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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虽然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 ，但有不少思想家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其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之内容的论述最为丰富，其影响也是最为深远的。虽然其中大多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仍然蕴藏着丰富的思想精华，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借鉴意义。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可谓硕果累累，内容丰富。
1.奴隶社会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夏商周时代，就已有了伦理与军事方面的教育。整个夏朝，道德教育也主要局限在家庭教育和社会生产的行为规范教育。殷商时期 ，虽然仍迷信自然 ，但开始意识到道德教育的重要。周朝时期强调道德教育的基本任务是 “明人伦”，把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 ，确立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别 ，教导人们安于本分 ，切勿犯上作乱 ，以维护社会秩序并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当时国学的德、行、艺、仪四教 ，就是以明人伦为主要目的的。可见 ，这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道德教育思想。
2.封建社会时期 ，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熟及没落。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就儒家而言 ，孔子的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是最为丰富的 ，其影响也是最大的。根据孔子的论述 ，“仁”和“礼”的教育 ，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孔子之后的历代儒家 ，虽然结合其各自所处的时代、社会的特殊要求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不同的强调、补充和发展 ，但大多未离开孔子规定的基本思想。例如 ，汉儒董仲舒注重 “三纲五常” 的伦理教育。实际上 “三纲五常” 是孔子所谓 “忠恕”、“孝悌” 等规范的精致化;后来 ，宋明理学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纲常礼教思想 ，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天赋王权”，“君权神授”等理论 ，系统论证了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绝对性。
自明代中叶以后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衰落时期 ，这一时期 ，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日益激烈，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面对这种局面 ，再也拿不出像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来了 ，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它的没落。
二、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沿革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这里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方法都列举出来，只选取一些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借鉴意义的主要方法列举如下：
1.灌输式教育。统治者为了传播儒家思想使儒家的经典《诗》、《书》、《春秋》、《论语》《孟子》等得以普及。历代统治者采取了编写和普及蒙书的手段来灌输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如《三字经》、《女儿经》、《千字文》、《神童诗》、《增广贤文》等等。这些读物均为当时学童的启蒙教材，不管其是否能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只要求其奉读铭记，无条件接受。当然，统治者编写的这些读物容易背诵，以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传播儒家道德思想，使其在民间大量推广流传，从而达到普及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目的。
2.化民成俗。统治者实现化民成俗 一方面是教育灌输的结果，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自发养成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多种多样，如秦汉时期地方设“三老”专职教化，他们的任务是发现本地区的为民法式的人和事，一经发现，就会奏报朝廷，以门庭悬挂荣誉匾额大事宣扬以示表彰，树立典范加官晋爵，树立牌坊，修建祠堂，建立家谱家规等。通过这些方式营造出统治者所需要的社会氛围。随着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积累，形成了深受儒家伦理道德影响的社会民俗。
3.言传身教。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特别重视教育者要以身作则，他们认为“言教为后，身教为先”。孔子认为，一个人能正己然后才能正人。教育者应该是伦常的完美体现者，是学生的道德楷模，要以自己负责的精神，谦恭态度和博学多知来教育学生，感化学生，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为学生树立好典范，以此实现道德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特点
在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特点的研究中，其角度是多元的，涉及原则、内容、途径、方法等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原则上强调以育人为中心和德育至上;在教育内容上注重目的性和针对性;在教育途径上重视教书育人和训教合一;在教育方法上注重传承性和内在性的统一。强调道德教育及其方法的运用 ，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把树立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放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首位;强调对人仁爱，对父母孝道；突出了爱国主义教育；强调培养人们良好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是知行结合。
表面上看，中国传统道德注重人的价值和现实利益，实际上道德已沦为统治的工具，道德被做作知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 ，道德中的人饱受封建道德的压抑与束缚。但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都十分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 ，从德育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史上，这个思想却是应该加以研究的。
四、结语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方法在其几千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有其参考借鉴的价值。 立足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大胆借鉴利用其精华部分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用，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继承历史优良传统，开拓创新，不断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丰富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人民出
版社，1985年.
