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法治精神的基本内涵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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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中，人们极力提倡人道主义的宗教伦理，后来发展了很多慈善活动和广泛的助人行为，使公众得以积极地反馈社会。而在我国，最早的志愿者精神可以说是那种朋友间、邻里间的互助友爱精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些都成为中国志愿者精神的重要文化底蕴。
志愿者精神首先在于自觉自愿。大多数志愿者都一致认为志愿者服务是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应尽的义务，都希望可以利用空余时间帮助有需要的人，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积极倡导社会文明。当然其中也会有些另外的主观原因，如想多学点东西、想增加些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等。不管动机有什么差别，人们普遍认为志愿活动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活动，自觉自愿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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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精神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其中，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我们要坚持法治学习。 只有通过学习，我们才能不断强化意识，巩固依法行政的理 念。只有通过学习，我们才能不断强化规范意识，提高科学执法的水平。只有通过学习，我们才能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刺激执法工作的效能。
所以现在我的了解就是法治精神是城市精神的重要构成要件，涵盖了善治精神、民主精神、人权精神、公正精神、理性精神、和谐精神等内涵。培育城市法治精神，就是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为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培育城市法治精神，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现代法治思想内涵全面落实到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落实到依法执政、依法治理、依法办事的各个层面，协调推进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培育城市法治精神，就是要将包容了正义、公平、民主、自由、秩序、和谐、安全等诸多价值要素和蕴含的人文精神输入全体公民的头脑，让更多的人学习法律、信仰法治、遵守法律、履行法定义务、依法维护权利。
我的认为是建设法治质检就是要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规范各业务工作，加强质检内部建设，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工作很平凡，很普通，没错，我们既没有横刀立马舍我其谁的豪迈，没有高山流水谈笑鸿儒般的清雅，也没有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的成就。但是我们平凡的工作却有着重大的意义，作为行政执法部门，我们担负着推动产品质量提高，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公平竞争，维护公共安全的多 项职责。我们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利，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把质检部门建设成政府信赖，社会认可，人民满意的法治质检。
对于加强城市法治文化建设，党委、政府有力的组织领导、全社会的公共参与是保障。应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法治文化建社纳入法治城市、文明城市的大局中，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群众性的重点工程，寓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项事业建设中，与其他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同推进。同时积极探索社会动员机制，既要使司法、行政执法机关以及法律服务、法治宣传、法律援助等专职人员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骨干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又要拓展社会参与途径，鼓励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法治文化建设。引导各类媒体自觉承担起公益性法治文化建设的社会责任，努力形成各方面协同配合、合力共创的生动局面，为建设和谐文明的法治城市提供坚强有力的精神文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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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基本内涵
法治教育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艰巨的任务，它是指通过对公民进行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法治思想教育和宣传，使公民树立依法治国，并以法律的规定来规范并用法治思想来指导自己行为的一种教育活动。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在法治教育，法治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在青少年法治教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旗帜鲜明地把青少年法治教育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法治宣传教育，使青少年理解自己所处的公民社会，并积极投身于其中，能够敏锐地意识到法律与自身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成为一个具有法治意识的公民，实现法律社会化的目标。可以说，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成效关系依法治国的深度性、有效性和持久性。
二、青少年法治精神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联性
党的十以来，就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次做出重要论述，明确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法规”，通过法治建设来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青少年法治精神的培育在作用范围上有所差异，但二者在思想来源、主要内容、功能目的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
（一）从思想来源来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其共同基础
青少年法治精神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二者的目的均在于为青少年构建统一的精神家园，使青少年群体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导向，树立起共同的精神信仰。青少年精神家园的建设，与其所处社会的特定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联的。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几千年累积沉淀的优秀文化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培育和践行青少年法治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点。
任何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都是以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优秀文化是所有炎黄子孙共有的精神家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逐渐演化、渗透成为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思维方式，为青少年精神家园的建设提供厚实的文化土壤。
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也逐渐形成了以为指导，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具有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土壤，也是青少年法治精神培育的文化资源。
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能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和精神目标。
（二）从主要内容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蕴含了法治精神，二者存在整体与部分、包含与被包含的紧密关系
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都是青少年在特定人生阶段创造、发展、认同的社会价值，其作用均在于引导青少年保持崇德重法的精神状态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是塑造青少年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行为准则。二者各有侧重，法治精神侧重于从法治的社会功能、精神动力等方面为青少年提供相应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出发，总体阐明全体社会成员赖以生存发展的共同价值准则。其中，社会层面的法治价值是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搭建了整体框架。从主要内容上看，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培育宗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充分说明法治精神蕴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
