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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媒介融合并非新近几年才出现的样态，它是与人类文明史始终相随的常态过程，只是每个历史时期融合的速率大相径庭。近年来，率先由西方传媒业界提及的媒介融合，再一次成为全球新闻传播界所关注的对象。那么，何为媒介融合，它的内涵究竟怎样呢？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在1983年出版的《自由的科技》一书中论及。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导致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致使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对媒介融合的定义还停留在传统传播介质的视域内。时至今日，媒介融合的定义仍未达成共识，专家学者的诠释日趋多元、深邃，给人以启迪。美国学者Andrew Nachison认为，“媒介融合应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道尔（Doyle）认为媒介融合是指电子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媒体的融合；詹金斯（Jenkins）详细阐述了媒介融合的五种形式：技术融合、经济融合、社会或组织融合、文化融合和全球融合；美国西北大学教授Rich Gordon对媒介融合进行了详细地探讨和划分，称融合应包括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和新闻表达融合。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纷纷进行了热烈探讨，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电子化和数字化这种形式靠拢，这个趋势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并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变得可能。”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
学者们对媒介融合的定义均有可取之处，却因立足的媒介文化环境和媒介研究视角不同，显得媒介融合定义难下定论。笔者认为，媒介融合涉及到的相关系数较为庞杂，但“它肇始于技术创新，加速于制度创新，深化于市场创新，最终表现为产品创新”的规律是不变的。因此把握好媒介融合的内涵比下定义更为合理。有鉴于此，笔者将媒介融合的内涵囊括于三个维度之下：
一是，传播介质方面的融合。介质作为一种有形的物质存在，是承载传播信息和观念的基础工具，媒介融合就是要将报纸、电视等传统传播介质与借助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媒体技术相融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的全媒体平台。
二是，业务经营方面的融合。新老媒介的融合必将冲击传统的业务操作与媒介经营，媒介融合要求传媒业者必须提升自身素质，学会并掌握融媒体下的新闻采写技能、摄影摄像技能、不同媒介的编辑与传输技能等，还得树立融媒体的工作视眼，将工作实践立足于媒体融合大格局之下。媒介融合也改变着经营管理方式，机构的兼并与重组、资本的运作与经营等具体操作，都需要依据媒介融合的要求进行整合与联动，以破除独立经营的弊端。
三是，价值理念的融合。媒介融合不仅要改变原有媒介形态，催生新的媒介形态，还要践行融合理念，而不是简单相加。媒介融合需要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是系统性工程，它有自身发展规律，需要学界和业界共同探讨与摸索。这一过程中，需要我们改变定势思维，呼唤制度与理念创新，使不同媒介与融合大势相匹配，真正产生融合实效。
2 媒介融合的成功典范：2015年央视羊年春晚
央视春晚历经33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百姓春节不可缺少的年度盛宴。三十多年来，央视春晚始终紧随时代脉搏，不断推陈出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来，在新媒体巨浪的卷携下，央视春晚同其它传统媒体一样，受众受到瓜分，收视率连年下跌。然而，2015年央视春晚却不拘一格，改头换面，充分将多媒体炫酷科技嫁接到联欢晚会，在媒介融合大潮下成功涅。
借力新型媒介，创新媒介产品，强化品牌文化。媒介融合是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与应用的结果，它没有终极目标，只有不断地推进与演化，其特征多趋向为：“多媒体信息在同一平台上的能量互补；各类媒体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信息能量交互；外部产业对传媒业的能量支持。”央视春晚作为一档品牌节目，过去几十年间，缺乏品牌形象意识，被业界笑称只会“联欢”的节目。2015年羊年春晚一反常态，有效地将新媒体应用嵌入荧屏，并借助多维媒介科技，大力开发媒介产品，形成了宣传曲、宣传片、吉祥物等一系列媒介产品，使观众生动地了解春节与春晚的同时，也助推了自身品牌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微信红包的发放，以及春晚首个吉祥物“阳阳”的开发，不仅传递了传统春节文化，寄寓了新年愿望，还极大地跃动了观众的欲望与激情，更重要的是通过媒介产品研发，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春晚栏目形象，增强了品牌的识别度。
拓展传播渠道，争取市场份额，扩大栏目影响。多元传播渠道的共融与多维声像技术的集成应用是媒介融合带来的最显著变化。这种变化看似新媒体对老媒体进行冲击，实质是新老媒体的一种交混与更新、优化与培植，关键在于媒体顺势而为，传播渠道和方式的拓展与运筹。以往央视春晚只在央视、卫视频道，以及个别海外媒体播出，而今年破格将直播权授予像爱奇艺这样的视频网站，并加深了与微信、微博、客户端、You Tube等社交媒体的合作，呈现出多渠道融通与联动的繁荣，扩大了央视春晚的声势影响。索福瑞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春晚的荧屏总收视率为29.6%，虽不及去年，但人均收视时长较往年大幅增加，是2014年的2倍有余，达155.55分钟/人。央视春晚栏目组为了扩大海外声势，还特意邀请美联社、路透社等国际媒体参加首次春晚海外推荐会，并与TWITTER、FACEBOOK等海外社交平台合作，开展2015年春晚预热活动。此外，在海外播发宣传片和广告、组织春节活动等方面也做了巨大努力，有效扩展了春节文化和央视春晚的传播渠道，获取了更多的“注意力”，而这种“注意力”正是媒介市场化时代的制胜法宝。
更新价值理念，增强受众体验，提升春晚价值。媒介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由大众传媒的“点对面”向传媒分众的“点对点”过度，媒介受众由以往的单向阅听的被动角色转变为传媒为其量身定制资讯、娱乐服务的用户。这种传媒趋向直接引发社会阶层和文化需求的“碎片化”，“使原有的社会阶层经由社会观念达到集体行动的逻辑发生了某种断裂，社会观念的利益化和个性化倾向明显”。为了适应“碎片化”、“个性化”的时代要求，媒体只有揣度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转变“传者至上”的价值理念，才可能获得受众认可。2015年羊年春晚之所以获赞，就是栏目组能够站在媒介受众的角度去思考节目设置，从而较好地满足了受众需要。春晚期间，央视通过微信“摇一摇”平台，与观众互动总量超过110亿次，微信祝福在185个国家之间传递了约30000亿公里，相当于往返地月370余万次。再如“晒晒全家福”，观众通过新型媒介，将全家福上传到央视演播现场，直接拉近了与春晚现场的距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这样的媒介创制，不仅激发了全民跨屏互动的热情，传递了新年夙愿，还把“溜走”的观众再次拉回荧屏，提升了央视春晚的价值，堪称传统媒体携新媒体的一次华丽亮彩。
3 媒介融合的意义
新媒体携领传统媒体奏演的融合之势如火如荼，它刷新了媒介发展历史，催生了新的社会变革力量，改变着社会的多维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互动、媒介内容、媒介运营模式等方面，凸显出巨大的融合价值。
有利于打造无界的社会互动空间。媒介融合肇始于技术创新，而媒介技术发展带来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信源泛化和信息传播的裂变呈现，这些新的信息传播特点，改变了过去独占信息的权力中心，自上而下的线性传播变得岌岌可危，民主化、扁平化、去中心化的无界信息传播成为潮流。媒体融合大势之前，传统媒体掌握着信息的主动权，信息传播和渠道选择受制于国家利益和精英阶层，公众无法看到信息的天然状貌。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信息的绝对垄断，呈现出多元化的传受趋势，公众对信息公开透明和主动传播的欲望加强，更重要的是，他们借助网络互动平台，将长期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崩发出他们对社会的长期关切。媒介融合大势正迎合了他们参与社会、重置话语权的期望，有效连接了“上下层”的平等对话，缓解了社会气压。
有利于开发高品质的媒介传播内容。传统媒体形态比较单一，技术手段应用也相对有限，新型媒介技术的开发，使媒介形态变得繁华，为内容、产品、技术、管理、平台和人才的一体化提供了先决基础，媒体融合可以将拥有高品质内容的传统媒体与高技术的新型媒介进行统和，对传媒内容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二次加工、处理和采编，进而满足各类人群的个性化需求，增强了他们的媒介体验，从而有效地提升了媒介信息产品的档次和品味，最大地实现传播效果。
有利于推进高级的媒介运营模式。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本来清晰的媒体边界变得模糊不堪，媒介市场的激烈竞争，迫使独立运作的媒体企业与其它媒体合作，重新划分利益地盘，带来组织结构和营销方式的调整。媒体融合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不同媒体之间相互借力，扬长避短，共同架构高效的媒介组织与营销方略。中央电视台的电视技术、电视设备和技术应用都走在了世界前沿，在向新兴主流媒体转型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有内容研发和节目生产的优势，但在多屏传播上存在欠缺，因此电视台有针对性地改进了组织管理体系和产业经营体系，如研发了全流程的采编播体系，建立起了央视影音、央视新闻、央视体育、央视乐动为核心的媒体融合产品体系，搭建了全产业链的版权开发体系和跨媒体的传播效果考评体系，有效地做到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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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天，彭泌溢.试论媒介融合中的“加减之道”――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世纪婚姻”终结对我国“三网融合”的启示.http：//.cn[OL/J].
篇2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演化及界定
融合（convergence）一词，最初源于科学领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始有“媒介融合”一词。由于语境、研究视角、视野和研究层次等多方面的差异，不同研究者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表述也不尽相同，迄今仍未形成统一意见。
纵观“媒介融合”概念的历史演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Nicholas Negroponte）是最早提出不同工业“即将和正在趋于融合”这一远见的学者。1978年，他用三个相互交叠的圆圈分别代表了“广播和动画业”“电脑业”“印刷和出版业”，并认为这三种行业正在走向融合。他还指出， 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1。在此基础上，他将媒介融合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媒介形式都汇集到一起”。内格罗蓬特在网络技术尚未普适化的情况下以预言的方式对媒介融合提出自己的设想，但对媒介融合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论证，也没有涉及媒介融合的层次和多元化。
1983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传播学教授伊锡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其《自由的科技》（The 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最初，人们关于媒介融合的理解多为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普尔指出：“一种物理形态的网络将能够承载所有类型的媒介服务，而一种媒介服务也可以于任何物理形态的网络。”2参考普尔的解释，媒介融合在最初意义上是指“传播介质融合”，即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多种传播介质合为一体，组成一个更先进和更便捷的信息传播平台——互联网。
2003年，美国学者里奇·戈登（Rich Gordon）在《融合一词的意义与内涵》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媒介融合在不同传播语境下的6类含义，即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以及新闻叙事形式融合，这使人们对媒介融合的内涵有了更为全面具体的认识3。
2005年，被视为媒介融合概念引入中国之年。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教授发表了多篇有关“媒介融合”与“融合媒介”的文章，引入了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基森（Andrew Nachison）对“融合媒介”的定义——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4。普尔教授强调的是媒介平台基础上的功能开发，而安德鲁·纳基森强调“融合媒介”最值得关注的是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
2009年，蔡雯教授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王学文先生提出，“媒介融合”包含三个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终端的融合，并提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 。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许颖和高钢两位教授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许颖认为，媒介融合是分层次、分阶段进行的过程，第一层次是媒介互动，即媒体战术性融合；第二层次是媒介整合，即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第三层次是媒介大融合，即不同媒介形态集中到一个多媒体数字平台上。高钢则将媒体融合定义为“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概念及能量交换” 5，他把已有的媒体融合实践的特征总结为四个方面：多媒体信息在同一平台上的能量互补、各类媒体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信息能量交互、外部产业对传媒业的能量支持。从上述两位研究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为媒介融合这一概念设定了至少四个指称对象：传播介质（指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融合、传播媒体（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融合、媒体组织（指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等）融合、媒体产业（指报业、广播电视业、互联网业等）融合。国内其他研究者在论及媒介融合时，涉及的指称对象基本都在这四个范围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暂且可将“媒介融合”定义为缘于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而导致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的现象和过程。所以，媒介融合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网络存储技术等传媒技术产生的基础上，以受众需求变化为导向，从整体上打破传统传媒业的边缘，彰显个性媒体的独特传播优势，实现立体式传播效果的演变过程，其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媒介化6。
二媒介融合的动因分析
媒介融合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下就从几方面分别阐述：
（一）受众需求的召唤——内在原因
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每一个进步都由自身的需要作为内在的动因，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一直是“需要—创造—新需要—再创造”这样的求索轨迹在引领社会的发展进步。媒介发展的发展进程也不例外，受众的需求是每一次创新和每一个进步的最重要的内驱动力7。
篇3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演化与界定
“融合”，即Convergence一词，最初源于科学领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该词才被引入到新闻传播学领域。纵观“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历史演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是最早提出不同工业“即将和正在趋于融合”这一远见的人。1978年，他用三个相互交叉的圆圈（分别代表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来演示和描述其技术边界趋于重叠的聚合过程，并认为三者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在此基础上，他将媒介融合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媒介形式都在汇集到一起”。这给新闻传播学界众多的后继研究者带来了启发。
