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1.人口红利概念
目前来看人口红利问题仍处于研究阶段，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现有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结构论、期限论和因素论等三种定义。结构论认为出现人口红利现象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使劳动力参与到经济建设中的经济增长效应；期限轮则认为能增加劳动力和储蓄，带动投资、人力资源提升，增加就业机会并在人口结构稳定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象就是人口红利；因素论则认为在劳动人口比重较大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和社会储值就可能变强或变高，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就可以称为人口红利。
2.人口红利研究的必要性
基于上述对人口红利的解释和论述，可以知道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而现在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还处于人口视窗期阶段，但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就现在人口现状来看，少儿人口比重处于下降趋势，劳动人口比重处于上升时期，这种明显的人口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对于人口红利起始时间的研究，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视窗期截止到2030年就会结束，经过四十多年发展，2010年后人口老龄化比重会逐步上升而使经济负担加重，到2030年前后这种经济负担就可能和最初人口视窗时期相似。另外一些人则表示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而从2000年之后社会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作用也随之降低，到2015年左右，人口红利可能出现负增长且老龄化比例迅速上升。这种情况下，不仅不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而会增加经济负担甚至出现人口负债现象。此外，一些人对人口红利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也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劳动人口老龄化比例的上升可能会使抚养负担加重。而这种认识相对片面，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也不一定都参与社会生产，加之被抚养的老人或少儿的消费需求也不同，单纯以被抚养人口多少对人口红利进行衡量缺乏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另一部分人提出以不同被抚养对象消费标准、社会抚养比和产业劳动生产率作为标准，来衡量人口红利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要想使人口红利更好的发挥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作用，还需要对人口红利进行进一步研究。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
（一）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上述内容虽然对人口红利进行了不同定义，但是并没有得出明确的人口红利结论，相关内容也仍处于研究阶段。而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经过人口转型的国家会出现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最早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然而当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很明显，也就使得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的关联。亚洲人口红利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使得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逐步显现出来。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关注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对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心存疑惑：在劳动力丰富的时候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劳动力资源很可能会随之减少，人口红利是否还会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对于这疑问可以从人口红利对生产影响、消费储蓄影响两方面进行分析。
1.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劳动力资源的供给程度。就我国现在劳动力资源现在来看正处于最丰富时期，而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截止2015年左右，劳动力资源可能迅速减少，劳动力不足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对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有疑问也实属正常。但是我们却忽视一个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比例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大，未来仍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资源涌入城镇充实劳动力资源。况且我国现在正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每一年都会有一大批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其中。因此，未来二十年以上的时间内是不会出现劳动力资源减弱或枯竭现象，仍会有一部分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城市建设中来，并持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2.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从消费和储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的增长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在一定时间内并不一定会较少消费和储蓄值，相反可能会使储蓄值上升。老龄化初级阶段很多老人仍会有储蓄倾向，从这种状况来看，人口红利看似结束实质并非真正的结束，很可能持续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从目前现状来看担心人口红利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是片面的，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有红利也必然会有债务，老龄化人口持续增多，可能会使劳动力负担和成本加重，加之劳动力人口的减少，生产性人口比例会下降甚至影响生产率削弱竞争力，从而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完善全民社会保证和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具活力。
（二）人口红利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人口红利不仅与经济增长有一定联系，与产业结构也有一定联系，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从其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科学合理与否，对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具有标志性作用。而人口红利又是产业生产经营中必不可少的资源，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源，提高产业效率来促进企业经济增长和国家经济增长。就近几年实际状况来看劳动力资源和产业结构之间有明显的不协调现象。
在对人口红利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分析前，有必要对大的经济背景进行分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国际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企业为增强经济竞争力，不断的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这就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减少，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多。再加上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不能为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提供岗位，而我国现在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妥善解决好这些富余人口就业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给予产业结构调整以灵感，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可以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移至城镇，如农产品加工企业移到农村，不仅能就近获取资源，也能为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因此，在协调人口红利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就是协调人口迁移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有一定联系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受大经济环境影响而进行的，经济增长也是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实现的，产业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资源的劳动，人口红利又与经济增长有一定联系。人口红利方面的研究目前仍不成熟，为了更好的发挥人口红利作用，还需要对人口红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丁焕峰，宁颖斌. 要素流动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广东省“空间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11（09）.
[2] 车士义，郭琳.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 人口研究. 2011（02）.
篇2
一、导言
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飞跃式”发展，被世人称为“中国奇迹”。同时，中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转变过程，可称为“人口奇迹”（车士义，2011）。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Bloom，安德鲁·梅森，蔡昉等）进行研究，两者关系关乎中国未来国家人口政策的走向以及经济持久增长的维持。因此研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对于国家维持经济发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学术界已产生争论，许多学者研究得出结论，本文针对这些结论，聚焦具体争论点，进行对比分析，并给出本文观点。
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定位争论包括：（1）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即中国人口转变是否促进经济发展）（2）若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多大。（3）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时期。分析之前，需要界定人口红利概念。“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概念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是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少儿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一般来讲，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换过程中，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人口占比扩大，引来劳动力供给增多，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本文将对三大争议进行逐一分析。
二、主要争论点
1.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概念引入中国后，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明显人口红利，且中国正受益于人口转变带来的经济增长。蔡昉（1999，2005），王德文（1999）认为，人口转变使中国从1960年开始享受人口红利，而改革开放后，人口红利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王丰和Mason（2005）分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认为1970年左右生育率快速下降带来了潜在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充裕，同时伴随着较轻并日益降低的少儿和老年负担，促使人均产出快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David Bloom（1998），都阳（2004），汪小勤（2007）等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并不明显，甚至不存在人口红利。穆光宗（2006）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助力，人口红利期不等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穆光宗（2008）还认为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贺菊煌（2006）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但它同时也会引起人均消费永久性提高。蒋正华（2011）甚至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红利，他认为人口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是更多压力，而不是红利。
针对上述学者不同观点，本文认为中国存在明显人口红利。一段时间内合理的人口结构将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要素供给，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中国人口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础，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2.中国若存在人口红利，它有多大？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有多大，国内外众多学者利用数据及相关模型得出了结论。王丰和Mason（2005） 在研究中国劳动力比重上升带来人口红利对于中国人均 GDP 增长率时发现在1960—2000年之间劳动力比重上升带来的贡献为8.3%，而改革开放后的1982—2000年间这一数字为15%。武剑（1999）研究发现，由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6%左右。蔡昉和王德文（2005）利用1982—2000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总抚养负担对人均GDP增长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负担每下降一个单位，经济增长速度将加快0.115个百分点。在考察期间，中国总抚养负担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6.8%。改革开放以来，总抚养负担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陈友华（2008）构建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简化数学模型，测量了人口红利对1978—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量与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尤其在进入21世纪后，人口红利对中国每年GDP贡献份额超过10%。钟水映和李魁（2010）利用1990—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算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Choudhry（2010） 基于70个国家1961—2003年的数据，分析研究得出人口转变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46%。王金营和杨磊（2010）利用1978—2008年中国数据，分析得出中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车士义和郭琳（2011）用1978—2008年的中国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得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短期内不显著，但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均衡的关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提升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会提升0.028个百分点。车士义，陈卫和郭琳（2011）运用1978—2008年中国的数据，运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份额进行了分解和测算，得出人口红利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
3.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时期。对于中国人口红利能够持续多久，主要有两种观点，分别是：一种观点以陈友华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陈友华（2005）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 20 世纪 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一直要持续到 21 世纪30 年代初，前后历时四十多年，2010 年前后人口红利最为丰厚，他同时指出中国的情况与日本较为相近，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于学军（ 2003） 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另一个观点以王德文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王德文等（2004）认为，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将一直持续到 2015 年前后。王丰等（2006）和马灜通（2007）的研究结论也支持此观点。
众学者观点截然不同，最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红利定义的界定没有选择统一标准。根据文中人口红利定义，结合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见图1），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0），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若中国能充分发挥人口转变优势，该时期将在2015—2020年之间结束。这一结论同Choudhry（2010）的研究结论相似。
三、结论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很多学者（Bloom，蔡昉，Mason）都进行了长期研究，其中不乏争议，主要集中于中国人口红利是否明显存在，中国人口红利多大和能持续多久。很多学者从自身视角给出结论。本文阐述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并结合研究给出观点。
本文肯定人口红利的存在及作用，同时认为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打开，一直持续到2017年左右结束。为了能够实现人口红利的最大化，中国需要大力促进就业，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变。通过执行这些政策和完善制度设计，中国必将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进而避免穆光宗（2008）所得出的“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的结局。
参考文献：
[1] Bloom，D.and J.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12.
[2]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9，（10）.
[3] 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J].中国人口科学，2005，（6）.
[4] Wang Feng and Andrew Mason.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Prospect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United Nations ExpertGroup Meeting on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hanging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2005.
[5] 都阳.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04，（5）.
[6] 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1）.
[7] 穆光宗.人口机会窗口期≠经济高速增长期[J].中国企业家，2006，（7）.
[8] 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2008，（3）.
[9] 贺菊煌.人口红利有多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7）.
[10] 徐玢，蒋正华.谈中国人口政策与科技创新[EB/OL].http：//，2011-7-17.
[11] 武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1999，（11）.
[12] ang，C.and Wang，D.Demographic transition：implications for growth [A].Canberra：Asia-Pacific Press，2005.
[13]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
[14] 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红利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4）.
[15] Misbah T.Choudhry 和J.Paul Elhorst.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India and Pakistan [J].Economic Systems，2010，（34）.
[16] 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人口学刊，2010，（5）.
[17] 车士义，郭琳.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11，（ 2） .
[18] 车士义，陈卫，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J].人口与经济，2011，（3）.
[19]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20] 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21]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5）.
