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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作为国家庞大的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对特定范畴—政府为满足社会共同性需要而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的社会产品的分配；对特定的当事人—纳税人和国家税务机关及各相关机构；对其特定的行为—税款的缴纳与征收，及相关的管理活动；所作出的成文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它的规范作用体现在：
第一，对相关主体税收征纳行为的规范指引。
税法的指引作用是对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税款征缴行为提供决策的相关信息，以使当事人明确其在税收征缴活动中的权力与义务。税法的这种指引作用对税收征纳的双方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特点，即对税务机关的指引更多的体现为“个别指引”；对纳税人的指引则体现为“共同的规范指引”。所谓“个别指引”，即是通过一个具体的指示对具体的人和事的指引。当某项法律或某项法律条款涉及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的时候，法律的指引就表现为“个别指引”。个别指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通常是直接针对一些特定的、易控的机构。个别指引通常也需要很高的信息成本。从税法规范对税务机关的指引作用看，由于税务机关的特定身份，它是一个有内部约束力的有机整体，它的行为不是某一个自然人的任意行为，行为主体的外延也十分清晰。因此，税法中的各种针对税务机关的条款的指向就十分明确，发挥着个别指引的作用。所谓“共同的规范指引”是通过抽象的规则对同类的人和事的指引。由于一项法律规则可以对无数人、无数事件提供信息指导，这就大大节省了信息成本，提高了指引效率。税法中所有针对纳税人的规则都将发挥共同规范指引的作用。税法所涵盖的纳税人范围极其广泛，而且在各税种税法纳税人的界定时又取决于其是否拥有相应的课税对象，情况十分复杂。因而相关税法只能体现为共同的规范指引。税法的共同规范指引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统一性和可预测性的优势，在建立和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中发挥最主要的作用。
第二，对相关主体“自身”与“他人”纳税行为的预测与评价作用。
从法律的一般意义上讲，其预测作用就是指人们可以依据法律预先估计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从而对如何行为作出安排；其评价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人们行为的评价标准所起的作用。具体到税法，可以看到，它不仅具有一般法律意义上的预测与评价功能，而且由于税法本身的特性，表现出其预测与评价的特定内容。
首先看税法的预测作用，税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在税收征纳的过程中给相关主体的行为提供一种大致确定的预期。这种预期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纳税主体进行经济核算必不可少的参照系，或者说，有了税法的明确规定，纳税人在进行生产经营以及其他经济活动之前，便可大致计算出其经营的后果，测算出可能的利润空间。纳税主体依据税法对他人纳税行为的预测更多地体现为将自身纳税义务与他人纳税义务的比较，从而决定对税法的遵从程度。一般讲，税法制定得越公平，每一纳税主体对他人纳税行为的预测结果就越具有积极意义；反之，就会导致对税法的逆反心理。
再看税法的评价作用，税法的评价作用是指税法作为人们涉税行为的评价标准所起的作用。社会的每一微观主体在其享受了社会为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同时，是否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对人们这种社会行为必须有一个确定性的、权威性的评价，否则社会的规范运行无以为继。税法作为一种法律的评价标准，其评价的特点体现为： 第一，它着眼于对人们涉税行为及其后果的评价，尽管有时也涉及人们对“税”的认识、理念等主观心理因素，但其评价的根本着眼点在于人们的实际行为。这种评价对象的现实性取决于评价目的的现实性。第二，税法评价的标准具有明显的确定性。税法评价的确定性体现为立法、执法意图对“因人而异”、“不同理解”等现象的限制，一般讲，优质的税法都是通过法规条款的细化、具体化来限制“因人而异”、“不同理解”的空间，从而为人们运用税法对相关行为的评价提供确定性的评价标准。第三，税法提供的评价标准具有权威性，并由此增强了其有效性。
第三，对少数违法者的处罚、戒训作用。
法律对少数违法者的处罚、戒训作用是通过法律责任的强加实现的，税法亦如此。税法通过违法责任的设定，一方面，当少数人过分强调个别利益，并将这种意愿外化为偷税、抗税等违法行为时，应实施处罚与训诫；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对违法者的经济处罚，对受损的公众利益予以补偿。
二、税法的社会作用
税法的社会作用主要体现为： 它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了对税收征纳行为约束的“制度性知识”，从宏观上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法律越来越成为“制度性知识”的重要来源。也可以说，它在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税法作为一种特定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为国家税收征纳与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性知识，以维护税收征管秩序，降低税收征纳成本，从而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显而易见，税收“制度性知识”的形成应体现社会成员整体的利益意图，公平原则应贯穿始终。但是在实践中，制度制定者、执行者的意愿和个人偏好不可避免地渗透于整个过程，干扰公众意图的体现。为此有必要选择能够有效制约制度制定者、执行者意愿和个人偏好干扰公众意图的方法，并形成从制定到执行，再到监督、调整的完整的制度体系，这就是税收的法律体系。
税法体系要调整的社会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国家分别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两重关系；第二层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征纳关系。在第一层关系中，国家是广义的“民众”的代名词，也是实质意义上的征税主体。国家与税务机关的关系是既要授予其必要的权力，以保证其职能的履行；同时，又必须严格规范其权力的行使范围、行使方式等，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首先体现为国家征税的依据是其向民众提供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因而有向每一纳税人（享受公共产品的主体）请求纳税的请求权；相对应的才是为保证这一请求权的实现所行使的（在形式上表现为强制性的）征税权。在第二层关系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关系看似很直观，但在其中，税务机关“代行权力”主体的身份又会使其行为不同于经济生活中纯粹的“债权人”行为。正是由于这种权利（权力）与义务“虚”“实”互置的关系，税法为人们提供的“制度性知识”就具有与其他法律、法规、制度不同的特点，形成一种特定的“制度性知识”范畴。
税法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性知识”范畴，从微观上，为每一主体提供了明确的涉税行为准则，无论是纳税人（包括其他相对人、相关人）在发生各种涉税行为时，还是税务机关履行职责时，都只需按照税法行事，或按照税法对相关的当事人行为作出判断，而没有必要绞尽脑汁去考虑自己需要承担多少义务是恰当的（对于税务机关则是考虑要求不同的相对人履行义务的程度、行使权力的范围，及为相对人提供服务的标准等）。从宏观上，这种特定的“制度性知识”将不同的涉税主体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大大减少了人们涉税信息收集或税务监督、管理的成本。即使是出现摩擦、纠纷时，也有望将处理、解决的费用、成本降至最低。
三、税法作用的局限
在肯定了税法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客观地分析税法作用的局限性：
第一，税法只是一种“部门法”，其所涉及的主体及所需调整的法律关系范围大于税法本身规范，因而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他法规的配合。在税收征纳过程中，除税法本身要调整的关系外，还必然涉及刑法、行政法、经济法以及国际惯例等相关法规的内容；且无论是税法本身，还是相关法规都必须建立在宪法规范的基础之上。因而要使税法的上述作用得以切实发挥，离不开相关法规的配合。近年来，我国涉税的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出现税务机关败诉率较高的现象，部分案例中是由于税务机关个别工作人员执法不当；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税法与相关法规在立法阶段就存在着明显的冲突。显然，这种“法”与“法”之间的不协调对税法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的正常发挥都是一种干扰。
第二，税法立法、执法目标的差异与冲突，常会使其顾此失彼，最突出的是税收的财政目标（为政府筹集财政资金）与税法的法律公平目标的冲突，使税法规范作用、社会作用遭到扭曲。在我国多年的税收征管史上，过分追求财政收入目标，以“任务指标”作为税务机关税款征收的要求，已经成为一种为人们所默认的准则。在税收的财政目标与税法产生冲突时，后者常常被忽视，或被人为地作出扭曲性的解释。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在税收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中，只注意强调了税法的财政、经济作用；忽视了从“法理”上对税法作用的研究与思考。
第三，税法普适性与灵活性的矛盾为权力的滥用留下可利用空间。前述税法“制度性知识”的社会作用，是建立在其必然合理的假设前提上的，但是，当代的法律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专家们已不约而同地从逻辑上对这一假设前提给出否定的结论，如目前最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即使立法程序再民主、立法动机和意图也是好的，也无法使法律的制定获得普遍的合理性。这就从理论上对“法”的普适性提出质疑。整体法律如此，税法也不例外。特别是税法还具有特殊的权利、义务主体“虚”“实”互置的特点，在立法中为保护公众（权益的实际主体）的利益而必须赋予税务机关“权力优势”，没有税务机关的这种“权力优势”，税法无以履行；但这种“权力优势”一旦被滥用，税法规范作用、社会作用必然被扭曲。
第四，最后，税法与其他法律一样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僵化性特点。从其滞后性特点看，税法的制定与执行要求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税法只有内化于大多数人的意识，才可能形成普遍被遵循的社会状态，才真正树立起税法的权威，而这个过程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这种稳定性的需要难于应付动态不定的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经济重大变革时期，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从其僵化性特点看，税法是格式化的，是由概念、规则复合而成的文字系统；而各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却是非格式化的，是错综复杂的、千变万化的。不难发现，完全按照文本主义的原则“依法办事”在实践中会遇到很多障碍，因而，为维护税法整体的实施，对征税中个案效率、公平的折损就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参考文献：
