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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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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4(1)
[2]王诤,区域管理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58-61
[3]杨龙,我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政治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3(4)
[4]刘锋,新时期公共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5]艾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39
[6]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2,
篇3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6.
〔2〕刘亚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序言)1.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
〔4〕梅休.牛津地理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1:354.
〔5〕胡佛，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20.
〔6〕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7〕陈瑞莲.区域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8.
〔8〕宋月红.行政区划与当代中国行政区域、区域行政类型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1999，(4).
篇4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水利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水利经济的发展也尤为乐观，不仅给社会带来了良好的效绩，同时在水利行业的运用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收获。江苏省靖江市拥有长江水域面积108.9km2，拥有长江岸线50.65km，处于沪宁长江水道的中心地段。同时，为全面落实中央1号文件、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和江苏省委政府1号文件、泰州市5号文件等，靖江市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围绕“安全水利、民生水利、生态水利、资源水利”等建设，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防洪除涝减灾、水资源安全保障与高效利用、水环境治理与环保等水利工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正是由于区位优势、条件优势和政府主导，靖江市依托水利资源，形成了船舶制造、机电及汽车配件等主要工业门类，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水利发展现状与成绩
水利发展必然提到水利经济学这个概念。水利经济是水利行业各类经济的总称，是国民经济中占基础地位的一种行业经济，是水资源的整合利用、保护、管理以及旱涝灾害防治过程中各种社会生产的总和。他包含水利建设中内部及其相关联系的外部的所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水利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企业、环境与民生背景下水利经济的发展。以靖江为例，主要分为以下三类：水利相关企业收益、水利环境收益、水利民生收益。正是靖江政府长期以注重水环境为前提，结合政策的辅助，才实现了水利经济的科学发展。
水利发展成果：如何评价水利发展水平，目前主要依据水利现代化的标准。水利现代化是指在水利领域利用现代思维转变人类传统水利观念，广泛采用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现代工艺设施，新型仪器设备，科学管理方法和网络化新型系统装备管理水利，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治防水污染，建立供需协调的发展机制和决策科学化、新型化的管理体制，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过程。靖江市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同步跟上了水利现代化设施配备，从除涝减灾到水生态保护体系，再到农田水利建设，以及水利管理服务对应的系统设备。本文主要以靖江为例，在建设水利现代化背景下的水利事业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1.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水系布局。靖江市充分利用南临长江，北接界河的区域优势，大力开挖整治内部河道，形成县级、乡级、村级三级河道管理体系，纵横交错，互相贯通，并与长江、界河相连的江河一体，融为贯通的水系网络，为城乡供水、防洪除涝、航道养殖以及治理水环境奠定了基础。
2.初步建成防洪除涝减灾工程体系。通过长江、界河等的综合治理，已经形成了以长江和结合堤防为屏障的防洪除涝体系，防洪减灾能力明显提高。靖江长江江港堤防长达95.69km，防洪能力达到设防标准。农村80%的区域达到了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20%的区域达到了5～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
3.水资源调配能力不断增强。靖江全面实行区域供水，开展了许多水资源调配方面的工程，实现了城乡饮用水安全供给，重要工业和生活供水保证率分别达到90%和95%。在注重用水的同时，靖江市也关注节水工程的开展，随着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的成效，用水效率有所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46%。
4.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取得了初步实效。为加强靖江市水功能区和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护监督力度，对城区河道进行疏浚驳砌，大力实施农村“双清”工程，且为了处理好垃圾问题，以防出现垃圾入水现象，市财政划拨专款用于河道管理经费补助，伴随城区污水处理厂的落成，工业、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率不断提高，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5.农田水利建设成效显著。靖江市的水利现代化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投入放在了农田水利建设，通过实施农田水利重点县和专项工程建设，更新改造排涝站、灌溉站、防渗渠道等，农田灌排能力不断提高。
二、水利建设取得的效益
水利事业的发展，一定的投入是必要的。当政府投入或者自身融资时，要充分论证投入的产出，即效益。也就是涉及到水利经济发展的目标取向问题，国家、群体（行业）、单位（个人）三者目标取向理论上是一致的。首先要满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水利事业发展的需求，其次是水利行业发展的良性的运行，再次是单位和项目的个人的经济效益。通过近几年的高投入，靖江水利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1.环境和社会效益。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水是万物之本源，随着人类对于优良环境意识的增强，大家认为现代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必须是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皆佳的城市，而自然环境中最重要的就是水环境。靖江由于水环境整治滞后于开发，损失了不少亲水经济资源。近年来，靖江市政府在专门派专员前往新加坡学习水管理模式之后，针对靖江水利当时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与水环境矛盾加剧的趋势，成功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水、治水经验，从污水处理入手，在民众中宣传环保意识，在规划中编制条例，在宏观层面进行机制改革。采取大力宣传人水和谐相处，形成亲水概念。编制并实行《水系综合整治规划》，开展水利机制改革，科学利用资源，改善投资环境，实现城市科学发展。随着靖江水环境治理工作的不断深入，在政府工作的大力宣传下，人水和谐共处的新型人水关系形成，水文化理念将逐步扎根于人们的思维之中，形成强烈的亲水概念。同时，伴随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城市地产价值被提升，并带动加快了城市发展的步伐。水环境的治理，改善了城市环境，客观上提升了城市功能和价值，以城市增值盘活城市资产，高速地集聚城市财富，并可以以其丰富的经济实力反哺环境综合整治，变环境优势为经济优势，实现环境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2.民生效益。在与水利相关的工业、服务业新型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也为靖江市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而在水利经济新局势下，也有许多农民开始了创业之路。同时，靖江市的环境日益优越，人民在追求生活的同时不再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靖江的消费需求稳定增长，零售、餐饮等传统消费市场进一步巩固，文化、养老、健身等消费渐成热点，网络购物、仓储式销售等新兴业态发展迅猛。
3.企业经济效益。靖江依托水利优势，大力发展与水利船舶相关的工业与服务业，通过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与自身优势资源结合，使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成功经济转型，并摸索出了一条适合靖江企业发展的道路。靖江工业生产运行平稳，而凭借水利资源的船舶行业积极转型，先后承建集装箱船、钻井平台等高端产品。汽配、电机等传统产业加强技术研发和装备投入，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同时，服务业的发展依托港口货源优势，推进“两业融合”，延伸加工、配送等产业链条，“四位一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涌现出一批优秀企业，也已经成为省服务业创新示范企业。伴随开放水平的提高，港口开放功能日益强化。在四大联检机构的正式运行中，建成靖江港进港专用航道，疏港道路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港口经济的发展无疑带动了外向型经济，引进外资，同时，增加外向输出。
正是企业响应当下经济发展趋势，结合水利优势，才能开创水利工业与服务业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并为今天靖江市工业、服务业新型发展做好了准备。
篇5
深圳在过去30多年里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为现在人口超过千万的国际化城市，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奇迹，也见证了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产生的巨大变化。今天的深圳已是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国际重要的空海枢纽和外贸口岸，中国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2012年经济总量居中国大陆第四位。
然而伴随着深圳30多年的飞速发展，也日益显见出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2005年5月，深圳市第四次党代会就提出要实现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的战略目标，探求深圳发展模式的改变之路。
可以说，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大城市人口拥挤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最为核心的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曾经说过：“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为止走过的所有发展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要不了多久，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的经济。中国如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楷模，为人敬仰效法；中国若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环境保护虽然已有30年的历史，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程度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和环境资源的压力都会非常大，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科学的处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可见深圳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正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深圳所尝试的转型正是整个中国需要去做的事情。作为国家的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社会主义示范市和创新城市，深圳未来的发展目标除实现自身有限资源条件下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外，还担负了探索未来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的历史使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深圳现在所面对的和30年前所面对的，就本质而言并没有多大区别。
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矛盾如何协调解决，深圳市现有资源环境条件能否支持未来持续性发展，并实现更高概念的现代文明，深圳未来该如何定位，生态现代化理念或许就是答案，其特色在于进一步强调现代化进程的生态转型，也即是实现生态现代化，或许可以解读为探索未来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
过去20多年，许多发达国家选择了生态现代化并取得了国家发展的显著进步。深圳市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去解决现代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科学而又行之有效的选择，这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历史性的战略转型，而深圳可能再次为历史所选择，这或许就是深圳市未来30年作为社会示范市和国家创新城市的历史使命。
