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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这一概念由美国野生生物学家和保育学家雷蒙德(Ramond.F.Dasman)1968年在其通俗读物《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度》(A different kind of country)一书中首先使用的，是Biology 和 Diversity 的组合，即Biological diversity。此后的十多年，这个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和传播，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的缩写形式由罗森(W.G.Rosen)在1985年第一次使用，并于1986年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由此“生物多样性”才在科学和环境领域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它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由遗传(基因 )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组成。遗传(基因)多样性是指生物体内决定性状的遗传因子及其组合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在物种上的表现形式，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它既体现了生物之间及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又体现了生物资源的丰富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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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种类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最直观的体现，是生物多样性概念的中心。生物种类多样性影响生态系统多样性。
(2)基因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内在形式。基因多样性决定种类多样性，种
类多样性的实质是基因多样性。
(3)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外在形式。生态系统发生剧烈变化时也会加速生物种类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的丧失.所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是保护生物的栖息环境，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二、我国是生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中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仅次于巴西和哥伦比亚，居世界第三。我国是裸子植物最丰富的国家，被称为“裸子植物的故乡”。
三、生物的各种特征是由基因控制的。不同生物的基因有较大差别，同种生物的个体之间，在基因组成上也不尽相同，因此每种生物都是一个丰富的基因库。
种类的多样性实质上是基因的多样性。
四、我国是世界上基因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家养动物、栽培植物和野生亲缘种的基因多样性十分丰富，为动植物的遗传育种提供了宝贵的遗传资源。
五、每种生物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的基因组成是有差别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基因库，;每种生物又生活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并且与他的生物种类相联系。
某种生物的数量减少或绝灭，必然会影响它所在的生态系统;当生态系统发生剧烈变化时，也会加速生物种类的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的丧失。
因此，保护生物的栖息环境，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
六、造成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的原因：
(1)生态环境的改变和破坏
(2)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
(3)环境污染
(4)外来物种的影响
七、被称为植物中的“活化石”是银杉;被称为中生代动物的“活化石”的是扬子鳄;中国鸽子树(珙桐)也是植物界的“活化石”。
八、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
1、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为有效的措施。我国现已建成许多保护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和保护珍稀动植物的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是“天然基因库”，能够保护许多物种和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为开发生物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地;自然保护区是“活的自然博物馆”，是向人们普及生物学知识和宣传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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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共产品性质及其外部效应等原因，造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各级主体收益的不一致，进而造成其有效供给不足。
Pigou提出，经济的外部效应是一产品或者行为施加给社会某些成本或效益，而这些成本或效益不能在该产品市场上得到反映。生物多样性所包含的大量生态效益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性质，会产生相当的外部效应。为分析的简单起见，假定国际、社会、个人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相同的边际成本，显然，由于生态效益的公共产品性质和外部效应的存在，国际、社会、个人三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考虑下图：
显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全球的边际效用大于国家，国家的边际效用大于个人。因此形成三个不同水平的均衡点：个人均衡A点，社会均衡B点，国际均衡C点，显然国际均衡C点的保护数量是最高的，个人均衡保护量是最低的。从社会看，如果要求个人增加保护数量达到社会均衡数量Q2，显然在Q2上个人边际成本P2大于边际效用E点，因此，社会应当对个人提供至少曲边ΔABE大小的经济补偿，使个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外部效应内部化，这样个人达到社会保护量Q2才在经济上具有可能性。同理，国际社会必须对一国提供至少ΔBCD的经济补偿，这个国家才有相应的激励把保护量提高到全球水平Q3。
2、由于经济体制和观念等原因，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未能完全体现在经济系统中。
生物多样性具有多种经济价值，而其中除了有明确市场价格的直接使用价值外，其他大量经济价值很难以精确的市场价格加以衡量。而由于计划经济和观念上的影响我们长期没有把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体现出来。
3、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区域主体保护和利用的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经济利益分配不合理。
从区域主体看，显然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西部与东部都存在生态保护收益的不一致。上游地区、西部地区损害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环境可获得短期经济利益，而造成的负的外部效应大部分不由他们自己承担，而转移到下游和东部。而如果要求上游地区、西部地区放弃短期经济利益保护生态环境，虽然对下游和东部地区产生较大的正外部效应，但是他们自己并没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因此他们没有激励来保护生态环境，1998年的大洪水就是其长期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
三、几点经济对策
1、建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协调各级保护主体的收益，使保护主体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具体来说，我国应当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依托，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国际上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基金”。“生物多样性基金”可以在经济上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一定的补偿，同时此基金还可以促进相关机构在生物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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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进展
1.1 遗传多样性的研究
遗传多样性是指种内基因的变化，包括同一种群内和种内显著不同的种群间的遗传变异，也称为基因多样性。目前，遗传多样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蛋白质、染色体和DNA多态性的测定上[4-7]。如，李丽等采用RAPD标记，对26份贵州省芥菜型油菜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进行分析[8]；谢喜平等为了从DNA分子水平揭示福建黄兔群体遗传多态性，选项择16个微卫星标记检测了40只福建黄兔的遗传变异及多态性[9]；邓洪平等研究了九叶青花椒遗传多样性的形态与分子鉴定[10]；曹喆等利用垂直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技术（SDS-PAGE），研究了扁蓿豆遗传多样性的等位酶[11]。另外，胡志昂对中国动植物遗传多样性进行了专门论述[12]。
1.2 物种多样性的研究
物种多样性[13，14]的研究内容有物种多样性的现状、形成、演化及维持机制，种群生存力分析，物种的濒危状况、灭绝原因、有效保护与持续利用等。物种多样性编目是一项艰巨而又亟待加强的课题，是了解物种多样性现状及物种特有程度的根本途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的许多学者通过对各地区、大规模生物资源的综合考察，陆续出版了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生物资源专著，如动物志、植物志、孢子植物志和各种经济生物志，为中国的物种多样性编目奠定了基础。如牛丽丽，杨晓晖对鄂尔多斯地区四合木群丛分布区的植物物种多样性研究[15]；林琴琴，李宝银对福建省不同植物群落物种组成与多样性的分析[16]；王斌等对梅花山自然保护区的5个不同生境对昆虫多样性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昆虫多样性与其生境的植物种类、丰富程度密切相关[17]。
1.3 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研究
生态系统多样性[18，19]包括生物圈内生态过程和栖息地生物群落的多样化，它既存在于各生态系统之间，也存在于某一个生态系统之内，其主要研究生态系统的维持与变化机制，生态系统的调查、编目和动态监测等。生态系统主要由生物群落的组成（种类、数量、生物量、生活史及空间分布）、非生物物质的质量及分布、生存环境等组成。王韧在简述太姥山风景名胜区森林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对策时，提出保护与抚育改造等措施，并从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生产力、土壤与水资源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活力、森林生态系统发挥社会经济效用的能力等方面论述了太姥山森林生态可持续发展[20]。据初步统计，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类型有森林212类、竹林36类、灌丛113类、草甸77类、草原55类、荒漠52类、沼泽37类、高山冻原、高山垫状植被和高山流石滩植被17类，共计599类[21]。
1.4 景观多样性的研究
景观多样性[22]是近些年由生态学和地理学相结合而形成的研究内容。景观多样性是指景观结构、功能和时间等方面的变化，在景观水平上生物多样化的表征。目前，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4个主要层次中，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研究较为深入，而景观多样性近年来刚受到重视，研究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孙永萍等在对南宁市青秀山风景名胜区景观多样性探析中发现，常绿阔叶林和马尾松林的破碎化程度较轻，而经济林和农田的人为干扰十分强烈[23]；吴丽娟等在调查北京城市绿地系统景观多样性时得到景观类型空间分布格局沿城市梯度——人为干扰强度呈一定的规律性变化[24]；王伯荪等依据景观生态学原理，把海南岛划分为东部潮湿森林景观、西部半干旱森林景观、中南部山地森林景观、热带常绿针叶林景观、热带竹林景观和热带人工林景观6个森林景观区[25]；白云芳等在调查洪河保护区周边土地利用变化对湿地景观多样性的影响时，发现恢复保护区周边一定面积的湿地，维持保护区与周边区域适当的景观连续性，恢复保护区基本水文条件是维护保护区自然保护效益的有效途径[26]。另外，莫申国在分析秦岭植被景观多样性的结果：为秦岭各植被型的多样性指数Simpson指数D、Shannon-wiener指数H′和均匀度指数基本上呈相同的变化趋势，随着海拔的增加，呈波浪式的变化趋势。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太白山依次出现温带草丛温带落叶灌丛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针叶林亚热带和热带山地针叶林草甸高寒草甸等植被类型[27]。
2 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应用
2.1 生物多样性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
为了提高城市人居生态环境质量，城市绿化已经逐渐从传统的观赏和游憩功能发展到维持城市生态平衡和再现自然的阶段。城市园林的外部形式不仅要符合美学原则，内部结构和整体功能也要符合生态学原理，优化群落生态结构，提高群落的生物多样性，使人工群落和自然生物群落完美结合，提高绿地质量和效应[28]。如园林植物上，不同的植物往往在干、枝、叶、花、果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差异，在园林植物配置中，通过不同植物的搭配，表现出植物的千差万别、千姿百态、五颜六色，营造出一种“梅红李白，桃粉菊黄”的色彩多样性，为人们提供多样化的视觉景观[29]。程莉等认为生物多样性维持了园林生态系统的健康和高效，可以为人类提供各项的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美学功能等），是人类生存的重要资源[30]。李辉解认为通过构建生物多样性，可以完善园林植物自然保护，同时可以建立协调有序的城市园林生态环境[31]。
2.2 在农业中的应用
在农业病虫害防治中，生物多样性减少，造成病虫害危害越来越来频繁，越来越严重。从生态学角度看，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使自然植物群落丧失了自我调控能力和抑制病害虫的能力，因此，只有提高或增加生物多样性，才能提高群落的防虫抗病能力[32]。时新瑞通过牡丹江丘陵半山区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大豆蚜虫的试验中发现，以马铃薯与大豆间作防治大豆蚜虫的效果最好，说明利用生物多样性可以很好的防治大豆蚜虫[33]。许承华等通过国营泰州林场内生物多样性不同的3种林分中桑天牛危害程度的对比，发现生物多样性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桑天牛的危害问题[34]。高东认为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控制有害生物，而且这也将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35]。
此外，通过生物多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可使丰富的农业物种资源，尤其是许多地方性的优良品种遗传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和保存，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物种资源的保障。这种在生产中保护物种资源的方式比在低温冷库中保存物种资源的方式所需花费少得多，而且保存的数量大、更具现实意义。
2.3 生物多样性在路域植被养护中的应用
公路路域植被进入养护期以后，管护的经费开始减少，而植物演化刚刚开始，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管护方式，势必造成植物群落的逆向演替，使其有可能再次回到状态，因此，需要从生态学的原理出发，利用生物多样性对现有的群落进行改造，使其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稳定、防护效果突出的植物群落[36]。
3 结论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了进一步提高人们意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全面阐述了目前国内研究生物多样性的程度，并说明了生物多样性在园林，农业及道路方面的应用，并根据我国实比分加以合理的运用，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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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许承华，田学书.生物多样性与桑天牛危害调查与分析[J].江苏林业科技，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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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解决问题时，不死套公式，而是融会贯通，善于多渠道，用简捷的方法解决问题。 例如，在讲解自由组合规律时，为了让学生搞清其实质，我围绕等位基因互相分离，非等位基因之间自由组合这个实质，出了多种类型题，根据亲代基因型推出子代基因型和表现型；根据子代同一对相对性状的表现比，直接推出亲代基因型；根据子代基因型组合数推出亲代基因型等一题多解的练习题，用多渠道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但在解决以上问题时，我发现有的同学当题目中出现不同于书本上的遗传比例时，不知所措或解题方法繁琐，我便告诉学生应学生化繁为简，有些遗传练习题看似复杂，但只要把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局部，逐一研究局部的问题，最后再把局部问题的结果综合在一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像两对以上相对性状的遗传看似复杂，但只要两对以上的等位基因是独立分配的，就可以把复杂的遗传现象分解为一对一对的相对性状来研究，即用分离规律来研究。在把每一对相对性状的问题研究清楚后，再把它们综合起来，达到问题的最终解决。 三、在创造活动中，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不安于现状，有创新意识，有丰富的创造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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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环境和发展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家之一，它有的生物物种数量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地区。但是由于自然、人为及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正遭受着严重的损失和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事情。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原因的分析，提出建设性意见，以资探讨。
1.生物多样性概述
1.1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含义
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条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解释：
所有来源的形形生物体，这些来源除其他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
1994年我国政府制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概念：
所谓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构成的综合体。
但上述对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缺乏全面性、准确性和简练性，故本文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反映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境和所包含的组成部分的综合体。
生物多样性包含三层含义，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遗传多样性是指某个物种内个体的变异性；物种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命有机体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态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内生境差异、生态过程变化的多样性。三者之中生态系统多样性是基础，而物种多样性是关键，遗传多样性含有的潜在价值最大。
1.2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个层次生物多样性的都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意义。物种的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大量野生和养殖的植物、鱼类及动物产品；遗传多样性则对培育新品种、改良老品种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人们可利用一些农作物的原始种群、野生亲远种和地方品种培育高产、优质和抗病的作物。在生态系统中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维持生态平衡。因此生物多样性不仅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满足人类社会对食品、药物、能源、工业原料、旅游、娱乐、科学研究、教育等的直接需求，而且能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调节气候、保持土壤肥力、净化空气和水，从而支持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其它活动。此外生物多样性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多样性.
