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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量经济学的含义
在17世纪时期，计量经济学第一次在戴夫南特和金的研究中出现，但当时，计量经济学这个专业术语并未出现，直到挪威的一位名叫弗里希的经济学家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计量经济学的概念。计量经济学表示经济学和数学以及统计学的有机统一。在研究中发现在统计学和数学以及经济学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一种规律，发现这个发现的发现者将其命名为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是对理论政治以及纯经济学的主观抽象法则进行试验和数据检验并由此来将纯经济学最大化的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1933年，计量经济学会将计量经济学定义为：通过经济学与数学以及统计学的有机统一，以实现经济问题理论定量与经验定量相统一的目标。这个定义表现了计量经济学是由统计学数学以及经济学共同组成的，缺一不可。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数学在经济理论领域的应用，也不能笼统得以为是经济理论问题的简单统计，只有将三者构建在一起才能发挥出特定的效力。
2.计量经济学的现代含义
由于计量经济学的早期目的在于科学化经济理论研究，因此在随后的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不断拓展完善中，计量经济学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其定义变的更加具体也更加具有内涵。第一种定义认为：“计量经济学是利用统计学和数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学理论数据，将经济学的经验理论包含在内一起分析，通过分析来证明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第二种定义认为：“计量经济学的目标是建立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学中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模型来确定当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对其他变量会造成多大影响。使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工具来解决发生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变量变化问题，并引导人们对此类问题分析和了解并解决。
小结：发展至今，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但其基础和目标并未有多大改变。还是将经济学和数学以及统计学三者合一共同解决和推断经济理论假设的实证研究。不管是哪一门学科都可分为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因此，计量经济学也可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自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其后果影响至今。作者认为这不一定是计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问题，其可归结于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问题。由于人们对计量经济学的滥用和理解的不透彻所以才无法从理论计量经济学中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二、计量经济学的特性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可以说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独特一面。计量经济学科学性的标志在于其严谨的数学方法逻辑性和正确指向性的统计推断。当然，对于计量经济学科学性的质疑也从未间断过。凯恩斯认为计量经济学是“统计的炼金术”，“蹩脚的魔术”。他认为计量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算不上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此作者统计出了科学标准并表现了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
1.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哲学标准为：逻辑实证主义科学标准：其核心是事物的可证实性。包括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柏林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亨善尔”逻辑主义。证伪主义科学标准。这种证伪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证实和证伪之间的逻辑不对称。凡是可以被证伪的那就不是科学的。
其次，我们可以在计量经济学中发现逻辑实证主义的特性：重视证实，观测，反对因果关系的存在，反对理论实体。从计量经济学中我们更能找到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影子，计量经济学的作用就在于对原有的经济理论或问题进行模式分析，不断假设推断，通过证实和证伪发掘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在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在计量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存在。
2.计量经济学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首先，计量经济学具有不精确性。其实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从基础来源上来看，庞大的经济数据本身就具有不精确性，通过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也只能得到一个近似的结果。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我们能得到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未来是否真是如此还有待商榷。统计学也是计量经济学的构建者之一，这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是一个随机事件，是否得到想要的结果还需要共同的努力，这与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并未冲突。
其次，与其它学科一样，在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不精确性之外还有其局限性。从研究方法上而言，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经验实证的模型方法。这既是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不精确性所在也是其局限性所在。从经济学的语言层面而言，以统计学和数学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的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有着其自带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存在的气息太重，这种以不平衡的逻辑为出发点的方法论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结论与展望
时代在进步，人民富有了，消费提高了，伴随的经济危机也爆发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更加重对计量经济学的质疑。无法准确预测经济危机的到来，在解决经济危机上的能力不足都存在于人们疑惑中。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模型，在此模型中我么能够看到理想的世界，能够正确预测经济的走向，但是计量经济学中的统计学成分决定了其理想结果之外还存在其他结果。我们应当做的事理解透彻计量经济学并不滥用。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证明其是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经济领域中变量的变化以及影响的大小并知道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或有制定对策，那么应该会有效的应用计量经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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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劳动等要素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对劳动保护政策的完善等，工资水平以较快的速度上升，与此对应的则是我国企业经营环境的日益严峻，宏观经济运行下行压力日益明显，人们认为这是“刘易斯拐点”出现而导致我国企业进入“高成本”时代的结果。由此，“高成本”在我国几乎成为一个划分不同发展阶段的代名词并流行于社会。然而，“高成本”的确切定义及其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等问题，人们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这无疑会使人产生困惑。因为在将我国定义为进入“高成本时代”的同时，却又没有将那些平均劳动成本或人均收入远高于我国的发达国家定义为高成本社会，与它们相比，两者间绝对量的差距相差数倍甚至十倍，理论上我国还是个绝对意义上的低成本社会，以此就将我国定义为高成本社会，使人产生困惑也就不足为奇了；更主要的是，如果说“高成本”是造成我国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劳动成本比我国高多倍的发达国家却未出现这种结果，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而在我国却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等，人们也同样没有回答，这自然会进一步加深人们的困惑。由此，对“高成本”进行严格的定义并探寻它的经济涵义，揭示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就成为迫切需求解决的问题。
本文要证明的是，作为一个相对范畴，“高成本”是追赶型国家在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而达到达到一定水平，现有产业受到较低收入或更后进国家的强力挤压而又无力向上有效突破，在传统市场不断丧失的同时，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又促使有效需求大量向发达国家转移，致使企业整体效益不断下降的结果，我国目前则正处在这个阶段。
一、“高成本”含义
从经济学角度看，成本是一个相对范畴，其高低都是相对于某个参照系比较而言的。显然，主体对象不同，成本高低的衡量标准也不相同。
对企业来说，如果生产的是同质产品，那么成本高低的参照对象就是其他主要竞争厂商的成本或同行业厂商的平均成本。如果其成本比参照对象高，那么就属于“高成本”；如果比参照对象低，则属于“低成本”。如果生产的是非同质产品（即垄断竞争），即都生产汽车或手表，但技术（包括文化、品牌、时尚等）含量不同，因而满足的对象不同，那么参照对象就是成本占收入的比例。如果该比例高于行业平均，则属于“高成本”，低于则属于“低成本”。显然，不管哪种性质的产品生产，拥有“高成本”的企业的利润率必然低于行业平均利润率，在竞争中会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
对行业来说，由于行业间在产品性质等方面存在不同，相互间的成本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可比较的是各部门之间一定成本所带来的收益，即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因此对行业来说，成本高低的参照对象也就是其他行业或整个社会收益与成本的比例，即成本收益率。自然，也可以用行业利润率与社会平均利润率之间的比例来反映。该比例大于1时，反映该行业的相对成本低于其他行业的平均相对成本，或者说其收益高于社会平均收益；当该比例小于1时，则一切相反。
对整体企业来说，由于没有外部同性质的参照对象，因此成本高低的比照对象主要是企业成本在整个收益中比重的变化。如果比重提高，反映成本上升；如果降低，则成本下降。自然，也可以用净收益与成本的比例，或者是资本利润率的大小变化来反映成本高低的变化。
对一个国家来说，也就是在开放体系中，成本高低变化主要反映不同国家之间成本变化（扣除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之间的相对比例。假设两个国家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一致，成本上升速度，或者说以美元计量的人均收入增长较快的国家的成本相对较高，由此竞争力会相对下降（同时还取决于产品性质和收入与价格弹性等）。若劳动生产率和成本上升速度不完全相同，成本的高低则取决于成本上升速度扣除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后的差额大小，净差额较大者的相对成本高。假设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是3%，中国是5%，人均美元收入增长前者是5%，后者是10%，那么中国的成本上升速度高于美国，由此反映中国的相对竞争力是下降的。这也就是说，国家之问的相对成本变化，可以通过人均实际增长率与人均美元收入增长率之间的相对关系来确定，人均美元收入增长率扣除人均实际增长率后，绝对值较大国家的相对生产成本较高，或者说处在高成本状态。
作为一个相对范畴，“成本高低”也可能反映了一种动态的变化趋势。如某厂商或一国厂商的平均成本，相对其他生产同类商品的厂商或国外主要竞争厂商的平均成本上升速度更快。正如我国当前许多商品的厂商，相对某些更发达国家的厂商来说，虽然绝对生产成本仍然较低，但上升速度却远远快于后者，因而竞争力不断下降。我们目前“高成本”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指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上升速度快于其他国家，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因此下降。
显然，无论哪种情况，“高成本”反映的都是“低收入”或者是与“低收入”相对应的一种状况，即使成本不变，收入降低也意味着成本的提高。不过要注意的是，不同主体的“高成本”内容及其决定因素等是不完全相同的。如对企业来说，成本高低反映的是行业内不同企业间的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差异，这个差异是由技术性因素决定的，由此技术进步速度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对行业来说，排除政策性因素，（相对）成本高低的变化则与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速度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反映的是各行业之间在经济系统中的比例结构状况及其变化，即处在过剩或相对过剩状态的部门会出现“高成本”（或“低收益”），而处在短缺或相对短缺状态的部门会出现“低成本”（或“高收益”），这也就是说，各部门之间的相对成本或收益，是由它们之间在经济系统中的比例结构状况决定的。对整个资本或企业整体来说，成本高低变化反映的是企业整体与基本要素所有者之间分配关系的改变，同样是与技术因素无关的。对国家来说，成本高低的变化反映的是一国在国际上的相对竞争力变化，这种变化既可以由技术性因素引起，也可能由政策性因素引起，甚至有可能因不同的通货膨胀率所引起。因为在一定范围内，通货膨胀率与汇率成正比，即通货膨胀率较高国家的汇率会升值，而国际间成本的比较是以名义美元为标准计量的，所以一国名义上的通货膨胀会推高该国的成本，降低竞争力。
二、“高成本”的经济学涵义
虽然所有层次的“成本”都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单个企业和行业等微观主体的成本高低变化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和结构非均衡变化所致，从整个社会看，彼此之间会相互抵消，不是当今社会关注的导致整体企业生存状况恶化的“高成本”范畴，因而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
这里我们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循环经济模型，即厂商与居民户两个主体与产品与要素两个市场相统一的模型为基础，以厂商的收入（产品市场的销售收入）与成本（对要素和政府的支付等）关系来分析高成本的内容。显然，这种关系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民收入核算与总供求关系的。
在宏观层面，假设一国经济体系相对封闭，且总供求相等（这意味着消费倾向、投资率和资本利润率等都不变），那么成本的高低，无论对国家或企业整体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因为，由企业整体支付的工资、利息、地租等成本，会通过消费和投资等支出产生的等量有效需求（收入）返还到他们手中，即企业与要素提供者之间形成收支相抵的关系，在利润率不变的条件下，企业所得与要素所得的比例也同样不变，所以无论名义成本是高是低，各种宏观比例关系都是不变的，其中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各种名义价格水平，如要素价格水平和商品价格水平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工资水平的绝对高低对企业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而高成本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工资水平。
但是，实际经济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总是均衡的，由此成本的高低对企业来说就绝对不是一个名义量值，而是决定着效益好坏从而决定宏观经济运动方向的关键，这也就是说，宏观经济运行方向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
（一）周期波动中的“高成本”涵义
虽然“卡尔多程式”反映出资本主义的各种宏观比例关系，如工资占收入的比例、资本产出系数、资本利润率和消费倾向等在长期是稳定的，因此可得到总供求也是相对均衡的，但我们知道，中短期，尤其是朱格拉周期中每个时期的总供求都是不相等的，由此才产生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反映企业整体与基本要素供给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即利润与成本之间关系的非均衡变化。
