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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业实行严格监管是主观偏好还是客观必然
从理性化层面来考虑，所以对金融业毫无例外地实行严格监管是来源于金融的内外矛盾，这是由客观要求决定的现实策略选择。实行严格监管，从金融的内在矛盾来看主要有以下原因：(1)金融自身的脆弱性。金融业自身资本只是带有象征性的，即便是按巴塞尔协议规定达到8％的标准也没有意义。上没有哪一家金融机构是由于资本充足率不足而破产的，金融机构的破产是因为流动性不足出现支付危机而导致的。(2)金融的脆弱性还在于金融资本的趋利本性和虚拟性。现在全球每年的外汇交易总量超过外贸交易总量的60倍，全球平均每天有约1万亿美元的游资。金融资本的趋利性和虚拟性，构成了金融本身的脆弱。(3)市场失灵的内在缺陷。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一个手段，但不是一切手段。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将会导致市场失灵的出现。(4)由于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对称，这样就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脆弱性决定了对金融进行监管的客观必然性。
金融监管的必然性还有着外在原因，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金融霸权相结合形成的金融风险全球化，导致当代金融风险的“核裂变”效应，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它的扩散和冲击力呈几何级数扩大。这可以从当代金融危机上看出来。当代金融危机最明显的特征在于：突发性、扩散性、恐慌性、渗透性。金融安全危及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主权维护。正因为如此，金融对一国经济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一国经济的发展不能没有金融，但随着金融的发展，又成为威胁一国经济安全的定时炸弹。人们对金融的态度，就只能采取趋利避弊，利弊权衡而取其利。
因此，金融监管就是在金融内外在矛盾发展不可调和时情况下采取的制度安排。正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态度，早在三年前英国有一个经济学家曾预言：“21世纪将是金融毁灭的世纪”。而一个积极乐观的唯物主义者则是另一种金融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全盘皆活”。如何防止毁灭论，坚持核心论，矛盾的焦点就落在对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上，即如何建立有利于金融安全的监管制度。在我国，至今采取的化解风险、整顿金融秩序的措施还远未达到这个效果。
二、金融监管原则的探讨
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呢?在这里我想提出四项原则进行：(1)金融监管要服从服务于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排这一目标，要摆正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不能把它颠倒过来。监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要避免为监管而监管，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监管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拿这一条原则来检验近四年来所采取的监管措施，从处理的18个行政关闭、破产清算的案例来看，就和这项原则不相符了，在一定程序上则是遏制金融创新、降低效率、积累风险，把金融的活力也扼杀了。(2)金融监管机制必须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职能用主观的行政意志来代替市场机制，这样才能达到服从创新、效率和安全的目的，不然就会导致政府失灵。市场不是万能的，而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在这方面，海南发展银行的案例就是最典型的。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案处置就是主观行政违反市场规律，混淆重组和市场退出界限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带有更大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3)金融监管要依法监管，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要防止金融监管者的行为扭曲，建立对监管者的权力制衡机制。现在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派出的工作组越来越多，但监管工作的效果却不理想，这也说明依法监管还必须建立对监管者的监管制度，这样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因人因事而异。(4)金融监管不是也不可能消灭金融风险。应该看到，建立金融监管制度，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的终极作用在了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实现市场潜在收益的环境和条件。监管的最终目的不是消灭风险，而是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市场参与者实现收益创造条件。
因此，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应从上述四条原则出发，才能处理好七个方面的关系：(1)处理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制度变革的关系。不能用监管代替制度变革，也不能因为监管而妨碍制度变革，改革应该始终是统揽全局的，要用改革的观点研究监管。(2)处理好监管和业务创新的关系。监管和创新永远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监管的生命。(3)监管和安全的关系。监管不是要消灭风险，而现在有一些出台措施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信贷员实行贷款责任终身制。既然银行要提取呆账准备金，这就意味着必然有烂账出现，那又怎么能要求信贷员为此终身负责呢?就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不能避免呆账的产生。(4)监管与效率的关系。提高效率是监管的生命之所在，监管制度安排一定要有利于提高效率。就而言，人民银行九大区行的设立符不符合效率标准呢?提高效率有待检验，现在能看见的是摩擦上升、效率下降、成本几倍增加、金融监管真空比比皆是。(5)监管与对监管者监管的关系。我国只有监管而无对监管者的监管，由此产生的风险是中国埋藏最深的金融风险，当前建立对监管者监管的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中更为紧迫的任务。(6)监管中法律监管和行政监管的关系。在二者的关系上，行政监管一定要服从法律监管，特别是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尤为如此。(7)监管的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关系。金融监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必须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管的关系。中央银行的监管是外部监管，其基础是被监管者的内控制度，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
以上是我们在研究金融监管时应注意的四个原则和应处理好的七个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实现金融监管的目的。
三、世纪之交监管面临环境的判析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制度转轨、转型、加入世贸组织、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国的金融风险确实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原来被掩盖的风险将会逐步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面临着严峻的环境。
从内部环境来看，金融监管的严峻环境表现在：(1)银行不良资产积累的风险。我国银行业在剥离出1.4万亿不良资产存量后，新增不良资产又在增加，不良资产比例并未降低；资本充足率在补充了2700亿元，达到8％之后，第二年就又跌落下来，金融资产以每年20％的速度扩张，而资本金却无补充来源，一不能扩股增资，二不能提高资产折旧率，三不能调险权重，四还限制表外业务的，这又如何能提高资本充足率呢?这样，呆账坏账率降不下来，资本充足率升不上去，金融盈利能力下降，优质客户群的大量流失将是商业银行发展的致命威胁。(2)金融泡沫风险。最近几年我国出现了三种泡沫：a．股市泡沫。有人说股市泡沫有那么一点，不严重，市盈率只有40倍，不算高，不构成对宏观金融的威胁。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股票市场上的四大基础结构要素，就会发现，一旦股市出现，风险是无法估量的。b．房地产金融泡沫。c．储蓄存款和外汇存款转换形成的同增同减泡沫。在1998年前我国国内利率比港澳台利率高出一倍的情况下，港澳台的一批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内陆套利，将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存入国内银行，这就导致在账户上的外汇储备和储蓄存款的双增长。在经过1998年的“七加一”的降息后，大陆利率比港澳台的利率低一倍，这时资金开始外逃，储蓄存款增幅出现下降，外汇储蓄也在减少。(3)我国内部还面临着制度风险。a．产权不明晰的“大家拿”病；b．追求政绩的“好消息”病；c．黑箱操作的“不透明”病。这是最严重的制度风险。
就外部环境而言，从世界金融发展形势和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来看，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十分严峻，存在着许多威胁金融安全的问题：(1)资本的非法流入流出。目前我国每年至少有1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在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错误与遗漏栏中相当大的部分就是由资本外逃造成的。(2)经济全球化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我国金融落后的经营方式没得到根本改善，很可能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后，负效应远大于正效应，造成加入世贸组织后挑战大于机遇。(3)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金融业的冲击。外资银行的进入造成国有银行优质客户的流失、人才流失，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汇率稳定的冲击，再加上国际资本的流动，使得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冲击是巨大的。(4)美国金融霸权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现在美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是最大的，这样，它就会利用这些组织对我国的经济主权乃至国家主权提出要求，这一点从墨西哥和韩国的金融危机中部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5)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现在我国仅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资本项目仍没有放开。但资本项目开放又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利率市场化必然推动汇率的频繁浮动，只要利率、汇率口子一开，资本项目不开放也等于开放了，这就增加了资本项目管理的难度。(6)国际游资对我们的冲击。所谓国际游资就是短期资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现在国际游资已超过10万亿美元，平均每天有1万亿美元的资本在全球寻找利润。(7)金融发展对我国金融业的威胁。(8)金融装备落后，国产化水平低，这是金融安全的最大隐患。(9)我国现在的金融监管与形势变化要求存在巨大的差距，严重落后于金融发展的需要；(10)金融立法尚有一大片空白，信托法、基金法等都未出台。将外部十个问题集中起来看，最主要集中到两点：资本项目自由化决策和中国金融科技装备水平的提高。
四、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改进思路
1．要通过改革国有制度，建立金融稳定发展的微观基础，这是构建稳健金融监管体系最基础的工作。要进行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健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以此来提高企业效益。
2．要建立完善的金融运作体系。有效的金融运作体系包括：提高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管能力；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建立起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的机制，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金融格局；发展民营商业银行，建立一批与传统体制脱离关系的以民营企业为股东的银行，专门为高新技术产业、民营成长型企业提供服务。
3．稳定推进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使金融运行转移到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来。包括：(1)人民币自由兑换。加入世贸组织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根据我国的国力，只能采取先贸易后非贸易、先长期后短期、最后开放短期的逐渐过渡的方式，中国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没有也不应该有日程表。(2)由分业经营进入混业经营。从近两年看，在这方面我国的步子迈得很快，现在证券业可进入同业拆措市场，保险业也可以通过购买基金进入股市，商业银行开办股票抵押贷款等。中国银行目前已集银行、证券、保险多种业务于一身，成为一个综合性金融公司了。(3)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从2000年的9月21日开始对外币利率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外币贷款利率放开，大额外币存款利率放开，由市场决定，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银行同业公会参照市场利率议定，由银行统一执行。外币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央银行由利率的决定者转变为利率的监管者。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思路是稳步推进，先外币后人民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后城市，先批发后零售，这反映出了我们利率改革的谨慎原则。(4)汇率自由化。要发挥利率的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就需要汇率工具的配合。因为利率是本币资金的价格，汇率是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二者作为货币资金价格的同质性决定了在资本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利率调整必须考虑到汇率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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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金融监管变革的主要举措
1.美国监管改革措施