[2]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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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就提出君子而达圣人的远景。荀子《学记》中就说：“始乎为十，终乎为圣人。”颜元《习斋言行录》中也说：“学者，学为圣人也。”同时，在“学而优则仕”功利性、实用性观念的影响下，也会设计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学科特点的阶段性目的。如张志公先生讲科举之中学校语文教育目的：“仔细一端详，传统语文教学头绪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一共干了两件事：一是花大力气对付汉字，一是花火力气对付文章。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而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的语文教学目的，则如叶圣陶先生所言：“同文教学的目标，在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字的技能。”应该看到，有不少优良的教学方法，既可以为本学派与统治集团阶段性教育教学目的服务，也可以为其他学派与统治集团的阶段性教育教学目的所用。如，孔子提出的循序渐进、学思结合、举一反三等方法；孟子提出的言近旨远、持志养气、启发诱导、盈科而进等方法；荀子提出的假物为用、知微而论等方法；《学记》提出的教学相长、藏修息游、善问善答等方法；《大学》中提出学问思辨行、格物致知等方法；《中庸》中提出的创新创造等方法。这些方法除了在本学派历代教学中常用不衰，而阻也在其他学派的教学中使用。这一方面在于教学方法的公用性特征，另一方面则在于儒、道、释诸家在人自身的理想追求，以及对自然、社会的理性思考中的共通性上。
但是，教育教学终极目的差异，常常会影响其阶段性目的的设置与确立。阶段性教育教学导引的教学艺术活动，会有针对性方法的选择，也会有特定教学方法的创设与使用。这些特定的教学方法的创设与使用和针对性很强的方法的选择与应用，反过来，加快了教育教学目的的实施，从而促进人对自身理想目标的一步一步的靠近。
先秦的儒家思想中，亲和自然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孔子、孟子、荀子等大师们从教育活动与人生实践中，进一步提炼小“天人台一”的哲学理念。《云笈七笺》卷三中就说：“自然教者，元气之前，淳朴未散，杏冥寂尔，颖旷空洞无师无法，无资受傅，无终无始，无义无青。元气得之而变化，神明得之而造作，天地得之而覆载，日月得之而照临，上古之君得之而无为。无为，教之化也。”这段话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自然之教的含义，第二层，自然之教的功用。大概意思是：广大无边，没有老师，没有方法，不讲什么道理，不说一言半语，侵染陶冶就是自然的一种教育培养，获此惠泽者，上至天地日月，下至人君百姓。亲和自然，天人合一的理想在书院与佛、道两教中，既是一种人的理想追求，又是教育的根本大法。这一根本大法，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阅读、吸纳自然，从而受教得益：一是爱护、改造自然，从而亲和共融。前者也有两法：其一是直接受教获益法。其二是间接联想深化法。书院与佛、道选址建院、寺、观，均是远离闹市的地方。在师徒们看来，就是要通过比较典型的自然环境。学习、仿效大自然。吸纳其自然之精华，从而使自身健康强壮，聪慧明达，慈爱悲悯。这是直接受教获益之法。间接联想深化法，则是在读经、颂诗、写作之时，把大自然的奇妙与自己所读经中的意蕴、所颂诗中的景象、所作文中的情感联系起来，或联想，或幻想，从而使经典中的意蕴更丰厚，诗歌中的意象更真切，心中的情思更深刻。按马克思的观点，这就是人化自然，亦是自然化人。大法之二是爱护、改造自然，从而亲和共融。在书院的教育中，在佛、道两教的教育中，这是以语文为基础的教育的一门重大课程。从建院、建寺、建观之日始，口口有护持，天天有耕耘，让山更青翠，让水更清澈，让鸟兽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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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丰富学生的知识，陶冶情操
语文是与语言文化相关的学习课程，学生学习的知识涵盖面较为广泛，古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当前人们所读到的不少诗词名作，不仅意境优美，也有一定的教育和启迪作用。随着素质教育的兴起，人们开始注重学生多方面的语文需求，古诗词文化的学习，对于丰富学生知识、陶冶学生情操具有重要作用。
2.传承中华文化的需要
古诗词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它流传至今，被时代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小学生学习古诗词除了能够丰富自己的知识，感受古诗词的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文化的传承。任何一种文化要想使其经久不衰，都必须要有人将其传承下去，古诗词文化也一样，如果不是依靠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在今天，人们是绝对见不到那些具有韵味的名作的。小学生是未来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学好了古诗词，才能将其更好地传播下去。
二、当前古诗词教学现状
1.教师过于注重诗词文字的翻译
古诗词文化与小说、散文等文学体裁一样，注重的是学生的理解。然而，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普遍希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取得更高的分数，部分老师甚至觉得学生的理解能力有限，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是注重对诗词文字的解释，而忽视了学生对于诗词的理解，导致学生无法感受诗词的意境，觉得诗词学习枯燥无比。
2.教学受考试的影响大
目前，在考试中古诗词的考试题型较为单一，主要有诗词默写和诗歌分析两种。不少教师为了让学生在考试的时候取得更高的分数，不管学生愿不愿意，理解诗歌没有，只一味要求学生将考试时可能会考到的篇目背诵下来。同时，在考试时诗歌分析也是考试的一个大类，因此，教师在进行具体的诗词教学时，也多是以逐句逐句的分析诗歌为主要教学方法，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难以感受诗歌的美，学习积极性难以提高。
三、古代诗词教学的方法研究
1.以文表意，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常常会说到一种表现手法，“托物言志”“以物寓情”，这种表现手法在诗歌中是最为常见的。教师在教学中要让小学生真正地W到诗歌的精髓，就不能完全按照考试的考题来，而是应当以文表意，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例如，在教学五年级上册的“古诗三首”《泊船瓜洲》、《秋思》、《长相思》三首诗歌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在正式的讲解之前，先讲一讲作者做诗的原因和作者的一些人生经历，如王安石为什么要泊船瓜洲，张籍又是为什么“欲作家书意万重”，教师在教学时通过讲解人物经历融入感情，引发学生的共鸣，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2.适当联想，描绘诗歌美丽画卷
小学生的思维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他们没有高中生那样丰富的阅读量，缺乏深厚的文学积累，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小学生的想象能力是最丰富的。流传至今的古诗词，都是历史上许多著名诗人的呕心沥血之作，不少诗词里都含有十分优美的意境，教师在教学时，可以根据学生想象能力突出的特点，引导学生进行适当的联想，描绘出诗歌的美丽画卷，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
例如，在学白的《望庐山瀑布》这首诗的时候，其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句诗大气磅礴，富有想象力，教师在教学时，可以让学生也想象一下，自己脑海中的庐山瀑布是什么样的，通过联想学生更容易理解这些古诗词。
3.运用诗人故事，感染学生
在我国的许多著名诗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许多诗人的人生经历都十分丰富，如屡试不中的张继曾在姑苏城外的寒山寺下听了一夜的钟声，而壮志未酬的辛弃疾也曾在夜里挑灯看剑，感叹英雄气短。
诗歌的世界是一个无比宽广的世界，这些著名的诗人忧国忧民，怀抱着一个赤子之心。小学生大多喜欢听故事，教师在教学中将这些与诗人有关的故事讲给学生听，不但可以感染学生，而且还能通过故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从更深层次理解诗歌，提升自己的品味，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总之，中国古代诗词作为文化的瑰宝，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遗产，在小学阶段做好古诗词教学工作，并不只是为了提升学生的语文成绩，丰富学生的语文知识，学好古诗词更多的是为了让我国的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小学生是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肩负着复兴民族的伟大使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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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话法为现代语文个性化教学开启门窗
