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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与契机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对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有所提及。只不过在这样一本反映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学总体水平的成果汇总的书里，对于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这样描述的：由于“研究工作还很不够”，从而“只好暂付缺如”。可见，在文焕然、何业恒等的系列成果问世之前，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
究其原因，一是资料分散。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真如大海捞针，查索竟日而一无所获的情况往往有之。这就是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点，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共同难点，不过历史动物地理学的资料分散尤甚。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要求极高，这是由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与地理学和历史学所不同的是，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双维的学科，它既要复原事物、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又要对应地揭示其在时间上的演替。没有时间的历史地理空间研究是没意义的，对于历史地理的时间研究来说亦然。这就要求对资料要无限地全面占有，力求作出全面的分析，得出具有精确度数的结论。对于历史动物地理学来说，资料的极度分散无疑让高要求的资料收集“雪上加霜”，工作难度可见一斑，以致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见之则避”，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少人问津，进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分支领域。
再有，在极为分散的史料中，有关动物的记载异常混乱。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地方志，而旧方志的动物记载不列学名，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对此，陈桥驿先生描述得特别精辟：“在这些志书中查索动物名称，通名与俗名混用，本名与别名交错，有时一名为数物所共有，有时数名却仅系一物。混乱颠倒，不胜其烦，鲁鱼亥豕，出错更属难免。”［2］动物记载使用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是从上世纪30年代的民国《觐县通志》开始的。而80年代初，当时新编的方志仍大都沿用旧方志的套路，关于动物的记载不列学名。此后，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呼吁下，某些地方的新编方志已经在动物卷中使用了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但是大多地方志中的动物记载还是相当混乱的。中国历代的地方志编写都是有专人专门负责，新地方志的编写也不例外，且编写水平和资金、人力的投入更是以前无法比拟的。在这等情况下，方志中关于动物的记载尚且如此，其他史料就犹有过之了。这就导致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难度极高，要进行研究必须破译出各种古动物在当时中国古籍上的名称，今天是国际上通用名称的何种动物种属。研究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成了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手中的“烫手山芋”，弃之可惜，尝之不能。
当然，当时的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也不够快，也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很多新的领域、很多分支的研究也没真正启动，不是显学的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难免受到冷遇了。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契机
80年代初至今，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开拓发展的高峰期，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也随之受到重视，发展势头良好。首先是人们的环境意识加强，对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视非往日可比，环保支持者的奔走呼号也让动物保护走进每个人的潜意识，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日益兴旺起来。再有大型综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写的开展，令到地图集中对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迎来了人力、资金异常充沛的一个发展契机，历史动物地理学也不例外。况且在该地图集中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紧密结合当今发展势头迅猛的环境变迁研究，其现实意义使得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全面铺开，其前期的一些较薄弱的分支领域，特别是历史动物地理学被摆到了研究前沿，成为虽“老”也“新”的研究热门。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
在80年代初至今的短短二十多年间，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迎来了黄金时期，成果颇丰，探讨的问题很全面、深入，在研究的方法上实现了突破，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知难而上，文献整理分析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冲破历史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度“瓶颈”，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为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历史动物地理学跻身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备受关注。他们的动物地理区域探讨方面，偏重于我国东部季风区中南部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区域变化情况；探讨时限方面，研究时间上限直抵全新世前期，与地质时期古生物变迁相衔接；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深刻体现了生态系统的“大一统”，历史时期动物地理的研究结合了历史时期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为活动的影响。［3］
对历史时期动物的类属进行概括性探究的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珍稀兽类、珍稀鸟类、珍稀爬行类、两栖类、鱼类，代表人物是何业恒，研究成果有何业恒等著的《湖南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和《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
珍稀兽类方面，研究的动物集中在虎、象、熊、熊猫、野生犀牛等。对于虎的研究又侧重于华南虎，成果有蓝勇先生的《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刘正刚的《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和何业恒的《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对于历史时期象的研究集中在江河流域一带，有曾昭璇的《试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象、鳄、孔雀灭绝时期》、何业恒的《黄河下游古代的野象》和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至于熊的相关研究，何业恒的成果较多，有《历史时期湖南有棕熊吗？》和《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历史时期大熊猫的研究历来是个热点，主要的成果有何业恒的《大熊猫的兴衰》、《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和文焕然等著的《近五千年来豫鄂湘川间的大熊猫》。历史时期野生犀牛的研究较为透彻，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文焕然、何业恒著的《中国野犀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刘洪杰的《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蓝勇的《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角分布的再探索》。其他兽类的历史时期分布变迁研究成果也颇丰，有周跃三、何业恒的《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王青等著的《海岱地区的獐与史前环境变迁》等。
历史时期鳄鱼的分布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马来鳄和扬子鳄上。马来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相比较而言，扬子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更为透彻一些，成果较丰，有文焕然等著的《试论扬子鳄的地理变迁》、裴修碧的《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何业恒的《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及文榕生的《扬子鳄盛衰与环境变迁》。另外，何业恒等著的《中华鲟达氏鲟和白鲟地理分布的变迁》是中华鲟历史地理分布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展望
对于动物而言，其与植物本是一家，在生物链中两者也是相邻的链节，相互之间的依存程度不言自明。动物是生长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一定的水文、地貌环境中的，气候和水文地貌与其是时刻在互动的，动物的状况更是气候、水文的一面“镜子”。这样的规律是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的，在漫长的生态演变过程中，自然界始终坚持并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的研究不会是孤独的，更不应该是独立的。它的发展有赖于历史时期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研究，它的发展是应该站立在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历史时期研究的基础上的。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有统治性，才有说服力，才中肯。
对于中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来说，它是众多自然要素历史时期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分支研究，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上都大可借鉴其他先行分支领域的成果，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才具有更高的研究效率和研究范围。历史时期动物变迁的深层次原因和规律分析探讨才有更广泛的理论支持，才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才有生物系统、生物环境“大一统”的高度和深度。展望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合作全面的研究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可采取两个措施，第一，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对象之时间下限下延至当今，使之与现代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之内容在时间上更紧密地相衔接；第二，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由仅复原过去历史时期之环境变迁，延伸到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并提出防止环境恶化，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的对策。［4］
参考文献：
［1］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4.
［2］陈桥驿.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M］.1994.7.
篇2
二、化繁为简，突出重点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除通过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外，还要借助地图、挂图和其他教具教学，但一些挂图内容繁多，重点不突出，而且内容是静态的、无声的，因而给学生的印象依然是孤立的、缺乏联系的。采用“班班通”课件辅助教学，就能弥补地图教学的不足之处，既加大了课堂密度，又提高了课堂质量和效率，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三、化静为动，形象直观
在以往的地理教学中，教师主要使用挂图并结合课本中的插图进行教学。学生由于不能看到地理事物的运动变化，便难以理解一些抽象的知识，在课堂上较为被动，从而影响了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利用“班班通”课件进行动态模拟，可以使静止图像成为动态图像，从中能观察到整个变化过程。学生边观察，边操作，边思考讨论，既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求知欲，又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了学生的能动作用，使教与学成为有机的整体。
