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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面临着这样的形势：一是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日益频繁，跨地区业务办理需求愈发迫切。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城和跨地区就业的限制，完善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的政策措施，探索解决人员流动时社会保险关系接续问题的有效办法。二是社会各界对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信息化建设
2.1形势分析
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要与这些要求相适应，为跨地区的人员流动、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社会保险待遇享受及跨地区的管理服务提供技术支持；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通过网络及时准确地了解劳动保障的各项政策和办事程序，为他们提供方便的网上直接办理各项劳动保障事务的服务；通过网络架起劳动保障部门与广大劳动者之间联系的桥梁，及时地了解社情民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主动应对安全的挑战，在化建设中同步实现安全。在此形势下，加强信息化建设与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的互动研究是必要的。
2.2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工作需要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要求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保障化建设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这一理念。三是安全变得愈发重要。劳动保障系统管理着数以万亿计的资金和数以亿计的人员，牵涉到每一个劳动者和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出不得半点问题。同时，随着公共服务系统的建设和应用，系统的用户范围将急剧扩大，通过互联网的访问和传递将逐步增多，系统面临的风险逐步增大。
2.3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保障化建设必须适应劳动保障事业的不断发展
需要将系统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劳动保障各项业务；将系统的覆盖人群从城镇参保人员和就业职工扩展到进城务工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农村参保人员等，部分地区的覆盖人群还要从从业人员逐步扩展到全体城镇居民，甚至全体城乡居民；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各项劳动保障业务之间、劳动保障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业务之间的协同办理，为建立劳动保障工作长效机制提供技术支撑。社会经济和劳动保障事业的发展对劳动保障化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也为劳动保障化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化也关乎国计民生。
3对策分析
3.1建立健全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保障制度及运行机制
逐步实现就业比较充分，分配格局比较合理，劳动关系基本和谐稳定，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的发展目标。劳动保障化建设要适应劳动保障事业的不断发展，努力满足事业发展中的新要求。这就迫切需要将系统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劳动保障各项业务；将系统的覆盖人群从城镇参保人员和就业职工扩展到进城务工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农村参保人员等，部分地区的覆盖人群还要从从业人员逐步扩展到全体城镇居民，甚至全体城乡居民；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各项劳动保障业务之间、劳动保障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业务之间的协同办理，为建立劳动保障工作长效机制提供技术支撑。
3.2技术与劳动保障业务的有机结合，不断提升劳动保障化水平
通过形成财政投入为主体的经费保证机制、实施三项重点行动计划、理顺化工作机制、健全劳动保障化标准和规范体系、建立和完善化规章制度、加强化队伍建设、加强对化建设的宣传等措施，重点完成金保工程一期建设，开展金保工程二期建设，强化数据中心建设，实现全网整合，突出公共服务功能，切实提高各项劳动保障业务化水平。社保的网络是面向多种不同应用的网络，需要无故障，无中断地运行；社保的网络要能够面向未来，能够应对未来的应用的增加，有很强的扩容能力；社保数据的长期保存需要建设稳定的数据中心，还要抵御病毒和黑客，并建立灾难备份的机制等。随着劳动保障系统建设的日趋完善以及基础数据的积累，宏观决策问题显得更加重要。
3.3利用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等技术支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的宏观决策
通过统计分析和查询手段实现预警功能。劳动保障工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势必要求劳动保障化建设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这一理念。通过化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通过网络及时准确地了解劳动保障的各项政策和办事程序，为他们提供方便的网上直接办理各项劳动保障事务的服务，通过网络架起劳动保障部门与广大劳动者之间联系的桥梁，及时地了解社情民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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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农村劳动力教育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很大的相关性。根据对相关农业调查结果的分析显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对农民收入有重要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较高，教育水平较高的农业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也较高，在文盲较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很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影响收入水平的高低，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劳动力收入也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地区农民收入是保障教育发展的前提，收入低的地区无法保证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而收入高的地区则可以较好的保证受教育的程度和时限，使农村劳动力有一个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也影响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从而对农民收入造成影响，受教育程度高、文化素养好的农村劳动力很少从事农业生产，占农业生产比重较低，大多进入第二、三产业发展，收入较高；而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事较低级的农业生产，影响了收入的增加。
二、农村劳动力培训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我国农村劳动力培训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很大的相关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是农村劳动力继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技术与经营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而极大地影响着农民的收入。目前我国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程度不是很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加。相关资料显示，有过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收入一般要高过未接受过培训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无论从事的是否为农业生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都有益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没有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在生产经营理念和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限制，从而制约着收入的增加。有过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更加倾向于在企业和服务业等非农领域创收，而没有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只能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培训与否也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的就业，从而影响着农民收入。有过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在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上更有优势，在就业方向的选择上表现明显，他们大多有能力选择规范严格素质较高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自主选择性较强，不用依赖通过各种关系来找到就业机会，他们有能力选择就业地区，可以选择经济发展环境好、交通便利的中心发达地区就业。培训使他们增强的就业能力、提升了自身素质，有着广泛的就业选择空间，这就更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会有力的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工作，经济发展的越好，农民收入越高，就会更加重视培训工作，就能通过劳动力培训持续地提升劳动生产经营的效率，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步伐。所以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有利于农村经济长期繁荣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应当加大培训的力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培训的能力和水平，使农村劳动力的整体培训水平产生质的飞跃。
三、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与农业发展其他关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在经济学的视域下，农民收入主要决定于农业的劳动生产效率，进而对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的水平产生影响，在其他因素（如土地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可以增加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与否和提升程度，有赖于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培训程度，所以，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就可以积累农村农业的人力资本，提高农村农业人力资源的效率，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保障农民收入增加的基础。
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加快调整农业经济结构，从而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农业经济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供应和价格也不稳定，农民收入有下滑的趋势，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这其中既有农业自身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培训程度较低、农民自身素养水平偏低造成的，这是因为没有必要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能力，就不能准确的分析判断市场需求，市场预见能力差，同时缺乏组织对应市场生产农产品的能力，更加没有运用优质农产品生产所需技术与知识的能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而又艰难。所以，我们要不断加大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的投资力度，为提升农民文化科技水平、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奠定坚实基础。
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从而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提高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化后的就业是农村劳动力的双向选择，这样的机制造就了不管是城镇就业还是农业内部的就业都需要有必备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相关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能力越高、素质越强，越倾向转移，就业机会和空间越大，收入也越高。同时，城镇化进程也需要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转化为市民，关键在就业，这要取决于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的程度，农村劳动力整体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是决定由农民变为市民的关键。素质提高了，能力增强了，既容易就业，有了生存基础，又可以融入城镇，有了发展空间。所以，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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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都有着共同的一些特征，都存在行业、职业、地域、制度以及个体特征的分割，中国有其特殊性，如所有制的分割、城乡分割等等。劳动者身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相比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主要部门或是次要部门的工作对于就业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利用2007年和2008年的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统计描述性的结果，观察具有大学文凭的劳动者和不具有大学文凭的劳动者这两类群体在不同职业中的收入等差异，发现高等教育引起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存在的。
一、职业分割的出现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我们将职业性质划分为8类，分别是：固定工，长期合同工，短期合同工，无合同的临时工，不领工资的家庭帮工，自我经营者，零工，其他。其中固定工的稳定性最强，收入较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均非常完备，晋升机制成熟，同时具有相对内部性，这类工作符合传统意义上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描述（Piore，1973），也是每一位劳动者竞相追求的“好工作”。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不断改革，尤其是人事制度的推行①，长期合同工也相对其他性质的职业稳定，而其他6类职业（除自我经营者另当别论）就成为人们心目中退而求其次的“差工作”。从职业种类来看，同样可以分成8类，依次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军人，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好工作”与“差工作”就在这种制度和现实的差异中出现，并逐渐演化为一种职业分割。
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力资源配置通过国家计划实施，所有劳动力被分成三类“干部”、“工人”和“农民”，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农民除了当兵入伍提拔成“干部”或是考上大学分配工作成为“干部”这两条途径，几乎没有可能改变身份。城镇劳动力则是依据初次就业单位性质来划分身份，而且这种划分是一次定终身。虽然身份不一样，“干部”的社会经济地位要高于“工人”，但是他们的收入差异不大，按各自身份的级别获得工资，其他形式的报酬和收入也几乎没有，并且他们都同样享受终身雇佣和社会福利，都是“铁饭碗”。但在市场经济推行了近20年并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今天，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尽管近些年来人事制度在努力改变过去给劳动者的身份划分，要取消“干部”一说，可是只要是大专院校毕业生（即有高等教育的学历）就能接受地方人才交流中心的人事管理，其人事档案自动定为“干部”，属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辖。反之，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就由地方劳动力市场部门管理，他们基本上没有档案，身份定义非常模糊，城镇户籍的定义为“工人”，农村户籍的被定义为“农民工”，属于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辖。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方面。
第一，固定工、长期合同工这两种性质的“好工作”在高学历和低学历者中都是比例最高的，2007年、2008年都超过了20%，但具有大学学历的高学历劳动者比例均显著高于低学历劳动者，尤其是高学历劳动者固定工的比重两年都保持在40%左右，而低学历劳动者成为固定工就业的人数比重仅在25%左右。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变化，固定工岗位增加同比减少，不同学历者进入固定工的比例也都下降，但低学历者下降更快；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长期合同工比例增加，可以看出来高学历者上升的更快。说明高等教育学历背景对劳动者进入“好工作”的机会仍在增长而不是随着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减弱。
