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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学制结构金字塔的尖端，它的产生时间晚于一般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据古籍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应该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要求生产力必须显著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等，以及有作为传授知识和培养官吏的专门教育人员。而处在奴隶社会初中期的虞商时期还难以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周代金文中关于周天子带领群臣及学生在“学宫”习射和作乐舞，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所以，虞夏商时期至西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官学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事业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走向崩溃的时候，“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官学类型中，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即由“大学”一词衍生出来，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此后历代都有设立，而名称不尽一致：晋武帝咸宁二年创办国子学；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后逐渐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除此之外，东汉末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大学──鸿都门学，它是“近代世界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三国时曹魏建立的五经课试法，其中由“门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南朝刘宋政权设立的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四个学馆的分馆授业制度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与专业训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学校。
（三）私学中的高等教育
私学是中国历代私人办理的学校，是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学有蒙养教学和经师讲学，后者相当于大学。故私学中也有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学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本学派思想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传授学问，以教学为主，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身上。汉代以后，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两个层次，基础教育通常在十五六岁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须进入私家经师的学馆去深造，私家经师多为当世的著名学者。汉以后的私家经馆，培养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学术人才，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时期，私家经馆发展为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宋朝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嵩阳书院等；明朝的东林书院也办得颇有特色；到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管怎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书院为历朝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之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儒家教育以经史为基本，以“明人伦”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为中心，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再加上《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讲究文、行、忠、信，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其共同特点就是泛道德主义。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内容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书院就是一些学者为达到修身养性求得真学问的目的而产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理”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伦理纲常名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采取“修身治国”、“改过迁善”、“致知践行”的原则和“自省自察”“存养”“陶治”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主张静以养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读书治学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培养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为先，注重道德学问，注重修身养性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则。
（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官学中太学的教学以相互问难、讨论经义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学的专职教师，又是朝廷的学术顾问，参加朝廷举办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有博士参与讨论，这种学术争论，影响到太学的教学和学术风气。博士平素讲经，注重互相诘难，并以善辩而受人称誉。辩难精神是太学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和繁荣学术所必需的。
私学中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它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学者进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做法，听讲者可以不受学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王守仁除在濂溪书院讲学外，还和湛若水等人还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
（三）官学与私学相结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龚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间，从此，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学和私学平行发展的局面。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且有入学资格限制，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的讲授课程与官学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学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官学在数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学成为官学的必要补充，并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书院与私学相比，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经费作后盾，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管理体系做保障，这些是私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书院又不同于官学，其经费来源于民间的自发集资，而非官府拨款，办学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对象主要是下层社会的贫寒子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纨绔子弟。因此，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有益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和系统综合。正因为书院是对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扬弃，它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贯穿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四）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质，表现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倍受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强调教人予“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学内容多为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并且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尚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有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大体上属于社会、伦理、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进入封建社会，又有了充实和发展，出现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增加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经验性、积累性、直观性、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产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只是作为统治艺术的辅助知识进行研习的。而且，数学、医学、天文学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还是由于与“人事”有一定的关系，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纯自然科学则完全为社会所忽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这种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大学重视数学、天文、医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育形成明显的对照。
（五）学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特点， “学在官府”即学校皆由官府所设，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而为一，并且“以吏为师”，官学中的教师都是朝廷命官，办学地点在官府之中，统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为社会楷模； “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国，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以“政”，即治国之道为内容。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虽然学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务，但这种教化任务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来完成的。因此，教学仅为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的职能之一，它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这种高教管理体制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官学中，私学中也不例外，如东林书院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
