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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工业园区发展经验及教训
欧洲是工业革命的摇篮,欧洲工业园区在过去和现在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业园区地位特别突出,巴黎盆地工业园区,里昂工业园区,伯明翰-曼彻斯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和鲁尔区传统工业在世界有重要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新技术革命浪潮也给这些地区的传统工业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出现衰退迹象。但欧洲各国主要工业园区都从各国实际出发,逐步改变高耗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取发展的老路,培植有竞争力的新兴替代产业拉动结构转型,从而由衰退转为可持续发展。
(一)法国工业园区早期发展经验及教训
20世纪80年代是法国工业高速发展时期,也是创建新企业的兴盛时期,每年新生企业平均达24万家。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新建企业的数目逐年下降。农业食品工业项目、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企业尤其如此,特别是启动阶段的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势头更是明显减缓。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趋缓,企业投资相对减少,失业率增高。面对这一形势,法国把振兴工业园区看成是创造良好的企业生存环境、催生新兴企业、增加更多就业机会的好办法。为了鼓励各行各业创建新企业,法国政府设立了一项“工业发展基金”,以8.75%的优惠利率供营业额在5亿法郎以下的中小企业融资之需。另一项鼓励投资的政策是设立“融资保证基金”,即政府提供3亿法郎给SOFARIS投资管理公司,对中小企业申请贷款提供50%的保证,这样可以使投资公司和银行的贷款尺度放宽,使企业较以前更容易获得所需资金。
除了上述鼓励政策和措施外,法国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对工业园区的企业还采取了一些优惠措施、政策,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
在2～5年内减免税收。各地方、省市和乡镇的做法略有不同,有的地区前两年全免,第三年交25%,第四年交50%,第五年交75%,第六年交100%。
可享受一次性的奖金。企业每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可获得一万法郎奖金。在落后地区或工业转产地区一次性奖金甚至可以达到18万法郎。
最初5年的科研投入可以看作连续增长投资,全部享受“科研税收信贷”的优惠。
如与科研单位签订合同,当地政府可补偿合同费用的50%,但合同最高金额不能超过50万法郎。
在条件比较差的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可给予税收上的优惠。通常的作法是,企业进入园区的头两年不用交纳自由职业税(由动产、不动产和人员工资组成,由企业主动申报),以后逐年增加到课税基础的12%。如果业主拥有房地产,则要交纳土地税。一旦企业盈利,就需要交纳利润税,无论是生产型,还是商业型或服务型的企业均一视同仁。在地皮和房屋价格方面,工业园区的房地产主一般愿意以市价折扣20%的优惠吸引企业进入园区。
通过一系列措施,法国的工业园区得到了长足发展,法国目前已具规模的工业园区达50多个,正在建设的有15个。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不少问题,例如,法国巴黎盆地工业园区针对人口过度密集,市区与郊区发展不平衡,交通设施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的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政府严格控制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盲目性,并采取了几个方面的主要措施:大力发展地方中心城市和工业园区;制定工业园区发展计划;将权力下放,建立“地区经济发展委员会”协商机构,协调中央政府与工业地区的关系,并促进工业园区的具有更大自由的发展;注重中小企业的联合,形成规模效应。2004年9月,法国还批准了一份主题为《新竞争力点》的报告,决定在全国实施20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项目,并形成产业集群。为此,政府开始在全国招标,寻找一个地区成为新竞争力点,然后加以扶持与推动,使其在世界领先。法国的战略是在传统工业转型后,逐步实现专业化、高科技化。目前,国家正集中力量推动20个新竞争力点,将来的目标是发展到50个甚至更多的新竞争力点。
(二)德国鲁尔工业园区早期发展的经验及教训
鲁尔工业园区位于德国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面积4400平方公里,人口540万,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园区之一。鲁尔工业园区原本以生产煤和钢铁为主,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地区先后遭遇“煤炭危机”和“钢铁危机”。由于世界煤炭产量大增,加上石油和天然气的广泛使用,鲁尔工业园区被迫缩小煤矿开采规模。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球发生经济危机,钢铁生产也陷入困境,鲁尔工业园区的传统产业结构被迫转型。1957年,鲁尔工业园区有140个煤矿基地,如今只剩下7个;1955年,这里有81座炼钢炉,现在只有7座,工人数量也都从当年的数十万减少到了几万人。整顿后的煤钢生产出现了集中化的特点。其整顿的几个方面主要是:
1.鲁尔工业园区致力于发展新的工业及服务行业。新的工业企业如化学、汽车、机械制造、信息通信以及环保工业等纷纷建立,零售业、旅游、法律咨询、广告、多媒体等各种新兴服务产业百花齐放。在上豪森市一处炼钢厂的旧址上,现在是欧洲最大的购物中心。目前,在鲁尔工业园区有15万个规模不等的企业,大部分都是第三产业;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为140万,占所有就业人口的65%。
2.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设施建设。鲁尔工业园区大力加强交通设施建设,建成了欧洲最稠密的交通网,有600公里高速公路,730公里联邦公路,3300公里乡村公路。为了适应产业转型对人才和技术的需求,从1961年开始,鲁尔工业园区的城市如波鸿、多特蒙德等陆续建立起大学。鲁尔工业园区现在是欧洲境内大学密度最大的工业区。除了高校之外,许多研究所也在为产业结构的转型输送技术成果。几乎所有的鲁尔工业园区城市都建有技术开发中心,全区有30个技术中心,600个致力于发展新技术的公司。鲁尔工业园区还有一个把技术转化到市场应用的体系,所有大学和研究所都有“技术转化中心”,帮助企业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工业园区为在这里落户的企业提供支持,新成立的公司能得到低息贷款或部分无偿援助等优惠,中小型公司尤其得到扶持。
3.在进一步发掘原有产业潜力的同时,鲁尔工业园区还努力开发新的产业。该区把12个产业作为今后开发的重点,包括信息技术、新材料、医药技术、环保等,同时鼓励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进行合作,以发挥“集群效应”。在这种合作下进行开发的项目将得到政府的资金补助。此外,鲁尔工业园区还鼓励各个城市与地区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鲁尔工业园区在转型过程中始终重视环保,采取了有力措施改善一度被严重污染的环境,如限制污染气体排放、建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等。
欧洲工业园区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欧洲工业园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虽然存在问题,但是在园区规划、促进产业聚集、完善管理体制、建立创新体系、打造区域品牌、集约使用土地、实现循环经济等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一)合理规划工业园区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欧洲工业园区建立伊始就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并且根据世界产业发展趋势和不同时期的工业化特征,分别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出台相关政策,把企业投资引导到所要发展的重点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工业园区“指导方案”和区域经济发展“远景规划”,确定了法国西部、法国西南部、中央高原和东北工业园区的发展规划。其中包括:布列塔尼公路网建设规划、中央高原开发计划、南方滨海地区工业园区发展计划、科西嘉地区工业园区开发计划、东北部诺尔-加来和洛林工业园区“结构改革计划”和“工业结构改革方案”等。德国鲁尔工业园区大力加强交通设施建设,建成了欧洲最稠密的交通网,有600公里高速公路,730公里国家公路,3300公里乡村公路。我国工业园区的建设应该合理规划工业园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二)政府引导培育工业园区而形成产业集群
欧洲成功的工业园区,大都是以产业集聚为基础产生,园区内企业关联性强,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高,成为各自优势的特色工业园区。以政府支持促进园区产业集聚,无论哪种方式形成的工业园区,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支持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国外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说明,产业集聚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推进技术创新,培育集聚品牌,从而提升园区的产业竞争力。因此,在进行工业园区建设时,要根据各地的区域特征、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培育和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促进特色工业园的形成。客观地说,我国工业园区的建设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出现了一批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特色园区,如苏州工业园、温州工业园,东莞工业园区等。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业园区,由于缺乏清晰的产业定位,成为各类企业的集聚之地,入园企业产业关联度不大,不能形成良好的分工与协作,难以形成集聚效应,以至发展缓慢,甚至举步维艰。因此,要提升工业园区的发展水平,就必须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限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努力打造布局集中、主导产业突出、特色鲜明的工业园区,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三)吸收民间资本促进工业园区的发展
