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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了求得生存，农民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4)历代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注意减轻农民负担，扶植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的特点(1)在小块土地上使用落后的手工工具进行分散经营；
篇2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高校的连续扩招，高等院校经济困难学生数量日益增多。与其他院校相比，农业院校经济困难学生比例偏高。经济困难学生是农业院校中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中大部分性格内向，自卑。当他们不能得到学校正确的指导与帮助，就会成为校园和社会很大的隐患。大学是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得不到学校老师的关心与关爱，就极有可能走向错误的道路，成为学校和社会的“定时炸弹”，经济困难学生性格形成因素复杂，做事情想问题容易偏激，一旦出现问题，极有可能有很严重的后果，甚至是走向社会的对立面，做出后悔莫及的事情，危害学校和社会，最终断送自己的前程。所以，在保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大前提下，探析农业院校经济困难学生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如何进行教育引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农业院校经济困难学生的现状
我国收入水平，消费支出、物价及地区等诸多因素存在着差别，经济困难学生判断标准有所不同，但基本都会有以下这样一些共性。一是很难承担全部学杂费；二是由于物价的连续上涨，学习成本成为难题；三是生活费低，难以达到当地最低的生活标准线。本文将经济困难学生定义为：经济困难学生是指不能达到当地最低的生活标准线的且难以支付学习、生活费用的大学生。农业院校的经济困难学生现状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群体数量较大。据统计，1998年，高校经济困难学生只有几十万；1999年，我国560万在校大学生中，经济困难学生达到100.5万；2000年则增至142万；2003年，经济困难学生的人数和比例呈上升趋势，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困难学生人数已达300万，各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比例高达25%。就全国所有高校来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最低的为10%，最高达35%，而最高的院校里面，绝大部分是农业类院校。
第二，经济困难学生来源多样性。通过调查发现，农业院校经济困难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约占经济困难学生总数的80%，而这里面大多数是来自老、少、边、穷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基本属于革命根据地、边疆、少数民族、自然条件恶劣的贫穷地区；另外一部分虽然来自城市，但是家庭条件较差，父母是下岗职工或低保户，这类学生约占经济困难学生总数接近20%。
第三，由于经济困难引发的问题日趋严重，形势日趋复杂。首先是经济压力较大。一般农业院校的校园内消费在高校整体水平中已属较低，食堂的饭菜有国家相应的补贴，但是对于很多经济困难学生来说还是很难承受。经济困难学生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地方政府的生源地贷款，国家级奖助学金以及农业院校的各类助学金，学生日常勤工俭学来维持。大部分经济困难学生日常开销少，生活水平远低于学校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所以，大部分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都比较节俭。其次是学习动力足，但干扰因素较多。经济困难学生大都关心学习，平时刻苦努力，但是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还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经济困难学生是来自农村，乡镇，经济欠发达地区，考上大学之前接受的教育有限，视野也不够开阔，所以学业上一定会感受相应的压力，而且很难有所改善。再加之考入大学的学生往往是被当地的亲朋好友认为是天之娇子，期待过高，也给经济困难学生背上了无形的压力。而且经济困难学生学习过程中营养跟不上，生活费用少，经济困难学生在营养补充方面不及其他的同学。在大学成长的关键时期，营养摄入量不够会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经济困难学生往往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为经济拮据，他们必须为学费、生活费耗去精力，不可能把所有精力用在学习上面，这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业。再次，心理压力大。自卑心理；在面对现实问题上，经济困难学生常常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时常缺乏挑战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在人际交往问题上，担心同学看不起自己，不愿意主动与老师或同学交往，不敢在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勇敢的表现自己。焦虑心理；大多经济困难学生家庭条件不好，学生求学过程中，会担心家里出现经济困难，同时也害怕自己随时会因为家里的变化而无力续接学费生活费而导致辍学。所以，这些担心会常常分散学生的精力，会导致学生无心和老师同学交流，不愿意参加学校的活动，比较自闭，郁郁寡欢。不少经济困难学生怕被别人看不起而自我封闭，少与同学交流，不参加集体活动。最后是就业难度大。农业院校随着高校的扩招，农业院校的学生数也在大幅增加。在大学期间，各种竞争中，经济困难学生都是属于弱势群体，有很多不利条件，尤其是就业方面。首先是经济条件方面，经济困难学生都属于低收入家庭，负担大学的各种费用已属不易，再额外支付就业费用很难实现。再有，用人单位有招聘的时候很看重学生的综合能力，经济困难学生在学期间参加活动少，与人沟通交流少，不喜欢展示自己，所以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欠缺的。从社会关系方面说，经济困难学生的家庭一般都在乡镇，农村，基本没有可依靠的社会关系，也有没有可选择的就业实习机会。种种原因，都会使得经济困难学生在就业上压力大，成功率低。
二、农业院校经济困难学生教育引导工作存在的问题
目前，农业院校依据学校生源特点，改善工作方法，工作理念，已经在经济困难学生教育引导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教育观念、实施方法、队伍建设存在滞后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教育思想的滞后性。经济困难学生问题产生以来，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方针政策，来帮助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但是现在实中，在落实“保证每一个经济困难学生不因贫困而失学”过程中，有很多教育理念上的偏差，比如说，更重视学生用哪种方式把学费交上，却忽视了在交的过程中，学生在思想上、精神上承受的压力。这也从根本上体现了对困难学生教育引导本质上的误区。
第二，实施方法的滞后性。一是缺乏综合的教育法。当前在方法的运用中，鲜能看见综合教育法。二是对现代化的技术应用较少。目前，很多农业院校在对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的教育引导上更多采用的是老办法：谈心，电话家访等。但是对于经济困难学生教育工作中，很少采取现代化的技术方法。可以建立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全面了解学生，和银行联合了解学生银行信用贷款和诚信记录，更需要利用网络和学生沟通交流，经济困难学生大多性格内向，当面谈话时不想表达的思想很可能通过网络与教育工作者进行沟通。
第三，队伍建设的滞后性。当前农业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人员结构不合理；农业院校总体上师生比低于1 ： 200的标准比例设置。知识面窄；农业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除了有扎实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还要有丰富的经济、人文、社会等相关学科知识和视野，在与困难学生群体沟通时，能够确保了解学生的生长环境，所思所想，包括他们所感兴趣的话题和专业，都能与之沟通并给予相应的建议，在经济困难学生心目中树立起威信，产生亲近感。
三、加强农业院校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的教育引导的必要性
第一，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当前，经济困难大学生是高校大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成长成才，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
第二，建设平安和谐校园的需要。建设和谐校园是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高校经济困难学生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由于部分农业院校对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够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和完善，因此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引发的违纪甚至违法事件时有发生。建设平安和谐校园，就不能让这些经济困难大学生成为平安和谐校园里的不和谐音符。
第三，经济困难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切实加强农业院校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的教育引导，帮助经济困难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他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意志品质，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帮助他们健康成长。是当代高校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的根本要求。
四、加强农业院校经济困难学生群体教育引导的途径和方法
第一，经济帮扶。解决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问题，落实经济帮扶政策是改进农业院校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基础。除了奖助学金上的经济帮扶，农业院校也应根据专业设置，安排更多的勤工助学岗位；联系农林类企业，联合培养人才，企业先资助学生完成学业，学生毕业后为企业工作，还清学费。
第二，思想教育方面要培养经济困难学生自强不息的精神。更多教育经济困难学生建立强大的自信心，乐观积极的面对大学生活。深入困难学生中间，真正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从他们的生活细微处着手。帮助经济困难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问题不能偏激，在大学中，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努力学习，努力锻炼自己，力争在毕业中找到好的工作，回报社会，回报家庭，树立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
第三，心理援助方面要促进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心理建设是经济困难学生群体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难题。想短时间内和困难学生建立起心理联系，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引导学生克服心理障碍，积极踊跃的参加学校活动，在活动中联系同学，完善人格。并且定期的对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心理测评，关注学生动态，真正为他们提供经常、及时和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和指导。农业院校也应该设置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服务。
第四，能力培养方面要促进经济困难学生的全面发展。现代贫困理论告诉我们，缺乏健康、教育、能力、权利等也是一种贫困的表现。目前相当一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处在所谓的“贫困循环”状态中，我们应该不断探索和建立并完善经济困难学生的素质拓展体系，加强他们的能力培养，以增强经济困难学生的社会竞争力，摆脱“贫困循环”的束缚。
第五，校园文化和校园氛围是否是平等互助的对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的教育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院校应该努力营造公平和谐的校园氛围，有一个比较轻松自由的校园环境，让经济困难学生在大环境中不受到排挤，能够正确认识评价自己。从而更好的融入大学生活。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是加强农业院校经济困难学生群体教育引导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周长春.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索[M].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2]王勤.思想政治教育学新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3]张骏生.人才学[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
篇3
农户经营面积小而分散，个体农户不仅难以面对市场，而且难以维持基本农业生产条件。分田到户时，中央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当时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一是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二是村社集体的积极性，村社集体层次的经营可以缓解个体农户在基础性生产条件获得上的困难。但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后，村社集体退出农业生产环节的事务，个体农户必须独自解决面对市场和维持基本生产条件两方面任务。为了生产方便，在有些农村地区实行所谓“划片承包”，即尽量将一户经营的土地集中在一片以内，这样可以方便农业生产，比如灌溉和机械化耕作。
