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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学院学生职业精神的培育对策
（一）加强医学生人文教育
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医学相比之下要具备更为深刻的人文精神。，缺失人文精神的医学将不再是真正的医学。医学精神起源于人文精神，是人文精神内涵的展现。人文精神助力医学发展，提升医学内涵，人文精神要求医生尊重生命、以人为本。加强医学生人文教育使医学生充满爱心、尊重和懂得关爱病人。在医学院学生职业精神培养的背景下加强人文教育，具体谈以下几点。
首先要设置优良的，系统的人文教育课程。人文教育课程是培育医学生人文教育的基础，从而展开对医学生系统的人文教育，为医学院学生的道德培育和职业精神培育构建人文基础，培养医学生的人文信仰。医学院校在保障专业课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增加人文课程比例，形式上兼具人文必修课和选修课，向学生传授必要的人文知识，具体包括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史、医学社会学、医患沟通学、医学法学等课程，课程量适当，避免过多影响医学生繁重的专业学习任务，也不能过少，太少不利于医学生人文精神培育，保持合理课程量同时避免与其他德育课程混淆冲突，制定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计划，完善医学生人文教育。在人文课程讲授过程中，要避免灌输式教学方式，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观念的引导。通过人文教育的课程使医学生对医学人文思想发展和形成过程有感官的认知，引导学生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强化医学的使命和最终目标，实现人文教育的目标。
（二）促进职业精神培育与实践相结合
职业精神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它反映特定职业特殊利益要求，它是在特定职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1]。实践教学是医学院校专业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它一方面是提高医学生职业技能水平重要手段，一方面是培养医学生职业精神的重要思路。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对实践教学都很重视，每个学生都有一年的实践课程，在这期间学生是在医疗第一线亲身体验医生实际工作，同时这也为他们职业精神培养提供了有利条件。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延展性规律，医学职业精神教育的延展性表明其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和通过学校职业道德教育就可以完成的，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必然是对医学职业精神感知并逐步内化过程，最终才能成为学生的素养。实践是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的必须的环节。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己经认识到仅仅开设医学伦理学和医学哲学等职业精神培育课程，并安排教师教授这些课程就是医学职业教育的终结，遵循医学生的职业精神培育规律，这只能将职业精神培育停留在“知”的阶段，而医学职业精神教育中“情”的培养、“意”的锻造都必须在实践中进行[2]。在实践的环节延续培育医学生职业精神，利用临床实习和实训等学习实践活动感受人文精神，从而深化培养医学生职业精神。让医学职业责任和职业使命在实践中深刻印在医学生的脑海中，职业精神培育与实践的成功结合，让良好的职业精神素养指引医学生未来的行医生涯。
（三）完善培育监督与评价体系
和其他专业大学生德育和综合素质的测评标准一样目前结课考试方式也被用于我国对医学生进行评测。随着社会对医生要求不断提高，采用这种方法考察德育和精神教育已不合时宜，并且一般大学生德育内容满足不了医生对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的要求，存在很多的不同，还使用原有的测评体系极为不当，在基于医生的职业精神教育特征和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目标和具体内容，来制定具体的考核和评价标准使趋势所在，才能更为科学的综合评价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的效果。目前我国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方面合理的监督和评价体系还极不完善。首先改变部分人的错误认知，认为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是不可测评的，完善监督和评价体系更无从谈起。职业精神是可以测评的。第一职业精神教育有实体教学课程，测评学生对课程知识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状况可以测评教育效果，第二任何行为都是在思维活动指导下的实施，可以对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前后行为变化进行考评来测试教育效果。因此，职业精神在能不能测评上毫无争议，最重要最急迫的是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工作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职业精神教育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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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内容是全面的、启蒙性的，2001年7月，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将幼儿园教育内容相对划分为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个领域，也可作其他不同的划分。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从不同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幼儿园教育应具有启蒙性、全面性，另外还提出幼儿教育要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下基础。纲要中还强调幼儿教育的完整性，关注幼儿的全面、个性化健康发展。而幼儿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基础环节，其目的就是要求幼儿教育为幼儿以后接受义务教育做好准备。
这意味着课程不能单单关注领域，也要关注领域划分的多重可能，还要关注不同领域间的相互渗透。没有相互渗透的领域是背离当今的教育观和课程观的。什么是相互渗透？相互渗透就是不同的课程领域之间产生的有机联系，就是实现课程的整合。整合不只是综合性主题课程的任务，也是所有幼儿园课程的共同任务。充分的、合理的、相互渗透的领域课程，就是拥有横向联系的领域课程。
二、幼儿园渗透式领域课程的意义
幼儿园渗透式领域课程是一种幼儿主动学习的过程，能够让幼儿趣味学习、有效学习。它吸收了新的教育观、课程观和教学观，以促进幼儿的主体性发展为重点，以幼儿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它改善了以往领域课程中存在的领域间相互割裂的状态，运用渗透性的整合手段，将领域连接起来；并关注幼儿情感发展的因素，让幼儿在情感态度上得到积极的培养；设置了较广泛的内容，并以丰富的形式展现出来；改善了内容陈述的形式，以贴近幼儿生活的事物承载知识；注重以幼儿为活动的主体，及与幼儿展示和探究的机会；采用了先进的教学方法；给教师提供了具体、详细的指导，操作性强，受到了大多数教师的认可。
三、小学一年级教学中渗透式领域课程的理性诉求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强调要加强课程内容的综合性，重视不同课程领域（特别是综合实践活动、体育、艺术等）对学生发展的独特价值，淡化学科界限，加强课程内容与现实生活和学生经验的联系，强调各学科之间知识的联系与整合。“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提出小学阶段教育以综合课程为主。
作为一个热点问题，儿童教育领域不仅受到广大教育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受到幼儿家长、幼儿园和小学的共同关注。幼儿从以游戏为主的幼儿园环境升级到以教学为主的小学环境，存在着很大的诧异，这样一个过渡对幼儿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
幼儿园和小学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为非义务教育后者则是义务教育，二者分属于不同教育机构，而且在我国传统固有观念中一直是将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看作是两个不同教育阶段，而两者的教养目标和教育任务不同，从家长到教师再到社会各界对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均是这样的观念，所以就存在教育的衔接问题。由于教育内容、教养目标、教育任务、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加之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幼儿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阶段就存在困难，影响到幼儿心理、学习生活习惯方式的顺利过渡。
（一）一年级课程的割裂化
据笔者调查发现：65%的一年级入学新生存在畏惧上学的心理。如何才能让他们最快的适应小学生活呢？由此看来小学一年级的教学需要有一定的智慧。
50年代开始，中国的初等教育深受前苏联影响，采用分科课程。这些课程，一方面按课程内容的系统性，便于我们结合知识的逻辑和学生心理发展的逻辑呈现系统的课程内容；另一方面限于当时的教育观和课程观，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不同学科内容之间的相互割裂。如今，虽然大力宣扬课程的科学系统化，但从学生的课表研究发现，课程之间依旧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幼儿园渗透式课程理念与小学教学理念间的矛盾，给心智尚不成熟的新生带来了困扰。
（二）一年级教学难以打破的思维定势
幼儿园渗透式领域课程的深入，让一年级新生的综合能力稳步提升，然而随着幼儿园教育去小学化的深入，新入小学的一年级新生变的不那么“省心”，语文课渐趋拼音“零基础”教学。这就要求一年级课程减轻其份量与难度，并延长注音符号学习的时间，使新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并思考。然而，小学因受到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课程内容、任务的约束，需要完成小学的教学任务和内容，所以初期的慢教学压缩了一年级后期教学课程内容的时间，教师因此进行的课程设计会增大课程压力，以目的性为主导，忽略游戏性的渗入，以知识传授为主，达到教学目标为主。