我国工业园区基本上都是以政府的主导兴办的,政府兴办工业园区的过程中,参与了从规划到基础设施建设、征用土地、建设工业厂房设施、推销工业设施以及获得收入全过程。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行政优势,但在有的地方也出现了土地资源浪费、行政成本过高等弊端。利用民间力量形式促进工业园区的发展,向农民征用土地和进行园区开发都是市场行为,是采用经济核算的办法进行土地开发,这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也有利于降低政府建设工业园区的行政成本。发展小型工业园区,缓解工业园区过大的压力,这有利于增强工业园区的联系性,也可大大降低政府对工业园区的管理成本。德国鲁尔工业园区在提高民间的积极性,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取得了较好的生态效益,在进一步发掘原有产业潜力的同时,鲁尔工业园区努力开发新的产业,该区把12个产业作为今后开发的重点,包括信息技术、新材料、医药技术、环保等,同时鼓励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进行合作,以发挥“群体效应”在这种合作下进行开发的项目将得到政府的资金补助。此外,鲁尔工业园区还鼓励各个城市与地区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
(四)注重培养工业园区创新体系
创新是产业集群及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在集群内出现技术创新停滞或技术断层,集群就会衰亡,最终导致工业园区的衰败。然而,单个企业由于资金、科研等方面资源的制约,其独立创新行为很难取得重大技术的突破,这就需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加强园区内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和信息共享、加强园区与外部科研部门(大学研究机构)的技术合作,建立创新集群体系。在这方面,成功的有巴黎工业园区。该园区依托巴黎的大学机构,不仅为园区内企业提供重要的技术成果、高科技人才,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还积极参与本地企业的合作论坛,通过制定产业联盟计划来促进研究人员、院系之间以及大学与外部公司之间的合作,建立起“产学研”密切合作的机制。从1961年开始,鲁尔工业园区的城市如波鸿、多特蒙德等陆续建立起大学鲁尔工业园区。现在是欧洲境内大学密度最大的工业区除了高校之外,许多研究所为产业结构的转型输送技术成果。几乎所有的鲁尔工业园区城市都建有技术开发中心,全区有30个技术中心,600个致力于发展新技术的公司。此外,还特别注重创新文化的培养,培育园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园区企业技术水平,我国工业园区除少数园区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外,总体来说,创新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因此,应制定各种政策措施激励创新,保障创新主体的利益。建立创新补偿机制、弥补创新企业的损失;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投资研究开发机构、人力资源和培训机构等公共技术基础设施;引导创新主体的合作等。
(五)坚持园区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建设相结合
传统的工业园区由于基本上采用的是“资源-产品-污染物排放”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在工业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资源高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惨痛代价。在资源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增强的情形下,德国等一些国家按照“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的“3R”原则,运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着手建设工业园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工业园区的发展,由于涉及到经济发展、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市场投入、基础设施等众多的领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和多方面企业的参与以及政府的支持。国外在产业政策、财税优惠、技术创新支持等方面也进行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开发利用新能源,减少排放,治理污染。法国鼓励工业园区生态建设,对参与工业园区生态建设的企业、科研机构、民众实施补偿金制度。德国鲁尔工业园区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重视环保,采取了有力措施改善一度被严重污染的环境,如限制污染气体排放、建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等。
参考文献:
1.袁朱.英国、法国老工业区经济转型的主要对策及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04(32)
2.王晓来.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与改造的成功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大连大学学报,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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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世界经济第四、第五长波的起止点存在疑问，作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将各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看成同步，如均以1945年为起点；那么，其结束的时间自然就要一样了，如此，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就自然不能成为其经济周期的新起点。第二，是将世界经济周期等同各主要 资本主义 国家经济周期，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日、欧各国经济不振的情况下，自然不能说世界经济已开始新的长波了。
本文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世界经济第四和第五长波的转折点。
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冷战结束之前，世界经济运行周期主要反映发达国家经济周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及东欧 社会 主义 国家发生解体，并转轨 市场 经济；同时，
（二）发达国家 经济 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的不同步
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长波的幅度更长，大约是60年左右，而世界经济的长波却是50年左右。其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换代后，将淘汰了的机器、设备、技术等转移到发展
另一方面，世界市场作为各国竞争的大舞台，谁能获得领先优势，谁就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各国激烈竞争的结果加快了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从而缩短了世界经济运行周期。
世界经济周期是各国经济周期的有机构成，而各个国家经济运行周期是不同步的。若世界经济第四长波的起点是1945年，经过大约50年，结束时间的指向正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
三、世界经济周期运动的动力源仍是创新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世界经济长波的出现，往往与重大的科技创新活动有关。因为造成经济波动的深层原因是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产业的生命周期决定经济运行的长波。康氏第一长波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相关；第二长波则与第二次产业革命联系；第三长波与 电力 、化学 工业 及汽车相伴；第四长波则与原子理论、航天科技、 计算机 技术相随。那么，第五长波的出现，一定要伴随着重大的创新出现。事实上，这些创新已经出现了。