四、化远为近，生动逼真
传统的课堂教学把知识局限在书本上，无论教者怎样发挥语言的才能和教具的演示，都无法直观、生动地再现自然地理环境的发生和演变过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课件来进行演示。这样，学生就能直观地感觉到当时的情境，使思维活跃起来，碰撞出思维的火花，从而突破难点，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五、突破难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篇3
《读史方舆纪要》既是研究历史地理必读之书，又是研究古代史重要资料，颇有学术价值。首先，此书是研究军事地理和沿革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其次，此书是研究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必读之书;第三，此书超出了沿革地理的发展水平，已经具有探索地理形势发展规律的某些特点，同已开始探索岩溶地貌规律的《徐霞客游记》一起成为推动我国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开拓性著作。第四，此书关于人地关系的辩证思想较为突出，重视形势地利，以为行军作战之资，同时不忽视“人”的作用，将其提到地利之前考虑[1]。很长一段时期，学界对此书多关注于对其记录之疆域政区演变、交通运输、农业经济等方面，对此书记录之地名源流的研究不够关注。因此，本文拟以“贵州”为例，对其中记录之地名源流加以解析。
地名都有其来历和含义，反映出一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认识及地理景观的表现形态。地名之命名多以方位、山川、地形、天文、气象、物产、地貌形态色彩等自然因素为命名基点，当然也有以人物、传说、人类主观愿望等人文因素为命名基点的。清楚认识地名来历和含义，对丰富地名文化研究有现实意义，能让更多的人清楚相关地域之地名沿革、文化内涵及地方特色。
地名渊源解释是地名学的重要内容，历来地理学著作都注重对地名渊源的解释，比如《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诸书都对地名渊源作出了解释。《读史方舆纪要・贵州》中对贵州地区地名渊源有较多的涉及，其内容涉及政区地名、山川地名、建筑地名以及历史遗迹地名等，因此，本文拟按书中记载地名渊源的性质，将其分为自然地理地名和人文地理地名两大类，但是因《读史方舆纪要・贵州》部分对地名渊源解释较多，不能穷尽其解释内容，所以在行文过程中，仅举例说明，目的在于管窥蠡测，引起对《读史方舆纪要》地名学成就的重视。
一、自然地理地名
（一）地形地貌地名
贵州地区地形复杂，多山地，河谷纵横。“因山为名”是地名命名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在自然界中，山是最具稳定性的自然实体。同时，在远古时代，人们经常利用山中资源，山与人自古便关系密切。因此，《读史方舆纪要》中有着很多地形地名，政区命名依据此类者也不少。如，贵山，“在府北二里，入蜀之道也，一名贵人峰，贵州之名以此。”[2]贵州之名即取贵山之“贵”，是以山为名的典型。再如，独山，“州南二十里，山尖圆高峻，无他山连属，因名。”[3]又如，思王废县，“《志》云：唐贞观十六年，开山洞置扶欢县，属溱州，以县东有扶欢山而名。”[4]同样是以山名为政区名。除了以地物命名政区外，贵州境内很多山川都以其特征来进行命名。
（二）形象地名
丰富而多样的自然界，既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生活的自然资源，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想象的自由空间。以形象命名的地名，在中国古代地名早已有之，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地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此类地名最能体现出人类想象力的丰富多彩，展示了古人的智慧。《读史方舆纪要》中记录大量的形象地名，此类地名相比于其他地名数量最多，种类最为丰富。
一个地区的地貌特征取决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环境造就了这种地貌，因而当地人在对地物进行命名时会采取“以形命名”原则，这种命名方式较为普遍，其中以自然地理实体居多。首先以山水地名命名为例。此类形象地名主要以动物形象和器物形象为主。例如，照壁山，“在府东北里许，以岩石屹立而名。”此山位于贵阳军民府东北，成为府治“照壁”，因而得名。狮子山，“在府城西。土山戴石，状如狮子。”因其山形如同狮子状，故得名。三脚山，“在府北五十里。三峰耸立，形如鼎足。”[5]这是由人们看到的直观形象决定。自然界丰富多彩，生出了万千奇物，因此人们在进行地名命名时候会根据地方民俗或是自身主观意愿进行，《读史方舆纪要》中有关此类地名的记载不少。石门山，“府东六十二里。绝顶二石对峙，人行其中，俨然如门。”揭榜山，“崖壁端直而竣削，因名”。
其次为建筑地名，主要包括亭、庙、寺、楼、关隘等。此类地名以动植物、自然实体地名为主。马场山，“司东北五十六里。与牧马场相连，因名。”[6]羊场关，以羊场河而名。飞练堡，“在废草塘司北十里，傍有飞练泉。”要而言之，通过形象命名地名，其目的是让抽象的建筑化为具体可想象的动物实体，使人听其名则如见其实物，这也是形象地名的优点。
（三）地理方位地名
地理方位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多选择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或是交通要道为其定居点，因为此类地方能让人衣食无忧，生活惬意。因而产生的地名多指示特殊地理位置，《读史方舆纪要》中有相当多地理方位地名。拱辰山，“县南百五十里，以山势北向而名。”地理方位对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至关重要，在地名命名过程中，以地物或地域所处的方位命名，通常采取相对方位命名方式，即以某一地物或地域为参照，按照被命名地物或地域与其所形成的相对方位进行命名。
二、人文地理地名
（一）因某一历史事件而得名
某地发生某一较为特殊典型并对当地产生一定影响的历史事件，于是人们以这一事件的整体或部分情节为背景，对那个地方进行命名，这样的情形在我国的历史地名中较为常见。此举例《读史方舆纪要・贵州》历史地名：例如，“亮寨蛮夷长官司，诸葛寨，亦在司西。《志》云：府北八十五里，有诸葛营，即此寨也。司因以名。”[7]欢喜岭，卫北二里。洪武中，蛮贼攻城，指挥顾成大破之于此。军民皆喜，因名。
（二）人物姓氏地名
我国自古就有“百家姓”，百家姓在小农自然经济时期发展起来，有的宗教色彩浓重，图腾、人物崇拜观念较为普遍，就中国人的民族心性而言，首领的权威要得到突出，如此，在地名命名过程中，使得人物姓氏较为常见。因为我国地域广大，人物姓氏地名分布很广，其中重点在人类居住地（村庄等），此外，还有山地名、政区名、地域名等。在《读史方舆纪要・贵州》中，例如，鲁郎山，“在府北八十里。元时鲁姓者读书于此，因名。”[8]东洞，“正德初王守仁谪居于此，改名阳明洞”等。
（三）美愿祥瑞及传说地名
人生于世常抱美好愿望，胸中所想，表现在地名命名上则是美愿祥瑞地名的出现。此类地名主要帝王将相为主。古时帝王希望江山永固，帝位传之万世，这是其普遍思想。同时普通人也希望生活如意，事业有成，这些都是社会的普遍心理，因此他们将此种美好愿望寄托于地名之上，就产生美愿祥瑞地名。至于神话传说，因为古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出现无法合理解释，因此才会产生神话传说。神话传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不易因朝代变更、时代变化而消亡，而神话传说的内容常常是通俗易懂、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并且神话传说体现了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资料，更为重要的是，神话传说的保留方式之一就是地名，可以这样说每一神话传说地名的背后都有一段神话传说故事。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关祥瑞及传说的地名不在少数，此不能一一罗列，特举几个例子：洗马潭，相传诸葛武侯南征时洗马于此。神应泉，在府北百二十里，地名巴乡，击石则泉出，因名神应。阴阳山，司治旁。土人以云气占晴雨，因名。[9]龙溪，在府西五十里，相传土人击铜鼓于此而龙出，因以成溪。铜鼓山，在卫西南二十里。相传诸葛武侯南征，获铜鼓于此。[10]马跑泉，所北十里。相传关索领兵至此，马跑泉出，因名。[11]总之，此类传说、祥瑞地名不仅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地理文献中记载亦很常见。
明清时期，我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已经有了明显发展，《读史方舆纪要》集沿革地理学之大成，是我国古代关于沿革地理的最为系统、完善的总结性著作。其内容丰富，考订详细，结构严密，胜于《元和郡县志》、《舆地纪胜》等总志，超过《大明一统志》。此书军事色彩浓重，对于军事形势叙述详备，其收集之史料及相关论述可以说是关于历代各地的军事地理论文;此书贯通古今，史地结合，结构严谨，其组织和研究方法可以算是治地理学的一种规范。尽管顾祖禹在著书时多以搜集史料为著述依据，没有像徐霞客那样去实地走访，但是其著述精详，错误较少，为后人留下了这部军事地理著作，其贡献不可谓不大。由于《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军事地理著作，其关于中国历史地名源流研究的作用，关注的人较少，此书记载的诸多历史地名源流，目前学界还缺少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对《读史方舆纪要・贵州》卷记载的历史地名源流进行整理分析，意在引起学界关注《读史方舆纪要》的地名学价值。
参考文献
[1] 杨光华，马强主编：《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导读》[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6页.
[2][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M]卷一百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248页，以下所引版本同此.
[3][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79页.
[4][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二，第5302页.
[5][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48页.
[6][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78页.
[7][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96页.
[8][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48页.
[9][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62页.
篇4
1 着眼现实，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
绿洲作为干旱区内部地域分异的产物，是干旱区地域系统的最为精华的部分和人类活动的载体。在干旱区地理化过程中受人类活动强烈地干预表现出绿洲化和荒漠化两种对立统一景观的演替，区域降水稀少、荒漠化加剧，生态日趋脆弱，整个区域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也大大降低，PRED系统的失衡已经严重影响甚至制约了干旱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黄盛璋先生在1990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上就特撰文《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一文强调了这一现实矛盾，以此出发进一步阐述了当前加强绿洲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并首倡在中国建立独立的绿洲学。梳理学术界有关干旱区研究进展，学者多关注于对荒漠化的研究，对矛盾的另一面绿洲的专门焦聚却不多。是书开篇总论部分作者再次将这一问题置于卷首，充分体现了作者从现实出发，为当前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区域PRED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服务的经世致用学术理念。而黄先生耄耋之年以“苟为中华生死已，敢因衰老惜残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绿洲研究，在中国率先创建绿洲学而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更体现了先生作为学者的时代责任感和大家风范，为我等后辈学习的楷模。
2 具有高度的学科理论性和方法体系
绿洲研究的学术薄弱性，加之现实需要的紧迫性，使黄先生多年一直积极倡导应建立独立的绿洲学学科的重要原因。为了推动绿洲研究和绿洲学的创立，第一章重点从理论、现实和科学的角度论证了建立绿洲学的理论基础，并进一步阐述了绿洲学研究的内容、开展绿洲研究的方法，概述了绿洲的概念、分类、形成条件以及地域分布。为了更全面系统的带动今后绿洲研究及绿洲学创建，黄先生在后记部分用相当的笔墨，从建国以来我国向沙漠进军所取得的成功范例，论证了在我国率先创建绿洲学的理论实践基础。研究绿洲，是为了建设绿洲。黄先生在后记中总结出的绿洲存在、发展以及最后方向的三大定律（一要依靠、利用自然，又要受其侵害，二要坚决与自然斗争，坚持不懈到底，三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导作用），还有绿洲建设中的民族、交通问题及生态环境治理的防、保、建、管的四字方针和诸多具体措施具体详实的为我们开展学科研究和制定绿洲地域系统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学科理论的确立、研究对象和学科属性的明确、研究方法的指导成为一门学科兴起的标志。是书在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上的总论为今后绿洲研究的开展，绿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抛砖引玉之功效。
3 以地域人地关系为核心，以过程研究为主线
黄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长期致力于对绿洲历史地理的研究，对绿洲历史地理的研究建树颇丰。是书以我国新疆绿洲为例证，用相当篇幅，在论述新疆天然绿洲向开发绿洲转变、纯人工绿洲的开辟过程中，始终贯穿了绿洲地域系统人地关系这一主线，提出了绿洲景观格局变迁、聚落迁移的驱动力是自然因素影响下，强烈的人类活动扰动起主导作用的地理过程，这一地理过程是绿洲化和荒漠化的对立统一的复合体。科学地揭示了干旱区绿洲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空间结构演化的过程、一般规律及其运行机制，这对于正确认识干旱区人地关系系统的形成和演化，解释干旱区环境变化的问题，制定干旱区PRED（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4 多学科综合集成，研究视野开阔
