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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债务危机现状
欧洲债务危机始于希腊,随后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也相继出现债务问题,并被开始称为“笨猪五国”。希腊债务危机发生之后,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意识到其严重性,均采取观望政策,以德国为首的欧洲错失了救助的最佳机会,直到2010年5月6日,美国道琼斯当天大跌近千点,才惊醒了沉睡中的人们,欧洲债务危机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次日,欧元区财政部长和IMF了决定救助希腊的决策,提供希腊1 100亿欧元贷款,后果还未可知。
自从欧债危机爆发以后,市场反映波澜壮阔,欧元大幅贬值、全球股市走弱、当事国国债CDS飙升、大宗商品暴跌。而最近一段时间,在各方“救火”以及当事国出台“整改”措施之后,欧元开始小幅反弹,CDS基本稳定,大宗商品重新进入上升通道。平心而论,欧洲五国未来五年到期债务在1.1万亿欧元左右,而欧盟和IMF联合推出的总额7 500亿欧元救助资金加上各当事国自筹资金,完全有能力一解燃眉之急,这也是欧债危机重归平静的基础。
然而,欧债危机是否结束,现在判断为时尚早,但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能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
二、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
1.欧洲债务危机可以看成是金融危机的延伸。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的时候,政府应该反经济周期操作,即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经济走出衰退。政府一方面要增加财政支出,另一方面要向市场投入大量的货币,从而加深了政府的负债。当政府债务达到一定程度时,国际投机金融机构的做空行为,加速了人们对该国偿债能力的质疑,尤其是穆迪和标普对这些国家的降级行为,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
2.债务国家本身的经济状况欠佳。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前,并没有达到欧元区的标准:第一,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第二,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为达到标准,希腊请美国投行高盛进行设计,从账面上达到了欧元区的标准,但隐藏了10亿欧元的债务。高盛对希腊的经济本身就知根知底,做空行为也是意料之中。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随后被降级,希腊债务危机演变成欧洲债务危机。
表1 2009年部分欧洲国家政府财政状况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省略/home/)。
(二)对中国的警示
近期很多专家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因为中国外汇储备里欧元所占比重不大,其影响主要是来自对欧洲的贸易方面。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是较为短视。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道琼斯指数从最高11 258点高处下跌至今,可以反映出,人们对欧洲是否能够走出债务危机是较为悲观的,而A股的连续下挫也说明大家对后期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笔者认为,希腊债务危机已经通过“蝴蝶效应”有效放大了,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会出现“滞胀”现象。对中国的警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地方债务过多。欧洲债务危机首先体现的就是政府债务太多,资不抵债,最终可能出现违约情况。2008年金融危机时,为了应对困境,中国打开了地方融资的门槛。然而地方融资容易,监管很难。截至2009年底,在有统计的31个省、市和自治区中,只有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山西、河南、贵州、宁夏的平台贷款债务率(平台债务合计/本省GDP)低于60%,有10个省市甚至超过了100%(《10省市贷款债务率超100% 地方融资监管意见难产》,中国新闻网,2010年4月6日)。欧洲债务的发生,也加深了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忧,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好后续监管问题,地方债务可能会进一步加深。
欧洲债务危机告诉我们,赤字财政政策的实施必须把握好相应的度。虽然赤字财政是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经济所共同使用的经济政策,但要注意量的积累所引起的质的转变,特别是在国际经济环境动荡不定的大背景下,财政赤字的持续攀升必须引起警惕。
2.货币政策。欧洲债务危机的发生,也是金融危机的延伸。各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泡沫,泡沫一破,就出现经济危机。2008年以来,中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提出了“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同时,货币投放巨大。2009年的货币投放量是2008年的近2倍。其直接结果是:房地产价格翻了1倍,上证指数从1 664点一路上涨到3 478点。随后,各种物价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通胀压力加大。现在正好站在十字街头,货币政币外松内紧,经济形势更为复杂。
欧洲债务危机告诉我们,扩张的货币政府,可能在短时间内可以刺激人们消费,从而提升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通胀压力,形成一定的泡沫,当我们为泡沫而惊醒之时,也许就是灾难来临之时,之后一系列问题就将暴发。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1.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加强金融监管。地方政府是有融资冲动的需求,因为融资,可以扩大投资,加速当地的经济发展,提升政绩水平,而且还可以增加相应的收入。如湖北省就有一个10万亿投资计划,按其GDP水平,是无法达到的,只有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增加政府债务才能做到。如果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有这样的冲动,最后会导致经济严重过热,通胀压力巨大,同时,地方债务水平严重超标,债务危机也就产生了。所以现在急需要做到的是要遏制地方政府融资冲动,加强金融监管。为此,国务院6月10日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地方各级政府不得以财政性收入、行政事业等单位的国有资产或其他任何直接、间接形式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提供担保。这只是第一步具体措施,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从两个规则进行把握。第一,设置地方融资标准。地方政府主要是通过债券和银行进行融资,为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可以设置融资标准,只有达到相应标准,才允许其发行债券或向银行贷款。第二,地方债务水平超标要进行处罚。现今,地方债务水平超标的省份较多,如果不加以管理,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进行效仿。因为GDP增长了,自己就可以高升,而财务坏了,自己也不用担责。所以对于地方债务水平超标的,一定要通过相应的途径进行处罚。
2.改革地方政府财政管理制度。第一,明确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加强收入来源的管理,使地方政府知道,自己的收入是多少,举债的数量要与收入相稳合。同时,以立法形式加强对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增强透明度,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加强风险管理。应该及时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进行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切实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防范偿债违约风险。第二,规范地方政府支出管理。为了“保增长”,地方政府会通过加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而不论这些支出是否必需。而作为纳税人的公众,对于这些支出毫不知情。中央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支出管理,对于那些只为增加业绩,而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支出进行限制。而且政府的投入,有时会形成恶性竞争,反而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如前几年的风能发电、钢产等,都由于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产生严重过剩。
3.调整货币政策。中国去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欧洲国家一样,中国也产生了相应的部分泡沫经济,如房产价格上涨将近1倍,股市上涨1倍多。然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现在已走到十字路口。“中国的各种货币政策,目前都保持着弹性和余地,可以做到松紧有度”,这是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近日关于货币政策的最新表态。这说明中央对现在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已经了如指掌:如果继续执行去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会进一步加大资产泡沫,通胀压力增加;如果退出经济刺激政策,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则可能对刚刚出现的微弱的经济复苏不利。所以今年以来,央行一直没有采取过于激烈的货币政策。一直都是使用增加银行准备金率的杠杆作用,而对大家普遍预测的加息则一直隐而未发。
很明显,中央银行不会再持续去年的很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否应退出刺激经济政策,即采取大家认为的加息政策来管理通胀呢?本文认为,现在加息的必要性不大,由于欧债危机到来,欧洲都采取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严格的货币政策,这对中国的出口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而国内,现在房价和股价的效果已经显现,通胀水平正处于波峰,如果采取加息的措施,其延迟效应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三、总结
欧洲债务危机已经过去,然而余波不平,欧洲还将为欧债危机持续埋单。欧债危机本身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主要是从出口影响中国经济。但其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对中国的警示意义。中国虽还没有达到债务危机的时刻,但地方政府债务已经严重超标,需要我们提前预防,以阻止更大风险的到来。
参考文献:
[1]徐建军.欧债危机急性转慢性[EB/OL].新浪财经,2010-06-30.