1.3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我国在1987年公布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一期中，公布的濒危种类有121种，受威胁的158种，稀有的110种，共计389种，其中一类保护植物8种、二类的157种、三类的22种。另据中国红皮书的估计显示，超过1/10即500多种脊椎动物物种和15%~20%即400~500种高等植物已经受到威胁。而我国对境内的物种及其数量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尤其对濒危物种的调查尚不全面。出现的问题是有些国家未列入濒危物种名录的物种面临生存威胁，有的甚至濒临灭绝，而另一些则由于人为的保护、繁育、利用而使种群数量有所增减，因而有必要调整其保护级别或划出、划入保护之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药用动植物，如黄草，急待保护。
此外，近年来野生生物贸易已经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粮食、中医药、服装等对野生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野生动植物的非法交易也急剧增长，对几种濒危动植物物种以及一些没有列入国家保护名单之内的动植物物种数量已经构成威胁。如：藏羚羊。
2.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既有自然发生的，也有因自然发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类活动（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无疑是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则是引起损失的另一主要原因。
2.1自然原因
一是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其一是物种的形成与灭绝是一种自然过程，化石记录表明，多数物种的限定寿命平均为100~1000万年。其二是物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或变异性、适应性比较差，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难以适应，因此而面临灭绝的危险。如大熊猫，其濒危的原因除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以外，与其本身食性狭窄、生殖能力低等身体特征有关。二是环境突变（天灾），如地震、水灾、火灾、暴风雪、干旱等自然灾害。
2.2人为原因
由于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同时又过多的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淡薄，从而导致生境破坏时有发生；对生物资源开发过度，有些甚至是掠夺式的开发；环境污染严重；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重视不够以及制度的不健全，这些都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
2.2.1生境的丧失、片断化、退化
栖息地破坏和片段化已成为我国一些兽类数量减少、分布区缩小和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国生境被破坏的两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威胁到从苔藓、地衣到高等物种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在过去25年内因森林火灾共损失了860万公顷的森林。以农业和建设为目的的占用森林、湿地和草原则是生境破坏的另一个原因。据估计，中国目前农田的1/3本来是处女林，这一问题在中国热带地区尤为严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沿海湿地的一半左右已经发生改变,高原湖泊周围的湿地也损失严重。另外，1950~1980年间中国湖泊面积减少1/10。
生境的片断化是指一个面积大而连续的生境被分割成两个或更多小块残片并逐渐缩小的过程。多种人类活动都可能导致生境的片断化。如铁路、公路、水沟、电话网络、农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动的分隔物，和自然保护区内修筑公路等人为设施。特别是由于这些人为设施的建立，使得动物的活动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其觅食、迁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种子的散布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引起动植物种群数量下降并引起局部灭绝。同时由于生境的片断化，阳光、温度、湿度及风的变化，也会导致一些物种濒危、甚至灭绝。另外生境的片断化有助于外来物种的入侵，进而威胁到原由物种的生存。
生境退化则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经济发展、过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场退化严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机能衰退，从而对其生存构成威胁。
草原的退化。
2.2.2掠夺式的过度开发
许多生物资源对人类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业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人类对之的需求随之迅速上升，其结果导致对这些资源的过度开发并使生物多样性下降。
而当商业市场对某种野生生物资源有较大需求，通常会导致对该种生物的过度开发。典型的实例是人类对海洋鲸类的猎捕活动与鲸类数量的消长之间的关系。我国许多药用植物，如人参、天麻、砂仁、七叶一枝花、黄草、罗汉果等，野生的植株都已经很有限了，如果仍不加限制必然导致灭绝。其中偷猎、滥挖走私野生动物行为对生物的多样性威胁最严重。
2.2.3环境污染
2.2.3.1水体污染
水体污染能够对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生命周期的任何发展阶段，产生亚致死或致死作用，影响他们的捕食、寻食和繁殖。其中亚致死的水体污染对水体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更为突出、普遍、久远。在这种环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长缓慢或者死于环境胁迫有关的疾病。而水体富营养化能使水体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
2.2.3.2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通常会使当地植被退化，甚至变成不毛之地，同时土壤动物也会变的稀少甚至绝迹，其生物多样性比未受污染区显著下降。如矿区、尾矿堆积地一、矿区废弃地以及垃圾填埋废弃地都少有树木生长。
2.2.3.3空气污染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均能对生物体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失，并对生态系统构成危害。经各种途径进入空气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杀死生物。来自冶炼厂废气中的有毒金属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所引发的温室效应等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害、减少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特别是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和酸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2.2.4外来物种入侵
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很大威胁。其入侵方式有三种：一是由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城市公园和绿化、景观美化、观赏等目的的有意引进或改进，如在滇池泛滥的水葫芦、转基因生物；二是随贸易运输旅游等活动传入的物种，即无意引进，如因船舶压仓水、土等带来得新物种；三是靠自身传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传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区危害深广的紫茎泽兰、飞机草。在全球濒危物种植物名录中，大约有35%~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来物种入侵引起的。2002年来自南美洲亚马逊河的食人鱼又名食人鲳在我国掀起轩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达到一定规模时，可能会大量屠杀其他鱼类，给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危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3制度原因
虽然我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生物多样性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主要表现在：虽然国家已把环境保护的成效纳入政绩考核之中，但有些地方政府并未把此真正纳入工作计划；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等）对此重视够，缺少相关具体实施细则、行动及专业人员。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物种及其生境的有效方法，我国已建立数目众多的保护区，但相对与国土总面积而言是不够的，而且部分保护区管理混乱、土地权属不清等也需要完善。在法律制度方面，虽已实施《自然保护区条例》多年，但毕竟在法律效力上位阶较低，调整面窄，处罚力度不够，故需要进行新的立法以保护自然保护区、物种及其生境。而在外来生物入侵问题上，虽有一些法规涉及，如《进出境动物检疫法》但没有专门法规对此做相应调整，法律漏洞较大。
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新的城镇、水坝、水库、矿区的开发、建设；旅游活动以及国际合作不充分也会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3.保护对策
保护生物样多性不仅需要加快治理环境污染，把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重要的是在生态系统水平上采取保护措施，传统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自然保护，通过排除或减少人为干扰来保护生态脆弱区，在一般情况下，确是保护某些物种或生态系统的有效途径。但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加以完善，有必要通过立法的途径解决，主要是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立法。鉴于外来物种对生物样多性的影响日益严重，而我国却没有专门立法保护措施，故建议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而且随着人口和用地的不断增长，被动的保护已很难真正达到保护的目的，为此提出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同时生物多样性对全人类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参与，故特别强调国际合作和加强国民教育。
3.1建立、完善自然保护区和制定《自然保护区立法》
自然保护区是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性质，并且是一定的空间范围的区域。在我国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惜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和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地的陆地水域和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据《世界资源》1997年的统计，全世界已建立较大面积的保护区1.04万个多，其无论在保有物种、遗传、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还是在保护物种生境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各国也意识到，由于缺法相关法律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混乱，保护区内开发与保护矛盾突出，乱砍、滥挖偷猎行为时有不断，造成一些自然保护区破坏严重。
因此，许多国家对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进行了专门立法。如，英国《国家公园和乡土利用法》，日本的《自然公园法〉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与野生生物保护法》加拿大的《国家公园法》，韩国的《自然公园法》等。另外，一些国家制定了自然保护区或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综合性法律，并将自然保护区纳入其中。例如，日本的《自然保全法》、新西兰的《自然保护法》、韩国的《自然环境保护法》等。这些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取得很大成效。
所以无论是按国际通行做法还是从我国国情出发，都有必要抓紧制定一部《自然保护区法》，对由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开发和利用而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建议在原有法规中法律制度：如审批制度、分级分区制度、管理制度、检查应急制度的基础上，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分类性保护和管理制度、监督管理体制、投入保障制度，借鉴国外相关先进经验，创设新的法律制度，如功能区划制度和社会影响评价制度。
3.2防止外来物种和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
外来物种入侵不仅对当地生物构成威胁，同时对经济和人体健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立法。如美国先后颁布或制修订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外来物种预防和执行法》、《国家入侵生物法》、《外来有害生物预防和控制法》、《联邦有害杂草法》等；新西兰《生物安全法》等。
我国虽有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外来物种管理，如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农业和林业局分别建立了水生和陆生野生动物引进审批制度；《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和《植物检疫条例》。但是目前尚无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门法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涉及到外来入侵物种物种，但未制定专门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行动计划，所以中国急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确保生态安全和保护本国生物多样性。如设立引种许可证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外来物种入侵预警机制。
另外，对外来物种进行普查和有计划清除，也很有必要。
3.3在保护中持续利用生物资源
虽然全世界已建立众多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多形式保护方法方式，但相对于地球生物圈而言，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是有限的。因此人们认识到，有效和长期可信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指对生物资源的利用应以使生物多样性在所有层次上得以保护、再生和发展。对保护而言，没有合理利用也就没有保护。利用自然保护和发展旅游业就是一例。不但有经济效益，实际上也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本身就是社会效益的体现，也是自然保护的价值体现。
