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一、教学误区
1.“或失则多”
贪多务得，刚性作文篇数多，弹性练笔少。我在指导学生作文时，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固执地认为老师必须多布置作文让学生写，功到自然成。因此，盲目追求作文篇数，想要靠数量取胜。每学期布置作文篇数将近三十篇。作文数量远远超过了《大纲》（课程标准的前身）的要求；却忽视了诸如观察日记、读书心得、生活体验随笔等富有弹性的练笔环节。
2.“或失则寡”
平时积累少。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在初一的作文中写妈妈雪天送自己上学或接自己放学，到初三还在用这个写作素材，如此这般黔驴技穷，令人尴尬。而有些学生头脑中不是缺少写作素材，而是缺少语言表达能力，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来。也有的同学从初一开始抄袭作文直到初三。作文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寻根究底，那就是生活体验少，素材积累少，词汇库存少。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对学生进行作文训练无异于揠苗助长。
3.“或失则易”
轻视作文指导。在语文教学中，我通常是这样做的：课文教学，计划清晰，教案翔实。上课，我会使出浑身解数，很怕遗漏自己所知道的知识点。而作文教学，通常是在周四或者周五时把作文布置给学生，要求他们在双休日完成，周一上交。如果适逢小长假就多布置几篇作文。若非公开课抑或面临中考，作文指导课能省就省了。批阅学生作文是很卖力气的，写得好的作文，老师有眉批有旁批有总评；差一点的略批；字迹潦草语句欠通顺者则一“阅”字了得。这种重视课文教学而轻视作文指导的做法，我当时并未介意，以为这是很正常和普遍的现象，没有意识到作文指导课给学生带来的正能量。
4.“或失则止”
避重就轻，目光短浅。作文指导，费力多，收效慢，事倍功半，老师放任自己，没有迎难而上，认真教好每一节作文指导课；写作文，伤神耗时，似乎得不偿失。一部分学生感觉到考试时作文分数不相上下，就认为无需在作文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气力。因此，并未引起学生的重视，或背几篇现成的作文，或者写几段空话套话敷衍了事。老师发现这样的问题，处理不当或未加以处理。当学生发现自己作文成绩落差的时候，奋起直追就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了。写作任重而道远，教师原本该有“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姿态和良好的视角，可是适得其反。
二、札记实效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经过几年的摸索，自己又把札记应用在语文教学中，方走出曾经的教学误区，渐渐沐浴到作文指导的春风。
课文和作文是一对孪生姊妹，联系紧密。札记就是二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培养学生作文兴趣、提高他们写作水平的平坦的途径。
1.札记形式灵活，适合练笔
关于札记的概念，清代王筠说：“或学而有得，或思而有得，辄札记之。”查找过资料，这样概括更加全面：读书时摘记的要点、心得或随笔记事。读书札记的形式有提纲式、摘录式、仿写式、心得式、评论式、存疑式、减缩式。教师利用这些灵活的札记形式，在课文教学过程中进行写作训练，把阅读与写作紧密结合起来，把教师布置的刚性作文与学生的练笔结合起来，既能双赢，提高阅读和写作水平，又能发展学生的个性――这是教育长期追求的目标。
2.札记使用方便，便于积累
胡适关于他的札记，他是这么说的：我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我自己发现这种思想草稿很有益处。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学习中的心得和体会，都可以自由的札记之；阅读或交流时，做个有心人，把自己发现的好词好句抄录下来，熟记于心，丰富语言积累。学生有了“思想草稿”和丰富的语言这些写文章的根本，也能妙笔生花。
3.札记操作简单，利于激发学生写作情趣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获得的，而是学习者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札记的优势在于它不难掌握，学生能够随时随地灵活使用，写的文字多也好，少也好，能写就好。我们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学生在写的过程中获得了知识和技能，培养着写作热情和兴趣。杨胜利老师认为：“浓厚的兴趣超过一百种良好的教学方法。”
4.札记记录见闻和感受，更容易坚持长久
培养学生写作能力和兴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贵在坚持。札记因为形式灵活，使用方便，操作简单诸多特性，因此更容易坚持长久。叶圣陶老先生说：“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要引他到最高尚、最完备、最能永久、最有精神的地位。”札记所起的就是引导作用，引导他们写，坚持写，写到永久，达到最有精神的地位。
在我个人的教学中，有计划的作文训练和学生札记活动相结合，一学期学生的写作在四万字以上，一年下来，假期包括在内，大概将近十万字。其中有摘录的“文笔精华”，有课文仿写，有读书心得，也有言简意赅的置疑，还有俨然大家姿态的评论，更有生活中的见闻录。这些林林总总的笔记中，有现实版的孔乙己、范进、小公务员；有属于自己的《麦琪的礼物》《过节和观灯》《在梦的远方》；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他们也有《乡愁》《秋思》《沙与沫》。学生的个性得到发展。
爱迪生说：“失败也是我需要的，它与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先贤在谆谆告诫我们：“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这就是我记录“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的理由。合上《学记》感慨良深。
篇2
关于“南潘北李”之称号，几遍于全国。实则老潘一生安渡，生活平稳，作画功力未常间断。无乃（奈）弟之生常坎坷奇遇，因此九死一生，在功力方面或作或辍数月数年等等不足，由五八年方敢开始作画乎！从此知吾功力不及潘先生之纯且熟耳。
札记述之较详，对潘老多赞誉，对自己多歉词，文曰：
曾有人赠“南潘北李”之称号，盖起于林风眠先生与白石翁，余实则不及也。
余就此问李燕兄，兄释曰：杭州艺专初期，国画力量弱，林风眠校长想到当年北平艺专的老学生李苦禅，遂调李赴杭，介绍这位新教员时说：潘是吴昌硕高足，李是齐白石高足，两位教授一南一北，可加强中国画教学云云。此即“南潘北李”说之起源。
苦老在札记中对自己与潘老文多有比较：
潘兄一生平稳，作画亦未间断，故功力深厚，犹以线著称（在当今画坛是非常独到的）。无乃（奈）余之生活坎坷奇遇九死一生，艺术方面或作或辍数月数年，因此功力不如老潘，然仍以此称谓，我们应存个人之偏见也。潘兄作画严谨，所制大小幅件件皆为精品，实在难得。吾则随意，时常游戏笔墨，认为自然随意才能达到禅意在其中，常与人且聊且画，漫不经心处亦存不朽之物耳。风格不同追求有别才有百花齐放之局面，才有所谓之称号。
篇3
杜甫《望岳》诗说：“造化钟神秀。”大自然集中了无数神奇美妙的东西。教师要敢于破除“封闭式”的教学秩序，让学生走进大自然。去观察馥郁的山谷，凹凸起伏的原野；去欣赏蔷薇色的春天，金黄色的秋天；去陶冶健康的情感；去捕捉丰富多彩的作文素材。“象牙宝塔”式的作文教学使学生充满“硬挤出来的、笨拙的、背诵下来的句子和词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别人的思想”。（苏霍姆林斯基语）而走进大自然的学生则不然，春天的第一丛嫩绿，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秋天的苹果林，冬天的鹅毛雪，无一不触发他们的灵感，撩拨他们的诗情。学生置身于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大自然的时候，也为教师培养学生的观察品格提供了契机。可让学生观察第一场秋雨，捕捉它给自然界带来的细微变化，培养思维的敏捷性；可让学生观察蚂蚁搬家的过程，了解搬家初与搬家时蚂蚁的活动特点，培养思维的条理性；可让学生观察公园一景，体会湖心亭、湖边垂柳、九曲连廊的巧妙搭配给人带来的美感，培养思维的整体性；可让学生观察桃花、梨花，比较它们花色、花期、花形的异同，培养思维的独特性。如此多角度、多侧面地训练，学生的作文必定会小中见大，平中见奇，鲜活充盈；学生写起作文来也必定会思维活跃，文思泉涌。
二、让学生关注社会生活，扩大学生信息接受量
篇4
