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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在文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对其宣传报道正是对民族文化传播的有力补充和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是一种动态的、活态的传播，主要以人为载体，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代际传承。现代的社会变革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使其难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传承人老龄化、后继乏人、经济压力大、文化心理自卑等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巨大传承危机。我国非物质文化的抢救，到了十分紧迫的关头，原因有三：
第一，受现代科技的冲击，一些富有特色的民俗礼仪不断简化蜕变，以至萎缩或消失，民间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第二，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经费得不到有力保障，更没有形成科学的抢救保护体系，导致保护和抢救工作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第三，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文化产业运作机制，长期以来民间民俗老艺人收入低，生活难以维持，有的转行，以至民间民俗艺人出现断层、断代的严峻局势。在此背景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应运而生。要使非物质文化得到更好抢救和保护，必须以非遗文化为依托，把民间民俗文化资源转化成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竞争力，才能使民间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形成“源头活水”的良性循环。任何文化资源，必须通过整合、加工、提炼，使其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所以，民间民俗文化抢救保护下来后，想要继续发挥作用，必须经历现代文化产业的转换，即便有阵痛也决不能有丝毫犹豫。只有通过产业化形式再创造，才能使抢救和保护的民间民俗文化生存下来，并不断地发展和壮大。
一、大众传媒策略
2006年国家设立了“文化遗产日”，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被更多的民众了解，关注度日益提高，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对于非遗认知和宣传的热潮。著名学者拉斯韦尔提出了传播的“文化享受，丰富精神世界，社会遗产传承”的三功能说，他认为“传播是保证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 大众媒介传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了留存时间，并扩展了其分布空间。文化与传播两者是互动一体的，所有的传播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特定文化的传播。文化不进行交流与传播，便失去了生机和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需要代代传承的民族文化，其传承本身就具有传播的特性。而文化的传播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达成一种普遍的认同，因而特别需要大众媒介的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体现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是一笔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交际范围无限扩大和交流方式多样化，非遗也需要有更具宣传力和影响力的传播渠道，而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就是对其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信息量的不断上升和增加，一个属于非遗自身的“媒介语境”已经形成并逐渐完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植入媒介语境之中，并借助现代传媒的各种优势，能使其获得更好的传承和延续。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设施和传播载体，在传承文化等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综合性文化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中的传承与变迁深受大众传媒的影响.
二、网络平台数字化传播策略
信息时代的到来，以数字化的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对话优势，从传播学的现实意义出发，可以使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从理论上的可能变为现实中的实践。我们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行为来研究，深入探索网络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模式，充分利用多媒体和数字化手段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传播的手段和方法，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网络传播平台，有效地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播规律和大众传播规律。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牵手非物质文化遗产，试图探讨虚拟旅游产品开发的可行性。
三、非遗旅游开发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既要通过旅游开发，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游客体验的层次性，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更要通过旅游开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价值的传播拓宽途径，要实现这一目标，对旅游和文化两方面因素都必须认真审查，之后才能确定如何对其进行开发和管理。对“非遗”进行适当的旅游开发，一是增加民众对“非遗”认知的机会。由于“非遗”自身特性，所知者、所深知者很少。如果只在大众媒体上呼吁对它的保护，而大众却又对其“不甚了解”，那么这种宣传效果会大打折扣。二是有益于“非遗”传承。如向云驹所说，当文化遗产的价值经过专门学科和专门家的研究，得到充分揭示的时候;当文化遗产在大自然的霜刀雪剑、日晒雨淋、风吹雾蚀下面目全非的时候;当文化遗产在人类新生活、社会新发展中不相适应、淡出历史舞台之际，保护保存这些文化遗产的课题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旅游，就有益于保护和传承。各地以民间文化特色形式开发开放旅游市场也一地热过一地。如民间工艺、民间艺术品就极具市场潜力。三是丰富文化旅游资源。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旅游资源的种类很多，而高品位的文化旅游资源尤其值得高度关注。“非遗”的众多项目，无疑丰富了各地文化类的旅游资源。四是对于以保护为前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进行旅游开发既需要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内涵、存在形态，也需要考虑遗产地的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组合状况、遗产地的地理区位、可进入性、遗产的市场吸引力等开发条件，更需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分析遗产-资源-产品的适宜性转化，分析旅游开发对遗产造成负面影响的程度和遗产的承载力，慎对“产业化”。 近年来，随着文化旅游的发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商品化和市场化。
参考文献：
[1]杨艳丽;旅游业与非遗文化产业融合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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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利用互联网、博客、微博、智能手机、移动电视等构建交互立体的传播渠道，对新媒体的用户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知识与营养的输送，从而让更多的新媒体用户和消费者能够积极主动地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如果采取适当的策略，又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与宣传的进程中，刺激新媒体自身的发展，从而开发新媒体的新功能，进一步增强新媒体在与其它媒体竞争过程中的优势。
（一）构建立体传播渠道，吸引受众的广泛关注1.互联网。一方面以国家、省、市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门户网站为平台，运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信息表现形式，为消费者提供一种参与式的文化体验。另一方面，可以采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将民间的歌舞、乐器等文化资源与原创视频、博客、播客、电子杂志等新媒体形态相结合，丰富和拓展新媒体产业在内容方面的多样性。在此方面，韩国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2012年，韩国文化体育旅行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开通了“韩国博客”项目，并对参加此项目的博主进行选拔，然后约请优异博主到韩国研修。此举不仅是奖励其在推广韩国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也借此增进其对韩国文化的相识。此外，韩国还将借助社交网站平台，为其以后继续宣传韩国文化增添动力。2.智能手机。今天，作为用户数最多的新媒体之一，智能手机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智能手机内容的多样性、互动性、交互性、移动性和便捷性等特点，可以使智能手机中的内容更好更容易被广大用户观看和欣赏，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比如，2013年1月，福建闽剧院与中国移动公司合作，精选经典唱段制作成彩铃并提供免费下载，打造了全新的传播模式。闽剧彩铃推出后不到一个月，试听达8431次，下载2406首。此外，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手机报、手机广播、手机电影、手机电视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广泛传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内容，从而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手机用户中的影响力。3.数字电影。数字电影可在永葆绚丽影像质量的前提下，让电影具备与其它新媒体一样的实时互动等长处。2011年5月，云南省拍成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题材数字电影《梅葛》。通过该片的拍摄，再借助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平台，云南省将“梅葛”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现状和困境展现给大众，从而引发人们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濒临失传文化的关注和反思。4.平板电脑。自从2010年“苹果”公司iPad平板电脑以来，平板电脑作为方便携带的个人小型电脑，不仅具有PC机的所有功能，而且具有笔记本电脑所不具备的一些功能，同时还具有移动性和便于携带等优势，因此自面世以来拥有越来越多的用户群体。所以，通过平板电脑来传播和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不失为当下较佳的策略之一。2012年，一款名为“韩国之魂”的平板电脑应用软件在韩国问世，该软件将木雕、“大笒”“托肩”等韩国的主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展现出来，让人们看到，韩国除歌曲、影视等大众流行文化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5.移动电视。当前，移动电视的传播内容多是短小精悍的资讯娱乐节目，在受众对电视节目中的娱乐资讯节目感到审美和视觉疲劳以后，移动电视要想唤起大众的有效注意力，必须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特色。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显露自身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亮点，才能真正发挥其有效传播的魅力。而在移动电视中适当注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内容，无疑是一条既可行又创新的路径。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大多数城市的移动电视都在播放老北京的宣传片，从而使民众感受到不一样的非物质遗产文化内容，并受到广泛关注和喜爱。由此可见，移动电视这种全新的传播工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引起大众范围的保护共鸣方面，只要运用得当，便可以起到极大的助推作用。
（二）创新思路和模式，注重传播技巧和方法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新媒体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形式，打破了时空的局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空前的便利。1972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提出了著名的“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中有两个重要观点：一、大众媒介可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有效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二、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受众会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虽然此理论是针对大众传媒提出来的，但新媒体完全可以据此理论创新传播的思路和模式，主动建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议程”，并注重将传播内容与新媒体的形态充分结合。借此引导大众更加了解和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内容，从而获得更加实际有效的传播效果。2013年5月，第四届成都国际非遗节比赛期间，主办方不仅开通了官方网站，更借助微博、微电影等新媒体，吸引新生代观众的目光和关注。受众只要关注或收听非遗节的官方微博“@成都国际非遗节”，就可全面了解大量的非遗知识和非遗资讯报道，并参与到生动有趣的非遗节互动活动中。此外，主办方还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手机用户只要用手机扫描非遗节官方微博首页上的二维码，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账户搜索中查询“成都国际非遗节”，便可以与“非遗节”直接对话交流。
（三）强化内容和服务，打造新的盈利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媒体的生存能力取决于传播内容的创造和消费。因此，把握新兴媒体的发展趋势，大力推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数字内容生产和动漫、网络游戏制作，将会促进我国信息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年，美国梦工厂动画大片《功夫熊猫》横扫全球，三年后《功夫熊猫Ⅱ》卷土归来。好莱坞将中国传统的中华武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国形象大使熊猫相结合，拍摄出令世界瞩目的影片。这两部动画片，不仅为梦工厂赢得了很好的口碑，也获得了丰厚的票房收入。无独有偶，日本光荣公司近年制作发行的以我国著名小说“水浒”“三国”等为题材的游戏在全球大卖，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这些成功的案例表明，传统的非物质文化并非一些人眼中的守旧与落后，只要得到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样能够创造出巨大的价值。
（四）融合发展，与传统媒体合作共赢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独特优势，如拥有数量庞大且年轻的受众，具有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互动性，传播形式更加多样化，极大地摆脱了时空的限制等。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同样具有一些新媒体所没有的优势，如拥有强大的制作能力和庞大的媒体内容，具有突出的品牌优势，在用户中有着较高的权威性，用户数量较为庞大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宣传中，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应该各展所长，避其所短。新媒体要借助传统媒体的内容制作能力和品牌优势以及知名媒体人的旗帜效应，凸显自身的强大竞争力。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也要融入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以此来抵抗新媒体的扩张。例如，微电影既具有传统电影媒介的形态，又兼具新媒体的特点。通过微电影这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融合的传播形态，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影视的艺术性、审美性结合起来。通过拍摄非遗项目的传承之路和艺术名伶的非遗人生，并借助手机或互联网播放影视作品，既可以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范围和影响能力，又使传统的影视媒体形态得以保留和传承，不失为一条新旧媒体相融合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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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播途径；现代传媒