孔子的教育思想蕴含在那一本不朽之作——《论语》之中，而《论语》本身就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集合体。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是从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能力等具体情况入手，因人而异，实行教育，而这正是符合教育过程的需要的，是行之有效的经验，也为现代语文个性化教学提供了蓝本。现代个性化教育有着一系列的流程，而第一步就是咨询。也就是咨询老师与学生及其家长的一场谈话。通过这场谈话，老师了解学生，发现他的兴趣爱好、学习概貌、心理状况等，从而为其量身定做辅导计划。现代语文个性化教学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往往历时不会是很长，起码相对于学校来说是短期的，比如暑期辅导班。因此，若要快速给学生提供独一无二的辅导计划和选择合适的老师，制定出一份个性化教育方案，那谈话法则显得尤为重要。
二、因材施教法为现代语文个性化教学规划模式
古人设帐授徒，以个别传授为主，因而做到个别对待相对容易一些。孔子一生施教，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因材施教”的著名论断。他在教育实践中发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在教育实践中注意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惊醒有针对性的教育。《论语·颜渊》有四段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对仁所作的四种解释，是分别针对四个学生的不同个性特点而言的。
而当今我们的学校教育尽管有这方面的意识，但是事实上“批量生产”的教育模式让因材施教难以实施。教室是为容纳大量学生，为“应付尽量多的学生”而设计的，在这种环境里，学生被消极地视作“一个集合体”来处理，发展个性变得无望。现代个性教育的价值即在于尊重每一个学生，视之为一个独特的个体，为让他们为自己而去感受、思考以及行动提供机会。
三、举一反三法为现代语文个性化教育指明方向
孔子认为教学的成功与失败在于是否启发了学生的思维，如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也就是说，教给学生一方面，他们却不能推知其它方面，那这样的教学方法就必须终止。孔子自述其教学方法：“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受教育者先遇到疑难，有求知的动机，然后教师才去启发开导。这样，他们就能主动地与教师配合，积极地思考问题，教学效果自然显著些。现在中小学语文课文内容多是以知识的载体形式出现，不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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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用小组讨论的方法开展教学活动
大学古代汉语教学模式较为固定，教职人员多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方法，教师完全遵照教材生搬硬套讲解理论知识，学生们被动、机械性的进行记忆，师生间缺乏交流与互动，就算教师讲解十分投入，慷慨激昂，但是学生们缺乏学习兴趣，教学质量仍然无法达到理想标准。想要提高教学的效率，教师就需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可以采用小组讨论的方法开展教学活动，为学生们创建一个自主、灵活、轻松的课堂学习氛围。例如：教师在讲解古代汉语课程时，可以先将学生们划分成若干小组，为各个小组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然后让学生们通过互相的讨论解决问题，增进学生们之间的沟通。通过此种方法，可以增进教师与学生间的关系，并且提高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的理解古汉语知识，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以后的发展夯实基础。
三、借助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活动
伴随着当前科学技术水平的逐步提高，多媒体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教学活动中，获取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在讲解古代汉语知识内容时，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声音、影像、动画等方法提高教学的直观性，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例如：教师在讲解“汉字的结构”内容时，如果采用传统的方法，教师需要在黑板上描绘文字的各种字形，不但浪费时间，同时字形也并准确，而借助多媒体技术，教师就可以事先制作教学课件，将甲骨文、小篆、楷书、隶书等文字直接投映在屏幕上，学生们可以更为精确的观看这些汉字的字形，另外，教师也可以将汉字制作成动画，从而使学生们更清楚的掌握汉字的演变过程，加深记忆，提高教学质量。另外，教师在课余时间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们播放一些关于古汉语方面的视频动画，增长学生们的知识储备，丰富学生们的见识，从而为学生以后的学习及成长奠定扎实基础。
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联系在一起，提高学生们的创新能力
想要提高古代汉语教学的质量及效率，不但需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同时也需要重视实践过程。教职人员指导学生反复实践，从而加深知识的掌握程度，灵活的将学习的内容转变成技能，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可以适当为学生安排一些训练的活动，把课本中存有争议的问题拿出来同学生们共同分析、探讨，从而培养学生们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才能。例如：在讲解“面”字的词性时，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提到“马童面之”中，该字意思为“面向”。一些人认为“面”作为名词活动为动词，而一些人认为“面”属于名词、动词兼类。那么，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探讨，让学生们分析哪类说法更为科学、合理。通过此种教学训练，可以让学生们由多个角度思考内容，提高学生们的古代汉语水平。另外，教师还可以定期组织学生去听一些专业学者讲解的内容，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从而为学生以后的发展奠定扎实基础。[3]
五、文言文六环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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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形势下，高等院校课程教学的变革越发显得异常的急迫。其中，《古代汉语》教学由于远离当代及知识点相对零散等自身固有的特点，更需要加紧改革，不仅要在内容上予以调整，而且也要在教学方法上进行多种尝试，使其更加具有时代性和生命力。关于《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方法多元化的设想，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知和探索。
一、要进行教学理念的彻底更新——变单纯的知识传授为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紧密结合
《古代汉语》课程的改革首先要致力于教学理念方面的更新，即必须改变以往只注重单一的知识传授为注重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的并重，也就是说要变单纯的知识传播向知识传授与人才素质培养结合方面的转化与过渡。具体说又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重视《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功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所涉及的方面非常宽泛，内容也异常繁多。它既注重语言知识本身的讲授，同时又注重传统文学与文化的传承。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协调和处理好这几方面之间的关系，既要做到几方面知识的结合与并重，同时也要做到脉络分明、重点突出。如何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更好地介绍与宣传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知识，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得到古代文化知识的滋养与熏陶，确实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2.注重《古代汉语》课程教学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古代汉语》课程具有其他课程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在它的教学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人文素质的培育因素。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们可以有效地接受到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传统、文化教育、艺术审美等诸多方面的知识熏陶，这对于他们自身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无疑是有着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作用的。也就是说，本课程具有其他课程所无法比拟的特殊作用。