绿洲作为地球表层巨系统中干旱区的一个亚系统，其形成演化、演化、发展过程，是地域自然和人文要素按照一定规律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紧密结合而构成的复杂的整合体，具有自然和社会属性。在绿洲系统内部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能量转化和循环构成了其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社会――经济、地域环境四个亚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态的耗散结构。《绿洲研究》一书作者都是长期从事绿洲各领域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所以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综合了诸位作者多年绿洲研究的成果，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水文学、经济学、农学、环境学、生态学、地图学、未来学等自然和人文多学科角度，文献考证、实地考察、地层土壤分析、沉积物分析、统计分析、数理模型回归预测、综合研究与典型案例实证研究结合等多种方法应用，并附以大量地图直观地反映了新疆绿洲聚落迁移、水系变迁、绿洲分布、交通路线变迁、古文化遗址分布等，系统地剖析了新疆绿洲文明演进、环境变迁、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沙漠化、绿洲农业发展及模式等，在此基础上总结阐述在我国率先建立绿洲学的理论方法及其可行性。多层面、多维度、多视角的多学科综合集成研究方法指明了今后绿洲研究的新趋向。该书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倡导绿洲学的尽快创建，其学术研究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当前，更着眼于未来干旱区的可持续发展。
5 以水资源为重点
有水未必就有绿洲，但水是绿洲延续发展的命脉，是绿洲内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携带者，是绿洲自然和人类社会两大系统所共同依赖的关键要素。是书在结构安排上用近乎三章的篇幅探讨了新疆绿洲历史时期河湖水系的变迁、水资源利用现状、水资源未来趋势等，进而揭示了新疆绿洲文明兴衰、生态环境变迁、社会经济发展、绿洲保护与开拓、沙漠化治理等方面与水资源的关系，阐述了水在绿洲地域系统的重要性，绿洲因水而兴，也因水而衰规律。可以说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绿洲地域空间结构、地区经济产业结构布局，水资源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了绿洲系统的环境容量、载负量、经济发展总量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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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职教育培养的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所需的技能型人才，因此，这些人才必须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实践教学成为高职办学的重头戏，是高职教育不同于本科教育的核心特征，把握实践教学的规律，才能实现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围绕职业能力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是高职教育的主体和立教之本。本文以高职基础工程技术专业为例来探讨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思路，力求整合各个实践教学环节，将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和人文素质融为一体。
1 现状分析
近年来，省内土建类相关专业实践教学虽有所改善，但仍存在如下问题：（1）由于土建类专业的特殊性、复杂性及危险性，实践教学不能真实的接近实际工程，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得不到训练；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将课堂训练，课堂理想化的试验等作为实践学时，在内容上与真实的工程实际脱钩，学生没有得到专业技能上的提升。（2）课程实训与课程的衔接、与职业标准的衔接、与执业资格的衔接不紧凑，针对性不强。（3）在校内专业理论教学中，校外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方面的知识不能动态进入校园；而学生在校外实践中，教师又无法动态跟踪指导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造成理论与实践教学脱节现象严重。（4）高职教材较多，但内容陈旧，尤其缺少与新技术、新工艺配套的实训教材。在课程实训中，无固定的实训内容及相关的考核要求。（5）专业教师缺少企业锻炼，无法掌握最新专业知识，造成教学内容陈旧，不能更新实践教学内容。（6）实践教学方法单一，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在实践教学中运用较少。大部分学校的实践教学都是由校内专业教师承担，缺少企业技术人员参与。
2 “一条主线，能力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
2.1 以就业为导向，动态调整实践教学目标体系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要求，结合基础工程技术专业特点，确定该专业核心岗位能力，以职业能力（图1）培养为目标，以就业为导向动态调整基础工程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目标体系。
2.2 建立“一条主线，能力递进”实践课程体系
在人才培养中，以基础施工员岗位能力培养为主线（图2），根据就业需求，兼顾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员、造价员等工作岗位，增加相应的实践教学内容。
采用分层次、多时段、工学交替的组织形式，构建“认知实践课内试验、实训课程实训仿真模拟顶岗实践”能力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图3），实现课程教学内容与职业资格标准相对接、课堂知识传授与工程实践教学相对接的教学目标。
2.3 采用灵活多样的实践教学方法
结合实践教学的特点和专业特色，在实践教学中，采用如下方法：
（1）模拟教学法。模拟教学法就是教师提供近似的工程实践环境，让学生担任施工员、资料员、安全员、质检员、材料员、造价员等不同的岗位，进行技能训练，从而调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不同的角度掌握所从事岗位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这种方法主要用在课程实训的教学中。（2）项目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是以基础工程典型的工作任务贯穿教学的整个过程，让学生参与一个项目的完成过程。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完成过程中，掌握和学会完成项目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参与项目，让学生体会实践活动的乐趣和艰苦，培养学生分析实际问题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方法广泛应用于工种实训中。（3）定岗与顶岗实习法。学生根据自己所选定的岗位，到相关单位进行实践工作的方法称为定岗实习法。而顶岗实习法是指学生到实习单位，顶替一个正式员工的岗位进行实习，完成岗位的工作任务，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熟悉工作环境，履行本岗位的工作职责，不断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为今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2.4 实践课程体系的开发
（1）课程体系开发的特点。职业教育具有市场导向性，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需求和对岗位的需求上，因此，开发实践课程体系时，要了解本地区、本行业对人才需求状况，对人才所从事岗位的需求情况，掌握建筑市场的动态和风向标，动态地调整实践教学内容。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本科院校的教育，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不仅要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而且还要注重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通过接触建筑市场，熟悉建筑市场，到企业顶岗实习等，逐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素质和适用社会的能力。而职业能力的培养是实践教学体系的开发应重点关注的问题。（2）基于工作过程的实践课程体系开发。基于工作过程的实践课程体系，就是打破传统的学科体系，构建以职业活动为导向的课程体系。通过校企合作，建立以企业岗位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实践课程体系。根据初学者的基本认识规律和基础工程技术专业的特点，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构建能力递进实践教学体系。通过校企合作，校企双方共同研讨全新的实践教学体系。（3）实践课程体系开发的思路。由专业教师、企业相关技术人员共同组建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通过研讨，按照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零距离、课程标准与职业能力需求零距离、实践教学与岗位技能零距离的思路，形成以就业岗位为导向，基于工作过程的实践教学体系，完成实践课程标准的开发。采用校企合作，共同开发基于工作过程的实践教学体系，具体开发过程如图4所示。
3 实践教学体系考核办法
实践课程的评价要有科学的方法，体现高职实践课程的特点。结合专业特点，在职业岗位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评价方案，包括实践能力考核和相关理论知识考核两部分，采用教师、企业、学生“三主体”，自评、互评、师评和企评“四模式”的考核评价体系，如图5所示。
4 结语
为提高高职实践教学质量，应站在学校教育与社会企业、行业需求的结合点上，设计符合专业特点，体现实践内容与职业标准相衔接的实践教学体系，制定实践课程标准、实践教学考核评价标准，建立全方位的实践教学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昌永红.基于任务驱动的地基与基础课程改革探索[J].建筑与预算，2015（07）.
[2]董瑞芝等.以工程项目为核心的网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J].科技信息，2014（01）.
[3]黎春晖.“四阶段模式”在技工院校电子商务课程实践教学体系中的应用[J].职业，2014（01）.
篇6
1.1临床资料30例患者均为2型糖尿病。年龄50～82岁,平均年龄67.8岁,男14例,女16例。肥胖12例,体形中等8例,稍消瘦10例。病程3个月～10年。伴发冠心病8例,高血压病12例,高脂血症13例,有脑梗死病史者6例,肾功能不全者3例。家庭执行注射胰岛素治疗者3例,口服降糖药物者18例,其中口服格列吡嗪片者6例,盐酸二甲双胍者8例,消渴丸者12例,自服成分不明所谓纯中药者4例。摄食不足者6例。
1.2临床表现入院时表现为谵妄状态者4例,意识模糊者6例,嗜睡者3例,昏睡者5例,昏迷者2例,痫性发作者2例。伴有出汗、面色苍白及肢体发凉者12例,上述病人入院时即刻行头颅CT检查,排除急性脑血管病,即刻血糖测定均低于2.9 mmol/l。
1.3治疗方法上述患者及时建立静脉通路,静脉内注射50%葡萄糖注射液40～60 ml,随后应用10%葡萄糖注射液静脉维持24～48 h。同时给与监测血糖及生命体征、吸氧及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必要时应用氢化考的松100～150 mg静点,将血糖维持在9～15 mmol/l。
2结果
30例糖尿病并发低血糖意识障碍患者,经积极抢救及综合治疗,28例患者清醒出院;2例严重低血糖患者脑功能受损较重,不可逆恢复,最终以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3讨论
糖尿病并发低血糖患者临床表现多样化,常以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为主\[1\],因意识障碍多被认为急性脑血管病。老年病人体内激素调节功能差,反馈调节机能减退,发生低血糖时不能及时释放高血糖素。通过总结,导致低血糖意识障碍的诱因很多,包括:(1)药物性因素,因老年病人肝肾功能不同程度的减退,胰岛素拮抗急速分泌反应障碍,容易发生低血糖或影响低血糖的恢复\[2\]。故老年人尽量选择半衰期积蓄较少的降糖药物。同时杜绝应用所谓成分不明的中成药。(2)老年患者长期卧床,摄食不足或减少,而降糖药物未作调整。(3)应用胰岛素制剂过程中,未按要求监测血糖,出现低血糖。(4)联合用药如β-受体阻滞剂等,其能增强胰岛素的降糖作用,导致低血糖。故老年糖尿病患者治疗过程中要注意低血糖,如果出现低血糖时应及时进行诊治和预防。
参考文献:
篇7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都融合在美国人的生活中，而黄种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就是旧金山、纽约、洛杉矶等城市的“唐人街”，这些内容不用太复杂地去讲述，学生在日常的生活中通过课本、影视节目等对这些知识已经有所了解，所以相当大程度上降低了教学难度。所以说，学生的经验资源对我们的教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社会课程资源
新课标指出，社会地理课程资源丰富多样，各种自然和人文地理事物都是地理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学校必须合理开发利用各种地理课程资源。
在电影中常常会出现一望无际的农场、带着牛仔帽的大农场主，这也从侧面影射了美国的农业非常发达，而且机械化程度非常高，这些对我们讲解美国发达的农业非常有帮助。在一些美国大片中，各种各样的高科技都被运用得淋漓尽致，所以留在学生脑海中的印象就是：美国是一个科技相当发达的国家。通过各种报刊、新闻所获取的有关美国军事方面的信息可让学生了解到美国最新型的战舰、战斗机、军事装备等，这些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高新技术的发达程度。所以，社会课程资源对我们的课堂教学也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三、计算机网络资源
新课标指出，地理文字、图像、视频、书刊等电子资源都属于计算机网络资源，数量多，影响大，是地理教学极为重要的资源库。