（1） 陈金钊《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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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规定
关于视同销售行为，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对该问题作出相应规定，对日常工作开展具有积极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不管是增值税法还是所得税法，都对该问题作出相应规定，也规范和指导企业日常经营活动。
（一）增值税法的规定
单位或个人经营的行为，视同销售货物，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包括货物交付他人代销、销售代销货物、自产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等。主要的内容为：货物交付他人代销、销售代销货物、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销售、自产或委托加工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无偿赠送给他人。[1]这些规定详细具体，对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也是企业日常生产和经营中不能忽视的内容。
（二）所得税上的规定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等，都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根据具体规定操作执行即可。包括：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利润分配等用途，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提供劳务，财务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除外。另外，为更为有效的规范和约束各项活动，《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对视同销售的主体和业务范围作出更为详细和全面的规定，明确规定以下内容不视同销售确认收入，但将这些资产转移至境外的情况除外。包括：资产用于生产、制造、加工另一产品;改变资产形状、结构或性能;改变资产用途、资产在总机构及分支机构转移。[2]国税函[2008]828号文件规定：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交际应酬、职工奖励或福利、股息分配、对外捐赠、其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等，应该视同销售行为。这些规定都比较详细和具体，对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启示作用和借鉴指导价值。
二、现行规定存在的不足
尽管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所得税规定的载体范围比增值税更加广泛，内容更多，为实际工作的开展提供更为有效的指导。在增值税相关规定中，行为载体只有货物，而所得税的规定中不仅包括货物，财产、劳务也被纳入其中，所规定的内容更多，能更好指导日常活动的开展。目前这些规定仍然难以有效规范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存在一些不足，需要采取改进和完善对策。
（一）存在的不足
虽然增值税法和所得税法对视同销售行为作出相应规定，但目前该项行为存在问题与不足。就视同销售行为的规定来看，所得税规定更为详细和具体，更有利于规范日常行为和活动，主体范围更加广泛，这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具有积极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在增值税规定中，只有货物被纳入视同销售行为中，所得税在该规定上进行改进和完善，除了货物之外，财产和劳务也被纳入视同销售行为当中。所得税视同销售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利润分配等都视同销售。[3]另外，有些规定模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或者二者存在重复现象，影响经营者的利益，需要采取措施改进和完善。
（二）完善的意义
为更好指导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推动各项工作有效开展下去，采取相应措施改进和完善视同销售行为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通过采取协调和完善对策，能弥补现行规定的不足，准确、规范指导日常行为，做好协调和配合工作，维护经营者利益。另外通过完善相关规定措施，协调增值税和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的相关规定，还能够避免现行规定出现模糊的情形，采取措施健全和完善相关内容，更为有效的发挥规范和指引作用，不仅对企业经营决策具有参考作用，还能促进其经营管理活动更好开展下去，促进企业市场竞争力提升。[4]
三、协调及完善对策
为有效弥补现行规定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根据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相关规定，为更好规范视同销售行为，可以采取以下协调和完善对策。
（一）对已出现的行为的协调
为有效弥补现行规定存在的问题，在税法中清晰反映不同税种视同销售行为的相互关系，应该对现行规定进行修改和完善，以更好约束和规范各项行为，有效指导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1.细化用词方面的规定，明确约束和规范各项操作。在视同销售行为规定的用词方面，应该保证用词规范和具体，准确的对相关规定进行描述，确保内涵明确，防止出现含义模糊的情况，影响规范的科学性与严谨性，达到有效规范日常操作的目的，更好指导人们的日常行动，避免出现歧义。例如，增值税个人消费与所得税职工福利的规定方面，用词有失严谨和精确，站在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理解和含义，影响其作用有效发挥，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将其作为同一概念来对待，影响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又如，增值税法的无偿赠送与所得税法中的捐赠，尽管不会引起太多分歧，但在用词方面仍然有失严谨，需要修订和完善。[5]相关规章制度出台前，制定部门应该反复推敲，确保用词严谨可靠，以更好体现这些规定的严谨性，有效规范各项活动，节约成本。另外通过改进和完善，还能确保相关法律法规的严谨性和完整性，提高其权威性，更好发挥规范和指导作用，实现对相关规定的完善和健全，促进其作用的有效发挥。
2.进行完整的表述，有效指导务实操作。除规范用词外，为更好指导人们日常行动，完整表述共通的视同销售行为也是必要的，避免影响务实操作，对其中的规定进行协调和完善，防止第三种情形出现，促进规定和务实有效衔接，更为有效的指导日常活动。例如，完善“资产交换、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等六项用途视同销售”，补充至增值税法，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销售代销货物、对外投资等视同销售”补充至所得税法。通过采取这些改进和完善措施之后，第三种情形将消失，转而归属为第一类情形，也就是视同销售行为，这样有利于更好约束和规范各项活动，摆脱法律规定和务实工作存在的脱节现象，避免含义不清的情况发生，从而更为有效的约束和规范各项活动。
3.对相关规定的交叉部分进行改进和完善。交叉部分的存在不利于提高务实操作的时效性，难以有效规范和约束各项日常行为活动。对视同销售规定的交叉部分，尽量予以单元化，清楚分析二者关系，有利于相互协调。例如，将自产、委托加工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为明确相关规定的含义，确保规定详细具体，有必要将其进行拆分，分别作出规定，清晰表达二者的关系，有效指导日常行为和规定。[6]另外，采取这些改进和完善措施之后，还能更好协调两种税法之间的关系，明细二者之间的关系，达到有效改进和完善的目的，促进各项工作更好开展下去，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有效参考和依据。
（二）对尚无规定，可能出现的行为的协调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视同销售的表现方式更为复杂，种类更加丰富，这给相关工作的开展也带来新的挑战。对没有纳入规定的行为，也应该做好相互协调工作。会计法与税法协调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协调过程中需要以某种规定为参考，对其进行合理和适当调整，从而取得更好的效果。一般会计法规先行，对会计法规规定存在空白的内容，缺乏有效规范的业务类型，为弥补这种缺陷与不足，更好发挥规范作用和指导借鉴价值，应该首先完善和健全会计制度，建立完善的会计工作准则和日常规范，有效协调各方行动，发挥相应的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并且在此基础上考虑与税收的协调问题，确保相互间更好协调和完善，推动实际工作有效开展。对会计法规能有效规范和指导的业务，为减少业务差异，降低核算成本，税收法规应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与会计制度保持适当协调。也就是说，不管怎样，税收法应该与会计制度适当协调，作出明确规定，降低二者的协调成本，更为有效的规范和指导日常工作。[7]目前这种改进和完善思路在相关规定中已经具有体现，并为实际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启示与借鉴。例如，尽管相关规范要求对货物用于职工福利、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内容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企业根据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应用指南的规定，将其作为增值税视同销售处理。另外，为更好规范和约束企业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增加一些弹性规定，降低协调成本，有效协调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促进各项工作更为有效的开展下去，更好协调各项工作，为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有效开展提供保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尽管相关规定对视同销售行为进行规定，列出了具体的明细，能较好的指导日常工作顺利开展，也有利于规范日常各项活动，对企业的产品销售和企业日常经营具有指导作用。今后仍需要改进和完善，以更好规范企业经营活动，为他们日常经营活动创造良好条件，推动企业有效运营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关规定也会进一步健全完善，从而更好指导企业的纳税工作和日常销售活动，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各项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综合效益提高。
参考文献：
[3]王海默.浅析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对视同销售的规定[J].中国市场，2014（8）：103-104.