儿童从幼儿园进入小学学习，这种转换并非自然而然，要帮助儿童做好心理准备，及时的转换角色，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就应当采取儿童易接受的、活泼的、直观的、趣味的教学方法，借鉴幼儿园的渗透式理念，注重课程之间的有机整合，加强常规训练以及各方面素质的综合提升。
（三）一年级初期“手表定律”的存在
幼儿园的整合课程是将不同领域的内容融入到一个主题活动中，在每一次的活动中将五大领域的基本内容有选择的有机融合在一起；而小学课程是以单元教学为主，所以小学低年级统整课程应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需求，并且要避免重复教学，提高幼儿学习兴趣，达到全人教育目的。两阶段教学理念的突然改变，往往让幼儿无所适从，就像一个手表可以让人知道时间，两个手表就混乱了。
所以大班末期和小学初期适宜采用渐进式的课程模式。幼儿园大班下学期课程除了要安排向小学一年级上学期靠拢仿效，更要诱导幼儿改变散漫的上课习惯；小学一年级上学期即幼儿开学的最初几周应以幼儿园大班时的活动课程为主，以帮助幼儿逐步适应小学学习生活。
参考文献：
[1]幼儿园渗透式领域课程.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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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术期和重症监护与治疗阶段，需要获取大量的信息，将可能在信号处理、基于动态数据驱动的辅助决策专家系统、数据挖掘、各种临床状况的预测、智能化床旁监护、远程医疗与教学、医疗机器人等各方面广泛运用到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和其他人工智能技术。
一、概述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学科的重要分支。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门应用广泛，涉及神经生理学、认识科学、数理科学、心理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微电子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的前沿学科。WWw.133229.CoM
现代计算机的计算构成单元的速度为纳秒级，人脑中单个神经细胞的反应时间为毫秒级，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为人脑的几百万倍。可是，迄今为止，计算机在解决一些人可以轻而易举完成的简单任务时，例如视觉、听觉、嗅觉，或如人脸识别、骑自行车、打球等涉及联想或经验的问题时却十分迟钝。也不具备人脑的记忆与联想能力，学习与认知能力，信息的逻辑和非逻辑加工能力，信息综合判断能力，快速的高度复杂信息处理速度等。
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计算机与人脑采取的信息处理机制完全不同。迄今为止的各代计算机都是基于冯*纽曼工作原理：其信息存储与处理是分开的；处理的信息必须是形式化信息，即用二进制编码定义；而信息处理的方式必须是串行的。这就决定了它只擅长于数值和逻辑运算。而构成脑组织的基本单元是神经元，每个神经元有数以千计的通道同其他神经元广泛相互连接,形成复杂的生物神经网络。生物神经网络以神经元为基本信息处理单元, 对信息进行分布式存储与加工, 这种信息加工与存储相结合的群体协同工作方式使得人脑呈现出目前计算机无法模拟的神奇智能。
人工神经网络就是在对人脑神经网络的基本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数理方法和信息处理的角度对人脑神经网络进行抽象，并建立的某种简化模型。一个人工神经网络是由大量神经元节点互连而成的复杂网络,用以模拟人类进行知识的表示与存储以及利用知识进行推理的行为。一个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智能系统是通过学习获取知识后建立的,它通过对大量实例的反复学习,由内部自适应机制使神经网络的互连结构及各连接权值稳定分布，这就表示了经过学习获得的知识。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非线性的处理单元。只有当神经元对所有的输入信号的综合处理结果超过某一门限值后才输出一个信号。因此神经网络是一种具有高度非线性的超大规模连续时间动力学系统。它突破了传统的以线性处理为基础的数字电子计算机的局限，标志着人们智能信息处理能力和模拟人脑智能行为能力的一大飞跃。
近20年来，神经网络的软件模拟得到了广泛研究和应用，发展速度惊人。1987年在圣地亚哥召开了首届国际神经网络大会，国际神经网络联合会(inns)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掀起神经网络开发研究热潮的开始。
二、医学领域应用现状与前景
由于人体与疾病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在生物信号与信息的表现形式、变化规律（自身变化与医学干预后变化），对其检测与信号表达，获取的数据及信息的分析、决策等诸多方面均存在大量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非常适合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目前的研究几乎涉及从基础医学到临床医学的所有方面，主要应用于生物信号的检测与自动分析，医学专家系统等。
1、信号处理：
在生物医学信号的检测和分析处理中主要集中对心电、脑电、肌电、胃肠电等信号的识别，脑电信号的分析，听觉诱发电位信号的提取，医学图像的识别和数据压缩处理等。
2、医学专家系统
医学专家系统就是运用专家系统的设计原理与方法, 模拟医学专家诊断、治疗疾病的思维过程编制的计算机程序, 它可以帮助医生解决复杂的医学问题, 作为医生诊断、治疗的辅助工具。 “传统”的专家系统，通过把专家的经验和知识以规则的形式存入计算机中，建立知识库，用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医疗诊断。但一些疑难病症的复杂形式使其很难用一些规则来描述，甚至难以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专家们常常难以精确分析自己的智能诊断过程。另一方面，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随着数据库规模的增大，可能导致组合爆炸，推理效率很低。由于人工神经网络能够解决知识获取途径中出现的“瓶颈”现象、知识“组合爆炸”问题以及提高知识的推理能力和自组织、自学习能力等等, 从而加速了神经网络在医学专家系统中的应用和发展。
sordo比较了采用不同网络结构和学习算法的神经网络在诊断胎儿唐氏综合征(down’s syndrome) 上的成绩。正确分类率为84 %, 超过了现今所用的统计方法的60 %～70 % 的分类率。
台湾deu科技（德亚科技）开发的计算机辅助检测系统rapid screentm rs-2000为全世界最先通过美国fda认证的早期肺癌辅助诊测系统。该产品采用人工智能神经网络ann，自动标识数字胸片中可疑结节区。经台湾和美国的临床实验，可使放射专家检测t1期肺癌的能力明显提高(潜在提升约15 %以上)。
degroff等使用电子听诊器和人工神经网络制造了一种仪器，它可正确地区分儿童生理性和病理性杂音。用电子听诊器记录的儿童心音，输入能识别复杂参数的ann，分析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达100%。
3、其他：
生物信息学中的研究中可应用于基因组序列分析、蛋白质的结构预测和分类、网络智能查询等方面。
药学领域广泛应用于定量药物设计、药物分析、药动/药效学等方面。例如：用于预测药物效应。veng-pederson用神经网络预测阿芬太尼对兔心率的影响，对用药后180-300分钟的药物效应取得了较好的预测结果（平均相对预测准确度达78%）。分析群体药动学数据，以获知群体药动学特征和不同人口统计因子对药物行为的影响，对临床用药具有指导意义。
4、麻醉与危重医学相关领域的研究
手术室和icu内是病人信息富集的地方，而且大量的信息处在动态变化中，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进步，所能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医护人员面临着“信息轰炸”。神经网络技术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应对这些问题。例如：
1）可以用于分析多个生理变量之间的关系，帮助研究其内在的关系，或预测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perchiazzi在肺损伤和正常的猪容量控制机械通气中，用ann估计肺顺应性的变化，不需要中断呼吸，与标准方法相比误差很小。
2）结合数据挖掘技术，可能从海量数据库例如电子病历系统中，发现一些尚未发现或尚无确切证据的关系与现象：buchman 研究了神经网络和多元线形回归两种方法，用病人的基本资料、药物治疗差异和生理指标的变化预测在icu延迟（>7天）。
3）信号处理：ortolani等利用eeg的13个参数输入ann，自行设计的麻醉深度指数ned0-100作为输出，比较ned与bis之间有很好的相关性；
4）干扰信号的自动区分检测：jeleazcov c等利用bp神经网络区分麻醉中和后检测到的eeg信号中的假信号，是传统eeg噪音检测方法的1.39-1.8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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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派陶瓷艺术的产生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国瓷”的烧制。以中央美术学院陶瓷艺术家祝大年，高庄等为代表，设计制作了一批即继承传统装饰纹样，又融入西方雕塑造型观念的实用型器物。此后形成了一批专业艺术院校，艺术院校陶瓷专业以及陶瓷艺术研究所等，并影响了一批五六十年代的学生，如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周国桢教授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的韩美林教授等。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学院派的发展经历了与民艺派风格的融合，受西方现代艺术与陶艺的影响，强调创作者的个人感受，不受传统，地域及创作形式的影响，塑造出了一批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陶艺作品。
二、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现状及个例分析