篇8
高三物理第一轮复习要求对各考点进行全面复习、系统归纳，力争做到突出重点、解决盲点、帮助学生构建树状知识网络图，如此大容量的复习时间有限，而学生上课后掌握缓慢的现状却需要大量时间，两者之间矛盾尖锐。知识点一多，进程一快，学生普遍出现“蜻蜓点水”，“囫囵吞枣”的现象，达不到复习该有的效果。物理学科成绩的提升见效缓慢，多次努力无果的情况下容易引起学生将学习的重心转移到其他学科。在学生时间和精力都竞争激烈的高三复习中，根据如今的复习现状，迫切要求我们拿出办法，指导学生找到一条符合物理特色的复习之路。
一、编写学案，准备学生“先学”的素材。
对于高三物理第一轮复习来说，根据考点编写适合学生基础水平与学习重点的学案，无疑是实现学生“先学”的关键。笼统来说，编写学案也就是参照课程标准和高考考纲，明确教学目标与教学任务，教师先把该考点近年的高考真题和精选模拟题整理一遍，研究编制一份重点突出、难易适中、设计分层的学案，让学生在学案的主线下进行自学。通过设计问题，使学生意识到，要解决教师设计的问题不看书不行，看书不看仔细也不行，光看书不思考不行，思考不深入也不行，让学生真正从教师设计的问题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学案应该提前一天下发，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或回忆，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并标记自己解决不了的疑问。当天做，当天交，教师全部批阅后掌握学生知识的遗忘点与盲点。
在实践操作中，我们发现找到典型、有针对性的内容是编写学案的关键点。由于受到传统教育习惯的影响，老师总喜欢将预习作业设置成几道习题。而对于这样的预习，我们发现其实学生很难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我们原先在平抛运动复习时的学案预习作业设计如下：
1、将物体以一定的初速度沿水平方向抛出，下落过程中的某一秒内，物体运动方向由与水平方向成30°变为与水平方向成45°角，求：①物体抛出时的初速度多大？②这一秒前物体已运动了多长时间？
2、如图所示，小球以初速度v0自倾角为 的斜坡顶端被水平抛出。若不计空气阻力作用且斜坡足够长，重力加速度为g，试求：
（1）小球需经过多长时间落到斜坡上？落地点到斜坡顶端的距离是多大？
（2）小球被抛出多久距离斜坡最远？
3、如图所示，光滑斜面长为a，宽为b，倾角为θ，一物块A沿斜面左上方顶点P水平射入，恰好从下方顶点Q离开斜面，求入射初速度。
我们试图用这三个例题让学生回顾平抛运动的规律和解题方法，并类推至类平抛运动的求解方式，达到提升的目的。而事实却是学生在拿到学案时并没有去翻书查资料，只是用自己那些模糊的记忆或者说是错误的记忆将题目做了一遍，在这一题时就没有回忆分解的方法求解。这样后面的题目根本无从下手。因而没有达到预习的目的。上课的时候复习效果很差。所以我们讨论，要降低预习的难度，对于那些困难的学生要慢慢引导，最后将知识点以填空的形式呈现，辅以一道较简单的例题。这样的设计让学生简单地回顾了知识点，做到上课听得懂，提前知道学习要点：
1、平抛运动的定义和性质：
（1）定义：将物体以一定的初速度沿____________抛出，不考虑空气阻力，物体只在_________下所做的运动。
（2）性质：平抛运动的加速度为 的________________运动。
2、平抛运动的研究方法和基本规律：
（1）研究方法：用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方法研究平抛运动，即水平方向的________________和竖直方向的_______________。
（2）基本规律：（从抛出点开始计时）
①平抛物体的位移：
x= y=
S= =
tanθ= =
②平抛物体的速度：
Vx= Vy=
Vt=
tanα= =
例、将物体以一定的初速度沿水平方向抛出，初速为20 m/s，物体运动3s后，求：
①物体的末速度？②物体运动的位移？③位移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θ，而速度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α，求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抓住课堂，实现教师“后教”的价值。
课堂永远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也是实现教师“后教”价值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学生“先学”的基础上，教师根据对学生学案的批改，发现学生的知识的遗忘点与盲点，准备好与这些知识点相关的素材，对主要知识点通过条件变化的变式、情景变换的变式，对有些关键知识点加深难度，准备好针对这些知识点的补充例题，课堂上加以强化和落实。
复习课的教学容量大、内容多、有难度，讲解过程需要体现层次性和提升感，注重讲解知识规律和解题方法，这就要求教师按照教学规律，精心设计好每一个教学环节；但“遵规”不是“守规”，不应唯教案施教，而该根据课堂情况，发挥自己的教学机智，调动多种教学手段。对于不同班级的学生，根据学案批改情况的反馈，老师上课时所讲解的内容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增减，讲解的形式也是因人而异。
我们在能量的转化和守恒的复习学案中设计了这样一道预习题：
例、如图所示，斜面足够长，其倾角为α，质量为m的滑块，距挡板P为s0，以初速度v0沿斜面上滑，滑块与斜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μ，滑块所受摩擦力小于滑块沿斜面方向的重力分力，若滑块每次与挡板相碰均无机械能损失，求滑块在斜面上经过的总路程为多少？
从学案批改情况来看，部分学生对该知识点的掌握不够到位，于是我在课堂上设计了一个随堂练习：
【对应练习】如图所示， AB与CD为两个对称斜面，其上部都足够长，下部分别与一个光滑的圆弧面的两端相切，圆弧圆心角为120°，半径R=2。0 m。一个质量为2 kg的物体在离弧底E高度为h=3。0 m处，以初速度 0=4 m/s沿斜面运动，物体与两斜面的动摩擦因数均为 =0。2。求：物体在两斜面上（不包括圆弧部分）一共能运动多少路程？（g=10 m/s2）
经过课堂训练和讲解，学生对该知识点的理解有了明显的提高，基本意识到其中的相似之处即阻力做功的特点，所以在此基础上，我又举了两个例子来帮助学生进一步深入学习：
补充1、空中有一质量为的m小球，从H高处下落，撞在地面上，碰撞过程中无能量损失，直到小球处于稳定状态，空气阻力不能忽略，求整个过程中，阻力做的功。
2、如图所示，一物体质量m=2 kg。在倾角为 =37°的斜面上的A点以初速度 0=3 m/s下滑，A点距弹簧上端B的距离AB=4 m。当物体到达B 将弹簧压缩到C点，最大压缩量BC=0。2 m，然后物体又被弹簧弹上去，弹到的最高位置为D点，D点距A点AD=3 m。挡板及弹簧质量不计，g取10 m/s2。求：
（1）物体与斜面间的动摩擦因数 ；（2）弹簧的最大弹性势能E。
学生在学案的指导下更容易把握知识内容的难点和重点，但对于不同的学生，我们的教学不可能照顾到所有，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内容的增删。
三、错题重组，巩固“先学后教”的效果。
学生一轮复习阶段最大的问题在于 “蜻蜓点水”式的学习，课堂教学不算是效率低下，而是效率不能持久。也不是学生不学，而是学生焦躁的心理让学生停留在肤浅的知识表层，或者是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它。那么，错题重组，也许能成为突破这一阻碍的利器。
如图所示，我们将出现错误的习题以图片的形式加以展示，让大家来分析同学解题时存在的问题，学生在作业本上将老师讲解的过程进行有效的记录，并及时加以订正。从学生自身的预习发现问题?――老师第一次批改了解问题――课堂分析讲解问题――课后订正反馈解决问题等几个步骤，让学生踏实做好每一步。每一次用不同颜色的笔进行书写，完成学习任务。像这样的批改实录我们通过图片的形式得到保存和归类，加以合理的综合和讲评，可以让学生快速明白解题中的关键，通过类比感悟，掌握规律和联系。而正是在这样的引领中，学生的思维乃至几乎是全班同学的思维，全部被调动起来，处在一种高度紧张和深度开放的状态，学习效果显著提高。
许多学生在进入高三后，无论从自身要求还是老师要求，都会建立一本错题集，用以巩固、反思。而作为老师，对于整理和反思，我们有学生无法比拟的优势，我们有眼光分辨错误的典型性，有时间进行相似错误的比较，有能力知道错误形成的原因，也比学生更明白解决这样错误带来的报答。所以，从老师层面将学生的典型错题有计划的保存和整理，并适当地拓展和变化，重新组卷测试，可以为学生节约大量的时间，也可以检验学生平时问题所在，更可对照自身教学的薄弱环节，有效改变自己的教学手段，巩固“先学后教”的效果，达到双赢。
【错题】水平传送带被广泛应用于机场和火车站，用于对旅客的行李进行安全检查。图为一水平传送带装置的示意图，绷紧的传送带AB始终保持1m/s的恒定速率运行，一质量为4kg的行李无初速地放在A处，传送带对行李的滑动摩擦力使行李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随后行李又以与传送带相等的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设行李与传送带间的动摩擦因数为0。1，AB间的距离2m，（g取10m/s2。）
（1）求行李刚开始运动时所受的滑动摩擦力大小
（2）求行李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的时间；
（3）从A处传送到B处的时间
（4）如果提高传送带的运行速率，行李就能被较快地传送到B处。求行李从A处传送到B处的最短时间和传送带对应的最小运动速率。
这是我们保存整理的学生错题之一，分析学生的答题情况，主要问题在于：学生对传送带的运动情况缺乏正确认识和细致分析，对传送带与物体间的相对运动方向判断失误，导致对摩擦力的方向判断错误，因而对运动状态的分析和运动过程的分析混乱。为检测学生对该知识点的最新掌握情况，我们在原题基础上进行拓展延伸，设计了以下针对性试题：
【拓展1】如图所示，传送带与水平面的夹角为 =37°，其以4 m/s的速度向上运行，在传送带的底端A处无初速度地放一个质量为0。5 kg的物体，它与传送带间动摩擦因数 =0。8，AB间（B为顶端）长度为25 m。试回答下列问题：
（1）说明物体的运动性质（相对地球）。
（2）物体从A到B的时间为多少？（g=10 m/s2）
【拓展2】如图3-6所示，传送带与水平面夹角为θ=37°，以速度v=10m/s匀速运行着。现在传送带的A端轻轻放上一个小物体（可视为质点），已知小物体与传送带之间的摩擦因数μ=0。5，A、B间距离s=16m，则当皮带轮处于下列两情况时，小物体从A端运动到B端的时间分别为多少？已知sin37°=0。6，cos37°=0。8，取g=10m/s2。
篇9
通过血浆蛋白分离工艺实现自控后，使批处理的血浆能力增加了一倍，工艺操作更加符合GMP管理的要求，血浆蛋白能充分有效的混合反应，蛋白分离的五个控制因素：反应液温度、pH值、离子强度、酒精浓度和蛋白浓度得到了严格、准确的控制，避免了人为操作的误差，经过连续4年人血白蛋白的质量指标的综合分析评价，实现自控后，人血白蛋白的纯度、收获率均有明显的提高；多聚体有明显地下降，其他指标（如钾离子含量、吸光度等）与自控前无明显差异，均在质量标准范围之内。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人血白蛋白样品（2003年～2006年上半年期间制备的人血白蛋白检定样品） 由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提供。
1．1．2 仪器设备 分光光度计（日立3400型）；电泳仪（DYY-Ⅲ2型，北京六一仪器厂）；扫描仪（BECKMAN CSDS -200型）；液相色谱仪（SP8800，USA）；火焰光度计（CORNING 480型，USA）。
1．2 方法
1．2．1 纯度测定 纯度测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三部（附录ⅣA）规定进行［4］。
1．2．2 吸光度测定 吸光度测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三部（附录ⅡA）规定进行［4］，用生理热氯化钠溶液将人血白蛋白样品含量稀释至10g/L，按紫外分光光度计法，在波长403nm处测定吸光度。
1．2．3 钾离子含量的测定 钠、钾离子含量的测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三部（附录Ⅶ Ⅰ）（附录Ⅶ J）规定进行［4］。
1．2．4 多聚体含量测定 多聚体含量测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三部（附录Ⅵ Q）规定进行［4］。
2 结果
2．1 人血白蛋白质量指标的比较 通过对2004～2006年共77批人血白蛋白的检测结果表明，血浆蛋白分离工艺实现自控前与自控后其人血白蛋白的纯度、多聚体均有明显地差异，工艺实现自控后，其中人血白蛋白纯度平均提高0.25%，多聚体平均下降0.72%，其他指标（如钠、钾离子含量、吸光度）均无明显变化，结果见表1。表1 人血白蛋白质量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2．2 人血白蛋白的收获率的比较 根据2003年～2006年上半年连续共153批人血白蛋白统计数字分析，自动化控制前后人血白蛋白收获率也有明显差异，实现自控后，人血白蛋白分装前收获率均有明显提高，提高的比率为0.02g/100ml血浆。结果见表2。表2 人血白蛋白收获率的比较
3 讨论
在血浆蛋白的分离过程中，各种成分的有效分离、回收、提纯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在采用低温乙醇法生产人血白蛋白过程中，影响人血白蛋白的5个重要生产工艺参数：反应液温度、pH值、乙醇浓度、离子强度和蛋白浓度，其中任何一个参数的改变都会影响到白蛋白的分离效果，甚至影响制品质量。
尽管低温乙醇血浆蛋白分离工艺已延用多年，但由于自动化程度不高，大部分工序均为人工操作，众多技术指标均靠经验和手工控制，如乙醇、缓冲液的滴加，设备的清洗，制品反应温度的控制和反应液计量等，且不说工作人员劳动强度大，操作时人为的因素造成的误差（操作误差、计量误差、温度控制误差等）严重影响着制品的质量和收获率，形成较大的批间差，未能充分发挥低温乙醇血浆蛋白分离的诸多优势［5］，通过实现自动化控温、称重、加液和自动清洗，从而实现了设备状态的自动控制，减少了血浆蛋白分离过程中手工操作的误差，有效地控制了制品制备过程中的微生物污染，降低热原质。通过自动化控制，使得血浆蛋白分离过程中严格控制的五个控制因素（反应液温度、乙醇浓度、离子强度、pH值和蛋白浓度）有机结合并得到准确的控制，使得整个血浆蛋白分离过程趋于理想状态，使被分离的制品各项质量指标更加趋于稳定，工艺特点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更加符合GMP管理要求，从而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总之，血浆蛋白分离工艺实现自动化后，为进一步全面提高血浆蛋白的质量和收率，增加制品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均一性，为充分挖掘低温乙醇血浆蛋白分离工艺的潜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憬惺.血液制品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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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istler P， Nitschmann H. Large scale production of human plasma fractions. Eight years experience with the alcohol fractionation procedure of Nitschmann， Kistler and Lergier. Vox Sang，1962， 7:414-424.