危机爆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金融监管模式，“双重”是指联邦和州政府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是指有多个履行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联邦一级，联邦储备体系（FRS）主要负责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对控股公司的子公司也有一定的监管权。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业则分别由证券交易委员（SEC）、全国保险监管者协会（NACI），货币监理署（FDIC）等机构，同时各州监管当局在法定权限内对所在州的金融机构有一定的监管权。次贷危机暴露出了“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存在诸多弊病，亟需改革。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总统正式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即《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这被认为是美国1930年代以来幅度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标志着美国的金融监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多德一弗兰克法案》法意旨主要有两个：即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保护。围绕这两方面，规定了以下具体措施：其一，监管重心从监管局部的风险转向系统性风险。为此而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来处理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系统性风险，提高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加强金融系统稳定性，改变此前超级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局面。其二，在原有的美联储框架内，再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保护金融消费者免受金融欺骗与掠夺。其三，规范金融产品的交易，对证券化及场外衍生品金融市场进行规范和约束，加强对场外衍生品的金融监管，填补对对冲基金等金融行业的监管空白、限制大型金融机构的投机易和风险较高的衍生品交易。其四，优化监管组织体系，严格银行资本金监管和业务监管，设立破产清算机制。另外，赋予美联储更多权力，将其打造成可以监管大、中、小型银行的超级监管者。
2.英国的监管措施
英国实行统一的监管模式，1998年在合并了原来九个金融行业监管机构的基础上，成立金融监管服务局，对银行、证券、保险进行统一监管。英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也比较大，是积极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的国家之一。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主要体现在2009年2月的《2009年银行法案》和2009年7月的《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之中。《2009年银行法案》明确规定了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法定职责和所处的核心地位。并强化了相关的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和权限。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英国加强欧盟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合作，加强跨境监管，建立风险预警系统。
3.新的巴塞尔改革方案
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瑞士召开管理层会议，27个成员国形成了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协议III》，其最新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注重资本安全，提高资本要求。从金融危机汲取了教训，巴塞尔协议Ⅲ将资本安全放在了首位，并采取以下措施：修订资本定义，提升普通股在银行资本中的地位；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最低要求从2%提高到了7%；在某些证券化处理方法中，对再证券化风险暴露赋予了更高的风险权重。第二，加强系统性分析防范，保持银行稳定性。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商业银行建立逆周期超额资本，对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监管指标和监管方式，引入杠杆率将银行表外风险包括在银行监管范围中。第三，引入新监管指标，建立统一协调的流动性标准。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流动性监管指标即“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流动性覆盖比率主要用来提高银行短期流动性来应对突发的流动性中断情况；净稳定融资比率主要用来鼓励银行使用稳定资本来源支持其业务，提高银行中长期的流动性。
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动向
综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金融监管方面所采取的新举措，虽然各有侧重，但从中还是可以发现其具有共性之处，可以看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出以下新动向和趋势。
1.监管模式趋向综合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向综合金融监管模式方向进行改革，加强了美联储权力，将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统统纳入美联储监管视野，从而使其成为超级监管机构；英国则在原有的综合监管模式基础上，又设金融稳定机构，建立以金融稳定委员会为核心的国际金融监管架构；欧盟则将原欧盟层面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委员会联合升级为欧盟监管当局，由此形成统一的欧盟金融业监管。
2.实行“无缝监管”。各种监管改革方案都扩大了监管范围，以达到全面监管金融业的目的。例如，巴塞尔协议Ⅲ通过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将银行表外业务包括在风险资产的范围内；美国、英国和欧盟等都把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列入监管范围内；英国提出新的产品监管方法，以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3.突出系统性风险监管。传统的机构型监管以金融机构为监管对象并不能实现监管面的全覆盖，只有以金融业务或金融产品为监管对象的功能型监管才是与混业经营相适应的监管方式，是未来金融监管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所以，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家都更加关注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系统性风险，显示出功能型监管导向。美国新成立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监督系统性风险，强化美联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作用，英国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复杂识别威胁金融稳定的风险，显示出更加关注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系统性风险。
4.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一国的金融风险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传染给其他国家。当前的金融监管仍然是以国家为主体，缺乏在统一框架下的国家金融协作。在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中，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推进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信息共享和全球危机预警机制。2009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间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2011年4月，G20成员达成一致，准备把七大主要国家的各项政策放在显微镜下检视，支持建立全球预警机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新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演变主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3-1992），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和金融监管职责。第二阶段（1992年至今），开始实行分业监管模式。随着中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建立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原有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越来越不利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从1992年开始证券监管职能、保险监管职能和银行业监管职能相继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出来，到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证监会）、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保监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银监会）“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制定与监督，其他三会分别负责对证券业、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监管。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和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新变化，以光大集团、中信集团为主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金融业混业经营方兴未艾，原有监管体制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不足和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容易出现监管疏漏。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金融机构间的业务交叉和渗透特征明显，业务界线逐渐变得模糊，如果严格按照现有的监管体制分业监管，缺乏沟通和协调机制。尽管成立了三方联席会议制度，以加强各方信息资源分享和监管行动协调，但是实际上执行困难，从而导致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出现真空地带，产生监管漏洞，并且同时出现监管过程脱节、多头和分散。
2.信息支持系统薄弱。我国金融监管质量不高，监管有效性不足的主要问题是金融数据信息不真实，情况反映不明晰，甚至相互矛盾。具体表现，一是金融机构内部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因信息反映的目的、利益的差异，致使反映结果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二是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信息反映标准不统一，宽严尺度掌握不一，致使信息反映差异较大；三是金融机构与其它部门因政策理解程度、执行力度不一，导致信息反映严重失实。这将导致决策依据不准确，政策指导出现严重偏差。
3.潜在的金融风险压力大。面对世界更为纷繁复杂的环境和形势，我们一方面要防止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的金融风险引发为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被国际性的金融危机所传染。长期以来在我国金融业中己聚集了大量的风险，主要是系统风险长期潜伏，局部风险集中释放。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质量每况愈下，金融机构经济效益不高等。如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差，不良贷款居高不下，资产流动性差，盗窃、诈骗银行资金等案件时有发生等。过去我们之所以能避免发生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之所以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侵袭，是因为资本市场的不开放和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正在减弱，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不断冲击着我国的金融发展之门。在这种情况下，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
4.国际金融监管协作欠缺。大型跨国金融机构需要众多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联合监管，而目前全球金融监管呈现区域分割的状态，各国之间缺少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和信息分享，随着全球金融化的不断推进，两者之间的矛盾必将明显。
四、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建议
1.循序渐进推进功能型监管。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动向显示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同时也实施功能型监管的必要。鉴于功能型监管对复合型监管人才、金融监管水平以及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要求较高，现阶段我国在这些方面尚未完善，只能循序渐进地推进。起初可以由人民银行作为牵头监管机构，实现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建立统一框架内人民银行领导下的三大专业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以解决分业监管交叉环节的监管真空。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过渡，将三大专业性机构合并为统一的监管委员会，按照金融产品或金融业务对金融业进行全面的监管，最终实现功能型监管。
2.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对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建立包括金融机构、监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等机构在内的信息披露制度，使信息的简单化、简便化、透明化。明确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形式、内容和责任，严格惩治金融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弄虚作假行为，确保信息纰漏的真实、有效、准确、及时。建立监管机构信息公开的内容、形成及信息披露的考核问责制度，强化监管机构在信息披露中的责任，建立网络化的监管信息数据库实现信息的共享，降低监管信息的搜寻成本。
3.扩大监管范围。金融创新工具既会带来金融市场的繁荣，同时又会对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很强的破坏性，尽管我国对冲基金等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开放程度还比较低，但最终全面开放的预期是肯定的。因此，监管机构必须保持“超前”监管的理念。我国应完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监管方法，将对冲基金等金融创新工具纳入到国内金融监管体制中，既重视金融创新，又不放松创新产品的监管，形成有效监管前提下的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