此外，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结果和目标指的是生态型的现代化，而作为一种过程指的是生态化的现代化。而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物质载体， 生态涵盖了众多要素，例如目前热门的低碳概念，也仅是其元素之一。同时，生态在社会复杂巨系统中并不是孤立的要素，它与经济、社会等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生态现代化应是经济的生态现代化、社会的生态现代化、以及生态建设的现代化等诸方面的整合，完全可以统筹深圳市提出一系列城市概念，例如“效益深圳”、“低碳生态城市”、“宜居城市”、“低碳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园林城市”等，这样有利于打造深圳市独特的城市名片，与国内其他城市的定位相区别。
2. 环境科技创新是生态现代化的实现基础
生态现代化的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J・胡伯于1985年提出，他认为生态现代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工业社会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工业社会突破阶段（1789―1848年）、工业社会形成阶段（1848―1980年）、工业社会转型阶段（1980年以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动力都是经济和技术，第三个阶段主要凸现人类活动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技术需求。胡伯还认为，在环境转型方面，政府的干预和环境运动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最终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经济部门和企业家，他们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生产的生态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的生态化和生态的经济化。其核心观点是把现代科学技术创新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核心机制、把环境污染既当作危机也当作发展环境科技的机遇、把减少污染看成是经济竞争力的工具。他认为，生态现代化代表一种积极预防的环境思想，是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进步之间矛盾的现代化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M・简尼克也是较早提出生态现代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他将环境政策分为补救性和预防性两个类型，认为生态现代化实施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的过程。他指出，实现生态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革新过程，并非要改变根本的社会制度。他主张通过社会结构性变革和采用预防性策略，以有益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形式替代传统形式，这样还可以避免激烈的社会冲突。
荷兰学者A・摩尔认为，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具有四个特点：第一，科学技术是实现生态转型的关键因素，而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第二，反对经济与环境势不两立的观点，环境影响的内在成本化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机制之一；第三，承认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在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导向作用中的不可或缺性；第四，政府与市场在环境问题上的重新定位在生态转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摩尔还指出需要进行变革的几种社会要素：政治――政体向公众参与决策的开放民主的政治组织形式转变；经济――环境保护从增加成本向获取利润转变；法律――举证责任从受污染方转移至污染方；科技――创新技术从补救性向预防性转变。这些社会要素的变革既是社会结构的变革也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变革。
学术界和各国对生态现代化的理解或存在一定差别，但其核心特质却是高度一致的，即消除现代化发展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不相容关系，寻求两者之间正向结合的理论意蕴和现实出路，并认为环境科技创新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基础。
3. 加速环境科技创新的几点建议
3.1 推动思想意识的生态转型
没有现代生态环境意识就没有生态现代化，由此也失去环境科技的创新动力，提升全体市民，特别是管理者和决策者的现代生态环境意识，是深圳市实现生态现代化的成败关键，自然也是决定环境科技创新成效的关键。
现代化被片面地理解为经济现代化，物质财富的多少被视为区域发展甚至社会进步的首要标准，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与享受降低了人们对环境风险的估计，环境退化变成了经济发展的合理代价，这应当是深圳市的可持续发展陷入“四个难以为继”的根源。所以，深圳必须在未来的发展思路中消除上述片面的发展观念，着眼于整体和全局的长远利益，着眼于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创新思维把环境保护变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以现代化的生态转型推动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
思想意识生态转型的战略措施主要有：①开展生态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诠释生态现代化的生态概念，并构建可操作的指标体系；②加强环境教育，普及生态现代化理念；③公开环境信息，鼓励公众监督和参与环境决策。
3.2 建设利于环境科技创新的体制环境
目前，深圳市环境科技创新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关键技术、工艺及设备研发严重滞后于市场需要，环保科技投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环保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难以形成成熟的环保产业。公益性科研机构缺乏稳定的投入机制，环境科研工作的系统性和长远性不够，难以形成长期的、整体的、能满足生态现代化所需的科技支撑能力。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尚未形成，环境科技创新基础能力薄弱，人才匮乏，亟需探索有利于环境科技创新的新机制、新体制和新制度。
结合深圳市政府机构的深入改革，建议由深圳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筹环境科技的创新规划、创新标准的制定和相关鼓励政策的制定，并监督落实相关项目的实施或直接主导相关项目的实施。
3.3 创新重点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
对应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技术创新应通过将着重于环境压力下的“末端治理应急性”技术向“全过程控制预防创新性”技术创新转变，由此实现推动环境保护的“成本投入型”向生态建设的“效益产出型”转变。
环境科技与各行各业密切相关，需要把生态技术和设计融于各个领域，需要从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采取措施，寻求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使环境与发展协调。发达国家普遍加速了生态制造技术、生态建筑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深圳市从上世纪90年代，从发达国家引入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理念，本世纪初又引入了循环经济概念，当前又兴起低碳经济的浪潮。目标都是希望污染控制能实现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削减和全过程控制转变，采取综合污染防治战略和技术手段。而目前，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低碳经济概念日渐热门则有利于能效的提高和新能源的使用。由此可见，深圳市环境技术的创新重点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已具较好基础，其实施效果的关键则在于落实相应的激励政策、资金和引入创新技术。
3.4 加大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
目前，深圳市直接用于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来源于两部门，市人居环境委每年约有2000万元的环保科研专项经费，该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支撑环境管理决策的研究工作，此外，科信贸工委每年提供金额不等的资金，用于环境科技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整体而言，资金的投入远低于环境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企业申请的难度较大。
鉴于深圳市每年将近1个亿的环保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企业污染设施的升级改造，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主要用于末端污染治理设施，而该类设施的改造本身就是排污企业所应承担的责任，且不符合“全过程控制预防”理念，建议将该部分资金用于补贴企业“全过程控制预防”的环境技术创新工作。同时将深圳市每年投入的科技创新资金的五分之一直接用于环境技术的创新工作。
3.5 加快关键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突破，水资源及能源效率的提高、环境污染的治理完全可通过环境技术的创新实现，建议重点加强节能、节水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重金属污染行业的水处理及回用技术、大气、噪声和固废污染防治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以水环境领域为例，由于深圳市主要河流的污径比过大，各污水处理厂出水必须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方能满足水环境目标要求，而目前各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指标距离上述目标存在较大的差距，科技创新资金可适度向污水处理厂深度改造技术的研究倾斜。
3.6 打造技术创新及技术服务平台
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和环保监管力度的加强，重污染企业污染治理投入不断增加，政府每年同时利用近亿元的“环保专项资金”对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升级改造进行直接补贴。就目前而言污染企业末端治理的硬件设施已普遍满足法定要求或国家相应技术规范要求，但是，大量的投资并未达到预期的环境效益，企业自身的环境管理水平及技术能力严重滞后，使得污染治理设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而从污染防治的效果来看，单纯局限于污染物的末端治理难以真正解决企业的环境问题，而污染防治要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转变，推动企业的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建设，无疑对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就大部分企业而言，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实现突破。
企业环境技术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提升的全面提升绝非一朝一夕之力，对一些环境意识、环境管理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企业尤为如此。必须系统全面的诊断企业的环境问题及其在环境管理及技术能力所存在的不足，且需要政府、污染企业和节能减排技术服务机构形成合力，并持续有效的推动实施。在类似深圳这样的发达地区则完全有必要建设环境技术创新及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推动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新模式。
4. 结语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深圳市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资源匮乏（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能源紧缺、环境恶化、人口拥挤“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而深圳所面临的发展困局正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发展困局，其背后的根源则在于原有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出现了瓶颈。近年来，深圳市重新定位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传统不可持续的现代化模式进行反思与变革，并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创新途径，其实质符合了生态现代化的概念。对应于生态现代化理论，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核心在于环境科技的创新。深圳市应当把环境科技创新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核心机制、把环境污染既当作危机也当作发展环境科技的机遇、把减少污染看成是经济竞争力的工具，利用特区人的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进步之间矛盾，力争在未来30年实现生态现代化，在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示范，这也正是作为社会示范市和国家创新城市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莱斯特・R・布朗，B模式2.0：拯救地球 延续文明，东方出版社，2006
篇6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04-28（5）