[4]黄珍力.视同销售行为的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处理差异浅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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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3-0105-02
我国税法与会计制度由于目的不同，在会计原则、处理程序和会计制度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而税法与会计制度又客观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两者相互作用与影响。2001年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提出，会计制度应与税收法规尽量保持一致，但税法与会计制度之间差异越来越多；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企业税务会计制度的完善，与国际接轨的趋势日益明显。因此，在完善我国企业税务会计制度中，探讨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及其对策是必要的，也是税法与会计两者协调的制度保证和税务会计的现实选择。
一、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类型与比较
企业税务会计模式是为实现企业税务会计的既定目标具有既定功能的标准式样。由于各国法律、经济体制、会计队伍等社会环境的不同，世界各国的企业税务会计模式不尽相同。
（一）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类型
1．财务与税务分离模式——英美企业税务会计模式。英美属于普通法系的国家，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法律条文本身，成文法只是对普通法的补充，适用的法律是经过法院判例予以的解释。作为法律之一的税法也不例外。所以，法律对经济的约束较笼统、灵活，而没有系统、完整地对企业的会计行为进行规范。
英美企业税务会计模式是典型的财务与税务分离模式，允许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差异的存在，财务会计有充分的独立性，不受税法的约束。企业税务事项由税务会计另行处理，无须通过对财务会计的纳税调整来实现。以股东投资人为导向，税法对企业财务会计所反映的收入、成本、费用及收益的确定产生直接的影响，各个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等都遵循财务会计准则，期末将会计利润（亏损）按税法规定调整为纳税利润（亏损）。
2．财务与税务合一模式——法德企业税务会计模式。法德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体系的特点是强调成文法的作用，在结构上强调系统化、条理化、法典化和逻辑性。实行该法系的国家往往通过完备的法律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法国企业财务会计的规范化就受到了诸如公司法典、证券法典和税法典的影响，所以法德的会计与法律关系十分密切，企业的自受到了很大限制，财务会计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税法的影响。
法德企业税务会计模式是典型的财务与税务合一模式，不允许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存在差异，财务会计被认为是面向税务的会计，税务当局是法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税法对会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以税收为导向，税法对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所反映的收入、成本、费用和收益的确定产生直接的影响，会计准则与税法（商法、公司法等）一致，财务会计处理严格按照税法规定进行。由于其计算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一致，所以无须税务会计调整计算。该模式强调财务会计报告必须符合税法的要求，税务会计也就无须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
3．财务与税务协调模式——日本企业税务会计模式。日本经济立法全面，近乎大陆法系。就会计规范而言，起重大作用的法规是商法、证券交易法、税法和会计准则。商法、证券交易法是会计规范的具体条文，有关会计的核算、账户及会计报告的编制、格式、审计要求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会计准则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原则性的内容较多，事实上是对商法、证券交易法及税法的补充。日本的会计处理是一种法律规范，但由于税法与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税务会计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纳税调整的形式。日本税务会计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既不像英美那样财务与税务分离，也不像法德那样财务与税务合一，是表现为依据税法对财务会计进行协调的会计，即税务会计是一种纳税调整的会计方法体系。
（二）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差异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经济贸易的不断扩大，税法与会计的目标越来越明确、具体，两者偏离呈扩大趋势。国际上的财务与税务的分离、合一、协调等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比较，如表1所示：
二、我国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
（一）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差异比较
构建我国的企业税务会计模式，应当根据国情，有别于他国。因为英美等国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单税制体系，其税务会计实际上是所得税会计。而我国是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复税制体系，不仅所得税方面针对永久性差异和暂时性差异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增值税的进项税额、销项税额在会计与税法的处理上也存在差异及调整问题。
此外，英美等国的会计准则由会计职业团体制定，与税法不存在主动协调的问题，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较大。而我国会计准则由财政部制定，在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存在着与税法主动协调的可能性，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之间的差异不会像英美国家那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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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环境。英美属于普通法系的国家，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法律条文本身，成文法只是对普通法的补充，适用的法律是经过法院判例予以的解释。作为法律之一的税法也不例外，所以法律对经济的约束较笼统、灵活，而没有系统、完整地对企业的会计行为进行规范。
3.会计核算规范管理形式。英美的会计核算管理形式是民间型，像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为自律机构，会计核算规范以公认会计原则为核心，立法对会计规范无直接影响，其财务报告体系从财务报表到会计信息披露，都是基于对投资者信息的有用性，全面反映与投资决策和现金流量相关的会计信息。
4.会计职业队伍的力量。由于英美国家政府的权力相对较分散，政府对会计管理体制的影响较弱，所以国家对会计监督体系十分重视；另外，英美的会计职业被认为是有发展前途的职业，会计人员的地位较高，他们大多素质高，敬业精神强，薪水优厚；再加上股东集团的力量，因此注册会计师被看成是经济警察，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英美属于投资者导向的会计模式，这种会计模式强调会计要保护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利益，所以其财务会计遵循公认会计原则，不受税法约束，会计计价方法和标准基本上反映了会计科学的客观性，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公允、真实。因此，为了适应纳税的需要，相应地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完全脱离公认会计原则，以税法的目标为基础，从税基的计算到税款的交纳始终贯彻税法规定的专门会计系统——税务会计。
二、法德的税务会计模式
法德的税务会计模式是典型的财税合一模式，不允许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差异的存在，财务会计被认为是面向税务的会计，税务当局是法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税法对会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要求一致，企业对会计事项的处理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这种税务会计模式形成的社会环境因素有如下几点：
1.经济体制环境。法国的经济体制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干预经济。其投资体制以企业为主体，但与英美不大一样的是由于证券市场不发达，政府在投资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公有化比重高，企业的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向公众发行的公债收入。其企业的组织形式以小型家族企业为主，但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交通、能源、通讯、运输等重要的国民支柱产业。而德国的公司大部分由银行控制或拥有。所以，法德对会计信息的公允、真实性要求相对较弱，会计的主要目标是满足国家对税务管理的需要。
2.法律环境。法德属于大陆法系国家。这种法律体系的特点是强调成文法的作用，在结构上强调系统化、条理化、法典化和逻辑性。实行这种法系的国家政府往往通过完备的法律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法国的企业财务会计的规范化就受到了诸如公司法典、证券法典和税法典的影响，所以，法德的会计与法律的关系十分密切，企业的自主权受到了很大限制，财务会计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税法的影响。
3.会计核算规范管理形式。法德的会计核算管理形式是行政型的，像法国体现企业会计准则的“会计总计划”由国家会计委员会制定，该委员会由政府组织与控制，在企业会计信息处理原则上主要维护政府的利益。“会计总计划”继承了大陆法系法典统一的传统，从会计基本原则、业务处理方法、会计账户到财务报表等，无一遗漏。
4.会计职业队伍的力量。由于法德中央政府权力相对集中，政府在会计管理中的力量相对强大，在会计的管理体制上，表现为政府在会计规范中占主导地位；另外，由于缺乏强大的私人股东集团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对注册会计师的要求远小于英美国家，所以法德国家的会计职业队伍的力量、规模以及能力都较弱，这为会计与税法的协调提供了条件。
法德属于政府（税收）导向的会计模式，这种会计模式强调会计要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服务，所以其财务会计受税法约束，强调为政府税收服务。其纳税申报必须与提交给股东的财务报表一致，税法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到企业财务报表的内容和形式。相对而言，财务会计信息对股东、债权人、企业管理当局的相关性（有用性）则不够，但由于政府是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亦是税收利益的既得者，所以在这一点上影响不大，企业应纳税所得与税前会计利润相差也不大，没有必要建立独立的税务会计。
三、日本的税务会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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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立足于微观层次直接面向企业，会计的具体目标或直接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营决策，同时它也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相连。而税收首先基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而对企业实施征收管理，更主要着眼于现实公平合理的税负和保证国家税款的及时征收。而就目前在全球范围上处理两者关系而言，无外乎两种模式：财税统一模式和财税分离模式。统一模式观点认为，应将税基完全建立在会计制度的基础上，或者将会计制度与税法统一起来，换句话说就是会计制度只是服从于税法的要求来规范具体经济业务的核算。分离模式观点则认为，会计与税收的目标不同，会计制度与税法存在着现实差异，主要为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并进行跨期所得税的分配，即建立以税法为依据的税务会计，不要求税法对会计制度的指导作用。税法和会计制度是独立发展的。
二、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法差异分析
1、利益主体不同
税法与会计制度之间的差异不是从来就有的。我国曾长期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税法、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三位一体，不会出现纳税的调整问题。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使企业各相关利益者从自身决策、利益分配和管理的角度出发对会计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制度下，投资人和征税人不再是同一主体，投资人更关心的是企业的盈利问题，而征税人更注重企业的纳税问题。因此，由于会计和税法分别遵循不同的原则、服务于不同的利益主体，所以也就决定了税法与会计之间必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
2、遵循原则不同
首先，在税款征纳方面，税法恪守于历史成本原则，而会计更倾向于公允价值原则；其次，会计准则强调以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核算的基础，但权责发生制带来的大量会计估计税法则不予承认；再次，会计制度频繁使用谨慎性原则，以适应企业稳健经营、规避风险的客观需要，而税法对谨慎性原则基本持否定态度，目的是为了避免让国家的税收利益来承担纳税人的经营风险。另外，会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来进行核算，这就是所谓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然而税法在确定计税依据时，更重视发票、索款凭证以及合同等，一般不将财务人员的主观业务判断作为计税依据。
