍是品牌建设的支撑
医院的人才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和市场争夺的宝贵资源。 基层医院在树立品牌经营战略过程中，必须率先树立“人才品牌”的理念，把人才当作医院最宝贵的财富。近年来，我县培育出了一大批“人民满意的好医生”，评选出罗勇、唐宇轩、陈玉昌等首席医师，这就是品牌建设最有益的举措。
引进人才需坚持科学灵活。人才最快捷的来源是引进。如何吸纳人才，首要的是要坚持科学灵活。1. 营造和谐环境，搭建事业平台。真正的人才都有强烈的事业心，他们把创造业绩视为生命。医院应为各类人才提供不断成长的空间，努力营造“识才、爱才、聚才”的用人环境。2.制定优惠政策，解决后顾之忧。要建立包括住房在内的特别奖励政策；建立婚假、产假及病假制度；解决引进人才的户口家属和孩子入学问题。3.人才引进科学化，评估机制规范化。树立开放的人力资源理念，采取形式多样的人才引进方式。
培养人才得拥有长远目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建设并非一朝一夕。应建立长效而开放的人才培养机制，制定长期培训计划，高标准、严要求，把各类人才的培养纳入医院重要的议事日程。此外，要加大实施高层次创造型人才培养力度，造就拔尖人才。加大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培养力度，鼓励建功立业。
稳定队伍需重视长效管理。人才的频繁流动非常不利于基层医院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基层医院缺乏长效管理机制。1. 用人不拘一格。管理者对人才要有发展的眼光，用积极的态度，做到人尽其才，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2.建立激励机制。基层医院应根据自身情况和市场环境，确立合理的分配制度，薪金分配应与责任轻重、技术高低、贡献大小相挂钩。 3. 优化资源配置。在科学设岗的前提下，实现人员数量最小化、结构最优化和效能最大化，处理好专业技术队伍现状与长远发展的关系。4.增强员工凝聚力。优秀的基层医院需加强内涵建设，营造良好氛围，建立起新型忠诚关系的企业文化。
四、高效服务是品牌建设的载体
海尔为什么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并成为中国知名品牌，它的完善的售后服务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同。同样是县级医疗机构，患者在就医取舍上，往往会在心理指向上趋同中医院，更多的是感觉中医院的服务更周到。优质高效的服务是基层医院赖以生存的最大优势，也是最直接、最容易让患者形成口碑的渠道，这个宝不能丢。
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坚持以人为本。人性化是医疗服务的方向，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服务才会真正深入人心，医院品牌才能逐步建立。传统的医疗服务是“见病不见人”，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既要照顾患者的生理状况，更要考虑他们的心理需求。二是谋求与众不同。服务也要坚持不断创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才是服务最高境界。比如别人都在搞回访，我们可以把这项服务提前化，开展预约服务，也可以延伸，对服务对象建档跟踪，长期服务。三是注重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只有细节做好了，才能做到“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
五、医院文化是品牌建设的核心
美国著名的营销学专家菲利蒲？科特勒曾经说过，品牌最持久的吸引力来自品牌所包装的文化，这是知名品牌之所以深入人心的魅力所在。没有自己文化理念的医院是没有“灵魂”的医院，建设医院品牌离不开医院文化。
首先，医院精神是医院文化的核心，也是医院品牌得以确立的精神支柱。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医院精神，营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医院文化氛围，这是强化市场竞争手段的有效途径。
其次，医疗服务中医务人员的行为与语言是沟通医患关系的桥梁。规范医务人员的服务行为与服务语言是医院尤其是建设品牌医院满足患者就医需要的必由之路，也是展示品牌医院特殊风格的途径之一。
再次，医院环境也是医院文化得以向外界展示的物态语言，也是社会各界考察医院品牌的直接途径之一。实施品牌策略要将医院的环境建设纳入重要日程。
六、营销宣传是品牌的手段
通过《射阳人民医院》，更多的人了解了县院的专家设备，通过“鹤乡卫生”网和“周末卫生”栏目，老百姓看到了近年来我县卫生事业取得的成就，
篇13
CHEN Min,CHEN Yu-si,ZHU Yu-ho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Kunming 650101,Yunnan,China)
Abstract：To establish the enterprise brand is the advanced enterprise culture to establish the final results, the advanced enterprise culture so that enterprises can remain invincible.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ospital culture, not onl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service quality, but also enhance the humanized service concept,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hospital, the same hospital, the development must rely on advanced hospital culture to promote hospital, hospital culture is the soul,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and th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hospital and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ssence, is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Brand strategy is also has the outstanding units of the special advantage, a unique style of efficacy.