篇10
体育慢慢深入家庭，能在促进身体健康的同时，又排解个人在现代社会中所承受的竞争压力，给家庭成员提供精神和心理上的支持与慰藉，起到改善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沟通思想，活跃家庭气氛，提高亲和力、凝聚力，促进身心健康的作用，使家庭成员获得全面的健康，去享受丰富多彩的人生。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体育慢慢地深入家庭，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体育锻炼，是群众体育活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开展家庭体育活动，将成为未来每个家庭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解中学生家庭体育教育现状，使家庭教育走出重智轻体的误区。重点调查家庭对子女的体育教育态度、教育方式、教育内容、开展家庭体育锻炼的途径、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情况，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找出中学生家庭体育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提出建议和对策，为中学生家庭体育教育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遵循随机抽样原则，运用抽样法选取了岳阳市第二中学部分学生为研究对象。
1.2调查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针对本课题研究的需要，通过计算机检索系统查阅了《中国期刊网数据库》和《科技文献通报》等有关家庭体育教育的论文和论著，对收集的信息加以分析、研究。
1.2.2调查访问法
本文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岳阳市二中部分的学生和家长进行走访，咨询教育方面的专家，就论文的某些问题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依据社会学调查理论与方法制定、发放、回收问卷，问卷制定过程中进行了效度和信度检验，为论文的分析提供了实证材料和数据共发出问卷125份，回收问卷120份，回收率96%。收到有效问卷100份，有效率98%。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影响家庭体育活动的因素
（1表示工作学习时间长，没有时间 ，2表示无体育兴趣，3表示无人组织，指导、4表示合适的器材，5表示没有场地，6表示经济方面，7表示懒惰，8表示其他。黄-百分比、红-人数）
图1影响家庭体育教育活动的因素
从图中1可清楚地了解到影响家庭体育活动的因素。家庭体育活动的开展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排在首位的是“没有时间”，说明了岳阳市二中学生的学习比较紧张，学习压力较大，也或许是因为中学生在其生活方式中对空余的时间安排不合理，其次家庭成员没有共同爱好，也制约着家庭体育活动。结合中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对象来看，中学生大多数是跟朋友同学一起活动，说明朋友同学之间的共同体育爱好使中学生更多的与朋友同学一起参加。有少数人跟家人一起活动，不排除家庭成员的爱好对家庭体育的影响。假如家庭成员能有共同的爱好，中学生能更多的与家人一起参加体育活动。可喜的是认为对体育活动“没有兴趣”为零，说明中学生都对体育活动有兴趣，都愿参加体育活动，但是客观原因制约着中学生参加体育活动，家长对体育课的认识浅薄是制约其子女参加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2.2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家庭体育影响
从对岳阳市二中部分学生父母的学历问题的调查结果表明： 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很少，只有15名，占总调查的13%；专科文化程度的也只占到了总调查的21%；高中及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到了总调查的一大半，有65名，占总调查的54%；父母低文化程度的也占到了33%；父母的学历对家庭体育内环境的好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家长的体育健身态度是影响子女参与体育健身的关键因素。家长喜欢体育的程度与反对子女从事体育的比例呈负相关，家长受到的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提高孩子的体质健康重视程度也明显要高，他们通常都会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积极支持孩子参加体育健身活动。但是，也有少数文化程度较高的家长和大多数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家长，由于对体育健身功能认识不足，没有形成体育健身的正确观念，认为孩子参与体育健身是浪费时间，反对孩子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由此我们得出父母的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家庭体育教育在家庭教育中实施的效果。
2.3家庭生活水平对家庭体育影响
家庭的生活水平是指家庭收入的高低以及家庭负担所带给家庭的承受能力，这是学生能否受到良好家庭体育教育的物质基础。也是决定家庭体育教育在家庭中开展是否顺利的先决条件。
表1 家庭收入水平
表2 家庭消费情况（月）
表1中说明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子女进行体育锻炼活动的基础因素之一。有研究报道，家庭所属社会阶层与体育参与有密切关系，社会经济状况优越的家庭体育参与程度也趋向于高水平，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高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即家庭收入的多寡与大学生体育锻炼参与存在正相关。表2中数据说明，家庭经济收入的高低与体育消费水平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体育消费与家庭收入特别是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呈正相关，家庭体育消费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增大。生活水平较高的家庭只占到总调查的9%；生活水平一般的占到了44%，也占到了相当大的比率；有34%的生活水平较差，对家庭体育教育也是有心而无力的；而更有13%的家庭生活水平差，对家庭体育的关注甚少，且对家庭体育教育对子女成长的重要程度，也未有正确的认识。
3.2家庭教育态度和行为对家庭体育影响
（1重学业健康指导；2重学业无健康指导；3没有考虑）
图3 家长对子女的期望目标
从图3可看出，绝大多数家长对体育能增进孩子体质健康、调节心理、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但是，现行的学生升学制度，造成了家长对孩子文化成绩的重视，超过了对孩子体质健康状况的重视。因此，有许多家长过分注重孩子的智力开发而忽视了体质的培养。总体上看，家长对学生的期望值较高，对学习及智力发展比较关心，但存在重智轻体，体育教育观点不明确的问题。家长在重视子女学业的同时，也希望孩子有健康的身体，但体育教育意识性差。调查发现：家长对孩子的健身活动完全依赖于学校的安排，忽视了家庭在对学生进行体质健康教育方面的应有作用。这是在开展学生家庭体质健康教育活动中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体育教育行为是指父母对待子女体育锻炼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措施，这将对子女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与激情产生直接的影响。
表3父母对子女的体育教育行为
从表3中可说明家长在家庭体育教育中，无能为力，口头说教任其发展是家长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无法提供现有条件，不能积极为孩子创设环境，不能用身体力行带动影响孩子，说明家长的体育教育行为、态度、观念确实存在问题，只求表不求本。
3 建议
3.1 树立科学正确的健康理念
国家有关部门应从管理机制入手，制订出切实可行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升学考试和对学校教育的评价机制。同时，加强宣传引导工作，使家长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重视对孩子的“健康投资”，通过营造家庭的体育健身氛围，使孩子养成自觉锻炼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3.2 营造融洽的家庭体育氛围
家长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体育爱好，结合孩子的生理、心理特点，激发孩子对体育健身活动的参与热情。充分调动孩子的主观能动性。家长要身体力行，带领孩子进行体育健身活动，这对促进家庭亲人间关系的融洽和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3.3 进行必要的家庭体育投资
家长应尽可能地为家庭体育健身活动投资，为孩子添置羽毛球、乒乓球、篮球、足球等体育运动器材，如经济条件好的可以购买健身器材、假日体育旅游、聘请家庭体育辅导教师、送孩子到专业的健身俱乐部等。
3.4 加强家庭和学校的沟通
家长应主动跟学校沟通，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情况和体质健康状况。学校要做好健身知识的宣传工作，让家长知道科学评价孩子体质健康的标准，并将学生的体质健康报告和相关的健身运动处方提供给家长，指导家长利用空闲时间安排好孩子的体育健身活动。通过家庭和学校经常性的交流，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在孩子体质健康教育方面的作用。
3.5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体育教育观
现在家长的认识主要受制于高考制度，就业形势，社会文化传统等。“重智轻体”这种传统的教育观念根深蒂固，所以要帮助引导家长们学习新的教育手段，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这样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潮流，为自己的孩子更好的立足于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首先，引导和教育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正确的教育观，就是要使每个家长具有全面而长远的素质教育意识。其次，引导教育家长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再次，引导和教育家长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处理好孩子的文化学习投资和体育锻炼投资。其实“知子莫若父”，做好“文”和“武”的投资平衡是很关键的，要把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孩子在健康中成长。
3.6 家庭在家庭体育教育中应承担恰当的责任
对于孩子的体育教育问题，家长必须改变过去的传统观念，走出认识上的误区，主动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在家庭体育教育中，首先要使孩子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健康的身体是学习、生活、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如果不牢，构筑的理想大厦迟早都会倒塌；其次要坚持“快乐体育”的基本原则，积极参与孩子的家庭体育活动计划制定，督促他们持之以恒，培养他们的体育兴趣和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再次要鼓励孩子积极参加学校、社区等组织的各种体育活动。确定家庭在体育教育中的位置，主动配合学校、社区共同做好体育教育工作。
结论
父母的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家庭体育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实施效果，父母的学历对家庭体育的内环境的好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家庭经济水平是影响子女进行体育锻炼活动的基础因素之一，是决定家庭体育教育在家庭中开展是否顺利的先决条件。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高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即家庭收入的多寡与学生体育锻炼参与存在正相关。
家庭体育态度是影响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重要因素，父母对家庭体育教育的思想是学生能否更好的参加体育锻炼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是在开展学生家庭体质健康教育活动中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即父母的体育态度决定学生体育参与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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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3)-0089-08
对流通问题和城市问题的研究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并且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然而，有关城市与流通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的研究却很少。事实上，城市问题与流通问题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商品流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已达到很高水平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流通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都是各级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我国随着城市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推进，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流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从城市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流通问题，或从流通的角度来研究城市问题，无论对理论创新还是对指导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城市的角度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初步研究，并提出一个城市流通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框架。
一、西方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经典研究
城市就其本质而言是相对于农村的一个地理概念，这一特征决定了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地理学的影响。从城市流通问题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业地理学或商业空间学领域内。欧美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始于1920年，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并形成了以中心地理论为研究重心的新古典主义学派、数量革命引领下的空间分析学派和以消费者行为研究为导向的行为学派这三大理论流派。三大流派虽然在研究方法与重心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其研究的内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理论和城市商业空间选择理论两大方面。
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理论的研究重心是城市商业中心的性质、功能以及城市商业空间层级结构的界定，目的在于对商业空间类型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解释。该研究领域是以德国经济地理学者克里斯塔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为基础的，该理论提出的三角形聚落分布、六边形市场区框架、等级序列和门槛人口的内涵，以及根据市场、交通和行政原则得出的网点类型等原理为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其影响也极为深远。德国经济学家勒施提出的“经济景观模型”认为不同层次中心地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同一层次中心地的功能未必相同的观点是对克氏理论的补充。由于中心地理论的“理性人”假设抽象掉了消费者行为的差异，忽视了人在塑造空间结构中的作用，这一理论局限导致了行为学派的兴起。该学派强调空间结构的分析必须关注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充分考虑消费者行为差异对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对商业空间结构问题进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Rushton，其在1971年提出的“行为－空间”模型中提出了与中心地理论完全不同的消费者行为假设，认为消费者的行为在任何层次的中心地都会出现大量、多目的的差异，Rushton的理论模型对后来的研究者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其他代表性理论还有Davis的“购物中心等级发展模型”、Dawson的“零售地理制度性研究架构”、Potter的“消费者行为决策的空间利用场”理论和Murphy和Vance的对城市商业中心内部结构进行研究的地价模型、区位模型以及CBD界定的方法体系等。