20世纪9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在推动美国经济长久繁荣的同时，迅速席卷全球。知识和技术创新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世纪初的5－20％提高到现在的70－80％。知识的生产和 传播 不再是简单地为工 农业 生产服务，而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知识经济在创造一系列新部门、新产业的同时，将使传统的工业和农业部门发生深刻的变化，使 社会 生产各部门成为知识生产、传播和运用的载体，使整个国民经济知识化。知识经济将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支配21世纪，并将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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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四：国际世界货币体系改革走向何方。以美元作为一个国际货币的基础，一旦美元衰落便将导致美国破产乃至整个世界的灾难。
主题五：全球化继续发展，国际社会如何在全球治理中进行合作。新兴经济体崛起以及各方面的多元化使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要调节世界经济已经不现实。
趋势一：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这场危机使美国受到重大冲击，它的经济在世界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它的金融业受到重大的冲击，深层次讲，美国金融界绑架政府势必会产生潜在的道德风险。赚钱是金融界的，出了问题是政府负责，我们今天看到的占领华尔街，它的直接原因就是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不满，要求解决就业，再深层次来看，实际上他们是对美国政府拯救危机的措施不满，对美国经济体制的不满，所以它的本身体制逐步受到挑战。
趋势二：贸易保护主义继续蔓延。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已经发生，还是未来将要发生，中国将都是受保护主义措施的数量影响最大的国家，而这个过程还会继续延续，贸易摩擦可能是今后若干年中值得高度关注的重要项目。
趋势三：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这场危机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整个经济发展和大自然供给资源的不平衡、新兴经济体崛起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以及整个国际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都成为整个世界必须回答的问题，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都已经提出这些话题。从中国来说，跟上这样一个潮流、趋势，是我们需要去回答的问题，而中国的转型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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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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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上常用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方法
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的基本原则与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是一样的，要求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反映不同时期世界经济实际发展情况。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涉及到不同国家数据的汇总综合问题，要求将以本币表示的各国经济总量转换成可比的、可加总的统一货币，其测算过程相对要复杂些，难度也大些。它既要消除两个不同时期之间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又要消除不同国家之间价格差异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具体测算过程中，除了方法问题以外，还要考虑不同国家之间货币转换系数的选择问题。在国际社会，目前还尚未形成统一的、关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方法，它们根据各自分析研究目的、研究范围以及对统计数据的掌握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算，并公布不同的数据结果。国际上常用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方法有按汇率法加权和按PPP法加权的连锁加权法和固定基期法，相应有4种数据结果。
(一)连锁加权法
首先用当年货币转换系数将各国以本币表示的现价GDP转换成统一货币，然后以此为权数，对各国经济实际增长率进行加权平均计算而得。用公式表示如下： 文章内容：
从公式(1)中可以看出，连锁加权法以当年权数为基础，实质上是帕氏指数公式。世界经济增长率是各国当年经济实际增长率、当年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和当年货币转换系数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比较精确地衡量各国经济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变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从而也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现实变化趋势。该方法的主要问题是，由于采用当年权数，测算结果受各国价格变动和货币转换系数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当某一国家出现高通货膨胀或者汇率大幅震荡等异常情况时，其权数即GDP占世界的比重也相应呈现陡增或陡减，这样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变化。此外，当前世界各国在经济增长方式、技术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很大，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所代表的经济实质、内涵和质量是十分不同的。对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来说，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很快，2006年分别达到10.7％和9.2％，其增速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4倍。在高增长背后，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相对落后，经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并且能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经济每增长1％所包含的内涵和质量与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不能相提并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每年保持5％以上的增速是必要的，但对于已处于经济成熟期的发达国家来说，其潜在增长率则在3％左右，超过这一限度可能会引发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不良后果。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规模不断扩大，连锁加权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高估世界经济实际增长率。如何正确反映由不同经济增长质量和不同经济技术结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长期以来是统计汇总、合成方法上的一大难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要采用按汇率法和PPPs法加权的连锁加权法，来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在其每年两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公布相应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采用该方法来测算OECD的综合经济增长率。
(二)固定基期法
首先用固定年份(如2000年)的货币转换系数把各国以本币表示的不变价(如2000年价格)GDP总量转换成统一货币，综合汇总成不变价的世界GDP总量，然后比较两个相邻年份的不变价世界GDP总量，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传统的国家GDP增长率测算方法。用公式表示如下：
从公式(3)可以看出，固定基期法是以不变价格为基础，实质上是拉氏指数公式。它用不变价格消除世界GDP总量在不同时期之间价格变动因素，用不变货币转换系数消除不同国家之间价格差异因素，反映以统一货币单位表示的不变价世界经济总量的实际增长速度。它要求不变价格和不变货币转换系数每5年更新一次，而且作为基准年份的价格和货币转换系数变化要相对稳定。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测算结果对基准年的选择比较敏感。在实际中，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商品价格在短期内变化迅速，如电子信息技术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产品更新换代周期短，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动荡不稳，汇率价格短期频频变动，应用传统的不变价格和不变转换率方法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不能及时反映经济发展现状。基准期离报告期越远，其测算结果与实际现状的偏差就越大。一般来说，价格下降的商品或服务，其报告期的实际权数大于基准期，固定基期法测算的结果会低估实际增长率，亦即所谓的拉氏公式权下偏问题。
世界银行主要采用按汇率法
和PPPSi法加权的固定基期法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并且在其每年的《全球经济发展》和数据库中公布相应的数据。
二、关于汇率法和PPP法两种权数的选择问题