（六）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上，为学不离从政，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高等教育预设了“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开始分科目察举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设立进士科举以后，高等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录官率，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预备机构，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与科举考试这种世界上独特的选拔人才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科举考试成为教育有力的指挥棒，考试的内容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对于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如“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张静以养心，以德修身，这些经验总结都值得我们借鉴。除此之外，高等学校还有结合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多的途径“践行”，德育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所以要在大学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动以养心”等也应该成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同时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训练场。因此，高等学校工作也应以德为先，做到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辩难。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必须适应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想潮流的交融与冲刷，高等教育在学术思想上更应该如此，因为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学术内部的潜在的东西将被激活，因此在高校应该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大学应该给各学术流派提供展示的舞台，正如古代“讲会制度”那样，容许有各种学术的声音存在，这些对大学学术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有益的，书院等私学的存在对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为鉴，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说是相当的迅猛，特别是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但是这种速度还满足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图书资料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民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减轻国家经费投入上的压力，同时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需求。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必须在发展公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前文提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和教训，我国辉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长期停滞不前，就是由于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的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重此轻彼”的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才和一批知识英才，他们将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将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知识；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外，学校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其他学科的通识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学以致用，注重素质教育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而导致了科举考试的选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经书”，古代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大都“千人一面”，无个性和创新精神，为“仕”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之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实施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 鲍风，《儒家智谋》，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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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1］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书院，后改称集贤殿书院。当时还仅是官方藏书、修书之所，并不是教学机构。到五代时，由于战事不断，学校停办，一些文人学者选择名山胜地，修建房舍，招收生徒，进行讲学活动，如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亦称“庐山国学”，就是聚徒讲学的机构。［2］作为教学组织形式的书院，这时已经基本形成。至宋明，由于理学发展与一些名师宿儒的热心推动，书院的发展进入到黄金时期，出现了著名的六大书院。至清末结束，书院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
一、书院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特色
（一）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并重，二者相得益彰。
中国古代著名的书院既是教育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基地，是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承担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二者相得益彰。
书院教学与学术发展是互相推动的，书院的兴衰与学术的发展休戚相关。如宋明两代书院的勃兴与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有关。由于学术大师们充分利用书院来宣传与发展学术，这就使得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关系空前紧密，并且使学术流派在地理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时，书院实行讲会制度，不仅有利于书院本身的教学，而且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融各家之长。所以，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3］
（二）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形成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
书院的讲会制度鼓励不同学派共同讲学、平等论学，以探究一个学派精义之处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讲会以学问为重，推崇辩论争鸣、取长补短的学风。书院的会讲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博采众家之长，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不仅不同学派间，而且即使是同一学派内部也允许有不同主张，师生间互为学友，自由切磋，学生被鼓励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书院的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严密的组织。书院依靠讲会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空气，提高了书院的教学水平。
（三）书院的教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采用师生论辩式教学模式。
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讲论结合。采取师生互动辩论式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提倡师生间质疑问难，平等讨论，取长补短。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常与学生共同讨论。由此形成会讲形式，后世书院的会讲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把师生互讲和讨论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
在这种论辩式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主要任务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使其“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并且能够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因材施教。在围绕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而展开的教学中，教师角色侧重于指引者，倡导学生的自学为主，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
书院属于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形式，在为学的同时，注重道德修养，“尊德行而道问学”，将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与品德修养、完善人格有机地结合起来。白鹿洞书院学规就明确指出：“言忠信，行驾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道德修养的基本信条。
二、书院的教育教学制度对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虽然历经历史的演变，古代书院教育和当代研究生教育在教育体系的性质和教育教学的内容等方面已截然不同，但古代书院制度蕴含的宝贵教育经验仍值得当代研究生教育汲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借鉴其合理成份，以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一）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
明确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把教学与科研置于适当的位置，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既是书院带给人们的启示，又是当前高等学校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古代书院的大师们大多是某一学派的学术带头人，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积极讲学施教，使得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得益彰。某一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教育教学和深入研究这两个方面。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教学与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大基本职能，它们是两个独立而相互联系的活动。中国当代研究生教育要进一步促进理论与学术的繁荣，就必须建立教学与研究的良性互动机制。［4］