在中短期，整体企业角度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之所以会随着经济波动而变化，是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种随经济波动而不断调整收入与成本关系的作用机制，这种机制保证了经济系统的动力但又不失其基本稳定性。
从绝对收入假说知道，短期内边际消费倾向具有下降趋势，由此会产生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的反比变化，这种性质决定了企业成本会出现与经济周期同方向的变化，收入则出现与周期反方向的变化，从而效益会出现反周期现象。假设工资水平等要素收入较低时的平均消费倾向是0.9，那么企业与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每1元交易都会产生0.1元的亏损（在封闭体系中，这个缺口是通过企业向要素提供者和银行借贷，然后进行投资而得到弥补的），随着经济扩张，要素收入，即企业成本会随着要素供给的短缺而不断提高，若平均消费倾向在繁荣阶段下降到0.8，那么这时企业与要素提供者的每1元交易就会产生0.2元的亏损额。由于成本的高低总是相对于收入多少而言的，因此随着经济的繁荣，必然会产生因要素价格提高和消费倾向下降而出现的“高成本”现象。与此相反，在经济衰退过程，尤其是在劳动力大量失业的萧条阶段，在要素价格的不断下降中，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明显上升，因此会产生企业的“低成本”现象。
众所周知，现代财政制度下的财政收支对经济波动具有“自动稳定器”作用，即随着经济高涨，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却会较大幅度地减少，由此产生不断扩大的财政盈余；而在经济衰退阶段，则会出现收入减少与支出大量增加，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由此对宏观经济产生调节作用。假设财政收支都来自企业，那么很显然，随着经济的高涨，相对于收入（或财政支出）来说，企业的成本必然会大幅度上升；在萧条阶段，随着经济的萎缩，相对于财政支出（或财政收入）来说，企业的成本会大幅度下降。
如果将对外贸易考虑进来，那么企业成本随经济波动而变化的情况则更加明显。这是因为，随着经济扩张中价格水平的不断上升，假设汇率不变，那么出口会不断减少，进口则会不断增加，由此会产生外贸逆差（或者是顺差减少、逆差扩大等）。这种情况对整体企业来说，意味着通过要素支付形成的成本支出中的部分转移到国外而不能形成企业收入，也就是损失了部分收入，因此相对企业收入的减少来说，成本无疑是提高了。显然，在衰退或萧条阶段则一切相反。这时，因价格水平下降，出口会大量增加，进口则会大量减少，由此繁荣阶段的外贸逆差会转变为顺差（或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等），这种情况对企业整体来说，意味着得到了一个额外的收入，相对收入的增加来说，（假设不变的）成本无疑是下降了。如果考虑到汇率与周期同方向变化的这个事实，那么外贸收支逆差的变化情况会更突出。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整体的利润率会随着经济高涨而下降。利润率的下降，则会不断减少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因此进一步减少企业收入。企业收入减少产生的利润下降，无疑会在投资减少与利润下降中产生相互加强的作用。相对企业利润的减少，成本占总收入的份额无疑是不断提高的。
以上情况说明，随着经济的扩张，净收入占总产品的份额会不断下降，成本所占份额则会不断上升，当经济规模达到顶点时，两者间的背离也必然达到最大。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紧接着繁荣出现的是经济衰退甚至危机，原因就是经济繁荣是不利于企业的，即对企业会形成高成本、低收益，致使企业利润不断下降甚至亏损。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是由企业来组织的，因此当企业因“成本”高涨而效益低下时，经济衰退也就不可避免。自然，这反过来也说明，经济相对萧条或不太繁荣对企业则是十分有利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2009—2011年期间经济状况不佳、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当部分家庭人不敷出、国家财政极其困难，但美国企业的效益却很好，现金收支状况更是出奇地好。
实际上，企业收入与政府和个人收入反向变化的情况，通过一个反映市场经济各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简单账户体系就可得到充分证明。假设整个体系只有政府、企业与个人（劳动者）三个主体，从经济循环关系可知，它们之间的账户是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如企业账户的贷方（收人）与政府和个人的借方（支出）相对应，企业借方（支出）账户则对应政府和个人的贷方（收入），当政府出现较大赤字，个人收支状况因工资水平下降、失业率升高和消费倾向上升而恶化时，与它们对应的企业必然会出现盈余；与此相反，在经济高涨，政府因财政稳定器作用而出现盈余、个人收支状况因工资水平上升、失业率降低和消费倾向下降而不断改善时，与之对应的企业收支状况必然是不断恶化的。遗憾的是，有些人竟然理解不了这种最简单的账户关系，认为当前美国出现的“穷政府”与“富企业”是美国政府藏富于民的表现。实际上，这种账户关系反映的是市场经济调节机制通过对分配关系的调节而保持系统稳定性的一种体现。市场经济正是通过企业成本与收入之间关系的非均衡，或者说企业与基本要素所有者和政府之间利益分配非均衡的调节，来获得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而又保持其相对稳定性的。当利益分配的天平向企业倾斜，也就是企业高收益而低成本时，经济扩张；随着经济的扩张，在成本快速上升时，企业收益却会因消费倾向下降、财政盈余增加和投资需求下降等而减少，当两者间的背离达到一定程度时，扩张也就被衰退所取代；随着衰退的发生，财政和居民收支状况发生恶化，利益分配的天平由此重新向企业倾斜，经济重又获得增长的动力。
以上情况说明，在相对封闭系统中，成本的“高低”变化，不仅反映了企业与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而且决定着宏观经济的运动方向，并且两者是一致的，即当利益分配的天平向企业倾斜，或者说成本“变低”时，宏观经济扩张；向利益分配天平向要素所有者倾斜，即成本“变高”时，宏观经济衰退。
（二）开放经济中“高成本”的经济学涵义
在开放系统中，封闭或相对封闭系统中被限制的一些作用会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一些新的因素会增加进来。
在封闭系统中，技术因素只对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发挥作用，但对行业之问及整个经济则作用甚微。在开放系统中，技术因素无论对哪个主体都是生死攸关的。在汇率和价格水平稳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不仅决定着生产成本的高低，而且决定着产品的收入与价格弹性，从而决定了各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边界和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机遇。
在不同国家主体之间的竞争中，成本的高低一方面反映在生产某种同质商品的绝对成本上，另一方面反映在（差异）商品售价与成本之间的比例大小上。在汇率和价格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绝对成本的高低反映了各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综合竞争力，那些具有绝对竞争成本优势的国家会在该产品的供给中占有优势地位，不过这类商品的生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小。因为当今世界是一个追求差异化的社会，所以成本的竞争更多地反映在成本与售价的比例上。这说明在国际比较中，“高成本”并不意味着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单位）绝对成本比其他国家高，而可能是成本占商品价格的比例更高。如生产某种商品的单位成本，我国是8元，美国是10元，但因技术差异生产的商品质量和品牌不同，致使我国产的商品价格只有10元，美国生产的则为15元，由此中国商品的成本占商品价格（收入）的比例是80%，美国的相同比例只有67%，假设两者间商品的收入与价格弹性相等，那么在国际竞争中，中国企业必然会处在不利地位。这正是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
将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考虑进来，那么技术因素（包括质量、品牌、时尚、文化等）对不同国家及其产业之间竞争的影响将更加明显。这是因为产品的收入与价格弹性是与产品技术等级的高低成正比的，这种特征在收入增长中会愈加明显。这意味后进国家尽管拥有绝对成本优势，但因技术落后而缺乏相对成本优势，随着经济的增长，建立在绝对成本基础上的竞争优势会日渐丧失，经济发展甚至有可能因此陷入困境。这是因为，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如3-5千美元后，人们会由对温饱（简单的商品数量）追求转向对生活质量（产品品质，尤其是品牌）的追求，这些产品的有效供给恰恰是后进国家所不具备的，即使一些产品能够生产，也因缺乏历史沉淀和品牌而难有竞争力，如我国一些商品的加工能力虽然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世界许多著名奢侈品的加工地都逐渐向我国转移就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些与国际名牌相比质量差距不大但却缺乏品牌影响力的国产商品的价格及其供求状况，与竞争对手相比却是地下天上，所以在这个阶段，会出现有效需求的大量转移。这时国内厂商会遭受到供给与需求的双重打击：供给方面的打击主要来自人均美元收入提高而产生的高成本，致使原有市场被那些人均美元收入较低从而具有绝对成本优势国家的不断蚕食，正如原来我国的许多传统市场目前正被越南、孟加拉国等所蚕食那样；需求方面的打击则是人们追求品质而导致有效需求中一个日益扩大的比例被转移到国外，最终使一国经济在内外交困中陷入衰退。这种情况在几乎所有的追赶型国家中都存在，甚至于日本也不能例外。收入与价格弹性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这种非均衡影响，在方兴未艾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会更加放大。
上面讲到，在相对封闭的系统中，只要总供求关系不变，价格水平的绝对变化对整体企业的收支是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的，因为因价格水平带来的成本上升会被收入增长所抵消，所以价格水平变化不影响企业成本或成本与收入的关系（但有可能会影响到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在开放系统中，由于各种原因，不仅各国之间的价格水平变动会出现不一致，而且货币价格或汇率也会出现非均衡波动，这些会对各国之间的相对成本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知道，衡量各国经济增长的指标有三个：实际增长率、名义增长率与（名义）美元增长率。这三个不同增长率反映的内容是不完全一致的。实际增长率反映各国实际产品量的增长量，该增长率扣除人口增长率约等于劳动生产增长率。名义增长率反映的是货币收入增长量，扣除人口增长率约等于人均收入增长率，当它与实际增长率不一致时，反映价格水平发生了变化，该差额约等于价格变动率。以美元计算的增长率，反映的是各国以美元计算的收入增长量扣除人均实际增长率后的差额，一方面表示该国的人均美元收入增长率，另一方面则表示该国以美元衡量的成本增长率。
在封闭体系中，只要总供求保持不变，价格水平无论如何变化都不影响企业收支关系，但在开放系统中，在汇率不变时，价格水平的变化对不同国家及其企业的收支影响将非常明显。假设各自的劳动生产率不变，那么价格水平上升较快国家的成本上升速度也较快，竞争力因此会不断下降。更严重的是，那些价格水平上升较快国家的汇率也往往是上升的，而汇率变化引起的不同国家间的相对竞争力变化则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因为国际相对竞争力是以美元为基础计量的，而美元收入取决于价格水平和汇率变化，所以不像国内厂商之间的竞争是基于技术因素的绝对竞争那样，不同国家及其厂商间的竞争是一种相对竞争。这正如近几年日本的汽车和数码产品的技术实力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它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却因日元快速升值而不断下降一样。
三种不同计算标准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说明，当名义增长率和美元增长率快于实际增长率时，反映一个国家的相对竞争力下降；当名义增长率和美元增长率慢于实际增长率时，则国际相对竞争力上升。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这三种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变迁，尤其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从韩国、印度尼西亚、我国台湾地区等追赶型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追赶型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依赖，在人为和市场等因素的作用下，货币往往会贬值，因而会出现美元增长率慢于实际增长率的情况，由此会提高该国在国际上的相对竞争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也就是相对成熟（大致完成工业化）后，实体经济对资金的吸纳能力减弱，大量资本涌向虚拟经济等，这时不仅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价格水平上涨或泡沫经济，而且会出现汇率的快速升值，美元衡量的人均收入会远远快于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结果必然是国际竞争能力的快速下降。然而祸不单行的是，在竞争力下降的同时，因成本上升带来的收入增长，会促使人们由对商品数量的追求转向质量和品牌的追求，当这种收入的快速增长不是建立在技术水平提高和实际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价格水平和汇率上升的基础上时，更是会导致大量的有效需求向外转移，形成企业整体的高成本与低收入。
这种情况与技术领先国家形成明显对比，即技术领先国或发达国家在经济衰退时会大量增加对后进国家低档商品的有效需求，降低对本国商品有效需求的比例，在经济高涨时则会增加本国商品的有效需求比例，因而相对后进国家的厂商来说，经济高涨对它们相对有利，而经济衰退则特别不利。这种情况反映，在本国经济或世界经济较不景气阶段，后进国家及其厂商会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较易从衰退中走出；而在国内和世界经济繁荣时，会处在相对不利地位。
同相对封闭条件下的成本变化反映利益分配关系和决定宏观经济走势一样，开放条件下的成本变化也具有这种性质。即当国际相对成本变化有利于某国时，会促使其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当相对成本变化不利于该国时，经济增长就会受到严重阻碍。
从不同技术（包括品牌等因素）含量产品具有不同收入与价格弹性和消费层次理论可以知道，为什么“高成本”仅仅发生在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追赶型国家，而真正意义上的高收入发达国家却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就是，发达国家虽然在传统产业上受到后进国家的追赶而会丧失部分市场，但随着后进国家与它们差距相对缩小所带来的收入提高，会为它们的高科技和高品质产品带来一个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由此企业整体的绝对成本虽然很高，但收入也同样高，所以不会陷入“高成本”与“低收入”夹击的窘境。这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不时有衰退但地无“陷阱”的原因。与此不同，追赶型国家在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不仅受到更后进国家的挤压，而且受到更先进国家的围堵，更主要的是，收入水平提高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会促使其有效需求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比例被转移到发达国家，为此将落入进退两难的陷阱。
三、我国高成本形成原因及其后果
从上面对高成本内容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人们所讲的我国当前面临的高成本，在是开放系统中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面临的既有产业受到人均收入更低国家的有力竞争而致市场不断丧失，同时又无法向高档产业转换所致大量有效需求向外转移而导致企业低收入，从而效益不断下降这种状态，也就是上面分析的后一种宏观高成本涵义。
（一）“高成本”形成的内因
随着我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和社会保障程度的加强，劳动工资等要素成本以较快速度上升，人们由此认为我国正进入高成本时代。
要指出的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社会保障程度的加强，固然是我国成本提高的重要原因，但从国内角度来看，它们可能并不是影响我国成本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因为从2005年以来，我国名义工资增长率平均只有14%左右，而同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约为10%，扣除人口增长率后，名义工资增长率比劳动生产率还快不到4%，略高于同期的物价上涨率，因而在总收入中的上升比率并不明显，所以国内角度的劳动成本上升并不很快。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考虑汇率变化，上升速度也是相对有限的，如2005年大陆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22%，到2010年上升到31%，6年间相对成本上升9%，两者间的绝对差距仍然高达数倍。实际上，相对于劳动成本的上升来说，土地成本与资本成本的上升速度也许更快，如据波士顿报告调查指出，大陆不少商业用地的价格已经高过美国。大陆目前工业用地的平均价格是每平方英尺10.22美元，宁波、南京、上海、深圳四个城市每平方英尺工业用地的价格，已经分别达到11.15、14.49、17.29、21美元，而美国阿尔巴马州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的价格却只有1.86和7.43美元；资本成本，即利率的上升同样惊人，如当前市场利率高达15%左右，最高的甚至达到180%，更主要的是，资金短缺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制约已经远远超过利率上升的影响。我们知道，相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我国土地与利率供给的计划经济色彩更浓，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致使它们的价格远远脱离了我国的国情。因为我国是当今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本应是资本供给相对宽裕的国家，然而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大量的储蓄却向外转移，成为当今世界向外输出资本（约20万亿人民币）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以致国内成为资本供给极为短缺的国家，实际利率不断上升，从而推高了我国的成本水平。不过，相对于土地和劳动来说，我国的利率和资金供给是相对容易调控的，如前两年在政府刺激经济政策下，资金供给相对充裕，利率也处在一个较低阶段，因此近年的利率高涨不应该被认为是我国进入高成本的标志之一。