20世纪80年代，Convergence一词得到了推广和普及。1983年，美国传播学者、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随后，美国哈佛大学的安瑟尼•G•欧廷格（Anthony G•Oettinger）及法国的西蒙•诺拉（Simón Nora）和阿兰•孟克（Alain Minc）还分别创造了“Compunication”（计算机通信）和“Telelmatiqu”（电信技术）两个新词来试图反映数字融合的发展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融合伴随着计算机数字技术的进步而迅速发展起来，它在为媒介产业融合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也给信息传播带来了重大变革。因此，大批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随之出现。1997年，葛林斯丁（Greenstein）和迦拿（Khanna）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赋予“融合”以新的理解，“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尤弗亚（Yoffie）则以计算机和电话为例将“融合”定义为“采用数字技术后原本各自独立的产品的整合”。同年，欧洲委员会还根据马丁•班格曼（Martin Bangemann）和马塞利诺•奥雷（Marcelino Oreja）的提议，将其关于电信业、媒体业及信息技术产业相融合的概念采纳到绿皮书中，并将“融合”定义为“产业联盟和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和市场等三个角度的融合”。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已开始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和界定“媒介融合”。
技术进步促进了两种转换的产生，这两种转换即代表了融合的实质和方向：
第一种转换是发生在低带宽一侧的、从专用平台到非专用平台的转变。最能说明这种现象的例子是IP电视。传统电视是基于专用的电视网传送的，而IP电视则可以绕开传统电视网在非专用的互联网平台上传送。图书、报刊和音像资料的发行过去都要依靠专门的发行渠道，而电子出版物同样也可以绕开原来固有的专门渠道在非专用的互联网平台上发行。
第二种转换是发生在非专用平台一侧的从低带宽需求向高带宽需求的转换。如果说非实时的文本信息对带宽的需求还不是很高的话，图像型信息对带宽的需求就已经提高了，而从专用平台上转换过来的实时型业务，如IP电视业务对带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然，这种向高带宽的转换也发生在专用平台一侧，但更多是发生在非专用平台一侧。
2003年，美国学者李奇•高登（Rich Gordon）在《融合一词的意义与内涵》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媒介融合在不同传播语境下的6类含义，即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以及新闻叙事形式融合。这使人们对媒介融合的内涵有了更为全面而具体的认识。
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研究初期，相关研究成果极少且视野狭窄，直至2006年，相关研究才拓展开来。而此前的2005年，被视为媒介融合概念的引入之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教授对此功不可没。这一年，她发表了多篇有关“媒介融合”与“融合媒介”的文章，并引入了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齐森（Andrew Nachison）对“融合媒介”的定义――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
2009年，蔡雯教授又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王学文共同展开研究，从微观、中观、宏观和大传媒业四个角度将国内外关于“媒介融合”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这对弄清媒介融合概念的发展演进及界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两人还进一步提出了对媒介融合的概括性认识，他们认为“媒介融合”包含三个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终端的融合，并提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
此外，我国其他研究者也曾提出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如清华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熊澄宇认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电子化和数字化这种形式靠拢，这个趋势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并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变得可能”；中国人民大学高钢认为，媒介融合的本质在于“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孟建、赵元珂则提出，“媒介融合”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主要有两种，一是在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与并购，二是媒介技术的融合；关于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把握，西安外国语大学黄建友认为，关键是要抓住媒介融合的数字技术推动前提和动态过程属性；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戴元初则从电视从业者角度对媒介融合概念加以界定，并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资源共享，是电视媒体获得市场竞争力的一种有效策略”。
综上，通览国内外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不难发现，由于语境、研究视角、视野和研究层次等多方面的差异，不同研究者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表述也不尽相同，这使得媒介融合的现有定义至今仍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媒介融合是缘于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而导致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的现象和过程。
二、媒介融合的内涵与外延
基于我们对媒介融合的上述理解和界定，我们可进一步厘清媒介融合的内涵与外延，并将其概括为四个层面，即媒介技术的融合、媒介业务的融合、媒介所有权的融合以及媒介政府规制的融合。
1. 媒介技术融合（Convergence in Media Technology）
以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为支撑的技术融合是“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所有内涵中最为本质的一点，是媒介融合的依据，它可细分为三方面：
其一，信息源融合。这是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任何媒介类型的任何内容及表现形态均可转换为符号化的“0”、“1”来进行存储和传输，这意味着作为信息源的符码是相对一致的。这为媒介边界的模糊甚至消解提供了可能，为不同媒体的信息内容在同一网络平台上的传输与分发奠定了技术基础。
其二，传输渠道融合。它指的是基于网络化技术的普遍运用，以往不同媒介类型、不同形态信息内容的传输信道由单一性、差异化走向互动联合，从而形成具有共通性、兼容性的多媒体网络传输平台，对媒介内容进行集成和分销。从目前来看，信息传输渠道主要有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电信网三种，而且三网融合也在逐步推进，进而形成多媒体、多渠道融合传输的模式。
其三，接收终端融合。这是指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下，媒介消费者所使用的信息接收终端设备，即信宿，呈现出多种功能融于一体的特征，并“以一种开放的终端平台将信息和服务传递给使用者”。具体的终端类型，如数字电视一体机、互联网电视机、个人电脑、手持多媒体终端等。
2. 媒介业务融合（Convergence of Media Business）
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与融合，各类传播媒介在行为、目标等业务实践层面的交叉愈加频繁，这使得媒介业务也逐步走向融合。具体而言，媒介业务融合可细分为以下四方面：
其一，业务形态融合。承载着媒介信息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为多媒体形态，从而使信息内容的叙事形式实现融合。
其二，业务技能融合。业务形态的融合要求传媒从业者所掌握的技能也趋于多方位甚至全方位发展。学者奎恩（Stephen Quinn）就曾针对媒介融合对记者业务实践的影响问题进行过深入的剖析，并指出“媒介融合对于媒介组织的内部运作尤其是对记者间的合作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可见，职业技能的融合是传媒从业者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其三，业务战术融合。除业务形态与从业者业务技能的融合外，战术上的融合同样是媒介业务融合的重要内容。根据李奇•高登的阐释，所谓战术融合，通常指不同所有制下的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体之间在具体内容和营销管理等领域的通力合作，如在业务经营方面的联合营销战术等。
其四，业务战略融合。与业务战术融合不同，战略融合通常是不同的媒介机构在更高层次、更长远意义上的发展战略层面的互动与联合。它并不要求参与战略融合的各机构都处于相同体制下，也不要求以媒介所有权的合并为前提。
3. 媒介所有权融合（Convergence of Ownership）
业务的融合，尤其是媒介机构在战略、战术层面的通力合作，往往会对其在所有权层面的融合起到进一步的催化作用。
顾名思义，媒介所有权融合，即指不同媒介在融合、兼并过程中实现的所有权的集中，并在此基础上组建相对较大型的传媒集团，从而充分整合媒介资源，降低媒介运营成本，增强信息传播效益，打造媒介整体与核心竞争力，以此来应对国内外媒介市场的激烈竞争。所有权的融合，是媒介行为主体的融合，是媒介融合的内涵中层次最高的一点。
从广义上讲，媒介所有权的融合，既包括传媒领域内部各媒介机构之间的所有权融合，也包括传媒机构通过跨行业、跨领域发展，与其他领域内的相关机构所形成的所有权融合，如传媒业与电子产业、电信业等领域的所有权融合。这一理解，恰与美国学者雪莉•贝尔吉（Shirley Biagi）对“融合”这一概念的理解相契合，她认为“融合是指由于技术的进步，出版、传播、消费者电子和计算机产业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的现象。”
4. 媒介政府规制融合（Convergence of Media Regulation）
媒介政府规制融合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媒介融合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积极的、面向媒介融合的政府规制会有助于媒介融合的顺利发展。反之，则会阻碍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政府规制融合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是规制法律融合。这是媒介融合时代政府规制的根本依据。融合媒介的大量涌现，必然需要有新的融合性法律法规与之相匹配，以使其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其次是规制机构融合。面向媒介融合的规制需要融合的规制机构。英国将原来的电信规制局（OFTEL）、独立电视委员会（ ITC）、广播管制局（RA）、广播标准委员会（BSC）和无线通信管制局（RCA）等5家规制机构合并成一家新的规制机构――通信办公室（OFCOM），即是为了满足面向融合的规制需要。
第三是规制行为融合。有了面向融合的规制法律和规制机构，面向融合的规制行为就顺理成章了，这将改变过去多头规制的混乱和冲突，大大加快媒介融合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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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数据融合的样本计算方法
针对于目标群体收视的分析工具TGRs，是将中国城市居民调查（CNRS-TGI）调查访问数据和CSM收视率数据相互融合，通过一对一匹配，选择最相近的一对样本，然后将CNRS-TGI访问所得到的各类数据转换成CSM样本属性。“这个匹配过程是根据科学样本距离计算方法得出的。”沈颖表示。
据介绍，他们为CSM样本当中每一个15岁以上的样本，寻找CNRS样本库当中与之最接近的样本。其配对的基础是由于CSM和CNRS-TGI的数据库当中，每个样本都有13个相同的属性变量，其中“城市、性别和收视程度”是三个关键变量，在对两个数据库的样本配对过程中，样本的这三个变量必须完全一致，即 CSM当中北京男性观众且日均收视时间4小时以上的样本A，在寻找配对样本A'时，必须在CNRS-TGI样本库里寻找是北京男性观众且日均收视时间4小时以上的样本。而CNRS-TGI的样本库当中可能有许多样本是北京男性观众且日均收视时间4小时以上，这个时候就运用其他变量比较，计算最接近的样本。
“如此一来，CSM的每一个样本都有CNRS全年数据库当中的一个样本与之配对，其效果就像是CSM的调查对象又填了一份CNRS问卷。”沈颖说道。同时，由于采取数据融合的方式，从CNRS当中选择的样本均是从大量样本当中筛选出来的，数据可靠性高。“并且，在数据融合之后，伦敦方面做过同源数据和融合数据的收视率变化图比照，结果是几乎一致的。”沈颖表示。
自2009年，TGRs第一次尝试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进行数据融合的尝试之后，目前已经有不少4A广告公司已经开始使用这一数据。“其中OMD和群邑旗下的广告公司已经通过TGRs赢得了许多广告策划竞标，而星传媒体以及实力传播也已经表示出了合作想法，并且已经安装2009年的数据试运行。”沈颖说道。
发现最具价值时段
“品牌预购者的目标分析”是广告公司对TGRs认可的关键，它能帮助客户发现，黄金时段并不是真正的无法替代的投放载体。沈颖举例说，比如洗发水广告，很多时候媒介策划人员凭借经验定义其目标受众为25岁-34岁女性，因为他们最经常购买洗发水。“显而易见，这一种以传统方法定义的目标人群忽略了其他年龄层次的购买者，只有真正以洗发水的预购情况这样更贴近真实情况的指标来加以限定，才能发现最具有价值的时段。”沈颖认为。
目前以传统的人口统计学定义的目标人群收视，都集中在所谓的黄金时段收看节目，广告公司的策划也往往围绕着黄金时段来投放，这造成了黄金时段广告价格的水涨船高。但实际情况是，广告主真正想要触达的预购者并没有触及到，而相应的，广告主所能花费在非黄金时段的预算大为减少，甚至导致一些电视台非黄金时段无人问津。
“如果能通过TGRs的分析，发现原来某个电视台的一个非黄金档时间段，刚好是A品牌购买者的收视集中时段，这无疑为媒介购买人员做出了更加精准的受众定义。”易稚说。同时，他认为广告公司也能通过这些调研了解到受众的生活态度，如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是否为冲动型消费者之类的，以这些软性指标去衡量电视节目受众特征，从而设计出更加人性化的广告创意。
营造电视的精准媒介环境
沈颖表示，TGRs不仅可以为广告公司服务，同样也能帮助电视台重新定位自己的平台优势。“目标受众集中度”是TGRs在此运用的一个关键。“营造一个精准细分的媒介环境，这在国外已经初步实现，而我们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沈颖说道。
传统意义上来说，电视节目定位只能通过年龄和性别等简单人口统计学进行定义。而这种定义方式对于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体分析出来的结果价值并不是很大，比如新闻联播可能覆盖全年龄、全性别、全职业的人群，如何能发掘节目观众的真正共性就成了问题。沈颖拿出其团队曾经为栏目《城市之间》做的数据分析表示，通过TGRs可让电视台知道栏目的观众有91.4%十分关注身体健康，71.6%的观众能够将工作和娱乐区分开 ，71.3%的观众喜欢充满激情和挑战的人生 ，76.2%的观众认为自己会花费许多时间用于娱乐休闲活动，“因此《城市之间》的节目定位就可以针对那些关注健康和娱乐的观众进行进一步设计。”
不过，沈颖也表示，“目前国内电视台使用TGRs尚处于初期阶段。”
篇5
一、方兴未艾：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开设的现状
最近几年来，在美国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领域关于媒介融合课程的讨论很多。早在2001年，美国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者协会（AEJMC）就建议新闻传播项目（programs[1]）紧跟业界的媒介融合实践，跨越单一媒介平台推出相应的课程[2]。2001-2003年间的AEJMC的3次年会光就媒介融合议题就共举行了14个讨论会（panels）。
关于媒介融合，美国很多新闻传播院校近年来都已从单纯的研讨阶段进入了实验阶段。据2003年对美国300所新闻传播院校的调查，约有50%的院校已经根据媒介融合对课程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3]
而同年对美国46所第一梯队的新闻院系的调查发现，有多达85%的院系已经开始推出媒介融合的相关课程[4]。
到2005年，根据美国佐治亚大学Lee B. Backer的调查，美国有458所大学开设了新闻传播项目，当年毕业了48750名本科生和3500名硕士生；从就业上看，2005年，与网络新闻相关的工作年薪起薪是32000美元，日报起薪是28000美元，电视是23000美元，广播是26000美元；80%的毕业生相信20年内，大部分人都会从因特网获得信息[5]。
二、美国新闻传播院系开设媒介融合课程的动因
（一）业界需求：开设媒介融合课程的外部压力
尽管对于究竟什么是媒介融合美国学界业界尚莫衷一是，但这并没有阻碍业界对媒介融合实践的蓬勃开展。主流报纸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的“只管做”（just do it）的方式，以及其他中小报纸，如《Tampa 论坛报》和《Bakersfield加利福尼亚人报》等从小处着手稳健成长的方式为其他媒体的融合实践树立了榜样。媒介融合的丰富实践增加了新闻媒体对媒介融合人才的需求，这一方面虽可以通过培训现有从业人员得以解决，但根本上必然要依靠新闻传播院系大规模的人才培养。
有不少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2003年，美国媒介融合研究者Huang 等人在对媒体从业人员所作了调查，发现有78%的受调查者“同意”或者“强烈同意”新闻专业学生无论什么方向，都应该掌握多种技能，包括写作、编辑、电视制作、数字摄影摄像和网页设计等[6]。