从“象牙宝塔”奔向“十字街头”荆门市龙泉中学 茹清平 9月14日 从“象牙宝塔”奔向“十字街头” ——作文教学改革之我见 内容提要作文教学改革应注重引导学生积累生活素材，从自己的真切感受中提炼文章的主题。训练形式上应变命题作文为主为“定量”“定向”结合，写生活札记。 “象牙宝塔”本指文艺家超脱社会现实的艺术天地，“十字街头”即指现实生活。这是两个带有比喻意义的概念。我这里借用来指中学作文教学的两种境界：前者指封闭式的作文教学，着眼于让学生应付考试，把作文训练空间完全限定在语文课堂上，偏重形式，忽视内容，一味围绕考试指挥棒押宝猜题，一味训练符合应考“模式”的作文；后者指开放式的作文教学，着眼于提高学生素质，由重形式转为重内容，注重引导学生积累生活素材，强调扩大学生的信息接受量，允许学生从自己的真实感受中提炼文章的主题，鼓励学生写出个性鲜明的作文。作文教学改革的出路在于语文教师要带领学生们走出“象牙宝塔”，奔向“十字街头”。 一、让学生走进大自然，培养他们健康的情感和良好的观察品格 杜甫《望岳》诗说：“造化钟神秀。”大自然集中了无数神奇美妙的东西。教师要敢于破除“封闭式”的教学秩序，让学生走进大自然。去观察馥郁的山谷，凹凸起伏的原野；去欣赏蔷薇色的春天，金黄色的秋天；去陶冶健康的情感；去捕捉丰富多彩的作文素材。“象牙宝塔”式的作文教学使学生充满“硬挤出来的、笨拙的、背诵下来的句子和词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别人的思想”。（苏霍姆林斯基语）而走进大自然的学生则不然，春天的第一丛嫩绿，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秋天的苹果林，冬天的鹅毛雪，无一不触发他们的灵感，撩拨他们的诗情。学生置身于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大自然的时候，也为教师培养学生的观察品格提供了契机。可让学生观察第一场秋雨，捕捉它给自然界带来的细微变化，培养思维的敏捷性；可让学生观察蚂蚁搬家的过程，了解搬家初与搬家时蚂蚁的活动特点，培养思维的条理性；可让学生观察公园一景，体会湖心亭、湖边垂柳、九曲连廊的巧妙搭配给人带来的美感，培养思维的整体性；可让学生观察桃花、梨花，比较它们花色、花期、花形的异同，培养思维的独特性。如此多角度、多侧面地训练，学生的作文必定会小中见大，平中见奇，鲜活充盈；学生写起作文来也必定会思维活跃，文思泉涌。 二、让学生关注社会生活，扩大学生信息接受量 我们常感喟学生的应试作文立意肤浅，缺乏新意。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教师及学生家长大都不提倡学生过多关注社会生活，怕因此影响考试成绩；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被囿于“两点一线”的狭小天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啃教科书，以致孤陋寡闻，文思枯竭。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教师，应鼓励学生奔向“十字街头”，关注社会生活，扩大信息接受量，让生活的源头活水滋润作文田园。要鼓励学生切实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金口常开。“眼”要多看。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第二起跑线》等电视节目，看《中国青年报》《语文报》《少年文艺》等报刊，看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看街市上和校园内的广告与海报、通知与启事、墙报与板报、公约与制度。星期天不妨走出户外，看球赛、搞调查、观菊展、赏花灯；节假日可以三五结伴，游名山大川，观乡土人情，看云亭飞阁，品题咏镌刻。“耳”要勤听。听广播节目，听报告讲座，听课文朗读带，听老师对时事的点评，听民谣、谚语、笑话、听相声、快板、评书，听商贩巧舌如簧地推销商品，听导游娓娓动听地讲解名胜。“口”要常开。评名作，议时政，谈得失，析美丑；吟唐诗宋词，背现代名篇；尝试即兴采访，练习口头作文。作文与一个人的社会生活阅历和文化底蕴密切相关，如此多看、勤听、常说，并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何愁写起作文来不左右逢源、言如波涛、风行水上？写出的作文又何愁不视野开阔、力透纸背、别具风格？ 三、让学生写生活札记，训练学生生活感受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作文能力的提高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养成过程，传统的作文教学偏重于用统一的模式去框定训练内容，作文方式以命题作文为主，且不少命题瞄准“考试”，学生为考试而作文，为文而造情，敷衍凑数，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不良的文风。教师要引导学生从“象牙宝塔”奔向“十字街头”，就应该大胆摒弃这种以命题作文为主的训练形式，代之以“定量”与“定向”结合，持之以恒地写生活札记。让学生自陈心曲，“为时”“为事”而作（白居易），“我手写吾心”（黄遵宪）。“定量”是指教师只规定每周的写作数量要求，一般以2-4篇为宜，放手让学生写自己认为值得一写的东西，不限内容和文体。写自己的兴趣爱好，写自已的困惑苦恼，写读书心得，写散文小说等等。只要引导学生关注了社会生活，拓宽了他们的信息源，他们的生活体验也是丰富多彩的，他们写出的取材于现实生活，具有真情实感的文章肯定比“命题作文”强得多。“定向”是指为引导学生写好生活札记，教师从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出发拟定一些专题，为学生提供写生活札记的范围。如人物素描（可分为同窗系列、亲友系列、师长系列等）、校园采风、乡情民俗、课文质疑、春夏秋冬（写景物特征）、焦点话题、时事论坛、校园争鸣、名胜风光、真情告白、课堂写真、街巷见闻、读书有感、
影视评论、奇思怪想、科幻天地、实验报告、往事回眸、动物世界、应用文苑（写通知、启事、海报等）、心海浪花（写心理活动）、文学天空（尝试写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时文赏析、科技动态、名人点评、一题多做（同一题目，不同体裁和立意；同一事物，不同角度等）。除此之外，学生也可以自行设计一些新颖而又有价值的专题。对学生的生活札记教师应及时进行评改，可每天批改一个组，每周将全班学生的作文进行一次小结。写评语时应在多鼓励的前提下循循善诱，跟踪学生的思路，体察学生的欢乐与苦恼，评语力求真切地表达出教师的情感，教师欣赏什么，反对什么，应让学生明白无误。这样，学生才会感到亲切、自然，才会敢于在下次的作文中写出真情实感来。为调动学生写生活札记的积极性，教师可让学生为自己的札记本取名，如“学步集”、“浅草集”、“雏鹰集”、“青梅集”等；一本写完后，可让学生为自己的札记本写序言。获老师好评的文章，可让学生写“佳作是这样诞生的”，谈自己的作文体会；不成功的习作，可让学生开设“文章病院”，细细“把脉”，对“症”下“药”，及时“疗救”。可在“定向”的二十几个专题中选取一些典型专题举办“专题作文擂台赛”，从平时的生活札记中，挑选一些同一专题的优秀习作，让学生在班上朗读。可定期进行生活札记佳作点评。可每学期出一本《生活札记选萃》。通过这些途径，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快乐。
篇5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义教阶段学生）要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注重情感体验，有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不仅如此，每个阶段目标中，《新课程标准》都对加强语文积累提出具体的要求。形成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积累“体系”：分级说明了积累的来源（课内外阅读、生活实际），积累的内容（优美词语、精彩语段、古代诗词），积累与阅读体验、生活实际、审美情趣的关系。多年来我特别重视学生对学习札记的运用，我一直把学习札记当成学生积累的主阵地。我的做法是，每天根据需要布置少量作业的同时，分散完成每周的学习札记，这样充分利用了学生的零散时间，也考虑到语文学科学习的特点──重积累。我把学习札记分成这样的几大板块：生字读写、新词（成语）感悟、古诗赏析、励志名言、美文摘抄、修辞技巧、每周纪事、心声吐露等。每周五离校前上交，周一发下去，我通常利用星期天将学生的周记批改，并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给予适当的鼓励性批语，以激发学习语文的兴趣。
实践中，我发现了很多让我感动的一面，很多学生在做学习札记的时候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法，并根据自己的兴趣把自己的学习札记做得很有声有色，如一位学生将平时积累得励志名言写在自己的笔记本每页的页脚和页眉处，每次翻阅的时候不自觉得就加强了一次记忆，效果很好；还有的学生把自己的收集的古诗词图文方式显示，看了让人产生联想，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审美的情趣，起到了滋养心灵的效果；也有的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就翻自己的札记，从中寻找恰当的写作素材，并能找到适当的引用语言，如古诗词和名言名句，使自己的作文不再假大空，同时也很有文采。
语文札记，既能充分利用学生的零散时间，扎实有效地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让学生的语文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有的甚至成了学生手头的一本百科全书，真是一举多得。
二、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的切入点，加强师生与文本的对话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在阅读课上，学生的第一要务是与文本对话，即通过自主的读书实践，与课文的作者交流从而内化课文的语言材料及其丰富内涵并学会阅读。
如我在教《范进中举》一课时，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文章“封建科举制度对当时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人物的迫害”这一主旨学生通读后很难有效把握，即便有学生知道也大都从参考资料或教辅资料上拿而得来，体会的并不深刻。怎么才能让学生在加强与文本对话的同时深刻理解课文内涵呢？我再次翻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考官周进因为自己有过辛酸屈辱的经历，所以对穷困不堪的老童生范进格外垂恩，先后以全副精神细读范的试卷，第一遍觉得不知所云，是篇坏文字；过了一会读第二遍，却“觉得有点意思”，不坏了；后来读第三遍时竟忽然认为它是“天地间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认定自己不是“糊涂考官”。是啊，范进已经五十四岁了，却还在“高考”之路上徘徊，能不能以范进的岁数多大为切入口呢？
“阅读文章内容，推测范进中举时的年龄段？”这是我上《范进中举》时的开篇任务。
如此切入，学生的好奇心立即被调动起来，他们饶有兴味的阅读文本，力求从文中找出能判断范进年龄的内容，有的学生推测范进大概二十多岁，原因是他的老丈人还不老，能杀猪，且按照现在的高考年龄类推，范进年龄不会超过三十岁；有的学生推测范进最多不超过四十岁，因为张乡绅称其为弟；还有的学生阅读更仔细，称范进妻子嫁他的时候都已经三十多岁了，又与范进做了十几年的夫妻，推得范进约五十左右……看似与文章主题不相关的切入，竟能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加强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是我始料而未及的，然后我因势利导，告诉同学们范进的真实年龄是五十四岁，同学们很多都觉得奇怪，在学生充满疑问与好奇的眼神中，向学生简介古代科举制度，文章主旨终于拨云见日。