新型城镇化是链接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环节。中央城镇化会议明确提出，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关键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核心，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推动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培育一代又一代具有现代观念、开放意识、创新精神、公益理念、健全人格的高素质市民。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首先要求实现人的现代化。这里所称的人的现代化，是指置于现代化系统中的人的现代化，因此首先有必要对现代化这一重要范畴加以界定。现代化，即如人们所言，它是受人们的价值观念指导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涉及到文化各个层面的人类文化的进步运动，也是一个包括科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大子系统在内的庞大系统工程。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导向工业革命，提供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动力，同时使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格载体的社会主体即人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发生相应的分化与整合，从而促进作为经济和社会集中体现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民主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大众参与。相应地，人们在文化方面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从教育水平到知识心理结构，也会在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变化。[1]这样的理解，超越了过去人们对现代化的狭隘认识，即现代化不只是纯经济、纯物质层面的，它内含着人的现代。现代化的一切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Inkelex）就曾提出，人的现代化是指“他是一个见闻广阔的、积极参与的公民，他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他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也就是说他是相当开放的，在认识上是灵活的”。同时，英格尔斯通过对6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总结出“现代人”的12个特征：现代人应具有与宿命论相对立的效能感；乐于接受社会变迁；愿意接受新的生活经历；尊重并愿意考虑各种不同意见；积极获取并关心新的知识与信息；守时惜时，具有较强的时间观念；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都趋向于计划性；基于对理性的依赖而对周围人给予依赖；重视专门技术和公正的分配；有较高的受教育和职业期望；具有普遍主义的倾向，不应特殊的个人特征而给予不同的对待；对生活采取分析的态度，倾向于更积极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2]
国际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则列举了现代青年和现代劳动者的特征：
青年对长者不那么顺从，对消费不那么计较，对享受不那么耽溺；劳动者敢于负责，懂得自己工作怎样与别人配合，能承担更多的任务，能迅速适应变化的情况，以及敏感地与周围人协调一致；乐于探索工作的意义，敢于怀疑权威，持有独立见解，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从事工作，办事灵活，行动敏捷；以自己与众不同而自豪。[3]
中国学者参考国外现代化问题专家的意见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标准：（1）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2）具有高度的法治精神；（3）具有开放的头脑；（4）具有合作精神和竞争观念；（5）具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6）尊重科学，不迷信权威。[4]在此基础，我们也可将人的现代基本素质特征及其构成进一步概括为：其一，有现代化的理想与进取精神。其二，有社会公德和现代人格。其三，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和理性精神；其四，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化时空观念。而如果把这些特征加以高度概括，现代化的意识、现代化的素质和现代化的能力实际上就可成为衡量人的现代化的几条客观标准。[5]
新型城镇化要更好地实现人的城镇化，需要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目标。现有格局下，考察新型城镇化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需要从人口的现代观念、市民的休闲生活、教育条件、公共服务、社会参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等层面积极推动，以夯实人口城镇化的基础，并最终逐步实现人口的现代化水平。
1 淮安人口结构与城镇化的人口结构
2004年淮安市辖4区4县，包括92个镇和24个乡，总面积1.01万km2，总人口524.06万。自2000年以来淮安的城市化进程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2004年末淮安全市城镇人口达到 190.47万人，城市化水平为36.35%，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
表1为淮安市城镇规模等级结构，可以看出，淮安市46.24%的非农业人口居住在仅占城镇个数1.12%的中心城市淮安，30.84%的非农业人口居住在占城镇个数93.26%的83个人口少于2万人的小城镇中，只有22.92%的城镇非农业人口居住在仅占城镇个数5.62%的5个小城市中。城镇规模等级体系发育不全，无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10～20万人的城镇虽有2个，但人口也刚刚超过10万人，5～10万人的城镇只有2个，2～5万人的城镇只有1个，1万人以下的城镇多达80个。由此分析，淮安市域城镇规模结构可以归纳出下列特征：城市化水平不高；城镇人口分布表现为“中间小、两头大”的哑铃型。[6]
2 淮安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
理论上，对生活方式概念的界定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价值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体系。[7]我们对生活方式的分析边界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生活方式的内容去界定。对广义的生活方式的分析应该涵盖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物质消费生活、闲暇和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等广阔领域；狭义的生活方式主要把分析的边界限定在日常生活领域：物质消费、闲暇和精神文化、家庭生活方式；本文主要从狭义的方面分析淮安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即对淮安市城镇人口休闲、消费、日常生活等基本的生活方式进行分析。
在休闲生活方式上，淮安市城镇居民已经逐步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居民，特别是进城打工者终日为生计奔波，谈不上闲暇时间；即便是在茶余饭后，也大多聚在一起家长里短，或靠打牌、饮酒来消磨时间。近年来，城镇居民的闲暇时间在增多，闲暇时间的活动形式日益多样化，活动方式日益文明化。读报、看电视、上网、旅行等已经逐步成为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每个月用于娱乐和其它文化消费的比例在明显增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推广，城镇居民在闲暇生活方式的内容选择上还会逐渐向现代化生活方式转变。
城市家庭消费模式中的不同开支反映着城市消费结构。在我国消费环境的影响下，城市消费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些高收人家庭的消费比例中，花销在住房、车驾、奢侈品、娱乐上的费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一些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比例中，花销在旅游、居住、交通、通讯上的费用开始增加；而低收人家庭的消费比例中食品、衣着、文教、医疗占据消费的绝大部分。
食品的基本消费支出为1514.249元，占人均实际消费支出的62.89%。食品类的基本消费需求占该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居各类之首，这反映了食品类消费的弹性较其它类小，其基本消费需求与实际消费的差距与其它类相比最小。从供应保障的角度来说，是最需要关注的类别。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医疗保健类的基本消费需求比重分居二、三位，分别为59.75%和50.19%。一方面，这与近年来医疗、教育费用持续上涨有关，老百姓不得不用更多的钱来支付基本的医疗、教育等费用。
交通和通讯的基本消费需求比重最小，25.04%，说明交通和通讯类属于发展型和享受型的消费，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没有地理优势，思想观念相对保守等因素，导致淮安对外的交往和联系相对较少。说明居民对该类别的消费具有较高的承受能力，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衣着3类的消费数据显示，全省数据都低于淮安的，说明淮安在这3个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8]总体而言，淮安市城镇居民已由温饱型的农产品消费过渡到了小康型的工业品消费，并正在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演进，理性与享受型消费正在形成。居民消费结构将从物质消费为主转变为非物质消费为主；生存资料消费比重将进一步降低，享受和发展资料消费比重上升，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和质量要求意识大大提高。
3 淮安城镇人口观念与思维方式的缺陷
3.1 缺少创新，发展视野局限
传统的民族文化宣扬恪守古训，以古人是非为是非，求稳怕变。这种心态严重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人那种因袭传统、害怕变革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接受崭新的思想观念，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因循守旧、变通意识差仍然是中国人思维的一大局限。[9]淮安作为苏中落后的地级市，同样面临着创新不足，思维固化的局限。欠发达地区的城市要靠自身的经济积累，最终达到一个相对发达的发展水平几乎是难以实现的。淮安市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时期，与周边地区交流不足，与苏南苏中合作不够，致使淮安各方面一直处于江苏各市的落后水平。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淮安人需要转变因循守旧的传统思维方式，适应新时代，接受新观念，从思想观念上适应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现代社会竞争更趋激烈，变化和更新更加迅速。如果说继承与模仿是传统社会的特征，并借以延续社会，那么，创造与变革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以此推动社会飞速前进。
3.2 转变对待知识和开放的态度
与先进地区相比，淮安教育还存在着诸多困难、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还未得到完全落实。教育规划相对滞后，教育投入不足、财政性保障水平不高。二是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城乡、区域、校际之间办学水平差距明显，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幼儿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和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三是教师队伍综合素质还需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未能完全适应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教师队伍存在结构性矛盾，教育发展理念、管理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四是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有待增强。职业学校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还不相适应。五是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科学研究重大成果缺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还需进一步改进，等等。与落后的教育相对，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们对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少城镇居民急功近利，忽视在培养人才上的物质投入。许多居民对知识、科技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源于直观的感受，而非对科技、知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中的深刻认识。
3.3 固步自封，流动渠道不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镇居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都市文明和大众传播媒介，城镇居民的成就动机和进取精神被大大调动起来。然而，知足常乐、小富即安、依赖等待、不思进取等思想观念并没有完全清除。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转变城乡居民的思维方式，改变知足常乐和故步自封的态度，增强成就动机与进取精神，作为城镇化主体的人方能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不断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步伐。
目前，淮安农村劳动力剩余严重，高达110万人左右， 而且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偏低，初中学历以下劳动力占总数的比重高达85.77%，同时， 劳动力仍以本地就业为主。实践证明，资金、劳动力的流通是促进欠发达地区逐步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有力手段。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四川、江西、湖南、安徽、广西等地涌进广东的民工达650万以上，他们不仅解决了广东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这些外出的民工回乡后带回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振兴欠发达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解决淮安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3.4 缺乏效率，时间意识淡薄