无论是连锁加权法，还是固定基期法，测算世界经济增长率都会遇到以不同货币转换系数为基础的权数选择问题。不同权数对世界经济增长率有着直接的影响。分析研究表明，不同国家汇率与PPPs的偏差程度是不同的。通常，发达国家汇率和PPPs之间的偏差较小，而发展中国家的偏差则较大。因此，在测算发达国家综合经济增长率时，选择汇率法加权，测算过程相对简单、便捷，结果也基本能反映实际增长速度。但是，在测算由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结构十分迥异、通胀率高低不一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时，以汇率法来加权，结果的稳定性较差。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或者因经济调整的需要，货币出现持续大幅度贬值时，以汇率转换的相对权重就会变小，世界经济增长率可能被低估，不能真实反映各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比如，在2002年～2005，年期间，美元兑欧元平均汇率从1.06，降到0.803，贬值了24％，同期美国经济呈现繁荣景象，经济增长加速。如果按汇率法加权，意味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下降，经济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能全部反映出来，世界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也因此被低估了。同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经济转型、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等因素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实行更加灵活、更富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汇率频频调整，持续贬值。以汇率法加权，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世界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加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以汇率法加权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受汇率短期变动的影响，它没有完成剔除不同国家之间价格差异因素，不能客观反映世界经济实际发展。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PPPs反映各国之间商品和服务综合价格的比例关系，以此作为货币转换因子汇总世界GDP总量，剔除了各国之间价格差异因素，能更真实地反映世界经济实际规模和发展变化。在测算由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类型差别较大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时，采用PPPs法加权要比汇率法更适合。而且，PPPs受短期变化因素影响小，稳定性较强。该方法的主要问题在于，由于各国之间服务项目、建筑产品和政府消费等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是不可比的，难以进行准确估价、对比。这既是测算PPPs过程中无法协调的难题，也是影响PPPs数据准确的主要原因。从实际情况看，发展中国家的PPPs数据结果普遍上偏，其经济规模在世界中的比重上升，世界经济增长率因此会被高估。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广泛、深入，各国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范围扩大，各国之间商品和服务项目的可比性增强，相信目前在PPPs实际测算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在不远的将来会迎刃而解，数据准确性也必将越来越高。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国际社会对于在GDP国际比较和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中汇率法和PPPs法两者孰优孰劣的认识更全面、深入，在选择上也更趋客观、理性。它们有着各自无法替代的用途，相互补充，应根据研究目的、研究对象范围的需要进行合理选择。通常，在研究反映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的经常项目占GDP比重、分析市场有效需求这些与汇率有着十分密切联系等问题时，应选择汇率法加权来测算世界经济总量或增长率，可以确切地反映各国实际支付能力和出口商实际收益情况；在比较各国劳动生产率、分析市场潜在需求变化时，选择PPPs法作为权数可能更合适些，可能更真实地反映各国实际经济规模和购买能力。基于这一考虑，目前IMF和世界银行同时公布两种货币转换系数的各国经济总量和两种权数的全球经济增长率数据，以供用户作适宜的选择和应用。尽管如此，它们在实际应用时仍有一定倾向性。IMF、OECD以及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主要采用以PPPs法加权的世界(或本组织)经济增长率，而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等则主要采用以汇率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有的分析预测机构应用两种货币转换系数混合加权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
综上所述，国际上常用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测算方法有以汇率法和PPPs加权的连锁加权法和固定基期法，分别有4种不同测算结果。从数学意义上，每一种方法各有优劣，包含着独特的经济含义，在实际应用中均有各自的局限。作为经济分析研究者，应清楚地了解每一种方法的内涵、结果特征，根据研究对象范围和研究目的，选择适宜的方法，使用恰当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便于更好地分析研究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相关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避免研究结论被不同方法测算的数据所误导。
三、不同方法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之间实际差异分析
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公布的4种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分析、对比，可以发现，它们在描述世界经济发展变化时，在表现趋势上有共同之处，但在具体数值上有差异，数据结果对方法的选择较为敏感。
(一)按不同方法测算的4种世界经济增长率，所反映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呈现出相同的经济增长周期和变化拐点。
(二)按PPPs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要高于汇率法加权的结果，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IMF公布的资料显示，1980～2005年期间，按PPPs法加权，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5％；按汇率法加权，平均增长2.8％。两者相差0.71个百分点，其中，1980～1990年相差0.26个百分点，2001～2005年差幅扩大到1.2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显示，PPPs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要比汇率法加权高出0.43个百分点。其中，1980～1990年高出0.2个百分点，2001～2005年则高出0.97个百分点。
按不同方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存在偏差的主要原因是，用PPPs和汇率转换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表现出不同的比重变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内部实行经济转型、扩大对外开放，外部受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冲击，有的经历了高通胀，有的遭遇了金融危机，在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汇率普遍贬值。据IMF统计，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人民币、印度卢比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贬值了80％以上，巴西雷亚尔和俄罗斯卢布贬值幅度则更大，汇率与PPPs之间偏离程度越来越大。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速为4.4％，
而发达国家仅为2.7％。但是，按汇率法估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却从1980年的30.8％，下降到2005年的23.4％；而发达国家经济占世界份额则从69.1％，提高到76.6％。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地位呈现不一致、甚至相反方向的变化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按汇率法加权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存在低估问题。
如果按PPP法测算，发展中国家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从1980年的39.3％，提升至2005年的47.7％；而发达国家则从60.7％，降低到52.3％。因此，加权结果，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