实际上，在推动成本上升的原因方面，相对于土地和劳动价格的上升来说，税赋提高所起的作用更大，如几十年来，财政收入和各种名目繁多的行政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始终以超过经济总量数倍的速度增长，它们占经济总量比例的提高速度远远高于近几年工资和地租的上升。
前面曾指出，如果总供求是均衡的，那么成本的绝对高低就是无所谓的——不改变企业收支的关系。然而在我国，要素成本的上升之所以成为绝大多数企业关心的问题，是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品质转换，人们对我国产（普通）商品与发达国家产（高品质）商品的需求弹性发生重大变化，收入中一个日益扩大的比例被用在购买国外商品方面，如我国近几年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和黄金消费市场，出国购物成为时尚，近些年汇率的不断上升更是极大地加强这种趋势。这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汇率的变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因国内外技术含量不同商品间收入与价格弹性的不一致，也会无形地扩大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差距，国内企业在成本上升的过程中，收入占成本的比例会不断下降。这种性质，是导致几乎所有追赶型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不可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结果与所谓的社会和产业结构无关②。该过程中汇率的不断提高，更是会加强了这种机制的力量。
不断加强的两极分化趋势，也是推高我国企业成本的原因之一。因为个人的消费率是与收入成反比的，两极分化的加强无疑会不断地降低我国的消费率，如我国的消费率近十几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企业支出中有一个越来越大的比例不能通过居民消费方式回流到企业，由此只能通过不断提高的投资率来弥补，然而以持续投资增长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是不能持续的——缺乏消费需求的动力支持；更主要的是，两极分化趋势加强所产生的社会隐患，会使高收入阶层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比例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如据报道，我国拥有千万资产的人中，一半以上拥有海外资产或有向外转移资产甚至移民的意向，由腐败产生的向外转移资产的规模也是十分惊人的，这些本应向企业（购买商品）返还的收入最终都因此而不能实现，相对于不断减少的收入来说，企业成本无疑显得高不可攀，所以，两极分化会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相对成本”。
（二）“高成本”形成的外因
相对于国内因素对成本上升的作用来说，外部因素的作用也许更大。其中原因之一是通胀和汇率快速上升而带来的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汇改以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汇率的持续升值，使得我国以美元衡量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远快于实际增长率，2007年以来更是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超过实际增长率一倍。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一个国家的人均美元收入就是该国的人均生产成本。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增长，也就是该国人均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我国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增长，意味着我国很可能是当今世界成本上升最快的国家。虽然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实力上升的表现，但实质却是国际相对竞争力的下降。上面讲到，以美元衡量的人均经济增长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问的差距，也就是国际比较中该国人均生产成本的绝对上升速度，在其他不变的条件下，该差额越大，则一国的竞争力下降速度越快。
然而，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随着汇率升值而产生的收入快速增长，以及国内因较高通货膨胀而产生的价格水平上升，商品比价会变得越来越有利于国外商品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高质量商品，大量的有效需求会被转移到国外。如随着近几年国内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提高，海外旅游和购物风起云涌，20世纪80-90年代人们不敢想象的自费出国留学更是方兴未艾，短短数年内我国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国留学生源地，以至威胁到我国各级学校的招生。
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面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时，因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而产生的人均美元收入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十分不同的。在面对比我国更发达的国家时，不利影响并不主要来自成本上升带来的竞争力下降，而是商品差异所产生的收入与价格弹性不同所导致的有效需求转移。因为，即使近年来我国人均美元收入以极快的速度增长，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绝对水平上仍然处在极低的水平，如我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约十分之一，在同质商品的生产中，这些国家是无法与中国竞争的，目前两者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不同性质商品和差异化商品的生产上，如手表生产，中国以中低档为主（我国出口手表的平均价格是5美元），而国外发达国家则以高档为主（瑞士出口的手表的平均价格是329美元），两者间在生产领域并不存在直接竞争，竞争的是市场需求或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由于前者的收入与价格弹性小，后者的弹性大，因而在收入快速增长中，我国一个越来越大的有效需求会由前者转换到后者，所以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我国主要体现在有效需求的向外转移和因此产生的市场萎缩。
在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或弱于我国的国家竞争中，人均美元收入快速增长所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则主要表现在绝对成本的快速上升中，由此使我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竞争中处在日益不利的地位。在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相当时，由于技术都是引进的，彼此间的差异很小，这时成本的高低就成为决定竞争力大小的核心因素，因此我们看到成熟技术产业总是向更低成本的地区转移。虽然我国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链，规模聚集程度高等相对优势，但近几年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增长，正在不断地蚕食这种优势。如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传统占有绝对优势的轻纺产业等，正受到以越南、印度、孟加拉国等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和以巴西、墨西哥等为代表的中南美洲国家等强有力的竞争，不仅传统的海外市场被不断被蚕食，而且国内市场也正是被逐渐蚕食，同时还促使许多产业向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等国家迁徙，其中既有大量的外资企业，也有大量的民族企业，最终的结果，不仅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因竞争力丧失而普遍生存艰难，而且以国内市场为的企业也因国外商品的有力竞争和原出口企业的“内向化”而压力倍增，其中许多企业甚至歇业或倒闭，以浙江温州和广东东莞为代表的出口型地区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及大量企业主弃厂外逃等，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
许多人认为大量中小企业的困难是货币紧缩政策的后果，实际上，信贷紧缩固然加剧了企业的困难，但造成企业生存艰难的最主要原因，是成本的提高和收入的减少，而这两者在今后若干年内都是无法改变的，松动银根、降息、减少中小企业的各种收费等措施，都改变不了这种趋势，其中相当大部分企业会在此过程中被淘汰，只有那些在完成艰难蜕变完成结构转型的企业会生存下来。在此过程中，我国经济将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型期。这个过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目前面临的企业高成本与低收入这种状态，是那些曾走在我国前面的几乎所有追赶型国家曾面临的普遍现象。如1997年危机暴发前的东南亚各国，就与我国当前的状况极其相似。它们也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因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而出现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所导致的高成本或高收入，使其在面对我国等这些低收入国家时，产业逐渐失去竞争力，内外市场不断被蚕食；在面对发达国家时，追求与发达国家一致的生活方式而使大量有效需求被转移，导致企业普遍效益低下而生存艰难，国家则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而债务缠身，最终导致危机发生。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使如日本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也例外。
四、我国应对高成本的政策建议
虽然“高成本”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恰当的应对措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帮助企业缓解低效益的窘境，从而帮助我国经济更平稳地渡过这个特定时期。
由于本文是从宏观角度来考虑企业整体的收支关系，这些因素中除了进行技术升级，使产品结构由低收入与价格弹性的产品转移到富有与价格弹性的高品质产品外，绝大部分都是单个企业自身无法控制的，因此应对措施主要是政府方面的责任。
从上面分析知道，“高成本”实际上包括高成本与低收入两个方面，因此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就是帮助企业减少成本与提高收入。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有效减少企业的各种税赋。我国企业的负担之重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企业利润的60—70%被政府以各种各费的名义收去，沉重的税赋使企业无力进行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我国目前相对宽松的财政环境及不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说明我国有较大的减税空间。
（二）根据企业的承受能力合理地调节劳动成本。我国近些年来劳动市场上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政府出台了许多不适应国情和超出企业承受能力的事关企业劳动成本支出的政策，如过早地确立5日工作制，带薪假日也不断增加，在企业经营环境日趋恶化的近几年，更是出台了一系列增加企业劳动成本的举措，如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在劳动保障支出方面的比例等，使得我国企业承担的劳动保障支出比例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而难以适应，因此停产甚至破产的情况并不少见。虽然已达到的劳动保障标准难以再降低，但降低企业的承担比例则是可以做到的。最主要的是，今后在出台相关政策方面，政府应充分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企业是资源配置的组织者，它们的活力缺乏，必然是整个社会经济的萎靡不振。
（三）有效增加土地和货币供给，有效抑制非劳动要素价格，尤其是实际利率的上升。我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近来经济增长速度又已趋缓，因此资本供给应该是最宽松和实际利率最低的时期，然而不恰当的政策却导致货币资本供给极其短缺，实际利率远远超过产业资本利润水平，使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陷入借贷资本的重压之下，致使许多企业放弃产业经营而转向虚拟经济领域。
篇3
1.1对科学与人文信仰进行重新反思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对科学与信仰，尤其是信仰中包含的宗教精神抱着一种过分简单的看法。一般认为信仰在过去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占主导地位，是因为科学理性精神的不发达，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理性精神的壮大，信仰也会被科学所控制。然而面对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这种科学与信仰之关系的传统观点正在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当今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无可争议地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美国的文化以及精神在世界上占有非常强势的地位。今天的中国比起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无疑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中国人对于人文精神的需求也越来越明显。面对科学与信仰同步发展而非此消彼长的新现象，我们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科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应该采取一种无视现实的自欺欺人的蒙昧态度。
自从儒家思想在汉代取得独尊低位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在本质上就采取一种拥有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文化倾向。这里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表现为一种道德教化。中国人从来未真正经历过宗教的暴虐和理性精神的跋扈这两种相反的极端形式。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对于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往往采取的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即简单的把二者看作是一种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
篇4
在广义上，大学是指所有的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在狭义上，大学是指在专科学校、学院之后的最高等级的高等教育机构。[1]“大学文化精神”是一个高度概括性的文化概念，是在长期的教与学、工作与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为广大师生所认同的一种群体意识，具有两方面的属性特征：
第一，学术自由的属性特征。学术自由的内涵则主要是指自由探索知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需要，从而实现人的精神完满和个性发展。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将这一精神理念被带入并践行于早期的大学学术生活中，它是中世纪早期大学区别于其他社团性组织的一种外在的“标示性”文化，同时也是“生活于大学这一社团性组织的知识分子在日常学术活动中所具有的文化品性”。[1]从大学的起源上讲，中世纪的大学起源于自发组织起来的“精神的手工业者”，他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组织所属”，可以自由的云游讲学，而且形成了一种自由探索高深知识的文化氛围和精神品性，并维护和坚守这一“社团性行会组织”的独立和自治，不愿受学术范围以外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干扰或约束；求学者没有现代意义上学籍的限定性，可以依据自己探究的兴趣和需要自由的云游求学，以发展完整人格、获得广博学识与独立思考精神。这些“精神的手工业者”在探究和学习“高深学问”中的“教”与“学”所体现出的“学术自由”精神理念和文化品性，不仅蔚然成风，而且成为当时大学的一种“文化标示”。所以，从大学的起源上讲，“学术自由”的精神理念，表征着生活于大学这一社团性组织中的知识分子或精神的手工业者在日常的学术活动中所具有的原生性的、“自在”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品性，体现着中世纪早期大学人大学生活的日常状态、方式、态度、价值及精神风尚。