第二，自我经营者的比例近年来都在增加，这跟国家鼓励劳动者创业是有密切联系的。一方面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鼓励其他劳动者加入创业者的队伍，创业带动更多的就业。低学历者自我创业的比例相对高学历者而言比较高，并且增加的速度也更快。
第三，除上述三类性质的职业以外，高学历者在不稳定的“差工作”岗位的比例都要低于低学历者，而且前者比例在下降，后者却有几类这样的职业比例在上升，如“无合同临时”和“打零工”。这也说明，高等教育学历给不同劳动者带来的职业分割越来越明显。
表2列出了2007年和2008年城镇劳动者分职业种类的平均年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固定工和长期合同工占本职业种类总人数的比重情况。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以下三方面的趋势。
第一，固定工这种稳定的“好工作”在职业种类里面分布最高的是国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军人，均超过六成，军人比较特殊，而国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是“好工作”的典型代表，虽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从2007年到2008年，这类职业的固定工和长期合同工比例仍保持上升，尽管改革，却改不到公务员的头上，“好工作”仍是“好工作”，这用来作为解释当今国家公务考试为何成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首选的原因之一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反之，商业、服务业人员中固定工的比例就非常低，2007年该职业种类有一成以上固定工，仅一年之后，就下降到7.76。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流传的传统观念“有出息便不伺候人”，在此也有或多或少的印证。
第二，不同职业种类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2007年职业的最高年平均收入为39894元，最低为19809元，前者是后者的2.01倍，2008年相应的数据为47613元、21854元、2.18倍。最高收入的职业一直都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最低收入的职业始终是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一方面，收入在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也在增加，“好工作”与“差工作”不仅存在，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第三，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差异。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7年到2008年在8类职业的变化是，前3类明显提高，后5类或者微弱提高或者没有提高，甚至下降；与之对应的职业平均收入都在增加。前3类职业分别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是社会公认的“好工作”，这些职业所吸纳的高学历劳动者较多，后4类（除军人比较特殊暂不分析以外）是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等逐渐次之的差一些的工作，吸纳的低学历劳动者更多，这也就说明，教育投资回报率在“好工作”的职业部门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在“差工作”的职业部门正效应不显著，甚至呈现负效应。
二、职业分割的特点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分为强分割、弱分割和无分割三类。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的实证研究结果更支持弱分割：在中国，无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与劳动者的收入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主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提高对劳动者收入的作用要大于次要劳动力市场③。20世纪90年代，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雇佣方式由从前的统一的国有企业“铁饭碗”逐渐丰富，不同的雇佣方式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分割。掌握更多社会资源且拥有更高收入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国家建立了一系列技术证书制度，如注册会计师证、律师资格证、报关员证等，具备这些证书也成为相关行业的基本条件之一，而获得这些证书是以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为基础（李强，2004）。当今国家和地方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或国企、央企招聘正式员工都以大学本科为投简历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很多部门、岗位最低要求受教育程度为博士研究生。这些典型的“好工作”、“金饭碗”均是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它们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职业层面的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差距拉大，反过来让学历带来的分割也更为明显。
高考制度带来的高等教育学历分割也体现在职业分割中。通常的情况是，“好工作”雇佣方式稳定、连续，晋升机制成熟，晋升机会多，并且对应着高收入、高社会保险和福利。现在的“好工作”更多都由有大学文凭的人获得，低学历劳动者甚至连机会都没有。现在中国社会普遍流行和承认的一种观点是：就业单位最好的是政府机关，其次是事业单位，再次就是企业，企业里面以国有的央企、国企为“好工作”典型代表，再便是世界排名靠前的外企或经济实力很强的一些民企和私企，除此之外，其余的企业或者个体经营那都是不稳定的“差工作”，好的部门里面最好的是固定工，其次是长期合同工，那些在好部门从事临时性工作的照样是“差工作”。社会普遍对“好工作”和“差工作”的清晰认可以及这两类工作回报与福利的差异和流动障碍，也就实际形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就业岗位和低学历就业岗位的职业分割。
首先，一般来说，劳动合同关系越稳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时间越长，越是“好工作”，反之，则是“差工作”，同时，好工作还对应着高工资、高福利和高晋升机会。从表3和表4不难发现高学历劳动者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即使是流动性较强的商业、服务业和收入较差的农林牧渔水利业，他们占据各个职业固定工或长期合同工岗位的比重都非常高，2008年最低水平都达到了72.38%。而在职业收入高、工作稳定性强的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高学历人员以固定工身份或长期合同工身份入职的比例更是高的惊人，两年均在90%以上，且从2007年到2008年该比值还在提升。
其次，从收入上来看，高学历劳动者虽然收入高，其收入差距却要比低学历劳动者小。以2008年为例，高学历劳动者平均年收入最高为52199.63元，最低为28082.82，前者是后者的1.86倍，收入基尼系数为0.11300；同年低学历劳动者平均收入最高为40113.33，最低为19858.51，前者是后者的2.02倍，收入基尼系数为0.11490（见表5）。同时，低学历劳动者在各个职业种类上的年平均收入均低于高学历劳动者，这其中有显著贡献的是教育水平，如比较特殊的军人，2008年高学历军人平均收入是低学历军人的2倍，两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4年多，而且低学历军人雇佣方式为短期工或临时工的劳动者占比高达50.03%，这说明高等教育学历虽然不排斥低学历劳动者进入好的职业种类，但是却更多的把他们排斥在好的雇佣方式外，短期工或临时工对应的是低收入、低社会福利和少的晋升机会。
再者，从受教育水平来看。2008年城镇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31年，低学历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26年，表4显示出在各类职业中就业的低学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为10.96年，低于整体平均水平，更远低于高学历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其结果低学历劳动者只能在“差工作”就业。
另外，低学历劳动者在商业、服务业这类职业上分布的短期工或临时工也相对较多。无论是哪一类职业，其进入本身不存在绝对的学历歧视或分割，是由于每一类职业尚有“内部”与“外部”之分，比如国家公务人员，内部人员设定定编定岗，编内人员与工作单位是最强的雇佣关系，也就是固定工；次强的是长期合同工，由于编制限制或是学历原因无法将劳动者纳入内部，但是保持长期雇用，基本不会解聘，甚至有机会还能“转正”；最弱是短期工或临时工，他们与单位关系很弱，并不属于这个单位的正式员工，很多属于一次行雇用关系，他们的人事档案不由该单位管理，甚至很多人根本没有人事档案，工作待遇较之固定工也有很大差别。而如此差别很显然的形成了一种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割，强关系的属于单位内部人，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弱关系的属于单位外部人，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这种分割有一个基本的区分来自大学学历，不是有大学学历的人都能进入内部，但至少有准入资格，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准入资格都没有。
三、结论
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转轨的关键时期，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不利于劳动者生产效率的发挥和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严重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尽管学历和文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形成的收入差异是符合并体现了教育投资回报率和劳动生产率要求的，然后它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生产效率的收入报酬等差异，从而形成了该视角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解决问题的思路一方面应继续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制度，提升市场效率对劳动者就业和提升职业技能的积极影响，而非一味要求文凭；另一方面从教育的视角，对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应在一段时间内仍持肯定的态度，继续优化和提升全体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与就业能力。
注释：
①1983年中央决定，打破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制度，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个人可以申请向当时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流动，也可以在国家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向边远贫困地区发展。1988年，中组部、人事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规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管理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统一由党委组织部门、政府人事部门及其所属的人才流动服务中心等机构负责。1966年，中组部、人事部联合印发《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的文件，对流动人员的档案管理作了更明确、更详细的规定。
②为了保证数据有效性，我们对2007年、2008年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进行了筛选，选取收入大于0、年龄为16岁～60岁的男性样本和年龄为16岁～55岁的女性样本，并剔除了问卷填答中出现的职业性质、职业种类小于或等于0的个体，最后得到2007年有效样本6642，2008年有效样本6712。以下若无特别说明，2007年、2008年情况数据均来自该样本。
③ 郭丛斌：教育与代际流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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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经济是云南省在发展劳动力方面比较显著的特点，关键是建立有云南特色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了解云南原有的劳动力结构对研究云南发展特色经济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劳动力结构一般认为主要由该地区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决定。云南现有的劳动力结构是在原有的人口结构和以烟、酒、糖、茶、胶、矿业、旅游为主的优势产业结构影响下形成的，具有以下特点：
(1)劳动力在大、中、小企业的分布状况。在全省6300多个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仅70多个，中型企业24多个个，小型企业6000多个。大中型企业目前正在进行减员增效，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实现规模经济，能吸纳的劳动力将呈逐渐减少的趋势。中小型企业是当前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2)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单位状况。2010年总就业人数达到2730.2万人，城镇就业人数达592.9万人，国有单位就业人数187.8 万人，城镇集体经济单位就业人数11.0 万人，乡村就业人数达到2137.2万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省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规模过小、发展速度过慢，乡镇企业发展水平较低，致使非公有制经济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总量很少。云南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不仅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即使在西部地区中也落后于贵州、四川、广西、甘肃、陕西、新疆这样一些省份。由于云南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吸纳劳动力主渠道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3)我省的城镇失业和再就业状况。失业状况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地区的就业水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还可以反映出该地区的就业水平和就业走向。云南省的失业率从1995 年以来一直保持在2.5 % —3 %左右，低于全国城镇实际失业率8 %的平均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我省的城镇就业率水平较低及近年经济发展较为稳定所致。
2 云南省劳动力的供需情况介绍
据云南省16个地州劳动力供求统计报表的统计分析，全省近两年八个季度的的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呈现以下趋势：
(1)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某种职业技能的劳动者成为供求市场卖点。94.91%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有明确要求。其中，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用人单位占36.08%，从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来看，有40.38 %的求职者具有某种技术等级资格，分别都主要集中在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职业资格五级、职业资格四级、具有职业资格1—5级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与用人需求的技术等级结构基本一致。
(2)个体私营企业和第三产业是劳动者就业的主渠道。从产业分组的需求人数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5.38%、 34.34%、60.27%，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结构相对稳定。从行业需求情况来看，社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用人需求二者合计约占总量需求的约48%左右，是目前劳动力市场中吸纳劳动者就业的主体行业。从职业的需求状况看，商业服务人员及各类业务员是用人需求的主体，占总需求量的 58.30%。从用人单位性质来看，企业占总需求人数的95%左右，内资企业占总需求人数的70%左右个体经营占总需求人数的15%左右;内资企业中私营企业又占总需求人数的25%左右，有限责任公司占总需求人数的15%。事业、机关单位只占总需求人数的0.7%左右，由此可见，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个体经营及股份有限公司等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起到了安置主渠道的作用。
(3)用工需求主要集中于年轻人，求职者的年龄构成与用人需求基本一致。从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年龄要求看，95%以上的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年龄有要求。16-34岁之间的劳动者构成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约占总需求的80%左右，其中，对16-2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占总需求的42%左右，对 25-3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占总需求的40%左右。从求职者的年龄构成来看，求职者中同样以青壮年为主体，16-34岁的求职者约占总求职人数的75% 左右。其中，16-2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8%左右，25-3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6%左右。求职者的年龄构成与用人需求基本一致。
根据全省16个州的数据统计表明，四大行业用人需求大，用人需求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4大行业。
3 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云南省劳动力状况的调查，职业教育要从中找到发展的方向和重点，职业教育发展要与本省的劳动力结构和市场人才供需协调一致。因此，要根据本省的特点发展职业教育：