篇3
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变。安徽省的人口结构变化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进入了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抚养比负担较轻的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对人口红利与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创造“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贡献，从而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的定义便是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从而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促进作用。Mason和Birdall(2001)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会带动整个社会储蓄率的上升，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Mason和Lee（2004）进一步把人口红利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并指出第一人口红利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来带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通过提高社会储蓄率和增加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也对人口红利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早在1983年就预见性的提出应当充分利用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机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王德文等（2004）指出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并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变量加入到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模型当中，通过计算发现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超过25%。陈友华（2005）选择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为标准人口，计算发现中国从1990年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035年结束这和原新等（2006）的研究结果较相似。蔡昉（2008）认为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口红利的实现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条件相配合。蔡昉（2010）解释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的关系，并指出增加国民收入、保持经济增长是解决我国未富先老问题的关键。王金营，杨磊（2010）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人口年龄结果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负担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利用人口红利我们应当制定适当的劳动力就业政策来促使经济更好的发展。
然而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范围大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默认该地区的人口不对外流动，从而忽略了人口流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因此对安徽省这样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弥补这一块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人口红利对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是人口转变的基础，因此对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红利的形成。
1970年以来安徽省人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口结构实习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数据来源：1995-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
表1列出了1994-2009年的安徽省人口变动情况。一般认为出生率在15‰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5‰-3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30‰以上属于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0‰-2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20‰以上属于高水平。如表1所示大概可以判断安徽省人口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型。这种人口转变为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安徽省人口抚养比变动分析
人口抚养比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口抚养负担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安徽省人口抚养比也随之发生变化。抚养比的高低影响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和总储蓄率水平对人口红利有重大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安徽省抚养比总体上呈现出“一升两降”的状态，即老年抚养比上升，少儿抚养比和社会总抚养比下降。目前安徽省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时期，十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
（三） 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有关研究表明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应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考察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作用。
Y=A（t）LαKβμ
其中Y代表工业总产值，用安徽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令μ=1对上述式子两边取自然对数则有：
lnY=lnA+αlnL+βlnK
根据1986-2009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4年的数据，用Eviews5.0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算，经检验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LnY=-18.876+4.376Lnl+0.234Lnk
(-5.78) (5.43) (6.31)
其中R2=0.968 F=2898.891 D-W=2.541
由此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都比较高。D-W值为2.541则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进一步检验得知方程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则表明此模型有较好的说服力。有上述检验可知，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为4.376，即在1986-2009年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GDP增加4.376%。可见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加强养老保险市场建设，完善社会养老体系。
安徽省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加重，将会削弱人口红利。因此必须加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地方性财政投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政府要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投入，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优先满足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同时要强化政府主导的作用，把社会养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有效地支持养老保障体系的运行。
（二）加强促进就业的力度。
劳动力的供给程度决定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对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就业资金的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制定相关的政策为社会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待业人员和就业人员的培训。也要考虑不同就业人员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鼓励大学生适当降低就业要求，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三）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对人口红利的利用不能只考虑劳动年龄的绝对数量，更要注意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当下的人口红利。因此首先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提高劳动力的人口素质将有助于延长人口红利期，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安徽省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推进素质教育。最后要率先建立老年人才的开发和利用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加大老年人才开发力度，支持退休的专家参与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J]. 人口研究,2004(5)
[2]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篇4
一、引言
30多年的人口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最近30年来，我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6.8%。随着不断降低的生育率，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口中的老少人口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将一去不复返，我国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等都将伴随人口结构转变发生剧烈冲击，将会面临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面对的人口“负债”，我国必须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变化。
二、人口红利的内涵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mson）等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礼物或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等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
国内学者如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研究中指出了“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的一般特征，即“中间大，两头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有利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同时，陈友华等学者指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交替出现的，“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期 。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机会窗口”，其实质意义落脚于人口的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即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一般研究中，将50%的人口负担系数作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分界线。 。即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期，也可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负担系数即是社会总抚养比，计算公式如下：
少儿人口指0-1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和劳动人口有两种算法：
一是按我国现在执行的退休制度， 15-59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59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0岁及以上人口；二是若退休延至65岁的话，15-64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6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5岁及以上人口。按劳动年龄的两种算法可以算出两种抚养比，即社会总抚养比（一）和社会总抚养比（二）。
三、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和人口红利分析
1.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
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高速增长期，1949～1970年；快速放缓期，1971～1978年；平稳波动期，1979～1990年；稳步放缓期，1991～2010年。
1.1高速增长期。建国初期，在“人多力量大”、“伟大母亲”和“多生多光荣”等鼓励多生多育口号的号召下，我国人口出现高速增长，从1949年的54167万人增至1970年的82992万人，年均增加人口数2620万人，年均增长20.526‰。虽然这个阶段死亡率由于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的不断提高而迅速下降，但由于超高的出生率带动了我国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
1.2快速放缓期。70年代初，我国人口专家预测：未来我国人口将暴增，我国将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提倡“只生一个好”，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33.4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8.25‰，年均回落1.898个千分点；虽然死亡率这个阶段趋于平稳，但随着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之迅速下降，从1970年的25.8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2.00‰，年均回落1.7288个千分点。
1.3平稳波动期。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后，我国更加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迅速下降，死亡率趋于稳定，但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经进入生育年龄，所以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平稳波动状态。
1.4稳步放缓期。从1991年起，我国出生率开始呈稳步下降态势；人口死亡率在1991～2003年间继续维持稳定，但从2004年开始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而逐步回升；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着出生率的稳步回落和死亡率的回升呈逐年稳步下降。
2.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红利状况
随着实行计划生育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1949～1978年间）逐渐进入劳动年龄，我国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随着我国计生政策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我国的少儿人口数也随之迅速减少，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迅速下降；随着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老年人口数随之不断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稳步提高。在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和少儿人口数迅速减少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虽然我国老年抚养比也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稳步提高而不断提高，但抵不过我国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故我国社会总抚养比还是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也呈迅速下降趋势。
2.1若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即国际惯用算法，也是我国六普以前的算法）。从表2可以看出：在1953年，我国社会总抚养比高达68.61%，其中少儿抚养比高达61.17%；到1964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提高，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提高，高达79.37%；到1982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后少儿抚养比的迅速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回落，为62.60%；之后随着少儿抚养比的稳步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稳步回落，到1990年已经降为49.83%，刚好低于50%的临界值；到2010年六普时，我国社会总抚养已降为34.28%，远远低于50%的临界值。以上分析说明：若按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199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期，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2.2若以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2010年六普起新的算法）。劳动年龄按15～59岁来算，从表3可以看出：2000年五普时，我国少儿抚养比为34.36%，老年抚养比为15.70%，社会总抚养比为50.05%，比值刚好等于50%。2010年，我国少儿抚养比为23.70%，比五普时下降10.66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为19.02%，比五普时提高了3.32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42.72%，比五普时下降7.33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42.72%，比50%的临界值低7.28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说明：若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则2000年我国刚进入人口红利期，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下降，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四、未来我国人口红利的预测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国现阶段获得巨大的“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红利”的对立面是“负债”，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和不断降低的出生率催生了我国“人口红利”的耗尽，以下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建国后历年1%人口抽样数据对我国未来的“人口红利”进行预测。
1.2011～2035年我国人口状况的预测
1.1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测算。从图1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国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呈有序波动，波动较为平稳，在2000～2010年10年间，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从2000年的14.03‰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11.90‰，年均下降0.213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7.58‰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4.79‰，年均下降0.279个千分点。根据2000～201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波动情况，我们可以推测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也将延续2000～2010年的波动规律，从而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从推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情况表（表1）可以看出：到2028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降为负数，即我国人口总量开始停止增长（见表1）。
1.2人口总量及每年出生人口的推算。从表1中2011-2035年的自然增长率和出生率及2010年六普时我国人口总量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总量和每年出生人口数（见表2）。
2. 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推算
2.1 0～64岁人口死亡率的预测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78～2005年27年间，我国死亡率波动较为平稳，基本保持在6.50‰左右波动，但从2005年开始呈逐年上升态势，主要是由于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引起的，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53年的4.41%缓慢提升到1990年的5.57%，而后迅速提升至2000年的7.10%，到2010年已经高达8.92%，按照联合国的定义， 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所以可以推断2005～201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是由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断提高引起的，而0～64岁人口的死亡率仍然较为稳定，从而可以假设2011～2035年我国0～64岁人口的死亡率将保持2010年六普的水平。
2.2 0～64岁人口数的推算
2.2.1第一步根据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死亡率可以推算出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推算公式为：
2.2.2第二步根据表5中的每年出生人口数、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和第一步推算出的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来推算2011～2035年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
如2011年推算公式为：
3. 2011～2035年我国人口红利的推算及预测
根据以上推算出的2011-2035年的人口总量、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60岁及以上人口数和65岁及以上人口数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一）和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二），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17年将达到50.16%，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即将在2017年消失。随后逐年继续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将高达79.01%，其中老年抚养比将高达57.52%，到时我国将肩负着沉重的老年抚养负担。
若我国把退休年龄延至65岁的话，则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32年将达到50.82%，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退。随后每年以2个以上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也将高达57.24%，老年抚养比将高达38.36%，我国的人口红利也将很快耗尽。
五、计生政策调整迫在眉捷