第二，人文主义的属性特征。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人的解放，主张“以人为本”，关注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的自由。虽然中世纪的大学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以人文本”的教育主张，但其大学教育几乎都是人文主义取向的，其一，既倡导学者个体对“高深学问”的自由探究，同时又关注对学习者个体独立思考个性的养成以及个体的精神自由；其二，教育内容主要是人文学科，不仅把人文学科作为“自由”探究所有“高深学问”的基础，而且以人文学科来陶冶学习者的高尚情操。所以，虽然中世纪早期大学的这种人文主义取向并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以人文本”的“人文主义”，但在关注个人理智的培养、高尚情操的陶冶以及个人独立个性的完善等方面，已明显表征出“人文主义”的精神理念。
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精神和品性不仅是以“自在”的文化形态渗透于近代大学人的大学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以“自觉”的文化形态作用于大学人的生活文化中。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时把科学研究带入到近代大学的同时也把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和精神渗透于柏林大学的精神文化之中，在洪堡看来，“唯有在研究活动中，每一个个体才能在获得精神自由的同时，运用理性来独立地思考，独立地面对疑惑和承担责任，才能够发现真理，并从中感受到幸福和快乐”。[2]洪堡的这一新的人文主义教育观，不仅直接影响着近代大学的教育理念，而且广泛地被各国大学所接受，并逐渐成为大学人大学生活的一种生活哲学和精神追求。在他看来，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的心智，以此来“形成对个体终身受益的精神品质，如自由、公正、理智、温和以及睿智等等”。[3]因此，大学自由教育的思想观念，不仅以一种教育哲学的力量不仅影响着近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价值取向，而且以大学人的群体意向渗透到大学人大学生活的文化心理和精神信念中。
二、大学文化精神的现代意义
大学文化精神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独特气质，大学精神的独特气质是外在的“形”，而大学文化是内在的“魂”。作为具有真正现代意义大学的文化精神，它应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
第一，引领学生的品性性格培养。
从终极关怀的意义上讲，创建大学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和发展与完善其健康人格，而大学文化精神是大学文化所营造的大学的“精神场域”的重要组成，[4]所以，大学文化精神所内涵的“传统”精神理念以及所表征出的大学人的文化品性，对目前在校就读的大学生来讲不仅需要，而且是大学生提升其精神境界和发展与完善其健康人格的必需。
对现代大学生来说，广泛意义上的“精神”对每个人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东西，在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而且也体现着或践行某种精神，哪怕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或物质至上主义的精神，所以，从“精神”之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意义这一层面上讲，“精神”不仅仅从生命存在的层面上表征着一个人的精力或活力充沛，也不仅仅是从心理的层面上表征着一个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处于自觉的心理状态，更主要的是，“精神”表征着每一个人对其据以生活的终极意义和价值的信奉，是一种灵魂的“寄托”，也是每一个人的具有一定理想追求和目标指向行为的内驱力，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对生活价值的选择以及生活所持的态度、日常行为规则的遵循和方式的选择以及相应的意志品性，因此，精神对于每一个大学生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和价值，但不同的精神品性之于每一个体精神境界的提升和健康人格的发展与完善却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比如大学文化精神内涵中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性所表征出的精神境界和人格确实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性，可以说，一个具有“无私奉献”这一“精神品性”的人，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以及个人与国家利益关系上，总是把个人利益置于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之后，具有这种精神品性的人，又被誉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所以，大学生在接受大学教育阶段应具有何种“精神”，或者说形成什么样的“精神品性”，不仅是学生提升自身“精神 境界”和发展与完善其健康人格的问题，更应是学校营造和创建大学精神文化来“引领”的职责及方法问题。
第二，引导学生的价值观念塑造。
从哲学上讲，“价值”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是人的“合目的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根本体现。价值观念是一种衡量内心活动的尺度,是个体评价事物与抉择的标准,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态度、观念、信念、理想等,也为人们自认为正当的行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价值取向是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价值观被内化为个体的行为标准时,就表现为个体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可通过个体行为被外界感知,反映的是人的大脑关于外界事物对自己、对社会的意义、重要性的认识倾向,对人们的行为起着重要的支配、调节与定向作用。
从“价值”之于人的行为的选择与定向等方面来讲，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直接反映出价值主体对事物或行为所赋予的意义，价值主体作出价值判断从而作出价值观念的标准和依据：一是价值主体的信念、期望、理想追求，即合目的性；二是价值主体所处环境中的“他人”的价值观念以及价值实现的事实和引领；三是价值主体所处环境外的价值观的渗透和引领。对生活在大学校园中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化所内涵的价值观念对学生“价值观念”的“导向”就显得尤为重要，要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我们不能用主导价值观来强行取代大学生个体对自身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多元自主选择，主导价值观的确立并不等于完全消解大学生群体中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差异，而是要通过对各种现行的价值观的批判整合，确立一种为大学生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这就需要我们在大学元价值观中作价值量的分析与比较，让学生懂得去确定价值等级次序，优先选择其中价值量最大、最值得选择的那一种，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等级最高的是我们一直倡导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爱国主义是调节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价值观，集体主义是大学生自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发展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个人享乐主义思想。
参考文献：
[1]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P.82,99
[2]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P.234
篇5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3）02-0084-05
一 引言
汉语移动学习具有一般移动学习所具有的即时易用、个性化、非正式性、交互性、协作性等优点，汉语学习者不再局限于课本和电脑前，学习过程更趋于情境化、生活化。顺应这一趋势，笔者承担并开展了基于智能手机的情境汉语移动学习的研究课题。该课题围绕初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在北京日常生活里的衣、食、住、行、购，选取学校、饭店、医院、超市、银行、邮局等28个具有代表性的情境，拍摄学习视频，并辅以多种形式的练习，制成真实情境下的汉语交际多媒体课件。汉语学习者将这些课件下载到自己的智能手机中，“走到哪儿学到哪儿”，从自身的现实生活需要出发有选择性地学习当前情境中最需要的汉语，实现从情境到语境、从语境再到情境的自然过渡，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活学活用。
在该课题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情境并拍摄制作学习视频自然是情境汉语移动学习中最关键的一步，但是如果最终呈现给学习者的只是单独的视频，将很难给学习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难以实现学以致用的学习目标。而如果为每一个情境视频配上一定数量、多种形式的练习，帮助学习者巩固所学知识，提高其汉语交际技能，情境视频与练习就会相得益彰。鉴于手机平台的特殊性，汉语移动学习中的练习，究竟应以何种形式与数量进行，都是尚待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走游戏之路将是练习形式发展的一个方向，基于这一观点本文尝试着将当下流行的手机游戏与汉语移动学习需求结合，提出一种新型的汉语移动学习练习形式――游戏型练习。
二 手机游戏考察与分析
在已有的对外汉语教育游戏研究中，有研究者认为应当采用多人同时在线的网络游戏形式，以RPG角色扮演方式创建虚拟体验环境和互动空间，以中国的自然风光、历史遗迹为背景展开游戏，让学习者沉浸其中，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教师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也有研究者用调查问卷的方法，针对来华汉语学习者设计出模拟真实场景的电脑游戏，满足其日常生活中口语交际的需要，通过游戏任务激发学习兴趣，从而促进其口语学习。
虽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非常重要，许多教育游戏设计者也强调在游戏设计中应当体现这四个方面的特性，但是与电脑网络游戏相比，手机游戏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利用手机模拟出大型网络游戏的虚拟情境非常困难，同时由于手机的使用环境具有特殊性，学习者位置在不断变化，其注意力呈碎片化状态，在手机上用大型网络游戏进行学习就太不现实了。手机游戏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利用手机游戏进行学习并不局限于课堂或是电脑前，所以传统的教育游戏设计理论将不再完全适合用于指导手机游戏的设计。利用手机游戏开展移动学习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所突破。
1 手机游戏的考察范围
为了更精准地把握汉语学习者群体对手机游戏的态度，笔者在其所在学校开展了一次小范围的问卷调查。调查针对来华的汉语学习者，要求他们列举出几款自己喜欢玩的手机游戏。参与调查的有91人，共列举出105款手机游戏。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受欢迎度排名前十的手机游戏如表1所示。
2 手机游戏的特征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深受汉语学习者喜爱的手机游戏大都属于益智休闲类游戏，其情节性并不强，而玩家的操作技巧、图形色彩的识别能力、观察推理能力和策略谋划能力等成为游戏中过关取胜的关键因素。
经过进一步分析与归纳，这些游戏深受欢迎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简单的游戏规则与游戏操作
简单的游戏规则和操作，使得游戏易于上手。游戏周期短，可以让玩家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玩游戏。《俄罗斯方块》的基本规则是玩家通过移动、旋转变换和摆放自动输出的不同形状的方块，使之排列成完整的一行或多行既而消除得分。如此简单的操作，可以说是老少皆宜，从而令这款游戏家喻户晓，风靡世界。
（2）合理的游戏级别和关卡设定
在易于上手的基础上设定合理的游戏级别，逐步增加游戏难度，能够满足玩家通关以后的成功心理。拿《俄罗斯方块》来说，虽然其上手极其简单，但随着游戏等级的提高，对玩家反应速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想要熟练地操作并最终取胜，技巧性很强，难怪乎众多玩家会废寝忘食。
（3）多种游戏模式、可自定义的选项与随机因素
多种游戏模式及选项能够提高游戏的耐玩性。如《水果忍者》具有三种不同模式，水果和炸弹是否出现，有无时间限制等规则不同模式下各不相同。《植物大战僵尸》中有许多不同功能的植物，又有夕阳、浓雾以及泳池等不同的游戏环境（模式），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和挑战性。又如《愤怒的小鸟》除明显的关卡外，还有许多隐藏在不同地方的金蛋，玩家每发现一个金蛋，就能开启一道隐藏的关卡。这种随机而有趣的设置方式，能够极大地满足玩家的探索心理。
（4）突出的视觉与音响效果
《水果忍者》具有良好的视觉效果，不管是西瓜还是菠萝，一刀下去，汁液飞溅，画面相当逼真，让整个游戏变得更加有趣、紧张和刺激。《植物大战僵尸》中背景音乐、僵尸的惨叫声等多种音效，都极大地增加了游戏的乐趣。
3 手机游戏与电脑网络游戏的异同
通过前文对汉语学习者最喜爱的十款手机游戏的分析，笔者认为手机游戏具有与传统电脑网络游戏不同的受欢迎点。传统电脑游戏为吸引玩家，往往会渲染精彩的故事情节，而前文提及的这些应用于手机平台的小游戏，除《愤怒的小鸟》、《植物大战僵尸》、《蓝精灵村庄》稍带一些故事背景外，几乎不具有情节性。手机游戏玩家一般利用比较零散的时间，较强的故事情节反而不利于玩家在游戏中开展认知活动，而入门简单、操作性强恰好符合手机游戏“移动”的特点。
虽然在具体的实现形式上存在差异，手机游戏又跟传统电脑网络游戏一样，都要牢牢抓住玩家心理才能得到玩家的认可。游戏要能激发玩家的内在动机，如挑战、好奇、幻想、控制、目标、竞争、合作等。《俄罗斯方块》为玩家设定的目标是消除整行的方块，对操作反应速度要求逐渐提高，从而激发玩家的挑战心理；《水果忍者》中玩家通过简单辨识，在触摸屏上比划操作，横切竖挥，能够满足其操作控制欲望，对反应速度的要求也能激发其挑战欲望；《愤怒的小鸟》则以其绚丽的图画、有趣的故事营造引人入胜的游戏氛围，在游戏过程中模拟真实的重力效果，使玩家过足操控瘾。
在这10款游戏中，只有一款游戏属于语言学习类的，这就是基于BlackBerry手机的《拼单词》游戏（如图1）。游戏时使用菜园中的正上方、正下方或相邻的字母组成单词，就能够获得新的字母用于组成新的单词。菜园中出现的小洞为组成单词的制造障碍。洞两旁的字母如果组成单词，就能生成新的字母填住小洞。在游戏中组成的单词越长就能获得更多的积分。《拼单词》游戏以传统的字谜游戏为基础，利用英语单词的线性呈现特点，适当添加趣味元素，对单词的助记效果好，颇受学习者欢迎。这款游戏为笔者设计适用于汉语移动学习的游戏提供了思路。
三 游戏型练习的设计
1 游戏型练习的提出
在电脑游戏兴起之初，许多学者就意识到它的学习价值，然而在将其运用于学习的过程中，却又碰到了不少问题。虽然游戏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协作学习，却面临诸如游戏时间的掌握、游戏复杂度的控制、游戏性与教育性的平衡等许多实际困难。尚俊杰通过文献调研及实证结果分析，将教育游戏面临的困难和障碍分为三层：表层困难、深层困难和本质困难。通过对这些困难进行对策分析，他提出教育游戏的发展方向之一便是“轻游戏”。所谓“轻游戏”，是指游戏的内容和任务与学习的课程相关，具备主流游戏的特征和内在动机，如挑战、好奇、幻想、控制、目标、竞争、合作等，符合学习的模式和规则，方便易用的教育类软件，即轻游戏=教育软件+主流游戏的内在动机。轻游戏并不追求游戏的外在形式，而更注重游戏的内在特征，力求平衡教育性与游戏性。操作与练习式的游戏和一些模拟游戏可认为是“轻游戏”的典型形式。
游戏型练习以“轻游戏”的概念为基础，是一种应用于手机平台的带有游戏色彩的练习。它首先是一种供学习使用的软件，主要特性是教育性，游戏性则是其必要的实现手段。游戏型练习的设计也同教育游戏一样，应当包含明确的教学目标、具体的教学内容、合理的教学策略、有效的教育评价等，同时又具有足够的趣味性，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等，这样才能使学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少受负面影响。游戏型练习也应当注重反馈、评价等激励机制的设计，鼓励学习者进行下一步的任务，促进其反思与提高。
2 游戏型练习的分类设计
按照练习的操练性质划分，基于智能手机的情境汉语移动学习所涉及的游戏型练习可以分为选择型、排序型和开放型三类（图2）。
（1）选择型
选择型练习具有备选答案，学习者选择的答案与程序预设的选项进行匹配，进而判断正误，包括三个子类型：多中选一型、多中选多型和一一匹配型。
多中选一型即传统的单项选择题，从若干候选项中选出符合要求的一项。因为学生对这类题型十分熟悉，在如何激发学习动机方面反而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一般来说，使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元素更能够引起学习者的兴趣，典型应用题型为看图选对话，即看图片后选择与图片所反映情境相对应的对话内容（如图3）。
多中选多型的每一问题有多个备选答案，且其中至少有两个正确答案。《礼物拖拽》游戏（如图4）就是根据汉语学习需要而设计这一题型的代表。游戏首先告诉学习者将要出席某一场合，要求他们将合适的礼物拖拽到目标区域，不合适的礼物将会返回原来的选取区域。这种拖拽题要求学习者动手操作，互动性强，能够调动学习者的控制心理。