3、规范内容不同
企业会计制度与税法属于经济领域中两个不同的分支，因而会计制度与税法在某些项目确认和计量标准上出现了差异。现举一个我们在日常会计与税法学习中常见的例子：固定资产折旧的年限与方法。首先，折旧年限问题，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按照管理权限，经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经理办公会等机构的批准，可以自行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而税法规定，除另有规定者外，固定资产都明确了计提折旧的最低年限。其次，折旧方法的差异，会计制度规定，直线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中任选一种都可以作为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折旧方法一旦确定，不得随意更改。而税法规定，纳税人可扣除的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只能采取直线法进行折旧计算。由此可见，会计准则是为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规范企业会计核算，真实完整地提供会计信息。税法是为了保证国家取得财政收入，依据公平税负的要求，对会计制度的规定约束和控制。
三、新会计制度与新税法“混双”模式协调发展
就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和财税体制的特点而言，我们不能一味地强求二者高度统一或完全分离。因此协调会计制度与税法改革是极其重要的，同时也是基于我国现状的必然选择。所以在遵循不违背原则和法规的基础上，应积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对税法与会计制度进行协调。
1、税法应放宽对企业会计方法的限制
放宽会计方法选择的限制有利于会计政策的灵活性，促进企业更新技术和增强竞争力。同时，税法应该有限度地放宽企业对风险的评估。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又不会伤及税基。因此，税法必须从增收与涵养税源的辩证关系出发，适度地放宽原有的限制。当然税法为防止企业利用会计政策而达到调节纳税、偷税漏税的目的，可以规定企业发生会计政策变更时，必须报请税务机关批准或备案，对计提各种准备的条件和比例做出相应的规范，也可以规定政策使用年限或处罚条例。
2、会计制度应积极与税法相配合
在会计制度确立与执行中应充分考虑税务部门对会计信息的需要，同时尽可能缩小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另外，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确定税法与会计制度统一或分离程度时应区别对待。
3、完善我国税务会计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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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会计准则的概念
新会计准则主要是指财政部在我国人民大会堂的新的会计准则体系，于2007年1月1日起于上市公司中开始执行。之后，在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下，新会计准则也在不断地进行全面的梳理、调整与修订。直至2014年年初，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财政部门又对新会计准则体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整与完善.并以此来提高财务报表质量和会计信息的透明度，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而从2014年我国财务部对新会计准则的修订情况来看，其修订颁布的制度体系主要有《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准则》、《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等。尤其是在新修订的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准则属于其中的亮点，而公允价值方法及公允价值原则在企业的存货、货产减值、股份支付等多个方面均有涉及，在各类资产市场交易条件日趋完善的情况下，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计量也会越来越成熟，在公允价值准则的应用下使企业的会计处理更加规范、标准。
(二)税法的概念
税法主要是指国家所制定的，用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制度。其作为国家及纳税人依法征税、依法纳税的行为准则，起着保障国家利益以及纳税人合法权利、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正常、保证税收秩序正常的作用。而税法作为税收的法律表现形式，具有三点特征:其一为固定性，是指在进行征税前，以法的形式预先规定了课税对象、课税方法、课税额度等;其二为无偿性，是指在国家征税之后，税款即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再归还给纳税人，也不必再支付任何的报酬;其三为强制性，是指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利用相应的法律、法规等形式对征收捐税加以规定，并以法律作为依据强制征税。
三、会计准则同税法之间的差异
(一)发展速度之间的差异
从当前形势来看，新会计准则与税法在发展速度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在资本市场的飞速发展下，我国的新会计准则也在跟随形势快速发展，并加快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速度。但税法主要是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因此相较于我国的新会计准则而言，税法更加具有中国特色。
(二)服务对象之间的差异
会计准则与税法服务对象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企业会计准则所提供的会计报表主要是为企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企业管理人员、政府部门及债权人、投资人、其他利益相关者服务的;税法所提供的征税政策主要是为纳税人提供计税服务的，是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合理而服务的法律法规。
(三)目的之间的差异
虽然新会计准则与税法均是由我国相关的机关部门制定的，但两者的出发点与目的还是有明显不同的。例如，新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是期望能够对大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起到规范作用，以便能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而税法的制定主要是用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纳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以保证国家利益与纳税人合法权益不会受到侵犯。
(四)规范内容之间的差异
会计准则与税法之间遵循的规则、规范的对象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会计准则的规范内容主要是指对企业会计核算的规范，以保证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正确性与完整性，最终为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济效益的发展奠定坚实地基础;而税法规范内容主要为对国家征税机关与纳税人行为的规范，其在具备无偿性、强制性、固定性的情况下，合理地解决社会财富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均衡分配，最终达到促进社会经济体系稳定、长效发展的作用。
四、会计准则与税法之间的协调
通过对上市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之间差异的分析，为促进两者的均衡发展，笔者认为，应该通过有效的措施协调会计准则与税法之间的差异。
(一)会计准则同税法实务方面的协调
会计准则同税法实务方面的协调，主要是指企业会计在核算所得税时，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其进行核算处理，具体流程如下。
一是企业会计在所得税的核算过程中，先确实负债项目及其他资产(其他资产主要是指排除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后的所有资产)的账面价值。之后，再严格依据新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对资产负债表中的实际金额进行核算，以此来体现企业的负债与资产的账面价值。二是根据企业的所得税法，将当期事项或交易应缴纳的所得税详细、正确地计算出来，且基于企业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应该采取最为适宜的税收法规，将会计利润作为基础，对纳税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从而得出比较准确、客观的纳税所得额。三是企业利润表主要是由当期所得税与递延所得税两大部分所组成的，为保证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能够协调，在对当期所得税与递延所得税确定之后，对两者进行合理的加、减运算，最终得到企业利润表的所得税费用。
(二)会计准则同税法理论基础方面的协调
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制度体系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但两者又属于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企业新会计准则与税法在建立、实施、修正过程中可以进行互相借鉴，彼此帮助，以便能使两者在应用时能起到更好的效果。而会计准则同税法之间的借鉴或帮助，主要体现在对两者理论基础的协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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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立足于微观层次直接面向企业,会计的具体目标或直接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营决策,同时它也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相连。而税收首先基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而对企业实施征收管理,更主要着眼于现实公平合理的税负和保证国家税款的及时征收。而就目前在全球范围上处理两者关系而言,无外乎两种模式:财税统一模式和财税分离模式。
通统一模式观点认为,应将税基完全建立在会计制度的基础上,或者将会计制度与税法统一起来,换句话说就是会计制度只是服从于税法的要求来规范具体经济业务的核算。分离模式观点则认为,会计与税收的目标不同,会计制度与税法存在着现实差异,主要为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并进行跨期所得税的分配,即建立以税法为依据的税务会计,不要求税法对会计制度的指导作用。税法和会计制度是独立发展的。
二、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法差异分析
1、利益主体不同
税法与会计制度之间的差异不是从来就有的。我国曾长期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税法、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三位一体,不会出现纳税的调整问题。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使企业各相关利益者从自身决策、利益分配和管理的角度出发对会计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制度下,投资人和征税人不再是同一主体,投资人更关心的是企业的盈利问题,而征税人更注重企业的纳税问题。因此,由于会计和税法分别遵循不同的原则、服务于不同的利益主体,所以也就决定了税法与会计之间必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
2、遵循原则不同
首先,在税款征纳方面,税法恪守于历史成本原则,而会计更倾向于公允价值原则;其次,会计准则强调以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核算的基础,但权责发生制带来的大量会计估计税法则不予承认;再次,会计制度频繁使用谨慎性原则,以适应企业稳健经营、规避风险的客观需要,而税法对谨慎性原则基本持否定态度,目的是为了避免让国家的税收利益来承担纳税人的经营风险。另外,会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来进行核算,这就是所谓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然而税法在确定计税依据时,更重视发票、索款凭证以及合同等,一般不将财务人员的主观业务判断作为计税依据。
3、规范内容不同
企业会计制度与税法属于经济领域中两个不同的分支,因而会计制度与税法在某些项目确认和计量标准上出现了差异。现举一个我们在日常会计与税法学习中常见的例子:固定资产折旧的年限与方法。首先,折旧年限问题,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按照管理权限,经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经理办公会等机构的批准,可以自行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而税法规定,除另有规定者外,固定资产都明确了计提折旧的最低年限。其次,折旧方法的差异,会计制度规定,直线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中任选一种都可以作为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折旧方法一旦确定,不得随意更改。而税法规定,纳税人可扣除的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只能采取直线法进行折旧计算。由此可见,会计准则是为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规范企业会计核算,真实完整地提供会计信息。税法是为了保证国家取得财政收入,依据公平税负的要求,对会计制度的规定约束和控制。
三、新会计制度与新税法“混双”模式协调发展
就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和财税体制的特点而言,我们不能一味地强求二者高度统一或完全分离。因此协调会计制度与税法改革是极其重要的,同时也是基于我国现状的必然选择。所以在遵循不违背原则和法规的基础上,应积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对税法与会计制度进行协调。
1、税法应放宽对企业会计方法的限制
放宽会计方法选择的限制有利于会计政策的灵活性,促进企业更新技术和增强竞争力。同时,税法应该有限度地放宽企业对风险的评估。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又不会伤及税基。因此,税法必须从增收与涵养税源的辩证关系出发,适度地放宽原有的限制。当然税法为防止企业利用会计政策而达到调节纳税、偷税漏税的目的,可以规定企业发生会计政策变更时,必须报请税务机关批准或备案,对计提各种准备的条件和比例做出相应的规范,也可以规定政策使用年限或处罚条例。