30多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国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严峻的人口暴增形势，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超低的生育率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从拥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年轻型人口类型逐渐转向老龄化结构，再加上现有的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了男女比例失调、贫富差距加大和独生子女家庭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等，我国的计生政策已经到了必须及时调整的时候，必须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1.我国现行的计生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同时《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下列特殊情况之一者，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县级（含县级市、区，下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可按人口计划及间隔期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1.1经市（不含县级市）以上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独生子女患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1.2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或再婚前双方各生育过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离婚协议确定子女随前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1.3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1.4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
1.5夫妻中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
1.6夫妻双方均属农业人口，第一个子女是女孩的。
2.计生政策调整必要性和紧迫性
2.1人口总量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据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测算：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基本上能控制在14亿内，并将在2028年停止增长，随后将逐年下降。
2.2超低的生育率。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为1.18，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学上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为2.1，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
2.3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32%，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92%。随后将逐年提高，根据推算：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高达32.13%，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高达24.40%。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2.4人口红利即将消退。以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即以15～59岁为劳动年龄来算，我国人口红利将在2017年消失；若把退休年龄延至到65岁的话，则我国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失。而我国的大部分行业还是处于劳动密集型，距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依靠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消退经验在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据有关数据显示：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年轻劳动人口比重的不断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老年抚养比开始不断攀升，成为日本经济步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2.5现有的计生政策已经渐渐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男女比例日渐失调：现有的计生政策让我国传统的观念承受巨大考验，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催生了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让我国新生儿的性别比例日渐失调（见表3），将给今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二是贫富差距加大：现有的计生政策让独生子女拥有较大的财产继承，而农村的二胎特别是越穷越生的子女长大后面临与独生子女较大的经济差距，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三是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一些社会问题：部分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溺爱，以至于长大后对挫折的承受能力较差，又将肩负沉重的养老负担；随着新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男婚女嫁、传宗接代和姓氏传承等中国传统观念严重困惑着独生子女家庭，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失独家庭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了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带来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有些机构已做了样本统计：目前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因此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按此统计，目前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
2.6生育需要一个周期。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其规律，从出生人口变成劳动人口至少需要15年，不能等人口红利已经消退了再来调整计生政策。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生孩子是一个周期，并不像中国缺少粮食就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国际劳工就能解决的。”我国人口生育政策是时候进行必要的调整了，必须及时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六、计生政策调整的几点建议
1.首先建议马上放开单独家庭的二胎政策
婚姻不象买卖商品那么简单，无法也不能提前设定条件，所以双独家庭比重相当低，其实更多的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虽然我国已经放开了双独家庭的二胎政策，杜绝了“四二一”家庭的出现，但我们不能忽视了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容小视：独生子女方家庭父母的养老问题、中国人传统的姓氏传承和回谁家过年过节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单独婚姻家庭。建议马上放开一方为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尽可能缓解现有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
2.其次建议有条件地放开其他家庭的二胎政策
到2017年，放开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但要适当加大生育间隔期，以缓解由此带来的人口增长。选择在我国人口红利开始发生转折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又适当地加大生育间隔期，有利于进一步缓解我国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不会带来人口总量的剧增。因为全面的二胎政策基本上接近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对人口总量不会太大影响。
3.再次建议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
对现有的计生政策进行微调，采取不分地域、不分户籍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既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人口总体素质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因为从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其实真正全面实行严格一胎化政策的只有城市户籍人口，而我国城市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很小，2010年六普时仅为29.14%，而占总人口比重高达70.86%的大部分人口实行二胎化甚至更多胎，甚至越穷越生，最后影响孩子的户籍上报和教育，很多失学儿童特别是失学女童大都出于多胎生育家庭。而且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除户籍以外其他几乎与城市没什么区别，实施城乡无差别的人口计生政策更有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4.最后建议严格执行和落实婚育政策
相关部门应制定严密的措施，确保婚育政策落实到位，不但能有效地把我国的人口总量控制在预期范围内，还能够彰显公平。当前的婚育政策很多基层落实不到位，还存在较严重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据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5-64岁的育龄妇女中：存活子女数达3个及以上的占了13.39%，其中存活子女数为3个的占了9.43%，存活子女数为4个的占了2.91%，存活子女数达5个及以上的占了1.05%；在2009.11.1–2010.10.31间一年内有生育的育龄妇女中：按生育孩次算，其中生育第三孩及以上的占了6.55%，按育龄妇女年龄分，其中15-19岁的育龄妇女占了2.35%。
参考文献
篇5
一、 题提出
个人生命周期中消费和储蓄会随着家庭主要成员年龄变化而变化，这种个体现象上升到宏观就是人口结构转变与储蓄的关系。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了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应了代际更替关系。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其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配是随年龄而变化的，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所以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储蓄的影响，进而对家庭资产配置产生影响。
中国自20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国经济也面临新常态挑战，那么人口老龄化与居民的储蓄率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的居民储蓄和人口老龄化关系是怎么样？国际上的居民金融资产的对比情况有说明了什么？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这方面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研究
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都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经济增长“人口陷阱”，即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加都会被人口增长所抵消，最后退回到原来的最低水平。这个理论认为人口陷阱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停止不前的根本原因。而“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1][2]。
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将一个典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分成了农业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在经济发展初期时，农业部门滞留者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相对于资本与土地来说基本上是冗余的，边际生产力几乎为零。因此现代经济部门在提供一个基本生存工资的条件下，就能够从农业部门汲取充足的劳动力。这个被定义为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而后经过了刘易斯拐点，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农业经济部门相对于现代经济部门劳动力还是过多的，但此时农业劳动人口已不再是无限制供给，劳动力变的短缺。为了吸引劳动力的转移，工资水平开始提高。当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或者说两者的工资水平相近时，即到达了“刘易斯第二拐点”，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形成，结束二元经济过剩劳动力的状态。向第三阶段的转变代表着经济自我可持续增长时代的到来[3][4]。
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称为“人口红利”。这样的人口结构的出现可以通过生育率的水平来反应。假设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是由一个较高的水平逐渐降到一个较低水平，这时有：（1）当总的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时，经济发展速度也是相应比较低的（其他条件不变时）；（2）当生育率逐渐下降，劳动人口比例增加，相应的低龄和老龄的人口较少，抚养率低，获得了人口红利；（3）当生育率继续下降时，老龄化程度提高，经济增长又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图1中虚线部分展示的就是所谓的“人口机会窗口”，即人口红利。
〖TP胡乃军1.tif；%86%86，BP#〗〖TS（1*1〗
〖HT6H〗〖STFZ〗图1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图〖HT1.〗〖TS）〗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传导机制：第一，人口红利提供丰富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提高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人口结构变得更有生产性，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第二，人口红利提高了储蓄率。在劳动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龄人口抚养比均比较低，导致了更多的居民储蓄。
人口红利除了以上通过人口结构的直接作用，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外，还有第二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基于人们对未来老龄化的预期，拥有更强的储蓄动机，形成额外的积累。此外，若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积累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则有利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并没有什么先后顺序，甚至可以交叠，而且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依赖于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建立的良好制度[5]。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影响方面的实证研究往往依据生命周期假说构建实证模型加以验证。Leff（1969）与Modigliani（1970）均为这一方面研究的早期经典文献[6][7]。Leff（1969）该文利用1964年74个国家截面资料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Modigliani（1970）更是利用跨国数据验证了生命周期假说。此后，很多学者利用单一国家数据说明人口结构对一国储蓄的影响。例如Horioka（1997）对日本的研究，Modigliani and Cao（2004）对中国的研究。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基本认为生命周期假说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老年抚养比与一国总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Leff，1969；王德文等，2004）[8][9]。
前面的理论综述指出第二人口红利取得的关键环节是老龄化过程中储蓄的形成及资本转化，而第一人口红利亦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转变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渠道来对经济增长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王德文等，2004）。可见，无论是第一人口红利还是第二人口红利均强调储蓄形成这一重要的中间环节，但二者所强调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储蓄产生影响的驱动力是有差别的。本章前面所述关于人口结构对储蓄影响的实证研究显然可以从储蓄形成视角解释第一人口红利。由于人口红利（无论是第一人口红利还是第二人口红利）的实证研究均需要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经济增长等指标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目前还难以说明第二人口红利的直接影响。
三、 中国人口结构与人口红利
我国是人口大国，过多的人口数量给社会资源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于是近几十年，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我国人口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就总体而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从“年轻型”到“成年型”，并于200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10%，正式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人口结构的转变导致的是社会抚养比的变化，同时也就伴随着人口红利和社会老龄化的先后到来。表2列出的是1995年到2013年我国人口抚养比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画出对应的少儿抚养比曲线FC、老龄抚养比曲线FO和总抚养比曲线F，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近十几年内，老年抚养比是逐年增加，少儿抚养比是逐年减少，但开始趋于平稳。而对于总抚养比，随着少儿抚养比趋于平稳，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从2011年开始逐渐有了上升的势头。
如果以人口负担的轻重来衡量人口红利，并且以50%的人口抚养负担作为分界线，那么中国 “人口红利窗口”时期大致是1990年开始，到2030年Y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从图2可以看出，目前总的抚养比已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将逐步趋于消失，而伴随着的就是社会的老龄化。
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也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工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关于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是拐点到来的根本原因，同时“人口红利”效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的角度，我们也可预测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在刘易斯拐点之前，中国的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此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是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很大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从而吸纳了大量从农村来的劳动力，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在近些年，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力成本开始升高，我国不得不面临产业转型等诸多问题。
四、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的实证研究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多方面的，这里将主要研究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一般来所，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并且是通过投资完成的。而一国投资主要是依靠于内部储蓄，因此储蓄对经济拉动的影响不言而喻。
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路径大致有：（1）人均收入。人均收入的增加也是储蓄率上升的一个重要来源；（2）人口抚养负担。在“人口红利窗口”时期，人口结构的生产性高，有利于人们的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从第二人口红利出发，其影响路径有：（1）养老预期。在人口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出于养老的目的，将会提前对自我储蓄做出调整；（2）人力资本积累预期。经济个体对于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家庭结构变化的预期，会提高自身和下一代的人力资本积累，称为人力资本积累预期。它包括推迟下一代工作年龄，延长教育时间，以及增加教育投入等。图3为人口红利对储蓄影响路径的示意图。
下面将主要探讨人均收入与老龄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首先我们构造一个自变量为老年抚养比和人均储蓄额度函数。公式如下：
在做回归之前，为了避免虚假回归，首先我们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的是最常用的ADF检验，以此来观察序列中是否存在单位根。单位根的存在会使得回归分析中出现伪回归。而关于单位根检验，其实是一个随机过程的问题，需要引入白噪声这个变量进行分析。通过EViews软件，可以得到各变量的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上，变量ΔS、X1、Δ（ΔX2）均不平稳，但是一阶差分均平稳，即这三个时间序列数据是一阶单整的。
下面将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Johansen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检验，观察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结果如表5所示。
在表5中，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我们以迹检验为例，在5%水平的临界值下，迹统计量44.80208>29.79707，即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这里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以5%为显著水平，ΔS、X1、Δ（ΔX2）三个变量存在着一阶协整关系。
最后通过OLS回归，得到代数表达式为：
以上计量方法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从计量结果上，可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我们的分析。回归结果说明了：人均储蓄的增长率和老年抚养比以及人均GDP加速度有着一定的线性关系。X1的系数为正，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老年抚养比对人均储蓄产生的正的影响。随着死亡率的下降和预计寿命的延长，以及人口政策的影响下，我国老年抚养比的系数将会继续增大。在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未来生活成本的上升，将强化人们的储蓄动机，使人均储蓄不断上升，将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个结论让我们意识到人口红利还需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开发，同时需要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发展的问题。
五、 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
理论上来说，因为人口老龄化中存在养老储蓄的动机问题，所以养老金制度也会影响到家庭储蓄和资产配置。如图4所示，是部分国家金融和家庭资产配置的数据。
从这几个国家情况可以看出，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属于养老金资产较高的国家，养老金政策也倾向于积累制，但是德国属于传统强调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积累并不高，结果导致德国家庭中投资性和储蓄型积累的比例较高，这是明显的养老金政策影响到了家庭储蓄和资产配置[10][11]。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因为养老金的积累性不足，人们储蓄的意愿会很高，这就是中国人口不断老龄化，储蓄依然居高不下的一个解释。综合来看，如果未来中国养老金政策偏向于积累制，则可以为家庭建立较高的养老金资产积累，人们养老的压力减小，有可能够释放消费的潜力，能够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
〔参考文献〕
1Fang， C. & Yang， D. Wage increases， wage convergence， an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2： 601-610.