“划片承包”所要解决的仅仅是土地分散不连片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小农经营规模小的问题。然而，即使要解决土地分散不连片的问题也非易事。全国真正为了农业生产方便而进行“划片承包”的耕地估计不超过10%。之所以无法划片承包，是因为中央政策强调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划片承包”会触动既得利益结构，既得利益受损的农户就可能借中央土地政策反对调整。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规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集体再调整土地进行“划片承包”以方便小农经济的生产，就更加不可能。
“长久不变”不只是强化了土地既得利益，而且使得那些已经脱离土地进城的村民仍然可以占有土地。实际上，这些进城村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城市。但他们一般不会将土地卖掉，而是将土地使用权流转出去。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也仅是在既有土地上使用土地，任何人包括村社集体都无法为了生产方便而重新调地。随着越来越多村民移居城市，为方便生产而进行土地调整的难度就更大，土地就越是零碎，也越是无法有效经营。
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即使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中也有相当部分仍然依赖土地收入，即他们还要将土地留作将来进城不成功的返乡退路（保险）。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农村农户经营规模不可能得到迅速扩大。如果说目前农户经营规模是“户均不过十亩”的话，三十年后，中国农村户均经营规模恐怕也就20～30亩。大农经济、规模经营，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梦想。任何试图建立在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村制度设施和政策措施都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该立足中国目前小农经济的实际来制定农村政策。
之所以说中国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及中国小农兼业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当前中国农民家庭收入的构成具有明显的兼业特征，且这种兼业是建立在代际分工基础上，一个家庭同时在城市务工和在农村务农，因此同时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的人在家务农。因为既有务农收入又有务工收入，这个农户家庭就可以获得超过温饱的生活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过代际分工来实现兼业，就使年龄比较大而不再适合城市生产线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仍然能够在农业上有所作为。在当前技术条件下，一对六十岁的夫妻完全可以种“户均不过十亩”的土地，而且，他们可能只需要三个月时间就完成全年的农业生产。他们又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展开（春种秋收）而获得了劳动的权利，劳动的期待，劳动的喜悦、快乐和充实。
在城市，老年人通常不再是有效劳动力。而在农村，由于农业机械化等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对体力要求并不高，农业具有生产性和休闲性的双重特征，老年人完全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并获取农业收入。这就使中国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其实，小农经济不仅具有生命力，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其还具有更多宏观层面的意义乃至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的方面。
中国式小农经济的优势
具有竞争力的农业。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农业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尤其是粮食生产上，中国农业具有相当大的竞争力，主要表现是价格比较低，其背后则是生产成本低。这很好理解，因为中国农业具有相当自给自足的成份，中国农业主要劳动力是中老年人，且农业是与休闲结合在一起的，从而使得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不计劳动力投入成本。而实际上，中老年人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人进城也是不容易找到高收入工作的。
中国低劳动投入成本的小农经济，为中国抵挡美国式大农提供了相当有力的基础。而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小农则无力抵挡美国大农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农民更为激进，台湾牛肉案可以引发政府政权危机的原因。
低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因为中国农户家庭有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且农村生产费用低，农户可以通过土地获得部分自给自足的生活资料：比如自己种蔬菜、喂猪养鸡，及自留口粮，从而使得农村生活成本极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就低。有了务农收入，进城务工的收入多少就不是太大的问题，年轻人进城务工的收入就可以用来满足更多其他需要。
因为有务农收入，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低，中国就可以为外向型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就可以有极具世界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就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从而成为全球化中不多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无论美国如何向中国施压人民币升值，只要中国农村仍然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就可以继续从全球化中获益，就有可能将“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
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因为农业的低成本，廉价农产品就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下降。依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收入低于2美元/天为贫困人口，则同样是2美元/天，在中国比在一般的发达国家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要生活得好得多，因为中国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很低。在日本、韩国，西瓜等果蔬都是奢侈品，有一位日本教授到我所在的研究中心访问，我们用西瓜招待他，他说这是他今年第二次吃西瓜。并非他不喜欢吃西瓜，而是在日本，西瓜太贵吃不起。笔者到韩国访问时，一盘牛肉竟要800元人民币，可见其食品价格之高。
正是中国农业的低成本和低价格，使中国丰富的农产品为城市人提供了有保障的廉价的食品，并因此为城市人提供了健康的饮食。即使中国城市的贫民阶层也不至于因为买不起食品而挨饿。
美国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政府为农业发展发放了足量的政府补贴，才使得美国人粮袋子和菜篮子比较丰富，而在土地资源较少的韩国和日本，因为农产品价格太高，以至影响了国民的饮食。相比之下，中国在人均耕地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可以为全国人民提供如此丰富廉价的农产品，实在是一个奇迹。
农业不仅是生产劳动，同时也是休闲方式。中国的农业不仅是经济的一种，而且是休闲的一种。对于被工厂生产线淘汰的中老年劳动力来说，在并无有保障的体面收入的情况下，若仅仅依靠国家的最低生活费，或极少的养老金来维持温饱的状态，实在是对个人价值的破坏。现代社会是丰裕社会，工厂生产线有能力凭社会中少数人的劳动而为整个社会提供最低生活所需。但劳动是人的权利，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取人生意义，而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民窟中，相当部分人没有工作，只能靠乞讨和救济来获得温饱，他们这样的人生就没有了尊严，缺少了体面，也就没有了价值。而中国农民即使五十岁以上，在城市已经不好找工作，他们也可以回家种田。春天播种，播下的是焦虑也是希望。他们随着庄稼的生长而忙碌。忙碌中收获充实，焦虑中收获希望。他们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来换取劳动果实。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也是进行生命意义与价值生产的过程。这与完全依靠外来救济是两种完全不同境界的生活。
显然，中国小农经济意义重大，问题是其是否可以持续。
应对小农经济发展困境的出路
来自土地的收入对农民很重要，小农经济很重要，问题恰在于，当前因为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太小且分散，单家独户的农户无论是面对市场还是维持基本生产条件都过于弱小。应对这种困局，可能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发展大农经济，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规模经营，而一旦有了经营规模，农户面对市场和基本生产条件，就会有能力得多。这种大农经济及规模经营的实质是美国式农业道路；二是在保持小农经济的前提下，通过综合农协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的体系化改造，从而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在生产上专业化，在市场上体系化。这种发展模式实质上就是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遵循的模式；三是走中国特色小农经济之路，继续保持小农经济，但为小农提供社会化服务。
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模式。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显然是以农民大量流转进入城市为前提的。但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假若我们不希望中国城市到处是规模巨大的贫民窟的话，我们最好不要贸然通过土地流转将那些不能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农民赶到城市而不能再回到农村。而在农民没有大规模转移进城、农民收入还要依靠务农收入时，小农经济就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中国不可能发展大农经济，这本来只是一个常识，但政策部门却常常忘记这个常识，地方政府甚至经常性地通过半强制性措施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以实现规模经营，比如成都的例子。学界和政策部门似乎都喜欢现代农业，认为小农经济是落后的，是迟早要淘汰的，迟淘汰就不如早淘汰。
综合农协模式。与美国式大农场主农业不同，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农村至今仍然是小农经济。为了解决小农经济规模太小而无法与市场对接以及无法单独解决基本生产条件的问题，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通过综合农协来将小农经济联结起来。在政府的支持下，综合农协具有相当的力量来组织小农，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小农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比如提供种子、化肥、农药、机耕、灌溉等系列服务，农户只从事专业化种植。综合农协同时为农民提品的销售。因为全国农协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农协就具有相当大的垄断市场的能力，具有相当的农产品的市场定价权。“综合农协＋小农经济”可以称为体系化农业，体系化农业的重要特点是对农户的专业化组织和对市场的相对垄断。
综合农协的好处是，因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组织，综合农协可以为小农提供强有力的生产服务，小农可能获得较好的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同时，综合农协可以为小农经济生产的产品提供市场。
但是，综合农协模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因为专业化种植，小农经济被组织到农协中，农业高度专业化和高度分工，离开综合农协的体系化的服务，小农经济就无法生存。因此，比如韩国，农民并不能真正做到自给自足，他们的专业化生产是为销售而生产，可能反而使自己无法获得基本的农业食品；二是农协通过对市场的高度垄断，而使农产品价格高得离谱，以至于出现如前所述日韩国民消费不起自己国家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甚至农民也买不起非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的情况。这是相当严重的情况，因为这一方面使农产品卖不出去，一方面又使消费者消费不起。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国，就可能造成极严重后果；第三，在WTO的背景下，面对诸如美国、中国廉价农产品的冲击，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农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然会组织起来反对，这就是WTO香港回合谈判时韩国农民强烈反抗，和2009年台湾进口美国牛肉会使政府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不仅如此，农协还会向政府施压，以强化农产品国产运动，以及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抑制外国农产品的销售和消费。