篇6
佛教寺院的教育系统由机构教育和个人教育两个部分构成。在佛教寺院内具有教育职能的机构包括寺院的综合性机构——朝克沁（大经堂）和专业性机构——札仓。
佛教寺院无论规模大小都设有寺院的综合性机构——朝克沁，而且朝克沁是蒙古地区任何一座佛教寺院在兴建之初首先要建造和设置的部分。朝克沁作为一个综合性机构，除了承担佛教寺院的宗教、行政、经济等各项事务外，它还具有教育方面的职能。首先，每座佛教寺院在朝克沁对新入寺的出家学徒进行注册登记，以确定新学徒的归属关系，一经登记注册，该学徒便成为佛教寺院的正式教徒。其次，对于新学徒实施基础知识教育，主要内容包括蒙古文和藏文的字母、读音和书写知识，佛教常用经文的唱诵规则，佛教寺院的日常活动内容，佛教徒在佛教寺院的行为规范，佛教寺院的常规宗教活动的操作规程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朝克沁的教学工作由通晓佛教理论知识和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有一定资历、拥有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相应学术职位的喇嘛承担，朝克沁的普通喇嘛不能承担对新学徒的教学任务。学徒在朝克沁的学习时间没有具体规定，有的学徒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掌握朝克沁所教学的各项基础知识，有的学徒则会耗费较长的时间来完成在朝克沁的学习。完成朝克沁的学习，初步熟悉佛教寺院的宗教事务，对藏传佛教格鲁派教义教规形成一定的认识，并有意愿继续学习深造的学徒将根据各自的意愿被分流到佛教寺院的专业教学机构——札仓，开始系统地学习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参与札仓所开展的专业性宗教活动；也有的学徒选择到其他佛教寺院继续学习深造，学成之后返回本寺；没有继续学习和深造意愿或条件的学徒将会留在朝克沁做普通诵经喇嘛，兼职从事寺院殿堂内外的勤杂事务。
札仓是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和佛教寺院的各项专门活动要求而设置的专业机构。该机构一方面要根据藏传佛教格鲁派教义教规的规定和要求开展常规宗教活动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对札仓内部的不同学历层次的学徒喇嘛进行严格、系统、规范的专业教育。蒙古地区佛教寺院的札仓包括却依热札仓、卓德巴札仓、堆恩科尔札仓、曼巴札仓和喇嘛日穆札仓等。各寺院所设置的札仓数互不相同，规模大的佛教寺院一般具备五部札仓，而规模较小的佛教寺院只设置一两部札仓，很多小寺庙甚至不设置札仓。佛教寺院的各札仓在每年的规定时间里从朝克沁学徒、寺院内部喇嘛私人学徒、或者从其他佛教寺院招收一定数量的、有一定的相关知识基础的新学徒喇嘛，对他们进行规定科目的专业课程教学，以培养更多的佛教僧徒。
在佛教寺院，除了朝克沁、札仓等机构要对寺院的佛教僧徒实施基础和专业课程教育之外，佛教寺院里长期学习和研究佛教理论，获得藏传佛教格鲁派相关专业学术职称职位，熟悉佛教寺院的各项事务，具有丰富的佛教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有良好的人格品质和职业道德，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的喇嘛们也有资格招收私人学徒，并对所收学徒实施基础和专业教育。
享有转世资格的喇嘛在藏传佛教格鲁派体系中属于一个特殊阶层。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里的活佛、沙卜让、呼毕勒干、呼图格图等均享有转世资格。当这种喇嘛的前世圆寂之后，要及时探寻和认定他们的转世者，而且转世者普遍为幼童。身为转世者的幼童被迎请到佛教寺院之后就要在佛教寺院管理委员会选派的经师喇嘛的指导下接受规范而系统的基础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转世者完成基础教育，对佛教教义教规和佛教寺院的宗教活动形成初步认识之后，就会转入佛教寺院的札仓或者被送往其他佛教寺院的札仓进行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学习。
二、佛教寺院的教学
（一）教师
在佛教寺院，对于承担向学徒喇嘛讲授基础知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任务的喇嘛教师的学历层次和任职资格方面虽然没有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规定，但是，并不是任何喇嘛都能够担任教学任务。根据佛教寺院的历史记录和喇嘛个人传记中的记载，对在佛教寺院担任教学任务的喇嘛的学识水准和实践能力方面的实际要求和标准很高，即使是在朝克沁向学徒教授基础知识的喇嘛也必须具有格西以上学术职称。格西是授予在佛教寺院完成基础知识教育之后升入却依热札仓，完成该札仓所规定的五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五年和第二阶段四年的专业课程学习，顺利通过结业考试，成绩合格者的学术职称。在各个札仓的教学工作则必须由获得相关专业的中、高级学术职称，有丰富的实践能力和资历，学识和职业道德方面被佛教寺院内部喇嘛和社会公众认可的喇嘛来承担。
（二）课程
佛教寺院面向佛教学徒的课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课程，第二部分为专业课程。基础课程是为初次出家为僧的青少年学徒喇嘛设置的课程，教学内容、形式、时间和进度方面没有统一的规范和要求，主要是蒙古文和藏文字母、读音、书写到字、词、句的读写，同时背诵《皈依经》以及各种祈祷文等作为佛教信徒所应掌握的基本经文，同时参加佛教寺院的常规宗教活动或仪式。
佛教寺院面向喇嘛学徒的专业课程的教学是在以学科分类而设置的各札仓进行的，而且专业课程的学科分类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教义教规理论结构完全一致，所以，喇嘛学徒在札仓要系统、深入地学习和研究藏传佛教的教义教规中的某一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同时，还要参与所在札仓规定的宗教活动和仪式。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札仓有却依热札仓、卓德巴札仓、堆恩科尔札仓、曼巴札仓和喇嘛日穆札仓等。
却依热札仓，又称参尼德札仓，汉译为显宗学部，闻思学院。因明学、般若学、中观学、戒律论、俱舍论等是却依热札仓所规定的必修科目。进入该札仓的学徒喇嘛通过札仓经师喇嘛的讲解传授、背诵指定经文和学徒间的辩论等学习方式由低到高，由浅到深系统地学习、掌握和研究该札仓所规定的必修课程。学徒喇嘛学习该札仓的所有必修科目的学习，顺利通过各阶段的考试，完成结业至少需要十二三年的时间。
卓德巴札仓，又称阿格瓦札仓，汉译为密宗学部，续部学院。卓德巴札仓所传授的密法是由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等四部组成。这四部既是密宗发展的四个阶段，又是修行密宗的四个次第。该札仓的学徒喇嘛通过札仓经师喇嘛的讲解传授和独立研修，系统学习和熟练掌握佛教世界中诸佛、菩萨、护法神、本尊等的地位、职责、功能、业绩以及各自的供养方法、修行方法、坛域的绘制和制作、灌顶仪轨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从却依热札仓结业后转入卓德巴札仓的学徒喇嘛要完成该札仓的学业一般需要3-5年，没有经过却依热札仓教育而直接进入卓德巴札仓学习的学徒喇嘛完成该札仓的学业，通过考试结业至少需要十三年的时间。
堆恩科尔札仓，汉译为时轮学部。在堆恩科尔札仓，喇嘛学员所学习和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科目较多，既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又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数学知识、天文知识和历算知识是该札仓面向学徒喇嘛所设置的必修主干课程，另外，佛教器乐原理、藏文和蒙古文的语法和修辞知识、佛教绘画原理和技法、佛教舞蹈原理、佛教建筑的构造原理、佛教用品的制作和佛教寺院的装饰原理等也是属于该札仓面向学徒喇嘛开设的必修科目。札仓经师喇嘛向学员喇嘛讲解传授相关理论知识，指导学徒喇嘛的操作训练。学徒喇嘛系统学习和全面掌握堆恩科尔札仓所有科目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能够独立操作，并顺利完成学业需要10-15年的时间。
曼巴札仓，汉译为医学学部。在曼巴札仓面向学徒喇嘛开设医学和药物学方面的专业课程，学徒喇嘛在经师喇嘛的严格、规范的讲解传授下，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人体生理特征和病理、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药物的辨认、采集、加工制剂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并在老师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实际操作。学徒喇嘛进入曼巴札仓，经过系统学习和熟练掌握该札仓所开设的全部课程内容，到具备独立行医的能力，并通过考试，顺利结业至少需要十年。
篇7