3.注重《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对学生审美情操的培养功能。《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很好地加强对学生审美情操的培养。它所涉及的领域异常深广，尤其是在文学、音韵、诗词格律、诵读以及传统文化方面，这一功效就越发显得突出了。当代大学生不仅要十分注重知识的吸收学习，同时也要在素质提升和审美情操的培养方面狠下工夫。《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在这方面就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彻底改变以往教师单纯教、学生机械记的传统做法，变为以学生作为教学活动主体的模式
在以往的高校教学中，通常是以教师全程讲授、学生机械记录作为基本模式的，这在《古代汉语》课堂上尤其如此。彻底改变这种固有的模式，突出把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既是教育理念上的根本革新与转变，同时也是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的一项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在具体实践中，可以运用多种办法来进行尝试：比方说，可以预先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预习并主动加以思考归纳，然后再由教师总结。这样做有助于彻底改变以往教师单纯教、学生被动机械记录的传统做法，还可以通过布置课外阅读及配套练习等方式加强学生自主学习的分量。总之，以学生作为教学活动主体的模式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理念方面的变革，能够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积极性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动和发挥，在他们迅速拓展知识的同时也大大培养了自主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三、教学内容侧重点必须予以彻底转变
为了配合上述以学生作为教学活动核心与主体这一理念真正得到最充分的落实，还必须在课堂教学内容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与调整。这其中主要就是把教学内容上的单纯传授知识转移到注重学生能力素质方面的培养上来。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在课堂上有意识地加大学生主动阅读、分析以及做练习的机会和比重，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都充分地发挥和调动起来，实现单位时间内学习效率的最大化。一般说来，在教学内容侧重点进行改革的尝试阶段，这种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课程可以占全部课程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四、进一步注重讲、拓、练、考四者间的相互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还应该突出讲、拓、练、考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讲”侧重突出教师在教学中的知识传授作用，它是知识传授与接收链条中最重要和关键的一个环节；“拓”是指围绕课堂教学内容，教师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布置和预留一些课外自主查阅的内容，以期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和拓展延伸某些知识点；“练”更是侧重体现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学生强化所学知识并使之转化为能力的关键环节；“考”则是验证学生接收和掌握知识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是对“讲”与“练”效果的最直接检测。四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教与学整个过程各部分教学环节的系统完整链条。它们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循序渐进，各有侧重，缺一不可，使得整个《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过程呈显出活泼新颖和扎实有效的良性循环状态。
五、可以适当采用多媒体形式进行教学
关于《古代汉语》课是否应该采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教学，过去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利用多媒体形式进行教学是利弊并存的，不能一概而论，也不可心存偏见从而失之偏颇。
1.其有利之处在于：可以大大缩短教学时间，减轻教师板书的负担；能够大幅度地提高课堂信息量，加强对课内知识的延伸与拓展；能够增强教学的形象化，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变以往抽象教学形象性差并枯燥乏味等弊端；可以做到图文并茂，文字、图形与表格的相互结合，使得形式多样，重点突出，还可以丰富和活跃课堂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由以往的机械被动学习向积极主动学习方面转化。
2.其不利之处在于：比较注重形式，形式大于内容，从而对于教学主体内容造成不应有的冲击与伤害；容易喧宾夺主，挤占课堂讲授时间，冲淡教师的教学主导作用；不注重推导详解的过程，导致学生印象不深刻，有时只停留在看热闹的层面，往往一堂课下来记不住多少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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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陶瓷鉴定中，类比学在对于器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及形制、工艺、时代风格的研究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在断代鉴定中却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类比学断代必须依赖“标准器”。标准器的对错、数量多少、代表性是否足够以及保存状况决定了“类比学断代”的成败。在断代鉴定实践中，常有标准器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人们通常只能在书本、资料和博物馆中看到极少的经考古发掘的有明确纪年的标准器，而在海量的出土与存世的古陶瓷器物中，能够与这些标准器对应的器物非常有限。用这些标准器去解决那些非对应的器物的断代问题必然加大偏差，降低可信度。然而现实中又不可能找到能满足需要的那么多标准器。例如要通过比对成分判断一件龙泉窑瓷器的年代，总不能把580座龙泉系窑口上下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标准器物都收集齐全，并拿来提供类比吧?同样的道理，这也是现代PIXE质子激发X荧光分析、XRFCX荧光光谱分析法因为无法采集到数量庞大、准确的标准器来建立数据库而陷于困境的重要原因。
二、实践中，标准器本身也有认定困难的问题。不要说社会上流传的没有明确出土记录的器物或瓷片，就是窑址考古发掘出来的瓷片要分清年代也不容易。甚至同一窖藏、同一沉船的器物经科学考古发掘也仍有断代难的问题。因为没有对应的标准器，孤疑难证的真品不乏其物。常有鉴定结论中出现“没见过”或“历代出土未见相同器物”的评语，这背后的主要因由就是标准器的缺失。对于类比断代的方法来说，标准器的缺失和缺陷所带来的障碍是根本性的，无法突破的。
三、用类比学找到的断代依据都是间接证据，这是比较学断代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间接证据的证明力低，往往使断代结论带有不确定性。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鉴定一件高档瓷器的年代，先要想方设法查找相关的可供类比的标准器和资料，又要一趟一趟请教许多专家、行家，希望借助他们大脑里的“数据库”来寻找类比结论，可是往往得到的结论却各不相同，只好又继续下一番“轮回”，找更多的样品、资料，找更多的专家、行家，直到筋疲力尽，还得不到一致的结论。许多古陶瓷爱好者和藏家的藏品，都长期放在“是是非非”的架子上，有的干脆对古陶瓷收藏说“拜拜”。