一一匹配型，即多个候选答案与多个问题一对一匹配。连连看游戏是这一类型的典型。笔者根据汉语学习的要求，量体裁衣，改编设计连连看游戏后形成《汉字拼音连连看》游戏（如图5）。游戏时，学习者依次单击汉字和拼音，如果匹配正确，汉字和拼音就会消失。
《词语翻翻看》（如图6）与连连看相似，它所有的格子在单击前均显示背面，单击后才显示正面，如果与前一次单击形成一个词语则两个格子都消失，否则将会在极短时间内自动翻回背面。这一游戏形式更考验学习者的即时记忆能力，而且一次只显示当前一个词语，能够摒除其他不相关信息的干扰，有利于训练学习者组字成词的能力。
（2）排序型
排序型练习要求答案具有一定的呈现顺序。汉语的语序是其特点之一，即使是中等水平的学习者，对汉语语序的把握也比较困难。针对这一需求，笔者重新设计了《俄罗斯方块》游戏（如图7），汲取游戏原有的限时消除的特色，要求学习者在一定时间内将呈现的词语或词组进行重新排序，排序正确即可消除这一句话，部分排序正确则正确部分予以消除，剩下部分保留。
汉字笔顺也是汉语学习的难点之一，学习者可以利用零散的时间在手机上反复进行汉字笔顺练习（如图8）。这一练习以在情境对话中的常用汉字为内容，学习者按照笔顺点选笔画，游戏给予即时反馈，点选正确则该笔画颜色变黑，点选错误则不变色，同时发出错误提示“嘟”声。这一形式适合移动汉语学习者注意力高度分散的特点。
（3）开放型
开放型练习没有固定的答案，要求学习者不断进行操练。根据情境汉语移动学习的需要，笔者设计了角色扮演和替换练习两种开放练习类型。在角色扮演中，学习者选择自己扮演的对话角色，软件则扮演对话的另一方；轮到学习者扮演的角色说话时，游戏将会静音，鼓励学习者与软件互动对话（如图9）。在替换练习中，两个类似情境中的对话可随时切换，从而训练学习者语言交际的拓展能力（如图10）。
3 游戏型练习的总体设计
由前文分析可见，不同游戏型练习由于各自独特的游戏方式，其所能练习的汉语知识和所能训练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在总体设计时应当首先分析某一情境视频中语言知识点的特征及对交际能力的要求，进而与不同类型和数量的游戏型练习实现搭配组合。参照第二部分对汉语学习者喜爱的手机游戏的考察与分析，游戏型练习的总体设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以情境为单位，采用自顶向下的任务设计模型
自顶向下的任务系统采用树状模型，最顶层是最终任务，下面为各个层级的关卡任务。在本研究中，最终任务是完成一个情境下的所有练习内容，关卡任务则是各种类型的游戏型练习。整个任务系统采用统一的积分，某一游戏型练习的积分还可以在另一游戏中使用，这样不仅可以对学习者就某一情境所涉及的语言知识及技能的掌握程度有一个整体的评判，也可以有效弥补部分“弱游戏性”练习题型（如多中选一型）的缺陷，让具备较强游戏性的练习带动这些练习，从而从整体上营造出更浓的游戏氛围。
（2）给予学习者贴心的关怀
有的游戏型练习形式（如音频和视频练习）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因此可以多用视觉的元素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从游戏的布局、色彩、配图以及游戏中的提示信息等诸多方面体现出对学习者的关怀，比如通过检测学习时间自动切换日间模式与夜间模式，或在嘈杂的环境中时用简短的文字提醒学习者带上耳机等。另外，为了满足不同水平学习者的需要，每一种游戏型练习尽可能地提供不同的游戏模式，使学习者既能将游戏用于普通的操练，也能进行紧张的限时挑战。
（3）鼓励学习者总结反思，增强交流互动
篇6
在西方经济学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广的经济人的假设理论是非人性假设的典型代表。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理论的基本思想，并作了系统论述。按照他的观点，人天生具有利己心和完全理性，能够通过运用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和信息，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同时由“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制)的指引产生利他的结果，使整个经济运行协调有序，社会利益得到最大实现。因而国家不应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而应对其采取自由放任态度。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斯密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使其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与此同时，这一理论假说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更新与发展。这最突出地体现在伴随着“边际革命”而兴起的新古典理论体系之中。第一，在斯密那里，经济人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而处于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地位，对其的描述也是粗线条的。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则上升为整个体系的中心范畴，并且它还得到了更为精确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新古典学派把经济人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分别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第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行为分析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定性研究，而且还借助于定量分析，比斯密的原始解说前进了一大步。斯密曾提出人出于利己动机总要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但怎样才算是实现了这种“最大化”目标，由于分析方法所限斯密没有给予解答。而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引人数量分析方法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如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条件—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即MR=MC;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条件—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二商品的相应价格之比，即。这些定理将人的行为动机与效果联系起来，从而为合理地组织与协调人类的经济活动提供了科学依据。第三，新古典经济学还考察了经济人在不同市场形态下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条件，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是经济人实现其理想目标的充分条件，这样，便把经济主体的理性、经济环境的完全性以及经济总体的均衡运行紧密地联系起来。由上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将斯密具有某种自发性的经济人概念进一步抽象为具有完全理性的、简单划一的、可量化的“机械人”概念。这充分反映了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特点，即把经济学从具有道德性和社会性的学科彻底转变为仅仅具有技术工具意义上的学科。这种人性假定把经济关系的分析建立在利己主义这个抽象概念之上，而忽视了精神、道德因素的作用，以致把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
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道德与人和社会密不可分。
人类起源的历史表明，人和社会是同时诞生、不可分割的。“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人和社会不仅是同时形成的，也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人是处于“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社会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的个人”，“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可见，“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人的存在其有内在的二重性。一方面，任何人都是一个个体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任何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因此，马克思指出:“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州，吠把这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内在地集于一身，因而成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马克思关于人性的假设就是这种最一般规定的“人”，马克思经济学的一切原则和规范、范畴及逻辑运动都是“人”的这种内在二重性的矛盾的展开、深化和具体化。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决定了人的需要或利益的二重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或利益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需要”，二是“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与此相适应，满足人的需要的途径和方式也有两条:一条是直接满足个人的需要，另一条是满足“表现社会需要的共同需要”，从而呈现为个体性和整体性的二重特点。这种特点使得任何人都有一个如何处理个体性和整体性相互关系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道德的需要也是人的最本质的需要之一。
二重需要内在地集于一身的人必须始终面对二重利益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形成调节和处理它们相互关系的客观需要。道德就是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人对这种客观需要及其必然性有意识的把握。从发生学的视角看，这个过程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就必然会逐渐地、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定的秩序、节奏，在个人同他人、个人同群体相互交往的关系中产生某种相应的要求。一旦人们自觉意识到这些秩序和要求，那么这些秩序和要求就会转化成为人们行为活动的“应当”，获得普遍的意义，其要点如下。
首先，“应当”是一种关系。它把人的存在及其需要或利益的二重性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人的活动外在地显现为个人同他人、个人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其次，“应当”作为人与人的关系的客观需要和必然性，会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并成为一种客观的精神力量，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和生活，因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再次，“应当”对人来说，不仅具有某种强制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有用性。“应当”的强制性不是纯外在地加给人的，而是人自己发现了、认识了的“应当”。人们之所以愿意放弃自己的某些任性和偏执，按照“应当”去行动、去生活，从直接或者具体层次上讲，是因为它能保证人们的行为的方向性、效用性。从间接或者抽象层次来说，“应当”是联系社会生活的必要纽带:它一方面能够把人与人、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以维持社会的存在，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也能够把人既作为个人的存在物同时又作为社会成员的存在物这两个矛盾联系在一起，实现人的内在统一，促进人的精神完善和人格发展。
人类认识的这一特点表明，人们一旦达到了“应当”的共识，它就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这种特殊规范性借助于人们的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来维系，表现在人们的视听言行、行为品格和习性之中，并通过人们的义务感和良心感，构成人们自我调节、自我约束和自我评价体系，从而发挥自己特有的社会作用。
由此可知，道德既是社会调节的一种特殊手段，又是个人实现自身内在统一和精神完善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始终根植在人和社会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根植在人存在的二重性及其需要的二重性之中。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从诞生开始，就离不开道德。缺乏道德，人们就无从获得内外利益，实践就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维持。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就是运用了历史的方法并作了逻辑上的推演，得出r人是社会人和道德人的结论。
亚当·斯密在经济人假设中曾用“无形的手”说明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贪欲最后会转变成整个社会的利益，却没有说明个人自我利益向整个社会福利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事实土，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及人的行为动机时，把人看成一个“个体”的和“自然”的人，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特征。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社会人、道德人的人性假设科学地描述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当个人在追逐自我利益的同时又关注他人利益时，亚当，斯密所说的由个人利益向社会利益的转变才有了可能的通路。非马克思经济学要想避开人的道德本质来谈经济发展，从最终意义上看是难以富有成效的，因而这一理论有其实践的局限性。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它把经济增长视为经济发展的惟一目标，危及人类的长远利益;一味强调经济与伦理原则分离、经济与政治过程分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主体对正义、公平和社会伦理漠不关心，缺乏承担社会道义的责任感;它把人看做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人们以自己的经济行为去实现物的目的，而不是追求使自己成为全社会敬仰的人，实现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的人的目的。
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观察、指导实践的科学方法。人在经济活动中必然要受到具有道德合理性的经济准则的制约，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和最好地创造经济业绩，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才能正常而又公正地进行，才能不断增长物质财富和日益提高生活质量。
篇7
《平面向量的数量积》是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4(必修)第二章第四节的内容。将平面向量引入高中课程,是现行数学教材的重要特色之一。由于向量既能体现“形”的直观位置特征,又具有“数”的良好运算性质,是数与形的结合和转换的桥梁。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平面向量的数量积功不可没。本课时的内容是平面向量数量积的物理背景及其含义,包括数量积的定义、几何意义、性质及运算律。它是继向量的加、减法,实数与向量的积等线性运算之后又一新的运算,是前面知识的延续,又是学好后续知识的基础,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2.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理解平面向量数量积、投影的定义;掌握平面向量数量积的性质及其运算律。
(2)能力目标
通过对平面向量数量积性质及运算律的探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训练。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善于发现、勇于探索的精神,体会学习的快乐。体会各学科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培养学生思考问题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3.教学重点:平面向量数量积的定义、几何意义、性质及运算律
教学难点:平面向量数量积性质及运算律的探究。
二、教法分析
为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在教学上,我着重以引导探究的方法为主(创设情境、激发思维――展示目标、引导探究――达到目标、发展思维――归纳小结、深化目标)贯彻“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思维为主攻”的教学思想。
学情分析:
考虑到学生已学过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和物理学中的力做功知识,应该能解决简单的物理问题。所以我主要采用从物理知识出发引导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热情,让学生自主探究逐步得出数学上的重要结论。
三、教学手段
根据本节内容特点,为了更好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提高课堂效率,利用多媒体辅助手段。
四、教学程序设计
1.复习回顾
通过前面学过的向量的线性运算引出向量之间是否可以进行乘法运算?引出课题。接着让学生思考下列问题:
(1)在物理课上学过的矢量有哪些?