城市商业空间选择理论侧重于商业区域的评估与选择，以及城市商业区市场区范围的界定等研究内容。Getis得出了商业总零售额随着离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减少的研究结论；Lee通过对不同类型零售店之间的区位影响进行分析，发现了不同类型的零售店之间存在的集聚、独立以及回避三种分布类型；O’Kelly提出了多目的、多停留的购物出行过程中零售设施的需求模型；Ghosh和Craig针对竞争环境中的区位选择问题提出了区位分配模型；Ghosh和Malaffety对多目的购物出行对零售企业之间的空间竞争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多目的购物会导致竞争企业的分散分布；Jones和Simmons根据“市场区的形状或空间形态”、“市场区业种的功能结构”以及“计划与非计划”等因素将城市零售商业的市场区划分为空间垄断型、可介入市场型和分散市场型三种。对市场区的划分，即对城市商业区吸引范围的研究一直是城市商业空间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该领域的经典研究有：Reilly提出的零售引力法则认为城市商业从周围地区吸收的销售额与该城市到周围地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Converse在零售引力法则的基础上导出了两城市市场区的断裂点公式；Huff以零售引力法则为基础从概率论的角度提出的计算零售范围的公式等。
除上述欧美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外，日本学者也从商业地理学和流通理论两个角度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荒川佑吉、田村正纪、山中均之对城市内部零售商业集聚类型和商业街问题的研究；服部二郎对城市间商业集聚的研究；阿部真野和宇野史郎、宇野史郎对日本城市流通系统及其变革的研究；以及藤井正、生田真人、高桥伸夫、川口太郎等学者从消费者行为视角对城市商业结构和商圈问题的研究等。
二、中国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商业地理学和流通理论两个方面进行的，其中尤以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最为活跃。我国商业地理学者对城市商业空间问题的研究深受中心地理论的影响，研究的主流是对中心地理论在我国具体地区的实证。1980年以后，中国商业地理学者开始利用中心地理论对中国某些城市的内部商业空间进行研究，如徐放、宁越敏、吴郁文等分别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商业中心区位结构、零售企业的区位布局的研究。1990年以后，又有学者继续对昆明、北京、南京等城市的商业空间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这些趋同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将时间维度纳入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框架，利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对北京城区的市场变迁和上海商业空间结构演变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受西方行为学派的影响，我国学者在1980年以后也开始对消费者行为差异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进行初步研究，如刘东英对城市消费特点与零售商业发展模式的相关性问题进行了研究；还有一些学者结合消费者行为对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商业空
间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除了上述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外，杨吾扬教授就区位论与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产业和城市发展以及区域规划的关系等基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城市商业空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仵宗卿基于商业活动的动态供需平衡提出了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新框架和技术路线，该框架建立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体系，为我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台湾学者陈坤宏和王鸿楷在吸收西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各种消费行为及其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各种商业业态的规模、集聚程度和方式、等级性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
除了商业地理学者的上述研究，我国流通理论学者也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这些研究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体系。谢朝斌对城市化与现代商品流通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城市化过程是现代商品流通发展与变革的直接推动力量，而现代商品流通产业的发展也反作用于城市化过程。晏维龙等学者对城市化与商品流通产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商品流通产业发展与城市化过程之间的密切关系。汤宇卿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现代城市流通系统空间分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城市商品流通优化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晏宗新对商品流通空间结构的内涵、运行机理与效应以及商品流通的空间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该项研究的视野过宽，部分研究内容超越了城市流通的范畴。
三、对城市流通问题研究现状的几点评述
综观上述国内外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大多是由商业地理学者完成的，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也以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为主。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欧美国家没有完整的流通理论是相关联的，而流通理论比较发达的日本就有大量流通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地理学者大量介入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与城市的地理属性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传统也紧密相关。
第二，正是由于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主体是地理学者，这就决定了现有的成果侧重于城市流通系统的空间层面，而对城市流通系统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这一时间维度缺乏足够的关注。我国学者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是将时间维度纳入商业空间分析，这是很好的尝试，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
第三，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城市流通系统中的零售商业关注较多，而很少有专门对城市批发商业进行的研究。无论就现代商品流通系统，还是就现代商业系统而言，零售商业和批发商业都是构成该系统的两个核心于系统，因而只关注零售商业而忽略批发商业的城市流通研究是不完全的。
第四，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单一城市层面或城市内部商业区的研究关注较多，而对城市间的流通问题关注则较少。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是无法独立存在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城市之间的分工与贸易日益复杂，城市之间存在的复杂的商品流通网络是城市流通系统重要的构成部分，因而只关注单个城市而忽略城市之间的流通网络系统的研究也是不完整的。
第五，由于流通理论学者缺乏对城市流通问题研究应有的介入深度，导致在对城市流通系统的研究中出现了对流通经济中的一些理论和概念的误解，如对零售商业业态的分类和认识等方面出现的不是十分准确的提法等。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学科之间的差异和学者的知识结构和背景的不同造成的，但这种现象的存在无论是对商业地理学，还是对流通理论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四、城市流通系统及一个综合性研究框架
(一)城市流通系统的含义及其形成与发展
本文将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的并与城市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商品流通系统称为城市流通系统，它包括城市零售系统与城市批发系统。城市流通系统的形成是与人类的市场交换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相联系的。市场交换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人类的市场交换活动有着悠远的历史。在前市场经济社会，市场交换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市”，而且大多是定期开设的“市”。在这种情况下，交换主体必须同时向某个特定的场所集聚，否则就无法进行交易活动。由于“市”的产生，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市”集聚，从而也就在“市”的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城市。但是，由于这种“市”不是长期开设的，而且规模也很有限，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规模也很有限，虽然此时产生了城市流通系统，但其还不是很发达。随着“市”的长期而固定化，社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也越来越向城市集中，与此同时，为了获得这些商品和服务，人、财、物与信息就会越发向城市集中，特别是产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大工业体制的形成，市场经济更是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城市流通系统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
城市流通系统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近代城市从封建社会内部的交换中心――“市”逐渐向其现代形态演变的过程中，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功能也日益完善，特别是向城市内部及其周边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形成了以现代城市及其周边居民为服务对象的“服务城市的产业”。同时，这种产业内部也不断进行着分化，逐渐形成了各种零售商业、物流业、金融与保险业以及饮食服务业等产业门类。然而，城市的商业活动并不仅仅限于这些服务城市的产业，在集市贸易发展的初期就已经出现了来自其他城市，甚至其他国家的远距离贩运商人，这些商人的活动不仅使批发商业与零售商业得以分离，更使城市流通系统的边界由城市内部扩展到城市之间，从而形成了城市间流通系统。但作为对外交易的城市批发商业真正发挥作用却是在产业革命以及商品流通的规模与范围得以扩大以后，并且随着批发商业的发展，其内部也开始了复杂的产业分化，形成了现代城市批发系统。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城市批发系统的发展，作为市场经济连接点和集结点的城市，也不断分化为集中大量商品和服务的大城市、只能集中少量商品和服务的小城市，以及处于中间状态的中等城市，从而使城市流通系统也形成了层级性。特别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大量生产体制的确立，进一步扩大了商品流通的规模与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城市之间的交易关系，从而使城市批发流通系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现代生产与流通产业的发展，城市流通系统的上述界限也具有越来越模糊的倾向，如一些大型连锁零售商除具有本来的零售功能外，还具有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组织商品供应与流动的批发功能。这些大型连锁商业企业更加推动了城市间流通系统的发展，形成了日益复杂的城市交易网络。
(二)城市流通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框架
综合城市流通系统的发展历史及其研究现状，本文提出的城市流通系统整体研究框架如图1所
示。为了对复杂、多层次的现代城市流通系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既要对整个城市流通系统进行总体观察，又要对城市流通系统的内部结构进行具体分析，同时还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现代城市流通系统的现状与未来进行分析与预测。为此，对现代城市流通系统的研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系统的关系、城市流通系统的结构，以及对城市流通子系统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分析。
1．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系统的关系。城市流通系统是城市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同时它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而它与城市系统中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与社会等子系统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环节，城市流通系统首先是城市经济系统的构成部分，因而它与城市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整个系统关系的核心。如图2所示，城市经济是由城市内部的收入及其循环所构成的，即通过城市的对外交易而产生的收入及其循环使城市经济得以运行，并通过循环的扩大而使城市经济得以增长。城市经济理论一般将城市通过对外交易而获得收入的产业称作“外需产业”，即通过向城市外部销售在城市内生产的商品与服务而获得收入的产业。与此不同，利用从城市外部获得的收入而在城市内部进行循环的产业叫“内需产业”，即以城市内部的消费市场或投资市场为基础而产生并发展的产业。我们可以将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描述如下：“形成城市的产业”越发展，从城市外部流入城市的收入也就越多，从而意味着城市内部的“形成城市的产业”的收入也越多，进而使就业者的收入也越多。这样，就会形成并扩大城市内的消费市场从而使“服务城市的产业”得以发展、壮大。在城市流通系统中，批发商业通过连接城市之间的交易而获得收入，承担“形成城市的产业”的职能；另一方面，零售商业是“服务城市产业”的重要行业。零售商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从城市外部获得收入的“形成城市的产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形成城市的产业”如果能够得到发展，就会使城市内的企业收入与就业者收入增加，从而形成新的消费市场或投资市场，进而促进“服务城市的产业”的产生与发展。当然，财政资金或公共投资也会对城市内收入的增加做出贡献，从而扩大“服务城市的产业”的发展基础。但是，在城市内产生的收入未必只在城市内部循环，收入从城市内流向城市外，或从城市外流人城市内是经常发生的。一般来说，城市越发展，从城市外部流入的收入就会越多，从而越有利于“服务城市的产业”，特别是零售商业的发展；相反，城市越不发展，城市收入向外部流出就越多，从而就会导致零售商业发展的停滞或衰退。
除了上述与城市经济系统之间的联系外，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政治、法律、文化以及社会等子系统之间也存在着持续的互动。就城市政治和法律系统而言，一方面，城市政府与中央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各种经济政策会对城市流通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一些政府制定的流通政策对城市流通系统中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的经营行为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流通系统的发展也会反作用于城市政治和法律系统，如流通产业的发展为城市带来的若干问题会促使城市政府采取措施对城市流通产业的发展进行规制和管理。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文化和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也非常明显，如新型零售业态的出现对城市居民消费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以及国际流通企业的进入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均是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文化与社会系统之间互动的生动写照。
