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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人力资源管理
一、人力资源管理和儒家文化概述
人力资源管理（HR）是近代起源于美国的一个新兴学科，最重要的基本理念是把人看做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作用。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说过：“企业或事业唯一真正的资源是人，管理就是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以做好工作。”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的一个新的分支，它的相关理念和具体理论仍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直到1990年，人力资源的相关理念才被引入中国，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领域。
而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就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由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孔子提出，并经过历代思想家进行完善和发展，广泛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以“仁为核心”和“人贵”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义”、“礼”、“智”、“信”，反对“过”与“不及”，崇尚“中庸”，崇尚和谐。传统儒家文化不但塑造着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也对日本、韩国、东南亚乃至全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儒家文化中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1．以人为本，仁者爱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以“爱人”来解释“仁”的含义。这里的“仁者爱人”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相对于物来说，人是第一位的。这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把人视为组织中的第一要素不谋而合。二是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应该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以仁爱人”正是管理者激励组织成员，从根本上解决资劳矛盾的关键。
此外，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民贵”思想也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治国方略上的具体体现。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引用荀子“君者，舟也；庶人之，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作为自己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与近代人力资源管理中提倡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在理念上更胜一筹。现代西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以人为本是指把人视为组织中最重要的资源，从人的需要出发，重视人的作用，以此来进行激励；其实质上是把人看做一种“资本”，是一种盈利的手段。而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则是提倡“天人合一”，主张站在宇宙自然的高度，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出发，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
2. 举才重德，任人唯贤――招聘与选拔的标准。
以人为本的思想直接引伸出重视人才，选才举贤的理念。荀子曾经说过“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随着近年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地高度发展，重视人才、尊重人才、培养和发展人才，不断提高人力资本附加价值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课题。关于如何选举良才，孔子认为应当“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对于为选拔人才这件事情应该慎重对待、多方考察，除了“听其言观其行”，从生活的各个方面考察，还要“使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从做事的动机、发展的过程和内心的追求三个方面来综合考察。
在推选人才方面，古代中国人除了重视才干，也同样注重品德修养。中国古代在没有实行以公开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之前，举孝廉是汉代选拔和培养预备官员的一种举才制度。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其中修身即培养良好的道德修养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的基础和根本。儒家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也就是今天的德育，被放在首位加以强调。《论语・里仁》里有：“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荀子曾说过：“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足以见得儒家思想对人的道德修养的推崇。我国著名的晋商秉承儒家思想，推崇“诚、信、仁、义”，在选拨人才时也把所选人才的道德修养放在首位，甚至采用“上查三代”方法来保证所选人才的道德人品。
而在现代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时，应聘者的道德修养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因素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评价中心是现代大型跨国企业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常用的一种方法。它采用情境模拟实行动态测评，在被评价者与他人进行交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综合评价。这种综合评价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情境考察应聘者在其他评价方法中不容易暴露的道德问题。另外，许多西方国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每一位公民建立诚信档案，诚信档案上记录的本人信用度也成为企业招聘人才所要注意的关键因素之一。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重视员工培训与人力资本投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出自《论语・卫灵公》，字面意思是手艺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好，必须先准备好工具。孔子是用手艺人完成工作的比喻向子贡说明为仁的道理。同样的，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是最主要的资源和工具，而员工培训就是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利器”。尤其在现代社会，信息和知识的更新速度加快，对人员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对员工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附加值，才是企业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不断发展的关键。
在对员工进行培训的典范中，我们首推日本松下集团。松下集团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认为，企业经营就是营造人，“在制造松下产品前，先制造松下人”。为制造松下人，松下集团专门成立松下商学院、松下机电工学院等培训机构。一方面，培养其技术技能，使员工技术技能的开发紧跟时代进步和技术发展；另一方面用儒家传统思想对员工进行教育，培养所谓的“松下精神”，即培养员工形成“产业报国的精神、光明正大的精神、团结一致的精神、奋斗向上的精神、礼仪谦让的精神、适应形势的精神、感恩报德的精神”，使员工认同本企业的经营哲学和核心价值观，以更好地融入企业文化、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据花旗银行研究，大部分企业都拿出每年营业收入的1%―2%作为培训费用。以IBM为例，目前IBM大中华区每年共有6万天的学习时间，整个大中华区有员工近6000人，这样平均下来每人每年大约接受10天的培训，每人每年的培训费用达到了3000美元。这样算来用于员工培训的费用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是用于员工培训的费用却可以创造出高于成本数倍的利润。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只有不断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才会有持续不断的经济利益。
4.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激发团队精神，保持和谐的劳资关系。
荀子说：“力不如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认为：人的力量不如牛，脚力不如马，却能驱使牛马为人类耕地、拉车；是因为人可以聚集起来运用团结的力量，而牛马不可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究团结协作、以和为贵。在孔子的管理思想中，“和”是一种管理的最高境界，它往往意味着领导对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予以承认，并努力解决矛盾，倡导一种和谐一致、团结协作的工作状态，从而在企业成员之间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勇于奋进的良好氛围。
儒家文化讲究“以和为贵”，但这里的“和”不是指要绝对一致，没有任何分歧。现实的企业管理中绝对一致、没有分歧的情况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儒家文化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同样注重“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君子可以与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但对待事情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人云亦云；而小人讲原则、轻易赞成别人的建议，但实际上却无法与人保持和谐的关系。“和而不同”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原则，也是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保持和谐团队关系的基本法则。现代社会是一个空前多样化的人的集合，由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不同政治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将在同一个团队中合作。此时，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将这些不同的人融合在一起，妥善处理和平衡各种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之上共同为组织目标服务。
“和”的概念起源于中国，却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得到了更为全面的诠释。日本企业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其快速起飞的奇迹与日本人“和”的团队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几乎所有日本企业都强调团队精神，他们不仅强调同行之间的团结一致和精诚合作，同时也表现在企业经营者和普通员工的和谐关系上。索尼前总裁盛田昭夫认为，“只要是索尼公司的员工，不管他身在何处，都是索尼大家庭中的一员”，他在任时致力于与员工建立一种健康关系，在公司内部创造一种家庭式的和谐感情，通过这种感情使企业经营者和员工之间建立一种命运相连、同舟共济的联系。再例如日本J型管理模式的三大支柱――终身雇佣制、年工序列制、内部提拔制都是为日本管理文化中“和”的理念服务的。通过对企业内部员工提供有利的制度，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提高员工对企业成员身份的认同感、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感。虽然近年来，J型模式的三大支柱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松动，但日本企业“和”的精神本质没有随着制度的改变而改变，依旧是日本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三、儒家文化的现代人力资源解释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老的传统儒家文化不但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过时，反而其精髓思想在时间的沉淀中不断积累，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儒家的人本管理和和谐管理之道，主要在于发挥人们的内在能动性，调节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人事矛盾，理顺各类人际关系，通过精诚合作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组织目的，这正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优势所在。
因此我们在积极学习他国文化，特别是欧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同时，不能盲目、生搬硬套他国的经验和方法，而是应当在了解本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仔细研究本国的优秀文化，从中汲取适合本国国情的管理方法。
许多专家预测，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澳大利亚学者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所著的《儒家的复兴》中指出：“儒学正在复兴。儒学的复兴已经明确地指出它将在世界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即将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
在这种社会发展趋势下，我们更加应当抓住时代的脉搏，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管理精髓发扬光大，努力提高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为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争取更大的优势地位。
参考文献：
[1]张与驰.儒家的管理之道[M].中国商业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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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4）02-0116-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4.01.032
1 . 史瓦兹跨文化理论
在近30年里，以色列学者Schwartz等人通过一系列研究，探讨人类价值观结构以及内容的普遍性，扩展了Rokeach的研究工作。史瓦兹价值观理论因其全面性逐渐被学界证实并且接受。然而，不同的国家、个人和集体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史瓦兹在分析多位学者所提出的价值观理论后提出了人类的三种基本要求：个人作为生物体的需求、个人对社会交流的需求以及团体需存活和拥有福利的需求（史瓦兹，1987）。他提出了57种价值观条目，被归为10种驱动力价值观类型。该10类价值观被进一步划分为四个大类：对变化持开放态度、对变化持保守态度、自我提高及自我超越。在此之后，史瓦兹不断深入研究以发现该10种价值观之间更加深刻的联系。他们分别是：
（1）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源自于控制和独立自主的需要，是指行为和思考的独立性。具体体现为创造力、自由、自主选择目标，等等。
（2）刺激（Stimulation）：为了维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水平的需要，体现在刺激、新颖和生活的改变中。
（3）享乐主义（Hedonism）：个体感官上的满足或愉快，来自于个体满足和快乐的需要。表现为享乐、享受生活、自我放纵。
（4）成就（Achievement）：根据社会的标准，显示胜任工作的能力，例如成功的、有能力的、有抱负的、有影响力的，源自个体自我肯定需要及群体或集体互动的需要。
（5）权力（Power）：指社会地位和名望，对他人和资源的控制。表现为追求财富、社会权利等，源自自控的需要和控制他人的互动的需求。
（6）安全（Security）：体现为安全、和谐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来源于个人和集体的需要，分为个人的利益和更广范围的集体的利益，表现在社会秩序、家庭安全、清洁等方面。
（7）遵从（Conformity）：限制可能伤害他人和违背社会期望的行为和倾向，是个体禁止那些将会打扰和破坏友好交往和组织功能的行为倾向。该价值观主要强调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亲近的人交往中的自我限制，表现为服从、自律、尊师敬长等。
（8）传统（Tradition）：意义是尊重、接受文化或宗教中传达的传统和理念。传统最初是群体所发展出的一套可以代表该群体共享的经验与生活原则，之后被所有成员所认同。因此传统价值观表现的行为应该是集体团结的象征，独特价值的表征以及生存的有力证据。传统以宗教仪式、信念或行为准则等存在形式，在个体身上主要体现为尊重传统、谦卑、奉献等。
（9）仁慈（Benevolence）：是指保护和提高经常与之交往的人的福利，起源于良好的组织交往、生物体联合的基本需要。强调自愿关心他人的福利，如：乐于助人、诚实、责任、忠诚等。
（10）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指为了人类和自然的福祉而理解、欣赏、忍耐，是个体与组织生存的需要。表现为对于社会和世界的福祉及对自然的福祉的关注，重视社会正义、平等、世界和平、保护环境等（史瓦兹，1992）。
2 . 评价理论
悉尼学派的Martin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在系统功能语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评价理论。评价理论是对人际功能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延伸。其主要研究个人如何运用语言对事物做出评价、采取立场，以此达到调节主体立场甚至意识形态的目的。Martin认为通过告诉听话人对某些人和事物的感受，说话人便可以利用评价资源达到协商和协调社会关系的目的。换言之，评价理论所关心的是说话人利用话语介入到语篇之中使语义随说话人的立场而改变。体育报道作为一种对重大体育事件做出及时报道的媒体，本身就充满了评价色彩。报道者通过凝练的语言、敏锐的判断和互动的对话慢慢地以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引导并逐渐取代读者对于事件的判断和鉴别。
2 . 1 介入资源
评价理论分为三个次系统：态度、介入和级差。本文利用介入系统来分析中美两国的体育报道，从而解读两国报道对同一种事件的不同看法。
Bakhtin从语篇的对话性视角着手，提出了语篇的对话性概念。他指出所有语篇都是对话性的、多声的，旨在用于调整作者对所言的承诺。这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人，White（2003）受到Bakhtin等人的对话理论的影响，提出了介入的概念。“介入包括表明语篇和作者的声音来源的语言资源，它关注的是言语进行人际或概念意义的协商的方式（White，2003）。”介入包括单声（monogloss）和多声（heterogloss）。单声是指只提供了一种观点，没有公开承认其他观点的存在的言语；相反，多声则明确表示可能存在其他观点的言语。Martin从对话的角度把多声分成扩展（expansion）和收缩（contraction）两个子系统。并且进一步定义了扩展和收缩。他认为扩展指的是话语中的介入为对话中的其他声音或立场敞开了大门，它又次分为接纳/引发（entertainment）和归属/摘引（attribution）两个子系统；而收缩则意味着话语中的介入排挤或者限制了其他声音和立场，它又分为否认/否定（disclaim）和公告/声明（proclaim）。
3 . 介入资源在体育新闻当中的分布
本节运用评价理论系统下的介入资源对下载的共十二篇英文报道进行数据分析。所选的报道分别来自（China Daily）和（New York Times）的英文版。
3 . 1 China Daily对刘翔事件报道中介入资源的分布
介入分为扩展和收缩两个子系统。扩展又分为接纳和归属两个子系统；与此同时收缩又分为否认和公告两个子系统。那么各种资源在体育新闻中又是如何分布的呢？本节应用评价理论框架下的介入子系统对语料进行了数据分析。如下表：
由上表可知，扩展总数175，收缩总数63，分别占介入系统的73.5%和26.5%。
由表1可知，China Daily对刘翔事件的报道中，扩展所占的比例是73.5%，收缩所占的比例是26.5%。例如：
China Daily对刘翔事件的报道：
有来自中国田径队主教练冯树勇的声音：
“We all know that at the moment of taking off the tendon will sustain a lot of pressure. I think that is because in that moment it happened， so he could not make the movement （to jump over the hurdle）.”Feng said.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he has done. When he tried to improve his ability every day， I know how tough that could be. It is not like everyone can bear such pressure， but he did it. So we think he is the best.”