另外建议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他们的生产计划中，鼓励生物的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包括根据当地资源的实际情况实施传统的农业和林业措施；推进科研与教育；采取必要的办法使保护区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和进行迁地保护。
3.4国家合作与行动
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共识是生物多样性问题不是局部的、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有关组织、世界科学界和各国政府部门认为国际合作是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的参与国际合作加入协定，联合打击跨国非法贸易与捕猎。加强科研协作，但要注意与产权问题。
我国已加入的公约协定有《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国际捕鲸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热带木材协定》、《关于保护特别水禽的重要湿地公约》等等，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应积极的开展国际合作，并制定相关的实施计划与细则，在必要的情况下制定相关行政法规或法律。
3.5加强环保教育
从整体和局部看，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好坏，大量资料表明，凡是受环保教育程度越低的国家和地区，通常生态环境破坏频率越高、程度越深、问题也越多。而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社会问题来说，除发展外，更多的应加强民众教育，广泛、通俗、持之以恒地开展与环境相关的文化教育、法律宣传，培育本地化的亲生态人口。特别值得重视和提倡的是利用当地文化、习俗、传统、信仰、宗教和习惯中的环保意识和思想，如民族地区的龙山、凤水，进行宣传教育。另建议在中小学中专门开设环境课程或在自然、化学、生物、地理及中进行环保教育，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课外活动。
此外，加快对全国生物多样性的清查；根据实际情况变更动植物保护级别；恢复破坏的生态系统；及对一些重点珍稀濒危物种进行人工繁育和扩群工作，也很有必要。总之，一个物种的消亡往往不是单个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是一件综合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参与，不仅需要政府，更需要民众；不仅需要单个学科，更需要多学科；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全球的共同参与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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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讲，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分为两种途径：以物种为中心的途径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途径。前者强调濒危物种本身的保护，而后者则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地的整体保护，力图通过保护景观的多样性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战略上的两种不同途径也体现在以生物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以物种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和以景观元素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尽管两者都考虑物种和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但前者的规划过程是从物种到景观格局，而后者是从景观元素到景观格局。
1.1以物种为出发点的景观规划途径
该规划方法强调，使景观生态规划具有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选准保护对象，并对其习性、运动规律和所有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以此为基础来设计针对特定物种的景观保护格局。一个整体优化的生物保护景观格局是由多个以单一物种保护为对象的景观最佳格局的叠加与谐调(Amstel等1988；Selm1988)。这一途径一般可分为下列五个步骤：
(i)根据物种的重要性，选择目前的或潜在的保护对象。
(ii)收集关于保护对象的信息，包括查阅文献，明确适合于每一保护对象的最佳景观结构。
(iii)汇总和比较所有保护对象对景观的需要。
(iv)修改保护物种清单以取得保护的谐调与一致性。
(v)综合以单一物种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来获得某一地域的总体生物保护景观规划。
如果有足够详尽的关于物种及其相关联系的信息的话，以物种为中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可以说是，最有效和科学的生物保护途径。但是，这一途径一开始就将可能遇到规划师和生物学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什么物种应优先保护的问题。人们一般从三个方面的标准来选择优先保护的物种：
(i)目前的稀有、特有性，受协状态及其实用性，大型哺乳动物和那些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名单之列的物种显然应作为首选的保护对象。往往被作为首选对象。
(ii)物种在生态系统及群落中的地位。保护对象应对维护整体生态平衡有关键作用。
(iii)物种的进化意义。一种杂草可能本身很不起眼，在群落内也表现不出重要意义，但却有可能对进化史及未来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有重要价值。用进化的观点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比被动地保护现存的濒危物种更具有意义(Edwin1991)。
1.2以景观元素保护为出发点的途径
这一途径并不基于对单一物种的深入研究来作景观规划，而是把生物空间等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集中针对景观的整体特征如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和景观的动态变化来进行规划设计。该途径认为，现实的生态过程发生在一个时空嵌合体中，包含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而批评以物种或群落保护为对象的规划只是偏面地解决了一个连续的复杂系列的局部和片段(NossandHarris，1986)。因此，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途径强调以下的步骤(Harris1984,NossandHarris1986;Noss1991)：
(i)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成份包含在一个广泛的时空尺度上，因此，一个全面的规划应该以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受协成分或节点(Node)作为保护对象。强调节点的多样性，这些节点小到一棵孤树或一个森林斑块，大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而对单一物种本身则不作深入考察。
(ii)因为景观的破碎和分割被认为是危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所以，规划强调景观的连结关系和格局设计。规划的目标是将每一景观中各种大小的节点连接成为整体的保护网络，并在区域和大陆尺度上建立景观保护体系。
(iii)景观及其保护必须从时空系统和动态的、飘移的嵌合体(ShiftingMosaic)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旨在维护嵌合体的稳定性，综合考虑保护及发展规划，以实现景观的可持续性。
与以物种为核心的规划不同，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的第一步不是确定单一物种作为保护对象与研究其特性，而是首先分析现存景观元素及相互间的空间联系或障碍，然后提出方案来利用和改进现存的格局，建立景观保护基础设施(ConservationInfrastruture)。包括在现有景观格局基础上，加宽景观元素间的联接廊道、增加景观的多样性、引入新的景观斑块和调整土地利用格局。
此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理论指导包括岛屿生物地理学(IslandBiogeography)和景观生态学。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动态和飘移等是规划着重考虑的景观特性。
这一规划途径的一个典型代表是所谓的景观群岛模式(ArchipelagoModel)，或称为综合利用模式(Multiple-useModel，简称MUMs)(Harris,1984；NossandHarris1986)。这一模式包括一个绝对保护的核心区和周围缓冲区。沿核心区向外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增加。核心区是生物多样性等级系统中任一层次上的某一节点。
一个关于整体景观保护的类似的概念是所谓的景观补偿区网络(NetworkofLandscapeCompensativeAreas)，这一概念强调景观规划和管理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景观的多样性和最优格局。而这样一种最优格局表现为地域内多层次的景观补偿系统和生态基础设施(Mander等1988)。这一理想的景观格局实际上是一个等边六角形。在这样一个六角形中，景观的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通过多层次的生态过渡带和补偿区网络来实现。
以景观元素为导向的规划避免了上述的以特定物种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缺点，而从整体上来设计全面的、包容的景观格局。对于景观这一复杂的系统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问题是，这种从形式出发的景观格局设计是否能满足内容即物种的保护需要？景观格局是为谁而设计的。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原因：
(i)栖息地的消失；(ii)栖息地(景观)的破碎化；(iii)外来种的入侵和疾病的扩散；(iv)过度开发利用；(v)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和(vi)气候的改变。
其中，栖息地的消失和破碎是生物多样性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尤其如此(BCCA，1992)。栖息地的消失直接导致物种的迅速消亡，而栖息地的破碎化则导致栖息地内部环境条件的改变，使物种缺乏足够大的栖息和运动空间，并有利于外来物种的侵入。适应于在大的整体景观中生存的物种一般扩散能力都很弱，所以最易受到破碎化的影响。
尽管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有所不同，一些空间战略都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这些战略对克服上述人为扰有积极作用。包括：
(i)建立绝对保护的栖息地核心区；
(ii)建立缓冲区以减少人为活动对核心区的干扰；
(iii)在栖息地之间建立廊道；
(iv)增加景观的异质性；
(v)在关键性的部位引入或恢复乡土景观斑块。
2.1绝对保护核
这是自然保护中最传统的战略，其基本思想是将保护对象(残遗斑块或濒危物种栖息地)尽量完整地保护起来，并将人类活动排斥在核心区周围的缓冲区以外。
岛屿生物地理学强调自然保护区设计中的面积和临近关系。这一理论最早由Preston(1962)和MacArthur及Wilson(1963，1967)等首先提出并发展。这一理论假设一个岛上的物种数目最终将趋于一种动态平衡。导致平衡的两种过程是物种的迁入和灭绝。达到平衡状态的物种数主要取决于岛屿的大小和岛屿离种源的距离，即面积效应(AreaEffect)和距离效应(DistanceEffect)。也就是说，一个小的保护区不但最终将只能允许少数物种的生存，并在一开始就使物种迅速消亡。而远离种源的保护地，则很难使物种有再迁入来取代消亡的个体。这一假设或多或少在海洋岛屿和孤立的陆地残遗斑块的观察中得到证实(见FrankelandSoule，1981;Harris1984;FormanandGodron1986;Forman1995)。但是，陆地景观斑块与海洋岛屿的状况有很大差异(Forman1979;Harris1984)，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途径来衡量陆地景观斑块隔离状况。有学者提出用景观阻力(LandscapeResistance)来衡量栖息地斑块间的隔离程度(FormanandGodron1986;Formam1995)。影响景观阻力的因素包括景观的基相质地和边界频率等。Kanaapen等(1992)提出用最小累积阻力来衡量隔离程度。
岛屿生物地理学的越大越好和越近越好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仍被广为接受，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如SimberloffandAbele1976)，认为几个小的保护区可能比一个大型保护区有更多的优越性。
一些反映面积和物种及种群关系的门槛为规划提供了有用的指导。其中之一是种群健康所需要的最小面积(ViableMinimumArea)。对此，有两条法则，即近期法则和长期法则。近期法则主张最小的有效种群数是50；长期法则主张最小种群数为200-500，这样才能保证生物保护的长期安全。根据这两个门槛，可以相应地确定最小面积(FrankelandSoule1981；Harris1984)。
根据岛屿生物地理学，物种与面积之间存在着以下的关系(MacArthurandWilson1967)
其中S和A分别是物种数和面积(公顷)，C和z是特定物种及环境条件下的参数。尽管C和Z因具体情况变化很大(见Wilcox1980)，这一公式指出，当栖息地斑块很小时保护面积的微小增加会导致物种的大幅度增加，而当栖息地斑块很大时，其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只能增加少量的物种。根据这一特点，一般认为保护区的面积每减少十倍，物种数将损失30%。
另一种门槛变量是破碎度。根据采伐的模拟表明，景观中至少有50-70%的原有森林生境才能保护物种及生态过程的健康和维持正常秩序(FranklinandForman1987)
2.2缓冲区
缓冲区(BufferZones)或过渡带(TransitionZones)的功能是保护核心区的生态过程和自然演替，减少外界景观人为干扰带来的冲击。通常的方法是在保护核心区周围划一辅的保护和管理范围。但试图在保护核周围建立缓冲区的设想往往会落空，原因是缓冲区土地的所有权法律上不属于保护区管理部门(见McNee1y1992)。在有的情况下保护区内部也设缓冲区。但是，国际上关于如何划分缓冲区的技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缓冲区应该划到什么地方，如何划才最有利于保护同时不给当地居民带来过分的经济损失。显然，以保护核心为中心同心圆式地划分缓冲区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一个新的划分缓冲区的途径是利用阻力面的等阻线来确定其边界和形状(Yu,1995a-b,1996a)。阻力面类似与地形表面，其中有缓坡和陡坡，呈现一些门槛特征。据此来划分缓冲区不但可以有效地利用土地，而且，可以判别缓冲区合理的形状和格局，减少缓冲区划分的盲目性。
2.3建立廊道(Corridor)
对抗景观破碎化的一个重要空间战略是在相对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之间建立联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廊道。生态学家们普遍认为，通过廊道将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与大型的种源栖息地相联接有利于物种的持续，和增加生物多样性(见FormanandGodron1986;HarrisandScheck1991;SaundersandHobbe1991；Forman1995)。这一观点最近在景观规划和设计领域内得到认真的对待(SmithandHellmund1993)。
理论上讲，相似的栖息地斑块之间通过廊道可以增加基因的交换和物种流动，给缺乏空间扩散能力的物种提供一个连续的栖息地网络，增加物种重新迁入的机会和提供乡土物种生存的机会。许多实地观察也证实了廊道的这种功能(详见HarrisandScheck1991；Forman1995).