当然，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目前都已是相当发达的经济体，其农业人口数量很少。国家主体已是城市社会市民阶层。即使如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仍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反而使其农业问题更加无解。在中国大多数人口仍为农民的情况下，综合农协模式能否解决中国小农经济的问题，或解决的问题与带来的问题谁更多，显然是需要仔细思量的。
在一次讨论会上，有学者认为三农问题很好解决，只要粮价涨100倍，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先不说在目前WTO的框架下，中国能否让粮价涨100倍，就是可以涨，其后果是什么？是城市人不再消费得起粮食，是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是农业照样无效率，是国家的主要资源都用于生产粮食而无法发展城市，是“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彻底丧失，中国的外贸极大幅度下降。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经济陷入混乱。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中国式小农经济模式。显然，中国的小农经济是相当独特的，可以称为中国式小农经济，其核心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取消农业税前，由于国家向农民收取大量税费，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双层经营”中经常出现村社集体侵犯农民利益的问题。取消农业税之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而是通过制度安排来避免村社集体对农民利益的侵犯。
篇4
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中提到法国小农经济长期大量存在，并对法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法国小农经济长期大量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颁布的法令和拿破仑颁布的《民法典》，为法国小农经济的长期大量存在提供了政治、法律保障。在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村中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公会颁布的法令宣布，把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并按当地人口分配农村公有土地，使法国广大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广泛地建立起小土地所有制，造成了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拿破仑上台后，又颁布《民法典》，使在大革命中“新建立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得到法律上的保障”。
中小企业的长期大量存在，为法国小农经济的长期大量存在提供了劳动力保证。19世纪60年代，法国工业生产虽然居世界第二位，工业中虽然也出现了不少千人以上的大企业，但中小企业仍占很大比重。全法国有75%的企业是只有10名以下工人的小企业，将近60%的工人都从业于这些小企业。而且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手工工场，这些手工工场平均只有工人1.7名。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由于资本大量输出和对德巨额赔款，影响到工业中采用新技术和更新设备所需的资金，中小企业大量存在的状况得不到改变。到19世纪末，法国工业的大多数还属于工人不足100名的小型和中型企业。纺织工业是法国最主要的工业部门，而纺织部门又多半使用女工和童工。因之，丧失土地的农民不能被工业部门充分吸收。加之拿破仑订立的所谓“工人手册制度”继续有效（这种手册由雇主保管，工人没有这种手册到哪里都找不到工作）。这就为资本家迫害和刁难工人提供了一种合法依据。有的资本家不给被解雇的工人或是主动辞职的工人签发手册。从而，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形成了大量潜在的过剩人口，他们也不得不忍受高额地租的剥削，租种一小块土地来养家糊口。
此外，由于人口不断增长，农民的土地也日益分成更小块，而出现新的小农户和细小农户。所以，直到19世纪后半期，法国的小农经营不仅在农业中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有所增加。
二、小农经济对法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
受“小农经济”困扰，法国农业在一个半世纪里徘徊不前。“二战”以后，法国政府采取“以工养农”政策，加速土地集中，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仅用了二十多年，就走上了农业现代化之路。
法国搞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矛盾是人多地少。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推动“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政府实行了“减”的办法：年龄在55岁以上的农民，国家负责养起来，一次性发放“离农终身补贴”；鼓励农村年轻人离土离乡，到国营企业做工；其他青壮年劳力，政府出钱办班，先培训，再务农。与减少农业人口的做法相反，对农地经营规模，政府用的是“加”法：规定农场主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防止土地进一步分散；同时，推出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父子农场、兄弟农场以土地入股，开展联合经营。各级政府还组建了土地整治公司，这是一种非盈利组织，它们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把买进的插花地、低产田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此外，国家还给大农场提供低息贷款，对农民自发的土地合并减免税费，促使农场规模不断扩大。
篇5
一、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根源
1.现有金融体制缺陷与改革的滞后导致了农村资金供给不足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具有“二元”结构，金融抑制普遍存在。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得不加强对金融的控制，在控制手段上，则采取了利率管制下的信贷配给。银行的资金会被导向政府所特别扶持的行业和企业。这就使得原本脆弱的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广大的农村，现有正规金融机构不仅服务网点明显减少，而且，支农金融功能弱化。农村金融机构在空间分布上多集中在县城、中心集镇，且除了农村信用社以外其它国有商业银行几乎都是只吸存、收贷、不放款，其它商业性保险、证券、担保、信托投资、租赁等金融机构在县以下农村地区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2.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了农村地区资金的外流
资本嫌贫爱富的特征导致了它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特征的。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土地稀缺，在三大生产要素的投入中，土地是最为重要的要素，而劳动力对资本构成了替代，也就是大规模的投资并不必然地与产出增加以及农民增收联系在一起。劳动力的密集投入导致了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因而资本回报率低就不足为奇。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必然向城市集中，向工业集中，就必然导致了资金流出农村。即使是农民的资金也最终通过银行而流入城市，不会在农村本体之内循环。这种资金外流加剧了农村资金的供求失衡，农村的金融服务功能弱化带来的资本“马太效应”使农民的金融更加弱化。
3.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出与农村有效需求的减少
劳动力是农村的主要生产要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要素市场流动性增强,人口约束逐渐放松,在城市工资水平相对高农村，沿海地区收入高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诱导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从落后地区到东南沿海进行大规模转移。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移出提高了移出地的农民收入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形成的收入成为农村家庭劳动者报酬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人量转移的另一面是农村大量青壮年和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失,造成了农村生产力水平上升缓慢、有效需求相对萎缩。
4.欠发达地区农村资金的需求特征导致了对金融有效需求的不足
温铁军等一些学者通过实际的调研对农户的需求特征进行了分析。总是来说，农户的金融需求分为生活性借贷需求和生产性借贷需求，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户的生活性借贷需求比较高，农户对生产性借贷需求与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户家庭融资是对基本生活的资金需求，而收入偏高的农户融资更多意义是追求扩大生产使产出最大化。出于资产安全性和赢利性的保证，金融机构无疑偏好生产性资金需求。正是由于经济越落后的农村地区，生产性融资需求越不足，而这此地区恰好往往又是剩余劳动力集中转移外出的地区。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经济落后生活性资金需求增加、外出打工金融有效需求减少金融供给减少，加上农业仍然是弱势产业，抗风险能力极弱，农民收入水平低，贷款缺少足够的抵押品，无疑使得金融机构在配置金融资源时不愿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入。
二、构建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体系的路径选择
1.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有效填补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体系的空缺
欠发达地区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市场失灵”，纯粹依赖商业性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远不能满足农村地区不同层面的金融需求，必须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机构，来填补这个空缺。目前，农业发展银行是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焦点，农发行的政策性是先于金融性的，实行“保本经营”。目前是以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为主体，以农副产品生产加工贷款为一翼，以支持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一体两翼的支农格局。但是由于欠发达地区落后的特殊性，急需、小额、低利率的贷款是落后农村金融的需求特征，这与农发行目前的支农格局有所不同。农发行如何直接或间接的满足这一类贷款需求是有效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需求的关键。农发行要坚持政策性银行办行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支农功能，逐步建立农村政策性发展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拓宽业务范围，使农发行具备进一步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的条件。
2.通过金融组织的创新，增加农村的有效金融供给
依据2006年底《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若干意见》的为农村金融组织创新提供了政策支撑。新型的金融组织发展模式基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要靠民间力量自发组织起来的金融机构，这类机构以发放扶贫贷款的方式、以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为宗旨，属于非盈利性民间社团组织，比如：河北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第二类是按照相关法规政策组建的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的金融机构。主要有金融机构的贷款子公司和村镇银行。这两种形式的支农金融机构已经开始了运作，比如：包商惠农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和包商惠农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的建立。第三类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由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如：由民间资本投资兴办的小额贷款组织。这三类创新型的金融组织的出现为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可选的路径。关键的一点是依据不同落后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地采取金额供给方式，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有效供给，而不仅仅是摆设。
3.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村有效的金融需求