“I believe all the Chinese people can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I hope all the fans can understand this， and that anything can happen. It happens to many athletes.”
同时，也有来自央视解说员和其他人的声音：
His influence on the next generation could last for 10 or even 20 years. For Liu Xiang told the world that we Chinese could also become champions.
Usain Bolt， Jamaican star sprinter said “It must be hard for that to happen for the second time in a row. He is a great athlete.”
Yao Ming said “We got to know Liu Xiang when he won the gold medal in 2004. However， it was his dedication during the past eight years that has let us know what kind of person can be called a professional sportsman. We should cherish iconic figures like him. The Olympic is not all about gold medals”.
深入观察发现，China Daily关于刘翔的报道主要采用的是接纳和归属的方法，作者运用扩展资源，允许多声的协调，表明作者不仅能够提供还可以包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接纳和归属主要通过情态动词（can； could； should； must），情态投射（I believe； I know； I hope； I think）等实现。表达了说话者的态度和协商的语气，认为刘翔事件和所有中国人，所有刘翔的粉丝紧密联系，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并存。刘翔甚至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代人。刘翔所取得的成就和每一位中国人紧密相连。因此，中国体育文化始终强调的是以集体为主体，突出的是精神，注重解决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体育报道体现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和谐统一、内向含蓄的文化特征。
3 . 2《纽约时报》对刘翔事件报道的介入资源分布
由上表可知，扩展总数64，收缩总数170，分别占介入系统的27.3%和72.6%。
由表2可知，《纽约时报》对刘翔事件的报道从不同程度运用了各种介入资源。但是收缩资源所占的比例为72.6%，远高于扩展资源所占的比例，可见《纽约时报》当中普遍使用了表示否认的观点排除其他人的声音，让读者接受自己的声音。例如：
来自中国田径队主教练冯树勇的声音：
Feng said that Liu is “not thinking about retiring ，” but it is surely too early to be making such definitive pronouncement.
“Liu Xiang will not withdraw unless the pain is intolerable， unless he has no other way out，” Feng said.
Feng speculated that Liu would not compete further this summer， but would return eventually.
Feng said， “Today’s result was not a perfect one for all of us. He has undergone great pressure from the press and great pressure from all of us.”
除此以外还有孙海平的声音：
Sun Haiping said that Liu could barely stand before the race， despite the assistance of three doctors.
另一方面，《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也运用到了单声资源。单声资源指的是只提供了一种观点，没有公开承认其他观点的存在的言语，主要是对刘翔个人取得的成绩的一种肯定，强调了自我和个人的成就，与集体的依赖性较小。例如：
Liu was China’s hope for gold in the 100-meter hurdles， but his failure to qualify for the finals showed that he represented so much more. His goldmedal performance in Athens had made history won in a track and field event， Liu Xinag’s big breakthrough in track and field is not only for China， but all of eliminate a deep inferiority complex in Chinese people’s hearts.
可见《纽约时报》主要运用了否认和公告的表达方式，例如一些表示否定的词（not； barely； unless）和转折的词（not only； but also； despite）意在排除其他人的声音，使读者接受并且认同自己的声音。是以个性、个人为出发点，指出了刘翔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顽强和病魔战斗的能力，他是一个武士，不会轻易倒下也不会轻易退役。与此同时，强调的是“人的精神”，突出和实现了人的主体性，并且把隐藏在人们心中的各种欲望释放出来。所以，美国体育文化始终注重的是个人取得的成就，以个人生命力张扬为主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
4 . 结语
通过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部分关于刘翔事件报道当中介入资源分布的分析，可以看出，两大媒体对于同一件事情的报道是存在差异性的。与此同时，史瓦兹价值观理论是可以解释这种差异性。在《中国日报》当中接纳和归属占的比例较大，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包容不同个人观点和意见。强调的是刘翔事件牵动着所有的中国人，注重解决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维护和谐统一的气氛。表现了中国体育文化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纽约时报》当中则出现了大部分的收缩资源，作者通过运用表示否定的词和短语来压制其他声音，强调刘翔所取得的成就和他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所带来的影响。注重的是自我能力的提高，和个人在体育事业方面所体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参考文献
Martin， J. R. & White.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M]. New York： Palgreave Macmillsan， 2005.
Schwartz S. H.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J]. Advanced in Experiment Social Psychology， 1992（25）.
Schwartz S. H.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critique and proposed refinements[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0（21）.
李战子.评价理论：在话语分析中的应用和问题[J].外语研究，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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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日期：2017年4月10日
一、引言
概括地说，企业文化是指用于指导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一些思想理念和基本原则，也是企业制定各种具体规章制度和实施各种具体经营行为的基本指南。企业能否取得长期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企业文化是否先进与适当。然而，企业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一种企业文化的发展、形成都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背景。每个国家的企业都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那么企业文化自然也会受到这个国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企业文化就像没有根的树，不可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儒家文化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瑰宝，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东亚一些国家也有着广泛的传播。这是因为一方面儒家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品格和社会生活活动，而这种影响至今也或多或少地依然存在。如果将儒家文化的这种影响有效地运用于企业文化的建设，能够使我国企业形成既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又具有现代精神风貌的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另一方面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点和理念，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也仍然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因此，吸收儒家传统文化中那些积极、有价值的内容，将其应用到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实践当中去，不仅有助于我国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本文在此选择一些儒家文化中具有积极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理念加以阐释，就是希望其能够从传统文化中为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当然，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这里很难将其进行全面地论述，所以本文只是选择其中的一些与企业文化建设相关的重要理念予以阐释。
二、义利统一、先义后利的理念
儒家的“义利观”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其重义轻利的理念也曾经被认为是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但是如果加以全面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在儒家学说里，义与利并不总是全然对立的，也并不总是非此即彼的排他式选择。它提倡的是人们在面对“义”和“利”的选择问题时，应该先“义”后“利”，需要首先考虑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及自身利益。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尽管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孔子同时也说，“富而可求也，虽持鞭之士，吾亦为之”。由此可见，即使在非常强调义的重要性的孔子看来，义与利也是可以并行不悖，统一结合的，合理的利也是应当求取的。所以义与利，在儒家学说里并不总是冲突和矛盾的，只是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始终要把义放在优先的位置加以考虑，需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大众的天性，没有人想要过贫穷的生活，因此人们才会努力去追求金钱与利益。追求利益在孔子看来是人的正常需求，但是如果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获取，这种利益就是不应当获取的，不要也罢；贫困卑贱的窘况是每个人都厌恶的，但是如果以不正当的方法去除，不去也罢。所以在儒家思想里，“义”和“利”可以是统一的，只是想得到的东西应该用正当的方法获得，自己讨厌的东西也不应该用不正当的方法去除。也就是说，君子取财，要取之有道。无需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发展是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但是不能为了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无所顾忌，不能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对社会道义不闻不问。企业只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社会公民，所以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而有悖社会公德，对社会、消费者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一个有责任心、有道义感的企业，应该是把“义”作为企业行为的基本准则。企业在赚钱实现“利”时首先要考虑“义”这个基本准则，在不违法、不失德的前提下，以为顾客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利润。这才是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取财之道，也是实现儒家思想中义与利的结合与统一的取财之道。不义之财、不当之利，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不应当谋取的。因此，儒家文化中义利统一，先义后利的理念，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成为指导所有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
三、重诚信的理念
诚信的理念在儒家的学说中是经常提到的，它也被称作“修身之本”，因此孔子说“人无信，则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由此可见，诚实守信在孔子看来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失去了诚信，一个人将一事无成。因此，诚信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基本的道德规范，一个人只有讲诚信，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也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根基。同样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市场经济大规模、高效率地运行是建立在有效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如果完全依靠面对面的钱货两清的交易方式，那么无论是交易的规模数量还是交易的地理空间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样商品交易可能就只能停留在较小的数量和较小的地理范围内了，也就不可能产生规模化的现代市场交易体系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愈发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交易的规模和范围早已超过地理空间的限制。那么怎样才能让企业和企业之间便捷高效地进行交易和合作？其中的答案就是讲诚信。一个不讲诚信的企业，很难有长期的合作伙伴，当然就更谈不上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诚实守信”是企业必须遵守的经营信条。企业要取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在合作伙伴和顾客中建立良好的信誉。这样对方才有可能将企业视为长期可靠的交易对象，企业也才有可能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如果企业不讲诚信，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轻则损害个体顾客和消费者的利益，重则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良性发展，甚至引起系统性的经济风险。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每年在我国因为合同双方毁约或诈骗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五六百亿元，而每年因为企业不讲信用而产生的不良贷款坏账更是高达上千亿元。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交易信息公开透明、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重诚信、守信用，更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立业之本。一个失去了消费者信任的企业，将会失去在市场中的立足之地。因此，儒家文化中重信义、守信用的理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应当成为建设现代企业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仁爱的理念
儒家文化强调“仁爱”的理念，一部《论语》共一万多字，“仁”字被提到了一百余次。可以说，整部论语都是以主张和宣扬仁爱为宗旨的。尽管对于“仁”的含义，在不同的论述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解释。但是如果加以全面、概括地理解，孔子所说的“仁”，其本质含义就是“仁爱”。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儒家的另一位先贤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儒家学说中所强调的爱人、敬人的理念，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很早的先秦时期就突出了人的重要性和对人的尊重、关爱，这也是中华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文明高度的重要标志。尽管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远去，但是不论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中，关于仁爱的理念，始终是各种伟大的文明中一个居于重要核心地位的主题。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人的地位在进一步地上升，人的重要作用也在进一步地显现。在一个现代企业里，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人是管理者，有的人是普通员工，但从基本的文明理念来说他们首先都是人，因此只有工作职位的区别，并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许多企业也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但是却少有企业真正地理解以人为本的实质含义。如果要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就需要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理念真正贯穿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去，真正地做到仁者爱人，真正地从内心去关心和爱护企业的员工。企业也是一个大家庭，企业的员工就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如果企业把员工当作家庭成员一样对待，企业员工也就会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愿意为它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企业应当把“仁爱”的理念融合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对企业的员工施以仁爱，真正地关心和爱护员工，这样企业才能保持长期健康的发展。在后工业化时代，人才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很多公司的竞争其实追本溯源是人才的争夺。企业如果要留住人才，首先就需要怀有“仁爱之心”，从员工的切身利益出发重视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需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样才能让员工觉得在企业里工作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员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此外，也应该在企业大力提倡互相尊重、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这样才能让员工有对集体的归属感，因此也更加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共同促M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儒家文化中强调的仁爱观念，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五、反求诸己的理念
儒家文化非常重视自省、自强和自律对于提高个人修养的作用，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主要从自身的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另外还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儒家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源自于自身的修养和德行，而不应当依赖于外界。企业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很多企业管理者在分析挫折的原因时，往往把责任归咎到外部环境，而没有意识到自身原因往往是根本症结所在。有些企业负责人认为企业停滞不前、缺乏创新是员工水平低、人才平庸导致的。结果企业管理者就对已有员工不加重视，另外又大量招聘新员工进入公司。然后又由于新员工对企业业务不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进而导致公司业绩发生下滑，由此产生了企业经营的恶性循环。最后原本公司的人才流失了，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管理者没有发现由于自己的一些原因，导致企业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制度实现物尽其才、人尽其用，这样企业就会遇到一些经常性、反复性出现的问题。企业发展过程中也肯定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问题是经常性、反复性出现的，企业管理者就应该先思考自己身上或企业制度是否存在什么问题，而不是一出问题就去责怪外部环境、怪罪企业员工。这样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可能会使问题恶化。如果出现问题时采取儒家文化中“反求诸己”的理念，遇事多从自身寻找原因，从改善自身因素和制度设计的角度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将会更加有助于问题和矛盾的化解。而且由于上行下效的影响，员工在自己平时的工作中也会学习上司“反求诸己”的做法，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由此可见，“反求诸己”不仅是一种引导我们正确地认识问题的方式，也是一种指导我们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儒家文化中反求诸己的理念，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也具有非常有益的现实借鉴意义。