廊道的联系和辐射功能使他们成为促进未来生物多样性进化的重要景观结构(Erwin1991)。根据这一功能，廊道的设计应与生物进化的轨迹相适应，联接重要的物种源以保护不断的物种交流和辐射。
但是，廊道的意义也不能过分地强调。他们有时并不能起到联系乡土栖息地的作用。相反，他们有可能对乡土物种带来危害。在大尺度空间上的一个例子是南北美大陆联接的形成在过去几百万年内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的损失(May1978;Gould1993，p347)。在小尺度上的观察也证明廊道对乡土物种的危害性(见HarrisandSheck1991)。对某些生态过程有促进作用的廊道，恰恰对某些物种的运动有阻碍作用。联结孤立栖息地之间的廊道往往会引导天敌的进入，或外来物种的侵入而危协到乡土物种的生存。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开发就有许多这样的问题。外来物种沿着交通廊道侵入景观深处，危协乡土物种的生存(见HarrisandScheck1991)。
由于廊道功能的这些矛盾，要求景观设计师谨慎考虑如何使廊道有利于乡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别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Harrisandsheck1991)：
(i)多于一条廊道：多一条廊道就相当于为物种的空间运动多增加一个可选择的途径，为其安全增加一份保险。
(ii)乡土特性：构成廊道的植被本身应是乡土植物。
(iii)越宽越好：廊道必须与种源栖息地相联接，必须有足够的宽度。否则，廊道不但起不到空间联系的效用，而且，可能引导外来物种的入侵。至于多宽的廊道较为合适，目前尚无定论，但越宽越好是一条基本原则。
至于针对某一种动物运动的廊道，当地的生物和生态专家的经验往往能提供最可靠的参考(Binford等1993)
(iv)自然的本底:廊道应是自然的或是对原有自然廊道的恢复。任何人为设计的廊道都必须与自然的景观格局，如水系格局相适应。
其它联接破碎斑块的方式包括建立动物运动的"跳板"(SteppingStones),改造栖息地斑块之间的质地和减少景观中的硬性边界频度等以减少动物穿越景观的阻力。
2.4增加景观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实验观察和模拟研究都显示，景观异质性或时空的嵌斑特性(Patchenes)有利于物种的生存和连续及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Turner1987;PickettandThompson1978;KolasaandPickett1991;Renshaw1991;Kozakienicz1995；Forman1995)。许多物种需要两种或多种栖息地环境。景观的空间格局与时间更替一样可能会显得杂乱无章。但这种动态和交替抹去了景观中的剧烈性的变化，使系统保持稳定。所以，保护和有意识地增加景观的异质性有时是必要的。(FrankelandSoule1981;Hayes等1987)。增加异质性的人为措施包括控制性的火烧或水淹、采伐等。
2.5恢复栖息地
另一种代价很高的生物保护战略是栖息地的恢复，在关键性的部位引进乡土栖息地斑块，作为孤立栖息地之间的“跳板”，或增加一个适宜于保护对象的栖息地。这样可以大大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果，同时也可提高景观的美学价值(Hayes等1987；Morris1987)。
上述多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战略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积极作用。关键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来构建上述空间结构和战略。也就是说在什么地方划分缓冲区?在什么地方建廊道来联接栖息地斑块?在什么地方引入新的斑块来有效地影响生态过程?这些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
3.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讨论
3.1普遍的缺陷和应改进的方面
上述关于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和空间战略总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
(i)被动的途径
除少数例外，目前生物保护多采用被动方式。生物多样性或乡土栖息地被作为被动的保护对象，被圈在一定的地区或限制在一定的网络内运动。如果把生物对景观的利用作为一个能动的生态过程，一种对景观的竞争性的控制过程，情景可能会很不一样。在这种假设下，通过识别关键性的景观局部和空间联系，而利用物种自身的对空间的探索和侵占能力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也正是景观生态安全格局(EcologicalSecurityPatterns)概念的基本出发点之一(Yu1995a-c,1996a-b)。
(ii)局限于对“实体”景观的保护
由于上述关于把物种作为被动对象保护在特定地域和现存景观元素中的局限性，生物保护中的景观生态研究和规划往往注重现有景观元素及格局与生物运动过程的关系(LaverandHaine-Young1993)或偏于记载和再现现存的景观实体元素而对景观的另一半，即作为景观实体元素背景的部分研究很少。而恰恰是这部分“虚体”景观，如作为景观中森林斑块背景的农用基质，对物种的空间运动起作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景观基质、或背景中是否存在着某种隐藏的或是潜在的结构，影响、甚致控制着景观生态过程呢？
由于上述两个局限性，生物保护的上述空间战略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怀疑了。如传统的缓冲区的划分方法，和根据现存的自然结构来建立廊道并相信物种能利用其进行空间运动等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所以，下列三个问题依然存在：
(a)如果要选择某一栖息地进行保护应如何选择，包括什么和在什么位置。
(b)如果两个或多个孤立的栖息之间需要构筑廊道，什么地方设廊道才具有高效性。
(c)如果恢复一个退化的景观，应在什么地方着手，才可以使恢复过程更有效，包括有效地使乡土物种得以维持和繁衍，和有效地阻止外来物种的侵入。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但需要考察现存景观元素及其空间格局，同时还应研究潜在的景观基础设施。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Yu1995a-c,1996a-b)。
3.2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概念
针对上述普遍采用的景观规划和空间战略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模式。尽管这些新概念仍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但对未来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发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i)景观的空间构型概念(SpatialConfiguration)
这一概念强调景观的构型，即景观元素的毗邻关系。景观的空间构型可能比笼统意义上的景观异质性或景观的嵌合体特性更具有意义(Forman1990,1995)但关于这一设想尚没有进一步的实验观察的支持。
同样的设想也包含在森林的群岛模式之中，这一模式主要讨论破碎化的残遗森林景观的空间分布(Harrs1984)。该模式强调斑块在联系整体群岛系统中的作用应作为斑块被选作为保护对象的首要因素。单一斑块选择作为保护对象的标准包括：①空间位置，②总的物种丰富性，③对特有区系成分生存和延续的意义，④发生遗传变异的可能性。而“选择栖息地岛屿保护地的压倒一切的保护标准是其在整体景观生态系统中的作用”(Harris1984,p158)。
(ii)进化动态世系概念(EvolutionaryDynamicLineage)
这一概念认为，目前生物保护的战略基本上是保护那些正走向灭绝的稀有物种，而这并不是我们所需的。应该保护的是进化的过程(Erwin1991)。那些对当代进化过程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地区应作为我们的保护和管理重点。根据物种进化的空间轨迹来设计景观生态保护格局，才使生物保护更具有意义而应作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篇8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环境和发展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家之一，它有的生物物种数量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地区。但是由于自然、人为及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正遭受着严重的损失和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事情。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原因的分析，提出建设性意见，以资探讨。
1.生物多样性概述
1.1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含义
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条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解释：
所有来源的形形生物体，这些来源除其他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
1994年我国政府制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概念：
所谓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构成的综合体。
但上述对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缺乏全面性、准确性和简练性，故本文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反映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境和所包含的组成部分的综合体。
生物多样性包含三层含义，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遗传多样性是指某个物种内个体的变异性；物种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命有机体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态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内生境差异、生态过程变化的多样性。三者之中生态系统多样性是基础，而物种多样性是关键，遗传多样性含有的潜在价值最大。
1.2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个层次生物多样性的都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意义。物种的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大量野生和养殖的植物、鱼类及动物产品；遗传多样性则对培育新品种、改良老品种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人们可利用一些农作物的原始种群、野生亲远种和地方品种培育高产、优质和抗病的作物。在生态系统中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维持生态平衡。因此生物多样性不仅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满足人类社会对食品、药物、能源、工业原料、旅游、娱乐、科学研究、教育等的直接需求，而且能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调节气候、保持土壤肥力、净化空气和水，从而支持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其它活动。此外生物多样性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多样性.
1.3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我国在1987年公布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一期中，公布的濒危种类有121种，受威胁的158种，稀有的110种，共计389种，其中一类保护植物8种、二类的157种、三类的22种。另据中国红皮书的估计显示，超过1/10即500多种脊椎动物物种和15%~20%即400~500种高等植物已经受到威胁。而我国对境内的物种及其数量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尤其对濒危物种的调查尚不全面。出现的问题是有些国家未列入濒危物种名录的物种面临生存威胁，有的甚至濒临灭绝，而另一些则由于人为的保护、繁育、利用而使种群数量有所增减，因而有必要调整其保护级别或划出、划入保护之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药用动植物，如黄草，急待保护。
此外，近年来野生生物贸易已经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粮食、中医药、服装等对野生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野生动植物的非法交易也急剧增长，对几种濒危动植物物种以及一些没有列入国家保护名单之内的动植物物种数量已经构成威胁。如：藏羚羊。
2.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既有自然发生的，也有因自然发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类活动（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无疑是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则是引起损失的另一主要原因。
2.1自然原因
一是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其一是物种的形成与灭绝是一种自然过程，化石记录表明，多数物种的限定寿命平均为100~1000万年。其二是物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或变异性、适应性比较差，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难以适应，因此而面临灭绝的危险。如大熊猫，其濒危的原因除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以外，与其本身食性狭窄、生殖能力低等身体特征有关。二是环境突变（天灾），如地震、水灾、火灾、暴风雪、干旱等自然灾害。
2.2人为原因
由于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同时又过多的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淡薄，从而导致生境破坏时有发生；对生物资源开发过度，有些甚至是掠夺式的开发；环境污染严重；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重视不够以及制度的不健全，这些都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
2.2.1生境的丧失、片断化、退化
栖息地破坏和片段化已成为我国一些兽类数量减少、分布区缩小和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国生境被破坏的两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威胁到从苔藓、地衣到高等物种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在过去25年内因森林火灾共损失了860万公顷的森林。以农业和建设为目的的占用森林、湿地和草原则是生境破坏的另一个原因。据估计，中国目前农田的1/3本来是处女林，这一问题在中国热带地区尤为严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沿海湿地的一半左右已经发生改变,高原湖泊周围的湿地也损失严重。另外，1950~1980年间中国湖泊面积减少1/10。
生境的片断化是指一个面积大而连续的生境被分割成两个或更多小块残片并逐渐缩小的过程。多种人类活动都可能导致生境的片断化。如铁路、公路、水沟、电话网络、农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动的分隔物，和自然保护区内修筑公路等人为设施。特别是由于这些人为设施的建立，使得动物的活动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其觅食、迁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种子的散布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引起动植物种群数量下降并引起局部灭绝。同时由于生境的片断化，阳光、温度、湿度及风的变化，也会导致一些物种濒危、甚至灭绝。另外生境的片断化有助于外来物种的入侵，进而威胁到原由物种的生存。
生境退化则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经济发展、过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场退化严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机能衰退，从而对其生存构成威胁。
草原的退化。
2.2.2掠夺式的过度开发
许多生物资源对人类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业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人类对之的需求随之迅速上升，其结果导致对这些资源的过度开发并使生物多样性下降。
而当商业市场对某种野生生物资源有较大需求，通常会导致对该种生物的过度开发。典型的实例是人类对海洋鲸类的猎捕活动与鲸类数量的消长之间的关系。我国许多药用植物，如人参、天麻、砂仁、七叶一枝花、黄草、罗汉果等，野生的植株都已经很有限了，如果仍不加限制必然导致灭绝。其中偷猎、滥挖走私野生动物行为对生物的多样性威胁最严重。
2.2.3环境污染
2.2.3.1水体污染
水体污染能够对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生命周期的任何发展阶段，产生亚致死或致死作用，影响他们的捕食、寻食和繁殖。其中亚致死的水体污染对水体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更为突出、普遍、久远。在这种环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长缓慢或者死于环境胁迫有关的疾病。而水体富营养化能使水体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
2.2.3.2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通常会使当地植被退化，甚至变成不毛之地，同时土壤动物也会变的稀少甚至绝迹，其生物多样性比未受污染区显著下降。如矿区、尾矿堆积地一、矿区废弃地以及垃圾填埋废弃地都少有树木生长。
2.2.3.3空气污染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均能对生物体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失，并对生态系统构成危害。经各种途径进入空气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杀死生物。来自冶炼厂废气中的有毒金属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所引发的温室效应等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害、减少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特别是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和酸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2.2.4外来物种入侵
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很大威胁。其入侵方式有三种：一是由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城市公园和绿化、景观美化、观赏等目的的有意引进或改进，如在滇池泛滥的水葫芦、转基因生物；二是随贸易运输旅游等活动传入的物种，即无意引进，如因船舶压仓水、土等带来得新物种；三是靠自身传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传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区危害深广的紫茎泽兰、飞机草。在全球濒危物种植物名录中，大约有35%~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来物种入侵引起的。2002年来自南美洲亚马逊河的食人鱼又名食人鲳在我国掀起轩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达到一定规模时，可能会大量屠杀其他鱼类，给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危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3制度原因
虽然我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生物多样性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主要表现在：虽然国家已把环境保护的成效纳入政绩考核之中，但有些地方政府并未把此真正纳入工作计划；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等）对此重视够，缺少相关具体实施细则、行动及专业人员。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物种及其生境的有效方法，我国已建立数目众多的保护区，但相对与国土总面积而言是不够的，而且部分保护区管理混乱、土地权属不清等也需要完善。在法律制度方面，虽已实施《自然保护区条例》多年，但毕竟在法律效力上位阶较低，调整面窄，处罚力度不够，故需要进行新的立法以保护自然保护区、物种及其生境。而在外来生物入侵问题上，虽有一些法规涉及，如《进出境动物检疫法》但没有专门法规对此做相应调整，法律漏洞较大。
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新的城镇、水坝、水库、矿区的开发、建设；旅游活动以及国际合作不充分也会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3.保护对策