当鲁迅先生在1929年首次提出版画这一概念时候,便说得很清楚:“所谓创作的木刻者,不模仿,不复制,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这放刀直干,便是创作版画首先所必需的,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以木代纸和布……”(《近现代木刻集》(一)小引,1929年)。在次年出版的《新俄画选》上,鲁迅先生更加明确地说出当时提倡木刻的意义:“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新俄画选》小引,1930年)。到了1934年,当我国的新兴版画运动获得初步的成绩时,却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一些木刻团体被封查、木刻创作者被逮捕。鲁迅先生为了表示反抗,保护并鼓励木刻青年,编印了一本《木刻纪程》于1934年6月出版。他在《序言》中明确地说明新兴版画在我国发生和发展的原委,并将木刻青年的努力和成绩公之于世,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他写道:“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经历了很多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欧洲的创作木刻影响的。……到了1931年夏,在上海有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
他接着在1935年为《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集》的序上写道:“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代文化无关,但绝不是葬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所以仅若干青年们的一付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在当时苦战的年头,新兴版画运动得到了导师的掩护和鼓舞,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向前勇进。我们把鲁迅先生创办的木刻讲习会的日子定为中国新兴版画运动诞生的日子,算到今日已有八十个年头了。
在这八十年的岁月里,我国的新兴版画与我国的革命运动同步发展,记录着新中国成长的点点滴滴。它是在风雨飘荡,冰雪交加的环境中萌芽,深深扎根在岩隙之中,正如一棵青松,挺立成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壮,和人民在一起,我国的新兴版画一路从坎坷走来,它之所以能战胜一切险阻,是因为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大力帮助和指导。只要提起中国新兴版画,我们就不会也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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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信札正在走出深闺
文/朱浩云
提起信札,恐怕人人都熟知,信札又称手札、书札、笔札,有别于大幅书画作品。它由古代尺牍演变而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书信,那时书写书信都是在竹简或木片(牍)上,而且受书写材料和文字等局限,文辞比较简练。到了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书信才随之得以发展。而书信最发达的时期是明末清初,一大批文人墨客于书信中抒发胸臆,互通信息。在书信的语言方面,清以前均为文言文,清末民初白话文流行,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大学者也用白话文写书信,“五四”以后,白话书信体散文更加盛行。由于信札是人们在随心所欲之间创作的“小品”,有时无心插柳,反而会更好地表现出一个人独特的风格。像郑板桥、龚自珍、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等都留下了不少精彩信札。
名人信札的价值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它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因为名人信札对于作者所处时代的时事、政治、人情世风以及与友人在诗文唱和、学问探讨等方面皆有反映,可以说,从某个侧面真实地记录或反映了名人的思想、学术观点以及一些工作和生活情况,也是人们研究这一段历史和名人的重要依据。二是他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过去,名人书写工具都是用毛笔,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墨客和雅士常常利用书法来寄托自己的艺术理想,发泄自己的喜怒哀乐,许多人终身与之为伴;有些人虽治他业,且不是以书法著称于世,但终身雅好书法,若以他们独具风格的书法作品而论,当一个书法家绝对是绰绰有余。因此很多名人的书法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有着很高的观赏价值。三是名人信札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市场价值,因为名人书札往往体现了书家深厚的书法造诣和渊博的学养,民间收藏这些是很有意义的。
自古以来,民间一直保存着收藏信札习惯,很多大藏家也涉足名人信札的收藏。记得1997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刚兴起没几年,翰海曾推出过民国时期大收藏家张葱玉的旧藏――五通宋代书札,即石介的行楷书《与长官执事事札》、富弼行楷书《儿子帖》、左肤的行书《与通判承议札》、何栗的行草书《屏居帖》、吕嘉问的行书《与元翰札》。其中左肤的行书《与通判承议札》和石介的行楷书《与长官执事事札》是当今存世的孤本,绝对是国宝级文物,最后分别以209万元、170.5万元、154万元、77万元、71.5万元落槌。到2005年北京翰海再次推出这些拍品,又引起了激烈争夺,成交价分别为550万元、462万元、484万元、385万元、346万元,八年翻了好几倍。而在2002年嘉德拍卖会上,钱镜塘收藏的《明代名人尺牍》也相当亮眼,由于这件明代名人尺牍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因而各路藏家和机构进行了搏杀,最后被国内一机构以990万元的天价收购。不过,当今藏家要能收藏古代信札难度较大,毕竟过了那么多年,即使遇上却价格不菲,已经不是普通藏家所能问津的。而现代名人书札的收藏却要容易得多,因为相比古代书札,现代书札的存量无疑要大得多,价格却低得多。为此,近几年不少藏家已把收藏目标瞄准了现代书札。2001年翰海拍卖会上,民国时期章太炎、孙人和等人给陈坦(陈为教育家、现代史学大师,启功的老师)的书札获价1.98万元;2003年朵云轩拍卖会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书画名人手书八通书札(内容大多为谈论书画之事)获价1.01万元;同年,在嘉德拍卖会上,孙中山至叶恭绰信札四通获价111万元。在2005年嘉德和上海嘉泰艺术品拍卖会上,古籍善本拍卖格外抢眼,而名人信札又似其中的一朵奇葩。许多名人信札的拍卖给了藏家以惊喜:如嘉德推出的《黄宾虹致陈柱信札十八通》,曾著录于《黄宾虹书信集》,成交价为55万元。上海嘉泰推出的《徐悲鸿信札》(附实寄封)的价格是56.1万元,《郁达夫致王映霞信札》以37.省略
战国神鸟铜壶
文/石凡
篇8
嘉德秋拍的陈独秀手稿一卷，来自北京藏家方氏，方氏所藏近现代名家墨迹甚夥而成系列。此卷陈独秀手稿内中包括《见于左传各姓之同》、《三体石经》，是陈独秀文字学一类的著作。据何之瑜《陈独秀先生病逝始末后记》说：“遗稿之整理关于文字学、声韵学，已请魏建功教授负责整理；容署约台静农、方孝博两教授来津，参加初步工作。将遗稿中之关于文字学及声韵学如《小学识字教本》、《连语汇编》、《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等十余种，及尚未成编、零星遗稿，均分类登记，并抄录副本，以付出版。”但因叫局混乱，始终未能付梓。陈独秀出世能气动山河，被囚又能得文字间趣味，丝毫没有萎顿的气色，令世人敬佩。
更值得 提的是嘉德还有一册颇具史料价值的林语堂日记，时间跨度从1929年1月至1932年12月。林语堂时任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英文教授，日记中每日均有其读书写作的记录。并与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蒋梦麟、周作人、杨杏佛等人往来，时常聚会座谈。尤为珍贵的是，日记中与鲁迅交往记载甚详，林语堂与鲁迅二人由知己至仇怨的内中隐情，也藉此日记而得到更详细的了解。目前的研究多认为，林语堂与鲁迅的决裂以1929年8月28目的“南云楼风波”标志。然而，细究《林语堂自由日记》，不难发现早在“南云楼风波”之前，林语堂与鲁迅就中国人“国民性”问题之争论已导致关系濒于破裂，林氏在日记中语及鲁迅，多有不恭之辞，僧恶怨恨之情尽倾诉在此私密日记之中。
《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每月号，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2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陈独秀、钱玄同、高涵、胡适、、沈尹默以及鲁迅轮流编辑。自1918年后，该刊物改为同仁刊物，不接受来稿。该杂志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倡导科学(塞先生)与民主(德先生)，对后来的民主革命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北京保利秋拍有8册民国上海亚东图书馆求益书社印行的《新青年》存创刊卷至七卷全，也算难得，估价在20万左右。也是秋拍中“五四”文献的一个看点。
北京德宝古籍拍卖，一些相关文献如《钱玄同先生遗墨》，为魏建功先生整理钱玄同与自己往来的信札辑刊而成，扉页题：“先师吴兴钱玄同先生手札，弟子魏建功敬藏”，民国间印本，线装册。此外则有30年代出版的《鲁迅书简》多种，皆以较低价起拍。
北京歌德的古籍秋拍，可见胡适的信札两通，如上款为铃木先生的“小诗一章”，写的是那首著名的“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
篇9
一、以从马做定亲礼