中国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它既有物质形态的“有形”的文化遗产，如文物、典籍；又有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种类之繁多、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也是少有的。包括口头传承、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目的在于文脉的延续、优秀文化的复兴和再创造。
现代人民群众对于文化需求不断提高，使得现代传媒的品牌形象，品牌价值也越来越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已作为中国五千年底蕴的文化品牌，包括的内容和涉及的领域广泛和众多，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电视媒介能够更好地传播，让不同阶层的受众人群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中接受、吸收相关知识并做到延续中华文化文脉的自觉，达到对本土文化的自觉保护作用。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全民性的工作，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
一、以媒体传播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包括音乐、美术、舞蹈、建筑等各个领域，整体可以归纳为动态和静态两种。传统的研究方式主要是通过古籍文献，即文字描述的表现手法来展现。通过出土的文物、遗址等具体的实物对研究者以及受众人群提供可供研究或了解的相关知识。文字的优点是有依据，不足的则是每个人对文字的理解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对同一事物，解读的角度不同，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字主要依靠读来理解，难免会有局限性。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媒体的运用可使听觉、视觉融合为一体。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捕捉到一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资料，这样可以弥补文字所带来的视觉缺失、声音缺失等所不及的更多感官的冲击。为研究者提供更多视角的研究课题，也可提高受众人群的兴趣。因此，收集更多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频类、影音类资料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是十分必要的。
现代的科技进步之快，使得更多的人们接受事物的方式由以前的书本转变为电视网络、移动媒体接受新事物的方式。运用电视拍摄的手法来制作一些关于美术专题片，建筑类专题片以及各艺术种类的宣传片、纪实片等，是现实可行的，拍摄后根据文献配写解说词，根据分类整合、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手段去传播，尤其是通过电视、网络类、移动传媒类等，例如：地铁、移动公交车、传播媒介，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提供更多的途径，也让更多的民众来真正理解中国本民族文化精髓，进而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保护中国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再是研究者们极力地在保护，而是要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真正理解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贵之处，进而发动全体人民群众自觉地去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这也是充分运用电视传媒手段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一种优势。
二、以媒体传播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运用电视手法制作专题片
电视专题片制作是对现在时或过去时的纪实，对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给予集中的、深入的报道。电视专题片形式分类很广泛，从风格上可分为纪实性专题片、写意性专题片和写意与写实综合的电视专题片；从内容上分为城市形象专题片、企业形象专题片和产品形象专题片；从文体上分为新闻性专题片、纪实性专题片、科普性专题片与广告性专题片。无论选取那种形式，专题片的制作都离不开基本的形式要素，例如创意片头、画面与解说词的完美搭配、后期剪辑制作、音乐的选取等等。
首先，专题片片头的创作包装可以是创意的，创意是灵魂，但不能脱离专题片内容本身。一部专题片的制作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是电视的形式，内容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的某一门类为内容载体。解说词在电视专题片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以画面内容为基础，是专题片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说词能更好地表现主题，给观众以更多的信息量，它不是对画面的简单重复，而是对画面进行补充和提高，弥补画面所不能表达的内容，并根据画面与文字语言在形象上的逻辑关系创造词与画交融的意境，彼此烘托，产生共振，使画面的含义获得再一次的升华，成为观赏者享受的文化盛宴。
制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片，需要在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精选一部分作为重要的代表，来进行宣传片的制作。提倡不同的群体拍摄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持续拍摄动态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视资料。由此，可以记录不同阶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那些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同时，提倡尝试更多的电视栏目制作，可以是短小精悍的创意片头，也可以是展播类等等栏目方式，融合非物质文化的内涵，建立艺术资料库，丰富和充实除文献、出土实物之外的更多视觉资源，记录某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某一阶段的状态，具有一定的紧迫性。经过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电视片的制作长期积累后，整理分类为例如记录片、科普片、创意片等，建立相对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数据库。
应根据受众群体制作各种片子，目的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真正地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得到保护。不再仅仅是研究者、国家政策的抢救性保护，需要动员全民来保护，那么就要先要让全民了解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了解熟知以后，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利用电视、交通、地铁等移动传媒手段，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普及到每一处，才能让群众有意识的去对某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关注，最终自觉的对其进行保护。
三、以媒体传播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
一是记录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以后的研究人员提供更详实的生动资料。
二是对大众起到科普宣传作用，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程度，不再仅仅是研究人员的专利。
三是包装创意的作品，带有本民族符号的作品，内容、内涵更充实，有利于对外的传播并起到宣传作用。
四是有助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源储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挖掘更多可利用的元素去开拓创意产业，达到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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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备受世界的青睐。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高校更应该肩负起传承中国文化、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保护传承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和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民间各种文学作品、技艺、工艺作品、表演形式、文化场所等世代相传的非物质表现形式，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学者王文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归纳了非遗文化“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等7个特点。各地区非遗文化的合理传承开发，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使非遗传承人能够保有持续弘扬甚至创新的动力，进而使本土非遗文化成为地区社会文化的特色和名片。
二、云南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现状
云南是祖国西南边陲多民族大省，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与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03年开始，云南作为全国试点省份，开展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普查，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之后持续开展非遗申报工作。目前，在文化部四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中，云南已有大理三月街、阿诗玛、东巴造纸技艺、傣族泼水节、布朗族弹唱、普洱茶制作技艺、白族扎染技艺等10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位列其中，有几十个文化部命名的国家级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特色艺术之乡。同时，《云南映象》《云岭天籁》等成为驰名中外的云南民族文化名片，李怀秀、李怀福姐弟、香格里拉组合等，也成为云南原生态文化的代言人，这些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为今天的彩云之南打下了耀眼的民族文化烙印。
但是，云南的非遗文化传承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下，云南不少传统民居、服饰、语言习俗等民族具象特征正在消亡，大量珍贵的非遗文化亟待保护。
2.非遗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滞后于保护实践，各州市对非遗重要价值的认识不一致、不到位，传承人才队伍参差不齐，非遗学科带头人和专业骨干匮乏。
3.云南各州市非遗申报比例失衡，如布依族、基诺族、德昂族等文化遗产亟待发掘和非遗申报。
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之间还缺乏有力的合作机制，非遗传承和保护形式较为单一。除了各级文化馆、艺术院所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阵地外，还应发挥博物馆、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作用，使非遗保护及传承机制多元化提高传承保护的有效性。
三、高校在非遗传承保护的使命及文化责任
教育和文化传播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职责所在。当年，西南联大的闻一多、钟敬文等先生就在挖掘研究云贵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非遗保护需要理论支持，理论研究正是高校的优势所在。作为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高校学者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很强的思辨能力，通过选择、批判、传承、传播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宣传文化保护传承的责任意识，同时对传承非遗传统文化起到文化拓展创新的职能。
四、高校在传承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探索
1.利用高校教育经验优势，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设步伐。
2.建立非遗文化保护人才培养计划，构建非遗人才培养机制，以老带新，培养更多有志于从事非遗保护传承专家和学人。
3.构建高校、地方政府与传承人合作的新模式，即“1+1”互动教学模式。安排一名专业教师与一个非遗传承人共同开设一门课程或讲座。由传承人现场表演，传授艺术创作技艺、呈现创作过程，由专业教师从学术角度讲授其起源、发展及流变，归纳艺术价值。这种通过口传身授、声形并茂又有一定理论文化深度的方式更有利于传播弘扬非遗文化，也是对非遗传承人一种长期良性的保护。云南财经大学2016年就邀请一批非遗传承人如杨文忠、毕向红等到校开展系列“活态”非遗传承活动，受到财大广大中外学生的好评及政府管理机构的关注。
4.高校可以利用校园文化艺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以及国家民族传统节日，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巡展”、非遗系列讲座、学术论坛、“非遗”专题展览和地方戏曲、曲艺、民俗游艺活动等演出，同时收集精品，通过走出去及网络传播的形式扩大传播影响力。以此提升学生及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深化大学生人文底蕴和人文情怀的培育与熏陶，打造缤纷多彩的校园文化。
5.搜集、整理有关云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数字化资源，创建非遗名录信息资料库和研究资料专题数据库，以云平台资源库形式用网络传播的渠道，将云南非遗文化传向世界。同时，还可利用大数据，对非遗媒体活跃度、关注度和成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对应策略，为非遗的活化传播寻找方法和路径。
6.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对于引导公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对非遗文化的价值认同，移动互联网媒体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在非遗文化传播统一规划体系下，通过网站、QQ、“三维一端”（微信、微博、微视频、移动客户端）等，以中英文双语形式，加大非遗文化的移动互联网传播和互动交流。
7.以产学研合作为载体，加强非遗保护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多渠道为非遗传承和弘扬提供持续的经济保障。
8.加强高校与博物馆、文化馆、专项科研机构的联合，形成资源共享的合力。
9.非遗保护既需要理论，更需要现场实地挖掘。因此，高校的非遗传承保护应在确定系列课题后，“走出去”主动融入非遗地进行基层田野调查。云南财经大学通过“布朗族弹唱”“傈僳族民歌传承”等非遗田野调查课题研究，正在积累相关实践经验。
10.非遗的传承传播应在继承中吸收新元素，不断创新，融入当代民众的文化生活。受到大众的喜爱和维护，才是最好的传承保护。
11.高等院校可以Y合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成立相关研究传承机构。基于此，云南财经大学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肯定，并在2016年成立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更加体系化地投入到云南非遗保护传承和传播中。