六、结束语
从对儒家文化中一些重要理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儒家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仍然是具有非常有益的现实借鉴意义的，本文只是选择了其中几个基本的理念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儒家文化源远流长，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精神力量。当然其中某些部分的内容与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是不相适宜的，尤其是其中强调封建专制部分的内容。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儒家文化中也存在着一些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普遍实用价值的有益成分。只要我们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扬弃的方式，择其有益成分而用之，择其无益成分而弃之，就能够发挥儒家传统文化对于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促进作用。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指引，文化的发展也需要现代经济的载体。在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形成过程中，如果能够有意识、自觉地吸收和利用儒家传统文化中对于企业经营有着积极作用的有益成分，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并不仅仅是全部依靠其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同时也需要依靠其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儒家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的内容，是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文化标志。如果能够很好地运用儒家传统文化这个宝贵文化资源，将儒家思想中符合现代文明的有益成分，比如重道义、重诚信、重仁爱等理念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将会使我国企业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而且也成为一个造福于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贡献者，进而使我国企业成为真正令人尊敬的企业。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也会让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找到现实的传承载体，进而重新找回其原有的文明价值，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再次显示出绚丽的光彩。由此在伴随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我国在精神文明领域的软实力，最终实现国家综合影响力的全面提升。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文松.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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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运用儒家文化对大学生法治理念培养的意义，国内早有学者进行过探讨，但如何在新形势下创造性地利用儒家传统文化进行大学生法治教育，提升法律素质，是教育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有必要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这一课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1转变教育理念，做到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并重
高校在办学与教学过程中，要做到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并重，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相互融合。大学生法治理念的培养不仅需要德育教育，还需要与高校法治教育以及其他学科教育相配合。否则，对学生的法治理念教育就难以有收获。高校在加强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时加强法治教育。因此，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教育应该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纳入高校教学计划，运用文化教育的手段推进法治教育，使法治教育与德育并重。
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体系中，学生接触法律知识，学习法理念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学校设立的法律课程，但是其单纯作为一门公共课程，很难单独达到法治理念教育的目标，所以必须加强教育内容的课程体系建设，建立起既包含法律知识、法治理念教育，又通过文化道德学习来互相补充的一个完善的课程体系，力争做到在及时把现行法律、当代法治理念传授给学生的过程中，及时与所学习的传统文化知识相融合。
2合理进行课程设置，完善教学教材编排
在当前很多高校当中，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呈现出完全割裂开来的趋势。高校一般都为低年级学生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但在实际授课过程当中，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尚未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法律以及法治教育之间的联系性和相辅相成性，在传授传统文化时只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播，在传授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时只注重法律方面知识的讲解，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共通性。并且，现行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只是机械地将法制教育与思想道德修养相结合，这种结合的方式在实践过程争议较大，部分教师认为法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同时对传统文化的传授也不到位，结果只会让学生一知半解。
运用儒家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法治理念教育，一方面要突破当前大学课程设置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通过系统学习、了解和研究的方式进行有意识的渗透，以突出其目的性和倾向性，增强其积极影响的效应。从目前实施的情况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课时较短，并且将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机械地压缩在一个科目内，不仅使学生学习知识的时间大幅减少，并且没有将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共通性进行研究分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矛盾。因此，建议在课程设置上应当同时开设道德文化与法律教育两门或者更多课程来进行学习，并且设置专门的章节和课时对二者的联系性进行讲解。
就学习儒家思想文化而言，其进入高校课程的关键是克服我国高校现有的学科专业限制。把儒家文化作为通识课，面向所有学生开设，提高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并且在文化传输的过程中，力争做到全面、系统，既要传授儒家道德文化，又要重视儒家文化当中关于法治的理念的学习。教材编写要注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真正选择儒家文化的精髓，古为今用。在教学中要把握好思想品德教育与法治理念教育的界线，教学要适合大学生的特点，做到在学习思想道德文化的同时，传授儒家关于法的认识，寓思想教育于文化传授中，更要注重以古寓今，密切联系当前社会现实，做到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有机结合。教材要有针对性，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使用的教材要有所不同。这样可以培养学生从学科专业入手研究儒家文化，从儒家文化角度研究学科专业，真正发挥儒家优秀文化的教育功能。
3培育良好文化氛围，加强校园法治建设
校园是一个提供多元文化意识的传播平台，对大学生的思想、意志以及健全人格形成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和教育性。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巨大的影响。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展示优秀儒家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应体现多样性、开放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而校园文化是在学校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全体人员所创造的，浓郁丰厚的校园文化所渗透弥漫的精神氛围需要高校师生员工的整体努力。作为将儒家文化融入到对大学生进行法治理念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教育工作者应通过多方面努力将儒家文化糅合于校园文化建设中，注重营造浓厚的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氛围，培育大学生法治精神，以良好的文化氛围为基础，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和环境。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首先要强化法治文化与儒家文化理念的融合，把法治文化建设与儒家文化当中的传统精神、理念等全面融合、有机结合，在浓厚的熏陶中使广大学生建立对法治的信仰，营造尊重法律权威的法治氛围。其次是强化法治文化的传播推广，积极推进学校法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载体，建设传播法治文化的主阵地。充分利用校园文化广播站、校园网络、校园宣传栏、校报的宣传功能，扩大法制刊物、节目的覆盖面。第三是与传统儒家文化与法治文化联系性的理论研究，切实发挥学生自主研究团体、研究会以及各类学会的作用，通过举办有关儒家文化的学术讲座、书评会、辩论会，开设儒家文化宣传栏、开展知识竞赛、名著欣赏等活动可以引导学生接触儒家经典，逐渐加深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传统文化理念研究，探讨法治学校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并在法治实践中加深对儒家文化理论的理解，更好地指导学校的法治实践。第四是强化儒家思想与法治理念的媒体宣传工作，选择学生关注、影响力大、富有时代特征、校园特色的事件，设计和推出各种形式的法治文化活动和法治文艺活动，为广大学生提供丰富的法治文化产品，使学生受到形象生动、潜移默化的法治熏陶。
4丰富社会活动，在实践中深化传统文化和法律理念
运用儒家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法治理念教育，除了加强理论与知识的研究学习外，更要注重社会实践活动，将所学习到的传统文化与法治理念在社会中得到运用，高校要充分利用校内、校外资源，设立学生实践基地，组织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参观、社会调查等，用儒家文化精神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体会儒家文化的内涵，使学生做到知行合一，促进知行转化。同时，通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让法治理念教育贴近大学生的生活，满足大学生的内在需要。
在文化与法律知识教育同时推进的过程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阐述基本理论的同时，又要结合社会热点、典型案例进行综合分析，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法律教育以充实、延伸和深化课堂教学内容。应当从传统教学模式———被动的填鸭式到实践性教学模式，以主动学习为基础。学校要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生活，了解传统儒家文化在现实中的影响，法治观念在社会生活中
的运用，并结合自己及身边发生的法律实事进行思考，形成多种形式的第二课堂，让大学生把在课堂中学习到的知识充分地加以应用。使学生能在自觉参与、身临其境中得到教育和启迪，同时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对社会现象给予关注的热情和兴趣，增强高校法治理念教育的实效性。这些实践活动将加深大学生对法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对大学生法治理念的深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同时可以丰富他们的人文知识，提高人文素质，陶冶情操，提升道德品位，使儒家文化精髓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思想道德教育作用。
当然，通过儒家文化学习加强对大学生的法治理念的学习不能仅靠学校单方面的努力，它需要社会、家庭、学校的共同努力，如加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素质、加强校园内部管理、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充分发挥教育机构和司法机关的职能等。建立和规范利益协调、矛盾处理、权利救济等机制，针对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回应学生的新期待，全力推进法治建设实施工程，让广大学生真正感受到法治建设带来的实惠。简言之，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创造一个有利于大学生发展的环境，大学生才能通过学习取得自身道德意识与法治理念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儒家哲学 [M]，湖南：岳麓书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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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广泛的社会现象，仅仅从某一角度对文化下定义是很难的，必须从社会的精神、物质和行为三方面来界定文化。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传统与文化争论》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典型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这里，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系，主要包括物质的、思想的、制度的三个层次。
如果把社会文化整体比喻成为一个圆，那么，从圆心到圆周，大体以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为序，即精神文化是文化圈的内核，可称为文化的深层结构，行为文化称为中层结构，物质文化称为表层结构。
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
语文包含于文化之中，语文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文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文化与语文教育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语文传播、继承、发展文化，语文教育的内容承载着民族文化，深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的语文教育体制，不同的文化决定不同的选拔机制。教育对文化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教育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保存民族文化传统，更主要的是起到一种强烈的活化作用，教育的实质是通过活化文化的方式来保存文化传统。
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定内涵，需要通过教育来传递给下一代。因此，民族文化传统将大大影响人们对教育内容的选择。另一方面，价值观念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沉积于人们深层的心理结构中，成为衡量事物的基本尺度，将极大地影响人们对教育目的、地位、作用、内容及方式方法的看法，从而使语文教育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语文教育对文化也有体现作用。它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体现文化的特征。下文从儒家文化和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关系、中西不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这两点加以说明。
1.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变化中，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除一个短命的秦朝主张法治、废除儒术以外，其他历朝历代没有不崇尚儒家思想的。从春秋战国的儒家到秦汉时期的经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到隋唐时期的佛家，再到宋元时期的理学、明清时期的科举，几乎无一不与儒家思想有关。儒家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积淀，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
（1）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对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关注，“仁”和“礼”是这一伦理本位文化的两大范畴。“仁”主要指一种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和要求。它以“爱人”为核心，包括礼、智、信、义、忠、恕、孝、悌等诸多内容。孔子曰：“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在诸多道德伦理原则中，儒家极为重视“孝悌”这一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认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把这种家庭伦理层面的孝悌观念推及社会政治，于国家社稷而言，就是忠君爱国。“礼”是指维护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成为对人的一切行动的约束准则。孟子在此学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说，宋明理学提出的三纲五常，实质上是对儒家政治伦理化统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儒家的“仁”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最重要原则，而“礼”则是利用血缘宗法关系维护既定社会制度的一种手段。
（2）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人合一”代表了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它力图探求天与人的相通之处，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相通，以达到天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内容包括孔子的“天命观”、孟子的心性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及宋明的“天人一道说”。总之，“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儒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内容十分广泛，但它的主导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便达到一种道德伦理层面人与人的和谐，最终实现天下稳定太平、统治秩序坦然的社会发展目标，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
2.儒家文化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承载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根本的而且是巨大的。下面就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几个方面来谈谈儒家文化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
（1）对语文教育理念的影响
儒家文化具有以伦理为本位的基本特征，这种伦理型的思想文化渗透着古代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德育为本的教育思想。这一教学理念强调德、智是衡量人才的两条最重要的标准，故而要求德育、智育能够同时得到发展。儒家思想认为，德育的实施也能够促进其他教学。儒家教育不仅肯定德育的核心地位，而且将智育视为德育的手段。这一原则对纠正或防止片面的知识化教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导致重德轻智，过分强调语文教学为伦理、政治服务，不利于语文教学的发展。特别是到了隋唐，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语文教学只重视写作，以八股文取士，使人们思想僵化。顾炎武曾经批评，这种文章训练的方法使“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