(三)按连锁加权法和固定基期法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也有所差异，但其差异程度因权数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以PPPs法加权，按连锁加权法测算的1980～200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要比固定基期法高出0.144个百分点。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占世界比重上升，在增长率和权数呈相同变化方向时，派氏公式存在权上偏、而拉氏公式存在权下偏，连锁加权法的结果要高于固定基期法的结果。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两者差距拉大。
如果以汇率法加权，按连锁加权法测算的1980～200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则要比固定基期法低0.138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而占世界的比重却降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慢、而占世界的比重却上升。在增长率与权数变动方向出现相反的情况下，派氏公式为权下偏，而拉低公式则为权上偏，固定基期法的测算结果要高于连锁加权法的结果。
四、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研究，我们主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按连锁加权法测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来分析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与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比较。
自1980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逐渐扩大，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在世界的地位明显上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现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1980～200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相当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2.9％)的3.4倍。根据IMF公布的资料显示，按汇率法估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2.6％上升到5.0％，居世界位次从第7位提升到的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按PPP法估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3.5％上升到15.4％，居世界位次从第8位提升到第2位，仅次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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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显露出世界经济在整体上存在着诸多严重失衡，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失衡，消费与投资结构失衡，国际贸易中的进口与出口结构失衡等。这些失衡问题不仅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而且还将阻碍今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1]。目前金融危机周期还没走完，世界经济发展步入缓慢复苏上升期。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有望达到4%以上[2]。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国际经济环境的当下低迷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的良好预期，促使世界各国纷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制高点，以有效掌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以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健康的发展作为我国经济政策关注的重要目标，完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过渡。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核心主线。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将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作为核心关键词，这表明中国将由“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将由“中国出口”转向“中国购买”。这对于世界而言，是最大的福音、也是最大的中国机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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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周期中世界经济管理的变革
经济周期又可以称为商业周期，主要是指在整个世界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扩张、收缩相互交替、循环的一种周期性现象。从微观角度分析某个国家的经济周期主要是指该国家的总体收入、总体支出以及总体就业情况的循环往复。一般包括四个环节：经济扩张、经济发展巅峰、经济衰退以及经济发展跌入谷底，如图1所示。从经济周期的视角看这是一个市场变化动荡起伏的过程（袁健，2012）。
在新经济周期世界经济管理变革中，为了更好地顺应时展的需求，经济管理发生了重大变革。第一，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共同协调管理市场的作用加强。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始以更强的力度干预金融资本市场，与此同时也开始注重加强和世界其它国家的政府联合应对经济危机，以加强合作协同性。如召开20国集团会议、成立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这些作为协调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以有效控制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孙晓娟，2012）。第二，预期经济管理系统更加严密、更加具有实用价值。在总结以往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基础上，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更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遵照经济周期的规律，构建了预期经济管理平台，突出政府和市场中各经济主体的管理分工和协调。加强对重要的微观因素的预警管理，加大对难以预测的非周期性因素进行深入理性分析，建立了应对非周期性经济波动的政府反应模型，从而大大增强了政府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能力。第三，跨国公司开始发挥超越国界限制的管理作用，成为世界经济管理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
我国第一次经济周期发生变动是在1977-1981年期间，历时5年，其中经济增长率呈现扩张上升时间为2年，经济增长率呈现周期性回落时间为3年，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8.1%，这个经济波动周期适逢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整体经济保持中位运行，经济平稳发展，波动较缓和（陈思，2012）。第二个经济周期在1982-1986年期间，历时5年，其中经济增长率呈现扩张上升时间为3年，经济增长率呈现周期性回落时间为2年，经济高位运行，经济发展顶峰较高，经济发展谷底较浅，经济整体波动不大。第三个经济周期在1987-1990年期间，历时4年，其中经济增长率呈现扩张上升时间为1年，经济增长率呈现周期性回落时间为3年，经济波动幅度很大，经济增长质量很低。第四个经济周期在1991-1999年期间，历时9年，其中经济增长率呈现扩张上升时间为2年，经济增长率呈现周期性回落时间为7年，经济平均增长率较高，经济扩张能力较强，整体经济运行平稳（郑新立，2010）。第五个经济周期在2000-2008年期间，这次经济周期至今还未结束，但从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经济综合增长率较高、经济运行很稳定。如表1所示。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点分析
（一）我国经济波动周期时间延长、波动系数降低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平均时间为4.6年，呈现周期性经济上升时间约为2年，周期性经济回落时间约为2.6年，上升时间略短于回落时间，具有明显的短暂回落的形态，说明我国经济持续性、稳定性较差。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出现的两次经济周期持续时间增长，并且最末一次的经济周期仍旧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经济周期的波动系数大幅度降低。这表明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而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但是直接干预经济的影响能力变弱。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强，要求经济管理方式进行相应的变革。
（二）我国经济周期变化和世界经济周期变化关联性增强
