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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意义
1.1 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目的
在所有碳排放中,作为生产和生活活动高度密集的地区,城市的碳排放量占排放总量的86%(从终端需求角度计算)。可以看出,减少城市碳排放是减少整体碳排放的关键。城市碳排放根据其源头可以分为建筑、交通和生产三个部分。因此,为创建低碳城市也应主要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以上三个类别中的碳排放比例因不同城市的发展程度、工业结构和社会文化不同而存在差异。
1.2 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
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为环境友好型城市提供发展方向。适当的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是政府管理部门制定规划和发展方向的依据。规划部门可以通过所在城市自身优势与缺陷确定城市可以加以利用的优势和存在的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争取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
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将低碳城市的抽象概念转化为操作层次的指标,有利于公众对其加深了解和执行部门贯彻实施。指标体系对抽象的概念进行量化和具体化,避免了定性或定序区分的模糊性造成的评价的困难。公众可以通过具体化的指标体系深入理解低碳城市的内涵和它与自身行为模式的联系;规划的执行者也可以通过指标体系准确判断规划的执行效果。
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为低碳城市目标的实现程度提供评价依据。在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的情况下,对各城市低碳发展的实现程度的评价将变得有据可依。
2 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低碳城市的含义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产生途径、碳排放减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协调程度、政府部门采取措施的力度。从以上三个角度制定的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从成果、途径和措施实施力度三个方面反映一个城市在低碳方面的环境友好程度。在考虑碳排放量应当减少的同时,也不应忽略低碳作为总的发展方向应当与城市的经济发展相协调。低碳城市概念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发展,而不是为了遏制全球温室效应加剧而限制经济的发展。
2.1 有关减少碳排放指标
有关减少碳排放的指标包括建筑、交通和生产三个方面,主要反映的是在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方面的低碳城市的实现程度。建筑碳排放指标包括住宅生活和公共建筑碳排放两大类。交通方面碳排放可通过城市车辆总量、城市节能汽车比例、城市公共交通覆盖程度、城市分布密集程度四个指标来反映。城市注册的正在使用的汽车总量能反映城市总体的交通碳排放量,能反映一个城市的碳排放对自然生态的压力;节能汽车比例可以反映交通节能化的实现程度,说明在固定汽车总量的条件下,一个城市的交通低碳程度;城市生产用能源消耗总量反映一个城市总体生产规模和其相应的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大小;城市生产用非化石燃料能源比例反映一个城市生产过程中燃料投入方面的低碳实现程度;城市产业结构反映城市的成熟化程度,进而间接说明一个城市在生产方面实现低碳的难易程度和未来所需时间。
2.2 反映碳排放减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指标
这类指标有城市总体人均碳排放量、碳生产率和含碳能源消费系数三项。城市人均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是碳排放总量/人口总量,反映不同消费模式导致的城市人均碳排放水平差异,是从消费角度考虑的指标。碳生产率是城市GDP与城市碳排放总量的比值,说明整个城市的能源生产效率,具体说明一个城市的低碳技术水平对于城市低碳化发展的影响程度。碳能源消费系数为整个城市的碳排放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主要用于衡量资源禀赋、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等。
2.3 反映政府部门采取措施力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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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碳排放测算方法
碳排放量可以按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责任原则进行计算，计算的公式为：碳排（29.27MJ/kg）×燃料含碳量×氧化率×C转化为CO2的系数44/12。
2弹性分析法
在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应采用弹性分析法对CO2排放量的GDP弹性进行计算，该公式为：碳排放量的GDP弹性=CO2排放量变化的百分比/GDP变化的百分比。
二、中国碳排放的现状
要知道，只有消耗能源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那么，在消耗能源的背后就是对环境的危害，尤其是碳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就近几年中国的碳排放量进行分析[2]，总结出：随着时间的变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在逐年增长。由此可见，碳排放在促进增长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状况
近20年来，中国的碳排放量和GDP增长的脱钩状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呈现弱脱钩的状态；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扩张性负脱钩；第三阶段又回到了弱脱钩的状态，这三个阶段呈现的是低-高-低的趋势，由此可见，经济的增长速度越快，碳排放量就越多，也就是说，碳排放量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多少决定的。
四、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宏观背景
由于碳排放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严重的破坏了自然环境，实际上，这不仅破坏了环境还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现今，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变成了事实，为了控制这一情况的继续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形态应运而生。那么，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呢？首先，要确定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其途径是：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生活方式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充分地发挥政府的职能，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低碳经济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应对温室气体排放而制定的新型经济发展形态，实际上，它也包含很多内容[3]，它不仅是企业发展的主体，还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实行低碳经济模式，必须要从多方面进行节能减排，要知道，节能减排是构建低碳文明的基础，它可以促使环境和经济增长同时发展，所以，低碳经济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低碳经济也成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指南，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操作性路径，主要包括：低碳能源系统、低碳产业系统、低碳技术系统等。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低碳经济发展持续的关键之处，只有处理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才可以顺利推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五、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要想让中国的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就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碳排放影响因素的问题？不同区域的碳排放影响相同吗？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碳排放的？这些问题都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众多的专家研究，可以得出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的规模、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管理水平等。通过对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4]，可以得出：在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农业的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可得出，在能源消费的过程中，碳排放的数量是随着煤炭的碳排量系数升高而增大的，为控制碳排放量的增大，要做到以下几点：
1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时期，二氧化碳的排放给中国的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此，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完成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减少碳排放。
2加快技术创新
无论是任何一项工作都应该要求有技术上的创新，所以，在控制碳排放上也要加强技术创新，通过先进的技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而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
3增加洁净能源
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国家，所以，大量的碳排放都是因为煤炭的燃烧而产生的，为控制碳排放，应加大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此来改变能源结构，达到控制碳排放的目的。总之，中国要减少碳排放，就要对农业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此同时，提升清洁生产水平，这对控制碳排放也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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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发达的多孔结构，表面有大量的官能团，对有机物和重金属离子具有强烈的吸附能力，因此生物炭常被用在污染物吸附、重金属污染治理、土壤改良等方面。近年来，生物炭在土壤中的固碳减排效应成为各研究机构和学者关注的重点，被认为是缓解温气候变暖的有效途径。生物质炭化成本低，原料充足，制得的生物炭具有高度稳定性，在土壤中具有明显固碳减排的作用，目前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碳封存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两个方面，弱化了生物炭替代氮肥生产及使用过程所产生的减排效应，没有严格的从“固碳”、“减碳”和“零碳”三个方面细分进行研究，生物炭在替代化肥生产使用量方面所起的“零碳”效应潜力巨大，也是固碳减排的重要方面。本文综合论述了生物炭的“固碳”、“减碳”和“零碳”效益，以及生物炭在低碳农业中的应用，为今后生物炭的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1.生物炭在固碳减排领域的效应
1.1 生物炭在土壤中的储碳、固碳效应
CO2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所占比重最大，全球每年CO2排放量达250多亿t[3]。土壤是引起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重要的排放源，土壤和植物根系的呼吸作用释放的CO2占全部CO2排放的20%[4]。同时，农田土壤也是重要的碳汇，是《京都议定书》认可的固碳减排方法之一，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大气CO2浓度中具有重要地位。自然条件下，植物经过光合作用吸收的CO2，50%进过植物呼吸作用返回到大气，另50%经过矿化作用转化为CO2（碳中性），没有任何净固碳作用。而如果将植物残体炭化，植物残体中剩余的25% 的C 被转化为生物炭施加到土壤中，由于生物炭非常稳定，可能仅有大约 5% C在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矿化分解成 CO2返回到大气中，整个大气中碳会因此减少20%（碳负性）[5]。生物炭具有高度的芳香化结构，具有很强的抗腐蚀性，同时能与土壤中矿物质形成团聚体，减弱微生物对生物炭的作用，能够长时间的保留在土壤中，起到碳储存的作用。Kuzyakov 等[6]研究表明，生物炭在土壤中的平均停留时间大约为 2000 年，半衰期约为 1400 年。另外，生物炭能够扩充土壤有机碳库，增加土壤的碳封存能力和肥力。生物炭的碳封存途径，一是通过炭化直接使易矿化的植物 C 转变为稳定的生物炭；二是通过增加植物生物量，提高了植物对大气 CO2的捕获能力，增大植物体转变成土壤中的有机碳[7]；还能够通过改变土壤中有机质（SOM） 腐质化、稳定性和呼吸速率等，抑制土壤有机碳（SOC）的分解，起到碳封存的作用[8]。将生物炭作为储碳形式，埋在土壤或者山谷中，能够实现大规模的碳封存效果，对于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大意义。