4.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的金融体系中独善其身。因此，国内监管部门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并发挥我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加强与IMF、G20等组织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合作，建设应对金融危机的联合应急机制，协同制定与实施周期性经济政策以及完善共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制度体系。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本着“立足自身，着眼未来”的原则，根据现阶段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实情，结合国家金融发展战略和国际金融形势，制定时完善相应的金融监管政策，维护和推进金融稳定，充分发挥金融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正能量。
总之，当前的金融监管需要全面协调，必须通过调整金融监管模式、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等多种手段和渠道，进一步打开我国金融监管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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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齐兰，郑少华.全球金融体系变革与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J].学术月刊，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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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1-183-02
当今社会，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引发诸多传统行业的结构和形式的改变，使得传统行业的发展面临诸多的新问题，这促使行业相关的诸多领域产生继发性变革，以便增强对互联网+时代的适应性。在金融领域，互联网对金融业务的形式和范围的拓展在推动行业发展的同时，给其监管工作带来诸多的新问题，由于未能妥善处理，造成互联网金融的诸多违规形式的发生，严重损害行业的良性发展和相关人员的个人利益，亟需进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加强。而要想实现监管的强化，就必须遵循一定的监管思路，这是具体监管工作的行动指南，应该确保思路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一、互联网金融的功能和特征
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业运用互联网这种新型工具发展而来的金融形式，对其的相关概念体系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完善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一般来说，当前的理论界将借助互联网手段实现传统金融行业的诸多功能的金融活动定义为互联网金融，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互联网赋予其便捷性，实现了金融服务的成本降低和范围拓展。
从本质而言，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业的有机构成，其功能与传统的金融活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体来说，起到创造信用货币、连接金融参与各方、实现资金管理和依据规定对相关人员进行理赔等四大功能。
然而，互联网金融与传统的金融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主要体现在特点的不同上。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导致其金融活动的实现成本相对较低；由于网络的快捷性，按照业务办理流程进行办理时，如果资料齐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业务办理工作，具有极高的效率；对于业务客户的管理来说，互联网的信息库功能能够实现客户信息的分类集中管理，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远高于传统的金融业；此外使市场的竞争性不断加剧，互联网的开发性促使互联网金融的介入较为简单，参与企业众多，竞争也相当激烈；最后是风险性的增强，除了业务方面的风险以外，因为互联网安全性带来的风险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二、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作为新兴的金融形式，互联网金融的主要业务内容仍然是金融服务，需要对涉及的风险进行防范，与此同时，要对相关的参与各方进行权益的维护，这是行业发展的基本需求。具体来说，首先是风险的防范上，金融业务存在极大的风险，这是社会的一致共识，相关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市场的规范性制度体系建设，从而实现对行业的规范，尽可能的弱化金融的风险性。然而，在互联网金融当中，由于网络的虚拟性，金融业务各方的身份更加不确定，发生各类违规行为的可能性直线上升，亟需进行金融监管，从而实现对风险的可控；其次是对参与各方的权益维护上，这主要是对消费者的权益维护，由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审核不严，政府对行业的监管存在缺失，造成各类互联网金融的诈骗等问题极为严重，给消费者造成极大的权益损害，如何进行权益防护成为金融监管的首要问题。因此，我国亟需政策规制以保障投资者的资金安全。
三、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必须完善的方面
1.法律法规的完善。法律法规是规范市场秩序，保障相关人员合法权利的重要依据，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首要工作是实现互联网金融相关内容的立法工作，通过对法律法规的完善实现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制度强化，以此为基础，围绕具体的监管工作，相关部门可以制订切实可行的监管制度体系，从而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提供完善的制度体系保障。这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参与各方具有极强的约束性，能够保护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从长期来看，是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合理规范和引导，有助于互联网金融的良性发展。
2.监管体系的构建。一是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按照传统金融业的监管模式，由各政府主管部门对分管范围内的工作进行管控。二是针对互联网金融产品混业化的特点，由政府相关部委出面，组织金融行业的主管部门和金融领域的专家进行行业发展的方向研究和监管问题的分析，从而实现行业发展的监管得力。三是监管机构应加大与地方政府的沟通，理顺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明确各自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中的业务边界，严防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四是从概念上明确互联网金融各类问题的概念界定，进而通过相关的政府部门的职责发挥和相互配合实现对各类违法行为的查处，从而形成严明的互联网金融执法氛围。
3.明确监管原则。就面向对象而言，互联网金融具有最为广泛的普遍性，能够涵盖全国各地的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客户，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市场极为活跃，在金融领域中所占的比重正飞速上升。然而，作为金融业务，其同样具有功能属性和风险属性，应该明确监管的底线所在，不能放任其自由发展。具体来说，其监管原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能脱离这一基本原则；其次是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应该遵从相关的调控政策；第三，在进行业务办理时，应该按照金融业务的风险提升要求进行风险提升，并杜绝保证高额收益的情况发生；最后是对市场秩序的维护上，应该遵循契约精神，实现双方在金融业务中的平等地位。
四、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思路
1.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模式构建。在监管过程中，应该以行业自律为主，行政监管为辅。具体来说，首先是对互联网企业的充分信任，由其自觉遵守行业准则开展相应的金融业务，实现对自我行为的约束，这是互联网良性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对个别企业施以行政监管，强制性约束其具体行为，以此实现对不良行为的惩处。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密切配合实现互联网金融的高速、良性发展。
2.适度监管。互联网金融的生命力在于其开放性和便捷性，众多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能够满足人们不同的金融需求，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金融领域的供需匹配。随着互联网征信体系的完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前景将是极为广阔的，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将越来越强。对其进行监管是实现健康发展的辅助手段，应该注意度的把握，如果过度监管将会导致互联网金融的生命力降低，阻碍其良性发展。
3.分类监管。我国应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分类监管，强化各部门间的协调监管。按照现行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框架，目前应实施以监管主体为主，相关部门为辅的跨部门监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央行应承担对第三方支付的主要监管；证监会应承担对众筹融资的主要监管；对于余额宝等理财产品，央行和证监会应协调监管；对其它互联网金融机构也应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管协调。
4.依法监管。对于互联网金融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应该有权威性的依据作为处理准则，该方面内容由以法律法规为主的互联网金融制度体系充当。通过对互联网金融的依法监管可以实现对行业市场的规范和相关权益人利益的维护，对于行业的良性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在立法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借鉴先进国家的监管经验，不能采取简单的处罚手段，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的确立实现对行业发展的有效引导，对各类违规违法行为进行预防和消除。此外，在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义务方面，应该重视通过法律形式将特定信息的披露作为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使信息披露严格遵循法治要求，为审慎监管和消费者保护创造基础。
5.负面清单管理。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是指改变当前的法律认识，由过去的严格遵照法律允许的范畴开展金融业务转变为除去法律明令禁止的内容，其他均允许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相关业务的尝试。这种管理的实质上是对互联网金融的经营范围的大幅扩张，从而为金融企业的创新提供极为宽松的政策环境。然而，在长时间的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过程中，由于行业的快速发展，相应的管理部门对其存在认识方面的错误，导致监管工作的局限性，为了避免监管失误，采取正面清单管理的方式进行金融监管，对于法律未明文许可的内容不敢轻易涉及，这导致互联网金融的创新能力受到制约，对其长期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负面清单管理的提出是对互联网金融的松绑，其实质是底线思维的具体反映，在底线允许的范围内，给互联网企业最大的经营自，从而实现行业的适度自由，以此实现对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促进。
6.加强创新监管。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是对客户需求的积极响应，是在传统的金融业务的基础上进行的适应性革新，能够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应该予以鼓励。然而，过度的自主会导致违规行为的出现，因此，对其经过加强创新监管，通过宏观调控实现发展方向的把控。
7.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互联网环境中，信息采集、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水平，使得消费者识别有效信息的难度大大增加，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挑战；而且网络安全隐患使得消费者各类交易信息如身份信息、账户信息、资金信息等在互联网传输过程中存在被非法盗取、篡改的风险，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金融隐私权。
总体来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时间还相对较短，在发展的过程中各类新问题不断涌现，给监管工作造成极大的困扰，亟需通过对监管思路的梳理和思维的转变，实现具体的监管工作的改进，从而实现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鼓励和调控。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的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这是由于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导致的，对其进行监管提升，应该以行业发展为目标，通过对思路的创新实现对社会金融需求的合理满足，从而营造适宜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监管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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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互联网金融创新概述
通过对于互联网金融类别、创新进行了概述，掌握了互联网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从而明确了风险监管措施的制定重点。
1.互联网金融类别。目前互联网金融有两大类别，一类就是以第三方支付平台为代表的支付工具，国内典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主要包括支付宝、财付通等等，这类支付平台主要功能就是支付中介。另外一类就是P2P为代表资金融通机构，这类互联网金融主要就是给资金供求提供一个平台，实现资金的顺利融通。
2.互联网金融创新。互联网金融创新是指突破传统金融的桎梏，从而在金融理念、金融工具、金融方式等方面的一个突破以及变革，互联网与金融结合之后，就带来了一系列的创新，这种创新一方面丰富以及促进了金融体系内容，另外一方面就是给现有的金融监管带来了挑战。面对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持续发展，需要尽快完善监管体系，从而更好地推动互联网金融创新。