启发学生从物理方面解释,从数学方面证明。学生可以体会到不同的运算其运算律不尽相同。这有助于培养学生思考问题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全面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协作能力。
3.巩固训练:教科书例2、例3、例4
让学生独立完成例题解答,巩固所学知识。可以让学生说明自己是如何解答出来的。这样可以查缺补漏,同时也给不太会解答的同学解释一下。
4.课堂小结
让学生回顾本节课主要内容并小结。培养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同时让学生体会各学科是密不可分的。
篇8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蕴藏其中并薪火相传的意识形态结构及人文精神范式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源泉。大爱精神虽一直未被先贤具体归纳提出，但它作为一种道德精神却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
（一）墨家“兼爱”
“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这种爱是广博深渊之爱，这种爱无等级、无差序、万物同一、不分厚薄，是大爱。
墨子所倡导的 “兼爱”，是指没有任何差别的、不分远近亲疏的泛爱。他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与互利，认为爱人与利人互相联系，兼相爱就是为了交相利，并共同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就墨子本人的观点来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兼爱的目标，即通过提倡人类之间的相亲相善，达到天下大治、大安之目的。提倡“兼爱”，亦是提倡和谐状态的保持与维护。
墨子认为，先秦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兼爱”的缺失，“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墨家认为“起不相爱”为天下纷乱的源头。“臣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墨子指出，要拨乱致治，唯有祛除乱源，变人人“自爱”为“兼相爱”。
（二）儒家“仁爱”
孔子对“仁”极为关注，《论语》中“仁”字的出现次数为104，谈到“仁”的地方共涉及58个章节。在孔子的思维中“仁”是人作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本质，他将“仁”同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孔子认为，“仁”基本上可以引申为三种含义：一是泛指道德和有道德的人。二是泛指乐观而又有高尚情操的人。三是指有理或有真理。在此基础之上，孔子提出“仁”是人的本质属性，“成人”亦既是“求仁”的过程。孟子将之概括为“仁者爱人”。
儒家的“仁爱”思想内在地包蕴着“爱人”与“亲亲”两层含义。在“仁爱”处于对外生发过程之中时，首先，在人与物之间爱先及人；其次在人与人之间，爱先及亲。“爱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爱人”它既可理解为广义的对人类的爱，也可理解为狭义的对别人的爱。在后一种意义上，君子爱人的最高境界是“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将之视为 “仁”的极致。“亲亲”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孝悌，是“仁爱”思想的根本。爱亲是爱人的出发点，爱人是由爱亲转化而来的。孔子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再明显不过地昭示出这种对他人的爱，正是由爱己转化而来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爱。
（三）“大爱”精神
不论是墨家的“兼爱”抑或是儒家的“仁爱”，“爱”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广博的概念，从古至今、不同地域的思想家们都试图对“爱”的内涵及意义作出界定与探究，但由于各自多元多维的局限性，迄今为止，尚无人敢断言已能对“爱”的本质作出科学的阐释。而我们所处的当今社会其实并不缺乏自爱、亲人之爱等一系列指向性明确的情感，真正缺乏的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大爱。
何谓“大爱”精神？大爱是爱人之爱，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自觉发生的对人类自身价值、前途和命运的持续的情感关爱与行为关怀，以及由此展开的一切活动及其活动方式、活动范围的总括。大爱精神是社会和谐、生活幸福的精神愿望和寄托。而儒家的爱人之爱，正是指明了大爱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道德精神和高尚情操，表明了 “人”在人类自身的道德生活中的优先地位。
弘扬“大爱”精神须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根本出发点与归宿，这不仅是因为儒家“仁爱”思想中的“爱人”、“亲亲”符合大爱精神中对于“爱”广度与深度要求，更是源于“仁爱”思想中“爱有差等”观点中的推己及人更符合当代社会施爱的个性化及人性化需求。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教化使得“人之老”、“人之幼”虽然能及，但与“老吾老”、“幼吾幼”在投入程度上不一样。如果只简单片面地要求两者一致，必然无法实现。所以儒家“仁爱”思想即是“大爱”精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大爱精神与当代大学生
“90后”大学生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转型、信息高效传播的背景之下。由于身处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之中，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较高的自我预期，具有实用主义特点，知识结构立体，信息捕捉能力强，思维具有创造性。但同时，他们将自身所具备的优势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微弱，缺乏吃苦耐劳的韧性与在逆境中坚守的毅力与勇气。理想的美好与实践的艰难之间所形成的落差会引发一系列当代大学生的人文情操缺位。大爱精神的弘扬与普及将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走出困境。
篇9
一 、宋明理学中所蕴涵的主要哲学思想
宋明理学指宋明（包括元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从狭义上理解：理学主要是指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哲学思想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天理”包含有道理、规律、秩序、准则、规定性等意思，而“灭人欲”主要是指克己省身。因此，“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防范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追寻维护社会、道德的和谐与美好；其次是“格物穷理”的思想。主要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再次是“天人合一”观念。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指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通。指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其中“天”并非指神灵主宰，而是“自然”的代表。
二、宋明理学中所蕴涵的主要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指人文知识化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成果，主要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人文精神包含人性、理性和超越性三个主要元素。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中所产生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因此，发掘其人文精神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1.“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中蕴涵的人文精神。
“人性”主要精神就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它是尊重人的理性价值追求，而“存天理，灭人欲”恰恰体现了这一思想的命题。
理学家们着重于封建社会伦常秩序的建立，因而提倡节欲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的平衡。“天理”反映的是人的理性追求和理性精神，而“人欲”反映则是人的感性需求。因此“理”就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就体现了人的人性，而“欲”只是人的非理性部分。鉴于此，理学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其中，“‘天理’是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望，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望。” 因此，“灭人欲”就是消除这些不合理、没有人性的欲望。至于“饮食男女”的“人之大欲”，理学家并没有加以否定，并称“饮食男女之欲”为性，性就是天理，而天理则是加以肯定。此外，“富贵利达、取之有道”也可看作为“理”。二程说：“以富贵为贤者不欲，却反人情。人无利，直生不得，安得无利？” “富，人之所欲也，苟于义可求，虽屈己可也。” 主要是指人们追求物质利欲是正当的合理要求，但是这种追求不是不择手段、不通人情，而是生财有道、取之有道。
从“男女之欲”和“富贵利达”之欲中可知：理学家并没有对人的欲望加以否定，而是对人的欲望加以区分。理学家的“去欲存理”的道德修养，虽然有其许多不足之处，但他们在否定的同时又肯定了人的正当利欲追求，对于现今社会中存在的不择手段、追求利欲最大化确有其反思功能。只有在合理性、合理义的前提下追求利欲，人们才能保持人的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就是尊重人自身，进而才能达到人文精神中尊重人的要求，再进而实现人性与理性的统一，其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也就不言而喻了。
2.“格物穷理”思想中蕴涵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另一个命题就是“理性”，指的是人是有思想、有头脑的，能够思考真理、追求真理，而“格物穷理”思想就体现了这一人文精神要素。从 “格物穷理”、“格物致知”上看：理学家要求人们成为理性的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
首先，理学家认为人是理性的认识主体。理学家们的“理”是通过“格物”得来的，而不是从感性直观中得到的。二程曾说：“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怎生便会该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 从中可知，“理”即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上帝赏赐给人们的，而是靠人们“格”所得的。一个“格”字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是人们在认识“理”过程中主体地位的完美表现，也是人理性的认识主体的体现。
其次，理学家们的知行关系也要求人们成为理性的实践主体。不管是二程的知先行后，朱熹的论先后、知为先，还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都要求人们重视“知”的重要性。从某种层面来说，“知”代表的就是人的理性，“行”则表明是人的实践。理学要求在“知”的理性指导下进行实践的“行”，也就是说“行”必须是有理性的。从这一点上看，虽然理学家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践观，但他们在“格物”的观点中体现出的人是理性的实践主体这一思想是不可否认的。#p#分页标题#e#
从“格物致知”到“知行合一”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明理学存在着我们现代社会中的某些人文精神的元素，即人既是理性的认识主体又是理性的实践主体。
3.“天人合一”思想中蕴涵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另一要素就是“超越性”，就是指人可以超越自身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就是这个“超越性”的集中体现。
宋明理学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到宋代的张载、二程而达到成熟，张载提出“天人合一”、“人但物中一物耳”的思想，二程强调“一天人”、“人与天地一物”思想，这一思想基本上是宋明理学各派思想家的普遍思想，主要包括三个命题：“一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即肯定人是自然的产物；二是认为人与自然遵行同一规律；三是认为人性即天道。” 具体来说，“天人合一”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倡一种人对自然的自然顺应，主张人和自然之间保持平衡、融洽、和谐一致。“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性和深刻性在于认识到人和自然的伦理关系。当人成为理性的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人与人的关系，关系到人类活动的自由度和发展命运。直至今天，当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而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命运时，理学家们所倡导“天人合一”的观点，正体现了人类社会拯救自身命运、对自身终极人文关怀和自身不断发展过程中的超越性。
三、宋明理学蕴涵的人文精神的时代价值
宋明理学中蕴涵的以上人文精神，反映出了宋明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不断进取、不断追求的精神，这种追求精神不断给当代提供了启发和启示作用，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具有跨时代的价值。
1.“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时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进行，市场经济的观念不断强化并使得一些人把功利、利欲看的高于一切，穷奢极欲、挥霍无度。遏制贪欲、提倡节俭，构建“节约型社会”成了我国当务之急。现在我们重新审视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时，发现其思想对于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有效地反贪、反浪费和构建和谐社会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天理，灭人欲”主要是只对于那些人之常情、人的正常欲望，这是“理”，均为“存”的；而对于贪欲、无节度的欲望我们应该灭绝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扩大自己的欲望，要时刻遵守法律规则和崇尚道德。此外，“存天理，灭人欲”不仅启示我们要戒“贪”，而且启示人们要反浪费。节约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对自身欲求的节制，“灭人欲”就蕴涵了要节制人的各种欲望的要求。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生态失衡、资源枯竭等许多问题都与人的欲望过度膨胀有关，过度的欲望消耗了太多的能源资源，也使我国现有资源浪费了太多。因此，要改变这些状况，达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就必须节制我们的欲望，走环境友好型发展战略。
2.“格物穷理”思想具有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时代价值。
宋明理学中“格物穷理”思想对于开启和发扬现代人们的尊知理性精神和理性实践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思想指导作用。从“格物穷理”、“格物致知”的内涵和外延我们可以看出，物之理是人们不断通过“格”所得来的，人的知识是“穷物之理”才产生的，人们对物之理的认识不能靠天，不能靠神，只能靠“格物”。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着盲目迷信、不努力学习、学术腐败不断滋长时，“格物穷理”思想的时代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人们只要不断的“格物”，就不再会被迷信思想所蒙蔽和学术腐败所侵蚀。我们经过“格物”来取得知识后，才会更加尊重知识，从而才会产生尊知的理性精神。
宋明时期的许多哲学家在谈到“格物穷理”、“格物致知”时，都会不可避免的谈到“知行合一”，宋明理学中“格物穷理”的目的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前提是“格物穷理”。“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为人的实践不是盲目的，是有一定的知识作为指导下进行的，人们的实践不能离开“知”。“格物穷理”、“知行合一”思想彰显了人是理性的认识主体和理性的实践主体。它对当今社会那些盲目盲干、不讲科学的人具有良好的启发和批判作用，并科学地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3.“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和谐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价值。
“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含义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各种关系和谐的基础。“天人合一”思想为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为现代可持续发展观战略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和思维模式，同时“天人合一”思想也有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20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人口、生态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危机在近年来更是有增无减，人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问题使得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可持续发展思想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而“天人合一”思想对于现代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和发展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如张载“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二程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一天人”等都包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都追求“天”与“人”之间的和谐、均衡、统一，都追求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这些思想恰恰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吻合。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建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统一的社会，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观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有其自身的秩序；人类是在自然演化中诞生、发展，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和谐的一体，天人相依、相存；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和谐相处，在二者之间寻求统一。这些思想与“和谐社会”的观点具有相同之处，可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和思维模式。#p#分页标题#e#
21世纪是人的世纪，是人类全面对自身关怀的人文精神的世纪，为了更好的贯彻实现人的现代化即“以人为本”的精神，我们就应该融合各方面有利的积极因素，对其加以扬弃为我所用。因此，对待宋明理学的态度也应该是把它的思想精华融于现实当中，吸取其合理的精神因素从而形成现代人的思想飞跃。
参考文献：
[1]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引言第1页.