1.2 生物炭的“零碳”效应
生物炭的零碳效应主要体现在增加作物产量，代替或减少化肥使用量，从而在化肥全过程中不排放或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化肥的生产及运输过程中消耗大量的能源，West等[9]研究认为，在整个氮肥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为0.857gCO2-CgN-1。程琨等[10]对农作物生产碳足迹的分析表明，农业化肥投入引起的碳排放约占农作物生产总碳排放的60%，其中氮肥占95%`。土壤N2O排放量与施肥量存在线性相关关系，王效科等[11]研究发现，当化肥施用量减少到0和50%时，土壤N20减排量分别占当前排放的41%和22%。并且氮肥使用量减少30%不会造成粮食的减产[12]，因此减少氮肥使用量是农业减排的重要途径。生物炭施加到土壤中，能够明显改善土壤营养状况，起到缓释肥作用，减少或替代化肥的使用，从而减少化肥生产过程中及施用过程中温室气体的产生。据估算，10t的生物炭能够替代1t氮肥，从而可以减少1.8t碳当量的温室气体产生[13]。生物质炭化过程电耗低，电耗产生的CO2排放远低于生产氮肥的CO2排放量。生物炭就地炭化可以直接还田，也可以与肥料混合制成炭基肥，替代或减少氮肥的施用量，从而减少生产及运输氮肥过程的能耗，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因此生物炭具有显著的“零碳”效应。
1.3 生物炭的“减碳”效应
CH4在100a尺度的全球变暖潜能值（GWP）是CO2的21倍，大气中CH4的浓度是N2O的6倍，高达1800ppb。N2O的GWP是CO2的298倍，可稳定存在长达150年[14]，农业活动产生的CH4约占大气CH4的 50%，主要来源是水稻种植、动物养殖。化肥的大量使用是N2O最主要的人为排放源。生物炭施加到土壤中，能够显著的降低CO2、CH4及N2O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具有明显的“减碳”效应。生物炭在土壤中通过表面吸附溶解性有机碳（DOC），并促进包裹有机质的土壤颗粒的形成，降低土壤有机碳的矿化作用，减少CO2排放[15]，Steiner 等[16]研究发现自然状况或者添加鸡粪、堆肥、树叶等有机质的土壤中，添加生物炭后，土壤中C的损失率从25%以上降低为4%～8%。王欣欣等[17]研究发现，水稻土中添加不同用量的竹炭，CH4和N2O季节累计排放量比对照组降低了58.2%～91.7%和25.8%～83.8%，相对于常规肥处理而言，分别降低了64.3%～92.9%和72.3%～93.9%。与秸秆直接还田会增加土壤总N2O的排放量相比，具有明显减排效益[18]。
目前对于生物炭改变土壤的非生物环境（如土壤pH、容重和持水量等），影响微生物作用，从而减少N2O的产生量的研究较多。而对于生物炭对硝化细菌和脱氮菌等微生物直接作用来减少N2O的排放的研究相对较少。生物质在低温炭化过程中，会产生PAHs和酚类物质（PHCs），土壤中的PAHs和PHCs能够降低生物活性，具有杀菌的性能。研究发现，经缓慢裂解所制得的生物炭中PAHs的含量低于经快速裂解和气化所制得的，其PAHs的含量从78.44 ng・g-1到2125 ng・g-1[19]，且一般在350-550℃温度下制得的生物炭中PAHs含量最高，Wang等[20]研究发现，300-400℃制得的生物炭中PAHs对于减少N2O的排放起主要作用，在200℃制得的生物炭中含有少量的PAHs但含有大量的PHCs，加大了对微生物的毒性，影响硝化和反硝化作用，因此N2O排放量很低。按照施炭量计算，施加生物炭带入的PAHs量低于环境安全值，不会污染环境。
一般认为，生物炭施入土壤后能降低CH4的排放量，Liu 等[21]研究表明，水稻土壤中添加竹炭生物炭和水稻秸秆生物炭后，CH4的排放量分别减少了51.1%和91.2%。Feng等[22]研究认为，新制得的生物炭施加到土壤后，增加土壤的空隙度，增强了甲烷氧化菌对CH4的氧化作用，但同时也能刺激产甲烷细菌的活性，但是甲烷氧化菌对CH4的利用度超过甲烷的产生量，因此生物炭能够减少土壤中CH4 的排放量。
1.4 生物固碳减排经济效益
“固碳”方面，1t生物炭，按照60%含c量计算，其中2%生物炭在土壤中以CO2形式逸出，剩下58%以稳定C形式存在，相当于2.15t CO2被封存。“零碳”及“减碳”方面，1t生物炭能够替代氮肥0.58t，减少温室气体1.04t，在土壤中还能抑制温室气体的产生，粗略计算，1t生物炭埋入土壤，固碳减排CO2约3.2t，按照目前欧盟CO2交易价格4.11美元/吨计算，1t生物炭可获得收益13.15美元。
2. 生物炭在低碳农业中的应用
农业活动是温室气体的第二大排放源，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4%，据估计，全球每年由农业扰动，由土壤释放到大气中的碳量约为 0.8×1012kg～4.6×1012kg[23]，氮肥大量使用、秸秆等生物质焚烧、垦荒种地等农业活动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农业是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同时，农业也是一个巨大的碳汇系统，一方面可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改善种植模式，增大农作物的碳吸收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土壤有机碳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扩大土壤有机碳库是农业固碳增汇的关键，中国有 18 亿亩耕地资源，若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1%，土壤可从空气中净吸收 306 亿tCO2[24]。据Lal估计[25]，全球农业土壤碳库扩充潜力为1.2～3.1 PgC/a，耕层土壤有机碳含量提高1tC・a/hm2，发展中国家粮食产量年增加2400～3200万t，农业的固碳增汇潜力巨大。
生物炭具有良好物理性质和土壤调理功能，对土壤水溶液中的K、P、硝态N及铵态N[26]等营养元素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可以增加土壤有效P、K、Mg和Ca含量[27]。研究发现，炭基肥与常规复混化肥处理水稻田比较，施氮量减少19.04%，水稻的经济产量提高6.70%以上，可以明显提高氮肥的利用率[28]。Chan 等[29]研究表明，在低纬度地区，每公顷农田施用 20t以上的生物炭可减少 10%的肥料施用量。相比于秸秆等生物质直接还田，生物炭还田或者制成炭基肥入田便于运输管理，能够防止土传病害，可以减少化肥的施用量，提高氮肥利用率。
低碳农业就是充分利用农业碳汇功能，尽可能减低其碳排放功能，实现食品生产全过程的低碳排放，其核心是在生产经营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30]。据 Woolf 等[31]估计，生物炭埋入土壤可抵消高达16%的全球化石燃料碳排放。生物炭在低碳农业中应用的四个着力点：第一，保肥增产作用，减少化肥使用量；第二，废弃生物质炭化还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三，改善土壤条件，减耕免耕[32]，降低土壤因扰动而释放CO2等温室气体；第四，扩容土壤有机碳库，增强土壤的碳汇功能。积极倡导通过生物质能源与碳封存耦合模式、能量自给碳封存模式、农林复合模式、工农复合模式等开展生物炭的低碳农业[33]。
3.结论与展望
生物炭本身的结构和性质使其在改善土壤条件、增产治污及固碳减排方面的应用具有广阔的应用，成为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研究的重点，今后的研究中应严格区分生物炭的“固碳”、“零碳”和“减碳”功能，从各环节发挥生物炭固碳减排的作用。由于生物质炭化成本低，原料充足，制得的生物炭具有高度稳定性，其作为温室气体排放抑制剂和碳封存剂的重要作用为温室气体减排工作开辟新的思路，有望成为减缓温室效应最经济的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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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程减少碳排放
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开采、生产、使用和终端产品消费等各个阶段都需要能耗，都存在能源使用效率。我国目前万元GDP能耗水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物理能耗水平约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0％～30％左右。例如2007年，我国每千瓦时供电耗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4g标煤，每吨钢能耗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高58kg标煤，每吨水泥综合能耗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高31kg标煤，分别高出14％、10％和24％。另外生产的产品利用率偏低，又变相地增加了能耗。通过优化设计，使用高效节能的工艺设备、高效适宜的催化剂和合理使用优质产品均能实现节约能耗，减少终端产品的使用量。减少终端产品的使用量就是相应减少了产品生产量，避免生产这部分产品产生的能耗。节能降耗自然就减少了CO2的排放，这是目前CO2减排最容易实现、成本最低并且具有较大收益的途径，在国家政策强制下均能通过企业自身调整和改造来实现。对于现代煤化工的龙头———大型煤气化来说，空分是投资和能耗均占气化工艺50％左右的必不可少的过程，其产品主要是液氧，副产的液氮只需使用部分产量，其余的均被低效利用或排放。如果采用深冷分离为主的梯级分离工艺，大部分氮气组成在低压端就作为产品气外送，无需经过空气压缩机高能耗加压，最终产品主要是液氧和部分液氮，工艺所需的高压氧气通过泵液体低能耗加压即可满足。这样大大降低了空气压缩机的处理量和能耗，从而达到降低气化工艺投资和能耗的目的。利用化石能源花费巨大的能耗和成本生产的氮肥，由于我国化肥产品落后、使用工艺不当和不合理施肥，利用率仅有30％左右，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不仅造成了浪费，而且造成了严重的面源污染。如将现有的化肥改造为缓控增效肥料，并采用相应的耕作模式，就可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以及化肥使用效率，从而减少了肥料的消费量和生产这部分肥料的所产生CO2排放。化工行业合理选择高效催化剂以及分离、反应、换热和泵送高效节能设备，采用调频技术等可以大幅度降低能耗。蒸馏是化学加工工业中首选的均相体系分离技术，也是目前总能耗最大的化工分离过程。如将梯形垂直长条帽罩与规整填料有机结合的NS倾斜长条立体复合并流塔板用于改造F1浮阀塔板，阀孔动能因子高达34，开孔率高达40％以上（国内外目前塔板最大开孔率仅为20％左右），提高处理能力2倍以上（目前国内外最高提高70％）、降液管通过能力3倍以上，降低板压降30％以上，同时提高板效率30％以上，操作弹性为4倍，解决了塔器大型化塔内件结构和安装难题，这在国内外尚属首例。各行各业节能降耗技术和产品枚不胜举，这是目前我国实现CO2减排的最有效途径，仅需要相关部门和协会优化集成，加大推广力度。
3终端的固定与储存
经济活动只要消耗资源和能源，必然会产生碳排放，没有绝对的零碳排放过程。由于化石能源使用量剧增，自然界碳循环每年出现约257亿tCO2的过剩，逐年累计引发了日益变化无常的全球气候问题。目前国内外相关企业和学者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普遍关注、研发和实施CO2的捕集与封存，这是迫不得已和最终解决CO2减排的方法，也是实施起来成本过高，并且技术不成熟，存在诸多的风险和次生灾害。
实际上，解决人为排放的CO2过剩，除了被动地减少CO2产生量，更为积极的措施是加快碳利用，增加CO2消耗量，主动减少CO2的过剩，从而在碳循环中实现碳平衡。这是突破碳减排对经济发展影响，实现工农业同时快速发展的积极有效途径。这既是个技术问题，也需要建立国内碳市场，通过合理的碳交易，对企业间、行业间和地区间CO2排放的不平衡，找到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目前尽管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第二，但人均很低，仍处于发展中，经济还不完善，生活还不富裕，然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并逐年递增。发展经济与减排成为我国两难的选择，加之存在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耕地与城镇化和工业化、以工哺农、三农问题和环境保护等战略性难题，被动采取减少CO2产生量的捕集与封存措施，将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上述诸多难题的解决带来限制和障碍。
针对我国的国情和发展的现状，结合国际碳减排的机制，不同CO2浓度的工业排放可采用不同的减排与固碳措施。现阶段，对于工矿企业主要排放源的低浓度CO2，可以采取低成本的异地生物固碳减排措施，加快碳循环和碳固定。这样不仅可以实现CO2实际排放量的减排，同时可以改良土壤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大量增加粮食和生物质能，从而在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低成本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同时兼顾解决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耕地与城镇化、以工哺农、三农问题、淡水资源不足和环境保护等战略性难题，满足我国今后较长时间的减排要求，提高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实际能力和国际地位。
对于如煤化工和石灰等行业排放的高浓度CO2（90％以上），采用捕集技术回收，通过制造干冰、用作合成尿素、水杨酸、环碳酸酯和聚碳酸酯等的原料以及CO2驱采油、农业大棚CO2气肥等，都是成本和能耗较低、减排和经济效益较好的方法。对于数量多、分布广的如发电和中小锅炉等排放的低浓度CO2（小于16％），工矿企业现阶段无需采用集中固碳处理，可以利用国内碳交易实现异地化低成本固碳。根据我国目前的土地分布、土壤组成、农业现状和生物能源地发展，以及工农业发展不平衡和剪刀差等具体情况，对于低浓度CO2烟气，工矿企业可按照CO2排放量，将用于集中固碳处理的投资和操作费用，拿出来反哺农林业。政府或相关机构把这部分资金集中起来，用于改造中低产田，提高粮食单产、品质和生物质产量；改良非耕地、盐碱滩涂、沙漠化和重金属污染等退化土壤，利用现代农业技术种植适宜的速生能源植物和农作物，发展碳汇林和牧草或改造退化草原，充分利用太阳能，加快碳循环，增加CO2消耗量，主动减少CO2的过剩，从而实现循环平衡。同时又大幅度提高有效耕地面积和生物质能源产量，热解生产生物原油，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降低了企业CO2减排的成本，从而实现工业、农业、政府和社会的多赢。这个方法可以简单概括为一条工艺路线：企业出资形成碳汇基金———投资农林业———改良土壤、增强碳汇能力———增加粮食和生物质产量———通过工业热解生产生物质原油———多方受益。将生物质转化为能源燃料时，无需考虑生物质作为食品时所需顾及的转基因和有毒有害微量物质问题，转基因物种在产量提高、种植地域和污染土壤修复中均能产生巨大的经济、环保和社会效益。生物质快速热解液化技术是最好的碳利用出路和产品，从而加快了碳循环，实现了碳循环平衡。
另外，利用生物质不到7d的快速腐化生产腐植酸，作为有机肥提高土壤的腐殖质，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和保肥保水性，进而提高农作物产量。将我国绝大多数土壤腐殖质含量不足1％提到2％左右，这也将是一个千亿吨级的土壤安全储碳方式。
4结语