3.互联网金融创新风险。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主要风险包括金融风险、法律风险、安全风险以及监管风险等，其中监管风险是指没有相关法律规范导致互联网金融创新存在极端的灰色空间，法律风险是指互联网金融创新实现了对于传统法律的规避，安全风险是指资金所有者资金安全受到威胁，金融风险则是指互联网金融创新带给了金融体系的冲击。
二、互联网金融创新监管经验借鉴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在互联网金融创新方面起步较早，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形成了比较好的互联网金融创新监管经验，对于这些经验进行梳理分析，可以更好地指导我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监管措施制定。
1.支付平台监管经验。目前在支付平台监管经验方面，目前有两种比较典型的模式，一种就是对于支付平台交易过程进行监管，另外一种就是对于交易机构的监管，应该说两种监管模式是各有利弊，对于我国来说应采取对交易过程以及交易平台进行双重监管的模式，重点加强对于支付平台沉淀资金的监管，把握好客户对资金安全。
2.P2P监管经验。对于P2P平台的监管一般都比较严格，美国采用的是双重监管模式，即美国联邦证券委员会以及州政府相关机构对于P2P平台进行监管，二者之间在监管责任划分方面，前者主要在市场准入、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进行监管，后者则主要是对于P2P平台在本州内的各种合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双重监管模式较好的维护了P2P金融市场秩序，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理财与众筹监管经验。在互联网理财方面，很多国家都是采用谨慎、宽容监管模式，重点对于理财业务的规范性进行监管。在众筹监管方面，美国在企业融资法案中是对于众筹平台的监管进行了阐述，明确了众筹平台行业自律、资金转移、风险提示等方面的规定。
三、互联网金融创新监管具体思路
互联网金融创新监管方面需要针对互联网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具体风险，充分借鉴西方国家的监管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不断努力。
1.完善监管法规。针对互联网金融创新，我国当务之急就是要立足实际，根据互联网金融创新的需要，着眼长远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互联网金融创新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方法等等，从宏观层面来给互联网金融创新提供一个法律层面的保障，将互联网金融创新纳入到一个法治化轨道，从而对于互联网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有效的监管。
2.监管主体属地化。互联网金融创新主体来看，应朝着监管主体属地化的方向发展，目前第三方支付平台已经被纳入到了央行监管体系之中，但是P2P以及众筹融资模式等依然没有被纳入监管体系之中，这对于其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利影响。本文的认为P2P以及众筹融资模式的监管主体应属地化，这种互联网金融模式一般都是扎根于地方，大部分业务都局限于某一地区，因此监管权限下放给地方，由地方金融尽管机构对于这些P2P平台以及众筹融资模式进行监管，从而更好行使监管权力，将互联网金融创新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3.创新监管手段。在互联网金融创新监管手段方面需要不断创新，一切有助于互联网金融创新风险控制的手段又可以运用，如果互联网金融创新监管没有考虑互联网金融的特点，而采用传统手段，则意味着监管效果的不断下降。创新监管手段方面，需要重点注意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引入定性以及定量结合的模糊分析模型，准确估算风险，并采用多种手段进行的风险的转移、化解，实现对于创新风险较好控制。
4.明确监管边界。互联网金融创新监管需要明确监管边界，政府监管要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原则，重点做到依法尽管，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业务尽量减少监管，对于那些法律命令禁止的行为则要严格监管，举例而言，对于P2P平台进行的非法集资等行为进行加强监管，这样才能够确保政府将有限的监管资源用到“刀刃”上，取得更好的效果。
总之互联网金融创新对于我国来说，需要给予高度的支持，在支持其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创新风险控制，在监管主体、监管手段、监管法规等方面不断完善以及创新，从而实现对于创新风险的有效控制，减少互联网金融创新带给金融体系的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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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环境与存在问题
（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宏观环境分析
近年来，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 我国政府不断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针对性和灵活性，经济向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进一步巩固。银行业银行业主要指标保持良好， 重点领域风险管控加强， 行业稳健性标准和监管有效性提升， 风险管理和危机应对能力显著增强， 整体呈稳健发展态势。截至2012 年年末， 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95.30万亿元，负债总额89.5万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19.9%及19.2%。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净利润8990.9亿元，同比增长34.5%。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至2012年末，净资产5664亿元，同比增长17%；全行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11.02亿元，经纪业务是证券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 占总收入的56.77%。保险业发展势头良好，截至2012年末， 保险公司总资产5.05 万亿元， 同比增长24.4%，业实现保费收入14 528 亿元， 同比增长30.4%，利润总额836.5 亿元， 同比增长57.7%。金融市场在改革创新中也稳步发展，发挥了改善融资结构和完善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如表1所示，货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债券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有所拓宽，2012年债券融资占直接融资的比重达77%。
表1 2012年主要债券发行情况
品种 发行额（亿元） 同比增长（%）
国债 19778 10.3
政策性银行债 13193 13
银行次级债 920 -66.5
银行普通债 10 -90
企业债券 16812 0.8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二）存在的问题分析
由于法律漏洞、监管目标分歧及监管机构协调困难等问题，金融监管公司在不断地寻找漏洞或灰色地带进行金融创新及混业经营，大大地增加了金融风险，也挑战着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
1.法律漏洞
由于我国的金融业实行的是分业管理模式，相应地，有关金融监管的法律也是基于特定的领域，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依次与其监管机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相对应。另外，这些由监管机构起草或颁布的法律规章制度等，都只具有本领域的特征，换句话说，对其他领域缺乏考虑或者缺少沟通。因此，法律漏洞及灰色地带出现，为金融控股公司的诞生创造了诱因。
2.监管目标分歧
监管重点及目标的分歧有可能在各监管机构间引起冲突。银监会把重点放在银行业机构的审慎监管上，证监会主要负责营造及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平有效，保监会的主要目标是维护保险业的稳定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各监管机构的工作重点、指标体系、监管模式等各有差异，对被监管者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在监管内容上，各监管机构都偏重对该领域金融机构的审批和经营的合规性，对其日常经营风险的评估尚不成熟，并忽视对金融机构经营安全性、盈利性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考核。
3.协调困难
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过程中，上述三个监管机构存在着协调效率不高的问题。由于这三个监管机构有着同等的地位，因此在监管或应对危机过程中，在选择牵头机构或决策机构时就显得尴尬，这也直接造成了信息共享和问题处置的低效率，大大降低了监管效果。这也就意味着对这类金融集团的风险难以界定及监管。金融控股公司为了规避监管，会利用灰色地带进行资本转移，而监管机构因为不熟悉跨领域的业务，监管效果会大大弱化，监管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博弈分析
本节构建的序贯博弈模型，是为了证明在分业监管存在漏洞的情况下，金融控股公司选择混业经营逃避监管是大概率事件；而为了降低风险，监管当局在效用大于成本时会选择混业监管，如果违法成本过高或被发现的概率较高，金融控股公司则不会选择不合法的经营。现假设市场上只有一个监管机构及一个金融机构。监管方只有两个策略----分业监管（漏洞较多）和混业监管（漏洞较少），其目标是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机构在观察监管方的行动后决定自己的策略，其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策略可以是分业经营，混业经营（合法）或者混业经营（非法）。同时也假设在分业监管下，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利用漏洞进行混业经营获得额外利润，而这种行为被监管发发现并处罚的概率很小。
假设有：MR：混业监管；SR：分业监管；SO：分业经营；MO（NI）：混业经营；MO（I）：混业经营；Cm：混业监管中监管方的成本；U：混业监管中社会的效用；R：金融控股公司的正常业务收入；Re：金融控股公司混业经营的额外利润，Re>0；Ri：金融控股公司非法经营的额外利润，Ri>0；F：混业监管中监管方对非法经营的处罚；1-p：发现非法经营的一般概率；ε：混业监管中监管方侦测非法经营的能力。
图1 序贯博弈的博弈树
其中，X11： 0， R；X12： 0， R+Re； X13： （1-p）F， R+Re+p Ri -（1-p）F；X21： U-Cm， R；X22： U-Cm， R+Re；X23： U-Cm+（1-p+ε）F， R+Re+（p-ε）Ri -（1-p+ε）F。
如果U
当p>时，金融控股公司会选择混业经营（有非法经营）策略；如果p
当U> Cm时，监管方会选择混业监管，也就是说，它有能力辨别机构的混业经营是否合法合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效用（金融稳定与市场信心）大于混业监管的成本，金融控股公司的行为由ε和F决定：
如果ε
如果ε>p-，此时的子博弈精炼均衡为：混业监管，混业经营（没有非法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发现过度金融创新或违规的成本过高，没有利润空间，因此将很好地按照法律法规进行经营，降低金融创新程度。
由于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促使，无论监管方采取何种策略，金融控股公司都会想方设法进行混业经营（Re> 0）；又因为非法经营会给金融系统带来负面影响及不可掌握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方期望金融机构合法合规经营。于是，混业监管，混业经营（没有非法经营）是一个优化的策略组。
三、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框架的搭建
建立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体制已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方便非常迫切的问题，目前中国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没有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监管机构，主要监管责任机构不明晰。
（一）基本监管框架
鉴于中国现状，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框架可以借鉴美国1999年颁布的GLBA法案中的有关内容。该《法案》允许以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的形式实现银、证、保等多项金融业务相互渗透和融合，并产生新业务及服务，同时，为了适应混业经营的各种改变，继续有效维护金融稳定及监管的有效，金融监管的框架也做出了相应的修改，演变成现在的伞形监管框架。鉴于现实情况，应提高人民银行地位，改变一行三会的平行监管路线，人民银行作为最高的综合监管机构，实施对各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的功能监管，三会需定期向其汇报信息，以加强功能性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紧密关系与信息共享；对不断发展的金融创新及衍生品的监督权应按照产品类别进行分类监管，建议人民银行对混业的商品及服务进行审定并对合并报表的分析。银监、证监、保监对其负责的子公司进行有效监管。
（二）监管实施的步骤
在监管框架有效搭建后具体的监管实施步骤有：
1.公司治理监测
人民银行会同其他监管机构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要求，督促金融控股公司建立健全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为主体的公司治理结构，明确界定各高管的职责权限，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制度，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和透明度，有效维护投资者、债权人及社会公众的利益。
2.资本充足监测
人民银行应负责对金融控股母公司资本充足率的监测，具体应包括整个金融集团的资本充足率水平、相关规章制度的执行和健全、母公司的资本管理能力和预警能力等。建议在消除资本重复计算和多重财务杠杆基础之上计算整个金融集团的资本充足率，参考新巴塞尔会议要求，整个集团的资本充足率应大于15%，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小于5%。
3.关联交易监测
人民银行应根据实际得益的原则鉴定交易各方，允许金融集团在合法合规及金融监管机构允许的前提下，依照正规渠道整合资源，提高综合经营效益，并做到及时信息披露，禁止公司通过内部关联交易损害债权人、投资者及公众利益的行为。大额内部交易是指金额占子公司资本5%以上，或在一个季度的与同一个交易方交易累计金额超过资本金10%以上的交易。
4.流动性监测
人民银行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流动性进行监测，关注并分析集团整体的资产负债状况、现金流状况等，而金融控股公司应对流动性风险进行并表管理，并每月10日内报送报表。金融控股公司应当保持合理的债务规模和期限结构，将资产负债率控制在适当水平，并不断提高资本补充能力。
四、结论
本文归纳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特征和特殊风险，阐述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并结合实际分析了我国现行监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减少金融风险及维护金融稳定的目的下，对我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我国仍在转型经济中，金融业及其监管的发展会比其他工业国家更为复杂。利用市场“无形的手”构建金融控股公司并发挥其自律功能将是一个长久及艰难的过程，面对不断变化的金融环境，我国金融监管在适当的时机应进行调整。监管层要特别注意金融控股公司的非法关联交易风险、资本重复计算风险及有可能引起的系统性风险，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地位和概念，以及市场准入与退出等方面的内容；明确监管主体，构建高效的监管框架，保证信息流动的及时和顺畅；设计新的监管指标预警体系，务求做到监管的合法合规，提早发现风险，准确识别风险苗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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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民间融资是指出资人与受资人之间，在国家法定金融机构之外，以取得高额利息与取得资金使用权并支付约定利息为目的而采用民间借贷、民间票据融资、民间有价证券融资和社会集资等形式暂时改变资金所有权的金融行为。就社会实际情况来看，运用最普遍的融资方式是民间借贷和高利贷，不管是哪种方式，都有共同的特点：相比从金融机构借款，少了很多程序；利率普遍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以信用为主，没有担保和抵押，借条和口头约定占多数；民间资本具有高逐利性。