Key words：Hospital culture; Hospital brand医院文化是医院的灵魂，是医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提高医院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是决定医院和谐发展的精髓[1]。因此，目前在建设现代化医院的进程中，若想将其打造成为品牌医院，就必须将先进的医院文化作为主体，全方位提高综合实力，挖掘潜力，杜绝急功近利这种不利于医院长远发展的行为发生，开发新的资产与资源，创造出更好的条件，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参与激烈的医院市场竞争。
1加强医院文化的建设，展现医院品牌实力
1.1良好的医院精神是作为医院文化核心的一个存在，也是医院品牌得以立足的根基。医院精神是医院文化整体发展的关键所在，医院要想发展，则需要一个被这一群体中各个体制均认可并为之努力奋斗的支柱[2]。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形成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力。医院精神是医院员工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文化心态、群体意识和行为准则的集中体现。培育医院精神要着重在提高人员素质上下功夫。
1.2规范服务行为与服务语言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应以超高品位的医疗服务去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在医疗服务中，医务人员良好的行为和语言是沟通医患关系的关键，亦是架起一座通向医患关系和谐的坚实桥梁。随着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地发展与进步，严格规范医务人员的服务行为和语言，是医院尤其是建设名牌医院得到广大患者认可支持必经之路，也是展示品牌医院别具一格的特征的一个途径。
1.3医院环境是医院文化向外界展现的一种物态语言，因为医院环境是患者在治疗疾病、康复修养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保证，所以也社会各界考察医院品牌的凭证。加强医院环境的建设最好朝着建筑独特、功能齐全、布局合理、方便适用、整洁宁静、幽美舒适等方面发展。
2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树立医院良好的品牌形象
2.1以高品质的医疗服务质量对待患者，贯彻"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宗旨，以患者满意至上。服务质量是医院文化的一个主要标志。医疗服务的根本是给患者健康提供一个保障，儿医院的信誉从本质上来讲取决于医院的医疗质量，医疗质量的高低与患者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是患者最关心的敏感问题。医院要想整体提高其医疗服务质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技术的创新，医院要从"以药养医"向"以技养医"的方向发展转变。而医院的所有设备、技术以及人才各方面都应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品牌的力量之强大，只有将高大的品牌形象深深根植于患者的内心，医院才能更好的发展，反之将没有未来可言。
2.2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可从下列几个方面着手：建立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从而使医院的医疗质量管理规范化、标准化以及科学化；设立质控机构，完善健全质控网络，将不断提高医疗质量作为建设医院文化的核心内容；重视培养人才，提高全体医护人员素质；增大医疗设备投入，提高医疗服务的科技水准；借创品牌，始终关注医学发展的最新领域，并积极的参与进去，树立超一流的医院品牌形象。
3注重人才培养，加强品牌意识
3.1医院文化的建设需要形成一股人才辈出的良好氛围，医院兴盛与否，人气凝聚如何，用人制度及人才的培养起着至关键的作用。市场经济竞争的根本是在竞争经济，而竞争的根本又是人，因此，医院发展壮大目标的实现，绝大部分程度上取决于优秀人才的栽培成功与否，医院需营造出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氛围，激发鼓励人员积极创新，大胆尝试，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建立科学的培训体系，健全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年度学习及培训制度，对于有突出业绩的优秀人员，要从财力和物力方面大力扶支持，积极送国外留学深造或国内进修，努力打造出一支影响深远的"名医"队伍，不断增强创立一流品牌的意识。
3.2建立健全人才竞争机制，充分体现出竞争的原则性及残酷性，施行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录取的人才制度，做到有能者上，平者让，庸碌者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同时辅之以绩、效、利关联的公平分配制度。高度重视职工的报酬与医院的效益关联，医院发展的目标要与个人的价值回报结合起来。
4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增强医院品牌信誉
4.1医院的行为作风与职业道德的高低直接反映出医院办院的方向及宗旨，是社会评判医院品牌形象的重要依据，也是医院文化建设的重要主题。
4.2医德医风良好可使医疗单位树立起一个良好的整体形象，使其市场竞争能力更强。它作为一种无形的资产，既可以为医疗单位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也可使医务人员自身价值增高，是医院能长期赖以生存的一项重要保障 [3]。
4.3"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竭诚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是社会主义医院的共同价值取向，教育职工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全心奉献，爱岗敬业，推出"文明行医、优质服务"等各项积极措施，建立完善社会服务承诺制与相应的院内监督约束机制，确保说道做到、取信于民众，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树立良好的医院形象与名牌地位，确保医院品牌的社会信誉度。
5提高医院的宣传力度与医院品牌知名度
一个品牌的形象从开始的培育到渐渐的成熟，面向市场直到被大众认识接受，是一个极其漫长和艰难的进程；广泛宣传是实施品牌推广的一项重要策略与手段，即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现代新兴媒体将医院品牌的信息介绍给千家万户，使其了解认识。医院内部的宣传，院报、画廊等宣传设施也是宣传品牌的一个绝佳阵地，还可在网上宣传消息，以及将信息印在门诊病历和药品包装袋物品上发到患者的手中，此外，社区随访、家庭病床等也是一个宣传医院品牌的极好途径。
总而言之，医院文化建设是一所医院塑造一流医院品牌的关键要素，在医院未来的发展前景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谁最先重视它，谁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权。打造出一流的医院品牌，就意味着医院拥有了一笔巨大的无形财富，必将为现代化医院拓展空间，谋求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发挥其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