（1）针对具体的应用对象和原料提出了开发和选择适宜的原料和工艺，从源头上避免产生CO2排放的措施，是目前CO2减排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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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2-0171-02
1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建筑业在拉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和国民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建筑业引起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年）统计，建筑业消耗的能源总量占全球40%，排放的CO2占全球36%。在我国，建筑能耗约占全社会能源消费的28%～30%[1]，CO2排放量占社会总排放量的40%左右[2]。因此，建筑业的节能减排对我国绿色低碳建筑的发展及全球气候变暖的控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宁省是一个建筑业发展迅速的工业大省，“十一五”以来建筑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5.8%上升到6.6%，2014年建筑业从业人员达到87万人，比2011年增加43万人，成为推动辽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建筑经济的发展，建筑业的能源消费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在不断增加，对全社会的节能减排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由于2009年以来，辽宁省建筑业能源消费品种增加了煤油和燃料油，因此为了分析过程的一致性，选取2009～2014年辽宁省建筑业能源消费数据，对这一时期辽宁建筑业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及趋势分析，并进行建筑业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和建筑业总产值的关系研判，进而提出未来辽宁建筑业碳减排的途径和策略。
2辽宁省建筑业碳排放趋势分析
2.1范围界定
（1）建筑业范围。建筑业研究范围依据我国投入产出表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指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业和其他建筑业。
（2）能源种类范围。根据辽宁统计年鉴（2010-2015年）中的“分行业主要能源品种消费量”，建筑业能源消费种类包括煤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电力等6种能源。
2.2辽宁省建筑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测算
根据IPCC第4次评估报告（2007）中的碳排放计算指南，计算公式如下：
C=∑ni=1Ri+Ti（1）
其中，C为建筑业碳排放量，单位为万t；Ri为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单位为万t标准煤；T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单位为吨碳/吨标准煤，i为能源种类。根据辽宁统计年鉴建筑业能源消费种类，选取煤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电力等6种能源品类进行分析。为计算需要，先将各类能源消费量的单位对标准煤进行折算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589―2008综合能耗计算通则》所列，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见表1。各类能源碳排放系数依照IPCC第4次评估报告（2007）《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volumeⅡ》整理，结果见表1。计算结果如表2。
2.3辽宁省建筑业碳排放特征及趋势分析
将2009～2014年辽宁省建筑业总产值、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数据无量纲化处理，绘制三者在这一时期的变化趋势曲线，如图1。从图1可以看到，2009年以来辽宁省建筑业发展迅速，到2014年建筑业总产值比2009年增加了1.3倍，但同时建筑业能源消耗随之增加，2009～2013年碳排放量的增速达到了7.4%，2014年稍有回落，而碳排放强度一直呈下降趋势。总体来说，辽宁省建筑业能源消耗碳排放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高度正相关性。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与建筑业总产值的增长趋势高度吻合，两者呈现高度正相关性。
（2）弱脱钩状态。从辽宁省近几年建筑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来看，一直处于持续下降趋势，建筑业总产值和碳排放强度呈现弱脱钩状态，表明辽宁省建筑业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继续加大减排力度有望实现建筑业总产值和碳排放的完全脱钩。
出现这两个特征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经济活动频繁必然导致碳排放量增加，建筑业产值的增长与碳排放量的增加密切相关；第二，辽宁省近几年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加大了力度，减少了能源消耗，正在向着绿色、低碳、高效、环保的集约化道路前进；第三，在建筑活动中进行技术创新，碳排放强度不断减少。从长远来看，建筑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仍将占有重要地位，而建筑业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量也将存在持续走高的风险，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辽宁省建筑业碳减排策略显得尤为迫切。
3辽宁省建筑业碳减排对策
3.1推行绿色建筑发展
为全面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切实转变住房城乡建设模式和建筑业发展方式，辽宁省于2015年出台了《辽宁省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对辽宁省绿色建筑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绿色建筑是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之一，具有“四节一环保”（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建设污染）的特点，因此，绿色建筑的建设和发展对建筑业实现碳减排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绿色建筑应涵盖到城乡建设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大型公用建筑、民用住宅，还要在城郊及农村推行绿色保障房及绿色民房建设等[3]。
3.2优化建筑业能源结构
建筑业的低碳发展，不仅需要在建设阶段实行生产方式的调整来减缓碳排放，还要在使用阶段减少能源的消费强度来降低碳排放。因此，需要从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加大风能、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的利用，进一步优化建筑业能源结构，通过能源利用的多样化来实现建筑低碳化。第二，结合辽宁省产业空间布局和能源平衡，建立科学合理的能源供应和运输渠道，减少运输压力和运输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3.3提升建筑业的产业技术升级
优化建筑设计，加强源头的材料消耗控制和末端的建筑垃圾处理，降低单位面积的建筑材料消耗量，对废旧建筑的施工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减少建筑业能源结构碳强度[4]。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打造现代建筑产业化示范城市，推动辽宁省建筑业的绿色转型。
3.4转变居住观念
居民的居住条件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之一，但在现今低碳社会发展中，要摒弃追求超大居住空间的观念，尽量选择中小户型的住宅，减少建筑使用阶段的住宅能耗碳排放。住宅使用阶段要充分利用自然能源，减少煤炭等矿物燃料的使用和依赖，同时降低火力发电在电力结构中的比例，从而减少电力的碳排放系数。
参考文献：
[1]2013年我国建筑能耗占全社会能耗的28%以上[N].人民政协报，2014-05-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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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碳资产概念及属性
在《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的框架下，二氧化碳排放权成为一种商品，碳排放的实质是一个人类活动，但通过条约或法律的构建，就变成一种抽象的、可分割的、可交易的权利[1]。国际条约将碳排放权分配给各个国家，并规定了国家之间进行碳排放交易的规则。国家进一步将碳排放权进行地域或行业分割，最终将其分配给企业，随后出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商业交易，形成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当碳排放与财务、金融挂钩后，这种权利就可视为一种有价产权，进而演变成一种特殊形态的资产，即碳资产[2]。
碳资产首先是一种资产，具有资产的一般特征和属性。从广义上理解，碳资产是指企业通过交易、技术创新或其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与碳减排相关的资源。从狭义上理解，碳资产等同于碳信用，碳信用交易将碳排放额度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具备商品属性进行公开交易，是实现碳减排的核心经济手段，碳信用实际上是就是碳交易所的标的物[3]。碳资产的财务属性是一个企业获得的额外产品，不是贷款，是可出售的资产，还具有可储备性；由于碳交易市场的存在，碳资产的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碳资产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碳资产预期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企业可以通过碳交易所，将企业因技术创新等途径产生的碳资产挂牌出售，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企业还可以申请碳标签，获得消费者的信赖，获得间接的经济利益。
（2）碳资产数量是相对有限的。企业的减排潜力是有限的，随着边际减排成本的提高，企业的潜在碳资产会逐步减少。
（3）碳资产是企业减少的碳排放量。碳减排是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前提，企业确定了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后，经过减排途径，如果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下降，那么就形成碳资产；如果上升，则形成碳负债。
1.2 企业获取碳资产的途径
企业有两条途径获取碳资产：外部购买和提高内部碳生产率。外部购买是指企业直接从碳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权；提高内部碳市场率是指通过技术革新、设备更换、引入减排装置等手段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这两条途径适用的范围各不相同，对于边际减排成本较低的企业而言，提高内部生产率，或是提高碳效率最为有效，而对于边际减排成本较高的企业，在强制减排机制下，通过外部购买最为有效。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英国石油公司碳减排方案，英国石油公司曾经通过企业内部碳交易机制，大大降低自身碳排放量，同时也带来越来越高的边际减排成本，而随着英国国内碳交易制度的实施，英国石油公司成为碳资产的买家，即保障了碳排放量，又抑制了边际减排成本进一步升高[4]。在没有强制减排机制下，有些企业出于自身目的，也会购买一定数量的碳资产，以此来抵消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但交易量相对较少。
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从外部环境看，没有强制减排的要求，也没有被强制要求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因此，获取碳资产的主要途径就是提高内部碳生产效率，通过提高生产率而减少的碳排，从而形成碳资产。随着减排的边际减排成本等于甚至小于同行业先进水平时，在技术条件特定的情况下，企业的潜在碳资产会逐渐降低到零。因此，对于企业来讲，一方面要通过出售碳资产获益，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储存碳资产来应对更为严格的碳约束。
2.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资产管理
2.1 火力发电企业面临的低碳竞争形势
面对国内外减排压力，作为主要二氧化碳排放源的火力发电企业首当其冲，它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行业，一方面终端产品电力是典型的二次清洁能源，电力消费终端在消耗电力的过程中，并不产生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具有很明显的低碳优势，其他高耗能产业必然会转变用能结构，大量采用电力等清洁能源，对于电力企业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个方面，电力的生产侧则对消耗大量的煤炭等化石能源、有着高强度的碳排放和高污染的特征，我国电力行业 CO2排放量远超发达国家与全球平均水平，国家未来出台降低碳强度的政策无疑会提高电力市场的进入门槛，电网也会优先选择相对清洁的电力，对于发电企业都是潜在挑战[5]。
竞价上网的前提是存在着供需平衡或者供过于求的电力市场，我国电力市场供需总体相对平衡，但也存在区域性、季节性的差异，部分地区电力供需饱和或者供过于求，部分地区则是供需紧张，夏季供需关系明显比冬季紧张，对于供过于求的地区，上网电价固定，低发电成本的企业就有着较大的盈利空间，大用户直购电政策打破了电网公司垄断购电的格局，能为大用户直接提供电力，为企业增加收益；另一方面，优势企业已经在调整自身发展模式，加大了电源结构调整，在大容量、高效能的火电技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进一步压缩了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