当今的陶瓷艺术，艺术价值相对较高，有代表性的就是景德镇瓷器，既有继承传统的民间工艺大师的作品，又有一批新生代的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学院派青年作品。学院派的代表例如景德镇陶瓷学院的何炳钦教授，他的早期作品运用了传统的装饰元素，将中国吉祥的花卉图案经过设计组合，通过浅浮雕工艺进行制作，使用素雅柔和的色釉进行装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融入了自我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个人风格非常明显；后期作品用色泥镶嵌创作花卉素材的现代陶艺，将色泥组合成花卉，镶嵌在泥片造型作品中，保留了创作中泥土的运动状态，将陶瓷材料美感营造到了极至；近期的创作又加入了青花花卉元素，不仅如此，为了作品的稳定性还花消大量时间研究稳定的釉里红，使用到个人创作中。何炳钦教授将继承来的传统当中的精华元素与自己的艺术感受融合在一起，从花卉样式到器皿造型再到亲自动手镶嵌现代类创作，始终都在探索和研究，甚至利用高科技成型手段进行创作，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都是无前例的。立足本土的传统图案花卉素材在他的思维牵引下走出了传统与现代的，继承与创新的“差异化”。汤正庚的青花山水更是独具一格，由于他长期从事国画山水的教学与创作研，有着雄厚的国画功底，其陶瓷作品以中国水墨绘画为雏形，在继承传统国画中对于笔墨神韵意境追求的同时，加入了自己对于山水画表现力的理解，从形式上打破传统。他的早期作品致力于青花瓷表现的探索，画面敦厚华滋，水色交融，在典雅精致的瓷韵中蕴含着高洁意境，皴法独具一格，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在现代多元艺术语境中有一定的独特性。
在景德镇这片具有极强包容性的陶瓷艺术孕育地上，同时也存在着一批以继承传统为主的民间陶瓷艺术家，他们将优秀的陶瓷制作工艺传承到了极致，例如陶瓷艺术大师彭竟强，他的花鸟可谓将传统的粉彩工艺延续到了极致，他对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有着全新的理解与认识，认为只有先继承好了优秀的传统工艺才能既而加入自己的认知进行个性化创作。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研究，他真正做到了与创造经典作品的古人进行交流与对话，从古代作品中学习精髓和技术。他为了看傅抱石的用笔专门跑到南京去看原作，感受原作与画册的区别，从绘画大家那里吸取养分，再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重新面对古彩工艺。他将西方现代艺术以及时代给予他的影响运用形式表现出来，对于空间的表现强烈的反映出他的个人艺术修养。
三、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的思考
这两种不同艺术风格的存在，就不免会引起一些矛盾和争议的产生，学院派认为，大师们再怎么做都做不过古代官窑，而能代表当代中国人审美思维特征的现代陶瓷还是需要学院派陶瓷创作者们去创造。他们站在不同层面上，代表着现代陶瓷艺术发展的趋向，他们的创新精神也会引领将来陶瓷艺术的发展。现如今，他们的这种“创新精神”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思想在引领这种“创新精神”呢？不难看出，由于对传统陶瓷艺术的这种排斥，导致现今许多年轻的学院派陶瓷创作者所谓的创新走向了盲目跟风的现状，这股风主要来自日韩和欧美，而完全对我们的传统工艺视而不见，甚至把继承传统看做是可耻的。
艺术需要创新精神，但是创新的理念来源于我们个人的艺术感知力，个人的精神感受，而非流于外在的表现形式。“传统”有两种不完全相同的含义，一种是指已经成为历史的事物，，而另外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指一种贯穿古今的内在联系，甚至还包孕在未来。艺术创新中的“反传统”，对于“传统”的第一层意义上的否定还是言之有理的，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如果将创新与传统彻底的隔开，彻底地否定传统，是不可能成立的，除非我们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而艺术活动也将返回到原始艺术。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曲解与排斥也是有历史性原因的，逻辑也很简单，传统的艺术既然产生于过往的封建社会，那理所当然带有落后，封建的影子，因此现在必须否定与弃之。因此由于这种传统艺术的阶级性，使得它的民族性与传承性也受到了否定。尤其是在西方现代艺术的传入以后，加上中国艺术市场的大环境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许多艺术家们迷失了方向，忽视了艺术创作本身的意义，出现了迎合市场，崇洋媚外的现象，陶瓷艺术界亦是如此。
四、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的发展对策
好的陶瓷艺术的创作应该是个人化的，不论表现形式是融合了传统元素还是现代的表现手法，只要出发点是对于个人精神世界的表达或是对于艺术的一种探究的态度，那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论表现形式是沿袭传统还是借鉴西方的现代艺术。艺术本就是无界线的，更何况工艺性较强的陶瓷艺术。艺术家之所以伟大，往往就是因为他们的不拘一格，因为他们懂得“取其善者而用之”。对于我们年轻的学院派创作者来说，“善者”即是优秀的传统工艺。
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都有它的必然性，纵观历史上的艺术潮流变革，学院派陶瓷艺术才算刚刚起步，像初生的太阳，既然有了优秀的领路人，只要重视自己的艺术生命，相信我们的路会走的更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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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现状
[中图分类号] R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5（b）-0157-02
综合性医院缺乏对心理障碍处理的正确认知[1]，因此对其识别水平不高，在各综合性医院均存在精神医学问题的住院患者，而精神障碍涉及各种疾病，老年患者尤为明显，为社会生活和生命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在治疗躯体疾病时应结合心理和药物等多种疗法，加快患者全面康复的进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然而，对一些有躯体主诉却未被识别的患者，医院通常会进行很多不必要的检查，进而给予不对症的药物，导致了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也使得就诊费用明显增加。因此，综合性医院的精神卫生服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容人们忽视。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根据实际情况，以 2012年6月1日为调查起始点，随机抽取本院2000 例精神科门诊患者以及X医院2000例精神科门诊患者的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在25～70岁之间，平均年龄（42±3.5）岁，病程为8个月～30年。将我院符合本次试验标准的患者设置为研究组，X医院设置为对照组，两组病例的性别、年龄、病程等资料均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根据疾病诊断以及首诊选择医院等来制定《精神科门诊患者调查表》。
1.2方法
1.2.1 研究组 以 2012年6月1日为调查起始点，随机抽取本院2000 例精神科门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资料进行调查分析，其中1854例符合要求，即有效率为 92.70%，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DSM-Ⅳ)。将该927例患者设置为研究组，并开设精神科室。
1.2.2 对照组 与此同时随机抽取其他医院2000例精神科门诊患者的资料，选择与研究组相同的方式诊断，其中1728份符合研究要求，即有效率为86.40%，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DSM-Ⅳ)，将其作为对照组。
1.2.3调查方式 调查前，应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对相关调查人员应该进行查前培训，以便调查时调查员可以及时向患者交代本次调查的目的是希望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在调查过程中应做到所有的问卷必须以匿名方式进行。必须当场收回问卷进行登记处理，并进行及时的核对，确保其真实性和准确性。
1.2.4统计方法 制定EXCEL表格，将数据按分类排列，或者利用EXCEL表格的功能使其呈现一定规律性。应用spss 16.0 数据统计分析。对所有统计均采用双侧检验，如果P<0.05 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计数资料采用频数进行统计描述。统计完数据后要进行重新审核并及时矫正。
2结果
通过研究发现，患者对综合医院以及专科医院治疗相关疾病的选择情况是不一样的。多数的患者会选择综合医院，其中有79.2%为心境障碍者，87.4%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首诊选择专科医院。精神疾病首诊患者分布:在 286例的首症患者中，多数的患者就诊于综合医院，少数的患者就诊于专科医院。神经症、心境障碍、心理因素相关的生理障碍患者会选择到综合医院去就诊；心境障碍、神经症、精神分裂症等患者则会选择专科医院就诊。首诊患者中，症状不同也导致会有不一样的选择，详见表1。
结合综合医院的资料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女性精神病的发病率是同龄男性的2～3倍；平均年龄低于同等专科医院2～3岁；患者的学历、综合水平以及社会地位都高于同等专科医院的患者(P<0.01)。我们发现在综合医院就症的患者有一个共性，他们人均收入高于同等的专科医院患者，而且其经济负担及家庭收入高于专科医院的患者，因此他们更能承受治疗阶段昂贵的费用。而他们的间接负担和压力与专科医院患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患上精神疾病的都是那些生活压力过大和经济负担过重的人，其实这些现象不难解释，每个人长期生活在压力之中，都会难免抵制不住精神的压力，从而导致精神异常，进而引发精神病。
3讨论
根据多个资料的调查统计，得出以下结论:综合医院在精神卫生服务方面很大的优势[2]。简而言之，综合医院精神科室在许多方面做得优于专科医院。例如在卫生服务、治疗后社会功能恢复、精神卫生服务要求、在心境障碍、心理因素以及相关生理障碍等精神疾病和未成年人精神障碍问题上的分析与处理等方面的优势都是显而易见。在以上方面综合医院确实做出了相应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综合医院也担负着精神卫生服务的崇高使命，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