2．城市流通系统的结构。如前所述，城市流通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分化为两个子系统，一个是对内交易系统，即城市零售系统，一个是对外交易系统，即城市批发系统。城市批发系统的承担者是批发商业，而城市零售系统的承担者则是零售商业。城市批发系统通过对外交易，将商品与服务集中到城市，从而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产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工业生产体制的建立，城市之间的交易关系与交易规模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大为扩大了，这更使城市批发系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批发商业系统本身也在不断进行着分化，即分化为收集型或产地型批发流通系统、分散型或销地型批发流通系统和中转型批发流通系统。收集型批发流通系统的主要职能是将城市生产的商品向城市外部输出；分散型批发流通系统的主要职能是将城市外部生产的商品向城市内部输入；中转型批发流通系统的主要职能是媒介以上两个批发流通系统，并连接城市之间的交易网络。另一方面，城市批发系统还进一步分化为专门经营某类商品的不同业种的批发系统。同时，现代社会中，除上述以专业批发商为主导的城市批发系统外，还有其他非专业化的城市批发系统：一是厂商主导的批发流通系统，二是零售商主导的批发流通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城市的批发系统。批发商业不仅通过广阔的商品流通网络将城市内部与外部相连接，而且批发活动的专业化与层级化使各种各样的批发商业向城市集中，并在空间上导致了信息与金融等中枢管理职能的集中，从而形成了广阔的城市批发流通网络，强化了城市之间的纵横联系，并在城市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层级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批发商业的集中，城市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这不仅为“服务城市的产业”――城市零售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其发展提出了挑战。在人口大量集中的大城市，一般都有较发达的交通系统及大规模的消费品流通市场，从而促进了大型零售商的产生及零售经营方式的变革。与批发商业一样，零售商业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一系列的“零售革命”，不断出现层级分化与业态分化的趋势，从而也导致了不同类型的零售商业在空间上的分化。不仅如此，零售商业的层级分化与业态分化还进一步促进了零售商业的业种分化，即出现了便利品、选购品、专用品等经营商品上的专业化。从城市商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以经营选购品和专用品为主的零售店主要集中于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中心部，而以经营便利品为主的零售店则主要集中于人口居住区。因此，零售商业的空间分化是非常明显的，并形成了若干零售商业的集中区，即零售商业集聚地。由于各种零售商业集聚的商圈范围不同，从而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零售系统的层级分化与空间分化。
3．城市流通系统的总量分析。城市流通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经济系统，为了对该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与把握，首先应该对某一城市流通系统的总量进行分析，以在宏观上对该城市流通系统的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城市流通系统总量的分析，既要考察城市流通系统对城市经济的贡献度，同时也要考察城市流通系统内部两个子系统的总量，通过对城市零售业和批发业发展状况(批零系数的计算)的综合比较，进一步明晰该城市的商业类型特征。在了解与把握宏观总量的同时，为了深入了解城市批发系统和城市零售系统的发展状况，还应
当对这两个子系统的内部业种与业态结构，以及规模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并可以通过城市批发和零售产业相关数据的历史比较，以及与其他可比城市的横向比较全面了解城市批发与零售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
4．城市流通系统空间维度的分析。对城市流通系统空间维度的分析是该领域研究的传统层面，尤其是对城市零售系统的研究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就零售商业本身的特点而言，每一个零售店铺都有其相对固定的服务范围――商圈，因而零售商业本质上是以城市空间为依托进行布局和集聚，并在店铺和集聚地之间展开多层次的竞争，当零售商向特定区域集聚时，就会在该区域形成零售交易中心地，零售交易活动便以此为中心向其周边地区辐射，从而形成零售市场空间。集中在交易中心地的零售商将围绕该市场空间内的消费者展开竞争，同时，这些零售商又作为一个整体而与其他交易中心地的零售商集团展开竞争，即相互争夺零售市场空间。其竞争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市场空间。因而，零售商业集聚的类型、消费者的空间选择行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城市商业中心的等级结构和竞争结构是城市零售系统空间分析的重要研究课题。正是由于零售商业与城市空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城市零售系统空间分析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在于城市中心部与郊区之间的商业竞争。如前所述，随着城市批发系统的发展壮大，其不仅加强了城市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关联，也通过促使城市内部市场规模的变化(城市人口的增加)来推动城市内部市场的空间分化。其重要表现就是人口向城市中心区集中与向郊区分散的交替进行，从而引起了城市零售商业在中心区与郊区之间的竞争。因而城市商业离心化的原因、过程和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中心商业街区的振兴和城市商业的规制等问题也是城市零售系统空间维度分析的重要课题。
批发商业与零售商业不同，前者受到商圈的影响较小，加之批发商业的功能是城市的对外交易，对城市空间的依托度也不如零售商业那样高。正因为如此，学者们对城市批发系统空间维度的关注远逊于对零售商业的关注。但尽管如此，日本学者围绕批发商业的对外交易职能，对城市批发商业活动造成的城市间交易网络，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间的层级结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城市批发系统的空间维度的研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展开：一个层面是由于批发商业交易向大城市的集中带来的相关资金流(金融功能)和信息流(决策功能)向大城市集中而在城市之间形成的多层次的交易网络。由于城市的位置、规模、功能等方面的差异，各个城市在城市交易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也会存在差异，既存在水平的协作关系，也存在垂直的层级关系，由此导致了城市间的批发交易结构问题。日本学者对大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在不同城市间的分布，即对城市间的交易网络和层级结构的研究就属于是这个层面的典型研究。第二个层面是通过城市批发企业的进货地点与销售地点的分析来研究城市批发系统的空间结构问题。不过这个研究层面受统计资料的制约比较明显，由于官方二手资料的不可获得性，这个层面研究的数据获得可以通过抽样和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另外，在城市内部，不同类型的批发企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也是有所差异的，如港口城市的临港地区可能是批发企业集聚的地方，这一点可以从城市行政区之间的批零系数的差异反映出来。因而批发企业在城市内部的布局规律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5．城市流通系统时间维度的分析。任何城市的流通系统都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因而对城市流通系统的深入研究必须将时间维度也纳入分析视野。将时间维度纳入分析框架使城市流通系统的研究嵌入在了经济史、商业史、城市史等史学背景中，将城市流通系统的演化历史与城市的发展历史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城市商业发展史、城市商业中心的演化史、典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史等内容都是这个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与之相应，时间维度的另一个层面是对城市流通系统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在该主题下，城市商业规划与政策、未来城市发展定位以及城市发展战略问题都是重大研究领域。必须指出的是，时间维度的历史与未来层面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对城市流通系统的发展历史轨迹有了清晰的认识才能准确地把握城市流通系统的发展动向和趋势；同时也只有带着发展的问题去关注历史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地展开历史维度的研究。在城市流通系统的时间维度方面，我国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徐文龙等学者应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对北京等城市商业中心结构历史演变的研究就是该领域的典型研究。我国的很多城市都属于历史悠久的古都，对这些城市商业发展历史的研究不仅对这些城市的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也是极具学术价值的。
篇12
科技引领，推动有机畜牧业科技创新。一是建立较为科学完整的有机畜牧业工作数据信息系统，建立有效的信息公开化和共享制，健全牲畜溯源系统和有机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为有机牛羊佩带耳标，实现从“草场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提高有机养殖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二是协调科研单位围绕有机畜牧业发展，开展优质牧草新品种引进选育和种植、防灾减灾、健康养殖、牦牛藏羊良种繁育、高原家畜寄生虫病综合防控、药物高效低残留、牲畜粪便无害化处理等技术研究，为有机畜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保护良种，打造有机畜牧业知名品牌。按照“宜牛则牛，宜羊则羊，因地制宜”的原则，大力选育推广藏系欧拉羊、牦牛等优良畜种，加快“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建设，扩大品牌畜种覆盖面，努力提高有机畜产品质量和产出能力，努力把自治县建设成为藏系欧拉羊、雪多牦牛和河曲马优良畜种示范区，扩大品牌影响力，创造品牌效益。
篇1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志琴研究员认为黄帝文化具有强烈的生命和生活意识，“中华民族对黄帝的尊崇，实际上尊崇的是生养、培育中华民族的生命之基，所以中华文明初始的象征不是神庙、金字塔那种固定的建筑实体，而是有生命的，鲜活的人中之杰――黄帝。从传说时代就以现实生活而不是神物灵异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色”(《人文初祖的现代意义》)。山东经济学院王继训教授指出黄帝文化具有很强的文化象征、情感纽带和精神感召作用，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导向力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团结各族人民、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黄帝与中华文明的导向力》)。
西北大学刘宝才教授认为，“黄帝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精神和创新精神，是黄帝时代历史特征的总结”，“现有的黄帝文化的各种资料的性质不完全相同，与黄帝时代的关系不完全相同，未必全都反映黄帝时代的历史真实。作为观念史的黄帝文化，它既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联系在一起，又与五千年来的中国文明史联系在一起，在黄帝时代以来的五千年间得到不断丰富发展”(《黄帝文化论纲》)。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教授通过对历史典籍的考察辨析认为，“黄帝的传说产生于北方，黄帝族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黄河流域”，在梳理黄帝形象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揭示了浙江缙云黄帝文化以道教文化为核心的本质，并强调拜祭人文初祖的活动不能走上背离人文主义精神的道路(《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
二、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研讨会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取得一系列成果。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俊义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乃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民族精神，通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载体和标志予以集中反映，呈现于民族大家庭之中，既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弘扬，又便于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端正学风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教授认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共有的精神支柱、精神根基和精神寄托，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具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乃是一个民族具有主体性的深层内涵和核心标志。民族精神家园是由宇宙意识、价值观念、道德情怀和思维方式所构成的精神系统，其核心是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并非只建设共有的‘精神’，而是包括了培育这种‘精神，的载体，‘家园’也就是实实在在的环境和氛围”，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社会(国家、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角度强调了精神文化所凭依的载体的重要价值；“‘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包括中华民族56个民族在内的‘共有’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共有的精神财富。它不仅仅指从56个民族精神中抽象出来的都具有的精神财富，也应包括所有民族和地区多元文化中优良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陕西师范大学杨恩成教授认为，“不能把‘民族精神’框范在一个狭窄的范畴内，忽视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多民族性和多元性。这是我们谈守护民族精神家园的出发点”，坚持和弘扬“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谈民族精神家园的内涵及其现代意义》)。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陆栋先生认为，“精神家园是获得身心自由、张扬生命意义的目标和归宿；精神家园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一种诗意的存在”，“精神家园其实是一个心灵转化的过程，是一种开放和追求，一种安顿生命的体验”(《文化・教育・师道――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要素的若干思考》)。清华大学程钢副教授认为，“家园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它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温情与相互理解的精神家园”(《经典阅读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特征。周伟洲教授认为主要包括民族性、多元一体性、包容性、创新性及时代性(《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西北大学方光华教授认为天人合一、顺乎人性、和而不同构成了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论框架，关于文化经典的重新诠释是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革新的主要方式，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形式主要是教化，目的是塑造人的道德(《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的主要特点及建设经验》)。