类比学鉴定断代不能产生唯一的结论，这就给造假贩假提供了可利用的空间。正是看到了类比法断代鉴定依靠间接证据这个软肋，于是造假行业借着当前的收藏大潮兴风作浪。他们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伪造出大批越来越精、越来越“真”的高仿品，使许多怀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行家都不敢轻易断言。专家们日益陷入两难境地：要么常去跑市场逛地摊，近距离了解伪品制造的方方面面、前前后后，从中获得可以提供“类比”的信息和实物(包括各种不同档次的赝品)，要么就得在未曾接触过的陶瓷面前缄默不语。专家们尚且如此，那么广大的陶瓷界人士、更多的收藏爱好者又该如何呢?这并不是哪个人的无能，而是类比法这种方法的无能。
既然类比学提供的间接证据无法满足断代鉴定的需求，人们就必须开辟新的道路，寻找可以直接从器物本身获取原始证据的古陶瓷断代鉴定方法，热释光断代正是这样一种科学方法。
从古陶瓷器物本身获取断代的原始直接证据，这是热释光鉴定给我们带来的新路。热释光测定年代采用核技术中的热释光(TL)方法来测定陶瓷器物的实际年龄，国际上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成熟的标志是它不仅能够精确地测出陶瓷器从烧制时至测量时的年期，而且通过技术本身的优势和若干专利能十分有效地排除人为干扰，成功对抗现有的作伪手段，从而保证测试结论的真实无误。
热释光方法的铡量精度，是与投入的成本成正比的，一般误差为lO‰若采用最新开发的辅助技术以及数据校正，可将误差率降至2％～3％。而现实中，只需要用最低成本来达到所要求的精度就可以了，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设定并做到的。
热释光断代的基本原理，是利用陶瓷物体内部所含放射性杂质长期发出的非常稳定的辐射线与该器物烧成后所经过的时间成正比的关系，来测定该器物从生成开始至测定时的年龄。陶瓷器中有许多矿物晶体，有石英、长石、方解石等，同时还有一些极微量的放射性杂质，如铀U、钍Th和钾－40等。其中一些天然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很长，每年可发出固定剂量的α、β射线。这些射线同时与一定量的宇宙射线、周围土壤中的γ射线一起被陶瓷中的矿物晶体吸收。被吸收的辐射能，一部分转换成热能消耗掉，另一部分则被晶体贮藏起来。时间越长，贮藏的能量就越多。当这些矿物晶体受热时，这些能量就会变成可见光放射出来。贮藏的能量愈多，光 也就愈强，也就是说，光强与贮藏的时间成正比。由于陶瓷器物烧制时温度可达数百至上千摄氏度，这时矿物晶体内的辐射贮能就会全部释放掉，因此器物形成的起始时间就可以从此时开始，即计时从“零”开始。经过一定的年期后，当加热从该器物中取出的样品，使其中矿物晶体发光，并测出光的强度，就可以计算出对应年期中被贮存的辐射能量，这个能量即为该陶瓷器物吸收的总剂量――“古剂量”。再测定并计算出这件器物每年吸收的来自自身杂质的α、β射线的能量、器物存放周围土壤的放射剂量以及宇宙射线年剂量之总和，就可以计算得到该器物的年龄：年龄=古剂量／年剂量总和，这就是热释光测量年代的方法。
热释光断代法是利用固体的物理性质，通过核技术读出器物自身的年龄，这个证据来自器物本身，不需要任何类比，是原始的、直接的、独有的、唯一的，是可以用数据描述的，同时也是可以重现的，可以验证的，因此它是原始的直接证据，其证明力远高于其他间接证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轰动一时的香港某古董专家作伪案，美国联邦法庭就是接受了英国、美国和香港三家热释光实验室的检测证书作为证据，而判处当事人贩卖赝品案成立，并对其处以巨额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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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床资料
2010年1月11月，在我科住院治疗的骨折需卧床休息的病人100例，按住院先后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男24例，女26，其中下肢骨折43例，脊柱骨折3例，骨盆骨折4例，平均年龄45岁，平均卧床时间14天；对照组男27例，女23例，其中下肢骨折40例，脊柱骨折5例，骨盆骨折5例，平均年龄43岁，平均卧床时间13天。两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2方法
2.1分组方法： 将100例卧床病人按住院先后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气垫床组）50例，实验组（水袋组）50例，都进行常规的护理，观察时间都为两周。
2.2对照组病人给予气垫床预防褥疮，给以常规护理措施。
2.3实验组病人给予水袋预防褥疮。
方法一：将一次性乳胶手套装水大约至2/3满就行，水一定不能太多，易被压爆。水也不能太少，起不到支撑的作用。在手套颈部打上死结，一定要系紧避免水外渗。方法二：市面上也能买到水袋，将准备好的水袋分别由两个或者三个一起用毛巾或者中单包裹严密，做成大小不等的水袋垫子，将其放在骨突两侧。同时为了满足病人的舒适度，可以将准备好的水袋加热到成人体舒适的水温，放在骨突部位两侧，同时也应该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天气情况和室内温度等来调整水袋的温度，如果水袋的温度太高很容易把病人烫伤，而太凉则起不到促进局部组织的血运循环的作用，并且还有可能将病人的褥疮加重的后果。
2.4效果评价：按照褥疮评价标准进行观察两组病人褥疮的发生情况，比较两组病人使用两种方法的舒适感体验，以010级视觉模拟评分法进行。
2.5统计学方法：采用x2检验、t检验，以P
3结果
表1两组病人褥疮发生率及舒适感测评结果（n=100）
4讨论
4.1骨科卧床病人褥疮发生的原因及机理:长期卧床患者体力极度虚弱、气血亏虚，又因身体局部长期受压导致气血运行失畅，加之护理不当，致位于体表骨隆突和床褥之间的皮肤组织，甚至肌肉，因持续受压，局部缺氧，血管栓塞、组织坏死腐脱而形成的溃疡。骨折卧床病人由于局部组织长期受压，发生持续性缺血、缺氧、营养不良而致组织溃烂坏死，是临床常见并发症之一。褥疮本身不是原发疾病，大多是原发疾病未经良好的护理而造成的损伤，加重病情，延缓病程，严重者可一起败血症。褥疮好发于受压且缺乏脂肪组织保护、无肌肉包裹或肌层较薄的骨骼隆突处，以及皮肤皱褶处，同时与卧位有着密切关系。褥疮发生的原因与压力、剪切力、摩擦力、局部潮湿或者排泄物刺激、全身营养不良或者水肿、感觉与运动障碍或者受限制病情、医疗护理措施的使用不当和护理过程中的不正规操作和翻身过程中用力过大造成皮肤破溃等等有关。都是造成卧床的骨科病人发生褥疮的原因。
4.2基础护理:随时保持患者床单元清洁、干燥、平整，伤口渗液、渗血者应该及时跟换敷料。保持衣物干燥，保持气垫床气体的饱和，增加患者的舒适度，应尽量使患者全身放松，减小心里压力，除患侧肢体制动外，指导患者如何在床上自动水平移动更换，增加肌力恢复，指导家属每隔1h2h为病人做背部按摩30分钟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4.3水袋及气垫床对预防褥疮的作用及护理:本次试验结果显示，水袋在预防骨科卧床病人发生褥疮的作用效果中与使用气垫床的效果比较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使用水袋预防褥疮仍应注意加强观察护理。骨盆骨折、股骨干骨折、各种骨骼牵引、石膏托固定、夹板固定的病人只能处于平卧位，故骶尾部、足跟部、肩胛部等处，每两小时更换一次部位，将骨突出处悬空。在肢体与肢体之间的骨突也应高度重视，需要用水袋垫在其肢体的骨突部位两侧，以防褥疮的发生。大的水袋能代替软枕的效果，在使用的过程中应注意密切观察受压部位的血运情况外，还应注意水袋的质量，随时注意水袋有无渗漏现象或者其他的问题，防止水袋内的水流出影响病人的病情，增加并发症的发生。而气垫床对有些部位不能够提供更好的空隙空间，加上气垫床的材质是由防水性的材料制成，使用时特别是体虚或者肥胖患者长时间卧躺后容易出汗，由于气垫床的透气性较差而使汗液不能得到及时的排除，引起并发症的可能，同时也间接性的增加了护理时间和难度，使有的骨折病人的伤口、小关节或者石膏部位的皮肤组织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和护理。在预防骨科卧床病人褥疮的作用中与使用水袋组的实验组进行对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两组的作用相似。但对照组病人对使用气垫床的舒适感体验与实验组比较，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5小结
综合来讲褥疮的好发部位与压力、剪切力、摩擦力、潮湿、营养不良、感觉与运动障碍、医源性有关。水袋灵活性大，自制水袋小巧，使用起来灵活性大，随着而变化，适用于各种骨折长时间卧床病人的不同部位，使组织皮肤能得到更好的空隙，促进组织血液循环加快、减少局部组织持续长期受压造成的缺血、缺氧、坏死现象，改善了骨科卧床患者由于长时间卧床皮肤长时间的受压，消耗大量的营养而引起软组织皮肤坏死溃烂，大大改善了护理的工作量和护理质量，适合于各种长时间卧床的骨折病人，患者感到舒适，愿意接受，患者易于配合等优点，适合各层次医院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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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橡胶压脉带一根，负压吸引装置一套（负压管，玻璃接头，废液收集瓶，墙壁负压，负压表头）。
2 方法