另Bruce等人对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新闻机构《Tampa 论坛报》“融合新闻中心” 的从业人员作了深度访谈，访谈者认为，第一，在该中心工作，从业人员必须首先要有一门技能特别精，但同时又能胜任其他工作，即一专多能。其次，他们强调新闻写作与报道对各种平台中的基础作用；第三，对新技术有着很强适应能力和协作能力；第四，跨平台的人际交流能力；第五，具有融合新闻跨平台的工作经历[7]。
由此看来，随着业界媒介融合趋势的推进，对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即融合新闻工作者（converged journalists）的需求已经出现，而且正呈增长趋势。对于业界而言，雇佣具有跨平台工作能力的毕业生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加投入产出比；作为毕业生，具有以上能力也无疑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职场中获得优势。
（二）维护组织“合法性”：开设媒介融合课程的内在动力
组织理论和课程改革的研究成果都认为，各种组织都试图通过变革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和压力（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主观上认为的压力）。在新媒体环境的压力下，作为组织，新闻和大众传播院系也必须通过变革――引入媒介融合课程――来应对外部压力，适应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除了应对外部压力外，新闻传播院系还需要通过变革来维护自己的存在的合法性（legitimacy），这样才能适应社会中其他组织的变化，在文化上继续获得公众、客户和其他专业人士的承认和认同。这种认同在充满不确定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它是院系获得更多外部资源的必要条件[8]。
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学界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已经日益认识到媒介融合教学的重要性，并为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如Huang 等人的研究指出媒介融合存在四种层次：公司融合（corporate merger or alliance）、新闻形式/技术融合（form/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新闻内容融合（content convergence）、以及新闻从业者角色融合（role convergence）。其中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融合必然要求院校新闻传播教学的融合。
专业院系教学人员也开始倾向于支持媒介融合课程改革。根据前述Huang的调查，在全美新闻传播教师当中，对“鉴于业界的平台融合趋势，新闻专业是否要进行相应的重组？”这一问题，有56%的教授表示赞同和非常赞同（另有22%表示难以确定；另外22%表示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
在Huang对教师的调查中，“灵活性”是一个在“关于如何培养未来记者的意见和建议”中频繁出现的词，如一个教授写到：
“我们不能只为‘眼前’而教。我们必须为学生四年后的毕业做好准备；而且，我们感觉到有责任让学生了解和学习跨媒体制作，这样他们在毕业后选择工作时能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在确定具体的工作后，他们都能将这些技巧应用于自己熟捻的专业”。
（三）三种不同的媒介融合课程改革路径
美国新闻学者Wilson Lowrey在媒介融合课程改革的力度上将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可以分为三类：坚守者（static）、改良者（supplementary）和变革者（re aligned）[9]。
坚守者认为目前的业界媒介融合现象仅仅是表面的，而新闻的基本原则和做法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坚持原有课程不变，继续根据单一媒介类型培训学生，而将跨媒介训练放在次要位置；变革者则全面拥抱媒介融合，对现有课程从整体上作了革命性的改造。改良者则处于以上两个极端之间，既坚持原有的按媒介类型而分设的系别（tracks）和课程(curricula)，但同时也增加了媒介融合的相关课程（courses）或专业(sequence)。
Wilson Lowrey认为，以上三种类型的院校中，坚守者最少，变革者最多，而改良者的数量则正在增加。另外，以上三种类型既同时存在不同院系中，也可以作为线性发展存在于一个院系融合课程的不同发展时期。
三、选择南加州大学新闻系作为研究案例的原因
如前所述，根据Huang的调查，为了应对新媒体的挑战，美国有一半左右的新闻传播院系都在不同层度上采取了某些措施，其中在美国学界讨论较多的包括南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苏里大学、西北大学、堪萨斯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等的新闻传播院系等。它们的模式既有共性也有各院系因地制宜的个性。考虑到本文的目的是为我国新闻传播院系的媒介融合课程改革提供参考，本文抽选出美国南加州大学新闻系作为分析案例，这是因为：
首先，虽然我国目前关于新闻传播教育的论文已有不少，但具体到关于媒介融合课程改革的深度研究不多，大多数研究都较为宏观[10]，而该案例内容丰富全面，能为我们提供微观和深层的信息，从而对我国媒介融合课程改革的具体操作更有参考意义。
其次，媒介融合仍是一个年轻而亟待研究的领域，媒介融合课程建设尤其如此。在目前阶段，媒介融合课程建设因为缺少足够的实践，相应的理论仍比较贫乏。而理论来源于实践，因此笔者认为，此阶段我们需要跟踪和深入了解发达国家同行的具体实践，并对之进行“深描，”从而能为我国新闻院系参考和仿效。
第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案例研究（case study）与实验研究、问卷调查以及文本分析不同，它追求对一个单独事例（case）的深入的、历时的和系统的描述，其目的在于深入了解导致某些现象之所以发生的背后的各种因素，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从而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第四、作为案例，南加大新闻系的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具有典型性，其媒介融合课程改革经历了从小到大、从不足到完善的一个完整的试错过程，堪称研究美国新闻院系媒介融合课程改革来龙去脉的“完美”案例。它所遇到与克服的问题都很可能是我国同行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同样会碰到的问题，如：其首先从一门相关课程开始渐进发展，但后来却激进地将网络新闻与纸质以及广电新闻置于并行地位因而难以为继，以及其对融合新闻报道的具体教学方式的摸索（如，是同时使用多媒体报道同一新闻的不同方面，还是分别用不同媒体重复报道同一新闻等）等等。
四、摸着石头过河―南加大新闻系媒介融合课程改革的经验与教训[11]
美国南加州大学新闻系[12]隶属于该校安南伯格传播学院（USC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该院是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知名院系之一，在教学和研究上素有创新的传统。著名传其中播学者埃弗里特•罗杰斯（Everett M.Rogers）就曾任该学院的教授；2003年，美国著名网络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也开始在此任教。
（一）早期：实验性的新媒体课（courses）
早在因特网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1994年，南加大新闻系就开设了一门实验性的新媒体课程。这是一门同时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3个学分的选修课，主要内容涉及上网技巧和如何使用HTML语言以及Photoshop等软件搭建网站。
这一实验课程后来扩展成《网络出版概论(J412)》课 (J412 Introduction to Online Publishing)，其授课大纲主要集中讲授数字出版技术。该课程受到了一些学生的欢迎。每学期，学院近400名学生中有30名选修。选修该课程的学生毕业后，有的找到了起薪44000美元一年的网络工作，而当时纸质和广电媒体的普遍起薪是22000美元一年。
后来，鉴于学生对新媒体的浓厚兴趣，新闻系对J412层次的课程进行了扩张，使其内容更加高级，包括两门新课：《网络出版中的多媒体和图表制作》（Multimedia and Graphics in Online Publishing）研讨课（seminar）和 《多媒体报道》（Multimedia Reporting）。
（二）中期：截然分割的媒介融合课程 (curriculum)
2001年，新闻系新系主任Michael Parks上任后认为学院的新媒体课程不能适应新世纪的要求，因而决定改革。当时由于学界和业界对媒介融合尚无统一和稳定的定义，新闻系在引入媒介融合课程的时机和内容的取舍上有三个选择：
1. 设置一门新媒体综合课，必修；
2. 设置一门新媒体概论课，必修，同时开设高级选修课；
3. 在基础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中设置与纸质媒体和广电媒体平起平坐的新媒体课，要求本科生和研究生必修，而且学生一进入学校就开始跨媒体学习。经过权衡，新闻系最终选择了以上第三种方案，课程安排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课程设置上，南加大新闻系对同一新闻技能课程，如《新闻写作》，根据纸质、广电和网络媒体分别开设，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纸质媒体新闻写作》、《广电媒体新闻写作》和《网络媒体新闻写作》三门平行的课程。
很明显，以上课程设置应该是一种比较急进的方式。它试图一步到位地将网络新闻、纸质新闻和广电新闻截然分开并并列起来。这对硬件和师资的要求都很高，因此新闻系花了1年半多的时间才准备好，新课程到2002年秋季正式实施。当时，尽管南加大新闻系的资源勉强可以支撑这一模式，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1.教学内容重复。例如《新闻写作》针对纸质、广电和网络媒体分别上课。而在基础阶段，这三种媒介之间的差异并不太能体现在《新闻写作》的教学内容上。这就导致了三门分开讲授的《新闻写作》课程内容彼此重复，浪费了教学资源；
2. 针对三种媒体分开进行的教学实践与融合新闻实质相违背。融合新闻的实质是结合新闻题材的特点选择最适合的媒介予以报道，从而获得最佳的报道效果。这要求编辑记者具备使用多媒体报道同一新闻题材的能力。以上教学，由于依不同媒体而截然分开，因此教师常常要求学生就同一新闻题材分别为纸质、广电和网络媒体报道（这类似于现在报纸、电视台、电台对同一新闻的报道，只不过学生同时扮演了三个媒体的角色），使学生觉得厌烦。这一做法人为地割裂了多媒体新闻报道的整体性。更好地做法似乎是让学生就同一新闻题材同时使用多媒体报道。当然，南加大当时基于媒体分开教学，也与当时新闻业界上没有一个成功的媒介融合模式以及媒介融合的定义仍在不断摇摆这一事实有关。
3. 对新媒体教学，学生的兴趣并没有教师所想象的那样强烈。纸质新闻专业的学生埋怨说不得不学广电新闻制作；而纸质和广电新闻专业学生都说讨厌被逼着学习网络新闻课程。新的教与学模式（合作教学和合作完成作业）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独立性。
4. 2000年，美国互联网的发展遭遇泡沫，其影响降低了新闻系学生对网络新闻前途的期望。实际上，当时随着网络新闻公司的大幅裁员，网络新闻记者编辑的起薪也大幅降低，对新闻系的学生丧失了吸引力。
尽管存在着以上问题，教师也有不少牢骚，但新闻系上下基本都认为以上媒体融合课程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
对以上问题，新闻系作了调查研究，有以下发现：
1. 由于网络新闻的定义尚不清楚，因而很难将其与纸质和广电新闻放在同等的地位来教学。而且，广电新闻因为有着自己鲜明的制作需求和独特的播放途径，因此它与网络并不十分兼容；但纸质、广播以及新闻摄影却可以和网络结合得很好。
2.从业界获得的反馈表明，业界需要基础扎实的毕业生。如有媒体单位认为技术固然很重要，但他们同时需要在关键场合不会砸场的优秀记者。
3. 对学生的调查发现，即使是高年级的学生，他们的英语语法、拼写、美联社（AP）新闻写作规范以及基本数学技能尚未完全过关。学生们对SAT（大学入学考试）和GRE（研究生入学考试）所考的内容似乎都忘光了，连基本的句子都写不好，基本的计算也算不清；他们对统计学和抽样方法也都似懂非懂。
而另一方面，学生一些其他的需求在以上课程中却没有得到体现，如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步，新闻摄影和视觉传播日益重要；数码相机的流行也意味着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照片；博客以及公民新闻的发展势头很猛；业界对融合的定义似乎已经为技术所引导，在这个时代，把关人的角色如何保持和发挥？计算机辅助报道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等等，但是对以上各方面，教学中却没有得到体现。
（三）现在：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课程模式（model）
结合以上调查发现，2003年新闻系在学校课程制度许可的框架下又对课程作了局部的改进，到2006年形成了以下沿用至今的媒介融合课程模式：
结合以往的经验教训，新闻系在新媒介融合课程的具体教学中，有以下几个侧重点：
1. 更加注意对学生的基本功训练：
（1）更加强调基本的“讲故事”的能力教学，特别是新闻导语写作，因为这在三个平台都适用；
（2）在网络新闻写作教学中，在教学前六周加强了对语法、拼写和写作规范的教学，然后进行相应的严格考试。教学还强调故事板（story boarding），数据库结构以及网络专题报道的能力。
（3）鉴于目前对“网络新闻报道”的定义尚不明确，因此在“网络新闻报道”教学内容中增加了基础数学、计算机辅助报道（CAR）以及统计学等内容。这些内容在纸质媒体中也有用武之地。
（4）继续开设Photoshop和Dreamweaver等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但鉴于新媒体软件更便宜和更傻瓜化了，因此教学更重视概念的传授而不强调对某一具体软件的使用。
2.加强了与网络新闻更兼容的科目的教学
(1) 在核心课程中减少了电视新闻的教学内容，同时继续增加摄影和广播（radio）报道的教学内容；
(2) 由于发现纸质媒体写作，特别是电讯稿（wires）的写作很适合网络新闻，因此加强了这一块，增加了每周在这方面的教学时间，以提高学生快速写作、改写和更新稿件的能力；
3. 继续加强新媒体，如学生博客、校园报刊和电视台等在媒介融合教学中的辅助作用。
南加大新闻系的网络新闻副教授Larry Pryor在总结该系融合新闻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新闻院系必须开设新闻课程，这有利于学生（特别是优秀学生），有利于培养教师的协同教学能力，有利于新闻院系进行新的学术研究和合作。
但是，他进一步指出，在进行融合课程改革时，对媒介融合的定义应该宽泛，而不是像南加大新闻系最开始那样将纸质、广电和网络三个平等放置。“我们认为有更加自然的课程设置方法。要避免将新闻课程改革视为零和游戏。将新媒体课程融入到已有课程中去而又不牺牲基本功是完全可能的。[14]”
他强烈建议新闻院系聘用退休摄影记者到课堂教学；结合博客进行课堂教学（或开设班级博客，或开设学生个人博客）；与在新媒体应用上走在新闻传播院系之前的其他院系合作，如工程系、美术系、戏剧、舞蹈、剧院等。
他说，新闻学教师现在有很好的机会更好地为学生服务，这也是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我现在上的是核心课程，工作量很大。有时候我更愿意回到10年前更简单的工作中去，但是技术的发展却不会止步。受众也不再受制于传统媒体，我们对此必须做出反应，否则只能被忽视，被忘记。”
注释：
[1]此处的“program”相当于我国所指的“教学点”。
[2]John Pavlik, Gary Morgan and Bruce Henders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 2001 and Beyond (Columbia, SC: AEJMC, 2001).
[3]Huang, E., Davison, K., Shreve, S., Davis, T., Bettendorf, E., & Nair, A. (2006).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Convergence: Media Professionals' Concerns of Working Across Media Platforms. Convergence, 12(1), 83.
[4]Criado, C. A., & Kraeplin, C. (2005). The State of Convergence Journalism: United States Media and University Study. In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i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5]Becker, L. B., Vlad, T., Tucker, M., & Pelton, R. (2005). Annual Survey of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Graduates. Retrieved on September, 29, 2005.
[6]Huang, E., Rademakers, L., Fayemiwo, M. A., & Dunlap, L. (2004). Converged Journalism and Quality: A Case Study of The Tampa Tribune News Stories. Convergence, 10(4), 73.
[7]Bruce Garrison, & Michel Dupagne.(2003).A Case Study of Media Convergence at Media General's Tampa News Center.In.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Columbia, SC. Retrieved November 27, 2007, from com.miami.edu/car/columbia03.pdf.
[8]Lowrey,W., Daniels, G. L., & Becker, L. B.(2005). Predictors of Convergence Curricula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rogram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0(1), 32-46.
[9]Lowrey, W., Daniels, G. L., & Becker, L. B. (2005). Predictors of Convergence Curricula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rogram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0(1), 32-46.