（二）重视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交流。
我国书院讲求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交流与争辩。这是古代书院教育在学术研究方面对当代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启示。随着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日益完善，在学术领域不断有新突破、新进展，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运用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学术交流也打破了地域、时空的界限，学术交流日益现代化、国际化。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思想盛行，工具理性主义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科研领域。一部分研究生表现出急功近利，不能静下心来钻研探讨，论文抄袭的情况严重，致使学术氛围淡薄和学术道德滑坡，学术研究含金量的下降。这种学术研究上的“拿来主义”必须遭到坚决的反对，保护好学术研究领域这片净土。
（三）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构建，发挥导师育人功效。
我国教育史上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这在私学教育中更为突出，书院制度由私学发展而来，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教学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古代书院的主讲主要是受聘于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有突出成就，而且尊重学生。学生慕先生之名而来，尊师敬道，虚心好学。这种和谐的、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应该汲取的经验。
当代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制，学生跟着该领域有突出贡献的教授学者进行研究学习，这与古代书院学子师从名师宿儒学习颇为相似。但是随着中国研究生规模的扩招，每个导师所带的学生越来越多。导师由于自身工作忙碌及精力所限，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日益减少，造成师生关系的松散；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兴起，研究生把导师称为“老板”的现象普遍存在，师生交往趋于简单化、雇佣化。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不仅直接影响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而且削减了导师育人的功效。牢固而融洽的师生关系需要双方的努力，学生要体谅导师，主动向导师请教，真诚地与导师交流；导师应关心学生，在指导学生学习的同时，辅以必要的人文关怀，使导师和学生形成一个集体。同时，导师也应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在融洽平等的师生关系中，用自身的高尚情操、伟大人格感染教化学生，充分发挥导师人格教育这一主渠道之功效。
（四）注重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培养。
朱熹指出：“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5］书院教育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这对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意义重大。学生除了必须具备牢固的基础知识，还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具有批判质疑的能力，富有开拓创新的思维。目前中国研究生教学大多仍是沿袭以传授知识为主、忽视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是有可能为研究生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劣势是忽视了研究生日后从事实践工作中各种研究能力的培养。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基础理论知识的简单堆砌，更需要研究者的批判分析和创新思维能力。这就要求研究生导师摒弃传统的重知识而轻能力的教学理念，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交流，鼓励学生就某一学术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师生间相互质疑，学生间各抒己见，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
参考文献：
［1］曲士塔.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太原:出西教育出版社，1996.
［2］谢笑珍.古代书院的教育教学特色及其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J］.娄底师专学报，2001，（1）.
篇3
4、学生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小。
篇4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篇5
一.蒙学识字教育理念研究
我国古代的蒙学教育特别注重识字教育，这一理念从蒙学出现一直传承至今。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指出：“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1]可见，对于蒙学识字教育的重要性，早在清代时期就已得到了认可。黄嫣婵《明清蒙学及其对现代语文基础教育的启示》概括出了明清时期识字教学的理念和方式：1、集中识字，循序渐进；2、注重儿童对汉字的整体认知。张隆华在《中国语文教育史纲》中也明确提到：“在古文教育中，重视读写基础训练，这是一条重要的思想准则。识字、写字常常是读写基础训练的第一步。古代蒙学课本，是从字书开始的。”[2]并通过对历朝历代具有代表性的识字课本进行列举，总结出蒙学教育进行识字教育之早；识字教材编写者的地位之高；以及识字教材流传之广泛，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古代蒙学教育重视识字教育这一理念。
二.蒙学识字教学方法研究
1.集中识字法
张志公先生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采用独立的章节，对蒙学教育中的识字教学方法进行了集中的论述。首先，他提出：“识字教育是传统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方面，前人用的功夫特别大，积累的经验也比较多。很突出的一个做法是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左右。”[3]对蒙学教育中的集中识字作了界定。然后，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进行了研究，论述了集中识字在教材编写上的运用；第二部分，对集中识字问题进行了讨论，论述了集中识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集中识字教材在编法上的显著缺点。吴昌凤《传统蒙学在小学教育中的方法论镜鉴》从心理学角度论述传统蒙学的识字教学方法，充分地运用了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研究所发现的遗忘曲线规律，对蒙学教育中集中识字法的科学性进行了说明。[4]
2.其他识字教学方法
集中识字法是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学方法中最主要的方法，然而，除了集中识字法外，近年来的研究者们还发现了其他一些识字教学方法。刘艳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沿革》归纳了几种蒙学识字教学方法：（1）字源教学法，即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进行汉字教学。以汉字的义符或声符为识字线索，把同一义符或同一声符的字排在一起，以便记忆。（2）字义教学法，即将意义相近的字编在一起，通过一个意义线索来识读一系列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其长处在于把意义相同、相近、相关、相类的字编到一起，使字的认识和词的掌握成为一体，便于记忆；也使得儿童的语言丰富化。（3）意义识字法和韵文识字法，即把字组合成有一定意义、押韵的句子或者是单纯的押韵。王筠在《教童子法》提出了三种蒙学识字教学方法：（1）“识字必裁方寸纸，依正体书之，背面写篆独体字，非篆不可识，合体则可略。既背一授，则识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读三授，又总识之。三日温书，亦仿此法。勿惮烦，积至五十字作一包。头一遍温，仍仿此法。可以无不识者矣，即逐字解之。解至三遍，可以无不解者矣，而后令其自解。每日一包。”在此概括为卡片识字法。（2）“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读亦必讲。然所识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则此时合为一句讲之；若尚未能解，或并未曾讲，只可逐字讲之。”“此无上下文，必须逐字解到茁实，异日作文，必能逐字嚼出浆汁，不至滑过。”在此概括为逐字讲解法。（3）“既能解，则为之横解：同此一字，在某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隐身，或假借，使之分别划然，即使之辗转流通也。”在此概括为联想思维法。[5]王阳安《宋元蒙学语文教学之研究》也有相关论述，总结了四种蒙学识字教学的基本方式和方法：（1）蒙师口授，是宋元时期学童认识汉字字形，特别是读音的主要方法。当时的识字教材，之所以都刻意追求语句整齐、押韵上口，这种教、学读音的方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2）学童诵记，在蒙师口授过后，学童要反复每类诵记。待到学童把教材背得滚瓜烂熟之时，所需之字顺口就能背出了。（3）通过读书认字，在学童通过集中识字，掌握了一定量的汉字之后，宋元蒙学就开始让学童读书，通过读书来进一步扩大识字量。（4）在伦理道德与知识教育中扩充识字。[6]
三.蒙学识字教材研究
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蒙学识字教材也日趋完备和成熟，出现一些针对蒙学识字教材的研究成果。在大陆方面的研究中，集大成者当属张志公先生，他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对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发展过程、编排特点及其成因进行了阐述和分析。魏爱婷《古代蒙学书中的汉字教学思想》把涉及汉字教学方面的蒙学书分为六类：1.集中识字类2.杂字类3.辨似、辨误类4.文字理论知识类5.习字类6.教法论著类。并针对每类教材通过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篇目，论述各类教材的发展历程、教材编著的特点以及教材编著的优点和不足。然后，提出了蒙学识字教材的特色：1.“道器并重”，把识字和修身结合起来；2.识字和阅读结合；3.识字与辨似、辨误结合；4.识字与写字结合；5.识常用字和识俗杂字结合。最后，从编排方法上、思想内容上、形式上、各教材的识字量和字种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规范。[5]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详细论述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概况，并提出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的特点：多为名家大儒编撰；语言整齐押韵，便于诵读记忆；内容涉及广博，识字与实用相结合；蕴含丰富的儒家伦理思想。[6]王阳安《中国古代蒙学首编语文教材体系述评》论述宋元时期中国古代蒙学首次编写出具有完善、配套、稳定且自成一体的语文教材体系。此时识字教材的编写，在吸取前人的蒙学教材编写经验的同时，也有对新的编写体式的探索，既有对前人的模仿，也有此期的创新，写出了许多符合儿童特点，适宜蒙童学习的材料。刘艳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研究》提出了三点关于我国古代识字教材界定的依据，并绘制了我国历代蒙学识字教材简表，更为清晰地罗列出中国传统的蒙学识字教材的篇目，通过对我国古代识字教材发展的历史及其有代表性教材的研究，总结出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特点，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今日小学识字教材中的应用价值。张功荣、李选秀《古代蒙书识字写字教材发展概述》把传统启蒙教材的发展分做四个阶段，并结合传统蒙学识字写字教材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得出我国古代蒙书识字写字教材的发展大致遵循由单一的识字向类型化的识字，辨字，辨音及杂字类方向发展，并且随着教材的发展，实现了蒙学教材发展包容、综合的特点。另一方面，香港台湾地区的研究则更具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蔡若莲女士的《〈三字经〉与汉字识字教材》。在这篇文章中，她对“三、百、千”中的字量以及用字频度进行了统计，并与当代内地、香港、台湾小学儿童的识字量进行了比较，对为什么儿童识字量要限定在2502-2862之间进行了分析；她又根据汉字造字识字规律、字义的演变对《三字经》的选字，编排方式进行了研究。她的这种研究引入了教育学、心里学的理论，从而使识字教材的研究上升到了理论高度，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说服力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以某一本或几本我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识字教材为例，对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特点、教材内容、教材类型及其科学价值等方面进行的研究。如《识字与训诫：从〈急就章〉到〈千字文〉》、《古代识字教材〈三字经〉之研究》、《从“三、百、千”看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科学价值》、《“三百千”的用字及其流向》、《浅析“三、百、千”内容及教育意义》等。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学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多数重于蒙学识字教材的研究，即便如此，对蒙学识字教材的研究也只是体现在一些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等方面，并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专著对我国古代蒙在在识字教学方面作专门性的研究。