（二）关于民间融资，法律涉及到的主要有如下几条：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另外，合同法还规定:“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违法”;“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是合法的。”
（三）对于民间融资，我国刑法还没有具体的处罚条例，涉及到的只有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是目前外界对这两条罪名的争议是比较大的，刑法也没对此作出具体说明，定义很模糊。最高法日前出台司法解释，规定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万元以上或集资对象超过30人、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以上或吸储对象超过150人，将追究刑责。中国刑法中并无“非法集资罪”，但近年来因此获罪的人不在少数。司法解释对定罪的细化确是进步，但据此打击非法集资实际上“给力不给劲”。
总的来说，民间融资是有极大的发展空间的，法律虽不完善，但也不是放任自流的，温州女富豪吴英非法集资被判死刑就是鲜活的例子。除了要合法融资，债务人还应具备基本的道德意识，不以单纯的圈钱为目的，不能对投资者的利益不管不顾。
二、我国民间融资的现状
从2011年4月21日起，央行将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第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今年以来，央行以每月一次的频率连续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0.5％，，再创历史新高。最近两年来，央行已先后十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信贷不断紧缩，与此同时，各地商业银行为了配合央行的政策也收紧信贷，流向社会的资金越来越少，贷款的减少，无疑掐断了企业的“生命线”，在此背景下，民间融资借势雄起，中小企业纷纷转向民间借贷资金。民间融资操作灵活，资金来源广的特点决定了这种融资方式不仅不会衰退，还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为融资者所接受。
民间融资由来已久，只不过这种融资方式一直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一直都在地下交易，其实，民间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具有决定作用的，以温州为例，目前，温州的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已经超过1000亿，也有其他专家认为是1800亿。如果没有这一千多个亿的资金，温州民营经济是不会有今天的。包头神木等产煤地区也一样，如果没有大笔民间借贷资金的支持，当地的煤产业也许都不会开发的有今天这么好。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市场日益活跃，规模不断扩张，借款用途日趋多样。其利率相对于银行利率表的上升更是十分明显，民间金融与银行信贷形成“你退我进”的跷跷板局面。就目前民间融资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看，它已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民间融资的优越性注定了银行信贷很难取代它的地位。
三、民间借贷亟待“招安”
2010年以来，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利率一路走高。相关监测统计，温州中介民间借贷机构年化最高利率高达40%左右，事实上真实的贷款利率还不止这个数。事实上，实体企业利润率也许只有3%-5%，别说8%、6%甚至2%的月息都难以承受。但为了周转资金，不借就可能倒闭，于是他们铤而走险，不少中小企业把高利贷看成救命稻草。为了活命，宁愿不赚钱，这样下去，对实体经济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长期以来，政府顾忌民间借贷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害怕它破话正常的金融秩序，而故意“雪藏”它，而一味的打压并没有收到好效果，相反的，缺乏阳光的操作方式更容易滋生不健康的扰乱金融秩序的因素，与其镇压，还不如积极引导它向有利于金融体系完善的方向发展，对于民间借贷，最好的方式是用法律手段为它验明正身，让“地下”交易转到地上，这样才能改变民间资本尴尬的现状。
非法金融活动猖獗让本来善意的民间借贷显得不那么干净，而民间借贷动辄几百上千的投资者，并且民间资本确实是民营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资金来源，就以江浙一带来说，民间借贷是很普遍的想象，法不责众，监管起来难度很大，有些借贷不合法，但是也是无害的，如果将这些借贷合法化了那么不仅可以提高筹资者的热情，让他们更加心无旁骛的去搞实业，而且还可以把那些恶意的非法集资孤立出来，实施重点打击，这样区别对待就容易治理多了。
在中国，民间借贷长期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存在着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如果从商业银行贷款进入民间借贷，一旦抵押物价格出现大幅下滑，贷款者违约，必将引发商业银行信贷危机。金利斌吴英等人的悲剧结局就是民间借贷自身的缺点造成的，市场的缺陷是无法弥补的，没有规则的约束，或者规则不完善，那结果只会是让市场主体越陷越深，无法自拔。由金吴二人的悲剧可知，如果只靠市场行为，是不可能达到最佳效益的，必须要用法律来弥补道德风险。
四、如何让“非法”合法化
事实上，“非法集资”这个说法本身是不成立的，“非法集资”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合法集资”的道路行不通才造成的，而正常的融资渠道融不到钱是供需缺口太大造成的，以江浙为例，民间资本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崛起的关键因素，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江浙发展初期的时候遍地开花的“个人信贷”“互助会”等筹资模式在今天看来都是“非法集资”，但是真是这样的“非法集资”，才造就了后来的“温州模式”，“浙江模式”，所以，如何让“非法”变合法？首先我们要在观念上转变。
用法律来漂白民间借贷的污点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例如《新36条》这样的法律条文的出台就对规范民间借贷市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非法”和“合法”在法律上一字之差，但意思天壤之别，把“非”转“合”，然后再加以改造优化，增加细节上的规定，明确罪与罚，划出红线，这样就有了保障，市场行为也不会再毫无理性了。
篇7
2000年以来,特大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内容更加宏观，偏向发展战略和方向制定，针对该类城市总体规划与对具体建设项目的指导性减弱等，国内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开始探索完善规划编制体系, 以远粗近细的思路来重新思考近期建设规划的在法定规划体系中的重要作用。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明确要求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近期建设规划。
目前，近期建设规划的法律地位的已基本确立, 但学术界关于大中小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编制相关理论、方法及实践探讨还在不断深入。因此, 本文尝试以郑州市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为例从面向规划管理视角探讨近期建设规划编制思路与内容。
一、近期建设规划的地位和作用
近期建设规划是实施总体规划的重要步骤，是城市近期建设项目安排的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近期建设规划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落实空间布局的重要环节，发挥着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
二、当前近期建设规划编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2011年，住建部下发《关于加强“十二五”近期建设规划制定工作的通知》（建规[2011]31号），随后全国特大城市掀起了新一轮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热潮。
综合分析有一定代表性的规划成果，当前近期建设规划编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①突击应付式，把总体规划目标等简单分解，对现状问题研究不深入，针对性差；②理想蓝图式，对发展目标论述较多，对实施时序及路径缺少研究；③闭门造车式，与相关部门结合较少，陷入了技术理性的陷阱，缺乏社会认同。
上述问题也是我们做好近期建设规划编制需要克服的，近期建设规划编制需要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战略, 同时结合现状，面向实施，需要充分考虑了现状条件, 兼顾各方利益，使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紧密结合。
三、 面向规划管理的郑州市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思路与内容
“十二五”时期是中原经济区及郑州都市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期，为有效贯彻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加强对郑州市“十二五”时期建设的指导与统筹，分步骤、有重点的实施城市总体规划，落实住建部《关于加强“十二五”近期建设规划制定工作的通知》（建规[2011]31号）的要求，结合《郑州市“十二五”规划纲要》编制郑州市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具体讲，本次近期建设规划编制思路与内容如下：
1、强化规划实施评估及现状问题分析
全面剖析《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自2008年纲要批复以来实施绩效及当前城市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编制近期建设规划落实已批的城市总体规划，但近期目标的确定不仅是对总体规划目标的简单分解，更需要从现状及存在问题出发，以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主要突破口，促进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至2010年底，郑州市中心城区城市人口约372万人，建设用地312.4平方公里。通过对现状综合分析，结合总体规划实施绩效评价，本规划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一是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发展用地空间亟待整合，市域城镇序列有待进一步优化；二是中心城区内部因现状基础、发展阶段等不同而呈现典型的空间分化，需要差别化的空间发展导向和政策支持；三是中心城区城市居住用地比例偏高，人口向老城区快速集聚趋势明显，与总体规划提出的疏散老城区人口目标相悖；四是部分产业空间重组重构进程缓慢，不利于城市整体功能的提升和国家现代物流商贸中心的构建；五是新区快速扩张和老城区高强度更新，导致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阶段性不足，民生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六是城市 “交通拥堵”问题严峻，交通设施尤其是公共交通建设任重道远；七是市政基础设施面临旧城设施老化以及新区建设基础设施巨大缺口的双重压力和挑战；八是公共安全设施欠帐较多，地下空间资源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
2、外地近期建设规划编制经验借鉴
分析研究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编制内容及方法具有以下共同点：
（1）“近期建设规划――年度实施计划”的滚动编制方式。
（2）规划内容方面强调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着眼于关键问题，重点突出；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以土地供应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为抓手强化政府引导；落实近期建设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加强前期策划和分析，将带动性强项目与土地投放时序、投融资计划进行统筹协调；开门做规划，将技术成果向公共政策转变。
（3）保障机制方面建立有效的跟踪反馈机制，使规划能够进行动态调整。
3、与“十二五”规划协同，搭建调控城市发展的“空间整合平台”
长期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指导和统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该规划从空间资源配置视角的考虑问题偏弱。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均需要从城市规划所擅长的空间资源分配角度出发，以空间资源有效配置和协调为切入点。本次规划深入研究“十二五”规划核心内容、并综合协调各部门建设计划，近期建设规划建立从空间上统筹各类城市建设的规划平台，引导各项投资规模效应发挥及在空间上的协同，构建统筹协调各项城市建设行为的“空间整合平台”。
规划期末，城市“两轴八片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基本形成，初步建成中部重要的中心城市和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至2015年，中心城区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在435万人，用地规模控制在380平方公里。
4、确定城市重点发展区，引导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的优化
城市重点发展区包括重点开发地区、重点完善地区、重点提升地区和重点生态建设地区四类，是由政府主导推动、对城市近期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近期需要重点推进的区域。郑州市近期建设规划编制过程中，综合考虑了郑州市政府在“十二五”期间的重要战略部署，确定了郑州东站交通枢纽中心地区等作为城市近期重点发展区，在规划期内，将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重点投入，加大道路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迅速形成投资规模效应，使得该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土地投放量优先保证，基础设施的配置水平保持适当超前。
郑州市近期用地发展主要沿两条轴线拓展，以东向为主。规划六个重点开发地区、三个重点完善地区、三个重点提升地区和两个重点生态建设地区。
5、建立重大建设项目库和行动计划
重大建设项目是政府主导以财政投入和实体开发的方式引导空间布局结构优化和促进城市建设和的重要抓手。郑州市在近期建设规划编制过程中，在空间统筹的基础上，充分征求政府各部门发展的设想，凝聚城市近期重大建设项目共识，确定项目规模、投资估算、实施时序等方面的要求，建立城市近期建设的重大项目库。同时，为完善规划的“滚动”实施机制，将在近期建设规划的基础上，逐年分解年度规划目标，形成年度建设项目库，使规划行动计划由五年近期向年度转变。
以面向规划管理为导向，制定如下十二大行动计划：
（1）区域城乡统筹推进计划：构建现代城镇体系，强化中心城区交通枢纽地位，形成“十”字形高铁网络，建成郑州至开封等城际铁路。