[10]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使用关键词“新闻教育”+ 篇名“融合”检索，仅得到9篇论文，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高钢教授的研究。其中蔡文教授主要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密苏里大学的融合课程现状；高钢则阐述了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基础元素的构建。
[11]Larry Pryor A converged curriculum: One school's hard-won lessons，省略/ojr/ stories/050224pryor
篇6
在哈贝马斯的经典著述《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公共领域进行了如下定义：“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为着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今天，报纸和报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样的媒介”。[1]按照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解释，公共领域主要由三个主要元素构成：首先具有独立人格的公众，这是形成批判理性的基础和根基；其次具有可以自由交流、充分沟通的媒体，媒体是信息的载体，缺乏反馈的媒体使得信息匮乏和意义缺失；最后是理性批判的精神。传统媒体既是公共领域重建的勃发力量，又是摧毁力量，传统媒体对公共领域的侵蚀主要显现为三方面。其一，点对面的传播，使得“公众”畸变为“大众”。缺少表达，就意味着被禁锢思考；压抑了反驳，就昭示着被束缚的成长。单一化的传播渠道使得传统媒体对公众的独立人格的塑造趋近于无效，传统资源的垄断在形成“精英文化”的同时，让公众变得“只听不说”，媒介角色泾渭分明。消费狂潮的呼啸而至，冲毁独立人格理性堤坝的同时，也将公众吞噬。其二，媒介“守门人”的规则阻碍公共领域的“自由理性批评”。媒介依据所从属的组织性质，通过严格层层的筛选，将信息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采集、编辑、发行，控制舆论的走向和发展的基本脉络。其三，媒介平台的选择性失语和商业化，吞噬“理性批判”的原则。过滤的信息、净化的批判，正在蚕食支撑的理性的支柱。商业化的变革，也让理性消散在消费的泡沫之中。传统媒体的侵蚀让公共领域“得而复失”。
新媒体建造了信息传播平台，形成了一个功能丰富、结构多元、规模庞大的传播集群，公民的的信息权利得到极大的实现，新媒体的身份虚拟化更是公众敢于质疑权威、论证权威，理性的批判突破传统媒体陈旧的枷锁，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在新媒体的对公共领域进行重构的同时，对传统媒体身份的重构日益凸显。
二、沉默的螺旋：沉默中妥协，失语下消亡
按照诺利—纽曼的理论，公共领域的舆论是通过一个叫做沉默的螺旋的过程形成的。[2]在具争议性的议题上，人们对公共舆论的散布形成印象。他们试图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否属于大多数，然后推断公共舆论是否会趋向自己意见的方向改变。如果自己的意思偏向少数，他们就会倾向于对该议题的沉默。诺利—纽曼认为，大众传播的三个特质是它的累积性、普遍性及协调性，三者综合在一起，便产生了对公共舆论的巨大效果。[3]沉默的螺旋对公共领域的舆论影响是建立在传统媒介特有的累积性、普遍性、协调性以及传统媒体本身的功能属性。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或者特定主题会随着时间的延续的累积，又因其广泛存在，再加之针对某一事件和议题传统媒体的不同形态的同样表达。正是介于传统媒体上述特性而成为人们发现公共舆论分布的主要途径，为传统媒体操控公共领域的舆论走向提供可能和便利，或许这就可以揭示为何传统媒体可以控制“对何者是主导意见形成印象”，又怎样掌控“对何种意见正在增强形成印象”以及“对何种意见可以公开发表而不会遭受鼓励形成印象”。诺利—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是基于在传统媒体垄断信息渠道的条件下提供，在新媒体之前，信息渠道的相对闭塞和传统媒体阅读习惯的束缚都为传统媒体利用“沉默的螺旋”理论操控舆论走向孕育生存的土壤和媒介生态环境。
社会的发展，为一切变革提供了丰富的驱动力和强劲的助推力，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控制领地的僭越不是偶发性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不合时宜的延续传统和自以为是的套用模式。公众文化水平的提升引发对思考模式的解构与重组，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已经不再是科幻大片的视觉魅影，公众个性化、多样化的信息需求早已不再是妄自菲薄的奢求。传统媒体对公共领域舆论绝对导向的垄断终究会被打破，技术迅速创新带来媒介新形态的繁荣。传统媒体在公共领域一家独大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多样化的新媒体的传播手段稀释了传统媒体在整个媒体环境下的占有比例，传统媒体的累积也日益模糊淡化。规整划一的媒介言论也只是人们回顾过去时的感慨之谈。基石被瓦解，传统媒体控制公共领域舆论的“沉默的螺旋”已经不是不二法门。
三、阶段与融合：媒介变形的生存与适应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带来行业的全新景象的同时，引发了巨大的质疑和猜测。新媒体从哪里来？传统媒体会消亡吗？新旧媒体是完全独立的非此即彼吗？新旧媒体的融合过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这些疑问一直困扰着业界和学界。费德勒提出“媒介变形”的概念，利用生物的进化论原理，对新旧媒体融合的过程进行全新的定义和解读。他将媒介变形定义为“传播媒介的变形”常常是由感知需求、竞争、政治压力、社会与技术革新等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引发的。[4]“媒介变形”的重要性在于提出媒介是“复杂的、具有适应性的系统”，传统媒体在公共领域的身份重构也就是媒介变形中所表现出阶段特点，它是动态的、非稳态化的，会伴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进行进一步的变革与发展。在新媒体公共领域中的角色与对传统媒体中的角色是同构异质的。在经济的全球化，技术极大的发展，社会政治全新发展的大环境下，传播媒介适应生存需求向新媒体进行脱变，以寻到新的生存支点。
费德勒的“媒介变形”很好地阐释了当下传统媒体在公共领域角色重构的原始动力、发展阶段、未来前景，并理清了新媒体的发展脉络，明确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交合的阶段的存在必要。
结语
通过从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角度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在公共领域的身份重构和竞合进行关照。借助对以上三门理论的研究，获得了对传统媒体在公共领域对媒介四项基本功能掌控的原理和方法，并通过在新的媒介融合视阈下新媒体对传统媒体驾驭公共领域的基础变革脉络的梳理，找到其身份重构的历史必然和现实依据。基于上述研究，将传统媒体的身份重构看做媒介变形的一个初始阶段，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也并非此即彼。
注释
[ ] 李惠芬.《哈贝马斯及其研究》
[2]《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五版）/（美）赛弗林，（美）坦卡德著；郭镇之，徐培喜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
[3][4]《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五版）/（美）赛弗林，（美）坦卡德著；郭镇之，徐培喜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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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喻国明 张小争：传媒竞争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1月
3.陈晓宁：论新媒体，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1月
4.彭吉象：机遇与挑战—电视专业化频道的营销策略，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2006年l月
5.崔保国：2009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篇7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已经进入从模拟系统向数字系统升级换代的重要阶段。中央明确指出2013年至2015年，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基本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体制机制。伴随着我国“三网融合”的快速推进，我国跨媒体人才培养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在这其中也逐步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制约着我国媒介融合的推进。
一、当前我国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思路上存在误区，一些概念及政策边界亟待廓清。一些人将媒介融合简单定义为传媒从业者跨媒体技能的培养，将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简单定义为广播电视媒体从业技能、网络媒体从业技能和书面媒体从业技能培养的简单结合，而忽视了媒介融合是多种媒体之间的聚化裂变反映，它催生了新的媒介理念、媒介形态、媒介内容、媒介运行机制等，带来的是媒介发展的革命性变革。它对传媒人才培养带来的是从理念、机制到内容的系统化创新，绝非是技术层面的简单叠加。还有一些人简单地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一个实践命题，单纯注重应用层面的技术融合、运行机制融合、所有权融合等的路径考察，对媒介融合的理论研究进路缺乏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导致媒介融合在实际推进中后劲不足。
二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等工作亟待加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理论储备需要进一步夯实。面对媒介融合快速推进的态势，我国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的预研及理论储备工作明显滞后。当前只有个别高校对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规格、培养方式、培养路径等在学理层面进行了关注与研究，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尚未形成有效对接，具有通用性、被相关高校所普遍认知与接受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框架体系仍处于初步建设阶段，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不同层次高校分层化、多类型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尚未进入大多数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视野。媒介融合相关要素在新时期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的话语通道亟待疏通、话语内容亟待补位、话语效果亟待进一步彰显。
三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现状不能适应媒介融合的形势发展需要。当前我国传媒单位中跨媒体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职后培训、传媒从业者自我兴趣迁移等方式来实现。媒介融合尚未作为一个专业开展普及性、系统化的人才培养实践。在一些开展媒介融合试点的高校，也大都局限在相关课程内容的设置中，增加媒介融合背景、现状及趋势等的相关介绍，或者开设一些媒介融合关联题材的选修课等；设置若干研究课题，开展国际媒介融合最新发展动态及国内媒介融合现状、趋势等的追踪研究，提供媒介融合发展策略与路径的理论研究等。或者以教学改革试点方案等形式，在部分学生群体中开展跨媒体技能培养的尝试等。媒介融合专业的师资储备、培养培训力度亟待加强，相关教材建设等急需填补空白。从总体上说，媒介融合尚未作为传媒人才培养的重要创新因素、产业发展的革命性技术创新因素发挥其对新时期传媒人才培养的创新引领及变革驱动作用，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辐射面、推广力度及现实绩效等都“乏善可陈”。
二、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误区形成的内在成因
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误区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传媒教育与传媒产业发展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媒介融合对传媒教育创新的引领力、整合力、渗透力、发展力不足，产学研合作机制需要进一步梳理与完善。办学与市场发展相脱节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较为明显的弊病。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忽视办学实际及办学规律，简单迎合市场表面的发展态势，导致办学在战略方向层面出现误差；二是高校漠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与规律，在办学中墨守成规，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作为应用性专业，虽然从总体上说我国传媒院校与行业保持了密切联系，但是两者之间一体化、协作型发展格局仍然没有形成。主要表现在校企之间的合作仍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培训、学生实习等方面，尚未进入到传媒发展战略设计、管理架构与运行机制创新、传媒形态与传媒门类变革等核心业务层面，高校对传媒企业深层发展、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拉动作用有限，这也直接制约了传媒院校深度追踪行业发展动态，把握行业发展规律，适度超前引领、预判行业发展走向的能力，使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媒介融合的发展实际相脱节。即使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体制环境相对健全，传媒院校与传媒企业之间政产学研合作机制较为完善，合作成效相对明显的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地区，传媒变革的最新趋势投射到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上仍然有较为明显的滞后性，其传导机制过于复杂，反应机制的敏锐性有待提升。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当前传媒市场竞争呈现白热化的态势下，传媒企业过度重视短期市场份额的博弈，热衷于挖人才、抢时段、买创意获取竞争优势，在人才梯队建设、长线技术储备等发展命题上关注不足，严重忽略了传媒院校办学对其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支撑力，进而造成传媒院校与传媒企业之间合作动力的流失，对传媒院校贴近行业一线办学带来了严重的制约。同时在产学研合作机制建设中，过分重视传媒企业主体与传媒院校之间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政府调控、引领职能相对不足，在合作某一方出现问题时较易影响到整体的合作格局。传媒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办学机制的内在调适与优化能力不强，对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紧迫感、使命感的认识有所欠缺，对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系统规划性不足，在遭遇政策壁垒与行业藩篱时，破解体制障碍的勇气与办法不多，其重要原因在于当前的高校办学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分解了市场竞争对高校人才培养创新的压力，即市场对人才培养规格、质量的反响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直接转化为高校办学资源获取的压力。所以解决好校企合作的深层次问题，促进传媒人才培养创新与媒介融合发展现状的紧密结合，提升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质量与水平不仅需要从战术上进行规划与布局，更需要解决战略层面的制度障碍及动力机制建构问题。
三、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视角
提升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质量，满足传媒事业快速发展的需求，最关键的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建立与完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制度体系。制度体系建设分为战术与战略两个层面。战术层面主要解决基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实施策略、实施路径的保障体系建设，战略层面重在解决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深层动力机制建构及体制障碍破解的问题，建立起促进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的框架。