前面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贫困农户的生产性融资需求导致了农村有效需求的不足。那么，农村的有效金融需求增加会导致农村金融供给的增加，在此背景下，可以通过调整农村地区产业结构、发展二、三产业。有三条渠道：一是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吸引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欠发达地区落户。二是农产品经营企业在农村地区设立生产和深加工基地，通过增加非传统农业比例的形式形成一定的乡镇企业群体。三是发展特色旅游业。通过以上途径，可以改变农民保守传统的生产经营理念，积极参与扩大再生产活动。不仅积极培养金融有效需求，同时落后的经济也得到了提高，应该看到，增强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是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资源不足的内在动力。
4.对现有正规金融机构的改革，增加落后地区的金融供给量
现有农村金融体制弊端加剧了农村金融资源的流失。工行、中行、建行已经逐步撤出农村领域，农业银行也有逐步撤出之势，以争取更大的收益。邮政储蓄在农村只吸不贷，农业发展银行新的业务拓展缓慢，对农业、农村的服务范围非常有限，目前来看，农村信用社还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尽管农信社扎根农村，以从事小额信贷业务为主，但是成本较大，收益不高，风险很大，正在为多年以来积累的呆坏账而整治。因此，要增加落后地区的正规金融供给，必须要改革现有农村金融体制，建立一个真正为农村服务的农村金融体制。对于农业银行来说，适当下放基层农行信贷审批权限，鼓励基层农行机构在保证资金安全前提下，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邮政银行由于网点遍布城乡，可以定位于社区银行，为区内的农户提供小额信贷。在正规金融机构提供金融供给的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对农村金融的监管机制，防范农村的金融风险，保证农村金融的正常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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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黄宗智提到这样一种现象：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力的家庭农场对人口压力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大农场得以就农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雇劳力，而家庭式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性。从相对劳力而言，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力，面对剩余劳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无能为力。迫于生计的压力，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远远大于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类似这种在农作生产中集约化到一定程度，导致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叫做“农业内卷化”。
理解“农业内卷化”的现象，不可以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模式来分析，需要同时用到关于企业行为和消费者的抉择理论两个定律。一个有剩余劳力的小农，把投入农场的劳力提高到如此高的地步，是因为这样的劳力对他来说只需要很低的“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即一种资源可以有多种用途，如果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同时作为它用，便失去了投入其他用途的机会。由此便产生了机会成本。简言之，机会成本是指做出一种选择，而放弃的其它选择的最大价值。由于在17、18世纪中国，小农的剩余劳力缺乏选择其他就业的可能，因此投入到农场的这些劳力对于小农来说，只需要很低的机会成本，而这种劳力的报酬，对于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消费者来说，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
不用来自企业行为的理论：追求最高利润的观念，而用来自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理性消费者的抉择理论：“效用”概念的好处是，它可以考虑到与特殊情况相关的主观选择。也就是说，要把家庭农场当做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理解。这样一个单位的生产决策，是同时由家庭自身的消费需要以及为市场而生产的收益核算而形成的较贫穷家庭式农场为主。而这种家庭式农场，并不以资本主义企业行为的逻辑来支配活动。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不会在成本超越报酬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劳力。但对于一个有剩余劳力及挣扎于饥饿边缘的贫农家庭式农场来说，只要边际报酬保持在零以上，便值得继续投入劳力。我们可以说：鼻子快被睡湮没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以求露出水面。
不少贫农农场都会采用内卷式的经营方式，即在同一作物上投入了近乎经营式农场一倍的劳力，而取得的只是急剧递减的边际报酬。他们之中有的过分集中于单一的经济作物，因此，收成丰歉和市场价格升降的风险，会使他们长期的平均收益受到损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小农得不到理想的发展。
用边际效用来解释农业内卷化，就要先看看何为边际效用。
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最早提出了效用概念。他提出经济学应该是研究效用的课程，所谓效用是指物品能使人获得幸福和避免痛苦的能力，而一切物品的价值都在于它的效用，因此政治经济学应以最大幸福原理和效用原理为基础。
边际效用就是指消费者在新增加的每一个单位商品的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也就是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消费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效用。
观察人们的行为和心理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当我们越来越多地消费一种物品时，获得的额外的满足程度会下降，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把这一现象称作“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在其它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农业内卷化便可以用边际效用来解释。在土地供给数量不变和人口增加的条件下，每个额外的人所生产的额外产出会下降，因为每个农民所耕种的土地数量减少了。随着每一英亩土地上劳动力的人数不断增加，总产出会不断增加。但是每个新增加的农民生产的数量会少于前一个人，也就是人口增加的比例会大于粮食供给增加的比例。因此，随着投入到农场的劳力的增多，边际报酬会越来越少。由于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报酬的刺激力也因此下降，从而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劳动松劲，这就形成了中国贫农经济的恶性循环。
在西欧的小农经济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造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却在日益内卷化。西欧的小农社会经历阶级分化和向全面资本主义转化时，中国仍停留在小农社会阶段。西欧越来越多的小农转化为新兴的无产阶级成员时，中国的小农仍旧为小农，只是经历了部分的无产化。这种差异是内部体制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面对小农经济的日益内卷化，即小农经济表现出来的边际收益日益递减，可以通过技术变革、采用机器生产、使用化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及时为农民提高市场供需的信息、加大资金投入、改善劳动经营组织、多层次分工协作等方法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粮食的增长速度会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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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Berger(1993)以1975至1989年间美国263家厂商为样本，以时间序列模型研究R&D投资抵减租税奖励的效果及隐性税。研究结果显示，R&D投资抵减的确显著激励企业增加研究发展支出投资，样本公司隐性税负占外显税负的比例在0.336-0.756之间。但这一比率高或低的公司仍会因错误的租税顾客效果而支付净租税成本。
Callihan and White(1999)以财务报表信息加入Scholes and Wolfson（1992）模型来估计公司的隐性税负，并探讨公司估计隐性税负与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及市场架构的关系，该市场架构是以市场集中度与市场占有率来评估。实证结果发现，公司估计隐性税负与市场其占有率和市场集中度都具有负向关系。
Ericson and Maydew(1998)探讨1995年美国财政部提案拟将公司收到股利所得的免税比例由70%降至50%，这一事件对稳含税的影响。该项提案实质上市提高公司收到股利的所得税外显税率，依据隐含理论，收到股利之隐含税会因此降低，其实证结果证明了这一观点。
朱军生与陆晔（2006）针对隐含税负对企业投资行为之影响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在选择其投资地点时，通常会选择能享有较多投资优惠的地区，以期望能以较低的投资成本换取较高的投资税后报酬率，但是通常这样的想法都忽略了隐含税负的重要性。
陈小云与朱军生（2006）依市场架构理论，将市场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及寡头垄断市场，探讨市场结构不同是否造成隐含税负归宿之差异。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讯息完全透明公司且市场没有进入障碍，所以当政府给予某产业租税优惠时，将导致其他隐性竞争者投入该产业。享有税收优惠的企业为了维持市场占有率，可能必须降低产品售价、增加研发成本或是增加广告支出、但这些方法将会导致企业税前利润降低，并承担全部的隐含税负，租税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则移转至消费者身上。
三、数据选取
由于Scholes and Wolfson(1992)所提出之隐含税理论需要采用各资产之税前及税后报酬率，但本文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难以针对各农业上市公司资产计算其税前及税后报酬率，故采用Callihan and White(1999)将资产报酬率之观念转为公司整体报酬率之观念，间接使Scholes and Wolfson(1992)之隐含税理论得以进行实证性研究。
目前，我国60家农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分布在农、林、牧、副、渔和深加工等各个领域，农业上市公司多数是业绩优良的企业，是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一个重要板块，其财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较好的反映出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但这些农业上市公司在绩效上同其他行业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诸如资产规模不大，总规模不到700亿，平均规模不到17亿等。因此分析农业上市公司的隐含税以及企业发展采用农业多元化（与农业相关的）与非农业关多元化（如涉足生物制药、金融证券、电子通讯、房地产业的农业上市公司）的优势比分析，这对促进农业的经济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样本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省略)2000-2007年中40家有关农业上市公司的有关财务数据。
四、实证分析模型
Scholes and Wolfson(1992)提出隐含税率与企业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及市场竞争程度有负向关系，本文参考了国外文献及相关的实证研究，并考虑我国农业企业租税环境的特点，建立测试实证模型一如下：
隐含税率=a+b1*有效税率i+b2*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i+b3*市场权重i+b4* ln(总资产)i+b5*公司成长机会i+Ei
其中：隐含税=[（税前收益-当前税负支出）÷（1-t）-当前税负支出]÷（税前收益-当前税负支出）÷（1-t）t=33%
有效税率=当期所得税费用÷税前净利
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税前所得÷股东权益
市场权重＝公司销货额÷产业总销货额
公司规模=ln(总资产)
公司成长机会为TobinQ=(普通股市价+特别股市价+长期负债+短期负债)÷有形资产之账面值
标号i代表各个公司的样本，a及b表示各项变量以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回归系数。模型一中分析方法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截面数据为2000年至2007年每家公司的年报数据。
农业上市公司则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方向，农业上市公司进行非农多元化生产是否能很好地提高企业的业绩？实行高科技和深加工型的农业上市公司的业绩是否高于非农多元化上市公司？建立测试实证模型二如下：
Z=a+b1*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i+b2*市场权重i+b3*公司成长机会i
P=exp(Z)/[1+exp(Z)]（P取0或1）
其中；
P取0表示农业上市公司采取了农业多元化生产
P取1表示农业上市公司采取了非农业多元化生产
exp(Z)为指数函数，exp是常数e
其它变量解释与模型一中的解释相同
模型一结果分析
从前文Scholes and Wolfson(1992)的模型可知，总税率为有效税率与隐含税率的和。表对于各变量的基的描述性统计量如下：其中有效税率之均值约为9.85%，低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33%，显示整体农业上市公司普遍享有很高的租税优惠。隐含税率之平均值约为29%，实际总税率为38.85%(9.85%+29%)，大于税法规定的33%，符合隐含税理论的预期，即缴纳较低税率者，仍须负担隐含税，两者合计数并不低于法定的税率。对于实际总税率大于规定税率的原因，主要是税法对于部分支出及费用的扣除没有设定标准，导致依据税务会计所计算的课税所得额高于财务会计所计算的税前净利，造成实际总税率大于名目税率。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之平均值为0.13509，即平均而言股东权益之报酬率为14％。公司成长机会变量TobinQ的平均值约1.926，反映农业整体上市公司市值约为其账面值的两倍，即平均而言上市公司市价高于其财务上之账面价值。