淮安作为苏北地区的中小城市，城市规模小，工业服务业欠发达。总体来说生活在城镇居民的生活节奏明显慢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同时亦无法与苏锡常等二线城市相比。慢节奏的生活状态导致居民的时效意识不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俨然成了大都市人的观念，小城市的居民不受此规则的规范。目前城镇居民的闲暇生活较之以前有了很大改变，但是还有的人乐于打牌、下棋、搓麻将、拉家常、聊天、闲逛，大好时光白白流逝、消磨掉。费时间，不讲效率仍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要实现新型城镇化中的人的现代化，在思维方式的转变中必须增强居民的时效观念。
4 新型城镇化的“人的现代化”战略路径
4.1 发展现代化教育事业
21世纪是科技人才竞争的世纪，无论哪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观念都应由偏重资本推动转移到依赖科技和创新上来。在这个大环境下，淮安市必须继续以“科教兴市”作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教育实施的体系大略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类。[10]从淮安市城镇化的需要来分析，第一，我们应通过各种宣传、培训等教育活动，提高家长对终身学习的认识与了解，将终身学习的基本观念根植于每位乡村居民心中，培养家庭成员终身学习的态度与习惯。第二，在学校教育中，应以终身教育作为指导原则，改进学校教育的目标、课程、教材、教法及评价标准，以奠定终身学习的必需知识，并掌握终身学习必需的方法和技巧。鼓励成人重回学校就读，实现学校教育资源向社区民众开放。第三，建立、健全专门性成人教育机构，为成人提供各种学习、进修的机会，鼓励非正规教育机构及大众传媒加入终身教育的行列。
4.2 开展农村教育活动
根据我国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要重点加强以下教育活动。第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科技知识，重点要传授一些适宜当地农村推广的种植、养殖及一些三产服务性技能；还要深入开展“扫盲”活动，特别要提高中老年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封建迷信等在农村没有生存土壤。第二，加强各种宣传、教育活动，严厉遏制农村、聚众赌博现象。第三，采取适合乡村居民的文化程度、语言习惯、思维方式、接受能力的方式和手段，以教育、经济手段为主，结合运用法律、行政手段，双管齐下，开展普法宣传，增强村民法律意识、可持续发展观念和环保意识。第四，要发动相关部门及有关志愿者，开展对乡村居民的健康教育活动，切实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卫生水平，形成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
4.3 优化经济、政治环境
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稳固和完善社会的经济结构，并为人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保证。当前乡村城镇化，需要通过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促使人民生活的富裕化。而优化经济环境的过程中人的聪明才智也得到了充分发挥，人的综合素质得到充分提高，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的现代化。 促进政治环境民主化。传统乡村居民由于封建意识影响较深，缺乏现代公民意识和政治热情，政治知识严重匮乏，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很低。而从实现人的现代化角度分析，乡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可以培养乡村居民的现代公民意识，锻炼其政治能力，提高其政治素质，使其成为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新型合格公民。在城镇化进程中为推动人的现代化，必须努力创设条件，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之一的广大乡村居民通过民主投票选举、依法诉讼、妇女参政等形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愿望，并通过村民自治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4.4 城市治理现代化
城市治理要求由原来的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模式，过渡到具有较强参与性、
依靠开放的民主程序的模式。[11]国家与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各担其责，共同努力。城市治理必须调动各级人力、财力和技术资源，才能实现成熟的城市社会所要实现的目标。城市治理还要求市民和企业都参与进来，作为负责的伙伴，互相协作，共同改善生活环境。目前我国公众在参与城市治理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说参与的深度不够，参与的范围不广，公众参与的机制不健全，公众本身的参与意识很淡薄等。[12]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理论特别强调公众的参与。在未来的城市治理中，城市政府应该有意识的下放城市治理的权限，让更多的有意愿的公众成为城市的治理者。其次为了方便公众的参与，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城市治理的经验，设置相应的参与治理的机构。例如地方社区组织。结合中国的国情，“地方社区组织”以社区为依托。与居民委员会结合参与城市规划。居民委员可以作为“地方社区组织”的强大的支撑点，因为居民委员会是我国最健全、最具活力的基层社区组织，居民委员会的权力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保障。如果这一构想能实现的话，此种由下而上的城市管理手段比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将更奏效。最后，培育公众的参与意识。与其说公众参与是一项技术，还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和制度。如想顺利推动公众参与，那么最重要的是培养参与意识。一方需要将城市规划公开、透明、允许并鼓励公众讨论、评判；另一方面需要普及城市治理的知识，使公众能够用基本知识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作为城镇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最终也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一切以人为本，城镇化的最终结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也是21世纪中叶实现基本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张开敏.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口现代化）[C].北京：中国人口学会，1994.
[2] 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2-36.
[3] 王秀银.人口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J].山东社会科学，2004，（2）.
[4] 王秀银.对人口现代化理论的几点思考[J].人口研究，2002，（2）.
[5] 王学义.人口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框架的确立及其意义、依据与相关范畴界定[J].天府新论，2005，（2）.
[6] 尚正永，张永凯.淮安市域城镇体系结构研究[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1）.
[7] 纪韶，李舒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北京市为例 [J] .广东社会科学，2010，（2）.
[8] 孙爱军.淮安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析[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5）.
[9] 官卫华.欠发达地区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08，（8）.
篇7
1.创新领域的不断拓展为现代化多元化目标的实现提供前提
从中短期来看，在资源稀缺约束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目标间矛盾不断加剧，发展往往面临“顾此失彼”的两难选择，但可持续性的创新，能使经济、社会、生态现代化成为可能。如纳米仿真技术的进步，为重大疾病的解决提供新思路；新型网络技术的应用，深刻改变着人际交流、信息共享的基本模式与途径，不断引领现代化进程。创新在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延展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产生新的科学和技术；新的科学和技术导致新的经济和社会，新的经济和社会导致新的现代化。制度创新和知识创新还会导致新的政治和文化；新的政治和文化促进新的现代化；新的现代化会促进新的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相互作用推动了现代化进程”[2]。
2.非技术创新体系的完善使现代化进程日益开放化、网络化、系统化
创新特征的演化，直接影响着区域现代化进程。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在性质上的互补性目前日益受到重视，如企业对于数据化信息、品牌、个性培训及组织化投资日益增加，而新产品的商业化运作，需要新型市场手段的发展，新技术往往引致组织调整（OECD，2010）。OECD以21个发达国家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表明，整体来说存在三种创新模式：一是与技术自发性相关的市场新产品开发；二是与市场变化相伴随的产品创新；三是随设备更新而进行的过程改进；四是有关组织及市场创新战略；五是网络化创新。[3]第一种模式可以看作是传统技术创新思路，而后四种则是创新概念的拓展。
3.创新过程的开放性使区域在现代化进程中合作与竞争共存
一方面，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取向使得市场更加全球化，创造新市场机会的同时加剧了市场竞争，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化趋势加剧。在全球化竞争压力下，企业的创新需求强烈；另一方面，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日益提高，需要跨组织、跨学科领域、跨地区部门的协同创新，创新成果以集成化形式出现。在反映这一过程的区域现代化进程中，区域之间关系亦呈现竞争与合作局面共存的状态。这种新型区域关系，是以创新要素流动为联系纽带而形成的，与传统的以物质要素流动形成的区际竞争与合作，存在显著差异。创新要素共享，使区域实现共赢式发展，而非传统的“零和博弈”。
4.创新活动的区域不平衡性形成现代化进程的空间差异
创新影响区域发展的路径研究表明，一些区域比其他区域的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更强、使用效率更高，表明区位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特定区域在创新过程、创新系统中实现某些领域的专业化分工，区域作用日益凸显，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区域现代化进程的变化，有些区域成为现代化的“先行区”，有些区域则沦为“追随区”，发展的路径依赖有可能被打破。
二、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示范效应
总体上来看，苏南在诸多指标上相较江苏和全国，都具有明显优势，如人均GDP已超1万美元，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领先，社会、生态指标上亦优势明显，尤其是在创新投入与产出上具有绝对优势。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将在发展模式、城乡协调、区域合作等方面发挥示范效应。
1.创新驱动产业转型的发展模式
以创新引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实现转型发展，已成为苏南发展主题，如无锡提出建设“创新型经济领军城市”，苏州提出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创新型经济发展高地等。无论从国内外宏观形势还是从苏南推进基本现代化进程的实际需要来看，“现代苏南模式”与苏南迈向现代化的新阶段相适应，是融入现展理念的创新驱动型区域发展模式。
苏南不断推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强。
传统产业实现与高科技的互动，正在步出“夕阳”产业的困境。
2.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形成的城乡一体化效应
以乡镇企业发展创造的“苏南模式”，为县域经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了坚实基础，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使苏南成为全国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代表性区域，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路径的选择，在城乡产业选择与布局、要素整合等方面积累了经验。2011年，苏南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全国领先，而且区域内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收入差距比进一步缩小到2.09︰1。创新驱动城乡一体化还体现在苏南城乡的生活方式、公共资源、生态环境等一体化。
3.协同创新形成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苏南作为长三角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尤其是在创新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为其他区域现代化进程创造了示范效应。从区域的视角来看，技术创新按照技术来源可分为外源型和内生型两类：外源型技术创新主要依赖于外部技术的输入，如通过技术市场交易、区际贸易及跨区域投资实现的技术跨区域流动；内生型技术创新主要是依靠区内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创新主体间形成的相互作用及反馈机制，形成区域源源不断的技术来源。以南京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中心，与以苏州、无锡为中心的产业创新进程的有机结合，创造出协同发展效应，取得“1+1>2”的发展绩效。
4.政府与市场调控有机结合形成的乘数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现代化进程之所以逐渐进入快速期，一是因为以乡镇企业发展为标志，凭借劳动力、市场、区位（临近上海获得“星期日工程师”的技术溢出效应）等要素优势，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二是借助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依赖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优势，实现了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在区域实现转型的各重要时期，政府调控的能动性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的相结合，是推动苏南经济在不同时期成功实现转型的重要经验。苏南在应对市场竞争、积极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通过政策支持吸引大量创新人才集聚、产学研合作“牵线搭桥”、完善创新服务等方面，与市场机制良性互补，为苏南创新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面临的约束