关于此习俗在(蒙古秘史)中讲:“帖木真九岁时，他父亲也速该将引他往母舅斡勒忽访氏处索女儿与帖木真做妻。……德薛禅就引到他家里……第二日也速该问他索这女子，德薛禅说:‘岂多遍索了与呵便重，少遍索了与呵便轻。大凡女孩儿生了，老在家里的理无。我将女儿与你儿子……’两家相从了。也速该就留下他一个从马做定礼去了。”这里提到的也速该以从马做定礼就是十三世纪蒙古社会的婚姻习俗中以马做礼定亲的习俗。而且这种习俗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普遍存在，是以习惯来约束的习俗之一。这点可从文献资料或现行的民俗中找到证据。布里亚特蒙古婚俗之“骑马或聘礼”中说:“提亲是订婚前提的话，骑马是用法律来保障定亲似的。”“骑马”是指给未来新娘的舅舅送一匹马骑，这一现行的习俗就是从古代以马做定亲的习俗演变而来的。(元朝社会-生活史》一书中写道:“定婚时男方家庭要向女方家庭下聘礼，通常是以马匹为聘。”这记载更逃了步说明当时婚俗中以马做定亲礼是一种全社会公认的习俗。文学作品起源于生活，反映于生活己蒙古族著名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中的“浩顺·乌兰娶亲”章里写道:“你送来的是马驹子，我给的却是栗色线脸宝驹……订婚的礼物。”说的也是古时以马做定亲习俗在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真实反映。赫牧民族的游牧生活中马是不可缺少的，也是蒙古人最可靠的伙伴之一。所以蒙古人把马当做选择其终身伴侣的定亲物是有它的象征意义的。
二、吃“不兀勒札儿”定亲
对此习俗(蒙古秘史)有这样的记载:合刺合勒只战役之前，桑昆议谋抓帖木真，与众人商议:“帖木真曾索咱女子察兀儿别乞来，如今可约日期请他吃不兀勒札儿，来时就这里拿了。”“不兀勒札儿”为羊颈喉肉;吃“不兀勒札儿”为吃定亲筵席之意。当时在蒙古人的定亲筵席上务必要进行吃羊颈喉肉，成为一种礼俗。羊颈喉肉骨头坚硬，连接牢固而不易开，所以吃羊颈喉肉做定亲是表示定婚不悔。《元史》卷一记载:“岁癸，汪罕父子谋欲害帝，乃遣使者来曰:‘向者所解姻事，今当相从，请来饮布浑察儿。”’《元史》作者批注:“布浑察儿，华言许亲酒也。”这里说的“布浑察儿”就是(蒙古秘史)中提到的“不兀勒札儿”。《元史》所写“饮布浑察儿”有误，应为“吃布浑察儿”，是吃羊颈喉肉定亲之意。蒙古族的一支察哈尔人婚俗中的姑娘宴时女方为考验新郎的机灵强壮进行一种游戏，即让新郎册开羊颈喉骨。此游戏就是古代“吃不兀勒札儿”习俗在现行婚姻习俗中的遗留和演变。
三、以哈达做定亲物
篇10
一、研究概况
（一）研究价值
禅宗语录记录的是禅宗师徒之间进行的宗教性对话，其中有大量流行于当时的口语化词汇，生动地反映了唐宋时期百姓的生活方式。这种对话体的运用与禅宗基本的宗教理念是分不开的：首先，“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禅宗用语的重要原则，禅宗反对书面文字以及艰涩的佛教用语，推崇口头语及非教理的俗语；其次，禅宗在主客机锋应对之际随机应变，因此师生之间的对答自然反映当时的口语；再次，禅宗提出“平常心是道”，主张将禅理寓于寻常事务之中；最后，禅师为了教化民众，有意使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
（二）研究资料
禅宗以“顿悟”为教义，注重口耳相传，因此有语录流传至今。禅宗语录主要指以对话为中心的语录，但也包括由传记集成的灯史，主要反映了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口语情况，是这一时期词汇研究的重要原始语言资料，主要的作品有《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但是，宋以后的禅宗语录由于收录繁杂、版本混乱导致可信度降低，所以不能作为词汇研究的可信资料。
（三）研究历程
鉴于禅宗语录的语言学价值，语言学学者早于宗教学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但当时对相关佛典资料的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学者们最初探讨的主要是禅宗语言的语义和语法问题。随着“禅宗热”的兴起，90年代后关注禅宗文献的学者逐渐增多。由国内从事语言研究的100多位学者共同成立的“禅藉俗语研究会”是禅宗语录相关研究走向初步繁荣的标志，研究会会址设在日本京都的禅文化研究所，同时还创办了专业性会刊《俗语言研究》。与20世纪相比，近年来的禅宗词汇研究更为全面系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四）研究面临的困难
1.研究基础薄弱。禅宗语录大多是唐代以后的文献资料，根据吕叔湘先生的汉语史分期可知，禅宗语录属于近代汉语部分。词语的研究向来重上古汉语，轻近代汉语，因此前人对禅宗语录的研究较为薄弱。
2.文献资料整理存在困难。禅宗语录的部分文献资料由日本传入，出现时间晚且整理困难，因此文献整理相对缺乏，文字错讹多，版本也存在不少问题。还有一些资料的产生年代也不容易搞清，需要慎重对待。
3.语言情况复杂。唐五代时期政权对峙、社会动荡，使得当时的汉语与方言、其他民族的语言之间呈现出复杂的情况。这要求词汇的研究必须关注时的口语、方言及其他民族的语言，存在一定难度。
二、研究成果
（一）词语考释
传统语言学主要以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资料为研究对象，重书面语，轻口语词，重僻字僻义的考释。“五四”以后，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口语词和常用词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禅宗语录为词汇研究开辟了新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汉语词汇研究的重点是词语考释，研究者在词语考释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使得禅宗词语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也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做出了补充。考释禅宗语录词语的专著中有代表性的是袁宾撰写的《禅宗著作词语汇释》（1990），这本书是禅宗语录词汇研究取得初步成果的标志，在禅宗方俗词研究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价值。此外袁宾的《中国禅宗语录大观》（1991）一书中选录并翻译了中国历史上从南北朝到清代的400余名禅师的上千条禅语，其中，唐末五代是禅宗的鼎盛时期，也是研究的重点时期，该书对此期间有创造性的、体现禅宗精神的词语进行逐条阐释。体例上以时间为轴，兼顾禅宗师承、疑难词语的阐释，为禅宗精神的体悟扫除障碍。《禅宗语录辑要》（1995）、《禅语译注》（1999）进一步对禅宗语录的重点词语进行补释，收录了日本典籍《大正新修大藏经》所辑禅宗语录中的疑难词语，是研究中国禅宗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异文比勘的重要语料，为解释疑难词语提供了新的路径。
见于各类报刊杂志中的论文以《祖堂集》为要，《祖堂集》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禅宗文献，因而最早受到关注。蒋绍愚最早注意到《祖堂集》的词汇价值，并在《词语试释》（1985）中对其进行词汇考证，之后关于《祖堂集》词汇的考释工作相继开展起来，如吕幼夫《词语选释》（1992）、鞠彩萍《词语训释》（2007）、詹绪左《词语札记》（2008）分别考释了《祖堂集》中的几则疑难词语。其次关注的是对《五灯会元》的词语考释，主要成果有袁宾《词语续释》（1987）及相关考释文章、董志翘《语词考释》（1990）、滕志贤《词语考释》（1995）、黄灵庚《词语扎记》（1999）等。对《景德传灯录》的词汇考释则相对薄弱。另外还有对禅宗系统中的词汇做出的词语考释，例如卢烈红《禅宗语录词义扎记》（2005），雷汉卿、马建东《禅籍词语选释》（2006），雷汉卿、孙艳《禅藉词语考释》（2006），邱振强《释词二则》（2007），何小宛《禅宗词语释义商补》（2009）等。考释工作对解决唐宋典籍中的疑难词语、辞书的编纂和修订都有借鉴意义。
（二）特殊词语
俗字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关系尤为密切。有些词语很普通，但是由于人们不熟悉就成了疑难词语，一旦认出其俗字，疑难就迎刃而解了。禅宗语录中有很多俗语词，也有很多特殊词语，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俗语词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袁宾《唐宋俗语词札记》（1986）；雷汉卿的《禅籍俗语词札记》（2004），创造性地结合了现代方言，将俗语词置于广阔的农禅语境下来省察，对“雅诂旧义所不能赅”的词语，尝试联系现今的方言词进行对比证明。另一方面，对禅宗妙语、谚语进行辑录的著作也有不少，专著有：钟学梓《禅语三百则》（1995）、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俗语佛源》（1993）、日本秋月龙z著、汪正求译《禅海珍言》（1997）。单篇论文有：董志翘《语词考释》（2001）、周裕锴《禅籍俗谚管窥》（2004）、范春媛《禅籍谚语研究》（2007）、薛春华《禅宗语录熟语研究》（2011）、李涛贤《禅宗俗谚初探》（2003）、张泰《成语研究》（2009）等。以上论著都涉及了禅籍俗语，但是关于俗谚的相关问题仍需进行深入研究。
（三）辞书编纂
辞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断代词典，其中包括唐代禅宗词汇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有五部：龙潜俺编《宋元语言词典》（1985）；刘坚、江蓝生主编的《唐五代语言词典》，该词典对唐五代的词汇搜罗全面、诠释详尽，注重发掘唐代的口语词和方言词；袁宾编《宋代语言词典》，其中所收词语以宋代新词新义为主，主要是宋代的口语词、习用语，其中包括禅宗类；李崇兴编《元代语言词典》，其特点是收录了大量的口语词、俗语词。如果说前几部词典尚在初始阶段，那么后几部词典就已臻于完善。另一类是专门性的禅宗词典，如袁宾主编的《禅宗词典》（1994）比较集中地汇集了这一方面的成果，《禅宗词典》与由袁宾、康健主编的《禅宗大词典》（2010）是目前国内仅有的两部研究禅宗方面的专门工具书。在日本，从江户时期开始，就出现了一股训释禅籍的风潮，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阐释禅宗词汇的专门性工具书及相关专著。具有代表性的有安藤文英、神保如天编《禅学词典》（1915），山田教道《禅宗辞典》（1918），中川涉庵编《禅语字汇》（1956），柳田圣山编《训注鉴济录》（1961），驹泽大学禅学大辞典编纂所编《禅学大辞典》（上下两卷和别卷）（1978、1985），柴野恭堂《禅语惯用语俗语要典》（1980），平田精耕编《禅语事典》（1989），入失义高、古贺英彦编《禅语辞典》（1991）等。