注释
[1][清]王筠：《教童子法》，见周洪宇主编《教育经典导读（中国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84页。
[2]张隆华在：《中国语文教育史纲》，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6页。
[3]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3页。
[4]刘艳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沿革》，载《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43―44页。
篇6
西方古代道德教育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宗教伦理合一性。《圣经》中有“摩西十诫”的说法，就是除了耶和华，不允许拜其他神;不许制造和敬拜偶像;禁止妄称耶和华名;必须守安息日为圣日;必须孝敬父母;禁止杀人;禁止奸;禁止偷盗;不许作假见证人;不许贪恋他人财物。这十条戒律既是宗教教义的内容，又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有学者研究认为，西方古代的学校道德教育就是一种宗教化的学校德育，“自有学校教育以来到18世纪中叶，学校中都几乎奉行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就是学校德育的同义词”[1]。我们认为，在古代西方的道德教育中，宗教和伦理是密不可分的。
从表面上看，中西方古代道德教育内容明显不同，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原因何在？这里蕴含着深刻的文化传统的原因。
一、从中国的文化传统看德育的“政治伦理合一”性
自古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在社会政治结构上维持“家国同构”的特点，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进而促使了道德教育中“三位一体”的稳固的教育模式的形成，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特点，决定了德育的政治伦理合一性。中国古代社会，父家长在维系家族稳定中起核心作用，家族中晚辈对家长的“孝”成为必然的义务。君主在国家政治结构中起核心作用，臣名对君主的“忠”也是应尽的义务。从表面上看，“孝”、“忠”并不相关，“孝”属于伦理范畴，“忠”则属于政治范畴。“孝”针对的是中国古代每个家族里的个人，是一种态度，强调晚辈对长辈要恭敬顺从，发挥着维系家族情感、调和家庭伦理关系的功能。“忠”则针对的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君主之下处于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人，也是一种态度，强调下级对领导、大臣对君主要忠诚服从，起着维护政治统治、协调等级关系的作用，但实际上两者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是中国古代家族关系和政治关系之间本质联系的集中概括。《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步骤同样强调：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家国同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中国古代社会的构成极为明显地反映了政治和亲缘的高度结合。天子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政治上的主人，又是所有家族的领导者，亲缘上的大宗。由此，原来仅仅在家族中体现的“孝”的功能便由家族延伸到整个社会，原先用来“事父母”的孝道成为统治国家，维护政治统一的有效手段，下级对领导、大臣对君主要像孝顺父母一样服从忠诚于他们。《孝经》里提倡行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从而使孝顺亲人与忠于君主相通，管理家族与治理国家相通，论语里也讲“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由于家国同构，在齐家到治国的过程中，将孝顺亲人的家族宗法伦理感情自然而顺利地过渡并转化成了对君主国家服从忠诚的政治理念，由家而国，完成了情感转移，使各种可能出现的异端思想消失于无形。
（二）“三位一体”的德育模式使中国古代道德教育效果显著。传统道德教育认为家族、学校和社会在个体道德品质培养上担负着不同的功能，起着不同的作用，但又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道德的发展，又由于家国是同构的，因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情感化为纽带，成功实现了家族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三者密切联系的“三位一体”德育模式。
1.家族通过“孝道”的遵守强化道德观念。儒家强调行孝，其根本目的是以孝来治家，进而以孝来治国。中国古代家族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父家长专职，父家长权威能否真正确立尤为关键，而确立父家长权威的关键则在于孝道的贯彻与否，因而以孝治家便成为一种自然的结果。《孝经》里提倡“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又一次把古代中国的家族看成是国家的缩影，由于孝具有齐家与治国的双重功能，并且被视为齐家治国的根本要道，因此孝的观念远远地超越了道德观念的范围，它被无限扩大，应用于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2.学校和社会通过“教化”发挥德育的强大作用。虽然中国古代家族道德教育的作用很大，但是毕竟范围有限，因此学校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校教育自古以来一直得到教育家的重视，他们认为学校教育是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求学、明理的必要途径，学校教育的内容应以“明人伦”道德规范为主。战国之后，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和教育家一直极为重视道德教化，学校教育中积极倡导教书育人的思想，要求教师既有深厚渊博的知识，又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孔子的教育内容就突出体现了道德教育的地位。《论语・述而》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宋代心学家陆九渊提出“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强调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教学生学做人，并且要求教师首先要力行身正，做学生的楷模。
中国古代尤其重视社会教育。宋朝统治者极其智慧地将社会教育和地方建设、社会风俗改造和封建道德规范的宣传联系起来。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如诏令、文告训育民众，积极推崇儒术，对广大百姓开展封建伦理教育。范仲淹十分重视思想品德教育，他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道德观。历朝历代，统治阶级还把道德教育深入到社会的基层，借助乡里、家族的力量，利用封建基层行政组织施行教育，主要形式有“乡约”、“宗规”、“家训”等[2]。可见，在社会教化方面，家族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样，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从下到上、错综复杂的大道德教育体系，在家族观念的理念之下，全社会形成了统一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因而形成了整合力。
二、从西方的文化传统看德育的“宗教伦理合一”性
古代西方的道德教育一直被浓厚的宗教氛围笼罩。西欧国家很多学校的道德教育都是被教会掌管。
（一）与道德文化的关系。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一方面可以是文化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在西方，对道德有文化支撑的作用，也就是为道德的形成提供了途径和情境。
世界三大宗教内容充满道德象征，兼具文学性和审美性特征。首先，《圣经》、《古兰经》、佛教经典是三大宗教的教义经典，又是不同文化的集大成者。每一部宗教经典中包含大量的道德劝诫，彰显宗教道德，如《古兰经》中倡导守正自信、行善、宽恕、诚实、公正、团结、舍己等美德，反对追求私欲、傲慢自大、饮酒赌博、说谎、嫉妒等恶行。宗教经典中的道德教诲往往与形象生动的人物故事紧密联系，读来引人深思。其次，宗教经典本身都具有较强的审美性特点，它们内容比较丰富、具有想象力，语言平实古朴，富有韵律感和感染力，人们在阅读、聆听宗教经典的过程中往往受到文化的陶冶和道德的洗礼。
宗教场所的建筑风格和充满神圣感的宗教礼仪活动有助于道德教化。纵观西方的宗教场所，不管是教堂、清真寺，还是寺院，建筑物从外观上看无不气势恢宏、金碧辉煌，高高的穹顶、巨大的墙柱使整个教堂笼罩着安详、神圣的气氛。建筑物内部的装饰，不管是基督教教堂彩绘玻璃上生动传神的人物和场景，还是佛教寺院里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佛像、壁画，抑或是伊斯兰教清真寺里精美绝伦的图案和花纹，无不闪耀着神圣之光。宗教礼仪活动有讲道、唱诗、祈祷等过程，往往还伴随着音乐、歌唱等文艺形式，给信徒提供了置身事外、超凡脱俗的神圣氛围。基督教的讲道内容经常是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故事，牧师娓娓道来，讲述耶稣如何为善，而不是死板的教条戒律，因此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唱诗过程所营造出的宗教氛围，使信徒们置身其中并产生一种归属感。
（二）宗教道德教育的权威性与道德人格的塑造。道德本身是一种社会规范，相对于法律而言，主要依靠人的自觉遵守。“如果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不足或根本就缺乏权威性，那就不易起到强制和使人认同的作用”[3]。宗教是人的一种理想寄托。“基督教中上帝所具有的人格实际是西方人理想本性的升华”[4]。宗教一旦具备了权威性，宗教世界所提倡的道德就显得神圣，道德要求就变成了神的指令。服从这些要求自然就是对神的尊重，不服从就是渎神，而渎神是要遭到报应的，这样就增强了道德的约束力。
参考文献：
[1]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7.
[2]何维.论道德社会化[D].长沙：中南大学，2007：6.
篇7
一、古代语文教育师生关系分析综述
按照教育史的分期作一综述。
原始氏族社会时期：
大致从虞舜时代开始就有了学校的设立。“国老”、“庶老”等部落的长者就成为负责教育工作的老师，“庠”、“序”就是供他们教育学生的场所。这个时期的师生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单向的经验传递。
奴隶社会时期
（一）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发展，教育也在发生变化，周朝的学校比起前代更加完备了。教师多是一些官员，而学生则是奴隶主们的后代。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那么这一时期的师生关系更多地被染上浓厚的阶级色彩。
（二）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衰微、私学兴盛，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给教育的革新提供了可能。涌现了孔丘、老聃、墨翟、孟轲、庄周、荀况等教育家和标志性理论专著《学记》。