2.2 火力发电企业碳资产管理的必要性
碳交易市场的不断成熟和完善给碳资产管理提供了实践的必要性，火力发电企业必须树立低碳意识，将低碳资产视为常规资产加以管理。碳交易是实现碳减排的有力市场手段之一，一方面可以把原本一直游离在资产负债表外的气候变化因素纳入火力发电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从而改变各种发电技术之间的成本比价关系，使低碳发电技术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市场交易，可以使各火力发电企业的边际成本趋向一致，从而减少整体减排成本。
火力发电企业提前介入碳交易市场，为应对强制碳减排的商业环境做好准备，促进减排能力建设。深入了解自身的碳排放情况、潜在资产、潜在负担，促进碳资产管理能力建设。全程参与碳排放交易的有关规则制定当中，反映公司乃至行业利益，协调减排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树立节能减排、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形象，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及未来可能的利润增长点。
（2）调整生产模式增强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电力行业低碳政策的主要作用对象是火电厂，通过调整电源结构，提高企业清洁能源发电的比重，新建机组优先发展清洁能源发电，或效率较高的大容量机组。对于无法扩大规模的火力发电企业，不遗余力降低烟气排放水平、提高机组循环效率，还要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增强自身的经济盈利实例，降低企业发电成本和能源消耗。
（3）依靠科技创新塑造低碳竞争力，火力发电企业属于技术资金密集企业，要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加强技术创新、技术搜寻、技术引进和技术吸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关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不断学习引进吸收，提高企业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对标管理，缩小与优秀企业的竞争差距。
（4）推动低碳化技术发展，火力发电企业是二氧化碳主要排放源，对于实现“十二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的目标起着重要的作用，火力发电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推进电力行业低碳发展的号召，推动低碳技术的实际应用。改进管理机制，实行企业能源统一管理，逐步形成企业低碳价值链。抓住未来国家减排机制不断完善的时机，积极参与火力发电企业低碳规则的制定，为火力发电企业掌握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主动权创造有利局面。
5.结论
通过对火力发电企业低碳竞争形势和碳管理必要性的分析，本文认为火力发电企业对碳资产进行有效管理是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碳资产管理的核心是塑造低碳竞争力，详细论述了火力发电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构建出火力发电企业低碳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低碳竞争力影响因素和评价指标对火力发电企业碳资产管理提出建议。
参考文献：
[1]林鹏.碳资产管理―低碳时代航空公司的挑战与机遇[J].中国民用航空，2010，8，118：22-24.
[2]仲永安，邓玉琴.中国大型电力企业碳资产管理路线初探[J].环境科学与工程，2011，11，36：166-171.
[3]王珉，聂利彬.战略视角下企业碳资产管理[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0，21：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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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机构研究表明，碳排放有三个主要来源，交通运输行业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汽车的排放量已经占到全部排放量的25%。国外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近10年来，在其他行业和领域的碳排放量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量仍然在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引起世界气候变化最主要的消极因素。
（二）我国政府承诺建设低碳国家
面对气候变化，和其他主要国家一样我国政府对此也十分关注。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将采取严厉措施逐渐降低并减少碳排放，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降低40%―45%。针对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我国将通过“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等途径实现自己控制和减少碳排放的承诺。
（三）我国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严重
一是我国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情况令人担忧：据国际能源组织测算，2005年我国因石油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中，来自公路运输（非公交系统）行业的排放已占到21%。二是在能源使用效率方面我国运输车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以货运汽车为例，我国车辆百吨公里油耗比发达国家要高30%。三是基于城市化的需要，我国交通用能将持续增长，如不采取有效措施，碳排放压力还将持续增加。
二、实现公路交通运输低碳化的对策
公路交通运输低碳化，是相对于传统模式而言的一种能源消耗最少、效率最高、排放最低的交通发展模式，低碳交通运输最大的特点，是以最少的二氧化碳排放实现预定的运输服务目标。当前我国公路交通实现低碳化，面临着能源消耗数据不全面、碳排放数值统计不准确等诸多问题，实现交通运输低碳化必须从“碳足迹”和“碳预算”等基础工作做起。
（一）发挥科技创新的基础作用
科技创新是实现低碳化的根本途径，交通运输领域低碳化也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基础，比较来看我国在这方面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例如，目前使用沥青铺设路面是我国交通道路建设最常用和最主要的方法，但现在常用的沥青在使用过程需要加热到160℃―180℃，部分沥青甚至需要加热到190℃以上才可以使用。使用这种沥青进行施工，不仅会耗费过多的能源加大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会伴随大量的烟尘和有毒气体。我国科研人员通过多年摸索开发出一种温拌沥青。使用这种沥青铺设路面，不需要耗费过多的加热燃料，同时可以降低施工温度，在保持热拌沥青的性能的同时实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一种典型的低耗高效低碳铺路技术。是名副其实的高节能、低排放的低碳铺路技术，是路面铺筑技术的重大创新。
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用于道路交通建设的沥青混合料数量巨大，其用量随着交通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出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根据发达国家道路交通建设的历史经验，沥青的使用量与一个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速度呈正相关。按照这个理论，我国沥青混合料的用量未来很可能大幅增长，甚至可能出现跳跃式增长。目前我国每年热拌沥青混合料的用量约为3亿吨，排放二氧化碳540万吨。如果我国在交通道路建设中能广泛采用温拌沥青施工方法，则每年可节省大量燃油，并在更大程度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二）加强对重点领域碳排放的监测
公路交通运输方面的碳排放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各类运输车辆在路面行进时消耗燃料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是在道路交通建设和道路养护时熔化沥青消耗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根据数据统计，车辆行驶时因燃油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车辆的数量增速较快，车辆排放已经成为公路交通领域最大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源，并且将会随着车辆数量的增加在更高的程度上加大二氧化碳的排放。基于此，当前必须尽快开展对汽车碳排放的监测工作，通过互联网建立起全国性的汽车碳排放网络监控体系，为交通运输领域控制和降低碳排放做好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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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推进进程中，二氧化碳排放仍保持快速增加态势，控制和削减 二氧化碳排放形势十分严峻。到底是什么原因促进了我国碳排放持续快速增长，值得探讨。 分解分析作为研究事物的变化特征及其作用机理的一种分析框架，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得到越 来越多的应用。将排放分解为各因素的作用，定量分析因素变动对排放量变动的影响，成为 研究这类问题的有效技术手段。通行的分解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指数分解方法IDA（Ind 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一种是结构分解方法SDA（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 lysis）。相对于SDA方法需要投入产出表数据作为支撑，IDA方法因只需使用部门加总数据 ，特别适合分解含有较少因素的、包含时间序列数据的模型，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得到广泛使 用。本文采用IDA类中的LMDI（Log Mean Divisia Index，对数指标分解方法）对我国碳排 放因素进行分解分析。
1 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构建与分解技术
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的恒等式很多，鉴于我们的关注重点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效 率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采用下述恒等式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轨迹进行分析 ：
C=ΣijCij=ΣijQQiEi EijCijQQiEiEij=ΣijQSiIiM ijUij
其中，i表示产业（或地区），j表示一次性能源消费种类（煤炭、石油、天然气）；C表示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Cij表示i产业（或地区）消耗j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Q和Q i分别表示经济总量和i产业（或地区）增加值；E，Ei，Eij分别表示能源消耗总 量、i产业（或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i产业（或地区）j种能源的消费量；Si表示i产业 （或地区）增加值所占比重；Ii表示i产业（或地区）能源消费强度；Mij表示j种 能源在i产业中所占的比重，Uij表示i产业中消费j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这样，在基期和报告期的碳排放量差异可表示为乘法模式和加法模式：
Dtot=Ct/C0=DactDstrDintD mixDemf
ΔCtot=Ct-C0=ΔCact+ΔCstr+ΔCint+Δ Cmix+ΔCemf
上述分项中分别代表经济活动（经济规模扩张）、经济结构、能源消耗强度、能源结构和碳 排放系数的变动对总的排放水平的影响。
对于上述公式的因素分解属于IDA分解分析范畴，主要包括Laspeyres IDA与Div isia IDA两 大类。其中，LMDI属于Divisia IDA的一个分支，由于具有全分解、无残差、易使用，以及 乘法分解与加法分解的一致性、结果的唯一性、易理解等优点而在众多分解技术中受到重视 ，目前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LMDI 的主要缺陷在于无法处理具有0值和负值的数据，但 B.W. Ang等人使用“分析极限”（analytical limit）的技巧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实 际问题中，一般不会出现负值，而对于0值，则可以用一个任意小的数代替（比如10的-10～ -20次方）而不会影响计算结果。
根据LMDI分解方法（详细推导过程可参阅B.W. Ang, etc (2003)等），在乘法分解模式下， 则有：
Dact=exp(Σij(Ctij -C0ij)/ (lnCtij-lnC0ij(Ct-C0)/( lnCt-lnC0)ln(Q tQ0))
Dstr=exp(Σij(Ctij-C0ij)/(lnCt ij-lnC0ij(Ct-C0)/(lnCt- lnC0)ln(StiS0i))
Dint=exp(Σij(Ctij-C0 ij)/(lnCt ij-lnC0ij(Ct-C0)/(lnCt- lnC0)ln(ItiI0i))
Dmix=exp(Σij(Ctij-C0ij)/(lnCt ij-lnC0ij(Ct-C0)/(lnCt- lnC0)ln(MtitM0 ij))
Demf=exp(Σij(Ctij-C0ij)/(lnCt ij-lnC0ij(Ct-C0)/(lnCt- lnC0)ln(UtijU0 ij))
在加法分解模式下，则有：
ΔCact=Σij(Ctij-C0ij)(lnCtij-lnC0ij)ln(QtQ0)
ΔCstr=Σij(Ctij-C0ij)(lnCtij-lnC0ij)ln(StiS0i)
ΔCint=Σij(Ctij-C0 ij) (lnCtij-lnC0ij)ln(ItiI0i)
ΔCmix=Σij(Ctij-C0ij)(lnCt ij-lnC0ij)ln(Mt ijM0ij)
ΔCemf=Σij(Ctij-C0ij)(lnCt ij-lnC0ij)ln(Ut itU0ij)
2 数据来源及处理
郭朝先:中国碳排放因素分解：基于LMDI分解技术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2期