从国际经验看，当人均GDP实现从3000美元向1万美元跨进时，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使现代化进程出现停滞。苏南在要素支撑、产业转型、区域分工体系、环境约束等方面面临发展瓶颈，将影响苏南的现代化进程。
1.传统能源供应体系成为实现基本现代化的一个瓶颈
传统能源供应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但也带来诸多问题：以煤炭、石油消耗等为基础的能源体系，因不可再生性的内在约束构成成本上升的重要来源。传统能源的消耗造成日益加剧的生态压力，制约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如燃烧煤炭的火力发电，是苏南能源构成的重要部分，但其粉尘、二氧化硫、噪声、粉煤灰等主要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传统能源供给与需求的季节性失衡，也成为苏南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传统能源的集中化生产与供给模式，影响产业空间的区位选择，一般倾向于集聚式布局以降低成本，但加剧了局部地区的人地矛盾。
2.创新要素空间配置失衡、区际协同创新网络有待完善
创新网络中创新要素的空间流动，与企业价值链空间配置耦合的发展过程，是推动区际协同创新网络形成的重要力量。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促成区际创新分工及空间依赖，推动区际经济联系由传统要素推动向创新要素推动转化，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而创新要素空间集聚呈现的区域不均衡性，创新集聚中心与企业创新需求空间的非对称性、创新成果供需的空间非对称性等特征，使得科研设施和科研信息难以被企业共享，共性技术需求分散、重复投资研究，使创新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偏低。同时，区际技术转移机制有待完善，这些都是苏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约束条件。
3.城市之间在创新分工上有待进一步优化
苏南各市在发展战略尤其是新型产业发展上，仍存在低水平竞争现象，如在产业选择、人才引进等方面，由于行政区经济利益的约束，追求本行政区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导致无法形成区域发展的“合力”。因此，如何在创新要素集聚与扩散基础上实现城市间的创新分工，从而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共赢，亟需深入探讨。
4.在解决共同面临的社会和生态问题上合作不足
目前太湖跨界水污染防治合作，还停留在浅层次上。当涉及各自关键利益时，区域合作仍存在较大难度。企业税收由所在地收取，而污染在一个更大区域内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就是说，大区域承担了部分企业的生产成本，这种收益与成本承担的空间不对称，造成跨行政区流域治理难题。
四、创新驱动：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提升路径
1.集成新能源发展与基础设施创新
创新驱动战略的全面实施，新能源网技术、现代通讯技术、综合高速交通网络与产业技术创新相耦合，催生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新型、绿色能源技术的研发突破与产业化，以互联网为核心的通信技术创新与以高铁为代表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为破解苏南面临的要素约束、创新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现代化进程创造前提条件。新兴的通信媒介和能源体制的集成，将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属性，促进制造业组织结构的演化，由集中、层级式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转变。[4]互联网将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组织通过分散化网络连接，消除传统供应链中每个阶段的交易成本，并在企业间形成以合作制为主导的新型组织关系，在区域间形成由产业供应链向供应网络转化的新型空间经济联系。毗邻区域创新资源禀赋、与创新中心的空间距离等对创新扩散的影响，即空间区位对区域创新水平及相关区域产业关联方式的约束作用，将发生演化，区际联系由传统的投入-产出联系向以创新分工为基础的企业价值链空间分工转化。苏南应充分利用这一发展契机，集成现代化交通通讯与新能源体系建设，迎接新变革。
2.构建创新共享平台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
区域创新能力越来越依赖于创新主体形成的开放式、网络化系统，关键是充分发挥和利用区内外创新要素，优化创新要素集成和组合机制，由封闭式系统转向开放式创新系统。在苏南着重推进“物质资本积累”向“知识资本积累”提升过程中，在注重自主技术创新的同时，应重视通过创新要素流动提高技术扩散的效率，以良好创新共享平台的有力支撑，降低搜寻成本，提高创新要素利用效率。同时，随着创新过程的日益开放与合作，区域创新系统日益成为全球化创新网络中的节点。如何实现创新收益的区域化，是政策面临的挑战，而切入并利用全球创新网络以获取新知识并使价值增殖地方化，是突破点所在。可能的政策起点是完善区域创新服务体系，如构建知识共享平台等，是构成创新系统诸多要素中日益重要和关键的因素，成为区际、国际创新要素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也推动区域现代化进程差异的形成。但由于这类服务创新的非技术创新的本质使其收益具有隐蔽性特征，因而在实践中缺少应有的有力支持。从苏南角度来说，应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等公共研究部门的作用，在人力资本培养与引进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创新参与者之间发挥必要的桥梁性组织作用，这是苏南参与全球创新网络、收益地方化根植的重要渠道，助推区域面对更加开放、广阔的全球创新网络。从政策角度来说，必须鼓励形成独立性、竞争性、流动性为特征的区域创新人才管理服务体系。
3.创新扩散与产业优化相耦合促进区域创新分工
苏南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突破行政区经济约束，在遵循区际产业关联规律基础上，伴随技术创新与扩散过程，促进新型产业升级与传统产业向其他区域扩散的统一。同时，苏南五市发展具有互补性，如以南京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中心，与以苏州为代表的产业创新中心，应当实现创新扩散与产业升级的互动发展，从而形成新型区域分工模式。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企业总部与制造基地空间上实现分离，是一种发展趋势，以实现空间组织生产的最优化。企业内价值链配置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的过程，从而实现产业合作模式的创新。促使总部经济向南京集中，有助于提高城市集群的创新能力。一方面，大量国内外研发机构特别是公司研发中心的聚集发展，能够充分释放南京的科技研发资源的创新潜力，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聚集，不断扩大南京的研发规模和创新能力，实现循环累积因果的正反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中心的集聚，会强化企业间的学习效应和知识溢出，并在企业间产生竞争效应与示范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由此，总部经济在不断增强南京创新辐射力的同时，能够将丰富的知识、信息、技术等通过技术交易、信息传递、人力资本流动等方式辐射制造业基地，有助于提升其创新能力。
4.以合作创新加速苏南社会和生态现代化进程
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提高、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和互利耦合，寻求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是苏南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应对日益紧迫的健康、气候、食品、饮水安全及贫困等社会、生态问题，依赖于更有力的创新及新形式的区际、国际合作。创新对于低成本、高效率解决这些社会、生态问题十分关键，如在太湖综合治理问题上，若无相应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高昂的成本对任一城市来说都无治理激励。在污染源控制、污水处理等方面，都需要组织管理的体制创新。生态环境是区域性公共产品，水污染的治理涉及全流域，治污投入应该是大区域范畴合作框架下的环保合作。为从根源上控制污染，流域产业发展规划应事先协调，也需要跨区域合作模式的创新；在提高社会现代化方面，不仅要强调经济发展，还要考虑影响创新绩效的诸多因素和主体，兼顾医疗、教育等的完善，需要由目前关注特定技术的供给方政策，转向更系统化的政策支撑体系。政策设计目标不仅要创新，还要关注创新的应用是否能使大部分人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城市间的合作，在苏南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共享化及医疗、养老等体系的融合基础上，完善区域创新服务功能一体化，从而形成区域联动发展优势。
参考文献：
[1]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
[2]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1：现代化科学概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篇8
然而，西方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通过二十世纪的发展实践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国家和市场手段都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面对国家和市场机制的双双失效，人们开始转而寻求新的治理手段和方式。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治理一词被国际组织、学术团体、民间组织等频繁使用，并且其涵意已大大超出统治的涵义。正如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所言，“治理与政府统治并非同义词。尽管两者都涉及目的性行为、目标导向的活动和规则体系的含义，但是政府统治意味着由正式权力和警察力量支持的活动，以保证其适时制定的政策能够得到执行。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换句话说，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2]。也就是说，治理不再是统治的同义语，相反它标志着一种不以强制力为依托，强调协商、互信、平等、自主、合作，以政府、企业、社会、个人为共同参与主体的新的管理过程或方式的产生。于是，围绕治理这一核心词汇，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理论——公共治理理论便应运而生。
（二）现代化治理的特征
对于治理的界定，学术界尚难达成一致。然而，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极具权威性和代表性：“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3]
此外，格里·斯托克所提出的五个论点进一步揭示了治理的特征，并且比较完整地概括了目前对治理理论进行研究的各种观点。
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它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式各样的公共和私人的机构只要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2.治理理论明确指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的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它表明，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便日益变得模糊不清。
3.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动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进一步说，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为达到目的，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交换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各参与者的资源，而且也取决于游戏规则以及进行交换的环境。
改革论坛每个栏目名称宋心然：依法治国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几点思考4.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这一自主的网络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行政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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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共服务类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视阈下的地方政府间关系
灾害治理:政府与公益组织的良性互动
组织平台创新与虚拟社会管理的科学化——以宁波市江东区“社区网络发言人”建设个案为例
社会服务购买延续机制的中国语境
公司型地方政府的运作过程及其特征
科学发展观意涵:基于政府决策维度的认知
网络反腐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建设
双向同构:缩小三大差距的政情话语机制
论涉法涉诉的传统法律文化困局
行政规划的法律内涵研究
行政指导的程序规范探讨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与对策——以上海为例
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民间规则认同模式研究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与应对
房地产调控的难点误区及对策
非常规突发事件动态应急群决策:“情景—权变”范式
公共权力理性建构的逻辑进路
高可靠性应急管理政府:借鉴与构建
网络监督的兴起与政府行为模式创新研究
中国公务员职业倦怠现象与职场生态优化探析
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腐败终端机制——以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为起点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的内涵阐析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哲学底蕴论析——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解释视角
房价失控与政府公共管理的矫治
探析应急管理理论的跨域治理网络模式——“5·12”汶川特大地震全国研讨会观点之启示
论权威主义的功能与发展前景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
中国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实践的价值取向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现实基础、种类及立法控制