（三）从功能目的上看，两者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价值判断力，通过对青少年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的培育，强化规则意识，树立契约精神，砥励蓬勃向上的个人品格；另一方面通过法制宣传教育，着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青少年的法治意识。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共同倡导的价值追求，满足了青少年对精神信仰的追求，指引青少年的生活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青少年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融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藏着内在的法治精神，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契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价值力量的重要支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以来，我国青少年的法治教育工作成绩斐然，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法治意识的不断深入，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和谐的问题，弱化了法治教育工作的实际效用，阻碍了青少年群体法治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和法律修养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充分解析我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探索提出行之有效的化解方式，实现青少年法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对接融通，在现阶段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当前，我们既要抓好青少年法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理论教育，又要落实好青少年法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实践教育。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实现二者的有效融通，促使二者相互转化，有效提高青少年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解和把握。
1.充分融入学校教育体系，加强教师理论宣讲与学生实践养成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与践行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其中理论知识的教育与学习是青少年学习法治知识的基础阶段，也是提高青少年法治水平，培育法治价值与法治精神的重要方式。在此阶段，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应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充分有效地融入到各教学环节中，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以青少年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宣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赋予其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和入耳入脑的传播效果，使其内化为广大青少年的价值追求、外化为青少年的行为自觉。最后，要鼓励青少年群体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去体会、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精神。进而提升青少年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精神的价值认同，遵从生活实践的逻辑，在日常生活及其社会活动中寻找支持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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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
1． 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必然性和重要性。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法治应当优于人治” ， ①亚里士多德著：《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公众对它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199页。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于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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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课堂培养学生法治精神的重要性
当今社会法治不断健全，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规范自己的言行，参与社会各项活动。高中阶段大力强化学生法治精神教育，具有三个方面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一是学生成长的需要。今天的高中生就是明天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才，按照法律办事是社会的基本准则，每一位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都要充分尊重法律、遵守法律，对学生法治精神的教育是为学生提供思想引领的重要保障，也是促进每一位学生健康成长的内在需求。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法治社会建设需要社会的每一位成员提高法治意识。从学生阶段开始重视法治精神的教育，可以为他们将来走上社会提高法治意识奠定良好基础，今天的高中生法治教育就是在为明天社会成员提高法治意识做好铺垫。三是学科教学的需要。知识能力与情感共同构成了高中政治教学的三维目标，法治精神培养在高中政治教学目标任务中是必要的组成部分，强化这一方面的教育引领，也是完成政治学科教学目标任务的需要。
二、深入发掘法治元素，切实提升学生法治精神
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如何强化学生法治精神教育，对教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只有充分发掘教材中的法治元素，将其有效融合到教学不同环节流程之中，才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法治意识。笔者在教学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模拟情境之中培养学生法治精神。法治精神的核心是尊重法律、遵循法律，自觉的以法律规范自己的言行。政治教学中的许多内容就是在阐述依法治国，阐述以法治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政治课堂中，教师可以设置一些模拟情境，让学生在身临其境的氛围中感受法律的尊严，感受制度的严肃，从而让他们增强法治精神。例如在“民主选举：投出理性的一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更加形象的理解我国民主制度，熟悉等额选举、差额选举等不同的选举模式，笔者专门创设了情境，以等额选举和差额选举的内容进行模拟演示。每一位学生都是一位选民，大家通过等额选举或是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通过模拟选举让学生更加深刻的感悟民主的公平性、公正性，深刻的体会我国在推进民主进程中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效，让学生在这样的模拟投票选举中增强了法治意识。许多教学内容都可以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让学生在接近于现实的环境氛围中提高依法办事、依规办事的强烈意识。
2.明辨是非之中培养学生法治精神。高中生应当具备较强的是非辨别能力，而当今社会各种思潮鱼龙混杂，有些方面对学生容易产生混淆视听的效果。对此，教师在政治课堂上一定要通过明辨是非让学生增强法治精神。例如在“我国的宗教政策”教学中，笔者引导学生充分了解我国宗教政策的内涵，如自由，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适应等。同时，笔者还针对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和打击取缔等方面区分开来，让学生明白自由是指合法合规的宗教，而不是打着宗教旗号，进行颠覆国家政权、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敌对势力肆虐，让学生对国家尊重群众自由和引导群众抵制等方面区分开来，坚持依法管理宗教，解决打击势力。学生通过对比辨析之后，提高了自己在宗教政策方面的理解深度广度，也提高了法治意识，认识到一切宗教活动都要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进行，都不得危害国家，损坏群众利益。
3.专题研究之中培养学生法治精神。高中政治教学涉及到的信息量非常大，如何提高学生法治精神？教师可以通过教学方式模式的转变，赋予学生更加宽泛的学习空间，搭建良好的平台让学生进行专题研究、深刻了解，在学习的过程中增强法治精神。在“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教学中，笔者组织学生对监督的必要性进行了充分论述，使学生明白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将它装进监督的篮子可以更好的为国为民服务，一旦失去监督就将成为开启地狱之门的钥匙，让学生对依法行使权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接下来，笔者引导学生从权力监督的途径入手，共同分析外部监督、内部监督各自有着哪些方式、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学生在讨论中对权力机关、党委、政协开展外部监督，全社会和司法机关开展外部监督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对上级行政部门、法制部门、监察部门、审计部门开展的内部监督也有了全面的了解。通过专题讨论，学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教师也进行了必要的指导，学生对权力监督的必要性、如何开展权力监督等方面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法治意识得到了同步提高。
三、几点思考
在高中政治课堂上，广大教师要充分结合教学内容、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对学生进行法治精神教育，让法治理念深深扎根于学生脑海。这一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两点：一是要将法治精神培养贯穿教学全过程。尽可能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包括课前预习环节、课后巩固环节等等。二是要鼓励学生联系实际提高法治意识。要将法治意识落实到自己言行当中，在生活中学习中自觉的遵守各项法律，规范言行做遵章守法的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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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法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公民意识