[2]陈来著：《宋明理学》（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引言第2页.
[3]程颢，程颐撰：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72页
[4]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第1144-1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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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管理工作是学校工作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是监狱局为主管单位的全日制高职警察院校，自建校以来经历了军事化、半军事化、警务化的学生管理制度。每一次学生管理制度的变革都能促进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学生警务化管理的整体框架已经搭建形成，主要是以《学生警务化管理规定》、《学生干部工作职责及考核规定》、《学生奖励管理办法》、《学生违纪处分办法》、《学生分值考核实施办法》、《学生一日生活制度》等一系列完善的制度框架。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警务管理出现了执行力支撑体系缺失、高职人才培养目标和创新意识缺乏等日渐突出的实际问题，导致学生管理工作出现管理效率低、管理手段少等诸多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警察学院学生招录体制的改革进程不断加快，面对市场考验的严峻程度日渐加大，探讨警察学院学生的优势所在，深入研究警校学生的自身特点，通过对警务化管理内涵问题的探讨寻找警察学院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树立独特的警察院校品牌，真正使警务化管理制度得到良好的执行，做到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纪律、严格训练，培养思想政治化、作风战斗化、生活制度化、行为规范化的高职高专优秀人才。
一、警务化管理的由来和科学内涵
1.警务化管理的由来。我国的警察和军队同宗同源，警察院校不少领导和教职员工都是军人出身，因而在学生管理甚至教育训练中采用军事化管理方式。警察和军队都是武装性质的纪律部队，这种认同心理大大强化了在警察院校的学生工作中实行军事化管理的信念。因此，在很长时期内警察院校的学生管理都采用军事化管理方式。直至2003年第二十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公安院校比照军队院校实行警务化管理，公安部制定的《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规定》的出现，才对公安院校实行警务化管理的具体目标、要求等提出了明确的标准。警务化管理与军事化管理一样，试图通过以下三种主要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全方位整体性管理，即《内务条令》管生活、《纪律条令》管行为、《队列条令》管训练，最终实现学生令行禁止、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纪律作风。随着警务化管理理念的诞生，全国警察院校掀起了对学生实行警务化管理的热潮，同时在警察院校警务化管理领域兴起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
2.警务化管理的科学内涵。全国警察院校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依照《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内务条令》、《警务化管理条例》精神，以培养优秀预备警察为目标，建立并不断完善了区别于军事化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它立足于警察特点、汲取军事化管理模式的优势，同时与警察培养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一套严格、规范、科学的管理和量化考核制度。
这段考核制度具体包括：请销假制度、一日生活制度、警容风纪条例、内务卫生条例，集合会操制度、升旗仪式规定、值班和就寝制度等诸多方面。通过这些制度在教学过程中、日常生活中的有效贯彻和实施，促进学生思想政治化、作风战斗化、生活制度化、内务标准化、行为规范化的全面培养，以达到政治育人、培养警察意识、强化职业素养、发挥行业优势，最终成为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合格预备人民警察的目的。
二、警务化管理模式是警察院校学生管理与培养的必然选择
人民警察是国家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担负着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国家政治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使命。警察院校作为培养和输送人民警察后备力量的专业教育机构，其教育模式、教学内容、培养目标都区别于普通高校，警察院校所实施的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对学生进行管理与教育时也需要采用一种独特的模式，警务化管理模式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经过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如今警务化管理模式已逐步成为警察院校对学生进行管理与培养的必然选择。
1.警务化管理是警察院校正规化建设的必然需要。人民警察是一支纪律严明、分工明确的正规化队伍，每个警种都有自己独特的责任，每个警察都有自己的分工和职能，针对不同种类、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警察，在分工协作上都进行了具体的、明确的规定，这也充分证明了警察是一支正规化的队伍。同时，警察院校作为培养预备警官的基地，其软硬件的正规化建设也是必然。警务化管理模式是建立在军事化管理模式和警察工作实际基础上的一个科学创举，是推进警察院校正规化管理和建设的有效模式。警校大学生政治素质是否坚定、作风是否过硬、纪律是否严明、警容是否端庄、精神是否饱满、警察技能是否娴熟、校园秩序是否严肃活泼等都体现着一个警察院校警务化管理水平的高低，也体现着其“从严治警、从严治校”的正规化水平。
2.警务化管理是培养合格预备警官的必要手段。警务化管理模式依据《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人民警察内务条令》、《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警务化管理细则》，以及具体的《一日生活制度》、《内务卫生制度》、《警容风纪规定》等一系列综合性的规章制度，使警校大学生接受严密严肃严谨的纪律规章制度的约束锻炼和培养。从入学的警政训练、一日生活制度、行为养成到课堂纪律都在警务化管理内容涵盖之内，使他们经受严格的锻炼和警察院校独有的文化氛围熏陶，最终培养成为政治信仰坚定、警察意识合格、警察技能娴熟、专业素质过硬的优秀预备警官。
三、警务化管理对警校学生综合素质的影响
人民警察的基本素养主要体现在政治素养、专业素养、文化素养、身体素养等方面，警察类院校对警校大学生的培养与教育也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通过实施警务化管理模式，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教育，能有效地提高警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1.警务化管理与政治素养培养。人民警察是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国家政治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武装力量，特殊而光荣的使命要求人民警察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服从党的绝对领导，服务社会，听党指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民警察政治素养关系着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宁，是警察院校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警察院校的警务化管理模式坚持把培养学生过硬的政治素质放在首位，从新生入学起，就开始通过政训、主体班会、舆论宣传，政治理论教育，以及队列会操、内务检查、值班站岗等多种形式有效培养了学生的纪律意识和“令行禁止”的作风，在课堂学习中也通过开设《基本原理概论》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精品马列课程对学生加强政治观念和政策理论教育，强化了学生的政治思想观念，使学生牢固树立了“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忠于法律、忠于职守”的意识，牢固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意识。
2.警务化管理与专业素养培养。人民警察的专业素养主要是指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务，完成各项任务的实际本领和能力，主要包括对专业素质知识结构、警察意识、警察技能技巧等各方面的职业专业技能知识，警校大学生只有具备了较高的专业素养才能在今后工作岗位中胜任工作、保证任务完成质量。
警务化管理模式有效地将学风建设与课堂纪律结合起来，将学习成绩与行为操勤、课外活动、实践实训相结合。通过课前列队点名制度、课堂抽查点名和就寝制度等，保证学生的到课率和课堂效率；通过早操列队点名制度保证学生按时参加训练；通过对学生学业情况跟踪，进行个别指导，以及与任课教师的沟通交流，促进和帮助个别学习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通过开辟第二课堂，促进社团交流，举办队列会操和各项比赛，组织实地参观考察等实践实训活动丰富学生的专业视野，拓宽思维，增强实践操作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热情，努力营造学生专业素质培养的良好环境。
3.警务化管理与文化素养培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是对当代警校大学生的一项重要要求。它要求警校大学生不但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还要求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当代科技经济知识、政治法律知识、国际国内形势等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和掌握。在警务化管理的过程中，通过警校高效率的组织方式积极引导学生会、社团的建立和发展，指导社团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加强了警察类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之间多方位的交流互动，进一步地陶冶学生情操，丰富学生课余文化活动，促进学生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最终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
4.警务化管理与学生身体素质培养。人民警察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其性质决定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身体素质强健与否，是能否胜任工作的基本保证，因而要求人民警察必须具备强健的体格和健康的心理。警务化管理模式注重对警校学生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的训练，通过实行早操制度督促学生积极参加训练，如组织拳击队、散打队、射击队等各类警体技能训练。同时，将警察体育课堂训练和社团文体活动相结合，让学生有效掌握格斗散打技能，并让学生养成健康积极的心理状态。通过组织长跑训练、各类小型运动会和警察技能竞赛等提高学生参与体能训练的热情，在丰富学生课外活动的同时提高身体素质。
四、新形势下警务化管理的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结构复杂、矛盾尖锐，社会治安状况复杂多变，国际国内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给人民警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难题。为了适应新形势下警察职业素养的新要求，警务化管理模式为培养新时期的人民警察承担着艰巨的责任，同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警务化管理模式对学生诚信品质的培养。诚信和信仰是现代社会最为缺失的宝贵精神财富。人无信不立，诚信是立身之本，人民警察作为法律的捍卫者与执行者，更应该具有诚信的基本道德品质的保证。只有真正做到诚信，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新形势下，人民警察往往受到金钱、利益等诸多诱惑，是否能坚定地保持对法律诚信、对人民诚信、对党忠诚的品质，不仅关系着人民警察的个人品质风尚，还关系着整个人民警察队伍的形象品质，更关系着整个社会、党、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发展，因而对警校大学生的诚信品质培养是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
在警务化管理的过程中，警察类院校非常重视对学生诚信素质的培养，不仅通过警政训练和《警察礼仪》等课程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而且在学生的量化考核中也突出强调对诚信的考核，并通过量化考核奖励来鼓励学生发扬诚信的品质，同时通过社团活动营造诚信的校园文化氛围。
2.警务化管理模式对学生法治理念的培养。依法治国是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人民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只有坚持依法行政才能更好地践行法治理念。当前我国警察队伍特别是西部地区队伍执法素质低下、法治观念淡薄，严重影响了执法水平的提高，提高人民警察的法治理念是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
在警务化管理过程中，对警校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是警察类院校教育工作的重点。警务化管理与教务教学科学结合，有力地保证各项教学任务的完成。在具体教育过程中，将课堂教学和课下活动相结合，课上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刑法》、《民法》等法律课程的教育，以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课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模拟法庭、模拟执法等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会对法律知识的运用，也有助于加深知识的理解、提高学习兴趣、增强对法律的认识和法律素养。通过开展校园法制文化建设、组织学生到相关单位观摩学习，在校外开展普法宣传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提高了学生的法制意识和法治理念，为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3.警务化管理模式对学生应变能力的培养。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不法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日益多样化，犯罪方式日益隐蔽，人民警察所面对的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多变，面对不同的犯罪方式和手段，提高人民警察的随机应变能力显得至关重要。
警务化管理模式不是一个死的模板，并不是要求我们对所学的理论知识和课堂上的讲义死记硬背，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灵活运用。为了着实提高警校大学生的随机应变能力，技战术课堂上教师认真详细地讲解了各项基本应对手段，并通过具体案例让学生加深对各项应对技能的了解和掌握，组织学生观看技战术教学片，鼓励学生发散思维、大胆构想，指导学生参加实战演练并通过实战点评引导，分析成功的原因、汲取失败的教训，切实提高了学生实战应对能力。
篇11
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积累出来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形式，它传承着本民族语言及文学，内容多样并具有自身特点，让学习者能够不断提升写作水平并具备较高的语言文学修养及人文素养。汉语言文学涉及面广泛，主要研究的内容可以小到文章的字、词语、句、段落等，对于语言思维逻辑、语法修辞的运用也是其涉及的研究内容。
二、语言的意境创作
语言的意境是从美学的角度及审视方式描写自然、社会和人生。散文、小说、古诗词等都是汉语言文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代表了我国文学的发展水平。那么我们就在散文里体会汉语言文学中语言的独特意境。
（一）来源生活，真情实感
散文本身就是真实的情感写照，散文里面的场景是生活中会出现的画面，意境来源于生活，但如果把出现的画面发生的事情原封不动的带进散文创作中的话，不免会造成文字上的枯燥乏味缺少生动性。所以，在散文的创作中或多或少带进写作者的主观情感和主观选择，这样就增强了散文的阅读性。例如朱自清在《背影》中的其中一个场景描写，父亲送“我”上车后细微地刻画了为我买橘子的情形，“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铁道边，慢慢探下身子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经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场景是真实的写照，但在描写中出现的“蹒跚”、“探下”、“努力”等词语的运用，深刻地折射出作者对父亲饱含的关爱、痛心之情，反映了当时社会状态下作者的悲惨命运。这就是作者通过平实的语言描写打动读者的内心。
（二）自身真实思想的体现
散文的创作如果仅是表现高高在上的号召、启发，总会让人觉得有距离感，不贴近真实生活。真正的散文应该是真实思想的体现，它充满生命力，能引起读者共鸣，唤起平民意识。张爱玲的散文基于当时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大环境下，物价飞涨、时局动荡、家庭压力等，使她对众生的描写没有任何隔阂障碍。比如《中国人的宗教》里传达着社会底层的思想感情，并未从书面上的传教的口吻进行写作。再如《烬余录》，并未从历史的角度描写战时香港所见所闻，而是从“我”出发，嬉笑怒骂间的小事反射当时的社会大环境。
（三）构建灵趣
散文中的灵趣就是写作者的喜怒哀乐和对人、对事、对物的真。例如贾平凹的《平凹小传》里，作者交代了自己的姓名、意义、生日、家庭环境、过往经历等，内容丰富，语言突显个性。而这是作者的真情流露，表达了作者本人淡泊、谦逊的性格特点。这就是真性情的流露。再如丰子恺的一些散文就以儿童的角度出发，保留自身的童真童趣，尽力了解感受儿童的世界。