[2]沈建光.欧洲债务危机:下一个拉美危机[R].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海外市场研究部内部报告,201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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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金融危机,众多国家陷入严重困境。继西方大型金融机构落难之后,风暴矛头直指欧亚小国,货币贬值,股价下跌,银行倒闭等等。从此,一个新的名词开始进入全球视野:国家破产。冰岛金融业“连累”冰岛成为第一个 “国家破产”的代名词。但是,金融海啸并未就此打住。时隔1年,迪拜又现债务危机。从冰岛到迪拜,一再出现的债务危机表明,一国的经济能够迅速从经济复苏的进程之中再次跌入困境。
所谓债务危机,具体是指一国政府失信、不能及时履行对外债务偿付义务的风险。本文通过分析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影响,提出对我国发展的启示。
一、债务危机爆发起因
(一)基本原因――大量对外举债
冰岛由于其地理位置、气候和资源的特殊性等因素,其支柱产业为渔业。几十年来产值一直较为稳定,维持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4%左右。渔业产品出口更是其主要外汇来源。但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靠资源拉动的经济增长过于缓慢,需要大力发展金融业,社会经济资源也开始向扶植金融产业方向倾斜,开始以高利率与低管制的开放金融环境,吸引海外资金。
与此同时,冰岛的银行也效法其他国际投资银行,在国际资金市场大量借入低利短债,投资高获利长期资产,次级按揭资产便是其中一种。冰岛的银行过分借贷,财务杠杆因此达到了惊人的幅度,总外债规模竟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2倍,外债总额高达1000亿欧元,但是冰岛央行的流动资产却只有40亿欧元。央行是一个由政府组建的机构,负责控制国家货币供给、信贷条件,监管金融体系,在各国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央行的过度举债,流动资产比例过小,是债务危机爆发的基本原因。
(二)根本因素――经济发展模式隐含的致命弊端
2005年,冰岛金融业对国内总产值的贡献已经与渔业相等。近两年,冰岛金融业发展迅速,已处于经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渔业等传统实体产业却相对萎缩。官方数据表明,冰岛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3.7亿美元,而其几大主要银行的资产规模却高达1280亿美元。冰岛金融业的过度扩张,以致其虚拟经济规模超过了实体经济,经济结构呈现出倒金字塔形。
此外,冰岛银行业构成了该国股票交易市场的主要部分,其中80%的股份由外国投资者持有。一般来说,虚拟经济中资本脱离实体资本进行独立的增值时,其定价完全基于对未来的预期,波动性较大,因而风险度也高。在经济繁荣期,虚拟资本会成倍增值,但是遇到衰退则可能成倍贬值,甚至会加速经济的衰退。
由于虚拟经济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国际性,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资产都是虚拟资产,其经济命脉就会掌握在全球金融投资者手中,从而变相失去了一部分金融自。此次金融危机,冰岛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后盾,只能以让渡更多金融为代价,寻求IMF等的援助。
(三)导火索――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冰岛的金融行业与国外开展信贷交易,其他行业企业在欧洲掀起的并购热潮也与金融业发展相辅相成。不过,随着全球信贷危机来临,金融危机的全球连锁反应使冰岛为经济异常发展付出代价。冰岛政府面对危机把第三大银行Glitnir收归国有后,又接手了第二大银行Landsbanki。这无疑给各国都上了一课,冰岛政府之前的冒进会给整个国家带来极大的危害。
二、连锁反应――全球感冒
单个较小国家的信用危机,可通过IMF或其他大国的援助渡过难关。而一旦全球普遍存在信用风险,则就意味着全球性惜贷现象再现。
全球著名的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发表报告指出,全球共有6个国家在今年头三个季度里不能按时偿还到期的债务,处于“破产”状态,从而使全球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总数达到了28个。新增加的6个国家是阿根廷、加蓬、印尼等,总共欠债达1330亿美元,几乎要比去年同期的740亿美元翻了一番。此次债务不履行率的报告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之前公布的。
对于整个世界经济又一重创的是迪拜帝国的经济泡沫破灭。这些惨烈的教训无疑带给了我们一些警示意义:从本国国情出发,建立合适的国家发展模式并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三、给中国带来的启示
(一)建立合适的发展模式
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该国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础。要保持经济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必须国家保持警惕,建立合适中国初级阶段国情的发展模式,不可过于冒进,并且要及时地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具体来说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我国在经济改革和建设中处于摸索阶段,应当有选择的借鉴国外成型的经济理论和模式,并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建立本土化的策略,制定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切忌全盘照搬。
2.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经济多元化。通过发展多元化经济使我国在经济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上有比较优势,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控制举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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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中东冲突之后,LDC的贷款超速增长,1970年底,拉丁美洲的借款余额只有290亿美元左右,而到了1978年底,债务就增长到1590亿美元,其中80%是债务。光墨西哥和巴西就借了大约890亿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 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一共借了2000多亿美元,最终形成了一个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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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新上台的希腊政府宣布本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欧盟允许的3%上限,希腊债务问题就此浮出水面。随后,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的信用评级,希腊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并开始蔓延至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相继出现债务问题。虽然2010年5月10日欧盟设立了一项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用于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但还是难以遏制危机的进一步深化。欧债危机继续给欧元区带来巨大的冲击,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经济走势持续低迷。2011年11月10日 欧盟委员会经济预测报告说,欧洲经济增长恐将陷于停滞,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仅为0.5%。业界还普遍认为,2012年欧债危机还将蕴含经济二次探底、信用评级下调、银行业债务危机、欧元区“缩编”乃至解体四大风险。
二、欧洲债务危机起因
(一)过度举债
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长期过度举债导致国家的信用缺失。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欧盟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不应超过GDP的3%和60%,但是欧洲许多国家并没有严格遵守公约规定的条款。2011年,PIIGS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由最低的63.9%(西班牙)到最高的158%(希腊),并仍在增长之中;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同样存在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且债务负担均超过了欧盟规定的标准,其中情况最好的德国政府负债已占GDP的73.2%。正是因为欧洲各国没有很好遵循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同时欧洲国家相互交叉持有债务的现象十分突出,导致了这些国家形成高负债率,政府的信用随之降低,令投资者不能安心的充当债权人的角色。
(二)经济发展失衡
欧元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是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由于欧元区不断扩张,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落后的经济体(比如希腊)的大规模连续加入,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加大。经济结构和金融周期不一致迫使欧洲按发展水平实施“多速欧洲”战略(即允许成员国按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实施核心和国家分步走),这无疑更进一步加大发展的差距,使欧盟国家分为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两级。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并且呈强国愈强,弱国愈弱的恶性发展态势。
(三)体制弊端
欧元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为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其中的关键因素体现在: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步调难以一致。
欧元区内,欧洲央行负责实施整个区域的货币政策,各成员国自主实施财政政策。在这样分离的货币财权体系下,统一的货币使区域内的国家享受到了很多好处,在经济景气阶段,这种安排促进了区域内外的贸易发展,降低了宏观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然而,在经济危机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因地制宜地执行货币政策,进而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而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本国的危机。
(四)政府失职
由于体制上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欧债危机的爆发难以避免,但必须看到只要各相关政府切实履行其职能,定能很好的控制欧洲债务危机。但是在危机爆发初,德国为首的欧盟核心国家采取不作为的态度未施以援手,危机蔓延后才开始策划救援方案,动作迟缓耽误了救助的最佳时机。而出现债务危机的当事国政府则乱开“药方”,单纯的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本国的财政支出,这与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不相协调,远远达不到使本国脱离债务危机的目的。因此,政府失职行为是危机的重要助推因素。
三、欧洲债务危机给中国的启示
(一)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
中国的债务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太大,到2011年9月,我国的国债余额总量约为10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不足25%,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标准。但必须警惕的是,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却要严重得多,同期我国地方债务的总规模大约为10.7万亿,如果加上国债余额,那么中国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就将翻一番,达到约50%,接近警戒线水平。因此,中国在控制债务规模的同时,现阶段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到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上。否则,任由我国隐性债务提升将增加我国的财政风险,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有鉴于此,我们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完善我国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有效的地方财政风险预警机制。根据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状况,实现财政风险管理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其次,强化内部审计部门在防范地方政府风险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内部审计部门作为地方财政资金的综合监督部门具有的信息优势,在地方财政风险的评估、处理和预警上应发挥积极作用。最后,建立比较健全的地方政府融资体系。扩大融资渠道,充分考虑地方政府负债的承受能力,优化政府负债存量,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包袱。