保护生物样多性不仅需要加快治理环境污染，把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重要的是在生态系统水平上采取保护措施，传统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自然保护，通过排除或减少人为干扰来保护生态脆弱区，在一般情况下，确是保护某些物种或生态系统的有效途径。但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加以完善，有必要通过立法的途径解决，主要是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立法。鉴于外来物种对生物样多性的影响日益严重，而我国却没有专门立法保护措施，故建议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而且随着人口和用地的不断增长，被动的保护已很难真正达到保护的目的，为此提出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同时生物多样性对全人类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参与，故特别强调国际合作和加强国民教育。
3.1建立、完善自然保护区和制定《自然保护区立法》
自然保护区是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性质，并且是一定的空间范围的区域。在我国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惜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和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地的陆地水域和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据《世界资源》1997年的统计，全世界已建立较大面积的保护区1.04万个多，其无论在保有物种、遗传、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还是在保护物种生境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各国也意识到，由于缺法相关法律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混乱，保护区内开发与保护矛盾突出，乱砍、滥挖偷猎行为时有不断，造成一些自然保护区破坏严重。
因此，许多国家对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进行了专门立法。如，英国《国家公园和乡土利用法》，日本的《自然公园法〉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与野生生物保护法》加拿大的《国家公园法》，韩国的《自然公园法》等。另外，一些国家制定了自然保护区或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综合性法律，并将自然保护区纳入其中。例如，日本的《自然保全法》、新西兰的《自然保护法》、韩国的《自然环境保护法》等。这些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取得很大成效。
所以无论是按国际通行做法还是从我国国情出发，都有必要抓紧制定一部《自然保护区法》，对由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开发和利用而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建议在原有法规中法律制度：如审批制度、分级分区制度、管理制度、检查应急制度的基础上，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分类性保护和管理制度、监督管理体制、投入保障制度，借鉴国外相关先进经验，创设新的法律制度，如功能区划制度和社会影响评价制度。
3.2防止外来物种和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
外来物种入侵不仅对当地生物构成威胁，同时对经济和人体健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立法。如美国先后颁布或制修订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外来物种预防和执行法》、《国家入侵生物法》、《外来有害生物预防和控制法》、《联邦有害杂草法》等；新西兰《生物安全法》等。
我国虽有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外来物种管理，如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农业和林业局分别建立了水生和陆生野生动物引进审批制度；《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和《植物检疫条例》。但是目前尚无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门法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涉及到外来入侵物种物种，但未制定专门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行动计划，所以中国急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确保生态安全和保护本国生物多样性。如设立引种许可证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外来物种入侵预警机制。
另外，对外来物种进行普查和有计划清除，也很有必要。
3.3在保护中持续利用生物资源
虽然全世界已建立众多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多形式保护方法方式，但相对于地球生物圈而言，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是有限的。因此人们认识到，有效和长期可信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指对生物资源的利用应以使生物多样性在所有层次上得以保护、再生和发展。对保护而言，没有合理利用也就没有保护。利用自然保护和发展旅游业就是一例。不但有经济效益，实际上也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本身就是社会效益的体现，也是自然保护的价值体现。
另外建议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他们的生产计划中，鼓励生物的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包括根据当地资源的实际情况实施传统的农业和林业措施；推进科研与教育；采取必要的办法使保护区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和进行迁地保护。
3.4国家合作与行动
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共识是生物多样性问题不是局部的、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有关组织、世界科学界和各国政府部门认为国际合作是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的参与国际合作加入协定，联合打击跨国非法贸易与捕猎。加强科研协作，但要注意与产权问题。
我国已加入的公约协定有《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国际捕鲸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热带木材协定》、《关于保护特别水禽的重要湿地公约》等等，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应积极的开展国际合作，并制定相关的实施计划与细则，在必要的情况下制定相关行政法规或法律。
篇9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UNCLOS；公海自由；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简称UNCLOS）将海洋空间为若干区域，国家管辖权之外的海域，包括“区域”以及公海两个部分。由于此海域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更是新型海洋资源，故而现有法律规定尚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规制。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规定来看，《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简称CBD）的主旨是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体而言，这两部公约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海域生物多样性的法律属性均未做出明确规定，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一争议举行了诸多会议进行讨论，但结果只是对国家管辖权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及需为其制定保护措施达成一致共识，但未对资源的法律属性归属形成结论性的意见。这是因为，资源属性这一问题牵涉到各国的根本利益，任何的妥协都会对本国利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各国很难达成一致。
一、国家管辖范围之外海域生物多样性现有争议
目前而言，国家管辖范围之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法律属性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议最大的地方，在国际会议中争论激烈。
由于较早的开始了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发达国家依靠雄厚资金和先进科技，在这一问题上占据了优先政治地位以及资源享有。以美国和日本为例，他们认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资源应当适用公海自由原则，各国际主体在有足够经济及科技条件下可以自由的进行开发、利用，通过“先到先得”的方式取得，不应被任何国际主体依而占有。反对将UNCLOS第十一部分“区域”制度适用于深海基因资源，其理由是UNCLOS中有关“区域”资源的定义十分明确，即“区域”制度只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深海底的矿产资源，据此，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的发达国家主张，深海基因资源的相关活动应遵循公海自由原则。
对此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成立的“77国集团”表示强烈的反对，巴基斯坦代表在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八次会议上，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发言时就指出：“‘区域’内资源，包括海洋遗传资源都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发达国家不能依仗其优势，通过公海自由原则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占有，再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该资源变为发达国家或其“阵营”的独享权益。我们认为，UNCLOS中“区域”制度所独有的共同继承财产（或人类共同遗产）原则，既体现“区域”所独有的地理环境和法律地位，又通过这一原则公平合理保护了各国在“区域”内的合法权益。因此应适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将该资源纳入UNCLOS的“区域”制度范畴中，通过这一机制，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打破发达国家对深海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垄断，分享其应有利益。
欧盟国家认为现有的法律制度和管理执行方面均存在着空白，应当从处理具体执行差距的基础上，制定新制度完善现有法律框架。他们提议制定UNCLOS第三个执行协定，重点是在公海建立海洋保护区，以确保有效的海洋环境管理。
二、国家管辖范围之外海域生物多样性资源属性法律理论
（一）公海自由原则
1609年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在《海洋自由论》中指出：“流荡不定的海水，必是自由的不能为任何国家所占有。”他主张海洋是全人类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这是公海自由所赋予人类的权利。据此发达国家提出，公海自由原则的确立远早于UNCLOS的签署，并且该原则已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以及成熟实践方式，不再需要一个新的制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规制，过多的规制甚至会限制这一领域的科学发展。同时他们认为，在UNCLOS的相关条款中，已经明确列举了“区域”内的资源是指矿产资源，因此，对于多样性资源应当秉承公海自由原则，由各个国家自由取用。
（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结合“区域”制度及相关表述可以得出，“区域”部分所包含的资源应当属于全人类共同所有，由人类共同继承。目前，虽然对该原则特征的表述认识存有争议，但通常各观点均认为要为和平目的而保护利用，排除单方侵占保证资源的人类共有性，以及为了后展的需要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养护和利用。这些特点在UNCLOS的条文中均有包含，加之UNCLOS以明文形式阐述了“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因此可以得出结论，UNCLOS要求各国在“区域”中的行为应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考量，对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开发，即使各国不能实际参与开发利用活动，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机构和制度分享开发所获得的利益，并通过大会以及海底管理局等相关机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分配。
三、国家管辖范围之外海域生物多样性资源法律属性分析
对于“区域”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法律属性归属，应当选择“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第一，国家管辖范围之外海域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生存环境与普通海域不同，极端环境下所具有的独特生态系统造就了动植物独特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方式，成就了其资源的独特性以及人类社会对这一资源的不可复制性。这种这种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造就了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极高的价值，因此该资源与“区域”地理环境具有高度的伴随性，甚至可以说，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与“区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与“区域”环境不可分割；第二，海洋法的健全完善，不但受时代背景的影响还受科学水平的左右。在UNCLOS关于“区域”资源定义做会议讨论之时，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资源并没
有出现在国际社会的认识之中，而当1977年热夜喷口及相关生态系统被发现时，关于“区域”资源的定义已经被会议确立，因此现行1982年UNCLOS第十一部分并没有涉及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可通过梳理不难发现，设立“区域”制度时只是由于科技和人类认识的不足，导致在细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外延出现了法律空白，并非故意将其割裂；最后，通过UNCLOS序言可以得知，其目的是在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是以发达的深海勘探技术为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支持，这就尤其需要各国携手共同合作。从这一点而言，是符合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法律属性的，即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来携手合作、维护管理以及科考研究。
参考文献：
[1]《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会议若干热点议题》，http：///chn/xwdt/t240388.htm，2014420；
[2]百度百科：http：///link？url=Qc8p1KBxl_tiwU5 rnuHcWsO4r8s3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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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tatement on Behalf of 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by Mr.Farukh Amil，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Pakistan to the UN， at the Eighth Meeting of UNICPOLOS on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http：///statement/getstatement.php？id=070625，2014420；
[4]Farukh Amil .Statement on Behalf of 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by Mr . Farukh Amil，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Pakistan to the UN， at the Eighth meeting of UNICPOLOS on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 EB/OL]，http：//www .g77/org/statement/getstatement .php ？ id =070625，20140304；
[4]王铁崖.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概念[M]，中国国际法年刊，1984
[5]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贾桂德，尹文强.国际海洋法发展的一些重要动向[J]，太平洋学报，2012.1
篇10
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diversity或biodiversity）是指生命有机体及其借以存在的生态复合体的多样性和变异体，确切地说，生物多样性是所有生物种类，种内遗传变异和它们生存环境的总称，包括不同种类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以及它们拥有的基因，它们与生存环境所组成的生态系统[2]，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3]。遗传多样性，即指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它包含在动植物和微生物个体的基因内；物种多样性，即生命机体的变化和多样化；生态系统多样性，即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物圈内生态过程的多样性[4~6]；景观多样性指的是由不同类型的景观要素或生态系统构成的景观在空间结构、功能机制和动态方面的多样性或变异性[7]。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核以生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与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的最重要因素和人类生活、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衡量尺度[8]。生物多样性对人类有着巨大的价值，傅伯杰等（2001）认为生物多样性的具有利用价值及内在价值，将生物多样性的利用价值分为直接利用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利用价值就是指为人类消费提供的那部分的生物资源价值。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价值主要体现于其维持生物圈的功能[7]。1995—1997年王健民等在《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提出生物多样性总经济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价值、潜在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四个方面，并进行了评估约为40万亿元（如表1）[9]。
从表1可见，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联系的间接使用价值，占其总价值的约95％。这一部分价值也正是生态旅游存在并大行其道的资源基础。例如，生态旅游的目的地是自然生态环境——以景观多样性为基础；生态旅游欣赏的对象是自然景观、自然植被、自然中重要的动植物类群、特定的物种、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和特殊的生活方式——以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为欣赏对象。
表1中国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初步评估结果
价值类别
价值（元）
直接使用价值
产品及加工品年净价值
1.02×1012
直接服务价值
0.78×1012
小计
1.80×1012
间接使用价值
有机质生产价值
23.3×1012
CO2固定价值
3.27×1012
O2释放价值
3.11×1012
营养物质循环与贮存价值
0.32×1012
土壤保护价值
6.64×1012
涵养水源价值
0.27×1012
净化污染物价值
0.40×1012
小计
37.31×1012
潜在使用价值
选择使用价值
0.09×1012