公私合作行为的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治安承包”为中心考察
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困境及其纾解
论专业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发展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的空间及特殊性探讨
欠发达地区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探讨
背景下公共财政的本质
论公共事务治理的二元对立特征及其缺陷
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误区与实践策略
公共管理学中必须厘清的几个概念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对我国“大部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行政学院行政咨询职能的分析
公务员绩效考核的环境建设
区县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社会信息化迅猛发展背景下的政治参与和沟通
行政区划视野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公权异化再思考——基于古典社会契约理论的阐释模式
公民监督:监督权利和监督权力的会通
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刍议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
关于增强行政复议公正性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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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期，也是转型的深水期，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引发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转型，社会难以适应，出现社会转型病症，结果便是风险共生的局面，严重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风险倒逼改革，从社会转型的国情出发，准确诊断我国转型风险的成因及特点，建构关于风险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复合治理模式已迫在眉睫。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的概念界定
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的内在特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每一次大的社会变迁都是一次社会转型。因此，转型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普遍性。事物发生转型必将导致事物的运行方式、内在结构发生变化，“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过渡的过程。转型既包括事物结构的转换，也包括事物运动机制的转换。”[1]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型”[1]。从社会转型的定义可以看出，每一社会在发生深刻社会变迁时，都将面临社会转型。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从广义上讲，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从1840年即已开始，到目前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1949年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阶段是1949年――1978年的慢速转型阶段，为快速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今的快速转型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迅速腾飞。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第三阶段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的转型，是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过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2]。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制造了大量的转型风险，而当下正是风险变为现实问题的“矛盾凸显期”。
风险意味着损失的不确定性，是指“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是没有发生的灾难，预示着可能面临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这既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臆测，但是发生后又是一种客观事实”。相较风险而言，社会风险强调的是风险的社会性和制度性，“是指社会系统运行存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会破坏系统的稳定，导致系统的瓦解，最终形成危机”。①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加速期，从国内外形势而言，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直面风险，在我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认识和分析风险，通过建立复合式的现代化风险治理模式，提高我国应对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二、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及其风险问题
我国社会的发展与社会转型有内在的联系，转型是中国变革和发展的主线和动力源。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社会各方面无不受到转型力量的影响和塑造，从这一层意义上讲，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社会。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鲜明特点是复杂性、两重性、过渡性和不确定性，发展与风险并存，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社会风险。
现代化转型过程的起因及其风险问题。植入式现代化转型过程，意味着我国的社会转型是被动开启的，是受“外扰动”刺激发生的，是非原生型的，所以才有李鸿章“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植入式现代化转型过程是我国社会风险的总源泉。具体表现如下，首先会造成一种发展“不适应症”。植入“现代现象”需要中国本土对其适应，但我国具有独特的民族传统、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于是，便有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西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便是“不适症”的表现。这两种冲突成为当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中的风险因子，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其次“植入式”的现代化转型使我国受到外在的“迟发展效应”的影响和制约，使转型风险更具复杂性。这种迟发展效应给我国带来最大的影响是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难以选择，赶超心理难以克服，无法按照自然的演进变迁过程制定政策。“迟发展”意味着只能通过“压缩”的发展方式才能实现赶超。这给我国带来的阵痛无法估量，潜在的风险无法预测。另外迟发展效应给中国发展构成了双重制约：一是制度和理念层面的制约;二是话语建构形成的制约。这双重制约为中国在发展的向度上强设了一种规范标准，这种标准意味着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的是三个世界的“共时性问题”，即中国所处的“发展中世界”、西方提供的“现实未来”的现代世界和“话语未来”的虚拟世界。这三个世界的问题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都要考虑，所以，中国的风险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更具复杂性和难预测性。最后植入型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会造成三种转型风险。第一种是由于中西、古今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差距，会使人们形成强烈反差，造成盲目风险;第二种是社会运行失控风险，由于转型中结构的脆弱性，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造成社会运行失控;第三种是连锁反应风险，植入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是一种全面的转型过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需要在本土特点的基础上做出适应和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矛盾和问题的连锁反应增加了我国转型的风险。
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涵及其风险问题。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体系。一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启动引发风险共生问题。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了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2]。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最大的特点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这种双重转型给社会带来的改变短时间内是无法完全协调的。旧的结构体系被打破，但是新的体系和机制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出现社会失范现象，例如贫富差距过大、信任危机、道德失范、环境污染、官民矛盾加剧。
二是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及其风险问题。所谓社会运行机制是指“影响社会运行诸因素相互联系的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运行产生影响的作用原理和作用过程”[1]。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运行机制会随之改变，缺乏稳定性，同时，不同种类的社会运行机制转型的速度和深度不同，会出现摩擦，进而产生风险。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分化社会转型之前，社会系统的一切归国家掌管，不存在独立于国家的社会领域，所以缺少产生风险的制度环境，更缺乏产生风险的心理条件。经济体制转轨带动社会结构转型，不同功能领域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出现新的动态。社会动力机制由转型前的靠国家动员、成员自觉变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原则;社会整合机制由原来的单位制和身份制变为以利益为准，社会关系市场化、货币化;社会控制机制在转型前主要是靠传统权威和感召权威，人大于法，而在转型期，法理权威开始慢慢登上舞台，但是人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出现人治与法治共舞的局面，两者的矛盾和冲突不断;经济体制的转轨由经济的核心区域深入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社会保障领域，社会保障领域的市场化过程把全国人民抛向了市场，受益的大部分是体制内成员，造成现在的官民矛盾。
三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及其风险问题。价值观念的转变预示着社会转型以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初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价值观念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已变化的价值观念会对社会转型产生推动或制约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价值观念方面的转型突出的表现在中西和古今文化的冲突，可谓是“多元并存，新旧交替”。我国犹如一块“压缩饼干”，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念呈现一种复合性和共时性的特征。转型过程中，既有传统的、保守的价值观念的继续存在并阻碍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也有伴随着现代化转型过程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同时更大的文化风险在于价值观念的真空，即新旧价值观念并非是无缝对接的，当旧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在遭到破坏时，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并未形成，出现价值真空。价值观念在社会转型中的这三种表现以及它们的相互影响成为当下文化风险的主要根源。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是以集体观念为中心的总体性社会，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以自我观念为中心的多元化社会，而且这种自我观念更多的是自利观念，这无疑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风险和威胁。
总之，植入式与外生性的转型起因、社会转型的主要内涵加上转型社会自身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脆弱性，造成社会整体的结构性断裂、社会失控，是当下我国风险共生的源头，这为我们科学应对转型风险提供了条件。
三、建构应对中国转型风险的复合治理模式
风险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随，有发展就会有风险，无法逃避，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转型风险时刻存在。所以，我们应该看到风险的普遍性和两重性，正确认识风险，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之，“减缩社会代价，增促社会发展”。转风险为发展机会，科学的治理风险，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风险态度和意识方面;二是科学的风险管理方面;三是从社会转型入手，以科学的转型发展观化解转型风险。