五、结语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传播，并使非遗文化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是我们教育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也是进一步提升高等院校自身价值和形象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播引入高等教育体系，将丰富高等教育的文化资源、教学手段及方法，也对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 刘宁.地方高校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研究[J].大众文艺，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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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如果山水建筑是骨肉,文化内蕴便是灵魂。一个城市综合素质的整体表现,需要靠文化来支撑。城市文化是城市格调的最佳体现,城市的文化格调是指由一个城市的文化品格、文化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力量构成的一种文化状态,它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竞争力、影响力及发展模式。一个城市所具有的文化格调是在若干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是文化创新力、文化市场力、文化运行力和文化吸引力的合力呈现。要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调,除了发展城市文化产业、重视城市环境建设、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和标志、引进优秀文化人才之外,还必须注重城市文脉的传承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直接构成城市形象,直接影响城市的文化格调。因此,要有效地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格调,就需要多元化地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我们需要通过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挖掘、整理、创造,融聚社会共同价值观念,整合凝练出能够继往开来的城市个性文化,这个性文化既包括历史积累的传统成分,又包括具有城市个性的现代元素。文化起源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与创新,通过不断的更新创造而向前发展,文化是整合和超越的结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不一样:传播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在传承中加以保护,最有效的传承方式须与现代传播手段联系在一起。应该立足现实,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寻找答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播可以是多种多样,但艺术传播是其中最有魅力,也是最有可操作性的,同时也是提升城市文化格调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32届会议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遗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文化表现形式,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以及与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或文化场所)这三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表现的形式并非都是非物质的,物质层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要通过人格化载体、物化载体、文化空间载体、产业化载体等有形的物质载体来实现。”①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政府一定要发挥主导作用。以重庆为例,重庆要实现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文化高地”的目标,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着力构建十大文化体系,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把重庆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大都市,具体需要:1、构建以重庆人文精神为核心的城市思想支撑体系;2、构建城市文化形象标志体系;3、构建城市文化产业体系;4、构建城市文化特色品牌体系;5、构建城市文化传播体系;6、构建城市文化人才体系;7、构建城市文化公共服务体系;8、构建城市文化保护体系;9、构建城市文化研发体系;10、构建城市文化保障体系。②其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就是一个重要的构成,这关系到重庆人文精神的培育。人文精神对一个地区至关重要,它是地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直接反映大众的文化修养、精神状态和心理品味,能产生无穷的道德约束力和精神驱动力,是一个地域的内在形象和软实力,人文精神还是地区发展的内动力,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关系到重庆实现科学发展的竞争力。
“重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地域风貌和精神内涵代表着重庆人民的精神气质,是重庆城市精神培育的文化资源。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精神培育相结合,是城市精神培育的重要路径和实现手段。”③即便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贫乏的城市,也能够并且应该在普通的民俗文化环节中寻找到有价值的资源并进行富有地方色彩的艺术传播。节日民俗是人类社会各个族群普遍传承的重大文化事象,它紧密地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在传承过程中又不间断地延续着、创造着、发展着,构成了一部在时间和空间活动上丰富的节庆文化史。关于节日的文化记忆的传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诉诸于文字的,一种是活形态的仪式表演,美国社会学家贝格森把仪式划分为微型、中型、大型三个层次,最后一个层次的大型仪式便是需要与日常生活区别开来的集体的庆典仪式。④在这里就有可能给各个城市的文化工作和艺术传播留下了余地。尽管例如清明这样的民俗节日不是重庆所独有的,但重庆的文艺传播工作者就以此民俗节日为主题创作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大型交响音诗画《清明》,既注重保护民间节日的活形态,又对这一民俗节日注入了时代的和地域的内涵,从而有效地凸现了重庆同时作为古代重要关隘,现代历史名都和革命英雄之城的文化特征与格调,培育并实践了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重庆人文精神。
这部具有独创魅力的音诗画组合,以“清明”为主题的大型交响音诗画《清明》音乐会“追思怀古、吐故纳新”,在对观众进行高雅艺术熏陶的同时,弘扬了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音乐会以“亲近传统、亲近自然、亲近生命”为线索,以音、诗、画为载体,通过交响乐、合唱、独唱、民乐演奏、配乐独诵、齐颂等多种艺术形式,梳理、传导清明与人、世的和谐关系,展现传统节日“清明”的丰富内涵,为市民献上一场人文气息浓郁的艺术盛宴。在音乐会中加入了童声合唱《放牛歌》,童声朗诵、童声小合唱让孩子们在享受艺术的同时,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除了童声合唱,现场还有交响乐《清明祭》、配乐诗朗诵《清明•思乡•春》(马思聪曲,小提琴伴奏,其中包括杜甫、韩愈、朱熹、朱自清等古今文人名篇)、民族女声独唱《风筝》、女高音独唱《清明上河图》、二胡协奏曲《红梅随想曲》、无伴奏合唱《日月共生相思魂》等。清明缅怀的哀思在现场悄然弥漫,从古代走来,经历现代,又走向未来,充盈着静穆、恬淡、舒展的神韵,尤其是原创的交响乐《清明祭》、歌曲《清明上河图》和二胡协奏曲《红梅主题随想》升华了观众对先祖、先贤、先烈的思念之情,营造了观众对传统、自然、生命的敬仰之意,同时呈现并阐释了山城重庆独特的人文和历史内蕴。
二
《清明》这一成功的艺术传播形式启示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传播设计中,应该注意几个重要原则。
(一)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进行艺术探索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有关“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新的定义中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大类: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含戏曲、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与上述分类相关的文化空间。应该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与特点,对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进行更加有效的多形式、多业态综合开发,可以通过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等“整体保护、统一展示”的形式,开发“川剧戏台”、“故事村”等,在旅游中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劳动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又是在物质文化生活交流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而集市、庙会、传统节庆活动是民族民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传统聚会,也是民族民间艺术大展示、大会演、大交流不可错失的良机和舞台。因此,利用集市、庙会、节庆活动,繁荣、活跃民俗民间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中国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把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这6个节日列入名录,至于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从傣族泼水节到彝族火把节,从瑶族盘王节到藏族雪顿节等等,更是丰富多彩。既要在民众节日活动中保持传统节日固有的神圣性,使其合理文化内核或文化基因得以延续,又不可过度商业化娱乐化迷信化。现在的集市、庙会、节庆活动,普遍存在重视物质利益,轻视精神文化需求的倾向。如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集市、庙会、传统节庆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必将使人赏心悦目,显示出浓郁的文化氛围,引导已开发和正开发的遗产在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同时,逐步实现其经济价值,将我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实现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传承性和周期性是节日文化空间最突出的特征,文化记忆的形式及其在文化机制中所发生的作用,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必须保护节日的核心价值体系。传统音乐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生存和发展与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密不可分,某种表演艺术既可能是民间仪式、节日、庆典等集中的表演行为,也可能是商业化的戏曲、曲艺表演行为,还可能像日常的民歌传唱那样,纯粹是一种社会风俗行为,但它们大都涉及人们在特定文化氛围中开展的特殊的集体文化活动或社交行为,也就是一种个性化的生活方式。⑤
重庆的大型交响音诗画《清明》是重庆市着力打造的几大传统节日文化品牌之一,以传承中华文明,承载历史信息与古雅风韵。《清明》的艺术传播形态既丰富了人们的民俗事象,又提升了城市的文化格调,将清明节的“个体思念”提升统一到“社会缅怀”的轨迹上来,以清明为创作选题,用歌声颂扬品格,用音乐礼赞精神,用诗歌吟诵风物,用现代化舞台手段呈现国画风貌,最终起到振奋时代精神,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
(二)视觉文化传播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新的艺术形态
文化遗产与文化安全密切相关,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牢固性、积累性和继承性的特点,但也需要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加强自身的文化的创新能力,增强文化竞争力。《清明》音乐会用交响乐、诗歌朗诵、大合唱、流动画面等艺术呈现方式,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现“清明”之美与蕴涵于“美”中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将音乐、诗歌、画面较为圆满地结合,选择了交响乐与民乐、西洋乐器与中国民族乐器相结合的方式来传情达意,投影背景还会根据不同的章节打出相应的画面,令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营造了一种意蕴悠长的氛围。视觉文化传播的涉入是当代审美文化的普泛性特征的体现。视觉文化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以独特的传播形态来表现和完成的,广义的“视觉文化传播”意味着不是由单纯纸质文字媒介和单纯视觉媒介传播信息,而是由视听媒介或视觉媒介对广义的可视形象实施传播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传播形态,视觉文化传播引导现代社会走向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或者泛审美化。《清明》音乐会传播的不仅仅是音乐艺术,传播形态强调旋律、文字与图像的互补与互渗,既不妨碍各自独立的艺术价值,又拓展了意义的空间,在互动共生中求得艺术形态的审美增殖。
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性与影像化生存。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些内容独特而内涵丰富的个性化博物馆,图片资料、录音带、光盘等现代影像媒介兼具艺术与传媒的双重身份,是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像川江号子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单纯的被动保护是保护不下来的,必须让其文化内涵实现现代转型,把它们和视觉艺术传播进行有效结合。产生川江号子的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原生态的川江号子已不能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因为任何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艺术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以渐变的表现形式才能得以持续传承。我们可以对川江号子整合包装,保留老船工的原生态歌喉,请知名导演将川江号子打造为集音乐、歌舞、现代舞台技术为一体的大型实景演出,或拍成旅游短片,或者在朝天门两江交汇处设计“川江号子水道”,拉动体验“川江号子”的旅游热,提升重庆的外部人文形象,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新的生命。通过典籍的整理传承自己的文化,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首部综合性著作《川江号子》于2008年5月出版,全书近300万字,系统地介绍了川江号子的特征与形状,包括图片、文字、影响等内容。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转化中要注意本体性危机的问题。
(三)彰显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艺术传播的地域特征
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国城市文化的一种突出的品格。这就要求充分揭示本土的文化内涵,展示其文化特征和风貌,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强化对本土遗产的文化自觉。地域性是城市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地域性差异明显的城市文化或者说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对城市的生存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差异性这种城市文化特色其实就是一种识别标志、认同标识,它增强市民凝聚力、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是促进城市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是城市的精神内涵,是促进城市延续传承的根本。我们要辨析城市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原因,认清城市文化地域差异对于城市的重要意义,努力维持城市个性,理解城市内涵,继承城市传统,维护城市灵魂,以保护个性,求得城市的最大发展和社会的最大和谐,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调。
《清明》特别截取了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的情感高点“红岩精神”,来观照历史,呼应现实。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以及具有重庆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打造重庆文化高地的基点。《清明》音乐会中二胡独奏《红梅随想》,时而雄壮时而如泣如诉的乐曲,诉说着对以“江姐”为代表的革命志士的讴歌和追思,宣传了重庆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首先是一种历史传承,是一代代先民的传统意识和心理状态的历史积淀和反映,更是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时代特色。城市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步发展而成的,由于地理位置、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差异,历史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域文化又有着不同的特色。作为地域的中心,城市承载着其所在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这是城市文化产生认同感、归宿感的基础,也是城市个性形成的根本原因。城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是城市应保存的有价值的文化内涵,是城市市民对本民族与本地区和本城市的历史、传统、及其载体的一种成熟的看法及行为表现。虽然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使当代生活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和世界性色彩,但这并不能完全取消各个地区的独特文化,相反还刺激了各地的城市文化向更具有地域性的现代化方向发展。
三
历史文化遗产的性质虽然是保护性的、社会公益性的、传世性的,但遗产可以统一规划,多层次、多渠道、多办法进行保护性开发,同时加强传播力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项目推广,提高人们对于艺术传播的关注度,促进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要从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从单一保护向全面保护,从静态保护向活态整体性保护转变。历史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根基,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一个城市不能被代替的个性内容,就在她的历史遗存之中,一旦失去了历史遗存,与历史中断,就看不清自己的城市性格轮廓而陷入迷茫,只有不断去发现、确认、抢救、保护、发展、传播、创新历史文化遗产,才能延续文脉,传承历史,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调,融入现代,使城市发展走向未来。(责任编辑:郭妍琳)
① 吴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化保护与传承》,《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② 李炳仁《文化强市:重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必由之路》,《重庆行政》,2007年第3期。
③ 牟延林《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风貌、精神内涵及城市精神的培育》,《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④ 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的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⑤ 廖明君、杨民康《传统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