在战术层面的制度体系建构中，当前需要做好四个层面的工作。一是疏通媒介融合进入传媒人才培养视野的话语通道，在顶层设计层面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提供伸展空间。通过将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纳入党委、政府文化及教育决策的视野，为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提供政策支持与文化土壤。地方政府在区域传媒及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制定时，要充分考虑到人才队伍建设对传媒及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人才队伍建设目标及保障措施等，尤其要关注好、回应好新形势下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问题，阐明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意义、培养目标、培养路径及保障机制等。同时，各级政府在制定区域教育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到产业转型升级、新技术发展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在制度设计层面构建产学研贯通、面向市场、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前沿，有效推进办学创新、提升办学质量的理念与机制。各高校尤其是传媒院校在制定学校“十二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时，要充分注重将最新的媒介及文化产业发展动态纳入办学视野，作为办学的重要权变因素加以考量，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工作的推进提供制度空间。二是要厘清形势与要求，摸清规律，科学设计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要科学分析媒介融合的走向，对未来媒介融合人才的需求数量、规格层次等形成全面科学的判断，作为编制人才培养规划、确定招生数量，分专业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依据。在传媒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中，完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定位、培养方式等系统化指标体系，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提供清晰的路线图。在这个过程中，要注重“新”与“旧”的结合，要注重对传统传媒人才的培养方式、培养手段进行全面的总结与梳理，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机制、新模式。要注重“快”与“慢”的结合，媒介融合人才培养不能一味求快，盲目追求“新奇特”的形式美感，要尊重培养规律，踏准产业创新的步骤，注重实效，注重衔接，分层次、分阶段地有序推进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要注重“普”与“特”的紧密结合，在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要尊重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把握其通行模式与常态机制，同时又要充分结合学校自身的办学实际与办学特色，提炼有特色的办学内容、办学环节等，进一步提升传媒人才培养的效果，凸显传媒人才培养的特色品牌。三是要完善媒介融合人才的保障机制。完善师资队伍保障机制，积极创造条件，与国外有相关研究基础高校联合培养媒介融合专业博士生，在国内积极尝试开展媒介融合专业的硕博士教育，从国外选聘部分媒介融合的相关研究者与从业者，来国内开设讲座等，全方位涵养师资。推进业界与高校师资互通计划。高校具有传媒教育背景的师资去跨媒体业务经营较好的企业开展定期实践，积累业界工作经验，吸引、引进一批具有媒介融合工作经验的业绩精英，在经过一定时期的知名院校培训后，充实到传媒院校一线教学队伍，开展媒介融合的相关教学工作。政府和高校要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提供优惠政策，确保能“引得进、留得下、用得好”。
篇8
尼葛洛庞帝在1978年首次正式提出“媒介融合”这一概念。而在世界范围内传媒行业发展最为迅速的美国，媒介融合才从根本上实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质的飞跃。关于“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具体定义，学者们众说纷纭，目前还未出现公认的定论。例如美国教授浦尔曾指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类媒介逐渐呈现出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则是由电子科技发展造成传播形态出现聚合而导致的。”另一方面，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却指出：“媒介融合实质上是各类传播形态的媒介进行联盟合作的状态，一般包括了视频传媒、印刷传媒以及数字传媒等。”[1]在我国，中国人民大学的著名学者王菲是这样定义“媒介融合”的，她认为：“媒介融合必然是出现在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而不同媒介之所以发生融合互动是因为新闻信息消费者的终端需求。”[2]现代人对新闻信息的消费早已呈现终端多维化趋势，平面终端、电视终端、电台终端、手机终端、PC终端、LED终端等消费形式多时间段融合。在具体媒介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所谓媒介融合同时涉及新闻内容融合、媒介网络融合以及媒介终端融合这三大过程。
“融合新闻”的概念首次出现于美国的论坛公司以及媒介综合集团，通常我们认为它是媒介融合发展背景之下的必然产物。而国内初次引入“融合新闻”这一概念是在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蔡雯教授介绍引进。[3]尽管历年来传媒业不断针对“融合新闻”展开研究讨论，但是并没有对其基本定义得出一个公认定论。在结合研究学者的定论背景之下，本文认为所谓的“融合新闻”实际上是媒体工作者在利用社会发达网络技术的基础之上，将所收集的新闻信息进行整合归纳而后在统一平台上进行公布，而信息接收者则可以在不同的媒介形态中接触新闻信息，如社会民众可以借助手机、电视、电脑、电台等媒介工具了解实时新闻信息，其融合的特性主要体现在融合、融合上，即统一平台、至多媒介终端。
如上所说，“融合新闻”本质上是媒介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但绝不是唯一产物，同时“融合新闻”的良好发展也能够推动媒介融合走上更加稳健的发展平台。在实际传媒发展过程中，要想使“融合新闻”成为改变传统旧模式的有力手段，就必须培养有良好新闻素养的工作团队、采取有效的新闻改革措施并帮助新闻公众构建一定的媒介素养。总的来说，媒介融合和“融合新闻”其实是相互依靠的统一发展机构，在进行传媒业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融合新闻”的发展情况，更要关注二者的契合度。而本文将针对媒介融合下“融合新闻”的发展情况进行讨论分析。
二、媒介融合下“融合新闻”为我国新闻业带来的挑战
首先，为保证“融合新闻”合理性发展，就必须设置完善的媒介规制以及传媒业内部的管理准则。之所以在发展“融合新闻”的进程中要注重相关规则制度的设定，是因为媒介管理体制中所涉及的各类规则制度将直接决定媒介融合的质量，而“融合新闻”恰恰是媒介融合中的重要产物。具体来说，我们不仅仅需要瓦解原有媒介管理中的区域分割与行业分割制度，更应该从根本上打破这种将单一媒介形态作为发展基础的传统传媒发展模式。而新制度的建立以及旧制度的瓦解都需要经历较长的一个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我国新闻业也将遇到很多发展阻力。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全媒体新闻中心，例如烟台日报传媒集团2007年开始研发并在2009年成立的全媒体新闻中心就是一次很好的媒介融合实践。这种全媒体新闻中心在统一平台的基础上，融合至少三种及以上媒体组织，最终实现在一定范围内采集不重复，发行多渠道，尽可能一文多用，创造新闻采编的最大使用价值和最大范围地实现新闻的受众满足。这种形式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它打破了原有的媒介机制，对多维度的媒介组织进行了很好的融合，在经济效率、人力效率上能够实现优化。
其次，由于“融合新闻”所直接涉及的传播媒介与新闻内容的多样化、丰富化，发展“融合新闻”需要一支高效优质的新闻工作团队，因而目前国内新闻工作者本身的职业生涯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新闻工作者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成为符合“融合新闻”发展的新型人才，努力提升其全方面素质，争取成为全能型的记者编辑人才或者新闻行业管理人才。全能型的记者编辑人才除传统的新闻采写编评技能外，还要能够熟练使用现代化采写工具——电脑、智能手机、摄像机、照相机等，能够同时满足手机新闻、网络新闻、纸质媒体文字图片需求以及网站、户外LED屏的视频需求。
最后，新闻业在发展“融合新闻”的同时还必须得到社会公众的配合与支持，需要社会公众表现出一定高度的媒介素养。这是因为“融合新闻”在正式推广的过程中不能单单依靠新闻业单方的操作，也必须鼓励公众进行积极的互动，达到一种新闻共享的局面。然而如何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和谐地加入“融合新闻”的发展中来，就成为目前新闻业的一大难题，积极争取媒介之外的个人力量参与到“融合新闻”的发展过程，从而使新闻业呈现“分众化”，也是极为重要的挑战难题。[4]
三、“融合新闻”的发展困境及对策
由于目前我国的媒介融合形态并不完善成熟，因而“融合新闻”的发展尚处于初步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之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阻碍，出现了以下列三点为主的发展困境：
首先，目前国内的新闻发展业对于数字信息内容还未能进行有效管制，或者说尚未为联盟平台构建起系统化的信息分享平台，而具体的生产商之间也无法针对数字信息进行相互沟通交流，导致新闻信息的分享途径遇到阻塞。在这种信息孤岛的合作背景之下，很多资源信息都在无形中被浪费，“融合新闻”的进一步发展更是举步维艰。目前，国内很多媒体尚未掌握部分新闻信息的采访报道权，特别是在跨地区以及跨媒体的采访活动中其所受到的阻力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正常运作。另外，部分媒体虽然掌握了一定的采访报道权，但是由于信息传输媒介之间的融合尚不成熟，对于数字信息内容的管理制度尚未健全，因而很多新闻报道编辑环节都无法朝“融合新闻”的方向前进。
前文所提到的全媒体中心，其举措固然好，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在于这个“全”是有限制的“全”，是在某个媒介集团内部的“全”。如果未来全媒体新闻中心能够以市或者省为单位，并且能够以一定制度为保障，实现新闻的无障碍跨地区采编，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全”。
其次，由于“融合新闻”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崭新的信息平台之上，因而新闻业需要在新的媒介生产流程之中开展工作，而新事物新方式将会给新闻业发展带来转型期的压力。在传统媒介生产流程中，新闻工作都是以采访编辑为其核心内容，而在新媒体的介入以及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之下，新闻工作必须突破原有信息流动上的阻碍。在新型发展模式之下，为了更好地推动“融合新闻”，就需要组成互动性较强的新闻报道团体。目前而言，媒介融合将要求电视、报刊以及网络媒体进行互动性合作，通过文字、视频、音频等信息报道来体现“融合新闻”的多样性与进步性。但是由于不同媒介之间原有操作流程各不相同，因而在短时间内进行磨合合作是较为困难的，新闻业也因此在平台整合上面临着困境。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的记者属于全能型记者，他们采写的稿件除了文字外，还可以同时满足集团所属媒介的图片需求以及网站、户外视屏的视频需求。同时，新闻中心和各媒体之间的稿件分两条线：一是特约稿件，设定保护期，为特定媒体专供，保护期内其他媒体无法看到；二是待编稿件，除特约稿件外的所有稿件进入待编稿件库，纸质报、手机报、电子纸移动报、网站等媒体编辑部各取所需进行“深加工”。这样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可以加速新闻信息的流动，同时记者编辑原有的工作岗位大致不变，流程上略微改动，但是整体流程简化，这就保证了新闻平台磨合度的减少。那么是不是我国其他地区都能照这个模式来呢？也未必。每个区域有自己的区域特色和媒介发展重点，不能一概而论，而且这个中间还要涉及不同质媒介之间的合作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等。另外，统一平台的新闻该如何利用实现其最大化利益，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像有的全媒体中心就设置了类似管理的平台，哪里用了、怎么用的都能查询到，避免出现同一媒介上重复使用的情况，也能保证不同媒介在使用技巧上不重复。
最后，在媒介融合的新型时代，新闻业的媒介公信力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我们往往将民众对新闻媒体的认可度以及采信情况作为衡量其权威的标准。一般来说，传统媒体虽然在信息传播速度以及形式上无法超越新媒体，但是传统媒体在民众之间的权威性却相对较高。因而目前新闻业在媒介融合的基础之上发展“融合新闻”时就容易受到公信力的质疑。
因此，新闻业应当通过正面宣传工作为新媒介树立积极的舆论形象，使媒介融合的过程中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能够相互磨合、共同引领新闻舆论视野。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尤其应该重视网络媒体新闻信息的真实度。一直以来，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偏低是不争的事实。“融合新闻”首先要保证新闻的可信性，才能增加融合媒介的公信力。如果在媒介组织中设置采纳新闻信息的核查制度，就能够大幅减少网络假新闻信息的不良影响。
针对上述所提及的“融合新闻”在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对策：
第一，我们应当尽快通过完善制度来促进新闻业各媒介组织之间的融合。从本质上来说，之所以新闻业发展到今天需要进行媒介组织融合，其主要原因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新闻信息的规模化以及差异化要求。此外，人们不仅主观需要即时掌握一手新闻资讯，科技网络的迅速发展也使得传统新闻模式无法再满足社会文明进步，因而媒介融合就成为必然趋势。而为了能够促使各媒介之间和谐稳健地合作发展，就需要借助于相关的规则制度。这里所提出的规则制度不仅仅局限于媒体企业内部，更是指有关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过程。由于新闻工作是为服务社会而设立，适当的新闻信息引导以及舆论指引往往能够协助政府部门解决很多社会问题，因而政府应当从制度政策上给予新闻发展以支持。就媒介融合发展过程来看，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政策来鼓励社会成员参与到新闻活动之中，从而扩大媒介终端的信息数量；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当给予媒体终端的发展一定的资金支持，通过提升技术设备的性能使资源信息开发共享更加便利，也可通过鼓励政策来推动社会范围内的媒体技术创新。
第二，“融合新闻”在发展进程中应当借助于科学化的媒介管理，从而进一步进行媒介定位。由于媒介工具本身的多样性，以及新闻信息的多样化发展，所以只有在正式发展“融合新闻”之前完成媒介定位操作，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不同媒介的不同新闻影响力。举例来说，为了能够达到“融合新闻”的高效性，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新闻单位就应当及时成立赶赴事发现场的报道小组，而他们在现场所收集的实际信息即是进行后续新闻编辑的一手资源。但是这类报道小组并不单一性地属于电视媒介内部组织，或者报刊媒介内部组织，而是由新闻单位统一管理，现场带回来的视频、音频、文字等资料再交托给不同的媒介进行区别化编辑。而区别化编辑的过程就是展现不同媒介不同新闻定位的过程，网络媒介一般更偏重于视频剪辑，往往强调在第一时间将编辑完成的事件视频发到网络上进行公布；而报刊媒介则更关注于从各类资料中提炼主要信息，通过专业的新闻写作者进行语言组织后再排版出刊。这样，融合后的媒介能以网络的广度、报纸的深度、手机的速度以及其他媒介形式的特色，搭建起更好、更新的传媒平台。在新的平台上，新闻信息能够更好地被、被吸收，达到“融合”的目的。
第三，新闻媒体应当借助品牌塑造来提升其社会公信力。几乎对于每一种市场产品来说，品牌对于建立其市场竞争力以及公信力都有重要影响，对于新闻媒体来说亦是如此。不同媒介之间所存在的竞争往往都是其媒介品牌之间的竞争。以传统媒介来说，其品牌公信力往往取决于其成立时间，由于通过了时间的检验与筛选，因而在社会公众之间颇具权威性。而对于新媒体而言，要想在短时间内树立起媒介品牌并树立核心竞争力，就需要借助于深刻的宣传推广工作。以新浪、搜狐等网络新闻平台为例，为了能够树立起媒介品牌，其纷纷推出新浪微博、搜狐视频等非完全新闻类平台，事先吸引与认可，而后逐渐发展成为权威以及公信力较强的新闻媒介平台。并且，媒介组织可以尝试以旧带新地推出并建立新的品牌，扩大其媒介平台的涉及范围。
四、结 语
社会科技发展、经济文明进步以及国际竞争压力都迫使新闻业不得不进行媒介融合的革新之举。而目前“融合新闻”作为媒介融合过程中的主要产物，完善相应制度、科学化媒介管理以及树立媒介品牌等都是推动“融合新闻”发展的主要方向。在媒介融合以及“融合新闻”的实践发展过程中，新的挑战总是伴随着新的契机，只有跟随社会发展脚步，以服务为宗旨，才能保障“融合新闻”朝着成熟完善的方向逐步发展。
参考文献：
[1]许颖.媒介融合的轨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王菲.媒介大融合[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3]蔡雯，李从军.媒体融合与融合新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篇9
保罗・莱文森（以下简称保罗）：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中提出了“人性化媒体”理论。人类发展了媒体，所以媒介越来越像人类。媒介并不是随意的衍化，而是越来越具有人类传播的形态。这就是我对媒介融合定义的来源。人类的大脑是生物信息处理方面的终极融合案例，做了包括思考、阅读、情感、计划、记忆和处理视觉、听觉、味觉在内的所有事。
我认为媒介会向着人类的功能和形态发展，尽管我不使用融合这一词，但是我在70年代就提出过，随着媒介的进化，每个设备能做的将会越来越多，直到所有的设备都融合为一体，就像人脑一样，这就是我认为的融合的本质所在。它由一两个、三四个进程开始，一直发展，直到所有人类做的事情，媒介也可以做。
我认为在这个领域有两个大发展。第一个是互联网络。网络是媒介的媒介。你可以在网络上读报纸，可以在网络上听音乐，也可以在网络上看视频。所有媒体单独在线下能做的事情，网络在一个系统内都能够实现。第二个是智能手机，它比十到十五年前网络能做得更多。而且，它比较小。媒介融合不仅是媒体所做的越来越多，而且是所需的越来越少。更小的设备、更强大的功能。这也就是我说的，大脑是融合的模型。随着媒介变得更加强大，媒介会引入越来越多的传播类型。
这就是我定义的媒介融合，它是媒介和传播系统向更大的人性的发展运动。对它的阐释有很多种角度，但对我而言，它的核心就是人脑。