2蔡P.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2010（4）：4-13.
3Lewis， W.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and Social Studies， 1954， 22（2）： 139-191.
4Ranis G. and Fei， J. C. H.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51（4）：533-565.
5Hu， N. & Yang， Y. The real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and the inadequacy of public pension finance in China [J]. Population Ageing， 2012，（5）：61-70.
6杨娟. 关于人口红利的一般讨论：兼论老龄化中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问题[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08.
7王丰，安德鲁・梅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2006-3.
8封进.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经济研究，2004，2.
篇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010-04
据统计，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 811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6.96%。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而2004年，在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又持续出现“民工荒”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受到限制。中国真的失去“人口红利”了吗?从人口增长的估算看，回答是否定的。中国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最早也应当是5年以后的事情，更何况多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以及教育的投入可以减缓劳动力增长速度下滑带来的负面效应。有专家预测，中国今后15年仍处于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关键是我们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使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换句话说，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所谓的“东亚奇迹”，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正是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经济起飞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阶段，这种积极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获得“红利”的“机会之窗”。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注：稳态增长是指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可参见Barro, R.and Sala-i-Martin(1995),Ewnomic Growth,MacGrall Hill.)4.1个百分点，据估算，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达1/3～1/2。
同样，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较高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扩张，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有研究显示，在1982―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或者说，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是靠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的。第二，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就使得中国在改革期间达到较高的储蓄率，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在整个改革期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1993年达最高44%。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经济能以高速增长。在促进就业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体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减轻了社会的抚养负担，因而提高了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红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有资料显示，在过去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中，有28%来自于物质资本，24%来自于劳动力的数量，24%来自劳动力的质量，也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21%来自人口流动，还有3%是无名因素，如管理水平等。由此可见，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人口红利期的特点
由于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人口转变过程不同，人口红利的特点也就不同。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于90年代末，用了25～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完成同样的人口转变过程却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这一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通过强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内快速、大幅度下降，从而过早地迎来了人口红利期。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是在个体生育意愿主导生育行为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个缓慢、渐变的过程。
而研究表明，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就相对较短，反之亦然。因此，虽然我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但生育水平的急速下降却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属于典型的转变快、持续短的模式。根据人口学原理，一般我们将人口抚养系数或人口负担系数(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在50%以下的时期称为“人口之窗”或“人口红利期”。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应始于1990年，结束于2030年，前后持续时间大约为40年，而到 201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将降到最低。也就是说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倒“U”型趋势，即老年人口比重虽然不断攀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仍处于上升的趋势，而到2010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将达到最高。从这以后，该比重逐渐下降。直到2030年，中国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期结束。这也是大多数人口学家所持有的主流观点。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负担系数只代表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真正意义上的负担系数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的比例关系，而不是根据年龄划分。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口之窗应始于1980年左右，2020年即将关闭。但不管哪种观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它就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因此，如何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历史机遇，将人口红利继续转化为现实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当代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对大多数已经完成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来说，人口转变过程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几乎是同步的。因而当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时，在这些国家恰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即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技术结构转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而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强制生育政策提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因而生育率的下降是远远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也就是说，我国是在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还没有相应变化的基础上，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因而也就过早地出现了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也就意味着中国即将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也就有可能丧失可持续性。所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导致了“未富先老”，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许多问题，构成了特殊的政策挑战。
三、当前妨碍人口红利发挥效应的主要因素
虽然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状况的特殊性，即人口年龄结构相对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人口的基数过于庞大，使得人口红利的兑现在某些方面受到制约。
(一)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主要表现为：(1)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不合时宜的转变，使得GDP对就业的拉动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大批城镇职工下岗，失业现象日益严重。(2)仍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3)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条件下，这种就业压力便转化为失业率的逐年上升。
以定义狭窄的城镇失业率为例，1990年城镇失业率为2.2%，2000年提高到3.1%，2001年上升为3.6%，2002年上升为4%，而2003年达历史新高4.3%，虽然4.3%这一数字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代表着很高的失业水平，但从其连续多年攀升的事实来看，当前的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峻的。另外，许多劳动年龄人口由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下，可能就会因此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势必会造成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社会需要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因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目前中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3～1/4为15～25岁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得不到应用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三)当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仍然存在，使得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受到影响。根据M.P.托达罗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只有在迁移的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时，农民才会选择进城。一般来说，农民进城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技能收益以及文化收益。农民进城的成本包括迁移成本、机会成本(即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活动而放弃务农收入)、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以及心理成本。而现实是，近年来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因而削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也是在免除农业税、给予种粮补贴(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另一大因素。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成为各种歧视性政策安排的载体，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妨碍了他们流入城镇后的顺利就业。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歧视制度，当地劳动者和外地劳动者工资收入存在差异，同工不同酬；用户籍限制外来劳动力就业范围，保护本地劳动力优先就业；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与户籍挂钩，不覆盖外来劳动力；就业相关的政府服务机构只为本地劳动力提供服务等。因此，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不十分顺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影响到人口红利的兑现。
四、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途径和具体措施
从分析中，我们知道，未来10―15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但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并不会自动地导致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与适宜的政策、体制以及是否充分就业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实现充分就业
解决人口红利兑现问题的关键当然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国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比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原则的过程中，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到，有利于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其他政策；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优先于其他要素市场；劳动者利益要适度地优先于资本的利益等等。通过充分就业的实现，将为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二)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众所周知，未来城市劳动力的提供，必须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此，只有逐步取消这种排他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才能减少农村中劳动力的沉淀。具体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在就业机会上消除户籍对就业范围的限制，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公平的就业机会；要根据岗位的需要，交由劳动力市场来选择；在待遇上，规范目前混乱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保护外来劳动力的合法经济权益等等。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这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而且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会更高。世界银行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10%的假设下，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注：世界银行（2004），《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分割：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设》，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备忘录。)
(三)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从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从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在未来获取更多的人口红利并不是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而是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的提高来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而大力发展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尤其是发展农村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此外，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开展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专业技能培训、文化培训、职业教育等等，从而使我国农业劳动力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我个人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就地区而言，教育投入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使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四)做实个人账户，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必然会引起未来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何进一步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从1997年起实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体系。但是，由于个人账户存在“空帐”问题和社会统筹基金不足，使得养老保险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养老金发放，实际积累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这就造成改革后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个人账户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现收现付制。而根据国际经验，支撑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有效率的税收体系，有效且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机制为条件。目前，后两个条件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而从第一条件看，虽然目前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大幅度上升。实际上，如果没有财政的补贴和挤用个人账户资金，养老统筹基金每年支出大于收入的数额都是巨大的，长期累积下去则会形成一个巨额缺口，现收现付制度将难以为继。目前养老统筹的覆盖率也很低，2002年，离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84.1%，而城镇就业人员参加比例仅为44.9%。
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就必须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就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而从时间的紧迫上说，现在就应该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还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到2020年，每一种政策情形具有不同的社会养老负担。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
参考文献：
[1] 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2] 朱洪，郭亚模.浅析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途径[J].西北人口，2007，(2).
[3] 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11).
[4] 蔡，毛美艳.“未富先老”与劳动力短缺[J].开放导报，2006，(2).