（2）居住及住宅建设发展计划：加快龙湖等新区居住区建设，通过旧城有机更新，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完善各类设施，促进老城区居住环境优化和功能提升。
（3）园区建设和功能整合计划：近期更新改造旧工业用地约12.64平方千米，新开发工业用地面积约10.78平方千米。重点建设国际物流园区等重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4）商贸服务业发展计划：初步形成区域、城市、片区和社区四级商业服务中心体系，逐步推进三环以内现状批发市场向城市的疏解，提升郑东新区CBD金融商务区功能。
（5）包括保障房建设、医疗、体育等的和谐民生计划：完成郑州市“十二五”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规划独立保障性住房用地732.36公顷。新建小学179所，中学80所，九年制学校15所，高中15所。
（6）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计划：近期重点建设6处遗址公园、3处寺庙、4处历史博物馆。
（7）碧水蓝天计划：疏通连接贯穿城市的魏河等主要河渠，建设龙湖、龙子湖与西流湖公园。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到2015年，空气质量好于II级以上天数达到320天以上。
（8）综合交通设施建设计划：完成三环快速化、四环快速化，建成京沙快速路、陇海路高架桥、农业路高架桥，构建主城区“环形加十字”快速路系统。公共交通建设计划，轨道交通：轨道1、2号线一期建成运营，新建9条快速公交走廊，总长117千米。
（9）市政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提升计划：给水、排水项目及计划，至2015年，新建刘湾水厂等3座水厂，新建南三环污水厂、双桥污水厂2座污水处理厂；能源工程项目及计划方面，新建桥南热源厂等。扩容2座220千伏变电站 ，新建8座220千伏变电站。新建110千伏变电站26座，规划改扩建110千伏变电站8座。
（10）城市安全防灾建设计划：加快黄河等标准化堤防建设级贾鲁河、魏河、七里河、潮河、金水河、枯河的治理任务以及4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近期人防工程人均建筑面积达到0.5平方米；新建消防站54座。
（11）地下空间开发计划：重点推进以依托轨道交通沿线、绿地和城市核心区的“两线、三区、多点”为重点的公共地下空间开发。
（12）低碳城市建设计划：控制城市生态绿地，形成“两带、一环、四楔、两湖、七链”的绿地系统，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大力发展绿色交通，推广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加大新能源开发使用。
6、规划实施及保障措施
探索郑州市近期建设规划制定工作常态化模式，完善规划跟踪机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相配套，建立近期建设规划的滚动编制机制。
在近期建设规划的基础上，分年度制定实施计划，年度实施计划统筹其它相关部门年度计划，年度计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总量和具体项目安排是规划许可和用地审批的重要依据。
4 结语
面向规划管理的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思路与内容，该内容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工作。篇幅所限，笔者仅以郑州市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为例,从制定可落实的行动计划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旨在引起学术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类问题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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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邹兵. 由“战略规划”到“近期建设规划”――对总体规划变革趋势的判断[J].城市规划，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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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的方案较多，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要分开，理由是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存在冲突，以至于监管效率；单独设置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并列，暂时保持分业监管的格局以适应目前分业经营的局面；专门成立“国家金融监管局”，与人民银行平级直属于国务院，证监会与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并入国家金融监管局，成为金融监管的总牵头人，实施统一监管。
对以上三个层面的安排，我们认为：是否将银行监管职能从央行剥离出来，关键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从职能上，两者目标完全不同，货币政策目标是着眼于实现货币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银行监管则是为保护存款者利益和确保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当然，由于部门内设，两者存在一定的粘连度可能会产生冲突，表现为货币政策目标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优先于监管目标，而监管目标在一定时期同样也会影响货币政策目标，从而影响监管效率。但是，在我国现有国情下，中央银行自身独立性还不强，通过机构外设能解决双方粘连吗？能确保银行监管的独立性吗？值得怀疑。加上“另起炉灶”必须要花费监管成本，以及额外产生的“摩擦成本”，很难设想这样做会达到提高监管效率的预期目的。
监管的有效性取决于监管手段和监管目标的兼容性以及监管客体的内控制度，因为外部约束须通过内部控制起作用。从监管主体看，中央银行监管手段滞后对银行的监管仍以合规性监管为主。对已经出现的具有综合风险的金融工具和带有混业色彩的金融交易存在着监管真空的问题。从监管客体看，内控制度不健全是影响监管效率的关键，而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目前客观存在信贷软约束、利润目标不强、内控失效、政府干预等弊端，显然这与金融监管之间存在冲突。
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果然混业经营的潮流和统一监管的组织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英国、日本及一些北欧国家，它们认为统一监管能够获得“监管规模经济”，有利于更好地建立起信息沟通机制，以避免分业监管容易产生的监管冲突与监管疏漏等问题。但是，仍有一些国家坚持分业监管，最为典型的如美国，认为统一监管机构削弱了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竞争力，易诱发权力垄断和极端官僚主义，致使统一监管的潜在优势丧失。所以他们认为，尽管金融机构的全能化是大势所趋，不同领域的界限也在逐渐模糊，但在目前甚至在较长时期，银行、证券、保险三业之间业务类别及风险的性质有着显著的差别，统一监管模式在较好地解决一致性和协调性的同时，缺失了金融监管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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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的发达国家进行金融监管的改革
1、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金融监管思路就逐渐的发生转变。美国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的3月份颁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框架》，第一次提出如何抑制系统性的风险，并且提出从严监管的思路；随后在2010年的7月份生效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文件涉及的广度以及深度在美国历史上绝对是空前所有的，主要包括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银行监管、信用评级业以及系统性的金融防范等，主要内容为：①赋予美联合众国更大的监管权力；②实行限制高风险的“沃尔克法则”；③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④成立金融稳定监督文员会，由他们负责检测和处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⑤建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
2、英国：经过金融危机给英国带来重创后，英国有关机构认识到由中央银行之外的机构来统一行使金融监管职责所带来的弊端，在2010年五月份，英国大选之后，英国政府就提出了新的金融监管体制。方案中的主要内容如下：①由英格兰银行来行驶金融监管职责；②撤销金融服务局。在下一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新的文件，在文件中强调又金融政策委员会以及审慎监管局来负责防范系统风险。
3、德国：在德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中，联邦金融监管是最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职责是全面负责银行业务以及保险业的监管。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改变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由德国央行直接全面负责银行的监管，尊重央行的独立性，并且德国央行有权利监管其他的银行。
4、法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法国并没有像其他的发达国家一样，金融监管体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文件以及方案，只是通过相关的监管机构的法令以及在议会过程中通过的相关法律草案。例如，在2008年时实行的《经济现代法》中明确规定了由中央银行统一管理证券、保险以及银行业务，其他银行，证券以及保险监管机构都隶属于中央银行下的审慎监管局。
二、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走向
1、加强了国际监管的合作。美国是最早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但是经过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波及到了全球，使全球都陷入到了金融危机之下，因此应该加强国际间的监管，从而减轻市场风险的跨国传递。然而国际监管的合作都需要借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G20峰会等这些国际组织的力量。加强国际间的经济合作。
2、金融监管机制的多样化。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主要是单一的外部强制性的监管，等到金融危机发生后，已经由单一的外部强制监管转变为外部监强制管与内部自律性监管相结合。巴塞尔银行的监管机制在这方面得到了最大的体现，改变了原来单一的外部强制性监管，实现两种监管相结合的模式，这样一来，就为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提供了稳定的监管环境，促进各国金融业的发展。
3、监管的标准越来越严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禁止高风险的衍生品的交易，或者是在严格的监管之下进行产品的交易；②规范金融创新，例如：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法中规定：银行只能拿百分之三的一级资金投资于私募基金；③对可能产生系统性的冲击的大型机构进行严格的监管，预防风险。
4、建立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受到经融危机的重创后，一些发达国家认识到对特定微观机构的审慎不能够满足当下的发展要求了，必须建立一个宏观的审慎监管体系，从而加强整个金融机构的稳定，防范金融风险。
5、监管的范围越来越广。原来没有对高风险的衍生品进行监督，现在把高风险的衍生品纳入到了监管的行列，之前没有监管的盲区现在慢慢的纳入到了监管机构之下，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也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例如：欧盟委员会新实施的监管方案中明确规定了对冲基金必须进行注册，定期公布金融信息，使信息透明化。
6、在监管理念上注重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监管人员只负责对金融机构的合规性检查，从而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康运行。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对金融体系实行救助，但是广大人民的利益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所以，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性。例如：美国最先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赋予其独立的监管权，从而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三、对于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的不断改革给我国金融监管带来的启示
通过发达国家不断改革自己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吸取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我国也必须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建立起以中国央行为中心，各银行监管机构协调有序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①加强中央银行与国际监管之间的合作。②赋予中央银行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职责。③建立由中国银行主导的金融监管管理机制。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各国不断的进行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进过这系列改革后，世界的金融监管体系必然进入到一个新的格局。（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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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稳健统计在衡量金融稳定性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风暴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性。随着金融业趋向全球化，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加强，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也在增强。此时，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金融稳健统计成为了新时期维护国家经济稳定、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必然要求。
在货币与金融统计中，对金融稳定性的审慎分析包括金融监管统计和金融稳健统计。其中，金融监管统计是从微观层面上，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监管和统计，衡量的是个体风险；而金融稳健统计则是从宏观层面上，对各个金融机构的集体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统计，衡量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即系统风险。