2008年国家对企业所得税下调到25%，由于隐含税公式的分母项变大导致隐含税率整体上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分析显示隐含税率有6%下降幅度，有效税率只下降了1%不到，而企业的实际税率为32%依然高于25%。对于其他变量的变化，市场权重和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下降源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所致，但我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助措施、补助措施、补贴措施。特别是一些非常优惠的贷款政策，这使得TobinQ计算公式的分子项中的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增加从而使TobinQ得值变大而总资产变化不大。
本文主要变量间的回归系数分析结果显示：隐含税率与有效税率之间为负向关系，且p-value小于0.001，与国外文献的研究发现(Scholes and Wolfson,1992)一致，即有效税率与隐含税率有相对的替代关系。隐含税率与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呈负向关系，且p-value小于0.0347，说明负担隐含税率较高的公司，其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通常较低，与Callihan and White(1999)的研究结果相同。隐含税率与市场权重之间呈负向关系，这是因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有相对较高市场占有率，且市场集中度较大。隐含税率与公司成长机会（TobinQ）呈负向关系，且p-value小于0.0373，表示当公司市值为账面值倍数越高时，公司因租税优惠产生的隐含税越低。
将上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回归参数代入模型一，将变量有效税率移至方程等号左边得：（隐含税率+1.13869*有效税率i）=实际总税率=a-0.16517*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i-0.00923*市场权重i-0.01542*公司成长机会i+Ei。
对于农业上市而言，要降低实际总税率，可调增的变量为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或市场权重或公司成长机会。对于公司成长机会的调增，即在当前有形资产一定的情况下对其分子项进行调增。企业若想提高自身的股价，所能做的就是增加经营成果（这里不考虑各种炒作或操控行为）而经营成果的增加在财务上的直观反映就是营业收入的增加；若对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的提高会导致企业经营风险的提高，但营业收入的有效增加会降低其经营风险，如果企业通过在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或市场权重方面的增加从而降低实际总税率，也必须通过营业收入的增加体现出来。
当前我国的农业市场相对比较集中，企业通过多元化的经营策略提高自己的营业收入是通常的方法，但采取农业多元化还是非农业多元化能更有效的提高农业企业的经营成果或者说哪种多元化的策略更具有可持续性，这里引入测试实证模型二进行分析。
模型二结果分析。模型二采用逻辑回归，应变量为二值变量，即取零值表示农业多元化；取一时表示非农业多元化，采用优势比判断不同多元化的优势，自变量取对实际税率有显著影响的股东权益税前报酬率、市场权重、TobinQ。
结合模型二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显示：股东税前报酬率通过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市场权重、TobinQ对多元化方式的优劣不构成显著的影响，但优势比的分析结果显示采用非农业多元化扩大营业收入从而提高股东税前报酬率的企业，扩大经营成果的优势远远低于农业多元化的企业。该实证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进行非农多元化生产并不能很好地提高企业的业绩，而实行高科技和深加工型的农业上市公司在发展方向上把高新技术融入传统农业，提高农产品品质、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延伸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条，从而获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对照实际股票市场中农业上市公司被ST的大多都是采取非农业多元化的经营策略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五、对实证分析的总结
前述的模型一说明了，尽管一直以来，农业上市公司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最多、集中度最高的一个板块。尤其对于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的上市公司来说，其取得的收入，可以直接获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更为有利的是，这些农业龙头上市公司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可以不受比例限制，计入管理费用，这样就可以减少纳税所得额，增大公司的利润空间。但由于隐含税的存在以及隐含税率与有效税率产生的实际税率的存在，如果农业企业在充分利用优惠政策是对股东税前报酬率、市场权重、TobinQ等指标没有进行相应调整配去合优惠政策的正向作用则会回抵消优惠政策带来的益处。表二的分析结果就是反映了及时把所得税率降低后，企业的实际税率依然高于降低后的所得税率。“要利用优惠政策加速技术更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企业家们长讲的话，而隐含税率的存在却是要求这些经营者要用“利弊相伴”的思维权衡如何“用好用足”既得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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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院校创业教育存在的障碍因素
1.认识观念滞后。目前很多高校对于创业教育不同于传统教育的特点缺乏把握，很多地方存在分歧。一提到大学生的创业教育，一些人会片面地误认为是引导教育在校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创业办企业，创办各种各样的“大学生创业公司”。这里所讲的创业教育是指开发和提高大学生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的素质教育。它使学生获得开展创业实践所必备的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和创业品质，为今后走向社会进行创业奠定基础。还有很多高校管理工作者对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大学生把专业知识学好就可以了，创业是一种独立的个体行为，作为群体的大部分学生是难以涉足的。
2.教学体系不完整。在教学体系上，目前在国内各高校尚未达成共识，内容还不够完整，不成熟、不系统。主要表现在：在课程设置上，很多农业高校虽然开设有就业指导课程，但几乎都没有正式开设创业培训课程，也没有权威的教材体系；在授课方式上，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缺少吸引力；在考核评价上，考核方式大多以应试教育类型为主；在教学管理上，与当前创业教育体系存在很多矛盾；在创业实践上，相应的创业实践活动流于形式等。
3.教育机构不健全。绝大部分农业院校就业指导机构健全，但创业的教育与指导服务明显滞后，创业教育还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缺乏一个正式的研究和指导服务机构，招生就业处、教务处和学工部、团委各司其职，职能模糊，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教育与指导服务体系。
4.师资力量薄弱。与其他课程相比，创业教育的相关课程具备实践性很强的特点，这对创业教育的师资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授课者既需要有扎实的创业理论功底，还要有一定的实战经验。而目前很多农业院校尚缺乏必需的创业教育师资力量，难以满足大学生创业教育正常开展的需求。
二、农业院校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实施途径
1.转变教育观念，确立以创业为核心的教育培养目标。首先，农业院校要转变教育观念，逐步从就业教育向创业教育转变，创业教育在培养目标上与创新教育一致，旨在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这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根本趋势。早在1998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就强调指出：“为方便毕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应主要培养创业技能与主动精神；毕业生将愈来愈不再仅仅是求职者，而首先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要“使他们不仅成为求职者，而且逐渐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与其千万人去“抢饭碗”，不如大学生自己学会创设岗位，还能给他人提供就业机会。因此，农业院校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适时地调整教育的培养目标，其培养目标不仅要带有鲜明的行业特色，还要把创业作为培养目标的核心。
其次，农业院校要引导大学生转变择业观念，摒弃根深蒂固、陈旧的传统就业观念。农村基层为毕业生提供了广阔创业舞台，而目前很多农业院校大学生毕业后并不愿去农村基层和二、三线城市就业或创业，农业院校大学生应自觉适应社会需求，调整职业预期，将就业目光转向基层，转向农村，树立面向基层就业或自主创业的观念，才能学有所用，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后备力量。
2.改革课程设置，构建完整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创业教育教学课程是实现大学生创业教育目标的主要途径和载体。根据创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首先，农业院校要把创业教育内容融入教学大纲中，优化创业教育计划，建立合理的课程计划，在全校开展创业教育公选课。其次，应构建以创业教育为龙头，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文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相互渗透，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社会实践课程相互结合的内容体系。学科课程主要应该体现在减少专业课程，拓宽基础课程，加强通识教育；增加综合性课程，其中既包括文、理、工科间有机结合的课程，也包括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使学生形成综合性的知识结构。在活动课程设置方面，主要是加强高校与社会、企业之间的联系，增强学生与企业家的交流，学会可以把杰出的创业者吸引到大学校园里来，聘请企业家来校讲课，让学生分享他们的创业经验和经营理念，激发大学生创业灵感。在社会实践课程方面，主要是安排学生深入创业企业去观摩或实习，鼓励学生带着创业方案到企业去检验可操作性，甚至还可以安排学生在某个创业岗位上开展创业实训，从中获得一些创业理论与实践上的经验。
3.做好师资匹配，加强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任何教育形式最终需要人来推动和实施，尤其是创业教育，没有一支既有创业理论知识，又有创业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学生就不能正确而全面地接受创业知识与理论的系统教育。因此，加强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刻不容缓。农业院校要加大对创业教育的宣传力度，提高教师对创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要结合自身实际，采取从外引进和内在培训相结合，培养一批从事创业教育的专、兼职教师，让他们掌握相关的创业教育所需的相关知识、创业指导技能，了解当前社会就业和创业状况，了解毕业生的需求，积累创业教育的优秀个案，提高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水平。组织教师编写创业方面的理论教材，通过举办讲课比赛、教学观摩或其他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提高教师的创业理论素养和教学业务水平。同时，学校还要不定期请一些创业成功人士、投资专家、管理专家到学校演讲，介绍各种类型创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提高教师的整体创业教育意识。
4.增强创业实践，构建大学生创业实践平台。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培养，最终要通过创业实践活动得到巩固和发展。创业实践活动能使学生进一步巩固知识，激发研究欲望，提高所学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实际运用的能力，还能培养情感和意志，塑造人格个性，树立坚定的社会责任感，进而实现创业所需的综合能力的全面提高。一是开展科技创新和经济管理活动。主要是创办各种形式的创业园，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创办、经营商业企业或科技公司等；二是开展各种形式的创业教育活动，如开办“创业计划大赛”，举办“创业沙龙”、“创业论坛”、“人才论坛”、“成功创业者现身说法报告会”，成立“创业俱乐部”、“创业教育网站”，开展学术报告、研讨、辩论、科研竞赛和创业交流，开设创业教育课讲座和创业知识培训班等；三是开展课外创业实践活动，从培养学生在未来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和创业能力的角度看，除开展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外，各种专业、各种特长的学生都可以接受创业教育，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如一次公共活动的设计与组织，一种报刊的构思与设计，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路径的设计，一种新观点的提出，一个小实验、小制作和一些竞赛活动的实施方案等，都是创业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