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践途径。首先是强调教育的价值。西北大学张岂之教授认为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基础是现代公民文化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应该加强教育的普及和提升(《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先生强调“在高等教育中，弘扬中华文化特别要加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和谐的建设，它是大学教育的历史使命”，着重“培养学生的和谐文化思维、和谐文化观念与和谐文化精神，用和谐文化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引导学生树立和谐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弘扬中华文化是我国大学的历史使命》)。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张俊相教授主张弘扬“大学之道”，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的人文道德精神，建设高等学校的精神家园(《弘扬“大学之道”，建设高校精神家园》)。西北大学李浩教授认为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大学校园建设等概念在我国理论界早于民族精神家园概念提出，它们在神圣性、包容性、开放性、仪式性与创新性等方面为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学精神探索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启示》)。陆栋认为教育要贯穿中国文化的精神，“将中国文化的理想与人才培养的实际相结合，培养出有民族文化自觉和现代文化素养的人”(《文化‘教育・师道――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要素的若干思考》)。程钢副教授认为“传统经典可以作为知识的核心与媒介，从而促进多元一体的成分之间达成文化的共识，最终推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经典阅读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浙江大学何俊教授、陆敏珍副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理性化的，但经验性依然在发挥作用，区 域性的自足平衡系统仍然存在，它们对解决精神家园建设的问题具有深刻的影响(《网络状中国传统社会及其现代转型》)。
其次，突出文化认同与现代性反思的意义。周伟洲教授着重指出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民族自觉的文化保护意识、正确处理各民族发展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辩证关系等(《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则认为要继承和发扬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相统一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中华民族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等。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应当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重视兼容会通、体现时代要求(《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几点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教授从文化自觉角度阐述了精神家园建设的具体思路，从古代儒家注重道德自觉的伦理本位出发，分析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有用资源，重点论述了儒家实现道德自觉的道德实践方法，即学以明伦的伦理实践、效法天地自然的情感实践、养气立志的君子人格实践的现代价值(《精神家园建设与文化自觉》)。北京语言大学李庆本教授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化与传播对象国之间的关系与解决途径(《中华文化传播对象国的文化政策研究报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佘树声研究员、西安佛教研究中心韩金科研究员通过对殷商、西周、东周出现的伦理认知和伦理观的比较，认为当时氏族家族血缘纽带关系伦理认知发展到了顶峰，并且促使非氏族家族血缘关系伦理认知和伦理体系产生，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百家争鸣自由学术环境的观念基础，形成了中国古代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历史框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精神的建构》)。
关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义。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从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重新反思理性与信仰、义与利、理与欲的关系，认为“重新构建精神家园是挽回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幸福的必要手段”(《精神家园与人的尊严》)。暨南大学范立舟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研究能够强化民族凝聚力，促进全球华人在价值规范和思想品性方面的共同观念，培育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广阔胸襟，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新型文化体系提供思想保障(《天下归心：中国传统文化之认同性问题研究》)。学者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交往与碰撞，使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没有对民族精神的自觉，民族文化将可能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没。
三、关于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系
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间的联结点是研讨会的一个重点和难点，研讨会在若干问题认识上有所突破。
强调文明的传承和革新。张岂之教授认为，黄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体现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黄帝文化与继承发扬民族精神的关系是“源”与“流”，“实质是‘继往’与‘开来’。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如果没有创新，就会使文化失去活力；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否定继承，又可能迷失本原。‘继往’同‘开来’相互联系，‘推陈’与‘出新’是辩证的统一”(《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
突出信仰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总建筑师张锦秋教授认为“黄帝陵是中华儿女共同景仰的圣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之中，黄帝陵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公认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标志之一。继续做好，不断完善黄帝陵的保护与建设工作对弘扬中华文化、激励爱国热情、增加民族凝聚力、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完善黄帝陵的保护与建设，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重估黄帝信仰的价值，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时期的共祖，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和中华早期文明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凝聚着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在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今天，在中国人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时候，深入认识黄帝信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解读黄帝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并发挥黄帝文化在团结各族人民、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成为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参与的重要工作。”他认为“黄帝信仰是将祖源认同与文化认同合为一体，不单纯是血统的探源，同时也是文化的寻根。黄帝信仰整合了民族的统绪，使中华民族之中各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归属，起到了巩固中华共同体的作用”，“突显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开启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先河”(《文化学的视野：黄帝信仰与中华民族》)。
彰显黄帝文化的现代意义。赵馥洁教授认为，“经历五千年之久的‘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由历史记载、神话传说、文物遗迹和祭祀活动构成的黄帝文化中积淀和凝结着丰厚渊深的精神价值内涵。自古以来，对黄帝的历史探索和历史纪念总是与弘扬这些优秀精神价值融合为一体的。黄帝文化中蕴涵的精神价值，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包括赞美文明创造的人文价值、崇尚“惟仁是行”的道德价值、追求统一和谐的社会价值理想、奋力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价值(《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从天下为公精神角度阐发和梳理了关于黄帝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研究，认为“黄帝精神是原始社会发展到社会即将转型、物质达到史前丰富阶段的产物，也是上承‘三皇’下启‘三代’之重要时代的精神结晶。其以土地为根发展经济、以民生为本创造发明、以和合为纲建立古国的精神，可以综合概括为‘天下为公’的伟大精神，亦可泛称为‘黄帝精神”’(《弘扬黄帝为公精神，建设民族和谐家园――兼论黄帝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内在关系》)。
揭示黄帝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历史过程。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认为，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普遍认为黄帝是人们的共同远祖，这种祖先认同的趋势为战国时期的黄帝崇拜现象、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局面、为华夏族的正式形成奠定了观念基础和心理基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黄帝起着构建共同心理的重要作用”(《黄帝与中华民族》)。台湾明道大学李增教授认为黄老之道，“以《老子》之道为先，《黄帝四经》在后，老子之道着重在玄虚，《四经》之道在落实”，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黄老之道比较与对中华民族精神之贡献》)。南开大学张荣明教授认为秦汉是中国中古政治信仰的创立期，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政治信仰从实到虚以及与政治理性的密切联系(《秦汉政治信仰建设及启示》)。
四、关于中华文化
研讨会对中华文化的丰富性、深刻性、现代性也作了充分揭示，特别勾勒了中华文化 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方面的积极意义。
关于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张岂之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复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复兴，缺一不可。经济上的贫困，人民生活如果没有持续的提高，没有普遍的富裕，就无力支撑民族的发展。而单纯经济上的提升，没有政治和文化与之协调发展，也无力塑造一个伟大的民族”，主张将中华文化与民族的兴旺发达联系起来考察，突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这是新时期弘扬中华文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主轴是精神文明，包括中华文化的特有精神内涵和当代人对待民族精神家园的价值取向(《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成人”之学，教育人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以“修身”为中心的“成人”学说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也是儒学的生命力与现代性所在(《儒家学说的实践性格》)；他在学术发言中深入分析了古代祭天礼所体现的丰富文化内涵，包括报本观念、效法和遵循天道的意识、以天德要求自己的以德配天思想，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与人道关系问题做了新的阐发。西安交通大学钟明善教授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有两个主要观念，即阴阳对立统一观念、易和变观念，并且体现在书法艺术的创作理论与实践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与书法艺术》)。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认为“道家的生命关怀精神，是道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在现代社会尤具特殊意义”，主要体现为以平等、主体、至上的原则珍视、安顿、关怀生命，既重视现实的形体生命，又主张回归自然，保持精神生命的自由，以获得生命的圆满与超越(《论道家的生命关怀精神》)。
关于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价值。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变异性和稳定性的基本属性，是“由众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汉族与其他古今众多少数民族长期文化交融的结果”，构建和弘扬现代中华文化必须高度重视和坚持保护中华文化(包括构成其基础的各个民族传统多元文化)，合理地、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中华文化中各民族多元文化的遗产，推动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关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相互关系问题。赵馥洁教授认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是弘扬中华文化，特别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中所蕴涵的优秀精神价值”(《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应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根据和基础；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文化，特别是其中优良的精神文化的升华和重新构建”，中华文化发展、创新的过程即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价值，认为在黄帝时代就已有“天人和谐论”的萌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掘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蕴藏的丰富的保护自然、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结合历史地理的变迁讨论了环境生态破坏等问题，强调生态文明是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确立俭朴节约的生态伦理观与生活习俗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途径。建设生态文明也是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保障和内容(《从天人和谐论到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