本文收集了1995，2000，2005和2007年分产业增加值和各地区GDP，并根据相应的GDP 平减指数统一折算成2000年不变价格。同时，收集上述4个年度的分产业和各地区煤炭、石 油、天然气消费量，并将它们统一折算成标准量（t标煤）。鉴于各种能源在不同年份碳排 放系数变化率较小以及测度碳排放系数的技术困难，这里假定它们是不变的，统一使用IPCC 提供的默认值测算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因此，在接下来的因素分解过程中，碳排放系数的变 化被假定为贡献率为0。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能源结构仅仅指煤炭、石油、天 然气三种化石能源的结构，不包括其他能源如水电、核电、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主要的数据来源包括：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IPCC提 供的《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3 中国碳排放的产业分解
根据计算，1995，2000，2005和2007年全国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分别为29.4亿t，31.4亿t， 51.1亿t和61.1亿t。1995-2007年分产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其增长情况见表1。 表1显 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6个产业是最主 要的排放大户。数据显示，1995，2000，2005和2007年这6个产业分别占到当年总排放量 的79.1%，83.7%，89.5%和90.7%。从表1还可以看出，1995-2007年多数产业碳排放呈增长态 势 ，尤其是6个主要产业碳排放增长明显。从碳排放强度看，多数产业碳排放强度有所下降， 表现出一种向好的发展态势，但下降幅度还比较有限（见表1）。
首先，根据LMDI乘法分解方法，对中国产业碳排放进行分解，结果如表2所示。表2显示，19 95-2007年，中国碳排放增长2.080 9倍，其中，产业规模增长（经济总量）导致碳排 放增长 2.929 7倍，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碳排放增长1.046 6倍，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使碳排放保持 在原来的0.683 9倍的水平上，能源结构的变动也有助于减排，使碳排放保持在原来的0.992
4倍的水平上。在其中的不同时间段内，产业规模的增长始终是导致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 ；一般情况下，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强度）是促使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但在2000-2005 年例外，这期间能源利用效率的下降导致碳排放增长1.014倍；从碳排放的角度看， 我国的 产业结构处于不断“劣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劣化”导致碳排放增长，而能源结构处 于不断“优化”的过程中，能源结构的“优化”导致碳排放相对减少，但是这两个因素的贡 献相对都比较小。
其次，根据LMDI加法分解方法，对中国产业碳排放进行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显示，19 95-2007年，中国碳排放增加317 388万t，其中，产业规模增长（经济总量）导致碳排放增 加465 555万t，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碳排放 增加19 727万t，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 构的变动分别使碳排放减少164 579万t和3 316万t。从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来看，1995-200 7年产业规模增长的贡献率为146.7%，产业结构的贡献率为6.2%，能源强度的贡献率为-51.9 %，能源结构的贡献率为-1.0%。如同乘法分解一样，在其中的不同时间段内产业规模的增长 始终是导致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强度）一般促使碳排放减少（但20 00-2005年例外），产业结构的“劣化”导致碳排放增长，能源结构的“优化”导致碳排放 相对 减少，但后两个因素的贡献相对都比较小。
分产业看，大多数产业表现为：产业规模是导致碳排放增长最主要的因素，而能源利用 效率的提高是促使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见表1）。在6个最主要的碳排放“大户”产业中 ，规模因素均导致了碳排放增长，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化学 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由于在经济结构中的份额增加而使其碳排放进一 步增长，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由于在经济结构中的份额减少而使其碳排放减少， 能源利用和能源结构因素一般使得产业碳排放减少，但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属 于例外情况。
4 中国碳排放的地区分解
汇总各个地区碳排放量，得到1995、2000、2005和2007年全国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分别为33.5 亿t,36.2亿t,62.6亿t和75.4亿t，这些远比从产业层面汇总得出的数据高。由于统计数据缺 乏，分地区数据不包括数据。重庆在成为直辖市之前的1995年数据是根据四川省重庆市 相关数据估算而来。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两个途径：一是统计口径的差异，地区层面的统计 包括生活消费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而产业层面不包括；二是统计部门不一致，全国产业层 面的数据统计由国家统计局负责，地区层面的数据统计由地方统计部门负责，由于这种不一 致，使得相同年度的能源消费全国数据和地方汇总数据出入很大，地方汇总数据往往大于全 国数据。这种差异并不妨碍接下来的分析，因为地区层面的因素分解主要用于说明地区排放 问题，不涉及产业排放问题。
从地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来看，2007年，山东、山西、河北排放超过5亿t，河南、辽宁、江 苏排放超过4亿t，内蒙古、广东、浙江超过3亿t，这些地区同时也是1995-2007年排放增幅 最大的地区。上述9个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到全国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份额，就1995-2007 年排放增幅而言，上述9个地区增幅占到全国增幅的6成以上。从碳排放强度看，除宁夏和海 南外，碳排放强度均出现下降，表现出一种向好的发展态势，但下降幅度总体来说比较有限 ，存在进一步下降的巨大空间。
根据LMDI乘法分解方法，对中国地区碳排放进行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表4显示，1995-200 7年，中国碳排放增长2.247 8倍，其中，经济总量的扩张导致碳排放增长为 原来的3.660 3 倍，地区结构的变化、能源利用效率的提 高和能源结构的变动分别使碳排放减少到0.988 1 倍、
0.623 1倍和0.997 1倍的水平上。分时间段看，地区经济总量的扩张始终是导致碳 排放 增长的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是促使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地区结构和能 源结构 变动因素对碳排放增长影响都很小。
根据LMDI加法分解方法，对中国地区碳排放进行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表5显示，1995-200 7年，中国碳排放增加418 309万t，其中，地区经济总量扩张导致碳排放增加670 131万t， 产业结构的变化、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变动导致碳排放分别减少6 208万t、24 4 288万t和1 524万t。从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来看，1995-2007年产业规模增长的贡献率为1 60.2%，产业结构的贡献率为-1.5%，能源强度的贡献率为-58.4%，能源结构的贡献率为-0.4 %。如同乘法分解一样，在其中的不同时间段内地区经济规模的增长始终是导致碳排放增长 的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始终是促使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地区结构因素和能源结构因 素倾向于减少碳排放（个别时间段例外），但这两个因素的贡献相对都很小。
分地区看，各地区经济规模的增长无一例外地导致碳排放增长；除宁夏、海南外 ，能源强度 因素均导致碳排放减少；东北地区和部分中西部地区的省份由于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 下降，使得地区结构因素促使其二氧化碳排放减少，而大多数地区能源结构的变化导致二氧 化碳排放减少，但后两个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一般都较小（见图1）。
5 结 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效率、能源结构等变量 的碳排放恒等式 ：C=ΣijQSiIiMijUij， 运用LMDI 方法对1995-2007年中国碳排放进行了产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因素分解，结果发现：
（1）经济规模总量的扩张是中国碳排放继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2）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是抑制碳排放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但是某些时间段、部分产业和 个别地区做的并不好，存在能源利用效率下降导致碳排放增长的情况。
图1 1995-2007年各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因素分解
Fig.1 1995-2007 Decomposition of regional carbon dioxide e mission
（3）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增长有影响作用，但总体而言，作用相对较小，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
（4）能源结构（这里指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化石能源的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增长影 响十分有限。
考虑到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当前各地区在促进 地方经济高 速增长方面均持十分积极的态度，因此，试图通过调整经济发展速度和地区 经济结构的方法 来控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是 不现实的。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当前各种产业都有其 存在发展的空间，因此，短时间内试图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也是不可 能的，但是，在产业内部大力推进产业内升级，特别是工艺创新、工艺升级达到节能减排的 目的则是可能的，这实际上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途径。不过，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调整 和产业结构升级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则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中国能源资源的禀赋决定了试图 调整化石能源内部结构来达到减排的目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是，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 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达到减排的目的则是可能的。由此可见，当前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最主 要的途径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历史情况看，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状况不容乐观，但这也为 未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供了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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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mposition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LMDI Method
GUO Chaoxia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 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Carbon emission is a hot issue nowadays. How to evalua te various factors contribution to carbon emission is important in finding som e key factor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The paper constructs a carbon emission
identity, based on economic gross, economic structure, energy efficiency, en 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emissions parameters, and uses LMDI method to decomp o se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in 1995-2007 at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levels.