通过对综合性医院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的分析，发现存在着许多弊端有待改进。很多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限定了综合医院精神卫生服务的范围，例如医疗资源的不足、缺乏系统的会诊、识别水平低等。这些问题为综合医院走向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落实综合性医院精神卫生服务制度迫在燃眉之急。在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制定出一套有效可行的措施：①首先，在综合性医院也要设立专门的精神医学科室，使研究和服务的方向专业化；②加大力度积极开展联合会诊精神病学的工作，使会诊工作深入的渗透到基层；③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向专业化，实效方向迈进；④加大对精神医学知识的宣传，将精神医学的知识植入人心，从而开拓精神卫生服务的范围，以适应当代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当前，心理卫生问题已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阶段。在经济飞跃的时代，我们在未来生活中将要面对的精神卫生问题更加严重。精神障碍的产生、加重以及解决措施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引起了业内学者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精神卫生工作也不应该只限于旧模式。现阶段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做好精神疾病的预防工作，如何降低各类不良心理问题的萌生。通过走访我们发现，多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室设置情况不尽人意，使得心理疾患与躯体疾病伴发的精神问题越发的严重，大多数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据国内外众多临床案例的分析显示[3]，在综合医院中开设精神医学科是十分重要的。精神学科的发展需要与众多主流医学相互融合。调查研究发现，精神科患者存在大脑功能和结构的变化，例如未经治愈的精神科患者存在海马萎缩。因此，精神科需要与其他主流学科不断交流，互相促进，共同进步。现代医疗理念应强调精神科与其他主流临床学科的紧密关系。精神因素对躯体疾病的作用是此医疗模式的核心部分，身与心的整合是未来医学发展主要方向。因此，我们应积极探究精神卫生服务模式，改善其现状。
[
参考文献]
[1] 卢晓娟.探究综合性医院精神卫生服务模式及现状[D].吉林大学,2013：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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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6年9月—2009年4月，我院临床各科邀请精神科会诊的患者220 例，其中2006年9月—2007年9月71 例，2007年9月—2008年9月88 例，2008年10月—2009年4月61 例；男94 例(42.7％)，女126 例(57.3％)；年龄分布：＜20 岁10 例(4.54％)，20～29 岁24 例(10.91％)，30～39 岁17 例(7.73％)，40～49 岁36 例(16.36％)，50～59 岁58 例(26.36％)，≥60 岁75 例(34.09％)。
1.2 方法
会诊后患者的诊断采用(CCMD3)诊断标准。用SPSS软件对会诊患者的来源科室、要求会诊的原因、年会诊率比较、原发病构成比、会诊后诊断及治疗情况等进行分析。
2 结 果
2.1 申请科别分布情况
(见表1)表1 申请科别分布（略）
2.2 原发疾病构成(见表2)表2 220 例精神科会诊原发疾病构成（略）
2.3 申请理由
申请会诊的科室邀请会诊的理由见表3。表3 会诊理由（略）
2.4 精神障碍构成
邀请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医生会诊，采用CCMD3诊断标准，会诊后精神障碍的诊断结果见表4。表4 经会诊确诊的精神障碍（略）
表4所示，综合医院邀请精神科会诊中最常见的精神科诊断为脑器质性精神障碍、躯体疾病伴发焦虑抑郁及精神障碍、神经症(焦虑障碍、躯体形式障碍)、失眠症，其次为原有精神分裂症伴发躯体疾病、创伤后应激障碍、癔症、抑郁障碍、药物中毒等，也有暂无精神症状无需处理者及一些非精神科疾病和需要观察、暂无法明确诊断者。内科心血管疾病多见的有焦虑障碍、抑郁障碍，这些患者往往以心慌、胸闷、胸痛、气紧、心烦等心血管系统症状住院，经各种相应的检查未发现器质性证据，才考虑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而要求会诊。这些患者绝大多数可追溯到一定的心理因素与症状明显有关，或可以查到焦虑、抑郁的心境，只不过是躯体症状掩盖了动机的冲突而已。临床各科疾病引起心理反应者当然不止会诊例数，只是因为情绪障碍的严重程度较轻，未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或因主管他们的医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已。神经内科以脑器质性精神障碍为多，急诊科被诊断为惊恐发作、急性应激障碍及药物中毒较多。请2次以上会诊的17 例，最多的1 例共请会诊5次。
2.5 会诊处理
220 例住院会诊患者，通过精神检查发现，多数患者需精神科医生进行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干预，常用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抗焦虑药物等治疗。对器质性疾病伴发精神障碍者，其症状轻微，又不影响诊断，一般建议对症处理，适当辅以小剂量抗精神药物、抗抑郁药治疗及抗焦虑药物治疗。反之，则转精神科治疗。对非器质性精神障碍均建议转精神科治疗。对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患者，均给予简短的心理治疗，包括解释、支持、安慰和必要保证。对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者，根据患者情况，给予精神药物治疗，其中66 例使用了小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主要为舒必利、奋乃静、喹硫平、利培酮、奥氮平、氟哌啶醇、氯丙嗪等；80 例使用抗抑郁药物，主要为帕罗西汀、舍曲林、文拉法辛、氟西汀等；84 例使用催眠镇静药，如阿普唑仑、氯硝西泮等。
在综合医院会诊中，多数患者不愿接受转精神科治疗。我院2006年9月—2007年9月会诊71 例，转精神科4 例(占5.63％)，2007年10月—2008年9月会诊88 例，转精神科6 例(占6.82％)，2008年10月—2009年4月会诊61 例，转精神科10 例(占16.39％)，但真正需要转精神科的人数要远高于实际转科的患者数。
3 讨论
本文结果显示，请求精神科会诊患者的躯体疾病的覆盖面很广，各系统疾病的患者均可能出现精神障碍。而发生的精神障碍也是多种多样，但以器质性精神障碍、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焦虑障碍及抑郁障碍最常见，这同近些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报道一致［1～3］。同时也表明综合性医院精神病学的临床工作与专科精神病院的临床侧重点不完全一样。器质性精神障碍和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是内外科医师请求精神科会诊的最主要原因，表明器质性精神障碍是临床医师处理较困难的环节。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经会诊诊断焦虑障碍的比例很高，说明焦虑障碍的一些躯体化症状，如心慌、心悸、胸闷等，很容易与循环系统疾病混淆，经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后取得满意的疗效，因此正确认识精神障碍的躯体化表现，对通科医师非常必要［4］。本文结果还显示除躯体疾病和脑器质性疾病的患者易伴发精神障碍外，各种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神经症等患者也可患有躯体疾病和器质性疾病。患者是身心统一体，为提高部分疾病临床诊治水平，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会诊联络精神医学的介入是很有必要的。国内相关文献［5，6］显示，综合性医院请求精神科会诊的比例在上升。本研究结果与此一致，会诊比例逐年上升，反映综合医院对会诊联络精神病学的需要日益迫切。21世纪是行为医学时代，精神疾病将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通科医生掌握精神卫生知识，改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是适应疾病谱变化、全面满足患者需求的重要保障。
本研究发现，转科的常见原因为精神症状(幻觉、妄想)加重而出现的冲动伤人、毁物或自伤自杀行为，通常内外科医生无法处理。原因是这类患者起初多羞于去精神病专科医院或我院精神科就诊，而在其他医院或我院临床各科以各种躯体症状就诊或住院。同时也发现，多数患者不接受转科治疗，真正需要转科的人数要远高于实际转科的患者数，本研究显示实际转科人数占会诊人数的5％～16％，他们不愿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与袁有才报道一致［7］。对于不接受转科的患者仍需要以会诊的方式给予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使其慢慢转变观念，最终接受治疗。在会诊过程中，精神科医生特别要注意与其他科医务人员良好协作，要适应该科特点，帮助该科医生认识躯体疾病与精神症状的关系，协助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精神科医生应自觉地居于辅助地位，主要任务限于精神卫生问题的诊断和处理。
为此，提出以下几点看法：第一，在综合医院内开设精神医学科或心身医学科或临床心理科，并为精神卫生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上的保障；第二，在综合性医院建立精神科的基础上，结合会诊－联络深入临床各科，并建立定点联系方式，结合应用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式和手段，共同处理临床问题。积极开展会诊－联络精神病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以提高综合性医院医务人员对精神障碍的识别能力；第三，通过精神科医师不断与临床各科的医务人员进行交流或培训，使综合性医院临床各科的医务人员真正树立现代医学模式观念，在医疗工作中运用适当的心理咨询、行为治疗技巧和整体医疗护理方法，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第四，加大精神医学教育力度，如肖世富等［8］发现，在同一所综合性医院中，经过精神科指导和培训的内科医生对神经症的识别率大大高于未经培训的内科医生。因此，有必要将综合性医院医生精神病学知识的培训纳入临床继续医学教育的范畴，这将有助于对常见精神疾病的早期识别、有效处理和及时转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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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德华，吴文源.我国会诊－联络精神病学现状与对策［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3，13(1)：522531.