(1)发展特色职业教育，要根据本省的劳动力需求情况和行业、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情况制订符合本省的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发展本地区的特色职业教育，例如，茶产业、旅游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等相关领域的人才，有利于为经济产业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大量专业技术型人才，有利于促进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云南省“两强一堡”的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要更好地适应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2)培养符合社会生产需要的人才，社会人才分为学术型与应用型两种。应用型人才又细化为工程型、技术型和技能型。社会人才需求量大的应属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技术型人才也称工艺型、执行型、中间型人才，他们工作在生产第一线，属于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的工种，他们将工程型人才的规划设计和理念转换成具体的物质形态。技能型人才也称技艺型、操作型人才，他们掌握熟练的操作技能和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因此，这部分人才是社会生产生活中需求量较大的一部分人才结构。教育部门的人才培养规划要有所侧重，高职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要符合社会的需要，灵活调整人才培养方案，避免盲目刻板，脱离实际，要具有多元性和实用性。
(3)搭建良好的终身教育体系。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大中专毕业生和城镇下岗人员及农民工的就业指导和培训。如今，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较大，人人都想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岗位;城镇下岗人员和农民工当中年龄偏大者居多，技能较低且单一，对再就业信心不足。这一部分人员更需要全社会关怀。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转移就业技能培训。成立各级劳动力就业培训机构，加强就业前的技能培训，注重质量和效率。按照市场引导，供需对接的培训原则，积极开展订单培训和定向培训，突出学以致用，注重技能和素质提高。健全和完善社会人才体系建设，加强对这部分人的职业教育，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培训，真正完善和实践终身教育的理念，营造更好职业教育氛围，真正培养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经济产业发展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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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过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劳动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R.B.弗里曼（Richard B. Freeman）在1976年提出的。他在《过度教育的美国人》（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一书中，把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教育收益率下降，归因为“教育过度”，即教育的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这一概念反映了教育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1]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曾满超教授、亨利・列文教授等对教育过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们认为，教育发展出现下列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应称为“过度教育”：一是劳动者相对于其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下降，二是受过教育者不能实现其对于事业成就的期望，三是劳动者拥有比其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技能。教育过度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知识失业和知识贬值。[2]
根据“教育过度”概念观察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确实有很多方面能说明我国也存在着一定的教育过度现象。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我国的教育规模来看，虽然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了大规模的高校扩张运动，大学生供给量迅速增加，但到2003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才接近15%，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已超过80%；从人才结构来看，虽然部分人才培养过多，但许多高级技工人才短缺。我国不仅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所占的比例小，而且受教育的质量也不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培养大量方方面面的人才为经济发展服务。所以，我国存在的教育过度现象，并不是总量上的过度，而是由于高等教育结构失衡引起的结构性教育过度。
教育过度理论提醒人们，在扩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规模时，必须处理好其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等的关系。所以，在评价过度教育理论时，需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教育的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关系，高等教育的相对过剩（结构过剩）与总量过剩的关系，高等教育是生存必须还是提升社会地位的需要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教育过度产生原因的解释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发展形式，即工作竞争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阶级冲突理论，最终形成了以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为核心内容的系统理论流派，代表人物有皮奥里、多林格等。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或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一级市场具有工资高、待遇好、工作稳定、升迁机会多等特点；二级市场工资低、条件差、就业部稳定、没有升迁机会。因此，劳动者接受教育只是为进入一级市场并提供给雇主一个培训潜力大的信号，而那些接受教育机会少的人则被认为培训潜力低，只能留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劳动者不愿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即使想办法提高受教育程度，还是很难进入一级市场，最终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上形成双向流动障碍。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教育过度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国家一样，也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有着典型的二元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传统部门劳动力市场和现代部门劳动力市场。[3]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大中城市，人们可以享受最新的信息资源，优质的公共服务设施，众多的发展机会，而这些都是在乡镇及农村不可能达到的。所以毕业生会选择留在大城市或沿海城市就业，但随着大量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涌入市场，但对劳动力的需求并没有增加，一些热门行业对员工的需求甚至趋于饱和。在这种情形下，毕业生宁愿选择自愿性失业，也不愿去其他劳动力需求高的地区就业，这就出现了某些地区教育过度的现象。在现代部门，工作稳定且福利待遇好，是指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高校和著名的外企；传统部门则是指一些私营企业。同样的道理，大批毕业生宁愿暂时不就业，也要挤进现代部门，以至于那些传统部门招不到人。同时，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双向流动性差以及我国目前存在的制度性分割，毕业生一旦在农村就业就很难回到城市，这也导致了一部分毕业生宁可从事低水平的工作也不愿去西部地区和农村就业。再加上近些年，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扩招，致使原本就不景气的就业市场雪上加霜。这些都说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结构性的教育过度现象。
三、我国教育过度的表现
（一）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凸显
回顾我国高校扩招的历程，源于1999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此后高等教育的规模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在短短五六年中，大学招生迅速扩大，“大众化教育”取代了“精英教育”。
通过对历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及就业率统计（如表示）数据表明扩招10年来，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呈大幅上升的趋势，就业率自2007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基本形成供大于需的局面。面对如此严竣的就业形势，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因于扩招带来的后果。但是，扩招只是一个方面，就全国范围来看，仍然有很多岗位无人问津。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高校设置的专业结构不合理。体现在高校的专业设置盲目追求热门专业，致使专业趋同现象十分严重，比如几乎每所高校都设有管理学科专业、计算机专业、法学专业等；有的学校仍旧保留一些社会需求很少或没有需求的专业；这就人为地缩小了毕业生的就业范围。我国教育、卫生、经济、会计四类专业技术人员，占了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的70%，而对于国家工业发展继续的地矿类专业、能源类专业则跟不上发展，其技术人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二）就业大学生出现高才低就、高聘低就现象
在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上，由于毕业生不合理的定位，竞相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中争夺一个岗位，从而出现了硕士生抢本科生的岗位，博士生抢硕士生的岗位，而本科生只能与大中专生抢饭碗的“挤占效应”，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零报酬”就业等现象。原本受过中级教育或上岗培训的雇员就能胜任的工作，一度要求雇用大学生，而这种岗位被具有大学文凭的雇员占据之后，用人单位则又要求雇用更高学历的人。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导致了高等教育的不同层次失去了劳动力市场的甄别功能，必然造成对人才的高消费倾向和严重浪费，同时教育过度的问题也会造成稀缺教育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我国目前正处在“精英化”向“大众化”过度的阶段，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点没有放在专科教育和职业教育上，而是一味地发展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众多学校争相提升自己的办学层次，轻率地否定自己的专科教育特色，追求上本科专业，申请硕士点、博士点；学生本人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努力上本科院校，而较少考虑专科院校。[4]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中，又没有分清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把两种毕业生同时推向市场，这就造成了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出现“求研究生大学生易，求高级技师难”的局面，使得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脱节。
（三）大学毕业生的供给结构不均衡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以及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尚不完善，所以我国的教育过度现象还表现为人才供给不均衡。一是工资高、福利好的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高学历毕业生供大于求，而一些私营企业、传统经济部门以及竞争大的行业则很难招到高学历的人才。二是大量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大中城市或东南沿海城市，造成了这些发达地区的教育过度，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教育则相对不足。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不同市场之间的流动困难，再加上我国存在的户籍制度和工资制度的约束、城市的就业歧视政策，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使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就业市场范围受到很大限制。毕业生通常都倾向于留在大中城市，且更倾向于正规部门就业。根据张香敏先生关于“大学生最愿意去哪个城市工作”的调查可以知道，32.37%的学生将上海作为第一目标，北京为27.67%，深圳为12.13%，之后是广州、大连等沿海发达城市，而选择区农村、小城镇的学生不到总数的5%。
四、应对我国教育过度问题的对策
（一）发挥政府职能，打破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因素，以及东西部地区的生活条件、福利待遇都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导致了东南沿海地区人才过剩，而中西部地区人才不足。所以，规范和发展二级劳动力市场，缩小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差距，逐步实现两级市场一体化。在此过程中，政府则要充分发挥其职能，统筹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完善落后地区的就业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淡化户口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约束限制。制定有效地大学生就业激励政策，对于那些自愿去农村及中西部等基层就业的学生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那些在落后基层岗位有突出贡献的毕业生可以放宽去城市就业的限制，这样就提高了大学生去欠发达地区就业的积极性，从而减少了大学生的自愿性失业，为跨地域流动的人才提供便利，最终实现全国人才市场一体化。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征，可以看出，对劳动力需求的最大缺口应该在职业教育和专科人才培养方面。[5]所以，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应该具有更加多元化的结构和更加开放的办学体制与人才培养模式。[6]一方面，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应体现出层次性，在重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同时，不忽视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的发展。分清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就使学生对自己的专业应用有合理的就业定位，使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既有创新型的尖端科学人才，也有掌握精湛技术的高级技师。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要体现教育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学科结构的合理性影响着市场中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高校在开设一个新专业之前，要考虑的不是这门专业眼前是否热门，而是要根据市场提供的信号，以及自己学校的特色，面向市场需求，灵活设定专业方向。
（三）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鼓励自主创业
在大学毕业生的头脑里往往都存在着一种固定思维，即一定要前往大中城市或发达的沿海城市就业，认为在那里才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能够体现自己的教育价值。我们认为，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首先对自己要有科学合理的定位，对主客观条件认真分析，不能盲目跟风，一定要挤进一级劳动力市场。其实，在那些发达城市和经济条件优越的部门，人才济济，对于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即使有幸进入，也很难在那里崭露头角。相反，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更有利于发挥大学生的聪明才智。高校应该加强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和思想教育，使毕业生的工作重心由注重外在条件转变到注重内在能力修炼。是金子总会发光，只要毕业生找准自己的就业岗位，不管在哪都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在就业岗位已经成为稀缺资源时，高校应积极开展创业教育，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平台。政府也应出台创业的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参考文献：
[1]柯佑祥.教育经济学[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2]亨利・列文，曾满超.高科技、效益、筹资与改革[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26.