普法教育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我们普法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让老百姓知道我国有多少部法律，把法律知识灌给老百姓吗？还是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有哪些基本权利？这些以追求表面内容为主的普法教育都是肤浅的，不符合现代法治本质要求的。那么我们的普法教育要追求的是什么呢？普法教育不是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刑事诉讼法》《婚姻法》又一次被修改，而是让人们明白修改这些法律真正意味着什么；也不仅仅是让老百姓了解诉讼法的具体操作程序，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认识到程序优先在法治进程中意味着什么。所以，笔者认为我国未来普法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培养公民意识。“所谓公民意识，主要指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其相应的权利、义务的认知和社会价值取向。”公民意识涵盖了法治意识，是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我国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不仅要依靠完善的法律体系，还需要公民自觉地遵守和维护现有法律。这里所说公民意识，不是泛指公民的意识，而是特指具有宪法理念和法律精神的意识，他既包括公民对自己和他人权利的认知，也包括对尊严和价值的认知，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一个国家要进入法治化状态，不仅要以体现正义的良法为基础，而且要以理解法的精神的公民为社会基础。”在未来普法教育过程中积极培养公民意识，能够积极推动我国依法治国的实现。
二、普法教育的重点是实现法律的内化，确立法律信仰
英国著名法学家哈特把人们对法律的态度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外在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法律的态度是内心并没有真正接受法律而只是观察法律，他们将法律的要求视为一种外在的强迫，出于无奈而接受；另一种是内在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法律的态度是从内心接受并且以法律为其指导，他们将法律的要求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并以法律的要求作为评价自己行为的标准。哈特的这种区分给我们研究普法教育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法律信仰是人们基于对法律的认识而形成的对法律深信不疑和确信服从的一种价值取向，是人们在对法律认识和对法律功能评判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对法律规则与法律功能的确信状态。”纵观我们二十多年的普法教育，更多注重普及的是法律的具体内容，局限于使人们知法和懂法的状态。大多数状态下法律并没有被内化，而成为对法律规则持外在观点的人，是出于无奈而接受法律，从内心抵触、规避法律。笔者认为我国的普法教育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让人民群众知道法律、懂法律的第一步任务，下一步普法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实现法律的社会内化，着眼于使人们从对待法律规则的外在观点向内在观点转化。也就是说，使法律规则成为人们“心中的法”，使法律规则被人们从内心真心接受，并且将法律的要求内化为自觉地行动。具体来说我国今后的普法教育要从普及法律知识向弘扬法治理念与法律精神转变，要将法治的理念和法律的精神向国人普及，让人们理解现代法治的真正内涵，进而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
三、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是普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法律思维方式作为思维方式的一种，它与其他思维方式相比有许多独特的特点。“法律思维方式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根本价值取向，重在维护权利、制约权力、契约自由、保障人权，反对义务本位、官本位。”“如果说，政治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利与弊的权衡，经济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道德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善与恶的评价，那么，法律思维方式的重心则在于合法性的分析。”法律思维作为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按照法律的逻辑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思维方式必然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普法教育，社会正向法治化迈进，国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人们对法律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普法教育的重点也由注重具体知识传授转向宣传法治理念。这种转变恰恰与法律思维的价值取向相吻合，社会中普遍的法律思维方式的养成需要长时间的法制教育，法律思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建设法治社会的坚实基础，在未来普法教育中注重公民法律思维方式的培育是必然的趋势。
总之，我国的普法教育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未来的普法教育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今后一个时期，普法教育必须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积极开拓新路径，以创新的精神、创新的思维来部署落实，努力开创普法教育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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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东. 关于公民教育基础问题及基本内涵的思考. 中州学刊 ，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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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是一个美好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社会，是一个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2005年2月20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内容。总书记所概括的和谐社会的六个目标和内容中，首推民主法治，充分说明了民主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其地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协调配合，应当明确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法治社会。法在和谐社会的特殊语境下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定含义，这种含义成为归纳判断和谐社会下法律的作用必要前提和基础。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是和谐社会的唯一社会控制方式，在法律之外还有许多的规范体系，例如习惯和道德规范等，在和谐社会建设中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甚至在生活的细节问题上，它能发挥比法律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法律控制社会的诸多弊端和不能之处，例如司法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剧烈矛盾和差异等，更加突出注重其他社会控制方式的存在的正当性。在我国的历史上，道德和习惯都曾经在社会控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道德和习惯也应当是法律控制方式的重要补充。道德主要是通过舆论和良心对善恶的评判，来指导和影响人们的行为，道德可以弥补法律的许多不能之处，向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行为要求，给人们提供更加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习惯在现行法的体系中是重要的渊源，虽然其只是制定法的补充，但是习惯法，尤其是在封闭的熟人社会中，可能是在实际中支配我们行为的重要规范。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提供了制度保障
关于以人为本的法律理念在中国如何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与发展，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如何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建设人本化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树立以人为本的法治观念。
法治观念是法律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我国正在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我们的法治建设应把以人为本这一价值追求作为根本宗旨，使社会主义的法成为真正充满人性的法。
1.贯彻以人为本的现代法律精神
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现代的法律精神及其相应的制度。
2. 强调人权至上的权利观念
真正树立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观念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前提，在公平效益、秩序等诸多目标中对人的权利的追求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3.树立以人为本的秩序观念
社会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复杂，社会构成越来越庞大，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秩序越来越凸显出重要性。以人为本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价值，也是维系社会秩序和谐的重要保障，我们所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法的秩序与自由价值的统一。
4.强化公民的主体意识
公民主体意识是法治国家制度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强化公民主体意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件，公民广泛参与到包括法律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是其主体意识觉醒的体现。
5.树立开放性的法治理念
以人为本精神要求开放性的法治意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绝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现，无论从其形成上还是从其内容和要求上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都具有充分的开放性，社会主义法治要对传统法治精神和现代法治经验合理开放，要对西方法治理论与经验理性开放，要充分关注社会现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能静止不变，必须渐进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完善。