5.提供创业保障，建立大学生创业支持与服务体系。创业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创业教育如果缺乏支持和保障系统，将无法正常开展，因此，农业院校应从多个层面建立系统有效的保障机制，以保证创业教育健康、持续发展。其一，建立政策保证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应着眼于形成创业教育理念，调动师生开展创业教育的积极性，使学校和学生形成合力。为学生创业提供政策、项目、资金和环境支持和保证等，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和开拓性，自觉开展和自主开发各种创业活动。建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和创业启动基金，鼓励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和创业设计，扶持大学生创办高科技企业，建立创业公司。其二，健全创业教育组织机构。农业院校应当成立专门的创业研究与创业教育指导服务机构。该中心集创业理论与创业教育研究、创业教育课程教学、创业实践活动指导与咨询等职能于一身，由专职教学科研人员和兼职人员组成，专家团队由经营管理专家、农林与工程技术专家、工商行政管理相关的政府官员组成。其三，结合农业院校办学特色，充分利用校内外教学资源，在实践教学和实习活动中渗透创业教育。可以通过校企合作平台，构建以开展科技创新、毕业实习、创业教育、就业指导、志愿服务、项目对接、技术合作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批有影响力的创业实践基地，鼓励大学生到创业园区开展产、学、研相结合的创业实践模式。还可以建立大学生创业活动中心、农业科技创业园等，构筑实践创新的平台。
参考文献：
［1］ 潘嵩.我国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对策研究［D］.河海大学学位硕士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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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距今一万年左右农业开始起源，距今七八千年时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国家。
原始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是刀耕火种。
2、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农具，但使用并不普遍，农业生产仍以石器、木器、骨器为主;
人们已懂得了开沟排水、沤制绿肥、除草培土和治虫灭害等技术;西周时后世的主要农作物基本具备;家庭饲养业也得到发展;人们也由经常迁徙走向定居生活。
(二)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耕作方式的发展：
自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铁犁牛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逐渐推广;西汉赵过推广两人三牛的耦犁，并出现犁壁;东汉出现直辕犁;隋唐时期出现曲辕犁，并增加了犁箭、犁评。
2、耕作技术的进步：
①耕作方法：春秋战国出现垄作法，西汉赵过推广"代田法"。
②耕作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旱地形成耕耙耱技术;南方水田也采用耕耙技术。
③耕作制度：汉代基本上以一年一熟为主;宋代推广水旱轮作的稻麦复种制;明清时期，北方黄河流域形成了两年三熟制和三年四熟制;南方长江流域发展多种形式的一年两熟制;闽江和珠江流域一些地区形成一年三熟制。
3、水利设施的完善：
著名的水利工程有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汉朝的漕渠、白渠和龙首渠等;人们还创造和改进了灌溉工具，曹魏时马钧改制翻车用于灌溉;唐朝时创造了筒车;宋朝出现了利用水力的高转筒车;明清时出现风力水车。
(三)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商周时期，土地归国家所有，劳动者在田间集体耕作。
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逐渐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
2、小农经济的特点：分散性;
封闭性;落后性;脆弱性。
3、小农经济的地位：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始终占主导地位;
小农经济又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它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徭役兵役的主要来源，它的兴衰关系到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封建政权的安危;它长期的牢固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4、对小农经济的评价：
小农经济下的农业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拥有一定的土地、农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除缴纳赋税外可供自己支配，因此他们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精耕细作，在较长时期内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和国家的统一。但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性别分工，很难扩大在生产、很难提高生产技术，这就日益阻碍了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换，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到了近代小农经济越来越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它成为了阻碍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2、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一)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官营手工业由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
它凭借国家权力，征调优秀工匠，使用上等原料，生产不计成本，产品大多精美。
①商周时代，青铜铸造进入繁荣时期，展示出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②西周晚期中国已有铁器，人工冶铁属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掌握了铸造生铁技术，发明铸铁柔化技术和多管鼓风技术，东汉杜诗发明水力鼓风冶铁工具--水排，北宋时普遍使用煤作冶铁燃料，南宋开始使用焦炭冶铁。③春秋晚期掌握了炼钢的方法和淬火技术，西汉掌握了炒钢技术，"百炼钢"在西汉出现，南北朝有灌钢法。
2、丝织业：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
商代室内养蚕很普遍，并出现了织机;西周丝织技术突飞猛进，出现斜纹提花织物;战国时出现多种丝织品;西汉在长安设东西织室，发明了提花机;唐代丝织技术进一步提高，并吸收了波斯等国的技艺;宋代丝织品种类繁多，织锦吸收了花鸟画中的写实风格;明清时期，丝织业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明代中后期，丝织业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3、商代已烧纸出原始瓷器;
东汉烧出成熟的青瓷，北朝烧出成熟的白瓷;唐朝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宋代是我国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烧出了著名的清华和釉里红，我国进入彩瓷生产时期;明清时期，青花瓷、彩瓷、珐琅彩争奇斗艳;江西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
(二)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1、元朝时，民间棉纺能手黄道婆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棉纺织品产量增多，改变了丝、麻、棉的纺织品比例。
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民营手工业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全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2、西汉开始，中国丝绸远销亚洲、欧洲，为中国获得"丝国"的誉称。
唐朝起，中国瓷器大量输出国外。
(三)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一些地区、一些生产部门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其标志就是手工业工场。除苏州的丝织业外，在江南的棉布袜制造业、榨油业、矿冶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继续缓慢发展：手工工场的规模扩大了，分工更细密了;出现的手工业部门和地区增多了。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稀疏地出现在个别地区、个别生产部门，多为分散的手工工场，发展速度又相当缓慢。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未能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其力量还远远不足以分解封建生产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占据主要地位。
3、古代商业的发展(一)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
1、先秦时期：古代商业活动兴起于商代，商朝的移民为了维持生计，进行商品交易，周人称其职业为在"商人";
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城市商业繁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各地出现了许多拥有雄厚资产的大商人。
2、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
国家的统一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但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商业艰难发展。商人经商受到地点、时间的限制，商业总体水平发展不高。
3、隋唐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
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促进商品流通的范围扩大。都市和乡村贸易发展起来;柜坊和飞钱相继问世。
4、宋元时期：商业空前繁荣。
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商品交易的限制，水陆交通便利，促进了两宋商业的繁荣，出现了纸币"交子"。商税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元代交通发达促使商业继续繁荣。
5、明清时期：商业继续繁荣。
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大，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二)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1、宋朝以前，县治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的位置设市，市四周有围墙，与民居严格分开。
官府设市令或市长，对市场交易进行严格的管理。
2、宋朝时，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市分散在城中，城郊和乡村的"草市"也更加普遍。
经营时间限制也被打破，早市、夜市昼夜相接，交易活动也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管。
3、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运河的开凿、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等，也催生了一批城市的兴起和繁荣。
扬州、成都 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大都会。
(三)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1、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概况
西汉：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对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主要商品是丝绸。
唐朝：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设立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两宋：为增加财政收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税收甚至成为南宋国库的重要财源。
元朝：主要的港口有泉州、广州和庆元(宁波)，泉州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明清：对外贸易萎缩。明清两朝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
2、中国古代官方贸易的特点及目的
官府控制下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朝贡贸易即通过朝贡和赏赐完成交易占有重要地位。特点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目的是在政治上宣扬国威，而不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4、古代的经济政策(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1、土地制度的演变历程
(1)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公有制
(2)奴隶社会--井田制。夏、商、西周时期，一切土地属于国家。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受封者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与买卖;同时要向国王交纳贡赋。那时的耕地，成方成块，形同井字，被称为"井田"这种土地国有制度被称为"井田制"。实质上是一种名义上国有而实际上是各级奴隶主私有的土地制度。