（四）语料分析研究
标点禅宗文献的难度较大，一方面因为禅宗具有特殊的教义，往往不为人所明晰；另一方面是因为禅宗语录多为古代白话语录体，包含了大量当时的口语词和口语语法现象，若不明其中缘由就容易出现误断、误校等现象。以下几篇论文就是针对语料整理工作中出现的失误作出的修正：鞠彩萍《禅籍点校匡补》（2005）对《祖堂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古尊宿语录》（中华书局，1994）、《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中校勘或标点的遗误之处进行了匡补；雷汉卿在《近代俗语词研究与禅宗文献整理漫议》（2014）中对文献校勘和标点方面出现的错误进行了总结，分析出由于不明俗语词而误校误改例、误解词义例、标点致误例三种可能造成遗误的原因，并对《祖堂集》《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景德传灯录》中部分俗语词的误用进行了校勘；李彬在《上海书店本语词训释商兑》（2016）中对词语释义方面一些值得商兑的地方作出了修正；以及张美兰在《高丽海印寺海东新开印版校读札记》（2001）中揭示了校读《祖堂集》原典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专书词汇研究，如柳田圣山《祖堂集索引》（1980）、詹绪左《词语研究》（2016）等；词汇分类研究，如张子开《禅宗语言的种类》（2008）；词汇比较研究，如雷汉卿《试论禅语言比较研究的价值》（2011）、苗玮《与词缀比较研究》（2013）等；构词法的研究，如齐焕美《词缀研究――兼及汉语史词缀使用的若干问题》（2006）、陈前瑞与张华《从句尾“了”到词尾“了”――中“了”用法的发展》（2007）等。
三、研究方法
1.异文比勘。禅宗语录的流传过程漫长而复杂，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版本。将同一文献资料进行不同版本间的异文比较，有助于发现语料整理方面的失误、破解疑难词语的词义，也能反映出在传抄过程中不同时代、不同经手人在词汇和语言风格方面的差异，是词汇研究的基础工作。
2.词例归纳。文献中的词汇数量众多且繁杂无序，在整理研究词汇的过程中发现词汇规律、科学地分类归纳，更有利于发现禅宗系统的词汇特点，理清词汇的发展脉络，为进一步做史的研究带来便利。
3.共时和历时相结合。将传统的文献和“活”的语言结合起来，如利用方言这个语言的“活化石”，引进亲属语言和其他语系的语言，扩大研究视野，寻找共同的词义理据。
4.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这使得检索资料更为方便。因此，与十年前相比，现在的可用语料更为丰富。例如大量的语料库、数据库都可以参与到文献的整理、校对、分析工作中。
四、研究意义
1.禅宗文献是佛教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以与敦煌文献比肩的佛教文献宝藏。对禅宗语录词汇的研究可以为其他佛教典籍如敦煌文献、魏晋佛教文献等的研究提供借鉴。
2.禅宗的繁盛时期是唐五代至宋代，也是词汇发展的关键期。这一时期记录的当时的口语和方言，是研究初期近代汉语的重要材料，也是划分近代汉语和中古汉语的重要依据，对汉语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3.对禅宗语录进行词汇学的研究，挖掘其中的口语词、方言词、俗语词等的内涵，从而描绘出这一时期的生活图景，揭示唐宋时期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五、研究评述
1.研究角度。禅宗语录词汇研究不仅仅是词语考释，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如构词法研究、常用词演变研究、各阶段词汇系统的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的研究等。一方面，尽管词语考释是基础性工作，尤其是对疑难语词、特殊语词的考释，但较少有人从汉语史的角度探讨语词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词语与词语之间内在的联系以及词义系统等问题；另一方面，汉语词汇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基本词汇和常用词汇，因此应加强对常用词的研究，不对常用词作史的研究，就不能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也不能发现不同时期之间词汇的发展变化。
2.研究方法。虽说词汇的研究方法因研究角度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也有共通之处。从已有成果来看，禅宗词汇研究很好地吸取了传统训诂学的优良传统，从语言材料出发，注重实证。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尝试运用有关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例如语法化、词汇化、认知语言学等。理论的利用和总结应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得到更多的重视。
3.跨学科研究。可以将禅宗思想研究和禅宗词汇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随着在中土的不断发展，禅宗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中国传统典籍用语的独特语言形式，它吸收了唐宋时期的俗语、方言、官话、文言、白话等多种语言形式。禅宗的主要叙述方式是对话体，因此其语言逻辑有时是跳跃的，甚至是混乱的。超常出格的语言不仅表现为使用动作语、棒喝语、隐语、反语等，还表现为有意识地运用方言俗语词。同时，禅宗语言还逐渐形成了某种约定俗成的宗教语言和行业语言，其中部分语词的暗示性很强，是圈内人的默契。所以说禅宗词语研究不仅有语言的障碍，更有文化的隔膜。
六、研究展望
1.资料整理。这是词汇研究的基础，基础打不好，进一步的研究就无从谈起，但是对书面材料的整理问题比较复杂，有时代问题、真伪问题、文白夹杂问题、地域方言问题、宗教行业语问题等等。尽管在此之前已经做了一部分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仍要对复杂的语料进行词汇方面的鉴别。
2.参证方言。在这方面，近代汉语比古代汉语的条件更为便利，近代汉语的词汇有很多仍保留在现代汉语的方言中。现在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禅宗词汇与汉语方言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已有部分作品关注了词汇中方言的遗留问题，或者涉及到了方言词汇研究的内容。
3.上下贯通。~汇研究尽管属于“近代汉语”范畴，但是把它限制在“近代汉语”的范围内也是不太合时宜的。因为语言的发展是割不断的，向上追溯很多词汇现象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的佛教典籍，向下衔接，其与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在研究时应注意上下贯通。在词义研究上，不仅要考释单个词语，更要对一组词或一类词作整体的史的研究。
禅宗语录词汇研究作为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语词汇研究的新领域，也是当代词汇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研究者仍需要共同勤勉不舍，体会禅宗文献词汇的精妙之处，挖掘其中的词汇研究价值，进一步推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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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这里的“书”指的是“箸文简牍，以通语也”之“书”，是为书信一类告语文字的通称。书仪，即书的仪则，是对于此类文字写作的格式辞样具有典范规范性能的一种著述品目。①
古代士庶对信函非常重视，“书仪”也就应运而生了。《汉书·游侠传》中记载：“陈遵善于文辞、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这说明在汉代时期就有收藏书信佳作的习惯，其目的在于模仿和欣赏。书仪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通过记载各类书范格式，为人们撰写书札提供参考，而且通过不同时期书仪类型、重点和内容倾向的变化，可以清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
书仪主要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朋友书仪，类似唐人《月仪帖》，但是内容远比《月仪帖》丰富。第二种类型是综合性书仪，括序言、年叙凡例、吉凶往来、公私表疏、婚丧仪礼、门风礼教等内容。第三种是用于公务往来的表、状、笺、启的书仪。除了以上三种类型的书仪外，还有“放妻文”、“放良文”、“结社文”、“祭文”等，是提供给人们写上述文体时所参考的范文，属于广义的书仪。
朋友书仪是书仪最早的类型。“朋友书仪”集朋友间往来书札，以月为别，往返各一封，其前身是魏晋时代已出现的月仪。月仪按月为篇，叙写时景和对朋友的思念，以文辞优美著称。
敦煌写本中保留了许多唐人书仪残卷，在诸种敦煌写本书仪残卷中，《朋友书仪》是比较完整、时代最早的一种。敦煌写本中，单纯的朋友书仪在开元、天宝之后已成为过时的形式，朋友之间往来的书文，散见于一些综合性书仪中，如杜友晋《书仪》和《书仪镜》（开元末天宝初）、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元和中期）、张敖《吉凶书仪》和《新集九族尊卑诸家仪》（大中时期）。敦煌的《朋友书仪》有十数个写本，它的前部是写节候用语，又称“十二月相辩（辨）文”，后部分都按月编排，12个月中都有一往一复两封书札，内容十分丰富。与以往不同的是，书仪虽然用两组月仪组成了“十二月相辩（辨）文”的内容，并且其中一组的答书还多有照抄《唐人月仪帖》的情况。