(二)扩内需减少外需依赖
欧洲债务危机使得欧元区的经济状况恶化,欧元区经济的萎靡状况可能带来其外需整体性收缩的影响。2011年12月我国出口1747亿美元,同比增长13.4%,为2011年连续第5个月增速下滑,低于17.4%的历史平均水平。考虑到2012年欧债危机仍然会严重影响欧元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出口增长会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因此,中国政府要坚持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才能弥补出口损失带来的负效应,防止经济增长放缓。
(三)探索区域化货币政策
在欧元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下,欧元区仍秉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造成了欧元体系的失衡,在此情况下,危机爆发时,债务国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应对各项冲击,而最终导致了本国更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鉴于此,我国在货币制度的建设上应该充分考虑到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状况,努力探索更合理的区域化货币政策,从而避免类似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不协调而爆发的债务危机。
(四)亚洲共同货币区的设立条件仍不成熟
长期以来,关于亚洲成立共同货币区乃至“亚元”的呼声高涨,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理论,只有成员国在要素自由流动、经济趋同等情况下,加入共同货币区才能带来各成员国福利的增进,条件不成熟却勉强加入可能得不偿失。欧债危机中希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亚洲各国不管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政治文化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建立亚洲共同货币区的条件尚未成熟。
四、结语
此次从希腊爆发随即几乎蔓延至整个欧洲的债务危机给了世界各国一个警示,不管任何国家,政治经济实力强大与否,都应该高度正视本国的财政运行状况和公共债务管理,建立有效的监督预警机制,扩大对本国的财政披露力度,同时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上注意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建立与统一货币政策制度相配合的财政政策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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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底,三大评级公司先后调低了希腊的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在此之后,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展开好几轮救助,危机反而愈演愈烈,危机又从希腊蔓延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演变成为欧洲债务危机。2011年9月19日,标准普尔将意大利的信用评级由A+下调至A,意大利成为2011年以来第六个被下调评级的欧元区国家,意大利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这意味着欧洲债务危机由边缘国家蔓延至核心国家。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会受到传染效应的影响,而欧盟很多国家又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国,所以我国也不能独善其身。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宏观经济层面,我国在出口方面,由于欧元走弱,外需下降等局面有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过度倚重对欧出口将会给我国经济的长期走势带来不利影响。但是可喜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复苏,以及中国与之日益紧密的贸易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对欧出口份额的减少。但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顺差来源,欧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对欧出口约占出口总量的20%。2010年上半年,我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达到620亿美元,高于全部顺差总额的553亿美元。而对东盟国家的贸易出现逆差73亿美元,对巴西、印度、俄罗斯这金砖三国的总贸易量也为逆差14亿美元。此外,欧洲债务危机也影响了美国、日本的经济,这些国家又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国,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金融层面,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国际热钱又再一次以中国内地作为目标,而香港则成为热钱涌入内地的跳板。在欧元持续疲软,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吸引了国际热钱的眼光。欧洲债务危机使得我国外汇欧元资产贬值。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元大幅贬值,已经使我国外汇资产流失了许多,而这次欧元资产的贬值更使得我国外汇资产受到进一步的挑战。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美元和欧元均疲软的情况下被迫加快。但是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被不合理地加快推进,这将会增加我国金融的系性风险。
第三,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金融层面等方面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另一方面,尚在进行中的欧洲债务危机还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如果危机进一步传染,导致其它国家,特别是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的债务出现问题,那么债务风险的敞口会急剧扩大。虽然欧洲中央银行将提出新的救市计划,但是如果债务缺口越来越大,出现政府债务违约,将使银行以及其它债权人因为蒙受损失而连锁性地违约。而在欧洲经济复苏本来就已步履蹒跚的时候,这风险将会以螺旋式的方式得到相互加强,将会带来两者风险的共同集聚,使得欧洲债务危机波及世界经济,带来极大的挑战。即使救市计划奏效,欧元区也会元气大伤,这复苏会相当缓慢,而这种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也会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但是无论是宏观经济层面还是金融层面,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作用在目前是有限的,可控的。
二、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2011年9月14日,穆迪下调了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的信用评级,这是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银行业的评级首次被调低,标志着危机由国债市场传递到银行间市场,市场出现新的风险点。欧洲银行业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中都出现了流动性衰竭甚至破产倒闭的情况,如何应对和防范流动性风险是危机带给银行业的最大教训,这也警示着我们需要分析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欧洲债务危机通过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金融市场投资者情绪、外汇等方式影响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
第一,贸易方面的影响:很多出口企业从拿到订单到最终收到货物款项,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欧元的大幅贬值大大增加了出口企业的汇兑风险,而这种汇兑风险都可能会转嫁到银行的汇兑风险,这使得银行对于外汇市场的操作更加的频繁,而且企业出口贸易额的减少也降低了银行这方面的经营收入,而且贸易层面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速,这种增速的放缓也提高了银行业经营的风险。
第二,金融方面的影响:由于欧洲债务危机所引起国际“热钱”的涌入,带来资本市场流动性的泛滥,一方面会冲击中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提出的四万亿等一系列救市计划之后,我国银行信贷大大超出了预期规模,这使得银行面临很大的信用风险,而国际热钱的拥入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可能会使得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敞口。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得商业银行外汇操作更加频繁,这也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外汇风险。
第三,资本市场的投资情绪与银行业之间的传导: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受到了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这使得商业银行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将受到贬值的压力,而这贬值可能会通过财务报表显示出利润亏损,这种“长面损失”又可能进一步扭曲了投资者的预期,严重时会发展为“价格下跌一资产减计―提取拨备―恐慌性抛售―资本金折损―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由于银行的资产是以许多金融产品构成,所以这种‘顺周期效应’会通过资本市场的价格变化,进一步影响银行的经营业绩,如果资产组合以市值计价,其资产状态将恶化,银行的经营业绩下降,迫使银行出售更多的金融资产,进一步压低资产价值,这在银行间的风险传递使得银行业面临更大的困境。上述这种风险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体现,而我国商业银行虽然持有的交易类型金融资产不多,但这通过银行间市场和资本市场交易所可能形成的联动效应也是影响我国银行业的重要部分。
三、欧洲债务危机与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启示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是有限的,毕竟我国经济实体层面并未出现大幅度的滑坡,但是这次欧洲债务危机所带来的欧洲银行业的影响值得我国银行业反思,其中我国银行业如何应对外在国家危机所引起的风险管理启示更是值得探讨:
第一,危机状态下的资产配置。在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之中,银行业持有不同的资产配置引致了不同的风险敞口,而危机状态下的资产配置是值得我国银行业警示的,在预计危机来临之前或者在危机发生的开始,银行都应该及时调整其资产配置,比如:国债是最安全的资产,是银行持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国债信用等级被调降或者在国债信用可能出现变化之前,则应及时抛售相关资产,减少风险敞口。法国银行业在这次危机中受伤最重,主要因为其持有风险资产最多。法国各银行持有的希腊债务投资组合规模达569亿美元,几乎是德国银行持有量238亿美元的两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信用评
级未被下调,而法国银行业则被评级机构屡次降级的原因。而在几家法国商业银行被评级下调时,这又可能通过银行间市场影响市场的流动性,所以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危机状态的资产配置管理方法,以及随时监控分析市场的整体流动l生状况,尽早发现市场流动性紧张、融资成本提高等迹象,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第二,完善以资本充足率为基础的风险管理体系:稳定的资金来源是防范流动性风险的重要保证。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提升了风险管控,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大幅提高,不良贷款率、案件风险率大幅下降。但是我国银行业在面临危机时的能力依然需要提高,比如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银行应该及时跟踪其持有金融产品的风险头寸,并建立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制度。银行业要切实改进风险识别模式,从事后风险损失报告转向事前风险信号发掘;加强风险数据积累,科学设定风险预警指标,完善风险计量模型,提升风险识别的准确度;密切关注各类风险的趋势性变化,深入研究单体风险引发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的触发条件和演变路径,提升风险识别的前瞻I生,只有这样,银行业才能建立起以资本充足率为基础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抵御各种外来的国内的危机。
第三,银行业应当完善风险缓释措施:银行业建立其全面的风险监控措施,比如预计欧洲债务危机的发生,但是另一方面更应当将这种风险缓释、通过市场的途径将风险转嫁给市场,以提高风险抵御和损失吸收能力。银行业要定期对信用风险,特别是集中度较高的贷款领域,开展动态压力测试。在此基础上,银行业应当对抵押品价值进行重估,及时要求补充合法足值的抵押担保;对于市场风险,更应当在危机阶段及时调整资产头寸,以避免银行承当不必要的风险头寸,尽管这可能会对银行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为了在危机中不使得银行承担过多的风险,这种风险缓释措施是值得的。