1977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逐渐增长的趋势，此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第一次经济危机中，但是当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呈现平稳的增长发展趋势时，我国的经济却呈现出大起大落的发展特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周期变化逐渐和实际经济发展周期的关联性增强，很明显的一点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此次危机降低了全球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同样也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变化，直至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回落到第四个经济周期中的谷底数值。从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势看，我国将会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如最近美国的金融危机直接导致我国的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11.4%下降到8.4%。
我国经济管理抉择的思考
如果根据波峰年的经济增长率计算，我国从1978年以后经历了三个经济周期，从2008年开始进入第四个经济周期。这个经济周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和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密切相关，这说明我国经济管理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联系越来越紧密。而现阶段世界经济处于第五次下降时期，这个时期预计到2035年结束，随之在新技术革命的诱导下进入第六次上升时期，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也将迎来我国经济管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我国经济管理作为世界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周期中的世界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引起的经济管理变革，必将对我国的经济管理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世界经济管理结构的变革对我国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在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必须转变经济管理方式，重新构建我国经济管理体系。
（一）重新构建政府经济管理体系
政府进行宏观的经济管理的主要作用不是取代中观行业管理、更不是对市场上各个企业“无微不至”的管理，而是对行业和企业的宏观管理。所谓的宏观管理和传统的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管理有所不同，而是在全球经济环境中统观经济社会大景象，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制定出明确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在经济管理过程中，从国家利益出发，努力在国际重大的经济问题中赢得合理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增强国家应对突发的国际经济管理事件、严重自然灾害的能力以及对反经济周期的风险管理能力；进而在主动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中提升全球性的经济管理效率、与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相协调。
（二）提高中观行业管理协调能力
中观行业进行经济管理的基础是市场中的大型企业，主要是一些重要的行业协会。而要想让行业协会演变成真正的行业协会，必须找到独属于自己的行业协会职能。要尽最大限度发挥我国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功能，改善中介组织参与经济管理比较弱的情况，完善产业的动态调控管理机制，提高中观行业对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导入功能以及对金融行业的综合监督管理作用。挖掘出全球化经济环境下中观行业的跨行业经济协调管理功能。
（三）重视维护国家利益
要从我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站在国土安全的角度上思考如何加强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审查、管理。同时，要积极鼓励我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巧妙运用东道国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指导我国企业在跨国界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护企业的合作权益，取得东道国国家的认可与支持。革新传统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促使企业加强对社会责任以及公共利益的管理，并使之和企业的社会性、社会责任管理相符合。此外，还用重视保护激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创造力和活力，使国营大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步发展，形成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四）增强网络防范与安全规制管理
目前，世界各个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网络规范与安全规制管理。在我国一些企业的网络安全意识很弱，且防火墙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防范管理能力很差，在网络管理的综合系统配置和系统相矛盾的问题比较严重。例如网络技术和网络管理未充分融合，且技术方面的软件、硬件使用不配套，网络管理综合性较强，缺乏条理性等各种问题；与网络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现有网络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都不完善，这就很容易被一些掌握先进技术的违法分子钻空子，利用非法手段窃取商业机密、破坏企业网络、或者盗取网络银行密码等。鉴于这种现状企业必须：第一，根据我国经济和国际网络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设立公共组织结构和政府经济管理相结合的机构，在技术方面进行深度防护，形成网络运营商、网站、主营机构以及网络用户之间联合防护管理的协调制度。第二，提高社会中各企业的网络安全意识，构建完善的网络技术与网络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有效监管。第三，从国家经济管理的层面思考，根据网络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分级管理相关企业对网络的依赖强度、受到网络安全的威胁等。利用掌握用户成分情况、网络安全事故控制情况、网络风险管控、以及控制威胁对象等，构建统一协调的安全网络管理体系。第四，按照网路技术和网络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构建网络安全防范管理机制，让网络常规保护和国家的应急保障体系有机结合。实际上我国的网络经济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不断加强网络经济管理的历史，要想彻底解决我国网络安全问题，必须建立健全从社会公众、政府组织机构到政府各个层级的动态网络安全管理体系。第五，加大力度管理网络技术人才，进行网络人才系统化管理，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的网络安全管理。同时还有善于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构建和谐的网络家园。
总而言之，在未来国际互联网盛行的时代，各个国家的经济管理必然会凸显出网络特点。进行经济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益，但是和企业管理效率的好坏取决于企业管理模式相同，国家进行经济管理效益的好坏同样也取决于其经济管理模式及管理行为。在新经济周期中世界经济管理效益的变化是促使各个国家经济管理变革的重要依据，我国只有顺应世界经济管理的变化，同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转变经济管理方式与理念，重新构建政府经济管理体系，提高中观行业管理协调能力，以及增强网络防范与安全规制管理，才能和跨行业的国际经济管理相适应，进而获得良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袁健，郑英隆.新经济周期中世界管理变革与我国管理选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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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在客观上要求打破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家或地区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或可以实现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终将增加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使各国受益。各国在当代经济交往中,一直在追求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三、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2.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并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全球化和区域化都从不同领域和范围推动了上一世纪已经兴起的科技革命进程、全球范围的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和区域安排内的科技开发分工。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中已成为关键。二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安排实现了高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的扩散和转移。三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主的新技术将逐步与传统工农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周期。