篇7
Analysis of consultation-liaison psychiatry service for the inpatients in a general hospital
WENG Xiaojuan1 CHEN Lixian2 RAO Gaofeng3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Wenling， Wenling 317500，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Yuhuan，Yuhuan 317605，China； 3.Department of Rehabitilitation，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Wenling，Wenling 3175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ltation-liaison psychiatry（CLP） in a general hospital. Methods Totally 188 inpatients were enrolled from January 2012 to January 2013. The data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rate of consultation， referral department division， reasons for referral， psychiatr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Results The annual rate of psychiatric consultation was 0.38%. The average age was（58.84±20.05）years old. The departments with higher rate of CLP service were orthopedics and neurology. The principal reasons for psychiatric referral were psychotic episode，sleep disorder and psychiatric history. Cognitive disorders（22.9%）， psychiatric disorder due to body disease（12.8%），neuroses（11.7%），affective disorder（10.1%），schizophrenia and other mental disorder（9.0%） were the major psychiatric diagnoses. Ninety percent of patients received psychiatry drugs and together with mental intervention. Conclusion The potential demand for CLP was huge in general hospitalThe annual rate of CLP was low at present，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physicians' ability to distinguish the psychiatric disorder in patients with physical illneses，however the psychiatrists should supply comprehensive，high efficiency，characteristic consultation-liaison psychiatry service.
[Key words] General hospital； Consultation-liaison； Inpatients； Psychiatry disorder
会诊-联络精神病学是植根于综合性医院精神病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指精神科医生在综合性医院非精神科科室开展精神科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重点探讨心理社会因素、躯体疾病和精神障碍之间的关系，进而从心理、社会和生物医学三个方面来诊断和处理患者。会诊联络精神病学服务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会诊模式，另一是联络模式。在我国仅极少数精神卫生中心建立有专门的联络会诊科，而在综合性医院多由精神科医生兼职会诊医生。本文旨在通过对综合性医院住院患者精神科会诊的现状和特点的进行分析，为我国会诊联络精神病学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2012年1月1日～2013年1月31日间临床各科室要求精神科会诊的所有患者，共188例，但不包括急诊留观室患者。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各科室医生根据需要为其所主管患者发出精神科会诊邀请。负责会诊的医生向主管医生、患者、看护人员及家属了解病情，对患者进行精神检查，做出精神科诊断，提出治疗建议并给予适当的心理干预，最后将相关内容记录于电子会诊记录单。
1.2.2 研究内容 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纳入统计分析的数据包括：①性别；②年龄；③精神障碍病史；④科室：手术科室、非手术科室、重症监护病房及急诊住院部；⑤随诊次数；⑥邀请会诊原因；⑦精神科诊断：会诊医生根据DSM-Ⅳ的描述和诊断要点作出相应诊断。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四格表χ2检验。P
2 结果
2.1 会诊病例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临床各科室病例总数为49415例，会诊病例总数为188例，会诊率0.38%（188/49415），其中男117例（62.2%），女71例（37.8%），年龄19～97岁，平均（58.84±20.05）岁。老年患者≥65岁 85例（45.2%），18～64岁患者103例（54.8%），
2.2 既往病史
既往有精神障碍病史的患者有37例，其中情感类精神障碍的有14例，精神分裂症及精神异常史有17例，失眠症病史6例。
2.3 会诊病例的科室分布
会诊病例中手术科室92例（48.94%），非手术科室90例（47.88%），重症监护室3例（1.59%），急诊住院部3例（1.59%）。手术科室居于前3位的是骨科（40例）、神经外科（18例）、普外（10例）及心、胸外（10例）；非手术科室居于前3位的是神经内科（19例）、呼吸内科（12例）、内分泌科（11例）。
2.4 会诊的主要原因
请求会诊的主要原因中以“目前精神症状发作”最多，各科室间会诊需求不同，分布见表1。
2.5 精神科诊断
以认知障碍最为多见，其中诊断谵妄最多，其他精神科诊断如表2所示。
2.6 常见精神疾病在内外科会诊中的分布
情感性精神障碍在内科与外科组间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4.328，P0.05）。
2.7 会诊后处理
结合患者诊断及躯体状况，14例排除精神科诊断，未予特殊处理，2例接受单纯心理评估和干预，1例因拒绝药物治疗而仅给予心理干预。2例因躯体疾病暂未予处理，2例拒绝精神科治疗，其余167例患者接受药物治疗和（或）心理干预。见表4。
3 讨论
3.1 人口学分布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会诊患者平均年龄偏大（58.84±20.05）岁，男性多于女性，与国内一些研究基本相似[1-4]，提示现今老年化明显，老年患者因大脑及生理机能减退，对健康更为关注，当出现躯体疾病时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情绪，会受到非精神科医生更多地关注。
3.2 会诊率
国内多项研究显示联络会诊精神科年会诊率0.6%～1.26%[2，5，6]，国外的研究显示精神科平均年会诊率2.7%[7]，而本研究会诊率为0.38%，均远低于情绪障碍的共病率[8，9]。已有的国内调查表明在综合性医院住院患者中，有至少1/3患者出现焦虑或抑郁等负性情绪[10，12]，徐飚等[13]一项多中心研究显示综合性医院非精神科住院患者中有11%～22%共患有情感性精神障碍。可见，潜在的精神疾病患者仍然有很多，我们提供的联络会诊服务远低于实际需求。会诊率的低水平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第一，非精神科医生对精神障碍的识别率较低，对精神障碍的重视度不够；第二，来自患者及家属对精神心理问题的回避，不主动暴露病情甚至拒绝接受精神科医生的会诊；第三，可能与精神科医生提供会诊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相关。因此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宣传工作以提高非医务人员对精神障碍的重视和识别。随诊即指首次会诊后，各科医生根据情况再次发生会诊要求，提示各科临床医生根据患者或自身工作出发需要精神科医生对相关患者进行深入、持续的协同治疗[14]。
3.3 会诊后诊断及处理
本研究申请会诊的患者中以言行紊乱为主要的请求会诊原因，这与国内几项研究相一致[2，6，8，14]，其次为睡眠障碍及既往有精神障碍史，提示明显的精神症状更易引起非精神科医生的关注，而睡眠问题与人生活息息相关，且较少引起病耻感，因此以失眠为主的睡眠障碍成为患者的主要主诉之一，而以情绪问题作为请求会诊原因居次较后，可见非精神科医生对该类问题的关注度需提高。在本研究样本中，情感性精神障碍在内外科分布中有统计学差异，其余病种无差异，这与国内一些研究有所不同[1，2]，扩大样本量后将进一步研究。本研究要求心理状况评估及疏导的6例（3.2%），此6例会诊均在外科系统，目的为评估患者心理状况是否适合手术。
本研究采用DSM-Ⅳ诊断标准，以认知障碍诊断最多，其中谵妄占18.1%左右。其次依次是：器质性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神经症、情感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等。这与国内研究相一致[8，11]。在国外的联络会诊精神病学中，认知障碍、情感性精神障碍和物质应用障碍是最常见的诊断[2，15]，国内的研究则以情绪障碍、器质性精神障碍为常见诊断[1，16，17]。分析其原因，我们的研究对象平均年龄偏大（59岁），男性比例高（62.2%），手术科室多（48.94%），身体状况复杂，这些均是谵妄的易感或诱发因素[18]。器质性精神障碍的诊断也较多见，占12.8%，此比例与赵晓晖等[5]的研究接近。在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中，首次诊断的有8名，其中7例因幻听、妄想出现自伤、自杀行为送入外科治疗，1例因胡语伴发热为排除脑炎入住感染科。从会诊后诊断可以看出，综合性医院住院患者要求精神科会诊的既有因躯体疾病导致的精神障碍的患者，也有因躯体疾病而就诊综合医院的精神疾病患者，还有以躯体疾病作为诱发源出现情绪障碍的患者，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是本身没有躯体疾病，却因为精神疾病表现出的非特意躯体症状而就诊于各科，最后经临床相关科室检查排除躯体疾病后而申请精神科会诊。
在精神科会诊后，90%的患者接受了精神科治疗，我们一般选择新型、副作用小能够快速起效抗焦虑/抑郁/非典型抗精神病药，针对有自知力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并对患者家庭及照料人进行疾病宣教。
认知障碍及器质性疾病所致精神障碍是综合性医院对精神科需求较迫切的问题，与精神病专科医院相比，综合性医院精神科任务更重，尤其在会诊时面对的患者情况更为复杂，目前已有的研究一致认为[1，19-21]，在综合性医院设立精神科非常必要，而且有利于提高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更利于患者的康复。