Discuss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Population Bonus to the Economy Continuence Growth
WANG Hong-mei
篇7
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 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定义。人口年龄结构是指在一个固定的时期内各个年龄组的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它既是上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迁移率等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又决定了下一阶段人口总量、结构的演变方向。人口的分配按劳动能力可分为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龄人口三类，在一些文献中是以65岁作为分界线，65岁以上的为老龄人口。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最基本指标包括少儿人口比例——少儿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劳动年龄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老年人口比例——老年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例。
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两种，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国家或者地区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另一种认为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实际增加，经济增长理论就是研究经济增长规律和制约因素的理论，其特征是运用均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各种经济模型，观察经济长期增长的动态均衡条件。
2.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儿抚养率由于出生率的下降而逐步下降，老年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由于少儿抚养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总抚养呈下降趋势。从长时间看，我国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老龄人口的抚养上升幅度快于少儿抚养的下降幅度，使总抚养比重增加，对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新时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共同作用下，人口转变的过程自然而然引起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我国目前人口年龄结构状况，老年人口比重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和少儿人口较小，但由于出生率持续下降和人均期望寿命的不断延长，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趋势正在加快，人口年龄结构正逐步迈向老龄化阶段发展。在人口转变的不同过程中，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2.人口老龄化及人口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将在近年内逐步显现，受生育率降低并可能维持低生育水平以及预期寿命增加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老龄化、人口负债将会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对社会产生持久的影响。我国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并且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健全，所能提供的保障能力还十分有限，社会养老能力亦十分欠缺。多方面因素共同对养老保障体系形成综合冲击，社会对养老保障体系的潜在问题存在极大的忧虑。老龄人口是疾病的高发人群，因此老龄化社会对我国的医疗卫生设施及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出现较大转变。老龄人口的增多会使更多人从劳动状态变成退休状态，使我国的劳动人口比重下降，就会造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降低等现象。在老龄化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必须转变老龄化观念，避免将老龄化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态势，回避现实，一味寻找避免老龄化的对策，而应正视问题，在既有条件的约束下积极解决问题。
三、未来人口年龄结构隐患的治理策略及建议
1.积极老龄化策略的实施。“积极老龄化策略”强调人应在一生中始终能发挥身体、社会、精神等方面的潜能，按自己的权利、需求、爱好、能力参与社会活动，并得到充分的保护与照料。鉴于老年人丰富的经历和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方面是初入职场的年轻劳动力难以比拟的，因此我们要
树立老年资源观，公共政策应灵活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而不是把他们一律视为需要被供养、被照顾、被救助的对象。为充分发挥老年人这一资源财富，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应注重发展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此举还有利于避免老年人卷入同年轻劳动就业者竞争的局面。当然，老年人再次就业还可能需要进行必要的少量教育投资。
2.对人口进行优化的政策。为了解决老龄化这个问题，不少研究建议提高生育率，关键的解决措施是何时、以何种方式提升总和生育率。在时机选择上，为避免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的叠加，应尽可能避免在旺盛期育龄妇女（20至29岁）人数高峰期改变生育率政策。在提升生育的方式选择上，可先“双独生二”，然后“单独生二”，最后过渡至一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左右，使总和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
3.实施生产效率的提高政策。全要素生产率单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显著。因此，为应对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挑战，采取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各种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提高劳动者素质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重要政策安排之一。人口素质已成为影响我国竞争力和创新型发展道路的主要因素，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关键依赖于教育投入和健康投入两个方面。在加强和改善教育方面，要继续增加教育公共投入，并提高教育投入效率，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
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直接提升是促使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因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战略政策方面，就要采取一系列鼓励创新的财政政策、补贴政策、金融政策等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还应通过利用基金、贴息、担保等方式，引导各类商业金融机构支持自主创新以及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
四、总结
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这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重的情况下，必然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为突出的负面影响。因此充分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袁志刚.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三个疑问[J].当代经济，2010（19）.
[2]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
篇8
[中图分类号]F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0-0104-04
2008年对于中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的整体经济形势也可以用“大起大落、震荡前行”来形容，对于处在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目标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是学者、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就业问题及对策、各群体的收入提高及差距的弥补、人口红利的利用等则是人口学界热切关心的话题。值得说明的是，学者们的研究往往并不是就一个小的专题，而是不同专题之间的结合。如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人口抚养比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对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等。
考虑到论文的代表性，本文的检索范围是2008年全年在五种人口学界核心期刊(《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人口与发展》《人口与经济》和《人口学刊》)公开发表的所有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各个主题的论文，也包括部分相关学科较有影响的期刊论文，共检索有关论文75篇，进一步筛选其中主要文章，检索以主题和关键词为主。如就业问题就以“就业”主题(这样会包括有关“失业”和“工作”等方面的文章)和“就业”关键词分别对5种期刊进行逐一检索。然后进行汇总。当然检索难免有所遗漏，取舍和解读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偏颇。只期望能够抛砖引玉，以方便同仁的进一步研究。
(一)就业
伴随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全球金融风暴的席卷而来，我国2008年的经济形势出现了大的转折，大量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的风险，于是就业问题作为长期的热点在2008年更加升温，关于就业的研究热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总体劳动力供需形势与就业问题；产业结构变化与就业；大学生及其他弱势群体就业和保障问题(包括农民工、农村女性、残疾人等)。
全球经济增长中表现出低就业的趋势，从2000年到2006年，伴随着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增长率为6.26％)，失业人口增加了约10％(从2000年的1.77亿增加到2006年的1.99亿)，因此如何把经济增长转化为就业岗位、减少贫困就业者的数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刘瀑，2008)。
我国同样表现出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同步的现象，就业压力增大。我国劳动力总体供给远大于需求的局面近几年并没有转变，2001～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多增加440万人以上，2006～2010年多增加200万，2011～2015年多增加100万左右，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薛峰，2008)；而劳动力的总体需求则出现下滑。原因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逐步减小，最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传统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
不同的产业结构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大不相同。对上海和广东吸纳劳动就业能力的对比发现，类似的经济增长，但不同的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和集体经济活力等创造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却差异巨大，1996～2000年期间广东从业人口增长了32.36％，而上海仅增加4.3％(张祺、王桂新，2008)。而运用产业结构偏离度和就业弹性指标对江苏省的研究也发现，三次产业的偏离度大大高于国际标准，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偏低，说明我国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仍不符合，需要加大对第二和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扶持力度，同时优化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能力(战磊，2008)。对鲍穆尔一富克斯假说的检验也说明，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服务业各行业就业的增长，也是制造业就业弹性不高的原因(王俊，2008)。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大批高校扩招，2008年我国大学毛入学率已经达到适龄人口的23％(广州日报，2008-11-11)，大学毕业生数量的跃升也使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2002年“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之后越来越严峻，在大学生供给增加的同时，大学生需求下降(姚裕群，2008)，2008年大学毕业生达558万。是扩招前的2001年毕业生人数的4.8倍(姚裕群，2008b)，而同期经济增长率仅增长一倍多，加之就业弹性的降低，尤其是全球金融风暴导致的国内经济困难，导致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可以说，大学生就业难是总量问题、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和经济形势等共同造成的。
另外，学者们一直都在关注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首先是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问题的深入探讨。农民工就业歧视表现为就业机会歧视、就业待遇歧视和就业保障歧视三个方面，农民工就业歧视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经济基础，加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负担(曹信邦，2008)。其次是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市场机制是导致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在最近的10年里，性别歧视因素成为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更重要的因素(李春玲、李实，2008)，由于女性所承担的生养责任、我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等现实，使中国女性在经济转轨中面对市场的冲击更大(李爱莲，2008)。还有残疾人就业问题。张建伟、胡隽回顾了我国残疾人就业的成就、问题，认为近年来。我国残疾人的就业率、就业规模和就业服务均取得很大进展，但在总体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大背景之下，作为最困难群体的残疾人就业更为艰难，存在就业层次低、收入水平低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张建伟、胡隽，2008)。
学界对就业问题的关注还涉及到失业保险体系的国际比较(董克用、李刚，2008)。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李雨潼、王海红，2008)，农村失地妇女的创业问题(王静，2008)，就业稳定性对不同群体工资差距的影响等。
(二)收入分配
对收入问题的研究可以细分为三个方面：收入的影响因素；收入差距(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原因后果和措施；如何提高收入；等。2008年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我国城乡、地区、职业、年龄等多方面的收入差距和弱势群体收入提高的问题。
伍小兰(2008)利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老年人口的收入差异，发现老年人口内部的收入差异较大，总收入的一半以上集中在20％收入最高的老年人群当中。薛进军、园田正等(2008)对深圳市2006年住户调查分析分析发现深圳市的基尼系数为0.56，已成为中国收入差距最大的城市。朱农、骆许蓓(2008)利用1989和
2004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认为，中国城乡收入水平总体显著提高，贫困率极大降低，但是城乡之间、城市内部等收入的不平等也都在明显扩大。
对于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学者们大都归因于教育差距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歧视等方面。如薛进军、园田正等(2008)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由政府的差别性政策等制度性原因和教育差距等市场因素造成的。朱农、骆许蓓(2008)则发现收入水平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Sylvie Demurger、Martin Founder(2008)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城镇地区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有显著影响。
王晓峰(2008)关注了农村青年劳动力致富(提高收入)的问题。认为青年自身应提高教育程度、积极外出打工。政府应拓宽农业投融资渠道、改善进入市场的便利程度等。