[3]高海榕.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教育经济学分析[J].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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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223-04
就业导向的高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与劳动力市场对其培养的人才的需求数量、结构和质量的适度匹配是高职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度匹配与协调发展，并非易事。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08-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是61%、57%、59%。且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有63%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有研究显示。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与他们所受到的培训越是接近，他们的生产率与工作满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职教育的各种课程与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证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对口？必须在考虑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社会需求的运作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职教育毕业生非对口就业以及职业期待不高的现实状况。反映出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导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将借鉴经济学理论中的蛛网理论进行分析。
蛛网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类型的市场价格会受周期性波动的支配。该理论描述了在价格未知以前，必须确定生产总量的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互动过程。此时。生产者对价格的预期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观察。蛛网模型中供给决策与需求间存在“时滞”。以蛛网理论应用于农产品市场来说明农产品价格随供给和需求循环波动的关系。假定，由于不可预料的恶劣天气原因，农民玉米作物的产量超乎寻常的低，农产品市场上玉米供给短缺。导致玉米价格升高。如果农民预计玉米高价的状况将持续。来年他们将增加玉米作物的种植量。因此，农产品市场玉米的供给量增加，导致价格降低。如果农民因此又认为玉米价格将持续走低。他们将减少玉米的种植量，最终导致玉米价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职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与上述描述有相似之处。由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教育对象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行为的确定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刻也存在“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远期变化非预期性特征，导致学生及家长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可能是“短视”的。他们在高职教育入学专业选择过程中。往往主要根据以往此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工资收入的高低而确定。以往工资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即所谓的“热门”专业，往往是学生和家长选定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预计此类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工资都比较理想。而正是由于该种预期。导致出现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观的高职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毕业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出现过剩的现象，其投资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资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来较“冷”的专业。由于大多数学生及家长都不愿意投资，使得此类人才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便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一种理想的、难以企及的状态是经过几个周期的波动后，劳动力市场上某种类型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正好匹配。即我们所期望的均衡状态。
二、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的路径选择
（一）人力资本高职教育投资的特殊性
理论上，随着产品价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趋于理性。蛛网模型的均衡状态，远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就短期而言。产品的生产者往往会出现决策失误。
高职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人力”生产过程。学生既是投资者，也是“产品”。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与私营企业等一些商业投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教育决策的直接面对者是学生及家长。他们通常并没有该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且决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变；而商业投资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不断获取市场的反馈信息，当有新的商机出现时，他们可以重新修订和评价自身的决策。
此外，人力资本的高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物质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者本身时间、精力和青春的投资，而后者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是不可逆的。商业资本投资在损失出现后有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补救，即使不能弥补，所受损失最多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具有投资回收期长、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因此，如果决策失误，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商业资本投资。教育上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不仅限于学生及家长。教育部门、国家和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预测的重要性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但美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并非始终存在。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逐步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之间才逐步建立起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紧密联系。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真正形成的时间还很短，仍有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国高职教育的急速发展并非完全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需求。国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动起到极大的主导作用。更何况，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高职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配合且保持适度张力的机制远未形成。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劳动力统计署（BLS）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ESRI），为了促进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匹配，均开展了有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类教育与职业的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信息。
通过劳动力市场预测，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公共就业服务和机构、用人单位以及教育部门提供某些专业和职业的未来供需状况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政府决策者可以制定高职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而其它相关部门也可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从而在系统内部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预测涉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等信息，可以作为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参考；还可为用人单位和就业服务机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设计就业培训项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这与蛛网理论中蛛网摆动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决定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未来预期，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设是不同的。
蛛网理论假设学生形成他们的决策完全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而不是未来状况。换句话说，学生把当前某一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来实际状况。由于信息不对称，学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总体把握。他们几乎不可能预估到某一专业未来真实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指标是其直接表现形式，如现行工资或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网行为导致的不协调是开展专业的公共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期望所在。通过专业预测可以辅助学生及家长、就业机构、政府决策部门、高职高专教育部门决策的制定与选择，进而使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考虑到高职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也即高职教育的毕业生一般是在本区域范围内就业（本文不探讨毕业生的区际流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协调问题本质上也是区域性的，即通常我们是以某区域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作为衡量招聘人才问题的难易程度指标的。所以有关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应以特定区域为对象。此外，长期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区域劳动力市场预测是比较合适的（假定短期内社会经济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和急剧变化）。
市场的绝对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论分析中，所以供需间的绝对匹配与均衡也是不可能的。开展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意义在于可以提供不同类型职业以及高职教育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蛛网模型中的“蛛网”摆动过程。不仅如此，由于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学生必须做教育选择时经验匮乏，而这样少有的几次决策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开展预测，为学生家长及教育部门等机构提供不同专业、职业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中短期预测，对于促进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尽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工业化中后期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建立意义深远。
三、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模型的理论探讨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网理论，价格随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波动的同时也对供需双方起着调节作用。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而言，“买方”占主导优势，即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是需求导向的。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或者说是寻求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中间态时，应遵循：未来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毕业生需求态势的分析高职教育供给现状的分析未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划的确定（或者说是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确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预测期，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划分为由于未来就业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可把这二者称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新增就业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供给可划分为由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形成的供给和由于同类型人才的短期失业而形成的供给。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额可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来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预测模型可采用层级分解法。首先确定由于就业水平的变化。每一国民经济部门（可采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对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据产业与职业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分解到劳动力市场每一职业大类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职业小类（职业小类与高职教育专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的需求：职业小类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与由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类人才的需求共同构成每一职业小类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供给，可以通过统计处于短期待业状态且有就业意愿的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以及劳动力市场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二者共同确定。按职业小类统计得到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专业人才供给之间的比值就是高职教育专业人才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业前景指数。该指数越大，此类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就较好，相反则就业较差。根据就业前景指数的取值范围，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这种定性描述比采用确切的数值更容易让人接受。政府的决策者、就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应用。
（二）劳动力市场前景衡量指标
B0rghans认为个体可以根据各类不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前景调整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Heijke，H等认为，通过预测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关各职业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仅便于学习者选择相关专业和进行教育投资。更能进一步实现在无需直接的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使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相互适应。
在我国。学生选择何种专业是在其进入高职院校之前就确定的，入学后一般更换专业的可能性很小。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设下，学生选择何种专业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工资和该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当然，学生自身的喜好也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喜好、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学生个体的喜好和能力对某一学生个体而言是特定的，对学生个体决策选择的影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就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变量。但正如Havek所言：“决策者决策的作出会受到许多信息的影响，我们必须将价格体系看成信息交流机制。”市场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相关的信息，除个人喜好外，都将反映在价格中。也即，除个人喜好外，专业的选择将由价格决定，例如工资（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反映）。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等相关信息获取的现实可能性。对高职教育专业选择起重要决定作用的劳动力市场预测指标信息可以简化为工资和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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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教育——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惊世之作《国富论》中，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描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和社会的关系，并指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将导致社会福利达到最大。