2、会计制度应积极与税法相配合
在会计制度确立与执行中应充分考虑税务部门对会计信息的需要,同时尽可能缩小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另外,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确定税法与会计制度统一或分离程度时应区别对待。
3、完善我国税务会计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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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对税法的定义和分类我们看出,税法主要是规定国家、纳税人在权利义务中的关系;规范企业、个人在经济中的行为,调节国家、企业、个人在经济中的经济利益,进而促进经济的协调有序发展。
二、税法的微观经济调节作用
税法的微观经济作用是通过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和调节来实现的。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是通过生产、输送、销售、收入来实现的;个人是通过收入、消费等经济行为来参与经济活动。
企业所得税,是以企业的利润为征税依据,有利于国家加强税收财务监督。企业所得税反映着企业经营收入的来源,税法依次可以对企业的经营进行必要的干预,使企业经营做到有法可依,经营规范,维护市场经济规律,制止违法不正当经营的出现。为经济的平稳正常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和环境。在对外贸易中,关税的调节更为明显,通过对进出口商品征收的税率不同,以促进调节我国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出口退税更有利于保护我国外贸企业发展,进而促进产品的出口,提高我国外汇储备和国际影响力。对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国外资源和高科技产品提供低税率,可以弥补我国经济发展的不足,平衡供需矛盾,维护经济平稳发展,并且利用高科技产品来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来发展我国经济,以保障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同时对国外进口的非必需品征收较高税额,以保护国内企业的发展。
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是以针对个体经济体的经济行为为征收对向的。个人所得税有利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均,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矛盾的突发,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同时个人所得税有利于规范个人的经济行为,有利于国家税收的增加。消费税是对个体的消费对象以及消费行为征收的税种,消费税具有目的性强,灵活度高,便于实施的特点。对人们日常生活行为进行规范的一种举措,包括对奢侈品,非必需品,高耗能产品为征税对象,进而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同时达到调节消费,规范经济的目的。消费税个人的调节主要包括对人们不良消费习惯的调整,表现在烟酒等非必需品征收高额税收,对这些产品的征收有利于民众健康,有利于社会正常秩序的发挥,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同时消费税有利于调节不均匀的收入所得,比如对奢侈品征收高额税赋。
通过税法对企业和个人的影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进一步规范,税法的调节作用维护着微观主体的持续平稳发展,并为之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税法的宏观经济调节作用
税法是国家保证财政收入的重要法律依据,在经济活动中也是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关系的准绳。最重要的是,税法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制定政策措施,实施宏观调控的有效工具。税法的宏观经济调节主要表现在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国内再就业的增加、经济总供需平衡三个方面:
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亚当・斯密提出“税不重征”,主张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的发展,其主要工具是以税收为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随后的供给学派则认为低税收促使人们工作积极性提高,从而使劳动的供给增加,进而增加税收的基数;同时他们认为较低的税率可以促进投资的增加,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促进着经济的增长。以上三种观点都可以看出良好的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规范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有利于企业的投资,进而有利于经济的整体增长,促进着资源的最大有效配置,维护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发展。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税收的征收要有度,不能为了短期效益而“竭泽而渔”,如果那样,经济发展会缺少动力,经济会负增长,导致大量失业的产生,社会经济发展将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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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法的类型化在执法环节的体现
税法的类型化在执法环节的体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利用类型化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增加了我国税法和不同税收有关体系和机构的责任明确性，明确了不同机构和单位的管理职责、管理范围。其二，在利用类型化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增加不了对不同执法主体的关注度，给予 不同主体不同的要求，依据不同对象和主体的实际情况，给予其不同程序要求，例如：税务机构对具有不同经营规模的企业，给予不同账户构建要求。其三，在利用类型化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对于出口退税环节来说，对于具有不同信誉度的企业，给予其不同的申请要求和优惠条件。其四，在利用类型化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对于税务缴纳错误的问题，要依据其不同主观变现和错误情况，公平对待，辩证对待，来实现税收管理的公平性。
二、主要功能阐述
站在整体角度来看，税法类型化和传统的税法构成没有过多联系性，但是这并不能忽视其自身的实际应用价值，对税法的功能进行分析和阐述，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功能。其一，增加税法原则的实际应用性。税法原则是税法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国家法制的体现，是人们群众保证自身利益的体现，在我国税法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对于税法原则的内容和篇幅来说，其具有普遍性和大范围实际应用性，进而缺失相应的针对性，导致税法原则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难度较大，严重影响了税法的发展和贯彻，降低了税法的实际应用性，把类型化和税法进行整合，可以把税法原则的广泛性进行分类和归纳，增加了税法原则的针对性。税法的类型化，可以体现税法的主要理论依据和本质特征，依据本质特点，来进行针对性的管理和能运作，增加了税法的完善性，避免因为税法概念的局限榇来的法律不良影响，完善了法律漏洞，增加了整个税法法律体系的严密性，保证税法的权威性。其二，增加了税法的行政管理效率。税收的效率是其税法的主要理论依据的体现，内容主要包括经济与行政的效率。对于行政效率来说，其运作关系较为复杂，运作主体较繁琐，需要保证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由于行政作业，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案件数量的增加，税法被反复应用等等，为行政效率带来极大影响。利用类型化和行政作业整合发展，提高了税收的紧急利益收入，减少了税收机构压力，增加了纳税人和收税人对税收的理解。
三、实际应用阐述
首先，对于税法类型化来说，其主要是建立在税法的基础上，把税法较为抽象和繁琐的内容进行分析和阐述，进行补充和说明，是增加人们对税法理解度的主要理论依据，增加人们对税法的理解度，保证税法的实际应用性。进而对于税法和类型化来说，类型化仅仅是对于税法的辅助工具，不可以忽视税法原则的主要性。其次，类型化和税法的整合运作具有严格要求，其不是随意的和没有条件的，假使税法和类型化的整合应用是较为随意的，将会降低税法的法律性和规范性，带来严重后果。对于税法和类型化的应用，类型化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不是无限度的运作和延伸。与此同时，类型化在实际运用时，税法首先要为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增加其公正性和合理性，表面类型化缺失税法理论依据，而失去实际应用价值，降低在公众心中的实际应用性。最后，也要注意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增加对类型化形式上的关注度，降低实质性的类型化影响，保证纳税人的合理应用性，给予纳税人可行性途径，保证其具有足够理论空间来与类型化进和辩证，保证纳税主体和缴税机构否认公平性，保证各自具备平等的社会地位。
四、结论
类型化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具有创新性和时代性的特点。类型化在当下税收环节应用较为广泛，完善了税收体系的发展弊端，保证了税收作业的高效运行。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类型化仅仅是税收的辅助工具，对税法原则具有补充和阐述的作用，其是建立在税收原则基础上展开运作。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税收原则才是关注重点。反过来说，这也不可以忽略类型化的优势，进而在类型化实际应用时，首先要保证 不要喧宾夺主，但是也 不可以忽略类型化积极性作用。
参考文献：
[1]叶金育，熊伟.民法规范进入税法的立法路径――公法与私法“接轨”的规范配置技术[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04）：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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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税法的客体。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客体包含着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国际税法中的征税对象，它不仅包括跨国所得，还包括涉外性的特定财产、遗产以及进出口商品流转额等。[2] 第二层面的客体是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国际税收收入或称国际税收利益。[3]
（3）国际税法的主体。有学者认为，从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国际税法的主体可以分为国际征税主体、国际纳税主体和国际税收分配主体；从主体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国家、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4] 有的学者则认为，国际税法的主体有三方，即跨国纳税人、收入来源国和跨国纳税人的居住国。[5]
（4）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既包括国际法规范，又包括国内法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或冲突法规范。此外，国际税法中实体法规范和冲突法规范的并存还决定了其在调整方法上必然具有“兼备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方法”的特征。[6]
（5）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对涉外税法的基本原则，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主要包括三条：①维护国家和经济利益；②坚持平等互利；③参照国际税收惯例。而关于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学界的意见也较统一，认为主要有两条：①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②公平原则。只是有学者认为，将公平原则总结为“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中的平等互利原则”[7] ，或仅指“征税公平原则”[8] 是有失全面的。国际税法的公平原则应包括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中的公平原则（简称“分配公平原则”）和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公平原则（简称“征纳公平原则”）。 [9]
2.国际税法与税法、涉外税法间的关系
在国际税法与国内税法、涉外税法间的关系上，我国学者持有不同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1）按照税法的主体和适用范围不同，将税法分为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法，这是最普遍的观点。其中又分为两种。一种主张涉外税法是国内税法的一部分，不属于国际税法；[10] 同属此种但又稍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国家税法按其实施范围可分为国内税法和涉外税法，涉外税法是国际税法产生的基础，但又在法律关系主体、制定者与实施方法、规范的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区别于国际税法。[11]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采国际税法狭义说的。另一种则认为涉外税法既是国内税法的一部分，又是国际税法的法律渊源之一，大部分国际税法学者都持这一观点，[12]这也是目前的主流观点。（2）按税法的适用范围划分为国内税法、涉外税法、国际税法、外国税法等，并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并可以相互转化的。[13]这种分类方法的偏误在于所划分的税法的制定主体不统一，对国内税法和涉外税法而言，其所划分的是单个国家的税法；对国际税法而言，针对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间具有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国家；对外国税法，又是从单个国家与除其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间的关系来说的。