5.1人本法治的内涵分析
在一般意义上理解“以人为本”，是指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以人为本”的“本”，就是以人为根据，以人为目的和归宿。一是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强调把人当作主体；二是相对于人的边缘化而言，强调把人看作是一切事物的前提本质和依据；三是相对于人作为手段而言，强调要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自然属性或生物性意义上的人，而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以人为本，内在包涵如下内容：
人是法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目的。人是法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离开了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法就失去存在的必要和可能 法是人的创造物，法的产生要依赖于人的社会实践，理性发展和良知的确立，社会实践是人的基本活动，理性思考是人的思想升华，良知引导是人的价值指引。法就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经验积累，理性思考与良知指引相结合的产物。
法是人的工具。人不仅是法的主体，更是法的主人，由人创设的法必须反映人的意志和利益。否则，漠视 丧失和背弃了人本思想和人文精神的法，必将使法堕落、沉沦，成为与人对立的专制工具，这就是法的异化，而法的任何异化都是法对于人的进步发展的阻滞。法是人的工具，是指法始终是为人服务的，是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是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促进人走向自由自觉和人类社会全面进步的手段之一。
人是法的评价主体。法的根本尺度是人的尺度，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进步是判断法的价值及其进步的根本尺度。在对良法恶法的评判上，人的社会实践是检验法律良善的唯一标准。西方法治传统中多用正义的自然法精神来评定实在法，其实，所谓的正义的自然法精神的最终来源不是上帝或神，也不是自然理性或人的抽象理性，而应该是在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社会的主流的道德和伦理观念。所以，对法律良善的评判应该着眼于人自身，由人作为评价的主体。
5.2人本法治的内在要求
5.2.1尊重个体。尊重个体是相对于中国长期以来重集体、重国家而轻个体的现实而言的。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但个人不能因此变成了整体，人的社会属性并不必然导致以社会为本的结论，相反，抽象的讲，人与社会是互相依存的，人构成社会的基础或基本要素，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社会也是为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目的而存在的。也就是说，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是在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中得以实现一个社会的性质，最终取决于构成它的人的性质，一个社会的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
5.2.2关怀人性。人的根本属性是人性，人性引导着人按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从理性看，基本人性是生存、尊严、名誉、自由、发展等需求倾向；从单个的个体的人的角度来看，人性是与人的生命存在相始终的；从作为人的集合的社会的角度来看，人性又是与社会的历史发展相伴的。所以，人性是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我们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是：一方面，人性是人作为生命的自然存在形式的本能的反映；另一方面，人性的大部分内容又是在自然本能的基础上对自然本能的超越，法律必须以人性为基础，法治必须立足人性，人的属性决定了法治的属性。
三、以人为本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路径
1.坚持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
1.1立法要着眼于尊重人的自由权
现代社会法的价值呈现多元化取向，但最为根本的就是立法的价值应当符合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精神，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符合人类社会的本质和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在所有立法价值的选择中，最主要的应当是自由。
1.2立法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从一定程度上讲，“以人为本”在法律上的体现就是“以人权为本”。对于中国来讲，维护人权和不断改善人权状况，是国家的根本目的之一，坚持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都是为了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
1.3立法应体现平等的原则
法治应当以关心“人”的平等为立法导向，其一，立法的主客体应当平等，在权利享有和义务履行中的主客体要平等，社会、国家与个人在法律面前应当是“人人”平等的；其二，基本权利的保障应当平等。只有切实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才是“良法”；其三，发展的机会应当平等。机会平等的基本含义是共享机会，即从总体上来说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
2.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
现代法治国家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基础上的。执法过程并非一个简单的落实和执行法律的过程，它可以看作一个摆正权力与法律。权力与权利关系以及同等看待实体与程序、合法与合理的过程。现代执法理念的核心和基石应是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认可和尊重，体现民主、人权、法治等基本人文精神。
3.完善以人为本的司法制度
完善以人为本的司法制度，应该重点解决以下问题：其一，司法改革的人本化：司法权是化解社会纠纷和平息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关口。在任何一个国家，行政权的滥用本质上难以避免，如果最终的司法救济不能担当起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弘扬社会正义的职责，那么矛盾冲突和不和谐的因素将很难应对这些缘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在法治社会中应通过法定的程序由司法机关做出权威性的判定，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司法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加强实证研究，充分考虑国情，在中央的整体规划下合法进行，并且应该在判断改革目标、评价改革成果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人民的意志。
参考文献：
篇8
天之骄子固然是知识的精英，但知识的富有不等于观念的跟进与精神的追随。就树立法治观本身而言，不仅要形成一种思维观念、精神诉求，更要化为一种行为的践行。而法治观缺失的学生们，往往把学习法律法规仅仅视为学业分数，在名利的诱惑与情绪的支配下行为失范，走向违法乃至犯罪。
还要看到，当代有的大学生在道德观上出现沦落与迷失。道德不仅关切人们社会交往的伦理诉求，更关注人对生命的尊重和崇敬。在国家层面，它化为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和理想目标。在变幻迷离的社会思潮涌动中，少数大学生受消极落后价值观的冲击影响，加之思想狭隘偏激，在纷繁复杂的利益诱惑下，容易在逐利与追名中放肆，逾越法律底线。
少年强，则中国强。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思维最活跃、知识最丰富，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更是这个国家能否走上法治轨道、占领道德高地的关键所在。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更是道德的底线。依法律重器治国理政，凭道德良心让社会和美，显然，“法治”与“德治”在内涵要求上的取向一致，其基本目标指向也是一致，两者相辅相成。现实中也只有互相砥砺，才能相得益彰，共促社会发展和进步。
那么法治与德治，如何落地生根、植入人心？
篇9
1?法治是国家或政府必须服从的某些原则。
2?法治是制约国家或政府的强制权力。
3?法治是一种社会普遍存在法的观念。
4?法治是通过普遍的规则约束政府行为，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
5?法治是实施法律规范的原则、方法和制度的总体。
从以上几种较为普遍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西方学者也并未直接给予法治以某种定义，只是就其某方面或者说是最为根本的一个方面给予说明和定义而已。其实在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和法学史上，直接定义法治的并不多见。因为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所以，客观上来讲，对其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况且，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相同，不可能有同一语境下的法治概念。
尽管我们无法对法治定义一个精准而通用的概念，但法治本身所蕴涵的一些根本的性质和价值追求，对于全人类来说是一样的。
二、法治的发展历程
在西方，“法治”这一术语最早由古希腊雅典“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提出。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法律的作用明确提出了法治国的方案，他说，每一个城邦都应该有法律的支配，假如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的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毁灭；然而，我们认为假如一个国家的法律假如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柏拉图之后，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在认真思考“由最好的一个人和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有利”这个问题之后，明确主张“法治应当优先于一人之治”，他说：“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法治的内涵作出了精致而完美的解释。以至于后来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学者对法治的理解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一解释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在探讨法治的含义的时候，仍然将“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和“良法”作为法治的应有之义。