Th e results show that expansion of economic scal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continuous carbon emissions growth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篇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919（2012）03-0053-03
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发展低碳经济，是全世界控制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而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林业具有特殊作用。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要重视节能减排，还要重视碳汇的作用。因此，要发展低碳经济，就要求在最大限度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必须重视发挥林业的碳汇作用[1]。
1 林业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
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部分研究认为，林业减排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首先，通过抑制毁林、森林退化可以减少碳排放；其次，通过林产品替代其他原材料以及化石能源，可以减少生产其他原材料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2]。
1.1 毁林、森林退化与碳排放
近年来，大部分的毁林活动都是由人类直接引发的，大片的林地转变成非林地，主要活动包括大面积商业采伐以及扩建居住区、农用地开垦、发展牧业、砍伐森林开采矿藏、修建水坝、道路、水库等[3]。
在毁林过程中，部分木材被加工成了木制品，由于部分木制品是长期使用的，因此，可以长期保持碳贮存，但是，原本的森林中贮存了大量的森林生物量，由于毁林，这些森林生物量中的碳迅速的排放到大气中，另外，森林土壤中含有大量的土壤有机碳，毁林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也引起了这部分碳的大量释放。因此，毁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源头。
毁林已经成为能源部门之后的第二大来源，根据 IPCC 的估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全世界由于毁林引起的碳排放一直在增加，19世纪中期，碳排放是年均3亿t，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年均10亿t，本世纪初，则是年均23亿t，大概占全球温室气体源排放总量的17%。因此，IPCC认为，减少毁林是短期内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
1.2 林木产品、林木生物质能源与碳减排
①大部分研究认为，应将林产品碳储量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主要理由是林产品是一个碳库，伐后林产品是其中一个重要构成部分[4]。
通过以下手段，可以减缓林产品中贮存的碳向大气中排放：大量使用林产品，提高木材利用率，扩大林产品碳储量，延长木质林产品使用寿命等。另外，也可以采用其他有效的手段来减缓碳的排放，降低林产品的碳排放速率，如合理填埋处置废弃木产品等方式，这样，甚至可以让部分废弃木产品实现长期固碳。在森林生态系统和大气之间的碳平衡方面，林产品的异地储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②贾治邦认为，大量使用工业产品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如果用林业产品代替工业产品，如减少能源密集型材料的使用，大量使用的耐用木质林产品就可以减少碳排放。秦建华等也从碳循环的角度分析了林产品固碳的重要性，林产品减少了因生产钢材等原材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又延长了本身所固定的二氧化碳[5]。
③以林产品替代化石能源，也可以减少因化石能源的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例如，木材可以作为燃料，木材加工和森林采伐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木质剩余物，这些都可以收集起来用以替代化石燃料，从而减少碳的排放；另外，林木生物质能源也可以替代化石燃料，减少碳的排放。
根据IPCC 的预计，2000—2050 年，全球用生物质能源代替的化石能源可达20~73GtC[6]。相震认为，虽然通过分解作用，部分林产品中所含的碳最终重新排放到大气中，但因为林业资源可以再生，在再生过程中，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而生产工业产品时，由于需要燃烧化石燃料，由此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使用林产品最终降低了工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石化燃料燃烧产生的净碳排放[7]。林产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降低碳排放量：一是异地碳储燃料，二是碳替代。这两方面可以保持、增加林产品碳贮存并可以长期固定二氧化碳，因此，起到了间接减排二氧化碳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知，林业是碳源，因此在直接减排上将起到重大作用；林业可以起到碳贮存与碳替代的作用，可以间接减排二氧化碳。因此，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
有些研究认为林业在直接减排二氧化碳方面的作用不大。这是基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考察的，认为林业并不是二氧化碳减排的最重要手段，工业减排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长久之计；但是从短时间尺度来考察，又由于CDM项目的实施，林业是目前中国碳减排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2 森林碳汇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巨大
绝大部分的研究认为，林业是增加碳汇的主要手段。谢高地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和人类生活水平都是以大量化石能源消耗和大量二氧化碳排放为基础。虽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单位GDP碳排放量有所差别，但都必须依赖碳排放以求发展。这种依赖是长期发展形成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现有的技术体系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这之前要突破这种高度依赖性非常困难，实行减排政策势必会影响现有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发展成本[8]。谢本山也认为，中国还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发展的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才能使这种以化石能源为主要能源的局面有所改变，而且需要很长的周期，目前的条件下，想要实现总体低碳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与工业减排相比，通过林业固碳，成本低、投资少、综合收益大，在经济上更具有可行性，在现实上也更具备选择性[9]。
从碳循环的角度上讲，陶波，葛全胜，李克让，邵雪梅等认为，地球上主要有大气碳库、海洋碳库、陆地生态系统碳库和岩石圈碳库四大碳库，其中，在研究碳循环时，可以将岩石圈碳库当做静止不动的，主要原因是，尽管岩石圈碳库是最大的碳库，但碳在其中周转一次需要百万年以上，周转时间极长。海洋碳库的周转周期也比较长，平均为千年尺度，是除岩石碳库以外最大的碳库，因此二者对于大气碳库的影响都比较小。陆地生态系统碳库主要由植被和土壤两个分碳库组成，内部组成很复杂，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碳库[10]。
从全球不同植被类型的碳蓄积情况来看，森林地区是陆地生态系统的碳蓄积的主要发生地。森林生态系统在碳循环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生态系统蓄积了陆地大概80％的碳，森林土地也贮藏了大概40％的碳，由此可见，林业是增加碳汇的主要手段。
聂道平等在《全球碳循环与森林关系的研究》中指明，在自然状态下，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固定于林木生物量中，同时以根生物量和枯落物碎屑形式补充土壤的碳量[11]。在同化二氧化碳的同时，通过林木呼吸和枯落物分解，又将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同时，由于木质部分也会在一定的时间后腐烂或被烧掉，因此，其中固定的碳最终也会以二氧化碳的形式回到大气中。所以，从很长的时间尺度(约100年)来看，森林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作用，其影响是很小的。但是由于单位森林面积中的碳储量很大，林下土壤中的碳储量更大，所以从短时间尺度来看，主要是由人类干扰产生的森林变化就有可能引起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大的波动。
根据国家发改委2007年的估算，从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30.6
亿t，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16.2亿t。李育材
研究表明， 2004 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二氧化碳约5
亿t，相当于当年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8%。 还有方精云等专家认为，在1981—2000年间，中国的陆地植被主要以森林为主体，森林碳汇大约抵消了中国同期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4.6%~16.1%。由此可见，林业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发展森林碳汇的难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通过林业减排与增加碳汇是切实可行的，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空间是发展低碳经济关键所在。然而，森林碳汇在发展低碳经济中也受到相关规定的限制。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中，都有关于“清洁发展机制(CDM)”和碳贸易市场的叙述，其中明确规定开发森林碳汇项目及进行碳贸易须要符合以下规则：
①在《京都议定书》中明确规定，开发森林碳汇的土地，必须是从项目基准年开始，过去五十年内没有森林，《京都议定书》也规定，如果是再造林项目，所用的土地必须是从1989年12月31日至项目开发那一年不是森林，但是在此之前可以有森林[12]。
②进行交易的碳信用额必须是新产生的，不可以是现存的碳汇量。
③自身可以完成减排指标的，不可以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可以使用清洁发展机制的国家，与其合作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需要将符合规定的碳减排量申报，并获得联合国相关部门认可后，才能出售给发达国家的企业。
④减少毁林和优化森林管理产生的森林碳汇并没有纳入清洁发展机制；另外，只有造林再造林项目产生的森林碳汇被纳入到清洁发展机制，森林碳汇项目的种类很单一，而且有关的申报、认证等程序非常复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林业对于发展低碳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也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但其未来的快速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因此必须加强森林经营、提高森林质量，促进碳吸收和固碳；保护森林控制森林火灾和病虫害，减少林地的征占用，减少碳排放；大力发展经济林特别是木本粮油包括生物质能源林；使用木质林产品，延长其使用寿命，最大限度的固定二氧化碳；保护湿地和林地土壤，减少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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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④过去这些年，我们欠下地球不少“碳债”，是开始偿还的时候了。只要我们戒除各种高能耗的不良生活习惯，节能减排便水到渠成。
⑤在以低能耗、低开支为核心的低碳生活方式中，我们不仅要低碳，更要加入“碳补偿”的队伍。所谓“碳补偿”，是指个人或组织向二氧化碳减排事业提供相应资金，以充抵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着家庭、企业和运输系统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长，“碳补偿”作为一种自主减排新方法正日益受到瞩目。森林是吸收二氧化碳的好机器。科学研究表明：森林每生长1立方米蓄积量，平均能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
⑥与直接减排措施相比，植树造林等碳汇措施不仅可以达到间接减排的效果，而且操作成本低、效益好、易施行，是目前应对气候变化最经济、最现实的手段，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有效途径。作为“碳补偿”，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到“林业碳汇”这项活动中来。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大森林的保护，使碳补偿迅速发展，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据了解，目前我国已经为企业志愿参加造林和森林保护与经营活动增加森林碳汇搭建了一个平台――中国绿色碳基金，并在七个省实施碳汇造林项目试点工作。
⑦环境是成本，也是生产力。发展低碳经济，提倡低碳生活方式，对企业对个人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让我们携手，为我们共同的家园更加美丽做出共同的努力！
阅读训练
1．根据文意，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实现“低碳”的途径。
____________________
2．文中列举了大量数据，请结合第②段内容说明其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
3．第⑤段画线句在结构和内容上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
4．请根据文章内容，谈谈你对“林业碳汇”的理解。
___________________
篇11
Abstract：
Speed up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recent years, lea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land to the trend of rapid expansion, land use issues facing human society than any time in history becomes more prominent. Number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research institutes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reasonable urban land use with certain constraints on the city's carbon emissions, this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the assessment on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Huludao city, urban land use planning strategy based on low-carbon concept .