（2）对语文教育内容的影响
我国古代没有单纯的语文教育。古文教育是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学科教育。比如我国奴隶社会的六艺教育，有“礼、乐、射、御、书、数”的综合性内容。春秋战国之后，教材主要是《五经》《四书》。《三字经》有言：“凡训蒙，须讲究，讲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古代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和古代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顺序，即：小学―四书―孝经―六经―子书―史书。
古代语文教育之所以选择《四书》《五经》作为主要教材，是因为：《四书》是儒家正统思想的精华，体现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孟子一脉相传下来的儒家思想。其中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伦理思想、哲学观点和教育教学思想，历来被统治者所推崇，并规定为一切官办学校、私塾的基本教材。《五经》也是历代各朝宣传封建宗法思想的重要根据。《诗经》相当于文学课本，《书经》相当于政治课本，《礼经》相当于道德伦理课本，《易经》相当于哲学课本，《春秋》相当于历史课本。可见古代的语文教育是文史哲不分的，就连当时的蒙学读物“三、百、千”也是识字教育与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阐述的是儒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
（3）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
儒家教育家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摸索、采用了许多教育方法，并对他们进行了许多理论性的探讨和总结，如问答法、讲授法、论辩法、诵读法。这里仅以诵读法为例来说明儒家文化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两汉时期为什么流行诵读法呢？因为内容多是《四书》《五经》，而儒家特别强调诗书的教化作用，“以孝治天下”“以论语治国”成为当时的口头禅。所以当时盛行记诵法。
3.儒家文化对当今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有着巨大的渗透力和传承力，对当今的语文教学也会产生很强的渗透作用。儒家文化就像一把双刃剑，其中的精华部分，如重人伦、中庸和谐、自强不息等精神，对语文教学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其中的糟粕部分，如过分注重伦理、忽视新知的探索等，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有负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如传统的德育理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使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始终是我们德育教育的首要内容。传统德育的方法如讲求“克己”“慎独”，对于学生养成自我约束、爱护集体的习惯，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又如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如“头悬梁，锥刺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对于励志、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有深刻的意义。
三、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对语文教育的思考
如今，多元文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这种景象呈现了对立碰撞而走向统一融合的多维形态。多元的文化背景促使语文教育不断更新其课程内容、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以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语文教学中理应填充新鲜的时代意识和价值观念。
在课程设置上，应打破旧有的模式框架，恢复语文教育应有的鲜活生机、朝气洋溢，为各种文本内容充分碰撞、交流和对话提供广阔的天地。语文教育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应当反映当今社会时代的精神内涵，更有世界范围内优质的异国文化，促使我们的语文教育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国外的教育理念，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吸收扬弃，取长补短，以形成自己的强势文化。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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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全球化风潮下，我国企业如何积极迎接国际挑战，在有效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企业文化概述
（一）企业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对美国乃至西欧经济形成了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注意到日美企业管理模式的不同，人们发现，理性化管理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和与企业的信念，而塑造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将价值与心理因素整合的文化，才真正对企业长期发展起着潜在的却又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八十年代，企业文化的研究以探讨基本理论为主。198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美籍日裔教授威廉・大内出版了他的专著《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该书提出了"Z型文化"、“Z型组织"等概念，认为企业的控制机制是完全被文化所包容的；1982年特雷斯・迪尔和艾兰・肯尼迪出版了《企业文化》一书，提出杰出而成功的公司大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文化的企业环境、价值观 、英雄、仪式和文化网络五要素。同年，美国著名管理专家托马斯・彼得斯与小罗伯特・沃特曼合著《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研究并总结了3家优秀革新型公司的管理，发现这些公司都以公司文化为动力、方向和控制手段，因而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这三本著作与帕斯卡尔・阿索斯合著的《日本的管理艺术》被合称为企业文化研究的四重奏，也标志着企业文化研究的兴起。
（二）内在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文化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全世界学者普遍认为：“企业文化”是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与职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共同培育形成的共同价值观体系及其表现形式的总和。共同的价值观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包括企业经营哲学，价值观，企业精神，优良传统，行为规范等。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手段，以激发职工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一种经营管理思想。
二、我国企业文化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潮，我国企业逐渐意识到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纷纷致力于企业文化的研究与建设，一些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已经初显成效，但相当一部分企业的企业文化发展尚处于较低层次，“企业文化战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企业文化培养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在实践中表现为以下几个误区。
（一）无文化管理
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小型传统国有企业和新兴民营企业，受传统生产至上和企业管理者个人至上影响，对企业内在价值体系塑造重视不够，对企业文化建设不屑一顾。由于没有特定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念引导和融合，虽有十分系统和严明的各种规章制度，但企业组织与成员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没有成型的符合企业发展利益的关系模式，成员之间以自发的交往为主，易形成有悖于组织目标的非正式团体，增大企业内部摩擦，而成员与组织之间接近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没有组织归属感，也难以使员工具备较高的责任感。
（二）文化空想现象
另一种具有迷惑性的现象是文化空想，突出的体现在中型国有企业和正在发展中的民营企业。这一现象从表面上看好像企业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理论体系，但其实根本不能对企业发展提供应有的支持作用，主要表现为：
1.企业文化理念空泛，远离企业实际，给人以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
2.企业文化内容掺入了非企业的因素，不是企业经营特点与文化主体行为的提炼，而是从企业外部“赋予”了企业任务，超越了企业的承载范围；
3.为了“文化”而文化，热衷于空喊口号理念，设计形象识别系统，热衷于所谓企业文化氛围的创造，忽略了对企业实践的总结，使企业文化丧失了针对性和生存基础，华而不实。
（三）全盘西化现象
许多企业管理者认为只有西方企业管理模式才是最好的，致使企业文化建设走向了另一个误区，主要表现在：
1.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割裂，没有看到传统文化的精粹之处，仅仅看到了西方的企业文化的优点，盲目遵从，照搬教条；
2.对西方企业管理成功经验的借鉴更多地集中在企业文化的最终表现上，没有更好的研究其形成的背景和机制，立足其成长的内在土壤和外部环境去分析和研究，重果轻因，难以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企业文化。
三、以传统儒家文化为切入点，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创建中国的企业文化模式，必须立足于三千年来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儒家文化基础，按照批判、借鉴、吸收的要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立足中国实际，切忌全盘西化。中国企业文化最终是吸取了外来文化精华，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亦即形成中外文化优化结合的企业文化模式。
（一）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切入点
企业文化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任何人都无法随意的选择一种文化异想天开的臆造企业文化。也就是说：企业文化是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是不可复制的。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深远的文化传统，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影响最深远、最广泛、也最重要的便是儒家文化了。因此，我国企业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倾向是不可避免的。
（二）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为企业文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儒家重视以人为本，从本质上说，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和能力，社会价值系统不过是个人价值体系的扩大，同时也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社会基础。因此，包括企业文化的价值系统，理所应当地能够规范和调节个人在企业生产实践中的价值体系。
纵观工业文明，人的地位经历了工具人-经济人-社会人-综合素质人的变化；管理思想由见物不见人转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企业文化的研究对象由个体到群体，由基层组织和技术到深层次的价值系统和道德规范。这一系列变化过程正是人本思想的回归。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与人力资本理论和以人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建设是吻合的。
（三）儒家的“人文关怀”是企业凝聚力的源泉
企业文化建设重在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提高个人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动目标。儒家认为：“上下同心，其力断金”、“上下同欲者胜”、“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突出强调了处理人际关系中互相以对方为重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对形成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强大的内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贵在人和，不忘人文关怀，同样地应该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企业家只有关心、爱护员工，尊重和发挥员工的个人特点，认同员工为企业的贡献和付出，在企业发展中实现员工个人发展，才能受到员工的信任和爱戴，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奖金、福利等所谓待遇问题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四）儒家的“诚信”思想是提升企业价值的根本
中国是礼仪之邦，儒家诚信思想历来受到世人推崇、儒商遵从。诚信原则，对企业发展是一种基本要求，更是管理价值的有效提升。”忠于诚信不仅能使人际交往更加长久和谐，而且能使企业间的合作更为持久深入。不讲诚信的企业，依靠欺骗外部客户和内部员工的企业，终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而融“诚信”于企业文化建设中，将诚信为本贯穿始终的企业，在复杂激烈的市场角逐中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角度出发，海尔的成功与其说是企业经营的成功，毋宁说是海尔文化的成功。诚信是立人兴业之根，是企业文化建设之本。当今成功的跨国公司如通用、微软、沃尔玛等，无不视诚信为企业生存、发展之根，进而以其优良的产品、优质的服务打造出优秀的品牌，创造出优秀的业绩。
四、合理借鉴西方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
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我们必须积极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是开放的，文明是可以共享的，只有将全世界优秀企业文化有效吸收融合，才能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促进中国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
（一）合理引入美国企业“英雄主义”式的企业文化
美国企业崇尚英雄主义，把其誉为美国企业文化的三大特征之一。韦尔奇、比尔・盖茨的传奇经历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熟知，就是美国树立英雄人物的成功案例。我国一直有喜欢树立楷模、榜样，并号召向其学习的习惯，虽然树立的人物大部分不是商界的，但在这一点上却与美国的“英雄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国的企业可以大胆地借鉴美国企业的做法，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适时地树立本企业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是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通过这些英雄人物的言行来传播企业的价值观，而不是通常所借助的正规的书面程序来，他们的经历会对企业的职工产生一种内在的激励，这种激励比物质性，外在性的激励具有更大作用，能更大程度地激发职工的热情，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合理引入学习型的企业文化
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提出了著名的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论，认为传统公司是权威控制型组织，但是最成功的企业，是那些具有学习型组织的企业；真正出色的企业，是能够设法使各阶层人员全心投入，并有能力不断学习的组织。这与中华民族历来提倡学习的思想相吻合。孔子作为儒学的鼻祖在传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时，就是运用学习和推行教育的手段。因此，我国的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中如果能将二者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就会创造出一种融合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全新文化理念，而且这种理念也易于被广泛的接受。
五、坚持与时俱进，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
企业管理现代化建设在继承儒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应按科学管理的要求，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对传统思想中一些不合时宜的价值观进行更新，体现时代的进步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要求。
（一）儒家价值体系中应注入更多的理性色彩，正确处理义利关系
如何实现儒家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化，即如何由单向的价值关怀转换到兼顾效率原则？这是儒家在应付现代化挑战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通过价值关系的重新宣传与观念调整，以及用开放的心态去接受现代文明中的工具理性及效率原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思想对义利关系的根本观点。尽管在理论上儒家并不完全排斥利，但它所关注的利，主要是普通的整体之利，相对而言，个体之利，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整体之利被抽去了具体的内容，因而带有抽象的性质。这种排斥具体的个体之利而崇尚空洞的整体之利的趋向，极大地限制了个体功利意识的形成。这是造成历史上我国个人功利意识淡薄的思想根源。而在现代管理中，正是讲求效益和注重利益的功利意识才有助于现代企业精神的形成。离开了利益杠杆，现代社会的经济秩序便难以维持。面对今天市场经济的现实，我们需要极大地调动每个企业、每个职工的积极性，因而注重对个人合理利益的确认，利用功利原则在现实管理中的杠杆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
（二）儒家“和为贵”思想应注入更多竞争意识，为企业提供内在激活机制
西方管理思想的显著特征是突出个体的原则，强调个人的创造性是其基本要求。与个人创造性相联系的是竞争意识。竞争的集体目标固然带有功利性，但它同时又能激发个人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的创造性。正是这种竞争意识，构成了现代社会内在的激活机制。而在群体原则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中，个体原则主要表现为自我德性的完善，与权利意识的淡化相应，儒家更多突出个体的责任、义务，而对责任、义务的强调又进一步强化了群体原则，抹煞了个性，表现为“和为贵”的思想。这种思想极易限制个性的独立。当个体的权利意识为履行群体义务（责任）所涵盖时，竞争机制便失去另外存在的根据。我国企业中的奖励制度往往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是极好的例证，儒家的这种突出群体的价值取向与崇尚创造与竞争的现代人格，显然有难以协调的一面。因而，根据现代管理理论，倡导个人的创造性，培养对自我能力充满自信，排斥对传统的依赖，勇于开拓与创新的独立人格，是建立富有竞争意识的现代企业精神的重要资源，这种资源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内在激活机制。
结语：立足本企业实际，创建具有鲜明企业个性的文化。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体现企业自身特性，才能为企业管理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这就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塑造个性鲜明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也是这种个性精确形象的反映。国内外一些著名企业都是根据本企业某一方面的特点，如传统、行业、地理、先进典型、企业名称、产品、商标、顾客对象等，来构建本企业的特色文化。索尼公司的“豚鼠精神”，松下公司的“自来水经营”，海尔集团的“日清日高管理法”，联想集团的“办公司就是办人”，均体现了本企业的独特追求与创见，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个性化了的企业文化，才是真正本企业的文化，才是管理的无形财富，否则文化与管理实践仍是“两张皮”。
要使企业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企业自身具体条件出发，在认真分析企业属性、职工素质、产品构成、企业环境等的基础上，选择和培育既体现现代企业特点，又能为每个企业成员所接受的价值观来指导信念，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黄东升.现代企业策划[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3.