保留使用价值
0.13×1012
小计
0.22×1012
合计
39.33×1012
摘自《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1998。
2．森林旅游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森林旅游就是以良好的森林自然生态环境为主体，利用森林生物的多样性、多功能，辅以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经过科学保护和适应开发，为旅游者提供游览、休闲、度假、保健疗养、文化娱乐和科学教育等旅游服务。[12]
生物多样性不仅为森林旅游提供基础资源——生物资源，又为森林旅游提供美学价值，为此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森林旅游得以持续、成功发展的根本所在。但是随着森林旅游的无序、盲目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的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我国数次森林资源清查的资料显示，第一次森林资源清查（1973～1976）时，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压力指数为100；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1984～1988）时，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压力指数为133.73；第五次森林资源清查（1994～1998）时，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压力指数为178.63，增长了1.9倍[8][10]。森林旅游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日益显现出来，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存在不确知性(Uncertainly-Known)的特性，人们还不清楚森林中到底有多少物种，加上森林生物多样性作为一种资源或一个系统，本身也处在发展变化之中[11]。所以，人们还不能确切评估森林旅游对生物多样性影响大小，大部分专家是采用定性的方法来评价。
经营者以自然景观旅游资源为凭借，以旅游设施为条件，向旅游者提供各种服务的森林旅游，目的是使经营者自己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必然生态系统提供更多的能流和物流，对系统内的生物种类组成、种群数量比例和土壤的外部形态等产生一定的影响。[13]据韩也良(1991)研究，旅游区一项基础设施建设对山体和植被的直接破坏，往往是其基本建筑面积的几倍和几十倍。[14]森林旅游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森林生物个体的影响。大量涌入的游客的活动使动植物的繁殖习性变得紊乱，使个体的生命周期扰甚至阻断，影响到物种种群的繁衍进程，改变种群结构，严重的会造成物种的灭绝。
（2）对森林生态环境的影响。反复的旅游践踏会破坏土壤物理结构，降低土壤层厚度，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地力衰退，从而破坏动植物生活的基础环境。另外，旅游活动在自然环境中造成大量的垃圾堆放，会导致景区土壤化学性质的改变，并阻塞空气和光线，从而造成土壤营养状态的改变，使生态系统受到损害。特别是不可降解甚至有毒物质的产生，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更为严重。
（3）对森林景观多样性的影响。旅游设施建设过程中大量伐除植物，改变了植被覆盖率或植被结构性质，造成景观破碎度加大，导致景观多样性的降低[7]。
（4）频繁的旅游交通为外来种入侵森林生态系统提供便利，另外，大面积建筑物或公路阻隔了两个生境之间物种交换，从而影响到本地的生物多样性。
3．旅游区生物多样性保护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随着森林旅游活动的开展，其生物多样性面临着严峻考验，而且旅游手段越现代化、旅游密度越高，产生的负作用就越大[15][16]。由于政府过去对环境问题的不重视以及对游客教育的忽视，使得生物多样性迅速衰减，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刻不容缓。
3．1保护措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分为以物种为中心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两种保护途径[17]，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从物种保护开始的，但经验表明，单一的物种保护很少能够达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18]。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设法保护物种的生存环境——生态系统和景观。在对森林生态旅游区规划的过程中，应当注重物种生存环境的保护。比如，在较大范围的自然区域内开发生态旅游项目，应注意规划出的游览区和游径区域一旦有较大强度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状态相比较)，是否会影响已建立的自然区域内自然保护区网作用的发挥。要求坚持对保护区网外缓冲带以内区域(包括核心保护区、生境走廊、内缓冲带)的严格保护，应将人类活动都限制在外缓冲带及以外的范围内，以免由于人类活动区的不科学规划，造成区域内物种基因、能量、物质流通渠道的损坏，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与破坏；其二，应建立相应的物种监测体系，对每个物种建立档案，以便于多样性保护措施的实施。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旅游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1)将森林旅游区分为中心活动区和生态缓冲区两部分。在生态缓冲区内严禁破坏森林资源。
(2)采用高设计标准使园内建筑物风格与周围的自然和文化环境相协调。
(3)把对环境影响大的不适宜商业活动及设施集中到中心活动区或敏感环境区域外。
(4)在上马娱乐项目时要考虑到生态效应，使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
(5)对旅游者普及生态教育，自觉以生态意识贯穿整个旅游活动，并且能够自觉保护旅游资源。
(6)设立醒目而生动有趣的保护动植物资源和生态环境标识牌。
(7)将垃圾分类别(玻璃、塑料、纸品、易拉罐)收集，统一处理。
3．2应处理好的问题
虽然森林旅游对森林生物多样性造成较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森林旅游割离开来，而应该借助森林旅游进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通过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促进森林旅游的持续发展。所以在进行森林旅游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森林旅游应同保护生物多样性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寓教于游，寓教于乐等多种形式，向游人传播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生物多样性与环境的科学知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增强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以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之效果。为此，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经营者可以在森林旅游地建立动植物标本档案，供游客参观。还可在森林旅游区设置一些解释大自然奥秘、保护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大自然标牌等教育标志。还可通过发放环保宣传单、导游员生动解说等，让游客在愉悦中增强环保意识，使森林旅游区成为提高人们环境意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天然大课堂。
2．依据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开展森林旅游，维护生物生存环境。大部分森林是无效旅游资源，游客一般集中在旅游线路附近，因此应该考虑旅游资源的环境承载力。所谓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旅游资源质量的前提下，某地区的自然环境所承受的最大限度的旅游活动量[19]。根据旅游环境承载力来控制游客量，可以避免对资源的过度利用，避免开发经营后“人满为患”对生物资源造成破坏。因此，旅游环境承载力应加强研究，加强管理监控，采用景区分流、价格分流等有效的人员分流方法，严格控制超容量吸引游人，进行科学管理，提高旅游科学文化品位和生态经济效益，实现生态保护和旅游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
4．讨论
对于森林旅游区而言，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极其重要的，也是维护其自身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但是，如何分析生物多样性与其环境的关系，如何找出影响生物多样性与发展旅游的关系，如何找出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因素，不但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还是对森林旅游区的经营，同样是迫切需要在经营与设计中解决的问题。把保护与经济发展，把保护与持续利用目标相结合，使保护成为一种积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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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3-0044-03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ystem
Xing Ruo-mu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116023)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reatened current situation of biodiversity, 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current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system, all the reasons and causes of inadequate protection, and finally combines the problems of China's specific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system, to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egal system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Keywords: Biodiversity; current situation; reasons; legal issues; measures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规定，生物多样性即为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它包括物种内、物种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通常所说的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生物体及其所构成的综合体，它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3个层次。
一、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现状
生物资源支撑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且使人们能够适应环境和需求的变化。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全球大约有3000万种生物，目前人类描述过的生物大约有140多万种，长期利用的仅150种左右。人类食物的90%是来自被驯化和培育的20种动植物。生物资源是人类财富的巨大宝库。然而，由于人类普遍缺乏对生态价值的认识，长期以来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为代价来获得短期或局部的效益。而在这过程中，原有生物物种的人为消失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改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一）遗传多样性丧失
当前，全球大约492个遗传上显著不同的乔木种群受到威胁。在美国西北部，159个遗传上显著不同的海洋回游鱼类种群已经处于高度或中等程度的灭绝危险中。自20世纪50年代，玉米、小麦、水稻和其他农作物品种的传播很快排挤了很多本地品种。印度尼西亚1500个当地水稻品种在过去15年里消失，这种遗传多样性丧失造成农业生产系统抵抗力下降。1991年，巴西桔子树遗传相似性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柑橘溃烂。1972年前苏联小麦大面积损失，1984年佛罗里达柑桔的溃烂的大爆发，皆起因于遗传多样性的减少。
（二）物种多样性丧失
专家估计，自6500万年前恐龙消失以来，当前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是它们在未受干扰的自然界中的100倍至1000倍。自1600年以来，大约有113种鸟类和83种哺乳动物已经消失，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物种濒临绝灭或面临严酷的生存威胁。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评估生物多样性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20%的动植物种群可能受到灭绝的威胁。
（三）生态系统多样性丧失
就生态系统而言，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发生在包含全球物种50%以上的热带森林。在今后30年内，物种极其丰富的热带森林可能要毁在当代人手里，大量的热带森林物种将面临灭绝。温带森林的破坏同样严重，许多物种丰富的原始森林被单一的次生林和人工林代替，导致大量野生物种濒临灭绝。除非立即减缓毁林，否则大约60000种植物在今后的30年里可能绝灭，脊椎动物和昆虫的消失比例可能更高。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也在不断丧失和严重退化，其中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处于相对封闭环境的淡水生态系统。另外，一些岛屿物种的生存也面临严重的威胁，现存物种中11%的哺乳动物和40%的鸟类的生存受到威胁。
二、现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及法律问题分析
尽管在我国其他法律中散见了一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定，但是，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没有建立起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制度。
（一）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的不足
首先，单纯依靠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手段是不够的。我国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立法在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基因多样性等方面都己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涉及。目前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对生物多样性确实有一定的保护功效，但是，由于生物多样性所受主要威胁的特定性，这些规定在目前只有有限的价值，对于掌握着毁灭性技术，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事实上正在无限制地开发地球资源的人们影响甚微。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需要不同的环境政策。在现阶段工业化进程中，我国的生态立法虽已开始关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但仅着眼于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这是远远不够的。目前，我国涉及到外来物种控制问题的相关法律主要有：《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同时还有一些用以配套的名录及审批制度。此外，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也有相关的法律条款。然而，这些法律、条例及组织体系主要集中在人类健康、病虫害检疫等有关方面，并没有充分包含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或生态环境破坏的相关内容，与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出发控制外来物种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二）法律制度不完善
事实上，我国虽然对于外来物种问题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但远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外来物种控制体系，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的早期监测控制和迅速反应，都没有相关的规定。同时，我国幅员辽阔，生态系统类型众多，有些入侵生物虽然在短期内还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但依然会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构成潜在威胁，而这一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外来物种管理的法律制度只是刚刚起步，而且法规级别较低，已有的措施并不十分得力，缺乏专门性、系统性的法律法规，防治监管体系也有待建立。总的来说，我国现行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水平与我国面临的生物安全的严峻形势很不相称。
（三）执法力度不够
在机构设置方面，在环境保护部门中没有专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执行机构，很多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为都是由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联合执法。由于没有专门的执行机构，造成很多保护工作的进行效率低下，权责不明，出现问题时极易出现推诿责任的现象。在执法人员的素质要求方面，没有规定相关的执法人员从业资格标准，导致现有的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普遍专业素质不高，使国家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定无法被执法人员准确理解贯彻和执行，造成相关法规政策的预期社会效应难以得到应有的发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观念的推广方面，当前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观念的推广力度不够，整个社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较为淡薄，人们更多的是看到各类生物资源的经济价值，而没有看到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价值。在资金投入方面，财政部门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济投入与实际保护工作的资金需求相比仍有相当大的缺口，很多刻不容缓的、生态价值巨大的保护工作因为资金问题而迟迟难以进行。
三、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的对策
（一）确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的基本制度
1.生物资源评估制度。国家对生物资源总体和各种生物多样性资源类型的状况定期进行评估，以作为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可利用管理工作的本底数据。
2.生物资源产权制度。明确规定生物资源的产权(包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产权的取得、利用、转让和散失方式，规定对产权的基本保障措施和对产权转让的基本管理措施。
3.有偿使用制度。以税、费等形式规定对国家所有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有偿使用。
4.综合利用制度。确定综合利用的基本要求。提倡生物资源节约使用、废旧利用、、循环利用，发展和推广综合利用技术。
（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监督管理机制
1.各生物多样性资源行政部门的职责。各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与之相适应的生物多样性及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综合性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和自然区域的保护和无具体管理部门的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的保护。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责行使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监督管理权。