我们主张：（1）税法是指一国所有有关税收的法律规范，从法律渊源看，包括该国国内税法（具体又有税收宪法性规范、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税收法规等）和该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是国际税收条约和其他国际条约中有关税收条款的统称）以及该国承认和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还有相应效力等级的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税收的条款。（2）涉外税法是指一国国内税法中具有涉外因素的税收法律规范，包括涉外税收实体法和涉外税收程序法等，它与所对应的非涉外税法的交叉部分即为既适用于涉外纳税人又适用于非涉外纳税人的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也就是所谓的“相对的涉外税法”。 [14]（3）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针对单个国家而言，包括该国的涉外税法、该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以及该国承认和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此时，税法完全包括国际税法，因为一国国际税法之正式法律渊源必同时亦为该国税法之法律渊源。国际税法也可以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而言，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各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以及各国承认和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此时，国际税法和其中任一国的税法是交叉关系，其所交叉部分即为“该国的国际税法”。[15]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一国国内税法与国际税法的划分，其所交叉部分为“该国的涉外税法”。 [16]
以上是就部门法的角度而言的，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看，税法学应完全包括国际税法学。而法学研究的范围必然超过具体部门法的法律规范的内容，所以，国际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和国际税法学作为一个法学学科是不同的，后者的研究范围大大超过前者规范体系的内容。[17]
（二）wto与中国涉外税法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开始引起法学界的重视。但是由于税法学本身的力量不足，目前对“wto与中国涉外税法”研究十分深入的成果不多。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税收学界、特别是国际税收学界对此十分重视，并相继有一批成果面世。鉴于两个学科紧密的关联度，我们在本部分评述中的视野已经合理地超出了国际税法的学科界限。
中国加入wto除了对经济体制产生影响外，对于我国法律制度的影响也将是巨大而深远的。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每一个成员保证其法律、规则和行政程序与wto协定及其所附各协议中的义务相一致，而中国目前的国内相关立法在不少领域都与其存在差距甚至冲突，因此，修改与wto规则相冲突的国内立法，尽快制定wto所要求的相关法律已是刻不容缓。
与wto对上述法律部门全方位的直接冲击相比，中国加入wto对税法的影响除了关税法之外相对间接得多。研究如何利用wto的现有规则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关税在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产业方面的作用，是关税法改革面临的重大议题。
有的学者认为，关税减免既不符合国际经贸惯例，也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国民待遇原则，且造成了国内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应逐步取消各种减免优惠政策，在此前提下降低关税水平，消除名义税率与关税实际征收率之间的差距，同时优化关税结构，以体现我国的产业政策。另外，应当改变中国原有单一的关税结构，建立包括从价税、从量税、季节税、复合关税、紧急关税等在内的特殊关税制度，建立我国反倾销、反补贴法律体系，以期达到对本国产业、产品和国内市场适度保护的目的。[18]
我们认为，与普通关税法相比，wto对反倾销税法和反补贴税法关注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19]
学者们还热烈地讨论了中国涉外税法与世贸组织规则的积极冲突以及防治对策，比较一致的结论是，wto的各项协议和各项规则性文件中，同税收密切关联的是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此外还有关税减让原则、反补贴、反倾销原则、透明度原则、例外原则和发展中国家优惠原则。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中的确存在着若干与wto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地方，如用税收支持“以产顶进”和“以出项进”；按出口业绩减免税；进口产品税负高于国产产品；进口项目投资抵免限于国产产品；即征即退限于某些企业的国产产品等。为此，应对现行税法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对明显属于违反wto原则和规则的规定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有的要立即主动调整、改革，有的可在过渡期内稍加缓冲，还有的如果不造成其他成员国经济损害，而又确需保留的，也可暂时保留，待有关成员申诉时再做处理。[20]
另外，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也是近年来学者们援引wto国民待遇原则经常予以关注和批评的话题，认为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层次过多，税收优惠方法单一，对产业政策体现不够等。[21]
最后，wto关于法律的透明度和统一实施要求对中国税法的建设无疑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与中国税法发生摩擦。 [22]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加入wto对中国税法的直接冲击并不大，除了关税法的改革必须亦步亦趋地与中国在“入世”谈判中所承诺的义务保持一致外，其余的方面可以根据形势通过微调加以解决。但是，这绝不意味着wto对中国税法的影响就此为止，恰恰相反，与加入wto对中国税法的制度性影响相比，[23]wto所代表的世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及其内含的经济自由化、一体化及法治化观念对中国税法的冲击更为长远和持久。中国税法除了考虑如何修改旧法或制定新法以保持与wto规则的一致外，更需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积极有效地发挥作用。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强化为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服务，加强税收法治、促进依法治税，在努力维护税收的同时积极与国际接轨，是wto对中国税法在观念上的最高层次的冲击。[24]
（三）电子商务与国际税法
随着全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网络贸易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交易形式。由于网络贸易与传统的交易方式大相径庭，许多活动已经从“有形”变成“无形”，从而使税法上的许多程序性要素，如纳税地点、纳税环节等非常难以确认，同时也很难确定哪个国家当然
享有税收管辖权，使税法、特别是国际税法遭受了很大的挑战。电子商务在某些方面与传统的国际税法基础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也使得世纪之交的国际税法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5]
1.关于国际税收管辖权的确定标准
常设机构的确定直接关系到经营所得来源地的确定，以及相关主体税收管辖权的行使。在电子商务中，人们往往通过网站、服务器、远程通讯设备直接进行交易，而不一定非要在他国设立传统意义上的“常设机构。[26]而对于这类基础设施是否构成常设机构，各国往往根据本国的利益加以判断和确定。如美国、日本等技术出口强国就持否定态度，不主张由所得来源地征税，而一些技术进口国则坚决主张将这类设施视为常设机构，以保证自己拥有优先的属地税收管辖权。这种分歧的存在使得传统的管辖权理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税收纠纷自然难以避免。
住所是判断自然人和法人居民身份的重要标 [27]但是，跨国网络经营却动摇了传统的“住所”的基本概念。外国公司通过国际互联网在内国的活动通常不需要设立住所，因而很难对其行使管辖权。由于不需要在固定地点办理机构的设立登记，而地点本身是变动不居的，因而传统的登记地、管理控制地、总机构所在地等确定居民的标准同样难以把握，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尖锐。
2.关于征税对象的发展
信息社会的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扩大征税对象的范围，同时也会使商品与服务的区别日趋模糊，从而增加征税的难度。如文字作品、音像作品、电脑软件改变传统的书籍、磁带或光盘的形式，而在数字化后直接通过网络销售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信息加密技术的发展和易于传输复制的特性更使征税机关很难确定征税对象的具体性质。一项所得究竟属于营业所得、劳务所得还是投资所得、资本利得，适用税率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对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的国家无疑是一种冲击。
3.关于税收征收管理
首先，网络贸易“无纸化”程度越来越高，而电子账簿、凭证易于篡改且不留痕迹，税收征管、稽查逐渐失去了“物化”的纸制凭证基础，难度急剧增加。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电子货币”、“电子银行”的发展使得交易越来越隐秘，大大超出了现时征税机关的稽核能力。其次，网络的发展为厂商之间及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从而严重削弱商业的中介作用，也使得税法上久已形成的代扣代缴制度的作用受到削弱，对税收征管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后，由于无法对一些无形的凭证贴花，因而很难对这些凭证采用贴花的方式征收印花税，甚至应否对“无纸化”的交易凭证征收印花税都有人表示怀疑。
4.网络贸易征税问题
对于网络贸易应否征税，如何征税，这是当前争论较大，也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欧盟基本持肯定态度，但主张不开征新税（如比特税等），[28]而是充分利用原有的税种，对现行征税范围加以扩大。美国历来坚持网络空间的技术特点，强调对网络贸易实行宽松的税收政策，主张遵循税收中性原则，对与因特网有关的商务活动广泛免税，特别是对网络贸易给予免税。我国学者对网络贸易的征税问题基本上持赞同意见，这里既有税收公平原则的考虑，更有国家利益的衡量。就前者而言，网络贸易的特殊性仅在于它是一种数据化的交易，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交易行为的本质，征税理所应当。况且，如果对一般的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征税，而对网络贸易免税，这明显是对传统贸易的税收歧视。从后者来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信息优势不强，如果顺应发达国家的要求放弃对网络贸易征税，可能会影响国家财政利益。为此，有的学者特别强调，我国对网络贸易征税应兼顾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公平原则要求不分贸易的具体形式，一视同仁地征税；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不至于阻碍国际网络贸易的发展。在税收管辖权方面，反对单一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原则的适用，坚持属地管辖权原则优先，居民管辖权原则为辅。同时必须有效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完善税收征管，强化税务稽查。[29]
总而言之，虽然目前有关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税法挑战的著述非常多，对国外的各种学理和官方观点都有所了解，对税法面临的问题也深有体会，但是，在发现问题的同时能够提出应对之策的较少，特别是对
（四）国际避税的概念与性质
国际避税与国际双重征税是国际税法研究的两大主题。对于国际双重征税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案，学者们在大的方面也无明显分歧。但从理论界的论争中我们看到，人们对国际避税的概念，特别是国际避税是否合法还很难达成一致。正是由于国际避税概念的内涵上不确定，对国际反避税的方法、手段等就难以达成共识。
有学者认为，尽管避税行为在形式上并不违反税法，但它实际上是违反税法的宗旨的，因而不是税法所鼓励和提倡的行为。该学者对转让定价这种重要的避税手段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介绍，并认为我国在完善转让定价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应当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分开，对无形资产交易单独实行税法规制；（2）应扩大无形资产的范围，同时引入新的“利润分割法”；（3）应规定情势变更原则，允许特殊情况下的事后调整，尤其是在无形资产的转让所得方面；（4）由于我国境内非单一的税收管辖权并存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消除，因此同样还要注意仅在国内经营的企业的转让定价问题。[30]学者们倾向于通过划清其与国际逃税、国际节税的界限，实现对国际避税概念的准确定性。如有学者认为，“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差别，或有关税收协定的条款，采用变更其经营方式或经营地点等种种公开的合法手段以谋求最大限度减轻其国际纳税义务的行为。而国际逃税则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国际税收管理合作的困难与漏洞，采取种种隐蔽的非法手段，以谋求逃避有关国际税法或税收协定所规定应承担的纳税义务” . [31]有的学者认为：“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通过某种形式上不违法的方式，减少或躲避就其跨国所得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的行为。而国际逃税是指纳税人采取某种非法的手段或措施，减少或躲避应承担之纳税义务的行为。”[32] 还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租税规避，依其适法性可分为合法节税行为、非违法之避税行为和违法之逃税行为，三种行为都属于避税，但法律性质不同。[33]