(三)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因此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大国的优势，必须实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学者们对人力资本的研究集中在分地区、分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以及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等。
人力资本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是学界的共识，而新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作用在地区之间、性别之间等都是有差异的。唐祥来(2008)采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Lueas生产函数研究认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江苏省存在地区间的差异：高等教育对于苏南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其他两个地区都明显；苏中和苏北，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且苏中地区物质资本投资作用凸现。而由刘洪银(2008)的研究可能发现这种差异应该是地区间对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不同所造成。顾佳峰(2008)研究发现相对于女性，男性人力资本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且贡献更大。郑勤华、赖德胜(2008)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差异系数分析技术考察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对城市化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能够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地区之间的城市化水平由于人力资本的差异而更显著。
(四)人口红利
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也较高，从而带来经济的更快增长，这就是人口红利的一般含义。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这种定义表示质疑，或者提出新的概念进行修正，或者对人口红利的实现附加一系列条件。
陈友华、吴凯(2008)认为国际上通用的联合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实乃国人的一大误解”。因为它导致了中国的年老型社会与人口红利并存的矛盾。作者构建了新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指出在目前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水平下，只有当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或超过17％时才能认为进入年老型社会，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陈涛、陈功等(2008)则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单由人口年龄结构决定，还受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就业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在对人口抚养比进行标准化的基础上，作者引入“标准消费人口”的概念，对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的消费状况进行统一，同时考虑不同产业的劳动人口就业率和产业之间的产出差异，并将标准化后的抚养比称为“社会抚养比”，最终发现标准化后的实际抚养比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有关。而穆光宗(2008)则认为人口红利实质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并据此提出了三个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作者还尝试构建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的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
篇9
中国经济报告：世界和中国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在你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主要的不同特征？
青木昌彦：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35年高增长后已进入新常态时代。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当下都迎来了一个可以媲美“工业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终结”的重大转折期。在人口、就业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结构上，一些不可逆的变化正在开始发生。这些动向会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思考这一问题时，比起短期的需求面的要素（比如消费、投资、出口，即所谓“三驾马车”），更要重视中长期的供给面的各种要素。这样，有关人均GDP增长的人口、制度、经济的相互关系就会明朗起来。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中国的GDP（以当前价格计）在2009年就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来测算实际GDP，中国的经济增长成绩将更为惊人。中国2013年的实际GDP达16.149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日本的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尽管在人均GDP水平上，中国依然落后日本约70%，但根据我利用省级数据进行的估算，中国沿海地区的人均GDP已达13449美元，仅落后日本约60%。“新常态”作为经济学上持续增长的供给要素的新阶段，有着以下的特征。由于农业就业比率的下降促进经济加速增长的库兹涅茨效果和由于劳动人口比率的增加促进经济加速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效果逐渐减小，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开始转向依赖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的阶段。要回应这一挑战，关键在于在人力资本积蓄的同时，进行企业经营和治理的改革。而要实现这些，则需要考虑如何在经济领域实现法治。在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国现阶段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的解决之道都取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与之相辅相成的公司治理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前面提到，中国按实际人均GDP计算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那么中国能否继续维持与过去相当的高增长率？如果不能，有哪些因素在决定和影响着新常态下的增长机遇？
青木昌彦：这可以用事实来说话。首先来做个简化计算，把人均GDP增长率分解为不同的供给来源。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增长可能性的公共政策讨论往往集中在短期的需求因素上：出口、投资以及公共和私人消费――俗称的“三驾马车”。然而对长期增长潜力的评估却离不开供给方面的因素。中国在2008-2012年年均8.62%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如下几个来源：
（1）工作年龄段（15-64岁）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速的贡献约为0.46%；（2）工作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学校教育增加），给人均GDP增速带来的负面影响约为-0.57%；（3）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A部门）向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U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即所谓的库兹涅茨效应，贡献值约为3.11%；（4）城市部门员工的人均生产率提高，贡献值约为5.46%。
在研究中，我曾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成绩（图1），这幅图展示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人均GDP增长轨迹及其供给源头分解结果（借助各个国家的官方数据）。对三国的柱状分解图进行对比，我们能立刻得出如下几个印象：
（1） 库兹涅茨效应是三个国家高增长时期普遍发生的现象，日本（1955-1970年），韩国（1970-1990年），中国（1982-1987年，2000-2012）。
（2） 在三个国家的高增长时期，人口红利也普遍存在。不过这个效应在逐渐减弱，日本在1990年后甚至最终出现负效应。
（3）工作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对人均收入增速可以产生不容忽视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取决于下面将谈到的若干社会因素。
（4） 由于库兹涅茨效应和人口红利的减弱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历程，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将主要依赖城市部门人均生产率的继续提高，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哪些供给因素决定着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青木昌彦：图1所包含的是从国别比较和历史背景得出的信息，这将有助于我们再来分析各种供给因素对新常态面临的发展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到，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库茨涅茨效应能否继续发挥作用，从人口红利到后人口转型的成败，影响劳动参与率的社会因素，全要素生产的增长等方面。
无需为库兹涅茨效应的消失而惋惜
中国经济报告：结合一些有此经验的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库兹涅茨效应能否继续发挥作用？
青木昌彦：历史上的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哈佛大学的西蒙・库兹涅茨观察到，农业部门在产值和就业比重中的长期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这一实证研究结论是基于其对当时还极为缺乏的历史和国际比较数据的艰苦的收集分析。法国用了60年时间（1880-1950年）才使农业就业比重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52%到33%），德国用51年（1882-1933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从42%到29%），美国用40年（1870-1910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50%到31%），等等。除19世纪早期引领工业革命的英国外，农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减少过程都是相当缓慢而长期的。相反，图2表明，东亚各经济体的这一过程被压缩到更短时期完成。中国沿海仅用了20年（1990-2010年）就下降了近28个百分点（从50.0%到23%），内陆也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68%到43%）。1990年，制造业的人均产值比农业部门高出4.0倍，2008年高出5.1倍。因此，大规模和快速的库兹涅茨效应成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的极为显著的促进因素。
从图2中还能得到一个有趣的对比结论，可能与预测中国未来的增长轨迹有关。日本和韩国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分别在1970年和1990年下降至约20%，同高增长时期结束的时点基本吻合。在20%的分界线之后，两个国家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的下降变得相当缓慢，主要是通过农村家庭的子女上学而进入城市部门。两国的农业都主要依靠人数逐渐减少的老一代人来维持，由政府的产品价格补贴政策提供保护。
中国经济报告：结合中国的情况，新常态下的库兹涅茨效应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青木昌彦：由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目前可能已达到20%的临界点，内陆也处于逼近过程中，关于库兹涅茨效应的影响，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者利用官方2009年居民调查数据测算出，当时仍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居民人数约为2.11亿，而离开农村、在城市部门就业的人数约为1.86亿。中国政府在2014年确立了一项重要政策，计划到2020年再从农村转移出1亿就业人口并帮助他们在城市安家。然而2009年的调查发现，仍在农村工作的人口中约70%的年龄已达到或超过40岁。此后数年，肯定又有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留下的人的整体年龄更为老化。在我看来，为实现上述的宏大政策目标，有两个议题亟待重视。
第一个议题是，年龄偏大的那些劳动力的技能是否在农村之外有合适的就业出路。社科院的研究者认为有此可能，因为城市就业环境需要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作的互补。第二个议题是，年龄偏大的这些人是否有搬离农村的激励？我听说存在40岁以上的农村移民返回户口原籍的U型回归现象。假如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普遍情况，背后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些年龄偏大的人群对社会保障以及子女上学负担的忧虑在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权利可能有所升值，能部分缓解上述的忧虑。
U型回归现象本身可能有双重影响，对城市部门的库兹涅茨效应产生消极作用，但返乡农民已掌握的城市部门生产技能可以扩散到农村及其附近区域，是种反向的库兹涅茨效应。为把两个方向的劳动力流动的潜在好处都发掘出来，就必须从法律和行政上去除现有户籍制度对社会保障、入学招生以及农村土地权利的制约。社科院的研究者测算，由此带来的“改革红利”可能给2015年的GDP增速贡献2.03个百分点，此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的1.61个百分点（由于人口老化，人均GDP的增速可能更低）。如果政策目标实现，这个效应最后也将基本消失。他们的上述测算低于我估计的2008-2012年的库兹涅茨效应（3.11%）。所以无论如何，库兹涅茨效应在2020年之后的中国都将变得微乎其微，就像目前的日本和韩国，特别是如果到时候已引入了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农村。库兹涅茨效应是欠发达经济体在增长阶段的独特现象，无需为其最终消失而惋惜。
中国经济报告：可否详细讲解一下图中人口红利转型的意义和影响？
青木昌彦：从人口红利到后人口转型：图1显示了人口红利的重要影响，其定义是工作年龄段（15-64岁）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导致人均GDP增速的提升，分别针对日本（1955-1970年）、韩国（1970-1990年）和中国（1982年至今）的高增长时期。这些现象的出现，分别是由于各国在二战、朝鲜战争和灾难之后的生育率高峰以及婴儿死亡率下降所致。先不考虑中国在1970年代引入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随着日本、韩国这类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可持续增长的前景开始更多地取决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而非数量增加。然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同时意味着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包括学校教育、家长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其他培训等。结果自然导致生育的子女数量减少，这个现象被人口学家和统一增长理论称为人口转型。此外，随着生产、生活以及医学的进步，相对于新生儿的数量来说，曾经带来人口红利的那代人的长寿会最终导致人口红利减少，甚至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新的趋势如今被某些学者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型或者后人口转型，该现象在东亚地区变得尤其突出。
再请看图3，纵轴上的年份位置根据每个国家进行了调整，使各国的工作年龄段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高峰重合：日本是1990年，中国是2012年，韩国是2015年。在此时点后，人口红利将加速衰减。尽管存在时滞，三个国家在这方面还是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不过也有点值得注意的差别――中国在高增长时期之前有着更高的生育率，在随后至今有更高的人口红利，在未来的短期内受负面影响的进程也较慢。然而联合国在2012年开展的预测所采用的总生育率是1.6左右，似乎过于乐观，超出了2010年人口普查得出的1.4左右的官方估计值（按某些人口学家推算更是只有1.2左右）。如果把这些可能的偏差考虑进来，负面人口红利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拖累很可能更大。彻底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或许有助于缓解这一下降趋势，并增强民众的个人选择自由，但影响有限，因为后人口转型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收入的增长（寿命延长）以及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理性计算。
影响劳动参与率的社会因素