第四,创新型的风险管理方法:我国商业银行的很多金融创新都是简单的产品复制型创新,而金融创新不是国外引入或者简单模仿,而是根据业务需要的产品个性化创新,围绕满足市场需求而创新,以提高附加值而创新。所以这次欧洲债务危机应该引起我国银行业对于外汇产品创新的探索,比如从原来的套汇工具到外汇期货产品和外汇期权产品的综合利用,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特征、外贸收入的现金流周期等实际情况设计产品,确保外贸企业不因欧元人民币汇率原因而导致的过多风险损失。当然这也需要对外汇套期保值做出相应的风险举措,不能因为企业外汇操作而利用外汇市场进行投机,尽量将银行外汇风险转移给市场,而不是承担外汇风险,这又需要对外汇创新型产品的风险控制。
四、欧洲债务危机与我国银行监管的启示
当前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相关国际组织先后研究推出了一些新的监管标准和规定,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我国经济面临复苏难题,又在欧洲债务危机后,我国的银行监管应当结合国情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则,提出了更具体的指标要求,而不能简单的沿用国际标准。但诸如巴塞尔协议式的规定是健全银行业运行机制的一种导向,我国的银行监管应当学习其监管系统,各银行要根据监管政策,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和发展战略,制定具体的落实方案和操作细则,使银行风险管控沿着监管指引的正确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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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救助措施和发展趋势
(一)短期救助措施
在危机爆发之后,希腊政府首先展开了自救行动,公布了一系列的财政紧缩计划。这份计划决定降低公务员的薪水,提高税率,同时开征各种新税项。各种国有企业也在进行着私有化改革。这些财政紧缩行为导致了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政策推行步履艰难,人们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同时欧洲央行不断的以购买国债的方式来填补欧洲各国的政府的赤字,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也在为欧洲提供金融支援。
(二)长期救助措施
为了降低政府负债,欧洲各国正在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养老金支出被削减。同时在全社会推广终身学习制度,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部分老年人重回工作岗位。在这次危机之后,欧洲尝试建立了欧洲稳定机制,由所有成员国共同来建立一个救助基金。同时,欧洲建立了银行业联盟,赋予欧洲央行银行监管权,保证欧元区的利益。
(三)未来发展趋势
尽管欧债危机已经持续了数年,但是目前仍然没有完全结束。许多学者认为欧洲债务危机未来将走向好转,整体危机趋于缓和,市场对欧元区的信心正在重新建立。其他经济体也正在用购买国债的方式帮助欧洲度过债务危机。有学者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总负债额是8000亿欧元左右,目前的7500亿欧元援助已经能够基本解决负债问题。
但是,尽管出现了缓和迹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次危机对于许多国家的财政系统的破坏都非常大,债务危机仍有继续蔓延的风险,世界经济仍然需要提高警惕。
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加强政府债务管理
欧债危机最中国最直观的启示就是政府的债务问题绝对不能轻视。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还比较健康,但是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截止2010年,我国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高达107175亿元,地方债务已经占到了GDP的27%,成为了严重的财政安全隐患。政府在进行财政支出的时候,一定要优先考虑政府的财政能力,同时优化债务结构,建立长期有效的债务危机预警机制和救助预案。
(二)慎重推进福利改革
欧洲政府之所以背负了大量的公共债务,归根结底是国内养老福利支出超出了政府的承受能力,导致政府无力兑现福利政策。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福利保证制度日趋健全,但是福利改革的推进应当量力而行,慎之又慎。我国应当警惕过度消费的行为,慎重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三)有序开展区域经济合作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思考亚元区建立的可能性。目前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差异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建立亚元区,只有尽可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增加亚洲国家的实力,让亚洲国家的区域发展更加均衡,才能具备建立亚元区的基本条件。
四、中国针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应采取的对策
(一)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
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欧元的发展前景不被看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当适当减持欧元的外汇储备,合理的优化我国的资产结构,对外汇资金进行小心的运作,合理配比,实现外汇储备的安全和持续增值。
(二)把握我国对欧并购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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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下半年以来,笔者所在的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资金链出现了断裂,债务诉讼案件的集中暴发,使企业突然停产、并映及关联企业。从这些民营企业陷入债务危机的表现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有的民营企业在原始积累极少的情况下,靠大量的金融信贷支撑快速发展起来,其企业资金本身就十分紧张,过度依赖借贷,一遇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银根趋紧就会产生银行贷款逾期,导致对原材料供应与劳动用工的债务难以偿清,由此陷入债务危机。
2、有的民营企业投资扩张过快,盲目性大,对项目预期缺乏可行性份析,一旦预期目标不能实现,则就产生银行借款逾期,引发担保企业风险和区域金融风险,承担还款连带责任。
3、有的民营企业外向度高,受国际市场影响波动大,加之自身经济实力不够雄厚,金融危机使国际经济处于疲软,到致企业无法生存,出现倒闭。
4、有的民营企业本身亏损严重,产品严重过剩,导致零配件与原材料商失去业务,劳动者失去工作。
二、企业债务重组创新探索的必要性
我们分析一下企业重组的两种主要方法就可以看出创新探索的必要性所在。
第一、由地方政府按处理突发经济活动中的重大事件处置办法,通过协调进行企业重组,遗留问题很难解快。
一旦政府的挽救行动失败,大批债权人、危机企业的工人都可能来找政府解决债务偿还、支付欠薪问题,其他类似企业也可能纷纷效仿要求政府介入,最终可能使债务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
第二、用企业主体自身进行重组的模式进行债务重组,在金融危机袭击的集中暴发期很难进行实质性操作。
1、很难进行用净资产切割的方法进行企业重组。通过此种重组企业虽然可以分担风险,甩掉包袱,但在企业债务诉讼的集中暴发期,是很难征得相关债权方认可的。
2、很难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进行增资吸补。增资吸补的重组方式需要存量资产的注入,哪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处于低迷状态,要吸引新的企业存量资产进行注入或是更多的外来资本作为公司股份投入,这样的合作伙伴是很能寻找的。况且要做到这一点企业自身也必须具有特定的优势。
3、无法操作企业零资产或负资产转让出售。在金融危机下企业陷入债务危机风险,一般是非经营性的亏损引起的债务危机,集中暴发的债务诉讼涉及面广,且许多债务处在胶着状态,限使有受让方接收危机中的企业,俚也无法进行具体的操作。
4、不能采取债权转股权的重组方法。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企业债务危机,其实质就是企业的信用危机,是大量到期贷款无法偿还所引发,这些债权人极大多数是各相关银行,这些债权人是无法将原企业的债权变更为对新企业的投资,从而实现债转股的。
三、民营企业债务重组创新探索的实践
1、依托债权主体,由各债权银行发起提出重组建议。根据企业的债务结构和银行是最大的债权单位的情况,各相关银行在政府银监局、金融办的支持下,成立了银行债权小组,着手开始了相关的重组工作。债权银行根据各自信贷情况、资产抵押情况、和各银行的债权结构,梳理了相关的债务,并对资产的优良状态提出重组建议。
2、由相关的担保企业托盘重组。因承担债务连带责任的相关担保企业是企业重组中的又一主体。陷入债务危机的企业主体因丧失信用自已不能、也不适合以重组的主体进行企业的债务重组,而且在相关重组中处在不利地位,由相关的担保企业托盘重组一方面能获得银行债权人的认可,另一方面也能取得政府的支持,对化解区域性的金融风险有十分有利的作用,同时还可以通过参与企业的重组和托盘,化解自身的债务连带责任风险。担保企业的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较强,可以防止企业在重组过程中出现的中介机构与委托人共同造假的现象,也可以保证企业重组的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防止企业资源配置通过传统家庭伦理、以血缘、亲缘以及泛家族维系的非正式组织,在企业集团内部,产生股权和契约性的流失。导致企业重组难度增大。
3、由企业高管参与重组。陷入债务危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是企业的经营核心,也是企业重组的重要依靠力量,他们不但了解企业 的经营状况、企业的债务结构、产生和导致企业陷入债务危机的原因,而且对企业是否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盈利能力、债务偿还能力、以及 企业重组后的再生能力有着各自的看法,发挥好他们的作用,这将为企业的重组开展并获得成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企业重组创新探索中,我们将企业高管和担保企业一起组成企业的重组小组,以这个主体全面展开企业重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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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出现了多重危机共生的现象,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往往在同一时期、同一国家并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孤立研究的金融危机理论无力解释这些现象,共生性金融危机理论应运而生。但从目前国际上关于共生性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多数文献仍将共生危机的研究局限于共生性货币与银行危机(注:关于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共生的研究主要有:Obstfeld(1994)、Miller(1996,1999)、Chang and Velasco(1999)、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Glick and Hutchison(1999)等。),而对另一种类型的共生危机,即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却很少涉及。
事实上,与共生性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比,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讲,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发的现象都更为普遍。Reinhart(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84%(注:Reinhart(2002)的实证分析样本涵盖了59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违约会引发货币危机,66%的货币危机也会引发债务危机,同时,就国际社会来看,墨西哥(1994)、法国(1998)、阿根廷(2001)等国也都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可以说,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联系对于金融危机理论演进以及共生金融危机外延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1]
理论上讲,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生联系,它们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也会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形成彼此间的传导和扩散效应,而且传统的金融危机预警文献在指标选取上也经常把一国的外债水平作为货币危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问题在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通过何种渠道相互联系?两种危机间的联系机制能否得到实证的检验?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无论从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还是为危机预警筛选更为明确的指标变量等角度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鉴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联系的连续性问题对于构建完善的危机预警体系以及为政府寻求高效的危机处理方式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侧重于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通过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在长期中是否存在某种稳定的联系,以检验二者联系的连续性。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无论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债务危机间都不存在长期稳定的联系。