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角度分析了转让定价行为的法律性质，认为转让定价是行为人利用经济往来的意思自治即契约自由原则，滥用法律事实形成之自由，使法律意义上的资产、收益的受益人徒具虚名，经济成果的享用归属于他人，是一种利用法律漏洞的租税规避行为。转让定价违背了实质课税原则、税收公平负担原则、应能负担原则，但却是对租税法律主义原则的维护。故出于对国家法安定性和预测可能性的肯定，应确认转让定价在“实然”意义上是一种法无明文禁止规定的避税行为，但通过立法机关对税法的不断完善，将实现对其“应然”意义上为非法逃税行为的定位。[34]
我们认为，国际避税是避税活动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和发展，它是指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的差别，或者是一国内不同地区间、不同行业间税负的差别，采取非法律所禁止或者法律所禁止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轻其纳税义务的行为。国际避税不一定合法，就其性质可分为合法避税与违法避税两种情形，前者是指国际税收筹划，后者是指国际逃税，反国际避税实际上就是反国际逃税。而反国际逃税最有效的法律措施就是转让定价税制、避税港对策税制、防止国际税收协定滥用三位一体的综合运用。[35]
「注释
[1]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那力：《国际税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陈治东主编：《国际经济法专论》（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而狭义说则主张国际税法调整对象仅限于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不包括涉外征纳关系。
[2] 这是一种广义的观点，另见王传纶主编：《国际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页。狭义的观点则认为，国际税法的客体就是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而关税法等流转税法不包括在国际税法中。参见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3] 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4]参见刘剑文：《国际所得税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5]参见那力：《国际税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6]参见刘剑文：《国际所得税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7]陈安：《国际税法》，鹭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8页；参见罗晓林、谭楚玲编著：《国际税收与国际税法》，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175页。
[8]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9]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一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10]参见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11参见邓建煦、刘文珠：《涉外税法与国内税法、国际税法的比较》，《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5期。
[12]严振生编著：《税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5页；许建国等编著：《中国税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页。
[13]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14]参见张勇：《国际税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5]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国别性”相当明显，与其称之为“国际税法”，不如称之为“某一国的国际税法”。参见何江主编：《法学知识》，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87页。
[16]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17]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18]参见洪慧民、陈立梅：《试论我国关税现状及其改革》，《财经研究》1999年第11期。
[19]参见本书《wto体制下中国税法发展的基本趋势》一文。
[20] 参见涂龙力、王鸿貌：《加入wto与我国税收法制体系的调整》，杨志清：《“入世”与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马维胜：《“入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及对策》，庞风喜：《论我国加入wto的税收应对措施》，同载《税务研究》2000年第6期。另见邝荣章：《中国加入wto对我国税制的影响及对策》，《涉外税务》2000年第10期；王诚尧：《wto规则对税收的要求及调整》，《涉外税务》2000年第8期；王选汇：《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认识要准确定位》，《涉外税务》2000年第7期；吴俊培：《论我国加入wto的税收应对措施》，王选汇：《加入wto调整国内税收的基本思路和重点》，同载《涉外税务》2000年第6期；王裕康：《wto与各国国内税制的趋同》，《涉外税务》2000年第12期。
[21]对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可参见本书《国民待遇与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之改革》、《wto与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之改革》等文。
[22]参见涂龙力、王鸿貌：《加入wto与我国税收法制体系的调整》，《税务研究》2000年第6期。
[23]即wto成员不仅在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上受到wto各项规则制度的拘束，而且其他相关国内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方面也受到wto制度的影响。参见萧凯：《wto的制度性影响及其法律分析》，《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
[24]参见刘剑文：《加入wto对我国税法的影响》，《税务研究》2000年第6期。
[25] 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张守文：《财富分割利器——税法的困惑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337页；廖益新：《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及对策》，《东南学术》2000年第3期；王欢：《电子商务税收中的“常设机构”原则探析》，《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朱炎生：《跨国电子商务活动对常设机构概念的挑战》，刘永伟：《论电子商务的国际税收管辖权》，同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3卷，第277－305页；王裕康：《电子商务对税收协定重要概念的影响》，《涉外税务》2000年第6、7期；许正荣、张晔：《论网络贸易中的国际税收问题及对策》，《涉外税务》2000年第2期；程永昌、于君：《国际互联网贸易引发的税收问题及对策》，《税务研究》1998年第3期；刘恰：《电子贸易对国际税收制度的影响》，《经济科学》1998年第6期；那力：《电子商务与国际税收》，《当代法学》2001年第3期。
[26]指导国际间制定税收协定的《un范本》和《oecd范本》都规定，“常设机构”是指一个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场所。
[27]参见杨斌：《个人所得税法居民身份确定规则的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7期。
[28]“比特税”构想最早由加拿大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提出，其后由荷兰学者卢？索尔特于1997年正式向欧盟提出方案，建议按电脑网络中流通信息的比特量来征税，且对于在线交易和数字通信不加区分，统一征收。方案提出后，引起了学者及政府官员的广泛讨论，意见分歧较大。许多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其过于草率。如从税收要素上看，该税的征税对象是什么，税目包括哪些，哪些可以征税，哪些应当免税，国际税收管辖权如何划分，重复征税如何解决等，都有待研究。参见董根泰：《国际税收面临电子商务的挑战》，《涉外税务》1998年第3期。
[29]参见张守文：《财富分割利器——税法的困惑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7页。
[30]参见张守文：《财富分割利器——税法的困惑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7页。
[31] 参见葛惟熹主编：《国际税收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32]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篇11
一、西方发达国家税务会计
模式的比较一般认为税务会计是以国家现行税收法令为准绳、以货币计量为基本形式，运用会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连续、系统、全面地对税款的形成、计算和缴纳，即税务活动引起的资金运动进行核算和监督的一门专业会计。在西方发达国家，税务会计受其经济体制、法律环境以及会计规范方式等的影响，形成了三种税务会计模式。
1.英、美独立税务会计模式。
英、美的税务会计模式是典型的财税分离模式，其特点为:允许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差异的存在，财务会计有充分的独立性，不受税法的约束。纳税人的税务事项由税务会计另行处理，无须通过对财务会计的纳税调整来实现。
形成这种税务会计模式的环境因素主要有:①从法律环境看，英、美属于普通法系的国家，适用的法律是经过法院判例予以解释，成文法只是对普通法的补充，税法也不例外。所以法律对经济的约束较笼统、灵活，也没有系统、完整地对企业的会计行为进行规范。②从经济环境看，英、美是“自由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投资体制以企业为主，市场决定供求，企业的组织形式以股份制企业为主，遵循公认会计原则，企业的纳税按税法进行，财务会计的主要目的是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③从会计规范方式看，英、美的会计规范以公认会计原则为核心，立法对会计规范无直接影响，基于会计信息对投资者决策的有用性，财务报告全面反映与投资决策和现金流量相关的会计信息。
英、美的“投资者导向型会计模式”强调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财务会计遵循公认会计原则，不受税法约束，会计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公允、真实。因此，该模式有利于财务会计的完善和税务会计的形成。具体表现在:①财务会计能够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税务会计在此基础上调整确认纳税销售、纳税所得，使之符合税法的要求。②财务报表能够满足真实、公允的要求，而税务会计可依照税法的规定详细列明调整项目，编制税务报表。③财务会计不受税法的制约，而按公认会计原则的要求进行核算，可使会计准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④税务会计对财务会计的处理结果进行调整，使之符合税法的要求，促成了税务会计的形成和不断完善。
该模式的缺点是，将导致会计销售、收益与纳税销售、纳税所得不一致，因此，计算应纳税款时，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调整。尽管如此，由于该模式能发挥财务会计、税务会计各自的作用，它还是被各国广泛应用。
2.法、德的合一税务会计模式。
法、德的税务会计模式是典型的财税合一模式，其特点是:财务会计被认为是面向税务的会计，税务当局是法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税法对会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要求一致，不允许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差异的存在，企业对会计事项的处理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
形成这种税务会计模式的环境因素主要有:①从法律环境看，法、德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成文法的作用，政府往往通过完备的法律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会计与法律的关系十分密切，财务会计受到诸如公司法典、证券法典和税法典的影响。②从经济环境看，法国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干预经济，投资体制以企业为主体，但政府在投资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企业的组织形式以小型家族企业为主，但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交通、能源、通讯、运输等重要产业，而德国的公司大部分由银行控制或拥有。所以，法、德会计的主要目标是满足国家对税务管理的需要，而对会计信息的公允、真实性要求则相对较弱。③从会计规范方式看，法、德的会计制度是行政型的，强调会计要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服务，如法国的“会计总计划”由国家会计委员会制定，财务会计受税法约束，强调为政府税收服务，税法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到企业财务报表。
法、德的“政府(税收)导向型会计模式”强调其纳税申报必须与提交给股东的财务报表一致，企业应纳税所得与税前会计利润相差也不大，没有必要建立独立的税务会计，因此，可省去一系列复杂的调整。到期计税时，可直接根据财务报表所确定的计税依据计算应纳税款。
该税务会计模式的缺点是:资产、收入、费用等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受税法规定的直接影响，不能按会计准则进行确认与计量;财务报表对纳税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映不符合真实公允的要求，不能反映纳税人的实际情况;税法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目标的规定会在财务会计中体现出来，从而造成财务会计核算背离一般会计准则。财务报表按税法规定编制，虽然满足了税务部门的需要，但难以满足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3.日本的混合型税务会计模式。
日本的税务会计模式既不像英、美那样财税分离，也不像法、德那样是典型的财税合一，其特点为:依据税收法则对财务会计进行协调，也就是说其税务会计是一种纳税调整会计方法体系。