首先，培养公众面对风险的正确态度，强化公众的风险意识。当对风险进行清晰的考察后，面对风险的态度就成为治理风险的出发点，没有正确的风险态度和意识，就无法制定正确的风险治理策略。面对风险主要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盲目乐观，很多专家系统持有这样的心态;另一种心态是极度悲观，不能认识风险的实质。上述两种心态都是不正确的，是对正确治理风险的威胁。所以应该加强对公众的风险知识普及，强化风险教育，进而使公众形成积极、健康的风险认知，具有一定的风险预测能力，最终能够培养起公众的风险反思能力。另外，提升公众的风险反思能力还会有一系列的“潜功能”，例如，提升公民的话语权，培养公众共建社会的主人翁意识等等。总之，正确的风险态度与风险意识有利于社会的良好发展和进步。
其次，认识和提升国家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治理转型风险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认清国情。中国式社会转型是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国家力量的存在是社会顺利转型的保障。据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在治理转型风险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国家在治理风险中的有效性。建立起以国家为主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体系。同时，应充分发挥国家在风险分配中的作用，使风险分配更加公平，还应该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共同合作，应对风险。
另外，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是治理风险的重要保障。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应该包括以下三部分：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报警部门;风险管理部门;风险制度建设。对风险的治理我们应该以规避风险为第一选择，所以建立科学的监测、评估、预警和报警系统在治理风险中至关重要。同时应该成立风险管理部门并提高它们的抗御风险能力，一旦社会风险转化为现实问题，风险管理部门应该做好“善后工作”，以将风险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治理风险应该制度化，只有建立起完善的风险治理制度体系才能使社会各方面发挥最大功用，用合理的制度为社会转型保驾护航。
第三，从社会转型过程入手，以科学的转型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从根本上减少风险。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是被动开启的，是植入型的现代化过程。所以，从那时起，摆在中国眼前的任务是分析西方社会为什么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高、找到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赶超转型”，发展主义将主导中国的转型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也使“发展”绝对化，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社会被拖着向前走。所以如若从根本上治理风险，就应该转变发展观念，以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弥合因不科学的发展带来的结构断裂，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中国“植入式”和“压缩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决定了中国转型风险的共时性和复杂性。但是，我们面对转型风险，应该避免盲目悲观和极度乐观的态度，认识其普遍性和双重性，通过转变“经济驱动型”的发展观念，在“社会驱动”的发展观念指导下，进行科学转型，并辅以复合式的风险治理体系，进而由里及表，由内及外，内外结合，从根本上化解转型风险，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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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两种不正确的认识，结果不是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加GDP为理由乱作为，过度开发环境资源，恶化了自然生态环境，就是以保护自然环境为理由不作为，导致了区域发展停滞不前。
不过，现在主导行为方式还是那种将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并列的发展模式。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主要表现在设定评估指标和测量方法上，多数地方政府仍采用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系统的简单加和，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可持续发展水平。所谓绿色GDP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这就导致了严重的发展悖论，只要经济增长超过环境退化，仍然认为区域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从东部沿海来看，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的现象还是大量存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所以，地方政府应当认真反思，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内涵，重新研究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评估体系和相关指标。
发达地区需要降低自己的过度消费模式，为欠发达地区腾出满足基本需求的物质发展空间，后者需要在生态门槛之内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两者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中，强调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的绿色化，才是最根本的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套之路。
在实践中，我们一方面，不能只关注末端治理，不注意源头预防，将可持续发展停留在环境治理的水平上，结果总是进行救火式和事后补救式的工作；另一方面，不能有了源头关注，就放弃末端治理，任何情况下末端工作总是管理的第一步，即先是治标抑制不良事态的扩大，然后是治本消除源头的驱动因素。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思维方式的启示和变革。
可持续发展涉及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不同利益，在地方政府决策中，应发挥不同组织和不同机制的各自作用。强调单一的政府机制，或者强调单一的市场机制、社会机制，都不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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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水土保持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兴衰和社会的安定。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伴随城市开发建设而来的水土流失问题也愈来严重，已经成为影响建设现代化城市发展和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要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必然要大兴土木，如房地产开发、公路、铁路、机场、港口、供水、排水、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开采沙石和工业区建设，这些都会破坏地貌植被和改变原有水系，使植被覆盖率下降，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由于城市人口和建筑设施密集，财产相对集中，加之开发建设规模大，机械化施工，一旦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会使城市的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恶化，而且也会因大量泥沙淤塞排水道和行洪河道，严重影响城市防洪，不可避免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巨大损失。忽视城市水土流失的后果远比农村严重得多，危害也大得多。可见城市水土流失已成为当前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的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1]
1.1 城市水土流失的概念
城市水土流失是城市化过程中因城市建设等人为活动产生的规划区范国内的水土流失现象，可以理解为建设规模或开发建设活动扰动土(岩)体超越了城市的承载力和管理水平时,在自然外营力(降雨、重力、径流冲刷)的作用下，造成的水土资源的损失和生态景观的破坏，是一种特殊的水土流失类型。关于城市水土流失概念可以追溯到1995年，因深圳市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危害，当年8月8日~10日由水利部主持在深圳市召开了部分沿海城市水土流失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了城市水土流失的问题。城市水土流失按其城市地域结构及水土流失的特点不同，又可分为市区水土流失与城郊水土流失。城市水土流失范畴，主要是指各类城市的市区和郊区，以及县级政府所在地的城镇区域。
1.2 城市水土流失的现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中的水土流失也日益严重，城市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据调查，广东省的广州、珠江、佛山等12个城市，1989~1995年的10年间，人为造成水土流失面积475k，平均每年47.5 k，土壤流失量达5.28亿m3，淤积河道、渠道1191k；山东省的济南、潍坊等7个城市，城区总面积为888 k，而水土流失面积竟达269 k，占总面积的30%；[2]山西省太原市郊区因开发建设忽视水土保持工作，1996年8月的一场暴雨使洪水挟带泥沙涌进市区，淤积厚度达1m，造成失踪和死亡60人、直接经济损失2.86亿元的重大灾害[3]；深圳市1995年底调查统计，全市水土流失面积为185 k，而人为开发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多达173 k，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94%；赣州市1997年调查观测，城市开发建设造成的土壤侵蚀模数达4.22万t・km-2・年-1，比开发前高出10余倍[4]；福建省三明市市区水土流失总面积723.02 k，占规划调查面积的3.3%，其中堆积弃土石渣侵蚀强度在2.85万~4.25万t・km-2・年-1，最高达12万t・km-2・年-1，非常惊人。此类实例不胜枚举。可见，我国城市水土流失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成为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突出问题。
1.3 城市水土流失的特点
城市水土流失是城市化过程中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和基本建设带来的负面效应。与传统的水土流失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城市水土流失的成因主要是人为因素。大规模开发建设活动会破坏原有的地表、植被和水系，产生大面积的地表或坡面，造成土体移动，泥沙流失，河道、水库及城市排水管网淤塞等。其次，城市水土流失后果严重。一是流失量大，据有的城市测定，城市水土流失的土壤侵蚀模数高达数万吨至数十万吨；二是损失巨大，由于城市是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地区，一旦形成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远比山丘区自然流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要大，有时是灾难性的。另外，城市水土流失治理难度大。城市水土流失的治理涉及到水利、城建、国土、环保、园林绿化等多个部门，涉及面广，需要各方的协调和配合，同时治理措施综合化，功能多样化。
1.4 城市水土流失的危害
城市水土流失危害严重。具体表现为:一是造成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城市的工矿企业，尤其是煤炭、炼焦企业生产使得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山西省长治市大型煤矿潞安矿务局漳村矿，在规划治理前，共堆积10座大小矸石山，由于没有水土保持防护措施，遇到大风天气，煤灰四处飞扬，严重污染了城市环境。二是加剧城市的“热岛效应”，影响城市气候变化。城市开发建设和人类活动，使城市原有地貌被不透水的硬化地面取代，增加了地表径流和地面的热辐射；城市中的工厂、机动车辆、家电等不仅造成大气污染，而且释放出废热气，使得城市气温明显增高。三是淤积道路，堵塞管道，污染城市。开发建设活动产生大量的松散堆积物，极易形成水土流失，淤积城市蓄排水利工程，降低城市水利工程效益和城市防洪能力，影响城市生态环境安全。另外城市水土流失使生态环境恶化，不仅影响城市市容景观，同时也影响投资环境，阻碍和制约经济的发展。
1.5 城市水土保持的特点
城市水土保持是针对城市水土流失提出来的，以保护城市水土资源，改善和美化城市环境为目的的，相对于传统的水土保持具有自己的特色。其一:在防治原则上强调以预防为主，预防、监督和治理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其二:在防治目标上不仅要控制水土流失，保障生产建设安全运行，而且强调城市生态环境的绿化和美化，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三：在防治措施上，以防治水土流失为根本要求，科学配置水土保持措施，使其符合城市绿化和环境美化的要求。另外，搞好城市水土保持需要大量的资金投人。城市水土保持投入比农村水土保持高许多倍，除了工程本身要求标准高、质量高之外，工程费用构成也很高。
1.6 城市水土保持的内容
城市水土保持是水土保持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城市功能为目的的水土资源的保护、城市环境绿化和美化等方面，具体体现在城市水土保持的内容上。主要有:监督和防治城市开发建设活动(房地产开发、旅游开发、修建公路、旧城拆迁等)和开办矿山、企业造成的水土流失；城市规划区内退化劣地的生态修复和重建，包括闲置开发区的生态恢复治理、山体缺口(采石场、遗留边坡、废弃石场等)的复绿治理、原有侵蚀劣地的生态修复,城市开发建设中的建筑垃圾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城市开发中有关水土资源保护的城市绿化美化；城市沿海(河、库)岸防护林，水源保护区的水源保护林建设、管理及山地生态风景林的保护；城市化开发地中的给排水问题和城市水系统建设中的淤积和污水达标排放问题。
1.7 城市水土保持的实现方式
其一加强城市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工作。城市水土流失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在城市的开发建设活动不合理所造成的，只有加强城市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工作，认真贯彻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督促开发建设项目业主认真履行水土流失防治义务，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就能从源头上遏制城市水土流失的发生与发展。