二、关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的文献回顾
就现有文献看,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散见于早期的危机预警文献(如CKR(2000)、IMF(2001))以及一些政策文献(如Chiodo and Owyang(2002)、Mussa(2002)、Corsetti and Mackowiak(2000)等)中。Obstfeld(1994)被认为是最早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学者。[2]他最早将通货膨胀因素作为政府预算融资的一个变量引入模型,考察了福利最大化政府的决策行为,尽管该模型并未考虑债务违约因素,仅分析了政府如何在通货膨胀和税收两种预算融资方式间的权衡问题,但它却为后来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引。此后,一些学者沿循Obstfeld的分析思路,系统地研究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和联系效应问题,关于这两种危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文献。
在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方面,Herz and Tong(2003)、Dreher,Herz and Karb(2004)分别从危机的共生因子、内部传导和两者的负相关关系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具体的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Herz and Tong(2003)指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联系机制体现为以下方面:一方面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另一方面这两类危机间也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效应(注: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互补性是指一种危机会引发另一种危机发生,替代效应的含义同上文中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负相关关系,指一种危机的发生会降低另一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自我实现的预期促成了危机间的内部传导进而使其呈现互补性,而政府的预算约束限制又使得两种危机间具有相互弱化的替代关系,Herz and Tong还通过一个自我实现的共生危机模型,在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框架下具体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原因、内部传导效应以及投资者预期对政府行为的影响。[3]Dreher,Herz and Karb(2004)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更详细地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三方面联系的具体决定因素和形成机制,他们指出,总需求的负面冲击、国际(实际)利率水平的上升以及太阳黑子因素都是形成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债务危机导致的贸易、产量和就业损失以及投资者和投机者的行为会导致债务危机向货币危机传导,而政府政策的权衡以及原罪现象则会形成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染,政府预算约束下融资方式的选择会使得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呈负相关关系。[4]此外,Bauer,Herz and Karb(2003)从政府政策选择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类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机制,通过对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了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在贬值和违约间的选择问题,据此得出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生成条件和两者共生的临界区间。[5]Calvo(1998)、Benigno and Missale(2001)、Aizenman(2002)等也在政府预算约束的框架下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6][7][8]
图1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理论联系示意图
注:实线表示增强效应,虚线表示减弱效应。
同时,一些学者还具体分析了某些特殊因素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生成中的作用和传导路径。Bauer,Herz and Karb(2003)、Herz and Tong(2003)分别通过模型分析了投资者预期因素对政府行为、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及共生危机生成中预期的自我实现效应;[9][10]Reinhart(2002)和Sy(2003)考察了信用评级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中的作用;[11][12]而Jahjah and Montiel(2003)则从汇率政策的角度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条件,结果表明,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汇率体制,在实行硬钉住的国家,贬值更倾向于引发债务违约。[13]
实证分析方面,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是围绕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对上述三方面联系机理的检验展开,从现有资料看,由于样本选择、研究方法、变量定义等方面的差异性,目前关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问题的实证研究并未形成主流或一致的结论。Goldstein等(1998)的研究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间确实存在某些联系;[14]Reinhart(2002)通过考察信用评级在货币危机和债务危传导中的作用,发现发达国家中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并无直接联系,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相互引发的概率存在较大差别,但是Reinhart的分析没有得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共生因子的结论。[15]相反,Herz and Tong(2003)利用74个发展中国家1975-2001年的样本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却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多项共生因子,储备与进口的比率、国内GDP增长率以及FDI与外债的比率等都是形成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16]Dreher,Herz and Karb(2004)通过80个国家1975-2000年的面板数据表明,短期中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内部传导效应,中长期中政府预算融资形成的两种危机的负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也成立,但该项研究除了发现公共债务会同时引发这两种危机外,并未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还存在其他共生因子。[17]另外,Sy(2003)通过对1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近期(1994-2002年)小样本数据研究,得出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基本无关的结论,检验结果表明在这些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只有6%。[18]
三、模型设计、变量选择及样本说明
(一)模型设计
1.货币危机指标的确定
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的实证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Frankel and Rose(1996)将货币危机定义为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19]
(2)Eichengreen Rose and Wyplose(1996)和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采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MP)这一指标来定义货币危机,但两者对EMP的定义又有所差别。[20][21]
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用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加权平均变动来定义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stdl和std2分别代表国家i在时间t的汇率百分比和外汇储备百分比变化的标准差;
Eichengreen Rose and Wyplose(1996)则采用通货的大幅度汇率、国际储备和利率的加权平均构成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定义货币危机,它们提出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e为汇率,i为利率,r为外汇储备。
(3)在Eichengreen Rose and Wyplose(1996)和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之后,Glick and Hutckison(1999)将货币危机定义为用来解释成功和非成功投资冲击的汇率和储备的平均变动。[22]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问题分析的需要,本文中货币危机采用的是Frankel and Rose(1996)的定义,并借鉴Bauer,Herz and Karb(2005)中关于货币危机的描述,选取货币的贬值率作为货币危机的变量,即当一国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时,视该国发生了货币危机。[23]
2.债务危机指标的确定
本文债务危机的定义借鉴Bauer,Herz and Karb(2005)中关于金融危机程式化事实的研究结论(注:Bauer,Herz and Karb(2005)的研究表明,债务危机中债务水平的临界值大约为GDP的40%,但关于债务危机临界点的确定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危机预警文献中将这一临界值定为50%。参见:安辉. 现代金融危机生成的机理与国际传导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将债务危机界定为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超过40%,并选取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作为债务危机的变量。
3.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中选取了58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27个,即阿根廷、孟加拉、博茨瓦纳、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肯尼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拉圭;其他发展中国家21个,即伯利兹、玻利维亚、布隆迪、喀麦隆、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拿马、巴拉圭、罗马尼亚、塞拉利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干达、赞比亚、委内瑞拉)。1976-2005年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相关数据来自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Common Database),具体指标变量根据作者计算整理得到。
(二)样本国家共生危机识别和分布
根据以上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定义,笔者从1740个样本数据中对各个国家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识别,共识别出了104次共生危机,各年度共生危机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样本国家1976-2005年度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分布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共生危机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99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虽然略有下降,但表现出较强的周期性,尤其是1996年以后这种周期性更为显著。同时,就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危机发生情况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发生的次数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且周期性较强,尤其是1996年以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效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