二、《朋友书仪》的内容及特点
《朋友书仪》完整本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罗列节气时候用的套语，即所谓的“十二月辨（辩）文。一年的十二个月每个月该使用什么样的套语，在《朋友书仪》中都详细标，如“正月孟春”（亦云启春、首春、初春、早春、春首、献春、时寒、余寒、尚寒），“二月仲春”（春中、春景、时渐暖、已暖、月晚可云极暖）、“三月季春”（亦云暮春、晚春、时已暄、甚暄、极暄）……“十二月季冬”（岁暮、晚冬、岁冬、晚寒、极寒、严寒、凝寒）等等。写书札的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时节，选用不同的词语。第二部分即提供给写札书人参考的书仪正文，除去月和十一月没有复文外，其他月份均有往复书札二通。另外，在每个月往返书札中，有些典故还专门加以标注。如七月往信中的“王连分而两绝”，就有近三百字的标注。这些对往复书札中出现的小典故进行标注，亦是《朋友书仪》的特点之一。第三部分是按十二月顺序排列的往返书疏，但比较简略且文中无小注，主要供一般人通信使用。
《朋友书仪》是敦煌写本众多书仪卷中较为独特的一种，以每月往复各一通书札专叙友朋思念渴望之情，文字优美，感情真挚。周一良先生在谈到朋友书仪的特征时说：“一、书札中心思想都是叙离别之情的，与索靖《月仪》相同，全部涉及其他书仪中日常交往或庆吊方面。二、文字比较优美，带感情，不像另两种类型，特别是第二种类型书仪（按：指吉凶书仪）那样尽是枯燥的套话。三、生活及时代气息甚浓，一读即感到是当时远在西陲的游子所写书信。”②
三、《朋友书仪》所体现的盛唐气象
《朋友书仪》主要以十二月的往复书为主，唐代朋友书仪以边塞游子写给中原友人居多，主要叙离愁别情，其中反映了盛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盛世气象。下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一）儒学鼎盛，士人交友之风盛行
儒家最初对朋友关系的认定仅限于同门之间学问道德的修习，《论语》郑注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③《论语·学而》云：“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说的是学习和交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孟子·离娄下》曰：“责善，朋友之道也”④，《礼记·学记》亦云：“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有而信其道。”⑤宋明学者朱熹认为：“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
唐代是儒学鼎盛之期，也是科举盛行之时，故对朋友之交尤为重视。这时朋友人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科举为主旨的“同年”“同门”之间及主司之间结成的“门生关系。唐代士子之交，往往以学问的切磋和道义的崇尚为准则。唐朝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士人崇尚仕途的风气也熏陶了唐人乐友好友的交友之道。如《唐摭言》中记载：“刘虚白与太平裴公早同砚席。及公主文，虚白犹是举子。试杂文日，帘前献一绝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着麻衣待至公！’”⑥“长孙籍与张公旧交。公兄呼籍。公尝讽其改图。籍曰：“朝闻道，夕死可矣！”⑦另据《嘉话录》载贾岛在长安骑驴推敲“鸟宿池边书，僧敲月下门”时冲撞了韩愈的仪仗队，韩愈不但没有降罪，反而与之成为文字之交。
唐代是个开放繁荣的时代，当时的士人士人喜好遨游四海，广结天下之友。著名的诗人李白和杜甫，二者同为诗坛泰斗，初次相遇在洛阳，之后结伴同游，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白居易与元稹，“白少傅局易与元相国稹友善，以诗道著名，号元白。其集内有哭元相诗云‘相看掩泪俱无语，别有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⑧“龟蒙幼精六籍，长而攻文，与颜荛、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⑨
由此可见，在繁盛的唐朝，交友之气盛浓。《朋友书仪》作为朋友间相互信件往来的范本，在唐朝时期盛行与其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联。
（二）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朋友的盛世情怀
从隋初到唐中后期这一百多年里，《朋友书仪》被运用到各种人际交往的场合中，但是开元天宝之后《朋友书仪》不复存在，仅在敦煌杜友晋撰《书仪》及元和中郑余庆撰的《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及大中时张敖撰《吉凶书仪》和《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等综合类书仪中可以找出个别朋友之间往来的书疏范文。如吉凶书仪中的“四海”类往来书仪：“四海吉书仪五首”之“与平怀书”云：“王事之余，想多暇豫。”注云：此之词理，随事制宜；至如奇赏逸趣，风烟琴酒，不可论言，任取成文耳。⑩
这里用“四海”一次涵盖天下朋友，范围广大，体现出大一统时期唐代的海纳百川的豪迈之气。
（三）文辞优美、感情真挚以及骈散并用，体现盛唐艺术之美
《朋友书仪》中第二部分，全部是四六体，用典很多，文字优美。《朋友书仪》主要为骈文，骈文产生于魏晋，盛行于隋唐。骈文本身虽多数是应用文字，但是它增强了文章的辞藻华丽和音节和谐。例如“三月季春”中写景的骈文“娇莺百啭，旅客羞闻，戏鸟游林，羁宾赧见”，抒情的骈文有“想缠绵于往日，登合韵之笙竽；情缱绻于惜时，似和音之琴瑟。”“流襟之泪，谁为申裁，慷慨之情，岂能判割。”朋友书仪》中三月写景的另一段文字是：“方今游蜂绕树，戏蝶营林，翠柳摇风，相（杨）桃影烂”，写暮春之景清新可读。同月书札中叙思念之情说：“珠（朱）颜一别，关河隔万里之欢；玉貌暂分，边塞起千山之恨；旧时花颜，托梦里而申交；昔日翠眉，嘱游魂而送喜”。骈文文辞优美，音韵和谐。还有很多写离愁别情也十分真挚，大多是借景抒情，十二月书仪无一例外的表达着思乡、思友，孤助无援的共同主题，读来感人肺腑。如八月仲秋“欢喜处少，凄切弥多。愁眉开叶里之前，结思起飘蓬之后。边城节气，春夏不殊；外邑风光，秋冬一等，时景即此，不委如何？……冲心郁气，肠断千回；泪落纵横，流襟万道。黄沙漫漫，终无寸草之苗；野泽辽辽，境乏停阴之木。”其中“凄”、“愁”、“郁”、“肠断”、“泪”，无不表达远在边关游子的思乡思友之情，让人为之动容。
另外，《朋友书仪》中用典较多，以十二月辨（辩）文为例，其中四月孟夏云：“转棹逐阳侯之波，看流避鼓鳞之浪”，出自《九章第四哀郢》的“凌阳侯之汜滥兮”一句；二月云：“月流光于蓬径，万里相思”，用苏武在匈奴中观察日月新辰的故事；六月云：“胡马长思北阙，越鸟恒顾南枝”，出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一句。用典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性，使《朋友书仪》更加生动形象。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学艺术极为兴盛的时期，《朋友书仪》中的借景抒情、用典以及骈文的运用，充分展现了唐代的大国气象。
（四）疆域辽阔，体现出唐代尚武之风
唐朝疆域辽阔，疆域面积最大时期最西曾经到达咸海，最北曾经到达西伯利亚，最东曾经到达萨哈林岛（库页岛），最南至北纬18°，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对外扩张。辽阔疆域的一方面展现了唐代强大的国力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也刺激着文人士子建功立业的壮志，中原文人士子们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王维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则反映了文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大志。
《朋友书仪》多为边塞游子写给中原友人，以寄相思之情。其中有很多描写边关的句子，如三月季春“某乙悬心塞外，驱驱役役于边州，积念思乡，凄凄骤骤与戌舸。”六月季夏“胡马长思北阙，越鸟恒顾南枝，何况他乡，能切不念。胜游滨水，望梓塞之归鱼，故往荒关，访苏生之去雁。”八月仲秋“边城日远，塞外年深。白云断晋地之书，行峦隔千山之恨。黄沙北接，地带建安。怀远西临，山连兰岭。故丰州之乡阙，新昌镇之旧都，长河入榆塞之关，遥泻接天津之浪。且兰山四月，雪落积于高峰；魏地三春，金禄虫飞而思箔。边城塞外，柳室蓬庭，朗月伴菟长游，明星共钩陈俱往。离家迢递，隔关岭之胡乡；桑梓枌榆，逐胜浪而途遥；塞念亲朋，望风波而转远。……觞杯水于塞北……但谔家之衣缨，长居兵役，别平河之南运，骤西武之般输。”十月孟冬“边城汉月，切长乐之行人；塞外风尘，伤金河之役士。”十一月仲冬“塞外鸣蝉，旅客闻而泪沥；芦中惨鹤，羁宾听而伤心……胡风切汉，马月伤贤，飘蓬卷万里之恨”。十二月季冬“晨鸟林照，光流无塞境之晖；夕菟霄临，垂影绝边城之矅。榆多役士，长悬胜府之忧；宁远行人，镇抱丰都之恨……谁谓貌从年改，身逐夕消，赴役胡乡，相思汉地。”等等，这些书仪中多次提到“边城”、“边塞”、“塞外”、“胡地”、“北阙”等，表现出边关生活的凄苦艰辛和远在边关塞外游子对中原亲友的思念，同时也展现出唐代的辽阔疆域和尚武之风。
《朋友书仪》是书仪中别具价值的一种，唐代朋友书仪在很多方面彰显了盛唐气象，因此，《朋友书仪》的研究对唐代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意义重大，值得我们后世为之探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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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赵平.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整理及研究.敦煌研究，1987（04）.