这个时期的师生关系可以从诸家教育思想中略见一斑。
1. 孔子的教育思想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反三”，师生之间的互动已有了雏形。强调学生主动的思考探索和积极的心理准备状态在现在看来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材施教”承认并尊重学生的个别差异，要求老师充分了解学生个性，扬长救短，有针对性地教育正是素质教育的基本原则。“当仁不让”体现了作为老师对学生的激励以及应有的博怀。
2. 墨子的“虽不扣必鸣者也”表现了积极主动的教育思想和师生观。
3. 孟子以“深造独得”为基本追求，师生关系中强调学生个体的独立思考、独立见解，“如尽信《书》，不如无书”。
4. 荀况开创了以“外铄”为特征的教育思想。强调教师的重要性，尊师则国兴，贱师则国衰。师生之间是“师云亦云”，不得背叛。对老师的要求也因其地位的尊贵而变得更高。
5. 道家倡导仰慕自然，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逍遥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提醒人们须注意教育的负作用，减少人为干预，遵循自然发展，富于启发。
6.《学记》是对这一时期主流教育思想的总结。它强调教师的启发诱导对学生学习的重要影响。还提出了“教学相长”的观点。
封建社会时期
（一）确立“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开始读书做官时代的汉代经学教育。
这一时期的师生关系又退后到了单向传授。守师法，重依据的风气在当时是受到尊重的。对教师讲解的重视在当时是有其时代的需要，但对现代语文教育无疑是有其局限性的。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政治的动乱和分裂，官学呈现衰落的趋势，家学盛行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这种家人之父子传授在语文教育中更为普遍。师生关系与父子关系的叠加使教学更容易实施，但具体的教学关系却因为个体处理的不同而很难把握其规律性和整体特征。
（三）形成完备的教育管理体制并开始与科举制度相结合的隋唐教育。
科举考试的产生和确立促进了社会民众读书进取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促进了教育的下移。但科举取士的功利性，教育内容、人才标准的单一化也制约了语文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师生关系的状况可以从韩愈的《师说》中有所了解。不以师传为荣反以求师为耻。尊师重道的传统在这里有了一个断点。但韩愈对于教师的全面阐述对后代有积极的影响。“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种亦师亦友，视徒如己的理想师生关系承前启后，给后代一个效仿的范例。
（四）以书院为学术活动中心，推动教育理论取得进展的宋明理学教育。
这一时期的师生关系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1. 私塾
私塾为民间私人所办，是针对青少年进行启蒙和基础教育的教育组织。教师多由落第秀才、举人充任，大多生活贫困而责任重大。存在注入式教育和体罚现象。但教师也会根据儿童的认知特点灵活组织教学内容。
2. 书院
书院有点类似现代高等教育的研究生院，兼有读书讲学与学术研究等多种功能。师生质疑问难、学生因材而习、师生共同研究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已经可以看到。这也跟书院重品学而轻功名，远离科举的影响和制约的特性有关。
3. 著名教育家的语文教育思想
胡瑗讲经，“每有要义，恳之为诸生言其所以制己而后制乎人者”。教师应是学生的典范。另外，他还倡导快乐教学，重视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增强传授知识的效果。
张载主张“教须绝四”，教师教学不要臆测（毋意）、不要武断（毋必）、不要固执（毋固）、不要主观（毋我）。这一思想对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存天理，灭人欲” 的教育观点维护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其所起的保守作用使理学逐渐走向僵化和没落。`但是朱熹反对科举制约下的学校引导人逐利而去义，并继承“外铄说”的教育观，强调求知和力行，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师生共同追求一个理想。
王守仁的心学教育思想继承孟珂的“内发说”，提出“致良知”与朱熹的观点相抗衡。他重视人的精神世界，强调教育要符合受教育者的天性。以达到“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的效果，与“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的恶劣的师生关系所能达到的效果肯定不可同日而语。这与近现代的教育思想有了更多的沟通。在我们实施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思想转变中是否可以借鉴一番呢？
（五）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教育思想
批判教育的专制，讲究实用对语文教育有很大影响，但师生关系的特征未能有创新意义的突破。
二、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中师生关系的现代元素
纵观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有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周以后历代对于教育的认识和实践的理论总结几乎都是诸子百家各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和沿袭。
其二，古代语文教育中的师生关系的类型有以下描述——强调师道尊严的专制型、尊重儿童身心特点的民主型；授业承传的单向传递型、教学相长的交互型；父子宗亲型、官教合一型；亲密型、冷漠型等等。可能这样的概括不一定准确和全面，但古代语文教育中的师生关系确实是丰富多样的。现代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形式基本都有可以找到参照的模型。
其三，古代语文教育以德为先，以文为主的传统使老师拥有双重角色——经师和人师合一，教师自身的严格要求和社会对他的高期望使得尊师重教形成一种影响至今的传统。而且师生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还会有精神和信仰的承续。这一点是现代语文教育教学中师生关系的理想追求。
其四，师生之间除了学术思想的传承，还有政治地位的相互依附。生荣师贵，师显徒高，这一方面的影响至今不绝，需要辩证理智地去看，当然这一点对中学语文教育教学的影响不大。
从以上综述中不难看出古代语文教育中的师生关系的现代元素，现代教育理念所提倡的一些积极的师生关系类型在古代就已经存在并被实践了。这可以为我们建设积极的现代师生关系提供借鉴和范本。这也是我们了解和探讨古代语文教育中的师生关系的意义所在。
三、师生关系的现实意义
“教学，这不是机械地传授知识。它是人与人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任何教育，只要它一开始，它就必然形成一定的师生关系，而这一关系肯定会对教学产生影响。
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相对独立的主体，只有做到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亲密合作，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与教育相匹配的教育条件和教学设施固然重要，但优良的教育装备，并非必然产生高质量的教育。这不像工厂里的产品，高投入就一定会高产出。师生关系很有点像电路适配器，相同的教育条件、教育对象，通过一定的师生关系配置，或许能爆发出强劲的教育能量，产生积极的教育效益，或许完全相反，会产生短路，使学生厌学。 和谐的师生关系对教育教学有着潜教育影响，其意义就在于此。
“传统的教育”这一与现代教育相对应的名词，有时会被人等同于“落伍过时”“需要摒除”。古代语文教育师生关系中“重教轻学”的特点使人们对古代语文教育的认识误区是：僵化生硬，甚至违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其实所谓传统是一个相对概念。几千年的教育实践积累终究有它存在的理由，去除时代的局限影响，有很多好的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而不是一概否定和丢弃。
鉴于此，在倡行素质教育的今天，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师生关系才适合我们的教育需要”的讨论中，我们一方面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也可以顾盼千年，从我们的古代先贤那里寻求智慧的灵光。
总之，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在教育迅猛发展的今天，探讨古代语文教育中的一些问题是为了在我们古代文化的智慧中寻求可以滋养现代文明的养分，让现代中国语文教育更符合我们的文化特点，从而在结合西方先进思想时多一份理智。
参考书目：
[1] 张隆华 曾仲珊著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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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6.2-4
一、 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的认知能力尚未成熟
高等教育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与高中教学的不同，即高等教学更加侧重于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重在让学生学习到更多的文士方面的知识，这对他们的思想的深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传统的高中教学中存在了很大的问题，在应试性的教育中，同学们只重视课本常识的学习，忽视了古代文学本身的内涵，即只重视外表，忽视了内涵，这让学生在大学的学习中，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思想上达到一个高度，无法将所学的知识与大学的教学要求结合起来，学生们的认识能力尚未成熟，无法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也没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给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这一点需要高度地重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探讨。
2.教学的侧重点存在很大的偏颇
现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侧重点出现了很大的偏颇和反差，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国的教育制度的现状造成的，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应试教育，对于学生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做到较为全面地考察，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两种不同的力量的充斥让考试在对内容的考察上的比重严重减少，反而使得很多的细枝末节变得“很重要”。尤其是现在的考研热，很多的高校在对于研究生古文学的掌握上，不是集中考察文章中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思想，而是考察其中的很多细节，这是很错误的。现在所谓“常规路子”的文学史学习，主要就是背诵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内容，这显然不能满足对于人才培养的需要。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就是要能够让学生们掌握更多的文史知识，从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所以从这方面讲，中国的古代文学的教育出现了较大的偏颇现象。
二、古代文学教学方法建议
1. 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设定一个有人物、事件的场景，可以选择再现古代文学中所描述的场景，也可以根据古代文学所描述的场景，然后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来创造新的场景，让学生自由选择场景的人物和事件，这样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课程所讲的内容，有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情景教学法可以让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情景再现，提高了这门课程的教学成效。
2. 演讲辩论法