Artistic Communication of Inheritance of No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ion of Urban Cultural Style
LIANG Xiao-mei
篇6
传播要通过一定的媒介来完成。选择有效的媒介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将会更有效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力度和效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性”、“多样性”和“活态性”等特征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需要对传播媒介进行精心的选择。在所有媒介中,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媒介,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有着独特的作用。
互联网扩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样式和内容上表现出多样性。按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归纳为十大类别: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传统舞蹈(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和游艺与杂技(杂技与竞技)、传统美术(民间美术)、传统技艺(传统手工艺)、传统医药、民俗。在这十大类之中又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具体内容和样式。这样多的内容和样式,传播媒介的容量是难以承受的。就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而言,用某一种传统媒介进行详尽、全面而又系统的传播就不可能,因为它的容量有限。但是互联网却不会受容量的限制,它的超大容量可以完整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指出:“要运用……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起档案和数据库。”②从传播学角度讲,互联网媒介扩展了传统媒介的可保存性和可查阅性特征(许多报纸和杂志也利用互联网的这一优势,专设了电子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将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如遗产分布、遗产种类、遗产代表作、传承人、保护方式、传承方式等)进行数据化处理,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教育网站、在线图书馆、数字博物馆等,让数据资源库和网站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平台、基地、中心,让受众通过这些平台、基地、中心,方便、快捷、灵活、自由地了解、认识各种内容和样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互联网扩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空间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在传播时,不受地理和自然环境的限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空间。华夏五千年文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样式,这些内容和样式像珍珠一样散布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名录的分布情况看,全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入选,而且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不断深入,根植于各地和各民族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被进一步挖掘出来。要想让国人更多地知道和了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传统媒介来完成这一任务,由于受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当然还包括经济条件、交通条件等)的影响,在操作上是很难行得通的。但是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就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如对于流传于中国各地的民族民间舞蹈,我们通过互联网,就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歌舞热烈奔放,内蒙古(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歌舞辽阔雄浑,(以藏族为代表)的歌舞高远空灵,东北(以朝鲜族为代表)的歌舞轻盈飘逸,西北(以陕西为代表)的歌舞苍凉凝重,江南(以苏杭为代表)的歌舞清新典雅,西南(以云南为代表)的歌舞轻快热烈,等等。随着互联网的技术越来越提高和使用互联网的受众越来越多,如何更进一步认识互联网在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的优势,进一步拓展互联网在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的功能,是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例如,在旅游网络宣传中,对许多景区和景点都有其文化景点的介绍,建议在以后的宣传内容中,进一步加大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介绍,这样即使许多人并不一定实际到达某一旅游目的地,也可以通过其网上信息,了解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样式和内容。使人们通过互联网,缩小其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间接地了解和认识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互联网扩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对象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虽然诞生不久,却立即成了最主要的媒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5年中国5城市互联网使用现状及影响报告》的数据:2005年全国网民已达1亿,网民每天使用互联网的平均时间达2.73小时。③又据2009年统计:中国的网民已超过了2.5亿,2010年将超过3亿。④具体分析互联网在传播学上的特点,归纳起来有三个特点:一是互联网已被各种受众接受,成为人们选择接受信息的主要方式;二是年轻人上网的时间多于年长的人;三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上网时间多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1)利用互联网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使受众面得到扩展。各种职业类型、各种知识结构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认识和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对于进一步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人们更为普遍地了解和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基因,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以全体民众的认知为前提的。(2)知识群体通过互联网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将会更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因为在任何社会中,知识群体是社会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他们的文化观,直接影响着某个时代的文化潮流,一旦知识分子通过传播接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将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为重要的直接保护者和传播者,通过他们的努力,将会使更多的民众了解和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3)青少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终传播者和传承人。当下,在普遍的西化趋向、哈日哈韩潮流中,青少年对本民族的文化习俗产生了自卑的民族文化心理,丧失了最起码的文化自立的信心。而随着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样式的逝去,民族文化的淡化,民族的记忆就这样慢慢地泯灭,民族的文化基因就这样慢慢地消失。因此,通过青少年非常喜爱的互联网对其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教育,能够使青少年更容易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精神价值,从而唤起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国家的自觉性,使之最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和传承人。
互联网扩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效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形态文化,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部分,它是由民众在社会实践中和艺术活动中长期积累培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艺术创作等构成的,民间文学、戏曲、舞蹈、音乐、绘画和工艺品创作均属此类,它通常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固定下来,播于四海,传于后世。另一类是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行为文化,它是以民俗民风形式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已形成习惯定式的民俗文化就属于此类。”⑤这两个类型的文化,用传统媒介进行传播,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用传统纸质和广播媒介进行传播,很难反映出其形态;用电视媒介进行,由于信息短暂,不能持久,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不容易被受众很深刻地领会和接受。而互联网是集电脑、声像、通信等现代技术和传统媒介于一体的新型媒介,从传播技术角度看,吸收了计算机、电视机、录像机、录放机、电话机、打印机、照相机、传真机等机器特性;从传播功能角度看,又几乎吸收了传统媒介(书籍、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的媒介功能。“网络媒介则既有印刷媒介的可保存性和可查阅性,又具有电子媒介的新鲜性和及时性,还具有自身的图文阅读性和音像视听性。”⑥所以,对于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样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互联网进行传播,能够取得比其他媒介进行传播的更佳效果。例如:对民间戏曲的传播,如果仅用印刷媒介进行传播,虽然可以对其进行详细的文字介绍,但由于缺乏音像展示,人们很难体会其真正的艺术形态;如果仅用音像媒介进行传播,虽然对其可以感到其形态魅力,但这仅限于感性认识,对于一般的观众或听众而言,还需要进一步的文字介绍,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比较深刻地理解其中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而互联网可以集两种媒介的优势于一体,在传播的具体过程中,可以兼顾两者同时进行。
互联网扩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平台
“活态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表明它是一种“活态”文化。这种“活态性”,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口头传说和表达及其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以及传统工艺技能等遗产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主要是通过人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展示出来,直接传达给受众(或物体)。在传达给受众时,往往还会产生互动。互联网充分的交互性,是比较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的,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提供良好的平台。“过去的人际传播是‘点对点’的‘对话式’双向传播,大众媒介是‘点对面’的‘独白式’单向传播,网络媒介为人类传播活动提供了第三种传播形式――电子‘交互式’的网络传播。这种传播既综合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特点和优势,又不是两者简单的整合和延伸,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⑦“互联网在传播过程中构建起的互动性强的感知环境、营造出的融合性强的文化氛围,可以增强受众接受的效果。”⑧“口传身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要方式,其原有的传播方式也主要是以“点对点”的“对话式”双向传播为主,这种方式从好的角度讲,它最可能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但是从传播范围来讲,却非常不利于其文化价值的广泛传播,人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与这种传播方式的不足很有关系。互联网所构建的虚拟环境,为传播者和受众提供了更大的信息交流和互动的平台,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能够在“活态”中完成。虽然这种传播与真实的“活态”传播有一些“差距”,但这个虚拟的“活态”状态与原有的范围更大更广,使受众的面更大,传播的范围更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内涵的宣传是非常有好处的,能够使更多的人们在“接近”原真性的基础上,对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识、体验,使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者,有些可能成为接受者,有些可能成为捍卫者,有些还可能成为传承者。
互联网媒介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传播渠道、手段、方法、平台,能够使来自不同区域的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样式通过互联网进行比传统媒介更有效的传播,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范围,更有效地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人们认识、了解和传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人们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提供了更好的传播途径。
注 释: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会议》,2003年10月17日。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年3月26日。
③郭良:《互联网的影响:网络与媒介使用》、《2005年中国5城市互联网使用现状及影响报告》,http//tech.省略/other/2005-07-06/1855656081.shtml
④朱海松:《新媒体的终极形态:未来没有媒介只有网络》,info.省略/2009/10/201827136251.shtml
⑤刘玉清:《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休闲市场》,《价格与市场》,2003(3)。
⑥⑦辽宁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传播学》,《第六章 大众传播媒介的现状》,《第二节 网络媒介》,xdjyjx.lnnnu.省略/xstd/gdzp/010/index.htm
篇7
作者简介：陈净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與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4；柴巧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與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4
2012年6月8日是全球IPv6日，当天国内外的ICP巨头们，如谷歌、Facebook、Youtube、Yahoo、百度等纷纷公开测试运行IPv6协议，来自中国的腾讯公司还推出了支持IPv6协议的SNS网站“朋友网”，并公布了向IPv6进军的计划。IPv6相关研究不仅吸引了无数IT企业的目光，而且还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国务院近期部署的下一代互联网建设时间表显示，将于2014年到2015年间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IPv6部署和商用，届时下一代互联网将成为“现在时”。目前下一代互联网建设已经在教育网中取得了成功，以清华大学为首的国内高校已经实现了校园网全面支持IPv6，以IPv6为基础的下一代互联网的时代序幕正在开启。
一、危机與转型：下一代互联网的诞生
“下一代互联网”的英文对译词为“The Next Generation Internet”（简称“NGI”），这一概念最初是在199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公布的一份名为“NGI Concept Paper”的报告中提出的。该报告认为2l世纪的互联网将通过强大的计算机、服务器和网络，来为商业、教育、文化、娱乐提供诸种的服务，它将是融合视听功能、甚至是触屏功能的新型网络。“下一代互联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上一代互联网技术而言的，实际上未来的互联网都可以称之为下一代互联网，而上述报告中所指的“下一代互联网”也基本实现了。
（一）下一代互联网的界定