中国经济报告：在负面人口红利的拖累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本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青木昌彦：如果说库兹涅茨效应的逐渐消失以及后人口转型的快速到来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那么要实现可持续的人均GDP增长及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提高劳动参与率，并持续提高城市部门的人均生产率。就前者而言，日本近期的经历可以有所借鉴。有两个人群对人均GDP增长做出了贡献，25-39岁的女性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在2000-2012年大幅提高，同时总体的生育率也有适度反弹，从2005年谷底的1.26回升到2013年1.43。上述变化结合起来表明，跟随欧洲国家的脚步，日本女性因为结婚和生育而从劳动力市场退出的习惯到今天可能已经被扭转。虽然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传统上高于东亚的其他国家，她们对于高技术岗位的更多参与依旧可望成为维持中国人均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应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下降的另一个可能性，是提高年龄偏大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在2000-2012年，日本的60-64岁的男性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2.81%，70岁以上的男性有8.7%仍在工作。中国目前的男性60岁、女性55岁的强制退休年龄也需要采取某种方式相应上调。前面图1显示，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自1990年来实际有所下降，这似乎与学校教育时间的不断加长有关。在2009-2013年，高中入学率提高了2.7%，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的入学率提高了4.0%。教育投入的增加会在短期内导致人均GDP增长率降低，但如果能与需求匹配，还是对未来人力资本的物有所值的投资。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中国经济报告：新常态下用以保持人均GDP增长的关键一步是什么？
青木昌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关键，公司治理也同样至关重要。新常态下保持人均GDP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城市部门的单位员工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城市部门的单位员工生产率等于全要素生产率同资本―产值比（资本密度）的加权之和，权重分别为：1/（1-θ）和θ/（1-θ），其中θ是资本在产值中的比重。由于缺乏与图1所采用的部门数据相匹配的可靠官方数据，这里暂时无法提供对上述两部分的估计值。但测算中国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项学术研究表明，2000年代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所下降，也就是说人均产值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如果没有伴随人力资本的相应增加，最终将受到规模收益递减的制约。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正接受学校教育的年轻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会带来令人鼓舞的效果。
全要素生产率源于无法用直接投入测算的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新的组合方式”。众所周知的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熊彼特定义的“创新”。实现方式之一显然是通过技术方面的创新，而这需要投资以及增加科技领域的资源投入。不过同样需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源与金融资源在企业组织层面的创新组合也大有可为，可以更灵活地应对新兴技术和变化的市场环境。发现和利用这些机遇是职业经理人的任务。
当前，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政府拥有和控制的控股公司层级进行体制改革，引入混合所有制形式，已被列入重要的改革议题。然而此类所有制改革应该与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配套实施，以增强企业管理层的职业化程度，根据企业经营标准对其进行考核，摆脱政治因素的干预。目前正在打击的企业腐败现象非但在道德上应受到谴责，同时也是效率低下的明证。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确保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董事会根据清晰而公开的规则进行选举，并且对市场和公众负责。
中国经济报告：皮凯蒂撰写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让我们关注到，西方国家的“超级经理人”获得了超出其业绩的报酬，导致更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他认为这在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经济环境下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用沉重的财产税进行矫正。那么随着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推广，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否也不可避免？
青木昌彦：有个办法可能使中国避免这一陷阱，这取决于混合所有制如何构建。如果把目前国有资本的相当部分委托给多家退休基金，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职业化管理，那么这些基金的受益人（退休员工和现有职员）也可以分享金融资本回报率提高的收益。或者说，公司治理改革可以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既通过高效和创新的企业管理来促进可持续的人均GDP增长，同时为后人口转型时代提供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国未来更好的发展，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建议？
篇10
现实经济中，人口可大体分为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老龄人口三类。人口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即是指在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这是指从整个社会来看，它度量了劳动力人均负担的赡养非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人口抚养比是衡量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抚养比越大，表明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即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严重。人口抚养比的计算公式如下：
GDR=（P0-14+P65+）/P15-64×100%
ODR=P65+/P15-65×100%
CDR=P0-14/P15-64×100%
其中：GDR为总抚养比，ODR为老年人口抚养比，CDR为少年儿童抚养比。P0-14为0-14岁少年儿童
人口数，P65+为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P15-64为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
通过表1的1995年-2011年中国抚养比数据，可以看出总抚养比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1995年的48.8%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34.2%，201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达到了自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最低时期，为34.2%。这意味着每3个劳动年龄人口只需负担1个儿童和老年人口，直到2011年出现拐点上升0.2个百分点。自七十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我国逐渐进入人口稳定增长、劳动力数量充足的发展时期，这正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9%，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劳动人口的负担下降相吻合。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而总抚养比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之和。观察图1，老年抚养比受老年人口的持续增加影响缓慢上升，只有在2000年下降到9.9%，而之后11年缓慢上升，直达2011年上升到12.3%。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少年儿童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减轻，少儿抚养比呈不断下降趋势，到2011年下降速度明显减缓，只有0.2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意味着二三十年后，新生劳动力减少，旧劳动力转化为老年人口，总抚养比上升，经济的后续发展能力不强。同时观察图表，我国近十七年的少儿抚养比与总抚养比呈现出高度一致性。
2.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
首先，利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根据表2的1995年-2011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出劳动对产出的弹性系数。假定C-D生产函数的形式为Yt=A0KαtLβt（1），其中Yt表示第t期的产出，Kt表示第t期的资本投入，Lt表示第t期的劳动投入，A0为基期的技术水平，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β为劳动的产出弹性。在经济学中，弹性的一般公式为：弹性系数=因变量的变动比例/自变量的变动比例。在这我们只考虑劳动对产出的弹性系数，即，代入表格2的数据
劳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实际GDP指数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不难看出，劳动的产出弹性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在2002年和2009年迎来两次巨大拐点。2002年中国加入WTO，刺激了经济快速发展，同时我国产业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此时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上升了6%左右。另一个拐点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通货膨胀，外需不足内需疲软，就业困难，导致β陡然下降。
令P=总人口，由前面的定义知道，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即GDR=（P-L）/L，代入式子（1），计算可得Yt=A0KαtPβt（GDR+1）-β。故-β是抚养比对产出的弹性系数，也就是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抚养比下降1%，经济增长β%。通过表2可得出抚养比的产出弹性系数，如图2所示。
在“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之际，如何降低抚养比系数，是我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深化改革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依然存在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诸多制度，只有逐步消除这些障碍，促进劳动力流动，加快城乡一体化，才能从数量上持续“人口红利”效应。同时，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大教育投资，才能从质量上最大化“人口红利”效应。
参考文献：
[1]张绍合.从抚养比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其政策取向[J].当代经济管理，2007（24）
篇11
本文研究就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否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造成何种类的影响，可验证现行的人口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对政策调整提出建议，以期保证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一、老年社会渐渐形成，中国经济将因此遭受未知创伤
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由2000年的7.58%逐年降至2012年的4.95%，这一方面说明，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下，人口增长得到控制，但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将有巨大变动。老年人口将在“十二五”（2011—2015）期间迎来第一次高峰增长，老龄化加剧。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中国凭借数量庞大的人口，成为“世界工厂”，通过密集型出口加工业赢得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坐拥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然而，在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加工业遭遇重创，GDP增长率及人均GDP增长率在2007年后皆增速下降。再加上人口结构的转变——老年型社会渐渐形成，抚养比上升——人口红利可能转变为人口负债，中国经济将可能遭受未知的创伤。
因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研究：
（1）验证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否对其经济增长造成影响。
（2）量化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3）预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人口福利的影响比重。
（4）验证现行人口政策必要性和可行性，且对未来有可能实施的新人口政策进行评价，并提出政策建议。
从数据上直观地看，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似乎存在正相关关系。作者将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验证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关系，以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存在“人口红利”。主要是验证老龄化社会（老年型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负面作用。
二、通过模型预估未来人口和经济数据
在验证历史数据的相关性后，通过构建的分析模型，预估未来的人口数据和经济数据，从而将年龄结构变化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量化，并分析经济走势。
另外，由于近十年来的政策激励及宏观引导，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巨大转变。从珠三角、长三角的经济结构变化不难看出，人口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比重渐渐下降。由此可大胆做出假设，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中，人口福利的影响力将减小——本文将验证此猜想，试图构建人口结构的影响因子，并将影响因子加入模型，重新评估中国经济增长未来趋势。
三、结合过往研究和生育政策提出建议
本文将结合过往研究对中国现行人口政策进行评价，并对可能实行的“单独二胎”（一对夫妻中只要有一个是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两个子女）政策进行分析，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以下是我们行动的计划：
1.查阅关于人口福利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关文献，厘清各自的具体定义（约2周）。
2.结合人口转变理论（Landry，1909； Notesstein，1945）并引入“抚养比（Dependency Ratio）”概念，对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和趋势做出说明分析。从抚养比着手，以Solow模型为基础构建能够说明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模型。
查找并代入中国的历史数据，用数据分析工具（Eviews）验证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抚养比）与中国经济增长（人均实际GDP）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验证无误后，得出模型中相应参数数值。由历史数据推出未来发展趋势，代入抚养比的未来数据，以预测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向（约3周）。
3.将人口福利作为参数，加入上述模型，重新进行历史数据分析。并考虑未来该参数数值可能出现的变化（人口福利影响减弱），重新评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约2周）。
4.了解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研究其历史作用；对“单独二胎”进行深入探索，并做出可能的数据分析，以数据分析结果，对人口政策提出建议（约2周）。
本文并不需要过多的资金支持，主要依赖于对中国经济数据库的检索，作为在校学生可以通过校园网进入包括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在内的各大学术资料库进行信息检索。模型分析方面主要依赖于Eviews以及Windows Excel。全文的计划完成时间约为两个月至三个月。
参考文献
[1]李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人口红利[D].武汉：武汉大学，2010.
[2]戴心悦.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研究[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1.