3.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各国、各地区间经济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状况使全球化的进程只能是次优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区域化方式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体制内的最优安排,但由于它严格的排它特征,使之与非成员之间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但从总体上和发展进程上,经济区域化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而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已有的区域化实践已经证明,区域化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扩大了成员间的贸易,其进一步的结果是随着相互间市场的开放,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和最优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增加对区域外产品和生产的需求,到这时,区域内经济就需要跨越区域界限与区域外经济交流,或者是扩大区域化的范围以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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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利用外资力度仍是非常必要的，解决好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数量仍是我们应面对的艰巨任务。
保持利用外资稳定增长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采取激励措施，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外资企业创造了我国35%的工业产值，解决了3000万劳动力就业，我国税收贡献的20%以上是外资企业所提供，外资企业已深度融入了我国经济发展，这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也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支点。因此，保持利用外资的稳定增长，有利于巩固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树立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良好国际形象。在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方面，关键要解决好认识问题，尤其涉及到对服务业开放的认识以及对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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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G7会议的美、德、英等国财长还将油价高企归咎于国际石油市场的投机活动。确实，石 油期货及相关投资成为今年最热门的市场，对冲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从中获利颇丰 ，一些大投资银行也纷纷增加在原油期货上的筹码，从而推高油价10至15美元。
尽管某些不稳定因素可能消除，使国际油价降低，但是从中长期看国际油价必将呈走高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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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同样是有快速增长、快速下降的周期，中国也是，而且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影响。有这样一个说法，经济增长周期可看作心跳的心脉，现在全球经济进入缓慢的增长期。有人只看到经济中工业增长的情况，但这不是整个经济的反应，虽说工业领域对整个经济增长产生最主要的影响。工业生产的情况可能反映经济发展趋势，尤其是经济发展下坡的时候，工业经济发展缓慢的话，全球的经济也会缓慢下来，它可能下滑的比整个GDP下滑的更快。可能有一些人认为，在中国的环境里面不受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比全球增长率要快得多，但要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可以看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虽说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为主的，但还是受到世界经济环境的因素的影响。2004年年初，我对中国经济做了一个2004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当时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会增长10％。原因是全世界的经济都在增长，所以中国经济在世界大的经济环境里，经济的增长速度很难能够慢下来，结果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依旧很快。预计，2005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增长会非常强劲，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会高于一些决策者看到的增长速度。下半年经济增长会受到全球的影响，或者政府会采取宏观经济控制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会相对减慢。
投资危机依然存在
现在中国的投资很多，但是没有足够的消费来支持。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投资和消费比例的失调问题，经济的增长过多依靠的是投资来拉动。长期如此下去，恐怕会造成经济结构的恶化、经济结构的失常。
全球的经济环境是逐渐增长而且速度缓慢。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存在反弹现象，而中国经济保持迅速发展的态势。但是我们面临一个变化，原来世界经济增长给中国一个外界的需求增长和一些直接的投资的环境，现在这个大环境中，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正在缓慢下来，尤其是亚洲国家，包括中国。亚洲很多国家是以出口为主的经济体，而且这些国家非常依赖美国的经济增长，依赖美国的直接投资。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大部分因为有大量的投资，但是，这些投资缺乏消费者的消费来支持这么大的投资，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这是值得中国经济投资热警惕的现象。
中国企业会有行业投资的压力。中国企业外界的竞争的压力是什么？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企业不受世界竞争环境或者是世界企业的竞争环境压力。现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制造行业就业量都在下降，但是中国制造业正快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益和生产率的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很大的因素是因为投资比较高。分析这些投资是否有足够的回报，是否有足够的利润，得到的结果是，现在中国的这些行业在世界已经很拥挤的领域里正在大量增加生产能力，这对中国企业将来的利润或者是效益将带来很大的风险。这里有个企业生产率比较的例子，可以说明问题。世界的劳动生产率从1995年到2002年平均增长是1.8％。亚洲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3％，中国是6％。但是在工业领域里，中国的劳动生产增长率是17％。按照年度的增长率来看，每5年中国的生产率会更翻倍地增长。分行业统计，电子、通讯行业生产率，年度增长24％，运输设备年度增长19％，纺织是12％，服装业是8％。这个反映中国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在大大提高，而且这些领域是在全世界上处于供大于求的领域，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还不断的往这些全世界已经饱和的行业保持较高的投入，其结果可想而知。
比较美国和中国在不同行业的就业增长或减少会发现，从1995年到2002年，中国就业下降了450万人，美国就业降了200万人。中国在电子行业和服装行业的就业是上升的，而美国这两个行业的就业是下降的。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就业是增加的，投资也是增加的，结果是提高了生产率。在经济环境快速增长的环境中，中国的利率较低，贷款也比较容易拿到手，而且生产力资源相当丰富等，这样的优越环境对企业的发展的影响可能被人忽略。但是经济增长缓慢的时候，如果企业资金会变得紧张，竞争者会低价甩卖产品，这样导致企业产品的利润会降下来，也会导致其它竞争者的利润也会降下来，从而影响其它行业的发展。
环境改变使竞争加剧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低物价容易得到贷款的环境会逐步地恶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国在宏观调控上政策的一些不足，造成了经济过热的增长。特别是某些部门的过热，也造成了银行盲目放贷款，最终导致我国经济在某些领域的投资不平衡的局面的产生。这些问题从短期来看可能都有它有利的方面，特别是对企业来说有有利的方面，但是长期来讲这样的局面必然会逐步消失，这样会给我国企业下一步走出去，带来更多的挑战。