金融稳健统计，是一个国家检测宏观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工作。其核算基础是《国民经济核算》《国际会计准则》和《巴塞尔协议》，在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信用状况的监控方面，金融稳健统计遵循审慎性原则，坚持《巴塞尔协议》中的CAMELS标准，它包括五项考核指标，即：资本充足状况，资产质量，收益与利润状况，流动性和对市场的敏感程度。金融稳健统计涉及的统计对象包括存款机构部门、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部门、住户部门、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其中，对一国金融稳定影响最大的当属存款机构部门。
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因此，巴塞尔协议始终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90年代中期来，由于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巴塞尔协议》中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但国际银行业存在的信贷风险远未消除。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即便在银行资本充足和资本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流动性出现问题也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在2010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 III）的最终文本，并要求各成员经济体两年内完成相应监管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虽然目前来看，我国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巴塞尔协议新标准，但是从长远看，我国金融业分步骤地实行。
根据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指导意见》统筹考虑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要求，设定了三个层次的资产充足率监管标准：一是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二是引入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
二、金融国际化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在我国，由于商业银行损失准备计提严重不足，因此导致估计的资本充足率严重偏高。此外，对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银行，没有明确的监管措施，并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标准。这些问题是导致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偏低的重要原因。伴随着金融国际化发展趋势，各国都在不断地对金融监管进行调整，适合国情的、有效的监管框架是促进金融体系稳健发展，维护公众的信心的关键。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在开放发展中应一些做必要的调整，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的对策有：
1、监管理念、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
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监管行为；从注重金融机构外部监管向注重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及加强行业自律转变，实现社会联动监管；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从目前以防范风险为主的监管向支持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的监管转变。
2、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配合：
加强综合监管力度，不断提高整体监管的水平和效率，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应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对有些业务和有些领域应当实施联合监管和综合监管，要充分发挥银、证、保之间有效的政策协调的信息共享机制的作用，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3、完善金融法律体系，为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对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体而言，立法之后会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付出高昂成本。如不尽快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填补金融监管的法律空白，外资金融机构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卓越的优秀人才，有可能发现法律漏洞乘虚而入，从而引发恶性行业竞争，影响金融秩序。
4、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为最终的同一监管创造条件：
建立有效的金融金融监管体系是一国金融健康运行的必要前提。但是一国选择何种金融监管体系模式或金融监管体系变迁的路径则取决于其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外部环境。在西方各国监管的发展的发展中，英国、美国的金融监管最具有特色。尤其是监管机构和监管内容的变化最能反映出金融监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加入WTO后，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越来越多地开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会面临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的竞争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各金融机构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对策，不仅需要注意各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的提高，更需要注意其安全能力的保障，因此，新时期下金融机构业务，需要我国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能力的与时俱进，更需要我国的货币金融统计工作加强金融稳健统计的基础，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加强金融体系对抗风险的能力做好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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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所以如此广受关注，是因为一行三会的改革方案可能会在会议上公布，这次改革，是中国金融监管方式的一次重大调整，涉及到监管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而之前流传会在6月份就召开的会议，到现在还在众首祈盼中若隐若现，据政府智囊人士透露，因为各方面争议很大，意见难统一，所以方案迟迟不能出台。目前，金融改革方案还在高度保密状态下设计。
宏观审慎之难
这几年，中国金融领域问题不断，P2P从爆发式增长到大面积倒闭和爆出有公司负责人卷款携逃，股市剧烈动荡，熔断机制火速退出，征信问题频出，资本外流增加，债务问题突出等等，让更多的人开始质疑中国金融业的监管问题。金融监管体制必须改革已成各界共识，但到底怎么改，却一直难统一。
目前中国实行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始于2003年，这种金融分业的监管框架，已经和中国金融发展的契合度越来越低，特别是去年的股灾，让人们对这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谁的孩子谁抱”的监管方式意见更大。
金融分业监管并不是中国独创，而是世界通行的一种金融监管模式，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基本上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金融体系，因为之前人们认为，只要金融市场中的每个个体是安全的，金融体系就是安全的。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才认识到，金融体系存在着合成风险，也就是说，即使金融市场中每个个体都没有问题，也可能出现金融的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不仅需要微观审慎，还需要宏观审慎。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已是全球金融界的共识，之前几年，金融大国们都在进行相关改革，美国和英国等国家都在推进金融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的改革。
近年中国金融面临的诸多风险，也表明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关于金融监管框架的部分，就明确提出要“加强统筹协调”。而分业监管显然无法达到统筹协调。要对金融系统进行有效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中国同样要推进金融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的改革。
业界提出了数种改革框架，比如“超级央行”、“一行一委”、“一委、一行、一会、一局”等等。一行和一会自然还是指中央银行和证监会，一局是指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局，或称行为监管局，一委则是金融稳定委员会。
虽然各种方案林林总总，但不管具体机构如何设置，总体思路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超级央行模式，即中央银行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于一身，其他相关机构都设置在它下面。另一种是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其他所有金融管理机构都受金融稳定委员会管理。
这两种改革思路，前者接近英国模式，后者则接近美国模式。但不管是哪种模式，都会在各金融监管部门之上，设立一个统筹管理机构，显然，这会极大地削弱这些金融监管部门的职权。这也是目前方案迟迟难出台的根本阻碍。
宏观审慎在技术层面本身就是艰难的，它对金融人才的要求很高，经过几年摸索，从全球看，只是初步形成了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体系。但对中国来说，宏观审慎除了技术之难，更难在利益协调上。比如几种方案，相对最容易实施地是在一行三会之上直接设立一个金融管理委员会。但这样凭空多出来的机构，在实际管理上会有多大权力？能撬动早已存在的一行三会吗？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案，其他任何一种都会涉及到一行三会的合并或者拆分，这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
和所有的改革一样，金融监管改革也面临利益的重新分配。特别敏感的一点是，这次改革，可能会造成干部管理岗位甚至包括部级职位的减少。
这是真正的攻坚战，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大方向已定，各方并没有异议，除了坚决推进从分业监管到混业监管的改革，加强宏观审慎，没有其他路可走。但具体怎么走，现在还看不清楚。
之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曾刊发署名文章，认为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金融监管架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分阶段推进。社科院的金融监管蓝皮书也建议，中国金融监管框架调整实施“四步走”战略。但是，分段走要走多少年？国际和国内金融市场面临的诸多风险，能等到中国金融监管体系逐渐完善吗？
人事大调整
业界很多人注意到，从去年开始，一系列金融系统的人事调整就开始了。继去年中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集体换帅之后，今年，金融系统人事调整更是频繁，特别是在今年4月和5月，有一轮密集的人事调整，近几个月，一行三会更是全都在进行人事调整。当然，里面有些调整是因为有些人到了退休年龄，有些是正常的轮岗培训，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调整引人注目。
金融系统人事调整本属正常，也经常会发生，但这轮调整似乎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一些业内资深人士解读为是为了金融监管改革铺路，有人戏称是大战之前，调兵遣将。包括今年初肖钢的卸任也被解读为中国监管机构改革已经开始。
这次干部调整和以前还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除了高层变动较大之外，中层干部的调整力度也比较大。
央行的中层干部调整已拉开序幕，涉及货政二司、调统司、反洗钱局、央行金融研究所等等多个业务部门。这一轮央行中层干部调整密度之大，被认为是近年来少见。
而在央行这次司局级干部大调整之前，证监会已经完成了对中层干部的调整，很明显，这些调整都重在加强监管。而刘士余的履新，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带着任务来的”，对内对外思路都是加强监管。
而早在5月中下旬，保监会就已经提拔了一批中层干部，约10人左右。
中层是具体的执行层，连中层干部一起调整，似乎显示了中央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的决心。
好的政策方针，一定要有好的人去执行。但在中国的金融界，人才问题一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早期，是专业人才欠缺的问题，那时候，国内懂金融的人很少，后来从国外引进人才，但后来发现国外来的人到了中国水土不服，理解不了中国国情。直到找到一批从国内出去的在国外学习金融并在华尔街等地工作过的国人，才解决了最初的人才问题。
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国内的金融监管机构工资很低，他们管理的金融机构工资数倍于他们，更别提国外的投行了。优秀的金融人才为什么要到国内的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之前，国人官本位思想还比较严重，监管机构能满足一些人的心理需求。听业内人士讲过一个真实的段子：早些年，监管机构的人去下面检查，有人会流露不自觉的傲慢，有远见的人会提醒这些人，你应该和这些单位搞好关系，没准以后是你的出路。当年听的人颇不以为然，而近些年，随着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开始去下面就职，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人才流失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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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般而言，金融监管是指政府根据经济金融体系稳定、有效运行的客观需要以及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要求，通过一定的金融主管部门，依据法律准则和法定程序，对金融体系中各金融主体和金融市场实行的检查、稽核、组织和协调。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由于市场经济体系固有的外部性缺陷和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客观上就需要政府对金融市场实行监管，约束和规范微观金融组织机构的经营和竞争过程，从而创造良性竞争、稳定运行的金融秩序和环境。