当前所指的“下一代互联网”实际上是指基于IPv6协议的互联网技术，而IPv6则是“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的缩写，它是由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设计的用来替代现行IPv4协议的一种新的IP协议。对于什么是下一代互联网，当前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大多数学者和技术人员均认为，相对于第二代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的网络地址更加丰富、业务更加多元、传播更加便捷、信息更加安全。如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研究院的工程师史凡等人认为，下一代互联网是指以IPv6为基础和核心，通过对现有互联网技术的创新以及网络体系架构的改进，更好地支持未来丰富的融合业务以及信息应用发展的互联网络。延安大学的张根耀教授等人也认为，下一代互联网是一个建立在IP技术基础上的新型公共网络，能够容纳各种形式的信息，在统一的管理平台下，实现音频、视频、数据信号的传输和管理，提供各种宽带应用和传统电信业务，是一个真正实现宽带窄带一体化、有线无线一体化、有源无源一体化、传输接入一体化的综合业务网络。
（二）IPv4的危机與下一代互联网的诞生
下一代互联网的诞生是时代的要求。当前，以IPv4为基础的第二代互联网已经暴露出了许多危机，其中IP地址即将耗尽（尤其是B类地址），以及路由表的快速膨胀是最为突出的问题。目前我们使用的第二代互联网IPv4技术，核心技术属于美国，已经使用了30多年。由于IPv4大约只支持40亿个网络地址，而新兴的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如3G、WiFi、WLAN等，使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具有了接入互联网的可能性，这对于IP地址有了更大的需求量，加上路由表的快速膨胀，网络地址分配也越来越紧张。2011年2月3日，国际互联网名称和编号分配公司ICANN公布，最后所剩的5组IP地址（基于IPv4）已经被分配给全球5大区域的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IP地址正式分配完毕。然而，有限的IP地址的分配也是不公平的，数据显示，北美约有30亿个IP地址，而拥有全球1/4互联网用户的中国，仅拥有9.85%的IPv4地址。近年来我国IPv4地址的年使用数量平均增速为43.7%，远高于19%的全球平均增速。而根据Enfodesk易观智库产业数据库最新的《2012-2014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预测》，截至到2012年底，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5亿，而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达1500个亿。IP地址资源不足将成为制约我国互联网发展的重要瓶颈。在这样的形势下，IPv6应运而生。从理论上讲，IPv6所拥有的地址容量是2的128次方个，这不但解决了IP地址资源数量紧缺的问题，同时也为多元化移动终端的接人扫清了数量限制的障碍。
网络层安全性较低、易用性较差、服务质量（Qos）较低等也是以IPv4为基础的第二代互联网的局限之处。IPv6主要在IP层引入重要的加密机制IPSee，通过对数据进行编码来保证数据在传输层和应用层都得到保护，这就可以有效防止信息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他人截获或者修改，从而确保下一代互联网的使用更加安全。IPSec机制还为用户身份认证提供了方便，这种认证机制不仅可以确保IP通信的数据信宿方能够确认数据信源方的真实身份，而且还可以帮助用户确认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否遭到篡改，这就使得互联网的使用行为更加可控。此外，下一代互联网还可以针对用户的喜好和需求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用户的参與程度更高。在IPv6支持下，互联网将真正成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真正的宽带网。
为了应对IPv4危机，早在2000年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就启动了“中国高速互联研究实验网络（NSFCNET）”项目，并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个地区性的下一代互联网试验网络。2003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信息产业部等多部委联合提出的“关于推动中国下一代互联网发展有关工作的请示意见”，并正式启动中国下一代互联网（CNGI）示范工程。2008年底开始，国家组织实施CNcI试商用项目。2011年12月23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快发展我国下一代互联网，会议确定了我国IPv6发展路线时间表，即到2012年年底前，开展IPv6网络小规模商用试点，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演进路线，2014年至2015年，开展大规模部署和商用，实现IPv4與IPv6主流业务互通。下一代互联网的实现将不再是愿景。
二、多元與参與：下一代互联网语境下的信息传播
以IPv6为基础的下一代互联网具有足够丰富的网络地址资源，能够支持泛媒体融合时代多元化终端的接入，这就使得下一代互联网对媒体的支持更加多样化。而较之于前一代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的网络架构更加先进，网络更加可管、可控，这使得下一代互联网具有参與性更强的特点。因此，下一代互联网语境下的信息传播将更加便携、更加多元、更注重服务、且更加人性化。
（一）传播终端接入的多元化與多样化
由于IPv6支持多种扩展的报头形式，这就使报头变得更加灵活，具有良好的路由扩展性，能够很好地支持各类新应用，而海量的地址分配，也为终端接入的多样化提供了保障。
在下一代互联网语境下，允许接入的传播终端形式更加多元，除了现有的终端形式，如台式计算机、手提电脑、平板电脑、iPad、手机、PSP等之外，还允许Web3.0时代所开发的日常生活中的器物类终端形式的接入，如汽车、眼镜、镜子、厨具等，这将使得传播终端突破传统媒介产品载体的形态，真正贴近人们的生活。随着传播终端的多元化和日常生活化，媒体将不再是稀缺资源，任何联网的家用电器或设备就是一个媒体形态。而下一代互联网语境下的信息传播也将更加迅速便捷，人们只要使用联网的家用电器或设备，就能在第一时间内获得所需信息，真正实现信息传播的全覆盖。多样化的传播终端也必然会影响信息传播的内容，新闻资讯一统天下的局面将进一步被打破，服务类信息将成为下一代互联网时代的重要信息形态。
（二）传播安全性提升
下一代互联网语境下的信息传播也将更加安全。随着新的密码技术、隐藏技术和数据过滤机制的确立，以及新的安全访问控制协议的制定，下一代互联网中的网络安全体系将进一步完善，能够对网络传播中常见的蠕虫病毒、木马攻击、僵尸程序控制、地址和端口欺骗等威胁，作出较迅速和有效的防范。而IPsec等信息加密技术的采纳，可以有效地对信息传播的整个流程提供必要的监控，从而保证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保真性和安全性。加上新引人的身份认证机制，能通过控制用户对网络的访问权限，进一步提升信息传播的安全性。
（三）传播参與度提高
除了支持多样化的终端设备外，下一代互联网还加强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互动因素，传播参與度大大提高。从互联网发展的历程来看，互动性的增强是必然趋势，从支持阅读到支持分享再到支持联合，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受众参與度逐步提高，人们可以更多地参與到互联网的内容创造中。而在下一代互联网相关技术的支持下，用户的参與程度还将得到进一步开发。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认为，下一代互联网具有地址空间大、参與性更强等特点，这里面的空间应该比第一代互联网的空间更大，更有利于我们参與。在下一代互联网语境下，用户将不再受到现有资源的限制，用户的上网行为将直接生成意义，而在相关数据管理平台的运作下，用户可以获取适合自己习惯的信息。此外，下一代互联网还支持用户在互联网上拥有自己的数据，并且用户还可以通过第三方信息平台，同时对多种网络信息进行整合和利用。因此，下一代互联网语境下的信息传播实现了用户的深度参與。
（四）传播服务性增强
服务性信息的增多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也是下一代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典型特征。从提供阅读服务到提供共享服务再到提供生活化的服务，服务一直是互联网的重要业务内容，然而服务质量不佳也一直是困扰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大难题。下一代互联网及相关技术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
在下一代互联网语境下，由于网络更加可控、可管，用户的网络使用和浏览行为也能生成意义，在偏好信息处理、个性化引擎等技术的运用之下，互联网可以帮助用户迅速、准确地搜索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内容和服务，从而避免海量信息的搜索疲劳。此外，下一代互联网的应用将更加兼容化、更加专业化和更加细分化，这也将催生专业化的内容管理供应商，届时智能化的数据将以媒介的形式出现，而互联网也将进一步日常生活化，用户将能享用到各种完善的信息服务。
三、挑战與应对：下一代互联网语境下的非传统国家安全一
所谓的非传统文化安全是相对于传统文化安全而言的。胡惠林教授认为，传统文化安全主要是指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为战略工具，以直接或间接地颠覆或改变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文化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则是由于国家内部的文化危机，而形成的直接和间接威胁国家安全的文化安全形态，如网络文化安全、文化生态安全、国家文物安全和著作权安全等。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危机是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形态，它主要是指由网络内容所构成的文化安全形态。由此可见，网络舆情危机是传统文化安全在网络空间的一种延伸，但它比传统文化安全的内容更加广泛，随着网络影响力的扩大，网络舆情危机将对社会造成更大范围的破坏和影响，其危害性十分显著，必须予以重视。
当前，网络不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对国家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2011年春夏之季的“”就是运用网络手段影响国家安全的典型案例。因此，网络空间越来越成为各国必争的战略空间。近年来，英、美、日等发达国家都业已制定了网络空间相关战略，而联合国有关机构也呼吁，各国应加强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新的安全挑战。2012年初，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信息空间活动概观》指出，各种信息系统、计算机网络和电子媒体的高速发展，在千年之交催生了全球信息空间，它成为继海、陆、空、天之后第五大被发达国家用来完成军事任务的空间，鉴于信息系统的脆弱性，具有跨国破坏性的网络武器被迅速开发和扩散，这使得网络战的重要性急剧提高。俄罗斯的网络战略新规划也提醒我们，必须重视网络空间里的非传统文化安全问题。当前，我国网络的普及率和覆盖率已经有了大幅提高，网络已经深入日常生活。CNNIC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网站数量达到268万，中国大陆IPv4地址约为3.31亿个。因此，制定和落实网络战略规划也应该成为我国互联网建设的重要内容。
篇8
徐州市作为华夏九州之一，两汉文化发源地，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孕育与成长，源远流长。相比其他地区的“非遗”，徐州市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下特点。
（一）种类繁多，覆盖面广。
徐州市非遗资源丰富，项目众多，属于保护范围的语言文字、口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传统戏剧、民间曲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十余大类，共计101项，其中国家级9项，省级43项。从数量与种类讲，在江苏各地区中名列前茅。
（二）植根乡土，深入人心。
我市申报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无论在价值观还是呈现形态上都与大众有密切联系。它蕴含着深刻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理念，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特征。如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邳州等地，“非遗”项目数量众多，并多以传统手工技艺的形式存在，而在某些偏远的山村，“非遗”多以民俗文化、民间音乐等为主。
（三）知名度高，特色鲜明。
经过长期的传承与发展，徐州已经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特色“非遗”项目，如徐州剪纸、徐州柳琴戏、徐州香包、沛县鼋汁狗肉制作技艺等。徐州市的非遗文化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徐州古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列入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有几百次，这种地理环境形成本地独有的尚武、粗犷、豪迈又重情重义的徐州地方文化形象。这一切在徐州市的“非遗”资源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徐州市的“非遗”文化与其他地区相比，多表现出本地特有的热情奔放、不拘小节，如邳州跑竹马，表现金人在受到宋军追击时，迷惑宋军，布阵逃跑的情形，属于战争文化融入百姓自娱自乐的舞蹈活动，它节奏欢快，明亮高亢，队形变换多样，动作夸张，这在江苏的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
徐州市“非遗”资源在新时期的传承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非遗”资源的推广度不够，人们的认同度不高，对于本地的“非遗”文化不感兴趣。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主要原因有三个。
其一，保护过程中的错误观念，如功利主义倾向，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冲击，市场需求严重不足，政府缺乏保护热情，等等。我们调查发现，尽管我市在徐州市民俗博物馆集中设置了非物质文化展示专厅，但是，展示内容较单一，局限为剪纸、风筝、纸塑狮子头等几个品种；而几次以推广民俗文化为目的的“非遗”项目的集中展示，到最后往往演变为纯粹的商业贸易，如徐州香包变身为批量生产的流水线制品，剪纸技艺完全为各种简单而廉价的剪纸产品所取代，而徐州剪纸与其他地区剪纸技艺的区别之处被完全忽略。这种“非遗”资源推广过程中的功利主义倾向，非但无益于“非遗”文化的保护，反而会泯灭“非遗”文化本身的特点，导致其日趋衰落。
其二，表现形式已日趋落伍，文化内蕴挖掘严重不足。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丰县糖人贡为例。丰县糖人贡是以白糖为原料，用模具注塑的糖塑艺术品，是传统丧葬祭祀礼仪的重要载体。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过去延续下来的丧葬习俗也慢慢开始变化，程序越来越简单。再加上制作工序复杂，技术要求高，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较低，而且手艺往往不传外人，高门槛、低收入，造成糖人贡从业人员锐减，现在糖人贡艺人已为数不多，目前从艺者仅有10余人，糖人贡也几乎成了一种象征，面临濒危和湮灭。出现这种濒危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得不指出，丰县糖人贡能被列为国家级非遗名录，绝不仅因为其独特的制作技艺，而是由于它反映出四省交界地区在祭祀方面的独特风俗，而这种非常独特的祭祀风俗正是儒家孝道的民间表现形式，同时融合了佛教与道教的相关思想，其中的“抢贡”风俗体现了人们对生命传承的看重，我们甚至可
挖掘出其内蕴深厚的人文关怀的思想。遗憾的是，近年来虽然市政府对糖人贡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但是其相应的文化底蕴还发掘得不够，如果我们将眼光完全停驻在其制作技艺与民风民俗的表象上，则随着新时期丧葬礼仪的日益简化，丰县糖人贡也将彻底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其三，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新网络载体的传播模式。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与活态性传承的非遗文化似乎是毫不相关的两种事物，非遗的延续手段被称为“动态传承”。它首先需要传承者从主观上学习相应的技艺，通过主体的演化，成为自身技能的一部分，然后才谈得上传承和延续。但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在不断变迁，作为历史和社会的人，其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因素也在不停变化。当一个社会的大背景发生变化的时候，“非遗”是无法置身事外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非遗”是一种受制于人的主观倾向的文化模式，这种独特的传承方式跟网络的确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彻底转变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模式，那么它在网络化全球化为生的今天只会日益没落。
二、挑战与机遇：微博为“非遗”的推广提供新思路
微博时代的来临，深刻影响社会生活，非遗文化身处其中，也难免受其影响，我们认为，尽管微博与非遗文化之间存在某种隔阂，但它仍然为非遗文化的推广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负面影响：“微”文化对非遗文化的解构。
微博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形式对于包含传统文化在内的社会主流文化存在解构现象。传统的媒介文化，由于传播者和受传者彼此的局限性，很难实现公众之间信息探讨的互动性。微博则为大众的参与提供了平等性和开放性，社会公众在共建主题过程中实现言语的狂欢。全部的发言者从“文化批判的大众”转化成了“文化消费的大众”，广大公众以参与的姿态对个人利益进行大胆表达，实现言语的狂欢。正是由于微博在根本上扭转了我国长期存在的话语体系的单向化、正统化倾向，所以微博在诞生之后短短几年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覆盖。但是与此同时，微博所传播的大众文化也在不经意中流露出媚俗主义的倾向，一些恶俗的网络语言充斥其间，这种话语体系的庸俗化潮流对于社会主流的话语体系存在严重的解构主义可能。而非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正是社会主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微博在不经意间对于“非遗”文化构成了某种不利的因素。 另外，微博乐于传播新鲜社会现象，这就与反映传统民风民俗内容的“非遗”文化存在隔阂。“非遗”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不能以物质形式固化，只能依靠口传心授，因此“非遗”的传统制作技艺都是靠师徒之间的教授完成传承的，而微博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它所承载的样式通常表现为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可固化的信息，要让非遗文化依托微博得以推广，在技术上存在较大困难。