[2] 陈亭楠.现代企业文化[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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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哲学不可能离开两大实践背景,这就是:正在发展的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 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文化, 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途径, 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而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就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又有不同的角度,也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哲学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一般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既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也是这个社会统治阶层的思想工具。儒学价值观系统中的一些基本观念, 诸如仁爱、人本、太和、和谐、中庸、诚信等等, 是经历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 不但没有过时,还具有普世性, 如能正确引导, 并赋予其时代精神, 不但将产生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和持久不竭的文化源泉, 也可以使其在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 传统的儒家学者都有“为天地立心”和“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和人生理想。人类和自然界自然会建立一种协调关系, 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态系统自然会形成一种优化平衡的状态。儒家从“仁者爱人”的思想基点出发,其目的就是在道德观念的基础上, 使上下左右的人我之间实现心理上的互相沟通、思想上的互相理解、感情上的互相体谅, 从而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
儒家文化中所蕴涵的上述诸多优秀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包括佛家、道家等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资源都应当在当代哲学体系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二、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哲学
我们不能孤立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这样容易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孤芳自赏”, 并且存在着使中国化的文化价值阐释走入误区的可能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文学”,其含义不是狭义上的文学作品, 而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文献, 实际上是指我们所说的文化。因此, 中国化的文化内涵必然涉及到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互作用问题。我们衡量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的标准不仅应当着眼于对中国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 而且应当着眼于在世界研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样, 我们就不仅应当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思想所表述的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实践中的应用, 还要积极关注过去一百多年世界各国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开展积极的思想碰撞、学术交流和理论对话, 从而彰显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世界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
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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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正式制度（包括法律、管制以及媒体等等）之构建与执行，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La Porta et al，1997，1998等）。然而，在关注正式制度重要性同时，也需要注意到，采用相同法律制度的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同样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许是正式制度难以超越的解释力极限。而不同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积累下来的宗教、文化、习俗、惯例等种种非正式制度，至少部分构成了正式制度生长及发挥作用的土壤，或者和正式制度一道，平行地推动着社会的演进（Greif，1994；韦伯，1958；诺斯，2008）。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还不完善的转型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非正式制度可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但文化往往被视为软件不值得严密分析，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理解中国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如果仅局限于近代以来中国所接纳、吸收和改良的各种正式制度，而忽略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缓慢形成而影响深远的非正式制度，应该是不够的（Allen et al.，2005；陈冬华等，2008）。制度、法制和文化背景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近年来一直关注的领域，相关的研究不仅方法多样，而且成果较多。其中一些著名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儒家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代表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这套核心价值观是跟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处境和生存条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国人生存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所以它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陈来，2015）。儒家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价值，在中国历史上塑造了各个领域最为重要的制度。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相关方面放松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后，儒家开始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家很可能在中国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样，也会对我国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在完善我国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关于儒家文化对优化公司治理的作用和影响是一项费时费力的研究，既需要规范分析，也需要做实证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规范分析。
二、文献回顾
Boyd，R.，Richerson，P.J（1985）把文化定义为“影响行为的知识、价值观和其他因素通过教育和模仿在代际之间传递”。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对“文化”给出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Weber（1930）在他的重要著作中指出，文化变化，也就是新教变革，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制度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认为：“文化是历史的幽灵，是社会的魂魄；它存在于典籍，也存在人民的生活之中；它有它的物质性，也有它的精神性。能够用火烧掉的只是它的物质的形象，至于文化的精神则不是人间任何暴力所能消灭的。所以秦代虽曾普遍地焚烧秦以前的典籍，而至今我们尚能得秦以前的典籍而读之。秦代虽然大规模坑儒，而汉初还是有许多传经大师出现。”{1}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文化是世代相传的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总是依赖一个特定的价值体系来进行判断决策。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公司治理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开始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的研究。Hofstede（1980）最初确定文化的四个维度：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ND）、权力距离（PD）、不确定性的规避（UA）以及男子气质还是女子气质（MAS）。Hofstede（1991）后来增加了长期导向维度（LTO）。Schwartz（1994）提出了六个文化维度，包括保守程度、知识和情感的自立能力、等级制度、控制权、平等主义的承诺以及和谐。Hofstede（1980，1991）和Schwartz（1994）的文化维度理论被金融研究者广泛使用来检验文化价值观对各种公司政策的影响。Avner Greif（1994）研究认为，组织变化的必要条件是有人能够发起建立它并期望从中受益，他们的期望依赖于他们的文化理念，因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导致明显不同的组织发展轨迹。他还指出，不同的文化理念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RenéM.Stulz和Rohan Williamson（2003）认为，文化至少通过三种渠道影响金融，首先，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依赖于它的文化。第二，文化影响制度。例如，法律制度就受到文化观念影响。第三，文化影响经济中的资源分配。宗教鼓励把资源从生产投资中转移到教堂或枪支方面的消费。他还认为，制度创新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共同的语言可以促使想法在国家之间转移。宗教在创新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世纪后期，英国对宗教少数派的宽容部分解释了英国为什么能成为金融创新的温床。
Karen L.Newman和Stanley D.Nollen（1996）使用同一公司在欧亚176个分部研究了地域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结果发现分部的组织结构与当地文化越契合，其业绩越好。他们的研究对经理们具有重要的意义：管理实践活动适应当地的文化才能最有效。经理们努力激励员工参与可能改善在低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中企业的盈利能力，如美国；但不能改善高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中企业的盈利能力，如东亚国家。R.M.Haniffa和T.E.Co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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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之文化，范伟比较宽泛是人们在过往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各种财富之和，包括物质与精神财富；狭义文化，则是一种比较窄的范伟是人们的意识状态和与之相匹配的结构制度。校园文化，包括很多，物质的精神的，例如，学习氛围，道德素质，生活氛围，学校的管理，办学理念，对于学生的关爱度等等都属于校园文化。而企业文化包括企业经营理念，企业精神，企业使命，企业价值观，企业形象等等。校园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文化，重视理论教导，而企业文化不是理论文化，企业文化的实施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的说一说，而应该真正的应用到平时企业的工作之中，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综合的融入，在校园里面，师生的关系相对比较透明纯洁，校园文化大体上相比其他是比较含蓄的。而企业文化有很多的不同，企业文化的核心观点就是竞争创造，团结和客户为出发点，因而看着比较明了。完成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结合也是适应时代大潮流的趋势，同时，学生可以更好的提前提前了解以后面临的企业，企业也可以将自己的文化传达给广大学生，对于自身的企业形象也达到了一定的提升作用。
我认为实现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对接，可以从下面几方面进行：
一、学生个人素质方面进行切入
一个人在学校中先学会做人，后学会做事，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一所优秀的学校，必将育人放在首位，而现在有一些大学却实现了功利化，有的老师专注于科研，专注于自己的提升，而忽略了学生，忽略了自己教书育人的责任，而学生自己，也没有把精力放在学习或者自我品质的提升上。孔子曰：小人喻与利，君子喻于义。一个企业如果想要发展壮大必然离不开一群道德素质高，忠诚度高，踏实能干的领导及员工。在企业中，迟到一分钟就要扣工资，扣全勤奖，奖惩制度分外严明，在学校，铃声响起，有的学生还是拖拉着进班，影响老师和同学的上课，丝毫没有时间观念，有的甚至上课当着老师的面接电话，这就是个人对于老师和同学的不尊重，如果放到企业，不知道被惩罚多少回了，因此，要想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有效结合，首先学校自己要加大力度学生的一些道德素质管理，学校是一个掌控者，应当做出明确的制度规章要求，无规矩不成方圆。大学教育的价值目标就是能够培养适合现代化发展的高技能、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工作者。校园发展除了教授学生的知识、专业技巧外也应该跟随大学教育的前进方向，更重要的还应让学生进入工作后能很快地同意和理解接受比较先前的企业价值观念。学生应该养成守时，高效率，尊重他人的习惯，因为企业是严格的，不会一次又一次的包容你的惰性。校园的文化发展要不断的环绕环境教育人这一核心，吸收融入先进的企业文化理念，大体策划、针对性的设计，使学校的物质方面文化建设与行为、制度、观念，精神层企业文化建设相互弥补、相互协调和相互进步。
现如今，全球都在呼吁环保，绿色生产，拒绝浪费。对于学生来讲在校园中也要节约。比如，随手关灯，不用餐厅的一次性筷子，不浪费纸张等等，如果以后进入企业，也许你的一个小小的替公司节俭的行为就会被老板无意看到，并且认为你处处为公司着想，从而重用你，机会就这样毫无征兆的降在你的头上了。 现在的企业也是实施节俭，提倡无污染环保，节俭也是企业的一种文化。
二、强制学生必须学习了解儒家思想文化
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学校可以要求其学习儒家文化，而且，要采取一定的强制性的手段。儒家文化精髓，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引领者，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解决人际关系发展问题，再到个人的对待生活态度，个人的行为修养等方面，可以说确实有一种非常完善的教育体系。众所周知，第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1955年以来，日本经济不间断加速前进的发展，日本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影响离不开，日本的许多老板把儒家思想这种伟大的理念，比如“以人为本”、“尊天爱人”“贵在人和”“用人为贤”等作为企业发展的经营理念信条。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涩泽荣一曾写过论语算盘这本书，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从小熟练掌握儒家的经典，并且把儒家的思想灵活的用到了管理当中，讲求义气，信用之道，更有一代儒商的称号，他的“内圣外王”如今还影响着许多的企业家推崇学习；海尔在张瑞敏的带领下，成功入住美国市场，也与他把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完美结合分不开。可见，经典的企业文化都是从儒家经典中悟出来的。因此，对于学生，学习儒家文化，熟悉儒家文化精髓，不仅对于自身道德素质有所提升，对于校园文化更好的实施，同时也是提前学习企业所需要的理念，精髓。
现在，很多企业把一个员工的修养和品德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有的企业实行鼓励孝道的制度，鼓励员工每月给父母零花钱，半年带父母体检一次，一年带父母旅游一次，古人云：百善孝为先，企业文化越来越注重儒家思想对于企业管理的作用了。对于学生来说，更应当注重自身的修养，讲究仁，义，智，信，诚信对于企业来说，是选拔员工的重要标准，现在很多企业觉得大学生不诚信，不靠谱，导致不愿意招收刚毕业的大学生，因此，校园文化应该培养学生的诚信品德，比如，对于考试作弊严厉惩罚，每月评选诚信个人，诚信班级，实行奖惩严明的制度。学生本身更应该这样做，这也是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结合，把企业文化中的东西拿过来，把学生当做员工一样对待。
三、吸收精华，舍弃糟粕。让学生走出校园，把企业文化引进来
学校是一个注重理论学习的地方，校园文化业是扮演着更好的为学习服务，但是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运用却知之甚少，因此，通过顶岗实习、工学结合、专业专家讲座、社会调查、企优秀企业员工见面会等形式，培养学生正确的就业观念和选择职业观念。让学生通过项目实践理解和把握课程知识点、技能，提高学生的职业技巧和就业质量，不断提升专业的市场不可替代力。也可以对教师实行一些措施，比如，让老师进入到企业学习一段时间。现在很多老师教书很多年，讲的案例都是很早的东西，缺乏了创新性，而且，这样会让老师出现无聊期，同时自己没有亲自在企业工作过，所讲的内容过于空泛而且枯燥，学生不感兴趣。如果让老师去企业学习一段时间，回来后所讲的内容肯定是自己在企业中遇到的活生生的案例，这些教师在完成自己能力和目标的时候，也背负着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接触的桥梁的使命，把自己体验的一些有用东西最大力度地嵌入到学生的学习中，有效地教导栽培学生，学生也可以受到文化的感染，触摸到市场的命脉，从而提高学生对于企业文化的了解和学习。这些就需要学校与企业协商，达到各自所需，实现互利。
四、带领学生观摩知名的企业文化
学校可以组织实践活动，事先与企业沟通协调，在老师的带领下，让学生亲自感受成功企业的文化，同时用企业的文化来培养学生，建设有特点的校园文化，发展企业文化教育，要把校园文化作为承载物，把企业文化很好的融入到校园文化发展中，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使学生认识了解企业文化包含的价值与思想，从而受到很好的感染。
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是实现大学生就业，创业的需要；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是实现高道德品质，专业技能人才发展的需求；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是推动学校稳步快速发展的前提。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结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学校，企业，社会共同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郑心人.职业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研究综述[J].景德镇高专学报，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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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ure landscape design practice teaching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times, to develop and use those resource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may give new meaning of the modern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design teaching. The overall landscape design of modern architecture “Li/Yue” layout, “Bi de” and “Bi xing”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constitute modern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design aesthetic style, the traditional highlights of Confucianism is an important effect to modern architecture landscape space design. The artistic beauty of the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design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harmony of the Confucian aesthetics.