将无菌橡胶压脉带缠绕并系在床档（床头）上，使无菌橡胶压脉带两端保持向下的方向。使用负压吸引操作完毕后，将无菌橡胶压脉带两端的其中一端直接套住负压吸引玻璃接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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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社会对家庭教育重视的原因
(一)政治基础――孩子是未来的劳动力和兵源。
中国古代社会及家庭对孩子的重视,从文字记载上看,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周天子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各诸侯国互相吞并,而争雄称霸的主要条件是实行“耕战政策”,富国强兵。[2]此时劳动力和兵源就成为国家兴衰的重要问题,对孩子的重视即表现为“慈幼”思想,以及对其进行教育。
另外,中国古代的官学其存在和发展都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密相连。王朝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使官学处于不稳定状态,“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状况普遍存在。与其相比,家庭教育更为稳定,其不拘泥场地,教育方式激动灵活,执教与受教者的亲属关系保证了双方长期紧密的联系。[3]
(二)文化基础――视“齐家”为治国的根本之道。
《周易・家人》这一卦的卦辞中较早提到了家教在治国的作用,其中提到“教先从家始”,“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学》中有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家天下的中国古代社会,齐家即是修身的目标,又是治国的基础,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追求。因此,确立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与封建社会阶级统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经济基础――家庭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世袭家传。
春秋战国之后,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式的家庭自然经济在古代中国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因此,特别是在科技、传统手工作坊之类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是一种家庭谋生手段的传递与继承。管子就曾指出:“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因而得出结论:“故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此结论虽过于绝对,却充分说明了古代家庭生产、生活方式对年轻一代的发展有极大的制约作用。[4]
二、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及方式方法
(一)古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1.以“孝悌”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
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调德育首位,以“孝悌”为核心,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培养孝悌之德不仅成为“齐家”的需要,而且成为“国治”的基本素质要求。[6]另外,遵从血缘宗法制度的积极意义是要继承家族传统振兴家门,因而孝悌之德的另一层含义便是要求晚辈自强自立,光宗耀祖。
2.综合知识的灌输及学术技能的培养。
关于这一点,主要是指蒙养教育与在此基础上的专经教育。所谓蒙养教育,即对子弟儿童时期的启蒙教育,包括吃饭、说话、缝补等生活技能,识字数数等基本知识,男女礼让等基本礼仪规范。其次就是进一步的专经教育,除传统经学教育外,还有很多世族家学内容,即我们前文所提到的世袭家传的技能。
3.立身处事的教育。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历来重视对儿童的立志教育,认为立志是修身之基,是人行为的强大动力。在我国古代的家教历史中,诸多位有眼光的家长还均对其子弟进行了以耕读为主的处事方式教育。从事耕读者,边读书,边种田,进可以应科举以出仕,光耀门庭;退可以力田以为生,抚保妻子;可出可伏,可显可隐,实在是一种最稳妥不过的处世方式了。[7]实际上,更多的古代家长教子弟读书,倒不一定是为了做官,主要是为了教其做人。
(二)古代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
1.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由于人的资质禀性不尽相同,兴趣爱好相差更远,因此要因其材而成全、造就人才。西楚霸王项羽就曾在其叔父指导下,学文不成改学武,终成一代帝王。如果不做区分,一律看待,势必会埋没人才。
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很早就出现在我国,如西周时期,周代贵族家庭就有一套按儿童年龄安排教育的程序,《礼记・内则》就对此进行过介绍:“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
2.以身作则,潜移默化。
历代家庭教育重言教,但更重身教。老子所谓的“不言之教”,正是以自身的行为所进行的潜移默化的教育。颜之推在家庭教育中广泛使用了身教示范的方法,他认为家长的言行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子女大多是在活动中无意识地接受教育。
3.训诫引导,慈严结合。
凡善于教子弟者,并非只是一味的训诫,也很关注对子弟的循循善诱,在情感交融中申训诫大义。孟母“断杼”,曾子“杀猪”,都是因势利导,诱使儿子勤学向善。训诫与引导相结合,恰恰反映了为家长者严与慈的一致。
当然,我国古代家庭中也不免会存在“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思想。“凡怒子弟,小则骂,大则笞”。[8]更有甚者,将宋濂在《元史・王冕传》中所谈到的“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视为一种家教典范。[9]这是将大家长权威的训诫作用发挥到极致的产物,我们在当今社会不予以提倡。
三、古代家庭教育的特点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拥有许多特点,其中不乏积极的先进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同时也存在一些落后的,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需要我们在现代家庭教育中予以摒弃。
(一)重胎教和童蒙教育。
《三字经・训古》中就曾提到胎教问题,孕妇“目不视恶色,耳不听声,不出乱言,不食邪味,尝行忠孝友爱慈良之事,往往生子聪明,才智贤德过人”。朱熹也曾针对儿童的早期教育,力求符合其身心发展特点,制定了《童蒙须知》。
(二)重环境的作用。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环境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如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生动的例证。颜之推也曾强调:“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自芳;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也。”[10]
(三)重“惜时”教育。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中国古代教育家重视对子女进行“惜时”教育,教导他们珍惜青春时光。[11]
(四)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强调男女有别,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贯穿其中。
男尊女卑的思想首先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同时也与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及男女在生产中的分工相联系。在当代教育中,我们一方面要摒弃这种传统封建思想,另一方面不要否认客观存在的男女差别。
(五)古代家庭教育有抹杀儿童天性的倾向。
家长们只知道以长者的模式规范他们,灌输承认的思想,而不去了解和研究儿童。这一点也是我们当代教育工作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此外,相对于其他民族和国家,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也有其独特的一些性质。比如说,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连贯性。西方世界,子女长大后父母便准其独立,对其一切不加干涉。而中国家庭则不然,只要父母或长辈健在,就要对子女负责到底。再有就是传承性。有些家族的家风、家教,甚至可以由先秦一直传到近代。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绝无仅有。[12]