（二）正面效应：利用微博载体推广非遗文化。
微博传播形成微博事件的放大效应，具有以小博大的能量，为“非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机遇。微博的影响力惊人，而徐州市作为一个公认的慢热型城市，群众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敏感性不够，在这种境遇中，微博的小中见大即迅速放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度的功能，使得它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社会新闻进行广泛传播，甚至可以影响大众心理，引导社会舆论。在徐州市非遗文化的推广与普及情况调查中，我们发现，各年龄层次的群众使用微博的情况都非常常见，在“您多久登陆微博一次”的问题中，有92%的人回答：每天登陆。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每天24小时登陆其微博账号。微博的广泛使用及其形成热点聚集效应的特点，为我们利用微博来宣传和推广“非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注意到：在“若微博等一些媒体方面对‘非遗’进行宣传，你是否会去关注”的问题中，有接近79%的人给予了肯定回答。联系到每年的“非遗”保护日，政府进行的宣传工作不可谓不多，然而，由于他们选择的载体多为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介，而这种传统平媒阅读的受众是远远无法与微博相比的，政府忽略的恰恰是微博这一载体，以至于市民缺乏关注度。如果我们在政府的官方政务微博或是“非遗”宣传专项微博推介各种非遗资源，那么其受众必然是呈几何状上升的。
三、微博环境中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的实践路径
（一）借鉴微博影响社会生活的方式，适应“微”时代，创新“非遗”文化本身的话语体系。
微博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其“微”，新浪微博只允许不超过140字的内容，迫使微博的传播者只能将全部思想凝练在100多字中，这就直接形成了微博内容的微型化与简明性特点，它不适合过于深刻的思想表达，而这种语录体式、碎片化的即时表达形式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同时，微博表达形式的简单明了符合百姓的“草根文化”的价值认同，微博的草根性必然带来大众性文化传播，而这些文化的表达方式更贴近人性表达与人文关怀。因此，老百姓热爱微博，热爱的正是微博所适合传播的那部分大众性流行文化。
非遗文化所凝聚的是历史上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文化本身的内容与外在表现形式是相对确定的，不适宜过多调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微博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简洁化与草根性的话语表达方式，创新非遗文化本身的话语表达体系，以符合社会要求，适应时代变化。在话语表述上，要更加简洁明了，摒弃那些琐碎的、长篇大论式的话语模式，而关注最能体现其精髓的那部分内容；在内容上，要展现出其大众化、草根性的一面。“非遗”是来自民间的智慧，很难进入“庙堂之高”，它本身是完全贴近生活、贴近草根的，但是在长期的流转过程中，为了对“非遗”资源进行保护与推广，总是需要先进行整理与归纳，在这一过程中，关注的重点在于其学术性的一面，在话语体系的创建上，也偏学术性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认为，要在微博上推广“非遗”资源，应完成学术语言到生活语言的转换，因为生活语言更符合大众认知水平，更多地遴选那些能体现“智”、“意”、“情感”类的话语。
（二）挖掘徐州市“非遗”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剖析其内蕴的合理精神，并适当地赋予其新的涵义。
“非遗”文化能传承至今，除因为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蕴之外，还在于它凝结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智慧在很多情形中表现为一种朴素但合理的价值观与伦理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某些表现形式已逐渐落伍，其适用范围慢慢缩小，然而其内蕴的合理的价值观念与浓厚的人文关怀却使得它能够历久弥新。诸如民间口头文学、曲艺、音乐等传统表演艺术及大量的民间礼俗、庙会、节日活动等仪式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朴素的人生道理，无论时展到何种地步，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永远不会消失，而这也就是非遗文化能够一直传承的最根本原因。在全球化、网络化的今天，也许包括非遗在内的某些传统文化样式已经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但是如果我们能揭示其最本源的涵义，则很可能会被其蕴含的朴素而科学的价值观念感动，因此，要赋予非遗文化新时期的特征，就必须保持其本源内容的确定性，同时要挖掘出其最能反映劳动人民美好、善良、智慧的一面，这就是韩国的泡菜制作技艺及中国的珠算技艺可以成功申遗的秘诀所在。
“非遗”文化在产生和发展之初，往往与人们的民间信仰、祭祀占卜、祈福避灾相关，而在之后的流转过程中又往往会发展出一套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不同的地区和民族，操作仪式的流程也有较大区别，发展到现代社会，可能其原初的意义已经少有人知晓，而人们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于仪式本身。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级“非遗”——端午节，多年来人们对于端午的记忆仅限于吃粽子、赛龙舟和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事实上端午最初是以祛病消灾、祝福祝寿、企盼吉祥的美好节日形象出现的，吃粽子主要是时令需要，而赛龙舟的竞技意义已经超越端午本身的纪念意义，至于纪念屈原大夫只是湖南部分地区的局部风俗，从整体上讲，端午的祈福祝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初意义已经荡然无存，端午整体的文化形象遭到损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探寻隐藏于种种繁琐仪式后的非遗原初的意义，并以此为契机，赋予传统的文化内蕴新的涵义，进行全新的诠释，文化的表现形式可能会过时，而其内蕴的合理精神却可以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对端午节的节庆意义重新进行诠释，就应强调其祈求健康长寿、防病祛病、顺应时令的一面，并且可以结合近年来世界各国防治非典、禽流感等大规模的防疫活动，赋予其崭新的时代涵义。
徐州市的非遗文化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文化内蕴的开发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微博固然不可能对非遗文化进行全景式展现，但是如果发掘出其合理的人文价值，则可以利用自己的特点展现精髓，让其焕发生机。 （三）结合时代特征，赋予其适合新时期的表现形式。
工业化时代
人们对于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品反而产生了厌恶情绪，出现返璞归真的心理倾向，这为我们推广非遗文化提供了契机。我们注意到，窑湾古镇的绿豆烧、甜油制作工坊总能吸引大量游客，人们对于纯手工制作的绿豆烧酒与甜油有特殊的好感，设想如若我们抛弃绿豆烧的核心竞争力“纯手工制作、传统技艺打造”，那么游客对其新鲜感将荡然无存。因此，针对传统的手工技艺、民风民俗、节庆活动等传统文化，我们绝不能擅自更改，而应保留其流传下来的最原生态的那一部分。
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微博受众的年龄层次偏低，年轻人容易对新鲜事物感兴趣，而类似徐州柳琴戏、徐州梆子、徐州琴书等这些多以方言表述的民间艺术及多展现喜字、窗花、古典传说的徐州剪纸，如果通过微博传播的仅仅是这些内容，就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解决的办法在于让传统技艺制作出新产品，让民间声乐艺术展现新生活。近年来，全国各地非遗传承人对于非遗表现形式的创新进行了各种尝试，也取得理想的效果，如三名大学生以珠江三角洲沙门地区的国家级非遗沙门民歌搭配街舞，让民俗专家都拍手叫绝；荆楚文化的代表之一，楚式漆器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精美的纹饰闻名于世，楚式漆器的传人们把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创新制作了灯具、名片夹、笔筒等文化用品，受到了市场欢迎，在传承、推广非遗的同时还增加了收入。徐州市的非遗资源在创新形式方面还有多种可努力的方向，以徐州剪纸为例，表现内容不能仅限于喜鹊登枝、双喜字等题材，可以从水乡风情到壁画、从静物到人物，将画所题材大大拓宽。又如徐州香包，它之所以能从全国种类繁多的香包制作技艺中脱颖而出，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本身就是创新的结果：将刺绣文化、养生中药、中国十字结文化融为一体，具有相当的独创性，目前在表达形式上既可以从香包的刺绣题材入手，展现现代生活，又可以从香包的实际用途出发，将香包用于钥匙链、汽车挂件、钱包、项链、摆件等物品上。一方面把传统技艺完整地保护下来，延续民族的血脉，另一方面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新，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形式、载体的创新，使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更适合微博受众的心理需求。
篇9
以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方法。
3、研究主要内容
3.1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批代表作名录》公布的分类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归为第六类“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依据这种分类方法我国第一批非遗名录里有17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河南占有5项，分别为“禅拳合一的少林功夫”、“缠绕螺旋的陈氏太极拳”、“形气合一的苌家拳”。还有广泛流传于河南境内的“勇猛短毒、急狠快利、拳功一体”的心意六合拳、“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月山八极拳[1]。河南省的传统武术作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拳种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民间传统文化，充分展现了河南省武术之乡的本色，体现了中原大地积淀出厚重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
3.2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当代意义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杰出的价值、突出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它存在着生存的濒危性，因此，我们推动其在时代背景下传承与发展，肩负了更多的责任，赋予了更神圣的意义。
3.2.1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就个体而言，意味着如何对自己进行定义，以及我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自我感觉和认识并因此做出的适应。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集体思维方式的整体化，同时也孕育这相互依存的自我，因此，我们的自我认同总是和特定的文化情境相联系[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生产实践、交往对话和艺术表现的载体，称为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
文化认同就群体而言，意味着一种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即同一地区众多文化的共同体，都要保留自身的文化特征和独特的价值观，它与政治紧密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对外争取文化承认，获得文化认同，并重建文化自觉的路径。文化认同与个体自我和文化自我的本真性有极大的关联。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别人的承认与认可，更重要的是传承人和共享群体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民众认同。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强烈的娱乐性、趣味性、民族性、实用的世俗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教育功能，研究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即是要河南民众乃至世界各地的受众了解中原文化历史并引以为傲，自觉、自主继承、创新并传播。
3.2.2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
3.2.2.1形成中原文化的品牌“标签”，建立文化特色
河南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中原河洛、三商文化源远流长，汉字文化、姓氏文化、跟亲文化、诗词文化等博大精深[3]。在文化自觉和国学复兴的大前提下，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发展能够扩大中原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普及程度。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得到了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了中原文化的一个缩影，一张名片。由国家体育总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国际少林武术节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焦作太极拳年会已经举办6届，来自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林高手云集河南，互相交流、切磋技艺共同促进武术的发扬与传播。少林武术的代表性传承人率团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多元文化周活动，少林功夫表演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扩大了中原文化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影响力。
河南省的体育文化遗产体现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集会中心”，是文化源发地的“文化地标”，称为河南省精神文化层面的一种符号。
3.2.2.2融入商业推广，大力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器物层面，推动经济发展
登封本地的武校林立、习练者数万，少林的相关产业年收益达十亿元，大大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器物层面的文化成果大大丰富，提供了更多的手工艺、建筑、丝织等行业的就业渠道，提升就业率，大大推动了当地旅游、商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2.2.3为民众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改善民众生活质量，丰富大众文化生活。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健身养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功能，是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防止“现代文明病”，缓解医疗经济压力；在技击的实用化方面，能够使练习者掌握防身、制敌的本领，锻练人的胆魄，提高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同时还为部分民众提供了就业的技能。同时，它们都普遍具有极高的观赏娱乐价值，给人以美的享受，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丰富多变、多层次的健身活动可以促和谐，建文明，改善民众的总体生活质量。
3.3制衡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因素
3.3.1民众的文化自觉程度
西方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理念，“竞争、平等、拼搏”的人格特点，强调直观性、强调竞争、追求快速的文化价值取向，对国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注重技击能力的竞技时代，体育非遗文化一边萌动着西化意识，一边依托着民族情感，交织着文化错位、心态失衡的情绪焦虑，感受着价值分裂、认同丧失的本体痛楚，承受着无可回避的理想冲突与意义失落的精神迷茫[4]。体育非遗文化认识的深度缺失，禁锢了民众对武术健身、养生、修心等价值的全面认识，对自己的非遗文化产生了文化自卑，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非遗文化发展的阻碍和民众对非遗文化认同度的下降[5]。人们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下，经过亲身体验才能领悟地域武术的真正文化内涵，才会对民族文化的竞争有充分的识别力，才能加强民族精神教育。
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关键在于广大民众的自觉参与，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节日有着同样的热衷，但传统节日中民俗的祭祀仪式、服饰、风物游艺等这些蕴含着民众精神传统和信仰的活动，越来越流于形式，有的甚至已然淡忘，致使年轻人对民俗文化的渊源、技艺、内涵等逐渐淡漠，在多样纷杂的现代文化冲击中，淡化了本土文化精神和信仰的传承。在祭祀和纪念日活动中，展示和观看传统的技艺和技能能够使民众倾注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在传播武术技艺的同时，博大精深的医学、养生学、美学、佛家、道家、儒家文化及哲学思想更能展示中原多元文化魅力。只有将每个纪念的节日和民俗活动搞的生动、直观、鲜活、丰富，形成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才能不需政府的命令，也不需要社团的组织，自发地参与到活动中来，才能将其植根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6]。