无论从事什么经济活动，收益超过成本是必要前提，然后再考虑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广义上说，教育是一种经济活动。教育活动的主授方因为从事教育活动取得收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教育活动的接受方则因为教育取得将来的预期收益，其经济效益表现在将来。首先，通过教育能够掌握最基本的谋生手段，这是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必须进入的教育层次，然后。一部分人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增加将来收入的预期，这是对劳动者愿意花费大量的成本接受非义务教育的合理解释。非义务教育需要我们支付很高的成本，包括为教育支付的显成本和因为接受教育而不能从事其他职业所减少的收入——经济学上称为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有时是相当大的。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教育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公共教育的基本功能和目标是使受教育者掌握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方法和技术，专业教育的基本目标则是让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通过教育这种手段，接受不同层次教育和不同类型教育的劳动者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和岗位就业，这就是劳动力资源的教育配置机制。不同工作岗位的工资水平的差异则是对劳动者接受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教育所支付成本的回报。大多数的研究发现，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只能从事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低的社会平均劳动报酬：教育层次较高的劳动者可以从事较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高的平均劳动报酬。
二、农村劳动力教育素质与劳动力资源配置相关性分析
(一)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教育是一种资源，因为教育能够产生收益。教育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因为教育能够把不同的劳动者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并取得不同的工资水平。劳动者的教育素质是指劳动者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教育质量的好坏，包括接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等，由于教育质量的好坏从大众意义上难于评价。我们所说的教育素质一般是指劳动者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劳动者教育素质则高，接受较低层次的劳动者的教育素质则低。大多数研究发现，具有较高教育素质，取得较高教育层次的劳动者能够在环境优越的劳动岗位上就业，并取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一般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和市场秩序比较规范的国家，收入和教育是成正比例关系。美国的教育学家发现，在美国平均每多受一年大学教育，将来的收入会比原来增加12％，这就是“教育收益”。我国2006年城镇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中、小学文化程度为8744元，初中为10269元，高中为12204元，大专为17290元，本科和研究生分别为22995元、37880元，这显示了劳动者的教育素质和收入水平之间的明显正相关关系。
大多数农民由于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机会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因而文化程度普遍很低，较低的文化程度导致他们的社会就业能力较差，从已经进城打工的农民来看，他们大部分只能从事简单粗重、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他们的职业技能，绝大多数是边劳动边积累的。无论农民工是选择外出就业还是就近就业，由于受到其教育素质和职业技能本身的限制，收入水平往往都不高，而且，教育素质决定了他们要提高收入的难度很大。按照相关专家对农村劳动力的一项研究，大学文化程度工资是高中文化程度的3—4倍，是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4—5倍，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的劳动者工资是没有接受劳动技能培训劳动者工资的3—4倍。而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找工作和教育素质偏低的农民工打工很不一样，前者基本上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就业，工作环境优越，而且还可能拥有非货币的福利收入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工资上涨的弹性大。而农民工只能选择在环境较差的岗位工作，并且工作没有什么保障，无任何其他收入，工资上涨的弹性小。
(二)农村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转移就业能力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教育素质低，只能要求较低的劳动报酬，由就业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较高就业成本和转移成本，使得劳动报酬不足以弥补转移就业成本，农村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度大。而教育素质高的劳动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丰富，就业信息广泛，能够取得较高的劳动报酬，转移就业比较容易。
根据我们对湖南邵阳市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调查，邵阳市隆回县2008年的总人口为11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2万人，农村劳动力为50.8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为35.2万人，转移就业劳动力24.3万个，占24％。其他10.9万农村劳动力没有实现转移就业。据相关部门统计，隆回县农村劳动力转移，高中以上文化的转移率(转移劳动者与劳动力总人口之比)高达78％，中专以上为92％，初中以上为61％，小学程度为32％，文盲和半文盲的转移率只有11％。
另一项调查显示，邵阳市武冈农村人口60万人，拥有农村劳动力资源43.1万人，富余劳动力26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跨省转移10.8万人，省内及市内实现就业5.8万人，还有近9.4万劳动力既不能在本地就业，也不能实现转移就业，转移就业率只有63.8％。剩下的9.4万劳动力基本上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层次，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
这些都充分说明，农村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转移就业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
教育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劳动者工作环境的好坏和劳动报酬的高低。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只能从事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低的平均劳动报酬：而教育层次较高的劳动者可以从事较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工作或者资本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高的平均劳动报酬。较低的教育素质决定了农村劳动力不能享受社会平均的劳动条件和平均的社会报酬，并成为最终导致地方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教育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易程度，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度大，转移就业率低；教育素质高的劳动者转移难度相对较小，转移就业率高。教育素质高的劳动力资源，成为稀缺资源，教育素质低的劳动力资源，是非稀缺资源，非稀缺资源往往形成供大于求的结果，这是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原因。非稀缺资源在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博弈中，自身没有定价权，提高收入水平就不具备条件。为了摆脱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和相对较低的社会生活质量，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业。对已经完成义务教育，走上劳动岗位的农民，要强化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他们掌握必要的技能，整体上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才能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一)农村劳动力的合理供给，必须依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显著特点就是教育素质偏低。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文盲和半文盲在广大农村市场急剧下降，但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的发展依然落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基本不在农村就业，农村总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很少，农村的大部分人口教育素质偏低，与现代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由于我国现阶段人口众多，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便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对于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又会呈现出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悖论：一方面，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难以招收到合格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又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一般来说，大多数工作的专业性都很强，只有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劳动力才能从事与之相关的技术工作，但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却很难胜任其他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不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劳动者。不能够从事专业技术性质的工作，只能从事几乎所有人都能胜任的非专业化的普通型工作，这种工作自然就不可能有较高的劳动报酬了。而虽然具有专业技术水平但层次较低的劳动者，很难从事专业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工作：具有专业技术较高水平的劳动者，又基本上不愿意从事那种专业技术要求不高或者非本专业技术的工作。总之，在劳动力资源总量给定的情况下，结构性的劳动力供给失衡会导致种类不同、级别不同的市场替代性较差，这给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加了难度。而通过专业化的职业技术教育，能有效地满足专业技术的需要以及劳动者本身的发展和兴趣所好，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多层次、多领域的专门人才。
(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质量，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劳动者，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
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讲，劳动力的供给是以劳动力供给者为行为人来进行的，同样，劳动力的需求则是以劳动力需求者为行为人来进行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最终使劳动力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静止状态。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每个劳动者都能找到自己能接受的工作，而每个劳动力需求者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劳动者。对劳动力需求而言，最终动因取决于社会消费，是由满足这种消费的生产单位所衍生出来的对生产要素的派生需求。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要得以延续，必须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人、财、物要素，同样的物质资源让不同的人来经营和同样人的经营不同的物质资源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说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社会的消费需求各种各样，要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劳动。劳动的多样性决定了单个人不能从事一切劳动，于是就产生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产品本身的特点引起的分工，便形成了产业、行业、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二是由劳动者工作性质引起的分工，便产生了不同职业的劳动力需求。职业技术教育质量的提高可以满足经济对劳动力规格的不同需求，培养具有不同稀缺性的劳动力资源。这些接受不同种类培训，有足够能力的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以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职业技术教育应紧紧抓住工业现代化、产业转型、两型社会建设、农业产业化、城市化等当代社会的显著特点，积极完善专业和课程设置，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职业技术教育应按照市场的需求和个人的特长进行引导性教育，指导受教育者从一开始就能明确适合自身的专业和方向，以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三)依托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效率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不同市场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程度，是按照劳动力的稀缺性来排队的。劳动力越稀缺的市场。劳动力流动性就会越大。接受过职业技能教育的专业劳动者，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专业化程度越高的职业技能教育具有越强的稀缺性。稀缺资源往往供不应求，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定价权，因而其要求的劳动力价格较高。一个劳动者是这样，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一个区域中劳动力资源稀缺性越强，这个区域的就业竞争力就会越强，区域经济发展就会越快越好。所以必须依托职业技术教育，增强劳动者的稀缺性，从而提高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效率。一般而言，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的不断变换。其特征是依赖于劳动的高技能、高熟练程度为主的智力型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流动能够调节行业间、部门间、企业间劳动力的供求，促进劳动力资源，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要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必须以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为前提。
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够使劳动者本身的经济状况改善，同时还能使劳动者就业地的经济总量增加，社会福利总水平将增加，帕累托改进实现。通过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能够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基本素质，增加农村劳动者的转移能力，从而最终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化的发展，农业中大量采用机械作业，农业劳动效率不断提高，但社会总福利水平并没有增加。因为，由于劳动效率提高引起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减少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如果社会经济总量并没有增加的话，社会的总福利水平实际上减少了。按照帕累托最优标准，帕累托改进没有实现。那么帕累托改进是否存在呢?怎样实现帕累托改进呢?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转移就业能力，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通过转移就业。能够增加社会经济总量，同时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帕累托改进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必须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一)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但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同时必须保证劳动力转移地劳动效率的提高与保障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从而增加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顺利地实现转移就业。但是，劳动力转移。如果降低了农村劳动效率，损害了劳动力转业地经济本身的发展，即使转移就业者的收益增加，帕累托改进也没有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必须以不降低劳动力转业地农村劳动效率与保障当地农业生产为前提，才能最终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必然建立在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促进农业和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欠发达地区农业人口多，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大批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出现了“老弱农业”，极大地削弱了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经济。因此，要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不仅要提高转业劳动力的素质与技能水平，也要促进当地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水平提高，以提高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实力，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保汪粮食安全，保证劳动力输出地农业的发展，以实现劳动者本身的输入水平、国民经济总水平的相互促进和发展，实现社会总福利水平的增加，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二)职业技术教育要与区域经济相结合，妥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城镇职工就业的矛盾，实现帕累托最优
如果总的工作岗位没有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必然挤占城镇职工原有的工作岗位，社会总的福利水平没有提高，帕累托改进没有实现。职业技术教育要以实现农业产业化为导向。培养农业产业专业人才，农产品净加工专业人才，大力发展经济附加值高的农业深加工业，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放在农村就地转移上。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大批农村人口盲目转移到城市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而且可以增加农村经济总量和社会总福利水平，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产业工人，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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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范围内经历了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其中以上世纪80年代为标志，产业转移的特点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行业。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刚好成为这种动态调整的承接者。我国第二、三产业的规模近年来不断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为我国各行业的发展带了契机，同时也为行业业态的不断变迁提供了条件，进而促进新兴行业不断涌现。行业类别的不断增多和二、三产业行业规模的日益扩大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金融保险业、贸易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的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日益成为国际行业转移和高校毕业生新增就业机会的重点领域。然而大学生就业不仅取决于各行业的职位供给，还取决于供需的匹配。劳动力市场结构关联着整个高等教育。因此，高等教育的结构质量以及对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以适应社会发展为目标导向。