演讲和辩论都可以增加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理解度。演讲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某种观点或方法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演讲的技巧并锻炼学生人前演讲的勇气。所谓辩论法，即就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某个问题分为正反两种观点，然后将学生分为正反两组，围绕这一观点进行一场辩论赛。这样学生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认真准备，并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大家相互讨论相互学习，例如就可以对《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进行辩论，分为“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本无性”两个观点进行辩论。演讲辩论法可以很好地拓展学生的思维，提高教学效率。
3.研究性教学法
所谓研究性教学法，即教师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有关内容集合起来形成专题，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教学。教师通过专题可以引导学生独立查阅相关知识，研究现阶段其他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掌握现阶段该问题的进展，同时也可以集合所有学生的见解，进行专题讨论。这种研究性教学法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也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认识。
4.分类教学法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很多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文学作品的特点也不尽相同，要深入了解这些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学作品，需要结合不同的时代特征，这就需要教师根据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教学。还有另外一种分类教学方式，即按照高校学生的年级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因为每个年级学生的文学功底、知识面都不同，按分类教学法来进行教学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5.引导式教学法
引导式教学法发挥了教师的关键作用，教师要在教学中根据教育部的教学任务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特点，还要结合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教学。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自主独立地进行学习，可以多给学生提问的机会，或者是给学生留下针对所讲内容或下次课内容的课后作业。可以采用课前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学，每次课开始的时候，学生都要对教师即将讲授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疑问，然后教师就学生所提的问题进行讲解，这样可以让学生先行自学课本。引导式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可以提高课程教学效率。
三、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从此源远流长，学习古代文学首先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是将文化发扬光大的过程。因此必须要充分地重视古文的学习，改变不合理的教学方法，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让学生们学到真正的知识。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要善于将文史结合，提高内容的丰富性，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重视诵读法的运用，为学生的古代文学的学习提供良好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温忧华：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探究[J]；成功（教育版）；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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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建设的缘起及历程
迄今为止，国内大多数高校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时，大都采取纸质平面教材、课堂口头讲授、课后查阅资料这三种传统的也是基本的教育教学形式。虽然有不少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自制一些计算机课件，但仍然苦于没有丰富的相关数字化资源可资利用，而陷于东寻西找、重复劳动的低层次循环中。传统的教育教学形式既难以有效地调动高校内外更多的师资力量与学术资源参与课程建设，也难以调动教师与学生在交流互动中促进对课程自身的积极建设。
有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所教师提出实施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工程的设想，力图探索如何充分利用现代化网络技术进行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教学及传播工作，建立一个融合国内外各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资源的开放的、立体的、共享的平台，尝试一种进行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的有效方法，并探索与实践其作为进行互动教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新模式的实际效果，最终建成一套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数字化的软、硬件环境。
上述设想的实践，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以校园网为平台，建成“中国古代文学史”精品课程网。2006年，北师大古代文学所所长郭英德教授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资源数字化工程”被批准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随之初步成型。2009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与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CENTV）签订协议，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利用该台“学习超市平台”（果实网（省略））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开发技术，对“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进行了全面改版，建成一个全新的教学资源网站（gx.省略/）。该网站的建成与运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工程进入了良性循环的成熟阶段，确立并发展了一系列创新特点和创新功能。以下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的主页面：
二、“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的创新特点
一般而言，高校传统的课程教学，在教材上选择纸质教材读本，具有平面化特点；在教学模式上采取课堂口头讲授方式，具有单向性特点；在学习模式上要求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完成作业，具有封闭性特点。在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在“交往理性”、“公共领域”等理念成为社会共识的时代，高校传统的课程教学也需要突破平面化、单向性、封闭性的窠臼，而“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就是力图在教材、教学、学习三方面都突破常规的创新典范。
（1）“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的教材建设呈现立体化特点。
该网站以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版《中国文学史》、北师大版《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三套教材的全部文本为对象，按照断代、文体、主题、思想、流派、群体、作家、作品等不同层面，分别提取和加工相关内容，进行系统的、细致的信息标引工作，对信息进行科学的归纳整理；同时，建立丰富的关联功能和强大的搜索功能，使任何一个知识点经由超级链接功能出现在不同的知识谱系中。
新建成的立体化电子版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包括“大文学视野”、“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主题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文学流派与文人群体”、“文苑传”、“艺文志”等板块，看似是各自独立的部分，其实相互之间具有极为深细、广阔、多元、多变的有机联系。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页面左侧是网站整体框架的压缩，学生可以随时点击，实现跨越。页面正文提取自北师大版《中国古代文学史》，标引为“《西游记》成书过程”。这不是原教材的一个完整小节，而是网站编辑对教材内容所做的更为精细的单元切割和意义概括。不仅具有独立的知识内涵和逻辑结构，而且具有可引申性、可发挥性甚至可研究性的丰富价值。标题下方“《西游记》成书过程”等三个主题词，则是对标题的进一步提示和引申，便于搜索功能的最大化发挥。页面下方“明中期文学”等6个分类，则足以实现丰富的关联功能，导引出新的“知识簇”。比如点击“白话小说”分类按钮：
学生可以从“分体文学史”的角度检索到白话小说的发展史、概念流变，还可检索到该文体范围内的文学主题、主要作品、主要作者等等相关信息，从而迅速地形成发散性思考，便捷而有效地把握多套知识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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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代书院而言，其发展历程从南宋兴盛，到元代官学化，经历了明代的复兴，再到清代的类型分化与清晚期的学院改学堂。[1]南宋兴盛时期，官学作用减小，为维系文化教育传统，朱熹等人重振书院。这一时期的书院多是理学家用来讲学的地方，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等。到了元代时期，书院逐渐官学化，汉族儒家学者们不愿做官，也不愿任教，于是退到书院自行讲学，当时的元朝政府只能对其加强控制，以致于书院进逐渐走向官学化。明朝立国后大约130年的时间里，因统治者将教育重点放在了官学兴办、科举等方面，所以对书院并不重视；直到正德年间，书院渐兴。清代书院根据不同的类型有所分化，在清代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学术思想以及学风频繁变化，因此书院深受其害。到了清末，清政府下诏对现有书院教育资源进行有效理由，并且将各省的书院，其中省城书院改名为大学堂，府厅、直隶州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至此，一千多年的古代书院教育性质有了质的改变，并且以全新的形式发挥着它兴学育人作用。[2]
二、古代书院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的重要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虽然古代书院已经走向了历史舞台的尽头，但是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启示和指引。
（一）古代书院的讲会会讲制度，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的重要启示[3]
对于古代书院而言，百家争鸣、开门办学的教育方针，对现代高等教育以启示；实际上古代书院在某知程度上相当于现代的高校，其实行的讲会会讲制度，也体现出开放办学以及自由交流的教育思想。实践中可以看到，为何当前国内高校会出现“近亲繁殖”的现象，即多数从本校毕业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留校任教；从整个大的教育环境来看，很多高校在学术上存在着多年吃老本的现象，缺乏创新。笔者认为，高校学术并非闭门造车，相反需要多交流，甚至只有在讨论、争辨中才能有所创新，才能实现进步。正如先生所制订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才能成为了国内高等教育的佼佼者。从这一层面来看，现代的高等院校继承了古代书院办学特点以及自由交流的价值取向。在当前新的历史形势下，高校是否应该继承和发扬古代书院的精神，是每一位高等教育工作者亟待反思的问题。