篇12
小政府与大市场。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核心是重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过去中国经济是投资驱动、政府主导，大政府小市场，而未来则应逐渐过渡到小政府、大市场。其中财税改革将重新定义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行政改革将放开政府的行政管制，国企改革将打破国企垄断，而司法改革则为所有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奠定基础。
资本品价格趋降、劳动力价格趋升。过去中国的资源品、土地、资金和劳动力价格均存在人为的管制，而未来对要素供给以及价格的管制将逐渐放开，而其价格将反应各类要素本身的供需状况。过去资源品、土地、资金的供给被垄断，导致价格虚高，而劳动力价格被低估，未来其走势或恰好相反，资源品价格改革、、金融改革有望降低资源品、土地和资金价格，而户籍改革或将提升劳动力价格。
降息周期开启。2013年政府试图高利率去杠杆，但日本经验表明高利率或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而2014年以来由于房价下跌，央行已重新开启降息周期。从年初回购利率封顶，到年中的回购利率下调，再到年底的存贷款利率下调，均预示降息周期已逐步展开。
经济去杠杆。产能过剩、PPI通缩下制造业仍将去杠杆，人口红利拐点下房地产及居民部门难以加杠杆，政府部门是加杠杆主力，但难以完全对冲，预计2015年GDP增速降至7%。
金融加杠杆。而观察美国去杠杆经验看，在经济去杠杆的同时，金融在加杠杆，体现为股市、债市的同时上涨，而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以及货币量化宽松则为金融加杠杆提供了资金来源，而这一模式正在日本、欧洲上演，未来或在中国重演，未来央行降息量宽均将持续。
篇13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储蓄率仍处于上升趋势。2005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为19.7%，我国储蓄率则高达51%。2014年12月，我国居民储蓄达到了49.9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3.5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
同时，我国在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分别达到7%和10：1，已进入老龄社会；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已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据预测，约在2025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将分别达到14%和5：1，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约在2040年将分别达到21%和2：1，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优势，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特有的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以及高储蓄支撑下的高投资造就的经济高增长奇迹，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高优势”。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并未消失，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的潜力。一是体制红利仍有潜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红利仍有从总量转向结构和质量的空间，三是中国经济的市场潜力巨大，四是目前还有相当部分的储蓄资源在闲置或低效使用的状态。
因此，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可能已经结束，已经出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结构的变化将通过劳动力供应、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可以尽早掌握储蓄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依据。
本文在对刘易斯拐点和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分析基础上，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在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年龄结构、宏观经济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影响因素基础上，结合刘易斯拐点理论，加入人口红利（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大）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依据
（一）关于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
1.刘易斯拐点概念的提出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在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槎倘保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界定，据蔡P（2007）估计，我国大约在2009年达到“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在2015年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日本学者田岛俊雄（2008）同意蔡P的“第一拐点”的判断，但其估计2013年左右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
2.人口红利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3.人口红利与储蓄
人口结构影响储蓄率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抚养负担低的人口结构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高路易（2005）用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得出，改革开放24年，我国人口红利期的储蓄率始终在30%以上。王德文等（2004）采用列夫模型进行研究，得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上升将减少储蓄率，且结果均较显著。
（二）我国高储蓄率成因
目前对我国高储蓄率成因分析，除了从高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外，学者们也从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龄结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经济增长速度。汪伟（2008）考虑到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环境，利用1952-2006年省级动态面板样本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率、投资率和储蓄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对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
目前对我国高储蓄率成因分析，除了从高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外，学者们也从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龄结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人均收入因素。殷兴由、孙景德和张超群（2007）对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高储蓄率成因进行研究时，采用了宁波市400户家庭数据，在分析出居民不断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础上，给出了量化比例。结果显示：不确定因子、制度因子与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影响居民总储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杭斌、郭香俊（2009）认为，收入不确定性是我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率现象的主要推动力。
收入分配因素。有些学者从我国总储蓄结构特征出发，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资金流量表进行分析。李扬、殷剑峰（2007），翁媛媛、饶文军、高汝熹（2010），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储蓄率变化的原因分部门做了实证检验。一致认为，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两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不断增加。汪伟、郭兴强（2011）认为，目标性储蓄可能是连接储蓄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一个重要理论渠道，收入不平等和居民的目标性储蓄可能是造成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年龄结构。袁志刚、宋铮（2000）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可能是人口老龄化。郑长德（2007），钟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运用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对各地区人口转变及抚养负担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进行了估计，结果均认为少儿抚养比下降会导致居民储蓄率的上升。
宏观经济政策。何立进、封进、佐藤宏（2008）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居民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养老金财富变化的外生性，可以作为财政因素来分析其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认为，养老金财富对于家庭储蓄率存在不同的替代性，但不同的家庭替代效应有明显差异。
以上研究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大部分都是从单方面进行分析的，很少考虑综合因素，本文将在综合以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刘易斯拐点理论，加入劳动力变化因素，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人口抚养比上升会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
假设二：农村劳动力比重减少将导致储蓄率上升。
三、人口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及来源
对于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本文结合以前研究以及数据的可得性，考虑了经济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人口抚养比、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养老保险人口比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视为宏观经济因素，用GDP表示；养老保险人口比重视为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用EI表示；抚养比视为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用TR表示；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视为劳动力结构变化（人口红利）因素，用RP表示；储蓄率用RS表示。数据均为年度数据，考虑到养老保险制度从1989年才开始，故样本数据区间为1989年到2014年共26个样本。居民储蓄率、抚养比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来源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模型的构建
理论和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人口结构变化会对居民储蓄率产生影响。这可以初步判断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但不能确定两者是否存在明确的关系，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如何。因此，建立以下计量模型进一步研究：
RS=C0+C1*GDP+C2*EI+C3*TR+C4*RP+et
其中，C0为常数项，et为随机误差项。
在建立上述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是由Smis在1980年提出来的，目前各内部变量的冲击主要是采用VAR模型）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冲击影响，模型具体方法不再赘述。
（三）数据的检验及模型的建立
1.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以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时间序列关系检验前，先要确定时序是否平稳。首先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检验过程中采用SIC准则确定滞后项，结果见表1。其中，D表示变量的差分，ADF检测类别为（c，t，f），依次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项。通过SCI准则为序列选取合理的滞后阶数进行单位根检验，可选用不带任何项、截距项和趋势项的方式进行选择。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RS、GDP、RP、TR和EI都是不平稳的，RS、和GDP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RP、TR和EI经过二阶差分后是平稳的。根据检验结果，数据不是同阶单整的，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检验显示可以建立RS、GDP、D（RP）、D（TR）、D（EI）的VAR模型。
2.VAR模型的建立及检验
通过平稳性检验，满足建VAR模型的必要条件。首先，需要确定滞后阶数，考虑到模型的解释能力和保证模型的解释能力，根据SIC准则，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选择为2阶。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结果看，RS方程拟合优度较好，R-squared达到了0.933651，说明VAR模型估计效果较好。
为了更好的分析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以及影响的贡献度，需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分析，这需要检验VAR模型的稳定性，图1表明VAR（2）模型的所有逆根都在单位内，说明VAR（2）模型是稳定的。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和检验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VAR模型是一个稳定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此基础上可以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模型中的变量居民储蓄率在受到其他变量残差冲击时的短期反应。脉冲响应结果见图2。
通过图2，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冲击效果。从图2的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看，当经济增长率GDP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会产生一个负向的反应，然后在第3期产生正向反应并在第4期达到最大后一直波动，到第12期基本产生负向影响并在第19期趋于稳定，说明经济增长率在中长期的影响还存在。当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波动EI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会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到第10期转向负向影响并趋于平衡，说明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波动DEI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抚养比TR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后，在前8期为正向冲击，转为负向并在20期趋近于0，说明抚养比TR对储蓄率的冲击是短期的。农业从业人口比重波动DRP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由负向到正向冲击波动，并在负向冲击逐渐平稳，但中长期影响较小。
（五）方差分解
榱烁好的分析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并区分影响居民储蓄率的短期、长期决定因素，本文在VAR（2）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解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的波动对居民储蓄率变化的贡献度，方差分析结果见图3。
从表3可以看出，居民储蓄率的变化主要受自身、宏观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自身影响在前3期仍然比较大，为58.1%，这说明居民储蓄率有惯性特征。同时，经济增长率对居储蓄率的影响一直很明显，并随着时间逐步增加，这说明居民储蓄率受经济增长率明显，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会增加。养老保险人口比重虽然对储蓄率也有影响，但比重一直很小。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在第7期增大到最大后，贡献度在下降，这也说明了抚养比的影响是短期的。农村人口比重在初期对储蓄率的影响贡献度很小，但也有逐步增加的趋势，这说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将长期影响储蓄率。
四、结果及建议
（一）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影响是明显的
从理论分析看，经济增长会增加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储蓄，这与我们在VAR模型基础上的脉冲响应分析一致。实证分析表明，在短期内，人均GDP增长率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长期的关系是负相关，而且影响关系是长期的。这与以前研究结果有所不同，这可能与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是投资带动，但部分投资是无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储蓄资源。
（二）宏观经济因素和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影响是短期的
从分析结果看，养老保险的人口比重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在短期都是正向的，但有所不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明显要比养老保险的人口比重的影响大，这也是符合我国社会现实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反而对社会养老不是很重视。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也与以前研究成果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居民在少儿抚养的观念改变，更注重教育投资，这需要进行储蓄，少儿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例较大，从而出现在短期内对储蓄率的影响是正向的。
（三）农业劳动人口比重变化对储蓄率变动的冲击不容忽视
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劳动力剩余到劳动力短缺会导致工资上升。而我国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随着我国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出现了部分地区和部门劳动力短缺，工资出现上涨。这与我们研究的农业人口比重对储蓄率变动的影响是负向的冲击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工资上涨，从而引起储蓄率上升。
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与储蓄率的关系是相互的。高储蓄率伴随着高投资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巨大，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推动了储蓄率的上升。在短期内，我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很难改变，于此同时储蓄率上升也是必然的，要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经济增长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新常态下7%的增长率是合理的。二是通过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人口的转移。我国新增就业人口减少的大趋势不可避免，于此同时，农业从业人口比重过高还将存在，这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加快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等行业来吸纳大量农业就业人口的转移。新型城镇化将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应加快新型城镇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和人口市民化。三是拓展投资渠道，促进储蓄分流。较高的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影响消费；同时也导致我国银行等间接融资比例过高，金融风险集中到银行体系。因此，应通过金融市场、货币市场等多渠道创新，分流高储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冲.人口结构变动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J].农业技术经济，2011，（4）：25-32。
[2]康建英.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消费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09，（2）：60-64。
[3]李文星，徐长生.中国人口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人口科学，2008，（3）：29-37。
[4]巩芳，陈宝新.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6，（3）：61-69。
[5]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2009，（4）：29-52。
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the
Residents Savings Rate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wis Turning Po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