付、田：好像媒介融合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除了你所说的技术融合，还有其他许多融合形式。您如何看待其他方面的融合？
保罗：我与其他媒介理论家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经济层面是那么重要。对我而言那是很表象的一层。很多人认为媒体所有权并购也是媒介融合。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互联网，媒体所有权并购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好，新的事物会在这些并购之外出现。你想一下Twitter，或者Facebook，他们并不是福克斯或者默多克所有，也不是收购了CBS的Viacom。所以媒介并购是发生在旧媒体身上的事情，而不是媒介进化的前沿，所以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不相干的。
你即便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媒体公司，当代受众会以个人想要的方式使用媒体，媒体要做的是他们对个体受众的推动做出反应。我认为真正的媒介融合，是赋予个人权利，媒体所有权并购对此影响是微小的。
付、田：convergence一词在中文里被翻译成融合，指的是水融的状态。您觉得，这种理解是否准确？
保罗：在英语中，convergence所指的通常是过程，而非终结状态，当然终点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人们说我们正看到media convergence，他们指的是两个物体彼此靠近，而不是他们“砰”的一下就完全在一起了，这是我理解的media convergence，但是在终点合而为一的概念并不与其本质相悖。我有一个例子。convergence就像两个人谈恋爱。如果两个人已经彼此相爱了，你会说他们已经converged了，而不是convergence达到这个状态的过程。
付、田：您认为现在美国最成功的媒介融合案例是什么？
保罗：iPhone是第一名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Android，Gphone。我在七十年代就预见到，有一天，用我们手中的一个小设备，我们能够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得到任何信息，不管我们当时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有了iphone，我们现在已经在接近这点了。iPhone实际上是ipod的发展，你不仅可以听音乐还可以用它给别人打电话、上网。iPhone被发明的原因之一，是使用iPod的人希望能够直接用iPod链接网络下载音乐。在过去，除非你有一个特别贵的版本的iPod，否则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在电脑上下载好音乐，然后把iPod连接到电脑上，再把音乐传送到iPod上，你才能边走边听音乐。iPad的发展很有趣。因为很多人不想再通过他们的电话说话，美国许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用手机发短信的频率远胜于打电话。他们买iPhone因为可以上网，得到网络提供的东西，他们并不在乎打电话。而且你用iPhone必须向电信运营商AT&T缴费。实际上iPad是不能打电话的iPhone，同时它提供了比iPhone更好的网络接入性能。它有一个更大的屏幕，输入起来更简单，可以在一个更享受的大屏幕上看视频，iPad应该说是iPhone的平行产品，而非下线产品，就网络性能而言，它是一个进步。
媒介融合与传统媒体
付、田：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传统媒体有了许多改变，甚至有了很大的危机，但是传统媒介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
保罗：这是我媒介进化理论的核心部分。我说过，媒介越来越像人，这意味着媒体间相互竞争。那么，那些功能上不太人性化的媒体会怎样呢？答案比较复杂。因为取决于不同的因素，不同的事件会发生。有些时候，媒体就消失了，不再存在。早年间的电影都是无声的。在1920年，有声电影开始出现，几个月之内，就再没有人制作无声电影了。就是这么迅速。与之对照的是，当电视出现之后，人们认为广播会很快死掉，彻底消失。因为既然能在电视上看到，为什么还要到收音机里去听呢？刚开始的几年，广播的确过得很凄惨，很多节目都转移到了电视上来做。但是现在广播并没有死掉，它比过去都成功。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声电影出现后无声电影死掉了，而广播却在电视的时代里繁荣起来？换句话说，为什么一个单一的视觉媒体在声音和视觉媒体出现后死掉了，而一个单一的听觉媒体在视听媒体出现后出现了繁荣？我做了研究，结果是广播能够做一些电视不能做的事。这与我们的生物传播本性有关，也就是没有媒体，我们会如何沟通和交流。地球上每个夜晚都是漆黑一片，但它从来不是安静的。我们有“眼睑”，闭上眼睛我们就看不到任何事物，但是，我们没有“耳睑”来关上我们的耳朵。实际上，即使我们在黑暗中睡觉，人类的耳朵仍然在探听，这也就是为什么闹表可以奏效。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类本能中，有一部分是习惯于听而不看，但看而不听，却不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无声电影没有存活下来，因为它是一个人工制造的非人性化的传播方式，它只是那个时候我们能做到的水平。广播能够存活下来继续播放摇滚音乐，是因为广播诉诸于一个人类的交流模式。我称之为人类的媒介生态环境（media ecological niche）。媒介生态环境要求媒介生存必须做一些其他媒介不能做的事情。广播通过提供可听但不可见的方式占据了一部分媒介生态环境，它在某些方面比电视做得要好。
付、田：那么报纸呢？它是否真的会如人们担心的那样消亡？
保罗：我一直在说“可靠的定位性”。如果你读《新新媒介》（作者注：莱文森的新作）的第37页，你觉得它很重要，你可以做个标记。你不用担心下次打开书，这个标记就不在了。现在考虑一下网络，大部分时间，信息会在网上，但也有可能某一天你登录之后发现这个信息就不见了。所以，书籍和报纸在这一点上有优越于电子媒体的特性。报纸不如书籍，因为我们经常看过之后丢掉报纸，这就是为什么报纸比书籍更容易受到数字内容的冲击。报纸的优势是：昨天纽约下雨，你可能会把报纸放在头顶挡雨。报纸被打湿之后就没法阅读了，它让你损失一美金。但是，如果你手里拿着一个Kindle阅读器，你得小心不要损失150美金。这有些像戏剧。现在还有些人去剧场，但只是为了偶尔体验一下戏剧而已，它再也不像莎士比亚时期那样是一个大众化的传播方式，它只能是小众化的媒体。报纸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但是大部分报纸内容将会转移至网络上。书籍稍好，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可靠定位性。但到了Kindle阅读器可以可靠地定位所有书籍的时候，书籍就失去了优势，去日也就无多了。
付、田：媒介融合给传统电视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保罗：我们看传统电视的方式就是，我和太太在家，晚上九点看一个电视节目，我们谈论它。第二天，我和我的同事、学生一起谈论它。在网络普及之后，人们看《迷失》的某一集，或者任何其他节目。看完之后，他们马上可以去Facebook、Twitter或者其他网络，与别人一起讨论电视节目。他们很可能不认识，唯一的联系是都对这个节目感兴趣。社交网络媒体改变了我们从电视上看东西的方式。原来在电视上，我们可以看晚上九点的一个节目。但是如果你错过了，那就没办法了，消失了。但是现在，它只是从电视里消失，不会从网络上消失。在网上，能够看到越来越多我们喜爱的电视节目，而且是在任何我们想要看的时候看，所以技术进步改变了我们接收电视的方式。你可以在电视节目之后登录Facebook，你可以看到人们在讨论这个节目，你还可以看到人们贴出了这集节目的链接。它将电视的控制权交到了观众的手中，而非电视台手中。新媒体之前，电视节目是电视屏幕后的囚徒，但现在新媒体将电视节目从电视机里解放了出来。这也符合人性化发展趋势。传统电视机或许不会存在太长时间了，电脑屏幕取代传统电视屏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补救再补救：媒介融合的未来
付、田：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设想中将来的媒介是什么样？
保罗：人类从不满足于已有的媒体。电报刚出现的时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在纽约和芝加哥的人能够即时通信。之后不久，我们可以跨过海洋，与在伦敦的人即时通信，但这个奇迹并没有让人们满足太久。因为，为什么我要走下楼，到邮局去，把电报交给他们。我想要在家就能办理这些事。所以，贝尔发明了电话，迅速地取代了电报。这是一次又一次发生的事情。最好的例子是手机的进化。我记得在1950年，我在汽车里装了一个汽车电话。它比电脑的机箱还要大两倍，需要专业的汽车技师来安装。但是，新鲜劲过去之后，我很快就觉得厌倦了，如果我能拿着它该有多好，为什么一定要在我的车里呢？这就促使了手机的诞生。而第一个手机就像一块砖头。尽管我们喜欢它们，我们想要它更小，更好。于是手机就沿着这条路一直发展。
其实，媒体一直沿着这样一条路在发展。补救性媒介，指的就是修正了之前媒介缺点的媒介。我认为未来的媒介产品将能够折叠起来放进口袋里，但打开之后你根本看不出它曾经折叠过，而且相比下处理速度会更快。这个补救会继续下去，因为没有什么媒介是完美的。
篇10
美国是媒介融合这一产业革命的发祥地，最先从规制上进行回应，1996年2月即颁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电信法案，在世界吹响规制融合的号角。《1996年电信法》第一次对《1934年通信法》进行了全面修订，被认为是“对美国开辟未来的极为革命的法律”①，它从两个方面奠定了规制融合的基本政策框架：一是解除了电信业与有线电视业之间的交叉准入禁令，电信公司可提供有线电视服务，有线电视公司也可提供电话服务，两者允许互持股份；二是将通信服务区分为信息服务（information service）、电信服务（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对信息服务免于规制（或轻度规制），对电信服务严格规制。允许交叉进入，意味着美国有线电视业、电信业不再存在规制边界（由规制设定的产业边界）；而设置信息服务类别，所有的融合性业务，不管基于何种技术平台，均被纳入其中，可免于不一致规制。此外，《1996年电信法》还允许市话公司和长话公司相互进入（1982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被肢解，美国电信市场长话、市话分离），美国电信业内因规制而形成的市场樊篱也被拆除。
在《1996年电信法》颁布之前，克林顿政府曾对通信法提出了一种备受瞩目的修订思路。即在通信法中专辟第七章（Title Ⅶ），对宽带服务及使用宽带设施的其他服务施加统一规制，所有“双向、宽带、交互、交换、数字传输服务”②都被纳入这一章的规制范畴，无论其使用何种技术平台，而不使用属于第七章的宽带设施的服务，仍归属第二章（Title Ⅰ）有线电话规制、第六章（Title Ⅵ）有线电视规制。但是，这一主张遭受了美国有线电视运营商、电信运营商及各州公共事业委员会（PUC）的一致反对而未果。尽管如此，在如何应对融合上，克林顿政府提案中将宽带服务与电信服务、有线电视服务分别规制的基本思想，在《1996年电信法》中还是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宽带服务大多被认定为信息服务，与电信服务、有线电视服务最终区别开来。当然，《1996年电信法》与克林顿政府提案存在根本区别，前者是将宽带服务归入信息服务免加规制，而后者设想的第七章则对宽带设施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③：开放接入、互联互通、普遍服务。
《1996年电信法》是美国进行规制融合的根本大法，但并非具体细则。一项业务是否属于信息服务，时常饱受争议。因此，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出台了许多规则（这些规制若受到质疑需经法院裁决），其中重要的规则主要包括：第一，2002年联邦通信委员会《宣言性裁决》，将基于有线电视平台的宽带接入业务认定为信息服务（该裁决曾引起许多质疑，2005年8月美国最高法院进行了终裁，认定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裁决合法）。第二，2004年2月与4月联邦通信委员会对互联网电话（VoIP）争议进行了两次裁定，将电脑到电脑（PC to PC）互联网电话界定为信息服务，而将与公共交换电话网（PSTN）互联的互联网电话归入电信服务，并于2005年6月与9月先后出台规则，规定后者的提供商必须提供紧急呼叫服务（E911）和执法监听服务（CELEA）。第三，在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上，2006年12月联邦通信委员会出台规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则，禁止本地特许机构不合理拒绝竞争性视频特许的申请（主要指电信公司的视频业务申请）；之后又进一步规定，电信运营商基于全光纤网络的交互式网络电视按数据业务管制，电信运营商勿需挨家申请“本地特许”。
从《1996年电信法》开始，美国一直致力于在融合环境下重新定义普遍服务的内容。《1996年电信法》将普遍服务确定为国家通信系统的基石，普遍服务不再仅限于传统的电话服务，而被扩展到先进电信服务（advanced services），普遍服务的范围由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根据电信和信息技术及业务的发展定期制定，具有动态性。1997年联邦通信委员会依据新电信法颁布普遍服务法令，电信普遍服务范围扩展到信息服务。2005年美国开始讨论修改电信法，将宽带互联网接入业务纳入普遍服务目标（其间美国参议院戈登·史密斯、康拉德·伯恩斯先后提出《21世纪普遍服务法案》、《2006年互联网和普遍服务法案》）。经过长时期准备和充分酝酿，2011年10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反复讨论修改的普遍服务基金和运营商间补偿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将电信普遍服务的重点转向宽带互联网，设立“连接美国基金”（CAF，Connect America Fund），取代原“高成本地区基金”（high-cost support fund），同时在其下建立专门的“移动基金”（Mobility Fund），以加速推进移动宽带服务的普及。
回顾美国规制融合实践的基本历程，可以发现，美国推进规制融合的基本思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在有线电视业与电信业之间实现公平进入；二是如何对融合性业务实施规制；三是如何在交互融合的产业体系下实行原特定产业的某些规制理念（如普遍服务）。美国的规制融合实践在世界起步最早，至今虽仍远未成熟，但经过近20年的实践，现已形成了一种极具有代 表性的规制融合模式。
二、美国规制融合模式的主要特色
美国在《1934年通信法》中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分类规制体系。该法定义了电信服务、无线通信服务（mobile radio service）、广播电视服务（broadcasting service）、有线电视服务（cable service）等基本的服务类别，每一服务类别的规制内容、规制程度各不相同。对特定业务如何实施规制，先必须将其归入一定的服务类别。在规制融合实践中，美国继承了分类规制的基本传统，在分类规制体系下为电信业、广播电视业构建起统一的规制框架，从横向分层组织规制。美国的分类规制在传统规制时期独具一格，承袭这一传统的规制融合模式亦可谓独步天下。
1. 承袭分类规制实现融合规制
从在电信业、广播电视业实施全面规制开始，美国就将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内，由统一的规制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实施规制。在目前几大产业规制融合的探讨中，这一点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其实，这并不表明，美国其时就已对这些产业进行融合规制。在美国传统规制中，每一服务类别严格对应于相应的行业，不同服务的类别，规制内容千差万别，并且对应不同类别的服务规制，联邦通信委员会分别建立了相应的分支机构。虽有统一的法律框架，统一的规制机构，但实质是通过分类规制实施分业规制。
虽然如此，美国的规制融合实践，最终还是在分类规制体系下为电信业、广播电视业搭建起了统一规制框架。这是美国规制融合模式最具特色之处。在传统规制时期，美国通信法所定义的电信服务、无线通信服务、有线电视服务等基本服务类别，分别代表相应的行业，两两之间不存在任何交集，从而也无多少关联。而在《1996年电信法》中，美国在沿用这些传统服务类别定义相应行业之外，新增的信息服务类别不再与特定的传统产业范畴相对应，任何技术平台所提供的非传统业务，均可能纳入这一服务类别，尽管各服务类别之间也不应存在交集（否则通信法无法实行），相互之间不应发生关联，但实际上，如按传统规制逻辑，纳入信息服务的业务，本应按其技术平台被归入相应的传统服务类别，信息服务类别实质上充当了传统服务类别之间的桥梁。这就意味着，通过信息服务类别，美国真正将电信业、广播电视业纳入一个统一的规制框架。此外，美国《1996年电信法》允许电信业、有线电视业相互进入，其所定义的传统服务类别，也已不再具有之前所代表的严格的分业规制意涵。
传统分业规制在媒介融合下所遭遇的致命挑战，是不同技术平台提供的相同或类似业务将遭受不一致规制，应对这一挑战是在几大产业实施融合规制的首要任务。美国实现一致性规制的基本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各种新兴的融合性业务集中归入信息服务，对它们不施加规制，或者仅轻度规制，以使这样的业务不至于按技术平台落入传统服务类别而引致规制不一致；另一方面是如果新业务归入信息服务免于规制后，与类似的受规制的传统业务之间产生了规制不一致，则主要考虑如何放松传统业务的规制④，而不是为消除规制不一致而将传统服务的规制“强”加于新业务之上。
在媒介融合下，虽应对具有类似经济特征的业务实现一致性规制，但从分业规制转向融合规制的过程中，又可能仍需对几大产业区别对待，而暂时对其间的某些类似业务在规制程度上体现一定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媒介融合之初，为促进公平竞争对市场地位悬殊的运营商推行不对称规制；二是媒介融合是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部分传统业务将在长时期内一直具有相当的市场份额，基于不同平台的类似业务可能处于不同的细分市场。美国分类规制体系在规制融合中的最大意义就是实现这一规制诉求，其服务类别，不仅在电信业、有线电视业之间实现了不对称规制；而且也对媒介融合过程中的不同细分市场施加了不同程度的规制。
如何在几大产业实施融合规制，对类似业务既实现一致性规制，又在需要时令其规制程度有所差异，美国与欧盟的实践形成了鲜明对比。欧盟规制融合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重新搭建融合性的规制框架，从横向分层组织规制，先在各层级（网络、内容、服务等）分别实施统一规制（一致性规制），之后再在一定层级实行分类规制（这里对“类”的定义与美国对“类”的定义截然不同）。如在内容层级，将视听媒体服务纳入统一的规制体系后，再分成线、非线，对一些业务实现不同程度的规制。而美国则是承袭传统分类规制体系，在分业规制形式下实现融合规制，其分类规制体系所定义的服务类别，从一开始即体现了某些业务间所受规制程度的差异，类似业务的一致性规制主要通过新增的信息服务类别而实现。
2. 秉承分类规制实现分层规制