3.3.2政府管理体系的亟待完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保障上，河南省根据国际和国家的相关法规，在政策、法规也有一部分的指导意见，并在河南省文化厅专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但有限的工作人员不足以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综合性、多部门协作性、专业性、广泛性、长期性要求。管理机构机构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细节工作不到位都直接影响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序发展。城市建设失去了民间特有的韵味和特色，使与传统文化相辅相成的民俗空间遭到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需要资金作支撑，需要耗费人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家和河南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入实在是杯水车薪，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自然消亡的危机。
政府是河南省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者、承载者和实践者，地方文化政策和立法保护等的相关措施和分级保护机构的设立，是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坚强后盾，亟待进一步完善。
3.3.3对传承人及团队的建立及保护不足，与时代对接的能力有待提高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武术技艺，其呈现方式和传承手段的多样性、复杂性、动态性，与人的思维、理念、情感、习俗、生活方式和环境有密切关系[7]。冯骥才指出：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它存在与传承人及传承团体的记忆中，随着大量的民间老艺人的离世，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很多习俗、礼仪及民间技艺也濒临消亡；政府对传承人和传承团体的生活及社会保障已经给予高度的重视，但杯水车薪，使他们因生存压力而无法专注于研修和传播文化技艺和精神精髓。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吸收、交流和再创造。体育非遗文化对现有文化的挖掘、整理、理解都是历史的，但文化本身是动态的，活的文化，能否快速的发展取决于它与当下的社会语境、当代生活方式、思想理念、文化土壤和价值取向等因素紧密结合程度，与时代对接的能力。传承人及团队的创造力、想象力、信息吸纳和整合的能力是非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核心动力。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承一般是个人行为缺乏有力的支撑，传承团体较分散且受到门第观念影响缺乏相互交流；主要传承人相对学历水平较低，文字描述的准确性、完整性等能力有待加强，在信息化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对网络、大众媒体的驾驭能力禁锢了非遗文化的畅通传播；传承人与传承团体缺乏必要的统计、逻辑分析等科研能力，缺乏对非遗文化进行高瞻远瞩的战略设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文化发展的进程；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基本生活在相对闭塞的农村，不能及时了解文化源发地以外的广大民众对生活方式及健身方式的需求，缺乏针对性的创编思路。综上所述，主要传承人和传承团体与时代链接的渠道和能力有所欠缺，需要建立一个以主要传承人和团体为中心的研究、研修、传播、工业、旅游业、产业一体化的传承团队，通过强大的支撑团队定期的信息交流，合力推动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3.3.4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内容的片面性
作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武术，历史上跟其他民族和世界文化交流较少，导致其固守本土民俗体育文化，体育研究的文化视野狭窄，使武术类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失去动力，至今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功法、技法和理论体系，阻碍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现实步伐，使其发展陷入了低层次、封闭、无序的窘境。
河南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的内容上缺乏系统、全面的整合，主要以武术技艺为主，但只模仿招数，不明就理，传形而不传神，且套路古板单调，缺乏创新，使练习的过程单调乏味，形成“喜欢武术却不练武术”的尴尬局面；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逐渐深入民心，河南全民健身意识也在不断的提升，但对于日益提升的健身要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技法传授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并没有足够多的针对某一人群的习练套路得以传承和推广，表现出重竞技轻养生，使武术的养生功效流失或浅效；针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的梳理和整合内容也多半束之高阁，进入博物馆、寺院、研究会等的展厅里，无法与普通民众进行身心上的密切交流，无形中切断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原子女的情感共鸣，使现有的文本、音像、道具等使用率不高，民众反映较为平淡；缺乏对文化本身的深层梳理，对文化内涵的传播，缺乏对武学知识、佛教、道教等文化的熏陶，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道德修为、行为操守；体育非遗文化的器物层较为贫乏，缺乏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文字、视频、建筑、工艺品等有形的影响力，专业的设计人员和采编人员的匮乏造成非遗文化传承内容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3.3.5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的利用有效性
河南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途径上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并硕果累累，民俗空间的不断完善、旅游行业的兴起、武校的林立、多层次培训机构的建立、大型表演团队、竞赛、文化节系列活动的开展、太极学院或研究会的成立、社区文化广场的开展、学者的非物质文化研究论文会议等都在推动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但也存在着各种制衡发展的因素，如：传播方式单一，渠道建设不通畅、传播人员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源发地的人文建筑、旅游业开发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器物层面的成果设计与开发缺乏专业人员的组织与设计，商业推广缺乏计划性；信息化程度较低，缺乏专业的网络板块管理人员；大众媒体的宣传力度比较薄弱，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的使用频率及有效性无从考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通民众的接触较单薄而片面，针对大众的传播渠道较匮乏，难于组织；教育传播的方式相对比较滞后，且教育层次性不强，学校教学教材及教学内容单一；学术层面的传播与交流相对滞后于非遗文化的发展，缺乏对非遗文化的直接推动力等情况。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需要更广泛的畅通，让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在生活中体会非遗文化的元素，参与其中，形成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建构和谐、文明、动力十足的中原经济、文化发展中心。
参考文献：
[1]薛良磊，河南省国家级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5。
[2]王天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与研究[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4）：25-27。
[3]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河南概况[EB/OL].http：//。
[4]李吉远，谢业雷.困惑与征途：对21世纪中国传统武术发展定位的思考[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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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团成立于2014年7月，创始人为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校友石贤。她带领的团队主要针对贵州从江的侗族文化传承现状开展文化志愿帮扶活动，与贵州从江团县委、县妇联合作共建“大学生志愿实践基地”两处，以贵州省从江县西山镇陡寨村为主要活动地点，创办“古梦清泉少年侗歌班”，带领当地留守儿童跟随老歌师学习侗歌。少年侗歌班项目激起了当地群众重拾侗歌文化的热情，被纳入从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侗族大歌保护项目”。团队还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发起了爱心笔友计划、援建爱心图书室、语音故事征集等活动，并通过团队微信公众号开展宣传，受到了校内外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围绕侗歌班，团队还在当地开展了系列公益活动：举办公益电影节、给老年人免费摄影、创办侗族手工公益微店、修复古榕碑亭等。2016年8月，古梦清泉创始人石贤组织筹建了从江县西山镇民族文化传习所，让侗歌和侗族传统技艺获得了良好的常规传承平台，充分提升了当地的文化自觉和传承意识。“推动民族非遗走进课堂”实践团队指导教师连续6年组织开展过“非遗进课堂”，2021年，团队与南京博物院合作，持续开展“馆校合作”，推动民族非遗进课堂，内容包括讲座、手工艺体验、文化研讨等，并且与学校艺术教育中心合作，开设常态化课程与课堂，开展“名家进课堂”“非遗传承人走进课堂”，到非遗传承地开展“实境课堂”等系列活动，在学校“文体增色”战略中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应有担当。同时还与西部高校进行联络，共同开展线上课堂，开展东西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志愿者活动，实现了互动往来与交流，共同促进了非遗文化的繁荣。
挖掘侗族非遗文化背后的故事
2021年寒假期间，实践团队制作了动画故事《四艾寻歌》。考虑到哔哩哔哩、抖音等视频平台的受众人群大都是年轻人，而他们对机械的、教条的、纪录片式的短视频兴趣很少，这将不利于视频的推广和非遗文化的宣传。因此我们团队创新性地使用了较为幽默风趣的PPT动画模式的短视频，以尽可能适应社会媒体高速发展、更新换代的特征。在视频故事制作完成后，团队利用多平台实时联动视频，在抖音、哔哩哔哩的视频制作和是相互协调配合的，并且与微信公众号“古梦清泉”的推送相一致。
为留守儿童开展“云端支教”与捐赠
“云端支教”是实践团队探索的创新性支教方式。实践团队成员大多来自外国语学院，团队成员的语言是优势，所以团队将民族非遗故事收集起来，简化成“儿童版”，继而进行翻译，在经过反复打磨后，使之成为适应留守儿童的简单英语，再进行录制、配乐。每一集原创非遗故事不超过5分钟，以确保留守儿童能够“听得进、听得懂”，既有趣味性，又具知识性。“云端支教”还采用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如录制一些弹唱的钢琴曲送给这些小朋友。团队认为音乐能够给人带来希望，也期待贵州的留守儿童能够感受到音乐和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其学习的热情。同时，团队还面向从江贫困小学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捐赠。如从江县西山镇中心小学期待能够得到体育用品与配套书籍，团队便联系了学校体育部，随即体育部教工党支部书记马肇国老师采购了篮球、羽毛球、足球、乒乓球等基本体育用品寄送给小学，同时还利用自己是网球专业运动员的优势，录制了简易的“网球教程”赠送给了小学的孩子们，表示了对他们认知网球、热爱运动的期待。同时，团队还向西山镇中心小学捐赠了一批民族文化类和通识文化类的名著，以助力民族地区的学生阅读文化书籍与名著，推动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非遗传承阵地建设。开展非遗传承的中西比较研究实践团队收集了20个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措施以及政策，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了解到了世界各国对非遗的重视，以及采取的良好举措、文化背景等，这对于视野的开阔、专业的拓展均有益处。笔者始终以批判的眼光从不同视角去看待“抖音”等大众传媒，对其优势与劣势进行理性分析，继而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文化研究的自觉中建立了文化自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研究团队中的指导教师担任商务孔子学院教师多年，利用这一优势，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研究，研究如何将“民族的”转变为“世界的”，从而实现“用文化沟通世界”，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
实践团队所在的南京财经大学拥有经济、管理等商科以及大数据、信息技术等理工学科，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有着极大的支撑作用。经调研笔者发现，当前民族非遗要想走出世界，就应将“制作技术”转化为“传播技术”，即如何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讲好非遗故事”，如何挖掘每一件民族非遗产品背后的故事，并用故事吸引市场、用故事传承文化，而这也是笔者团队项目的技术创新之处。实践团队的成员中有擅长大数据分析以及VR、微视制作的同学，而且在自身的专业之外，笔者对这些当前和未来的“必备技术”充满热情，希望能够借助对该项目的探索与尝试，真正实现学科与专业的融合，而这也是未来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综合素养的要求。团队从优秀校友石贤的卧松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着手，开发线上App，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说非遗、讲故事、播文化”，探索先进技术融入文化传播的新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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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和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比如各类民俗活动、传统表演艺术、传统知识与技能，以及使用的相关器具、实物、手工制品、文化空间等。可以说，“非遗”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史、文化史、社会史，但过去由于缺乏足够的保护意识，导致很多“非遗”都慢慢被遗忘，遭到破坏，面临着无人传承的严峻形势。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必须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作，并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技术，全面、真实、系统地将“非遗”记录下来，逐步实现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
一、运用影像记录实现对“非遗保护”的可行性
（一）符合对非遗保护的真实性要求
影像是采用摄影设备与感光材料来记录拍摄对象，从而形成具体的视觉图像。这种物化的图像更加直观、逼真，便于人们理解与接受。正是由于影像带有真实性与直观性的特点，因此，也被称为“超越语言文字的世界通用语言”。
（二）影像是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与无形性，因此，需通过相关物质媒介载体来实现保护与传承的目的。而影像具有物质性特点，能够长期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永久性”，进而得以保护与传承。同时，影像的可复制性，可以复制出很多非遗文化的范本，便于将优秀的非遗文化传播给大众，让人们了解到相关非遗文化，树立起保护非遗文化的意识，实现对其的保护与传承。
（三）影像的“虚拟现实”特征可进一步增强非遗文化的在场性
在影像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认为纪实性是其本质特性，而虚拟性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根据长期的实践证实，影像既能真实、客观地记录现实，也能再造一个虚拟的“现实”。也就是说，“看到的才是存在的”这一命题的真实性随着影像的诞生而发生改变。因此，在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时，我们可以利用影像记录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根据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存在的状态进行“复原”，甚至也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模拟其在现存时空中的存在状态，让人们更易理解与接受。
二、影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大原则
（一）完整性
影像记录必须遵循“完整性”原则，这有两层含义：一要体现出该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二是要充分体现出非遗项目内容的完整性。非物质文化的整体性是指它是由很多具体的文化事项组成的。在保护具体的文化事项时，必须尊重其内在的丰富性与生命特征。除了要保护非遗项目自身及其外形以外，更应重视此类文化所依赖、生存的环境。众所周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文化均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说明各种文化并非凭空出现的，都有着相应的地理、人文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例外，也是在当地人民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因此，在拍摄非物质文化项目时，必须注意这一特点，向观众介绍、表现此类非物质文化项目所形成与存在的文化空间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对非遗项目的内容要拍摄完整，确保内容全面，无遗漏，详细记录整个过程。
（二）真实性