(3)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4)封建社会--以私有制为主体多种土地制度所有制并存。封建社会有四种土地所有制;①土地国有制：国家政权直接掌握的土地，由国家经营，主要用于封赏和对农民授田。代表性的土地制度就是均田制，即封建国家把控制的土地分给农民使用。②地主土地私有制：封建地主占有全国大部分土地，并利用政治经济特权，大量兼并农民土地。③小农土地私有制：广大农民占有很少土地。④君主土地私有制：君主直接掌握的一部分土地，其收入主要用于君主开支。
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体，它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2、土地兼并
①概念：指地主官僚贵族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农民土地甚至国有土地，使封建国家、农民控制的土地数量急剧减少，土地逐渐集中到地主手中。其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土地私人所有，土地可以买卖和转让。土地兼并既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②土地兼并产生的影响：在政治上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豪强地主势力的增强影响中央集权。
经济上造成农民普遍贫困，使之无力购买手工业品，影响了手工业扩大再生产，抑制了手工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它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③面对土地高度集中，历朝政府都采取措施抑制兼并，以维护小农经济，巩固统治。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实行均田制。制定官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限制土地买卖。明朝政府丈量全国土地，按照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收取赋税。
④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不能成功的原因：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规定土地私有，并可以自由买卖的转让;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财富和各种财富的最终归宿;封建政府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不可能真正抑制土地兼并。
(二)"重农抑商"
1、目的：经济目的是保障农业生产，维护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
政治目的是加强对人们的控制、巩固封建统治;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2、演变过程：
①为保障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商鞅首倡"重农抑商"。
影响：保障了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保证赋役的征派和地租征收，巩固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
②西汉初年，社会经过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富商大贾乘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汉武帝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盐铁官营，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对工商业征收重税，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对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阻碍;打击富商大贾也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③明清时期，工商业空前兴盛，但封建政府依然固守重农抑商政策。明清两代继续实行专卖制度，垄断盐、茶等重要商品的经营，而对民营商业，不断加征商税，破坏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以致影响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三)"海禁"与"闭关锁国"
1、明太祖时期，实行"海禁"，禁止官民私自下海，对外贸易只能在官方主持下进行。
篇10
0引言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经济发展也趋于稳定健康发展的状态，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实效，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生活幸福指数也有所提高。但是，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还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农村金融约束就是其中之一。笔者主要分析了我国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金融约束的原因。
1金融约束
金融约束就是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金融约束政策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其隐含的前提是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金融业，或者说政府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金融约束理论的核心内容：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压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金融政策包括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市场准入的限制，甚至对直接竞争加以管制，以影响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并通过租金机会的创造，调动金融企业、生产企业和居民等各个部门的生产、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政府在此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为银行体系创造条件鼓励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进行储蓄动员，从而促进金融深化。
2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金融约束的原因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约束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结构体系属于二元化，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约束性；二是金融机构需要把信贷作为一种基础，在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供给补充的作用；三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采用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与现代的金融资本不匹配。
2.1农村金融结构体系属于二元化，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约束性
一方面，在农村正规的金融机构很难正常运转。例如，如果农民的贷款用于消费，则增大了还款的风险。另一方面，非金融机构在农村属于合理的机构，这种金融机构的特点在于只能维持很简单的经济生产，没有向现代化的农业注入大量的资本。非正规渠道取得的资本在一定条件不能有效地运行。同时，非正规资本的利息过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非经济性的问题。所以农村金融结构体系的二元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的约束性。
2.2金融机构需要把信贷作为一种基础，在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一种供给补充的作用
现在的金融体系本身属于资本供给的中心渠道，非正规的金融体系属于自发的状态。虽然我国已经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但是农村的储蓄资本转向投资，流入到城市中，削弱了农村经济增长需要资本，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我国的金融资本市场本身处于转型和相互融合的阶段，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从农村经济的发展角度出发，这种金融借贷资本的形式会造成农民很难支付还款，农村经济增长受到高资本低回报的影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3农村经济发展中采用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与现代的金融资本不匹配
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体系资本不完善，制约了获得资本的方式。同时，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支撑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转移非农业生产。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是暂时地离开农村，他们对小农经济仍然存在一定的依赖，把很多希望都寄托在农村土地上。农户的非农收入需要进行有效的补充，不能替代农业收入，缺少现代的资本支撑使小农经济的简单生产得到全面扩张。现在的商业金融机构很难为小农经济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
篇11
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不易监督的特点，银行如对其贷款，利润就比较低。而任何银行它所追求的利润只能来源于相对有规模效益的贷款。因此，这就导致了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没有办法了解农户的贷款需求，农户也不可能拿出详尽的贷款报告给银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银行申请贷款。此外，农户没有资产抵押条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收回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实际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连高利贷者也难以收回农户借款时的抵押品。
从近几年对农户的整体调查情况来看，农户的存款增长幅度大于其贷款增长幅度，因此有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出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表面形式就是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吸纳农村的资金有所增加，银行给农户的贷款却是减少的。农民的信用需求能够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满足的只占到24，连四分之一都不到，这就证明了我们刚才的假设：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匮乏。
作为龙头要素和最具组织作用的要素——资金，它如果退出农业，就会导致任何力图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实，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在整个国家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同时，农业经济无法实现市场经济。这怎么来解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调控的是什么？它是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作用之下调控那些递减的要素，使那些边际收益可能递增的要素替代那些边际收益递减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呢？很明显，是劳动力要素，而资金要素是过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在农村搞高利贷是最赚钱的。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益是上涨的，但由于银行资金供给与农户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资金没法通过国家金融部门进入农村，因此农村成为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一个领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转比例低。因此，尽管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效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它也当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们说，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控资源，在农业生产领域很难发挥作用，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农业结构更有可能会出问题。当我们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上的时候，农业、农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与这种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间似乎就出现了不相一致。
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不能靠外资来解决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资不断增加来维持的。