四、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在作为学校和社会教育的辅助手段的过程中,培养出大量的杰出人才,同时也传承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绚丽的一页,其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同时随之形成的各家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基本文献形式,是我们祖先对家庭教育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这几千年的家庭教育实践,所积淀的丰富的家庭教育经验,形成的丰富理论,以及独特的教育方法和优良传统,直至今日,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中国现代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不可否认,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作为当时社会应运而生的教育形式,存在着不少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强调血缘宗法制度的陈旧思想。但就其当时存在的年代,其进步性不可抹灭,因此我们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参考文献:
[1]毕诚.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商务印书局,1997:2.
[2]尹德新.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父母必读,1983,(12):34.
[3]姚红艳.浅谈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家学.中国成人教育,2007.6:104.
[4]李雅娟,王丽新.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初探.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4,(4):27.
[5]杨伯峻.论语・学而篇.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5.
[6]王建军.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2):100.
[7]张崇琛.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山东教育,(Z2):24.
[8]郑珍.母教录.中国古代教育名著选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26.
[9]马存芳.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方法探析.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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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中国文学教育内容来看，其旨在传授人文知识，具有包容性和宽泛性的特点。这种特点虽然不利于文学教育的独立发展以及全面开展，但是它却切合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思想。在《论语·子张》篇记载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由于儒家思想的长期流传，“博学于文”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思想，也成为培养“中国式”通才学者的必由之路。这种通才教育，直至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从古代中国文学教育方法来看，其旨在发挥个人学习的动能性，教法具有多样性和学习自主性的特点。古代中国文学的教育方法包括两个方面，教育者的教法以及受教者的学法。教育者的教法包括语言的方法、直观的方法等，受教者的学法包括发现式、接受式这两种。
二、古代中国文学教育的价值
（一）强化国人的爱国意识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不计其数的文人智者为了国家的繁荣付出了生命，他们为祖国做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为祖国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他们为祖国殚精竭虑。历史上他们的事迹被文学体载记录并流传至今，这些令人敬畏的爱国作品不仅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成为了最生动的爱国教材[2]。后代国人通过阅读了解了那些文人智者的光荣事迹，他们的精神振奋人心，也使得国人的爱国意识更加强烈。古代文学的教育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爱国意识，并且树立新一代的爱国情怀，这也是古代中国文学教育的重要价值。
（二）提高国人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文学千年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无数的文人墨客为中国文学奉献了毕生的心血，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政治等诸多方面都有充分的体现。比如引发红学热的《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中创作的，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磨难艰辛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红楼梦》[3]。无论是中国名著《红楼梦》，还是千古传颂的《道德经》，中国文学都是具有深远的文化内涵。通过对古代文学内容的了解和探究，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到古代人的思想，在探索了解的过程中国人的文化内涵也更加丰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理论是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其不仅丰富了国人的文化内涵，促进了国人对历史的了解，也在国人认识自身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很多价值观一直影响至今，并且成为了人们不断进步的动力。
（三）促进情感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具有重要的情感教育价值，其在亲情、友情、爱情的教育方面有着重要的引导价值。就亲情而言，中国古代有句话叫百善孝为先，所以中国民族几千年以来都有重视亲情、重视孝道的传统。重视亲情的思想在古代作品中有着广泛的体现，比如《游子吟》这首诗中，就充分的表达了孟郊对母爱的珍惜。再比如《孟母三迁》这个历史故事，充分体现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疼爱。这些表达亲情古代文学作品烘托了亲情的珍贵，使得后人懂得了要珍惜亲情爱护家人。就友情而言，中国有兄弟如手足这一说，这句话中的兄弟意指的是关系好到似亲生兄弟的朋友。在古代文学中对友情的歌颂也是不计其数的，比如《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所记载的俞伯牙的故事，故事充分的表达了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深厚友谊，这段友谊被传为了千古佳话。现代人们通过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可以树立正确的友情观，并且也从中领悟到友谊的真正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中还有大量赞美爱情的作品，人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是可以对爱情有健康美好的认识。
三、结束语
中国古代文学不仅包含我国古代的历史、传统、习俗等，更是我国时展的剪影，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着哲学家的思想、军事家的理论等，对于现代人而言，中国古代文学是尤为重要的教育教材。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以说古代中国文学教育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人们对中国历史文学的掌握中，更是体现在对国家精髓的理解和感悟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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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篇13