真实性原则是指在拍摄过程中，一般要求为实拍，但对于特殊情况可采用“复原拍摄”、“情景再现”等手段进行弥补。这是由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因此，也是影像记录非遗文化项目的关键原则之一。简单来讲，在拍摄时必须真实、客观地记录非遗文化中的人物、行为、声音等，确保其“原生态”特点。若稍有任何贬损、粉饰，或者掺入虚假成分，都会让该非遗文化项目远离本真样貌，也使其失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比如，“傩戏”是一种古老的“活化石”，傩文化在繁盛时期也传人东亚邻国，如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2]。若在拍摄过程中，随意改变某个动作，或从现代审美角度加以修改或美化，都会让傩戏丧失最本真性的东西。
（三）客观性
这是对影像拍摄者与制作者的要求，着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拍摄者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要秉着“客观、超然”的态度；二是影像后期制作者也要在制作过程中秉着“客观、超然”的态度。不要将个人的喜恶带到拍摄与制作过程中，要真实、客观地记录相关非遗项目。同时，还要最大限度保留该非遗项目的质朴性与原生态。任何和表现内容无关的东西都要隔绝在画面以外，确保环境、主体及陪体间的协调，着重突出内容的自然性。解说词也要遵循客观原则，不能掺入个人感彩。
三、用影像记录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对策
（一）高度重视，建立健全非遗保护工作职能部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已开展多年，但由于缺乏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与组织管理，造成工作责任无法真正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因此，有必要成立专门的上级管理机构，以加强对相关工作的部署与组织协调。笔者认为可以建立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管理机构，负责将影像拍摄、后期制作、资料整理与保管、传播等工作落实到各部门，并给予相应的指导与监督。同时，还应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从资金、政策、人才等方面加以扶持，以期促进非遗文化影像记录的顺利开展。
（二）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影像记录水平
拍摄者与后期制作者的专业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非遗文化项目影像资料的艺术审美水平及文化底蕴。因此，必须重视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大教育投入，与高校合作，培养出更多专业化人才。同时，要注重开展业务培训，定期组织创作人员参加学习活动，重点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拍摄手法及技巧，后期制作方法等，以进一步提高影像记录水平。另外，要让创作人员深入到传承人群中去，要从生活体验的角度来感知“非遗文化”，或邀请“非遗”研究专家参与拍摄工作。这样才能探知“非遗”项目的文化之根。
（三）重视对“非遗”影像资料的保管与合理利用
首先，要将各类非遗影像资料分类、编号，包括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间文化、传统美术、民俗、传统医药等基本类别。然后，录入档案管理数据库，完善相关影像资料的档案信息。其次，要改善影像资料保管环境，调整档案室的温湿度，做好防虫、消磁、防腐等保护措施，避免影像资料遭到破坏。再次，要合理利用这些非遗影像资料，使其真正发挥出文化传承的作用。可利用信息技术，将其进行复制、拷贝、备份，或直接用光盘、磁盘保存，并上传至网络，实现资源共享，让更多的人接触到非遗文化，领略到非遗文化的魅力，主动参与到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中来。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祖辈在劳动生产中形成的智慧结晶，也象征着一种历久不衰的文化精神。因此，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都非常重要。影像数字化记录非遗项目只是非遗保护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起点。因此，我们在做好影像记录工作的同时，还应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调动公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将其继续发扬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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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民间性、民族性、传承性、地域性等特点，已有不少项目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1]。通过图片、文字、视频的整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性的传承下去，需要获得更多人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并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因此，艺术类院校针对本地非遗特意组织了挖掘、创新、传承等活动。将优秀的民俗文化发扬下去，能够促进国家的向前发展，将生活智慧、人文精神集中起来继续流传，其价值难以预估。
二、非遗传承与创新中艺术类高职教育改革的可行性
（一）地域特质相互契合
艺术类高职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为学生提供优质服务，让他们更好的就业，成就自己的辉煌人生。学校除了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以外，还要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指引他们更好的突破自我，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理想成效。一般情况下，艺术类高职院校会利用自身优势，强调文化差异以及地域特色，组织个性化的实践活动，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发展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与地域特质相互契合，因此，不断穿插在艺术类高职教育教学体系中、团体活动中，就能被学生接受，使其成为实力最强的传承者。学生们了解了非遗文化，找到了与自己专业基本一致的特色元素，主体作用发挥出来，可以进一步的促进非遗传承与创新。
（二）融合先天教学条件
以前，艺术类高职教育中的课程设计偏专业化，新课程背景下，第二课堂、选修课程的开设，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考察课程是否具有地域特色，然后，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发扬，这是培养学生文化素养，促进他们全面发展的最好途径之一[2]。与专业课程、必修课程相比较，非遗传承与创新中，应该针对教学的内容进行补充，评价的方式进行转变，为学生提供动手操作的机会，要比一味灌输的效果好得多。学生们掌握了非遗技艺，通过实践活动收集非遗素材，在不断的考察中，就能提升审美水平，拥有艺术气质，确保今后的发展更加顺利。启发了学生的自学意识，用非遗文化促进了教学效果的优化，专业教师不妨利用自身优势，给予学生创作灵感，同时安排好教学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可以在文化继承中求得发展，在努力创新中走向成功。
（三）获得地方政府支持
非遗传承属于一种特殊的艺术表达形式，而非遗文化则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流传下来的称为艺术技能的东西。保护区域性非遗，地方政府必须发挥重要作用。艺术类高职院校推广非遗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加入工艺类非遗的教学内容，或者说，建立专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体系，确立创新的目标，促进学生广泛就业。风土人情类的非遗文化，还能带动地区经济的平稳增长，地方政府足够重视它，并且起到关键性作用，那么，艺术类高职教育中非遗传承与创新就会变得更加简单，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继而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计划。
三、非遗传承与创新中艺术类高职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充分发挥创新作用
艺术类高职教育阶段，是传播文化、传授技能的关键时期，教师们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学术造诣，在实践中多与学生进行沟通，可以满足他们更多的学习需求，从而开拓创新空间，体现创新教育的存在价值。
（二）培养大批人物主体
篇13
1价值所在，引领国潮
1.1应用价值
要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融合，以文化产业为载体，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改造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式，提升广东制鞋在中国乃至世界制鞋行业中的主导地位。使我国制鞋行业一改往日低端、廉价的加工状况，能够健康、飞速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以传统文化催生经济转型发展，在弘扬传统文化上具有很好的现实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近几年，随着我国在传统文化的大力推广下，国潮品牌应运而生。其设计理念将本国文化、元素添加在设计中从而形成。广东制鞋紧抓社会发展命脉，经过多年发展和培育，现已形成非常完善的皮革、制鞋产业链。据中国市场调研在线的中国女鞋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7年)显示，虽然我国制鞋行业受欧美市场受金融海啸影响进口数量下降，而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日益旺盛，所以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制鞋市场仍将呈现迅猛上升的趋势。而广东，作为我国制鞋行业引导国内潮流的重要基地，接受最新国际流行讯息以及时尚元素的重要城市，企业对设计水平的发展非常重视，品牌建设更是行业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发展趋势。产品升级、品牌转型、发扬传统文化，无疑未当今鞋类设计师提供了很好的设计灵感，产品遵循在不同品类或风格的鞋产品当中，融入中国元素，既展示出新时代鞋靴个性的一面，又发扬我国传统文化。
1.2学术价值
目前在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已经融入各行各业。广东制鞋产业链以达到全国领先的生产制造水平，年产品出口总值远超越其他生产制造国家，如印度、越南、巴西等国。而在设计与文化引领方面，国外一线大牌仍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制鞋业没有形成属于本国独特的文化创意，加之当前本土鞋类优秀设计人才紧缺，中国鞋类设计环节较国际一线品牌有明显欠缺。如何打破设计环节，打造属于中国的鞋类世界品牌，广东制鞋行业的转型与升级是发展必然趋势。提高整体制鞋产业链，向全球制鞋产业链上游迈进，是广东制鞋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品牌建设、产品研发设计是目前广东制鞋企业迫切需要加强培育的方面。随着新时代文化创意全球发展的步伐，呈现以传统文化为主导，以产品创新创意为主要导向的发展现状。本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创新精神”的宗旨，以弘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传统制鞋行业转型升级，对广东制鞋行业的资源整合、技术创新、文化素质提升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非遗文化传承下广东地区制鞋行业设计目的、开发方向与工艺技术等问题，行业、企业以及高等教育制鞋专业进行研究探讨，有利于转变当今制鞋行业“模仿”设计现状，努力推动和发展广东制鞋行业产业升级，企业转型。同时，依据企业、社会需求，对高等教育鞋类专业提供行业需求，从而提高专业教师综合素质、教学质量，有利于高职、本科等鞋类设计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好的培养适合新时代企业需求的高级专业人才。
2行业快速发展，引导新型人才
制鞋行业属于工业密集型产业，而中国在全球制鞋行业中一直处于生产大国、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其鞋类产量、出口产量和消费产量分别接近全球的60%、70%和20%。中国鞋业的发展，可以说为全球鞋业消费市场提供了来源稳定的产品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鞋业发展的外溢效应，为周边国家依托中国鞋业强大的供应链从而实现鞋业快速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但中国鞋业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其自主品牌及产品的研究及创新工作做得相对有限。基于此种原因，借助文化创意的全球化兴起，越来越多的原创品牌顺应时代的潮流不断兴起，而要独特，就要创新，要发展中国制鞋行业，弘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将两者紧密结合，提升广东制鞋业的同时，提升全民文化素质水平，创造属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就要了解鞋靴，了解鞋的各个构造以及从鞋类演变的历史开始。要发展就要创新，无论是从工艺技术创新，还是造型设计创新，只有根植我国传统文化，汲取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精华，才能彰显中国鞋靴设计师的人文情怀，并由此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鞋靴品牌文化产物。目前，国内对于鞋靴文化的整体发展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研究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学者，以及研究纺织服装学的学者对此都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鞋履艺术在现代鞋靴设计教学的应用研究》温州大学，刘阳，硕士论文，2018年；《论鞋靴设计中传统文化的运用》温州大学，顾任飞，中国皮革，2013年06期；《继承传统文化与鞋类时尚创新》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彭艳艳，西部皮革，2011年21期。但专门研究非遗文化并应用到鞋靴产品当中的机构、学者或企业还相对较少。在企业方面，设计师具有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社会使命，是一切文化作品的创造者。只有顺应时展，不断通过新品理念、产品质量、产品特色、产品服务等方面提升品牌产品价值，这就要求鞋类设计师既要有丰富的鞋产品技术设计能力，又要掌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审美，同时，鞋类产品必须符合当下时代的审美产物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好技术与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与现代科技等之间的关系，设计出代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潮品牌产品，向社会展示创意转型成果。在院校人才培养方面，随着市场整合、消费者需求的提升，使得制鞋行业从早期的培训机构上升到中专层次的《皮革制品设计专业》、高职层次的《鞋靴与工艺设计方向》等，以及本科层次的《皮革专业》、《鞋靴与皮具设计方向》，至现今《鞋屡设计》研究生方向等。教学层次不断提高，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逐步细化，涉及鞋靴工艺制作、鞋靴款式设计、鞋靴样板设计等分门别类的进行高等教育教学。依据不同层次鞋类专业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从技能型专门人才到设计类创新型高级人才，通过院校理论教育，让学生掌握该层次教育教学过程中基本理论知识，基本素养，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以及在鞋靴设计当中给予创新，为根除中国鞋靴设计的一味模仿、抄袭现象提供有力依据，为高校鞋类专业及制鞋企业培养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保护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新一代鞋类设计人才，给予有益意见。
3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共赴新时代
企业发展是高校教育的风向标。近年来，职业性院校不断深化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提高院校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增强高校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学校为主，企业参与教育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多方位合作办学等模式。如：企业管培生合作、学生就业合作、订单式培养、冠名班合作、名师工作坊等。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型劳动者。对于广东制鞋而言，早期的样板师已退出时尚设计舞台，成为幕后支撑的主力军，而鞋靴设计师更多为年轻、潮流的90后、00后，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汲取时尚新理念，将制鞋行业引领国潮达到创新设计新高地。
4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一个国家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信息资源。在研究和传承前人文化的同时，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然而即便如此，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遗资源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多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因此，在加强保护非遗工作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将非遗文化资源、文化传承引入行业建设当中，力争通过自己行业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现我国特有的文化底蕴。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从广东制鞋行业着手，挖掘并深入中国非遗文化特色，结合院校人陪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为努力推动或发展广东省乃至中国制鞋行业的发展里程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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