总之，综合性医院住院患者对精神科会诊的需求是很多的，但目前会诊联络精神病学服务严重不足，仍以传统会诊模式为主，仅在临床医生发出会诊时对患者作出诊断和处理意见，对后续的治疗及疗效随访等参与度不够。因此，我们认为，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非常必要，精神科应当参与到临床各科中有精神科联络会诊需求的患者诊疗中，同时加强双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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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1982年1月至2005年10月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司法鉴定室鉴定的暴力犯罪案例153例，占全部案例的27.42%。其中凶杀案58例、伤害案48例、抢劫案26例、案14例、纵火案7例；鉴定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者55例，心境障碍23例，精神发育迟滞21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碍14例，其他8例，无精神病者32例。选取鉴定为精神分裂症者和无精神病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精神分裂症组男44人，女11人，平均年龄33±10岁；无精神病组男27人，女5人，平均年龄30±10岁。两组在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一贯表现、案型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显著性。
1.2工具 按自制的统一表格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临床特点、鉴定案由等项目。暴力行为的范围为凶杀案、伤害案、抢劫案、案、纵火案5类。
1.3统计方法 进行χ2 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等。
2结 果
2.1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无精神病者鉴定资料的对比分析
表1显示两组在诱因、动机、预谋、先兆、隐蔽性、环境辨认、自我保护、时间、场所、伤害对象等方面有显著性差异。
2.2 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无精神病者暴力行为的回归分析
以精神分裂症为因变量，以性别、诱因、动机、预谋、先兆、隐蔽性、环境辨认、自我保护、时间、场所、伤害对象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最终有动机等4个因素进入回归方程，见表2。
3讨论
本研究表明，分裂症患者的暴力行为与环境辨认、先兆、动机、自我保护等因素密切相关。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精神病理因素如幻觉、妄想、逻辑推理障碍、情感不协调等对其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影响，使其危害行为具有如下特点：缺乏动机、目的，对时间、地点往往不加选择，缺乏自我保护［3］。
综上所述，暴力行为的发生，既有社会的因素、个体的心理因素存在，也有病理的因素存在。并非所有符合“精神分裂症'这一临床诊断的被鉴定人全都具有相似的暴力攻击行为特征。因此，在诊断的基础上全面结合作案时的环境、被鉴定人的特质以及当时的生理状况等，才有可能对个体的责任能力作出较客观和科学的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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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1.1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2013年1月～10月在本院住院的精神病患者，血清肌酸激酶检测值大于800 U/L的精神病患者，临床诊断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排除标准：伴发肌肉、骨骼、心肌、脑部的器质性疾病，采集标本时，心电图检查异常者，肌钙蛋白I（CnI）检测异常者。
1.2方法 患者于入院时采集空腹静脉血4ml，30min内分离血清，检查无溶血、黄疸和脂血后，采用速率法按照操作规程检测CK，仪器为日本TOSHIBA公司生产的TBA-120 FR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盒和标准液为日本Sysmex公司提供，质控品由英国RANDOX公司提供。本实验室血清肌酸激酶活性生理参考区间为21-232 U/L。
1.3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应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2 结果
2.1高CK活性患者性别、年龄分布 2013年1月～10月住院精神疾病患者血清CK>800 U/L的患者共计375例，其中男性263例（70.1%）、女性112例（29.9%）；年龄（37±15）岁，其中60岁16例。
2.2高CK活性数据分布 所有CK>800 U/L的患者中，800～1000 U/L 79例，1000～2000U/L 192例，2000～3000U/L 75例，>3000 U/L 29例，平均值为（1384±281）U/L。
2.3高CK活性患者病种分布 375例高CK活性患者中精神分裂症146例（38.9%）、情感性精神障碍117例（31.2%）、其他（神经症、器质性精神障碍、酒精中毒所致精神障碍、分裂样精神病、精神发育迟滞、老年痴呆、厌食症等）112例（29.9%）。
3 讨论
CK的升高，反映肌纤维膜的结构和功能受损程度，但CK升高的详细机制尚不十分清楚，由于不同类型肌病的发病机制、累及的肌群、病理变化过程以及临床表现不同，CK的升高程度也不同，因此CK升高与否以及升高程度对肌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重要意义[1]。在工作中常发生精神病患者的血清CK活性升高，为此对2013年1月～10月住院精神疾病患者血清CK>800 U/L资料进行初步分析。
关于精神病患者肌酸激酶升高的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有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处于精神运动性兴奋时，血清CK显著升高[2-4]。也有学者认为精神分裂症CK活性的生物学改变是神经-内分泌-免疫学相互调节作用的结果[5]。
有作者[6]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兴奋行为与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活性变化进行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发病期血清CK及其CK-MB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患者入院时血清CK、CK-MB活性最高，经过有效治疗后，患者症状有所好转，交感神经活动趋于正常，此外患者的肌肉活动也随之减少，CK及CK-MB活性随着病情的好转而逐渐恢复正常。
CK升高的精神病患者很可能伴有肌肉的微损伤，精神患者的兴奋攻击行为可能与血清中CK活性升高有关，CK活性有可能成为伴有兴奋冲动行为的精神患者生物学标志之一。这都给了我们一个提示：精神患者血清CK升高的原因很可能是患者的攻击（激越）行为造成，也就是说其升高的CK来源于肌肉组织，主要是CK-MM[7]。虽然目前已有不少学者的研究结果支持此观点，但是还缺少更多的循证医学依据，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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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精神病患者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其意志、情感、认识、动作行为等心理活动均可能发生明显异常，对工作、学习、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在病态心理的支配下，其可能对自己或者他人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1]。本研究探讨奥氮平治疗急性期精神病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2010年1月～2013年1月收治的87例急性期精神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46例，女性41例；年龄24～66岁，平均（38.43±4.91）岁；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24例，分裂样精神病患者17例，急性短暂精神病患者19例，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14例，偏执性精神障碍患者8例，旅途性精神病患者5例。
1.2 纳入标准
①所有患者均符合急性期精神病诊断标准，确诊为急性期精神病；②所有患者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评分均≥40分；③所有患者均无严重心、肺、肝等多器官功能损害[2]。
1.3 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奥氮平（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52688，2010-09-30，规格：5 mg）口服，初始剂量为10 mg/d，治疗1周后根据患者的治疗情况调整用药剂量，剂量递增为5 mg/次，若患者在治疗期间出现躁狂等严重精神状况，可根据需要应用氯硝西洋口服或者肌内注射1～4 mg/d。观察并记录治疗前后的BPRS评分、治疗后的总有效率以及不良反应。
1.4 疗效判定
根据BPRS减分率将治疗效果分为4个等级[3-4]：治愈、显效、有效、无效。①治愈：BPRS减分率≥75%；②显效：50%≤BPRS减分率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BPRS评分的比较
87例患者治疗1周后BPRS评分为（35.42±8.21）分，2周后BPRS评分为（23.63±7.79）分，明显低于治疗前的（63.59±9.6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疗效
87例患者治疗后，治愈58例（66.67%），显效18例（20.69%），有效5例（5.74%），无效6例（6.90%），总有效率为93.10%。
2.3 治疗后患者的不良反应
87例患者治疗后未出现严重心、肝、肾等功能损害，仅出现轻度嗜睡3例、乏力2例、便秘2例、头昏1例、体重增加1例，无需进行特殊处理，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34%。
3 讨论
精神疾病是由于多基因缺失或重叠，从而造成丘脑、大脑功能的紊乱，进而导致患者在情感、行为、感知和思维等方面出现异常，精神疾病可分为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等，不同类型的精神病具有不同的临床表现[5]。急性期精神病患者有幻觉、妄想、猜疑、敌意和思维障碍等严重阳性症状，或者有言语贫乏、情感和社会退缩、情感淡漠等阴性症状[6]。正常人的一切行为、心理活动在意识和潜意识的本能协同下，遵循了“需求斗争奖赏”规律，进行着有进展和奖赏、有动机和兴趣的斗争，才能体验到自信、愉悦等积极的情绪，否则就会产生负面的消极情绪，乃至发展为心理疾病[7]。精神病的病因有多种，大多数是由于先天遗传和出生缺陷，个性特征、体质因素及器质因素占其中一小部分[8]。奥氮平是一种新型的非典型的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具有拮抗多巴胺（DA2）受体和5-羟色胺（5-HT2）受体的作用，其与传统治疗精神病物相比效果更加显著[9-10]，其适用于精神病的急性期和维持治疗，但是奥氮平在应用时会出现体重增加、轻度嗜睡、头昏、乏力、便秘等不良反应，其不良反应发生率通常>10%[11]，大部分患者无需采取停药等措施即可恢复正常，和本次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结果显示，87例患者治疗后BPRS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总有效率为93.10%，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35%，说明应用奥氮平治疗急性期精神病患者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且副作用小。
综上所述，奥氮平治疗急性期精神病临床效果显著，且安全可靠，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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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作者单位：454000焦作市第四人民医院