笔者认为，现代高等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大胆地去借鉴古代书院采取的会讲讲会制度，并将其分成校内讲会、校外会讲等形式，而且每会会期都规定天数，以保证其具有合理的周期性。对于校内讲会而言，可利用新课标中的研究性教学活动开展，在兴趣小组内部举行；在此过程中，高校先规定统一的讲会活动时间，不同兴趣小组可以根据研究方向，同时参加多场讲会，这样就能够满足实际需求，促使各兴趣小组的研究得以实现，而且还可以有效提高时间利用率；对于校外会讲而言，则可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地去聘请有影响力的教授、学者或者老师，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同甚至相反，但是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自由辨别，通过该种方式可以使学生的论辩能力以及辨识能力得到锻炼。从实践来看，校内讲会、校外会讲之间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是对时间相对富余，自由度相对较大的高校开展的活动，而且其借鉴意义以及实际可操作性更强。[2]
（二）充分尊重和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从古代书院教学课程的设置、组织形式以及教学方式和考核评价方法来看，均体现了学生中心主义教育思想，旨在培养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发展。从主观层面来讲，古代书院的教育形式给人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教育就是体验教学的过程，这与现代高等教育过程中的“苦役”完全不同。对于知识传授型高等教育而言，实践上就是将学生观众、知识容器，而高高在上的老师就是主宰，他们在课堂上尽量给学生管输知识，即填鸭式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到，该种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启发意义非常的小，只是告诉学生对现有的结论不容置疑，而且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教学完全单向性；这种没有弹性的教学模式，容易导致学生被动适应，以致于学生的学习热情、创造积极性被磨灭了，最终形成了一种非常消极的人生态度。在改正该种教育教学理念和模式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古代书院教育中得到启示――在教育过程中，应当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并且以老师为指导进行教育教学；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当摒弃传统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该种启示下，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学会质疑、问难以及启发和点化，并且在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过程中，擦出智慧火花，及时更新知识体系。目前来看，国内很多高校在教育过程中，均提出了以生为本的基本理念，促进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学生、老师角色转变，将课堂还给学生。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当根据本校学生的具体情况、特点以及学校的整体水平等，摸索一套最合适本校教育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从古代书院教育理念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即教学应当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主导，质疑、问难以及启发和点化，都是有效的教学方法，因此应始终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之中。对于古代书院而言，其主要是以学生自学、自主钻研为中心，强调的是学生自己的深造体会，老师的作用只是讲授、辅助教学而已；古代书院的该种教育模式，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独立、自学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使学生能够准确把握治学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少教多学的目的，这是古代书院教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发非常的大。[4]从现代高等教育教学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书院更加注重自学研讨，这相当于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学生自主性学习。从实践来看，古代书院强调的学生中心主义、自主学习方法，均符合知识建构特点――知识建构靠学生，老师只是这一过程中的引导者而非包办或者代替者。从教学实践来看，通过一味地灌输、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想要使学生们有效地掌握知识、构建牢靠的知识体系，简直是天方夜谭；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在接受现成结论以后，一旦离开了老师的引导，则无法自主学习，就是以老师为中心的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法造成的严重弊端。随着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新课程理论中提出的过程理论，实际上就是对古代书院教育教学标准的借鉴，从这一层面来讲，书院重视学生的自学研讨是有其科学依据和现实意义的。古代书院采取学生自学研讨的教育模式，给学生留出了大量的自主学习时间以及读书交流空间，即便是有问题向老师请教，也应当先自己独立思考；值得强调的是，在学生请教过程中，老师并不急于告知，或者强求学生立刻认同、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相反，在古代书院中，老师更多时候采取的是鼓励法，即鼓励和引导学生另辟蹊径。从这一实践过程来看，学生的角色始终具有主动性，而非被动地去接受知识、观点，学生在书院环境中，能够体会到师友中优游暇豫、玩索有得因的感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自学研讨教育方式要比老师一味地灌输知识来的给有效，前者更有价值。所以，在现代的高等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继承、发扬古代书院的该种精神和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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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虽然古代书院已经走向了历史舞台的尽头，但是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启示和指引。
（一）古代书院的讲会会讲制度，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的重要启示
对于古代书院而言，百家争鸣、开门办学的教育方针，对现代高等教育以启示；实际上古代书院在某知程度上相当于现代的高校，其实行的讲会会讲制度，也体现出开放办学以及自由交流的教育思想。实践中可以看到，为何当前国内高校会出现“近亲繁殖”的现象，即多数从本校毕业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留校任教；从整个大的教育环境来看，很多高校在学术上存在着多年吃老本的现象，缺乏创新。笔者认为，高校学术并非闭门造车,相反需要多交流，甚至只有在讨论、争辨中才能有所创新，才能实现进步。正如先生所制订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才能成为了国内高等教育的佼佼者。从这一层面来看，现代的高等院校继承了古代书院办学特点以及自由交流的价值取向。在当前新的历史形势下，高校是否应该继承和发扬古代书院的精神,是每一位高等教育工作者亟待反思的问题。笔者认为，现代高等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大胆地去借鉴古代书院采取的会讲讲会制度，并将其分成校内讲会、校外会讲等形式，而且每会会期都规定天数，以保证其具有合理的周期性。对于校内讲会而言，可利用新课标中的研究性教学活动开展,在兴趣小组内部举行；在此过程中，高校先规定统一的讲会活动时间,不同兴趣小组可以根据研究方向，同时参加多场讲会，这样就能够满足实际需求,促使各兴趣小组的研究得以实现，而且还可以有效提高时间利用率；对于校外会讲而言，则可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地去聘请有影响力的教授、学者或者老师,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同甚至相反,但是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自由辨别，通过该种方式可以使学生的论辩能力以及辨识能力得到锻炼。从实践来看，校内讲会、校外会讲之间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是对时间相对富余,自由度相对较大的高校开展的活动，而且其借鉴意义以及实际可操作性更强。
（二）充分尊重和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从古代书院教学课程的设置、组织形式以及教学方式和考核评价方法来看，均体现了学生中心主义教育思想，旨在培养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发展。从主观层面来讲，古代书院的教育形式给人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教育就是体验教学的过程，这与现代高等教育过程中的“苦役”完全不同。对于知识传授型高等教育而言，实践上就是将学生观众、知识容器，而高高在上的老师就是主宰，他们在课堂上尽量给学生管输知识，即填鸭式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到，该种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启发意义非常的小，只是告诉学生对现有的结论不容置疑,而且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教学完全单向性；这种没有弹性的教学模式，容易导致学生被动适应，以致于学生的学习热情、创造积极性被磨灭了，最终形成了一种非常消极的人生态度。在改正该种教育教学理念和模式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古代书院教育中得到启示———在教育过程中，应当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并且以老师为指导进行教育教学；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当摒弃传统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该种启示下，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学会质疑、问难以及启发和点化，并且在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过程中，擦出智慧火花，及时更新知识体系。目前来看，国内很多高校在教育过程中，均提出了以生为本的基本理念，促进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学生、老师角色转变，将课堂还给学生。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当根据本校学生的具体情况、特点以及学校的整体水平等，摸索一套最合适本校教育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从古代书院教育理念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即教学应当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主导,质疑、问难以及启发和点化，都是有效的教学方法，因此应始终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之中。对于古代书院而言，其主要是以学生自学、自主钻研为中心，强调的是学生自己的深造体会，老师的作用只是讲授、辅助教学而已；古代书院的该种教育模式，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独立、自学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使学生能够准确把握治学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少教多学的目的，这是古代书院教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发非常的大。从现代高等教育教学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书院更加注重自学研讨，这相当于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学生自主性学习。从实践来看，古代书院强调的学生中心主义、自主学习方法，均符合知识建构特点———知识建构靠学生，老师只是这一过程中的引导者而非包办或者代替者。从教学实践来看，通过一味地灌输、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想要使学生们有效地掌握知识、构建牢靠的知识体系，简直是天方夜谭；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在接受现成结论以后，一旦离开了老师的引导，则无法自主学习，就是以老师为中心的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法造成的严重弊端。随着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新课程理论中提出的过程理论，实际上就是对古代书院教育教学标准的借鉴，从这一层面来讲，书院重视学生的自学研讨是有其科学依据和现实意义的。古代书院采取学生自学研讨的教育模式，给学生留出了大量的自主学习时间以及读书交流空间，即便是有问题向老师请教，也应当先自己独立思考；值得强调的是，在学生请教过程中，老师并不急于告知，或者强求学生立刻认同、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相反，在古代书院中，老师更多时候采取的是鼓励法，即鼓励和引导学生另辟蹊径。从这一实践过程来看，学生的角色始终具有主动性，而非被动地去接受知识、观点，学生在书院环境中，能够体会到师友中优游暇豫、玩索有得因的感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自学研讨教育方式要比老师一味地灌输知识来的给有效，前者更有价值。所以，在现代的高等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继承、发扬古代书院的该种精神和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自主性。