近些年来，我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赋予了上述研究目标极强的代表性，金融业折射出各行业发展变迁的基本态势。目前，我国金融人才的培养以高校的本科金融学教育为主，在金融人才的培养方式上尚存在诸多的问题，如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不足、对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重视度不够、“商学院”与“经济学院”模式相脱节等等。本文基于业态发展、劳动力需求及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联动的分析框架，以金融业态发展中不断呈现出的多样化、市场化、网络化、国际化、复杂化特点为切入点，剖析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并提出了高等教育金融人才培养的相应建议，以期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一、金融业发展新趋势及金融人才需求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在数十年的发展中日臻成熟，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种类日益增多、金融业务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增强、金融交易渠道愈加活跃。金融业态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同时对金融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1.多样化。（1）金融机构种类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的需求日趋多样化，与此相伴的是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的日益多样化。非银行的金融部门的出现和不断壮大冲击了传统的大一统银行体制，并逐步成为和银行业作用相当甚至更为重要的金融业的组成部分[1]。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如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法人机构数量近年来变化不大，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则呈现出一个显著上升的趋势。五大类非银行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也不断上升。（2）金融产品的种类日趋多样化。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化的大背景下，金融产品多样化的外部条件已经较为成熟，并呈现出以下特点：竞争白热化、金融脱媒化、利率市场化、需求多样化、城乡一体化、资金流动全球化[2]。金融机构的增加以及金融产品的日益多样化意味着金融业对金融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据智联招聘统计，2013年新增职位中来自银行、保险以及证券机构的金融业职位需求增长最快，比2012年增加了91%。前程无忧2013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访的500家雇主所在的16个行业中，金融/证券/投资成为亮点，金融投资人才在2013年炙手可热。在四季度金融/证券/投资行业增加社会招聘的雇主高达88.8%，而2012年四季度的调查结果为51.6%。
2.市场化。2014年我国金融改革路线图已逐步清晰，即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层次多元的金融体系。伴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与深化，我国金融发展的总趋势逐步呈现出市场化的特点。目前我国正在努力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进程，这在为金融系统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必然带来金融风险和金融风险管理难度的增大。除了因利率、汇率市场化等引起的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外，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交易便捷度的提高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间的风险相互传导，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因此，具备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能力以及具备一定的财务金融知识和拥有较强数理基础的金融产品开发和投资组合能力的人才将成为金融市场最为缺乏的人才类型。
3.网络化。至2013年，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余额宝、淘宝基金店、微信支付、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产品以“短、平、快”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被称为“互联网金融模式”[3]。从技术、政策、需求角度而言，互联网金融的长期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在未来的金融企业中，“电子虚拟网点”将大幅替代现有的“物理网点”，“信息流”将最大限度地替代“物流”和“现金流”。我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业务交易规模情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融业发展的网络化趋势。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加大了对金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截至2013年10月，互联网金融人才需求同比增幅超过55%。在这一新背景下，市场对既拥有金融投资专业知识，又掌握一定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高水平复合型金融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
4.国际化。伴随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正逐渐融入到世界金融市场中。截至2013年12月，已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家银行在中国设立了40家子行、190多家的分行。保险业方面，目前共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55家外商独资、合资保险公司，占我国保险公司总数的31%。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之后，中国金融人才的国际化将进一步提高，包括国际化的眼光、全球化的资本运作意识、全球化金融管理工具的运用能力、在完全市场化环境下的运作能力等[4]。
5.复杂化。伴随金融创新的需要，金融产品由于衍生品的产生而变得越加复杂化。自1992年我国金融衍生品首次在沪深股市交易以来，以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为基本形态而衍生出的各类杠杆性的信用交易产品应运而生，至今我国已涌现了大量以商品期货、外汇掉期与人民币利率互换为主的金融衍生品交易。[5]随之，金融市场对具备较高专业技能的高学历的专业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2002年至2011年，具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金融从业人员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金融行业中高学历人才占比位于所有行业的第三位，前两位分别为科学研究和教育业。
二、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需求的悖逆和矛盾
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才这一核心任务，围绕这一核心，高校的目标即是为各行业输送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基于以上对行业变迁和人才需求新趋势的分析，目前我国高校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金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不足。目前，金融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与企业需求不相匹配，出现劳动力供给结构性过剩。由于金融业逐渐向多样化、混业经营方向发展，越来越需要通晓金融游戏规则和能够运作全球市场的复合型人才。用人单位对金融学专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既要求从业人员提高分析市场行情、从事金融产品定价的数理能力，又要求他们拥有防范金融风险的管理能力，还要求他们增强对金融法律法规的运用能力。然而，从目前我国金融人才的培养现状看，高校对学生数理基础与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的培养重视度不足，直接导致毕业生素质难以达到金融市场和企业的要求。另外，学生的主干课程中缺少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相关课程，使金融学科未能很好地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也使得学生的能力难以驾驭未来金融市场中面临的实际金融问题。
2.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度不够。一方面，金融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更是智力密集型产业。随着我国金融企业规模、资金实力的不断壮大，当务之急是挖掘具备创新能力的金融人才，从而促进这些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竞争优势地位的形成。然而，目前高校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模式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金融学教学方式以授课为主，一味灌输，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创新精神不足。另一方面，虽然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金融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并加大了实践教学的工作力度，对原有金融实践教学方法和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改革效果不够显著，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高校的实践教学理念还没能突破传统金融教学模式的框架。金融实践教学理念、内容、形式、条件等方面都存在较多的问题。金融实践教学内容较为单一陈旧，师资条件有限，学生素质不能满足企业要求。
3.“经济学院模式”与“商学院模式”往往偏重一方，未能发挥整合优势。在当下的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下，主要有两种金融人才的培养模式：“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部分综合类院校及财经院校更侧重于从宏观经济学视角，进行银行体系、货币政策以及信用等方面的研究，更多地遵循“经济学院模式”。而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院校则偏重于“商学院模式”，这些院校直接借鉴国外商学院的发展模式，从微观角度出发，以管理学为主，侧重以资本市场和公司财务为研究对象。现代金融的微观化趋势使得传统的以宏观金融为主的教学内容显得很不全面，说服力也就此减弱。目前的现状是高校往往只偏重一方，导致理论和实践相脱节，“产、学、研”优势互补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多元化的培养模式才能更加有利于提高人才的理论素养和应用能力，在就业方面赋予人才更多的选择权，从而更好地实现校企合作、校企共赢。
4.金融教学视野不够开阔，没有清晰的国际化教学理念与目标。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在各个层面都日益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中，这对我国金融学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虽然部分高校已逐步认识到金融教学与国际并轨的重要性，但其实施过程和条件还有待完善。目前，我国金融学专业所使用的教材国际化程度不高，许多理论和内容较为落后。另外，师资力量与国际化教学目标的要求不相匹配。金融教学模式的改革力度不够，没能突破传统培养模式的局限，对西方国家很多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实践不够重视，引用率不高。对国际化教学的整体路线规划不清，在兼采众长的道路上还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方法。
三、金融业人才培养联动模式的创新机制
由于业态发展、劳动力需求及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着相互联动的关系，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方面应该始终适应这一联动模式的要求。以上探讨了我国行业变迁的基本态势以及我国高校金融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基于此，本文给出如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途径的建议：
1.搭建多学科渗透教学平台，立足培养文理兼修的复合型人才。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可借鉴的国内外经验较多。例如美国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斯坦福大学的实用教育、英国剑桥大学的综合教育以及日本大学中盛行的交叉学科教育等都为我国金融学教学改革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参考思路[6]。国内高水平大学也开始进行金融教学的改革与实践：武汉大学“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教学模式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创新。大连理工大学推出的“数学+金融学”教学模式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南开大学从2001年开始进行跨专业经济、管理和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试验[7]。在这些先行者的引领下，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可以在金融专业的基础上设置“2+2”课程，即学科交叉实验班。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兴趣选择“金融学+X”课程，例如“金融学+数学”，“金融学+金融工程”，“金融学+计算机”等。目前，这类“2+2”课程在我国的部分高校内已有开设，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这种模式的推广度和普及度并未达到预期高度，因此促进金融学科与其他学科融合将成为今后金融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其次，增加通识教育、平台大课的设置。通识教育课程中应包括社会学、中西文化概论等课程。平台大课是指学生可以在平台中选择管理类、文学类、法学类、理学类等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从而建立涉及经济学、理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多学科渗透交叉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既有金融专业特色，又拥有全面知识储备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2.注重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具备良好沟通能力的实用型人才。国外高等教育提倡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例如辛辛那提大学“工学交替”模式、百森商学院“创业实践”模式、加州大学“个人专业”模式、哈佛大学“校企合作”模式、斯坦福大学“产学研培养”模式[8]。与国外具有创造力的培养模式相比，国内高校目前也有了一定的实践，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已建成的金融实验室可实时接收纽约交易所、伦敦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和上海证交所等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供学生实盘演练。然而总体来看，国内高校对金融人才的培养还限于比较僵化的模式。鉴于此，培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型人才和富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金融人才是高校金融教育的重要目标和发展方向。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与纯粹的理工科不同，既需要拥有很强的数理功底，又需要具备创新实践能力和较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本文建议在培养金融人才实践创新能力的过程中采取以实践需求为导向的IPI（Innovation-Practice-Interaction）模式[9]，即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互动模式，形成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以及创新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以校企合作和实践模拟为主要方式，强化基础课、专业课、国际交流和实践基地等方面的建设，为培养具备一定创新实践能力的复合型金融人才奠定基础。目前，大连理工大学正努力推进IPI模式的实践，不断实现多元交互式教学方法，搭建学生实践平台，为学生日后就业奠定坚实基础。
3.促进“商学院”与“经济学院”培养模式的融合。孤立地发展任意一种模式在如今金融业大发展、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都是行不通的，两种模式均不能有效解决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问题，因此必须走两者融合的道路，实现学术型培养模式与职业型培养模式的有机结合。“商学院”模式起源于美国，并逐步成为世界公认的优秀培养模式。“经济学院”模式以培养博士研究生为目标，更为注重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训练。目前来看，我国在金融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因此，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经验，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符合社会经济需求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金融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将宏观金融学和微观金融学相关课程全部囊括在学生的培养计划内，既要注重宏观金融理论的教学，又要强调以实践为导向的微观金融教学。
4.拓展国际视野，培养学生良好的英文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高校教育国际化是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金融学教育的发展必然要符合这一主流趋势，特别是那些准备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重点大学，更需要尽快地采取积极的措施。首先，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金融学英语强化班。目前已有高校在此方面进行了尝试，例如，大连理工大学在2009年成立了金融学（英语强化）班，该班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在金融学专业课的基础上，开设英语特色课程。如：跨文化交际、批判性阅读与写作、欧美社会与文化、演讲与辩论等。另外，金融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应该摒弃一些呆板教条化的内容，开设金融专业的双语课程，鼓励学生阅读外国原版教材和读物。其次，建立国内外高校联合培养模式，鼓励学生参加海外高校交流学习项目，以帮助学生了解国际商务环境，用全球视角看待、理解和解决跨文化的问题。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之处，摒弃循规蹈矩的固有模式，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吸取外国经验的基础上，金融人才的培养仍然要立足本土，因为金融人才最终要服务于本土市场。
四、结论
以上在联动模式的框架下，本文分别从我国金融业发展新趋势及人才需求变化、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和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途径三个方面阐释了金融业业态变化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互动关系，并展开了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探讨。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金融业也在近20年时间获得了超前的发展，成为虚拟经济的代表。金融业折射出各行业发展变迁的基本态势，因此以金融业为例对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完善进行探究具有明显的示范性和典型意义。高等教育改革必须以人才培养为核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配合业态发展的特点和新趋势，做到与时俱进，从而使高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动态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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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泳.新时期对我国金融衍生品监管路径制度分析[J].会计之友，2012，（33）：25-27.