那么，农业经济的发展能不能靠外资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外资是不会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农业经济的。因此可以说，既不能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不能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
简单地强调用市场化的路子来调整农业结构可能走不通，因为单纯开展“农业”的结构调整已经走到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导致农业主产品的成本在“天花板”价格(国际价格)之上，此后小农经济条件下惟一能够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是农民在家庭经营内部自己把劳动力的收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的一切政策设计，包括政府对农民直接进行补贴，其效果都不可能明显。
农村政策研究应该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市场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借鉴的，那时候的城市仍然在维持计划经济；并且由于政府对农村采取休养生息的让步政策，放开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此，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被设计好、被推行下去的，实际上是在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条件下，自发地与农村传统制度结合，才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来农村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则与城市改革从原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部门垄断体制以及在国家大规模对外开放进程中部门垄断与国际资本结合有关。这显然已经导致农村经济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以往的教训表明，再单纯地强调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不了农村经济的复杂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农业，必须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放开某些垄断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参与进来。
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的深入讨论第一，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要看到，我国的小农经济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其投入产出比下降为负值其实是个必然的过程。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东亚模式——是更值得我们借鉴的。东亚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因为纯粹的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效益，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又由于交易费用太高而不可能补到每个单一的农民头上，因此，只能靠农业外部规模来补充农业内部收益下降的损失，政府只能是放开与农业相关的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进入。与农业相关的这些领域
包括：农村信用、保险、生产资料购销、农产品的加工，以及农副产品的批发等。所有这些农业生产外部经营领域都能形成规模、产生利润，而惟独种植业产生不了利润。外部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合作社内部收益分配补贴到种植业上去，否则东亚小农经济从事的农业就很难持续下去。
其次是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要针对那些有组织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给农户。这还是由于政府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过高。近年来提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等政策都是以为政府可以与九亿农民进行直接交易，其实五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对农村的投入和补贴不是用于部门或者部门下设的企业，而是直接用于农村基层合作经济组织。比如，政府对合作社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计股(政府股权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证政府投入的资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权收益只能通过合作社内部分配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和农村公益事业开支。
不过，即使我们采纳了东亚的合作经济模式，也仅仅意味着我们其实将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不断推高的农业生产成本消化在其他涉农行业领域返还的利润之中，而这并没有解决农业规模不足的根本问题(美国劳动力人均土地面积为八百多亩，中国仅为四亩多，相差二百倍)，中国的农业依然无法与国际上的规模农业去抗争。
第三，现在必须尽快启动城市化，否则就很难解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也难以带动国民经济整个一盘棋的发展。
篇12
中学历史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表述通常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到底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关键在于如何全面理解什么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我们经常明确其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是一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从字面含义来看是自己生产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是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生产者通过自己的生产满足了自己生活需要，因为无论漫长的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不是(或不能)自给自足。在此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可以理解为生产的极端封闭性，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生产的分工几乎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这样的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彼此孤立几乎不发生联系。如果说在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下的生产有极强的封闭性的话，那么从生产的目的及产品的分配上来看，自然经济亦体现为自给自足。因此在阶级社会，自然经济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范畴，不能从单个家庭来解释，必须包括剥削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经济的存在时间范围，另一方面做为一种经济形态它是有阶级性的。从中可以看出自然经济的另外一个特点，即劳动者为自己和剥削者直接消费而进行生产。在这种经济中，劳动者是直接生产者，他们的劳动也是直接的社会劳动，或自然形式的社会劳动(即不需通过交换即为社会所承认的劳动)。
从生产的性质来看它不仅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还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在这里仅仅是生活资料的生产，还不是全部的生产活动，因而又得出自然经济的第三层含义。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几种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一直存在，虽然它与通常所说的自然经济有区别，但从根本上说它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可以说在这样的经济单位中它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自给自足，相对于其他的经济单位它是封闭。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应当是大体相当于过去一个乡里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否则很难做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的基本自给。一家一户，包括手艺人，是一个生产单位，但不是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每户生产的农产品不尽相同，他们是靠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品种调剂、余缺调剂，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这种调剂往往也经过商人，但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乃至劳动的直接交换，应当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这样，我们可以把自然经济的概念再引申一层，得出它的第四层含义，或广义的含义即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自然经济，本来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立而言。因此，广义地说，凡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或者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都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从这个含义说，不仅包括农民家庭手工业，还包括独立的工场手工业。从这一点上来看不仅是作为副业的工场手工业，还可把某些城市手工业包括在内。
篇13
什么是“集体生活”，“那是一个组织，不仅是一种以关系的存在，组织特点的范围，在有范围（不能无边际）与主脑（需有中枢机关）。他的范围超出家族，且并不依于家族为组织的出发点。主要根据范围是占领，宗教或着其他的范围内，大家都觉得约束，总是时时刻刻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有关联。”符合上述标准的，就是我们谈论的集体生活。就以上标准可以衡量出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
在西方，基督教“博爱”的理念深入人心。圣经说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人，每个人都是平等相称的兄弟姐妹。这一方面促进了宗教的盛行，另一方面促进了“利他主义”在人们的生活中生根发芽，在现实生活中进一步推动行动去帮助别人。中国人没有宗教，有些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是因为许多人模糊信念和概念之间，像向上帝祈祷，是信念。中国的社会组织大多是基于血亲、姻亲的形式，这样的组织和“集体生活”中提到的组织相差很远。
缺乏集体生活与诚信缺失是否有因果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从集体生活缺乏的表现上来谈论该问题。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少与不相互“知根知底”的“异族”打交道，不需要用契约避免被骗。
一、公共观念淡薄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社会信用缺乏经济现象的原因。提供自给的小农经济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竞争不同于社会分工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前者有助于竞争机会主义意识的诞生。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其诚信关系多在于家庭中。家族的基本生活方式，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人口不流动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使发生人口流动，中国不倾向于别的单位进入其中，但以家族为单位，移动到一个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避免欺诈合同是多余的，简单地说，一个家庭生活中不会互相欺骗，危机只发生在家外，自然也没有立约。但是，对于一个不诚实的农业社会，它会带来太多的不利因素或支付的成本太高。中国有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诚信，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说得很清楚。可见，契约精神依赖于社会。不“知根知底”的时候很少，所以自然不要求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想法是无法形成的。
二、纪律习惯差，不讲规则
因为中国的诚信往往存在于宗法社会土壤，熟人、朋友、亲戚等狭窄范围的传统文化中。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血缘家庭关系和延伸出来的其他社会关系构成的最基本的社会环境。在熟人社会中，熟人就是信用凭证，人们相信那些喜欢、熟悉、尊重的人的承诺，其他道德判断经常凭自己的直觉，是基于情感而不是理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纪律、规则的作用也大大减弱。
三、组织能力差，习惯窝里斗
所谓的“窝里斗”，实际上指的是一些病态的人在一个很小的环境中竞争。中国有句古话：“站起来的椽子先烂。”当一个人是成功的，超越别人的，周围所有的人都想赶上，把他拖下来。事实上，中国的嫉妒“窝里斗”的现象一直存在，封建社会的王室为了争夺帝国的战斗，早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