（三）古代书院对学生的人格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在高等院校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对学生加强常规教育，使他们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在高等教育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将人格教育提到应有的高度上来。第一，明确学生学习、待人接物行为规范。实践中可以看到，很多高校大学生连最基本的礼节也不懂，所以应当以古代书院之礼仪，来约束和熏陶当代带学生，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品格、人格。第二，强化养成教育。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因此必须教育学生，任何事情都要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实际上，现代人格中的创新、独立以及诚信和敬业等精神，是现代人应对挑战、机遇甚至安身立业的基本素质，高校大学生也不例外。在古代书院中，学生无论学术成就如何，皆是谦谦君子，这是古代书院教书育人的结果。所以，在现代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在做学问之前，一定要先要求他们学会做人，否则就是失败的教育。正如托夫勒所言，新的时代不会创造理想的超人，只是对社会中的普遍人格进行改变，不是产生新的人类，而是对全社会人格进行重塑。基于此，人格教育是当前高等教育教学的头等大事，古代书院的学生人格教育，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启示，即学生人格不成，则教育难见其效。
篇12
一、古代蒙养教育概述
（一）蒙养的含义
蒙，取《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注云：“童梦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这是有关蒙养教育的最早论述。
对蒙养的理解，学者们还有不同的看法。徐梓认为：“蒙学是一个特定层次的教育，是特指对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包括教育的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陈汉才认为：“我国古代教育家将幼儿从识字开始到15岁入大学之前的这一阶段称为蒙养阶段，所谓蒙养教育机制，包括了幼儿学前教育和部分小学教育。它是连接小学与学前教育之间的启蒙教育。”还有学者认为：“蒙养教育就是幼童阶段的教育和学习，也称之为蒙养之学。”还有很多书籍认为蒙养是一种教学。
（二）蒙养在我国古代的发展
1 蒙养的建立与宫廷化
研究表明夏、商、周是我国古代教育的初创期。西周时我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校系统。《礼记·内则》载：西周时王宫内和侯国宫室内专为太子或世子设有孺子室。从诸母中选择“宽裕慈惠、温良恭谦、慎而寡言”者，做其教师，稍次的做慈母，再次的做保姆，教育太子、世子善良的事物和道理，了解其嗜好，加以引导，并管理他们的饮食起居。此外还从士的妻子和妾中选择一位乳母，此四人称为“四贤”。孺子室外人不得进入，“四贤”分工也极为明确，足见皇家对儿童教育的重视。
2 汉代蒙养的兴起与民间化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巨大的社会化变革，“学在官府、学术官守”的局面被打破了，学术下移，私学开始繁荣，蒙养教育也在民间得到了发展。
3 唐宋蒙养的规范与规范化
唐代不尽官学教育得到了大发展，私学教育也空前繁荣。宋代的蒙养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朝廷办的蒙养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设在宫廷内的宗学，这时专门为王室贵族子弟设立的。二是国子监小学。三是地方州县小学。
4 元明清蒙养的官学化
元代以后蒙养逐渐官学化，进入明清以后，由于儒学的僵化，蒙养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空疏无用。
二、古代蒙养教育的内容、特点
1 教材语言简单易懂，内容易懂
古代的教育主要是以诵读为主，首先是老师一句一句的教会学生读，后面是学生自己诵读直到背诵。古代的蒙养教材题材多样，言语有节奏，韵律，便于儿童背诵。蒙养教材抽象的说教不多，大部分内容都是具体的道德行为规范。如：《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都具体规定了打扫、进退等各方面的日常行为规范。
2 教材内容来源于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
我国古代重视蒙养教材的编写，许多教材都是经史子集中记载的故事，如孟母三迁、孔融让梨等。同时宋以后许多人亲自编写蒙养教程，他们注重儿童的心理，广泛的从经传史记中摘录各种忠孝、礼仪故事。
3 重视榜样教育
《三字经》中云：“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孟母两次搬迁。最终把家安在学堂旁边。从此故事中我们明白了良好的环境对幼儿成长的重要性，父母只有以身作则，通过自己良好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孩子，孩子才能有所作为。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重视孝悌教育。《孝经》是我国古代国代专门论述孝道的专注，书中这样写道“不爱其亲，而爱她人者，谓之饽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饽礼。”本句话强调孝的培养要从亲开始。“悌”指的是兄弟、姐妹。“悌”是个通假字从“弟”。
三、古代蒙养教育对现代学前教育的影响
1 从日常行为规范入手，注重儿童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在生活、学习、实践的不断练习中形成的，单纯的说教，不让孩子参加实践活动，好的行为就很难稳固，好习惯也就不能形成。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里的“习”就是见习、实践的意思。《中庸》中“笃行”是学习的最后阶段。儒家强调想要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行所学，使学到的东西落实，做到知行合一。良好习惯的养成要从小事做起，从小处着手，慢慢强化细节，最终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 教材的编写简单易懂，贴近幼儿生活
教材各个方面发展不完善，在教材的编制上，我们更加贴切幼儿的需要，发展每个地区的校本课程，使孩子很从自己的身边学习。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也要随时注意幼儿的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教学计划，使自己始终成为一个引导者。
3 重视榜样，以身作则
榜样的作用是巨大的，从孟母三迁的故事中我们就能够深刻的体会到这点。幼儿时期是学生很养成各种品行和习惯的关键期，作为一名教师应该以身作则，同时通过和家长合作最大限度的发挥教师和家长的榜样作用，使幼儿时时刻刻处在一个良好的环境当中。
参考文献：
[1]解元.浅析学前体育教育现状及建议[J].天津体育学院.
[2]徐梓.统蒙养与传统文化[J].
[3]赵南.从《三字经》看中国传统蒙养课程编制的特点[J].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学报.
篇13
创新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源动力。积极探索并推动研究型教学模式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高校专业教学要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涌入国门，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不断发生碰撞与交流，使中国古代文学在高校的教学发展中出现了很多困惑，中国古代文学面临着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以及大众娱乐性为导向的新媒体文化取而代之的窘境。与此同时，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还面临着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不断被压缩、教学方式过于传统单一、教师队伍不断缩减、教学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学科整体教学缺乏配合和持续等诸多矛盾，使得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与创新教育的教育原则走向了悖离。1.教育观念沿袭传统的文化教育理念，与当今时代对创新教育的需求严重脱节文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和其他意识形态混沌包裹在一起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呈现方式。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往往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仅仅注重文学史基本常识和经典文学作品的介绍。然而，从时代呼唤下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层面来讲，却是过于狭隘的认识。因此，从文化大视野下，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古代汉语、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与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建立文史哲不分家、近现代与古代相延续的回归意识，更有利于在宏观背景下准确地人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古代文学在今天的传承意义。古代文学经典自身文体发展的局限性，及其与当下时代及话语氛围的差异，容易引起当代大学生在思想认识层面的困惑和不解。因此，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及时修正和纠正学生对本门课程的认识误区，从而发挥其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2.教育模式呈现知识灌输和模式化的特点，无法真正起到创新教育和文化传播能力培养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文化强国的重担。然而，在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迅速崛起下，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载体却日益受到青年学生的误解和冷落。长久下去，必然导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沦入狭隘的恶性循环，原本活生生的文学课堂成为了僵死枯燥的文体讲授和知识传授。现有教学模式致使学生对课程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日益严重，使青年学生丧失了学习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的兴趣。3.教学测评形式单一，无法真正体现创新教育的成果古代文学教学受制于传统的考评方式，在学生学习效果和学习水平的评价上往往直观、机械和单一，不仅影响了课程教学的质量，还会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因此，针对当前高校古代文学的教育困境，教师要改变过去以高低分来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旧观念，更多思考古代文学对于高校学生人文素养、创新能力的基础性熏陶和养成，在把握当下大学生个性特点的基础上，向素质鉴定观念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