从世界范围内各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历程来看，金融业组织经营模式的演变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的“自然混业经营”阶段，政府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促进建立高效率的银行制度，因而往往只实行最低限度的管理，政策也主要集中在货币监管和防止银行挤兑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萧条的金融危机使政府开始认识到金融风险调控的重要性，其角色开始逐渐从“守夜人”变成监督者或管制者，监管的目标转向风险控制和金融稳定，以金融体系安全为优先目标的分业监管模式得以在西方各国确立。同一时期与之相伴生的是英美等国依照法律规定实行的金融“分业经营”，具体表现为金融行业内各子行业如银行、证券、保险在平行轨道上的专业化进程加快以及金融专业化生产和服务效率的提高。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工具不断创新和发展，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的相互交叉和渗透不断加剧，银行和证券公司纷纷以各种金融工具和交易方式创新来规避法律的限制，涉足对方的业务领域，在这种形势下金融“混业经营”迅速发展，逐渐成为国际金融业组织经营模式的主流。与此同时，为了适应监管需要，各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开始出现由分业监管转向统一的综合监管或多头监管。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我国在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下形成了分业经营的金融业组织经营模式，其建立对于解决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治理通货膨胀和防范金融风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3年，以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银监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金融业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基本形成。而在全球范围内来看，数年后的今天，混业经营的浪潮不断高涨，其趋势不仅是金融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成为开放经济体提高自身金融竞争力的必由之路。随着加入WTO后金融服务业的逐步放开，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还需要面对全世界跨国混业经营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在这种内在的竞争和驱动之下，我国已有如光大集团等大型混业经营金融机构成立，一些新的金融业务如银证合作、银保合作、证保合作不断涌现，混业经营的模式初见端倪。
混业经营的逐步显现与金融结构的日益复杂使我国分业监管模式表现出了诸多不适，目前仍在实行的以分业经营为监管目标的分业监管体制受到了新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对当前国际间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模式进行利弊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不足，并据此提出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由分业监管过渡到统一监管的渐进型路径，为稳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政策建议。
二、金融监管体制的国际比较
正如引言中所提到的，世界金融监管体制的演变大概经历过三个过程：混业经营与中央银行为主体监管的阶段、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阶段、金家监管机构组织形式的不同分为三种模式，即统一监管、分业监管和介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的不完全统一监管。这种差异化的金融监管体制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历史等基础社会条件具有密切联系，因此并不能简单的评价一种模式的优劣。但是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模式为样本，通过对上述三种模式的国际比较，我们可以科学客观地分析不同金融监管体制的利弊，在寻找其内在发展逻辑和演变规律的同时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提供指导意见。
(一)统一型金融监管
统一型金融监管体制模式是指由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负责对整个金融业的监督管理，该机构可以是财政部或中央银行，也可以是其他机构，不过大多数采用统一监管的国家都是由专门的金融监管统一机构来承担金融监管的职责，如英国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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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监管理念上，要求逐步向国际惯例进行靠拢。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三大监管主体作为国务院下属的行政部门，自成立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目前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护阶段。在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由政府直接管理和提供隐性保证的行政管制，更多地注重金融监管的安全与竞争、成本与效率的研究，由原来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的严格监管走向二者的协调配合，由行政命令式的限制性监管走向鼓励金融创新，体现的是市场主导和自担风险这两大重心，金融监管也越来越借助于市场参与者约束、金融机构内部约束和社会外部监督约束。可以预见，5年的金融对外开放缓冲期，也正是我国金融监管理念不断更新并逐步向国际惯例进行接轨的过程。
（二）在制度安排上，要求正确处理分业与创新的矛盾。在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下的分业监管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各司其职，分别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监管。这一体制尽管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现状，几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国外银行、保险、证券三业的界线逐渐模糊，金融创新日益多元化、综合化，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一揽子业务服务制度将对我国金融业现行的单一服务方式带来强烈冲击。在此背景下，要求金融监管当局转变观念，加强协调与合作，在现有的体制下适时调整监管方法和思路，积极寻求现有金融法律、法规的支持，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以监管创新促进金融创新，正确好处理分业与创新之间的矛盾。
（三）在手段运用上，要求朝多元化、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从国外来看，西方国家监管当局越来越注重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目前基本实现了多种监管手段的互补和统一。同时，为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和实时监控、处置风险的需要，监管当局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建立了以网络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降低了监管成本。在我国，金融监管手段单一，电子化水平不高，不能做到监管机构和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监管对象和监管对象之间信息的实时共享。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陆续进入和金融创新的纵深推进，监管当局面临着监管对象复杂化和监管范围扩大化两大现实问题，因此在监管手段上必须尽快向多元化、现代化目标迈进。
（四）在队伍建设上，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职业监管队伍。一方面，基层监管机构中监管人员占比过低，且现有监管人员大多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缺乏系统的、专业的金融理论基础，加之难以得到充分的再深造机会，对新的金融监管理论和技术普遍缺少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不能及时地把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复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另一方面，入世后，具有丰富人力资源开发经验的外资金融机构在将目光瞄准国内金融机构的同时，也会积极争取监管人才的加盟。在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培训机会，诱人的升职条件面前，现有监管人才的流失将不可避免。面对压力，只有走国外发达国家的精英监管、专家监管之路，培养造就一支精干、高效的职业监管队伍，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对改正我国金融监管工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更新监管理念，突出风险监管。做好金融监管工作，必须要有先进的监管理念作铺垫。毕竟，理念是起引导作用的，理念决定观念，观念主导思路，思路形成对策。目前，监管当局实施的基本上是限制性监管、合规性监管，风险性监管没有实质性进展，普遍缺乏的是安全、效率观念，这就导致金融业整体运行效率不高，风险问题屡控难禁，层出不穷。因此，在入世的背景下，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监管理念问题，树立起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并重的思想，在确保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彻底抛弃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式的限制性监管，改进现有的合规性监管方式，进一步突出风险性监管这一重心。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政策、措施的过程中，监管当局要充分考虑到其对竞争、效率和金融创新产生的影响，进而采取更加灵活的的监管政策和手段，并不断进行监管创新，创造有利于竞争和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达到安全与效率的最佳平衡。
与限制性监管、合规性监管不同的是，风险监管主要参照《巴塞尔协议》和《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等有关规定，关注的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各种不同类型的风险，强调的是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管理和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风险的审慎评估，以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自身监管的能动性，提高其自身风险监控水平。在具体监管实践中，通过实施系统性、连续性的风险监管，使监管当局能够站在一个整体、历史的高度，对金融机构做出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在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发现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真正体现出监管的灵活性和前瞻性，在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风险，进而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这一终极目标。
（二）强化人本管理，坚持依法监管。应对入世，关键的问题在于人才。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问题解决了，工作效率也就上去了。金融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决策到传达再到执行，监管效率的提高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复合型的监管人才。为此，监管当局必须强化人本管理理念，对现有的监管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求稳怕乱、瞻前顾后”的思想，树立“任人唯贤、用人之长、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观念，鼓励人才脱颖而出，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制订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规划，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才培养氛围，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建立完善人才培训网络，以吸引人才、发现人才、用好人才，迅速提高金融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进而建立一支以精英监管、专家监管为主导的精干、高效的职业监管队伍，适应日益复杂的金融形势，应对入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5年缓冲期之后，我国将取消市场准入中的非审慎性的限制措施，实行透明度原则，外资金融机构充分实现国民待遇，这对监管当局依法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监管当局来讲，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组织监管人员集中学习新的监管法规和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与标准等内容，增强监管人员的法治意识，牢固树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依法监管思想。另一方面，要加快金融立法。对于与国际惯例相悖的金融法律、法规文件，或者法律、法规之间相互抵触的，要毫不犹豫地清理、修订、废止；对于金融监管中的一些具体操作若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或者只是以部门行政文件来进行明确的，要抓紧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对已出台的金融法律、法规，抓紧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解决当前金融监管中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的问题，避免出现金融监管的法律真空和法律风险。
（三）改进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率。加入WTO后，金融政策、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监管当局适应新形势，推出新举措，解决新问题，切实提升监管效率。首先，在监管手段上，由单一走向多元。即从过去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过渡到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三者之间的协调配合，优势互补，不断丰富和创新监管手段。其次，在监管层次上，走科技监管之路。要加大对监管的科技投入，提高金融监管的网络化、电子化水平，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系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实现监管机构内部之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监管对象之间的信息共享，避免监管时滞和高成本，确保监管质量和效率。再次，在成效检验 上，建立监管指标的考评机制。要根据各金融机构的不同特点，制定银行、保险、证券业量化指标，从风险监控、效益性管理、经营业绩等多方面形成一套完善的量化指标与考评机制，并将考评结果向社会公布，提高金融业的信息披露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