在中国古代，几乎与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含义的同一时期，先秦法家也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但法家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中国当时儒家的“礼治”、“德治”而提出，并没有将其视为“法治”。
在美国，潘恩、杰弗逊将法治理论在治国实践中加以运用，并坚定的公布：在专制国家中国王是法律，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法律应是国王，国家权力源于宪法，而宪法来自人民的同意和契约。
从法治的发展历史来看，法治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人类文明和法理念的发展历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随着人类对自身关怀的增加，法律的作用不断增强，于是法治的概念产生并得到较好的发展土壤。但是，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及以后的时代里，人们对于法治的熟悉，更多的仍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视为统治者实施更好统治的工具，人们对法的遵守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即慑于法的威力而被动的遵守法律，以达到法治的效果。而中国先秦法家所提出的“以法治国”的方略更是一种工具性的概念。如今，各国学者在吸收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含义的同时，也开始探询法治更为根本的东西，也即法治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
三、法治的价值追求
在如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实行法治是必然的趋势。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对法律的熟悉也达到较深的水平。从文艺复兴对人的本质、尊严、个性、自由的发现和肯定，从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口号以来，人们不再束缚于君主的强权政治与特权之下。这种人文精神孕育了法治的心理、观念和思想。
在法治内涵及构造的探索道路上，同时也是进行着对法治的价值追求的探索。
（一）法律至上——法治的表象价值
在讨论法治的内涵及构造的时候，法律至上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法治构成要素。其实这种法治的表现形式也是其表象价值。应该说，法律至上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类一直致力追求的状态。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也即法律至上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从西方学者对法治的不同定义来看，其共同点即是法律需获得至上的地位，而这种地位的最根本表现即是政府和统治者服从于法律。
1?从法律获得普遍服从的角度来讲，法律至上应该是两个方面的。
一个方面是统治者服从法律，在如今的国家形态下，即政府及治理者服从法律；另一个方面则是人民服从法律。应该说，第二个方面的服从是比较轻易实现的，虽然违法现象不能杜绝，但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也已经有了较为健全的纠正机制。而人们关心的是政府权力受到制约。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的发展水平还离不开人的治理，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便是这个道理，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由法律来统治，但也不得不承认的人的作用。因此所谓将“法治”与“人治”相对立时，对立的也仅仅是在“法治”的状态下，“人”的权力受到了法律的制约，而“人治”的状态下，“人”的权力无限膨胀，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限度，以至于法律至上只是至上于人民而至下于统治者，不成为真正的法律至上。因此，人们更为关心的是政府及治理者服从法律。假如没有政府及治理者对法律的服从，而这种法律也不能称其为是至上的法律。
2?从法律至上的语境来讲，法律至上应首先是有一个价值判定。
法律至上并非是法便至上。笔者是坚持“恶法非法”论。因此，在笔者看来，所谓法律至上也必须是良法至上，也即推崇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因为，法律至上不仅是一个事实判定，而应首先是一个价值判定。在有的学者看来，法律的制定本身就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因此，法律不能违反客观规律。而法律至上不仅是法律制定的问题也是法律运行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法律制定的时候应真实反映客观规律，而在法律运行的时候，法律规范应高于其他任何社会规范。所谓法律至上的价值判定，就笔者看来，其实也就是一个判定恶法与良法的过程。譬如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也有法律，但是希特勒的法律以及为执行法律而设置的党卫军、盖世太保等机构都是为了实施其种族灭绝政策的。而种族灭绝本身就是违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这种法律以及实施法律的机构不可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因此在那样的国家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即使该国中所有政府机构以及官员都是严格遵循法律而行为的。当这种法律本身就已经违反了人类发展客观规律的时候也就不称其为法，对其的遵守也不能说是“法治”。从这样一个例子来看，法律至上确实更应首先是一个价值判定的过程。
3?法律至上的最重要保证——法律高于权力。
法律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人类社会尚存的时候，社会的稳定，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都离不开法律，而法律不是自行发挥作用的，需要一定的机构来执行，因此完全抛开“人”的作用而谈法治也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所以在努力向“法治”国挺进的时候，人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而这里所谓的“人”，并非指人民，而是一国的统治机构。统治机构既是制定法律的权威也是执行法律的权威，因此在法治国中，统治机构的权力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法律应该是最高权威，而不是统治机构。具体讲来，即政府的权力应是有限的，行政权力不能超越法律而干涉人民的生活。更直接的说法便是法律应高于权力。统治机构代表着权力，虽然法律经由这种权力而产生并具有强制力，但是这种权力在赋予法律以强制力以后也应该服从于这种法律的强制力，否则，法律的强制力便是不完整的，也谈不上进行法治。法律高于权力是法治的重要保障，也是法律至上的重要保障。现代法治只能以民主制度为基础，是对由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的否定。它的运作绝不可能采取传统的单向运行模式，即由政府或国家官员立法并实行从上而下对一般大众的单纯治理、执法和适用法律的模式，而必须采用从一般大众到政府以及从政府到一般大众的不断的立法、规范、监督、反馈和修正的“良性双向运行模式”。
（二）人文关怀——法治的本质价值
以上所述法律至上只是法治的表象价值，而法治的最根本的价值应该是人文关怀，即对人类本身的关怀。法律的出现本身即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并不是为了阻碍其发展，因此，法律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而人文关怀中最核心的内容便是人文精神，它是人文关怀的直接表象，并且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人文精神便占据着各国思想家思考的一部分。
1?人文精神的涵义。
有学者将人文精神的要点概括为：（1）重视终极追求，执着探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思想人格。（2）高扬人的价值，否定神和神学对人的束缚。（3）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在肯定人欲的合理，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亦反对人性在物欲中湮没。（4）谋求个性的解放，建立人际间的自由、平等关系，实现自身的价值，反对宗法等级关系及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束缚。（5）坚持理性，反对迷信、盲从和熟悉领域的强制服从。
2?法治与人文关怀。
假如说从中世纪之神化世界到近现代的人化世界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伟大转折的话，那么，法律从神的奴仆转化为人类精神的象征则是这一伟大转折的直接后果。根据早期自然法思想来理解法的话，法即代表着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现今的以人为本，人类对自身的关怀不断增加，而这种关怀更是体现在法律的制定以及实施中。从根本上来讲，法律始终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也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工具，而人才是最终极的目标与关怀。
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公平、正义、权利，都需要由法律来加以规定，从而赋予了宪法以最高的权威，因为宪法是这些人类基本权利的载体。可见人类其实是用法律来实现对自己的终极关怀的。我们不能把法律理解为完全工具性的东西，在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目标上，它也是工具性的，但是就其本身所体现的人类价值来说，它应该是价值性的。因此，要求法律至上的价值追求其实也是法治的人文关怀必然导致的趋向。在法学剥去神学的外衣后，法律所体现的便是保障一个个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即使在设定义务的时候也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法律至上其实也就成为本质上的人的至上。因此，法律规则的至上绝不是宣扬一种冷冰冰的规则理性，而是高扬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精神、人权精神和人文精神。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动因中，虽然经济因素占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任何制度的构建都是为了使人自身得到更大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也好，无产阶级革命也好，资产阶级宣扬的理论或者无产阶级宣扬的理论，统统都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解放人类自身，为了使人类远离于束缚之外。当然这种远离并非绝对的没有任何约束。所谓自由并非无限制的自由，因此法律的存在便是为了以一种社会公认的契约赋予人们以更大自由和行使权利的空间。法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深刻反映了人类追求永恒的正义以及用法律这样一种形式固定住自身权利的过程。规则是人类理性的要求，而规则所反映的内容则是人类自身人文精神的映照。