Key words：low carbon；Land Use；City planning；Low Carbon City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研究区域概况
葫芦岛市位于辽宁省西南部, 1989 年建市, 是环渤海经济圈最年轻的沿海城市。它地处辽东湾西南部沿海地区, 东北和华北的交汇处, 葫芦岛市总土地面积 1041494 公顷。葫芦岛市地理位置优越, 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同时它也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环渤海经济圈中最具发展潜力的海滨城市。
低碳城市评价标准：
随着世界各国对低碳城市的重视，关于低碳城市的理论研究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低碳城市规划同传统城市规划最大的区别据在于低碳城市规划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城市的碳排放量，虽然世界各国已经有很多基于低碳生态理念的城市建设完成，但是如今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个公认的低碳城市评价标准体系。目前一系列的研究还都是处在研究探索阶段。
葫芦岛城市碳排放量评估计算
在低碳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需要对城市的碳排放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有个准确的掌握，以便以此为根据指定相对应的策略。其中最基本的指标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即城市在生产和消费过程当中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
其基本公式为：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二氧化碳吸收总量。
其中，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能源消费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工业产品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垃圾排放二氧化碳总量+农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其他。而二氧化碳吸收总量指的是“绿地吸收的二氧化碳量”。由于本次计算的是葫芦岛城市区域的碳排放量，因此对于农业用地的碳排放量不列入到计算范围之内。
城市能源消费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2010年葫芦岛重点耗能工业企业能源生产消费总量为16 406 398吨标准煤。
系数法计算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的基本公式：CO₂=KE
E为不同类型能源使用量，可按标准统一折算为标准煤，系数K为碳排放强度或者碳排放系数。因国家、地区、技术的不同有所差别。目前我国采用的碳排放系数主要是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0.67（吨/标准煤）。经此公式计算结果为10 992 286.66吨
工业产品生产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工业产品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一般计算水泥和刚才的成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由于钢材的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体现在能源的消费上因此一般只计算水泥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水泥生产的二氧化碳绝对排放量=本地生产的水泥总量×0.6。葫芦岛2010年水泥产量为263.4万吨。计算结果为1 580 400吨。
垃圾排放二氧化碳总量
由于我国垃圾焚烧所占比例较少，为简化计算，垃圾排放二氧化碳的计算一律按填埋处理，排放系数取0.3。根据葫芦岛市统计年鉴2010年葫芦岛生活垃圾清运量为20.8万吨。计算结果为62 400吨。
林业碳吸收量
根据葫芦岛市2010年的统计结果显示葫芦岛市的园林绿化面积为2802公顷。而从全球来看，温带森林每年每公顷吸收的二氧化碳量为2.5～27吨。本次计算取最大值27.其计算结果为75 634吨。最后计算结果得出葫芦岛市城市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2 559 452.66吨。
计算结果尽管同我国其他大中型城市相比无论是人均还是总量葫芦岛市的碳排放量都不算高，但是也有下降的空间及要求。
通过土地利用变化减少碳排放的主要策略
土地利用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土地资源上的具体表现，也是城市发展的客观体现，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自1850年以来全球有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由土地利用变化世界导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利用变化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呈现增长趋势。因此城市用地的低碳化、合理化利用是低碳城市规划的重中之重。通过土地利用的方式减少碳排放主要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
直接减少碳排放途径
减少地面硬化
减少地面硬化是为了保持土壤的碳汇功能，土壤中的微生物在一定环境下可吸收和固定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其转化，大量的硬质地面隔离了土壤与空气的接触使之无法发挥固碳的作用，因此应重视土壤的生态价值，重视地面的硬化处理，以保持地面的生态系统和透气透水的自然功能。
提倡和鼓励绿色节能建筑
绿色建筑的发展相对城市，在国内也已经初具规模，由于绿色建筑在他的生命周期内，最大限度的节约了能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是有效的低碳策略。
城市基础建设低碳化
城市的基础设施在城市的碳排量中也占据的很大的比重，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一小汽车为主导的交通方式已经形成。给城市的环境建设带来巨大压力。低碳城市的假设中应改变这种现状，应建设以大运量、高效率、低能耗、轻污染、少用地、低噪音同时又能优化城市布局，带动产业发展的交通工具为主导的交通模式。应发展以公共交通有主，步行系统为辅助的交通模式。从而有效的减少交通上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控制城市用地的密度与尺度
高密度的城市用地必然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因此也容易产生热岛效应。城市用地的尺度是通过控制城市规模的无限扩张来降低城市碳排放持续增加的趋势。
重视城市绿化，发挥绿地碳汇功能
在城市的绿化活动中应因地制宜的选着适合本地区、高碳汇量的植物，根据合理化、多样化的植物配置原则进行规划建设。
间接减少碳排放途径
混合用地模式
混合用地模式可以分为宏观的混合和微观的混合，宏观的混合表现为多个不同功能的建筑体存在于同一个地块内，使这一地块呈现出多样性和混合性。微观的混合则表现为同一座建筑内的不同功能空间的加入混合。使一座建筑内部具有多种不同使用功能。具体表现就是各种形式的建筑综合体，例如商业综合体等等。
提倡低碳生活方式
以创建低碳家庭、低碳社区、低碳乡村、低碳企业、等多种活动以及建筑类型为载体，小至一个人大至一个集体，从每一天每一件事情做起养成低碳生活方式，也是全民低碳意识和国民素质提高的过程。
结语
我国目前正处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新一轮的空间结构调整期，城市规划应从低碳化的土地利用规划入手，探讨绿色城市空间规划方法。通过调整城市空间布局，构建绿色交通体系、综合紧凑型城市和生态单元，实现在碳来源、碳排放、碳捕捉三个方面的减碳化，真正实现低碳城市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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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收稿日期： 2011-01-13
作者简介： 卞家涛（1983－），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能源金融、 金融机构管理。
余珊萍（1949－）， 女，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 金融机构管理。
一、 引 言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 碳减排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其中， 全球碳减排方案（或碳排放权分配方案）由于关系到各国的发展权益和发展空间， 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时，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CO2排放大国， 今后的长期排放数量及排放路径被全球广泛关注， 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与日俱增， 未来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严峻的挑战。
因此， 对全球碳减排方案和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的文献梳理， 以厘清研究脉络和进展、 明确未来研究方向， 对于公平的确立“后京都时代”的全球碳减排格局， 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权益， 高效实施节能减排、 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二、 全球碳减排方案述评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危害， 减少碳排放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但由于涉及经济代价、 发展权益和发展空间， 一个覆盖世界各国的碳减排方案始终没有达成， 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界定或分配各国的碳排放权”， 对此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一）主要国际组织、 国外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
曾静静、 曲建升和张志强（2009）通过研究主要国际组织、 国家、 研究机构和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情景方案后， 得出：温度升高的控制目标总体以2℃为主， 即到21世纪末， 将大气温度控制在不高于工业革命前2℃的范围内； 一般都倾向于在2050年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10-6～550×10-6 CO2e（二氧化碳当量）的范围内， 但各个方案中有关具体的减排责任分配、 减排措施和减排量分歧仍然较大。［1］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提出《公约》中的40个附件Ⅰ国家， 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40%， 到2050年则要减排80%-95%；对非附件Ⅰ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拉美、 中东、 东亚以及“亚洲中央计划国家”， 2020年要在“照常情景”（BAU）水平上大幅减排（可理解为大幅度放慢CO2排放的增长速率， 但排放总量还可增加）， 到2050年所有非附件Ⅰ国家都要在BAU水平上大幅减排。 ［2］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提出全球CO2排放在2020年达到峰值， 205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0%， 发达国家应在2012―2015年达到峰值， 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30%， 到2050年则减排80%；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达到峰值， 到2050年则要比1990年减排20%。［3］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2008）提出以2000年为基准年， 2030年全球应减排3%， 其中OECD国家减排18%， 金砖四国排放可增加13%， 其他国家增长7%；到2050年全球减排41%， 其中OECD国家减排55%， 金砖四国减排34%， 其他国家减排25%。［4］GCI（英国全球公共资源研究所）（2004）提出了“紧缩趋同”方案, 设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现实出发,逐步向人均排放目标趋同， 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逐渐下降， 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逐渐上升， 到目标年都趋同于统一的目标值， 实现全球人均排放量相等。［5］Stern（2008）提出到2050年，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应该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50%， 即2050年排放量应该减少为每年不到20 Gt CO2e， 以后进一步降到每年不到10 GtCO2e。到2050年全球人均排放量应该控制在2tCO2e左右， 发达国家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到2050年至少减排80%；多数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应该承诺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6］Srensen（2008）提出在2100年比2000年升温1.5℃目标下， 对2000－2100 年期间不同排放主体的排放空间直接作了分配， 同时为各国匹配了明确的年人均排放额度。根据“人均未来趋同”（即当前排放高者逐渐减排， 低者可逐渐增高）的分配原则， 到2100年左右时， 达到不同国家人均排放相同。［7］Browne和 Butler（2007）提出创建一个国际碳基金组织（ICF）来解决减排问题。ICF的首要任务是设定减排量， 将碳浓度保持在参与国一致同意的上限水平之下， 然后通过政治磋商来分配减排目标比例， 以反映目前人均收入和排放水平的变化。［8］（二）国内学者关于上述方案的评价
丁仲礼、 段晓男、 葛全胜等（2009）认为IPCC、 UNDP和OECD等方案不但没有考虑历史上（1900－200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 倍的事实， 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倍以上的人均未来排放权， 这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并指出IPCC 等方案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 也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因此没有资格作为今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参考。当前发达国家倡导的从确定全球及各国减排比例出发， 构建全球控制大气CO2浓度的责任体系的做法， 实质上掩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排放和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巨大差异， 并最终将剥夺发展中国家应得的发展权； 认为以人均累计排放为指标、 从分配排放权出发， 构建全球控制大气CO2浓度的责任体系， 最符合公平正义原则。［9］潘家华、 陈迎（2009）认为GCI提出的“紧缩趋同”方案， 从公平角度看, 默认了历史、 现实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实现趋同过程中的不公平， 对仍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构成严重制约。［10］吴静、 王铮（2009）采用MICES系统对Stern方案进行模拟， 得出Stern方案虽然能明显控制全球气候变暖， 但不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人均排放的角度来看， 均牺牲了较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世界上制造了新的不公平。认为Srensen方案的设置较为激进， 在实施上存在技术困难。［11］黄卫平、 宋晓恒（2010）对Browne & Butler提出创建ICF的提议给予了肯定， 但认为ICF必须以全球合作为基础， 实行一国一票制（基金以消费基数形成认缴义务）， 并主张ICF初始资金的认缴必须考虑历史因素， 不能根据各国的经济规模来确定， 即初始资金发达国家承担50%， 剩下的50%再由世界各国根据各自的消费基数认缴。［1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发现： 在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方案方面， 有些缺乏内在一致的理论依据， 有些则充满实用主义和主观价值判断。这些方案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13］（三）中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