三、语言的应用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对培养高素质人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日趋完善，汉语言文学要构建完整的学习体系，不仅要学习其中的理论知识，还要学习其中的内在精神，以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和语言应用能力。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日渐严峻，复合型人才更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正确看待它的社会价值和应用价值。
（二）文学理解
汉语言文学，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研究来理解文学作品。阅读文章中的文字阅读是对文学作品表面的内容加以理解，而文学上的理解就是更进一步的理解文学作品的写作意境并加以分析研究。它是高层次的理解方式，这就需要汉语言文学方面的相关学习才能得以掌握。学习到汉语言文学后，不仅可以对学过的文学作品进行揣摩理解，甚至也能对没见过或者刚出版的文学作品进行理解。
（三）写作训练
《写作学》和《文学概论》分别为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者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格式上的严谨规范和更深层的规律总结。这两门课的学习是写作训练的基础和保证。汉语言文学方面的学习对写作训练提供了有力帮助。它有利于写作者充分了解情感的表达，意境的构建，懂得怎样把写作文章中的语言运用的恰到好处。汉语言文学的写作与其他相比，具有其自身独到特点，写作者要适当应用汉语言文学进行创作，为文章彰显特性。
（四）规律运用
汉语言文学是研究语言的专业，它能提升语言文字修养和能力，语言文字同样也存在一定规律性。我国民族众多，人口数量大，语言方面也相对复杂。普通话作为官方通用语言在一些地区一些环境下并不能较好的实行。以区域进行说明：南方地区对卷舌音较难辨别，读起来也比较困难，北方地区则对卷舌音的敏感度较差。通过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可以让学习者了解语言规律相关的知识并正确进行运用，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多边交流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学好汉语言文学对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具有显著效果。汉语言文学拥有其自身特征，在语言意境及应用方面具有一定规范和要求。我们在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中，应主动地发挥并探索适合自身的方法进行学习，加强对语言的意境及应用方面的分析研究能力，为日后进入社会打下良好的文学基础。
参考文献
[1] 周 洋 刘再复 《中国文学》 北京出版社 2011年
[2] 王 勇 《序论：汉籍与汉字文化圈》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年
[3] 姚晓柏 《汉语言与文学》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年
[4] 潘连根 静 义 李佩仑 《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写作能力培养的思考》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教育教学研究版） 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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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门为建立适宜人类居住，满足人类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并且具有一定艺术感的物质空间的设计学科。环境艺术设计中研究如何进行空间布置和家具陈设等要素设计的艺术属于室内设计，而研究如何对建筑物的空间、绿化、设施等要素进行设计的艺术属于环境景观设计。为人类提供日常生活需要的环境空间，并且限定空间中的实体要素，营造出一定的环境空间和环境实体等是环境艺术设计中的核心内容。可以说空间是环境艺术设计的主体，人是艺术设计的主导。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艺术设计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
一、认识建筑空间和建筑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还比较短，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这门学科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知识结构综合化、多元化且具有一定的领域扩张趋势。我们应该根据每个学校的资源结构情况，在课程设置上突出重点，围绕核心领域探讨新的知识增长点，避免教学中出现大而空的现象。教学过程中注重对该课程自身特点的研究，保持该专业的良好发展趋势，以完善专业体系结构。应该将视觉艺术作为切入点，分析环境艺术设计的核心要素，对涉及到环境和艺术等的相关领域进行重点分析，并对研究内容进行整合，以保证教学的连贯性和针对性。通过合理的内容配置，让环境艺术设计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建筑空间和环境艺术空间被统称为“空间艺术”。建筑空间相比其他的造型艺术更加复杂，属于三维限定空间的范畴，并且兼具了四维空间的特点。意大利建筑理论家布鲁诺・赛维提到：“掌握空间和知道如何去观察空间，是了解建筑的钥匙。”可以说建筑空间是我们生活的大舞台。室内设计是一种为满足人们生活、休息等物质需求而进行的建筑物内部空间设计，环境景观设计是对建筑外部空间的设计。环境艺术专业的学生不能只作为一个艺术欣赏者和接受者，而需要从空间的角度理解建筑的概念，并且在建筑设计中加深对建筑艺术的理解。环境艺术教学应该从首先让学生掌握环境空间的概念，并在教学中注重对学生空间意识的培养。
二、环境艺术设计的空间特点和建筑空间的重要性
（一）环境艺术设计的空间特点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门多种造型艺术共存的新兴艺术学科。它融合了建筑、绘画、园林等多门类的知识，并且将这些知识进行了有层次的结合，创造出了一个整体的空间艺术意境。环境艺术设计的“空间”涵义和表现形式，超越了其它传统的造型艺术，可以说这种空间概念比任何一门空间造型艺术更加复杂，更难被人理解。真实空间性、时空综合性和空间固定性是环境艺术设计与其他艺术造型设计的最大区别。
环境艺术设计集中体现了空间审美的特点，只有进入到艺术作品空间内部，将所有的画面和景象联想结合在一起，才能得到完整的艺术和审美体验。例如，在游览杭州西湖或者丽江古城时，如果游客没有进入景区内部，根本无法领略那种小桥流水、绚丽多姿的西子湖美景。环境艺术设计有四维空间的特点，具有一定的时空综合性，需要借鉴音乐、舞蹈等艺术表演等形式，在造型艺术的基础上，融合雕塑、绘画等工艺艺术的空间表现技巧，以营造出富有意境的建筑园林空间。此外，环境艺术设计的创作必须有一个真实的地址，即具有空间固定性。环境艺术设计作品需要建立在不能移动的空间上，并且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二）建筑空间的重要性
目前的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还普遍存在“轻视空间”的现象，教师往往只注重环境中的实体，忽视了环境空间的功能和其艺术意境。这种传统、片面的教学方式，容易误导环境艺术设计学习中学生对教学目标的理解和评价标准，严重阻碍了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的良好发展。因此，在环境艺术教学中教师应该加强对建筑空间的认识，增强教学中的空间意识，以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环境艺术设计的空间特点。
建筑的区别和一般艺术特征的区别是其可以使用三度空间语言。建筑的这种特征，不仅体现了建筑艺术的特征，也体现了环境艺术的特征。其他与环境空间相关联的造型艺术，也使用了这种空间语言，单纯从建筑模式上还不能完整地解读这种艺术设计空间语言。建筑中研究的空间，和环境艺术设计中研究的空间并不等同。邓庆尧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提出环境艺术是一种多学科互助并存的艺术的概念。可见，环境艺术设计的空间构成十分复杂，形式变化也丰富多彩，是其它传统造型艺术不可比拟的。环境艺术设计将建筑空间作为“主体”，融合了其它造型艺术的空间特点，并形成了一套新的空间形态，通过对这门学科的运用和推广，能够很多好地认识环境艺术设计的主要空间特点。
教学中可以针对环境艺术设计的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将认识建筑空间和设计原理作为课程重点。在回顾单体建筑历史的基础上，通过以点带面让学生了解建筑艺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下的发展过程，以及建筑文化的多样性和传承性。教学中应该梳理好建筑形式与其功能之间的关系，运用以人文本的教学模式细化建筑功能结构，让建筑的空间布局更加富有变化，将各种空间元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培养学生从手绘草图到立体建模的设计能力，以及规范使用设计制图表达设计思路的能力，以此为以后处理好建筑和空间环境之间的关系打下坚实基础。
三、结语
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教师必须结合该专业特征深入了解其艺术特点，加强对学生建筑空间意识的培养。注重环境艺术设计真实空间性、时空综合性和空间固定性的特点，充分借鉴舞蹈、绘画等知识，积极开展项目教学实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全面的空间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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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1 建构主义的理论认识
建构主义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最早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间汲取了维果斯基的历史文化心理学理论、奥斯贝尔的意义学习理论以及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等多种学习理论的精髓，它较好地揭示了人类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获取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面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构建的方式所获得。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认知和信息加工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能力，教师对学生的意义建构只起帮助和促进的作用。建构主义强调学习情境的重要性，认为学生的学习是与真实的或类似于真实的情境相联系的，是对真实情境的一种体验。学习者只有在真实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于社会互作用，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才能积极有效地建构知识，重组原有知识结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协作学习”对知识意义的建构起养关键性的作用。它强调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协作交流以及学生和教学内容与教学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建构主义强调对学习环境的设计认为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为学习者提供各种资源（包括各种类型的教学媒体和教学资料），鼓励学习者主动探索并完成意义建构，以达到自己的学习目标。
2 建构主义视角下高职英语教学的内涵
2.1关注高职学生的个性特征，建构“以高职学生为中心”的英语课堂
2.1.1强化素质教育，专注个性发展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方式的重要性，应依据学生们的自身特征，采用符合学生自身发展诉求的教育方式，真正达成终身学习、全面教育，进而实现素质教育这一终极目标。素质教育是重视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高质量的完成教育活动，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自觉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并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进而提升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我们必须看到，接受教育的学生们受到不同的生活环境核学习背景的影响，不同的学习者所体现出的个性特征均有不同，这就需要教育者重视学习者的个性特征，以促进大学生个性发展为目标，从而更好地实现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意识到学习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对不同的学习者应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并引导他们确立符合自身特征的学习目标，达到量体裁衣的效果。但是，在现实的情况下，学校伴随着逐步的扩招，而越来越变得“一刀切”，忽视学生们的个性发展，使得他们缺乏个性，像生产线上的商品一样，变得趋同。因此，在强化素质教育的形势下，应注重高职学生的个体、兴趣及智力差异，培养富有创造性的人才，才是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
2.1.2创新英语教学理念，实现“以高职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设计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教师的教学主导地位以及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强调学生才是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认知主体，并不是受到外部刺激以后的对知识的被动获取，而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这就要求教师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将高职学生放在教学的核心地位，达到以高职学生为中心，以培养高职学生的学习能力为目标，鼓励高职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体验学习的快乐，从而提高高职学生对外语学习的兴趣及主动性，使高职学生形成学习的主人翁意识，才能够促进高职学生对知识的学习能力，并对在日常生活中灵活的运用所学知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高职院校应进一步开展以高职学生为中心的外语教学活动，提倡教师作高职学生学习的引导者，通过与学生们之间的互动，将高职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能动性发挥到极致，来提高英语知识的掌握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2.2主动创新教学方法，建构多样化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
建构主义强调情感因素和创造性思维的发挥，英语教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这就要求高职英语教师应重视高职学生的个体差异，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建构多元化的英语课堂，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调动高职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重视高职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并挖掘高职学生的学习潜力，将高职学生培养成为创造性的人才。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但知识不是通过教师授课获得的，面是大学生在某些特定隋景下，受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和其他人的帮助，充分利用学习资源，通过建构获得的。因此，应强调情景教学模式的重要性，在教学实践中设定某个特定场景，并将索要讲授的知识与场景相结合，创建开放式的讨论模式，使得与知识相关联的场景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有利于巩固高职学生对单词的掌握，并最大程度的将其学以致用，应用到生活中相似的场景中。除此之外，教师还有那个观察高职学生的表现，找到适合他们的教学情境，激发他们参与教学活动的热情，建立和谐的英语课堂。
3 建构主义视角下高职英语教学的路径选择
3.1创新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理念，争做研究型教师
传统的教学模式与理念禁锢了高职英语教师的思维，高职英语教师应打破固有思维，结合建构主义的相关知识，分析目前高职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教学规律，概括出高职英语教学的新路径。高职英语教师应增强自身的业务能力与水平，为自己制定长期的发展目标，争做研究型教师，既要研究教学内容，又要研究教学模式与方法，成为教学过程的设计者、实施者与管理者，使得高职英语教学得到实效，提升高职学生对英语单词的掌握程度，以及灵活运用英语知识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3.2完善学习方法的指导，实施高职院校英语合作式教学
学习方法决定了学习效果的好坏，良好的学习方法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所在，而如何提高学习方法则需要锻炼高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来体现。建构主义理论要求教师根据学生自身条件的不同，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运用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学习方法来完成对课程的掌握与理解。此外，建构主义理论十分重视协作学习，认为师生之间与生生之间的合作，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高职学生学习英语课程的效果。
3.3丰富英语教学内容与活动，创设和谐的学习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