【Key words】Confucian culture modern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teaching “Li” and “yue”, “bi de and bi xing” Confucian Aesthetics
儒家文化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非凡的通融力，是现代建筑景观空间设计教学研究的根基。现代建筑景观空间设计作为人的一种生命本真的艺术活动，我们必须重新挖掘那些能激励人心、满足人们需要并运作良好的古代建筑艺术。现代建筑景观空间设计教学给人一种情感教育，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加强景观设计教学的艺术化，能潜移默化地加强学生对生活中美的感受和理解。因此，为了加强建筑景观的艺术化，我们应该立足于儒家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研究现代艺术设计，用“和谐”理念指导建筑景观艺术创作和教学。
一、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儒家文化的特征体现
儒家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起核心和主体作用，其基本精神可归纳为：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传统建筑景观作为一种实用的物质产品，以其高超的技艺、独特的风格和丰富的思想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儒家文化中这些积极因素的影响，通过诸多方面的长期熏染，代代承传，使全民族在思维方式、理想人格、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精神文化方面渐趋认同。中国建筑景观设计从其诞生之初似乎就是按照这样的特征及规律发展的，如清代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圆明园、苏州留园等，这些往往是帝王及文人士大夫根据他们的审美情趣建造的“人造风景”。
“景观”一词沿用至今历经了数次内涵上的扩展，受“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尊崇自然成了中国传统景观园林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审美观念。崇尚自然、赞美自然、和谐自然，是中国传统建筑景观艺术教育一个永恒的主题。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过程中，应始终围绕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特别强调儒家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精神，应是长远的、尊重自然的、维护生态的、切实的为人类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文化生存空间。
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研究本身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知识渗透的广度可以概括为艺术、建筑景观、人文、历史、心理、地域、科技等方面的互相交融。优秀的儒家文化传统是建构中国当代景观设计文化的主要资源，我们必须深入了解传统儒家文化的具体丰富的内容及特征，并结合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现代建筑景观设计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当代转换问题，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建筑语言简练直率、对称均衡，简约笔直的外轮廓呈现出平衡与稳重感，充分体现了现代建筑的结构美，此次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则主要是从古代灿烂的文化遗产中汲取灵感，“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对理想社会人居环境的强烈憧憬在此得到了完美的表达。整个建筑的造型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意涵深邃，耐人寻味，如同超巨型积木搭建而成的中国馆，从表面上看，是采用了古代建筑中的“斗怼闭庖淮统建筑构件和技术，实则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和谐观，是民族精神的寄托。国家馆的设计无论整体与局部、个体与环境都达到了多样统一的和谐效果，整体规划大气恢宏，细节丰富多元，每个环节都在关照国际性、现代性的同时，传达出中华民族今与古、现代与传统、创造与延承的总体意象。国家馆建筑景观设计的文化观念、视觉符号、建筑语汇被有机的整合，中国儒家思想得以现代性的转译与当代表达。又如深圳万科第五园现代建筑景观设计、北京奥运主题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等成功案例都是对传统儒家文化进行分析、研究、衡估、扬弃及更新的发展。这种传统儒家文化的当代转换，就是传统精神文化与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研究经过实践选择、改造和转化的过程，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传统儒家文化具有积极意义和当代价值。在对儒家文化与景观设计观念的系统转换上，如“厚德载物”，指的是宽容精神，容人所不能容的美德，现代建筑景观设计必须具有“厚德载物”的宽容品格，融合其优良部分并转化成为适合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育发展需要的积极因素。
我们可以把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转换过程归纳为：立足于中国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的实践教学，创造性地合理地开发、利用传统儒家文化资源；在继承本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赋予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其新的内涵。优秀的现代建筑景观作品，本质问题在于，既要了解传统的文化历史，也要认清时代文化趋势，了解儒家文化的精美与博大，才能拥有一份精神与文化上的底蕴，并能更好的加以利用以彰显现代建筑景观特色。作为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方向，更应该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行为，而并非是满足士大夫阶层审美情趣的设计理念。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探索过程中，应该有符合我们时代的全新思路，符合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的儒家文化理念。传统儒家文化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是只有体现儒家思想内涵的建筑景观设计教育才拥有真正的生命力，是只有体现儒家文化特征的设计教学才能真正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和归属感。
二、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的礼乐布局
中国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中庸思想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建筑、景观园林、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也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礼”是指人通过自身的主体意识，同产生于自己意识之外的“文化存在物”之间的沟通，它起着一种社会规范整合作用。礼的特点是“有秩序”。在儒学的发扬下，礼就是等级、尊卑、上下老幼间沟通的中介，由于对王权的绝对有利，得到了政治上的加固。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景观设计风格一般都具有严格的空间秩序，讲究布局的对称与均衡。皇家园林和宫殿建筑是最具典型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建筑景观，如北京的故宫，故宫是现在保存下来规模最大、最完整、最精美的宫殿景观建筑，整个故宫的设计思想突出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中国建筑景观的影响，以及封建帝王权力的森严等级制度。古典文人园林也同样体现了儒家思想，如苏州的拙政园，以此来寄托个人强烈的社会感情，使该景观设计风格带有浓厚的社会意义，从另外角度来讲儒家思想为建筑景观设计提供了一个较完全的理论基础，对景观园林设计最大的影响在于营造了一个整体化的氛围。礼在发展中不但与方位、等级结合，还与“数”结合，中国古代把数字分为阳数和阴数。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其中对建筑与景观空间设计影响比较大的是“儒礼”这一套注重尊卑次序的观念直接导致了礼制建筑景观的出现，故宫、天坛等建筑就是其中的典范。
“乐”是指一种“和谐”的状态，一种人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在这里，乐不是指“音乐”而是泛指一种自由的理想，“乐”的哲学根源是“道”和“隐”。从对中国居住文化的影响上讲，老子对“空”、“无”的重视，启发了建筑师对景观空间的认识。老子的哲学为中国独特的居住形态――隐士生活提供了精致的思辨外壳，《庄子》则在老子“隐”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庄子思想体现了从避世转为游世的转变。这一变化对建筑景观园林设计的影响是明显的，特别是在以“静”和“避”为主的园中园更是深受这种哲学的引导，在原始状态下“礼”和“乐”应当说是揉合在一起的。其实礼与乐的区分有时候是模糊的，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概念经常是模糊的，礼中也有审美。但礼仍更多同社会的限制需要有关，乐中也有道德，儒家一直注意“乐以安德”使人安于礼法的作用，这对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的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实践中有两个基本内涵，即礼制文化（权利符号）和隐逸文化（非权力符号）便可看成是礼/乐文化的二元对位，但在现代建筑景观空间设计实践中，这种二元对位实质上是统一的“和谐”原则之下的，不断地互相作用，以达到对审美主体的“满足”，使整体严格遵循了“礼乐”布局。
礼、乐对于中国人是如此重要，如孔子就将其所处的时代称为“礼崩乐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十分注重这种礼乐的平衡，这种理念也充分反映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的形态上。以江南名园扬州的个园为例来分析：个园为清代盐商于嘉庆年间所建，由于园子内多竹子，故取半个竹字为名。从这个园子可以看到士大夫园居生活中的园林的布局，园林的南半部分是以建筑、院落为主，均按轴线布置，在这里有明显的尊卑次序，是“礼”的充分体现。从院落中间的火巷行至北端到达园门，这里修竹数杆，竹子间散置石笋象征“春山”，入园门东向有“透风漏月”厅，厅南有“冬山”之景，园门北的“桂花厅”位于园林中部，再往北“抱山楼”两厅之间夹着一泓清水，东西各有“秋山”与“夏山”。在个园的后半部，建筑、景物虽然也是有组织的布置，但与南半部相比则明显更加随意与自由，个园南半部与北半部的明显差异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园林有“礼乐”布局的特征。与私家园林相比，皇室是国内最大的家庭，圆明园实际上是扩大的礼乐布局。圆明三园中圆明园从大宫门――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九洲清宴这条中轴线及左右勤政亲贤和长春仙馆一起为园居生活中的“礼”区，而后湖景区、福海景区、北部景区则为园居生活中的“乐”区。长春园中从宫门区为“礼”区，外环景区和西洋楼景区则可视为“乐”区。绮春园中宫门连寝宫区（从南到北有宫门――迎晖殿――中和堂――敷春堂――后殿――问月楼）这条纵深达三百余米的明显中轴线可视为“礼”区，余下到各处水岛、园林可视为“乐”区。
以上案例在“礼”区里，院落是层层相推，是礼制的尊卑、等级及礼数等控制着建筑的形态，这种建筑形态的特征便是“秩序感”。在“乐”区中，由于山水树木等自然景观的介入，使建筑物呈现一种“自然”、“自由”的状态，以达到与自然山水的和谐相处，这种“和谐”便是我们常说的“诗情画意”，它是一种情景交融的过程，体现在因地制宜的亭台楼阁、厅堂轩榭的布置和小桥流水、拳山勺水、四时花木的景物设计上。
三、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的“比德”与“比兴”思想文化内涵
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实践的创作主题从自然界中汲取灵感，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创意根基，把握创作元素中的自然意识和自然气息，使学生从身心上享受着大自然的单纯、安详、合理、永恒，感受生命的美好，让儒家文化精神给学生以心灵的关怀。儒家思想，一般认为是以仁为根本、以乐为熏陶，注重人格的锤炼和品性的培养。儒家“君子比德”的思想在传统景观园林植物配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景观园林中常用的“四君子”、“岁寒三友”、“玉堂春富贵”等植物典故均源于“比德”思想。
“比德”说是儒家的自然审美观，它主张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体验自然美。大自然的山水花木、鸟兽鱼虫等之所以能引起欣赏者的美感，也就是说与人的本质力量有相似的形态、精神的花木可以与审美主体的人（君子）比德，即从山水花木欣赏中可以体会到某种人格美。在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园林植物及其景观设计中，总是以具有比德内涵的植物为首选花木。如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实践中的植物配置中，松、竹、梅作为景观设计主体植物的文化主题。松树的丰姿雄态醉人千古，它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常青树，不管冰冻风寒，依然苍茏茂郁，人们赋予它意志刚强、坚贞不屈的品格，与竹、梅一起比作“岁寒三友”，而予以敬重。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论语•子罕》）；《荀子•大略》说：“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这里很清楚把松、柏的耐寒特性，比德于君子的坚强性格。竹竿节节挺拨，其蓬勃向上之势，受到人们的称颂，每当寒露突降，百草枯零时，竹却能临霜而不凋，可谓四时长茂，人们赋予它性格坚贞、志高万丈的高风亮节和虚心向上、风度潇洒的“君子”美誉，它与梅、兰、菊、松一样，既有出众的奇姿，更有高尚的品格而深受文人志士的偏爱，被择入“岁塞三友”和“四君子”之列。梅花乃中国传统名花，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具有清雅俊逸的风度美，它的冰肌玉骨、凌寒留香被喻为民族的精华而为世人所敬重。与“比德”传统不同，“比兴”是借花木形象含蓄地传达某种情趣、理趣，诸如：石榴有多子多福之意、紫荆象征兄弟和睦、竹报平安、玉堂富贵、前榉后朴等。总之，中国传统园林景观赏花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善用比兴，赋予花草树木以一定象征寓意，其内涵多是“福”、“禄”、“平安”、“富贵”、“如意”、“和谐美满”等吉祥的祝愿之意。
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实践中运用植物在“比德”与“比兴”中被赋予的文化内涵，构成了现代建筑景观设计造景艺术的特有的传统审美方式。对自然要采取顺应、尊崇的态度，人要与自然建立起一种亲密和谐的关系，推崇天地自然之美，这种儒家思想反映在景观园林植物应用上就是崇尚自然、追求天趣的本色美。儒家思想为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育提供了一个完全理性的理论基础，决定了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的基本风格走向。
四、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的儒家美学思想
1．制造等级的“礼”：庄严之美
“礼”是中国文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最集中的体现，儒家的伦理规范就是“礼”的秩序。“礼”原先是尊敬和祭祀祖先的仪式、典章或规矩，后在长期社会发展中逐步演变为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伦理规范，并渗透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各种人伦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作为一种统治秩序和人伦秩序规定的“礼”往往把强调整体秩序作为最高价值取向。如吕彦直先生设计的南京中山陵采用了传统建筑风格，利用新材料、新技术进行创作，组群总体上保持着中国建筑离散型布局的基本特点，借鉴了传统陵墓密切结合环境，充分突出自然气势的规划思想和规划手法，使中山陵组群与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创造了宏伟、疏朗的辽阔气概和崇高庄严的纪念品格，成为中国历代大型陵寝的压轴巨作。又如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民族文化宫等国庆十大建筑的设计，尤其是人民大会堂的整个建筑形体巨大，采用两边对称，突出主体部分的严整布局。整座建筑壮丽、雄伟、朴素，同故宫建筑的威严、豪华、严格的等级规范既相区别又有联系。十大建筑掀起的创作和建设代表了当时的高水平，体现了我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庄严之美。中国古代对自然的审美观，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的。古代建筑受儒家规范、礼制的影响，无论格局整齐还是气势宏大的建筑群体，布局和单体设计也都体现出一种庄重和威严之美。