对于古代书院而言，其发展历程从南宋兴盛，到元代官学化，经历了明代的复兴，再到清代的类型分化与清晚期的学院改学堂。[1]南宋兴盛时期，官学作用减小，为维系文化教育传统，朱熹等人重振书院。这一时期的书院多是理学家用来讲学的地方，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等。到了元代时期，书院逐渐官学化，汉族儒家学者们不愿做官，也不愿任教，于是退到书院自行讲学，当时的元朝政府只能对其加强控制，以致于书院进逐渐走向官学化。明朝立国后大约130年的时间里，因统治者将教育重点放在了官学兴办、科举等方面，所以对书院并不重视；直到正德年间，书院渐兴。清代书院根据不同的类型有所分化，在清代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学术思想以及学风频繁变化，因此书院深受其害。到了清末，清政府下诏对现有书院教育资源进行有效理由，并且将各省的书院，其中省城书院改名为大学堂，府厅、直隶州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至此，一千多年的古代书院教育性质有了质的改变，并且以全新的形式发挥着它兴学育人作用。[2]
二、古代书院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的重要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虽然古代书院已经走向了历史舞台的尽头，但是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启示和指引。
（一）古代书院的讲会会讲制度，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的重要启示[3]
对于古代书院而言，百家争鸣、开门办学的教育方针，对现代高等教育以启示；实际上古代书院在某知程度上相当于现代的高校，其实行的讲会会讲制度，也体现出开放办学以及自由交流的教育思想。实践中可以看到，为何当前国内高校会出现“近亲繁殖”的现象，即多数从本校毕业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留校任教；从整个大的教育环境来看，很多高校在学术上存在着多年吃老本的现象，缺乏创新。笔者认为，高校学术并非闭门造车，相反需要多交流，甚至只有在讨论、争辨中才能有所创新，才能实现进步。正如先生所制订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才能成为了国内高等教育的佼佼者。从这一层面来看，现代的高等院校继承了古代书院办学特点以及自由交流的价值取向。在当前新的历史形势下，高校是否应该继承和发扬古代书院的精神，是每一位高等教育工作者亟待反思的问题。
笔者认为，现代高等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大胆地去借鉴古代书院采取的会讲讲会制度，并将其分成校内讲会、校外会讲等形式，而且每会会期都规定天数，以保证其具有合理的周期性。对于校内讲会而言，可利用新课标中的研究性教学活动开展，在兴趣小组内部举行；在此过程中，高校先规定统一的讲会活动时间，不同兴趣小组可以根据研究方向，同时参加多场讲会，这样就能够满足实际需求，促使各兴趣小组的研究得以实现，而且还可以有效提高时间利用率；对于校外会讲而言，则可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地去聘请有影响力的教授、学者或者老师，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同甚至相反，但是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自由辨别，通过该种方式可以使学生的论辩能力以及辨识能力得到锻炼。从实践来看，校内讲会、校外会讲之间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是对时间相对富余，自由度相对较大的高校开展的活动，而且其借鉴意义以及实际可操作性更强。[2]
（二）充分尊重和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从古代书院教学课程的设置、组织形式以及教学方式和考核评价方法来看，均体现了学生中心主义教育思想，旨在培养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发展。从主观层面来讲，古代书院的教育形式给人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教育就是体验教学的过程，这与现代高等教育过程中的“苦役”完全不同。对于知识传授型高等教育而言，实践上就是将学生观众、知识容器，而高高在上的老师就是主宰，他们在课堂上尽量给学生管输知识，即填鸭式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到，该种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启发意义非常的小，只是告诉学生对现有的结论不容置疑，而且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教学完全单向性；这种没有弹性的教学模式，容易导致学生被动适应，以致于学生的学习热情、创造积极性被磨灭了，最终形成了一种非常消极的人生态度。在改正该种教育教学理念和模式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古代书院教育中得到启示――在教育过程中，应当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并且以老师为指导进行教育教学；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当摒弃传统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该种启示下，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学会质疑、问难以及启发和点化，并且在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过程中，擦出智慧火花，及时更新知识体系。目前来看，国内很多高校在教育过程中，均提出了以生为本的基本理念，促进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学生、老师角色转变，将课堂还给学生。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当根据本校学生的具体情况、特点以及学校的整体水平等，摸索一套最合适本校教育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从古代书院教育理念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即教学应当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主导，质疑、问难以及启发和点化，都是有效的教学方法，因此应始终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之中。对于古代书院而言，其主要是以学生自学、自主钻研为中心，强调的是学生自己的深造体会，老师的作用只是讲授、辅助教学而已；古代书院的该种教育模式，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独立、自学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使学生能够准确把握治学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少教多学的目的，这是古代书院教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发非常的大。[4]从现代高等教育教学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书院更加注重自学研讨，这相当于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学生自主性学习。从实践来看，古代书院强调的学生中心主义、自主学习方法，均符合知识建构特点――知识建构靠学生，老师只是这一过程中的引导者而非包办或者代替者。从教学实践来看，通过一味地灌输、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想要使学生们有效地掌握知识、构建牢靠的知识体系，简直是天方夜谭；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在接受现成结论以后，一旦离开了老师的引导，则无法自主学习，就是以老师为中心的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法造成的严重弊端。随着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新课程理论中提出的过程理论，实际上就是对古代书院教育教学标准的借鉴，从这一层面来讲，书院重视学生的自学研讨是有其科学依据和现实意义的。古代书院采取学生自学研讨的教育模式，给学生留出了大量的自主学习时间以及读书交流空间，即便是有问题向老师请教，也应当先自己独立思考；值得强调的是，在学生请教过程中，老师并不急于告知，或者强求学生立刻认同、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相反，在古代书院中，老师更多时候采取的是鼓励法，即鼓励和引导学生另辟蹊径。从这一实践过程来看，学生的角色始终具有主动性，而非被动地去接受知识、观点，学生在书院环境中，能够体会到师友中优游暇豫、玩索有得因的感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自学研讨教育方式要比老师一味地灌输知识来的给有效，前者更有价值。所以，在现代的高等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继承、发扬古代书院的该种精神和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