[6]张成虎，胡啸兵，孙林娜.复合型金融人才及其培养模式探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1，（05）：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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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幼儿的自我服务能力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在生理需要方面的自我服务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中、大班的孩子在以上几个方面基本能独立完成。如，自己吃饭，中、大班分别有66%、75%的幼儿能独立完成；自己喝水，中、大班分别有65%、79%的幼儿能独立完成；独立上床睡觉方面，中、大班分别有41%、52%的幼儿能独立完成。而幼儿在生活方面处于低级水平，如收拾餐具方面，中、大班分别有37%、38%的幼儿能独立完成，大多数幼儿都不能独立完成。从中可以看出孩子们在生活方面的自我服务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地提高。
2.培养幼儿自我服务能力途径
（1）父母以身作则，为孩子做出榜样。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带动并教育孩子。教育孩子本身就是件复杂的事情，家长应该抽出更多的时间来与孩子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对孩子的自我服务能力循序渐进地进行培养。家长可以在日常生活细节方面教育孩子，如自己穿衣、自己吃饭等。
（2）教师要学会增强幼儿自信心 。教师要组织幼儿开展多种形式的自我服务竞赛活动，可以让会做的孩子去教不会做的孩子，孩子教孩子效果会更好，这样也会把不会做的孩子带动起来。幼儿在互相学习的过程中，自我服务能力得到了培养，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事情，继而他们的自信心会得到增强。
（3）家长和老师共同努力。家长和老师是幼儿学习的重要影响源，家长和老师的言行举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幼儿的行为举止，家长要促使幼儿巩固和发展在幼儿园获得的学习经验；同时，老师也要使幼儿在家庭获得的经验能够在幼儿园的学习活动中得到及时有效地应用。家长要和老师定期沟通，及时进行教育培养方面的计划调整。
二、幼儿参与家庭劳动
1.幼儿参与家庭劳动的现状
（1）幼儿方面。调查结果表明， 29%的幼儿会主动参与家庭劳动。例如，一些幼儿可以自己穿鞋，穿衣服，自己主动做一些简单的家务。60%的幼儿会在家长的协同下参与家庭劳动。例如， 一些幼儿跟随爸爸妈妈一起扫地、擦桌子及收拾餐具等。
（2）家长方面。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2%的家长会对幼儿进行家庭劳动教育，会主动教幼儿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家长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语言传授、亲身示范等手段对幼儿进行家庭劳动教育。有73.5%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参与家庭劳动，在他们看来，幼儿参与家庭劳动不仅会给自己添麻烦，还具有危险性，甚至还有家长认为幼儿参与家庭劳动会弄脏衣服。
2.培养幼儿参与家庭劳动习惯的建议
（1）家长要树立正确的家庭劳动教育观念。调查结果显示，有的家长很少让孩子参加家务劳动，甚至从不让孩子参与劳动。动手操作是孩子认识世界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家长应该给予孩子充分的自由，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和兴趣，使孩子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体验愉快与成就感，从而逐步建立自信。
（2）家长要正确地运用教育方式方法。第一，家长要对幼儿的劳动行为进行及时的表扬。幼儿劳动的目的性不强，有时难免会对家务劳动产生厌烦情绪，不愿意参与家庭劳动。在这个时候，家长就要想尽一切可行且有效的办法来激发孩子参与家庭劳动的积极性。
第二，家长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幼儿经常有意无意地模仿成人的生活，通过模仿成人行为的方式来探索未知的世界。家长应该利用幼儿善于并喜欢模仿的本能，抓住示范的机会，当好幼儿的第一位老师。
家长应该充分重视幼儿的自我服务能力和劳动教育，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运用正确的教育方式方法，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吸引幼儿参与其中，并乐在其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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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有新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的厉以贤教授指出,邓小母同志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观点有:第一,重新肯定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根本途径。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内容上、方法上要不断有新的发展。北京科技大学柏士兴、中国矿业大学吴松元、无锡轻工业学院许惠农等人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当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状,从我国经济科技和教育的现实出发,阐明了如何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指明了“教劳结合”是社会两大部门之间的有机结合,否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一思想值得我们深思。
如何看待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提出并坚持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个普遍真理,它反映了现代大生产情况下理论联系实际、人的认识论、人的身心发展等客观规律,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因而应该发展地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对于世界上任何社会制度下的教育都是适用的,而非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所独有。北京师范大学厉以贤教授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什么说是时代普遍的规律,提出三个观察视角:1.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大量运用到现代生产中去;2.长期形成的教育棋式脱离生活和劳动,要改变这种状况.广义上讲,是把教育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3.培养的人最终总要走上劳动岗位,因此要强调教育与劳动的结合。对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价值和目标,他认为不仅有教育价值,而且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变化价值。它们是:1.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和目标.2.经济的价值和目标。首要的是为了促使教育树度更加适应经济需要。其经济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向社会输送合格的劳动力.3.社会的经济价值和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在劳动中的集体观念和应在社会上提倡的价值观。中国矿业大学沈通生从现代社会发展状况出发进行具体分析后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发展应理解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两个独立过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中介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结合,具体包括5个方面.1.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结合;2.双向性结合,既包括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包括生产劳动与教育教学的结合;3.教育教学过程与生产劳动过程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有机结合;屯结合的内容包括德育、智育、体育、技术教育诸方面;5.结合的基本点也体现在学习者与劳动者具体人身上的全面发展。
二、新形势下的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
相当普遍的看法是: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是在新形势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在高等教育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大庆石油学院段克东教授分析指出这种相结合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在社会发展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等教育与生产、科研三个系统的结合。第二层次,高校在人才培养、生产和科研方面与社会上的企业和科研单位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第三层次,在校内的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服务)三项工作的结合。第四层次,在教学过程中,以课堂教学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实践)三种要素的结合。大连理工大学谢秉智、张秀萍的论文指出,新形势下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表现在三个方面:1.表现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和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社会生产综合体系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上;2.表现在现代大学的社会职能转变上和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上;3.表现在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过程的实际需要和发展趋势上。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冀生研究员也指出,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反映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即:1.在办学思想上,通过这种相结合把高等教育和国民经济紧密结合起来;2.在办学模式上,把高等学校和社会紧密联系起来;3.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这种相结合才能培养出高质量人才。河海大学胡连元认为,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在我国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础是:1.这种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基本原则邝.这种相结合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3.这种相结合符合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内在要求,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必然要求;4.这种相结合是世界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5.这种相结合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科学决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客观要求。
三、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1.本质与内涵
吉林省教委主任陈漠开教授对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本质的基本看法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矛盾统一,是现代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矛盾之统一。沈通生、吴松元、柏士兴、许惠农在他们的论文中概括了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内涵:(l)现代教育过程与现代生产劳动过程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有机结合;(2)是以教育为出发点,以教育活动过程和活动规律为主的,生产劳动作为教育的结合对象,着重为实现教育的基本目标任务提供条件和保证;(3)这种相结合是不同范畴的劳动概念的有机结合,教育劳动的生产性是这种相结合的纽带和桥梁;(4)这种相结合是一个多层次的结合,多内容的结合,其劳动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劳动;(5)这种相结合是指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结合,即这种相结合还表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6)这种相结合的教育内容,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等诸方面、德育也应包括其中;(”这种相结合的基本点应该体现在受教育者具体人身上,使之接受全面发展的教育,朝着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
2.基本特征
陈漠开教授在论文中具体分析了基本特征可分为4点:1.整体性。教劳结合是项复杂的教育系统工程。作为系统,它是一个统一有机整林,具有整体性。在这个整体中,规律交叉,目标一致,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形成整体优势。在整体目标和整体效益中,实现各自特定的利益和追求。2.双重性。各自的发展规律使相结合具有科学性。这种科学性无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创造的反映客观规律的有益经验.但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相结合不可能不反映出各自的生产关系和由它决定的教育的阶级性,使之具有社会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施相结合既要重视其科学性一面,又要重视其社会性一面,实现二者的统一。3.多样性。广阔领域,多彩的实践,千差万别的条件,不同的利益追求,使教产研相结合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不能不日益多样化。4.时代性。教产研相结合植根于时代的土壤,不能不反映时代的脉搏、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3.功能