四、实证分析
以上通过不同年度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发生情况对其联系效应进行了直观考察,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长期中是否存在稳定的共生联系,本部分将通过相关系数检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分析分别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思路为:首先对各个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进行相关系数检验,从截面数据考察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度,然后通过面板数据ADF检验方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当两变量为同阶单整变量时再通过协整检验辨别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果二者存在协整关系,则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否则认为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为简化说明,以下分别用CC和DC来表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
(一)相关系数检验
通过计算58个样本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相关系数并绘制相关系数分布特征图(图3)发现,就各个国家来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所有样本国家相关系数的均值仅为-0.217803,并且从相关系数分布上看,大多数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分布在零值附近,且多数国家这两者间呈现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图3 样本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相关系数分布图
(二)面板数据ADF检验
关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有Levin,Lin and Chu(2002)的LLC检验、Breitung(1999)的Breitung检验、Im,Pesaran and Shin(1997)的IPS检验、In Choi(2001)的Fisher-ADF、Fisher-PP检验等方法。[24][25][26]为了避免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对结果的影响,笔者同时采用这五种方法分别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的比率这两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和表2。
从表1关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检验结果来看,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检验,债务危机的变量除了Breitung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外,其他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都拒绝了DC存在单位根的假设,由此可以判断,CC和DC序列均为平稳序列,CC~I(0),DC~I(0)。
表2其他发展中国家ADF的检验结果表明,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所有的检验,这说明CC序列为平稳序列,即CC~I(0)。而债务危机的变量仅通过了LLC检验和IPS检验,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他检验也未通过,经过综合判断,笔者认为不能拒绝DC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假设,DC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为了确定DC序列是否是单整的,笔者再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并对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差分后DC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根据这一结果,可以认为序列DC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DC为一阶单整序列,即DC~I(1)。综合以上分析得知,由于CC为平稳变量,而DC为一阶单整变量,两者不是同阶单整,因此可以得出,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协整检验
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笔者将分析的重点转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以上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CC和DC均为单整变量,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以下将着重关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检验思路为:首先对变量进行回归,然后检验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认为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考虑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长期联系可能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时选取变截距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形式设定为:
其中 表示个体对总体均值的偏离,所有个体偏离之和等于0,即 =0。
残差序列{e}的表达式为:
其中 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回归的残差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仅通过了IPS检验和Fisher-PP检验,在LLC检验、Breitung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中均未能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认为残差序列{e}为非平稳序列,序列CC与DC不具有协整关系,这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也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从以上面板数据的回归方程的斜率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表现出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具有一定的减弱效应。
五、结论
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作为共生金融危机理论的一个前沿课题,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合理评估两者联系机制的可持续性,对于政府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以及开放经济条件下提高金融危机预警的效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通过对58个发展中国家1976-2005年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无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长期中均不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这一结果与Sy(2003)的分析结果基本相同,同时早期的危机预警文献(EWS)中关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并不能减弱货币危机也支持本文的结论。但与Sy的分析所不同的是,Sy的样本仅包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本文通过将样本范围扩展到58个发展中国家,并将样本时间延长至30年发现,就长期而言,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生性也不显著。
第二,本文的实证结果虽然表明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的联系效应不具有连续性,但文中并未否认多数文献中关于两种危机间存在某种程度联系的结论。通过对截面数据的相关系数检验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结果,笔者发现这两种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联系,并且表现为一种相互减弱效应,当然,这也是本文与早期危机预警文献的区别所在。同时,这一结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政府决策也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由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发生多与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权衡密切相关,且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替代效应主要源于政府的预算约束,因此,鉴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面临的债务困境问题,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恰当选择政府预算融资方式应成为现阶段我国构建金融危机防波堤的一项不可缺失的内容,另外,这一研究结果对于远期中我国资本账户自由化、人民币汇率机制完全市场化后汇率机制与财政体制的搭配也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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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2019年出台的《九民纪要》[3],以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为由,明确提出原则上不支持加速到期,同时规定了两种例外情形。《九民纪要》看似对于股东加速出资给出了权威的解答,但却无法作为审判执行的依据。例外规定1的实质要件与破产[4]规定并无二致,即要求加速股东出资,偿还到期债权,但在执行效果上是完全不同的。若根据例外规定1做出执行裁定,要求股东加速出资到期的财产,其结果是个别债权人受偿。若依照破产程序,将未到期的股东出资归入破产财产,其结果是由公司所有债权人公平受偿。在执行效果上,《九民纪要》的这一规定会导致偏颇性清偿。
当前关于股东加速出资的法律规定,审判、执行工作的标准无法统一,通过查找相关司法判例可知,对于是否引入股东加速出资,赋予了审判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2、司法实务中对于加速出资的争论焦点
(1)认缴出资的约定义务与补充赔偿责任的法定义务
部分观点认为,认缴出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基于公司章程,约定股东认缴、实缴金额及时间,本质上是公司内部的约定,其不具备对抗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效力。而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是法人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应承担的交易风险,应对其进行扩张性解释。股东认缴制度不能成为股东逃避补充赔偿责任的原因,补充赔偿责任应股东认缴这一行为发生时就产生效力。约定义务不能对抗法定义务,在企业无可供执行财产时,可以加速股东出资。
反对观点认为,公司作为法人实体,在设立时会对外进行信用信息公示,股东出资情况会完整的体现,股东出资情况因公示行为而获得公信力,股东基于公示行为享有出资的期限利益。第三人在与公司交易时,可以实时查询到企业出资情况,如第三人自愿与企业进行商业贸易,客观上即认可股东认缴期限,不能以债权到期为由,加速股东出资。
(2)股东加速出资清偿单独债务人与破产清算均偿的矛盾
根据《九民纪要》第6条规定两种例外情况,情况1规定,当穷尽所有执行手段后,仍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根据《九民纪要》,债权人申请执行公司到期债权时,如符合第6条规定,法院可执行未到期的认缴出资,实现债权人的到期债权。然而这一规定实施受到了批判,反对观点认为,首先,当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应依照破产法规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未到期认缴出资应由公司全部债权人共同均分,因执行某一案件而加速股东出资,是对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侵害。其次,即使在公司破产前,加速股东出资,清偿了某一债权人的债权,在进入破产程序后,其他债权人仍可以行使撤销权,撤销已执行债权,无疑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法官点评:
从执行工作角度出发,如何确保公司独立法人地位、促进股东出资自由、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是相关法律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讨论股东加速出资这一问题时,应当着眼于保持公司、股东、债权人这三方利益的相对平衡,对股东出资义务的规则进行修补。
1、明确法律适用的选择
之前已讨论过当前法律构建,根据现行法律规范体系,首先,应明确是否对公司法第3条进行文义解释,即“股东”是否包含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股东。对公司法司法解释第13条是否进行扩张解释,认为在公司到期债务无法清偿的情形下,“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当包括出资期限尚未届满而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
2、完善《公司法》司法解释