篇10
在中国从古至今的所有思想学说中,儒学之于国人犹如基督教之于西方人,是对中华民族产生影响最大的学说。儒家文化独生成于华夏沃土之上,产生于春秋,由孔子创立。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孟上承周文教化,通过“损益”改造,将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基调。荀子鉴于战国列强竞雄、法家崛起的新情况,隆礼重法,沟通儒法,突破了孔孟儒学的传统。经秦朝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后,儒学在汉初无为而治的氛围中得以复苏,至汉武帝时,董仲舒顺应时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进行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随后,由于老庄之学的宗教化并借黄老遗风而流行和佛教的传入,儒学曾一度“独尊”不再,但经韩愈的道统论及李翱的复性说后,儒学再度复兴。宋明儒家面对佛老盛行、儒学势微的局面猛然觉醒,重建孔孟道统,传统儒学进入到另一个发展阶段。
儒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虽是一波三折,但其历史连线始终没有中断。儒学的生生不息除了依靠于儒者们的不懈努力外,还得益于儒学自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容纳、同化别种文化的能力,以及长时间生存于宗法农业社会土壤之上的国人的民族认同心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礼”“义”等千年来始终贯穿于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男女到经济政治。儒家伦理法的“思想形式经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而成为长期占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并在其不断的社会化、政治化、法制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法文化的心理积淀和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的固有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起主导价值的部分”。[1](P137)在现代法律制度的构筑过程中,盲目地割断历史的内在联系而建立的法制只可能是空中楼阁。离开一定法律传统形成的现代法治的内在历史根基是不牢固的,“法律的精神应体现民族精神”。[2](P471)我们可以从横贯中华数千年史、占据国人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中寻求法治的根基。
二
纵观儒学发展史,“仁”与“礼”这两个命题贯穿于儒家法发展始终。从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孟子的仁政论,到韩愈的博爱释仁,再到谭嗣同的维新仁学;从前儒学时期——西周的“礼外无法、法在礼中”到西汉的“春秋决狱”再到唐朝时的“纳礼入律”以及之后“礼法合一”状态在中国的千年存续,都证明了“仁”、“礼”在中国儒学发展中所起的主线作用。既然如此,本文将以“仁”、“礼”为坐标原点,去把握源自西方的当今法治理念。
(一)“仁”
“仁”的学说自春秋开始发展。阮元《论语论仁论》云:“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1](P208)“相人偶”,指二人以上的互相关系。仁,就是关于人的关系的原则。《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说过:“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可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仁学即为爱人学。“仁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认识史上由神本位过渡到了人本位,由神道发展到了人道”,[1](P204)“社会发现了人,人发现了自身的价值”。[1](P202)
现代法治同样以人的尊严与价值作为其追求,古老的仁学与现代的法治在穿越了千年时空隧道后暗中契合。西方法治观念中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尊重这一内涵来源于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摆脱了中世纪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重视人本身的存在与价值。自此以后,历经数位法学家对法治观念的塑造,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成为西方法治观念的应有之义。
虽然中西“人学”的涵义不尽相同,但中国古代“仁学”与西方文艺复兴作为“尊重人的价值”理念的源头,同样是历史摆脱“神道”走向“人道”的发展。
但二者却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发展径向。中国的“仁学”早在其创始人孔子那里就打了折扣,为了“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政治抱负,孔子的人学带上了浓重的国家政治色彩。孟子则明确地将孔子所探讨的一般人的仁具体化为统治者的仁。[3]P145之后,“仁学”更加明确地走向“君爱民”、“官爱民”的道路,成为典型的民本主义(而非人本主义)。中国仁学的发展使得“人”刚刚从“天”那里解放出来却又走进另一个牢笼——“听命于君”。这就导致了后来中国行政权高于一切的状况,个体人的价值被无限膨胀的行政权埋没。而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的尊严与价值经由古典自然法学派阐释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被抬高到无以伦比的地位。洛克“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然权利”,[4](P123)卢梭也指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享有一定的自然权利”。[4](P135)正因为重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孟德斯鸠在他“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一切被授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8](P128)的前提结论下设计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体模式。权力制衡的模式使得行政权无法恣意膨胀以至侵犯到人权。古典自然法学派对个人尊严与价值的推崇至今影响着西方社会,成为西方法治社会建立的基本出发点。
同是关乎“人”的学说之所以在中西两方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径向是由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客观历史条件所造就的。然而,现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呼唤个体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重视,在中国存续几千年的行政权淹没个人权利的状况已大大不利于法治秩序社会的形成,从而阻碍了中国物质、精神文明的向前发展。“仁”学向其始义的复归是中国法治现实状况的要求。重视人,关注人,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在国人心目中的树立可借助古代“仁”学的螺旋式上升型阐释得到实现。从而使上述中西两径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二)“礼”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有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政”同政令;“德”,道德原则;“礼”是道德规范。意为:单靠政令刑法,虽在禁民为非方面能奏一时之效,但却不能使民产生羞耻之心,如此则难免日后再去犯罪。孔子在这里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政令刑法,而是反对不道德、反人道的政令刑法。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意为:道德是法的根本,是法律的指导原则。这样一来,道德成了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为“礼法”。正如荀子在《修身》篇中说的:“礼者,所以正身也……故非礼,使无法也……故学也者,礼法也。”真正的法律必须要蕴含一定的道德精神。先秦大儒们的主张基本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汉代董仲舒则利用“春秋决狱”开启了礼法理论转化为实践之先河,儒家经典《春秋》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之后,儒学又通过“决事比”的方式渗入到立法领域。据《后汉书·应劭传》记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春秋决狱》一书在当时经皇帝的认可,起到了“判例法”的作用,故可以说该书获得了某种立法意义,而体现在该书中的儒家道德变成了法律原则。“引经决狱”又开启了“引经注律”之风,随着“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出现,儒家道德的法律化过程也告完成。谓之“礼法合一”的道德化法律千百年来存续于中国封建社会。
再来看看现代法治与道德的关系。王人博先生说,在法治结构里,道德价值始终占
据着重要地位。法治不但需要权力的支持,更需要道德的支持。这是法治作为一种价值实体不同于“法制”的关键所在。“法制”虽然能够得到道德的支持,但有无道德的支持并不影响“法制”的现实存在。如希特勒的法律,从道德价值上认识这种法律,它是违反正义原则的,但这并不妨害法西斯作为一种“法制”的存在。与此相反,法治不但追求法律的实效,更重要的是追求道德价值的实现。法治与道德价值紧密联系,须臾不可分离。博登海默(EdgarBodenheimer)说:“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原则而实现的。”[5](P374)傅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也专门就法律与道德关系进行了探讨: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会受人们的谴责;后者则是对人类过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人们遵守了它也不会受到赞赏。义务的道德可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而愿望的道德则间接对法律产生影响。傅勒的上述观点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密切联系并肯定了法律的道德取向。
在对于道德的重视方面,儒家法与当今法治在横亘千年后又不谋而合。道德与法律的命题,在上升发展的同时也在复归,我们在儒家法文化里重新寻得道德之于法律的价值后,再给其注入时代的新鲜血液,使其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从而完成这一命题的向上发展。
传统儒家道德法的积极性价值对于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有益的。如此,既可以解决民族认同感、法律移植与本土传统资源相结合的问题,又可以达到现代法治蕴涵的要求。例如,在国家立法中,根据合乎时代的道德精神进行法律体系建设,以保证被制订出来的法为“良好的法律”。[6](P199)现代法治应该建基于合乎时代道德精神的“良法”之上。再如,强调礼、德,可以唤起人们的良知,变被动守法为自觉守法,正如古代中医学”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名论,道德对犯罪有着预防作用,而“预防犯罪(又)比惩罚犯罪高明”。[7](P104)