美国在电信业、广播电视业的传统规制通过服务分类组织规制。《1934年通信法》定义了多种基本服务类别，每一章节对一定服务类别专加规制。其时一种服务类别代表一个纵向一体化的产业，一定服务类别的规制，名为对“服务”施加规制，但实为对提供服务的网络技术平台实施规制。这样的组织规制方式，实质是遵循纵向一体的产业架构，从纵向组织规制，因此被形象的比喻为“竖井”模式（Silo Model），一种服务类别被视为一个“竖井”。
按组织规制的上述逻辑，当有新产业问世，对其施加规制的方法是在通信法中定义一种新服务类别，专辟一章加以规制，可以说是在“竖井”之外再添一新“竖井”。有线电视业新问世时就是被这样处理的，美国在通信法中定义了有线电视服务，通过第六章实施规制。后来克林顿政府提议的“第七章”也希望对宽带服务按这一逻辑组织规制。
在规制组织上，美国规制融合模式的主要特色在于：一方面秉承了通过服务分类组织规制的传统，但另一方面又悄然颠覆了传统规制从纵向组织规制的范式。对传统业务之外的新兴业务，《1996年电信法》似乎视之为一个产业，而对应定义了信息服务类别，但其实这并未沿袭组织规制的传统逻辑。既然各种不同形式的融合性业务，一旦被认定为信息服务，均可免于规制，而无论其技术平台是否遭受规制，受何种形式的规制，这就意味着，一种业 务如何实施规制，不再完全由其技术平台决定，服务规制与网络规制已经分离开来。信息服务类别已不代表特定的纵向一体化产业，再非“竖井”之外的新“竖井”。通过信息服务类别，美国已开始从横向分层组织规制，在组织规制的范式上对媒介融合下的新产业架构进行了回应。美国在规制融合中的组织规制方式，与其传统规制中的组织规制方式可谓形似而神不似，这一点是美国规制融合模式的引人瞩目之处。
其实，《1996年电信法》中的分层规制范式，主要继承了之前第二次计算机调查在电信业所采用的增值业务/基础业务两分法的理念。此次调查认为，基础业务潜存于增值业务之下，而增值业务则“骑”（rides）在基础业务之上⑤，故而基础业务被严格规制，增值业务可免于规制。不少研究者（Robert Cannon、Douglas Sicker、Kevin Werbach）因此认为，第二次计算机调查分离了基础传输网络与其所提供的业务，实则已采用初步的横向分层规制理念。⑥之前第一次计算机调查希望在电信业务、数据通信业务之间划一条清晰的不变的分界线，是典型的纵向分业规制逻辑，但最终失败。美国转而在电信业中通过增值业务/基础业务两分法，进行了横向分层规制的初步实践，在分类规制框架下，这种尝试在不经意间开创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新规制范式。
当然，第二次计算机调查分离增值业务与基础业务的方法，对分层规制的最初实践尚是局部的，仅仅限于电信业。《1996年电信法》区分信息服务与电信服务，美国在电信业、广播电视业组织规制的范式才真正全面发生质的变化，开始对两大产业从横向分层组织规制。从以后的实践来看，信息服务常被视为一个“百宝箱”，任何融合性业务，无论其基于何种技术平台，都被纳入其中，进而服务、网络实现分离规制。
虽最早在局部进行分层规制实验，可在后来的规制融合实践中，美国的分层规制是极不彻底的。在世界规制融合实践中，欧盟的分层规制模式引人夺目，其在搭建起电子通信规制框架、出台《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后，将网络规制与内容规制完全分离开来，从横向组织规制，分层设计规则。但美国的《1996年电信法》，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依旧保留了不同服务、不同技术平台之间存在已久的纵向法律区隔，仍然假设不同的服务使用不同技术，经由不同网络传输，而并未“全面体现融合的宽带世界（不同的网络设施能在互联网平台上传输类似的服务）”⑦。诚如约翰·中畑（John Nakahata）所言，对于协调各种信息平台规制的多样性的通信法改革，《1996年电信法》还仅是一个开始。⑧受欧盟分层规制实践的影响，美国微波通信公司（MCI）曾提出一个提案，建议美国实施更为彻底的分层规制，从物理网络层、内容层、应用层、逻辑层等层级分层组织规制，但这一提案饱受批评而未获采纳。
研究者们一度将互联网的诞生主要归功于增值业务/基础业务两分法。但当几大产业基于互联网进一步走向融合后，沿袭分类规制的传统，美国的规制变革在分层规制的实践上仅迈出了较小的步伐。
三、美国规制融合模式的基本逻辑
解读美国规制融合模式，必须深入理解其背后基本的政策逻辑。这一点必须回答彼此关联的三个问题：美国在规制融合实践中奉行什么样的规制哲学？其规制融合政策的基本目的何在？美国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规制融合模式？
篇11
媒体融合在新闻传播领域是个热门话题，参与者大多注重在此背景下新闻报道的广阔前景，极少有人去关注它将带来的巨大挑战。最先感受到这一挑战的莫过于网络媒体的编辑们。他们发现，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网络编辑必须具备更高的媒介素养。
什么是媒介素养呢？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指出，媒介素养就是人们面对各种媒介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1]。上述定义是从信息的接受者角度给出的，现在是大众传播时代，普通人也可以通过论坛、博客、视频等产品发表自己的言论，也已经成为信息的传播者，更何况专门从事媒介传播的媒体工作者呢？所以，这个定义在目前的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显得有些片面了。
相比之下，美国学者巴兰给出的定义更符合时代对媒体工作者的要求。他从媒介的角度，把媒介工作者的媒介素养分成三个层面：一是语言、语义、美学和价值观层面，即获取、分析、鉴别信息的能力；二是技术和应用层面，即能从事媒介部门工作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三是结构层面，即了解媒介部门的结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以及“理解文化、经济、政治和科技对讯息的创造、生产和传播的制约”等知识[2]。任何媒体工作者都可以按照这个定义来检视自己是否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下文将按照这三个层面逐一探讨网络编辑如何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
以往的网络编辑给人的印象就是个信息搬运工，日常的工作就是从合作媒体的网站上拷贝新闻，然后粘贴在系统中，唯一做的有点儿创造性的工作就是根据字数要求做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就行了。这样的工作还谈不上具备媒介素养，因为合作网站上的重要新闻都会放在突出位置，只要粘贴过来就变成了自己网站的“要闻”，其他的新闻也大多可以“对号入座”，合作网站都会放在固定的栏目中，网络编辑只要把它们搬运到自己网站上的对应栏目中即可。后来网络专题出现了，编辑们的工作的技术含量开始增加，要求懂基本的html代码，能够按照专题的策划思路把汇总加工出来的信息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时就要求网络编辑具备选择新闻的能力，即根据专题的要求选择符合专题立意的新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论坛、视频、音频、博客、微博等新产品不断涌现，网络编辑获得信息的来源越来越广，与此同时，信息来源的真实性也变得不再确定。因为，有些消息的出处不再是传统媒体，而是一些普通公众，他们很难承担信息“把关人”的角色。这时，网络编辑就要具有获取、分析、鉴别信息的能力，即选择信息的能力。
在获取信息方面，以往的做法是大型网站都依靠互联网技术抓取新闻，网站编辑只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按照自己网站的要求进行筛选，然后归入相应的栏目即可。网络编辑还可利用一般的检索工具寻找新闻。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这种做法虽然保证了信息的数量，但是却不再能保证信息的质量。一些假消息或者无价值的消息会大量混入其中。
因此，网络编辑一定还要具备分析和鉴别信息的能力。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主任杨溟认为，“现在分析能力往往还不被提及，但我认为以后它会受到重视。将来现场采访已经不够了，用新媒体工具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包括数据库的使用将会变得很重要[3]”。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分析系统和工具的研发会慢慢受到重视。但是对于大多数从事信息服务的网站来说，信息的分析和鉴别还是主要依靠网络编辑人工完成。这就要求网络编辑具备必须的职业素质。在专业知识方面，要真正做到学无止境，紧随技术的发展时刻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特别是针对网络新闻编辑而言，为了更好的适应工作，不仅要学习新闻传播的相关知识，还要学习基于互联网的各项传播技术，并不断应用于自己的工作中。同时，还要广泛涉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此外，还需要时刻学习与新闻传播有关的规章制度，特别是互联网新闻管理的有关规定，思想上不能放松，这样在遴选新闻时，才会做到遵循新闻规律，不会因为盲目追求点击率而丧失新闻原则。
对于传播能力的定义，业内还没有达成共识。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见西方学者的一些定义。传播学者拉森（Larson）：“传播能力是指，在给定的际遇里，交际性地适当地表现传播行为的知识的能力[4]”。
传播学者斯皮伯格(Spitzberg)和库帕克(Cupach)则认为，“传播能力”是指：“个人有效地适应不受时间影响的周围环境的能力 [5]。传播学者萨斯运用社会哲学家米德和布鲁默(Blumer)的观点，建立了理解“传播能力”的“符号互动模式”，以增强人们对传播能力的理解。萨斯认为，“传播能力”为 “‘关系的参与者’对于使用互动来满足他们的关系和个人需求程度的理解，以保持他们关系的可靠性 [6]”。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传播能力的核心在于交互性以及满足个人需求。所以，网络编辑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产品来加强与受众的互动，并提供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的信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加强传播者和受众的交互性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无论是早期的论坛、留言板，还是后来的博客、微博，都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力。网络编辑不仅能利用这些渠道吸引大量受众参与到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去，而且也能够及时地从这些渠道获得大量的信息用于网站内容的建设。
网络编辑只有较好地运用这些互联网新产品才能做到与受众的有效交流，从而更好地履行自己新闻（信息）传播者的义务。与此同时，网络编辑作为“把关人”也要更坚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谨防虚假信息、不健康内容流入网站，从而造成恶劣影响。此外，网络编辑还要加强职业修养，做到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同步发展。否则，就会造成恶劣影响。
2011年11月12日，搜狐视频一则“曝赵子琪陪睡换角色”的新闻，赵子琪得知后连发几篇微博表示抗议，搜狐随后删除了那条视频新闻，可是第二天却重新剪辑再次。这一行径彻底激怒了赵子琪。11月15日，她在自己的腾讯微博上发表的《一个女演员致张朝阳先生的信》里表示：“‘隔着电脑，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是互联网诞生时期的一句名言―但我想请问所有的网站编辑和CEO们，电脑后面真的可能是狗吗？难道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隔着网络―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人们就可以暴力、、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搜狐公司总裁张朝阳数小时后公开向赵子琪道歉，他在微博中说：“刚刚看到，对昨天到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向您深表歉意。”并诚恳地表示，“昨天删除了搜狐娱乐上的那段视频，暴露出了我们管理上的漏洞，我们的编辑没有意识到新闻真实性的重要以及任何报道对当事人可能造成的巨大的伤害。”
这样的假新闻屡见不鲜，屡屡出现在网站的首页、首屏和推荐位置。那么，为什么网站对一些一经核实就能认定是假新闻的“新闻”却依然登载呢？为什么网站会将论坛、社区等未经求证的内容作为新闻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点击率和访问量在作祟。在以点击率和访问量作为考核编辑业绩的现实情况下，一些网络编辑就丧失了新闻立场、违背了新闻原则，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针对受众对个性化信息的强烈需求，网络编辑迫切需要加强新闻整合能力及信息的二次加工创作能力。单纯的转载造成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受到受众的抵制，因此，网络编辑必须加强新闻策划及整合能力，把纷繁复杂的信息以专题或深度报道等方式呈现给受众。网络编辑还需要向传统编辑记者学习，加强新闻采访、写作能力。除此之外，还要会利用工具进行图片、视频、音频信息的编辑，以及制作专题。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网站都有新闻采访权，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在线聊天、专栏、专题等方式汇聚业内的专家的言论，从而提升网站的专业水平，满足用户对高端信息的需求。
网络编辑还要具备经营能力吗？是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单从现在各网站对每个频道的考核标准就能看得出来。现在，通常的两大考核办法是以频道的pageviews（一定时间内用户浏览的页面数量）和广告上版额来作为衡量频道业绩的标准。前者是看频道内容的受众“粘度”，即给网站带来多少“人气”，后者看这些“人气”能转换成多大的广告效益。虽然这种考核方法有失偏颇，无法衡量真正的新闻质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频道内容的价值。虽然具体到每个编辑身上，可能你创造的价值无法全部量化（单篇文章的浏览量可以量化），但是做为一个频道/栏目建设的参与者，你的工作直接影响着整个频道/栏目的发展。所以，网络编辑需要具备一定的经营思想和经营能力。
网络编辑的经营能力具体体现在做好频道/栏目内容，加强与网友的互动、推介公司产品及与媒体、专业机构等外部资源的合作等。如何做好频道/栏目内容？我认为应当朝“多、快、好、省”的方向发展。“多“是指提供的信息丰富、全面；“快”是指信息速度快，新闻信息的时效性强；“好”是指内容能够吸引受众，有独到的地方，能在差异化竞争中领先；“省”是指为用户节省时间，网站结构合理、界面友好、浏览速度快。在内容为王的时代，内容是网站的生命和发展的动力。
在媒体融合时代，连传统媒体也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与读者互动，更何况是互联网媒体呢？网络编辑应当在页面设计和栏目规划、专题制作时为网友提供尽可能多的参与平台，无论是调查、论坛、博客、微博、留言板，都要尽可能地配合内容提供入口，这样受众在浏览信息后可随时发表自己的言论。此外，网络编辑还可以策划一些线上或线下的活动，增强频道的“粘性”。
作为网络编辑，应当主动推介公司产品及自己所在的频道。这一方面可以为公司树立良好形象，另一方面也为受众提供了多方位的服务。许多网络编辑在公司新产品推出后都会想方设法地把它应用到自己的频道中去。比如博客、微博等产品为何在短短的时间内发展迅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负责此项产品推广的网络编辑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大力推广的结果。一些网站会规定每个网络编辑每月需要发展的普通博客用户以及“核心用户”的数量。一个“核心用户”可以抵扣大量的普通用户。随着网络媒体竞争日益加剧，发展“核心用户”已经成为网站考核网络编辑的重要指标。
此外，网络编辑还可通过搜索引擎优化（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对自己的网站或频道进行网络营销， SEO的主要工作是通过了解各类搜索引擎如何抓取互联网页面、如何进行索引以及如何确定其对某一特定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排名等技术，来对网页进行相关的优化，使其提高搜索引擎排名，从而提高网站访问量，最终提升网站的销售能力或宣传能力的技术。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增加网站的浏览量，那就是与访问量高的网站交换友情链接。凡此种种方式都可以增加网站或频道的知名度，从而提升访问量，吸引广告客户，从而创造经济价值。
目前，除了新浪、搜狐等少许商业网站获得了采访权以外，大多数网站还停留在从合作媒体上转载新闻，然后进行二次加工，通过“再创作”以专栏、专题等形式信息，因而网站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在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不能全面放开网站采访权的情况下，网站要想做好内容必须加强与传统媒体的合作。
此外，还要加强与行业内的机构、专业人士合作，利用外部资源来加强内容建设。网络编辑要注意拓展人脉资源，学会谈判技巧，利用网站自身的优势去吸引外部资源。需要指出的是，在谈合作时一定要本着双赢的态度去打动对方，并以谋求长远合作为目标，千万不能过河拆桥，或损人利己，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发展。
四、结 语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主任杨溟认为，在媒体融合的环境下，新媒体人才要具有复合型的媒体能力和素养，只有传统的采写、编评技能是不够的，还要有设计、整合营销、全媒体报道等能力[7]。中华英才网人力资源专家张桢宁建议，一个优秀的新媒体人才首先要培养强烈的服务意识，强化“受众本位”的传播理念。其次要培养高超的编辑能力，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进行有效甄别、选择和组织，为受众提供最优质的信息资讯。
此外，还要训练对新媒体的操作技能，如3G技术，对其不仅要了解，还要会操作[8]。因此，无论从行业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职业规划的角度来说，网络编辑必须同时具备选择能力、传播能力与经营能力，这已经不是一种奢望，而是必须具备的媒介素养。每一个网络编辑都应当抱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学习态度，不断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成为社会急需的合格人才。否则，终究会被社会和媒体行业所淘汰。
参考文献：
[1] 张开.媒介素养概论[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6.
[2] (美)斯坦利·巴兰.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 缪晨霞,孔悦.人才公社特别报道:编辑/技术/服务全要掌握[N].新京报,2011-07-04.