中国的企业去世界市场竞争的时候要谨慎。中国企业的生产率、生产效益，甚至在企业文化方面，还是比不上一些发达国家。现在有一些人认为，信息产业和通信产业的情况会代表一个竞争性的环境。但是生产高科技产品的能力，如通信设备和信息设备，不代表某一个国家经济方面的优越性。比较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新兴的国家，比较它们信息产业和通信产业GDP的百分值，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一个企业的优势不在于生产信息产业和通信产品的优势，而是使用这些信息产业和产品的能力。企业要能够利用信息产业的产品为自己带来实惠，但是，这些利用这些资源的实用基础需要一个大环境和企业本身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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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2-0033-03
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3个时代，即薪柴时代、煤炭时代和石油时代。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能源的消耗逐年增加，石油作为当今世界的主导能源，一直在世界能源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可以说，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石油为主导的世界能源经济的格局不会改变。
一、石油的主导趋势越来越明显
煤炭时代向石油时代转变起因于石油在工业生产中的大规模使用。一战以前，石油主要被用于照明。在一战中，石油的战略价值已初步显现出来，由于石油燃烧效能高、轻便，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世纪20年代，由于石油成为内燃机的动力，石油需求和贸易迅速扩大。到30年代末，美、苏成为主要的石油出口国，石油国际贸易开始在全球能源贸易中占据显要位置，推动了能源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并动摇了煤炭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二战期间，石油的地位举足轻重。美国在二战期间成为盟国的主要能源供应者。二战后，美国一度掌握世界原油产量的2/3。人类正式进入石油时代是在1967年。这一年，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达到40.4％，而煤炭所占比例下降到38.8％。
美国石油产量很大，但其消费量同样巨大。1948年以后，美国开始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这标志着世界能源中心从美国转移到了中东。石油主导的世界能源新时代开始了。
近年来，由于新型工业国家对能源的消费需求快速增加，以及世界经济整体繁荣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国际石油市场由产油国主导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我国的能源消费增长对世界能源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从之前的15%左右一下跃升到40%以上，且近两年这一比例都在50%以上。
二、产油国和用油国博弈主导油价走势
当今的世界格局主要有3个特点：第一，大国主导的世界统一市场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再一次出现。第二，美
国是大国当中实力和“权力”最大的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挑战美国的地位。第三，个别国家在特定的领域拥有优势，如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中东国家的石油资源，中国的人口规模等等。因此，在既定的世界格局下，由于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和国家之间所拥有的不同领域的“权力”的差异，仍然会出现次格局状态。世界能源格局就是基于世界格局3个特点产生的次格局状态，能源大国从综合实力上来讲是小国，但在能源领域却是拥有“权力”的大国。并且由于石油的可耗竭特征，产油国的权力越来越大，与那些净进口石油的大国形成了“权力”的对峙和均衡状态。
石油是世界能源问题的核心，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美国所寻求的开放、非歧视性的货币和贸易体系，依赖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而这些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必然也依赖于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从中东进口石油。从物质含义上讲，石油处于美国霸权再分配体系的中心位置。美国的影响建立在3种主要的利益机制上，而其盟国正是通过这些以美国为中心的机制来获得收益，并服从美国的领导。这3种主要的利益机制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开放的市场和保持石油价格的稳定。
作为一个终端供应商，一般情况下欧佩克的作用就像企业联合组织，通过保持充裕的石油产量来影响石油的价格。近年来，它的方针已经变成了在平衡市场的同时允许石油消费国保持适当水平的原油存货。非欧佩克成员国的储量和剩余生产能力相对有限，一般只能充当价格的被动接受者。由于世界经济对石油的严重依赖，在石油利益的分配格局当中，石油需求国家往往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地位，但以美国为代表的石油需求国家同时又是强大的军事、经济集团，它们在与石油生产国的博弈中往往又处于优势地位。虽然在短期内石油价格和产量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两大集团各有所需并且势均力敌，石油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就表明在两大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比较“均衡”，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达到了暂时的稳定。我们通过观察19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油价的波动发现，油价在大多数年份比较平稳，比较显著的波动分别发生在1861～1891年和1970～1986年， 1999年以后的油价也呈现较大的上涨趋势。西得克萨斯研究集团提供的1869～2007年油价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869年开始，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美国原油平均价格为每桶19.59美元，而世界原油平均价格为每桶19.91美元。其中有一半时间，美国和世界原油价格低于15.17美元/桶的中值。我们也发现，在欧佩克成立之前，石油价格大多数年份处于价格中值以下，表明石油需求国家在利益分配中占有优势。在欧佩克成立之后，石油价格大多数年份处于价格中值以上，表明石油生产国家在利益分配中占有优势。可见，石油价格波动的长期趋势实际上反应了世界能源格局中两大权力的消长。
三、油价将长期保持上涨趋势
1861年以来，石油市场一共出现过5次油价长周期波动，它们存在以下特征。第一，在高油价阶段，油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在低油价阶段，油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小。第二，各个油价波动长周期的时间大致相等，周期平均长度约28年，最短的长周期约25年，每个长周期的高油价阶段和低油价阶段均在10年以上。第三，前4个长周期的高油价/低油价比值逐年缩小。其原因在于，在早期即第一个油价波动长周期里，世界石油工业以美国为主，由于技术原因，已开发油田的产量迅速衰竭，新油田的发现和开发与老油田衰竭不同步，加上需求迅速增长，使得美国早期油价波动幅度较大。从第一个长周期至第4个长周期的90多年时间里，石油勘探和开发在世界各地扩展开来，先是俄罗斯、印尼，其后是中南美洲，直至20世纪30～40年代中东石油的大开发。石油开发领域的不断扩展使石油供应逐渐充足和稳定，石油供给的增长超过经济发展带来的石油需求的增长，实际油价整体上呈下降走势。
当前，世界能源市场正处在新一轮的油价波动周期中，世界能源格局处于重要转折关口，自2001年以来，国际油价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从世界范围来看，能源领域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变动，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分别建立了石油交易所，并改变或者正在准备改变石油贸易结算货币。伊朗早在1999年就开始宣称准备采用石油欧元（Petroeuro）计价机制。2006年3月，伊朗建立了以欧元作为交易和定价货币的石油交易所。伊朗还向俄罗斯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欧佩克的天然气联盟。在查韦斯的领导下，委内瑞拉用石油和12个拉美国家（包括古巴）建立了易货贸易机制。俄罗斯建立独立的石油交易所正在被提上议事日程。目前，俄罗斯在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市场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所占份额分别达15.2%和25.8％。俄罗斯很可能首先推动独联体各国之间的石油天然气贸易以卢布结算。并把卢布结算扩展到与亚洲和欧洲的石油贸易。之后，争取伊朗、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墨西哥等产油国组成以卢布作为结算货币的石油联盟。石油贸易是俄罗斯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引擎，如果贸易的标价权始终掌握在美国手里，俄罗斯将受到很大的制约。苏联的就与国际油价持续下跌而导致的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有直接关系。
总之，世界能源格局正处于异常深刻的变革当中，两大国家集团的力量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国际油价必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呈现高位震荡态势，以石油为主导的世界能源经济的格局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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