其二加强宣传，提高全民的水土保持意识。提高全民的水土保持法律意识和国策意识，是搞好城市水土保持工作的基础和前提。要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刊杂志等传媒工具，向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进行宣传。
其三城市水土保持要与城市功能划分相适应，为城市经济发展服务。如在工业园区、商业贸易区、经济开发区、文化娱乐区、生活居住区等，应根据不同的开发建设目标，采取相适应的水土保持措施。同时城区的水土保持措施与城市水系布局、河道整治、排洪工程结合，提高水系绿化指数和城市雨洪调蓄能力，减轻因水土流失而产生的洪涝灾害和城市水源污染。
其四对城市的水土流失实行严格的分类管理。要制定城市水土保持规划，根据城区的水土流失情况划分水土流失重点监督区、重点治理区和重点预防保护区，对整个城市区域按照分区进行系统、全程管理。
1.8 城市水土保持工作展望
现代化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环境问题，使城市建设者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无论是建设山水城市、园林城市、还是花园城市，都须强调开发建设中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城市建设必须伴随着城市水土保持的开展而进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保证城市化有序地进行，规范各项建设工程按照现代化秀美城市的建设标准开展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未来城市水土保持的发展中心是理念与管理的创新，知识与技术的创新，将会出现城市水土保持与城市林业、城市园林、城市生态建设等众多学科的交叉渗透相互应用的新局面。城市水土保持工作应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更新理念、丰富内涵、强化管理，使水土保持的预防监督、治理开发、监测预报，依法行政和科研示范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力争全面提升城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水平，加速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冬梅.城市水土流失成因及对策[A].朱金兆.发展水土保持科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C].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1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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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754/j.nyyjs.20201030058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阶段，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转移到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现阶段已经在农用地治理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与工程建设，对确保国家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土地工程应为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提供更加良好的土地，这其中还存在合理配置区域空间资源、协调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的质量提高等问题。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还需在人居环境方面做更多工作。这就需要健康、持续、稳定的建设用地投入作为基本保障，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1-3]。
1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1.1新型城镇化基本情况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4，5]。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是不断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内涵，与传统提法比较，更强调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新”是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是新型工业化、区域城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发育过程。“型”指转型，包括产业经济、城市交通、建设用地等方面的转型，环境保护也要从末端治理向“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生态产业—生态基础设施—生态政区”五同步的生态文明建设转型[6，7]。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型城镇化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强化城市和区域生态规划，做到多规合一，合理处置好城市建设中眼前和长远、局部和整体的生态关系，注重生态基础设施和宜居生态工程建设。
1.2科学技术破解城镇化发展瓶颈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瓶颈日益凸显[8-11]。建设用地利用粗放，质量问题日益突出。2000—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以粗放式用地、用能的方式不断扩张，在土地开发利用前，未考虑土地质量健康问题，导致多地出现“毒地”现象，危害人类健康，整个过程处于“亚健康”状态。区域发展不协调，人居环境差距大。过多的优势资源集中在区位条件较好地区，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境逐年改善；反之部分区域的发展投入较少，经济水平不高，周边环境呈脏、乱、差趋势发展，再加上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的差异，使得人居生态环境质量、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方面差距越来越大，这也是阻碍新型城镇建设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城市功能不完善，设计实际不匹配。在前期规划中不根据实际开展相关工作，完全不遵从科学依据，不持有科学态度，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土地利用的规划和发展脱节。建设资金量不足，发展需求难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出，由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复杂、投资项目多等问题，单一依赖财政支出，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导致城镇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善的问题。
1.3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市场潜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我国的城镇化起步于1949年，较发达国家来说，起步晚，水平较低，但是速度快。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8.5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7%，但與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低了近7%，与高收入国家差距更大，还有很大发展潜力。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12]正式，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明确的时间表，2014年底前开始试点，并根据情况不断完善方案，到2017年各试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8—2020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可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是确凿无疑的大方向。
根据近10多年来陕西省统计局的数据，陕西省2000—2018年城镇化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逐渐靠近，2019年达到59.43%。陕西省作为丝绸之路建设的发源地和桥头堡，近年来经济呈现出强劲发展的趋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其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必将会对省域经济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13]。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融合发展路径，抢抓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有力机遇，瞄准特色小镇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注重科研引领作用，加强重大项目策划储备，为陕西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2新型城镇化建设新模式——以石川河为例
陕西省富平县石川河综合整治项目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功案例，项目建成后，将生态建设与人文环境有机结合，实现了多方共赢，充分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
2.1前期治理
土地安全是确保人居安全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开展“土地治理”科研攻关，针对建设区域内存在的土地质量脆弱、生活、建筑垃圾围城、土地污染严重等一系列导致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的问题，采取科学手段，开展前期调查、技术研发、问题治理、工程实施以及后期管控，对区域内的污损土地进行全面治理和维护，从根源上解决土地“亚健康”的问题，以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及区域整治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2生态环境建设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对生态环境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提出了众多的“生态命题”，表明在国家层面已经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予以紧密关联。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必定是将生态环境作为发展前提的。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等应该被综合考虑并加以利用。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具有相互作用，只有两者之间协调发展，才能全面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以富平石川河为例，通过GIS、GPS、RS等技术，实施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先行，建立生态本底，设置生态调控单元，并将绿色基础设施作为项目开发的建设重点，最终形成利于人类生存、提升环境质量的生态结构。在微气候改善评价方面，对项目前后包括温度、湿度、光照和风环境等主要生态环境指标进行评价，最后形成了一套适用于中小型城市城镇边缘区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表明，该项目不仅使石川河局部微气候得到极大改善，而且有效缓解了富平县的城市热岛效应。整个建设过程，将“绿地系统”转型为“绿色基础设施”，将“开敞空间”营造为“绿色廊道”，将“城市片区”整合为“生态功能区”，切实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打好“生态本底”与“绿色根基”，创造了一个更为适宜人类居住生活的环境。
2.3智慧人居建设
科学技术的发展引领时代交替，5G、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深入普及的浪潮下，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也逐步迈进智慧化时代。有的学者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其核心是让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在城市的各行各业中，实现精细化和动态化管理。在此基础上，石川河提出了智慧人居的概念，依托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完善，以智能家居、智慧社区和智慧养老为切入，创新研发了智慧人居社区平台，全方位构建了“人物互联、业务在线、数据智能、网络协同”的社区运营生态，最终实现人居环境智能优化。
2.4运营模式创新
在运营模式上，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提升土地价值为核心的综合开发运营模式。由企业足额垫付项目费用，改变了政府担保金融机构贷款的模式，将企业收益与项目质量互相绑定，既解决了政府资本不足的问题，又保证项目保质保量完成，达到双重目的，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辅助功能开发利用提供了可运行的经济支撑方法。石川河项目运用该模式，不但带动周边经济效益增长，同时又吸引多个知名企业前来投资[14，15]。
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工作思路
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更加重视人居环境系统化提升的科技研发。要全面创新，加强土地整治、城市综合体建设、土地开发研究、净土生态治理全方位创新，采取规划先行，高起点构建新型城镇化战略蓝图，重视土地整治、绿色建筑材料等核心技术研发与工程应用转化，进行产业化模式推广，通过同网（物联网）、同台（通用功能平台）、同数（数据体系）、同效（高效运营数据中心）和同制（制度系统）组合而成的高度标准化体系，将科技融入建设环境的提高，让人居环境更加智慧化，最终实现农业用地整治与建设用地开发协同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4.1以土地安全为核心的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研发新型城镇化产业落地的首要任务应以科研作为支撑治理工程实施及应用的基础，确保土地洁净安全。从研究角度出发，应着力净土新材料、新技術、新装备的研发，从而保证人居用地土壤环境长远安全，保障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健康发展。
4.2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导向的新方法、新技术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