结语:曾无数次被历史重述的中华儒学在当今这个法治时代里将再次得到重述。儒学的再次重述不仅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亦将新的精神内涵赋予传统法制,历史在传承的同时获得了新的生命内涵,这有助于中国法律文化在延绵不断的时空中续写其生生不息的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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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在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他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节与和谐人际关系。儒家对现代法治和谐的启示主要表现在重视法与人的和谐，真正促成形式意义上与实质意义上法治的和谐。新儒学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提供了一整套治理国家理论思想体系，是通过对人进行道德的教化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和谐也是儒家学说的基本价值，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儒家和谐思想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人文社会的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和谐是建立和谐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谐是建立美好家园的价值取向，和谐可以提高文明，修身养性，促进身心健康。以爱人之心调解社会人际关系，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谐社会的基础首先是诚信，强调建立民主体制维护公益，讲究了，和谐共生的思想。
2、法治理念的构建
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治本质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整体把握而形成的一系列理性的基本观念。在现代复杂的社会当中，各行各业都有犯罪现象的出现与发生，探究其违法犯罪的原因，当一个社会处在制度转型时期，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当今社会的犯罪年轻化也让人忧心忡忡，青少年由于家庭原因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一般都源于单亲家庭或者父母双方长期分居或感情不合的松散家庭，一些家庭对孩子过于溺爱以及简单粗暴的教育管理方式，有些家庭的家长对孩子过渡期望的心态，无形当中就给孩子加压加负；学校在教育理念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弊端：教育方法死板，是造成学生厌学，重学习轻素质教育是个别学校的突出表现，个别学校不能如实贯彻落实学校的各项制度，使一些学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一些青少年受金钱社会和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的影响，甚至流落社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直接原因。
宽容思想对于减少及预防违法犯罪的作用：宽容的思想发源于宗教的仁慈和仁爱学说，在建设和谐法治社会的历史背景下，适当的宽容可以使得很多法律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很好的化解。我们应当吸收并且以的宽容思想为指导，宽容应该是社会公德和法律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规范。社会因素是导致犯罪的最主要，也是最基础的根源。因此，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谐文化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内涵，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篇12
民族精神,无外乎一个民族由历史、地域条件而形成的道德、习惯、思维方式等可体现其民族特质的精神内容,它应当是一种社会共同意识。民族精神对特定国家、地区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结构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其社会活动的方式与效果、政治与法律制度的运行状况有着近乎决定性的作用。
对一个特定国家、地区的民族精神的分析,应当会对了解其法律运行状况,促进其法律制度朝着更具可操作性的方向发展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一、当前社会思想的结构
关于中国的民族精神,有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即其是否在经历了剧烈变革后发生断层,也即目前的民族精神是否是与传统并不一致的新的民族精神。
有关民族精神的概念长期以来并不清晰,我们常用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来赋予其具体内涵,比如,“非典”精神、“长城”精神。实际上,这些都只不过是民族精神的各种表现而已,无法触及真正的民族精神的本质。民族精神应当是一种社会共同意识,是一种不经严格的思考而作出行动的一种习惯。多种方式的解释,实际上也突显出当前我们的民族精神并非是清晰、成熟的,而是复杂的、多元的。事实上,它应当是正处在形成阶段的尚未成熟的,可塑性很强的新的民族精神。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状态可谓多元,而又无一思想体系可以真切地反映民众的思想状态,重现稳固的民族精神结构。我们或可用两对相互对立统一的范畴来解析当前民族精神的思想结构,即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非宗教思想与宗教思想。
1. 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
就调整主体间关系而言,中国传统思想重“礼”,而西方思想重“法”。
中国传统思想,重在一个“礼”字。有学者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定名为“礼的秩序”。礼的秩序努力用各种世俗规则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关系。这种规则并非以西方的法律形式所能涵盖。它更加深入到个人生活的多种空间中。它所追求的并非刚性的规则,而是柔性的秩序,是以习惯和道德的方法来维系一种相对和谐的个人关系、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
西方思潮,尤以英美法系传统为主,重视个人权利、自由,倡导所谓民主,强调以权利义务为手段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西方思潮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绝对的规则性的关系,彼此不可以突破这种规则的限制,不可打破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关系。
2. 非宗教―理性的思想与宗教―感性的思想
中国社会目前的主流观点是所谓理性与科学,这也来源于近代西方思想的广泛传播。
西方社会自古典自然法学派以来,举“自然法”大旗,开启了理性主义的大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也伴随着“西学东渐”传入我国,并成为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推崇备至的无上准则。
与西方世界不同,宗教在我国并没有成为社会思潮中的主流,也没有十分尊崇的地位。然而,宗教思想对我国社会的影响确实无法避讳的。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据不完全统计,至1997年,中国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8.5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宗教团体3 000多个。宗教团体还办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74所。与其避开这个话题,不如正视宗教给我国文化、社会秩序所带来的影响。
这两对范畴基本涵盖了目前中国社会思想的主要方面,并将在中国民族精神形成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法律与民族精神的互动关系
充分认识到民族精神实质上应当是一个概念范畴,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概念,它包含着道德、习惯、思维方式等精神内容。这样更便于我们分析民族精神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1. 法律的文化特性
理论概念的产生、形成、发展,从本质上讲无非是对人类社会历史活动和现象作出描述和阐释,它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历史。法律的本质也应当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一国民众从群体社会诞生以来对群体生活规则的习惯上、信仰上、道德上的确认。
分析法学派,尤以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为代表,努力地想把法律营造为一种真正的科学,不受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的影响。这种努力尽管值得敬佩,但却不容易操作。法律存在与运行合理与否需要有一定的、人们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予以判定。
法律的这种特性尤其在其与道德的关系上更为引人注目。对法律本质的探讨往往会纠缠于法律与道德之间无法厘清的关系。以司法审判过程为例,一方面,法官要用法律标准作为判案的依据(这一依据保证审判结果不会对社会公众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法官也受个人道德标准的影响(这种标准是源于人作为理性动物对善与恶的本能的划分)。将法律与道德完全区分开,从法律体系中剥离道德观念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感觉到,法律与道德应当是同源的,最初两者是混杂为一体的,但具体法律规则可能已经变化了。法律在某些方面完全脱离了道德的范畴了。法律精神即来源于民族精神,也将表现为民族精神。
2.两者互动关系
一方面,法律的运行与法律理念的发展构成整个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一部分。法律之所以是一种文化,就是由于它是人类在自己活动的对象中实现自身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法律作为一种手段,助人类建造自己新的文化体系,这也就是法律的社会作用的体现。
另一方面,民族精神对法律信仰的形成至关重要,即影响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
比如,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在作为社会共同意识方面的精神极不一致。宗教思想与自然法传统使西方民众认为有一种超越世俗法律的精神存在,而只有它才具备最高的权威。政府更迭、多党轮流执政在西方人眼中,并非一件了不得的、要命的事。相反,东方国家尽管存在政党制度,但政党轮流执政并不频繁。盖因政府在东方人的心中是一种精神寄托,一种权威,一种稳定的生活秩序的保障力量。
如果一项规则到了具有习惯的效力的地步,对于它们最终被通过为法律规则,人们将不会感到奇怪。当前中国社会,大家并未有这样一种自觉遵守秩序的习惯。当今中国社会缺少一种集体的共同的社会意识,恰恰是一个社会的群体共同意识才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法治状况。