2．“天人合一”：和谐之美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特征。儒家哲学认为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认为宇宙的终极本体与人的道德原则是统一的，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格方是理想人格。儒家的理想人格既是天人关系的中枢，又是天人合一的化身。儒家的“天道”、“人道”合一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天道”指自然界的现象及其运动变化规律，“人道”指人应遵守的社会规范，儒家学说认为不仅要实现社会内部的协调，而且社会应与自然相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说，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持久，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二者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在建筑中表现为追求“人――建筑――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追求建筑与自然的“有机”美，要求建筑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观在建筑设计中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①顺应自然：即建筑景观的布局与设计应顺应地形、绿化等自然环境，达到人为与自然的协调。如我国的四大佛教圣地：灵隐佛地、岳麓古刹、南岳禅林、江涌金山等都是自然环境与建筑风物和谐的“二重奏”。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中国建筑景观设计这种伟大的总体布局早已达到它的最高水平，将深沉的对自然的谦逊的情怀与崇高的诗意组合起来，形成任何文化都未能超越的有机图案。”②师法自然：即模仿自然，巧妙地吸取自然的形式，使建筑与自然达到统一。这一点在园林建筑中尤为突出。以石、木、池象征自然中的山、林、湖、海，把自然引入院内，意味着自然对人造环境的亲昵。③因借自然：把自然的美景通过窗、阁、亭等引入建筑中，即“借景”的手法。利用借景，一个临江的楼阁可以出现“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正如计成《园冶》所说：通过借景可以“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
3．“尚中”：对称之美
儒家“尚中”思想造就了富有中和情韵的道德美学原则，对传统建筑的创作思想、建筑风格、整体格局等方面有明显影响。传统建筑文化在空间上的主要特征莫过于对“中”的空间意识的崇尚，大到都城规划，小到合院民居，都有强调秩序井然的中轴对称布局，形成了以“中”为特色的传统建筑景观美学性格。
如山东曲阜孔庙，堪称中国古典庙堂的杰出代表，整座曲阜孔庙的平面布局，具有强烈的中轴对称特点，其主要建筑排列在中轴线上，形成递进的重复院落，中轴两侧是左右对称的副题建筑，象征伦理的秩序。又如北京城以宫城为中心的向心式格局和自永定门到钟楼长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正是这条当时为了体现伦理秩序与帝工礼制的中轴线，使北京城成为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范例之一。这条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以其独有的雄伟气魄穿过了全城，都是以这条中轴线为依据的。
五、结束语
儒家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滋生出其特有的建筑景观精神，同时还饱含着“中国意境”的儒雅之气，悄然而又深刻的引导着现代建筑景观教育的美学。在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学中，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传统文化内涵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战略性意义，要“激活历史，创意未来”，在对待传统文化因素的时候不但要有所作为，而且还要敢于追求建筑景观设计中的文化创新。纵观中国古代与现代建筑的发展，可以看到，表现具有古代中国人审美特征和自然观的建筑，绝不仅仅限于造型和色彩上的视觉感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心理描述，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儒家文化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灿烂音符，它独具神韵，成为现代建筑景观设计教育的一种深邃而丰富的“生命”，并最终推动现代建筑景观教育，创作出更多根植于儒家文化的土壤的现代建筑景观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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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康德曾在《实践理性的批判》中这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我们头顶浩瀚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德律。”这句话为我们分析中西差异提供了起点。西方先哲们聚焦于“头顶的星空”，而将“心中的德律”更多地归结于信仰，因此催生了自然科学主义；东方先哲们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径，他们更趋向于融合二者，并从“心中的德律”出发去思考“天人合一”的世界，由此产生了伦理本位的东方文化。不同的文化基因孕育出了不同的教育结晶，东西方传统教育的差异是显著的。西方教育崇尚人的自由、自主，强调的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儒家教育为代表的东方教育则被普遍认为是缺乏自我、自由的。认识论认为，自我意识是主体意识产生的基础，人必须把自我与他物区分开来，意识到自己是意识者，才有主体与客体的分化以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那么，儒家教育中的人有“自我”吗?儒家教育中的主体有自觉的意识和行为吗?我们认为，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对于帮助中国的现代教育在本民族的文化场域中寻找到一条适切之路，以及发展本土化的教育理论都是有意义的。
一、中西互镜下的“自我”蕴涵
对于“自我”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中西方教育以及教育中的主体精神的理解。近代从西方引进的“自我”实际上掩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我”的认知。但通过西方的认识方式又不能准确把握儒家式的感悟方式，这就导致了人们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直接采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儒家文化及儒家教育做出了不恰当的判断，使本土文化在传递过程中出现了断层；同时，对本土教育精神的理解也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因此，准确地理解中国语境中的“自我”这个概念，能帮助我们纠正某些认识上的偏差，并更好地从儒家教育中汲取养分。
(一)西方视域中的逻辑“自我”
西方文化中自我意识所特有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开放的，都允许不断丰富其内涵，对其做各种不同的解释。因此，“自我”这个概念在西方语义上是模糊的，它的哲学内涵总是随着与它相关联的词语之意的变化以及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个人经验和行为实践方式不同，显示核心自我特征的人格构成就会不同，因此，自我总是变化不定。但系统地分析西方“自我”概念的发展就会发现，它的发展仍是建立在西方理性思维发展的基础上的，它的逻辑发展步骤就表现在自我特征的各种规定之间。
“自我”概念的最初界定得益于古代西方哲学原子论解释灵魂的三元结构，这种结构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综合体中得到了详尽的说明。理性、欲望和意志构成了“自我”概念的最初成分，无论在康德对美学、道德和科学领域价值的批判中，还是在黑格尔对作为自在、自为和自在又自为的意识所作的辩证分析中，都能找到这种“自我”概念三元结构论的回响。随着逻辑思维方式的发展，西方哲学家认识到，意识的产生根源于行为，行为的结果则构成自我确认的重要范畴，因此，自我确认被添加进“自我”的概念范畴之中。对欲望的研究和分析，又使他们发现，用快乐或痛苦之类的情感概念来说明欲望时，欲望就成为促进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动机，动机又形成了自我的认识，并由此引发了主体的自主性、理性的自我意识和行为的自我表达。在这样不断地逻辑建构中，“自我”的内涵不断扩大，现代西方的“自我”概念至少包括了以下一些方面：(1)理性的意识；(2)意志活动；(3)机体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功能；(4)还原于生理(神经化学、社会生物学等)。
在这里，我们没有列举那些专门阐述“自我”意义的各种理论，我们所关心的是确认那些作为更加具体的理论的基本范畴。因为，正是在这个基本范畴的层面，才能够更好地理解通常存在于中国与西方哲学认识之间的理论距离。
(二)儒学语境下的审美“自我”
当用西方“自我”所包含的范畴来看待传统中国时，就会觉得其简直可以被称为“无我”，再加上不适当地使用这些范畴，甚至我们自己都将自己看作是“无我”、自我舍弃的人。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语境中，个体是具有独特个性的相对性个体，它的独特性是内在的，存在于社会、文化和自然的永不休止的变化过程之中的。与此相应，自我就是处于环境之中的，是关于一个人身份和关系的共有意识。
借助怀特海“逻辑”与“审美”的概念能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儒家“自我”的涵义。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中，他将“逻辑”建构看作是由一致性和规则性表达的有序化，而“审美”同构则是由具体性和特殊性表达的关联化，前者从逻各斯(Logos)开始，强调抽象的优先性；后者开始于个体的特性，强调具体、特殊的优先性。借由这一概念，我们认为，西方的“自我”是一种逻辑秩序的表达，它是人们从冗杂混乱中寻找到的关于独立个体的理性和规律；儒家则是把“自我”的同构过程看作是一种艺术，他们用美学的感悟和关联性思维建构具有审美性的“自我”。
所以，在儒家语境中，“自我”是具有审美同构性的焦点――场域式的。这种认识来自于儒家学者对个体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他们相信独特个体的存在，并且这种信念为关于家族结构的概念所加强。因此，在儒家文化中，自我是在情境化的活动中形成的，家庭关系或社会政治秩序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特定环境构成了场域，场域聚焦于个人，并运用其影响力塑造个人，个人反过来又影响场域，个人的成就就是按照他能够对其施加影响的关系状况来加以衡量的。这与西方概念中由意识、理性、欲望等构成的具有绝对独立性的“自我”显然是不同的。在儒家焦点――场域式的“自我”中，自我是焦点，它既构成场域，又为场域所构成，但它又是一个不可能独立的焦点，它的结构与连续性都是内在的、固有的。场域是构成与其相关的环境的秩序。自我在场域中总是按照自己特殊的视角来对场域加以把握，而家族、社会、文化和自然的环境则为自我把握场域形成了无限多的特殊的潜在视角，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儒家语境中的“自我”是一个具有特殊性和开放性的“自我”。
二、儒家教育中的主体自觉精神及其内涵
在儒家教育中，个体实现自我，达到“圆成”的过程就是“修身”的过程。《大学》中明确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学者认为，修身是一个人取得成就、获得场域关系的关键。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八条目”来指代一个人取得成就的不同阶段，那么，修身就是这八个阶段的中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准备阶段，修身是一个贯彻始终的过程，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描述修
身目的的逐步提高。儒家思想中的“血缘、心理、人道、人格形成了一个以实践(用)理性为特征的思想模式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的中心就是个体要不断地发挥主体性进行“修身”，并逐步在与场域关系进行的交互作用过程中，达到“内圣外王”的圆成之境。这实际上也体现了马克思对于主体问题的一个重要思想，即主体的成长过程就是个体的主体性不断走向自觉的过程。我们认为，儒家教育中的主体自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体现：
(一)“为我”的目的性
儒家教育中主体的“为我”目的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为我”的目的性表现在个体对受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层次的预设上。虽然在焦点――场域式的自我观的影响下，儒家的教育目的也表现出一种场域性的“自我舍弃”倾向，即以社会道德规范作为个体是否“成人”的标准，但儒家的教育目的思想仍然是建立在个人作为独立不倚、自由决定主体这一意义上的。总体而言，儒家教育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学做人”。但实际上，这个教育目的内部存在着诸多层次，善人、贤人、大丈夫、志士仁人、君子、圣人都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修身境界。比如，孔子就认为“君子”就是理想人格的典范。孔子认为，“圣人”是想象中的最高人格，在当时的现实中是虚悬一格的超现实的最理想的人格，而“君子”则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具有亲社会(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和有生命意义感(体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理想人格。既然儒家的修身目标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加之儒家教育又主张“有教无类”，那么，接受教育的诸多个体能达到什么样的教育层次，就完全取决于主体对“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我”的自觉预设和自觉行为了。
其次，“为我”的主体性也表现在场域关系的焦点汇聚上。儒家的“自我”处于场域关系中，自我既是场域的构成部分，也是场域的焦点，就像是渔网中各条线的交汇点。个体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区别。因此，在儒家的教育过程中，个人“修身”的目的，既是为了达到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更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场域影响力。如果我们在这里把“自我”视为焦点和主体，把其他各影响因素都作为场域和客体的话，则儒家的“自我圆成”就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指标：一是主体能否遵守客体所规定的尺度(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二是主体是否能够使客体按照主体的目的同主体之间发生“为我”关系。在这两个指标中，后者才是儒家教育想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前者只不过是达到后者所必须遵循的条件。这也即是表达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儒家的教育就是通过主体的“修身”，使其主体性逐渐由自发上升到自觉，不断扩大主体的场域影响力，最终达到使场域关系汇聚于主体，并按照主体的意愿为“我”所用的目的。
(二)“是我”的主观性
在对儒家教育过程中的主观性进行分析时，使用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就不合适了。在儒家的语境中，任何关于自我的概念，都是不可能截然对分的。因此，我们这里所谈到的主观性并不是与客观性相对而言的，它所指的是个体建立在个体独特的经验基础上的对自身的认识、了解。正是由于这种能使得“我之为我”的“是我”的主观性的存在，才使得主体在接受教育后既能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又能够拥有各自独特的人格特性和精神。