陈漠开教授提出了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他指出它具有改造社会或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功能,提高社会生产的经济功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育人功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造社会”的内涵发生质的变化,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涵义表现为;一是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二是促进知识分子同工农的结合,三是促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逐步消灭。它不仅可以使教育事业的发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教育培养的人才适应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而且通过师生参加物质生产劳动,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科学技术问题,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推动生产发展。它不但能使受教育者的智力和体力得到充分发展,而且会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使他们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结合点和结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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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县瓜里乡大田完小2009年被正式确定为桂林市、资源县教育局劳动实践基地。劳动实践基地面积共有3亩，开辟了蔬菜种植区、育秧大棚区、苗木区、稻田、鱼塘、瓜架鹏区。今年又拟扩建花卉种植区，并增设蔬菜喷灌系统。其中鱼塘养殖草鱼、鲤鱼、泥鳅；稻田种水稻，套养禾花鱼；蔬菜种植区种植季节蔬菜；育秧大棚区培育菜种。劳动实践基地中的菜地主要按班分块管理，学生自带劳动工具，学校提供种子，肥料，鱼塘、大棚由学校具体管理。县教育局勤工办和中心校主管人员分类指导，学校领导和教师具体主抓，基地收入一部分用于基地扩建，一部分用于该校寄宿生生活补贴，花木用于美化环境，基地集中向小学生普及现代农业科学基础知识，让学生了解与感触农业生产与科研概况，对拓展小学生知识面，开拓视野起到积极作用。
（二）选题意义
劳动是创造人类财富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劳动能力是每一个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和行为习惯。日本规定小学生每天参加劳动24分钟，英国为36分钟，美国是1.15小时，而我国不足12分钟。劳动教育是对学生进行人生教育的根本，是中小学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全面素质、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基本途径。卢梭曾说：“在人的生活中最主要的是劳动训练，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正常人的生活。”不爱劳动，不爱惜劳动成果，劳动技能和综合能力差的现象在现今农村小学生中还普遍存在。家长对独生子女的过度呵护，造成学生劳动上的依赖。严重的重智轻劳倾向，学生的劳动机会在减少，劳动能力在削弱。我们学校的学生虽然都是农村孩子，但由于家长的呵护，缺乏必要的劳动机会。为此，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劳动，学会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二、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
（一）研究目标
1.开展各种花卉、蔬菜、果树等种植，让学生了解一些劳动工具的简单使用方法，掌握一些植物栽培技术。
2.通过劳动实践，对学生进行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劳动工具和珍惜劳动成果教育，在劳动中发展各方面的能力，并进一步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助人为乐的精神品质；
3.开发劳动实践校本教材，形成特色，打造品牌。
（二）研究内容
1.编写出一套既有学校特色，又符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绿色蔬菜栽培技术》校本教材，激发学生劳动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习惯。
2.利用学校劳动实践学生开展季节性蔬菜的种植研究。如青菜、黄豆、南瓜、黄瓜、萝卜、大豆、油菜等，让学生了解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学会一些蔬菜栽培的方法，培养劳动技能。
3.探索劳技教学新形式。实现传统种植与创新种植相结合；劳技教材与校本教材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环境保护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三）主要观点
1.结合学生自身兴趣，掌握种植花苗、蔬菜、树木的一些基本知识，从生活中主动获取劳动知识，发展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品质。
2.以“劳动实践基地”为依托，让学生们在菜地里付出劳动的同时，积累知识，增长见识，体验到劳动生活的乐趣，提升适应能力。
3.通过“劳动实践基地”种植活动，营造校园文化氛围，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掌握简单的种菜方法，亲身感受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培养学生乐于帮助别人、尊重别人、与人合作的交往能力。
三、本课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1.以“学生终身发展”为理念，重视劳动技能的培养，传授栽培、种植技术，学做结合，掌握除草、浇水、避免损伤植物的根、茎、叶的正确方法。
2.以“劳动创造美”为主题。通过观看劳技录像、现场种植、菜地观察等形式，让学生初步接触栽培技术，感悟劳动之美。
3.以“劳动体验快乐”为主题。带领学生种植蔬菜、栽种树苗，让学生零距离接触劳动实践，体验快乐，逐渐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
（二）研究方法
1.实践法：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学生自身的劳动实践，收集信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2.个案法：通过研究小学劳动与技术教育的实践案例，激发学生劳动意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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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技教育作为我校的一项特色，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校领导亲自挑选劳技课教师、组建劳技教研组、落实课程项目的设置、劳技专用教室的配备、充实、配齐必需的器材，为各年级的劳技课正常教学提供了物质保证。教导主任蹲点劳技教研组，具体指导和帮助教研组长抓好劳技教育、教学、教研的具体工作。每学期我们都会聘请市、区级专家领导来我校指导劳技教学工作，在市、区级专家领导的关心下，我校有序、稳步地开展劳技教学活动。
二、落实课程
我们始终把劳技课作为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保证三到六年级开齐开足劳技课，保证劳技课在稳定中得到充实和发展。为了保证劳技课的质量，平时老师认真钻研教材、积极开展各项研讨活动和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每学期承办研究课例公开课活动，鼓励全体教师参与研讨、分析，并对照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修改，在不断的磨炼和钻研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素养。带课题上好学校第二课堂活动课：结合学生实际及劳技学科的特点，不同的年级选择不同的内容；教师制定自己的研究专题，不同的特长制定不同的教学内容，真正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一、二年级结合教材开设了“巧手变变变”纸工兴趣活动组；三至六年级结合校本教材《我有一双勤劳的手》开设“班门学斧”木工特色的活动课。另一方面，根据学生的特长开设了“变废为宝”“蠡苑小园丁”“航模天地”等创新活动小组。我校“航模天地”的同学经常参加国家、省、市各级比赛，并获得了优异的成绩；“班门学斧”小组的作品结合了我校的校本特色，常常被选送出去展览，还受到了苏州市前市长阎立的肯定；我们校园的绿色建设更是少不了“蠡苑小园丁”的辛勤劳动。我校组织了劳技作品征选活动，有三名学生的作品脱颖而出，参加了相城区小学劳技作品比赛，并被直接推荐到市里参赛，其中1人获苏州市一等奖，2人获二等奖。同学们从卖冰棍儿的保温箱想到了保鲜桌、生活中的按摩沙发也给予他们启示，自制了按摩床，在苏州市劳技创新大赛中获得二等奖。秦晨同学用木质材料创新制作了按摩捶背椅获苏州市一等奖，同时获得江苏省一等奖。这些成绩是对学生能力的肯定，进一步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基地实践
劳技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完善的劳技实践基地和设备是我校劳技教育特色的重要标志。我校有许多校外实践基地，如：上声电子厂、元联种植园、苏州市气象局、家具厂等。每学期我们组织学生参观学习，学生不仅可以学到许多专业知识，还能亲自实践体验。校内虽场地有限，但我们尽量为学生打造劳技基地，我们利用学校食堂开展烹饪家政活动。我校的蠡苑创新室既是木工室，又是金工、泥工的活动场所。学校专门设立了设计展示室1间、艺术教室2间、劳技制作室2间、成果展示室1间。
四、自编教材
教材是开设劳技课的基本条件，在用好省编教材的基础上，在稳步发展劳技教育的基础上，我校以蠡口家具产业为地方教育资源，创设了与之相联系的校本教材。十二位老师共同参与，编写了校本教材《我有一双勤劳的手》（3～6年级），我们利用第二课堂活动的时间每周进行两次活动。经过四年的教学，我们发现了教材中的一些不足。2009年重新修正改版，原先厚厚的一本改编为四册，3～6年级各一册。三、四年级：了解家具城的发展史，欣赏、品味家具的特有魅力；五年级：进行家具的设计、包装；六年级：进行家具模型制作。内容更精细化了，更贴近各年级学生的特征了。改编后的校本教材在苏州市校本教材评比中获得了一等奖。
五、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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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是高等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适用性所面临的紧要问题。目前，世界各国都将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设定为服务经济发展，并纷纷发起了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的项目研究。这是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这种互动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探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出：经济发展实质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劳动者平均熟练程度、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等的好坏和自然条件等因素，这些因素的提升都依赖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现代经济学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和资本的投入受限于自然条件和资本限制，可带来的增长比重将达到一定极限，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等智力因素的作用持续增长，由于高等教育水平提升而带来的人力资源优势和科学技术进步将成为经济不竭的增长点。
高等教育哲学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认识论下的高等教育哲学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而政治论下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探讨深奥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与高等教育主动和自主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一方面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推动经济的发展；另外一方面，通过直接进行科学研究推动科技发展，加速科学技术尽快地在生产中运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经济效益。
二、研究的现实基础探析
高等教育产生的根源是知识的传承，数千年的发展使高等教育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基本任务，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化而来的。从古希腊学园、拜占廷和阿拉伯的高等教育开始，一直到19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唯一的任务就是人才培养。19世纪的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打破了高等教育的封闭性培养，提出发展科学研究的任务。20世纪初，美国提出的威斯康星思想再次为高等教育增加了新的职能，即服务社会。至此，高等教育的三大任务共生在现代大学中。三大任务的拓展过程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经济、社会和科学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历史要求。
近百年来，高等教育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得到了充分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带动着这些国家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19世纪爆发了“新大学运动”，使高等教育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强调了大学的实用性，人们投入大量精力从事科学研究，推动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互动。
三、研究的实践探析
近代学者不满足对于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关系的理论和宏观论证，逐渐尝试使用计算模型和数据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两者的互动关系。
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同等的生产投资来计算，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因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加的经济效益来论证教育对经济的效益。丹尼森从历史统计分析中度量影响增长的各种因素，并将教育提高纳入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之内，计算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归于教育的比例。卢卡斯将高等教育作为推进生产活动的人力资本被划入为无形资本范畴，提出他的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即两资本模型），并据此得出了人力资本的增长率。
国内学者运用这些经济模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发现了高等教育和经济的相关性，认为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并试图模拟二者的动态关系。特别是对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两者的协调程度。部分学者针对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的互动关系。
总之，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在学者的努力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工作还应继续，使高等教育跟好的服务经济，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