三、新民族精神的形成方向与对法治的影响
当前,民族精神正值融汇多元思想、形成独立特质的发展时期,或可称之为新民族精神的形成时期。
首先,传统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之特质,仍将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这也是中国之为中国的要义所在。西方民主、法治思想,对中国社会贡献甚大。然而,舶来品即使精良,也很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西方传来的思想应当在中国传统精神的指引下,为我所用,否则,就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岂不知,不加了解地使用这类概念,不但不会对我们有所助益,反而会滋生很多问题,如今人之知有权利而不知有义务,谈自由而不知“不逾矩”,皆属此类。
我国的法律运行状况近些年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民众对法律运行状况的要求也是不断提高的。长期以来,我们都在立法与普法上不断投入。一方面,这是法治建设此阶段的必然任务;另一方面,这也说明现时期,我们的重要任务仍然是将西方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进行本土化,使其可以从容地为本国人吸收消化。
其次,科学主义为方法是社会进步必然的选择,但是要避免出现唯理主义的错误思想倾向,充分重视宗教思想在社会意识构成中的重要作用。宗教组织,也是一种有力的社会自治组织,它们在历史上承担过大量组织、管理社会的功能。事实上,真正维系社会交换与合作网络之正常运转的,与其说是现代科学知识,倒不如说是源远流长的传统、习俗、道德、宗教等等“理性不及”的因素。放眼西方世界宗教思想对法治状况的影响,我们就更应该以一种科学的方法去审视它。
由此,两对范畴,四种思想的平衡关系应当体现在传统思想为代表,西方思想为补充,科学主义为方法,重视宗教思想作用的意识结构。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对法律的运行,法律信仰的形成,法律制度的建设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力。当前,我国法律运行状况出现的问题,也部分地因为我国民族精神正处在未为成熟的形成期。上述两对范畴的协调平衡将决定我国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也将决定我国法律制度的特质。法治建设有赖于全民思想的统一,民族精神的形成。从法律文化理论出发,法律人应当将法律放在更加宏观的背景下进行研究,避免就法律而谈法律,避免只是机械地从外部对法律进行考察。法律终究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法律的良好运行,法律制度的合理构建,最终也将依靠成熟的民族精神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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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法治是国家所普遍推崇的一种社会目标。法治相对干人治，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提出。古希腊柏拉图主张实行“贤人政治”，实行人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 “法治应当优干一人之脑，法治是治理国家之根本。法治国家的概念，则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被人们所提出。从那时起到现在，法治国家的内涵，适应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19世纪中期，德国学者Stahl认为，法治国是依法律的，正确规定井确保国家作用的方向与界限，以及市民自由生活的领域。所以，法治国不仅是现代的特征，并且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1]在这一中，法治国并非国家的目的和，而是实现国家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因而被称为“形式法治国”的理论。形式法治国的作用，在干确保国家作用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法治国的理念，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却被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国家社会党所操纵，成为其肆意践踏民主与人权的工具。干是，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理念应运而生，从而赋予法治国思想新的生命。实质法治国理念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切实保障，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要受到某种最高法原则以及法价值的拘束。社会法治国的理念，是伴随着。“社会国家”理念的形成而出现的。社会国家是指国家放弃对个人自由不干预或放任的原则，为某种积极目的而行动，进而形成社会经济秩序并为管理主体的国家。社会国家的目的有二：一为实现社会正义，即扶助弱者、抑制强者，对社会不平等做某种程度的调节，使每一公民能获得某一相当水准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能力；二是致力干公共福利，即为社会公众谋取最大物质的乃至精神的利益。因此，社会法治国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国家权力对干公民生存权及享受健康文化生活的积极保护义务。
社会法治国之下的实质法治国，是以矫正以往形式法治国过干形式性，忽略人权实质保障之弊端，致力干国民福扯以求社会国家的实现为目标的。社会法治国要求在立法、行政等方面发挥国家对干国民的积极义务。在立法上，要求“立法者的功能，是创造井维持符合干人类尊严之法律。这一尊严，不仅要求法律承认私法上及政治上的权力，而且要求国家机关提供必要且足以发挥其职能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之设施。”[2]
我国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赋予了法治国家新的内涵。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定在宪法第5条中，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固定下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在‘一切权力属干人民”的前提下，立法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行政在法律的规范和监督下进行，司法实现公正和独立，从而使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得到最充分的法律保护。
法治国家内涵的发展历程昭示了现代法治的核心精神：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而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必然要落实到对公民生存权、社会权的保障之上。
法治国家的至高法典是宪法，宪法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原则也是一国法治精神之所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首先确立的是公民的自由权。自由权是一种与“夜警国家” ①和自由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要求国家对所有市民社会社会生活的自律性领域，不加侵扰和干涉。而社会权则是与福利国家、积极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一种基本人权。自由权是在公民自由的范围内要求的国家不作为的权利，而社会权则主要是在社会上对经济的弱者进行保护和帮助时要求的国家作为的权利。自由权和社会权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国家所保障的两大基本人权尸］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的基本人权保障有尊重、保护、促成与给付的义务。尊重和保护的义务体现在法治国家所赋予的公民的自由权之上。但构筑起全部自由权基础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对不拥有财产的人来说，无异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画饼充饥般的存在。即使对有产者来说，自由权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仅仅靠一种抽象的法律上的自由权体系，己经不能保证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尊严，还需要国家进一步发挥其促成与给付的职责与义务。作为对此的一种补充，旨在具体地保障个人现实生活的社会权则成为法治国家公民权利的另一大支柱，成为对自由权的补充。保障个人在自由经济市场的安全固然是国家的职责，但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国家应对个人或家庭在进入自由竟争的市场前不平等地位加以改善，还必须努力调和因不同的权利分配、财富不均、教育高低所产生的矛盾。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通过法治所确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构成了对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有效补充，它们相互衔接，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财产的法秩序。为了确保自由权体系能够存在下去井且能够有效地发挥其自身的作用，社会权就成了对自由权的一种补充，承载着保证一种有效的法治秩序的职责。
现代法治理念以保证公民基本人权为核心，而在现代社会中，一定的财产是人们生存、发展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无财产即无人格。因此，保障每个公民都能够拥有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所必需的财产就成为公民的最基本人权。宪法作为法治国家的至高法典应该对此做出纲领性规定。我国宪法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倩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这些纲领性规定，使得公民的作为一种政治宣示性的社会基本权利得以纳入法制的轨道，转化为一种社会权。然而，仅仅停留在这种纲领性的规定之上而没有一系列部门法的具体落实，公民的这种权利仍然会是形同虚设。因此，社会保障法就是规定国家应给予公民如何的积极给付的一系列实体性规定，其基本做法是以一种再分配的交换形式，结合政府部分贡任，以实物、现金转移的供给或者提供各项福利服务，以确保公民基本生活的需求。
二、法治国家的正义观与社会保障的正义基础
自有法律以来，就产生了对法律的种种阐释。其中公平正义的观念是始终与法律联系在一起的。“ ins”这个拉丁词，据称就是源昏“ iustu m”（正义），而不是源良“iussu m”（命令）。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包含两层意思，己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时至今日，这一关干法治的论述仍然构成现代法治国家的核心观念，一部“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本质上也应该是一部合乎公平正义观念的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