篇12
媒介融合方向下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
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日益发达，对我们的传播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当前iPhone、iPad等新的媒体平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媒体平台将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些智能化的多样化的媒体终端给受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冲击。“媒介融合”这一全新的词汇，越来越多地被学界和业界提起，它将是未来媒体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向。但目前而言，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关于媒介融合的定义：媒介融合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当前的融合媒介是以数字化网络为基础，融合新的传播功能的综合载体，例如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接收终端的融合等，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介融合的界定指标也会发生变化，最终将实现统一形态的媒体平台。从它的发展态势看，这种融合不仅包括媒介融合，而且包括媒体与受众的融合，这两者是深层交织的，未来会更加融合。从传播形式上看，媒介融合方向下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将趋于一体，成为一个综合意义的传播模式，作为传统媒体的普通受众，将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下变成一个个移动的媒体平台和信息互动终端。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媒介融合的时代，先进的媒体终端在持有人的手中变得灵活丰富，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媒体平台，不仅接收着四面八方的信息，而且即时方便地传播着自己的见闻、思想、情感。随着传播技术的演进，媒体平台必将朝着移动化的方向发展，我们人在哪里，哪里就是一个媒体平台，这样每个人都是一个全新的媒体，不仅是新技术的推动者，更是被新技术深深地影响着。正如麦克卢汉早年的观点：“我们自身变成我们观察的东西……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①麦克卢汉的观点侧重于媒介技术对人的感觉中枢的影响上，它表现了人在新技术形态中受到的解构和延伸。媒介融合方向下的技术革新无疑也是一种“新的尺度”，带给我们新的延伸维度，将媒介对人体的辅提升到更好的水平上，更符合人性化的社会需求。在媒介融合时代，人们将打破时空的限制，成为来自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的融合体，一边接受和传播着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一边被这些信息所融合、解构。同时，各种媒介与受众之间的融合也将使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发生改变，传统意义上媒体权威、高大的形象将有所消融，而受众的主体意识将会逐渐苏醒，成为新技术的推动者。低门槛的参与使他们与媒体的界限减小，通过新的技术平台，更多普通人的生活或许将在媒体平台上现场直播。人们一边观看着与自己一样普通的人的动人故事、点滴生活，一边也在播报着自己的见闻、理念。从媒介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媒介越发达，留给个人的私密空间就会越小。“虚拟全息传播把传者几乎所有的信息都传达给接收者（如果不能传递所有的信息就形成不了全息），传者被置于毫无保留的传播状态下，人的自我空间逐渐变成公共空间。”②新的技术革新必将促进“媒介化社会”的进程，对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讯息：任何技术都在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积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③网络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学习、娱乐、购物和沟通等环境，而媒介融合将会带来更加新鲜的传播景象和社会环境。丰富多样的个性化产品将是未来媒体传播的重要目标。各个媒体内容的相互嵌入、信息传播渠道和接收终端的多样化都会形成新的传播格局。“媒介融合将带来的是载体的‘先合后分’的局面，即各种媒介产品都将汇流到网络中进行传输，而后又分散到各种不同的接收终端中，这样仍然可以保持媒介产品的多样化。”④这样媒体平台的多样化将成为人们不同形式的触觉、视觉、听觉等的延伸。人们依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接收信息，亦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延伸”方式信息。“在这个电力时代里，我们发现自己日益转化成信息的形态，日益接近意识的技术延伸……人可以越来越多地把自己转换成其他的超越自我的形态。”“我们用新媒介和新技术使自己放大和延伸。这些新媒介新技术构成了社会机体的集体大手术。”⑤这些预言在今天都变成了对媒介发展方向的强有力的形象描述。尽管麦克卢汉的观点隐去了对社会机制等现实因素的考察，但是从单纯技术方面来说，他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璀璨的媒体发展前景。
从物联网理解人的“延伸”
麦克卢汉视野下的媒介似乎无所不包。在《理解媒介》一书中阐述了多种媒介，不仅包括他视为神经中枢的电力媒介，还包括机械媒介、自行车、飞机、电视、电报、汽车、服装等，这些在他眼里都成了人体感觉器官或身体功能的巨大延伸。而当前与物联网相关的发明方兴未艾，这给未来智能化的生活方式和人、物互动提供了方向，更在很大程度上给麦克卢汉思想领域里对媒介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支撑。
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⑥。2010年10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物联网（传感网）博览会上，一批吸引眼球的最新科技成果首次亮相。“新型笔记本电脑无限防盗装置”、“智能名贵花卉培育能手”、“智能输液感应器”等一批由大学生激情创作的科技成果让人耳目一新，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各种传感装置实现人的各种梦想。这预示着未来新一轮生活方式的变革。“国际电信联盟的一份报告描绘了物联网时代的图景：当司机出现操作失误时，汽车会自动报警；公文包会提醒主人忘带了什么东西；衣服会‘告诉’洗衣机对颜色和水温的要求等。”⑦这预示着未来智能化生活方式将触手可及，舒适的生活空间、便捷智能的生活服务不再是梦想，各种物体都将进入数字化和网络化，将使人与各种物体的关系更加紧密。每一个物体都将成为一个信息平台，而且似乎对主人的需求和意念心领神会。这样的图景或许可以充分地诠释麦克卢汉几十年前所说的“有了电力技术，一切实在的商品都可以借助信息电路，以实在商品的形式被召唤到我们的眼前”⑧，而物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智能化生存方式的变革是大势所趋的，我们不得不感叹麦克卢汉奇迹般的预言。
媒介融合与物联网的实现，是信息技术发展趋向中的两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无论未来出现什么样的信息平台和终端，它们都将更加方便、人性化、智能化，与人的关系也将更加密切。不管麦克卢汉在媒体不够发达的年代里遭受过怎样的非议和批评，他的一个个预言正在变成现实。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理解媒介》将会承载更多的价值和意义。除了媒介融合与实现物联网的必然趋向外，信息技术将出现怎样横向或纵向的飞跃与发展，信息的沟通与传达以及未来生活空间将会怎样的便捷与舒适，我们将翘首以待。
注 释：
①③⑤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篇13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各种传播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各种新媒体，在组织结构、传播手段上日益相互渗透和融合，媒介间的技术和形态界限日渐模糊。
这场遍及全球的“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革命，不仅给传播业务和传播产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使传统的传播规制政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媒体分立时代所构建的政策架构，已经成为媒介融合在推进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因此，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变革的必要性以及路径、模式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已成为一项在实践和理论两个领域都非常迫切且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本文立足于文献研究，在对媒介融合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与厘清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的必要性以及相关研究的现状。
一、媒介融合的研究现状
有关“媒介融合”的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McLuhan)。在媒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视野里，没有一种媒介能够独立存在。“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这种媒介观事实上便已包含“媒介融合”思想的基因。
不过，“媒介融合”思想真正萌芽的始点一般认为是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Negroponte)提出的观点：“广播电视业”、“电脑业”和“印刷出版业”将在数字化浪潮下呈现交叠重合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介实验室(Media Lab)的筹建演讲上，尼葛洛庞帝提出了这种“传播与资讯通讯科技终将汇聚合一”的思想，并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机、印刷和广播三者的技术边界，认为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
自尼葛洛庞帝提出“三个重叠的圆圈”之后，媒介问的融聚汇合便备受关注和讨论。但“媒介融合”真正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契尔・索勒・浦尔(IthielDe Sola Pool)首先提出的。在1983年出版的《自由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浦尔首次提出“形态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的概念，并率先对媒介融合的内涵作出界定，认为媒介融合是“媒介间界线日渐模糊”的进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间的融聚、汇流便在数字化的潮流中日渐得以显现和证实。而媒介融合作为一项前沿课题也逐渐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开始得到接续和深入。目前，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热情非常高涨，相关论文和研究成果的数量逐年增多，美国一些大学甚至专门开设了媒介融合专业或方向。从已经问世的成果看，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视角比较多元化，目前已开辟了媒介技术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编技能融合等多个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即开始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存、互动以及整合、融合的问题。但具学理意义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则一直到2004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状况过程中引进。2005年开始，以蔡雯为首的一批学者以极大的学术热情迅速投入该课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随即迅速增多。目前，国内各学者围绕该课题的研究已获得了第一批成果。
一些先行研究者围绕“媒介融合”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围和层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整理，初步搭建起该课题的理论架构。从2006年开始，以蔡雯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应用新闻学角度对“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进行研究与探索，对“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传播方式和流程的变革、新闻资源开发、新闻报道策划以及新闻人才技能的更新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开始尝试以一种相对宏观的视角，探讨“媒介融合”对传媒产业和社会可能带来的变革与影响，研究视角逐渐呈现出微观、具体视角和宏观、思辨视角并重的局面。
综观既有研究，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已开始进入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学界的研究视角正在趋于多样化。不过，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下，其理论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研究的广度得到拓展，但深度比较欠缺。而且，既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媒介形态、功能的融合。对媒介所有权、组织结构上的融合还关注不够；同时，基本基于一种“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理论取向，对媒介融合过程中的技术推动力量持一种过于简单和乐观的态度，而普遍忽视了政策规制、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媒介融合进程的制约作用。不过，目前学界已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和局限。从研究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媒介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等既有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一种基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宏观研究视角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规制融合：“社会形成论”视野下的新视角
从尼葛洛庞帝开始。技术因素便被定义为媒介融合的直接诱因，而媒介间的融聚、汇合过程被认为是技术驱动的进程。如，在浦尔的最初理解中，媒介融合不过是由于数字化的发展而导致的通信和广播的形态融合。Pavlik(1996)将融合定义为“在计算机技术驱动下，传播媒体的所有形式汇聚到一个电子化、数字化的平台之上”。
确实，在许多人看来，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和电视之所以会产生碰撞而导致边界模糊，主要是由于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影响。但这些将数字技术(或者称为“计算机技术”等)视为媒介融合唯一前因的观点，显然充满了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色彩。在技术决定论的理论视野下。技术被看成是形塑社会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甚至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唯一逻辑。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技术单向决定社会发展的线性模式便已受到众多批判。作为最主要的批判理论，技术社会形成论(Social shaping theory，SST)十分强调技术的社会因素塑造。注重考察社会、体制、经济以及文化等力量对技术的形塑和影响作用，认为技术并不是完全按照技术自身内在的逻辑发展的，而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情境所决定的。
因此，遵循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认识论，一些学者对媒介融合技术决定的论调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技术因素并非媒介融合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的唯一因素，媒介融合作为技术变革的产物，并不完全依赖于技术的内部逻辑，而要受到其
运作环境和社会情境的限定。即使媒介形态在技术上实现了融合，但媒介融合的社会进程必然是缓慢和渐进的。正如Winseck所指出的，媒介融合其实在数字化之前就开始了，并且一直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媒介私有化的制度以及政府规制等种种限制阻碍了其进程。
事实上，媒介融合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也已经证实了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观点。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媒介融合作为媒介的发展趋势，受到了各国和地区的普遍认同和追捧，但在产业、组织等现实推进中却是困难重重。政策规制变革的滞后、产业和市场融合所面临的种种壁垒、盈利模式的探索和转换以及相应人才资源的匮乏……种种社会条件的限制，成为了进一步推进媒介融合的束缚。
在种种限制性社会因素中，不能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现状和趋势的传统媒介规制体制无疑是最主要的阻力之一。在大部分的国家，传统的媒介规制方式都由基础技术平台的分类所决定。如在我国，报刊以及印刷出版归属新闻出版局管理，广播电视归属广播电视局管理，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等归属信产部管理。但在媒介技术平台日益汇流以后，媒体功能出现重迭，传统媒介产业之间乃至于媒介产业与通讯产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原本处于不同产业中的报刊媒体、广电媒体、网络媒体以及通讯渠道相互渗透和交叉竞争。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基础平台分类为依据的产业分立规制体制便面临着出现双重标准、规制失灵等问题，而媒介融合无论是在技术平台上的融合，还是内容产品、媒介组织乃至媒介产业的融合上，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牵制和阻碍。
基于媒介融合融合的现实困境和发展规律，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规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认为，所谓“规制融合”，其实意味着通过展开一系列因应媒介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媒介规制变革，从而“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所有融合领域的共通的规制框架”。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来看，“规制融合”的推进是一项涉及到机构变革、政策调整等方方面面内容的系统工程。如，不仅包括规制主体和对象的融合，而且要求建立适应媒介融合领域的规制政策以及更灵活、更具融合性的市场准入制度，并且建立相应的市场监管制度，以促使市场的有效竞争和充分竞争。
就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政策规制的变革往往滞后于技术的变革，而政策规制的调整与变革往往是进一步推进技术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对于媒介规制融合与媒介技术融合以及媒介产业和市场融合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们并不赞同以一种单向线性的思维，简单地将之构建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如，在迈阿密大学传播学院的Bruce Garrison和Michel Dupagne设计的“媒介融合”模型(图1)中。既可以是技术融合作为经济融合(即市场或产业融合)和规制融合的先决前提，也可以是经济融合和规制融合带来技术的融合。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产生都是技术、经济和规制因素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样一种系统论的思维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和平台的聚合和产业、市场的融汇，也不仅仅是规制政策的应对和融合，而是多种因素(既包括技术的，也包括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研究现状
在媒介融合趋势初露端倪的20世纪末，西方一些学者便开始关注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如，Clements和Blaekman在1998年便注意到了电信产业与媒介产业的融合趋势。并对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进行了探讨。不过，当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融合趋势对广电频率资源以及电信产业政策的挑战，而关于传统媒介内部规制政策的探讨较为鲜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对传统媒体内容与流程的影响日渐扩大和普遍，关于融合趋势下媒介产业内部政策调整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学者们主要围绕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以及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两个问题展开研究。在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个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比较一致：基本上都认为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过往将不同媒体以不同模式分别监管的政策将面临挑战。但在应该如何建立适合媒介融合趋势的传播政策这一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比较多元。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粱丽娟在对比台三地传播政策的基础上，从“政府角色”、“规管模式”和“竞争法律”三个方面探讨了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影响，认为在媒介融合语境下，政策架构由多重规管简化为单一架构以及引入竞争法律将有利跨媒体竞争；因应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02)而成立的ITU-D(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研究小组在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事前监控的产业政策(sector specific ex-ante law)转向事后追惩的竞争政策(ex-post application ofcompetition law)的建议：而台湾政治大学硕士研究生袁常捷则针对台湾地区广播电视市场，提出了一种层级模式(layered model)。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从各国或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个案分析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台湾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陈立兴在其毕业论文中，对媒介融合语境下台湾地区有线电视与电信事业的相关管制规范与竞争机制进行了研究；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的MarkWheeler对英国传播政策在媒介融合语境的调整与变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伦教城市大学社会学系传播政策项目负责人Pesos losifidis探讨了媒介融合刘欧洲各国传播政策的影响和冲击，并初步勾画了融合时代欧洲新的政策架构。总体来言，在个案研究方面，欧盟各国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被认为是目前较为成功和成熟的做法，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多。
近两三年来，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研究也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学术关注。相关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观点开始散见于各级学术期刊。如，蔡雯及其博士研究生黄金在分析、比较美国、欧盟、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媒介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的观点；肖燕雄在其论文《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管理原则》中，总结了西方国家和一些发达地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原则：法律政策整合原则、管理分散原则、管理国际化原则。同时，一些大型的科研课题也开始将该议题纳入研究框架，如蔡雯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数字化时代媒介融合发展与新闻传播改革研究”。重点关注了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肖燕雄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现代传播技术变革与新闻传媒法律、政策”，则在媒介技术变革与传播政策变革的宏观框架下，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政策变革进行了探讨。而在今年10月，我国第一场有关“媒介融合语境下的内容规制与传播政策”的主题研讨会也将在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举行。
总体而言，我国对媒介融合语境下传播政策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不仅成果数量少。而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就研究的关注点而言，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还处于总结西方经验的初始阶段，不仅对于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问题的研究未及深入，而且还基本没有涉及我国传播规制政策调整与变革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