2.环境保护部门的统一协调。环境保护部门是国家负责环境保护(包括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的专门行政机构，应负责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的全面统一协调工作，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规划和政策方针的制定，在整体上协调各有关部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3.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监督。加强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作用，通过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进行实质性的监督，保证生物多样性法律法规的实施。
4.制定监督管理部门法律。以专门法律的形式确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督管理机制，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范围、统一协调方式和法律规范，实施监督程序。
（三）建立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查询制度
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最主要的目的是为管理者服务，为他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制定土地利用规划、评价环境影响等问题上提供必要的信息。同时，生物多样性的编目和监测提供了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生物学信息，可应用于一些基础学科，如系统学、生态学、行为生物学等领域，也可应用于一些应用学科，如生物技术、土壤学、农学、林学、水产学、保护生物学及环境科学等方面。建立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就是将原来分散、零散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可持续利用信息汇总，在保证准确、可靠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式电子化，并提供完备的数据检索和查询工具，以适应不同目的的查询需要。
（四）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制度
自然保护区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途径和希望。因此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制度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项重要制度。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是对就地保护原则的具体贯彻落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要求，建立不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进行有效的管理。
（五）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制度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中应规定各地区的有关部门应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一方面通过接受有关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部门和其他企业部门自愿捐款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举办各种展览、培训、资源开发和各种服务积累资金，再投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去。再者，随着公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认识的加强，还可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同时，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资金援助。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制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重要财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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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野生生物的活动范围并不总是停留在某个国家的政治和地理疆界之内。例如侯鸟等在多个国家间迁徙的物种，其保护就需要进行国际合作。类似的，其栖息地横跨几个国家、或者位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国际公域的非迁徙物种，其保护也自然需要进行国际合作。由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逐渐形成。19世纪60年代开始，欧洲出现了早期的保护生物物种的国际条约，主要有1867年《英法渔业公约》、1882年《北海过量捕鱼公约》、1886年的《莱茵河流域捕捞大马哈鱼的管理条约》、1902年3月《保护农业益鸟公约》、1911年《保护海豹条约》等［1］。通过这些生物保护条约，缔约国通过谈判分配了各种资源资源（主要是鱼类以及海豹）的开发权，希望能够达到某种可持续捕获的水平。实际上，诸如海豹条约等早期的野生生物保护条约是最早反映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条约———即最大限度的可持续产出的概念。此后，很多环境主义者不断呼吁要禁止对野生生物的商业性开发。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通过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条约，如1933年《保护天然动植物公约》、1946年《国际捕鲸管制公约》、1950年《国际鸟类保护公约》和1951年《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2］413。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最初是一个在成员国间分配捕鲸量的组织，现在逐渐转变为禁止商业性捕鲸的机构。国际捕鲸委员会充分说明了当时国际野生生物法内的主要焦点，即如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早期的条约很少考虑野生生物的保护问题，而是专注于如何在不同利益国之间进行资源的分配。随着环境关注的日益提升，这些野生生物条约开始将其兴趣由在缔约国之间分配资源，转变为实现可持续的开发水平，即“可持续产出”。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实现生物资源可持续产出的努力并无法成功。有时候，国际条约缔结的太晚，错过了将种群保持在能够可持续产出的水平上的时机。另外，关于可持续捕获水平的准确估计，在科学上还缺乏充分的认识。而且，即使科学家发现了确定的数字，关于开发的政治压力也是促使决策者确定不可持续的水平。
在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体现出三大特点：首先，除少数条约规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手段和措施、具有真正的生态保护含义外，绝大多数公约所表现的是一种短期的功利主义，［2］28即：侧重于保护渔业资源、海豹等经济性的资源，或对某一物种经济利益的保护，忽略了对其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保护相邻国家间的经济利益，而非保护环境。其次，这一时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手段是不充分的，主要采取的方法是简单的禁捕、禁采、禁伐。一般而言，“最通常的做法是禁止捕获属于某个特定物种的个别生物，而不考虑该物种的生存条件是否存在。”［2］235第三，它采用的是一种跨界解决方式，参与这些国际法的主要是与保护对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少数边界相邻的国家。
二、初步形成阶段：内在价值保护
二战后，各国忙于战后重建恢复经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规模也不断增大，开始出现一些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各国对资源能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也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此时，环境科学和生物科学得以兴起并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促使人们不断深化对生物物种的内在价值的认识。所谓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界每一个有生命的或者具有潜在生命的物体都具有某种神圣并且应当受到尊重的价值。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各个物种之间内在价值是平等的；以是否可以为人类服务为标准来判断生物物种资源的价值，本身就是一种物种的偏见。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旨在保护生物资源的国际法律文件应运而生，现代意义上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也开始正式形成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国际社会依然缔结了一些对物种的利用价值进行保护的公约和协定，但更多的国际文件开始侧重于对生物的内在价值进行保护。例如，1973年通过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CITES公约）形成了一套详细的、但也是比较复杂的管理制度，涵盖数千种动植物。事实证明，这种类型的国际合作也是应对国际经济活动（主要是不断增加的野生动物和植物贸易）对生物带来负面影响所必需的。尽管有旨在控制物种国际贸易的CITES公约以及旨在保护迁徙物种的多项公约，但是野生生物物种在很多地区还是出现了丧失的现象。
有些是商业开发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栖息地遭到破坏的原因，特别是对那些迁徙物种。这就促成了1971年《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和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出台。这些条约旨在为保护具有特别重要性的生物栖息地提供资源和政治意愿。除了上述国际条约外，比较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还有1968年《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约》、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9年《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1979年《欧洲野生生物和自然生境保护公约》、1980年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86年《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公约》，等等。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主要特点有：首先，在国际立法的指导思想上，重新认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从最初的功利主义、注重保护对象的经济效用转向注意内在价值和其它非经济价值。如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开宗明义，宣布“许多美丽的、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和植物是地球自然系统中无可替代的一部分，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今后世世代代，必须加以保护”。其次，保护手段日渐丰富。通常，这些公约不仅保护个别物种，而且会保护其栖息地，并考虑到可能影响该物种和栖息地的所有生态要素；同时，为了保护、保存、展出、恢复和利用各种保护对象，公约通常要求各缔约国综合采取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等多种手段。第三，很多公约开始采用一种全球视角，将保护对象确定为具有人类共同利益的事项，号召所有国家、而不是少数与保护对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相邻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保护。
三、迅速发展阶段：生态系统保护
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护生物的国际法一直饱受“缺乏广泛的战略或政策”之诟病。在1972年和1992年之间，国际社会针对那些具有较大商业价值的特定物种或品种，制定了300多项专门的国际环境协定曾试图减缓和扭转生物流失的局面。但随着生物多样性的继续流失，人们发现野生生物单行立法的方式不足以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而且，生物保护学家发现，过于保护某种珍惜动植物，会使决策者对其它形式动植物的保护。
显然，应当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20世纪90年代前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基于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环境问题的综合性等特点的认识，人们了结到针对个别的物种或栖息地采取的保护措施，并不能从整体上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必须改变传统做法，另辟蹊径。因此，他们呼吁制定一项广泛的框架公约，以涵盖威胁地球上生命形式多样性的各种危险。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的健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项全新的保护方式。尽管1940年《西半球》也承认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性，但是几乎没有认真实施过这方面的规定。28年后一项区域公约———《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约》也更加重视生态系统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最初体现这种思想的是软法文件，如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战略》和1982年《世界自然》。特别是《世界自然》，它是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纪念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10周年所发起并促成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的一项国际法文件，也是是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进展最大也是最具创新性的一项国际文件。该措辞严厉，但它只是一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软法文件。尽管如此，该也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转变的里程碑。最终，《世界自然》所蕴涵的广泛的、整体性的保护理念体现在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中。
从1984年到1987年，IUCN发起了第二轮的努力，它起草并完善了一系列可以被纳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条款。IUCN的建议条款集中草拟了全球为保护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系统层次的生物多样性所需付诸的行动，特别是在保护区内外的就地保护措施，以及关于财务机制的详细建议。但是，各国政府拒绝将IUCN的建议作为进行谈判的基础。尽管如此，IUCN的努力为吸引全球关注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直到了1987年，联合国环境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意识到经过多年的努力，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不但没有减缓，而且每况愈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迫在眉睫。于是，UNEP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adhocWorkingGroup）来调查是否有必要以及有没有可能“制定一项综合性公约的意愿以及可能的形式，以便使该领域的活动合理化，并解决其它可能处于该公约调整范围内的领域的活动”（UNEP，GCRes.14/26.1987）。该项“包容性”（umbrella）公约（01）的最初目的是涵盖当时及未来所有的环境保护与生物保护公约，为各种野生生物以及生物栖息地的国际条约提供协调的框架。
该特别工作组小组在1988年的第一次会议所做的结论是既有各公约只提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特定问题，并不能充分满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面需求。当时已签订的公约，只涵盖了一些国际重要的自然地点（如《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濒绝物种的贸易威胁（如《华盛顿公约》）、某类特定的生态系统（如《湿地公约》）和某一种群的物种（如《迁移物种公约》）。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区域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公约和相关法律文件。不过，就算所有这些公约加起来，也不足以保障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最终，特别工作组达成共识，统一现行的国际条约在政治上、法律上以及技术上都很难行得通，应当建立一或多个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法律机制，特别是可以在既有公约之上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性（framework）条约（2），以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在工作组活动期间，很多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不愿意接受一项主要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约。发展中国家并不看好新的全球化条约的前景；而且他们普遍担心，推动这样一个“议程”会阻止他们通过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影响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相反，他们认为，该公约还应当考虑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技术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经过一个长期的争论，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拥有丰富生物资源的事实，从发达国家取得了一系列让步。这些让步包括从发达国家获得财政支持和技术转移（如生物工艺和监测技术）；有关管理生物工艺的议定书；承认当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社团；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国家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其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各种利益。这种方法等于是让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公司承担义务，将利用从发展中国家取得的遗传资源而获得的产品利益与它分享，发展中国家要求他们得到发展的权利，至少是他们的所有权。在草案中内容中，拥有丰富生物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也成功地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承认他们对自己的生物资源完全拥有权利。这些资源不再如同国际社会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正式谈判开始于1991年，UNEP的工作组被改组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NegotiatingCommitteefora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INC）。最终，谈判被纳入到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的筹备活动中，被期望能够在该次会议上开放签署。在里约会议之前达成协定的压力具有两个效果。一方面，它促使各国尽快达成妥协并形成协议。