③（魏）何晏等集解.（宋）刑晏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④（汉）赵歧注，旧题（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⑤（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⑥（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四·与恩地旧交），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⑦唐摭言（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
篇12
针对这一现象，我把学生生活积累作为培养学生作文能力的初始环节来抓，着力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人和事，把眼光投向自然、社会和人生，捕捉现实的真情实感。要求学生留心观察生活，留心体验生活，深切感悟生活，并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一本“生活札记本”，把平时在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认真地记录在“生活札记本”上。久而久之，学生的视野拓宽了，人生体验丰富了，写作也就“发于心而形诸于外”。学生真正成了作文的主人，认为有话可写，有事可叙，有感可发，有情可抒。
二、优化课外阅读，以知识积累促进语言积累
《语文课程标准》在“阶段目标”中指出七～九年级学生要“学会制定自己的阅读计划，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物，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并在“实施建议”中进一步指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
初一刚进校时，我发现学生平时的课外阅读表现很不尽人意。调查表明，许多学生主观上想从课外书籍中吸取营养，但在内容选择上缺乏针对性，大多看的是作文书、武侠书、漫画书、卡通书，还有部分学生干脆不进行课外阅读，一心只读教本。这反映出学生在课外阅读的“面”和“量”上都存在偏差。为了改变这一现象，在教学过程中，我引导学生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依照《语文标准的》“附录”中提出的“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和教材“附录”中的建议，推荐并要求学生每学期读两本名著。
在七(上)年级时建议学生读《水浒》《爱的教育》(假期读)；在七(下)年级时，建议学生读《鲁宾逊漂流记》《三国演义》(假期读)；在八(上)年级时，建议学生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三、强化熟读背诵，以口训积累促进语言积累
《教育心理学》指出：“在儿童的记忆仓库里，丰富的语言材料的储备，是理解和运用语言能力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思维能力和智能活动水平的基础。”这个“储备”手段，就是背诵。不背诵是不会将规范的书面语言“拍入”记忆的仓库，内化为自己的语言的。在教学实践中，我主要从强化口语训练着手，落实课标的要求。
一是抓古诗词背诵赏析训练。《新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在七年级(下)，我结合实际认真落实《标准》规定的初中阶段必背古诗50首的要求，学期初先把50首古诗词的目录提供给学生，每个学生选一首，学困生优先选择较易背诵的古诗，不允许重复；具体通过以下三个环节抓到位：
1.课前充分准备，要求轮到的学生不仅会背，而且能基本理解诗歌内容；
2.利用课前三分钟口语训练时间让轮到的学生先背诵，再作简单的赏析，并接受同学提问和评价；
3.课后要求全班同学把当天推荐的古诗写在古诗积累本上并在一定时间内背下来。
经过一学期(七年级下)推荐古诗活动，学生既积累了知识，又受到了文化和审美的熏陶。
二是抓名言警句主题演讲训练。名言警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对人们的生活起着鼓励、警示和鞭策作用。《语文课程标准》要求“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和格言警句”来丰富自己的语言材料。本学期(八年级上)我把课前口语训练主题定为“我最喜欢的一句名言(警句)”，让学生演讲，并积累名言警句。要求学生在演讲时结合自身生活实例，谈认识、谈感受、谈启迪。学生为了作好演讲，选择了很多句子进行思考，从中学到了不少名言，积累了知识，丰富了语言。
篇13
一、带头阅读
教师带头阅读，能给学生起到榜样作用。教师要求学生读哪一本书，最好自己当着学生的面读得津津有味，这样就会感染学生。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记述的喑羡老师读书的那种心理：“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其实大多数学生都有。笔者记得上初一那一年，主席逝世，老师让我们带上《选集》，利用下午的最后一节自己读，计划在逝世一周年之际将四卷读完。开始几天老师也在课堂上转来转去，我们也读不下去。后来，老师带了一套精装合订本，坐在讲台上读得出神，我们也学着老师的样子读得有味，老师一句也没有讲，我们一次也没有问。就这样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我竞读完了毛选四卷，其中有很多篇目，很多语段能够背诵。至今每看到书架上的毛选，就不禁想起老师那埋头细读的情景，忍不住还要翻上一翻。
学生的个性化阅读关键是认真去读，这一步做不到，其它就无从谈起。让学生做到的老师首先做到，这是公理。如果教师就不愿认真读《史记》、《资治通鉴》，不愿意认真去读教材和指定的读本，那是没有理由要求要求学生去读的。
二、略作介绍
要求学生读鲁迅选集、《红楼梦》《古文观止》或者《共产党宣言》《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这些书究竟有什么重要价值，教师一定要做一番介绍，而且介绍不能泛泛而论，不得要领，要短小精悍。比如作家李国文说：“《红楼梦》和鲁迅杂给我带来的阅读愉悦：一是不论从哪一页翻开来阅读，不论从头往后读，还是从后往前读，都能很快进入角色；二是不论读过多少遍以后，再捧起来读下去，都能找到与前不同的、每读每新的体会。”[1]《人民日报》短论作者金采薇说“一套《古文观止》，翻阅何止百遍。选家披阅数载，淘沙拣金，以千锤百炼之精神汇集千锤百炼之作品，什么时候读都会心驰神往。再如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无论用什么标准看，都在不朽之列。”[2]如果能将这些具体地告诉学生一定能激发学生阅读的冲动。
三、适当点评
有些文章固然好，可是学生就是读不出滋味来，对此教师就不能袖手旁观。此如《孔子世家赞》，学生不可能去想这几句话为什么这样说，自然就不可能理解它的奥妙。教师就有必要将吴楚材的评点告诉学生。不少教师表示他们正是读了吴楚材的评点，才学会欣赏其中的文章，才格外青睐《古文观止》。可惜今天学生版的《古文观止》不下一二十种，却无一例外地删去了吴氏的评点，其实是将赫赫有名的《古文观止》变成了一本普通的古代散文选集，这是非常可悲的。
四、师生问对
问对是交流知识和思想感情的好方法。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问对。董仲《举贤良对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扁鹊仓公列传》中的“汉文帝淳于意问对”，都是流传千古的好文章。杜甫、苏轼等为了金殿对策取得好成绩也都拟写过不少策问。《论语》中有不少孔子与诸弟子关于思想和知识方面的问对，这是师生交流思想的好形式。师生完全可以就一个文本(一段话、一本书)进行问对。可以老师问，学生答，也可以学生问，老师答。就像朋友促膝谈心一样。在亲切舒缓的气氛中，师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得以相互碰撞和交流，阅读的得以相互浸染。
五、交流札记
尊重学生的独立阅读，并不等于对学生的阅读效果不管不问，那样学生会失去阅读的兴趣，甚至会将某种坏习惯隐藏下去。而一个教师面对几十个学生，一一查问读书结果也不大可能。交流读书札记不失为一种好办法。首先，教师自己要写札记，摘抄了什么，引述了什么，订了什么，最欣赏什么，最不欣赏什么，一定要写清楚，然后印发给学生。让学生据此写出自己的札记。鼓励学生拿给教师看，或者不定期向学生索要。对于学生的札记，只要有就要肯定，即使有误，暂时不要过多指导，可提醒学生再去读读文本，以期自悟。如果条件允许，那么开一个读书博客应是最好的办法，通过电子邮件传递读书札记那是极其方便的事。
六、推荐书目
名人大都有荐书的经历，张之洞、曾国藩、胡适、鲁迅都给从学者开过书单，虽然鲁迅先生曾对开书单者进行过讽刺。但教师给学生开书单还是必要的。语文教材其实就是语文教育专家们给全国的学生和语文教师开列的书单。毕竟书单是对某一问题有专门研究的结果，对于读书者有更深一步的指导意义。如果一位教师除了教材之外从不给学生推荐过什么书，不言其书的好坏，那只能说明教师要么不负责，要么自己对所从事的领域无研究，只会照本宣科而已。
对此笔者有切肤之痛。师范三年，有的是读书时间，可是老师除了讲自己的课之外从没给学生推荐过什么书。以至于当时有极好的记忆力，却不知道去读背先秦诸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外名人名言等经典性的东西，没有打下做学问的根基，工作中还得从头做起。
此外，按照叶圣陶先生的观点，放手让学生阅读之前，应给以版本指导、序目指导、参考书籍指导、阅读方法指导等。这些知识可以让学生受益无穷。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就欣赏和期盼的阅读境界，这里有个性和个性的碰撞和交流。阅读教学中教师从来都不应是个旁观者，教师应以自己的个性阅读去维系学生的个性化阅读，从而求得实效。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