有观点提出,应跳出现有法律体系对于股东加速出资规定模糊不清的情况,完善相关立法,才能根本解决当前法律漏洞。但修法的时间成本过高,牵涉的范围太广,修法并不是最佳选择。建议在充分考量当前审判执行工作的痛点,以相关判例为研究基础,推动《公司法》司法解释的完善,统一司法审判标准。
3、短期过渡方案:实施执行转破产程序
从执行工作出发,通过参考部分执行工作处理方法,执行转破产程序可作为短期过渡方案,当收到执行申请人的执行申请后,穷尽全部执行手段,确认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后,可终结执行程序转交破产清算。这一制度设计仍有相关细节需要把控,如:执行与破产清算工作如何衔接;穷尽全部执行手段、无财产可供执行是否由相应标准,防止转破产程序的随意性等。
[1]《公司法》第3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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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国际债务危机发生的背景
欧洲国际债务危机的发生是欧洲各成员国陆续不断出现了财政困难,信用评级不断降低,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最终演变成欧洲债务危机。其演变背景可以用下图表说明。
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限分别为3%和60%。2009年4月,爱尔兰出现财政困难,出现财政赤字比重过高;2009 年10 月初, 希腊政府突然宣布,2009 年政府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超过上限的3 倍多,其债务危机就此浮出水面。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中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调低希腊信用评级。同年11月9 日,葡萄牙政府表示2009 年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例从原来的5.9%上调到8%,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随即整个欧盟都受到了债务危机困扰,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然而在一系列的经济援助政策之后,希腊债务危机却愈演愈烈,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也相继陷入债务危机,最终演变成欧洲债务危机。
二、欧洲国际债务危机的成因
(一)欧元区成员国财务状况差异大
欧盟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管辖范围。在成员国加入欧元区时,标准放宽,导致不同财务状况的成员国进入。加入欧元区后,标准松弛,惩罚机制没有落实,成员国牺牲利益大规模赤字,影响欧元区整体经济。
(二)相对独立的财政政策促使偿债风险激增
平稳时期各成员国遵循游戏规则,一旦发生经济波动,各成员国就各寻出路,相对独立的财政政策造成了偿债风险激增。欧元区成立初期,欧洲经济欧盟成员国处于景气的经济周期,各国财政政策都能遵循1991 年底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 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维持较好的赤字水平和债务水平。美国9.11时间之后,欧洲经济开始转寒,2000年后为抑制经济滑坡和老龄化危机,欧元区乃至欧盟国家都纷纷违约,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来刺激经济复苏,尤其是在2008 年金融危机的强烈影响下,进一步加剧了成员国政府的激进式财政扩张,财政赤字和债务比例急速上升,最后融资困难无法还债弥补赤字,酿成偿付危机。
(三)统一的货币政策情况下汇率操纵能力丧失
欧元区域内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将促使各成员国执行统一的汇率,导致各成员国散失汇率操纵能力。1998 年6 月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开始代替成员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实现了各国货币的让渡,欧元的汇率随国际市场货币供求关系变动,间接导致欧元区成员国汇率操纵能力的丧失。
三、欧洲债务危机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和风险
希腊等欧洲国家债务危机爆发后,市场恐慌情绪迅速蔓延,深刻影响到欧元区的经济状况,并进一步波及世界经济。市场纷纷看空欧元,导致欧元对美元快速下跌,自2009 年11 月底的1.51 一直下滑到2010年3 月19 日的1.35 的心理关口,短短3 个月时间里,欧元对美元已经跌去近10%。这样的速度让人咋舌。此外,由于“金融传染”机制的作用,欧洲其他金融市场也饱受拖累。2010 年2 月初,葡萄牙政府称可能削弱缩减赤字的努力受阻及西班牙披露未来三年预算赤字将高于预测,导致市场不稳定,欧元遭到大肆抛售,引发欧洲股市暴跌,整个欧元区面临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直接影响有限,主要是此次出现债务危机的都是经济规模不大的国家,而我国对欧洲的出口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的大国,对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出口不大,对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的投资数额也非常小。但欧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危机的爆发致使欧元对美元贬值,相当于在中欧贸易中人民币升值,对欧出口产品成本增加,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削弱,如一直把欧洲作为出口第一大市场的浙江义乌出口量锐减,重庆市出口企业也大幅缩减出口订单,这些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总体上看,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对欧洲国家的信誉和偿债能力的信任度锐减,纷纷减持相关国家的国债,或是买入信贷违约掉期合约以对冲债券违约风险。希腊等国家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发生支付危机,势必拖累诸多欧元区国家和银行机构。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欧元区债务危机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拖累欧元区各国乃至整个欧盟经济复苏。更有甚者,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欧洲债务危机可能对全球投资者和决策者信心带来打击,从而给刚刚复苏向好的世界经济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篇12
欧洲债务危机演变的历程
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突然宣布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相继调低希腊信用评级,希腊股市大跌,欧元对美元比价大幅下滑,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2010年起欧洲其它国家也开始陷入危机,包括比利时这些外界认为较稳健的国家,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都预报未来三年预算赤字居高不下,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盟都受到债务危机困扰。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债务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逐渐由欧元区的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德国等欧元区的龙头国开始感受到危机的影响,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整个欧元区面对着成立十一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各界学者纷纷就此作出了解读。人们普遍认为是由于欧洲宏观经济调控导致的政府支出增加所致。从政府债务收入支出流程的逻辑秩序来看确实如此。然而,这些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欧洲各国政府职能设置的不合理。
(一)政府社会职能设置不合理
政府的社会职能是指政府以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而对国家人口数量、社会保障设置、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的管理活动。政府的社会职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社会稳定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1.福利制度设置不合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国家纷纷建立起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套制度在理论上非常完美,曾经被认为是吸收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长而避免了两者之短的典型社会制度范式。从实践上看,福利制度实施伊始加强了欧洲人的凝聚力,促进了二战后欧洲经济和国民信心的迅速恢复,成为欧洲共同繁荣的基石。然而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现行福利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对于公平和效率的需求,它不仅致使平均主义倾向严重,消磨了欧洲人的创新动力,还导致人们好逸恶劳,享乐主义情绪高涨,减慢了欧洲经济发展的步伐,逐渐演变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
2.人口结构调整不及时。欧洲诸国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时间比较早,出生率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尤其是二战以来,欧洲各国出现了“婴儿潮”,这些孩童在2010年后同时进入了退休年龄。人口老龄化就意味着能够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政府要支付的养老成本越来越高。从此次欧债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PIGS”在欧元区中正属于老龄化问题突出的区域,老年人比率高,新增劳动力不足。而且,巧合的是,这四国当中债务负担越重的国家,在未来20年中的老龄化问题越严重。首当其冲的是意大利,然后是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
(二)政府经济职能设置不合理
1.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宏观调控职能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和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进行间接、宏观调控的管理活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工具,二者搭配才会有效地对经济运行实施调节,缺一不可。但是,从欧盟的制度体系构建中可以看到,欧洲经货联盟中的货币一体化是以欧元区各成员国让渡货币、遵守赤字和债务等趋同标准为基础、各自仍拥有独立的财政政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的软肋在于,货币和财政分属管辖范围、目标不一的欧央行和成员国。财政政策成为欧元区各国政府的唯一选择,导致成员国在遭受外来冲击时无法独立使用汇率政策等来应对,只能更加倚重财政政策,失去了能够熨平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最终导致财政赤字越来越高。
2.产业结构调整不合理。政府经济职能的要点是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在这次债务危机中,受影响较大的国家产业结构都极度不合理。以PIIGS为例,希腊经济发展水平在欧盟内部比较低,主要是以海运、旅游等外需型产业为支柱产业,这些产业非常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意大利主要以出口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拉动经济,随着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和竞争加剧,意大利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近10 年来意大利的经济增长都比较缓慢,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西班牙和爱尔兰主要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投资拉动的经济,经济本身存在致命缺陷;葡萄牙则依赖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工业基础薄弱。总体看来,PIIGS 五国都属于欧元区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深入,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这些国家又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得经济在危机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
(三)政府政治职能设置不合理
政治职能是指政府为维护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外保护国家安全,对内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欧洲诸国长期以来奉行民主体制,一直以“民主”国家自居,希腊更是被誉为现代民主的摇篮。然而,西方的民主制度真的完美无缺的吗?从本次债务危机的形成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欧盟诸国内部大多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党派,在这些国家民主体制运作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政党要想取得执政地位,就必须在竞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为了在选举中获胜,政党不得不极力拉拢选民,这就逼得各参选政党在竞选纲领中尽可能地提出满足各个利益群体的政策措施和施政方针。例如,一方面许诺上台后会对富人和企业家减税,另一方面又许诺对低收入家庭乃至全社会的高福利。然而,政府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面对上台后不得不履行自己承诺的局面,执政党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这样政府的财政赤字就会越来越多、负债也越来越重,直至演变成为各民主国家的债务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对完善我国政府职能设置的启示