另一方面，谈判的达成很仓促，留下了一个若干条款相互冲突、而且含混不清的文本。最终文本在1992年5月22日，即筹备委员会会议的最后一天完成，供两周后开始的里约会议开放签署。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36条之规定，公约在第30个缔约国（蒙古）批准加入书交存之日的90天之后（亦即1993年12月29日）生效。该公约没有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具体的标准或者措施，它也没有为最初设想的所有物种和生物多样性法提供框架。不过，它确实涵盖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多样性，并为各国的保护努力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此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也经历了一个较为迅速的发展时期。从数量上看，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增长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律文件都体现了全新的保护理念，主要有1992年《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公约》、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5年《地中海生物多样性特别保护区议定书》、1995年8月在纽约签订的《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养护与管理协定》、1999年《莱茵河保护公约》，2000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03年《非洲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公约》（修订版）等。
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以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典型，各公约都奉行了综合生态系统保护（IntegratedEcosystemProtection）的理念。即承认并重视人和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要求全面、综合地理解和对待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及其各个组分、它们的自然特征、人类社会对它们的依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其次，这些公约将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与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等看似冲突的问题之间找到了联系的纽带，在保护目标上实现了动态的平衡。而这种保护方法，也更容易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第三，它们遵循了一种全球解决的思路，要求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保护，而无论其政治边界如何；同时，各国都有义务为了全球利益而保护在本国境内的生物多样性。
四、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趋势
综上可见，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是为了适应国际社会应对日益严重的人类环境问题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是现代国际法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条件至少有以下三个：（1）生物多样性问题日益严重，已经危及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2）现行国际法缺乏应对、解决这种问题的有效机制；（3）世界各国对形成了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共同政治意愿，并致力于发展有效的国际法律机制。可以说，没有国际法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没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不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美国学者凯尔森曾指出：“一般国际法由于其分散化，具有原始法律的性质”。［3］如果说人类法律的起源与发展大致遵循着如下的轨迹：“原始习惯不成文习惯法成文习惯法（习惯法汇编）国家法”，那么现今的国际法尚处于世界水平的“习惯法编纂”时期———只不过，与文明之初的成文习惯法相比，它增加（或称“吸收”）了更多技术化的成分———要真正达到高级形态的国家法，还有一段十分漫长的路程要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现代国际法自身的发展来说，“现今的国际法尚处于世界水平的原始法时期”［4］。国际法尚且如此，作为国际环境法最新分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更是显得薄弱，离达到基本满足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不足之处，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法律规范发展不足。首先，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基础并代表其发展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则，如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代际公平原则等，尚未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而被国际社会采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其次，法律规范尚不完善。目前很多领域（如外来物种入侵防治等）缺乏有效的规则；已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加以调整的领域，也因为条约形式更多地采用框架公约模式、内容上道德宣示重于法律强制，从而导致其保护力度有重大欠缺。可以说，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律关系的范围及深度都无法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
2.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但这个体系本身并不完善，尚未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内部协调统一的整体。而且，国际社会缺乏一个指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发展的整体规划，条约的发展仍以零星、分散是形式出现；现有的《21世纪议程》层次不够，国际法委员会也缺乏这方面的相关职责，其关于发展国际法的方案由于只是软法文件而只能对各国其建议作用。
3.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国际组织机构不健全。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具有强制力、可以保证各国平等参与、对国际生物多样性事务予以监督协调的国际机构。目前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等都不足以承担此重任。4.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督、管理、激励和制裁机制没有形成。由于缺乏有权威的超国家机构，作为法律基本特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强制力极其薄弱，甚至可以说可以说是刚刚萌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人类的道德机制。5.各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问题上的共同政治意愿与各国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巨大差异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国际生物多样性立法与实施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5］面对这种局面，国际社会开始在各个方面进行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以《21世纪议程》中有关国际环境法的规定及其实施最为重要。《21世纪议程》第39章“国际法律文件和机制”提出了“评价和促进（国际环境法的）效力，以及通过各项考虑到普遍原则和所有国家的特殊不同需要和所关心问题的有效国际协定或文件，来促进环境与发展政策的结合”的总目标，并为此提出了8项目标和4个方面的活动领域。作为国际环境法的一个主要部门，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发展自然也要遵循《21世纪议程》确定的目标和实施方案。
结合《21世纪议程》所作的行为计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发展现状，笔者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今后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较大发展：
1.发展中国家参与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立法与实施的作用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也将会更多的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不同需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成为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有力武器，这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突破其“瓶颈”、获得新发展的前提；
篇13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把生物多样性提到了与和平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目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地球上已知物种的25%已消失，20%～30%还有消失的危险，现在植物以每天1种的速度消失[1]。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不可逆的，对人类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呼声。
安徽省跨暖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3个气候带，兼跨长江、淮河、新安江3大流域，境内山丘、平原、湖泊镶嵌交错，自然景观具有高度的异质性，蕴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但近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导致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也在迅速减少，严重威胁安徽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安徽省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与问题
1.1 安徽省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现状
1.1.1 生态系统功能不断退化 安徽省境内的淮河、巢湖等淡水生态系统受到威胁，部分重要湿地退化。内河湖泊的物种及其栖息地不断丧失，淡水渔业资源大量减少。安徽省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至今围湖造田达1 667平方公里，占原湖泊面积的32.3%，而同期天然阔叶林面积由近1.2万平方公里减少到9 100多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则由全省总面积的7%上升到20%。
1.1.2 物种濒危程度加剧 据估计，安徽现有384种野生物种正处于濒危状态，占全省同类物种总数的3.2%；其中脊椎动物210 种，濒危比率达28.3%，大大高于全国的7.7%和世界10%的濒危程度。安徽的野生扬子鳄、丹顶鹤、白冠长尾雉、香果树等珍稀物种若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可能会在50年内灭绝。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下降趋势明显。
1.1.3 遗传资源不断丧失和流失 一些农作物野生近缘种的生存环境遭受破坏，栖息地丧失，如野生稻原有分布点中的60%～70%已经消失或萎缩。部分珍贵和特有的农作物、林木、花卉、畜、禽、鱼等种质资源流失严重，一些地方传统和稀有品种资源丧失，如曾经遍布安徽的华南虎已灭绝，野生扬子鳄、白豚（即下加鱼） 和大灵猫也面临类似的命运。
1.2 安徽省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2.1 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和政策体系尚不完善，生物物种资源家底不清，调查和编目任务繁重，生物多样性监测和预警体系尚未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投入不足，管护水平有待提高，基础科研能力较弱，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新问题的能力不足，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尚需进一步提高。
1.2.2 经济社会发展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城镇化、工业化加速使物种栖息地受到威胁，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加。生物资源过度利用和无序开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加剧。环境污染对水生和河岸生物多样性及物种栖息地造成影响。外来入侵物种和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增加了生物安全的压力。生物燃料的生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形成新的威胁。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有待评估。
2 安徽省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因素分析
2.1 环境污染和水体富营养化
环境污染指的是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从而使环境质量降低，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系统和财产造成不利影响的现象。由于经济的粗放式高速发展，工业废水、废气、废渣和生活污水严重破坏了安徽省的自然环境，致使动植物遭受巨大伤害。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在带来农业丰收的同时，也使农业污染越来越严重，尤其对那些周围无林地的湖泊更是雪上加霜。由于缺少林地的净化，农业污染源导致湖泊富营养化加快，例如五大淡水之一的巢湖每年接纳化肥约20万吨，致使N、P严重超标，成为重富营养化湖泊。
2.2 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
水利水电、围湖造田、航道航运等工程建设破坏了水生动植物的栖息地及其生存环境，造成大量物种的生存空间被挤占、洄游通道被切断、产卵场遭到破坏。如巢湖拒江倒灌后，鲫鱼、触科鱼类、马口鱼、胭脂鱼、铜鱼在湖区已属罕见[2]。
由于大面积的森林采伐、自然灾害、修路架桥、开发旅游等原因，安徽省原生的天然林不断遭到蚕食和破坏，其面积已不超过2 667平方公里，严重影响了野生动植物的正常生长和森林群落的演替。同时，许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岛屿化和片断化，造成一些珍贵野生动物数量锐减，如20世纪30～40年代安徽沿江南岸的支流湖泊随处可见的扬子鳄，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200条，且被分割在六个县（区），近亲繁殖导致其变异性下降，处在灭绝的边缘。
2.3 生物资源被过度利用
尽管安徽省采取了一系列的资源保护管理措施，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野生无主，谁猎谁有”的思想依然存在，乱捕滥猎现象普遍。另外，由于长期重捕轻养，许多湖泊经济鱼类捕获量明显下降，鱼类资源锐减又影响食鱼鸟类和兽类的食物来源，从而影响到整个生物链的稳定性。
2.4 生物入侵
生物入侵是指某种生物从外地自然传入或人为引种后，成为野生状态，并对本地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危害的现象。这些入侵种由于生存环境和食物链发生改变，在缺乏天敌制约的情况下泛滥成灾。某个生物种群数量急剧增加时，就会改变食物链各能量营养级的组成，使生态系统的平衡遭到破坏。空心莲子草和凤眼莲分别于20世纪30～50年代在安徽作为猪饲料广泛种植，后因农民不再将其当作猪饲料而逸为野生，由于其繁殖速度极快，造成了堵塞河道、阻碍排灌航运及破坏水生生态系统等危害。
3 保护安徽省生物多样性的对策
根据安徽省现有的地情、民情和经济发展状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
3.1 建立明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是通过不减少基因和物种多样性、不毁坏重要生境和生态系统的方式，来保护和利用生物资源，以保证生物多样性的持续发展[3]。保护生物多样性有三个基本组分：挽救生物多样性，研究生物多样性和持续、合理地利用生物多样性。安徽省在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时，可以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建立明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确保目标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还要制定短期、中长期的实施规划，有目的、有策略地进行保护工作。
3.2 加强宣传教育，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体系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其中就包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安徽省应进一步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力度，让人们了解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强化人们的生物保护意识，提高民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另外，应根据本省实际，加快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来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提高人们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意识。
3.3 主体功能区划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
根据安徽省不同地区的资源情况、生态状况、环境容量、人口数量以及国家、全省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合理划定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优化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将安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和关键物种列入禁止开发区，使区域经济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齐头并进，有机结合。
3.4 加大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力度
严格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加强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加强环境执法，确保企业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确保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严格履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努力做好源头控制。要重点加强淮河、巢湖等重点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加强对道路、港口、水库等破坏生态项目的监督管理；控制二氧化硫的排放水平，积极降低酸雨的影响程度和范围。
3.5 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
建设自然保护区是实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重要措施。目前，安徽省的自然保护区数量、面积比重相对全国而言十分滞后。应进一步加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力度，建立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完善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布局，扩大自然保护区的规模，力争将所有的国家级重点保护物种、珍稀濒危物种和地方特有物种纳入保护范围，同时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监管力度。
3.6 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风险评估体系
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价体系和信息共享平台，努力实现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特别是加强珍稀濒危物种、关键物种、特有物种、指标物种以及外来物种的监测，全面、及时地掌握全省生物多样性动态信息。建立完善、准确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对全省境内不同区域的物种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发现问题，依据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及时处理。
3.7 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投入
必须建立稳定的资金投入渠道，并逐步加大投入力度，努力提高安徽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研水平和管护能力。
参 考 文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