形成这种税务会计的环境因素主要有:①从法律环境看，日本的经济立法全面。在会计规范方面，起重大作用的法规是商法、证券交易法、税法和会计准则。商法、证券交易法不仅仅是法律，而且是会计规范的具体条文。会计准则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原则性的内容较多，实际上是对商法、证券交易法及税法的补充。因此，日本的税务会计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纳税调整的形式。②从经济环境看，日本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干预经济，推行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证券市场较为发达，但其企业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集团内部、国内银行和国际资金，所以政府、企业投资人和债权人都对财务会计信息有所要求。③从会计规范方式看，日本兼有立法和行政的双重特点(制定会计准则的企业会计评议会就是一个行政性的机构)，商法和证券交易法对会计核算的规范较详细，会计准则并不涉及会计处理的具体方法。日本既没有类似美国的一整套会计准则，也没有类似法国的“会计总计划”，因此，日本的税务会计是一种没有完整理论框架指导的“会计方法体系”。
日本的“企业导向型会计模式”强调会计为企业管理服务，会计准则制定的目的是要促进企业会计方法的统一，促进企业管理水平提高，公平税负。但会计准则只是商法、证券交易法和税法的补充。日本的财务报告体系在商法的要求下面向债权人，在证券交易法的要求下面向投资者，在税法的要求下面向税务机关，所以企业应税收益与会计收益必须一致。因此，日本的税务会计表现为依据税法对商法和证券交易法规范的财务会计进行调整的会计。
总之，由于各国社会经济环境不同，选择的税务会计模式各有不同:在英、美等国家，税务会计早就独立于财务会计;在法、德等国家，税务会计则融于财务会计，实际上是财务屈从于税法;而在日本、荷兰等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则有分有合。
二、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合理选择
建国以后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国家制定的会计制度主要从宏观调控的角度考虑，受国家财政体制、税收政策、财务制度的影响较大，会计制度高度集中管理，实行的是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合一模式。这种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合一的模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曾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按照会计制度计算的会计资料可以直接作为计算税款和上缴税利的依据，便于国家实施财政、税务监督和宏观管理。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暴露出来，并严重阻碍了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1993年的会计改革和1994年的税制改革为建立我国税务会计模式奠定了新的基础。1993年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主要从财务会计本身的特点来设计，目的是为了规范企业的财务会计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核算内容、标准、方法等进行规范，体现了财务会计的相对独立性。
1994年的税制改革，则体现了税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和严肃性，使之不再依附于财务会计制度。
此后10多年来，我国初步建立了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纳税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其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同国家税收规定不一致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调整。这样，企业按照有关财务会计规定计算的利润，要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必要的调整后，才能作为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所得税，克服了以往税法过多地依赖于财务会计制度的弊病，初步实现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
经过会计和税制改革后，选择确立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对几种税务会计模式的比较，我国税务会计模式宜采取混合型模式，并借鉴英、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型模式的特点，即企业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对某项经济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财务会计应按照真实、公允的会计原则进行会计核算并编制财务会计报表、提供会计信息;在申报纳税时，按照税法的规定对有关收益、费用等项目进行调整，作为计税依据。
三、完善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几点建议
1.加强税务会计理论研究
建立税务会计学科体系。应充分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经验，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税收法律制度、会计制度的改革和实践，继续深入研究探讨税务会计的目标、税务会计的原则、税务会计内容，建立和充实税务会计学科体系，进一步明确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从而为我国税务会计的制度设计与税务会计实务提供理论指南。新晨
篇12
由于煤炭企业长期粗放式的开采模式，使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高污染、高投入、低回报的成本管理现状，这种现状就直接造成了企业成本管理意识低下，管理理念落后的局面，这直接影响了成本管理的实施与效果，使成本管理流于形式。煤炭企业自身管理的意识较弱，很多企业仅仅是依靠国家制定的章程进行相关的管理，这大大削弱了管理的效果，使管理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广大的员工不能在管理的情况下充分调动应有的积极性，不能起到管理的监督督促作用，降低了管理的效果。
2.成本管理制度不完善
煤炭企业的成本管理只有在一定的制度保证下才能充分的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保证顺利实施。而现在的煤炭企业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成本管理制度体系，使各种管理没有一个统一的参考标准，这就不能制止很多市场混乱的现象，使管理的措施得不到保障。在很多煤炭企业中，虽然采用了一些影响的制度，但这些都不能很好的适应企业自身的实际，不能充分的解决自身的实际问题，这种不符合企业的制度会严重束缚管理的手段与效果。很多企业只是将制度进行张贴，没有进行相应的深入教育与培训，使制度趋于形式，员工根本不了解制度的实用性与适用性，不能很好理解制度的内涵，这就阻碍了制度的顺利发展，影响了制度的效果。
3.成本核算方式无法满足管理需要
当前，我国煤炭企业的成本核算方式还是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唯一对象的会计核算法，这种方式只注重了单一因素的影响，成本核算也仅仅停留在最终产品核算这一层次上，没有深入到每一个生产作业环节。这就大大限制了成本核算的全面性，也就不能为企业的生产作业分析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在成本管理方法方面，过分依赖传统的成本会计系统，传统成本会计系统局限于提品财务方面的信息，不能提供管理人员所需要的资源、原材料、生产、产品、销售渠道和销售市场等非财务方面的信息，不能提供各个生产作业环节的成本信息，无法满足企业实行全面成本管理的需要。
二、煤矿企业成本管理中充分履行税法的途径与措施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煤炭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充分履行税法，深入贯彻税法精神，执行税法的相关要求，才能不断适应市场的发展要求，实现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税法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完善与改进之中，这就需要煤炭企业与时俱进的进行相应改革适应税法的新要求。
1.不断加强税法教育，增强纳税意识
煤炭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企业的发展如果离开社会就没有发展的意义，也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企业只有充分符合社会的要求，履行规定的社会责任才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实现企业的优良发展。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的责任与义务，是企业对社会应做的贡献。在社会与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只有充分加强税法教育，将依法纳税思想培养成每个企业的义务，提高企业纳税的热情，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促进依法纳税的行为，这样才能更加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2.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
深刻理解税法精神，正确执行税法政策是每个企业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建立相应的纳税激励机制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促进纳税的顺利进行。适当的激励机制可以充分激发企业纳税的激情与热情，这有利于企业建立良好的榜样作用，促进良好风气的形成。规范的纳税行为对于在煤炭企业行业中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模范纳税企业可以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促进其它企业的学习与跟进，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文化环境。对于纳税中的偷税漏税等不规范行为，一定要给予严厉的惩罚措施，使其在今后的使其杜绝不法行为，形成正确的企业价值观，建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3.加强税法人员的素质培养
税法人员的素质对于税法精神的贯彻与实施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税法人员的道德素质是税法活动依法进行的基础，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才能使各项纳税行为真正得到贯彻，道德素质过低则不法行为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因此，提高税法人员的道德素质对于合理履行税法责任有着重要意义。此外，加强税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提高业务能力对于税法的履行也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篇13
一、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类型和比较
企业税务会计模式主要是为了实现其既定的目标，而产生标准化的既定功能。但是因为各国之间制定法律、经济体系和会计制度等各方面的环境都大不相同，因此世界各地方的企业税务会计模式也有所不同。
（一）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类型
1、税务和财务的分离模式
英美企业所使用的税务会计模式就是属于典型的税务和财务的分离模式。英美是较为普通的法系国家，相关法律条文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成文法也仅是作为普通法的补充内容，予以使用的法律一般要通过法院进行判例才可获得最终的解释，而这其中连税法也无法例外。因此，法律对企业经济实施较为笼统而灵活的约束行为，并没有建立健全法律系统，未能全面的对企业会计行为实行规范化管理，并且同意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两者之间相互存在差异，在财务会计方面，其存在特殊的独立性，不会受到税法的约束和管理。企业所有相关的税务事项均由税务会计进行处理，不需要向财务会计实行纳税手段来获得调整后的实现。
2、税务合并财务模式
法德企业所使用的税务会计模式即属于税务合并财务模式，法德历来都是大陆法系的国家，而实施该法律体系的国家在制定法律条文上一般都会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法国企业的财务会计就受到了诸多的法典的规范化，同时企业自主的权利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使得企业财务会计在处理各项事宜的工作上受到了很多有关税法的影响。其建立和完善法律体系时非常注重成文法，并一再的强调其作用，在法律条文结构上均要符合系统化、合理性、条理化和逻辑性，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两者之间不能出现差异性，因此财务会计一般会被当做是面对着税务的会计，且税务在法律条文上是属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税法明确的对会计提出了有关要求，而由于其所计算得出的会计收益和应收税率相一致，因而不需要税务会计做出调整计算的工作。
3、税务和财务协调模式
日本企业所使用哪个的税务会计模式就是税务和财务互相协调的模式，因为日本企业的经济立法较为全面，其大部分内容与大陆法系相近。日本企业的会计规范包括商法、会计法、税法、审计法、会计准则和证券交易法等方面的内容。证券交易法和商法属于会计规范里的具体法律条文，对于相关的会计核算与账户、报告的编制规程、格式要求和审计方法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会计准则具备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其存在较多的基本原则内容，在实际上则是对证券交易法和商法以及税法内容的补充。日本企业的会计处理在实质上就是法律规范，但因为税法也同样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所以税务企业的税务会计适时的做出纳税的调整工作。
（二）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差异性
随着各个国家的经济不断的发展，国际经济贸易和国际投资也在逐渐的壮大，而会计和税法两者之间的目标也越发明确和具体，两者逐步偏离呈现扩大的趋势。世界各国的税务和财务的分离、结合、协调等形式的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比较图表，见表1。
表1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差异
二、我国企业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
（一）企业税务会计模式存在的差异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