世界卫生组织1999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心理疾患已成为世界第四疾患，预计2020年我国的心理疾患将成为社会负担最重的一大疾病[1]，焦虑抑郁作为一种负性情绪，与躯体疾病常互为因果，并且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和预后[2]，本研究针对综合医院内科住院患者中焦虑抑郁的发病率常见躯体不适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201010～20119，本院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呼吸科、内分泌科住院患者共328例，男180例，女148例，平均年龄（516±183）岁，调查对象入组条件：①年龄>18周岁②意识清楚③愿意填写筛查量表。
12方法先由受过相关培训的内科医生使用统一指导语，在患者无压力的情况下，根据真实情况对每位患者进行自编的一般情况调查及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评定，然后交由精神科医生再进行精神检查，依据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的诊断标准作出诊断分类。HADS是自评量表，包括两个分量表，即焦虑分量表和抑郁分量表，各有7个条目，每条分0、1、2、3、4级计分， ≥8分为筛查阳性。患者在经过培训的医师指导下独立评定，文化程度较低而不能独立完成填表者，则由医师逐条说明题意，征得意见后填写。
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80软件包，根据数据分布特点和研究目的，运用描述性分析，χ2检验和相关分析等。
2结果
21焦虑和抑郁情况发生率焦虑和抑郁情况发生率见表1。
22各科室中焦虑抑郁患病情况各科室中焦虑抑郁患病情况见表2。
各科室就诊患者中HADS≥8分人群的比例，经χ2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焦虑抑郁分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相关性焦虑抑郁分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相关性见表3。
焦虑抑郁症状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HADS抑郁分以及是否存在抑郁症状，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即年龄越大HADS抑郁分越高，存在抑郁症状的可能性越大，而与患者的性别、文化程度无显著相关。焦虑症状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无相关性。
3讨论
目前已知各种躯体疾病都可引起情绪异常，特别是在慢性疾病状态下，通常伴有机体功能下降；治疗周期长，不仅给患者带来身心痛苦，也会因时间的消耗，社会支持下降，经济负担等各种因素产生多方面问题。因此，从精神病学角度认为[3]当慢性疾病存在显著的心理痛苦，社会功能丧失时，就应该充分考虑到继发抑郁焦虑的可能。同时这种负性情绪也可引起免疫功能下降，血清蛋白、前列腺素E2值上升，NK细胞活性减弱，因此出现各种“躯体疾病”症状，也就是说焦虑抑郁不仅提高了躯体疾病的发生率，而且也影响着躯体疾病的预后。
目前已有较多研究证实[4]，在综合医院的临床各科均存在大量精神医学问题。其中心内科和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伴有焦虑抑郁障碍者高达40～60%[5，6]本调查中，焦虑抑郁患者检出率最高为神经内科423%，心血管内科为365%，稍低于上述报告结果，可能与样本量偏少、调查时间短、选用量表不同及医院分级有关。
焦虑抑郁患者的表现并非为单一的心理障碍，而是更复杂更隐匿。调查中患者常见的主诉：腹痛、头痛头昏、经期紊乱、失眠、肢体瘫痪无力、胸闷、心悸、腹胀等。在本调查中，综合医院内科医师诊断出焦虑抑郁障碍并认为需要治疗者57人，占174%，被精神科医师诊断为焦虑者113例，占345%，抑郁者108例，占329%，综合医院内科医师与精神科医师诊断符合率192%。识别与治疗率低的原因可能有多方面：①躯体疾病伴随焦虑抑郁障碍时临床表现多样复杂，焦虑抑郁诊断缺乏特异性的实验室理化指标。②医师在诊断思维上重器质性疾病，忽略情绪障碍，精神专科知识不足，对焦虑抑郁的表现及诊断步骤不熟悉。③文化背景及对精神疾病的避讳，患者认为这是隐私，而不是一种可以治疗的心理问题，怕受歧视或不知到哪里寻求帮助。
综上所述，综合医院内科住院患者中焦虑抑郁障碍发病率高，识别率低，应广泛开展躯体疾病伴发心理障碍的健康教育，及早干预，给予相应的药物及心理治疗，提高生命质量，减轻社会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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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已有报导证明丁螺环酮对抑郁症的治疗有增效作用［1］，我们分别采用丁螺环酮联合氟西汀及单用氟西汀治疗抑郁症，并进行对照研究，目的在验证丁螺环酮的抗抑郁症效果，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09～2010年我院住院的抑郁症患者共90例，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抑郁症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项评分＞20；年龄16～60岁，患者家属同意接受＞8周的住院治疗。排除伴有严重躯体疾病或酒等物质滥用者、估计服药依从性不良者、共患其他精神疾病、精神发育迟滞、痴呆及严重认知功能障碍者。共90例。按就诊顺序分为观察组(丁螺环酮联合氟西汀)和对照组(单用氟西汀)各45例。观察组45例，男25例，女20例，年龄16～49岁，平均360±32岁；病程05～7年，平均38±13岁；对照组45例，男23例，女22例，年龄17～60岁，平均353±27岁；病程1～6年，平均41±12岁；两组以上各项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方法：清洗1周。两组均给予氟西汀口服，剂量40mg/日。观察组合并丁螺环酮，剂量10～20mg/日。疗程8周。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治疗中出现的症状量表(TESS)于治疗前及治疗后1、2、4、8周进行疗效和不良反应评定。疗效按HAMD减分率≥为痊愈，50%～74%为显著进步，25%～49%为进步，＜25%为无效。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30软件包，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内数据比较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两组疗效比较：研究组痊愈29例，显著进步13例，进步4例，有效率100%；对照组痊愈27例，显著进步15例，进步3例，有效率100%；两组有效率差异无显著性(P＞005)。
两组治疗前后HAMD评定结果比较：治疗前两组HAMD评分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后两组的各次评分均有显著下降(P＜均001)；治疗2周后，以观察组HAMD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或P＜005)。见表1。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两组均有少数病例在治疗中出现口干、恶心、头晕、头痛、便秘、视物模糊等不良反应，均不严重，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实验室检查均未发现明显异常。
讨 论
丁螺环酮是一种新型抗焦虑药，为5-TH1A受体部分激动剂，能与5-TH1A受体选择性结合，产生弱的激动作用，在抑郁症状态时5-TH不足，丁螺环酮与其受体结合，弥补了5-TH不足，并使过少的5-TH分泌增加，达到了正常的平衡状态，发挥抗抑郁作用［2］。而被不少学者作为治疗抑郁症的辅助药物［3］。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2周后，观察组HAMD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或P＜005)，说明丁螺环酮联合氟西汀的疗效优于单用氟西汀，对抑郁症的治疗有增效作用。另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治疗8周中，不良反应一致，反应轻，主要有头晕、头痛、胃肠功能紊乱和失眠。说明联合用药并未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与国内报道的结果相似［4，5］，显示了合并用药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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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2.省略
【Abstract】 Objective:To develop the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questionnaire in order to know about the awareness of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in non-psychiatric clinicians.Methods:A sample of the 641 non-psychiatric clinicians from 2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s,2 second-class general hospitals,and 1 community hospital were used for item analysis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test;38 cases were selected for the re-test interval of 2 weeks to test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And totally 99 psychiatrists finished the survey as controls.The awareness rates between the non-psychiatric and psychliatric clinicians were compared.Results: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46 items and consisted of 6 subscales,involving anxiety,schizophrenia,depression,dyssomnia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organic brain disorder,and recognition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 situation in general hospital.The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atio of chi-square and degree of freedom was below 3.The fitting indexes except GFI and AGFI were more than 0.90.The Cronbach' s alpha coefficients ranged from 0.73 to 0.89,and test-retest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reliability ranged from 0.59 to 0.78.Awareness rate was 47.6% in general hospital and 90.9% in psychiatric hospitals.Conclusion:The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questionnaire has goo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may be applied in clinical studies.