对于我国而言,我国远离欧洲债务危机现场,短期内也不可能发生债务危机,但是,欧洲债务危机还是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一)完善政府社会职能设置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欧债危机暴露出一些国家高福利制度的弊端,但这不能否定高福利制度本身的积极意义。欧洲之所以长期保持稳定和经济发展,很大原因在于其福利制度的受益。相比之下,现阶段的中国需要探讨的并非高福利是否可行,而是如何补上历史欠账,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网。
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类似的困惑在低收入人群中极有代表性。近年来,我国社保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等陆续出台确立,但针对农村人口的户籍改革、就业、培训、社保等制度还有待完善,第二代农民工的子女教育等问题也期待取得新进展。不破则不立,不过我们的做法要与西方有所区别,西方一些国家政府高筑债台支撑福利的做法不可取,我们设计社会保障制度时更应考虑我国的国情,注重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不能“嫌贫爱富”,不能挫伤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
2.调整人口结构。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全球人口增长势头已经大幅回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人们关注的问题早已不是人口控制,而是人口老龄化。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时间。然而,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则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且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经历着更加迅速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从相对年轻型人口结构,直接转变为相对老年化的人口结构。在这种人口形势下,我们更应重新树立正确的人口观念。对个人和家庭而言,人口结构与我们更加息息相关,老龄化以后,家庭主要劳动力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压力就会相应增高等。而对全社会而言,就算总人口数很少,但如果老人比例过高,同样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省市,我国已经放松了二胎政策,允许独生子女以及为国家做过特殊贡献的公民生育二胎。
(二)完善政府经济职能设置
1.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欧洲债务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各国的经济增长乏力,国际产业竞争力下降,在私人投资不旺的情况下,政府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从而增加政府的债务和财政赤字。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也一直是我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发展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虽然目前我国出口恢复较好,但是在欧洲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下半年出口回落是可以预见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主要的出口国——欧美等发达国家低增长的情况还将持续。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我国应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结构性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比出口和投资更好、更长效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倘若不主动转向以内需为主,在面临危机时将处于被动的地位。
2.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也不能过于乐观。因为政府本质上有主动负债的愿望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冲动,加上我国存在根深蒂固的“GDP考核观”,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可能盲目举债搞发展,我国地方投融资平台资金中的80%来自银行体系,一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聚,势必会对银行产生重大冲击(王燕、赵杨,2010)。所有这些对未来我国经济肯定存在巨大的隐形风险。我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实际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当条件成熟时,经济刺激计划应适时有序退出。如果当经济已经过热时才开始收紧,会被迫要求加大力度,政策效果也不佳。注意量的积累引起的质的变化,把握好刺激计划的“度”。
(三)完善政府政治职能的设置
尽管民主体制并不是十全十美,存在着诸多不足。如民主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目前我们正在建设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经典作家曾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主席也曾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我国在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必须密切结合国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才行。只有这样,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才能符合我国的国情,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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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过去的2011年,是内忧外患多种因素繁杂交织的一年。 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主权信用危机恶化,欧美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经济再度衰退的忧虑充斥市场。整体来看,欧债危机是中国外部经济面临的一场重要危机,怎么应对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探究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之前,我们先简单谈一下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将债务杠杆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政府联手利用公共财政的“再杠杆化”掩盖了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但是这种掩盖是暂时性的,自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最常想起的词语就是“高赤字”。
2、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经济政策结构不平衡
欧元区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常年的不对称性使得各项矛盾和问题得以积累。在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矛盾开始暴露,直指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货币一体化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资平台和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对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优势。另一方面,欧元区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完全遵循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各国的实体经济结构不尽相同,这样更容易遭遇“不对称冲击”的影响。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周期不同步,欧元的诞生也未能显著缩小这种差异。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无法也不可能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从而增加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
3、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历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着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随的则是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缺乏一种活力,并且在财政支出上远高于非高福利国家。不得不说,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个重要源头。
二、欧债危机给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出来。欧美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的经济主要还是外向型经济,出口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导致人民币“升值”
最近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从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达到15.9%;同期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已经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对主要非美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被升值”还将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
(二)影响中国对欧洲国家出口
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如果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此外,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中国动出口将会增加,中国的贸易盈余还可能会继续下滑。
(三)外汇储备缩水
欧元和英镑贬值,将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我国防范外汇资产的缩水问题,必须采取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即不仅需要关注投资的收益,也要关注汇率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以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四)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增加
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升值,欧元和英镑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防范走弱货币如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
(五)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对中国的外需影响较大
欧债危机已经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步伐,同时还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外需短期内继续承压。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是不能太乐观。因为首先,我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观”,使得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财政入不敷出;其次,当面临经济下行是,政府刺激计划会使财政负担加大,可能造成通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所以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
(二)注重转方式、调结构,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的局面警示我们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该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拉动经济更好更长效的动力。此外,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
(三)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