“体悟”是最能够体现儒家教育中主体“是我”主观性的方面。儒家学者认为，“体悟”是个体由“外塑”向“内省”转化的重要方法，也是获得知的最有效途径。首先，从“体悟”的目的来讲，体悟的目的是“知”，而知的特点就是它总是与人特殊的、不断展开的情境相联系，它不能归结为精神状态，也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它是非常具体的活动。“知”的过程展示的是世界潜在的东西，或者就是“体悟”世界。因此，体悟本身就是构造世界以及构造自我这个活动中的构成因素。个体的体悟背景不同，体悟到的结果就必然是具有个体主观性的结果，这也就必然导致个体具有其他个体不同的特殊性。其次，从体悟的内容来讲，知识是体悟的主要内容。儒家强调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个人内在力量的发挥，强调要通过个体对知识的积极建构，以个体体验的方式达到对教育意义的理解和把握。在这种基于个体经验的内部建构过程中，知识具有了不稳定性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知识最终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存在于受教育者的知识体系中，完全取决于受教育者自身对知识的认识情况，因此，知识也具有了主观性的色彩。透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断言，儒家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个体，必然是具有个体独特性和主观性的特殊个体。
(三)“自我”的决定性
主体活动都是从自身需要出发，受自身目的所支配的，主体要实现的也是自身的目的。在西方模式中，产生于意志力观念的伦理学认为，决定性是个体化的根源，决定的过程是可以与思想和意愿相分离的；一个人所选择的，可能与他认为“正确”的做法相反；同样，一个人也可能做出与其意愿的倾向相反的决定。这种对个体决定性的认识在儒家教育中是不成立的，儒家倾向于将行动置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境之中，这个整体情境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符合“德”的规定。无论是教育中个体的意向性，还是个体具体的意向，都和一个人的自我一样，是社会事实。因此，在儒家教育中，“自我”具有决定性的前提，是“德”对自我的先决性，即自我决定性必须要符合“德”的决定性。
在儒家为教育所作的前提性假设中，“德”的作用是为整体中的个人寻求一种适当的方向，而自我的决定性则是动力，促使个体能在环境的变化之间保持平衡，构造自我的世界。《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是儒家教育的主要教材之一，记载了孔子教育弟子的诸多言论，这些言论大都是对个体行为的描述。在这些描述中，行为被按照符合“德”与否的标准被区分出好坏，并做了大量的对比。我们认为，《论语》中选择大量行为做对比的原因，是因为儒家学者认识到了个体对行为的选择是个体在主观意识上根据其需要来决定的，行为方式的决定只能由个体自主进行，它本质上是一个主体自觉的过程。因此，其列举大量行为的目的，不仅在于让受教育者知晓符合“德”的规范的行为是什么，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使受教育者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将“德”的要求内化，由此来使其在选择行为方式时能做出符合“德”之要求的正确决定。
(四)“本我”的创造性
认为人的进步、教养和完美的潜在可能性是不可限定的，这是儒家传统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文精神。我们认为，这也是儒家对个体潜在创造性的一个隐喻。因此，虽然孔子提倡“述而不作”，但这仍不能抹杀儒家教育中显示出来的主体的创造性。
首先，“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强调了教育过程中对创造性的理解和诠释的必要性。它体现了儒家经典的开放精神和理性精神，即圣人之意可以义理求之，它与墨子那种“吾言足用”的封闭体系显然不同；同时它也体现一种自由讲学的精神，学者间无学派、长幼的鸿沟，解经以“义胜”者尊之。其间虽也有过门户意气之争，但却从未有过像西方宗教教派之间的那种敌对和战争。
其次，“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包含了源于主体根本属性的自觉创造性意蕴以及解释学的最深刻意
义。“我注六经”的“我”是作为解释和创造主体的个别，而“六经注我”的“我”则是作为解释和创造主体的一般。这两个过程都是儒家教育中主体伟大创造性的体现。“经为写心之书”，它本身即是一种解释与创造，解释“我”所作为的“社会存在”以及这种“社会存在”的变化反映。因此，儒家教育过程中，教育既是向受教育者传授“六经”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根据主体经验，创造性地理解及注解“六经”的过程。儒家受教育者自觉地对儒家经典进行的理解与注解引起了历史上每一次儒家经典解释的新思潮的出现。这是一项系统工程的创建，从中可以看到时代主题的切换，解释者身份与视角的微妙变化，对某些经典偏爱和特别重视以及解释方法的改变等等。例如，西汉的时代主题是维护历史上刚刚出现的“大一统”国家秩序，因此，董仲舒注解经典的身份与视角就是“王者之师”，他的经学思想的特点是以灾异说经，其方法则是天人感应。宋明的时代主题则是回应佛道的思想挑战，建立儒家的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此时期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儒者注重道统和治统的区分，保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性和人格尊严。他们所重视的儒家经典是《周易》和《四书》；他们所注重的方法则是对经典中的心性概念、范畴作义理的发挥和阐释。
(五)“成我”的社会性
主体必然具有社会性，离开社会性，人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儒家教育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这不仅是儒家实现其政治抱负所要求的，也是使其培养出来的学者能够充分发挥场域影响力所必需的。所以，要达到儒家教育的最终目标，受教育者就应该具有能对其所处场域产生影响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实际上就是受教育者社会性的表现。儒家主要通过道德教育来培养主体的社会性，在道德教育中，主体形成社会性的过程实际包含了前面我们所谈到的其他四个部分，故主体社会性的形成应该说是主体在儒家文化场域中实现自我圆成的最重要的方面。儒家教育中主体“成我”社会性的自觉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个体对自我社会性关系自觉认同与建构意识的培养。在儒家文化焦点――场域式的自我概念中，自我是场域的焦点，场域又由与自我相关的各种环境和关系构成，那么在一个场域环境中就可能包含着多个作为主体的焦点。所以，儒家语境中社会关系的建立是基于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每一个人作为场域中的焦点都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儒家首先通过儒学体系影响下的传统家庭教育，使受教育者自觉接受并认同这种天然存在的家庭伦理关系。然后，随着儒家教育中对这种社会性关系作用的不断强调，以及主体对自身受教育目的的明确，受教育者就会自觉地去寻求一条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这是要在自我修身的基础上去建构更大的属于自己的社会性关系场域，并在其中将自己的影响力发挥到最大。
其次，是个体对自我社会性道德行为的自觉培养。儒家文化场域中的社会是伦理型的道德社会，个体要被社会接受，要在社会环境中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就必须使自己的道德行为符合社会的道德准则。不可否认，对个体道德行为最初的培养是个体被动接受或者是在无意识心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随着儒家道德教育的展开进行以及受教育者主体在道德教育过程中道德意识的形成，个体道德行为的培养就必然会由外部塑造转化为内部的自我需要，最终使个体对自我社会性道德行为的培养成为一个自觉、自发的行为。
三、儒家教育中主体自觉精神的现代路向
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基因才是最能够对我国现代教育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元素。儒家教育中的主体自觉的表征为现代教育如何实现学生主体自觉指明了路向，需要从外部方法层面及主体内部的自觉反思意识出发实现现代教育中学生的主体自觉。
(一)外部方法选择
儒家教育指明了一条别开生面的主体自觉之路：克己，虚我，爱人。换言之就是，主体是在对他人的承认、参与和责任承担中完成其自觉精神的觉醒和自我的圆成。而这同时即意味着不绝对化自我，也不预先确定的自我。现代社会注重对多元的理解与诠释，要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儒家教育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主体自觉精神培养的现代转化，在外部教育方法的选择上，就应该注意下面几点：
首先，主体自觉应该以跨文化的特征作为参照坐标。儒家文化的包容性是十分巨大的，儒家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地对其他文化形态的思想进行吸收、改造的过程。而儒家教育中的主体也是在不断容纳其他各种思想的主观发展过程中，逐渐确定自己的“目的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中人们受到的文化影响不再局限于本国传统文化。在文化交融的环境中，当代社会和主体的发展都受到了各种文化理论及原则的影响，主体就应该根据文化的发展和变化而进行调整和检验。现代教育中培养个体的主体自觉精神就应该结合其他文化的特点来为其提供参照坐标。具体而言，培养现代主体的自觉精神就要求主体必须坚持发展性的观点，明确各文化的当代依据，以赋予其新的、恰切的内涵及转型机制。并且，要使主体在自觉的过程中既遵循各种文化的理论规范，吸收内化其精华，又能够从文化统整的角度系统整体地建构自我的自觉意识，使其能够形成贯通融合的整体化形态而避免出现意识分裂的情况。
其次，主体自觉应培养主体的理解与体验能力。儒家的教育特别注重培养主体的理解和体验能力，这与儒家的教育目的是直接相关的。受教育者要获得更大的场域影响力，就必须理解与体验场域环境中其他主体的思想，进而提出能让更多人接受与理解的政治建议，最终实现个人的主体价值。理解能力与体验能力是主体自觉形成的基础。理解就是要打开主体的精神大门，将主体投向历史、文化和生活。主体在理解中不断生成意义，不断扩大、整理和更新精神视野，这就使得主体的精神发展成为可能。体验则是主体知、情、意、行的经历，是主体认知和验证的过程，是主体生理和心理、感性和理性、情感和思想、社会和历史等各方面复合交织的整体矛盾运动。体验为主体提供了领悟世界意义和生命存在意义的途径。因此，理解与体验将认识对象直接融入主体生命意识中，使主体用自己的心灵作为参悟和理解的工具。应该说，主体的理解与体验能力和主体的交往过程是相互促进的，主体对其他主体的理解和体验是主体间交往活动进行的前提，而主体间的交往活动又促进主体理解和体验能力的不断提升。
第三，主体自觉应在交往中促进主体自觉精神的觉醒。儒家教育倡导的“知行合一”体现的不仅是对个体是否掌握知识的评判，行动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环境的交往过程。交往是形成个体社会性的重要活动形式，只有在交往中，主体才能切实感受到社会文化和社会发展对个人的要求，主体之间才能在信息的共享中达到相互认同、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沟通。在交往中个体的自我中心化结构得以消解和扬弃，个人存在获得了开放性和创造性，也使得建立在个体独立性基础上的视野融合成为可能。同时，个体要实现与他主体的平等交往以及谋求自己在社会文化和环境中的价值和地位，必须自觉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并产生自己独特的主体性思想。不得不指出的是，主体自觉与教育的终极关怀殊途同归。教育既要关注人的个体性也要关注人的社会性，这是社会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而主体自觉最终也指向人的发展，并需要将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思考。交往是促进个体主体自觉的有效方法，也有助于实现教育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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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法制史教学在传统文化传承的作用
（一）使教学对象更深刻地理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中国法制史学科作为法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其教学过程可以使教学对象更加理性地从法制发展视角对特定历史时期各种现象予以专门解读，并有效实现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深入把握，而非简单的现象认知。中国法制史阐释了我国法律文化的继承、发展、变化，更体现了历史上多元文化、道德观念以及宗教规范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利用多种教学方式，使教学对象掌握了知识点，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国家观以及法律观，为学习其他部门法学打下基础，加深对传统文化理解。学好中国法制史相关知识，不仅能够明晰中国历代法律制度的发展演变，通过对比传统法制了解现代法律的不足，能够促进对现有法律制度回归传统并进行不断完善的思考、探索。同样结合外国法律移植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影响，明晰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不足，引导教学对象形成对传统文化存在负面或糟粕的客观认知，而非对传统盲目崇拜[2]。中国法制史作为专门以历代法制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对于现象的理解与把握更加回归于理性层面，回归于特定时代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更具有严谨性和深入性。教学对象做到了理解掌握，不仅能够对文化知识进行拓展，还能更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精髓。
（二）引导教学对象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法制文化内容丰富，精彩案例故事背后往往都有着特定时代环境的意义。教学活动需要不断引导教学对象感悟特定时代的制度、文化、风俗的深刻含义，而不应当仅仅是死记硬背、教条化理解。中华四千多年的法制文明从产生、发展，最终形成具有东亚区域影响的中华法系，以及近代引入外国法制而导致中华法系消亡，此过程的内容是复杂而丰富的，包含了历代统治者治乱得失的经验以及如何实现对多民族政权有效地治理控制。传统文化在法制史视阈下更能够体现出其广泛深远的影响，譬如重视伦理、弘扬儒家文化、矜恤慎刑、推重德礼教化等理念即使在当下亦有一定积极意义，有助于教学对象领略传统文化优秀的一面。（三）使教学对象感悟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的统治智慧中国法制史着眼于历代王朝国家治理，阐释历代治国安邦之法，对于特定时期具体问题采取的应对策略皆有所关涉，教学重心集中于此，更能深入研究和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教学意义则在于对法学学生树立国家治理和认识中国社会的大视野，引发教学对象对于此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感悟。
二、中国法制史教学在传承传统文化过程中须重视的内容
（一）弘扬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历代倡导的核心伦理观并传承至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观念为国家安定、凝聚民心发挥重要作用。教学中要明确有关内容，增加相应教学内容，重点为教学对象树立起正确的国家观。
（二）传统法制具有礼法结合特点
西汉中期开始了法律儒家化进程，礼法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典型特征。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开始逐步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从而将儒家理念推广至社会生活各方面。这种结合不仅使得儒家理念影响立法，也使得立法将儒家理念予以确认和推广，二者相互促进，影响深远。此内容对于探究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三）重视伦理传统
西周时期确立礼治，重视家族血缘的宗法观与政治结合，引导国法与家法的共存发展，形成了宗法文化、等级文化、忠孝文化。甚至这种伦理传统在西晋《泰始律》开始确立“准五服以治罪”制度，使得亲属之间亲疏远近关系影响具体定罪量刑。因此，在古代传统法律制度引入家族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特征。
三、结语
中国法制史教学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发挥着作用，强化了教学对象的文化认同，客观实现传统文化传承目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入探索，将继续为着服务国家，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而努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