陈文颖、 吴宗鑫和何建坤（2005）提出了“两个趋同”的分配方法：一个趋同是 2100 年各国的人均排放趋同（或不高于2100年的人均排放趋同值）， 另一个趋同是1990 年到趋同年（2100年）的累积人均排放趋同。趋同的1990－2100年的累积人均排放以及2100年的人均排放趋同值将根据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不同的水平这一目标来确定。并认为：在这种分配模式下， 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较多的发展空间， 其人均排放在某一时期将超过发达国家从而将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开始承担减排义务， 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 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14］丁仲礼、 段晓男、 葛全胜等（2009b）根据人均累积排放相等原则， 通过计算各国的排放配额和剩余的排放空间， 将世界各国或地区分为四大类：已形成排放赤字国家、 排放总量需降低国家或地区、 排放增速需降低国家或地区、 可保持目前排放增速国家。［15］樊刚、 苏铭和曹静（2010）基于长期的、 动态的视角， 提出根据最终消费来衡量各国碳排放责任的理论， 并根据最终消费与碳减排责任的关系， 通过计算两个情景下1950－2005年世界各国累积消费排放量， 发现中国约有14%－33%的国内实际排放是由别国消费所致， 建议以1850年以来的（人均）累积消费排放作为国际公平分担减排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指标。［16］潘家华、 陈迎（2009）设计了一个同时考虑了公平和可持续性的碳预算方案， 即以气候安全的允许排放量为全球碳预算总量， 设为刚性约束， 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可持续性；将有限的全球碳预算总额以人均方式初始分配到每个地球村民， 满足基本需求， 可以确保碳预算方案的公平性。碳预算方案涉及初始分配、 调整、 转移支付、 市场、 资金机制， 以及报告、 核查和遵约机制等， 建立了一个满足全球长期目标、 公平体现各国差异的人均累积排放权标准。［1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假定T0代表工业革命时期， T1代表当前， T2代表未来某一时点（如2050年）。首先， 根据目前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总的累计留存量以及人均相等的原则， 界定T0―T1期间各国的排放权。各国排放权与实际排放之差， 即为其排放账户余额， 从而为每个国家建立起“国家排放账户”。并将超排国家模糊不清的“历史责任”明确转化为其国家排放账户的赤字， 欠排国家的排放账户余额则表现为排放盈余。其次， 科学设定T1―T2 期间未来全球排放总额度， 并根据人均相等的原则分配各国排放权。每个国家在T1―T2期间新分配的排放额度， 加上T0―T1期间的排放账户余额， 即为该国到T2时点时的总排放额度。方案既保留了《京都议定书》的优点， 又克服了其覆盖范围小、 发展中国家缺乏激励， 以及减排效果差等缺点。是一个具有理论依据且能很好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的“后京都时代”公平减排方案。［13］通过对碳减排方案的回顾， 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基本上都是基于考虑历史责任的人均累积排放相等的分配原则。在此原则上形成的方案， 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提出的碳减排方案相比， 充分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具有公平性、 正义性、 合理性。
在今后的国际气候问题谈判中， 我们可以将我国学者提出的方案作为谈判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同时， 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使国外相关主体能够逐步了解、 认同我国学者提出的碳减排方案， 以便在“后京都时代”碳排放权分配中最大程度地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三、 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进展
中国作为CO2排放大国， 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与挑战与日俱增， 深入剖析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 积极寻找减排途径与对策， 既是中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需要， 又是高效实施节能减排、 加速发展低碳经济，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与碳减排对策
王锋、 吴丽华和杨超（2010）研究发现： 1995－2007年间， 中国CO2排放量年均增长12.4%的主要正向驱动因素为人均GDP、 交通工具数量、 人口总量、 经济结构、 家庭平均年收入， 其平均贡献分别为15.82%、 4.93%、 1.28%、 1.14%和1.11%， 负向驱动因素为生产部门能源强度、 交通工具平均运输线路长度、 居民生活能源强度， 其平均贡献分别为－8.12%、 －3.29%和－1.42%， 提出通过降低生产部门的能源强度来实现碳减排。［17］
王群伟、 周鹏和周德群（2010）对我国28个省区市1996－2007年CO2的排放情况、 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我国CO2排放绩效主要因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 平均改善率为3.25%， 累计改善为40.86%；在区域层面， CO2排放绩效有所差异， 东部最高， 东北和中部稍低， 西部较为落后， 但差异性有下降趋势， CO2排放绩效存在收敛性； 全国范围内，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能源强度和所有制结构则抑制了CO2排放绩效的进一步提高。作者建议： 既要注重科技创新， 又要大力加强管理创新、 制度创新和提高人员素质， 以更有效地控制CO2排放； 针对区域CO2排放绩效的差异性， 可加强节能减排技术、 制度安排等方面的交流和扩散； 把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和降低能耗结合起来， 并考虑所有制的变动， 以这些因素的综合效果作为改善CO2排放绩效的重要举措。［18］陈劭锋、 刘扬、 邹秀萍等（2010）通过IPAT方程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 在技术进步驱动下， CO2排放随着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 即碳排放强度倒U型曲线、 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线和碳排放总量倒U型曲线。依据该规律将碳排放演化过程划分为碳排放强度高峰前阶段、 碳排放强度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高峰阶段、 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碳排放总量稳定下降阶段等四个阶段， 发现在不同演化阶段下， 碳排放的主导驱动力存在明显差异， 依次为： 碳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 经济增长驱动、 碳减排技术进步驱动、 碳减排技术进步将占绝对主导。并指出： 碳排放三个倒U型曲线演变规律意味着应对气候变化不能脱离基本发展阶段， 必须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由于发展阶段不同、 起点和基础不同， 发达国家应以人均和总量减排指标为重点， 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减排行动则应以提高碳生产率或降低碳排放强度为目标导向。提出中国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 大力发展低碳能源或可再生能源， 优化能源结构；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加强国际合作， 积极争取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等途径来减缓碳排放增长态势。［19］除了上述文献在研究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之后， 提出的针对性碳减排对策， 学者们又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了一些碳减排的途径。
魏涛远、 格罗姆斯洛德（2002）研究发现： 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 但CO2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从长远看， 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20］高鹏飞、 陈文颖（2002）研究也得出： 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21］不过， 王金南、 严刚、 姜克隽等（2009）认为征收碳税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政策工具。征收低税率的国家碳税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低税率的碳税方案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极为有限， 但对减缓CO2排放增长具有明显的刺激效果。［22］周小川（2007）指出金融系统应始终高度重视节能减排的金融服务工作， 要从强化金融机构在环保和节能减排方面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建立有效的信息机制、 对与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生产能力配置给予市场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理顺价格发挥市场基础作用等角度入手， 运用金融市场鼓励和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3］梁猛（2009）提出通过转变资金的使用方式， 将直接投资于节能减排项目的资金转变为项目的坏账准备；完善配套的运行机制、 建立二级市场； 发挥保理工具在节能减排融资方面的独特作用等途径来加强金融对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24］彭江波、 郭琪（2010）认为金融具有的资金、 市场、 信用等禀赋优势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 创造金融工具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创造流转交易市场、 改变微观主体资信等级等途径支持节能减排市场化工具的创新与应用， 从而助推节能减排产业的发展。［25］潘家华、 郑艳（2008）认为减排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及利用； 充分利用各种市场机制： 进一步拓展CDM的范围和规模， 发挥其在引进国外资金、 技术方面的积极作用； 通过设立一种作为个人消费性排放标准的碳预算， 对于超过标准的碳排放征收累进的碳税， 对于低于碳预算的消费者进行适当补贴， 从而约束奢侈浪费性碳排放；在积极自主研发的同时， 也可以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成本较低、 更具适用性的一些成熟技术推动减排。［26］陈晓进（2006）提出： 在近期， 通过节能降耗， 尤其是大幅降低建筑能耗和提高工业用能的效率， 能有效地减少CO2排放； 在中期， 发展和利用CO2捕集和封存技术， 是我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最佳途径之一； 在远期， 调整能源结构， 用低碳燃料或者无碳能源替代煤炭， 是减少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终途经。［27］（二）碳减排与中国能源结构、 产业结构和工业增长
林伯强、 蒋竺均（2009）利用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模型模拟得出， 中国CO2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拐点对应的人均收入是37170元， 即2020年。但实证预测表明， 拐点到2040年还没有出现， 分析了影响中国人均CO2排放的主要因素后发现， 除了人均收入外， 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都对CO2排放有显著影响， 特别是工业能源强度。提出降低中国CO2排放增长的关键是， 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来降低能源强度， 建立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 引导能源的合理消费和提高效率。［28］林伯强、 姚昕和刘希颖（2010）从供给和需求双侧管理来满足能源需求的角度， 将CO2排放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一个约束。通过模型得到反映节能和碳排放约束下的最优能源结构， 并通过CGE模型对能源结构变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 研究表明： 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 城市化进程以及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 决定了中国目前重工化的产业结构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所以， 现阶段通过改变能源结构减排的空间不大， 应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等途径来节能减排。［29］张友国（2010）研究得出： 1987年至2007年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使中国的GDP碳排放强度下降了66.02%。指出：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 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投资政策、 贸易政策等政策措施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并降低碳排放强度。建议进一步加大投入， 通过引进、 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 国际合作开发和自主创新等方式提高整个生产部门的能源利用技术。［30］张雷、 黄园淅、 李艳梅等（2010）研究发现： 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始终在全国占据着主导地位； 中部地区碳排放在全国的比重表现出稳中有降的态势； 西部地区比重虽较小， 但基本保持着上升趋势。通过分析中国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的原因发现： 产业结构的演进决定着一次能源消费的基本空间格局， 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程度越成熟， 其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速越减缓； 缓慢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是导致难以降低地区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原因。提出： 积极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 加快产业结构的演进速率； 推行现代能源矿种的资源国际化进程， 最大限度地改善地区、 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次能源供应结构； 加大对非常规一次能源开发利用的研发力度。［31］陈诗一（2009）把能源消耗和CO2排放作为与传统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列的投入要素引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来估算中国工业分行业的生产率， 并进行绿色增长核算。研究发现，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工业总体上已经实现了以技术驱动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能源和资本是技术进步以外主要驱动中国工业增长的源泉， 劳动和排放增长贡献较低， 甚至为负。指出为了最终实现中国工业的完全可持续发展， 必须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技术。［32］陈诗一（2010）设计了一个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动态行为分析模型对中国工业从2009－2049年节能减排的损失和收益进行了模拟， 认为“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 通过均匀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 使得二氧化碳排放在2039年达到最高峰， 其后继续均匀减排至2049年的－1%的减排率”是通向中国未来双赢发展的最优节能减排路径。在此路径下， 节能减排尽管在初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但从长期来看， 不仅会实现提高环境质量的既定目标， 而且能够同时提高产出和生产率， 最终实现中国工业未来40年的双赢发展。［33］通过对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的回顾， 我们可以发现：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很多，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这启示我们： 在制定我国碳减排目标时， 需要综合考虑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能源利用效率、 技术水平、 发展阶段、 地区发展等具体因素， 从战略高度系统性地实施碳减排行动，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努力实现保护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四、 展望与结语
综上所述， 在文献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碳减排面临的问题， 我们认为要注重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1）加强定量估算以增强全球碳减排方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方面的研究； （2）以人民币为碳交易结算货币， 争取碳定价权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方面的研究； （3）碳减排的市场机制和政策效应方面的研究； （4）碳减排与碳政治的关系研究。
何建坤、 陈文颖、 滕飞等（2009）为我国当前碳减排行动指明了方向， 即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在对外要努力争取合理排放空间的同时， 对内要把应对气候变化、 减缓碳排放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 统一认识， 提前部署。推进技术创新， 发展低碳能源技术， 提高能源效率， 优化能源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消费方式， 走低碳发展的道路， 是我国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之间的根本途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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