【Key words】 general hospital;mental health service;clinician;reliability;validity;psychometrics
心理卫生又称精神卫生,以增进人们的心理健康为目的[1],它不仅研究各类精神疾病的防治,同时探讨保障人群心理健康,减少和预防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发生[2]。随着人们对疾病认识的提高、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近年来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心理障碍的发生及其就诊途径、躯体疾病与精神障碍共病、精神专科医院服务资源不足等问题,综合医院的精神卫生越来越受到关注[3-4],对于综合性医院中各级非精神科临床医师的心理卫生服务能力,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但由于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医学教育中精神病学和医学心理学课程得不到重视、课时少,继续医学教育中,也较少列入心理卫生方面的内容[4];因此,实践工作以及相关研究均表明,综合性医院的临床医师心理卫生知识不足,在工作中遇到相关问题时可能出现无法正确识别及处理,导致病情延误的情况[5-9]。为了能较全面地了解他们的心理卫生知识结构及水平现状,本文编制了非精神科(包括综合医院设置的临床心理科)临床医师心理卫生知识调查问卷。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样本1:方便选取北京市三级综合性医院2家,二级综合性医院2家,社区医院1家,对被抽出的医院进行整体调查。被调查对象包括门诊、急诊及病房医师,不包括精神/心理科、检验科、放射科等科室的医师。共发放问卷727份,回收有效问卷641份。其中,一级医院36份,二级医院146份,三级医院459份;男性317人(49.5%),女性324人(50.5%);年龄21～70岁,平均(34±9)岁;工作年限(11±10)年;职称住院医师260人(40.6%),主治医师199人(31.5%),副主任医师及以上142人(22.2%),进修医师及学生等40人(6.2%)。方便选取了其中某三级医院的38例进行了间隔2周的重测,以检验重测信度。
样本2:对本文作者所在单位(三级甲等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医师进行了调查。发放问卷102份,回收有效问卷99份,其中男性48(48.9%),女性51人(51.5%);年龄23～55岁,平均(35±11)岁;工作年限(12±9)年;职称住院医师35人(35.4%),主治医师44人(44.4%),副主任医师及以上19人(19.2%),学生1人(1.0%)。
1.1 问卷的初步编制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及工作经验,并参考相关文献[10-11]初步设计了问卷。共79题,均是对相关心理卫生知识点正确描述的一句话,选项为“比较了解” “有点了解”和“不了解”。分别计2~0分。如,第6题为常见精神症状包括:幻觉(最常见的是幻听)、思维障碍(妄想、思维破裂等)、情感障碍(抑郁、焦虑、情感淡漠)、智力障碍、行为障碍等。预调查问卷编制完成后,通过对一个包括精神科、神经内科、心理科及心内科等共30人的小范围测试,发现问卷题量较多,难度较大,需花费时间长,可实施性差。故对问卷进行了精简,控制每一维度的题目数。所有问题均经专家(本文第2、第9作者)确认。形成的最终问卷共50题。
1.2 统计方法
对所有被调查对象均采用匿名的方法,以尽可能获取真实数据。使用SPSS15.0、LISREL8.7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内部一致信度及重测信度的检验。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将样本1问卷总分按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取27%、73%处的分值作为分组界限,划分出高分组和低分组,检验高低分两组在每个题项上的差异,结果显示50个题项的鉴别能力均较好(P
2.2 效度分析
2.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将样本1问卷随机分成两部分,取其中之一(N=322)做探索性因素分析。首先做样本适当性检验,结果KMO值为0.96,Bartlett' s球形检验有统计学意义(χ2=16796,P
根据以上结果,结合设计时的理论构想,将第1～5个因素分别命名为焦虑症状及神经症相关问题、精神分裂症相关问题、抑郁障碍、失眠与心理咨询相关问题、脑器质。其中第1因素的第26题,第3因素的第32、34题,内容与所在因素不符,剔除。第6、7、8因素所包含题项内容均为对综合医院心理卫生问题现状的描述,故将其合并命名为综合医院心理卫生问题现状的认识。最终问卷共包含46题,6个维度。
2.2.2 验证性因素分析
用样本1的另一样本(N=319)对以上6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卡方与自由度之比
2.3 信度分析
问卷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α系数在0.73~0.79之间,总问卷Cronbachα系数为0.89。38例的两周后重测Pearson相关系数在0.58~0.78之间(表1)。
2.4两样本对心理卫生知识的知晓率比较
问卷满分为92,总知晓率=(总分÷92)×100%。综合医院641例的总知晓率为47.6%;专科医院99例的总知晓率为9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 论
3.1问卷编制目的、内容及形式
在综合性医院中,要解决好心理卫生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非专科临床医师能够有基本的识别、处理及请会诊、转诊的能力。了解他们的心理卫生知识水平,并针对性地给予继续教育培训,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上海朱紫青等[10]曾设计综合医院心理保健知识知晓率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综合性医院医护人员,其内容以抑郁障碍相关问题为主,结果发现综合医院问卷知晓率为36.8%。本问卷仅针对临床医师,了解他们的心理卫生知识结构及水平现状。设计问卷时参考了ICD-10的分类诊断标准[11],所编制的问卷包括了心理卫生常见的、重要的知识点;同时还考虑到了在问题的选择上,侧重于一般性的认识能力考察;问卷中涉及治疗处理的有7题,仅占总题数的15%。
在问卷答题形式上,没有采用一般的提问题、选择正确答案的方式,这主要是考虑这种方式难度较大,被调查者可能出现花费时间长、容易厌烦、随意填写甚至拒绝作答等情况。而目前采用的这种方式是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对相关问题的了解程度,易于作答,花费时间短,同时采用匿名调查的方式,被调查者没有心理负担,理论上应该较少存在随意作答的情况,问卷实际应用时合格问卷的回收率为96.2%,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3.2 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主要目的是求出问卷每个题项的临界比率值,看是否达到显著水准,项目分析结果说明了所有题项均具有鉴别被调查者反应能力的作用。
3.3 信度分析
内部一致性信度结果显示问卷各维度系数在0.7以上,表明组成该问卷的项目的内在一致性程度高,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问卷总的系数高于各因素,表明问卷的同构性较高,各因素间的差异性不是很大。
重测信度考察问卷是否具有跨时间稳定性。问卷各维度第1次及2周后的重测相关系数在0.59~0.78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前后两次的一致性程度比较高,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达到测量学的要求。
3.4 效度分析
从问卷的编制过程来看,所有问题均是由领域内专业人员编写,参考了相关文献并得到领域内专家的认可,内容效度可以得到保证。
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看,设计时针对焦虑症状和神经症分别编制了题项,因素分析的结果进入了同一个因素,这和临床是一致的,即焦虑症状及神经症均属于焦虑障碍范畴。设计时的抑郁维度有7个题项,结果有1个题项进入了焦虑因素,有1个题项因素负荷量低于0.4,均删除后这个维度共有5个题项,略少;关于睡眠障碍和心理咨询进入同一个因素,推测可能是临床医师对睡眠问题和心理咨询的认识具有相关性,即如果对睡眠障碍有比较好的了解,则同时对心理咨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反之,如对睡眠障碍相关问题不熟悉,则对心理咨询的一些相关问题也不了解。实际是否如此,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问卷在设计时包含了11个关于现状认识的题,这些题项内容比较分散,如包含了综合医院的焦虑、抑郁识别率、漏诊率问题,躯体疾病与心理疾病的共病问题,联络-会诊精神医学、躯体症状及心理问题相互影响等等问题,结果这一部分内容形成了3个因素,其中有一个题项进入了抑郁因素,考虑到问卷的简洁性及实际应用的方便,因此仍将这3个因素合并成一个因素,并去掉进入抑郁因素的那个题项,最终形成的问卷共46题,包含6个维度。
从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看,6因素模型的卡方与自由度比小于3,两种误差项RMSEA与SRMR均小于0.080,各种拟合指数除GFI和AGFI外,均大于0.9,拟合指数较高,模型拟合度较好,可以接受。
对于效标效度,由于目前为止尚没有发现国内有类似的问卷,因此没有做效标效度的验证。本文调查了理论上和被研究对象在心理卫生知识方面有显著区别的一个群体,即精神科医师,结果显示,非专科临床医师与精神科医师这两个不同群体的问卷总知哓率分别为47.6%和90.9%,说明了问卷能有效区分不同群体,也间接证明了问卷可以反映受试的心理卫生知识知晓状况。
需要指出的是,本问卷在编制的过程中,限于条件,样本代表不够充分,缺少非精神专科医院的其他专科医院(如口腔医院),无住院床位的社区诊所和私人诊所等样本;社区医院只调查了一家,测查了36例,代表性较差。这对问卷的质量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也限制了问卷在以上机构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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